防斋集卷十三

译江东宪司恕轩记 “恕”就是像自己的心一样。喜欢和厌恶，是人心的大端。自己想要的，谁不想要？自己不想要的，别人谁会想要？《大学》论述絜矩之道，说上对下、先对后、左对右，都不要把自己所厌恶的施加给别人。既然不把自己厌恶的施加给别人，那么所施加的就都是别人所希望得到的。所希望的，是我的心；所不希望的，也是我的心。难道可以把希望和不希望都当作心吗？心没有所谓希望，也没有所谓不希望。那么靠什么认识心呢？心有思考吗？思考由心产生，但思考不是心。心有知识吗？知识由心发出，但知识不是心。无思而思，无知而知，无欲而无不欲，可以这样认识心吗？心不可被认识，却正是认识本身。心不可认识，那么怎样才能像自己的心呢？用不可认识之心去认识心，就不必刻意求得像心而自然无不合于心。宪司厅事的左边有一座小轩，旧匾题作“平恕”。偶然因修葺治理，取先圣教诲子贡“终身奉行”的话，改题为“恕轩”。刑罚是重大之事，皋陶的言论已经说得很完备了。宽宥过失，不经过审察就宽恕吗？故意犯罪，可以宽恕吗？回答说：故意犯罪即使很小，也不能不施刑。要像自己的心一样来施刑，我又知道什么呢？即便如此，也实在是出于万不得已。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养，圣人守住职位所奉行的原则叫作仁。制定刑罚的根本宗旨，不是喜欢杀戮，而是用惩罚来阻止犯罪。何况古代修明道德来阐发教化，讲读法令来使百姓明白。百姓陷入罪过，还说不完全是百姓的罪。替他们考察形貌、审察言辞，替他们听取师长的意见，经过审慎核实后让他们服罪悔念，为他们哀怜体恤，事情曲折繁重到这种程度，尚且如此。后世没有教化而只有刑罚，然而天常人伦本来从未泯灭。百姓遭受刑罚，难道不会自己知道吗？我不教化百姓便骤然施刑，难道自己也不知道吗？下位者违背本心而犯罪，上位者违背本心而治他的罪，这样上下都不合乎本心。但下位者违背本心，没有什么值得责怪的；上位者违背本心，责任难道可以逃避吗？《易经·贲卦》说：“君子因此明察各种政务，不敢轻率断狱。”明察足以断狱，尚且不敢贸然裁断，这就是所谓像自己的心。我心中刚刚萌发的明察，竟敢于裁断，我的心果真是这样吗？唉！后来居此官职、与我有同样心意的人，希望把这些话作为鉴戒。处州缙云县重修鼓楼记 绍定年间，我持江东转运使的符节，东阳朱君名元龙，字冠之，任池州青阳县尉。我改任司臬，冠之任番州理掾，又偶然成为同僚，先后都被檄召进入幕府。冠之天性耿直，坚定而不肯阿谀附和，辅佐赞助政务很多。改任处州缙云县令，端平三年到任。等我在朝中任官，听说冠之更新县楼，惊讶地说：“冠之不是喜欢兴办土木的人，难道其中一定有原因吗？”况且这个县地方狭窄、百姓贫困，赋税徭役繁重，冠之以宽缓简约、勤勉廉洁取得民心，调解冤屈积案，救济贫弱，崇尚教化，确有古代良吏的风范。我正私下庆幸，为什么突然又修缮建筑、劳累百姓呢？没过多久，冠之寄信给我，详细说明原委，请我记述此事。才知道这次工程没有向百姓征收一文钱、一粒粮。县里按惯例收取输纳钱五百缗，冠之捐出用作费用。郡太守陈公到任后，又拿公帑资助。工程不交给吏员办理，而由寄居此地的士人监督，他们急于行义，欣然乐意出力。楼建成而百姓毫无知觉。我感叹说：“我本来就知道我的冠之没有辜负求学明道、爱护百姓的教诲。”君子治理政事，只怕舍弃根本，专事不急迫的事情。查考图志，宣和五年创建此楼，距今一百五十年，遇到大风，一夜之间便被刮倒，形势确实十分危急。不烦扰百姓而事情办成，根本没有受到损害。况且当年灾荒、粮食艰难，服役的人争相前来。规划确定后，于深秋开始施工，到初冬完成，正是农闲时节。这些都符合古代役使百姓的道理，是值得记载的。从今以后，危楼高高耸立，官署大门洞开，县令出入这里，一定会想到早起晚睡、共同办好政事；县中官员出入这里，一定会想到相互规劝警戒、辅佐长官；宾客出入这里，一定会想到请托求见之事不应实行；诉讼之人出入这里，一定会想到冤屈和正直都应得到公平裁决。这些都是县政所关涉的大事，难道只是听鼓声响亮、观赏石笋峥嵘而已吗？既以此文报答冠之，于是写下作为记。池州重建祠山庙记 《易经·系辞》说：“通晓昼夜运行的道理，便能知晓。”精气神明达到极致，就能与神明相交，不分白天黑夜、醒着睡着，难道这就是《易》的道理吗？先父在癸卯年身患重病时，梦见与神相遇，神停马仔细观看，认为先父伟岸。先父醒来后病便痊愈了。当时我正十岁，清清楚楚记得这件事。三十一年后，先父再次生病，便向神卜问医治之方，果然很灵验。唉！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谁又能没有父亲呢？我每到任所，遇到水旱、盗贼等灾害，便为百姓祷告，希望我的百姓都能吃饱饭、安居乐业，以奉养自己的父母。我的父亲虽然已经去世，但父亲的心愿不能忘记。池州有一座神祠，低矮简陋而且倾塌破败，于是拆除重建。并不是为了向神求福，也是为了表明我思念父亲的心。凡是在池州做官、居住，和我有同样心愿的人，都要世世代代修缮治理它，使它不要毁坏。

译池州西祠俪景楼记 绍定二年夏六月，我奉命主管江东仓司。第二年冬天，又以宪司身份兼管仓司事务，接连遇到年成歉收，早晚都把赈济灾荒作为急务。《周官》说大司徒有十二项荒政用来聚集万民，最后一项是“除盗贼”。荒政属于仓司的事务，除盗属于宪司的事务；这样看来，两者的脉络相互贯通，源远流长。我任职而想到这些忧患，怎样才能称职地承担平息盗贼、赈济灾荒的责任呢？一天读《昭明太子集》，才大有所悟。当时吴郡屡遭水灾，庄稼不能成熟，有人上书说应当疏通漕运大渠以排泄浙江的水，诏令征发吴郡、吴兴、信安三郡的丁壮服役。昭明太子上疏竭力劝谏，大意说：“吴兴连年歉收，百姓颇多流亡；吴郡十城也没有全部丰收，谷价仍然昂贵，抢劫盗窃屡次发生。各地主管官员都没有上报。如今征戍的士卒还没有回来，强壮男丁稀少，这件事虽然规模不大，私下恐怕难以合宜。官吏一声呼喊，家门便被惊动，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去年公私都还不能让百姓吃饱，如今又使他们失业，弊害更加严重。况且草寇多在窥伺民间虚实，如果招募人来服役，抢劫盗贼就会更多。吴兴尚未得到利益，内地已经遭受弊害。”这些话哀痛反复，彻底看见了百姓的隐情。唉！饥荒之年民心不稳，盗寇便相继而起。所以平息盗贼没有别的巧法，就在于使百姓有足够的粮食；赈济百姓没有奇策，就在于官吏不要扰民。如今昭明太子知道修漕渠一定会扰民，扰民一定会导致盗寇，于是竭尽忠诚直言劝谏，竭力遏止祸患的萌芽，可以说是见微知著的明智之人。修漕渠的工程固然是劳民伤财的民事，即便如此尚且不可，何况正逢饥荒接连而来之时，职责在于抚恤百姓，却不能培养国家根本，反而任意动用刑罚，趁机加重征敛，用严刑约束，以虐待百姓来教导盗贼，那样造成的祸害又哪里说得尽呢？这样看来，昭明太子的话不仅有益于当时，实在也是万世的龟鉴。我开始在池州任职时，每逢雨旸、疫疠等灾害便为百姓祷告，总能得到响应。于是就在西祠旁开始建造新楼，以安妥神灵，题匾为“俪景”。等我来到番州将近一年，池州人拿着请记的请求来找我。只是赈荒平盗之事，我亲自经历过，和昭明太子默默之间仿佛心意相合。世人称赞昭明仁孝，他的事迹不能一概列举。读完他关于征发丁壮服役的奏疏，他对君主和亲人竭尽诚心，对百姓施加利益，实行一件事便同时具备仁和孝，哪里一定要列举许多善行之后才看得出来呢？自古以来文辞大家的精华，昭明太子汇集编成文集，内容已经很丰富了。我直截书写这件事，希望仿效《文选》英华的遗意，用来向后世表示训诫。那些仰慕仁孝的人，由此坚定了信念；那些畏惧神灵威严的人，也由此凛然知畏。借此使民生富厚、国家根本稳固，这也就是昭明太子的志愿了。宁国府修学记 古代的学问纯粹，后世的学问驳杂；古代的学问务实，后世的学问虚浮；古代的学问致力于根本，后世的学问趋向末流。古代还能恢复吗？道与天地相合，万世如同一日。阐明古代的道，修习古代的教，这也就等于恢复古代了。舜命后夔掌管典乐，教导贵族子弟。周官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教育政务，学习为什么要取法音乐呢？纯正的声音每天传入耳中，邪僻就不会进入心里；鼓舞激荡，使善良的端绪兴起。虞舜、周代的教化深远啊。距离古代已经很远，雅正的音乐消失，教化也衰败了。然而六经所记载、圣贤所述说的，后世仍然可以考察。若有人能够传承先王的正统，并与求学者共同学习，陶冶造就他们，使一切归于正道；亲近正直的人，看见正直的行为，学习正直的议论，长期磨炼，德性日日充实、智慧日日明亮。秉持人伦常性的善良本质，自然感动发扬起来，谁能阻挡它呢？所以说，阐明古代的道，修习古代的教，这也就是恢复古代了。邹君在宣城主持教化，大概有志于此吧？他忧虑世俗学问泛滥，害怕这种道理被湮没郁结。刚到任时，每天和诸生讲习，来求得端正人心。他环视学宫，见年久日益破败，慨然叹道：我以教化为职责，学宫竟然简陋到这样，内心实在惭愧。于是修缮并使它焕然一新。只有殿和堂的材料一向坚固良好，所需工力稍少。收藏御书的地方、学生居住的地方，已经破败得很厉害，所以对规制作了更加周详的增修。以至于先贤祠有了安排，宿舍有了处所，库藏有了储备。腐朽的更换，倾斜的扶正，简陋的修饰，未完备的扩充。费用多从学宫支出，又向郡府和部使者请求，他们都欣然协助工程。丙申年孟冬开工，丁丑年仲秋完工。从今以后，本地的俊秀之士在这里游息，在这里居住，在这里弦诵，人才济济，盛况比从前更加光彩。邹君之所以专心于学校，难道只是希望诸生从事记诵、玩弄华丽辞藻吗？大概是要借此求得大道。道如同大路，平坦而明白，根本就在我们心中，不必向外寻求。用它端正自身，用它端正家庭，用它端正君主，达到的道理是一样的。然而邪说容易炽盛，正道难以明白，能不能克制私欲、常加思念，正是圣人与狂人的分界。早晚思考它，战战兢兢地守持它，使这颗心纯粹明亮，没有一点间隙障碍；真实的德性在自己身上，万般变化也不能夺去。邹君对学者的期望，其根本就在这里。我赞赏他有志于古道，也希望学者彼此勉励来成就这一志愿，于是写下这篇记。邹君名应博，是昭武人。

译和州修城记 开禧年间，权臣轻率地挑起边境事端，两淮骚乱，敌人乘虚急攻历阳，城池几乎陷落。后来得以保全，唐代刘禹锡的《壁记》说这座城是亚父所营建，高大而坚固，这话确实得到验证。然而守备一向完备，也有太守周侯的力量。嘉定壬午年五月，大水冲毁城墙，毁坏一丈以上的有四百多处。宝庆改元，刘侯燧任此地太守，又修筑城墙。如今太守何侯刚到任，召集僚吏、将佐和父老，闲暇时登城，慨然说：“城墙俯临重重山冈，护城河干涸无水，敌人窥伺我们很容易。郡中虽然十分凋敝，防备难道可以迟缓吗？”于是察看地势，削平高处、填筑低处，从西面的镇淮门开始，绕过北面直到东门，离城三百步，环绕开挖深沟，用挖出的土筑成月城。这样内外城相重、内外濠相重，就有了金城汤池般的坚固。费用二十多万缗钱，却没有因此增加朝廷负担，百姓也没有察觉。唉，这难道是容易说清楚的吗？自古王公设置险要，城池当然不能废弃；但近世议论两淮筑城的人，我也听过他们的说法：“有人说，我依靠城池坚固；如果不能守住，被敌人占据，本来是用来巩固自己的，反而成了自己的累赘。”又有人说：“淮河是四战之地，敌人长驱而来，我们有时迎击其前，有时追蹑其后，关键在兵力的强弱，不在于有没有城池。” 即使有坚固的城池，敌人来时不迎击，敌人经过也不追蹑，只是呆守罢了。”唉！这两种说法虽然不同，实际上都是为自己开脱。既然职责是守臣，谁使城池失守？作战正是为了守卫，怎么可以只是呆守呢？何侯本是读书人，从科举武选中奋身而出，以忠义自许，承担守卫一城的责任，他有志于不失守是很明确的。他治理政务，收敛奸邪暴行，安定善良百姓；创建宁淮寨一千四百楹，收编敢勇军旧日戍卒，招募屯田兵和强弩手各一千人，设置弓箭器械数万件。人心已经稳固，军政大为整顿；一旦有缓急，进退伸缩、开合应变，无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又何必担忧只能呆守呢？这样看来，两淮筑城绝对不可没有；但所谓真正可以依靠的，又在筑城之外。何侯驰书告诉我这次工程，请我记述；我观察他所施行的事务，恰好与我的心意相合，于是写下这篇记。何侯名嗣武，是芍陂人。

译象山书院记 宁宗皇帝改弦更张之初，兴起、尊崇正学，尊敬礼遇故老，慨然怀念先朝的大儒硕师，都赐予美好的谥号，以此激励四方。他认为象山陆先生阐明了本心之学，对世间教化有大功，于是赐谥“文安”，用来表示褒扬赞美。于是慈湖杨先生、我的先人絜斋先生在朝廷任职，坚持正道而不阿谀，交相进献正直的言论。宁宗皇帝为之动容称善，天下学士都想听闻他们的风采，推究学问源流所在，象山先生的学说也更加广大光明。我这个承受学问的后辈，奉命前往江东，象山实属贵溪县，祠宇荒废倾颓，过路的人都感到凄怆。于是考察县城南面，背靠高峻的山壁，面向俯临平川，清秀可悦目，开阔可舒神。建造房屋一百楹，既壮丽又安稳，远近士人都来聚集。绍定五年春，我遍访原野，于是前往观览。刚到时，先到先圣前行舍奠礼，退下后拜谒三位先生的祠堂，肃然之间仿佛亲眼看见象山先生安坐，又与另外两位先生周旋交往。登上彝训堂，学子们排列而立，穿深衣、束大带，整齐庄敬，共同讲明、询问、辨析，所讲的都是三位先生的训语。斋名为“志道明德”“居仁由义”，精舍名为“储云佩玉”，也都是象山先生心中所构想的。只是观望之间，就足以使人生出恭敬之心，消除鄙俗之气，知道进入德性的门径，规模确实很美好了。于是把事情的始末上报朝廷，朝廷下诏批准，赐名为“象山书院”。士人一致前来请求，希望我作记。我私下感叹世道衰落、风俗败坏，学问失去师承；拘泥章句的人自以为质朴实在，沉溺空虚的人自诡为高明，二者交相为病，而大道更加晦暗。建造书院，正是为了阐明大道。大道在哪里？没有一处不在。民众的诗说：“有物就有法则。”孔子也说：“仁人不过分超越事物，孝子不过分超越事物。”天地是最大的事物，日月星辰、风雨霜露、山川鬼神、草木鸟兽都是事物，而万物没有一样不是与我相关。我也曾探究它们为什么如此吗？万物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终结？彼此更替、彼此承接，互相生成、互相推移，延续万古而无穷尽，这究竟是什么作用造成的？其中必然有其道理。人也是万物中的一种，所以说：“人是万物之灵。”既有这种灵性，就必定能够洞察上下四方、往来古今的变化，获得其中所以然的道理。那些有时凝滞、有时停滞、尚未完全明白的人，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不深入反省呢？接触眼睛、进入耳朵、森然排列在前后左右的，就是万物。事物并不是那样，外物也不在我之外，是我自己把它当作外物；外物本来没有隐藏，是我自己说它隐藏，这就是自己蒙蔽自己、自己堵塞自己，并不是外物蒙蔽、堵塞了我。父子、君臣、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秩序井然、各有伦理道理，这是谁使它们如此的？既然如此，难道不应当深深反省吗？同样都是人，刚柔、轻重、迟速和气质固然不相同，但上天所降的中正之性却是相同的。为什么古代圣贤能够明察伦理、洞悉事物，而我却不能把自己同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懵懂无知的普通人区别开来？难道是我不明白吗？平时高谈阔论、聚众议论，细数别人的长短高下，观察事物明察如烛，甚至像龟卜一样，为什么唯独一到认识自己就昏暗了？还是不肯用力吗？事情和外物触动我，稍有不平，即使十分怯弱的人也会勇猛得不可抵挡，为什么唯独到了自立时就软弱了？既然这样，我本来并不昏暗，只要通过观察别人来观察自己，就明白了；我本来并不软弱，不去用力争胜而只在内心奋发竞争，就强大了。这不过是翻转手掌之间的事罢了。既然如此，能够自我明察、自我奋强的人为什么这样少？被外物相互牵引的人为什么这样多？这不是外物的罪过，难道不应当深深反省吗？反省并不难，难的是经常反省。曾子一天反省三次，凭着鲁钝的颜子也足以有所启发。依我看来，这个鲁并不是真的鲁钝，这个愚也并不是真的愚昧；求学的人在这里反省而受到启发，纯厚不已，勤勉不已，融会事理、心中觉悟，便能以一贯通。亲身实行、切实践履，在默默中领会。忠于君主、孝敬父母，本来就有良知良能；仁是可以安居的宅第，义是可以行走的道路，哪里不能由此而行呢？立志要抓住根本，以敬慎驾驭它。诵读经典，就用它来滋养自己；严格的老师和可敬的朋友，就是针砭和药石。对生死始终不改其志，因为上帝正在注视你。天下归于仁，万物与我便没有隔阂。不要拘泥于章句，拘泥于外物的人终究不能真正认识外物。不要沉溺于空虚，遗弃外物的人终究不能成就事物。所以说：诚是万物的终始；不诚，就没有万物。又说：万物都完备于我自身，这是最大的快乐。唉，这些是可以说出来的道理。如果只停留在语言上，仍然是拘泥于外物；如果把语言也视为空虚，仍然是遗弃外物。我小时候曾听先人教导说：“我并不是感激象山先生曾同我说话，而是感激先生没有同我说话。”我曾多次叩问而先生始终不回答，有一天我叩问得更加恳切，先生说：“这件事不属于别人，自己求取就可以了。”唉，这话真是达到了极点！绍定六年清明日记。《马实夫君子堂记》《诗经》称它为菡萏，诗歌称它为芙蓉，《离骚》和辞赋又称它为什么呢？都是拿它来比拟德行。我有清明的德，它就具有清明；我有芬芳的德，它就具有芬芳。面色润泽、背部充盈，是阳气发散而显出光华；归根复命，是阴气凝结而成为根。有诚信而充满如缶，是内在真实的蓮子；洁白得好像受辱，是出自淤泥却不被污染。它难道不是君子吗？观察这些，便可以知道德行了。从前濂溪先生喜爱莲花，写过一篇说，却不能不贬低其他花卉。我说：四时的变化各不相同，草木的花也随时令而变化。兰花、菊花固然各有自己的时令，怎么可以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呢？唯独莲花，在流金铄石的暑热时节，仍有潇洒出尘的风韵，这才尤其可贵。至于到了它的时令，它也同其他花卉一样，就不能因为那一种花而议论这一种花。陶靖节说过：“赞叹万物各得其时，只因为它们顺应时令。”这样才是君子。我的朋友马实夫在桂山筑室，把他的堂题名为“君子”，大概是取自濂溪先生的话。有一天我到鄞州东湖，在种德庵访我，他请我写这篇记。像实夫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有志于成为君子儒了。因此我替他说明平日所得的道理，以帮助实夫增进德行。端平三年立夏日记。

译《东阳县兴孝庙记》孝道的意义太重大了！它是天地间的常理，万古不变。不经思虑便能知道，叫作良知；那究竟知道什么呢？不经过学习便能做到，叫作良能；那究竟能做到什么呢？在圣帝明王的时代，人伦秩序井然，孝道彰明，天下人不把孝视为罕见的行为；要等到以罕见来取得名声，难道不是孝道已经衰微了吗？表彰门闾，门闾虽然显盛，却不是孝子的志愿；使子孙显贵，子孙虽然荣耀，却也不是孝子的志愿。孝子的志向是什么呢？只是实行自己本来应当做的事，并不希求超出本分的东西。即便如此，这只是孝子自己的事情。作为君主，以孝道治理天下；他们既然有孝的实际，就唯恐孝子的名声不能彰显。彰显孝子，是为了使不孝的人感到惭愧；使不孝的人惭愧，是为了使孝道兴盛。我听说吴地有位施焞君，为替父亲赎罪，泣血叩击宫门。我们能够像这样舍弃自身来救护亲人吗？晋地有位许孜君，悲痛号哭，栽种松树；鹿毁坏了他栽的树，老虎竟替他杀死了鹿。我们能够像这样竭尽诚心而感动神明、得到显著回应吗？许孜的儿子出生后，也有孝行。我们能够像这样端正自身、教训子弟吗？又听说唐代有位冯子华君，住在亲人墓旁守墓，因而有白兔、灵芝等祥瑞出现。我们能够像这样感动天地而招致吉祥吗？还有应先君、唐祐君，侍奉双亲、居丧守礼，各自都留下了至为突出的孝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我们能够像这样在父母生前奉养、死后哀悼吗？如果不能这样，怎么能不惭愧？惭愧从哪里产生呢？正是因为没有知识、没有能力，却又自然不能不这样做。幼小的孩子也会爱父母。幼小的孩子知道什么？能做什么呢？看到父母还没有安葬，额头便汗湿了；难道他知道这是汗湿吗？这六位孝子，世人称赞他们的孝行，而六位孝子常常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想要报答父母的恩德，正如昊天广大无边，永远无法穷尽。六位孝子的心，本来就同天地一样没有穷尽。听到六位孝子的名字而羞惭、知道反省的人，他们的心本来就同六位孝子相同。孝道的兴盛，都是由这颗心产生的。端平三年，婺州东阳县令林嘉防治理县邑有良好政绩，把扶植风俗教化作为首要事务。于是集合本县的孝子，为他们建立祠庙，并上报州府；州府又上报尚书省或有关部门，再奏告天子。如今的左丞相肃国公正是东阳人，首先捐出金钱帮助工程，响应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召集工匠、整治材料，庙宇面貌焕然一新，远近的人都十分喜悦。朝廷赐匾额为“兴孝”，借此彰明圣上以孝治国的仁德，表彰县令尊崇根本、推行教化的功绩，用来劝勉后世侍奉父母的人，而不只是为孝子个人谋取荣誉。林君嘱托我写记，我不敢以浅陋为辞，于是叙述事情的始末，并作诗留给他们，使人歌唱它来祭祀神灵。诗辞说：春雨滋润啊，秋露飘零；思念我的父母啊，这是人的本性。过去是孝子，如今成为神明。上帝赐下美好的名号啊，孝道因此兴盛。神明威严啊，降临下来接受祭奠。芳香的美酒啊，盛在酒杯中。歌唱《白华》啊，我的心情由此抒发。听到《蓼莪》啊，神灵也洒下眼泪。谁不是人子的后代啊，神明都在鉴察。赐福给你们这些同类啊，慰藉你们思亲的心。年成丰收啊，稻谷肥美。老人孩子啊，都欢欢乐乐。神明还没有降临啊，我的百姓正在等待。神明归去啊，报答之事永不懈怠。神明并非只在某处啊，而是无处不在。把这种孝道广泛推行啊，遍及四海。《冯君振甫言行记》先生九岁时父亲去世，他守丧像成年人一样。稍稍长大后，专心好学，日夜勤学不倦，通晓经史以及诸子百家的学问。每天的功课都有记录，并在开头题写道：“百姓生来，本来浑然具有天性，这就是恒常的准则。后来因外物而迁变，习惯形成了却不加察觉，没有人探究其中的原因。只是操守存养自有要领，希望能够实行，不在一念之间有所过失；已经参与其中，仿佛它就在眼前，如果片刻也不离开它，那么这条道理大概就可以有所希望了。”从今以后一定要记下来，小子努力吧！后来他和堂弟国寿一起拜慈湖杨先生为师。国寿早逝，先生作哀辞说：“我同振甫相亲近，前后问答没有多少次，忽然就这样了；但都觉得其中的觉悟超出了思虑和语言所能达到的范围。他得到先生许可，竟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不喜欢非圣人之书，不让声色扰乱耳目。弟弟过继给族人，他把家产平均分给弟弟，脸上没有丝毫吝惜之色。他创办赡养宗族的义廪，贫困得不能生活的人，按时按量给予帮助。他常常感叹世人不知道积蓄德行，只知道积蓄财物，本来是替子孙打算，但天理不会差错，福气反而会变成祸患。先生在金川湖边筑室，门是蓬草编的，窗是瓦瓮做的，但气度浩大。他所在的贵溪，正是象山先生讲学的地方。我将奉命兴建书院，准备采用白鹿洞书院的规制，向朝廷请示。先生担任堂长后，四方士人听到风声而受到激励，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先生气度容貌从容和厚，教诲诱导从不疲倦；学生有过错，他总是忧伤不悦，却从未疾言厉色、露出急躁神色，求学者因此受到感动。他天性正直质朴，从不故作迂曲缠绕的姿态，常说：“我只是直心而发罢了。”晚年见世路险恶，曾在墙上题诗说：“世俗的眼光难以看见古时的闲雅，只顺从天意而行；我一生以逢迎取巧为羞，临老还要更加努力。”丙申年，他从象山书院东归，途中得病；到家后，听说书院催促他前往，仍然突然想要动身，仿佛忘记了病痛。丁酉年仲秋十九日，他忽然命人准备洗浴，洗完不久，整理头巾、更换衣服，飘然去世。唉！先生的品行已经▯有瑕疵。亲戚邻里，下至田夫野叟，没有不敬爱他的。去世那天，众人都为他叹息惋惜。我已经为先生的墓作铭，又搜集他的言论和事迹，详细记下来给象山的师友看。像先生这样忠信笃敬的人，再也见不到了。我们的道统怎么办？我们的道统怎么办？

译《重修白鹿书院记》我国祈求上天保佑国运长久，涵养教育众生，使国家同夏、商、周三代一样长久，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端正义理、彰明道义而不计较功利罢了。这一道理自古至今始终如一，而赖以建立、长存不坏、修明不倦的根本，必定要从讲学开始。道理若不能通行于万世，便不足以称为道；学问若不能有益于人的家庭和国家，便不足以称为学。熙宁、元丰年间掌权的大臣专门追求功利，排斥正当言论，这一道理因此受到严重遮蔽和侵蚀。而使它得以修明、建立和保存的，是元祐年间诸儒端正义理、彰明道义的力量。绍圣、元符、政和、宣和年间，群邪得志，毒害百姓，最终导致中原动荡，这一道理几乎被扫荡殆尽。而使它得以修明、建立和保存的，是中兴时期诸儒端正义理、彰明道义的力量。权臣竭力坚持和议，排斥忠良，安享江沱之间的太平，不顾仇恨和耻辱，这一道理又几乎被郁塞。而使它得以修明、建立和保存的，是乾道、淳熙年间诸儒端正义理、彰明道义的力量。开禧年间，权奸窃取权柄、操弄威福，诬陷正直之人为伪学之徒，借恢复失地之名而挑起边衅，这一道理又几乎坠落。而使它得以修明、建立和保存的，是嘉定年间改革政治的诸儒端正义理、彰明道义的力量。皇上继承大统，正处在这一道理兴废、明暗的关键时刻；朝廷内外的臣僚，下至平民士人，都应当精诚纯一地承受皇上的恩德，共同扶持这一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我没有什么才德，却将奉命治理江东，已经将近五年；在贵溪建立象山书院，在庐阜兴复白鹿书院，难道是毫无意义的吗？正是想竭力辨明道义与功利，使士人的心不至于迷失方向，希望多少能够真正有益于国家。虽然如此，我心中仍有很大的忧惧。风俗的败坏，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君子的恩泽，也要积久以后才显现。伊洛诸先生讲明道理的功劳，当时并未显现，却在中兴时期显现出来。南轩、晦庵、象山诸先生讲道的功劳，当时也未显现，却在改革政治之后显现出来。已经显现的是枝叶，尚未显现的是根本。只要根本没有被拔除，遇到春天便会想到繁茂；乾道、淳熙年间培养教化的恩泽，到改革政治时才显现，正因为根本没有受损。改革政治以后，培养教化能够像乾道、淳熙年间那样吗？必须比前代更加培养，才可以希望达到乾道、淳熙年间的盛况；否则根本被拔除而枝叶枯萎，私利欲望炽盛而道义衰微，我就要为此忧惧了。既然如此，南轩、晦庵、象山诸先生讲明、考问、辨析的学问，难道可以没有人继承并加以修习吗？天理与人欲的区别，南轩、晦庵二先生剖析得已经非常清楚；至于晓喻人们明白义理、晓喻人们追逐利益的论说，象山先生阐发得尤其精深周到。他们继承洙泗一脉的正统传承，光明灿烂，如同日月星辰。诸位先生立身处世、入朝任职的大节，可以追配古代贤人；他们用来教化众人的根本，大致就是忠于君主、孝敬父母，使自身真诚，诚信对待朋友。得到任用，就恩泽遍及天下；不被任用，也能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如此而已。至于言论辨说，不过是枝末罢了。若只执着于言论辨说，妄想窥探诸先生的门墙，却对于他们真实的德行、实际的践履、立身修己以及有益于人和国家的作为不能取法，那就不能算善于学习了。颜子那样钻研仰望，曾子那样战战兢兢，他们用功切实深厚到了这样的程度，何曾凭口耳之学争相夸耀、竞逐胜负呢？我同元德张君一同在池州任官，又同仲能汤君有同年进士之谊。二位都从事于晦庵先生的学问，功夫深、用力久，于是邀请他们担任书院堂长。元德因为年长先回去了，仲能竭尽全力振兴书院，众多士人听到声誉而来聚集。他又利用闲暇大规模修葺堂舍，整齐严肃，比旧日更加扩充，这就是丽泽之学日益光明。彼此以善相告，有过错相互规劝，不苟且追求相同，勤恳地互相磨砺，使后来的人考察学术源流，知道它从哪里来，不忘记今天培养教化的恩泽。回头看改革政治以来受到乾道、淳熙遗风教化的人，前后茂盛地相望于世，他们对国家所起的作用，难道不是很大吗？我既然已经写了象山书院的记，来同四方士人共享，那么这篇记也可以彼此发明义理，足以帮助学子自我警策了。《白鹿书院君子堂记》《易经》六十四卦的大象辞都谈到君子。君子，是称呼德行完备的人吗？濂溪先生精妙地通达阴阳动静的道理，认为乾坤化生万物，万物不断生长变化而没有穷尽。唉，《易》的道理真深啊！先生的学问包罗贯通天地万物，却唯独喜爱一朵莲花，这是为什么呢？莲花也体现太极，中间贯通、外表挺直，亭亭玉立、洁净挺拔，太极的妙理就在这里具备了。莲花是君子，那么富贵之人、隐逸之士难道就不是君子吗？隐逸是逃离富贵；富贵未必可以得到，贫贱却也未必不能安处。至于君子，处在什么境地又有什么不可呢？仲能汤君担任白鹿书院堂长，有一天寄信给我，让我写《君子堂记》，极力称赞堂基高爽干燥，又说太守史侯慨然捐出钱粮来帮助教化，并说：“书院是重新修建的，而这座堂是新建的。重修，是恢复六十年来的废坏；新建，是补足六十年来的缺失。”堂俯瞰荷花池，取用濂溪先生喜爱莲花的话，以此题名。诸位学生在这里藏心修业、游息休憩，想来也曾有所感发吧？富贵是上天所给予的，不可以强求；隐逸是偏处一隅，并非心之所安。求取成为君子，并以此为安，正是濂溪先生对后学的期望。我遗憾被官务束缚，没能登上这座堂。倘若将来请求退闲得到批准，我一定带着一卷《周易》，同诸位朋友往来，访问庐阜，寻访旧日游踪，然后归去，那不是很快乐吗？

译《番阳颜范二公祠记》我的先人絜斋先生读史时，看到那些尽忠竭义、成为世人准则的伟大人物，如唐代颜公、本朝范公，总是感慨叹息，指给诸子看以资勉励，并说：“国家存在于天地之间，有纲常在其中。二公正是纲常的气节和骨骼。人凭气节骨骼成就自己，国家凭气节骨骼建立。”我记住这话而不敢忘。我将奉命到江东臬司署任职，按图志考察番地；二公曾经治理此邦，人们直到今天仍为他们建祠祭祀，但有的附设在学校，有的在郡府园圃，规模低矮简陋，不能相称。有一天，知州林侯同我谈话，慨然想选择高爽干燥的地方，扩大祠宇，说：“祠堂建成后，你替我写记。”我恭敬地答应了。每当读《唐史》，看到史书议论颜公晚年傲慢倔强，叙述到至德初年颜公前往凤翔的事情时，不能说明颜公的赤胆忠心，反而称说他放弃郡城渡河。读到这里，令人气愤得拍胸。元载、卢杞的气焰熏灼天下，颜公摧折奸邪、尊奉君主，怎么能说他傲慢倔强？舍弃平原而前往凤翔，并不是怯懦。安禄山刚刚反叛时，声势震动河北，颜公没有在这个时候害怕，难道反而会在灵武事变平定之后害怕吗？等到他被授任御史，直道而行、不向权势低头，权奸都吓破了胆。两京恢复以后，平原也一并安定，都是颜公的力量。怎么能说他放弃郡城呢？忠臣义士即使身处盗贼之手，盗贼尚且畏惧他们，史官难道反而忍心诬蔑他们吗？颜公出使希烈，范公抗击元昊，都是当时盗贼中的首领。希烈攻陷汝州，颜公以八十岁高龄挺身斥骂贼人，起初希烈还不敢杀害颜公。后来希烈因唐朝杀死他的弟弟希倩而愤怒，才把颜公置于死地。颜公死了，但唐朝得以保存，他死得其所了。元昊僭越称帝后请求和议，范公亲自写信，竭力陈述叛逆与顺从、成功与失败的情势，元昊的谋划大受挫折。当时舆论却还责备范公擅自答复书信，因此获罪被夺官；这同史书讥讽颜公傲慢倔强、放弃郡城有什么不同？从前那些只想保全自身、妻子儿女的臣子，见到义理却不能坚决实行，若把元昊的书信送上朝廷，关系到国家体面，其后悔哪里还来得及？盗贼和夷狄不能折损二公，能够折损二公的，却是奸邪朋党。庆历年间朋党之论兴起，范公一再遭贬，贬后又起用；起用后直言时事，不久又被贬，始终没有改变。范公的德望高峻，广大光明，没有一丝瑕疵可以指责，但攻击他的人必定说他属于朋党。元载、卢杞使颜公在唐主朝廷中陷入困境，而朋党之论又使范公在圣明的时代受到排挤。范公保全了名节，颜公却死在贼人手中。谗人的相互攻讦，手段没有高下之分；听信谗言的人，却有昏明之别。我们朝廷保全忧国老臣的做法，难道是唐代所敢于仿效万分之一的吗？番阳是二公遗爱流传之地，人心怀念他们，千古不泯。祠堂对于二公来说，兴建或废弃又能增加或减少什么呢？但我独自感念先人的教训，记下他们尽忠竭义、关系世间纲常的大节如此。林侯名清之，任期届满，崔侯端纯接任坑冶使者。崔侯初到时，听说正在建造这座祠堂，赞叹仰慕不已，说：“我能够守护二公所守护的邦土，实在深感庆幸。”这句话也值得嘉许。《小雅》说：“巍峨的高山令人仰望，光明的大道供人行走。”真正实行起来确实很难。唉！只要存有颜公、范公的心，也就是颜公、范公了，又有什么困难呢？《防斋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防斋集》卷十四 宋代袁甫撰写 记 《番江书堂记》有人问我：“您在贵溪创建象山书院，在庐阜兴复白鹿书院，又建造番江书堂，为什么呢？”我说：“您难道知道我的心意吗？我从小还是童子时，就拱手站立侍奉在长辈身旁，常常看到师友往来，考察德行、询问学业，已经很熟悉了。不到十多年，他们便相继凋零。等到我和兄弟们在四方出游做官，同道之人也常常偶尔相见；不到十多年，又都零落得像清晨星辰一样稀疏，每每为此感慨。我将奉命管理江东的两所书院，它们是士人朋友所尊奉的地方；振兴它们的责任，实在在我。因此凡是士人愿意居住在象山、白鹿书院的，就各自根据他们的辈分和声望、实际才德，有的授予领袖职务，有的列入宾讲人选，士绅弟子都聚集而来，文雅整齐，颇为可观。”但我深深忧虑的是，已经成才的人虽然容易振拔，后来出现的英秀却不能保证继承延续。况且士人朋友纷纷而来，如果不听取他们的言谈、不参验他们的实际履行，便不能了解他们作为士人的真实情况。因此选取通晓经学、熟悉古学的人，带领学生按时授课。我有空时也多次加以考察，等他们有所成就，再分别进入两所书院学习。这就是番江书堂建立的原因。各位老先生已经远去了，师友之道丧失，士人的习气一天天败坏。仰慕超绝境界的人，没有深入、扎实、周详、缜密的功夫；热衷于争辩博览的人，缺少贯通融合、明白透彻的趣味。彼此转相依仿，使各位老先生的根本旨意更加昏暗不明。如今还要拘守偏见，树立异同，几乎有了专门立派、以名家自居的弊病。它们的根源，都在于议论多而实际行动少。既然如此，群居书院，彼此切磋磨砺，也不过是要寻求怎样做人罢了。在家庭中就孝顺友爱，在乡党中就诚信和睦，做官就坚守公正廉洁的操守，立于朝廷就崇尚正直的风气。如果果真这样，何必还要问是出自白鹿书院还是象山书院？否则，即使熟读旧书、熟悉先贤遗训，却在孝友、信睦、公廉、正直方面有一处感到惭愧，那么出自白鹿书院就是白鹿书院的羞耻，出自象山书院就是象山书院的污点，难道不可畏惧吗？书堂共有四斋：名为达源、止善、存诚、养正；讲道的堂名则叫自得。“得”是什么意思？《井卦》说：“没有丧失，也没有获得；来来往往，都像井水一样。”井的意义真广大啊！虽然不断汲取，却不曾因此枯竭，所以越汲取越新；虽然不断养育，却不曾因此减少，所以越使用越丰富。尚且没有所谓获得，又哪里会有丧失？本来没有什么可以丧失，又到哪里去求取获得？孝友、信睦、公廉、正直，该行则行，该止则止，至为平常，万古如一日，又有什么会丧失呢？那么获得什么呢？所谓获得，不过是获得那个没有丧失、也没有获得的道理罢了。帝尧所说的“使他们自我获得”，是这个意思吗？《中庸》所说的“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是这个意思吗？孟子所说的“深入钻研而自得”，是这个意思吗？以此来学习做人，难道还要争论言论谁胜、实际谁微薄吗？难道还要拘守偏见、树立异同，而产生专门立派、以名家自居的弊病吗？唉！番江书堂的学生如果果真没有失掉各位老先生的根本旨意，那么在白鹿、象山书院求学的学生也都没有失掉各位老先生的根本旨意。《伐木》诗说：“神明听取这些话吧，最终和谐而且平安。”学生们如果牢记并实行这句话，我将看到他们道德一致，精神气脉绵长。努力吧！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