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文集卷二

译有人不因利益而忧惧、不因权势而害怕，他们就给人扣上“好异”的帽子，又扣上“好名”的帽子，摧残打击，竭尽全力。风气像水流横向溃决，终于发展到崇宁、宣和年间遗弃亲人、背弃君上的习气形成，临危守节、舍生取义的风气消亡，其祸患哪里说得尽呢！中兴以来，深深鉴戒前车之覆，培养造就风俗；不幸一变，十多年间又毁坏在权臣手中。大概权臣开始窃弄威权时，当时许多贤人出力与他抗争，他自己知道不被清议宽贷。于是把保守庸碌、曲意回旋的人当作心腹，排斥压抑贤能俊杰甚于仇敌。有像出于至诚忧国而表现为忠诚，触犯君颜恳切进谏而表现为正直的，这本是臣子的常分；权臣却用“好异”来诋毁他们，设置防禁，堵塞天下想要发言的嘴，于是忠良之士被斥退，正当的言论听不到了。以正心诚意为学问，以修身洁己为行为，这本是士大夫的常事；权臣却用“好名”来嫉恨他们，树立所谓标榜，阻塞天下趋向善道的道路，于是“伪学”的说法兴起，正道不能实行。彼此煽动而形成风气，只看重利益：把慷慨敢言说成卖弄正直，把沉默谨慎畏惧说成理所当然，把清修自守说成不近人情，把顽钝无耻说成得到好处。北伐之举，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安危，众人却异口同声地附和，争辩它的不过几个人；即使胥吏皂隶稍稍掌握一点权力，也都纷纷聚集附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他们连门户的名义都来不及顾及，流弊发展到极点，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今天正是改弦更张的开始，臣认为应当首先破除崇尚同调的习气，广开不避讳的道路，使朝政的得失让臣下各尽所怀，而不把立异视为可厌；褒奖推崇有名节操守的人，明白显示所崇尚的风气，使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而不把求取声誉视为可疑。这样，士气就会伸展，人心就会端正；风俗美好，治理之道就会成功。更化的事务，还有什么比这更应优先的呢？唯愿陛下与二三位大臣赶快谋划此事，臣不胜至诚的愿望【不久得到批复依准】。奏札第三篇。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天性仁慈宽恕，谨慎怜悯各种诉讼案件，和蔼地具有祖宗的风范，这确实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根本。然而臣私下观察四方郡国之间，仍有无罪却被判死刑的，有罪却逃脱刑罚的。推究其中的原因，难道不是掌管狱讼的官员没有完全任用合适的人吗？天下的案件，起于县，完结于州；审订案情、考察事实，全都是州郡狱官的责任。狱官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案件就会交由小吏办理，被贿赂改变混乱，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郡守不能全部知晓，提点刑狱也不能遍察。这样上报朝廷，即使刑部、大理寺详细审理，宪部复核裁决，即使像皋陶那样善于审理，也不过凭借已经形成的案牍，稍加考阅罢了。根本一旦失误，到了末流才救治，又有什么益处呢？臣愚昧地认为，狱官的职责并不轻，而对狱官的选任却还不够重视。比如通过特奏授官、胥吏补官、纳粟拜官的人，其中难免没有才能和能力的人。然而升迁之路既然狭窄，苟且取巧的道路就容易开启；精明廉洁的人常常很少，昏聩贪污的人常常很多。如果让这些人担任掌管狱讼的官员，承担百姓性命的寄托，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况且一县尉的职位，按照近来的制度尚且不允许因特别恩典授予；而百里之内的县令，胥吏、纳粟出身的人也从未能参与其中，这是因为接近百姓的官员应当慎重选择。为什么唯独对狱官却轻视呢？臣希望陛下想到仁政应当优先，怜惜百姓性命极其重要，明令铨曹：从今以后选授狱官，除非是进士出身、历任官职没有过失、达到关升资格的人，不许充任。那些因特别恩典或杂流出身而已经担任狱官的人，交给监司、守臣选择合适者保奏；任职两次后，正在候缺尚未赴任的，改授其他官职。治理案件有声誉的，监司、守臣应当分条列出实际情况上报，并酌情减少其举主的数目。贪赃污秽、不守法令的，命所属官员查问弹劾，按照重典处置。任命授职不轻，人人就知道自重；激励劝勉有方，人人就知道自我勉励。这样或许大小案件都一定能依实情审察，从而惠及百姓、招来和气，这不是小小的补益。倘若臣的话值得察看，请求交付有关部门详细议论施行【得到批复，送交吏部勘验办理，不久施行】。己巳年四月，入殿上奏札第一篇【当时任校书郎】。臣出身寒微偏远，是个书生，极其愚昧鄙陋。去年夏季四月，曾因入殿面见，冒昧进献浅陋之言。陛下不认为这是狂妄，反而俯身赐予嘉纳。今天又得以进殿仰瞻天颜，如果不在此时竭尽愚忠，稍微补益万分之一，臣实在有罪。臣听说董仲舒有言：“国家将要发生失道的败亡，上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人君自己不知道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来警戒恐惧；还不知道改变，伤败就到来了。”由此可见上天的心意是仁爱君主，希望阻止他的祸乱。臣私下认为，汉代儒者谈论天道的，没有像董仲舒这样深切明显的。臣滥竽充任馆职，有机会看到太史所上报的记录，近来以来灾异接连发生；二十天之内暴风两次兴起。三月丙申日，京城下冰雹；过了八天，到癸卯日，荧惑星失去常次，运行进入太微垣，侵犯执法星。己酉日夜间，它停留在宫门之外，谴告反复而郑重，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蝗虫、蝗蝻的余孽又逐渐重新滋生。陛下恭敬节俭、慈爱仁厚，对上天无愧，但和气没有应验，罪咎的征兆却迅速到来。臣愚昧无知，不能测知其中原因；想来或许是上天仁爱，明白显示警戒，想使陛下与群臣思考先王治道，从而纠正政事吧？臣冒昧分条上奏四点意见，唯愿陛下裁察。第一，亲近正直之人。臣谨按汉初元二年正月，暴风从西南而来，翼奉认为这是左右有邪臣的征验。延光二年三月，大风拔起树木，史臣认为这是亲近谗佞、是非曲直不能分辨的应验。如今陛下登用尊崇年高德劭之人，褒奖显扬忠良之士，所谓谗邪之人按理绝无存在的余地。然而臣私下听到众人议论，有人说正直之人虽然得到进用，但委任还没有完全专一；小人虽然退斥，但侥幸求进的途径还没有完全堵塞；名义上似乎喜欢忠臣，实际上却喜欢谄佞。因此谏诤的道路仍然狭窄，忠直鲠切的气节没有伸展，这就是灾异所以发生的原因。臣希望陛下亲近端正善良的人，优容尖锐直率的意见；知道贤能便任用他，就不要三心二意；知道邪佞便除去他，就不要迟疑。这样以后，政治才可以兴盛，上天的心意也可以得到帮助。第二，抑制近幸之人。臣听《左传》说：“阴气的精华凝聚起来，就成为冰雹。”所以刘向认为这是阴气威胁阳气的征兆，孔季彦认为这是阴气乘凌阳气的征兆。考察前代，凡是妾妇凌驾丈夫、臣子背叛君父、政权落在臣下手中、外敌侵凌中原，都是这种情况。考察今天，本来没有这些祸患。然而臣私下看到近来一两道诏令，或许从宫中直接发出；廷尉之官不能守法，环列近侍的职务突然授予不合适的人。正在更化的朝廷，哪里应当有这样的事情呢？

译莫非是因为左右近臣的私情、甜言软语的请求，还没有能够彻底断绝吗？阴邪一类势力增长，阳刚正道就会削弱。导致这些异常灾变的根源，或许就在这里。臣希望陛下遵循仁祖的规矩，以杜衍的做法要求大臣，严加遏制私情，大力推行公道，使阴盛之灾在暗中消除，那么太平就可以实现了。第三，清除壅塞蒙蔽。臣谨按《汉天文志》说：“荧惑星属南方，主礼，也主视察。礼制亏缺、观察失误，灾罚就会显现。”又说：“太防天庭，荧惑星守在那里，是乱臣在朝廷中的征象。”陛下恭敬畏惧、自我约束，举动都遵循典章制度，本来没有一件不合于礼。莫非对于万事的细微征兆，有的还没有完全察知；群情的邪正，有的还没有完全了解，所以这是上天借此来显示警戒吗？观察不明，就叫作不明智；《洪范》五事的验证，昭然可考。臣希望陛下体察重离卦所象征的光明，以照耀万物、独断裁决的明察，在事情尚处于朕兆之前就察知端倪，在事物隐伏之时就洞察人情，使奸邪不能造成壅蔽，那么火就能发挥正常本性，灾害也会熄灭了。第四，去除贪婪残暴。臣考察《春秋》桓公五年秋天发生蝗灾，解释者认为是贪婪暴虐、盘剥百姓造成的。汉光和元年发生蝗灾，蔡邕认为也是贪婪暴虐所致。从前权臣奸党当权，宠幸和贿赂日益公开，州郡的监司搜刮百姓以求取悦上，愁苦之气冲犯阴阳，留下的毒害和灾祸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近来虽然曾经慎重选任监司，加重对贪赃官吏的惩罚，但贪婪残暴的守令仍然很多，馈赠贿赂还没有停止。臣希望陛下明白诏令大臣，推行考核官员善恶的法令，重申并严禁贿赂，如此或许百姓的困苦可以缓解，天灾也可以消除。过去成王悔过，天就下了顺风雨；景公说了一句话，荧惑星就退行了一舍。宣帝因雨雹灾害而亲自处理万机，太宗因旱灾蝗灾而更加施行仁政，治理国家的成效，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看见。陛下如果确实能在上面侧身修养反省，大臣如果确实能在下面同心协力调和治理，那么把灾变转成祥瑞，不过反掌之间罢了。臣还有话要献上。天与人的道理是一致的，感应相通没有间隔；百姓的气象舒畅或惨苦，上天的心意就会对此作出回应。三四年来，百姓困穷，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淮地百姓流离失所，死去的十有八九，幸存者连稀粥都供应不上，已经死去的人也没有棺木安葬。陛下体恤他们的仁心，没有不到的地方，但主管官员奉行得不得法，江淮之间以人为食的情形仍然如故。希望灾害消除，难道能够得到吗？我私下听说，两淮遭受蹂躏以后，播种小麦的已经没有多少了，实在担心传闻超过事实，反而误导圣听，使陛下以为小麦成熟便可以依靠，不再广泛作好赈济救援的准备。又听说广南数州粮食极其充足。臣希望拨出内府封存的储备，趁现在收购粮食，以救济那里的饥荒，这也是赈济救援的一种办法。如今百姓的性命寄托在陛下身上，倒悬般的危急已经近在眼前，希望陛下哀怜他们，赶快救助，这样或许人心可以回转，天意也自然能够消解。不然，愁苦叹息一天比一天增加，灾变一天比一天炽烈，臣不知道事情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臣心情急切，言辞狂直，罪当万死。己巳四月入殿所上的奏札之二。臣恭敬地看到，近来谏臣上疏论及史事，陛下明发诏令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大概是要编成一部大典，以示范后世，这绝不是小小的补益。臣因为才质不高而充任文馆官员，玉牒、会要的编纂都曾参与讨论，所以斗胆依据自己的职分妄加传述。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贤明圣哲、仁慈孝顺，自古以来就闻名；甲寅年秋天开始登上帝位，实在是出于光皇托付的诚意、宪圣拥护保佑的力量，而大臣又实际奉行了这件事，帝位授受之间清楚明白。执掌史笔的人，本应铺陈事实，以昭示万世。然而臣私下看《玉牒》《会要》所记，大多迎合侂胄的意旨，夸大他的功劳，欺骗上天、蒙蔽众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前绍圣年间，奸臣当权，把夺嫡的谤言加在宣仁身上，把“定策”的名号加给蔡确，颠倒是非，最终危及宗庙社稷。如今陛下亲自承受祖宗神器的重任，而史册所记却把功劳归给一个实际只是赞助此事的小臣，流传万世后，拿什么作为后世的法则？况且凡是受过恩宠的人，难道会没有报复的念头吗？如果不立即加以辨明订正，将来或许有人借此作口实，以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么绍圣、崇宁年间的祸患就值得鉴戒了。臣私下听说，嘉定元年二月，议臣有人提出请求，朝廷命史官取绍熙五年以后至开禧三年以前史院的文书，以及日历、时政记，凡是涉及诬蔑诽谤的，全部改正。陛下已经批准了这件事。时间渐渐过去，书一定已经编成了。臣希望陛下特别降下诏旨，命国史实录院把所修内容和条目呈送朝廷；如果诏旨认为详细妥当，就立即颁行，并据此重新修订《玉牒》《会要》，上可以光大圣朝谦让禅受的美德，下可以杜绝奸党逐渐窥伺觊觎的苗头，天下幸甚。臣又听说，熙宁年间，王珪建议编修国朝《会要》，朝廷查考寻找旧典故，从来没有不用这部书的；但当时只修到庆历三年，又因为急于成书，同时想扩大篇帙，所以其中仍有遗漏的事情，而且所记多是官府文书，恐怕不足以流传久远，于是请求从庆历四年以后续修，并对旧书略加增删，希望成为一代典章制度，朝廷批准了他的奏请。等到书编成，从建隆到元丰只有三百卷，记载最有法度，后来没有能够超过它的。臣私下看《皇帝会要》，从绍熙末年到嘉泰初年，不过八年而已，卷数却已经有一百五十卷；这就是过分想扩大篇帙的结果。看王珪所修之书，臣僚的论奏只摘取要点，如今却有时整篇记录，一个字也不遗漏；至于公文传移、行遣，其中说话涉及浅俗近语的，也有尚未删削润饰的，臣恐怕难以流传长远，正如王珪所担忧的那样。又从嘉泰二年以来，已经八年了，朝廷的政事值得记载的很多。大家一定要等有诏旨修纂进呈以后，才一并进行编纂整理。仓促求快，难道不会有苟且简略之处吗？哪里比得上从容地编次整理更为妥当。臣希望陛下特别降下诏旨，命提举此事的大臣申饬所属官员。尚未进呈的，立即加以修纂；已经进呈的，略作增删，就像神祖批准王珪的奏请那样，如此或许清明朝廷的重大典籍能够焕然一新。臣所陈述的事情，看似缓慢，实际关系紧切，而且都属于职守所在，所以才敢不避烦琐冒昧地奏闻，请陛下裁决。庚午六月十五日，轮对时所上的奏札之一【当时任秘书郎兼学士院权直】。

译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天资高明，能够自我抑制、敬畏谨慎，检点自身、约束自己，敬天爱民，有前代帝王所不能及之处，本应使至和之气充满天地四方。然而年年发生旱灾蝗灾，百姓因而告病，百姓仰首期待，天天盼望有一个丰收年。可是自仲夏以来，常常阴天成灾，淫雨连绵，超过一月又延续十多天，偶尔放晴，很快又大雨倾注；湖水暴涨，漫入都城，贫民失去生业，粮价飞涨，京畿附近州县受灾的地方很广，有的城郭坍塌，官署寺院被淹，房屋被毁，百姓溺亡，堤防决坏，田地被水淹没，平坦肥沃的田野浩荡如同波涛，这不是小小的变故。陛下也曾察考过它的原因吗？大概自从权臣擅权，助长谗谤成为风气以来，改革之后，残余习气还没有消尽。旱灾酷烈时，有人说它并不伤害农业；螟虫蝗虫炽盛时，有人说它们并不吃庄稼。百姓愁苦的情状，里巷百姓知道，而士大夫不知道；士大夫知道，而朝廷不知道。何况陛下深居九重，难道能够全部知道吗？下情不能上达，百姓的隐忧无处申诉，所以出现淫雨，京畿尤其严重，这是要使陛下有所感悟，赶快谋求革新政治。上天仁爱怜悯的心意，大概可以看出来了。陛下警惕敬畏，祈祷祭祀、赈济救援，大事小事全都办理，祥瑞的征兆暗中应验，阴云完全散开。臣愚昧地私下担心，陛下满足于眼前的应验，不再推究造成灾变的原因；天意没有常态，更是令人深深恐惧。臣谨按《春秋》庄公十一年宋国发生大水，董仲舒认为是阴气过盛造成的。嘉祐年间水灾，欧阳修上疏说：“水属阴，战争也属阴。”欧阳修这句话，大概是针对当时的情形说的。若推类来说，宫廷深严之地，左右近臣的私情，属于阴；内部的奸邪小人，外部的战争盗贼，也属于阴。君主掌握至阳的德性，用来驾驭各种阴气，所以君主之道彰明，阳气舒展、阴气潜伏，各自按照秩序运行，便不会成为灾害；否则阴气旺盛而侵害阳气，灾祸的征兆到来，没有不依照相应类别显现的。天人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实在令人畏惧。陛下圣性淡泊，本来没有宠幸妃嫔、女官进谒的牵累，然而在授官任职和发布命令之间，烦琐的特别诏令、因缘请托、侵扰紊乱既成法典的事情，或许仍然存在。侥幸求进的门路一旦打开，奔走趋附的人每天增多，这难道是杜绝细微祸患、堵塞萌芽渐长的办法吗？这就是阴气造成灾变的原因。改革开始时，分别善恶，国政议论曾经确定。众多正直之士正在朝廷，国家元气充实，奸邪党徒却还肆意窥伺觊觎；一两年来，俊贤老臣接连引退，甚至两三位近臣的进退也仓促惊慌，有的竟不知道事情从何而来。于是善良之士渐渐感到不安，而窥伺的人更加多了。朝廷的纲纪寄托在给事中、舍人身上，维护法令制度，本是他们的职责。听说在各地道路之间，竟然还有不能履行职务的人。纲纪一旦废弛，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臣恐怕奸邪小人已经洋洋自得、动起心来了。这也是阴气造成灾变的原因。敌国更替，已经很难仓促依靠。那些兴兵作乱的人一天比一天猖獗，他们开始聚众啸聚时，并没有达到可以跳梁而无法制止的势头。假使陛下任用得当的帅臣、守臣和监司，在火势尚未蔓延时扑灭它，不过是一名巡检、县尉的力量就够了。为什么拥兵的将帅有的萌生轻视贼寇的念头；分守土地的臣子各自产生侥幸求功的想法，任其养成痈疽，逐渐导致决裂溃败，才开始像割草捕兽一样消灭他们？世上难道有使千万人死于战争，而上天却不因此发生变异的吗？有的人或许庆幸贼寇接受投降，委曲心意加以招诱，却不知道这会损害威严、加重防备，反而开启奸邪之心。这两方面大概都错了。贼寇肆意施虐，流毒十分惨烈，众多哀号的百姓向上天呼喊自己的冤屈。这又是阴气造成灾变的原因。臣还听说，夏天涝灾，秋天一定旱；阴气盛到极点，阳气必然随之产生。汉代儒者的话，其中有深刻的含义。如今低洼田地已经遭受水灾，假如不幸在七八月之间雨水不能按时到来，高田的庄稼又被旱灾毁坏，饥荒接连不断，愁叹就会更加严重。难道只有峒丁、逃亡士卒才能成为祸患吗？近来三衢发生的事情，已经足以作为鉴戒。陛下如果确实能想到灾变的可怕，考虑君主之道应当修明，掌握乾纲，效法上天的德性，开辟公正的道路，堵塞邪曲的门径，使地方私下求见不干扰朝廷，使外面的流言不被纳入宫禁，以断绝近幸之人侵犯权力的端绪。尊重信任仁德贤能的人，容纳接受忠诚正直的意见，使正直端方之士能够施展志向，使奸邪巧佞不能满足私欲，以抑制小人势力逐渐增长的趋势。淮甸遭受创伤残破以后，要慎重选择贤能的牧守，把百姓的性命托付给他们；招集安抚流亡百姓，使他们都能安定居住；收集埋葬遗骸，不要让它们暴露在江湖之间。贼寇正在煽动扩张，应当再次告诫将帅守臣，齐心协力，并派遣朝廷使者奉命督察保护，整顿军队纪律，激励将士士气，以挫败群盗正在张大的锐气，那么积聚的阴气灾变或许可以消除，将来的祸患或许可以平息。《易经》初六说：“踩到薄霜，坚冰就要到来。”古代圣人对于阴气将要旺盛时，防备警戒就是如此谨慎。如今灾异频繁发生，征兆和应验十分明显，陛下难道不应赶快用心思考吗？臣才疏庸浅，充任文馆官员，蒙受睿恩提拔，使我暂代禁林之职；这份恳切的愚忠，希望吐露出来已经很久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幸而借进见答对的机会，斗胆竭尽我微薄的思虑，心情急切而言辞狂直，只希望陛下裁量宽赦。奏札之二。臣听说，天下有不可磨灭的道理，根本在于人心，万世如同一日的，就是公议。自从有天地以来，即使是极其无道的时代，破坏天常、毁坏人伦，敢于妄为而不顾一切，也只能使公议不能在天下实行，不能使公议从人心中消失。前代正直之士刘安世说得好：“公议就是天道，天道从来没有一天灭亡，只在于它所处的情形如何罢了。”熙宁年间，认为新法不可实行的，是公议。即使王安石拒绝劝谏、坚持错误，也不能堵住士大夫的嘴。绍兴年间，认为和好不值得依靠的，也是公议。即使秦桧专权擅杀，也不能消除君子的议论。最终新法实行而民力困乏，和好达成而敌人的气焰骄横。这种道理存在于人心之中，实在可怕。与其违背它而招致失败，哪里比得上顺应它而求得安定？近年侂胄掌权，凭区区私意和小聪明抵挡天下公议的冲击，虽然能够一时颠倒是非，最终却免不了成为当世最大的耻辱。为什么呢？公议就是天道，侂胄违背公议就是违背上天；上天难道可以违背吗？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像敬畏上天一样敬畏公议，那么百姓会喜悦，上天会帮助，还有什么事情功业不能建立的忧虑呢？

译陛下改革以来，至公的道理在长期郁结之后，已经稍稍得到伸张。臣愚昧地希望，朝廷上下能够战战兢兢地保持这一点，不要丢失最初的意旨；任用人才、建立政事，一概以天下的公议为主，不要被个人好恶和偏党私情所牵累；竭尽公心、极其诚敬，如同面对上帝，那么天人都会喜悦，治理的成效可以期待，这也是天下的幸运。只希望陛下反复留心考虑臣的这些话。辛未十二月，入殿所上的奏札之一【当时任著作佐郎】。臣听说，懂得父母的心，就可以懂得上天的心；懂得君主之道，就可以懂得天道。父母对于子女，养育他们并使他们成长成人，是仁爱；鞭打训诫他们，也是仁爱。君主对于臣下，用爵位赏赐来褒奖勉励，是仁爱；用刑罚来震慑劝勉，也同样是仁爱。上天保佑百姓而为他们建立君主，对百姓的爱深、期望切，就像父母对儿女、君主对臣下一样。因此君主的德行没有缺憾，上天就为之喜悦，祥瑞便产生；君主的德行有缺失，上天就显示谴责，灾异便出现。灾祥虽然不同，但用来勉励君主行善的目的却是一样的。上天如此爱护君主，做君主的难道可以不把上天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吗？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旱灾蝗灾接连不断，饥荒相继发生。陛下庄严恭敬、敬畏上天，不敢荒废安逸，忧虑怜悯百姓，表现在脸色上。上天降下安康，于是获得丰年，也足以看出感应相通的效果了。然而近来天道显示过失，星象又出现异常，接连见于清台的奏报。若说陛下亲身实行仁德还没有达到，那么丰收的应验又是怎样招致的？若说陛下亲身实行已经达到，那么星象的灾异又为什么屡次出现？天道幽深久远，是人难以知晓的。臣私下思考，莫非皇天保佑宋朝的心意，是希望陛下不要把多年积累的忧患看得容易解决，而把眼前的喜庆只看作勉强够用吗？上天爱护之深、期望之切，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宫廷深处屋檐漏水之处，日常起居动作的隐微，一念刚刚萌发，上天已经洞察。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保持兢兢业业的志向，防止轻慢自易的私心，勤勉不懈地奉行，多次反省而不懈怠，那么就不必等到善言重复三次，便会有使荧惑星退舍的感应。何况今年虽然报告丰收，百姓的粮食也仅仅够吃；但在连续饥荒之后，公家和私人都贫困空竭。就像一个人久病刚刚痊愈，血气还没有平复，筋力仍然疲惫，正处于药物调养、扶持伤弱的时候，必须格外用心。朝廷上下不可以马上产生自满自得的念头。恭敬地听说，近来内廷多次完成醮事，这固然足以看出陛下敬畏上天的诚意。然而修养德行、施行政事才是根本，祈禳祷请只是末节。只举末节而遗忘根本，恐怕终究不足以感通上天。何况如今冬令已经很深，雪将要下却又停止，和气仍然郁结，吉祥的应验还没有来到。这就是汉人所说的“上天有忧虑郁结尚未解除，百姓有怨望尚未平息”。臣愚昧而没有才能，伏望陛下体察昊天仁爱的心意，思考星象变化的原因，召集访问近臣，勤勉寻求政治上的缺失，推行惠民政事，使百姓的愁叹在下方消除，祥瑞的征兆在上方感通。《诗经》说：“要敬畏啊，要敬畏啊，上天的道理多么明显，天命实在不容易承受！”只希望陛下留心，不要忽视。奏札之二【这时本朝祝贺金国生辰的使者余嵘到达涿州良乡县，因为燕城正被围困，使者回来后才知道金人遭受鞑靼的侵扰】。臣私下认为，如今北方敌国有三个必然灭亡的形势，有两个方面值得成为我国的忧虑。自从天地形成以来，中外国家的盛衰没有固定不变的；但从来没有长期炽盛昌隆而不发生变化的。金人进入并占据中原已经九十年了，自从建立国家以来，只凭借刑罚、威势和杀戮来统治上下，并没有使人由衷心服的根基。凭这样的方式想长久存在，即使秦、隋也做不到，何况一个仓促兴起的小小国家呢？这是它必然灭亡的第一个原因。当初阿骨打、粘罕一类人在穷海边崛起，茹毛饮血，聚散无常，凭借本国所长来凌辱中原，所以所向无敌。如今几十年尊养安逸之后，已经没有恢复往日坚强锐利的气势，而鞑靼这个小国突然兴起乘机攻击它，战争接连不断，金国的真实情况已经显露，力量也已经屈竭。如今的金国，就是过去灭亡的辽国；如今的鞑靼，就是从前的金国。以将要灭亡、困顿沮丧的形势，既不足以抵挡新近取胜者的锋芒，又众叛亲离，哪里知道不会还有其他变故乘虚而入呢？这是它必然灭亡的第二个原因。当它盛强之时，把百姓的力量当作犬马使用，把百姓的性命视为草芥；人心离散，却没有一个敢于反叛，是因为长期积累的威势和约束。如今它溃散四方，就像河堤决口，已经无法遏止。等到使用赦令来安抚他们时，国家已经像瓦片分解、土堆倾塌一样，灭亡的形势已经显露，难道还要等到智者之后才知道吗？这是它必然灭亡的第三个原因。唉！茫茫中原，却被敌人占据；庄严的故都，如今长满禾黍。有志之士想恢复故国，已经很久了。从前只是苦于难以遇到机会，屡屡又败在权奸轻率妄动。如今敌人自己陷入危亡，臣却反而把它当作忧患，为什么呢？古书说：“如果不是圣人，外部安宁时一定有内部忧患。”孟子也说：“没有敌国外患的国家，常常会灭亡。”当陛下改革之初，和议尚未牢固，边境警报尚未撤除，君臣上下都警惕不安，不敢安心休息。等到聘问使者往来频繁，竟然已经习惯眼前的安宁，忘记了过去的忧患。万一金人终于灭亡，没有人能够留下余毒，上下安乐，自以为没有忧患，那么忧患就不在敌人，而在我国了。这就是臣所说的第一个值得忧虑的方面。机会到来时，真正应对实在困难，稍有一丝差错，祸败立即来到。假如外族得势，要求我国与它夹攻敌人，豪杰纷纷而起，奉我国为主；如果顺从他们，就有宣和年间订立盟约的教训，也有张觉归附而应受惩戒的前车之鉴。如果想保卫巩固江淮、关闭边境自守，敌方正四处扰乱，我国想筑防安定，以此作为谋略，也尤其不是容易的事情。

译这就是臣所说的第二个值得忧虑的方面。如今议论的人大多认为，北方敌国衰弱，就是我国的利益，却没有想到匈奴五单于争立时，汉朝曾经从中获利；拓跋氏在黄河以南造成边境警报，反而成为萧梁的祸患，为什么呢？因为有国家的不应只问敌人的盛衰，只应考虑我国政治修明与否。汉宣帝时，内部有辅佐大臣的贤能，外部有勇猛的将士，朝廷纲纪上下本末完备，边疆防御和侦察精明，即使匈奴强盛，也应当宾服，何况它逐渐衰弱之后呢？梁武帝却不是这样，舍弃正道而沉溺异端，放弃人事而谈空寂；内部有“三蠹”之人操弄权力，轻易施行威福，外部诸王怨恨争斗，骨肉相互残害；要保卫疆土、安定百姓尚且担心力量不足，何况想乘别人衰败而侥幸建立万一的功业呢？由此看来，假使今天能够做汉宣帝所做的事，那么敌人的存亡都不足以忧虑；但还不只是这样，各种祸患的开端正会从这里开始。臣愚昧地独自对此忧虑。伏望陛下每天和二三位大臣深入谋求治理自身的办法，不要因为害怕过去的教训，就认为仇耻可以不报；不要因为打算苟且求安，就认为侥幸安定可以依靠；修养实际德行来感通天命，施行仁政来结纳民心，奖掖忠实之士来振兴天下人才，减省赋税征敛来培养天下的力量。至于哪些人可以领兵，哪些军队可以使用，哪座城池应当修缮，哪些器械应当修理，每天都要在朝廷上筹划并反复训诫；如此或许国家的形势自然尊强，敌人自然畏惧，那么趁机取胜就可以避免鹬蚌相争的危机，蓄养威势、等待时机就足以保有金城汤池般的坚固。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愚昧卑贱而忽视这些话。奏札之三。臣看到朝廷因为楮币发行过多、折价损失日益严重，准备把多年积累的弊病彻底革新，这项措施的利益非常广泛。然而臣私下听到道路上的议论，仍然担心各地郡国不能完全体会朝廷的意旨，奉行颁布时一旦有所差误，给百姓造成的祸患恐怕也不止一端。臣曾经在州县任官，每次看到诏令下达，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但官吏从中借机苛扰，百姓还没有领受到恩惠，祸害已经随之而来；负责承接政令、宣扬教化的官员，也有人从来不过问。诏令虽然反复叮咛不得强行摊派，强行摊派却照旧；不得骚扰，骚扰也照旧；即使允许百姓越级申诉，真正能够前去申诉的又有几人？命令监司加以纠察，果真能够举发查办的又有多少事？这些都是臣过去亲眼见过的。因此下情郁结而不能上达，上面的恩泽堵塞而不能下流，这种积习相沿，已经不是一天了。如今新法推行，以两张旧券兑换一张新券，假如郡县能够谨慎推行，实际恩惠难道不会普遍流通吗？然而臣担心其中仍然不能没有弊病：有的颁发数量有限，只够装满官吏的袋囊，却到不了普通百姓；有的胥吏提出要求，只发给豪富之家，却不到下户；有的创设兑换机构没有多少，恩惠只到城邑，乡村却仍然被遗漏。有的地方争夺纷乱，难以禁止，结果公私双方反而招致更多事端。若不是守令选用得人、处置又有办法，那么它造成的危害恐怕远不止这些，怨恨叹息的声音到处都会很多。况且京城和宫阙所在之地近在朝廷，施行开始时尚且有很多人惶惑，但有了问题便能随时救治，也容易察知。外部四方距离天子很远，假如有弊端和侥幸违法的事情，又怎么能够上达朝廷？众人的哀号会感动和气，这不是小事。何况新法要推行，必须先让百姓相信朝廷；如果使远近之人拿着旧券，彷徨四顾而无处使用，只好丢弃焚烧，不再爱惜，难道不能预料将来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形吗？臣愚昧地希望朝廷重申并颁布明确的指示，告诫监司和守臣，一心研究办法，多方筹划，使实际恩惠能够惠及百姓，不要出现兑换政策无法施行的叹息，如此诏令下达以后才不会成为空话，实在是天下的幸事【得到诏旨，依此办理】。八月一日，轮对时所上的奏札【当时按军器少监的班次入对】。臣近来恭敬地看到御笔诏令：太庙在雷雨之后，鸱吻有所损坏，陛下明令主管官员避开正殿、减少膳食，从中可以看出陛下敬畏上天、恭谨慎重的心意。然而臣广泛考察六经以及各种典籍的记载，下至秦汉以来史书传记所记，除非是极其无道的时代，从来没有听说雷霆的警告波及宗庙。鲁国的展氏不过是人臣，己卯年发生的异常，春秋仍然谨慎地记载下来。雷霆是上天极其愤怒的威势，宗庙是国家最为严肃神圣的地方；以最愤怒的威势加临最严肃神圣的地方，其可怕之处已经很明显了。古代圣明的君王遇到非同寻常的变异，一定用非同寻常的德政来回应，从来不只是照搬旧例而已。如今除了避开正朝、减少日常膳食以外，便再没有听到其他措施。有人或许已经妄自议论，说陛下只是在致力于作出应天的文饰，却不追究实际情况。何况在礼仪文饰方面，也还有值得议论的地方吗？这次雷霆发生在孟秋癸丑日。过了十四天，表示恐惧、修养反省的诏书才颁布；避殿、减膳的举措是在孟秋丁卯日，刚过两天，群臣祈请的奏章已经上呈。对于蹈袭旧例、遵循常规的文饰来说，本来并不是很难实行；然而前者还要过十多天才施行，后者刚过两夜便匆忙实行。为什么对自己的责备这样简约，对自己的宽恕却这样多呢？陛下节俭的诚意出于天性，平日里尚且不把居室简陋、饮食粗淡当作困难，何况在畏惧天威、反省过失之后，稍稍从容一些又有什么不可？可是却匆忙到了这种地步。即使说礼仪文饰只是末节，不是用来感通上天的根本，那么如果连文饰也没有，实际诚意又在哪里呢？如今诚意没有增加，举动都只是勉强敷衍以塞责，不过掩饰外在样子；用这种方式感动人尚且不行，更何况感动上天呢？前些日子孟秋初一，流星显示异常，占辞说这是兵事忧患，但上下安然，好像没有听见。因此相隔才九天，雷霆的变异就发生了。上天用流星飞驰来警示，已经可以说十分急切了，陛下却不知道警戒；于是又用雷霆来警告，意味更加急切。上天对于我国想要扶持保全，使之安定，它的心意实在非常恳切。《尚书》说：“先使君王受到感化，端正他的政事。”臣希望陛下对内从自身反省，对外考察各项政务，努力增进君主的德行，不要把贪图安逸享受作为心意；广泛通达下情，深入探求造成灾变、招来和气的根本，这样或许善祥会一天比一天应验，灾祸的征兆会一天比一天消退。上天和祖宗对陛下的期望，确实就在这里。臣对爱护君主、勤勉恳切的心情无法自已，谨将这些话记录奏闻，伏候诏令。癸酉五月二十二日入直奏事【当时任起居舍人】。

译臣私下看到陛下改革之初，首先下明诏征求直言，又诏令近臣入对论事。士大夫听到它，就像听到雷霆；看到它，就像看到白日。臣当时在太学任职，私下对同僚说，从今以后进言的道路大大开放，将会重新看见祖宗盛世的气象了。然而五六年来，士大夫的风气软弱畏缩，与以前相比并没有大的变化，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臣曾经遍观往昔，进言道路壅塞的原因，大多只是君主喜欢自作主张、大臣喜欢专擅独断罢了。君主自作主张，就认为天下人都不如自己，厌恶别人进言；大臣专擅独断，就对天下事情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忌恨别人进言。如今陛下谦抑自身、责成臣下，从来没有自作主张的过失；大臣虚心无我，也从来没有专擅的私心；可是群臣却观望不前，没有人敢于尽情进言，陛下也曾察考过其中的原因吗？大概自从权奸擅权以来，已经十四年，谄媚奸佞渐成风气，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但开始时，朱熹、彭龟年因为抗争议论而被逐，吕祖谦、周端朝等人因为上书斥责当时的近臣，仍然有人出来争辩，正如刚患病的人，气血虽然受损，却还没有疲惫到极点。后来吕祖泰被贬，不只是近臣不敢进言，台谏官还出力排挤他，那么嘉泰年间的病已经比庆元年间严重了。再后来，有人盗用“平章军国事”的名义，挑起边疆战争的祸端，不仅满朝没有人敢说话，即使平民士人中想找一个像吕祖泰那样的人，也找不到了。这样看来，开禧年间的病又比嘉泰年间严重。风俗到了这种地步，已经病入膏肓，救治扶持，难道容易做到吗？假如改革之初，一时之间群贤都能够凭忠言奋发自立，那么朝廷的精神风采还可以逐渐恢复。然而还不到二十天，遗补官员就因进言而被罢职，这就像病刚刚稍有好转，却立即用酒色来损害它。像这样还想治好嘉泰、开禧年间的沉疴痼疾，能够做到吗？从那以后，傅伯成因以谏官身份论事而离职，蔡防学因以词臣身份论事而离职，邹应龙、许奕又相继因封还驳正、论奏政事而离职。他们离开时，陛下都用美好的职位来荣耀他们，授予他们大藩镇的职位；和过去斥逐进言者的时候相比，当然大不相同。然而人的常情是容易偷安、难以自我勉励；他们看到这几个人并没有能够大大违逆君意，却都不能容于朝廷，难免妄自猜疑陛下确实有忌讳进言的意思，所以宁可默默无言来保全自己，也不肯喋喋进言而招致祸患。况且侍从之臣根据自己的见解请求入对，这是旧例；如今却有人一年又一年也不行使一次这样的职事。集体议论各自把听闻的事情进献，也是旧例；如今却有人搁下笔互相观望，一句话也不说。假如遇到重大的安危、重大的利害，群臣都这样沉默不语，难道不是危险吗？臣今天想为陛下陈述三件事：第一，勤于询问。臣自从有幸侍奉圣颜，常常看到陛下召集接纳群臣，温和恭敬而有礼；然而从容咨询访问，极少听到陛下的声音，记注所记录的也寥寥无几。难道他们都不足以承受陛下的询问吗？又有时遇到两班官员，多数从殿阶下进来，已经进来又退回去，有时甚至反复两三次。陛下虽然未必厌恶听取人言，群臣却或许因此妄自议论圣德。臣希望从今以后在早朝赐对时，陛下亲自下达圣训，询问民生疾苦、朝政缺失；并且诏令宾赞之臣，即使有两班官员，也都让他们传呼引进，那么下情可以上达，皇上的听闻也不会壅塞了。第二，扩大谋议。臣听说古代遇到大事，要和庶民共同谋议，众人完全同意，才达到大吉。近年以来，政令中有时有所更改，往往过分秘密，没有时间参考斟酌群臣的意见。谋划考虑本来可以说是精密周详，但事情的始末难道会没有尚未研究透彻的地方吗？像楮币、盐钞这类事情，尤其关系到百姓的性命，却独自由朝廷谋划决定，下面没有听到进献意见和纠正意见。假如所有事情都这样，要想政事没有遗漏的安排，能够做到吗？臣希望陛下以帝尧考察众人意见为心，以汉廷广泛杂议为法，使人人都能尽情陈述意见，那么政令就没有不善的了。第三，明确升降。过去唐宪宗因为李藩忠诚正直而任用他，因为郑絪因循缄默而罢免他，最终成就了中兴的功业。宰相裴垍尤其能够奖勉进尽言，拾遗独孤郁等人因此升迁，前来致谢。裴垍却单独责备严休复说：“你和那两个人不同，他们勤勉不懈地进献意见。”严休复因此非常惭愧，所以论者直到今天还称唐宪宗为盛明君主，称裴垍为贤相。近来一两个小臣，因为奏对恳切，随即受到褒奖诏令，这也足以明确显示朝廷所喜好的风尚。臣希望推广这种做法：凡是过去因为进言而离开京城的人，应当考察他们用心是否忠诚，不要让他们长期在外；左右近臣中竭尽诚意进言纠正的人，应当像唐宪宗提拔李藩那样；阿谀逢迎、苟且容忍的人，应当像裴垍责备严休复那样，使人知道忠诚刚直值得崇尚，而阿谀取容值得羞耻，那么要达到元和年间的盛况，又有什么困难呢？臣以孤立微贱的身份，蒙陛下提拔掌管内命，至今已经四年；近来又叨受误恩，进身侍奉螭陛。有所怀抱却不吐露，臣的罪责还能逃避吗？所以在初次进对时，不敢罗列细枝末节来敷衍塞责，而冒昧地把自己的愚见全部陈述出来，只希望陛下垂听，裁决施行与否。奏札之二。臣既然劝陛下容纳接受忠言，如今愿意以忠言献给陛下。臣私下认为，今天关系国家命脉盛衰、百姓生活安乐与疾苦的，大概就是楮币这件事了。我们祖宗自从建立国家以来，用来保全天命、结纳人心的办法并没有别的，只是不施行重刑、不实行厚重的赋税、不执行苛刻的政治、不任用残酷的官吏罢了。历代圣君相承，世世遵守而不改变，因此德泽深厚长久，与上天一样无穷，太平延续的时间远远超过汉唐。陛下圣性宽仁，遵循祖宗训诫，改革以后停止战争、休养百姓，天下蒙受的福泽数不胜数。然而自从楮币改革以来，州县奉行失当，于是估籍、徒流之刑接连在各地出现，重刑开始使用了；征收摊派、强行配卖，远近纷纷骚动，厚重征敛开始施加到百姓身上；告发攻讦公然盛行，牵连株连，苛刻的政令开始肆意施行；假借称提之说来满足削夺财物私欲的人四处出现，酷吏开始得志。这几件事，难道是朝廷的本意吗？当楮币的弊病极其严重，不得已而变通的时候，朝廷拿出御府的金钱，放弃祠曹的凭牒，延长期限以收换，多方优待抚恤，唯恐它损害百姓。法令开始施行时，虽然有情节严重便估籍的条文，不久又发布命令说：“应当估籍的，不得擅自施行，必须报告朝廷等待答复批准。”

译这种忠厚谨慎、审慎周详的用意，含蓄地寓于没有明说的地方，而且竟然达到如此程度。然而臣看到如今的州县，有时专门追求新奇，创立各种条款，竟然大多超出朝廷的约束，所以出现一个人获罪而兄弟的财产也一并没收的事情，这能说是奉行法令吗？至于向富户征钱，朝廷的命令中没有这件事；扣押盐商的船只，朝廷的命令中没有这件事；按照田产税额多少区别对待，命令百姓把券藏起来，这也都是朝廷命令中没有的事。从前熙宁新法施行，可以说已经很严厉了，有见识的人尚且说：“放宽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恩赐。”何况如今朝廷的本意本来是便利百姓，而奉行的人竟然如此背离违抗，能说是体察国家、维护国体吗？不过，各地的利弊，臣不能全部知道。臣是闽人，所谓家产满一千钱、藏券五十的规定，是闽中的新法令。家产达到一千钱，大约相当于有几百亩田地；养生送死的费用、县官征税的缴纳，都要从中取得，临时特别的需要还不包括在内，哪里还有多余资财可以买券收藏楮币呢？何况闽地的风俗，是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号称非常富裕的人，与江浙相比也不到百分之一；所以这项命令一施行，即使大家族也难免卖掉田宅来收取券币，难道这是便利百姓的办法吗？有人或许只是看到楮币价格突然上涨，便指称这是新法施行的成效，臣私下认为并非如此。近来朝廷本来就有很好的谋划：规定福建上供的钱粮纯许使用劵，以一年计算，数目将近二百万。官府使用劵既多，百姓也就会更加看重劵。这样，不用强迫，它自然会变得贵重；不用逼迫，百姓自然会收藏。况且百姓输送给官府的，钱和楮币各占一半。朝廷停止把现钱拨给州郡，大约少了百万；如此一来，调节币值的助力已经十分充足了，哪里还需要另外科派摊配呢？如今四方百姓受此困扰已经到了极点。假使前面所说几件事果真出自朝廷命令，陛下和几位大臣听到危害竟达到这种程度，也一定会怜悯地加以改革，不会等到一天结束。何况这只是州县官吏凭借关系、从中取私造成的，又有什么顾虑和疑惑而不加以救治呢？臣愿陛下发布明确而广泛的恩德诏令，明白敕告各道监司、守臣，体察国家更换货币、便利百姓的本意。凡是在诏令之外擅自创意妄为，假托奉行法令、实际上破坏法令的，一律革除停止。对于仍然严刑重敛、肆意苛扰、纵情贪暴酷虐的人，命台谏官纠察上报，严加惩罚。这样或许可以安定百姓的生活，使宗社的命脉长久，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谨候圣旨裁决。《西山文集》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三 宋真德秀撰写 《对越甲稿》奏札 轮对札子【二月十一日应当入对，已经草拟完成。初八日改任右史，未曾上奏】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因为郊祀礼成、天地降下嘉祥，想着要和百姓共同享受福祉，斟酌采纳群臣请求加厚恩典的意见，于是各种恩泽都比旧日更加隆厚，德泽广泛流布，延及众生，万物人情都欣欣然，差不多已经有太平景象了。但臣听说，满堂饮酒时，如果有一个人面向墙角哭泣，满堂人都会因此不快乐。四海这样广大，只要有一个普通人不能获得安乐，圣人便认为是自己的忧患。近来朝廷因为楮币日益贬值，改行新令，担心士大夫奉行不恭谨，于是用剥夺官职、流放斥逐的刑罚来威慑他们；又担心百姓减损楮币价值以牟利，于是用没收家产的惩罚来警戒他们。这大概也是大力设置防范，只希望人们不要触犯罢了。中外各部门如果能够体察朝廷的本意，选择其中情节严重的加以惩罚，那么谁会不畏惧，谁又会不服从呢？可是臣从所听闻的情况来看，有人从未轻慢法令，却被说成轻慢法令；从未误国，却被以误国弹劾；有的因为同僚的防范而没有查清实际情况，有的因为豪强的诽谤便随即顺从他们的私意。这难道是朝廷立法的本意吗？至于籍没家产的施行，尤其多有滥及无辜的情况：大概有胥吏贪图没收财产多，因而借机倾夺的；也有乡里平日结下小小怨隙，因而借机中伤的。籍没家产的祸害，比刑杀还严重。刑杀虽然酷烈，痛苦也只止于本人；财产一空，全家便会陷入沟壑。如今竟不衡量轻重就突然施行，难道也是朝廷立法的本意吗？正当恩德广大、恩惠普遍之时，却仍免不了有人面向墙角哭泣，这也是圣朝应当怜悯的。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深切诏告辅臣，考察参酌众议：凡州县官员因奉行新劵而被监司、守臣按劾，追削官职、勒令居住的，其中倚仗法令牟利，严重成为公私祸害的，自然没有什么可议；其中过错稍轻，以及只是由于才术短拙、情形确实值得怜悯的，正值郊祀降恩之后，应当酌情恢复任用，允许他们自行选择居处。至于籍没家产一事，虽然命令重新审查，但辗转经营，即使侥幸获免，家产也已经损失一半；臣认为应当明白敕告监司、守令：从今以后，民间有人违反约束，经过劝告仍不悔改的，只应依典法严惩，不许再籍没其家。这样也足以扩大圣朝革新旧弊的恩泽。有人必定会说，这样一来法禁就松弛了，命令更加不能施行。臣私下认为并非如此。如今四方郡国，有的从未弹劾一个官吏、籍没一个百姓，却能使政令流通而无阻；也有的操持过于急切，越是弹劾，民情越加反感，最终还是无法禁止。这只在于主管官吏推行得好还是不好罢了。况且臣所请求的，只是使惩罚与罪行相称，并释放无辜之人，并不是要完全撤去禁令和防范。倘若臣的话可以采纳，希望陛下留意。直前奏札一【癸酉十月十一日上奏】臣没有才能，从前在辛未年冬天，曾因入对，妄自谈论北方敌人必然灭亡的形势，其中有三件事足以成为我国的忧患，占了两件。如今它的强敌从外部进攻，大臣从内部叛离，酋长被废黜或死亡，骨肉之间互相争斗，败亡的形势比前些日子更加严重。臣愚昧地私下认为，这正是天命离合的关键时刻，是国家多事的开端，可以因此忧虑，却不敢因此庆幸。金人进入并占据河洛地区，已经八十多年了，中原遗民日日遭受战争。臣很久以来就知道上天的意旨是悲惨的。《诗经》说：“伟大的上帝，俯临下界威严显赫，监察四方，寻求能使百姓安定的办法。”这是说上天厌弃商朝的混乱，而寻求使百姓安定的人。又说：“这两个国家的政事都不能符合天意，那四方之国，便到处考察、衡量。”这是说夏、商之后，没有谁足以承当天意，于是向四方广泛寻求。随后又说：“于是眷顾西方，只有这里可以作为居所。”这是说诸侯的德行没有谁能超过周文王，所以天命他做中原的君主。如今上天厌弃金人的德行，比商朝末年更加严重；而堂堂中原，本来就是宋朝旧有的土地。陛下如果真能不断修养圣德，像文王那样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上帝监察一切，一定会有眷顾之意，向南回顾的一天。那时即使因应时机、等待敌方出现破绽，光复土地，臣还认为是容易的。如果天时虽然相应，而人事却没有修治，只顾眼前补救，忧虑不能及于长远，那么不幸一方敌人灭亡，另一方敌人又兴起，严重时奸雄乘着空隙奋起，战乱如风尘烟雾般弥漫，天下震动；即使想在江沱之间安享太平，姑且保全金瓯般完整的基业，臣还认为很难。臣曾深思今日的形势，必定要君臣上下都把祈求上天延长国命作为心愿，然后才可以安定百姓、巩固社稷、消除尚未形成的变故，迎来即将到来的福祉。臣不顾自己的狂妄愚昧，冒昧列举六件事献上，只希望陛下裁择。臣听说刘向有话说：“祥瑞多的国家就安定，灾异多的国家就危险，这是天地不变的常理，也是古今共同的道理。”臣私下揣度这话的意旨，认为未必如此：祥瑞多而因此自恃，未必不危险；灾异多而因此警戒，未必不安定，只看君主如何应对罢了。臣恭敬地观察到，今年以来，灾异接连到来。二月本应温暖，却飞雪凝寒，气候像冬天；六月本应炎热，却阴气积聚、突然转凉，气候像秋天；大地本应安静，却发生震动摇撼的变化；水本应滋润下行，却发生漂浮涌出的灾害，这说明阴阳仍然失去了节序。到了九月丁巳，白天有星陨落，据占卜主益州；十月戊戌，流星从昴宿出现，据占卜主吴地。这说明天象星象仍在告诫人们有过失。只发生其中一件，就都应当警惧，何况又加上雷霆震动的异常呢？从前景祐五年，初春发生雷震，仁宗皇帝立即下诏求言，凡是圣躬的缺失、臣下的阿谀邪曲，以及政教刑狱方面的过失，士大夫和百官都可以全部陈说，用来疏通下情、招致和气。如今陛下自己认为比仁宗如何？冬雷的警告比初春更严重，而求言的诏书还没有颁布，政令好坏从哪里能够全部看见？四方百姓的利病从哪里能够全部听到？群臣的邪正从哪里能够周遍察知？即使臣下口中的震惧之言没有停止，心中的忧劳之念日益迫切，臣仍然认为还不够。上天爱陛下，如同慈父；教诲陛下，如同严师。如果轻慢而不严肃，爱有时就会松弛；玩忽而不警戒，教诲有时就会厌倦。希望陛下考察祖宗已经实行的制度，思考疏通人情、察知民间隐患、进用忠直、屏退奸佞的方法，使善政日日更新，至和自然响应，这就是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第一件事。从前商、周的君臣互相启发告诫，不是说要遵循祖先所实行的事业，就是说要以先王已经完成的法典为鉴。从古至今，没有凭借自作聪明而改变法度，却能使天下长久安定的。臣观察三代以后，治理体制纯粹的没有比我朝更好的，德泽深厚的也没有比我朝更好的。

译这是因为我朝立国不靠武力取胜而违背仁义，治理财货不以牟利损害道义，统治百姓不以权术取代信用，任用人才不以才能压倒德行。圣子神孙世世代代守持同一道理，所以虽然强盛比不上秦，富足比不上隋，权变机巧比不上齐、晋，人才才能的盛大比不上武帝、宣帝时期，但恩德结于人心，财富藏于天下，君臣互相信任而不生猜忌，才智虽不足而忠信有余，社稷能够长久，全靠这些罢了。陛下圣德谦逊，从未轻易改变祖宗成法，但臣私下仍担心有人忧虑国势没有张大，便想用威刑振作；忧虑财用不丰，便想靠聚敛增加；认为诚信不如权诈，忠厚不如刻薄深险。只要有一项如此，都是砍伐国家的斧钺、蛀蚀百姓的螟螣。希望陛下察识那些喋喋不休的巧言，守住深沉厚重的家法，舍弃一时的近效，扩大长久世代的远大谋划，这就是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第二件事。从前管仲说：“从流水的源头发布命令，是因为顺应人心。”鼂错也说：“三王的法令符合人情，然后才能施行。”这两个人不过是追求功利之徒、研习刑名之学的人，尚且知道这一点，何况不属于他们那类的人呢？汉代用法严酷没有超过武帝的，但武帝想加重皮币，皮币却无法施行；想禁止私铸，私铸却没有被制止，难道不是因为人心不服，法令就有所不足以凭恃吗？法令一定要以人情为根本，就像政事一定要顺应风俗一样。治理政事却不顺应风俗，不能称为善政；制定法令却不以人情为根本，不能称为良法。陛下也知道近来人情的苦乐吗？从前唐朝制定制度，除非谋反叛逆，不籍没其家。德宗想籍没窦参的家产，陆贽据理争辩；宪宗想籍没杨凭的家产，李绛据理争辩。如今乡里的普通百姓，稍微有些牵连误犯，便把他的财产全部没收，充入官府。有良知的人，难道忍心这样做吗？过去明白诏令反复告诫，不许擅自籍没家产。朝廷的德意从来没有不归于宽厚，但贪官污吏仍然依仗法令削夺百姓财产，照旧不改。含冤太深的人，偶尔能够奔走到省部申诉，辗转经营，只得到发还财产；而违背诏令擅自籍没的人，最终却从未听说受到轻微惩罚。一两个贪猾官吏有什么忌惮而不去做呢？群情喧扰，百姓无法自我安处。弱者甚至父子相伴跳井自杀，强者甚至想拿刀刺杀守臣以求痛快。百姓忧愁到这种地步，而承接皇恩、宣扬教化的官员却动辄以“人情安定便利”为说辞，这不只是欺骗百姓，也是在欺骗君主。谁说清明的朝廷可以用不合正道的事情来蒙蔽呢？《尚书》说：“民情很容易显现，小人却难以保全。” 臣希望陛下以看不到民情的警戒为忧，思考不要虐待无所申诉的人；命令不便于民的，不要害怕改变；官吏行为不善的，不要让他们逃脱惩罚。收拢人心、消解上天的意旨，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这是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第三件事。从前赵简子任命尹铎治理晋阳，尹铎请示说：“是要把百姓当作蚕丝一样搜刮，还是要把那里建成屏障呢？”简子说：“建成屏障。”尹铎到任后减少了户籍数字，后来智氏发动变乱，最终依靠晋阳得以安定。如今的有关官员，知道要把地方建成屏障、为此筹划的，固然不少；但把百姓当作蚕丝来搜刮、以此谋求私利的，却到处都是。近来修治近郊海塘一事，发役钱达到十六万，征调民夫达到八千人。贫困瘦弱的百姓，哪里容易承受？四方郡国向百姓科派钱财，少的每天也有千缗。江右守臣甚至有人暗中增加常赋来润泽自己，长久不停止，这难道是有利于国家根本吗？使富裕者安定、使贫困者得到防护，是王者的政事；如今郡县官员往往怀有嫉视富民的意思，多方破坏他们的产业，不达到目的便不停止。难道不想想富与贫相互依赖、相互救济吗？如今有余财的人被苛敛逼迫、被告讦摧残，都显出萧条而不能自存的样子。于是借贷的道路断绝，贫民就更加困苦了。古代君主和百姓共同谋求生计，所以有巡视耕作、巡视收成的政事。如今不敢希望官府能像古代那样，只要百姓自己谋生，官府不要扰害他们，就足够了。然而远方的县邑，竟有命令百姓每天把所用钱、谷、米、盐的数目全部登记上报官府的；到官府领取凭历，要交给历钱；接受官府验看，也要交缴历钱。使贫民更加贫困、使官吏更加肥裕，大多就是这一类事情。年成正屡屡丰收，变化灾祸尚未发生，假如有饥荒歉收的忧虑，又怎么能够应付呢？臣希望陛下广施恩泽下诏，重申敕令有关官员，削除非法的征收徭役，禁止不合时宜的科派，以宽缓民力，使百姓生活富足。这是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第四件事。臣听说，谨慎敬畏地处理讼狱，是苏公所以使周王国长久的原因；残酷使用五刑，是苗民所以使自己的世代灭亡的原因。从前我艺祖皇帝承接五代极度混乱的局面，百姓遗民幸存的只有十分之一，于是制定奏案之法，以革除藩侯擅自杀戮的弊端；颁布折杖的法格，以消除狱官过度使用刑罚的现象。仁慈极大如同上天，恩泽延及百世。历代圣主沿用它，法制更加完备。对于故意入罪的行为严加惩治，对于过失则宽免刑罚。因此范祖禹说，国家以仁德继承仁德，怜悯百姓，量刑采用中等法典，这是国家一百三十年太平的根本。陛下天性宽恕，与祖宗好生之德相合，对越上天也无愧；而臣区区之心，思考怎样顺承辅助陛下，有三件事：第一，如今的大理寺，名义上是审理天下狱讼的地方，实际上简直是天狱。百姓若不幸进入那里，就像掉进坑阱，看待官吏如同畏惧鬼神，绝不是其他监狱可以相比的。近来因为蕃舶一案而处死的人，株连颇多，幽怨郁结所感，竟造成淫雨灾害。秋官已经陈奏请求继续处理，催促判决，是为了显示陛下敬慎刑狱的心意。臣希望从今以后，除非事情体大而严重，不要轻易交付大理寺；即使不得已交付，也应限制奏报定罪的期限，严禁株连蔓延。

译《尚书》说：“有什么刑罚不应当敬慎？有什么法度不应当施及？” 希望圣明陛下留意。第二，廷尉掌管天下刑狱平决，既然任命官员、设置属吏，就应当经常参用儒者，使刑法条文之外还能依据经义来裁断，以人情为根本，或许可以接近汉廷断狱的本意。第三，斟酌情理而判决，是为了重视帅臣的权力，并不是各城都可以自行采用便宜行事、斩杀戮罚。战争时期的一切政令，不是太平时代可以实行的。臣看近来逐渐有人相互沿袭仿效，倘若不幸有嗜好杀戮的人掌握擅自诛杀的权柄，任凭自己的意愿行事，百姓有什么罪过呢？希望赶快在萌芽时加以限制，以杜绝藩镇之祸。这三件事如果确实实行，对上足以承顺天心，对下足以拯救民命，延续并扩大国家命脉，大概就在于此吧？这是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第五件事。国家对待臣子以忠恕为本，所以有惩罚罪过的条例，也有宽宥过失的典章。追命、居住之罚，相当于古代的流放刑罚，在圣朝从未轻易使用。近来因为官吏玩忽法令，间或施行，本意在于惩治奸恶，原本不是不得已。惩罚与罪行相当，人们自然无话可说。臣私下听说，负责刺举的官员有时审查不够谨慎，所上奏的弹劾未必完全公正。近来朝廷大概已经宽免了一两人。臣希望借此诏告有关官员，广泛参酌舆论。如果有人倚仗法令牟利，赃证罪状明显，臣哪里敢贸然议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有的人只是因为才术短拙、处置失当，并无轻慢命令之心，却一概遭受旷职的惩罚；按照人情衡量，应当属于可以宽免的范围。又一次郊祀降恩的施行，如今将满一年，深厚广大的恩泽使草木也如逢春天；然而士大夫的姓名列在丹书之上，其中还有人没有得到洗雪。这些人中如果罪恶成熟、恶行满盈、声名败坏、气节丧失、为清议所抛弃，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至于情形值得怜悯、按法律应当宽宥，却因有关官员因循拖延而未能施行的，希望诏令宪司逐条上报，再由朝廷审慎裁决；这不只是扩大弘扬深厚的恩德，也是为了明确普遍地显示大信，这是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第六件事。从前周成王时，天下已经达到极治，召公作诰，一再说“祈求上天延长国命”，又一再说“祈求上天延长国命”。如果不能时时安定，大概是因为天命没有常定，这是圣贤所畏惧的，何况如今呢？然而反复推究召公那篇诰文，它的纲目不过两件事：一是敬畏德行，二是顾念小民。国家将要兴盛，不在于兵力强大、财货丰足，而在于君主的德行；国家将要灭亡，不在于敌国外患，而在于民心。这就是召公苦口婆心告诫周王的原因，臣又推演其中的道理来告诉陛下。有人或许认为胡人的气运衰败，上天正因此赐福给我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呼韩邪、日逐之间的争斗，确实可以说是上天在帮助汉朝；高澄、侯景之间的裂隙，难道不也是上天给梁朝带来的祸患吗？如今敌人的存亡大势已经可以看见，虽然我们应当估量时势、衡量力量，行动时总要以前车之覆为戒，但一方失火、猿猴逃亡，势必会相互波及。应对处置一旦有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安危的关键，实在难以预先占断。现在的计策，只有努力实行善政，来回应上天的心意。上天如果确实帮助我们，向哪里去不能成功？伏望陛下思念王业难以安定，珍惜天时容易失去，每天与辅相共同谋划长远之计，委屈自己接受全部直言，亲近贤人而疏远不肖之徒，凡是能够维系天命的事情，都急切地去谋划，使人心日益归附，根本日益强固；这样进可以成就功业，退也足以自我守持。即使如此还不够：即便接受渭水之上的朝拜，收纳河湟的土地，忧患仍然很大。何况事变到来，可能有超出意料的情况呢？《诗经》说：“应当以殷朝为鉴，伟大的天命并不容易保持。”希望陛下留神，不要忽视。奏札二 臣私下认为，防备边疆、制服敌人，是国家的大事。如今边疆控制连接要害之地，近处是两淮、荆襄，远处是蜀地关外。但考察地形，蜀地处在上游，实为东南的首要之地；荆襄是咽喉，两淮是左臂。近年以来，经营两淮、荆襄，朝廷大概已经有成熟的谋划。臣冒昧只谈蜀地的事。蜀地与秦地接壤相连，具有长安百二之险的形势，天下一旦有变，便是豪杰必然争夺的地方。如今敌人受到鞑靼牵制，全力防备燕、晋，秦地必然空虚。万一灵夏窥伺空隙而长驱直入，盗贼又乘机窃据邠、岐、汧、陇，使那里成为战场，就如老虎在墙内争斗，而主人还能安枕而卧，是没有这个道理的。如今汉中有重臣，和益、梓、泸、遂各镇的人才相互呼应，足以担当倚重辅佐之任。然而蓄积人才以待任用，宁可过于充足，不要失于不足。臣观察宝元、庆历年间，西部战事兴起以后，当时名臣往往多在边境：陕西缺少帅臣，便任用韩琦；延安缺少帅臣，便任用仲淹。没有临事错失的忧患，又有威望信用一向相合，这大概就是预先蓄积人才的功效。如今从东南手持麾节前往任职的人，选用不能说不精。据臣看来，平日闲暇时能够安抚民间疾苦、处理官府事务，政务确实有余裕；但具有足以镇守一方的威望、智谋和谋略的人，几乎还没有见到。臣愚昧地认为，应当仿照先朝治理西部边境的旧例：凡是蜀地著名藩镇和重要郡府，如总管粮饷、盐铁、牧政的官员，转运漕粮以及掌管刑狱的官员，如果不是精明强干、气魄雄伟、能够折冲御侮的人，就不应列入这些选择之中。对于软弱无能、不能胜任的人，应当更换。利用闲暇时期储备人才，以便仓促紧急时任用。防备边疆、制服敌人，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臣妄言有罪，只希望陛下宽赦。贴黄：臣私下看到九月丁巳流星白天陨落，占卜者认为这是军队覆败、流血的征兆，分野虽在晋地，实际应在益州，所以臣妄自认为蜀地的边防尤其应当谨慎，而储备人才尤其是边政中的大事，伏请陛下明察。臣恭敬听说淳熙年间有太府丞勾昌泰进言：蜀中制置使一人，担负六十州的安危；有时因疾病或调动改任，从朝廷任命到赴任，动辄要经过一年，任职者一去一来之时，正是关系利害的关键。希望从侍从官中常常在蜀地储备一两人，让他们担任安抚使；一旦制置使出现空缺，便可以立即任命，实在是考虑祸患、预先谋划的防备。孝宗皇帝对辅臣说：“这正是你们应当留意的事情。今后想要任命蜀帅，必须选择可以充任制置使的人，希望临时不至于耽误事情。”圣明的谋略真是伟大，确实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希望陛下裁察。出使回来上殿札子【甲戌二月一日】

译臣等没有才能，蒙陛下提拔，命令我们主持修治聘问邻国之事，恰逢朔方境内纷乱的时期，未能完成礼仪，只能回来奏报。然而长期驻留淮河边境，每天听到边境报告：有的说鞑靼的军队已经逼近燕山，有的说西夏的军队正窥伺秦陇，有的称兵马纵横猖獗，号称铁枪，有的记述为了报父仇而兴起披麻戴孝的军队。虽然传闻之事本来就有不同，但危亡的形势大体可以看见。臣等日夜思考，有值得陛下勤加忧虑的事情，便借蒙召对的机会冒昧陈述愚见。臣听说，中原有道，即使外国强盛，也不值得忧虑；内部治理没有修好，即使外国微弱，也有值得畏惧之处。从前五代的纷扰，和单于争夺帝位的事情相同；拓跋氏分据东西，和匈奴分为南北，也没有不同。然而宣帝因呼韩邪入朝而使国家更加富强，刘渊、石勒、符坚、姚氏的变乱，却使晋朝直到最后也不能取得尺寸功劳。光武帝因南单于归附而拓展土地千里，侯景归附内部，却正好成为萧梁祸乱的兆头。所遇大略相同，而成败却不同，难道只是有的幸运、有的不幸吗？大概是因为宣帝、光武时政治修明，而晋、梁时政治失误。如今敌人的气运衰败，虽然是我宗社的庆幸，但臣等仔细观察形势，私下认为深可忧虑的有三件，急切应当办理的有两件。什么叫深可忧虑的三件事？一是对境的流民，二是仅存的敌国，三是突然兴起的狂悖势力。臣等近来抵达山阳，听说淮北百姓扶老携幼，结筏准备渡河的，每天有数百人。虽然边臣谨慎守卫疆场，拒绝他们入境，他们成群结队向南聚集的势头却没有停止。因为连年屡次饥荒，又加上战争，遗民有什么罪过，死去的竟有十分之七。如果不越过边境，就无法苟且求生，所以才想出这个办法。如今如果容纳他们，固然不容易安置；如果一概拒绝，他们或许萌生拼死之心，假如不幸发生变故，接着又有溃散的军队，随后还有成群的盗贼，那将用什么来对付他们？这是第一件可忧虑的事。臣等又听说，旧酋长的儿子在山东改换年号、建立名号，近来攻围海州，距离我国边境的材料数十舍。倘若他大致能够自立，便形成瓜分割裂的局面，趁机抚慰安定他们还比较容易；万一鞑靼得志，必定想消灭它所敌对的宗族，战事接连不断，我们力量不能抵挡，他们像兔子奔逃、野猪突进一样逼近我国边疆，又将用什么抵御？这是第二件可忧虑的事。从前宣和年间，金国开始强大，耶律氏逐渐衰微，有识之士预先知道它必将给中原带来祸患。虽然同样都是我们的敌人，但习惯安处的容易控制，突然崛起的难以驯服，这是本来就有的道理。如今中原土地倾覆、百姓离散，形势必然不能支撑；万一他终于能够全部占有那里的土地疆域，并以虎视之势逼近我国，就此拒绝会结怨，接纳又会使其骄横。再加上亡国的旧臣各自谋求自我推销，唆使挑拨的办法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假如他们肆意提出无穷的要求，以金人当年所受的礼节来要求我们；顺从，就不能立国；拒绝，就必定会交战。宣和年间的旧事，可以作为龟鉴。这是第三件可忧虑的事。什么叫急切应当办理的两件事？一是从内部巩固边防，二是在外部精心经营间谍。尚书说：“凡事都能办到，才会有准备；有准备就没有祸患。”《左传》也说：“不要依靠敌人不来，而要依靠我们有办法等待它。”如今边境探报未必完全真实，臣等陈述的也似乎过于忧虑；但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预言，固然容易被认为是虚妄；如果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了。何况柴薪已经堆积、即将燃烧的势头，每天增长而不停呢？可是掌管封疆防守的臣僚，往往内心确实惊惧危急，外表却装作安闲，他们说：“我们这是要用来镇定安抚民情。”却不知道人心如果有所依靠，即使不去镇定也自然安定；如果本来没有事，即使没有缘故也会自己扰乱。与其躲避张皇失措的小害，哪里比得上谋划仓猝发生的深重忧患？自古在东南建立国家，没有不把两淮、荆襄作为根本的。绍兴年间，李纲建议说：六朝能够保守江左，是因为强兵和重镇都在淮襄；即使有曹魏的雄强、苻坚、石勒、拓跋氏的军队，最终也不能窥伺江南。后唐李氏拥有淮南，便可以定都金陵；后来失去淮南，于是逐渐削弱。如今朝廷想要进行守备，就应当在两淮、荆襄设置三位大帅，屯驻重兵以控制它们，分派偏师进驻守卫各个支郡，修筑小型城垒，如同开辟新的边境；遇有贼兵骑兵，大军便派兵援助。只要能够稍稍自守，商旅必然通行，才能招来人归附，逐步修治，假以时日，藩篱就建成了。李纲的话，正是今天应当采用的。臣等近来从扬州前往楚地，又从楚地前往盱眙，所经过的地方有数百里，平坦田野肥沃，放眼望去没有尽头；重重湖泊陂泽，浩渺相连。田野百姓又都坚强勇悍、刚忍耐劳，没有吴地人骄弱脆怯的气质。等到长久驻守边城，访问考察更加详尽，把两淮形势的优势都看得如在眼前，然后长叹说：这是上天赐给我国的屏障，足以使强兵得到粮食，成为进取的资本。然而士大夫习惯因循，看着它荒残破败，漫不经心，毫不爱惜；田地不去开垦，沟渠不去治理；有险要之地，却不知道如何控制扼守；有壮丁，却不知道如何训练；有豪杰武勇之士，却不知道如何网罗收用。一旦情况紧急，只想着弃置逃走，把长江当作足以凭恃的屏障，这就像咽喉被别人扼住，却还想同他争夺；又像门墙、门闩和锁钥已经落入盗贼之手，却想保全堂屋内室的安宁，根本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过去边境最前沿的地方，城垒不修建，戍守不增加，只是因为拘泥于小小的盟约。如今事变全新，正是我们改变规划、扩大规模的时候。臣等认为应当趁现在赶快经营整治，选择二三名有威望、有声重、懂兵略的儒臣，让他们督护各位将领。对于搜刮聚敛、闭关自守，懦弱无能而不能立事的人，应当更换。沿江布置驻屯，不妨有十多万强健骑兵和精锐士卒，都应当移驻边境；同时增加招募水军，以扼守江面。凡是城池、楼橹还不坚固的，或要害之处尚未修筑的，就派驻屯兵合力修缮，使数千里边防的脉络相互连接，形成串珠般的形势，首尾呼应，形成率然之蛇那样的阵势。兵力既然雄厚，百姓的势力自然稳固，然后大力整顿垦田政务，仿照汉代搜粟的旧例，专门设置一个机构来统领，重视农业根本，如同周、秦利用西部土地。几年以后，积蓄充实，边地百姓父子争相想要自我保卫；趁此按什伍编制，以军法约束，不等候粮饷供应，便都成为精兵。这样金城汤池的形势形成，磐石般的根基建立，退可以守，进可以攻，这就是急切应当办理的第一件事。间谍不明，是兵家最深的忌讳。如今金人与鞑靼相持，大概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战争、分合不知有多少次，而我们的边臣至今还没有掌握其中要领。

译至于我国林答忠归附、纥石烈执中死亡的事情，边境各郡说法人人不同，由此推知，其他事情也大致可以看见。臣等近来抵达维扬，首先听到边疆遭受摧残的报告，向戎师询问，也说确实如此；将要进入修门时，听到的说法却又不同。敌国的存立不是小事，传闻却不一致到了这种地步，假如有缓急，怎么还来得及呢？从前中兴初年，韩世忠、吴玠等人拿出金钱招募间谍，使用起来如同砂砾，所以敌人的深谋秘计没有不能预先知道的，取得胜利的方法大多由此而来。臣等认为应当申明告诫掌管兵事的臣僚，专门负责派遣间谍；事情是否验证属实，要特别明确奖惩，希望做到实际情况一定能够听闻，听闻的事情也一定真实。这就是急切应当办理的第二件事。臣等区区本来没有什么奇策，只是想到刚开始奉命出使、离开殿陛时，蒙陛下温和的面容亲自赐予谕示，嘱咐把江淮的事情回来后奏闻，所以才敢竭尽愚忠，希望报答万分之一，只请圣明裁察。直前奏事札子【甲戌七月二十五日】臣没有才能，蒙陛下提拔掌管记注，每天侍奉天颜，在众多官僚中最为亲近。臣常常想到报国的道义，如果没有比效忠更好的方式，却闭口不言，臣实在有罪。如今将要因为侍奉亲人而请求出任郡职，离开宫阙，岂敢不赶快陈述愚见，希望能够补益万一。臣私下听说金人因为鞑靼侵凌，迁都到汴京，这是我国最大的忧患。鞑靼图谋夺取中原，就像猎人的志向在于捕获鹿；鹿逃到哪里，猎人必定追到哪里。既然能够越过三关的阻隔进攻燕地，难道不能截断黄河一带的水路而趋向汴京吗？臣担心秋风一起，梁、宋的郊外已经成为战场。假使鞑靼最终能够像刘聪、石勒那样盗有中原，那么双方疆场相望，便成为邻国，这当然不是我国的利益；或者像耶律德光那样不能立即安定中原，那么奸雄必定会投靠空隙而夺取它，更不是我国的福分。如今是应当趁敌人将要灭亡，赶快谋划自立的防备呢？还是庆幸敌人没有灭亡，姑且谋求自我安定呢？任用忠贤、修治政事、屈己听取群臣意见、收拢众心，是自立的根本；训练军队、选择将帅、修缮城池、整饬戍守，是自立的工具。把忍受耻辱、与敌人讲和当作福分，把停止战争、忘记战备当作常态，积攒用来安定边境的金帛，修饰使者往来的玉帛礼物。金国还存在，就把这些用在金国身上；强大的敌人重新出现，就把这些施用于强敌。这是苟且求安的计策。陛下如果把自立作为规模，那么国势会日益张大，人心会日益振奋，即使强敌突然兴起，也不能成为我国的祸患；陛下如果把苟且求安作为志向，那么国势会日益削弱，人心会日益偷安，即使敌人弱小而仅存，也不能没有外部忧患。从前孔子诵读《鸱鸮》诗，认为它懂得治乱之道；听到《沧浪》歌，就让弟子听取。大概安危存亡，都是自己造成的。如果正当事变开始兴起之日，却向人显示出可以欺侮的形态，这就像在厅堂上招来军队，在家门内引来敌人。臣区区的内心深处正为此忧虑，所以冒昧为陛下陈述。古代一个士人可以制伏百万大军，一个贤人可以止息千里灾难。季梁在世，随国就不可攻伐；宫之奇存在，虞国就不可欺凌。如今朝廷人才济济，号称多士，然而汉代儒者所说的骨鲠老臣、议论足以动众、心忧国家如饥似渴的人，已经很难找到。偶尔有人意见稍有不同，就已经形成方枘圆凿般的抵牾；议论稍微激切，便被视为虚妄夸张。难道朝廷所缺少的正不是这种人吗？平日擅长文章、熟悉刀笔、享有名望的儒者宿老，或许未必能够做到这些；至于面色严正地遏制奸邪的萌芽，当面片刻便裁断大事，不因利害而迁就，不因召唤或斥退而改变去留，又不是小有才干的人所能办到的。希望陛下把尊重君主、重视朝廷作为心愿，联合天下正直之人来帮助自己，不要因意见异同而离间，不要因个人爱憎而徇私；这样鼎盛昌隆的形势就会形成，金城般的守备就会坚固，抵御冲击、平息灾难，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所以臣说，任用忠贤是自立的根本。从前勾践栖身会稽时，饮食不追求滋味，听音乐不让声音充满耳朵；对内修明政令、宽缓刑罚、赈济贫民、悼念死者，降低身份礼敬士人，厚礼接待宾客；对外准备车辆、马匹、兵器和铠甲，同三军共同承受饥饿劳苦。凡是可以报复吴国的事情，没有不做的；凡是不可以报复吴国的事情，根本无暇去做。国家南渡以后，驻跸海隅，和越王栖身会稽的日子有什么不同？宗庙宫室本来不应过分修饰，礼乐文物本来不应追求完备；只应当养育百姓、抚慰士人，一心复仇。可是秦桧却用议和来转移改变皇上的心意，粉饰太平，摧折士气。今天举行某种典礼，明天庆贺某种祥瑞；士兵和战马消耗殆尽却不追问，武器装备疲敝却不修治。士大夫沉溺于钱塘湖山歌舞的娱乐，再也没有故都黍离麦秀的感叹。这就是秦桧罪行之所以直达上天、不可赎免的地方。如今战争在中原进行，战马在边境嘶鸣，危机交相逼迫，已经不同于平常时期。臣希望删去虚浮的文饰，专门实行实际的政务，使各部门、各府署焕然一新。从今以后，不急迫的营造修缮工程，暂且停办就可以了；文书簿册和期限章程的事务，整齐而有条理就可以了。从今以后，日常程序中琐碎细小的事务，交给有关官员办理就可以了。陛下每天很晚才视朝，只议论国家大政；辅臣早晚尽心竭力，只谋划国家大计，那么勾践的功业就可以追寻，中兴的盛烈也可以期待了。所以臣说，修治政事是自立的根本。从前汉朝遇到边境重大疑难，必定让群臣共同议论；季布得以凭中郎将身份折服列侯，樊哙、狄山得以凭博士身份诘问御史大夫汤。北匈奴来请求和亲，光武帝已经听从皇太子的意见拒绝了使者，班彪却又以不应断绝北方关系进言；这难道不是一个司徒属官也敢与太子提出不同意见吗？难道不是因为国家大事，臣子都应当尽力进言吗？我朝熙宁年间，契丹来商议疆界时，王安石执政，神宗仍拿这件事询问韩琦、富弼；元祐初年，夏人派使者来纳款时，司马光任宰相，哲宗仍拿这件事询问吕大防、范纯仁；高宗中兴之时，内外尤其匆忙，但没有一件事不采纳众人的意见。建炎四年曾经商议防备秋季敌情，绍兴初年曾经商议便利百姓、平息战争，绍兴五年便命令前任宰执各自陈述抵御敌人的方略，绍兴八年又命令侍从、台谏各自上奏讲和的利弊。祖宗的圣明，并不是不知道独断专行可以显得神明，只是认为广泛谋议、听从众人意见才是得当的，完全是为了使天下人的心意都得到表达，从而建立长久的防备。如今敌人南迁的事端一天比一天更新，尚未停止。臣希望颁下明确诏令，说明敌人迁徙南来，渐渐逼近我国边境。凡是有官位的人，都各自尽情进言，然后广泛采纳众人的长处，按此形成定论。

译《尚书》说：“喜欢询问就能充实自己，自以为是就会使见识狭小。” 命令各位大夫都把实情上报，不要有意回护。勾践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凡是对国家有忠诚谋虑的人，都只勤于攻击自己的过失；诸葛亮之所以贤能，也是如此。希望陛下以勾践为榜样，大臣以武侯为法则，那么事情就没有不能办成的。因此臣说：屈己听取群臣意见，是自立的根本。国家的元气在于人心。元气充足，外来的邪气就会被排除；人心稳固，外来的祸患就会消除。这是天地间恒常的法则，确实不可改变。陛下也曾观察近来人心的舒畅和忧苦吗？从前弊政刚刚改革，法令又更加严厉，虽然大多是为了防禁，以向百姓表明并非想用严刑峻法来约束他们，但负责纠察举劾的官员迎合过度，所上奏的案件，大多援引深文苛法，使被追夺官爵的人还听不到复职的期限，被贬谪流放的人仍看不到改过自新的希望。士大夫的议论，谁不叹息忧伤？臣希望明确命令有关部门，按照实情分别处理，逐渐予以宽释，以收拢士大夫的人心。如今各州郡的监司，没有不是经过选拔的才干之士，然而平易中和的政令很少，急切严酷、动辄决断的做法却很多。以理财自我炫耀的，搜刮财利比秋毫还细密；以推行法令自我夸耀的，用刑深重得如同刺入骨髓。我朝立国，本来崇尚宽仁，如今这样毒害百姓，使人恐惧的已经很多了。臣希望选用奉行宽平善政的人，罢退斥逐贪婪暴虐者，宣扬恩德，洗涤百姓的创伤，以收取百姓之心。统治人民的权柄，只有爵位和名分两项。应当授予却吝惜不给，就会使侥幸求进的人产生念头；应当吝惜却轻易授予，就会使有功有能的人感到失望。近来军功赏赐多有滥授，一概难以仅凭细小文饰加以辨别；惩治虚假固然可以区别真实，但纠正偏差也怕矫枉过正。如今边防十分危急，正是收罗武勇之士的时候。臣认为荆襄、两淮之人，曾经以功绩著称、为众人推许的，应命令将帅、守臣和监司搜访举荐上报，选择其中尤其杰出者数人，不拘资历破格任用。其余人员都交给铨曹，审查他们的来历，只要不是冒功虚报的，就全部按照资历注拟任用，以收拢豪杰之心。过去两淮招募士兵，虽然以数万计，但各军既有缺额，本来可以拨隶分补；议论者却担心粮饷，急于淘汰遣散，正当按例给他们钱财资助、让他们离去时，只是使小人少费心思、暂时感到痛快。钱财用尽后，他们两手空空、毫无防备，强壮者逃入山泽，等待时机作奸犯科，怯弱者则乞讨。若只求在道路上苟且偷生，最终走向死亡，那么危急时希望他们拼死效命，平安时却抛弃他们不加谋划，日后再来役使他们，谁肯效命？如今应当选择其中强健的人，收编置于军中；这不只是可以增强军容、帮助平息奸邪，也可以收拢忠义之心。自丙寅年战事以来，淮地百姓流离失所，有关部门赈济防护又失去了时机，死亡几乎殆尽；即使展缓上供、贷免常赋，残破的局面仍未恢复，生聚的人口也极少。近来听说州县科派徭役相当繁多，田赋虽已蠲免，临时征收的课税仍然很重；民兵编组后，衣服、军装、弓弩都责令他们自行准备，教阅所需的资粮也令他们自行携带。在呻吟困苦之余，哪里还承受得了这些？臣希望朝廷深切考虑守卫边境的重要性，多方给予优待和保障，使他们能够苏醒恢复，以收拢边民之心。北方境内遗留下来的百姓，本来就是我们的赤子，日日夜夜向南眺望，就像思慕慈亲；他们既然背负妻儿前来，哪里有拒绝的道理？臣私下听说边疆官吏只图便于写文塞责，甚至用刀箭驱赶他们；既断绝了他们求生的道路，就是激起他们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愤怒。又听说秦陇之间，有相继前来归附的人，自己在脸上刺字，表示没有回去的心，这同过去的八字军有什么不同？南来不能被接受，北归又没有可能，野兽走投无路便会反扑，形势必然如此。臣担心想要用这种办法安定边境，只会扰乱边境；想要因此无事，反而恰好造成更多事情。臣听说古代拥有国家的人，只忧虑百姓不归附，而不忧虑百姓增多。孟子说：“驱使百姓归附商汤、周武王的，是夏桀和商纣。”如今天下的君主中，只要有爱好仁德的，诸侯都将替他驱使百姓归附。如今中原百姓困穷而归附我国，这就是敌人为我们驱赶来的百姓，难道忍心不给他们茂密的森林、幽深的水泽来容纳他们吗？羊祜、祖逖的事情规模虽小，但他们能够努力修明德信，安抚接纳新归附者，所以吴人心悦诚服，晋朝的土地也重新归还。何况堂堂大宋，难道没有能够担当羊祜、祖逖事业的人吗？如果真能谨慎选择这样的人，分别镇守三边，努力用恩德和信义怀柔百姓，使远方的人欣喜仰慕，百姓既然归附于我，土地将归谁所有呢？恢复拓展疆土的基础，实际上就在这里。臣希望朝廷赶快对此加以重视，以收拢中原赤子之心。取得天下有方法，取得了百姓就能取得天下；取得百姓也有方法，取得了人心就能取得百姓。陛下如果确实能对内保全我国百姓，对外怀柔邻国百姓，那么用来守卫就会坚固，用来作战就能取胜。因此臣说：收拢众人之心，是自立的根本。臣又听说，有自立的根本，也有自立的工具。如今军营相连、戍所林立，空缺的兵籍没有补足，老弱混杂，教阅松弛废弛，衣粮又被削减，士卒憔悴无聊。荆淮所依靠的，是义勇民丁；可是把他们编成什伍，反而成为骚扰，无法激发他们超越、跳跃、扛关的勇力。东南所擅长的，是水师和战船；可是只顾绘图造册，徒然追求外表美观，却从未训练他们凌波破浪的本领。如果不痛下决心扫除弊端，使军政焕然一新，那么一旦缓急有事，将没有可用的军队。搜刮聚敛已经成风，士卒的怨恨却无人防察；嫉妒争功成为习惯，偏将佐吏的长处没有机会施展。有的担心军队败逃，却没有足够的威望使人服从；有的彼此势同水火，心思用意不能协调一致。朝廷中送礼行贿的道路虽然断绝了，却另有私下结交勾连的途径；对田宅子女的欲望十分满足，却在外面暗中窃取廉洁的名声。如果不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精心加以搜求选择，那么一旦缓急有事，必定没有可用的将领。李纲建议说，想要保卫江南，应当整治淮河、襄阳。他所说的家计，荆襄的形势险要，臣本来就熟知；至于两淮的利弊，则尤其清楚。军国所依赖的物资，没有比盐利更重要的；而淮地有煮海取盐的富饶。军粮所依赖的，没有比屯田更重要的；而淮地有肥沃田野的利益。那里的普通百姓天性强悍好斗，常常轻视敌兵；豪强百姓则彼此崇尚气概，能够聚集壮勇之士。假使范蠡、诸葛亮一类的人能够使用他们，以农业为根本，教百姓练习作战，即使向天下推行也可以，难道肯把那里弃置为不值得守卫的地方吗？中兴初年，志在进取，所以来不及修建营垒；议和以后，又受盟约约束，不能经营整治。然而孝宗皇帝设置防御、开辟空旷地带，未尝不是用心深远。臣私下认为，今天实在是南渡以来前所未有的时机，正应乘机自立，继承孝宗想要完成的志愿。

译高城深池、精锐军队、重兵戍守，是边防的根本大计。如今淮东的要害在清河口，敌人的粮道确实从这里经过；可是淮阴连寻丈高的城墙、尺寸多的兵力都没有，只能徒然依靠山阳。山阳虽然广大，前面没有淮阴遮蔽，后面没有宝应援助。如果敌人以重兵挡住前面，再以奇兵截断后路，那么高邮、维扬的道路就会断绝，山阳的形势便孤立了。山阳守不住，通州、泰州就危险，江浙也会震动。淮西的要害在涡水、颍水交汇之口，敌人的粮道也从这里出来；可是濠梁、安丰的城墙低矮单薄，城池淤塞狭窄，兵力单薄空虚，只能徒然依靠庐州、和州。可是有安丰作为屏障，敌人才不能进犯合肥；有濠梁作为遮蔽，敌人才不能逃往历阳。即使另有道路可以通行，而我方的庐州、和州正面抵挡，濠州、寿州从后截断，那么敌人便有腹背受敌的忧患，我方有犄角相助。他们还能长驱深入，横冲直撞而无所畏惧吗？所以想要巩固两淮，首先要防守三个关口。这不是臣的臆测。过去孙氏保卫江左，邾城虽小，仍然驻扎三万人。如今维扬、合肥是两淮的根本，兵力却如此单弱，还不及孙氏的一处。邾城的旧事，李纲曾说：大将拥重兵在江南，官吏守空城在江北，这不能算作防御。臣认为今天应当商议把江上的屯兵迁来，以壮大淮地的形势。有人说，如果果真这样，江面怎么办？两淮是藩篱，大江是门户。藩篱壮固，盗贼就没有闯入门户的忧虑；两淮坚固，敌军就没有饮马长江的忧虑。只应精心检阅水师，布置在渡口要害，那么内外相互呼应，就会像金城汤池一样坚固。这同仅仅坐守江边，却让贺若弼一类的人能够经营渡江相比，利害岂止相差十倍百倍！不过，这还不值得烦劳圣心。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必定有重臣来承担边疆以外的责任。因此蜀汉让孔明驻守汉中，吴国让陆逊守卫荆州，都把事权交给他们，不从中途加以控制。所以这两个人能够乘机应变，取得成功。如今江陵、建邺虽有统辖边防的名义，实际却处在内地，边疆的机密事务往往不能立即知道。至于稍有处置，必定都听命于朝廷；有请求便立即批准，还可以说行得通。请求而不能获准的情况，又很多。即使有奇异之才，又怎么能够施展？因循误事，实在令人深忧。臣希望从近臣中选择两位熟悉政务、任事经验丰富、素有军情威望、文武兼备的人，一人在襄汉，一人在两淮之间，建立幕府；财赋可以调拨使用，官员可以自行辟置，其余一切都依照吴、蜀任用两位重臣的旧例。这样，荆淮的国计就可以完成，朝廷的忧虑也可以解除。这是陛下应当赶快谋划、不可忽视的事。有人说：敌方正纷乱争斗，我们幸而无事，只求镇静，何必张扬惊慌？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自古以来从来不是没有夷狄，只是有办法对待他们，他们才不敢窥伺；从来不是没有奸雄，只是有办法挫败他们，他们才不敢放肆。如今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大力振作、建立基业，万一又出现虎狼般的敌人，知道我国容易对付，就会暗中萌发桀骜之心。到那时，不知道用安边的钱帛、使者和玉帛，能否堵住他们无厌的欲望吗？古今的祸患不止一种，但蒙蔽最为严重。从前范仲淹曾说：时势到了应当用兵的时候，不应忌讳谈论边事。如今朝廷如果把张扬声势作为禁戒，臣下迎合上意，即使有惊急之事也不敢上报；本来厌恶张扬，反而造成了蒙蔽。从前云南守军反而把失败报告为胜利，追究其逐渐形成的原因，不过如此。盛明的朝廷，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臣本来迂腐疏陋，哪里应当妄议大事？然而按照臣子的情义，有所怀抱却不尽情表达，就不足以称为忠诚。因此冒昧决意说这一番话，区区爱护君主的心意，希望圣明裁察。贴黄：臣私下认为，汴都，是我祖宗开创基业、建立国家、设立郊社宗庙、正面向南接受群臣朝拜，也是八方蛮夷和六方狄人进献珍宝、称臣服属的地方。如今一个将要灭亡却尚未灭亡的敌人，竟然能够抚有并居住在那里。伏望陛下赫然发愤，思考列圣取得并守住它的原因，考察宣和、靖康年间失去它的缘故。臣私下认为，取得并守住它，无不由于任用君子；失去它，无不由于任用小人。臣希望陛下深思否泰转变的征象，仔细观察君子小人消长的情势，那么王业兴盛的日子就不远了。臣私下考虑，敌人既然迁徙南来，索取财币的要求必定会接踵而至。朝廷尤其应当谨慎处理。依臣的愚见，如果能明确拒绝，断然不把这些财币颁发给军队作为犒赏，而是修缮军事装备，用来激励士气、削弱敌人的气势，这是上策。命令边疆官吏发文与之议论，削减近年来增加的数额，恢复隆兴年间裁减后的旧数，这是中策。他们要求我国一切恢复原样，如果答应，不只是下策，几乎等于没有防备。如今鞑靼群盗四处奔走，中原难道不会有善于谋划的人窥探我国的举动吗？他们一定会说：“金人是他们深仇大恨的对象，灭亡就在早晚之间，他们尚且如此恭谨地奉事。将来借着战胜的威势说些空话来恐吓驱使他们，还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呢？” 这就是招来侮辱的开端，也是招致祸患的根源。希望陛下超然远见，在祸患尚未形成之前消除它，国家社稷就十分幸运了。【这一天读到这一段时，口头奏报说：“敌人既然已经传来迁都的消息，早晚一定会来索取财币。臣私下认为不可给。”皇上说：“不应当给。”声音颇为严厉，与平时不同。不久，对境果然发文前来索取。丞相史某奏道：“从臣刘和、李珏都有文字，说不应当给财币，请圣上裁决。”皇上说：“真德秀也曾说过，他们来时是十一月。”距离真德秀上前进言的日子已经稍久，而圣心仍然清楚记得这件事。】《西山文集》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四 宋代真德秀撰 《对越甲稿》奏札 直前奏札 臣听说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只在于义和利罢了。君子的内心纯粹以义为准，所以取得职位，是要用来推行自己的道；小人的内心纯粹以利为准，所以取得职位，是要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二者所持的手段不同，所以引导君主的方式也不同。作为君主，接受劝谏就会明智，拒绝劝谏就会昏暗。君主明智，君子就能够竭尽才能；君主昏暗，小人就能够欺骗蒙蔽。因此，君子只怕君主不接受劝谏；小人只怕君主不拒绝劝谏。那些小人难道认为接受劝谏不好吗？因为正直的议论占上风，邪说就不能容身；公正的道理推行，私心就无法得逞，所以他们不得不采取这种办法。从前唐宪宗曾对李绛说：“近来谏官多结为朋党，议论事情不真实，都是陷人以诽谤讥刺之罪。我想罢黜其中最严重的，怎么样？”李绛说：“这不是陛下的本意，一定是奸邪小人用这种说法来迷惑陛下的心。”于是极力陈述其中的道理，以说明臣下进谏的困难。宪宗说：“不是听了你的话，我还不知道进谏的好处。”宪宗是唐代的英主。奸邪小人的话一传入，几乎使进谏的大臣被罢黜。朋党、诽谤讥刺，都是人们深恶痛绝的事情；小人利用人们所厌恶的事来激怒君主，即使像宪宗这样明智，也不能没有疑惑。如果不是李绛深知小人的情状并极力辨明，皇甫镈、李逢吉之流难道一定要到宪宗晚年以后才得势掌权吗？唉！君主为国家社稷考虑，难道可以不对此仔细观察吗？臣曾经逐一考察前代历史，凡是小人想要排斥正直议论，大体有几种说法：不说对方故意标新立异，就说对方喜欢求取名声；不说对方卖弄正直，就说对方把过错归给别人；最严重的，则说对方结党、诽谤讥刺。君子以引导君主走上正道为心，政事有得有失，就一定不会苟且顺从。不肯苟从，就近似于标新立异；竭尽忠诚议论政事，必然符合人情，既然符合人情，就一定得到当时的声誉。这样又近似于求名。好直与卖直相近，挽救过失与归罪于人相似。以至于议论偶然相同，就可以说是朋党；把话全部说出而毫不隐瞒，就可以说是诽谤讥刺。这几种说法，都是迷惑误导君心的毒药，是堵塞言路的荆棘。若不是极其圣明的君主，没有不被它们迷惑的。仰念本朝圣哲相继，招徕正直的言论，唯恐来不及。在本朝盛时，天下士人争相进献意见；其中固然有疏漏荒谬、不切合事情实际，沽名激愤、矫饰高亢、不出于忠诚的，朝廷也都宽容，不把他们当作罪过。其间小人感到不便，便有人进献巧言。例如景祐年间，范仲淹因进言论事获罪而被罢黜，议论者于是请求下令张榜朝堂，说：“奸邪欺骗君上的人有刑罚，挟持私意结党的人必定惩处。”自以为足以阻塞言路，但仁宗不久就后悔了，误以为应当颁下明诏，广泛寻求直言，召回范仲淹，最终还重用他，于是庆历年间的政治成就得以实现。哲宗初年采纳司马光的意见，下诏求取劝谏，当时有不愿这样做的人，预先设立六条罪名来排斥进谏者，说：“如果暗中有所怀藏，冒犯了不属于自己的职分；或者煽动动摇机密事务，或者迎合已经推行的法令；对上用来窥探朝廷的意图，以求侥幸进用；对下用来迷惑世俗人情，以求取得虚名。像这样的人，必定处罚，不能赦免。”司马光又上疏争辩，认为这不是求取劝谏，而是拒绝劝谏。臣下只要不说话便罢，一开口就会被列入这六条罪名。哲宗和宣仁太后赶快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四方议论利弊的人才得以让皇上听见。元祐年间的治理，实际上就以此为基础。假如当时两位皇帝听信奸邪之言而不醒悟，疏远正直议论而不容纳，那么小人的计谋就会得逞，君子的正道就会丧失，丰功大业又怎么能够流传久远，成为本朝最盛的时代呢？至于把公正的舆论说成世俗流言，这是王安石的私心；把上书分别列为邪说等类，是蔡京的奸计；斥责忠臣贤者为伪党，是韩侂胄的奸谋。前人的覆车之辙十分明显，可以借鉴的教训并不遥远。臣愚昧地伏望陛下扩大宏厚的圣明度量，招来天下的忠言；彰明圣明的鉴察，考察群臣的心术。朝廷中的士人，凡是劝陛下亲近正直善良之人、不讳言自己的过失的，一定是君子。不但应听取接受他的意见，还应当奖励提拔他；凡是劝陛下疑忌进言、厌恶听到过失的，一定是小人。不但应拒绝他，还应当斥退他。使凤凰鸣叫的祥瑞天天能够听到，使妖狐般的声音顿时止息。这样做而治理功业还不能兴盛、上天的福佑还不能降临，是臣从未听说过的。希望陛下反复留意臣的愚言。授任江东漕司，十一月二十二日早朝辞行奏事札子之一。臣愚昧而没有才能，承蒙恩典充任一路使者，随后将要远离陛下穆穆的光辉，私下伏地思念：臣子的义务，即使身处穷困卑约之中，仍不应忘记君主，何况臣曾经以执笔修史为职，长久供职禁中，如今虽然将要奉命出行，但忧国念君的忠心，难道敢因已经离去就停止吗？谨慎地再次深思当今的事情，希望献上自己的一点意见，恭请陛下明察。第一，国家社稷的耻辱不可忘记。臣曾观察古代君主对于仇敌之国，有因势力不能报仇而姑且奉事它的，有因势力虽不如敌而不肯奉事它的，有因势力可以取胜而远图报仇的，有因势力可以报仇反而去帮助它的。从前太王对待狄人，用皮帛奉事他们，用犬马奉事他们，用珠玉奉事他们，凡是他们想要的，都给他们；因为当时狄强而周弱，畏惧天命、保全国家，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孟子说：“只有智者才能以小国奉事大国。”然而狄人对于周，不过是一时的怨仇，并非百世的深仇，忍辱包容，义理上并没有过失，这就是所谓势力不能报仇而姑且奉事敌人。西晋怀帝、愍帝二帝，都陷没于刘聪之手；元帝询问黄河以南的情况，南渡建立国家不久，外部边患正盛，内部灾难又起，所以终身没有余力征讨；但从未派遣一个使者去北方朝廷聘问。成帝时石勒前来修好，成帝下诏把他的币帛烧掉，这就是所谓势力虽不敌而不奉事敌人。

译勾践在会稽受辱，举全国向吴国称臣称妾；但他能够劳苦自身、焦心思虑，降低身份礼贤下士，与百姓共同承担劳苦。国内的人事既已修治，上天的应验也随之到来，吴国的稻谷、螃蟹都没有留下种子，而夫差正出兵向中原示威，并在黄池与晋国会盟。勾践得以乘机发兵，于是毁灭了吴国，这就是所谓势力可以取胜，便终于报仇。晋孝武帝时，苻坚聚集百万军队，意图吞并吴会，依靠谢玄等人在淝水、淮水大败苻坚；苻坚狼狈西归后，他的儿子苻丕又在邺城与慕容垂相持。假如晋朝君臣有经略之志，乘机席卷，几乎并不困难；可是谢玄却接受苻丕的请求，派兵救济他的困穷，运米接济他的饥饿，舍弃苻氏这个深仇，反而同慕容垂为敌。不久刘牢之等被慕容垂打败，秦国因而断绝祭祀，晋国也随之衰弱，这就是所谓势力可以报仇却反而帮助敌人。臣私下认为，国家对于金人这个敌人，是万世必报的深仇。高宗、孝宗时正值金国强盛，不得已把自己比作太王，而把勾践的事业寄望于后人；如今上天将要灭亡这个国家，近在早晚之间，旱灾蝗灾连年发生，千里土地赤地一片，比夫差在位时还严重；鞑靼群盗又从四面进攻，无异于苻秦的情形。在苻秦末年，上天或许把有所作为的时机会交给陛下吗？臣曾经仔细思考对待敌人的策略，大致有三种：练兵选将，直接捣毁敌人的巢穴，如同勾践袭击吴国的军队，这是上策；按兵不动、坚守营垒，在内部巩固我国边境，只让敌人留下财币，断绝对外交往，如同晋朝不与敌人议和，并以晋朝安逸于江沱而失败为鉴，这是中策；把救灾防邻的通常礼节施加于茹肝饮血的深仇之敌，如同谢玄帮助苻丕，这是下策。采用上策，大义彰明，是统一天下的机会；采用中策，大计得以建立，是国家安定强盛的征兆；采用下策，大势就会丧失，是国家危亡的开始。臣不知道今天朝廷的谋划，将从哪一种策略出发？只是自从变法以来，生聚教训还没有达到勾践十年积累的功夫，固然不能立即谋求一战取胜。但《左传》中有话说：进攻力量不足，就应当守备有余。凭借堂堂大国，土地方圆万里，如果真能用对待敌人的礼节来对待天下豪杰，把原本送给敌人的费用用来磨砺天下的兵甲，使人心奋发、士气自然加倍，还怕什么敌人，为什么还要奉事他们呢？如果轻信边臣迎合上意的话，去援救将要灭亡的敌人，置世代深仇于不顾，不但会使忠臣义士泄气离心，后来的敌人也将轻视我国的心志；万一他们写信来责骂侮辱，我将用什么话来回答呢？人们之所以重视断绝与他人的关系，是怕招来怨恨而开启争端。然而如果能够不向将要灭亡的金国招怨，却不能不向新敌开启争端，那么权衡利害，哪一项更重，哪一项更轻？因此臣希望陛下勉力实行勾践的良策，惩戒谢玄的失策，那么王业兴盛便可以期待了。第二，不能轻视邻近的盗贼。如今议论鞑靼的人，大都说它只是猖獗的小夷，并没有包举兼吞的志向；议论山东盗贼的人，也说他们不过是小小的奸孽，只打算像防范盗狗一样偷窃。难道没有想到刘渊、石勒、苻坚、姚兴的兴起，大多都出自荒远边裔和全齐十二州的险要之地吗？古人利用这些地方，曾经凭此称霸强盛。何况如今中原士民惶惶无主，假使盗贼也有道义，众人就会跟从他；如果让他取得志愿而又与我国相邻，那就是最大的忧患。近来外使来访，乘小船渡海，不到十天就抵达边城，舍船登岸，竟无人知晓，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借此窥探我国的虚实呢？臣希望朝廷不要轻视这两个贼寇，日夜讲求攻守的策略，以迎击并杜绝他们窥伺觊觎的心思；治理自己的办法，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第三，不能依赖侥幸求安的谋划。如今议论的人，大都把敌人的存亡当作我们的喜忧；听到敌人危急困窘的消息，就希望那不是真的；得到敌人局势安静的消息，就庆幸它一定是真实的。加上边臣喜欢迎合上意，有的说鞑靼已经答应议和，有的说群盗已经听命，有的说穹庐返回燕地的日子不远了。假如敌人的命运稍稍延长，使我们能够乘机修治军备，难道不是最大的愿望吗？只是恐怕敌人在奔逃溃败之后，势力必然不能长久。堂堂大宋，本来并不弱小，却偏偏借敌人的存在来求安，这就像把朽土当作墙垣，却希望它能够阻挡盗贼。臣希望陛下激励自强的志向，扩大建立武功的常道，不要因为敌人存在而欢喜，也不要因为敌人灭亡而畏惧，这样大势就可以振作起来。第四，不能听信把边防交给天数的言论。臣听说“上天难以诚信推测，天命没有常规”，这是伊尹用来教导太甲的话；“只有不敬重自己的德行，才会很早丧失天命”，这是召公用来告诫成王的话。圣贤谈论上天，不过如此，从未听说某颗星运行到某个星宿，国业就会昌盛；某个神居住在某个地方，福气就会应验。自嘉定年间变法以来，战争停止、年成丰足，百姓渐渐得到休养，这确实是圣德感动上天的效果。然而沉溺于术数的人，却妄说五福太一正降临吴地。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治乱兴衰都有天数，与君主的德行无关，难道不是荒谬吗？如今边疆事务正盛，正是君臣戒惧的时候，士大夫却常常善于说迎合的话，有人还说有五福足以依靠。汉朝开始建立，是靠宽仁取得民心，并不在于五星聚集；晋朝击退敌人，是因为将相有人才，并不在于岁星照临吴地。何况天象已经显示出灾异，近来尤其严重，难道可以依赖荒诞的谶纬之说，而忽视明白昭著的警戒吗？希望陛下察知天与人相互感应的道理，明白谗佞之言的危害，更加修治根本以感格天意，这是宗社的福庆。第五，不能忽视至公的议论。臣听说，公正的舆论是国家的元气；元气闭塞，就不能成为人；公论郁结，也不能成为国家。祖宗盛世时，任用人才、建立政事，都根据众人的公论，并且以至公之心推行，所以人心悦服，天下安治。熙宁年间，认为新法不可实行的是公论；王安石违背并压制它，最终误害国家。绍兴年间，认为和议不可依赖的是公论；秦桧仇视嫉恨它，遗留下的祸患直到今天。朝廷的举措正确，众人也认为正确，这是治世；朝廷的举措错误，众人也都认为错误，这同样是治世；朝廷自以为正确，而众人没有谁敢议论它的错误，这就是子思为卫国君臣忧虑的情形。从前韩侂胄专权，用威势刑罚钳制天下人的嘴，时间久了，附和便成为风气。汉朝开创基业，是凭借宽厚仁慈而取得民心，并不在于五星聚集；晋朝击退敌人，是因为将相中有人才，并不在于岁星临照吴地。何况如今天象显示出过失，近来尤其严重，难道可以依靠防纬（原文如此，疑有讹字）之类不合常理的说法，而忽视明白昭著的警戒吗？希望陛下鉴察天与人彼此感应的道理，明察防范奸佞的危害，更加修治根本，以求上天降下福佑，这就是宗庙社稷的福庆。第五条是：至公的议论不可忽视。臣听说，公论是国家的元气。元气闭塞郁结，就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公论▯郁（原文如此，疑有缺字或讹字），就不能成为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祖宗盛世时，任用人才、建立政事，都依据众人的公论，并以至公之心施行，所以人心悦服，天下安定太平。熙宁年间，认为新法不可实行的，是公论；王安石违背并拂逆公论，最终因此贻误国家。绍兴年间，认为和议不可依靠的，也是公论；秦桧仇视并嫉恨公论，遗留下的祸患直到今天还存在。朝廷的举措正确，众人也都认为正确，这是太平之世；朝廷的举措错误，众人也都认为错误，这同样是太平之世；如果朝廷自以为举措正确，而众人没有谁敢议论它的错误，这就是子思为卫国君臣所忧虑的情形。过去▯胄（原文如此，疑有缺字或讹字）专权，凭借威势和刑罚钳制天下人的言论，日久之后，附和竟成了风气。

译北伐这件事，朝廷内外都知道它不对，却没有人敢说，其后果大概可以看到了。假使韩侂胄能够虚心平等地听取意见，不以先入之见为主，只以公论为是，听从公论，那么国家就没有穷兵黩武的祸患，自己也没有受辱的灾殃，岂不是很好吗？近来使者出行，外间议论哗然，侍从大臣争论，馆阁学校的学者争论，学校中的士人又争论。有人或许认为这是纷纷扰扰、多事生非，臣却独自认为：这是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气象，是圣明君主和贤能宰相宽容涵养所造成的盛事，难道容易得到吗？天下如此广大，本来同属一家。君主是父亲，大臣是长子，大夫、士是家中的众子弟，至于卑贱的庶人，也不过是家中的仆役。父兄有过错，子弟就争相劝诤；子弟有过错，仆役也可以进言。因为一家人的事情，忧乐实在相同，大家恳切地互相规劝，正是想共同成就家门的美好。君臣之间的义理，为什么不同于此呢？可是自古厌恶听到正直议论的人，往往给进言者加上归罪于人、卖弄正直的名声。要使士大夫害怕避开这些罪名，努力闭口不言，是很容易的事。却不知道臣子的真实感情，本来是为了国家谋划，究竟有什么对不起君父的地方，反而要嫉恨他们呢？深思今天，实在正是公论能否伸张的关键时刻。在朝廷之上，如果把进言的人看作爱护君主、报效国家，没有猜忌之意而有听取任用的诚意，那么公论从今以后自然会更加伸张；如果把进言的人看作阻挠政事、求取名声，没有听取任用的诚意而有猜忌之意，那么公论从今以后就会重新受压抑。公论的伸张或受压抑，正是国家治乱存亡的分界。因此臣在奏章末尾反复极力陈说，忘记了屡次烦扰天听的罪过。《诗经》说：“心中实在爱着，难道不把它说出来吗？”希望陛下明察臣的愚忠，决定是否采纳。奏札二 臣听说太平兴国年间，曾经下诏命令各道转运司察访所属官吏；凡是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职务以及贪污财物的人，都让他们逐条上报其事。对于清白自守、才干办事而不苛刻的人，也允许明确举荐。臣仰见祖宗盛世选用监司，把事权交给他们，大概是想让他们公正地进行纠察举劾，使贪婪怯弱者无处容身，而使廉洁能干者有所劝勉。对他们负有责任的要求，实在并不轻。自嘉泰、开禧以来，公道不能推行，请托日益盛行。郡县官员有罪，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作为监司刚想立案弹劾，他们便已经寻求权要的援助来脱身；更严重的，还能够施展反咬报复的计策。于是监司纠察的权力有所不能行使了。每年荐举的人员，往往被权贵的命令夺走名额。孤苦寒微而无援助的人，即使尽心于职务，也免不了有沉沦的叹息。富贵人家的庸碌愚蠢之徒，只要有所凭借，便如同拿着券契来索取偿还一样。于是荐举的权力又有所不能行使了。因此州县之间贤者和不肖者不能分别，百姓也受到祸害。如今陛下更新大政，公道昭明，渐渐恢复乾道、淳熙年间的旧规。只是士大夫中间亲故请托的弊病还没有完全革除。臣愚昧，希望圣慈告诫内外士大夫，共同维护公道，使奉命出任监司的人能够施展澄清吏治的志向，使贤能与不肖得到甄别。这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来说，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召入任礼部侍郎，上殿奏札之一【乙酉年六月十二日】臣听说，国家立于天地之间，必定有与它共同建立、共同维系的根本，那就是三纲五常。自从天地确定高下位置，大的伦理分别就已经明白；上天赋予人中正之性，善良的本性人人都有。然而要维持并主持这种道理，就要依靠君主和老师。因此圣人出现，亲身实行这种道理，以此作为天下的标准。君臣之纲在上面端正，天下人就都知道敬重；父子之纲在上面端正，天下人就都知道亲爱；夫妇之纲在上面端正，天下人就都知道区别。三者端正了，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也没有不端正的。凡是使有生命的人各有安宁的居所，彼此不争斗、暴虐、侵害、杀戮，这就是唐虞三代几位圣人的功劳，所以他们的功业可以同天地一样广大。所谓五常，难道也能超出三纲之外吗？父子之间的恩爱，就是仁；君臣之间的敬重，就是义；夫妻之间的区别，就是礼；所谓智，就是懂得这些；所谓信，就是守住这些。从来没有三纲端正而五常有所亏缺的，也没有三纲废弛而五常能够独自存在的。唉！这个道理，难道不是支撑宇宙的栋梁、安定百姓的柱石吗？人如果没有它，就会外表戴冠穿衣而内里如禽兽牲畜；国家如果没有它，宗庙社稷就会变成丘墟。臣曾读《诗经》，读到《六月》的序说：“《小雅》完全废弃，四方夷狄就会交相侵扰，而中国也会危亡。” 《小雅》的诗不过二十多篇，但三纲五常的意义大致都具备了。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只依赖这些罢了。到了它完全废弃的时候，就是自己招致攻伐；四方夷狄侵扰的祸患，怎么能不在这时到来呢？臣又曾考察古代，有处在衰败削弱时代而三纲五常还没有完全泯灭，仍然能够勉强保存的；也有处在安定强盛时代而三纲五常毁坏松弛，最终导致大败坏、无法挽救的。周朝自从东迁以后，一天天卑弱下去；然而齐桓公、晋文公出力扶助王室，仍然保有君臣关系；诸侯会盟确定世子，也仍然保有长幼关系。因此周王室还能凭借空名维持数百年。晋朝兴起，全部占有吴、蜀，传了两代到惠帝，可以说达到了极盛；可是阳刚之德不振，阴邪之气在内部炽盛，谗言巧计交相煽动，国家根本很快动摇，诸王强横跋扈，君主威权于是被夺，三纲全部废弛，刘渊、石勒的变乱便兴起了。唐朝到唐明皇时，也是太平治理达到极盛的日子；然而宫闱之中仗恃宠爱，亵乱天常，奸邪之徒肆意欺骗，暗中窃取国家权柄，凶邪制造祸端，残害皇室宗支，三纲全部废弛，安禄山、史思明之乱便发生了。把晋、唐的事情拿来验证《六月》序诗作者的话，相隔千年，竟像符契一样相合。

译拥有天下的人，为什么不以此为鉴呢？我朝祖宗承受天命、建立最高准则，对于侍奉双亲、教育子女的方法，端正家庭、和睦宗族的道理，以及尊奉君主、驾驭臣下的办法，大体都以仁义为根本。因此前朝名臣有人认为这是最好的家法，有人认为这是最端正的大纲，有人认为三代以后从未有过这样的制度。多么美好、盛大啊！圣明的子孙应当战战兢兢地保持它，不使它坠失。臣私下认为，陛下天资开启睿明，开始承受大宝，这正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时候。臣来自远方，私下听到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陛下有顺承太母的孝心，有忧悯百姓的仁德。如果能推广这种心意，做什么事情不会是善的？只是很不幸遭逢天伦之变，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合乎道理；虽然陛下兄弟之间的友爱正深，关于布衣粮食的歌谣却突然兴起，并流传到四方，所造成的损害并不小。一项政令的施行，一道命令的发布，如果违背道理，祸害就会随之而来。三纲五常的大端，叫做人伦的最高准则。人伦的最高准则不能确立，国家将怎么办？况且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情感，只看上位者怎样引导。《大学》说：“在上位的人敬养老人，百姓就会兴起孝行；在上位的人尊敬长者，百姓就会兴起悌行。”又说：“一家施行仁德，全国就会兴起仁德；一家施行谦让，全国就会兴起谦让。”人的感情虽然没有固定不变的表现，但本性本来是善的；上面倡导它，下面就会响应；上面兴起它，下面就会振作。所以，上面慈爱孝顺兴盛，下面就会有忠诚顺从的风气；上面爱敬有所亏损，下面就会有冒犯凌越的习俗。上下相互影响、相互跟随，实在十分可怕。伏望陛下深切惩戒过去的悔恨，思考补救过失的方法。天子的孝与臣民的孝不同。陛下想要报答先皇的大德，首先应当继承先皇的志向、述行先皇的事业；衰麻服丧的等级、哭踊的礼节，只在其次。想要报答慈闱的至深恩德，首先不能落后于顺承她的心意和志向；奉献精细食物、跪拜的礼节，则在末后。早晚都要战战兢兢，只充实实际的德行，只学习重大的政务，使朝廷因而得到治理、宗社因而得到安定，那么为人子的道理就修成了。诵读《二南》中端正始基的诗篇，想到后来选择配偶的事情，不可不谨慎；玩味《大易》中端正家庭的义理，想到平日反省自身的要求，不可不严格。对近处的九族，一定要扩大亲爱和睦的仁德；对内廷的六宫，一定要显示肃敬和雍的教化，这样家庭之道就端正了。委任臣工，是君主的大体；亲自听取裁断，是君主的大权。这两种道理同时实行，原本并不相互矛盾。一定要使政令出自公正的朝廷，断绝多头发号施令的私门；使威权归于王室，没有把权柄反握在别人手中的过失，那么君主之道就确立了。为人子的道理修成，是仁德的根本；家道端正，是礼的源头；君道得以确立，又是天下大义赖以确定的根本。陛下如果能够明白这三点并付诸实行，一切都以诚为本，那么不必刻意求取感动人心，人们自然会信服；不必刻意整顿风俗，风俗自然会改变；奸雄就不能找到借口来煽动众人，夷狄也不能窥伺空隙而萌生异心，国家长久安定的计策就[原文“无”后疑有脱文]。我越诸，因迂阔疏略而蒙受召用擢升，置身春官，实际掌管国家礼仪。深思治理与动乱、安定与危亡的根本，难道在于玉帛钟鼓之间吗？所以在入朝答对之初，首先把根本的经义和法则禀告陛下。我的狂妄愚昧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请圣明裁择。请陛下决定是否施行。贴黄：臣所说的陛下处置天伦变故尚未完全合乎道义，是因为以大舜的事来期望陛下。过去象每天都把杀害舜作为打算，舜做了天子后却封他为诸侯。孟子推明其中的意义说：“仁人对于弟弟，不把愤怒藏在心里，不把怨恨留存不忘，只是亲近爱护他罢了。”象那样极不合乎道义，而舜亲爱他的心却一点也没有因此衰减，这正是他成为人伦典范的原因。然而，舜封象于有庳，却不让他在自己的国中有所作为；天子派官吏治理那里，让他缴纳贡税，不使他有机会暴虐百姓。这又是仁德达到极点、义理做到尽头的做法，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何况济王对于陛下，名分上是兄长；霅川之变是被群凶逼迫，并非出于本心。他此前有躲避隐藏的迹象，后来又参与讨捕的谋划，情状十分明显，事情的始末都可以考察。陛下如果能以舜爱护象的心意来保全他，又以舜封置象的办法来处置他，使他享有富贵的快乐而没有丝毫权柄，那么陛下所做的就是舜所做的了。纲常得以保全，圣德没有污点，把它记载在史册上，光扬美德将无穷无尽。臣私下痛惜陛下没有想到这样做，如今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所以冒昧进献弥补过失的建议，希望陛下努力实行各种善政来掩盖先前的过错，或许将来还能成为我宋朝以盛德著称的君主。这是愚臣的愿望，也是天下人的愿望。臣又私下考察雍熙年间秦邸的事情：当他有罪时，并没有免除降职迁徙；等到他去世后，也没有废止恩典和防范，因此有追封的典礼、赐谥的荣耀，直到他的几个儿子也都蒙受升迁。当时宰相称颂太宗皇帝的德行，认为亲睦宗族、推行慈爱，舍弃对罪人的追究而防止孤弱受害，足以感动天地。如今济王去世，除了停止朝会、择日安葬以外，其他恩典尚未听说。想来是群臣还没有把太宗时的诏书旧事告知陛下，臣不顾诛杀，冒昧进言。伏愿陛下明诏有关官署，考察寻求雍熙年间的旧例，斟酌施行。济王虽然没有子嗣，但承继灭绝宗统的仁德，由陛下来做，又有什么不可呢？在纲常将要坠落之时扶持它，在恩义已经亏损之后保全它，天地神人的心意也将因此明白陛下的德行。臣区区进献此言，并不是为亲王谋划，实在是为陛下谋划。臣的忠诚明白可向天地证明，只请圣明明察。奏札二。臣私下认为，今日求得治理天下的关键，没有什么比取得上天之心更难，也没有什么比取得人心更难。然而天心与人心并不是两回事，取得人心，也就取得了天心。《易经》大有卦上九说：“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孔子说：“上天所帮助的是顺理的人，人所帮助的是诚信的人。”元祐初年，二圣临朝听政，四方夷狄叩首听命，西羌和夏人降服归附。不久黄河向北流去，呈现恢复大禹旧日河道的势头，天下明白知道皇上的意志与上天相合。苏轼推究说明其中的原因，认为这是二圣亲自以诚信顺理来率先天下的功效。没有一件事不合于天心，才可以说是顺；没有一件事不取信于人心，才可以说是信。如今陛下亲自处理百官政务，内有慈圣的谋议作为依据，按时考察起来，很像元祐年间；但从天象看，冬春之间雷电、雨雪接连出现，近来星象的变异也屡次显现；从人心看，忠义之士反侧不安，朝野百姓的叹息也没有停止。想来朝廷的举措用来使人心信服的地方，恐怕还有没有做到的吧？人心尚未信服，正是天心尚未顺应的原因。是非判断的道理，本源于天道而显现在人心中，不因古今而存在或消亡，也不因聪明或愚笨而增减。

译上面的作为一旦与道理相合，就不必等待教令，人们自然会信服；上面的作为一旦与道理相悖，即使施加刑罚，人们也不会服从。那么今天人心尚未信服，究竟原因在哪里呢？成王告诫君陈说：“有废止，有兴起，出入取舍都由你决定；众人的意见相同，就加以考察推究。”孔子回答鲁哀公的询问说：“提拔正直的人，置于邪曲者之上，百姓就会服从；提拔邪曲的人，置于正直者之上，百姓就不会服从。”大概主持政务、任用人才，没有不参考考察公众意见而能使天下满意信服的。祖宗盛世，凡有重大政务，必定采纳群臣的意见。太平兴国年间秦邸的事情，王溥等太子太师在朝堂上召集七十四人商议，然后才下诏裁决，因为重大事情不可轻率。近来霅川之变，与过去大致相同，却没有听说在公卿朝臣之间广泛听取意见，这是人情共同疑惑的地方。康定、庆历年间，选求西部统帅，必定采用当世第一流的人才，宰相吕夷简甚至防备仇怨而推荐进用，因为重大任命不可轻率。过去淮、蜀二地统帅的任命，都出乎众议所期待之外，如今产生的后果也可以看到了。而任命诏书接连颁布，众议的不同仍像过去一样。天下的事情，不是一家一姓的私事；既然属于公朝，为什么吝惜不与众人共同商议，以求达到最恰当的结果呢？况且朝廷之所以废弃众议而只任用个人的见解，不过是厌恶听到不同意见罢了。难道没有想到，事情尚未实行时有不同意见，我们还可以参考斟酌可否，只听从正确的意见；事情已经实行后才出现不同意见，那么国体已经受到损伤，再挽救也来不及了。朝廷的施政举措，动辄关系到治乱，试行错误，哪里容许屡屡发生呢？臣希望从今以后国家有重大议论时，陛下在上面虚心听取，使群臣在下面各尽其言。大臣应当大公无私，详细选择其中正确的意见。至于考察人才、任用重要官员，也必须以公论为主。这是今天收揽人心的一件事。贾谊说过：“用庆赏来劝勉善行，用刑罚来惩罚恶行。”先王掌握这样的政事，坚如金石；施行这样的命令，像四时运行一样守信；依据这样的公道而无私心，如同天地。如今的赏罚不能使众人的心愿满意，恐怕是有些地方还没有合乎公平吧？难以平衡的，是事情本身。只有任凭道理而不徇私情，把轻重交付给事实，然后施行处置才能恰当，人们也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如今有功劳相同而赏赐不同的，问起来，赏得厚的必定是某人的主张；赏得薄的必定是孤寒无援的人。又有罪过相同而惩罚不同的，问起来，处罚轻的必定是某人的庇护；处罚重的必定是疏远而少有交结的人。朝廷对待天下，应当像上天对待万物一样，栽培或倾覆都出于无心，怎么可以让一丝一毫的私意夹杂其中呢？诸葛亮不过是偏远一方的辅佐之臣，但他说：“我的心如同秤，不能替人作轻重。”所以当时的臣子中，即使有人因为他的裁断而被废黜，也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思念他。何况堂堂天朝，如果真能以最公正的心，施行最公平的政事，那么所给予或剥夺的待遇，谁敢不服？只愿陛下常存这样的心，在上面总揽纲纪；大臣常守这样的道，在下面主持权衡。奖赏一个人，必须使所有行善的人受到劝勉；惩罚一个人，就要使所有作恶的人受到惩戒。这是今天收揽人心的第二件事。官员失去德行，以接受宠幸和贿赂为显著特征，古人把这看作最大的戒惧。乾道、淳熙年间，在朝中任职的人以馈赠送到家门为耻；在外任职的人以携带贿赂进京为羞。如今熏染成风，却安然不以为怪。陆防说过：“鞭子和靴子没有停止，必然会涉及衣裘；衣裘没有停止，必然会涉及币帛；币帛没有停止，必然会涉及金玉。”由今天看来，难道仅仅如此吗？新奇巧诈的索取互相夸耀而没有穷尽，横加征求的要求层出不穷而没有极限。于是军民的膏血被榨干，已经没有剩余了，怨恨和诽谤纷纷产生，一天比一天严重。然而近臣贵臣未必一定有从中获利的心，往往是有人借他们的名义来侵夺刻剥，大抵都是利益归于私人，怨恨聚集于朝廷，这究竟有什么好处而竟没有人制止呢？如今如果真想平息天下的议论，只在于朝廷明白地向人们表示要彻底杜绝这种事。情节严重的，应退还财物并治罪其人，使其内心和行为昭然显露，借名托势来谋私的人就不能肆意妄为了。端正自己、给人示范的办法，哪里有比这更优先的呢？还希望陛下出于圣心作出决断，下达明诏，警戒内外，使人人都洗除贪婪暴虐，砥砺廉洁操守，宽缓地对待军民，消除平息怨恨。这是今天收揽人心的第三件事。朝廷的规制，应当宏大，不应狭窄；太平时代的气象，应当宽裕，不应逼迫。商民一同鼓噪传播浮言，似乎值得愤怒憎恨，可是盘庚反而召集他们到朝廷，反复告诫开导，和蔼得如同家人父子之间的亲情。周公作《无逸》来告诫成王，也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你就应当更加尊敬自己的德行。”又说：“滥施刑罚使无罪者获罪，杀害无辜，怨恨都会集中到自身。”因为怨恨辱骂就杀人，是周公所畏惧的，怎么能轻易触犯呢？从前因为流言纷纷，于是发布了斥责的命令。斥责已经过分了，甚至还把人流放、杀戮，人们就更加惊骇了。

译传记说：“我只听说用忠善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用逞威来防止怨恨。” 自从斥责的命令实行以后，京城百姓互相摇手告诫，出现了在道路上只用眼神示意的风气。这是什么样的气象，竟出现在圣明君主继承帝位的初期呢？严刑重罚，本来想用来统一众人的心，却不知道无理的疑惧一产生，人心的不统一正是从这里开始。不仅如此，朝廷把各种人才安排在各个职位上，本来就是要依靠他们的意见互相匡正。可是如今软弱退缩成为风气，精锐之气消磨衰败；朝廷有失政，就拱手沉默不说，只在家中私下叹息；朝廷有错误举措，就上前迎合引导，退下后却暗中非议。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是人情共同的本性，本心昏乱迷失，怎么会到这种地步？也是因为诱导尚未做到，猜疑阻隔却先已显现，人们只想苟且容身，谁还敢尽情直言？而且自孝宗以来，皇帝即位不久，就下诏求言，征询所及之处，下至樵夫。如今求言诏书颁布得已经很迟缓，过了数月，却只限于官吏，没有涉及士人百姓。正当陛下初始明察、广开视听之时，却突然向人们显示并不宽广，凭什么振作士气？凭什么通达下情？这样一来，诏书虽然写得周备，人们却会把它看作徒具形式。如今如果真想安慰天下人的期望，就应当扩大规制，昭示德意，解除烦苛的罗网，开辟宽裕的道路；又应依循旧日典章，重新发布诏令，允许平民士人都可以论说政事，这样忧虑不安的人或许能够安心，忠直的人也能够奋发。这是今天收揽人心的第四件事。古今的天下，最容易失去的没有比人心更甚，最容易感动的也没有比人心更甚，转变人心的关键，几乎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如今朝廷内外惊惧疑虑，远近怨恨叹息，如果不大力安慰安定人心，臣恐怕离散日益严重，一旦发生骚动，将有无法收拾的忧患，这是群臣都知道的。只是恐怕陛下厌恶听到这些话，所以没有人把实情如实报告给陛下罢了。然而臣区区之意，难道是想让朝廷只崇尚姑息，苟且以温言抚慰来取悦人们吗？只是要公正、平等、正直、宏大，一切遵循天下的道理而不夹杂个人私心。《易经》所说的诚信与顺理，不过如此。只要陛下与几位大臣深切体察并努力实行，那么天与人的帮助将有不求而自然响应的，元祐之治难道还难以达到吗？臣的心意迫切，言语狂妄，伏等候威严的责罚。奏札三。臣听说，国外的敌患自古就有。根本安定强固，形势巩固，那么敌人即使强盛也不值得忧虑；根本空虚单薄，形势削弱，那么敌人即使弱小也足以令人害怕。臣看今天，近处有金人，远处有鞑靼，狡猾地窥伺觊觎，意图难以揣测。而淮地边境的变故尤其令人震惊，群情正在动摇，不容易平定。我曾经深思熟虑，私下认为：把正人端士聚集在朝廷，使他们尽力进言、弥补过失，这是从内部巩固根本的办法；把贤能的牧守和良将布置在各方，使他们养育百姓、训练军队，这是从外部巩固根本的要点。根本强固，形势自然就会伸张。古代拥有国家的人，把人才看得极其重要，所以一个干木就足以藩卫魏国，一个季梁就足以安定随国，其功效十分明显，不可诬蔑。如今朝廷之上，士大夫济济一堂，难道会缺少人才吗？然而敏锐的人多于老成的人，擅长政务的人多于精通经术的人，慷慨敢言的人少，所以正直的议论很少听到；廉洁退让、能自重的人少，所以士风不能振作。陛下继承帝位之初，曾因为年高德劭而褒奖傅伯成、杨简，又因为儒学而褒奖柴中行。近来又因为恬静退处而起用赵蕃、刘宰。海内听到这些风声，谁不钦佩赞叹？然而在这三位大臣之前，虽然给予了特别的礼遇，却没有听说征召任用；这是有优待贤人的名声，却没有任用贤人的实际。至于正直明亮、敢于进言的陈宓、徐侨，不仅没有得到召用擢升，连褒奖恩宠也没有涉及他们，这就是议论者所说的不能满足人望。陛下如果真想收到任用贤人的功效，臣希望把傅伯成、杨简安排在内祠，把柴中行置于经幄；像陈宓、徐侨这样的人，提拔到负责言论的职位上，并且继续寻求同类人才招徕，使白发的旧德之臣、清名峻节之士，戴着高冠、垂着佩绶，特别汇聚于朝廷。陛下推开心胸，显示诚意，让他们分条陈述政事的缺失；大臣虚心无我，与他们商议政务。不要用优厚爵禄束缚他们却不采纳言论，不要只用隆重的虚文而使情意不能相通，那么贤人的所有才能就都成为朝廷所有。这样做，内部根本还不能强固，就不必担忧了。赵简子将要保卫晋阳，必先设法宽减百姓的力量负担；李牧将要攻打匈奴，必先设法养护士兵的锐气。如今四方主持一方的官员，不见安抚养育百姓，却日益贪婪暴虐；价值万金的家产，有时一朝之间就被强行夺走；几代积累的财产，有时因一点罪名就被没收入官。夏秋两季的赋税缴纳到再三催逼，关市征税苛细到丝毫末节，鞭笞杂乱施加而宴饮欢笑如常；民脂民膏已经耗尽，贪欲的沟壑却仍未填满。用这些来买通官职，用这些来扩充田产房舍，于是百姓贫困到了骨髓。各道总领军务的统帅不勤于训练军队，却专门致力于搜刮。自偏将副将直到士卒，家产稍微丰厚的，必定让他经营货财，并不是优待他，而是希望他承担亏欠军饷的责任，借机侵吞他的财产；俸禄供给稍微丰足的，必定让他承担差役，并不是亲近他，而是贪图他拿钱求免。军中互相传说，酒肆药铺是登记、侵夺财产的门路，认为经手这些事务的人一定不能自行免除；经营贸易、出租房屋，是陷害子孙的坑阱，认为自己即使死了，监督追究也会延续无穷。主帅剥削偏将副将，偏将副将剥削队伍；有人每天领取一千钱仍然不够，有人拥有被褥衣絮却每天领取数斛粮食仍不饱；吃糟糠的人，拿这些来装饰馈赠，拿这些来买歌舞。于是士兵也贫困到了骨髓。唉！军民都困苦，竟到了这种极点，这是什么时候，却还没有人来救治呢？臣希望陛下明诏辅臣，彻底更新黜陟制度，任用廉洁仁厚的守令，罢黜贪婪残暴的人；任用贤能的将领，斥退暴虐横行的人，使他们把百姓看作子女，把军队看作家庭，崇尚饮冰食檗的清苦作风，普遍施行挟纩投醪的恩惠，使百姓有生存发展的希望，使将士有奋发的心志。这样做，外部根本还不能强固，就不必忧虑了。汉人有句话说：“根本强固，精神就能折冲御敌；根本薄弱，就会招来危险、导致凶祸，被邪恶的谋略所凌辱。”

译臣看当今的形势，可以说是衰弱了。司马光曾说：“祖宗劳苦自身、焦虑思考，用来改变衰败的唐朝风俗；陛下却高高拱手熟视无睹，来造成后魏的风气。”近来的事情，与这有什么不同？如果不赶快谋划改变，纲纪就会一天比一天衰败，风采也会一天比一天消磨，逐渐将有不能重新振作的局面。这正是臣痛心疾首、想要把意见告诉陛下的原因。如今臣所陈述的，确实是把衰弱转为强盛的根本，只要朝廷不认为迂阔而加以采用，那么其成效是可以在年月之内期待的。《诗经》说：“心中的忧患啊，连假寐的时间也没有。”臣不胜恳切忧虑。得到圣上言语后申报后省的奏状。证会：某在本月十二日上殿奏事，奏札还没有拿出来，先手执笏板叙说谢恩之意。承蒙恩典召用任职，得以面见圣颜。圣上宣谕说：“早就听说过你的姓名，下面有两句话，偶然想不起来了。读到第一篇奏札贴黄中的话：‘自古圣人没有不尽到人伦的，而舜独独成为人伦的极致，是因为其他帝王所处的是人伦的常态，只有舜处在人伦的变故之中。处在人伦常态中容易，处在人伦变故中困难。’”圣上宣谕说：“什么叫人伦的常态？”某奏答：“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这就是人伦的常态。儿子孝顺而父亲不慈爱，兄长友爱而弟弟有时不恭敬，这就是人伦的变故。人谁没有父母，可是舜的父亲顽劣、母亲愚昧；人谁没有兄弟，可是舜的弟弟象傲慢；人谁没有夫妻，可是舜以平民身份娶了天子的女儿。这些都是常人难以处置的事情，而舜却能够处置它们，各自尽到自己的道义，所以成为人伦的极致。”圣上宣谕说：“使他们相亲相爱地修治，而不至于陷入奸邪。”某奏答：“这就是舜以极其真诚深厚的孝心感动他们的结果。象极其不合乎道义，但舜亲近爱护他的心一点也没有减弱。可惜陛下处置济王，不如舜处置象。舜不把象想杀害自己视为怨恨，而是封他于有庳，既没有失去友爱弟弟的恩情，又派官吏治理他的国家，让他缴纳贡税。” 象不能有一件事自行作为，虽然有虐待百姓的心思，却没有施行的地方，这就是仁德的极致、义理的尽头。假如陛下处置济王也这样，难道不是尽善尽美吗？圣上严肃神色宣谕说：“朝廷对待济王，也可以说是做到极致了。”某奏答：“陛下友爱兄弟的心，可以说无微不至，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但如果说这件事的处置已经尽善，臣实在不敢接受圣上的训示。陛下不必防备其他，只需比较舜处置象是那样，陛下处置济王是这样，那么不如舜是非常明显的。”大体说来，君主的作为应当以二帝三王为老师；秦汉以下的君主，举动不全都合乎道理，难以作为法则。陛下这样对待亲王，既有愧于舜，终究是有欠缺的地方。承蒙圣上宣谕说：“也是由于一时仓促。”某又奏答：“这是过去已经发生的过错，本来臣不应当再说；之所以说它，只是希望陛下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欠缺，从今以后更加增进圣学、修养圣德，凡是处置人伦关系，都充分做到极致，或许可以掩盖先前的过失。将来成为我宋朝盛德的君主，这就是臣区区的心愿。比如汉文帝也不幸遇到淮南王的事情，只因汉文帝可称道的作为很多，而淮南王之死又不是出于他的本意，所以仍不失为汉朝的贤君；但也免不了有这一处污点，总不如没有更好。” 如今陛下处置这一件事，既然有愧于舜，那么从今以后处理其他事情，就应当更加努力，务必做到不愧于舜。古代圣人也不能没有过错，只要能够弥补过错，那么他的过错就像日月的食蚀，他的改正就像日月重新复明，并不妨碍他成为圣人。圣上脸色显出喜意，读到第二篇奏札末尾时，某奏答说：“人心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心所在的地方。”圣上宣谕说：“上天所看见的来自百姓所看见的，上天所听见的来自百姓所听见的，就是这个意思。”读到第三篇奏札，陛下如果真想取得任用贤人的功效，臣希望把傅伯成、杨简安排在内祠，把柴中行置于经幄。某奏答：“朝廷之上不能没有白发的旧德之臣；不只是君主能依靠老成之臣的益处，朝廷中新进的士人也能有所仿效。”又奏答：“陛下正留心典籍学问，如果召傅伯成、杨简、柴中行三人置于朝廷，特别赐予顾问之职，所得益处一定很多。像臣这样晚学的人，恐怕不足以仰助圣德。”圣上宣谕说：“贤人在朝，所得益处不是浅薄的。”又奏答：“傅伯成、杨简都年过八十，人们说即使召他们也一定不会来，臣认为陛下若以至诚招徕，哪有不来的道理？即使他们不来，也一定能借密封奏章把忠言上达，其益处也自然不少。” 圣上宣谕说：“这两个人住在哪里？”某奏答：“杨简是四明人，傅伯成是泉南人。”读到“四方主持一方的官员，不见安抚养育百姓，贪暴却日益严重”一段，圣上宣谕说：“监司、郡守难道一个廉洁的也没有吗？”某奏答：“怎么能说完全没有人？只是廉洁的少而贪婪的多，爱护百姓的少而贪图百姓的多罢了。”圣上又宣谕说：“既然如此，怎样革除这种风气？”某奏答：“如果朝廷在任用、舍弃、升迁、降黜之间向人们表明意图，任用廉洁的人而罢黜贪婪的人，任用爱护百姓的人而罢黜伤害百姓的人，使士大夫知道应当受到什么劝勉、什么惩戒，那么这种习气还怕不能革除吗？”圣上又问：“你曾见过什么廉吏？”某奏答：“臣从湖南来，经过的州郡中，只见知袁州赵防夫，一丝一毫都不取，是真正的廉吏。”又奏答：“将帅搜刮，军士于是互相依附。”圣上宣谕说：“竟然这样。”又说：“军心尤其不能失去。”读完三篇奏札，承蒙圣上温和地赐下口谕：“你所陈述的三篇奏札，都是忠诚正直的议论，应当立即施行。”某奏答：“行两拜礼后退下。”

译论初政四事【乙酉七月任礼侍时上奏】臣私下听说，陛下近来选择吉日，迁居清静安适之处，不仅是为了恬静调养精神，也稍微整顿了宫寝的礼仪。臣子的心情，实在非常欣慰庆幸。然而臣区区愚见，有话想献给陛下，不敢自行沉默。恭敬地想，高宗皇帝受天命而中兴，再次建立华夏，六驾南渡，驻跸钱塘，这与前代君主披荆斩棘、开辟山林、建立朝廷，几乎没有不同。他的艰难与勤劳，可以说达到极点了。孝宗皇帝继承守护伟大的事业，志在清复中原，二十八年之间，搜求聚揽贤能人才，振作精神听断政事，没有一天稍有懈怠，因此能够保全巩固大业，给万世留下无穷的美好福泽。如今陛下所居的宫廷，就是二位祖宗储养精神、安闲休息的地方。抬头看楹柱椽桷，低头看轩廊台阶，应当像二位祖宗正在上面一样。想到当年创业守成的艰难，思考今天继承事业的不易，那么兢兢业业、恭敬畏惧，怎么能有片刻忽视呢？汉文帝说过：“我奉守先帝的宫室，常常担心使它蒙羞。”正因为他存有这样的心，所以一生成为恭敬俭朴的君主，在两汉贤君中没有人超过他。这是臣想献上的第一件事。陛下以前所居住的地方靠近东朝，只想着充分尽到人子的孝道，哪里敢立即承受君主的奉养呢？如今宫室和车舆服饰用品的需求、只凭意旨发号施令的便利，必将逐渐比过去更加完备。臣知道圣性恬淡，本来不是外物能够改变的；然而一颗心承受众多方面的攻击，如果不是特别刚强明察而不受迷惑，就没有不逐渐被浸染、被侵蚀的。那么应当用什么办法来对待它呢？答案是：只有学习可以涵养这颗心，只有敬慎可以保存这颗心，只有亲近君子可以维持这颗心。大概理义与物欲是此消彼长的。专心致志于学习，就每天与圣贤为伴，并得到自得的快乐；以敬慎持守自身，就凛然如神明在上，没有邪僻侵入；亲近贤人君子的时间多，就每天听到规劝警戒，谄媚奸邪的人不能迷惑自己。这三方面共同发挥作用，圣心就会澄澈明净，如同太阳明亮，如同水流清澈，理义常常居于主导地位，物欲就不能夺取它。这是臣想献上的第二件事。三年丧期实行，在宫中不只是身穿丧服而已，哀痛思慕存于心中，不能片刻停止；忧伤悲戚表现在脸色上，也不能一会儿停止。古人举行卒哭祭后住在倚庐，小祥后住在涂白的房屋中；如今虽不能完全像古代那样，但居处制度不能不极其朴素。古人服丧时，除非有病不饮酒、不吃肉；如今虽不能完全像古代那样，但厨人和太官的供给不能不极其菲薄节俭。古人服丧终期以前不居住在内宫，如今虽不能完全像古代那样，但在居处中谨慎自守、独处时也谨慎，屏绝远离声色，不能不极其严格。吃饭时就仿佛在羹汤中看见先帝，站立时就仿佛在墙上看见先帝，这样或许可以不辜负无穷的恩德，大大彰明纯孝的实际。假如因迁居的舒适，凡是供养自己的做法稍微不同于居丧的礼仪，那么即使身穿丧服，也等于没有服丧。这是臣想献上的第三件事。陛下从前每天侍奉慈明两宫，母子之间常常欢悦而没有隔阂。如今奉献膳食、问候安好的敬意，虽然没有改变过去，但能够见面的时间却有限了。这正是陛下深深留意圣心的时候。古代侍奉父母的人，即使没有听见声音、没有看见形迹，也能体察父母；每抬一次脚、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何况皇太后亲自把神器授予陛下，与陛下一同听理万机政务，还没有几个月，就掀起衣裳离开，如同脱掉破旧的鞋子。她的隆恩厚德与天地一样无穷，陛下将用什么报答她呢？那么恭敬勤勉的礼节、孝顺奉养的诚意，应当比从前更加深厚。至于侍奉两宫的臣属，恩意应当使他们一视同仁。爱护亲人尚且会推及他们的犬马，何况身边供使唤的人呢？如今群臣和百姓的命运，都系于两宫。上面慈爱与孝顺交相隆盛，群臣百姓就都有所依靠而获得安定，两宫的侍从臣属也能够保全自己的富贵。这是臣想献上的第四件事。臣才能浅陋，却蒙受恩宠充任劝读官。近来亲自承受圣上的训示：如果有可以补益朕身的意见，不要有所隐瞒。陛下如此虚心求助，臣哪里敢以浅陋为由推辞呢？因此冒昧陈述愚见，希望多少有所补益。只请圣明裁择，请陛下决定是否施行。贴黄：臣私下认为，古代以天刚亮时临朝听政为常规，大概君主与上天一同运行，所以一定要和太阳一同升起，临照百官，这样阳刚之德得以宣明，政务就不会堵塞。先皇帝每天早晨上朝，通常在卯辰之间。臣在螭坳侍奉两年，确实亲眼见过。陛下刚刚开始清明治理，正是振作精神处理各项政务的时候，但早晨起身听政却颇晚于先帝之时。即使宫中内部安宁，也恐怕会给人懒怠的印象，何况正处在朝廷内外多忧患的时候呢？孔子说：“天将亮时早早起身，整理衣冠，天亮时临朝，戒备忧虑危难。”任何一件事失去条理，都是乱亡的开端。只愿陛下深深体会这些话，从今以后临朝一定以日出为限，以此效法乾卦刚健并体现离卦光明，通达下情而让百姓的隐情得以上达，实在是初政的首要事务。臣冒昧率意陈述，仰望陛下宽恕。《西山文集》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五。宋真德季撰。《对越甲稿》。奏状。得到圣上言语后申报后省的奏状。证对：某在本月十四日轮值，应当进读《三朝宝训》，因为有奏事札子，先到经筵展开诵读。读到“想到过去创业守成的艰难，思考今天继承事业的不易”，某奏答说：“陛下今天居住的地方，就是高宗、孝宗居住的地方。居住在祖宗的宫室，应当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早晚兢兢业业，不忘恭敬畏惧，这样或许可以保守宏大的事业。”圣上说：“祖宗的基业，作为他们的子孙，自然应当兢兢业业地保守。”读到“用一颗心承受众多方面的攻击，如果不是特别刚强明察而不受迷惑，就没有不逐渐浸染而被侵蚀的”，圣上说：“应当在细微之处察觉。”又读到“理义与物欲是此消彼长的”，某奏答说：“理义是仁义礼智的良知，物欲是声色货利之类。理义向上增进一分，物欲就向下减少一分。真正不断积累力量、长久坚持，纯粹归于理义，物欲自然会消失殆尽。”圣上也说：“懂得了义理，物欲自然不能迷惑人。”某奏答：“圣上的训示极为正确。如今人不懂义理，竟把声色货利当作性命来看待，想要得到它们的心情，炽热得像火；一旦看清义理，就把声色货利看得如同躲避烈火、逃避猛兽，哪里还敢再靠近呢？” 读到“专心致志于学习，就每天与圣贤为伴，并得到自得的快乐”，某奏答说：“君主如果能专心向学、勤于询问，那么听到的都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言论，讲论的都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理。圣贤虽然相隔遥远，却常常仿佛与他们从容交游相处，天下的快乐，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圣上说：“朕在宫中没有其他嗜好，只是读书写字。”读到“以敬慎持守自身，就凛然如神明在上，没有邪僻侵入”，某奏答说：“敬这个字，是圣贤存放心念的最重要之处。君主能够以敬持心，平日就会肃然，常常仿佛神明在面前，邪僻的念头无从进入。《诗经》所说‘不显赫之处也有神明监临’，《中庸》所说‘浩大啊，仿佛神明在他的上面、在他的左右’，都是这个道理。”圣上说：“在看不见的地方戒慎，在听不见的地方恐惧。君子不欺骗幽暗的屋室，也是这个意思吗？”某奏答：“正是这个道理。幽暗的屋室、房屋深处，是常人容易忽略的地方，所以圣贤在这些地方尤其谨慎。”又读到“亲近贤人君子的时间多，就每天听到规劝警戒，谄媚奸邪的人不能迷惑”，某先举程颐的学说奏告，又说：“君子和小人将怎样分别呢？” 只要每天进献规劝警戒的话，使君主产生有所不足、不能自满的心意，这就是君子；每天进献谄媚奸邪的话，使君主产生放纵自得、任意妄为的心意，这就是小人。陛下据此观察，君子和小人的实质就分明了。”圣上说：“极为正确。”读到“陛下从前每天侍奉慈明两宫，母子之情常常欢悦而没有隔阂；如今奉献膳食、问候安好的敬意虽未改变过去，但能够见面的时间却有限了”，某奏答说：“臣所陈述的四件事，第四条尤其紧要。不知陛下明白臣的意思吗？”圣上说：“深深明白你的意思。”又说：“朕早晚在太后身边，本来不想迁离到这里。因为太后反复以圣训勉励，才勉强承受圣训。”读到“恭敬勤勉的礼节、孝顺奉养的诚意，应当比从前更加深厚”，圣上说：“朕承受太后的大恩，怎么敢不尽孝？”某又举治平年间的事情，说如今虽然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应当在它尚未成形之前暗中消除。又说：“臣这一段最紧要的地方，只在‘孝思’二字罢了。希望陛下深深留意。”圣上说：“极为正确。”读到贴黄“早晨起身听政，颇晚于先帝之时”，某奏答说：“陛下在宫中起得很早，但临朝听政却觉得稍晚。”圣上说：“朕临朝听政只依照先帝时的时间。” 某奏答：“比先帝稍晚。希望陛下从今以后临朝以日出为限，这样或许朝廷接见群臣可以从容一些。”皇上首肯。奏事完毕，圣上说：“你今天所陈述的非常切中要害。”某退到帘下，行两拜礼谢恩后，进前展开诵读《宝训》的睦亲篇。某奏答：“太祖友爱弟弟，太宗以前的古人中没有能比得上的。他说晋王有龙行虎步之姿，出生时就有异象，将来一定会成为太平天子，那么日后传授帝位的意思已经在这里显露出来了。自从尧舜禅让以来，后世再没有见到这样的事情。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偏爱自己的儿子的。太祖并非没有儿子，燕王、秦王也并非不可以托付宗庙，可是他不偏爱自己的儿子而把帝位传给弟弟，大概是知道太宗神武英明、才华出众，天命所归，一定能亲自实现太平，所以这样做。尧舜不把帝位传给儿子，是因为丹朱、商均都不肖。太祖这件事，比尧舜又增添了光彩。后来太宗果然能够统一天下，救济世道、实现太平；太祖可以说是替天下得到人才，太宗可以说没有辜负所托。”皇上首肯。读到涪陵公赵廷美去世一段，某奏答：“秦王的事情，陛下曾经知道它的始末吗？”圣上说：“秦王似乎也没有大的过错。”某说：“请容臣详细奏陈，于是具体说明其中所以然的缘故。” 又读到真宗成为皇太子的一段，某奏答：“真宗既然正式入居储君之宫，等待举行册立礼仪，按理应当与亲王分别居住；可是他极力恳切请求，希望仍然按照旧例。太宗赞赏他的孝悌，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臣听说有子说过：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仁德的根本，大概先亲爱亲族，然后才能仁爱百姓；没有不能亲爱亲族却能仁爱百姓的。真宗正因为天性孝悌，所以即位以后专门施行仁政。后来契丹侵犯边境，宰相寇准想让大军在边境迎击，使契丹一兵一车都不能返回。真宗悲悯地说：‘契丹所占有的幽州、蓟州百姓都是我的百姓，我不愿多杀人；这一举可以使南北百姓得到保全，不知能有几千万吧。它的根源，是从孝悌之心中产生的。’皇上改变神色，点头认可。又读到书卷末尾，某奏答说：“自古帝王的盛世，没有不把亲爱亲族放在首位的。《尧典》说：‘能够彰明俊美的德行，从而亲爱九族。’《皋陶谟》说：‘厚重地叙明九族的亲疏关系，使众人明白而努力辅佐，近亲能够推及远方，就在于此。’伊尹作《伊训》告诫太甲，也说：‘树立爱心从亲人开始，树立敬意从长者开始，从家庭国家开始，最终推及四海。’周朝忠厚，内部和睦九族，诗人就歌颂它；周王室道德衰败，抛弃九族，骨肉互相怨恨，诗人就讽刺它。”

译只是本朝自列祖列宗以来，把亲爱亲属作为治家的法则，对于皇族宗室，恩意十分周备；本卷所载的这些事，都是陛下应当效法的。至于太宗对待秦王，那是处在人伦变故之中，却仍然怜悯哀痛，曲尽至情，这一点尤其是陛下应当效法的。我于是诵读太宗的圣训说：“朕因为同胞亲属的关系，不忍心把他交付法令处置。”又说：“以廷美的罪恶，难道应当这样吗？只是骨肉亲情，使我有所不忍罢了。”臣奏道：“由此可知，亲爱亲属的恩情，不可以因为有罪就废弃。”皇上也首先表示赞同。臣所得到的圣谕，必须申报上闻的是：这天读到“其源皆自孝悌出”，又读到楚王元佐一段，臣奏道：“楚王是太宗的长子、真宗的兄长，因为疾病不能即位；真宗即位后，多次给他加封授官，待遇的礼数极其优厚。”等到奏读“周室道衰”以下几句时，皇上对这三节都很受触动，大概圣心就是这样明悟。又读到“理义常为之主，物欲不能夺”，臣奏道：“一个州有一个州的主宰，一个县有一个县的主宰；如果州县没有主宰，盗贼奸人就会乘机窃取而成为主宰。人的内心也是这样：以理义为主，物欲就不能进入；以物欲为主，理义就不能进入。” 皇上也嘉奖并采纳了这些意见。奏谢奖拔廉吏状 臣于本月十六日恭敬地接到尚书省劄子：八月十五日，三省共同奉行御笔说：“近来真某奏事，朕因而询问廉吏，真某说知道袁州赵防夫。朕认为，奖拔廉吏，是为了约束贪吏，也希望能收到使贪吏转变为廉吏的成效，以惠及我的百姓。赵防夫可以授任直秘阁，并交由监司差遣。”劄子送到臣这里。臣私下想到，臣近来承蒙召见，入便殿应对，详细陈述百姓困敝的原因，都是由于州县官吏贪婪残暴。皇上深厚的心意有所怜悯，圣谕又加以询问，想知道廉吏的姓名，以备圣明时代选用。臣想到从前经过宜春一带，曾经听闻守土官员中的贤者，有人全家随行，只仰赖俸禄生活，一点财物也不取，他的节操值得称道，于是冒昧把所听到的上奏。退下后私下反省，还有应当说的：如崔与之镇守成都，只把图书典籍装满归来的船只；杨长孺镇守长乐，没有侵占公帑中的一丝一毫，他们都是当世最受推重的人，却不能全部列举回答。正在臣更加惶恐不安之时，忽然传来皇上的褒奖。当今正值陛下励精图治的时期，也是四方以朝廷为准则、听从号令的日子；一名守臣得到破格擢用，似乎微不足道，但百官乡里谁不会受到激励？臣恭敬地奉行诏命并上报，喜悦更加深切。污吏能够改过自新，实在关系到公正之道；臣的愚见得到采用，岂敢说只是个人的荣耀？愿陛下承接这道使政治更新的明诏，更广泛地发挥圣明的听察，询问那些循良官吏。尚未举荐的人，何不扩大密封推荐的制度？贪浊之吏应当惩处，岂可废弃烹阿的典故？至于澄清源流、端正根本，更应先彰明有德者以堵塞违失，使清明的教化首先在朝廷倡导，廉耻的风俗在内外一同兴起，希望百姓生活日益富足，国家根本不致动摇。这是臣献纳规谏的一点忠心，也是初政施行的急务。臣借此奏谢，冒昧陈述这些意见，恭请圣明裁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旧例 旧例之事。【癸酉七月二十一日进呈】《高宗日历》记载：建炎三年六月二日，己酉日，宰执进呈政事。接着皇上说：“太史奏报阴雨连绵很久仍不停止，占卜认为这是阴气过盛，下面将有阴谋。久雨，是由于百姓怨恨所导致。早晚渐渐寒冷，天道不顺，寒阴反常而至。朕看《晋史·天文志》，详尽记载了这些征验，恐怕不能失察，以致招来天变。” 臣听说灾异，是天地对人的警戒。古代圣明的君王，严肃地自我警戒，所以遇到灾异，常常认为是人事招致的。后世的君主，乐于为自己开脱，所以遇到灾异，常常认为只是天数偶然如此。治乱存亡的分界，没有不以此为基础的。恭敬地思考高宗皇帝，他勤劳恭谨而俭朴，继承并开创中兴，忧虑怜悯百姓，努力实行仁政；在当时考察，并没有看见什么过失，却因为久阴霖雨的灾变而警惕反省，立即认为是百姓怨恨所导致。圣言伟大，可以说深知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臣恭敬地观察，春夏以来淫雨过度，都城之内，平民失去职业；京城附近各县，山崩裂开，洪水涌出，因而相继陷没死亡的人数不胜数。仰望陛下，敬畏上天、尊重百姓，并不愧于前代圣人，本来应当有特殊的祥瑞异象，史书也应连续记载；然而上天谴责告诫如此谆谆，却与实际情况相反，这是为什么呢？臣俯伏思考，这大概是官吏苛刻急迫、百姓怨声载道所造成的。朝廷设置官职、任用官吏，凡是为了百姓；改革法令，也同样是为了百姓。可是如今治理百姓的官员中，能够宣扬德意、勤勉体恤百姓隐忧的，为什么这样少；依仗势力逞威风、倚靠法令来削夺百姓的，却为什么这样纷纷出现？假借提举楮币的法令，向普通百姓摊派征收；借着抑制兼并的名义，破坏富室。期限催逼得比星火还急，争夺利益达到锥刀之末，于是搜刮聚敛兴起，百姓开始怨恨了。不查究告发之事的虚实，却广泛牵连株连；不根据犯罪情由判定轻重，却一概拘捕登记，甚至父子含冤，接连投井而死，连丘坟有什么罪，也一并没入县官，于是刑罚杀戮繁多，百姓开始怨恨了。上天与人本来同一气息，所以曾有一个无辜的妇人受害，便造成赤地千里的灾异；何况百姓如今这样哀号，上天难道不会因此震动吗？臣希望陛下把昊天极其明察视为不可忽视，把皇祖的训诫视为不可忘却，每天和辅弼大臣讲求宽大的政令，赶快颁下明诏，重申告诫有关官吏，免除烦琐苛刻的措施，让百姓休养生息。若这样做了灾害仍不消除、嘉祥仍不响应，那是臣从未听说过的。臣不胜恳切。旧例。【癸酉八月十七日进呈】《资治通鉴·唐德宗纪》记载：当初，安史之乱的数年间，天下户口十亡八九，州县多被藩镇占据，贡赋不能进入朝廷，府库耗尽；中原多有变故，羌戎每年侵犯边境，各处驻扎重兵，依靠县官供给，费用无法计算，都依靠刘晏筹办。刘晏认为，户口增多，赋税自然会增加，所以他理财总是把养育百姓放在首位。各道都设置知院官，每十天或每月把州县雨雪及丰歉的情况报给使司；丰收时便提高粮价收购，歉收时便降低粮价出售；有时用粮食交换杂货供官府使用，等到丰收之处再卖出。知院官刚发现歉收的苗头，就预先申报到某月应免除若干赋税、某月应救助若干粮物；到期时，刘晏不等州县申请，便直接奏请施行，响应百姓的急难，从来不曾错过时机，不等百姓困乏流亡、饿死之后才赈济。因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户口繁衍。刘晏开始担任转运使时，天下登记的户数不过二百万，到他晚年已经三百余万；起初每年财政收入不过四百万缗，晚年便达到一千余万缗。臣听《大学》说：“有德才会有人，有人才能有土地，有土地才能有财富，有财富才能发挥作用。”

译德是根本，财是末节。把根本放在外面、把末节放在里面，就会争夺百姓、施行掠夺；所以财富聚集，百姓便离散；财富散给百姓，百姓便聚集。自古至今，从没有人心丧失而财富仍可依靠的，也没有不防护百姓却能够使财富增加的。圣贤的话，明亮得如同星辰日月，万世不能改变。刘晏在唐朝，虽然还不足以谈到这些道理，但尚且知道养民是理财的根本，收入支出、收敛散发也都有方法。年成丰收、粮价低廉，就会损害农民，所以一定提高价格收购；年成荒歉、粮价昂贵，就会损害百姓，所以一定降低价格出售。刚出现灾荒征兆，就提前赈济防备；所用物资虽然有限，救济的人却很多，因此百姓安居乐业，户口繁衍，每年的赋税收入竟达到数倍。刘晏只凭一个主管财政的官职，粗略知道财用的本末，尚且能取得这样的成效，何况治理天下的人，如果真能穷究《大学》所说生财的道理，一心一意致力于施德来养育百姓，其功效哪里能够计算得尽呢？臣观察近世所谓善于理财的人，对此为什么这样懵懂啊！百姓已经困苦不堪，摊派征敛却天天兴起，不知道皮已经剥尽，毛又附着在哪里呢。想出新奇的巧法来笼络愚民，只求侥幸取得加倍的收入，却不知道早晨四、晚上三的反复欺骗并不能增加实际利益。孟子说：“我能够替君主治理，使仓廪充实、府库充盈；如今所谓的良臣，古代所谓的民贼啊。” 即使用刘晏的办法，也难免受到孟子这番话的责备；如今的有关官吏，则又是刘晏的罪人了。只有圣明的君主和忠诚有智慧的大臣，赶快思考根本而改弦更张，才实在是天下的大幸。旧例。【甲戌三月初七日进呈】元祐元年，司马光等人说：君王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居于上位的人统辖的事务多，所以治理大纲要；居于下位的人分掌的事务少，所以处理详细事务。这是事理和形势的自然规律，也是纲纪由此建立的原因。因此《周官》的小宰，对于官府六属，举出国家治理的大事，就听从长官；小事则由自己直接上达。宰相的职责，上则启发君主，论说治国之道；中则选任百官，奖赏有功、惩罚有罪；下则使百姓富足安定，兴利除害，这才是他的职责。至于文书簿册的差错，失期和违误的稽查，诉讼的是非曲直，胥吏的升迁补缺，都是郎官属吏的职责，并不是宰相应当亲自处理的。所以有人说：观察眼前睫毛的人，看不见百步之外；观察百步之外的人，也看不见眼前睫毛。对近处过于详尽，必然对远处有所疏略；拘谨于细节，必然遗漏大事。如今尚书省的事务无论大小，都由仆射裁决。仆射从早到晚查阅文书、接收诉状，没有片刻休息，精力疲惫在柴米油盐般的琐事上，对于治理国家的大体、安定百姓的长远谋略，来不及再精心思考、成熟谋划，恐怕不是朝廷要求宰相承担的事业。臣私下认为，六曹长官就是古代的六卿；事务中的小事，难道不可以让他们专门直接上达吗？其余大意如此。诏令同意了这一意见。臣私下认为，司马光的话，是古今最正确的话。过去陈平不回答关于钱谷和断狱的询问，认为这些事情应当责成内史、廷尉办理。唐太宗不以诉讼等琐碎事务烦劳宰相，而把它们交给左右丞。像陈平这样，可以说懂得宰相的职责；唐太宗也可以说掌握了任用宰相的道理。臣观察近世以来，中书省的事务日益繁多，应酬裁决，几乎应接不暇，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大概是六曹的长官和副贰不能自行履行职责，却把事情推给朝廷；朝廷地位尊崇，却不得不下去办理六曹的事务，所以才这样。如今天下应当筹划的事情，本来不止一端，而关系安危利害的大事，没有比边疆政务更重要的了。战争频繁兴起，中原纷乱不安，事变接连发生，哪里能全部说尽？有强大的邻国崛起，应当用什么办法控制？有弱小国家被瓜分，应当用什么策略安抚驾驭？群雄对峙而立，必须思考如何对待；流民聚集而来，必须思考如何安置。至于将帅中庸才太多，军队中弊政太多，财用衰耗而供应不足，士卒的忧愁叹息还没有消除，所有这些方面，都应当像救火救溺一样急切讲求，难道可以让区区小事夺去精力吗？从前绍兴年间，吏部尚书孙近请求诏令大臣，凡是能够安靖中原、安定边境的事情，日夜讲求；日常事务，则交给有关官吏办理。皇上说：“应当慎重选拔尚书、侍郎，让他们专门裁决。”圣言伟大，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臣希望朝廷深切领会这一旨意，实行六曹事务专门直接上达的制度，如元祐大臣所陈说的，选择群臣，分别厘清各项事务；如绍兴年间圣训所说的那样办理，那么纲纪就能建立，事业功效就能成就了。旧例。【甲戌七月十一日进呈】汉宣帝地节四年九月下诏说：“朕想到百姓失去职业，生活不能得到供养，派遣使者巡行郡国，询问百姓的疾苦。有些官吏或许营求私利、烦扰百姓，不顾及自己的罪过，朕对此非常怜悯。今年各郡国屡遭水灾，已经赈济借贷盐民的食物；可是盐价又很昂贵，百姓更加困苦。应当降低天下的盐价。” 臣私下认为，宣帝可以说是深切防护百姓、极其忧虑百姓了。百姓有疾苦，就派使者巡行各地询问；遭遇灾害，就赈济借贷。至于盐价昂贵，似乎还没有深重地危害百姓，也一定要下诏有关官吏降低盐价才停止。大概皇帝是天下百姓的父母；孩子吃奶哺育，稍有失节，都是父母的责任；贫困孤独的人一旦失去供养，都是皇帝的过错。陛下爱护百姓的深切、忧虑百姓的周到，并不减于汉宣帝；但近年以来，官吏把攻击、搏击、震扰百姓当作功劳，不知道以防护、养育、抚慰、柔和为根本，营求私利、烦扰百姓，几乎不止一端。近来又听说各郡国的守臣侵夺财物、谋求利益，有人把薪柴、草料等物品由官府开设店铺自行出售，于是物价突然上涨，平民不胜困苦；又有人把商人的盐全部拘收，用楮币偿付，再由官府自行卖出，责令百姓用钱购买，于是盐价暴涨，百姓因此只能淡食。唉！这是怎样的情形，竟然出现在今天吗？从前陆防说过：“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富是百姓的心。百姓的心受到伤害，国家的根本就受到伤害；根本受伤，枝叶便会倾倒枯萎，根基也会被拔除。”陆防这句话，可以作为永远的鉴戒。臣希望明确告谕辅臣，把天下贪婪残暴的官吏全部斥退；其中尤其无状的，应施以流放、终身不得录用的刑罚，不要只削减官阶、免除官职而已。仍然命令词臣推究圣上的德意，颁下一道诏书，反复训诫，使天下明白知道圣主施惠于百姓的心意，去除苛刻严猛而趋向忠厚。这是培植国家根本的首要事务。希望陛下深深留意圣意，天下幸甚。旧例。【甲戌八月十七日进呈】

译庆历三年，元昊派使者前来，所要求的事情共有十一项。谏官欧阳修说：“元昊再次派使者到朝廷，是否与他讲和，决定于这次行动。臣私下估计，朝廷的谋划应当思考出周全的方案，其余如此。臣见汉、唐旧例和列祖列宗的旧制，大事必须集体商议，这是因为朝廷显示宽广，不想自我限制；谋臣考虑公义，彼此都不敢逞强，所以办事多能妥善，众人的心也都服从。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常常把大事秘密处理，起初根本不让人知道；等到处置失当，难道还能掩盖吗？臣认为不如采纳最公正的意见，收集众人的长处和谋略；等到他们都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再采用朝廷的谋划，也还不晚。关于元昊请求讲和的事情，恭请在使者到来之前，召集百官在朝廷上商议。”庆历四年，边地奏报契丹修筑天德城并大量修建堡寨，知制诰田况料想契丹正在蓄谋不轨，于是上疏说：“朝廷每年给契丹金帛五十万，剥削百姓，运输在道路上，疲困凋敝的形势渐渐不能长久。近来西羌又通好，每年还要给二十万；假如他们再放纵贪求，另有要求，朝廷还能够答应吗？臣极其愚钝，每想到这里，就惋惜叹息不止。何况两府大臣，都是宗庙社稷、天下百姓所寄托希望、关系国家安危的人，难道不替陛下思考这些吗？” 每天早晨在垂拱殿的应对，不过是眼前几条政事罢了，这不是陛下对待辅臣的方式，也不是辅臣忧虑朝廷的本意。唐朝有旧例，肃宗因为天下还没有安定，除在正衙奏事外，另开延英殿来询问宰相；那里旁边没有侍卫，可以尽情提出可行或不可行的意见，充分讨论。如今强敌逼近，而河朔将佐的贤能或愚劣、武器铠甲的好坏、道路的平坦险阻、城垒的坚固破败、军政措施的是非、钱粮的多少，两府辅臣实际上都没有掌握。万一变故突然发生，诏令从宫中仓促发出，稍有差错，事情就会不可预测。希望陛下趁燕闲之时，在便殿召见执政大臣，从容赐座，询问时政，专门把外患作为急务；这样人人都会唯恐自己不了解情况而错误应对，事事都会唯恐不能办成而使圣心孤立，日夜忧思，不敢稍有懈怠，同心协力，必定有所作为。如今不致力于此，却每天让他们互相办理琐碎事务，议论这件事的人都以为可耻。” 臣私下考察当时的情形，元昊因为力量屈服而请求讲和，朝廷包容他的过失而加以安抚接纳，应该不会留下后悔。而欧阳修正想实行集体商议，以收集众人的长处和谋略。契丹修筑城堡，未必真有窥伺侵犯的企图，但田况立即请求询问大臣，专门把外患作为急务。大概边塞之情最难了解，兵甲之事最为重大。忧虑危险超过常情，反而可以避免危险；深切防备祸患，之后才可能消除祸患。这两位大臣正是因此恳切献纳忠言，不敢沉默。如今西北的小夷日益猖獗，万一有联合进攻的约定，归还我们的旧疆；又有以通好为名而索取岁币的要求，无论答应还是拒绝，都关系到安危。这是我们应当忧虑的第一件事：金人遭受侵逼，迁到汴都，外有强敌凌辱逼迫，内有群盗侵扰压迫。或许他们率领部下沿江南归，或许请求借兵借助强国，祈求成为自己的援助；只要有一种情况发生，处置起来都确实困难。这是我们应当忧虑的第二件事。金人的四邻，必定会趁他们危急困迫，谋求扩展土地疆域。假如夏人乘虚占据秦、陇之地，我们的西北又接连强邻，右边屈服、左边支撑，哪里容易应付？这是我们应当忧虑的第三件事。这三种祸患，只是大端。至于聚集而来的流民、横行的群盗，如果没有预先的处置办法，也都足以动摇边鄙，成为国家根本的忧患。后患有许多方面，尤其难以预先料定。拿今天的形势同庆历年间相比，人材哪一个更多，财用哪一个更充裕；今天值得忧虑的地方，大概更加严重。然而朝廷的谋划深沉，只由君主独自运筹，帷幄之中从未采纳群臣不同的意见；早朝奏事几刻便退，也从未有在便殿从容商议的机会。这是臣不能理解的。欧阳修、田况在庆历年间都是名臣，而他们的议论又很切合今日，所以臣敢于采集这些意见来献上。恭请陛下深思他们的话，赶快实行，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奏状 江东奏论边事状【丙子十二月十二日上呈】臣极其愚昧浅陋，蒙陛下选拔擢用，主持江东漕运，早晚所尽心办理的，不过是州县间的日常事务，还不足以仰报陛下的大恩。如今有事情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安危、国家的祸福，臣的职守虽有常规，按身份本不应当说，但按道义却有可以说的地方。从前欧阳修以知制诰出任河北转运使，曾请求参与了解军务，仁宗答应了他。臣虽远不能和欧阳修相比，但同样是从词臣出使在外，又以转运粮饷为职，边疆的利害，臣难道敢避开越职之罪，畏缩不言吗？臣私下看见金人自从亡国南迁以来，势力日益窘迫。近来鞑靼与西夏合兵向东出潼关，深入许、郑、汴一带，都城危急逼迫的情状，从金使所说的话中已经显现。最近又转而听说敌兵攻围都邑，游骑布满山东；虽然侦探报告的话不免有异同，但总的形势是：金人在河南仅存数州之地，却抵抗西北两国正在壮大的军队，再加上群盗横行，叛乱四起，土地倾覆、百姓离散的情状已经完全显露。征发马匹、搜括粮食，公私财力都已枯竭；数万交钞只能换得一顿饭，危急到了这种地步，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臣谨按国史，金人侵犯辽国是在政和四年【甲午年】，灭亡辽国是在宣和七年【乙巳年，这年冬天便侵犯中原】。臣私下认为，今天天下的形势，与政和、宣和年间没有不同。

译陛下用来治理自己的国家、对外抵御敌国，也应当以政和、宣和年间为鉴。盛大的大宋，八代皇帝相继光明，到政和、宣和时，正是太平极盛的日子。假使朝廷上知道守成的艰难，知道没有困难也应当畏惧，时时警惕戒慎，以祈求上天长久保佑国运为心，亲近信任仁人贤士，修明实行德政，那么国势便会如泰山磐石一样稳固，即使有一百个敌国，又能把我们怎样？不幸在沉溺于安逸享乐之后，纲纪荡然无存，没有一件足以依靠；根本已经动摇，枝叶也随之败坏。于是敌人得以逞兵威，攻取我们的都城，倾覆我们的社稷，劫掠迁徙我们的二圣，驱使奴役我们的百姓。自天地开辟以来，侵凌祸患从未有这样严重的。如今要以过去战车倾覆为戒，使国家神器永远安定，办法没有别的，只愿以政和、宣和年间为鉴而已。臣曾经冒昧议论政和、宣和招致祸患的原因，列举如下共有十条。君臣相互警戒，关键在于防备安危；辅佐大臣不贤，万事都会毁坏，即使在虞舜朝廷也把这作为戒诫。自从蔡京倡导“丰亨豫大”的说法，王黼打开应奉、献媚于皇上的门路，他们专门用淫侈之事蛊惑君心，用奢靡败坏国用，土木工程极尽华丽，花石纲的进贡毒害遍及东南，甚至宫内曲宴，还拿出女乐供群臣娱乐。大臣入宫侍奉，还涂脂抹粉来供人戏笑。于是荒唐嬉游没有节制，朝政便大坏了。这是第一项过失。《易经》说：“统率军队，正道而行，有德高望重的人统领就吉祥。”又说：“出兵必须有军纪法令，不论好坏，都会凶险。”意思是统率军队必须得到老成厚重的人，使用军队必须有节制、训练和整齐的法令；反过来就会凶险。自从童贯、髙俅相继掌握兵权，教阅训练的事务全部废弃，上下军阶的法度也不施行。军队溃败的人不杀，反而用金帛招抚；战死于敌的人不登记防查，反而诬称逃亡。于是赏罚没有章法，军政便大坏了。这是第二项过失。《诗经》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安逸；敬畏上天的变异，不敢放纵奔驰。”自古以来，从未听说轻视忽略天变而不遭祸患的。政和、宣和年间，灾异屡次出现：大星如月，缓缓向南运行；太阳昏暗无光，仿佛汹涌欲动；红色的气侵犯斗宿，水星、胃宿逼近都城。当时群臣安然不知警戒，反而把怪异灾变说成嘉祥，把变异说成吉兆。这是上面不敬畏天戒，第三项过失。大舜那样圣明，也能舍弃自己而听从众人；成汤那样有德，听到劝谏也不违逆。自古以来，从未听说掩饰错误、任由过失发展而不灭亡的。政和、宣和时期，把进言视为忌讳；张根议论征敛烦苛，被降为散官安置；李纲议论大水灾变，被远远贬谪去监管征税。于是士大夫不敢进言了。邓肃献诗讽谏，被排斥出太学；朱梦说因为直言议论宦官，被流放斥逐到偏远州郡。于是平民也不敢进言了。钳制言论成为风气，渐渐导致祸败。这是下面不容纳人们言论，第四项过失。君子在朝廷内部，卦象就是泰卦；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政和、宣和时期执掌政事的大臣，专门以诋毁忠臣、嫉妒贤能为事。历朝老成有声望的人、当代博学宏达的人，不是因奸党罪名被废黜，就是以邪党等名目被斥退；不是因曲解学术被贬谪，就是因不同意见被驱逐。排挤压制、摧折人才之后，整个国家没有君子了。即使想长久安定，能够做到吗？这是第五项过失。开国承家，不可任用小人；这样才能使蛮夷相继服从。政和、宣和时期，蔡京、王黼相继执掌宰相权柄，童贯、梁师成等人滥居枢密庭。那些人在台省之间飞黄腾达，排列在馆阁殿省，不是歌功颂德、吟诗读书，就是富贵人家的子弟；不是奴颜婢膝侍奉宦官，就是依附权臣。相互援引、轮流提携，朝廷中全是小人了。即使想不发生危难，能够做到吗？这是第六项过失。《礼记》说：“四方有败坏，一定要先知道，这就叫作百姓的父母。”政和、宣和时期的小人，专门从事蒙蔽阻塞，以欺骗皇上的听闻。刘法在西部边疆战败身死，童贯却把它报告成捷报；方腊攻破东南六郡，王黼却隐瞒不报；郭药师反叛的形迹已经暴露，边臣却在外面加以掩盖；金人约定日期入侵，大臣却在朝廷内部讳言隐瞒。上下相互蒙蔽，积累成大患。等到敌兵渡过黄河，朝廷还没有察觉。这是第七项过失。

译《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能安宁。” 政和、宣和时期的小人，专门致力于聚敛财物，以动摇国家根本。朱勔以进贡为名扰害浙东、浙西，李彦以括取田地困苦京东，蔡京更改盐钞法，家家户户都在叹息忧愁。王黼创设免夫钱，使各路骚动。百姓不能安生，纷纷散去成为盗贼。即使没有夷狄入侵，也必然有来自内部的忧患。这是第八项过失。《诗经》说：“没有比人更强盛的，四方都会因此受到教化。”古代凭一个士人就能消除敌人的谋略，凭片言只语就能挫败外侮。政和初年，派使者窥探辽国，童贯实际使辽国君臣相视窃笑，已经有了南朝无人可用的讥讽。北方战事兴起后，竟把它交给军人统帅，让仆役般才干的人担当元帅之职，节制不明，诸将无所禀承、无所畏惧。庸碌懦弱而不勇武，敌军便得以凌辱逼迫。后来又让蔡攸担任副手，以谭稹替换他，其驽钝怯弱反而更加严重。于是金人知道中国没有人才，便产生了异心。这是任用不合才器的人，第九项过失。从前子产凭弱小的郑国，周旋于强国之间；只是一块环形土地，本来不应舍不得给晋国，但子产却说：“大国的人向小国发号施令，要求的东西都得到满足，将来拿什么供给他们？这次答应、下次拒绝，罪过只会更加严重。大国的要求如果不合礼义，就应当斥责他；难道满足他的欲望就有尽头吗？” 最终没有答应秦国向赵国索取土地的要求，赵国本来想答应。虞卿说：“大王的土地是有限的，而秦国的要求没有止境；拿有限的土地供给无止境的要求，形势必然会使赵国灭亡。”赵国采用了他的计策，秦国便不能再加以侵逼。大凡拥有国家的人，不幸同强敌为邻，应当有办法使强敌的内心服从，而不应顺从它的欲望。金人与辽国交战时，虽然每战都能取胜，但把我们中国的尊严看得如高山大海一样高深难测，哪里敢立即产生其他图谋？不幸奸臣腐朽之人希求功劳、缺少谋略，只怕不能顺遂他们的意愿。金人要求我们的岁币，我们便拿契丹旧有的数目给它而毫不推辞；要求燕地的税赋，我们便给它银绢百万而毫不吝惜。至于要求犒赏军队，就答应犒赏军队；想借粮食，就答应借粮。一个要求刚刚酬答，另一个要求已经产生；前一个请求还没有满足，后一个请求又再次出现。一切都顺从承受，不敢有丝毫违背，而南下放牧的军队已经逐渐逼近境上了。大概他们对我们的要求本来就没有满足的时候，我们只是知道顺从他们的欲望，却没有办法使他们的内心服从，所以遭到这样的祸患本来就是应当的。有人只把接纳张觉、结交余覩看作挑起事端的原因，却不知道招致侮辱、使人轻视的渐变并不止一个。即使没有结交纳受的事情，难道能保证盟约不会渐渐冷淡吗？这种处置失当，是第十项过失。如今陛下圣德清明，绝不会有这些过失。然而臣独自感到奇怪：陛下一人忧劳恭俭，并不愧于仁祖的风范；群臣却沉溺享乐、懈怠傲慢，竟有宣和年间的习气。东南百姓的财力被军饷耗费了十分之八，而士卒贫困憔悴，常有吃不饱的叹息。灾异接连不断，实际上修省的表现却没有看见。进言的道路阻塞，正直敢言的人不被容纳。君子并非没有参与任用，但正当的议论从未得到伸张；小人并非没有想要疏远，但谄媚蒙蔽之人仍有时得志。蒙蔽阻塞的风气日益炽盛，聚敛的政令日益增加。这样的过失不除，臣恐怕后人看今天，就会像今天的人看从前一样。虽然如此，臣是外任官，不敢把内廷之事全部说尽，只请求为陛下深切陈述对待外国的办法。臣观察今日的鞑靼，同从前金人刚刚兴起时没有不同。一旦同我们成为邻国，也一定会沿袭金人已经实行的旧计。金人曾经把燕城归还给我们，如今难道不能独独不归还我们的河南土地，以观察我们如何处置吗？接受它，就享有虚名而招来实际祸患；不接受它，他们就能以陵寝为借口，假借大义来进攻我们。金人曾经同我们通好，如今难道不能降低言辞、派遣使者，来观察我们如何答复吗？” 如果顺从他们，要求便没有止境，哪里能够填满他们溪壑般的欲望？如果不顺从，他们便能借口开启衅端；他们狡猾的心思一定会出在这里，不可不预先谋划应对的办法。近三年来，谋划国家的人没有深思长远策略，只是一味苟且求安。从前敌人在幽燕，我们按时节派使者聘问，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今他们已经流离南下，难道不能拖延应答，等到收复燕山以后，再像从前一样往来馈赠，却偏要使大宋臣子在祖宗殿廷之下向仇敌下拜？这是第一个错误。岁币不派送是对的，但不以归还燕地为理由，却推说漕运渠道干涸，使敌人有机会发文书督责。中原豪杰听到这些，难道不以谋略短浅而嘲笑我们吗？这是第二个错误。边境附近的遗民都是我们的百姓，贫困而归附我们，应当表示安抚怀柔。边疆官吏不是合适的人，只知道拒绝排斥，已经断绝了中原百姓的希望。更严重的是把他们视为盗贼，杀戮他们、焚烧他们。上游统辖军政的臣子，明白张贴大榜，规定来者立即搜捕杀戮。西部统兵的将帅，在黑谷山杀死程彦晖一家骨肉。秦、陇百姓无不咬牙切齿；招来邻国的侮辱，打开边境的裂隙，结下遗民的怨恨，违逆上天的心意，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这是第三个错误。积累这三个错误之后，我国的威势气焰已经荡然无存了。汉昭烈帝有句话说：“事情既然已经发生，难道会有终点吗？”过去的错误已经无法后悔，但对后来的应对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只要朝廷不要再犯错误罢了。如今庸人的议论有两种：不是说金国还没有立即灭亡，还可以依靠它作为屏障；就是说中原正处于纷乱之中，没有空闲窥伺我们的江淮。所有这些都是误国之言，不可不察。金国必然灭亡，愚者智者都知道，臣不再重复陈说。像从前西晋发生动乱，江东大体能够安定，是因为群丑并起争斗，不能彼此统一，所以我们的江南得以苟且获得朝夕之安。等到苻坚灭掉慕容氏，随即兴起吞并晋国的谋划；元魏兼并各国后，也就萌生了饮马长江的意图。如今新的寇敌势力张扬，占有整个河朔，杨、刘等群盗又往往归服他们。臣恐怕这与五代时群雄对立的形势相似，实在不能作为江东苟且求安的计策。又有人认为，要安定边境，只要使储备物资日益充足，以此诱饵敌人，还有什么忧患不能解决？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把金帛送给敌人，虽然是后世停止战争、使百姓休息的一种权宜办法；但在国家势力强盛的时候使用，就足以表示恩惠而不至于招来侮辱，景德年间的事情就是这样；

译在国家势力衰弱的时候使用，反而会招来侮辱而不足以表示恩惠，宣和年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假如不思考如何使国家自强，却依靠送给敌人的贿赂来侥幸求得一天安宁，臣知道这不是防患之策。从前孙氏凭弱小的吴国抵挡强大的魏国，似乎并不容易做到；然而君臣相互警戒奋发，终于能够挫败曹公如虎狼般的敌军。晋氏东迁，形势已经危急，仅仅因为将相中有人才，处置得当，最终仍能击败苻秦倾国而出的军队。如今国家疆域万里，贡赋汇集，披甲士卒百万，以江汉作为护城河，难道还不如吴、晋吗？只是内外官吏中忠诚奋发的人少，萎靡懒惰的人多。一听到紧急军情的赤白囊送到，便彼此相看而失色，不知所措；稍稍安定便又安然如常了。国家平时不吝惜名位、器物、爵禄来宠幸士大夫，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却没有看见有人毅然把竭力报效王室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正是臣极其恐惧的原因。天下的形势，就像长江大河，上游决堤溃败，下游绝不可能独自安宁。如今荆州、淮河以北数百里之间，战争扰攘，戎马交错袭扰，正如熊在咆哮、虎在搏斗，近在藩篱之外；而有人竟说与我们无关，他们内心其实并不这样认为，只是姑且想遮掩眼前，攫取名位爵禄便离去，至于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忧患，却让陛下一人承担。那些群臣为自身打算，可以这样做；陛下作为祖宗后代，承担九庙的托付，怎么能把安危置之度外呢？陛下如果真想提高国势、消除外患，那么政和、宣和年间的十项过失就一定应当惩戒，近来的三个错误就一定应当警戒，庸人的议论就一定应当破除，使国家自强的计策就一定应当建立。以至诚专一的心意面对上天，广泛谋划、兼听各方意见，尽力了解下情，以收拢天人之心，汇合内外的助力，这样天下的事情也许还有可以作为的地方。假如上下悠忽度日，养成深重祸患，时机渐渐丧失，事变日益不同，臣实在不知道最终会怎样。臣自从献身朝廷、立身朝堂以来，一点愚诚，只知道有君父、有社稷，所以常常竭尽忠心、极力思虑，不敢替自己谋求。如今看见时事忧患如此严重，却顾恋微薄俸禄，不替朝廷说一句话，岂只是辜负平日的心愿，也实在有愧于头顶的天、脚下的地。因此斋戒内心、洁净诚意，废寝忘食，写成这篇奏章，想进呈又停下，反复几次，心中仍不能停止，最终还是把它上奏。也许是上天诱发臣的内心，想借此使陛下觉悟。假如万一能够得到施行，那么臣即使被摒弃废黜、退居田野，也会感到十分幸运。贴黄：臣私下看到，太祖、太宗经过艰难百战才取得天下，真宗、仁宗兢兢业业守成；到了徽宗时期，天下太平，百姓和万物和乐融洽。不幸崇宁以后，群小得志，陷害忠良，于是朝廷中没有一个君子。等到政和初年，辽国衰弱，金人崛起，王黼、童贯之流希求功劳而缺少谋略，招致敌人侮辱，逐渐造成靖康之变，都城失守，二圣蒙尘。追念过去的过失，足以使人流泪。臣仰望陛下精心研习经典，亲临经筵；凡是祖宗创立、守成的制度规模中可以作为今日法则的，已经在前面陈述过了。至于崇宁、政和、宣和时期的事情，可以作为今日戒鉴的，希望诏令馆阁大臣分类编纂，上呈朝廷；陛下退朝闲暇，按时阅览。这样或许能把奸邪误国的情状、宗庙毁坏倾覆的耻辱，一一完整看见其始末，用来鉴戒过去的错误，谋求今日的成就，这并不是小小的补益。皇太子年纪正盛，学问每天都有进步，也应当命令宫僚编纂上述旧事，从容讲论；这对于启发他的美德，必定很有帮助。臣地位低微，心志只在献纳忠言，狂妄僭越地胡乱进言，恭敬等待诛杀。《西山文集》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六 宋真德秀撰 《对越甲藁》奏申 奏请释放宣城县零苗 臣只是一个疏懒平庸的人，误蒙朝廷推举任用，负责江左漕运。我深切想到，自己连年入宫侍奉于殿阶之下，亲眼见到圣明天子恻隐怜民。刚进入辖境，首要的事务就是宣布传播圣上的恩德意旨，以求称职报效。现有亲眼见到的文书和从众人议论中采集的情况，凡是百姓认为困苦的，不敢不全部上报。臣查得，宁国府宣城县清流等九乡的水田以及官田、民田圩田，去年水涝损害十分严重。本司虽派迪功郎、太平州司户参军赵汝詹，与承奉郎、知宁国府宣城县尤爚，在嘉定七年九月以前前往各处全面检视，按全县计算减免二分二厘四毫，共计米三万一千二十七石四斗二升二合。由于百姓在接连饥荒之后，生计尚未完全恢复，又遭遇这次水灾，缴纳赋税必定十分费力。加上眼下旱情还没有缓解，又将开始催收夏税，我私下担心府县催逼征收零星的苗税欠额，百姓无处筹措，因而更加困苦。臣现将本县上述遭受水涝乡分的残余苗税欠额，暂且准许缓缴，等到秋收后再行征收，以稍稍宽解眼前的困难。谨将此事记录上奏，恭候圣旨【申报尚书省的状文相同】。附呈小贴：某以下户的零星欠额，如今也已经不多了。推广圣上的恩惠，是想让他们尽快得到苏息，难道还敢不等批复下来就赶紧实行吗？擅自作主本有罪，仍乞按照圣旨办理。奏请代江宁县城南厢居民缴纳和买税的状文【四月与安抚司同时上奏】。臣等以无才之身，冒昧共同承任使职，虽然职掌各不相同，但责任却是一致的，早晚勤勉警戒，只知推广德意，务求宽解民力，希望能够仰报万分之一。如今有一件近在眼前、关系百姓休戚，而县邑因循旧习视为通常赋税，经过几十年仍未能厘清的事情。臣等近来因旱灾访求民间疾苦，才开始知道这件事。如果不赶快议定予以蠲除，使疲敝困苦的百姓从此稍得苏息，又怎能上副陛下宵衣旰食、勤恤民生的心意？臣等私下见到，建康府南门外有一个草市，称为城南厢，四周环绕着村落，称为第一都、第二都、第三都，都隶属于本府江宁县。绍兴年间实行经界法时，府城坊郭以及各城门之外，不过是每户缴纳两料役钱；例如房屋土地每日收取租赁钱一文，那么每年缴纳钱四百文。省内城南厢直到第三都，成年合计六百二十四贯七百二十四文，除此之外再没有一文税赋。淳熙五年，知江宁县事章騆，偶然因推排赋税，竟无端把一厢三都分立为和买两项，增加绵绢赋额来加在百姓身上。房屋土地租赁便征收所谓家业钱，店铺买卖便征收所谓营运钱。例如房屋土地每日收取租钱一十文足，就折算为家业钱一贯六百二十三文七分；每达到一贯钱，便催收和买绢五寸五分、绵五分五厘，共折钱一百三十八文七分二厘。店铺买卖比房屋土地更加没有固定标准，都是泛泛估算；营运钱每达到一贯钱，便催收和买绢八寸、绵八分，共折钱一百二十四文。其中房屋土地的和买税，每年收取绢三百一十三匹六尺三寸四分、绵一千二百五十二两，折钱一千九百四十一贯五百八十三文。营运和买税每年收取绢一百八十二匹一丈八尺五寸、绵七百二十九两八钱六分，折钱一千一百三十一贯二百七十一文。两项合计，共钱三千七十二贯八百五十二文；与过去只缴纳房屋土地役钱相比，已经多出二千四百二十八贯一百二十八文。而且大家都是建康百姓，坊郭与各城门相距不过咫尺，其他地方全都没有这种税，唯独南门一带的科折比旧额特别严重。估计当时即使遭受横征，也本来就难以承受；但马军行司开始移屯时，营寨相连、戍卒罗列，军民往来不绝，聚集在那里进行贸易，市面一天比一天繁盛，财力足以加倍缴纳，即使赋额过多，也还可以勉强支撑。谁知自从战争之后，饥荒接连而来，军队已经十分困乏，百姓也纷纷流亡，住宅和商市区一片萧条破败。可是当年创增的和买定额仍然存在，本县官吏只知道按照旧额增加摊派，有增无减，以求完成征收，完全不加考虑。这样凭空加派，今后如何维持？大体上，业主因房屋土地被征收家业钱，租户又因店铺被征收营运钱；一处生业却要承担两项输纳，怎么能不使百姓更加困苦呢？至于因家业钱、营运钱而科征和买绵绢，又以和买绵绢充作都团差役，输纳和索取重复，差徭繁多并集，民力无法承受，逃亡迁徙的人接连不断。其中不忍心轻易离去的人，日益贫困，这恐怕不是恢复旧日景象、壮大陪都的办法。臣等若直接请求全部减免，又恐怕赋税收入原有定额，不容易立即废除；如果明知其弊却不予过问，内心实在惭愧。现共同商量，打算由建康府和江东转运司各从支用钱中承担一半，拨取钱款，从嘉定八年开始，每年共同补足二千四百二十八贯一百二十八文，即每年各计一千二百一十四贯六十四文。又乞请把淳熙五年创增的家业钱、营运钱上所科征的和买绵绢全部革除；现今房屋土地一律按照府城坊郭及东西北三门外实行经界时的条例征收，仍恢复原先两料役钱，每年计六百二十四贯七百二十四文，由本县依此催收，缴赴建康府，再加上转运司和本府承担的钱二千四百一十八贯一百二十八文，共计三千七十二贯八百五十二文，作为知县章騆创增和买绵绢名目后起发上供的数额。今后推排赋税，就以此为定额，不得再巧立名目，另行摊派家业钱、营运钱、和买绵绢以及折算价钱。这样，官府虽然要承担补偿费用，但和买数额仍然存在，不会亏损原来的数额，百姓长期积累的弊害也就可以彻底铲除。倘蒙圣上慈悲，特降圣旨，依从臣等所请施行，实在是这一方百姓无穷的幸运。谨录上奏，恭候圣旨【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奉圣旨依准】。奏请缓缴夏税、秋苗税【六月一日上奏】。

译臣私下看到，本路各州县自今年以来雨水缺少。臣昨日经过池阳时，当时已经连续十多天没有下雨；到了金陵，一直干旱。从三月到五月末，九十天之中有雨的才六七天，焦枯煎熬的情形不必说，播种耕作全都荒废。臣早晚访问民情，只有信州、饶州雨水较多，年成还可有希望。至于建康、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南康、广德等郡，旱势大致相同。臣因祈祷而间或出到近郊，又因巡视船只亲自到采石，沿途经过原野，所见无不是赤地；四面望去，完全没有秋苗。间或有靠近江河、可以用车汲水的地方，或许栽插了秧苗，然而水热得像汤，不能滋养禾苗，刚刚长得茂盛，随即又焦黄。听说当涂、宣城管下靠圩埂的乡村，每年常常苦于水涝，今年也无法把种子种入土中，和旱地一样。近来乘船经过大城堽一带，看见蝗虫飞落在芦苇之间，绵延十多里，还未料到竟然进入府城；蝗群都从东北而来，遮天蔽日，落到哪里，哪里的草木就被吃光。又据各处申报，建康府的上元、江宁、溧水，池州的贵池、铜陵，宁国府的宣城，都有蝗蝻滋生；尚未申报的地方还来不及知道。这就是本路旱灾、蝗灾的大致情形。常平义仓的储粮，全一路合计四十三万石，其中侵占挪用和陈旧腐坏的也都包含在内。姑且只说建康一城，居民每天食用总数约二千斛，而常平仓起初一粒粮也没有；义仓米按石计算只有一万零九百多石，用来卖粮救济城内百姓，不到几天就会用尽，何况还能顾及乡野呢？由此推知，常平、义仓已经不足以依靠。沿江各州本来就不是产米之地，经过战乱和旱灾，田地荒芜，到处都能看到；粮食产出更加减少，除去纲运起发的粮食外，还能有什么来接济军民？只能依靠外地商贩。如今两淮都禁止粮食外运，浙河运输不通，上游商船也很少接续，各州米价已经逐日上涨，粮食困难的忧患近在早晚之间。我曾广泛访问父老，他们都说粳稻虽然已经错过时令，还可以改种麻、豆、荞麦、小麦、黄菉之类的杂粮；但因为田中没有水，无法翻耕，所以也不能播种。下等农户租用耕牛、购买谷种，全都要靠借债。如今秋收已经没有希望，无论大户小户都忧惧危急；可是官府催逼夏税，丝毫不肯宽限，百姓典当卖尽所有财物也不够偿付；种子价格又高，没有钱买，就不能播种。所谓陆种，只能用来救急充饥。近年官府往往不予认可，每逢检视减免，就把它指为熟田，责令缴纳苗米，不免只好低价出售；自己高价买粮也没有办法，只能拿出土地的全部出产来供应官府，仍不足以缴纳，于是官府更加相互惩罚，百姓便不敢种植。臣听到这些话，感到十分悲痛。我私下认为，今年的旱灾实在不同于往年。往年的旱灾多在夏秋，田间已经播种，所以即使灾伤严重到十分之七八，尚且还有二三成能够成熟。如今高田低田全都成了荒地，假使雨水及时到来，能够播种杂粮，还恐怕会被蝗虫吃光；何况雨水尚且无法预期，播种也未必能够实现，未来的灾患还很漫长。民情惶惶，已经出现流徙的趋势。臣近来接到朝廷旨意，将来应共同商议卖粮救济，臣即与本路各司共同详细商议，安排施行。臣已经恭敬禀报，并在多方面讲求办法；但私下认为，与其等到百姓已经饥饿才施行卖粮救济，不如趁他们尚未饥饿时先施加保存安抚的恩惠。谨具奏请求，事项如下。第一，缓缴夏税。臣近来住在太平州，百姓王经等一百零六人上状说：自去年冬天以来一直没有雨雪，麦苗先已干死，收获的少量麦子也不够食用。如今秧苗又全部枯死，荞麦、豆子的种子即使有钱，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田地干旱到了极点，也难以耕种。老幼日夜忧惶，无法活命，希望上报朝廷，暂且缓缴今年夏税。臣正想冒昧上奏陈述，忽然接到户部文书，载有臣僚奏请的一项意见：宽免旱地赋税，因为秧苗尚未能够栽插，民情正惶惶不安，而折帛钱已经开始催征，要求缴纳现钱。户部既有每年的成例，州县如果只想逃避责任，便征索摧残困苦百姓，急迫程度丝毫不减。农民困于追呼，又将错过播种，所引起的怨恨将比没有下雨更加严重。这件事应当赶紧下令告诫约束。江浙监司应立即查访先前遭受旱灾的地方，同时下令各郡县，对第四、第五等下户的折帛钱等官物，稍稍宽限一月，等秧苗播种完毕；并请圣旨准许施行。由此可见陛下极其慈爱仁厚，勤于察知民间隐情，凡有所闻，没有不施行的。臣已经刻榜晓谕州县，命令从榜文到达之日起停止催征一月。这样虽然足以宽解眼前困难，但一月以后仍将照旧催征办理。正在小民哀号、求生不得的时候，即使采取各种办法催逼，终究也没有东西可以偿纳，只会使吏卒借机进行苛扰。百姓忧惧窘迫，不免流亡迁徙，这是情势所必然，并非臣过虑。况且本路近年百姓困于重赋，荒田和逃户到处可见；如今既然还不能招徕流民，就不能使现存的百姓再度流散。恭望圣上慈悲，迅速降下指挥，将本路各州县旱干而没有播种的地方，第四、第五等户的夏税暂且缓缴，等将来获得收成时一并催征，这样或许可以稍稍解除百姓倒悬般的急难。臣不胜殷切期望。第二，蠲免秋苗税。国家仁爱百姓，制定了灾伤检放的法令，恩德广布，深入人心。近年州县长官多把催办财赋当作能干，很少把保全百姓性命当作急务；下属官吏承受这种风气，往往抱着观望态度。比如去年宣城、南陵、芜湖、繁昌、贵池、铜陵、青阳等县，都遭受水灾，检放时多半没有达到应有的数目。臣到任以来，申诉的人很多，但事情已经过时，无法核实；参照众人的说法，宣城尤其严重。因此先前便上奏请求缓缴残余税额，恭想圣上慈悲，必定已经怜悯准从。今年旱灾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圣上仁德如天，俯察民间隐情，将来的苗税必定会优加蠲免。但臣观察众人的心情，似乎仍然忧虑恐惧，大概因为近年检放的惯例以从严从少为贤，预料将来也一定如此。至于百姓不敢改种杂粮来避免缴纳苗税，其情形尤其值得深切怜悯。臣认为，如今想要安慰百姓，使他们不至于逃亡迁徙，不如上奏朝廷，预先降下指挥，约束告诫州县：本路官田、民田中原本没有缺少雨水的地方，将来成熟后，自然应当依条例缴纳；至于长期干旱、没有播种的地方，应当全部免除秋苗税。

译其中改种的麻、豆之类，也不许指认为熟田，责令缴纳苗米，以致百姓更加困苦。若允许臣将这些指挥抄录张榜晓谕，或许可以使农民安心，不至于左顾右盼、惶恐逃避，实在是全路百姓的大幸。臣谨敬听闻，乾德二年四月诏书说：从春天到夏天，时雨仍然失期，深恐百姓耽误播种，应该优加宽恤，使他们获得苏息安定；各道所催收的今年夏租，交给所在地官吏检视民田，没有现成禾苗的上报，并予以免除。绍兴二十八年八月二日诏令各路转运司迅速下达州县，详细开列实际遭受灾伤的顷亩数目以及应当减免的分数上报。仰想太祖皇帝开创本朝、成就配享上天的基业，高宗皇帝中兴国家、奠定万世无疆的根基，两位圣主同心同德，都把保全百姓性命作为根本，所以在灾伤之年如此恳切。四月就蠲免夏税，八月就检放秋苗，从常情看，难道不是太早了吗？其实救灾防患，应当在百姓尚未严重困苦时进行；如果等到他们饥饿死亡、流离失所之后才施恩，那么能够保全的就很少了。作为百姓的父母，难道忍心让他们到了这种地步？两朝诏书，足以作为大法。如今臣所陈述的两件事，如果蒙圣上慈悲，发下三省，早日赐予施行，那么对公私都有便利。一是征敛既然宽缓，逃亡必定减少，各地田亩不至于荒废，公家的租赋也可以避免损失；二是农民愿意播种，自行救济饥荒，不至于大规模缺粮，完全依赖官府卖粮救济；三是贫困百姓稍有生计，何苦轻易舍弃自身而成为盗贼呢？尚未发生的祸患，可以消弭得更多。臣蒙受圣恩，任职掌管一路漕运，百姓的祸福确实由臣负责，怎敢不斋戒沐浴、恭敬陈情，仰求天听？臣无任震惧惶恐，等待获罪。附呈小贴：臣冒昧陈述的两件事，并不是不知道国家的常赋和州县经费都取给于此。臣以转运漕粮为职，也自然爱惜国家财计。只是亲眼见到百姓贫困到了这种程度，难道忍心坐视而不说吗？仰想仁圣盛明的朝廷，哀怜百姓如同初生婴儿。即使微臣不奏请，最终也一定会施行。然而臣私下认为，救患防灾，宁可早一些，哪里算过早？如果趁现在赶紧施行恩惠指挥，或许百姓不会逃亡迁徙。倘蒙圣上慈悲特赐准许，只求由朝廷直接下达，不必特别说明是根据臣这篇奏章，这样可以使一路百姓都知道恩惠出自圣意，共同欢欣庆贺感戴。这样做还有什么穷尽呢？臣屡次冒犯天威，伏乞裁量赦免。奏请拨发米粮赈济【与安抚司、总领所同上】。臣恭敬看到，从冬到春，雨水稀少；入夏以来，旱热更加严重。陛下敬畏天命，忧念百姓，延请正直言论，赦免死罪，释放贬谪之人，归还没收的产业，只要能够消除灾异、导致和气，便无所吝惜。臣等宣布推行圣意不力，所辖九郡中，建康、太平以及宁国、徽州、池州、广德、南康七郡至今没有下雨，旱势已经形成。偶尔得到一点雨水，但炎夏酷烈，土壤干燥，无法耕种，到处都是赤地。稍有靠近水源可以插秧的地方，蝗虫飞过，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只有饶州、信州曾经申报得过雨，但听说其中也有旱灾的地方。如今才到六月，城市已经闭市不卖粮，米价飞涨，百姓吃粮已经困难；村落之间必定有饿死的人。到了秋后，瘦弱死亡的人还会更多。接连据各处百姓陈诉以及州县申报旱荒的状况，实在有许多不忍听闻。池阳道路上出没抢掠，休宁县有数百人进入县令、县丞的厅署请求卖粮救济，建昌县有一百多人抢劫隆兴府边界的居民。如果不是饥饿穷困逼迫到极点，怎么忍心做出这种事？现在看来，今年旱灾不同于往年，本路旱势又比其他各路严重。国家的根本在江东，如今正值外患，更应当使这里安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如果使一个人饿死，必定会伤害天地父母般的仁慈。不幸因此使有关官司受到牵累，难道不更加令人忧虑？只有迅速发放现有储藏的粮食，不吝惜巨额费用，挽救百姓性命，帮助他们度过灾难，或许可以感通天意，消除事端。如今灾伤范围极广，而财力有限，哪里能够使人人都得到充足救济？但只要百姓知道朝廷正在竭力拯救救济，有所依靠而求生，那么即使颠沛流离，最终也不会离心背叛。况且及早发给百姓，费用既少，救济范围又广。等到他们卖掉妻子儿女、抛弃乡里、填尸沟壑、聚众山泽之后才施救，所费不止这些，而伤害败坏已经太多。江东自去年以来屡遭旱灾蝗灾，丰收之年荒废的田地还没有开垦，到处都能看见。如果今年再有迁徙流转，必定会变得无人耕种，国家所损失的，不知要增加多少倍。臣等日夜忧惧，想要同心尽力，为陛下挽救这一方百姓，使他们不至于饥饿流亡、散为盗贼，给朝廷留下忧患。已经下令州县，分别派官员亲自抄录查访；大略计算七八郡应当救济的百姓，不下于一百多万户，每户发给一石，也需要一百多万石。各地州县都很匮乏，哪里有宽余？而义仓现有登记的粮食才四十三万石，其中还包括损耗腐坏的部分；若不是陛下拨出数十万石米，便不足以救济这场大灾。臣私下考虑，如今遭旱的地方已经很多，各郡必定纷纷请求钱粮，这样会使朝廷难以供应，所以才会共同约定全路应当救济的数目，汇总上奏，等各州申报户数到齐后，据实分拨。即使合计本路所请求的数目很多，分发到州县，仍然会觉得少；臣等自行核算推求，如果低于这个数目，必定支给不足，并不是像平常官司那样多报申请，只希望能够得到六七成而已。陛下在祈祷求雨之初，不吝惜破格典章和特殊恩典，以消除天灾、苏解民困。如今百姓像婴儿一样哀号，奔走控诉，求延一朝一夕的性命，陛下必定不会吝惜力量和费用而不加救助。臣等谨体察圣意，冒死上奏，恭望陛下亲自裁决，立即命令在镇江、建康府转般仓拨米五十万石，补助本路义仓米，赈济饥民。如果辖区内各州有所请求，便交给臣等分拨。倘蒙陛下恩赐江东百姓，而臣等不能检束官吏奸弊，致使官物损失，上辜负圣德，下贻误民生，那么臣等的罪责，只有陛下明察【据嘉定八年七月十九日省劄，查得已经降下指挥，给提举司度牒一百道，并取拨制置司桩管钱十万贯，命本司自行设法收买米粮】。

译上述度牒钱、提举司现今收买的米、制置司收买的米，都应当合并作为卖粮救济之用。又据江东提举司申报，本路常平义仓储存米四十三万余石；并且已经降下指挥，命安抚、转运、提刑、提举各司分别承担办理救荒事务，但尚未明确各州军所需准备的卖粮救济米数。既然已有申报，应当商议先行征发施用。又核查建康转般仓，除现存储米四十九万余石外，还有拨给各州府的嘉定七年上供纲米六十七万九千石，其中太平州九万石、宁国府一十四万石、池州四万九千石，也都存储在转般仓。如今应当从上述米粮中酌量拨支使用。七月十九日奉圣旨，命建康转般仓拨米三十万石，补充江东路卖粮救济之用，专令江淮制置司核查本路所辖州县灾伤的轻重，将此次拨来的米，以及提举司常平义仓米、用度牒收买的米和制置司收买的米合并计算，再斟酌分拨给各州军，供应卖粮救济使用。仍应下令各分管监司，督责州县安排赈济。已经拨付转般仓的上供纲米，如果尚未支取装运，便应命令应得米粮的州郡，按照分定数额就地截留使用，并从邻近地方支取。拨米供应邻近州县应得之数，仍命制置司限五日先行详细申报已经平均拨定的米数，申报尚书省，再由省劄交付本司【】。申报尚书省，请求截留拨用宁国府等处的上供米【同时上奏】。某日前因江东七郡旱灾情势极其严重，便与本路帅臣、监司共同上奏，请求镇江、建康转般仓拨米五十万石补助义仓，现有米粮用来救济全路百姓。近来市场价格频繁上涨，百姓买粮更加困难，稍有本钱的也快要耗尽，原本贫困的人饥饿更加严重，成千上万的人日夜哀号，盼望恩赐。国家像爱护子女一样忧念百姓，必定已经允准。某的职务在转输方面，日前奉朝廷命令，令本司催督宁国府等处起运米二十七万九千石，送赴建康转般仓交纳。据各郡申报，除去灾伤检放的数额外，宁国府实发米八万九千八百余石，太平州实发米五万六千二百余石，池州实发米三万一千七百余石，都以河港浅涩、不能起运为理由。其中太平州已经装发三万一千六百余石，派从事郎黄孟容押运。其余一十四万六千余石都还没有起运。臣私下认为，各州都是应当接受赈济的地方；如果圣上准许臣等所请，也必定会分拨米粮送往各州。运输需要一定时间，不能立即送到等待哺食的百姓手中，米粮往返运输的耗费损失又不必说。因此想把上述米粮都留在各州，免得起运；等拨米指挥下达后，再将这些米折算抵充建康府转般仓应当拨出的数额。这样既可使朝廷的恩意迅速到达百姓，不至于耽搁误事，又可免去两次往返的水脚费用和损耗，实在最为便利。谨此申报尚书省，恭请查照前次申报及这次申报的事理，早日赐予施行。附呈小贴：查得广德军土地一向贫瘠，即使丰年百姓也很狼狈，一遇旱灾歉收，贫困情形更可想见。又因水路不通，米粮运输更加困难，即使有拨发的米粮，也难以很快运到。听说本军已经上报，请求截留准许东西总领所米粮二万八千余石；如果朝廷准从所请，便请立即施行，这样或许可以使凋敝州郡的贫民早日真正得到恩赐。又查本路各州常平义仓现存米粮仅四十三万石，倘蒙朝廷俯从近日所请，拨赐镇江、建康转般仓米五十万石，两项合计九十三万石；而本路七州应当救济的户数约一百多万户，平均不过每户一石，且应当接受卖粮救济的户数还不包括在这一数目内。何况如今米价高涨，民间大为缺粮，正应举行赈济卖粮。可是各地州县既没有现存粮食，又没有钱可以买粮作为卖粮救济之用。因此富户观望，争相闭仓不卖，商人窥伺行情，越发索取高价；应当接受赈济卖粮的百姓长期吃高价粮，处境更加困苦，将来必然完全依靠官府赈济，公家的费用也会更多。如果官仓有米粮接续出卖，那么富家的米自然会出售，商贩的米自然会运来，百姓的力量也可以稍稍缓解；将来不至于完全依赖官府赈济，公家的费用必定节省很多，公私双方都获利，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臣私下见到，淳熙乙未年刘枢密任建康知府时，曾经安排救荒，上报朝廷借拨储积钱购买米粮出售，百姓非常依赖这项救济。后来事情结束，仍然把卖米所得的钱归还原来借用的名目，一点也没有亏欠。类似这样的事例多得不可胜数。如今本路除建康府有储积钱外，其余州郡也都有交割钱之类，平时谨慎收藏在府库中，不敢擅自动用。然而现在百姓的困苦已经十分紧急，如果允许各州暂且兑换借用这些钱，作为循环买卖粮食的本钱，将来救济结束，本司自然会专门督察，令其全部归还公家，原来并没有损失，而百姓实际上得到极大利益。并请朝廷特赐指挥。上宰执，请求截留上供米、借用现管钱的劄子【嘉定八年六月上奏】。某近来上报尚书省，请求截留宁国府、太平州、池州应当发往建康府转般仓的米一十四万六千余石，就在原处储存并兑换起发，作为拨降的赈济数额；又请求允许各州暂时兑换借用储管钱或交割钱，作为循环买卖粮食的本钱，等赈济结束后，将收到的卖米钱照旧归还原处。上述事情，必定还要等朝廷详细斟酌施行。臣私下想到，本路灾伤极其严重，如今民间已经缺粮，今年冬天以及来年春夏，必定会大为困苦；如果不向朝廷陈述，赶紧安排，百姓流离饿死的祸患必然无法避免。查照绍兴重修《常平令》：各赈济粮食在一路转移调拨而不足时，监司估量缺数，先从朝廷封桩钱以及各司粮食中兑换购买；兑换仍不足的，即使上供粮也听允许兑换。等丰收时再买粮补足数额并起发。又据淳熙十四年九月十一日敕令：负责卖粮救济的州县，应当依靠常平米，但常常不足使用，只有及时买米作为准备。又常常忧虑没有钱，若命各路诸司把现存而不属于上供的钱物调拨、融通、借用、兑换，设法收买粮食，等米价上涨时再把这些米卖出，不得擅自增加一文钱，事情结束后收回本金，按原数归还。

译仰想国家把百姓性命看得最重，所以立法如此详细。如今所请求的事情，确实与上述法令的主旨相同。恭望您慈爱裁察，查照某已经申报的事理，迅速赐下指挥，以安慰全路百姓哀号等待食物的期望。冒犯威严，臣不胜俯伏等待获罪。申报尚书省，请求将本司筹措俸禄的办法颁行各路。某查对本司所奉行在行在尚书户部符文中、准据嘉定六年九月二日都省劄子所载臣僚奏章的一段文字：我私下看到，现在州县中凡是武臣担任巡警、监当、指使等职务的，州县长官往往轻视他们，认为是粗官；他们的俸禄收入本来已经很少，稍有违失，动辄就停发俸禄，或者又加以处罚。右选官以二年为任，有的人一任之内竟累计十多个月没有发给俸禄。这些人品秩卑微，而且多半质朴迟钝，言语不足以打动上官的听闻，身份又低贱，怎么能够求得权要的知遇？只能甘受困穷而无从申诉。他们在任职时，必然会苟且卑贱、丧失廉耻，有的刻剥士卒，有的侵用官府课钱，严重的还与军典、干办公事的人互相包庇贪污，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却仍然免不了饥寒逼迫，实在可怜。希望圣上慈悲，下令各路转运司专门检查州县，今后武臣小官应得的俸给必须按月发放，不得再因循过去的弊端使他们困苦；并且每季都要索取有无拖欠未发的亲笔文状，缴送本司，以供查考。奉圣旨依准。又据行在尚书户部符文、嘉定八年四月十八日郡省劄子所载一段文字：我私下看到，如今州县小官往往要等候数年才能轮次赴任，其中还有不怕路途二三千里、奉养老亲、携带家属，只为求得微薄俸禄的人。等到他们到任，担任长吏的有时却不体恤他们，每月应得的钱米大多拖欠不肯发放，致使小官有的任满后不能赴部，有的死在任所也不能归葬，甚至家口流落，妻女不能自保。我私下认为，知州、通判的俸禄比小官不知高出多少倍，知州、通判的俸给按月支取，从未听说有拖欠之处；为什么唯独小官的俸禄不能调剂发放呢？希望明确降下指挥：从今以后，州县职官、监当、丞、簿，以及宗室不厘务等人员，每月限在月中发足应得俸给；然后知州、通判才可以自行支取全部俸禄。若确实没有可以调剂的款项，知州、通判的俸给尚未发放，或者有所违犯，外则允许监司察访，内则由台谏弹劾；知州、通判即使在任而没有其他过错，也应酌量加以降黜责罚，以警戒其他人。县道应支的俸钱，在本州必须据实按月拨给，不得把多年虚欠计算充数。如此俸禄才会均平，士人不会失去职守。奉圣旨依准。依据符文，本司尊奉施行。某日前巡历时，多次见到右选小官到我这里自陈，因为州县拖欠俸给而饥寒困迫。有的人任满多年仍没有路费回乡，有的人死在官署而不能归葬。即使已经严厉判定并下达文书，多数也不立即遵行，或者只发给少量钱米敷衍塞责。又听说县丞、主簿、县尉等官，也有地方不给俸禄，里巷谚语甚至有“丞簿吃乡里，司县尉吃弓手”的讥讽；廉耻丧失，正是由此造成。如今奉省符，详细依据上述圣旨和指挥办理，其中加惠小官的意旨极为深厚。某已经在当天颁行，只是还担心州县虽然暂时遵奉，时间稍久又会违背，使圣朝的德泽终究不能贯彻到底，难道不是有关官司的责任吗？某查得，宗室不厘务官，各地员额不同，除另行议定施行外，如今安排本路州、府、军、县各发放三本道历，以孟月、仲月、季月为标记。州从教授开始，县从知县以下，每月所请俸给，列在各官名下；已经发放、尚未发放的数目，命各官自行批注。孟月的历在仲月发出，仲月、季月依此办理；并且要在申状中如实填写申报、发放的月日。如果稍有违误延迟，或者批注不全，必定追究所委官和承办人员，押送本司审断惩治。也已经发文给各州军县，详细说明本司所行事理，照此施行；并发文给各监司，依照指挥办理。现将发给州县的历样各一本附在前面，乞请详加斟酌。某这次安排的办法如果确实妥当，请下劄给各路转运司，一体施行【据嘉定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省劄，下达各路转运司及本司，依所申事理施行】。奏请分派各州办理荒政等事【与总领、提举一同于七月上奏】。臣恭敬看到，今年江东九郡有七郡遭受大旱，又加上飞蝗所过，遗留下来的蝗虫蔽满江面、遍野皆是，堆积起来有数尺高，草木芦苇全被吃空。秋日骄阳正烈，风吹日晒更加酷猛，耳目所接触的无不是焦枯煎熬、窘迫急促的景象；人心惶惶，几乎没有活命的希望。井泉沟涧到处枯竭，居民和行旅没有地方汲水饮用。市场粮价飞涨，一斗米要一千钱，涨势还没有停止。居民相互说，平时三五天的粮钱如今只够买一天的粮，还不能吃饱。至于村落、集镇、戍所，市场上连一粒米也没有；道路往来的人，有连续几天不得进食的。据休宁县申报，百姓金十八等数百人突然闯入县丞、县令厅署，请求买官米；县令、县丞开仓发给，但仍不足以维持。又据江西安抚司公文，建昌县百姓方念八等一百多人进入靖安县，强行打开富户粮仓取米。又据建昌县申报，百姓王七八等抢掠百姓吴彦聦等家的粮食。池州道路之间，也有刚释放的囚徒诱集饥民，抢掠过往客商。江中漂浮着尸体，没人知道姓名。如果不赶紧安排处置，那么弱者将转死沟壑，强者将聚集成为盗贼，全都将给朝廷留下宵衣旰食的忧患。臣等都奉有使者职掌，亲眼见到百姓危急到这个地步，因而寝食不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臣昨日已经具奏，请求拨降米粮、借用兑换官钱，安排卖粮救济。除此之外，续行商议到的应施行事项如下。

译一、全辖九郡，由监司共同监察；至于具体安排和督促，则应当分别由各司按邻近州县分担责任。凡是施行的事情，仍旧要相互关报。因为只共同监察而不分担责任，耳目就难以周遍，报告和应对也会迟缓；分担责任而不互相通报，则彼此联系不贯通，事情处理也不均衡。查照《常平令》，各灾伤县计放税达到七分以上，监司应分别巡按所辖州县，检查核实，每月把接受赈济的人口、工料、钱粮奏报朝廷。如果主管官员安排不当，知州由监司上奏裁处，其余选人官员则对调后奏报。以监司邻近地区来说，建康府、太平州、广德军应由安抚司、转运司负责；宁国府、池州、徽州应由提举司负责；饶州、信州、南康军应由提刑司负责。臣等正想上奏，忽然接到省劄，说明依从提刑司申报的意见下达施行。臣某为都转运，臣某为提举，已经遵奉禀行。只是此前提刑司所申报的内容，只涉及分担责任的事情，没有关于共同监察、相互通报的条文。又各州县主管官员安排是否妥善、推行是否勤勉，以及境内有没有流移、死亡的百姓，也应允许臣等将来分别奏报，听凭陛下施行赏罚。恭请圣上明察。在这份小帖中，饶州、信州屡次申报已经下雨。臣等通过访察得知，饶州境内近来遭旱的地方也很多；据鄱阳、浮梁县申报，飞蝗已经进入该地。信州与饶州乡里相连，臣等私下担心将来蝗灾也不能幸免，所以如今分派责任时，不敢把这两州置于考虑之外，并乞请圣上明察【准照嘉定八年八月二日尚书省劄子，依照已经下达的指挥分别管辖施行；如有已经施行的事项，责令各司互相通报；各州县当职官员办理赈济、平粜的勤惰，责令各监司分别按照所管州军当职官员，具列职位、姓名申报朝廷查考】。一、赈救荒年的政务，本来应当责成守令办理。然而州县之间官事纷繁，即使有忧念百姓的官员，想要放下其他事务专心赈济，形势也使他们做不到。其中庸碌懒惰的官员把这看作平常事务，交给属吏办理，只会白白耗费官物，恩惠不能到达百姓，实在关系重大。臣都运、臣提举，自当亲自巡察；此外还应选派官员不时前往考察督办。只是现任官员各有本职，其中才能可以倚重的人也有一定数目。查照《常平令》：凡因赈济之事应当差派官员，而本州县没有适当人选的，听任监司从邻近地区选派；仍然不足的，就选派所辖范围内已经替任、正在待缺的官员。臣等现在想在本路现任属官以及前任待缺官员中，选择忠实、可靠、有才干的人；即使按规定不应外出的，也听任增补充任。等到逐一查访得到人选，再续行具列姓名、官衔申报尚书省。其中有功劳的，日后事情办结时分列等级申奏，优先给予推举奖赏，希望不至于耽误事务。伏乞圣上明察。一、禁止买粮、封闭粮食，起初并不是好的政令。如今州县之间各自偏护本境，监司又各自偏护所属地区，甚至邻境百姓已经饥困濒死，也不让斗斛粮食流通。在天下如同一家的时候，岂能有这样的事？臣提举先前曾奏闻，请求下令湖南、湖北、江西、淮西转运司以及沿江州军，放开客商粮食流通，不得阻拦收税。朝廷已经劄下江西、湖南北、淮西转运司及各州军。如今各处虽然接受了朝廷的指示，阻塞遏制却依旧如常。臣私下看见，江西、湖南连续多年屡获丰收，如今又及时得到雨水，秋收有望，本应互通有无。怎么可以把邻境的困难推给别人？而湖南的米经过湖北，按惯例又遭扣留阻拦，尤其不便。希望圣上慈悲，查照已经下达的指挥，再次申明严令下达，并仍劄付京湖制置司，照此指挥遵守施行。一、江东各郡旱情已经十分广泛，官米有限，全靠收购粮米运到官府，接续赈济和平粜。现今派出的运粮纲船，只需负责防止偷盗、亏欠和交接时无差错，就能得到优厚奖赏；如今所收购的米，无论数量多少、路途远近、防护难易、风涛险阻，都与纲运相同，而且还要承担收购粮米的劳苦和钱款收支的烦累。若完全没有优厚奖赏，怎么能使人办事？现在想乞请圣上慈悲，命有关部门酌量制定奖赏标准，分为三等：二万石以上为一等，一万石以上为一等，五千石以上为一等。有官职的人按资序升迁；白身人补授右选官，或授助教、文学；如愿意，还可给予封赠、占射、免役之类，斟酌轻重分等推赏，明确颁下，希望人人争相效力，容易办成事情。奏请把第四等、第五等人户的夏税暂缓征收【与提举司七月所上奏文相同】。查核臣等近来分别具奏，请求把本路遭旱州县第四等、第五等人户的夏税暂缓征收。转运司根据六月二十七日尚书省劄子说：“夏税钱帛都属于上供物资，已经拟定支用名目。近来已有臣僚奏请，命州县宽缓催缴，本司自然可以照此办理。”劄付本司照办。臣等不敢顾虑再次烦扰圣听的罪责，必须再度上陈天听。臣私下认为，今年的旱灾不同于平常年份：对百姓来说有异常的灾害，对国家来说也应有异常的恩典。通常年份的旱灾，有的发生在已经播种以后，如果随即得雨，已经枯萎的禾苗还可以重新生长；有的旱灾只涉及几个州，彼此通融调剂还足以相互救济；有旱灾而没有蝗灾时，下等田已经播种的作物还可以略有收成；有的本路受灾而邻境无忧，所忧虑的不过是本地百姓，安抚慰问还容易做到。如今江东百姓的田地全都错过播种，秋收之事已经不能再谈。建康、太平等七州旱势最重，此外饶州也有一半歉收。各处粮价昂贵，已经没有办法相互资助；淮、浙、荆、襄诸地又都报告旱灾，招徕客米也因而困难。飞蝗遮天蔽日，到处损害庄稼，遗留下来的蝗卵遍野，难以迅速扑灭。

译靠近水源、可以播种的田地，农民竭力车水灌溉，劳力和费用增加百倍，却不久便全部枯竭。麻、豆、荞、麦的种子，每斗价格不低于一千钱；典当财物、借贷所得仅够把种子播入土中，转眼又成了白地。安庆、光州的流民从池州渡江，奔向饶州、信州，前后接连不断。臣提举曾经奏闻，长淮以北正经历战乱，淮地的收成又不好，这次流徙的人必定很多。本路沿江各州不能不首先受到这种灾害。丁卯、戊辰年饥荒和疫病的祸患近在眼前，这就是臣等所说的异常灾害，是近年所没有的。如今正值粮价昂贵之初，已经出现盗贼滋生的迹象。池州境上的黥徒进行抢掠，建昌、休宁的饥民也抢夺财物。如果使他们继续下去没有粮食，就是把资助盗贼的东西送给了他们；国家根本不得安宁，将成为大患。到那时即使想减免租税、放松征敛来消除祸患，也来不及了。臣等认为，灾变到了这种地步，天意难以测度；转移灾祸的关键全在民心。只有国家大施异常的恩惠，以招致人和，才希望天意能够回转、灾变能够止息。臣等职守有常，不敢把话全部说尽；但本路所应当怜恤的，没有比下等人户所受的催科之苦更严重的了，何况夏税是按原有田地亩数征收的，田地既然荒芜，税从哪里出？臣等私下看见，孝宗皇帝淳熙二年，建康发生大旱，立即依照守臣刘珙的请求，免除这一年的夏税。淳熙七年江州、饶州等州发生旱灾，已经下诏将各州第五等人户未缴纳的夏税暂缓五分征收；又考虑到他们缴纳困难，再下诏各州第四等、第五等人户未缴纳的当年夏税立即暂缓征收。后来池州、兴国军发生旱灾，也都曾免除当年的夏税，这些事记载在史籍中，数不胜数。臣仰想圣心，难道不顾惜国家经费吗？只是因为百姓的性命所在，实在关系社稷安危，权衡轻重，按理应当这样做。何况江东州县自丙寅年用兵以来，民力凋残，更不是从前可比；即使号称上等人户，也不足以同其他地方的中等人户家产相比，更何况末等人户，尤其可怜。夏田刚刚播种，便指望它作为借贷的本钱来度过冬秋；田地刚插秧，又倚靠它作为举债的资本来度过夏天。如今田亩荒芜，已经没有可以凭借的东西，借贷的门路断绝，维持生计的办法也穷尽，辛苦经营以求糊口，尚且担心不能维持。何况吏卒来到门前，还有行贿的费用；官府催逼，又有拘押羁系的痛苦，百姓愁苦叹息的声音，实在不忍听闻。近来蒙圣上慈悲，宽限催缴，足见陛下圣明，洞察百姓疾苦。百姓看到这种宽恤的命令，妄自以为必定还会免除税赋。即使养蚕、种麦稍有收成的地方，大多也以低价变卖，用来充作口粮。等到期限一满，官府追缴更加严厉，官员自以为先前已经稍加宽限，如今不能再缓，于是想把平常两个月可以催收的数额，压在一个月内催完。这样一来，陛下前日宽限展缓的恩典，反而足以使百姓遭受严酷逼迫的祸害。臣等看来，如果现在立即下诏免除放弃，未缴纳的数额本来已经不多，将来终究也没有什么可催收的，必定不能不免除；但早一天免除，百姓就少受一天痛苦。若免除稍迟，对官府原本没有补益，只会使贪吏奸胥得以乘机侵吞盘剥，再次给百姓造成祸害。臣等认为，陛下应当以孝宗的旧例为法。若认为如今国家的用度不能同乾道、淳熙年间相比，那么除信州、饶州外，暂且请求再施恩于七州：这七州的夏税，姑且把第四等人户置于暂缓征收之列，而把第五等人户的数额全部暂缓征收，希望使焦灼困苦的百姓稍稍得到苏息。臣等并非不顾惜国家财力、姑息百姓以求名声，只是既然奉命出使一道，亲眼见到民间如此狼狈，怎么能不据实上言？陛下仁厚节俭的德行，必定不会同饥困无聊的百姓计较这点小利；只是恐怕朝廷堂陛尊严，四方旱灾的情形未必都能一一听闻，所以臣等的话或许会被认为夸大其事。淳熙八年，淮、浙、江东发生饥荒，诏令派遣著作郎袁枢、将作监主簿王谦亲自巡行察看。如今愿意考察遵循旧例，选择派遣朝臣遍行本路；如果像臣等所说有稍许欺骗虚妄，甘愿接受欺君之罪。所有七州第五等人户的夏税，仍请求先赐令暂缓征收，以彰明陛下的德意，扩大孝庙的仁恩。臣等不胜至诚期望【不久下令江淮制置司核实，最终没有施行】。申报尚书省，请求把安边所估定的、没收人户的钱物，下交本司发还。查核本司本月十二日收到的尚书省劄子，其中奉圣旨，命尚书省查勘安边所原来根据监司、州县拘没的、减落防价的人户财产钱物，无论已经或尚未入库，也无论已经或尚未拘收的数目，一律发还。由此可见朝廷忧念灾民之急，恩宽及此，听到的人无不欣喜。某职在传宣，已经立即恭敬禀告，并下达所属部门。其中钱物尚未送到安边库的，州县应当立即遵照指挥，召集人户审实后发还，不得再拖延。但钱物已经送到安边库的，若命家属经由州县领取凭据，再赴安边库所陈请支领，臣私下担心这些犯事人家长期失去生计，贫困日益严重，决没有余力先经过州县取得凭据，再奔走行都等待拨付，必定因循拖延数月，最终仍不能享受实际恩惠。某区区愚见，希望钧慈允许本司把原因减落防价而拘没、现存安边库的钱物，具列数目直接申报安边库所，仍派人自行前往库中请领。等钱物送到本司后，再发下犯人所居州县，逐一当官审实，全部发还。这样或可免除库藏阻滞、道路跋涉以及旅舍滞留的费用，从而推广朝廷德意，使这些家庭重新获得生机，实在是大幸。如果某所陈述的意见符合钧意，即请求径由尚书省施行。伏候指挥劄下，本司将依照所申的事理施行。申报枢密院，请求停止修筑池州城墙。

译江东转运司申报：据各县县丞防申报上来的救荒劄子，其中有一件事。臣私下看到，池阳各县从过去战乱兴起以后，又接连遭受旱灾、蝗灾，民力凋敝，比其他郡尤其严重。去年嘉定四年起，本州承准枢密院下达烧造滁州城砖以及本州修城的任务，后来又增加数目，下令各州分担烧造，历经多年，官民劳费，竟然没有办完的日期。这是因为下拨的原始钱款，大多不足以抵偿烧造费用，州里不承担责任，全部推给县里；县里既无力量，又不得不向百姓借取。烧砖时，通常按队伍征发民夫制作砖坯、烧陶，周转到制成砖块，动辄需要十多天；轮流分派徭役，一轮结束又重新开始，终年辛苦，而烧造的数目没有限度，劳役的日期也没有终止。至于有牛的人家，本来要用牛耕田，又一律摊派来供工程使用；既耗尽他们日夜的力气，不仅日后农事无法承受这种劳累，有的牛还因此疲惫而死。百姓受到的祸害，已经导致极重的困困。本州又专门派公吏到县里监督，县吏随即同他们内外勾结，公文催逼，动不动就以军期为名。所用窑匠不按已经确定的名册办理，而把原本不是窑匠的人也任意追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钱〕 所役使的乡村民夫，不计算实际需要的数目，凡是刚刚结束徭役的人，照例还要重新通知集合。凡此种种，都是为了留下通融请免的余地：每免除一个窑匠，就收取若干钱；每免除一个民夫，也收取若干钱。至于贫穷而无力的人，早晚供役，没有停止的时候。官府每天发给钱米，大多只是账面上虚耗，实际并未到达，钱米出入都经过吏手，他们只图谋私利，至于官事是否办成，根本不问。修筑城墙，本来应当在无事之日尽力办理；丰年乐岁，即使不能免除劳民伤财，也还可以说得过去。如今旱蝗之变比往年严重，小民正惶惶然忙于求生、尚且不能自给，却又让他们承受无穷的骚扰，怎么能忍受？又查本州修城时征用的各寨土兵，废弃巡逻警戒的职务来从事筑墙，在今天尤其不便。各寨有的据守险要，有的防守江面，本来正要用来警戒、捕捉盗贼；如今在册士兵往往不足额，老弱不能使用的占了一半，又把其中壮健的抽来从事土木工程。正值饥荒歉收之年，如果有紧急事变，拿什么来防备？这也是不能不预先考虑的事情。请求详细斟酌所陈意见，下令池州，立即暂时停止各县烧砖、修城两项劳役，并追回各县派出的公吏，等将来丰收之日，再另行议定施行。《西山文集》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七。宋代真德秀撰。《对越甲藁》。恭敬申报。请求发给钱款，下达本路遭受灾害的州郡，收购麦种发给下等人户。臣等近来因为本路遭受旱灾、蝗灾，多次把百姓危急困迫的情状上奏，冒昧烦扰圣听。陛下极其仁慈，垂怜百姓，赐给钱币，打开粮仓发放粮食，恩意恳切悲悯，与上天同心。臣等敬体圣意，分别派遣官吏抄录户口，推行赈济之政，想使山谷偏远穷困的地方都蒙受皇上的恩惠。然而距离来年秋收还有一段时间，公家的力量有限，缺粮的日子却很长。臣等日夜思考，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救济。询问父老，他们都说如果二麦能够及时播种，民心自然安定。乡野小民的生计容易满足，田里只要有几亩麦子，便可以把它看作温饱的依靠；眼下即使十分艰难，也终究不会舍弃土地逃走。富室大家知道他们有所凭借，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借贷，也愿意相互周济。只是如今各地麦价都上涨，价格最低的地方每石也不低于二贯有余。只有上等富裕人家能够预先储藏种子，中等人户购买种子已经感到困难；至于第四等及以下，大多都是贫困百姓。今年夏收仅够三个月左右的口粮，在饥饿逼迫下，哪里还会有一粒粮食留下？即使想赶上农时耕种，也做不到。今年秋田庄稼极少，查验减免的数额必定很多，官府坐失的常赋已经无法计算。如果麦子又错过播种，明年夏税缴纳必然困难，上供的数额从哪里筹办？何况嗷嗷待哺的百姓以百万计。如果广泛播种二麦，那么还有希望吃上一顿饱饭，也许到四五月间，赈济事务可以告一段落。如果播麦太少，不足以救饥，那么不到秋收、官府继续赈给，就很难很快停止。公家的力量哪里容易支撑？臣等恭敬看见陛下即位初年九月二十八日尚书省劄子，查核今年种麦之事。当时切实担心贫民无力耕种，有旨命两浙、两淮提举司，凡遭灾的地方，拿常平钱筹措收购麦种，并发给米斛，迅速赈济、借贷施行，不要使百姓错过播种时节，辜负宽恤的恩典。这些都载在诏令中，明白如日月星辰。臣等现在粗略计算，本路遭灾地区第四等以下缺少麦种的人户，所涉及田地有数百万亩；每亩用种五升，所需费用无法计算。虽然曾经紧急下令所属各州调剂官钱，收购麦种发放借贷，但如今州郡大多空虚，必定没有余力顾及；而常平钱米本来就没有余裕，现在又专门用来平粜救济，不再有剩余。臣等只能竭尽愚诚，向君父控告请求。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诏有关部门发给钱款，命臣等颁发到各郡，酌量发给借贷。等麦子成熟之日，命百姓随夏税一同缴纳。臣等谨当把钱款收回交还县官，不敢擅自使用分毫，冒犯圣威，臣等内心震惧至极，谨此记录奏闻，伏候诏令。贴黄：查核种麦的期限只到九月结束，立冬以后就难以施工。前项奏请，如果蒙圣上慈悲，以百姓粮食为重，俯赐批准，希望迅速下达指挥，这样才可以及时发给借贷，并乞请圣上明察。请求把本路八州军第四等、第五等人户的秋苗税暂缓征收。江东路安抚转运使司状称：查核江东一路以旱灾、蝗灾为祸，除信州成熟外，其余州军府嘉定七年秋苗米的零星欠数并不多。百姓正处于粮食艰难之中，哪里承受得住催科逼迫的苦楚？必定无法缴纳，只是白白耗费鞭笞。如今流徙的人已经很多，有的还因为逃避追呼；如果不议定免除，明年能够耕田的农夫必定更少，国家所损失的赋税反而会多于这些零星欠数。朝廷厚待百姓，本来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何况权衡事体轻重，已经十分明白。希望朝廷把嘉定七年人户所欠的零星秋苗税特别予以免除，这也是救济灾荒的一种助益。伏候指挥。八月二十九日奉圣旨，命建康、宁国府、太平、徽州、饶州、池州、南康、广德军，将嘉定七年第四等、第五等人户现欠的苗米暂缓征收，并明确张榜晓谕。请求施行饶州、信州旱灾救济事宜【九月某日发出】。查核本路州县今年旱灾极其严重，除建康、太平、宁国、徽州、池州、广德、南康七郡外，某已经多次同制置、总领、提举一起奏报，请求朝廷特赐赈济指挥。后来又访察得知，饶州、信州的旱灾也不轻，于是派承务郎、信州贵溪县丞邵介前往饶州各县，派迪功郎、饶州余干县主簿潜刚前往信州各县，查访旱灾轻重的实际情况，并同各县知县联署担保申报。如今根据各官申报的事理，以及知信州章奉议所申报的事理，必须逐项开列如下。一、据知信州章奉议申报，以及邵县丞所申报的内容如下【今不录】。以上备载各官所申报的情况，已经在前面查核说明。本路饶州、信州在春夏交替之际并非没有雨水，还可以因地制宜播种；同建康、太平等七州相比，那些地方从春天起一直干旱，种子不能下土，事情的轻重缓急不同。所以先前首先具报七州旱情，请求迅速加以赈济。后来听说饶州、信州播种以后，从六七月以来也一直缺雨；由于还没有查明旱灾深浅的确实情况，所以不敢轻率地一概申报，遂分别委派各官查访，得到上述情况。某又早晚访察、互相验证所听闻的情况，确实是后来正当禾苗抽穗结实的时候，没有雨水滋润存活，加上又遭飞蝗为害，致使已经播种的田地反而白费劳力。农民辛苦种下粮食，却遭受灾害，这比种子根本不能下土的地方还要严重。这样看来，饶州、信州的旱灾大体虽比建康、太平等七州稍轻，实际上不能说不是遭旱灾的州郡。何况其中饶州的鄱阳、乐平，信州的永丰、玉山，旱灾极其严重，又同七州没有区别。近来还查访得知，各处米价也已经难以买到；到收成时，米价比春天反而上涨两三倍，濒临湖泊的百姓已经有完全靠菱角、芡实充饥而没有粮食可吃的，像这样民情实在难以维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既然已经审查核实了真实情况，如果竟然因为先前只申报七州的缘故而隐瞒不说，就是欺骗蒙蔽。谨将后来审查核实得到的事理记录下来，开列申报圣上。希望朝廷怜悯饶州、信州两州百姓同样遭受旱灾，特赐详细斟酌并降下恩惠和指挥，希望不至于有一个人不能蒙受恩泽，这实在是万幸。申报尚书省，请求再次拨给太平州、广德军救济平粜的米。

译查核先前奉诏，朝廷拨米三十万石，专门交给江淮制置司。查勘本路所属州县灾情轻重，将所拨米、提举司所管常平义仓米、用度牒收购的米以及制置司收购的米合计为总数，斟酌分拨，运往各州军，供应赈济平粜使用。仍下令分管监司，督促州县筹办赈济；以后如有缺少，准许再具文申请。建康府、太平州、广德军三郡，按照诏令由安抚司、转运司分别管理筹办。其中建康府承制置司拨到米十三万石，另有义仓米三万七千九百七石四斗有余；本府正在委派官员抄录户口，等新制置李殿撰到任后再安排施行。太平州拨到米一万五千石，义仓米二万三千八百五石六斗有余。广德军拨到米三万五千石，义仓米一万三千六石八斗有余。近来据两郡申报的户口抄录账目，以及从现在到明年春夏交替时所需的赈济平粜米数，太平州三县丙户一万七千九百九十五，丁户四万七千七百零九，戊户一千八百户，共计四十一万五千零七十一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一万五千七十一口〕 除已经拨到的米数外，还缺米四十二万一千六百多石。广德军二县丙户一万九千七百四十一，丁户三万二千八百二十四，戊户二千五百零八，共计二十三万九千三百二十一口。除已经拨到的米数外，还缺米三万三千一百八十多石。如果不是再次冒昧烦扰朝廷，仰求最终施恩，那么将来的赈济必定不能接续，我们实在有愧于父母官的责任。如今查得两郡虽然同属灾区，但广德受旱尤其严重，加上本军土地向来瘠薄，百姓生活极其艰难，即使丰年乐岁也不免贫困憔悴，一遇水旱灾害，只有坐等流亡饿死，乡村百姓尤其无所依靠。自八九月间已经有饥饿到极点的人，如果不是官府竭力拯救，很难全部保全。丙户以下都应当给予救济，只是城市中救济戊户、平粜丙户和丁户，所以应当平粜的人户较少，而合计应救济的人户占十之八。至于太平作为一个郡，虽然颇称繁盛富庶，但近年来已经不能同过去相比；正值歉收之年，民间也十分缺粮，只是狼狈情形还没有达到广德那样严重，所以只有戊户全部给予救济，丙户、丁户则对其中乡村丁户酌量给予救济，因此应当救济的户数较少，而应当平粜的人户却不止多出五倍。两郡的情况既然稍有不同，平粜、救济的迟早也不能不有所区别。广德已经从十月十二日开始，太平州则从十一月十一日开始。两郡申报的所缺米数都是确实的。太平所缺的虽只是平粜米，但数目很大，不敢全部拿来烦劳朝廷。除已经从转运司调拨米斛，并督促本州守令多方筹办、劝富户分粮、招募收购以及贴补救济平粜外，这次只敢把其中五分之一向朝廷申诉，请特地下劄建康府转般仓，拨米八万四千石供应太平州赈济平粜。平粜所得钱款，我们专门负责收回，交还朝廷，不敢拖欠一文。至于广德军还缺米三万三千一百石，这是明确指定的需要数额，确实无从筹措，也请求劄下平江府百万仓，按照数额全部拨给，以充接续赈济，希望使两郡饥民得以逃脱沟壑之死，实在是朝廷始终养育生成的恩赐。伏乞指挥【十二月二十六日奉圣旨，命建康府转般仓从桩管米内拨出五万石交给太平州，用作赈济平粜；又命浙西提刑司从平江府百万仓桩管米内拨出二万石交给广德军，用于救济平粜。】平粜所得价钱分别在当地按规定桩管，编入月账申报；这些米责令各处自行派人、派船前往搬取，并具列收到的钱数申报尚书省。申报尚书省，请求免除信州零星欠苗税。查照指挥：近来收到省劄，转达本司同安抚司所申，请求免除本路遭旱州军嘉定七年人户的零星欠苗税。八月二十九日奉圣旨，命建康、宁国府、太平、徽州、池州、饶州、南康、广德军，将嘉定七年第四等、第五等人户现欠的苗米暂缓征收，并明确张榜晓谕；劄付本司照办。本司除已经行文各州军县遵奉施行、刻榜让人户知悉外，查得前来同安抚司具申时是在八月十三日，当时由于委派官员查访信州旱灾的申报尚未到达，加上本司到信州路途遥远，还没有查明本州旱灾的确实情况，所以不敢一并具申。后来据知州章奉议以及查访官、饶州余干县主簿潜刚申报信州各县的实际旱情，又经过早晚访察、互相验证所听闻的情况，确实是后来正当禾苗抽穗结实之时，没有雨水滋润存活，加上飞蝗为害不轻。只有铅山县所辖七乡中的上四乡与福建接境，勉强获得丰收；其余各县各乡以及铅山县下三乡都属于灾区，已经开列申报，请求朝廷怜念并赐恩典。如今本路八郡都蒙准暂缓征收去年下二等人户的零星欠苗税，只有信州各县人户尚未享受到免除、暂缓的恩惠。如果因为先前没有一并申报，就不再申诉，实在不符合推广朝廷厚待百姓的本意。希望朝廷特赐详细斟酌，除铅山县上四乡外，将信州上饶等五县以及铅山县下三乡嘉定七年第四等、第五等人户的零星欠苗税，依照建康府等八郡已经得到的指挥，一体暂缓征收，使千里百姓都蒙受恩赐，实在是大幸。伏乞指挥施行。申报此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奉圣旨，命信州将上饶等五县以及铅山县下三乡嘉定七年第四等、第五等人户现欠苗米暂缓征收，并明确张榜晓谕】。申报尚书省，请求催促拨给太平州赈济平粜米【与太平州申文相同】。

译查得我们先前因江淮制置司拨给太平州三万八千八百多石赈济米，比各州数量最少，而本州三县应当赈济、平粜的人户数量最多，曾经分别具文申报朝廷，请求拨借米斛供应本州赈济，日夜等待，却一直没有收到回文。我们于本月初一日巡行到本州，经过田里，充分看见贫民困苦憔悴的情状，于是同守臣共同筹办。除戊户始终全部救济，可以维持到明年三月外，乡村丁户只能酌量救济三次；新近流移到达、随后抄录登记的人户，又必须一例赈济。城市丙户、丁户以及乡村丙户，都应当赈济平粜，总计需要米数十万石。我们已经竭尽公家的力量，筹办钱米补贴平粜救济，但外部还缺少很多，实在没有办法筹措。臣私下看见，本州三县今年灾害严重，查验减免达到八分，田地收成已经全无；上游运来的米船又非常稀少，邻郡也没有可以运输贩卖的地方。如果不是官府出米赈济平粜，恐怕中等人户以下缺粮困窘的情况会日益严重。我们滥受出任地方长官的寄托，如果为了避免再三烦扰朝廷的罪责，不向朝廷控告，坐看境内百姓饥饿流离，岂不是上负君相爱护百姓的本意？所以我们敢联合署名，仰求朝廷施恩。伏望朝廷查照我们已经申报的事理，迅速劄下建康府转般仓，拨米八万四千石借给本州赈济平粜。我们谨当收回平粜价钱，分批解送缴纳；或者留在本州，以平粜所得米钱偿还，一切听从指挥施行。如果有一文拖欠，甘愿接受罢黜惩罚。特此再次申报。申报尚书省，请求再次拨给广德军赈济米的状文【与知军同上】。我们查核，江东今年旱灾、蝗灾在各路中最为严重，广德两县的灾情又是本路最重的。由于本军田土瘠薄，即使遇到上等丰收年，也仍有粮食困难的忧虑；何况从春天到秋天，种子不能下地，其狼狈情形不说也可知道。仰赖圣朝哀怜百姓，赐转般米三万五千石，又拨给义仓米一万二千多石。如此丰厚、广泛的恩惠，自古以来没有过。我们同两县十四乡的百姓一同感激戴德。只是本地百姓特别贫困，先前本路各州抄录户口，都以五等为区别；其他州县只有丁户、戊户接受救济，唯独广德两县所谓丙户，几乎还比不上其他郡的丁户，饥寒贫困往往相同。因此从丙户到戊户，全都是应当救济的人家。总计依靠官府供养的共有二十三万九千三百多口，后来流移新到、随即抄录入册的人还不在此数内。臣等从九月间已经听说两县所属乡村有饥饿将要死尽的人，立即发出义仓米赈给一次，计一千六百多石。又从十月十二日以后，对丙、丁、戊户普遍施行赈济，计用米一万七千多石。等到某巡行到军中，经过田野，访问父老，他们都说自上次赈济以后又过了两个多月，贫民下户又因缺粮，于是同邻县共同商议，从本月十八日开始，再对丙、丁、戊户普遍施行赈济，计用米一万七千三百多石。三项合计已经支用了三万六千多石米。我们也私下想到，今年的饥荒不只是一州一路，朝廷极其仁慈，恩泽普遍覆盖，有请求就答应，力量实在十分艰难。我们身为臣子，应当体察国家，所以对拨赐的米格外爱惜谨慎，专门留作赈济使用。军城及附郭地区所需的九千多石赈济平粜米，都是从转运司拨给的官钱收购；戊户按人口发给救济，费用尤其多，不敢全部使用官仓。按一个月计算，二十天发米，十天发钱；米由官府出，钱则由我的私库出。我的区区本意，是想留存斗斛以接续赈济，希望免得多次烦劳朝廷。可是户口太多，除三次救济已经支用三万六千多石米外，剩下的也已经不多。从开春以后到四月，还要再救济三次，所需米数很多。近来安抚司、转运司曾经具文申请，请求从平江百万仓拨米三万三千一百石，这是明确指定的数额；我们日夜等待命令，却还没有收到批准回文。如今事势紧迫，我们职在赈济救荒，实在无暇安坐，因此敢联合署名向朝廷控告。伏望朝廷查照安抚司、转运司已经申报的事理，早日劄下平江百万仓，按数拨给施行。我们实在同这些百姓一同蒙受大恩，所以必须申报圣上。申报尚书省第二状【这是第一次请求，收到省劄不准以后，于三月初再次具文申报】。查核某近来向朝廷申报，请求下达指挥，把所拨平江府百万仓三万石米交给广德军，专门充作赈济之用，免得收回价钱。后来收到省劄，没有得到批准。某恭敬承受朝廷的严命，本来应当听从，哪里应该再三烦扰，自己招来斧钺之诛？只是想到广德去年灾害最为惨烈，方圆千里颗粒无收，民心忧惧动摇，都说必定会填尸沟壑。某自去年秋天奉命筹办此事，就下令本军派官员抄录户口；其中所委派的人有的或许不是合适人选，难免有宽泛冒滥之处，而应当救济的人却有很多遗漏。某赶紧选拔强干敏捷、爱护百姓的官员，精心核实，改正了许多问题。又在发放之日命令民户结状申报，互相作保；其中有冒滥的，允许别人告发。由于这样做，有的已经抄录却不敢来领取，有的已经取得凭由却不敢来领取；有的把三口写成五口而自行首实，有的一家得到两张凭由又主动缴还，冒滥的弊病确实已经全部革除。真正贫困的人反而都被抄录在册，如今接受救济的全是缺粮百姓，绝不敢有丝毫泛滥，以免有失圣朝惠爱困穷百姓的本意。况且某区区愚陋，曾私下有一个看法：在上天降灾、百姓生病困苦的时候，必须上下同心，竭尽力量设法拯救，才可以取得成效。

译因此凡是朝廷赐下的一勺一合，都全部用于赈济。军城和所属县从冬天到夏天所需的赈济平粜米斛，都是本司设法筹办供应，不敢从赈济米中分拨。又有赈济所需钱米不足的时候，也不敢一概依赖公家，前后拿出钱财补贴，数目很多；这是职分所应当做的，自然应当竭尽力量，哪里敢多次烦劳朝廷？如今请求把百万仓米二万石专门用于赈济，实在是事情到了不得已的地步，才提出这个请求。上项米斛原本就是请求作为赈济之用的，如果把其中一半留下来用于平粜，那么三月间每次赈济就会缺米一万石。本军既无力量，本司府库又空，四处张望徘徊，实在无从筹措。全郡数十万百姓的性命已经有望保全，直到现在农事才开始兴起，百姓仰赖粮食尤其急迫；如果赈济不能接续，先前的功劳就会全部丧失，像差最后一筐土而前功尽弃，实在可惜。伏望钧慈俯察我们的诚意，特准先前所请，把拨给百万仓的二万石米全部交给广德军用于救济，免得再拿出去平粜收钱。某与百姓一同蒙受天地般深厚的恩赐，伏候指挥。申报尚书省第三状【三月二十二日发出】。据查，我前些日子曾再次上申尚书省，请求把平江府百万仓拨来的二万石米，交给广德军，专门用于赈济，不要令其出粜收回价钱；侧耳等待了二十多天，还没有得到允准的答复。因为本军已经选定四月一日发放赈济，除上述米粮外，别无可筹划，只得再次竭尽愚诚，冒犯尊威。私下看到广德去年遭受灾害，承蒙朝廷恩典，防备赈济十分周至；先前制司分拨米粮，本军所得共五万五千多石，按每石三贯计算，合钱十六万贯有余，尚且尽数发给百姓，从未责令出粜。如今百万仓所拨共二万石，若拿出一半出粜，只合计三万缗。圣君贤相爱民之心迫切，既然曾捐出十六七万贯在此前救济百姓，难道还会吝惜这三万缗而不在此后救济他们吗？况且我原本替本军再次请求赈米三万石，后来奉到指挥，只给二万石；我不敢屡次烦扰圣听，已经从本司经常支用的米中拨出五千石，补贴发放。如果只须实行赈粜，那么本司拿出的米，难道不想收回价钱，以补助漕运费用的不足吗？实在是本军百姓贫困，非其他地方可比；只有城市居民略有生计，可以实行粜济，而乡村百姓困顿尤其严重，非赈济不可。所以即使本司财力极其有限，也不得不直接发给百姓，不再出粜收钱。何况朝廷仁德如同上天覆盖万物，只要能够保全百姓性命，就一定不会计较损失分毫。如今雨水和旱情合乎时令，二麦长得很茂盛，田野父老都说只等麦子成熟便可无忧。但今年气候稍迟，麦子要到五月才成熟；眼下这一次赈济，正是最紧迫的时候。伏望您慈悲俯察，允许把上述米粮全部发给贫民，那么天地养育万物的恩德，还有什么能超过此事？特此申报。【四月三十日札：查核嘉定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指挥，拨百万仓米二万石；江淮制置司均拨本军义仓米一万三千六石八斗一升，又拨建康转般仓米三万五千石。据查，广德军拨下的救荒米粮不能说不多，本军本应斟酌分拨，分别实行赈济和赈粜，使实际恩惠回到百姓身上。如今据本军报来十一月、十二月两月粜济米数，其中赈济米计支二万二千八百一十二石三斗二升，出粜米仅一千五十七石六斗八升。赈济米比赈粜米多二十多倍，实在担心恩惠落到官吏一班人手中。】如今请求把改作赈粜的二万石米改为赈济，昨日赈济的请求难以准许。这是都司拟定文字发给本司的札付，四月十二日到达本司。申报尚书省的第四状【四月初十日在广德军发出，四月二日省札仍未到】据查，我昨天曾多次向朝廷和省中申奏，请求把平江府百万仓拨来的二万石米交给广德军，专门用于赈济，免得出粜；我早晚伸长脖子等待，还没有得到允许的消息。恭敬地想，圣君贤相勤于访求百姓疾苦，把它当作自己的忧患；自从旱灾和蝗灾以来，开仓赈济、捐出国库，不可胜数。广德一郡所得米粮共数万石，全都拨作赈济，可见清明朝廷把百姓性命看得最重，即使费用像丘山一样巨大也不吝惜，为什么偏偏对这万石米一定要令其出粜收钱？我虽然极其愚钝，也知道这并非君相的本意。近日听说有些喜欢议论的士大夫认为，本郡灾害原本不重，官府赈济失当，做得过于优厚。这些话流传开来，终于使上面误听。私下认为，要知道灾情轻重，应看检放秋苗的多少；要知道百姓粮食是否艰难，应看米价的高低。今年秋苗已经奉诏全部免除，那么灾情严重本不待说；今年麦子几乎没有收成，而城市米价每一省升要四十多足钱，那么百姓粮食的艰难也可想而知。有人只看见境内没有流离者、田野没有饿死者，便认为灾情本来轻、赈济太厚，却不知道去年秋冬之间人心惶惶，早晨还活着，晚上就不知能否保全；如果不是至仁的朝廷赶快加以拯救，死在沟中的人早已多得数不清了。何况从冬到春虽然多次发放赈济，但计算所给的数量其实也不多。本郡应受赈济的人家，按人口计有二十万，而前后发放的米不过六万石有余。百姓得到的虽少，却不必经营劳作，坐着便能得到一升一斗的米，和野菜混合，掺入糟糠，一天的粮食可以延续数日，所以才能保全性命到今天；然而他们困穷憔悴、形见于面容的情状，到处都是。官府发放赈济，仅仅能够使他们免于饿死，而维持生活的产业早已一贫如洗。城市居民略有经营，本司出米赈粜，价格又很低，尚且有人从早到晚没有钱可以买米。【本司买米价格每升二十四文足，有人交纳二十金而请求每升减四文。】我巡历到这里，亲眼看到这种情形，于是对军城内按规定应买米的居民普遍赈济一次【丙七日、丁十日】，并把官买米的价格大幅降到每升十八文。何况田野乡村更加困苦寂寞；如果把赈济改为出粜，其中没有钱买米的人十家有九家，免不了把领米凭据转卖给有钱有力的人，饥饿的肠胃得不到充实，只能坐等死亡。这就是朝廷不惜多次赈济以保全百姓，却反而吝惜这一次赈济而将其抛弃啊。

译何况如今大麦已经抽穗但尚未变黄，小麦刚刚吐穗还没有结实，百姓粮食匮乏正是在这个时候，赈济的日期不能再拖。查核百万仓米，除去前一次赈济用掉的八千石外，目前存有一万二千石，正分拨储存在军城和四安仓。如今这一次赈济是最后一次，比前次应当稍微增加数量，约需二万多石米。本司力量虽小，也已经调拨六千多石米，另出二千多贯钱补凑；除此之外，必须把上述百万仓米全部充足数目，才可以完成一次发放。我私下看到汉代汲黯侍奉汉武帝这样猜忌好察的君主，他奉命出使，又因其他缘故，尚且能够酌情开仓赈济饥民，然后回来交还符节，请求治自己矫制之罪。如今我有幸遇到仁明宽大的朝廷，而且曾奉诏办理荒政，既亲眼见到百姓如此贫困，反而只顾援引文书为自己谋利，苟且逃避谴责，不仅有愧于古人，难道不是辜负朝廷的重托吗？因此我敢不避诛斥，谨与知军魏承议从本月十日开始，一面开仓赈给；伏望您慈悲查照我屡次申奏的理由，迅速赐下指挥施行。至于我没有等候批复便擅自发放的罪过，也请重重加以贬斥，刊削官职施行。特此申报。奏报不应差遣广德军教授办理荒政，自劾状【六月十一日上奏】臣本月初十日据广德军申报，知军魏岘弹劾教授林庠不称职，奉圣旨将其罢免。臣看林庠为人，素来修身自持；他掌管学校教务，也都做得很好。魏岘突然上章弹劾，实在令人惊骇。只是因为林庠参与办理荒政，似乎有越职侵夺官权之嫌；臣如果不说，谁来替他说话？臣私下想，去年广德的旱灾比其他郡严重，幸亏承蒙圣恩优厚地赐给廪米，又明降诏令，让帅臣、监司分别前往办理。臣与权帅胡槻共同商议，认为本郡百姓凋敝困病最为严重，赈济的责任固然在守臣和通判，商量筹措帮助，也不能没有人办理。广泛采纳众人意见，都说本军教授林庠诚实恳切，有志于救济百姓。臣于是委托他共同谋划。林庠以职掌在于教导、陈述义理为由，极力推辞。臣并非不知道教官自有职分，不应参与民政，实在是本军别无可委托的官员，且百姓性命危急，不应拘泥常法，坐视而不知救援。臣再三强令，林庠才承担责任，早晚尽心劳瘁，谋划得当，于是使千里之内的百姓都得到朝廷赈恤的实际恩惠。桐川百姓全都能说出这件事。臣正依赖林庠才得以免罪，而林庠却因此获罪。平常州县救荒，只想独自专擅其事，侵吞、挪移，任意作为，朝廷和监司都无法追究诘问。林庠既然共同办理，太守以下的官员即使想欺瞒，也终究有所牵制。林庠招致怨恨，实在由此而起。胥吏趁魏岘尚未到任，已经散布迷惑人的言论。臣巡行到本军时，有一位寄居此地的宗室上书，论说本军百姓的十项疾苦。臣对魏岘寄望不浅，便拿给他看，并且说，本邦同僚中只有教授可以共同研究，一起医治百姓积久的深重疾苦，这本来是一片好意。没料到魏岘反而怀疑林庠把这些事告诉了臣，害怕自己受到旁观和牵制，不能任意行事。从此魏岘更加忌恨林庠。臣前些日子用官钱兑买提举司和籴米四千多石，储存在本军，准备接续赈粜。魏岘以郡中财计困乏、毫无筹划为由，竟垂涎这些米，想据为己有，派胥吏勇桴传达他的意思，暗示要把这些米作为剩余物资献纳。林庠详细陈说这样做不可行，魏岘对他的愤怒因此更加厉害。臣虽然没有看见魏岘的奏章，但从道路上听来的说法都说，弹劾林庠的奏疏就是因此而上。魏岘虽然庸碌愚昧，难道连是非也稍微知道一些吗？怎么会如此草率妄发？大概是因为广德破败不堪，难以支撑，便想用这种办法脱身，以图谋一个好地方。事情的始末，公布于天下，自有公论。再想到陛下不嫌弃臣愚昧，让臣承担一路按察的职任，辨别善恶，这个责任在臣。如今林庠因为出力救荒，横遭嫉妒迫害，臣宁可冒昧说一句，与他一同接受谴责，也不能畏罪沉默，既辜负圣主，又使天下议论惭愧，所以冒犯天威，把事实全部陈述出来。伏望圣明察知：林庠任官本来没有其他过失，他越出职分，罪过全由臣而起。林庠既因臣而被罢黜，按臣的情义，更不能苟且免罪。请求明诏有关部门议论臣的罪过，并赐臣削职贬斥施行。特此奏闻，并申报尚书省、御史台、谏院。第二奏，请求等待治罪【六月十四日上奏】臣近来据广德军申报，守臣魏岘弹劾教授林庠不称职，得到圣旨，将他罢免。臣已经把事情始末具奏，请求把臣也一并削职贬斥，以惩罚差遣委任不当的罪过。等到林庠的申状送到，臣取来读魏岘的奏章，才知道他的意思不在林庠，专门是针对臣而发。臣惊惧多日，无地自容。臣以疲弱无能之身错误地承担荒政之任，如果说臣见识庸暗、委任非人、办理失当、考虑不周，臣私下衡量，实在恐怕难免因此获罪，臣哪里敢推辞？只是魏岘所陈之事关系朝廷，臣以书生身份做官，竟然触犯名教之诛，难道可以不说一句，再次烦扰圣听吗？臣想到自从去年旱灾蝗灾以来，早晚忧惧，访求百姓疾苦，不怕奔走劳苦；区区此心，只知道救活百姓以巩固国家根本，布施德意以尊崇朝廷，何曾有一丝一毫替自己打算？前些日子承蒙圣恩再次赐给百姓粮食，臣立即张贴手榜，遍告乡里，使他们知道能够免除饥饿流离之苦，完全是出于圣上的仁恩。一饮一食，都应当知道感恩戴德。百姓是朝廷的百姓，钱粮是朝廷的钱粮，人臣在这件事上能够略尽力量，实际上是借助朝廷的财力。即使推行得十分妥善，也都是臣职分上应当做的事。

译因此拿这件事来称说自己的劳绩，即使稍微懂得义理的人也不敢这样做。前些日子臣多次上申朝省，请求把赈粜米改作赈济，实在因为春夏交替之际，青黄不接；官府出粜的米价虽然平价，城市居民仍苦于没有钱买，乡村偏僻地方困苦憔悴更为严重。陛下仁德至极，既然曾经拨出四五万石米救活饥民，难道还会吝惜这万斛米吗？臣出于救民的至诚，把米捐给百姓，私下认为这是推广皇上的恩德，即使获罪，也不过受到轻微责罚。如果早知道这样做会有尾大不掉、权力失控的嫌疑，那么臣虽然极其愚钝，哪里敢犯这种大罪？臣私下看到祖宗朝，范镇在陈州、范纯仁在庆州，都曾经酌情开仓发粮，不等奏报，而朝廷从来没有因此不尊重朝廷，也没有因此不严明。当时群贤满朝，也没有听说有人担心这会开启专横的先例。如今臣先行请求而后发粮，与这两位大臣相比，更不能说是专擅。何况不久便有批准的命令下来，正是陛下明察臣的心意而赦免臣的罪过，朝廷之上也没有不同的议论。魏岘身为郡守，却独自追究前日把粮食给百姓是不当，这等于连陛下赦免臣的决定也认为不对。况且当初商议此事时，林庠和一两个同僚都主张赈贷，只有魏岘写信告诉臣，极力说明应当发给百姓。等臣到了本郡，魏岘又再三怂恿，说百姓如此贫困，正是不能慢慢施救的时候；还让亲近的人作诗，从头到尾勉励臣仿效汲黯的举动。魏岘从始至终都参与谋划，所以臣在申省状中说：“谨与知军魏承议共同开仓赈给；如果魏岘没有参与，臣怎么敢妄自这样说？”如今他却给臣加上不把朝廷放在心上的罪名，这真是目无上天。并且臣历来巡历，事先都会告诫约束官吏，每次送迎不得铺排准备，所到之处一片萧然，人人都看得见。前些日子往来桐川时，即使巡尉按职分应当警戒防卫，臣也命令他们不要出动；只是进入郡城时，看见市井小民举旗迎候的人很多。臣正惊讶他们没有钱买米，怎么会有钱制旗，便赶紧劝他们散去。后来查访，才知道是魏岘用公库钱制造旗子发给他们，又拿出绢帛让百姓绘制臣的画像，想在学校为臣立祠，还嘱咐林庠撰写碑文，幸亏林庠极力推辞才作罢。臣后来听说，立即发文禁止，明白说全活百姓是朝廷的恩赐，所有官僚不过奉行朝廷命令，有什么功德值得百姓这样报答？命令当天拆除。假使林庠轻率接受命令，把这件事当作奇货来经营，那就更加严重了。臣性情疏直，待人不疑，看魏岘表面温和，以为可以和他友善相处；又痛惜本军积弊已经极其严重，正约他同心研究，来舒解百姓疾苦。没想到他的心意浅薄鄙陋，暗中谋划脱身，早已设下陷阱，实在出自内心。起初与他殷勤交往，谁知柔邪之人的心思竟如此不可测。臣并非不知道自己久离朝廷，孤立危弱，容易受到动摇；只是察觉不早，如今再说话便陷入困境。然而想到微臣侍奉君主，事情大致有始有终，上赖仁圣保全，才活到今天。即使奉使失职，朝廷自有罢黜法典，台谏自有公论；像魏岘这样一个属郡守臣，竟敢相互欺凌、蔑视情义，臣本应反躬自省，哪里敢为自己辩明？何况照魏岘所陈，既然有扶持名教的深远考虑，那么臣所获的罪，应当是天地都不能容的大辱。魏岘离任而臣留任，更使臣心中不安。希望圣上慈悲，明诏有关部门审查虚实；如果魏岘所说有事实根据，便请将臣重重贬谪流放，付诸施行。臣如今正在等候治罪，此外恭候敕旨。【六月二十一日奉圣旨：真某无罪可待，魏岘与宫观。二十三日省札发出，二十八日到本司。尚书省送来□议郎、权发遣广德军魏岘的奏章：臣以卑弱无能之身，屡次承蒙任用，从州别驾三次升迁，终于忝列朝班；不久又承受外任，分得左符。圣恩重如山，任命轻如丝，所以虽然到任不久，正赶上歉收之年，只知道恭敬尽心地抚慰百姓，深入考察疾苦，希望像烹煮小鱼一样不加扰动，务求约束刑杖而不苛刻。众军拖欠的诉请，立即按规定发给；其他案子尚未了结的诉讼，则相互参照核查，大致作出裁决。至于酒税拘收，仍担心宽严失当；大家都知道府库枯竭、廪禄空虚，哪里敢另行生财而过度取求？只是我才力薄弱，又能有什么作为？幸赖同僚同心协力，希望全军有所依赖。况且学校是清议产生的地方，博士是诸侯专掌的官职。如今竟有人乘时邀功取权，被说成越职；如果臣闭口不言，公论将如何说？据查，军学教授林庠以及璧水诸生中高中甲等、赐第的人，本军虽号称偏僻卑陋，臣正庆幸教养得人，使他们不被利禄显达动摇心志，恭敬自守，那么国家日后给予官爵禄位，决不会舍不得给林庠。哪里料到他甘心做卑琐杂务，求媚取容？臣到本军以来，春季补试士人，他却屡次推迁日期；每月初一讲书，他又上状请求免除。只见他整天坐在敖仓中，以师道的尊严却屈身亲近事务，办理教官的职务，把糠秕、尘埃弄得满身都是。林庠对此处境安然自得，而本职却推给其他官员代理，臣已经私下鄙视他了。去年田事歉收，陛下不吝惜大农寺的粮食，前后开仓赈济饥民，恩德极其深厚。近来又继续拨下二万斛米，交给本军用于赈济和买米，恩德极其深厚。臣来这里时，林庠迎接臣，说上述米粮已经申报台司，如今正申请全部用于赈济；后来又拿漕臣亲笔信来说，信中大意是：如果明州的批复还没有回来，漕臣不久便要巡行到这里，想要做汲长孺那样的举动。臣于是向漕臣进言，说应当把肝胆全部剖露出来，到君父面前控告陈说，等待成命颁下；臣的意思是想恭敬听从陛下的处分。后来漕臣巡行，林庠到百里之外迎接他。那一天本应办完迎接之事，林庠却在驿站文书中派人系着双黄旗、腰挂铃铛，骑马传递消息，全军都惊动出来观看；他又发了一纸批示给都吏，说漕臣进入军境，奇怪迎接的人为什么没有来。林庠把这番话加以发挥，命都吏传达意思，居民便大批制作旗帜，率众迎接，还命令各家门前准备香灯、摆设供品，把漕臣当作本命星官。臣认为广德百姓如今又到了什么时候，哪里能有钱做这些事？况且这种意思一下传开，百姓拿着旗子奔走多日，疲惫不堪；臣不忍看他们受形势逼迫，于是各自捐钱给他们。林庠又写信给臣，说漕司把米发放之后，想邀请臣与他联名，带着头巾一起去见漕使；他又对臣说，林庠曾对漕使讲，如果不与臣联名申报，这件事做得就不够体面。难道不想想，米是陛下的米，百姓是陛下的百姓；监司即使酌情办理，也应当让百姓知道这是承受陛下的恩德，哪里还应计较做得体面不体面呢？

译这样看来，林庠积极放纵、擅自办理的意图就很明显了。臣私下观察天下的形势、朝廷上下的关系以及维护体统的原则：事情关系朝廷，百司庶府不得专擅；权力在监司，州县小官不得执掌。正如手臂运转手指，又如纲绳统摄网目。依靠这个道理，国势才尊严安定，百姓才敬畏拥戴。倘若尾大不掉、横决失控，内外上下相互交通；假借孟轲所说“民为重”来文饰自己的说法，那么上下关系便会渐渐陵夷，由微小发展到显著，难道不非常可怕吗？臣未到本军以前，陛下体恤本军百姓，用米救济他们；林庠却把其中一部分拨到建平县出粜收钱。如今陛下把二万斛米用于赈粜百姓，林庠却不等候批准，先行发放。陛下想赈济，林庠便把它改成出粜；陛下想出粜，林庠便把它改成赈济。可见这项权力陛下没有交给他，朝廷也没有交给他，却只由一个林庠办理了。他要把恩德归于知己，怨恨必然集中到朝廷；美名想由一人掠取，祸害必然牵连他人。不知林庠究竟凭什么，竟敢这样做？近来据居民解送的四一等陈诉赈济米滥发之事，臣委托林庠核查事实，结果仍然支离破碎。他的说法完全想把双方的诉讼各打五十大板，究竟意图在哪里？而且林庠倚仗势力、欺凌他人，曾对臣说宁国新任陈广寿，漕臣已经把弹劾他的文章拿来同林庠商议，这话大概是用来威胁臣的。比如广德县申报请求差官检验尸体，这与林庠有什么关系？他却当面对臣放肆地说，所差的官不合适，一定要更换后才罢休。军学有一个士兵逃跑，林庠不等候查根追捕，便要让他平日宠爱的人晋求补充军籍粮额。其他事情不敢一一烦扰圣听。事情关系纲纪，难道能这样算了？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睿断，立即罢免林庠，以此作为轻慢朝廷、破坏军中秩序者的警戒；这对于国家大势，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恭候敕旨。臣不避仇怨，既然已经弹劾上奏，如今请求引嫌回避。希望圣上怜悯小臣，特赐将两人分别调换一个等级的军职，或等候次序另行差遣，以保全臣孤立的行迹，这是臣最大的愿望。等候敕旨。五月二十九日，奉圣旨：林庠罢免，魏岘另与一等军职差遣。李提举奏报：广德知军魏岘弹劾教授林庠，实际是弹劾转运副使真某，请求核实辨明此事。臣听说，论事的人应辨明是非，治罪的人应核实名实。天下从来没有不真实的事，关键在于辨明真伪。然而常常担心言论有多种说法，听取的人容易被迷惑，这都是不核查事实的过错。如果依据名义来核查实际，那么正确的固然不可能被严重诬陷，错误的又怎么能够自行掩盖呢？臣私下看到进奏院的报文，知道广德军魏岘弹劾军学教授林庠违法，并请求回避转运副使真某；结果得到诏旨，罢免林庠，另给魏岘一等军职差遣。臣私下认为，魏岘和真某之间必有一方正确、一方错误。只要核验事实，究竟谁是真、谁是假，应当不难辨别。魏岘的奏章虽然表面上是为林庠而发，但据臣所听闻，魏岘并不是弹劾林庠，而是在弹劾真某。魏岘弹劾林庠，说他放弃教职而办理荒政，挟持漕臣而凌驾郡守。一个郡的百姓已经饥饿困苦、濒临死亡，陛下大规模捐出廪米来救活他们；在这个地方任职的人，出来承担这件事，就像救火救溺一样，哪里还能拘泥于平常职守？在这种时候，军学堂试重要，还是本军赈济重要？出身儒学而救济万物，本来就是儒者的事情。魏岘不明白轻重，却认为林庠整天坐在仓中是可鄙的，魏岘才是真正鄙陋。至于说林庠凌忽郡守，那么臣不能不加以治理；但仍应先问林庠所守持的原则究竟如何。假使林庠的言语礼节确实不够婉顺，但所守的是正道，魏岘也应当屈己从之，不能只凭“凌忽”二字定罪。何况林庠对魏岘，起初并没有言语礼节悖慢的事实；那么魏岘为什么对林庠深深怨恨、极端憾怒呢？由此说来，魏岘弹劾林庠，必定另有用意。因此臣说：魏岘不是在弹劾林庠，而是在弹劾真某。真某与魏岘同朝侍奉君主，真某虽然担任按察之职，但如果真某所作所为不好，魏岘不肯苟且顺从，完全上奏揭发，谁能说不可以？然而臣不知道究竟是魏岘正确，还是真某正确。魏岘的奏章既然是谈荒政的，那么就应当说：某县流离逃亡的人很多却不能制止，某乡饿死的人很多却不能救援，某处赈济没有发下而存在欺弊，某邑出粜钱粮收支不明；某件事是谁的供词，某条又是哪一天的案卷，都应逐项指明事实。这样，林庠固然无法逃脱罪责，而真某任用林庠失当，也同样无法推卸责任。臣私下听魏岘的奏章，除了这些空泛言辞，几乎没有涉及上述事实，只说真某轻慢朝廷、专擅行事、掠取美名，把这些当作真某的罪过。陛下试着核验事实，究竟是魏岘正确，还是真某正确？擅自专权固然是人臣的罪过，但准许臣下权宜从事，却是君主的大权；掠取美名固然是君子所羞耻，但替君主承担怨恨，尤其是衰世的邪说。照魏岘所说，陛下想赈济，他却改成出粜；陛下想出粜，他却改成赈济，这便成了有司专擅的罪过。广德赈济和出粜的事，不是臣所主管，不能详细知道。但臣私下认为，赈济和出粜都很急迫，转运粮食一时不能齐备，买来的米还没有到，便借用赈济米来应急；赈济米有所不足，又请求以出粜米来补充；以权宜办法集合办理，务求事情最终办成，文书上借用的名目和凭据都还存在，自然不会混淆。如果事情的道理不过如此，那么本来也是陛下所允许的，不至于定为专擅。至于掠取美名的说法，则又不能不加以考察。臣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儿子的职责没有别的，只是承担父亲的事情；臣子的职责没有别的，只是承担君主的事情。所以称赞人子的美德，必定把美德归于他的父亲；称赞人臣的善行，必定把善行归于他的君主。提拔这个臣子、任用这个职务，是希望他称职而让人称善呢，还是希望他不称职而让人怨恨呢？如果人臣在下方承担怨恨，那么怨恨他的人追究怨恨的来源，必然归罪于上面，君主能得到什么好处？况且魏岘本来就说过：“米，是陛下的米；百姓，是陛下的百姓。”为什么唯独不说臣也是陛下的臣子呢？以陛下的臣子奉行陛下的命令，发放陛下的米，救活陛下的百姓，哪里不是陛下的恩泽呢？天下从来没有没有实际内容的名声。臣侍奉君主，应当以实际责任为准，至于是否获得名声，不必过问。

译至于百姓受饥，上面本来就应当体恤，这就像慈母哺乳自己的孩子，并不是为了让百姓说魏岘有恩，却把恩德归给知己，把怨恨集中到朝廷；这种说法的见解为什么如此不同呢？况且百姓饥饿而得不到食物，便会怨恨；既然已经得到食物，又怎么会把怨恨集中到上面呢？魏岘的话没有什么值得辩解的。但臣私下看到，近来的风俗一天比一天衰败，人臣大都只顾自身利害的私心，而不把国家和百姓放在心上。臣虽然不肖，却常常独自为此忧虑。魏岘的说法如果流行，恐怕今后分掌职务、接受任用的人会更加以专擅为顾虑，害怕掠取美名，便只顾援引文书保全自己，谁来替陛下办事？魏岘的话看似小事，关系却很大；这正是臣拳拳的愚忠之心，所以冒昧上扰圣听，不知不觉说得烦琐。魏岘与真某，一方是对的，一方是错的，必有公论。伏望陛下特意选派朝士，或者交给邻路监司，核查考验事实。如果广德荒政没有办好，那么真某就是辜负陛下，不可没有责罚；如果魏岘所说没有事实，就是用私意邪说向上迷惑圣听，也请明确治他的罪，使天下知道是非，不可在圣明之世混淆。臣与真某实为同事，愚忠所激发，不能再顾忌嫌疑。况且魏岘还在臣所辖部内，属于臣职分上应当说的事情，所以敢于冒犯，来求取裁止。又上书给丞相说：道传仰仗您宽厚的恩德，冒昧有事陈说。道传私下看到广德魏守弹劾罢免教授林庠的案卷，详细看了他的弹劾章奏，实际上是弹劾真漕。道传私下想，去年承蒙朝廷拨米赈济，就江东而言，广德得到的最为优厚。比如池州、太平州、宁国府等地，如果按户口和所得米数来说，都稍微不如广德；这是因为广德百姓向来贫困，即使遇到丰年也不能维持生活，去年的旱灾又特别严重，所以制置司体察朝廷的意思，优厚地多次拨米，但仍担心不够；因此漕司又有所请求，后来又申明把出粜改为赈济，这样一方百姓才免除死亡和流徙的祸患。这是主上的至德，丞相的至恩。米是朝廷的米，有司不过奉朝廷命令发放罢了。魏守为什么上奏，臣并不知道，只听说几天之内全郡纷纷议论，甚至说真漕将因发米过多而获罪，反而使此前感戴君相恩德的百姓变成疑惑的言论。这说明魏守原本是说真漕买恩施惠、把怨恨归到朝廷，却不知道如今这份奏章反而正是在制造把怨恨归于朝廷的结果。臣不能自已，冒昧把此事上报；臣区区之心仰赖您知悉，如果有一丝一毫朋比真漕的心意，上天实在会厌弃臣。伏望您慈悲，特赐详察施行，以解除百姓的疑惑，慰藉百姓的愿望；冒犯威严尊贵，臣下内心惶恐至极。袁祭酒上书给宰相说：某是一个疏懒庸钝之人，蒙受公朝任用，遇到推选，得以担任成均教导的职务，没有丝毫补益，常常深感惭愧。臣看到国家著定法令，各州教授本监的长官和副长官都可以荐举，那么某所掌领的职务，与在一郡主持教育本来是相互关联的。如今广德教官林庠被郡守弹劾上奏，终于被罢免，某不敢不替他说一句话。臣私下想，自古设置官职虽然各有主管，但也有可以相互关联、越界协助的地方；司徒掌管教化，自古就是如此。因此《周礼》说，大司徒的职责是：“依据这五种事物作为百姓的常性，施行十二种教化。”又说：“用十二项荒政聚集万民。”掌管教化的官员兼领荒政，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爱护养育百姓，使各人安居其所，然后教化才能实行。小小的校官与司徒当然相距悬远，但参与听闻荒政，也颇为相似；某所谓职务可以相通，就是这个意思。如今各地教官不遵守法度，参与妓乐聚会的，十有七八是守臣，却没听说有人加以弹劾；反而专心救荒的人独自因罪离去，即使说他侵夺官职，难道不仍然胜过参与妓乐吗？江东漕臣既然兼任提学，知道林庠平时有求学明道、爱护百姓的志向，所以把这件事委托给他，也没有错。如果把他所受的委托追究为罪，他怎么能安心任职？幸好朝廷清明，守臣和教官一时都被罢免，可以说是公平了。但守臣另给一等差遣，而教官却终究被罢免，恐怕仍然无法使人心安。漕臣的用心，这也是公朝应当审慎处理的。乙亥年的旱灾，桐川最严重，而百姓又最贫困，所以德秀所分管的二州，确实特别重视这里。郡中急切救援百姓，就像保护头部和眼睛一样，向朝廷申诉请求，得到米粮共五万多石，全都捐出救济百姓，从来没有责令他们出粜。千里之内二十多万百姓的性命因此得以保全，圣朝配合上天的恩泽，可以说广博极了。到了丙子年春天，却有人编造谎言欺骗朝廷，说江东各郡实际上并没有严重旱灾，监司喜欢名声，所以夸张其事，还以百姓没有流离饿死作为灾害本来轻微的证据。于是执政者不能不被迷惑而上奏申请，事情便被搁置。三月底，某再次巡历到桐城，当时饥困的百姓很多，所请求的一万石米多次被都司驳回，于是实在没有办法，便与郡守魏岘商议，先开仓赈济百姓，然后上申请求等待治罪。都司中有人不高兴，于是唆使魏岘弹劾某所委任的官员，以便替自己解脱，于是某孤立的处境便十分危险。幸好朝廷清明，察觉魏岘的奸诈，认为某没有罪，最终免于吏部议罪。上天覆盖、大地承载，恩施无穷，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完毕；谨将事情缘由略记在这篇等待治罪的奏章中。后世子孙不要忘记皇上的赐予。魏岘诋毁诬陷的奏章，以及他自我弹劾的两篇奏状，袁公、李公替某辨明的文章，都列在这里如此。谢表另见。申报御史台和户部，依照指挥罢除黄池镇行铺的状文。

译据查，黄池一镇是商贾聚集的地方，市井贸易渐渐繁盛；州县官府凡有需用，都在一镇之内取办。各种百物都有行名，百姓一旦挂名入籍，终身直到子孙都没有办法脱离。即使按照价格支付钱，也免不了被胥吏克扣，何况名义上说是和买，实际上却是白白摊派。如今据张宣、赵义等四十三份状文所陈，实在令人怜悯。区区店铺，能有多少本钱，却被官府摊派，竟然没有一天停止，实在怎么承受得了？据查，依照法令，设置市令司本有明文禁令，朝廷也多次申饬，不许创立行名。本司虽然已经严肃张榜，不许州县强迫行铺购买物品，但行名不除，终究是百姓的祸害。现行文给本州，转帖县、镇将：黄池镇现有各行行名，一律立即除免，并发给版榜，由本镇市曹钉挂张示。今后州县镇务等处官吏，若敢摊派百姓购买任何一物一件，允许直接到本司陈诉；一定将官员立案弹劾，公吏判决流配施行，并申报御史台、尚书户部，移文各司依照办理。【嘉定八年十二月，因巡历到黄池镇，百姓数以千计拦道陈诉，控告监镇官史文林强买物品不偿足价等事。已经把镇吏押送邻郡查究。申报到达后，判词说：据查黄池作为镇，地处交通要冲，实为舟车往来聚集之处。前任运使孟侍郎认为武臣监镇大多不识文书，便向朝廷申明，改用文选官。史文林首先担任此职，正希望他施行儒者忠厚的政治，洗除武臣贪暴残虐的风气，谁知他专门从事贪婪残酷之事，违犯法令，有些行为连武官也不敢做。如今据广德军等处勘查陈德新、查文明等人的情况，如搜刷牙行和铺户名册，确定姓名，置办历册摊派，强令供应缣帛、香货、鱼肉、蔬果之类；有的只偿还一半价格，有的只偿还极少一点，有的三分之中只偿还一分，有的一文不付。他所摊派购买的，不是贵重精细的药材，就是珍奇美好的北方果品，合计价值钱数极多，搜刮百姓财物，填满自己的欲壑，甚至有人不堪其逼迫，投水而死。这是他违法的第一件事。收买缣帛时，先用灰汤煮熟，然后用秤称量；摊买糯米不用斗斛，却用大秤称盘。自古到今从未听说有这种做法，公开进行搜刮克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这是他违法的第二件事。本镇酒税每天只有一二百千，商旅却像云一样多，何愁难以办理？他却在官课之外，又大量酿造白酒、小酒，强令行老挑担，压迫摊派、定下数额，不许稍有亏欠；所得钱财不知道用到哪里。甚至把门堂酒摊派给面店出售，把酸黄酒强迫坊户承买，一概不顾，只知道索取钱财；又把淡薄劣质的醋装瓶，雇人挨门巡行强卖，不问百姓愿意不愿意。这是他违法的第三件事。以科罚百姓财物，法律明文禁止；但他们却搜罗富民的过失，作为谋取非法利益的媒介。例如刘姓人因私自酿酒败露，徐仁杰只是其房主，原本并不知情，却借故罗织罪名，勒令他拍卖酒一千贯；阿扬被家僮告发酿造私酒，但此事究竟有无，尚未可知，本应申报州府送入狱中审理，却勒令拍卖酒四百三十贯，并缴纳赏钱一百贯，还认为不够，又押送到广教寺，勒令缴纳舍钟楼钱和常住钱各二百贯，于是免于解送州府。刘太般明明是现钱运下江去的，自应依条审究治罪，却逼令他拍卖酒七石，折钱一百一十二贯，擅自将其释放，这是第四项违法。在法律中从未听说允许镇市设置厢房，他们却擅自创立四所厢房，把它作为拘禁百姓的地方，纵容吏员和军人拷打掠取财物，索取财物的行为，使含冤愤恨的声音充满道路，这是第五项违法。以上几项，都是狱司勘查到的事实，陈德新等人也都已招认，按条各自刺配，并追缴赃物、没收家产。监镇史文林违法扰民，应当依按察弹劾；只是他因患病请假已久，现请求以避亲为由申牒，按条保明申报即可。当涂王知县并不是应当回避的亲属，他既然久病而荒废政事，也应令他寻医，并兼任杂职。所有拖欠铺户的购货价钱，必须一一支付清楚，申取指挥后，才准许放令他离任。至于创置行名、强行出售酒醋等事，本司已经张榜废止，并申报御史台、户部，发牒各司依防禁执行；至于外地擅自创置厢房一事，已发牒本州严令停止，只准依条由保甲稽察火灾和盗贼。《西山文集》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八 宋真德秀撰 《对越甲稿》奏申 申报户部裁定池州百姓争夺沙田事的状文。查考乔廷臣、江从龙互相争夺毕家沙田产业一事，从嘉定戊辰年到现在，共有九年。先后更换卓编修、俞监簿、庄大著、胡判院、孟侍郎、章郎中、胡总领直到某，共八任官员，或把产业判给这一方，或判给那一方，各种说法多得不胜其异。省部发下的文书，也不知道有多少道符牒。在我看来，这件事本来简明清楚，却因官司一时施行错误，终于造成纷纷混乱，正属于这一类。原来上述沙田产业本是吕仲富、胡彦文承佃，每年租钱收入一千七百贯有余。后来提举常平司因各人拖欠数额很多，便下令本州主管官召人重新刬佃给贵池县税户乔廷臣；乔廷臣请求增租至二千七十余贯，并且先把一半租钱缴入官府。本州主管官申报提举司请求指挥，不久提举司发下公文，估计乔廷臣以产业抵押，发给凭据让他承业，这就是开禧二年。从此以后，乔廷臣管理承佃共三年，他所缴纳的租钱从来没有一文拖欠。青阳人户江谘却存心插夺，于嘉定元年以后欺诈改换姓名，有时称为李必胜【意思是说有理而必胜】，有时称为刘先觉，有时使用父亲江搃的姓名，有时使用弟弟江从龙的姓名，反复上诉，声称乔廷臣当初不应以明状申请承佃，要求另行召募没有妨碍的人，以实封投买。以明状申请承佃，并不能说是违法；但其中的过失在官府而不在承佃户，为什么呢？原来提举司本来下令召人实封投买，乔廷臣却以明状自陈，官司不批准他，这才是可以的。但提举司签发的批示既然认为可以，本州主管官又认为可以，便立即依从而把田产给他承佃，这是官司不遵守条令的过错，而不是乔廷臣的罪过。等到乔廷臣承佃数年之后，江谘才控告他违法。前任俞监簿很不以为然，既已发给判由交给乔廷臣，又想科处江谘以假冒姓名投递诉状之罪。因为乔廷臣照常交租，没有可以夺佃的条款；而江谘设计谋夺，开了不可开之先例。假使主管官司都能像俞监簿一样守法持正，自然足以杜绝两家无穷的争端。无奈官司贪图增加租钱，所以江谘得以施行他的计谋。嘉定二年二月，提举司下令池州将上述沙田张榜召人实封申请承佃，江从龙的弟弟忽然把租钱增加到三千四百贯，官司被他用利益诱惑，又发给凭据把产业给了他。施行错误，实在从这里开始。乔廷臣不甘心被他夺去，也请求把租钱增加到江从龙的数额；两方诉词交相提出，经过数年，程郎中才开始下令法官裁断，指定江从龙无理，而乔廷臣三年缴租没有拖欠，也没有亏欠国课，应准许他增加租钱，仍由他承佃。这一说法颇为公平，当然合理。乔廷臣一时请求增加租价，起初并非他的本意，只是因为不平江从龙的攘夺，所以提出这一请求。后来他产生悔意，向部司申诉说，这是州吏强迫勒索造成的；并且这处产业比原来承佃时已有坍塌损失的地方，请求下令丈量。考察他的用意，不过是想只按原来的数额交钱而已。省部认为他前后反复，便下令本司责令他具状说明：如果不愿按江从龙所定的租价，就应立即退还产业交给江从龙；如果愿意按这个租价承佃，就不准再请求丈量。乔廷臣既不肯增加钱，便按本意办理，愿意退还产业。等到本州召来江从龙审问，江从龙父子也自称没有力量，不愿申请承佃。又再次追问乔廷臣，审实之后，他坚决请求吐退，归还官府。我私下详察上述沙田，原本并没有增加或减少，开始时两家争夺得像金玉一样，后来却弃置得像丢弃头发一样；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前日租税数额轻，而后来租税数额重。江从龙当初在旧额之上突然增加一千三百余贯，推究他的本意，是知道自己无法依法插夺，只有增加租钱这一说可以迎合官司的欲望，所以把价钱抬高来诱惑官吏，根本没有顾及后来缴纳是否困难。等到乔廷臣已经退佃，才考虑长远利害，又请求把产业给原来的承佃人，这时他的奸诈狡黠之情便完全暴露了。现在承奉省里的符令，命本司更加切实地追究，又追问乔廷臣反悔、玩弄官府的罪行。我亲自审定此事，私下认为，乔廷臣反悔，情由尤其值得体察；江从龙反悔，情由则应当诛责。因为乔廷臣承佃官产前后数年，公家的租赋缴纳没有缺少；自从江从龙兴词扰乱以来，不仅乔廷臣家确实受害，官司的产业也因此耽误。等到乔廷臣办理吐退，本来江从龙就应当承佃，他却敢编造言辞推托，使官产两方面都无所归属，正是乡里强横顽梗之徒。起初想插佃别人的田土，便到田主家约定多交租钱；田主既听信他的话，赶走原来的佃客，他却立即背弃原约，不肯承担，田主的田土也免不了荒废。由此说来，江从龙的罪过显然比乔廷臣明状申请承佃更重。况且江从龙增加钱额出于自愿，乔廷臣增加钱额是迫于不得已；不得已而增加钱后反悔，可以宽恕；自愿增加钱后反悔，难以原谅。何况省里的符令已经明白说过，如果乔廷臣不肯按价，就命令他立即退还产业。现在乔廷臣不愿增加钱而愿意退还产业，正符合上述指挥。如果现在反而加给他玩弄、反悔官府的罪名，他就有理由申辩了。况且这件事本身又有什么不可呢？先圣说过，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身。大《易》讨论治理财货，必定说要端正言辞。国家制定租课的法令，明白规定要三科有拖欠，才允许别人刬佃。到绍兴年间的敕令，又把期限延长了一个季度。如今若打开争夺的门，即使三科没有拖欠，只要别人能够增立高价，也听任他来刬佃：一是名分不正，二是失信于百姓。从今以后，国家的法令谁还敢信赖，官司的田产谁还敢申请承佃？这对于国家大体的关系并不轻。近来青阳县有一处沙田，长期没有佃户，于是削减租额来诱使人申请。刚过几年，突然又命令按原租额缴纳；缴纳不足，便立即登记没收他的家产。我因此上陈词，便给以批判，说如果事情果真如所陈述的那样，就是官司把沙田作为陷阱来诱骗百姓并加以吞并，于是下令改正，并归还他的财物。大体说来，如今州县官司很少懂得治理财货要端正言辞、宁可舍弃财物也要保存信用的道理，所以施行之事大多如此，终于使官民互相猜疑，犹如仇敌，实在不是小事。

译我的一点看法是：对于上述沙田产业，如果令乔廷臣按原来的价钱继续承佃，以表明官司守法守信、不贪小利，这是上策。两人都不授予，而下令本州召募愿意实封承佃的人，这是次策。至于两人反悔的情罪，都因为已经遇到赦免，想姑且加以宽宥免除。本司除已经发帖给县里，将乔廷臣交付家属知悉、暂行在外外，仍应申取指挥施行。还请求检照旧法，发令约束本路州县：凡承佃官产的人，如果不是三科有拖欠，或者超过一个季度不缴纳官租，不得允许别人前来夺佃。原来以低价召人承佃的，后来不许增加租额，这样或许可以防止官民互相信任，争讼也会平息。谨此具文申报行在尚书户部，恭候指挥【不久便下令依照本申执行】。泉州申报枢密院请求推赏海盗捕获人员的状文。查考温艚贼徒自四月二十九日侵犯郡境以来，本州立即发牒左翼军派遣官兵，并劝谕晋江、同安管辖下各澚的民船与官军协同防守，前去捕捉；公文和亲笔信再三勉励，说明如果能够捕获贼首及其党徒，除了优厚发给赏赐犒劳之外，还将保明具文申报朝廷，补授官资。因此人心振奋，没有不想奋力效命的。到五月十三日，左翼军统制薄处厚亲自率领守阙进义副尉权正将备将丘仝、进勇副尉充拨发官陈聪、效用充拨发官廖庚、降守阙进勇副尉训练官吴世荣、前进武校尉权本州潜火官商佐等，乘坐甲、乙、丙大战船及次船共五只，共有水军四百一十八人。烈屿守领方知刚、林枋等集合民船三十六只，共有乡兵四百六十二人；岭兜总首王行已的船四只，共有乡兵六十人。贼船十四只望风逃跑，到漳州沙淘洋被官民船追上，捕获贼首赵希却、林添二、陈百五、蔡郎四人，贼徒林从五等一百一十七人。又有左翼军捕获贼探郑九七、高彦二人，晋江县尉捕获贼探朱十四一人，惠安县捕获贼探林庆郎一人。又有漳州统领杨修武继续捕获被掳人员樊十等十一人，共计一百三十六人，连同赃物、兵器等分别送交州司理院和左翼军勘院根究审问；各人根据供词，交代了先后在海上抢劫以及上岸放火杀人等罪行，于当月二十四日依照法律处置，并将被掳人员释放，已经具文申报枢密院。另切实想到，我忝居郡守之职，平日一向没有威望可以震慑奸邪之心，因而使贼徒乘隙侵扰；幸赖朝廷威德所及，将士和民兵共同协力，虽然未能全部剿灭，但贼首赵希郤素来与王子清地位相当，林添二、陈百五、蔡郎等也都是王子清的亲信，既然遭到擒获诛杀，贼势因此孤立，士气也受到挫折。如今他们逃入北洋泉州、漳州一带，盗贼屏息，番舶得以通行。所有统制薄处厚等确有功劳，应当保明具文申报如下：一、武经郎、殿司左翼军统制、泉州驻札薄处厚，廉洁谨慎地约束自己，善于抚慰士卒，到任数月，整顿军政渐有条理，舟船、器械、铠甲焕然一新；等到贼徒侵犯境界，便奋不顾身，统率将士冒着风涛险阻，于五月初九日到晋江县管辖的水澚海心，捕获强盗王子玉等四十八人；十二日到同安县管辖的料罗海心，捕获强盗史添四等三十一人，押解到本州根究审查。他们都曾先后在海上抢劫，已经申报安抚司酌情处置。此外，到当月十三日到漳州沙淘，便捕获贼首赵希郤等人，一个月之内海道顿时清平，希望朝廷特别赐予奖赏升擢，以此作为鼓励兵将官员的办法。一、左翼军将、副将、合千人林赐、廖彦通、丘仝、陈聪、廖庚、吴世荣以及本州潜火官商佐等，都是在海上亲自捕获凶盗的人，请求朝廷特别赐下指挥，各自升迁转任。其中丘仝一人，才干技艺很超过各校官，去年十一月曾带领兵船到漳州海界沙涛州，亲自捕获强盗徐十一等十五人；今年三月到潮州海界蛇州洋，亲自捕获强盗陈十五等十四人，押送到本州送入狱中根勘。这些人都曾先后在海上抢劫并满载赃物，徐十一等已经申报安抚司，陈十五等由本州酌情处断；加上五月十三日沙淘洋的胜利，丘仝出力尤其多。如果朝廷推赏，恳请稍加优厚和特别，以便激励将校。又有吴世荣一人，原为进勇副尉，权任法石寨。由于去年六月福州客人陈八太在本港被贼抢劫而未能捕获，我具文申报朝廷，朝廷下令降削一资，责令他以功自赎。抢劫陈八太船只的贼人后来被温州乐清县尉捕获；此外，吴世荣能够勤勉补过，去年十一月率领人船到本州海界围头洋，亲自捕获强盗谢三等十一人，押送到本州送狱根勘，已经申报安抚司处断；今年三月又在潮州海界蛇州洋与丘仝一起捕获陈十五等十四人；到五月十三日沙淘洋的胜利，吴世荣出力也很多，希望朝廷特赐指挥，叙复此前所降的一资之外，再予升迁施行。又有商佐一人，是已故商荣的儿子，先前随父亲在大奚山立功，授进武校尉；后来因其父在海州失利，仇人乘机肆意诬陷奸罪，以致被追夺官资。他平时因家门衰落，每当有为国效命的机会，便想借此洗雪前耻。提举市舶赵某因为他的父亲商荣曾出自先丞相门下，便带他到本州；本州权监药局某人因差遣部押潜火衙兵统制薄处厚，知道商佐熟悉海道，于是命令他随船前去捕贼。商佐首先登上贼船，俘获凶党，他的勇敢敏捷，确实值得嘉奖。况且他过去所犯之事已经多次遇到赦免，希望朝廷特别赐予叙复，使他得以参加铨选，以免终身被弃置在无用之地，并请求赐下指挥。

译一、本州同安县管辖下的烈屿首领方知刚、林枋等，都是士人出身，很能以信义使众人服从，本县补充他们为首领，提防盗贼。此前王子清等人在漳州海界浯屿放火杀人，距离烈屿只有一望之远，方知刚、林枋等立即集合壮丁，布置弓箭和石块，控制扼守海岸。没有想到贼船果然来到本屿，见那里已有防备，不敢贸然侵犯，全境百姓因此得以保全。我起初没有得到贼情报告，便广泛访问寓居的公卿士人，征求讨捕的办法；众人意见一致，认为温艚贼徒一向与烈屿为仇，而本屿民兵熟习舟船，可以作为官军的助力。于是我礼请乡官前往劝谕，方知刚、林枋果然能够出力，率领人船与左翼官兵协同作战。贼徒起初想抵抗，见官民兵力强盛，恐惧而丧失胆气，于是束手就擒。查照庆元格，诸色人等亲自捕获凶恶强盗三人，授下班祗应；五人，授进武校尉；七人，授承信郎。现在方知刚、林枋与左翼军兵共同捕获贼首赵希郤等四人、贼徒林从五等一百一十余人，又不是只捕获五人、七人的情况。希望朝廷特别详加斟酌，推赏施行。一、本州晋江县管辖下的岭兜总首王行已，带领人船，自备粮食器械，随从左翼军下海防守，共同捕获贼徒钟宋三等七人，也应依条推赏，并请求对上述事项赐下指挥，伏乞指挥施行、申报上闻【八月三日奉圣旨：薄处厚特予转一官；林赐、廖彦通、陈聪各特予转一资；丘仝特予转一资，并特升任本军权副将；廖庚特予补一资；吴世荣特予叙复原资；商佐特予叙复原资，准其参加铨选；方知刚、林枋各特予补授下班祗应；王行已特予补授进勇副尉。现札付泉州，发牒施行，依此办理】。申报枢密院请求优厚抚恤王大寿的状文。在危急时刻献出生命，是士人难以做到的事。如今有一个出身军伍、列名于低级校官之中的人，却能够舍弃生命、为义而死，凛然具有烈士的风范，这在今天尤其难得。我既然亲眼看见这件事，哪里能不把它上报朝廷？近来海盗猖獗，侵扰郡境，我立即发牒右翼军，分兵防守拦截。当时群盗停船在围头澚，距离州城一百多里；官军连夜急行，到辰时已经赶到，突然与贼相遇。贼徒宰牛大吃，官军却还没有吃早饭；人数多少、劳逸状况都完全不相称，所以从将官邵俊以下，都有观望退缩的意思。唯独拨发官、进勇副尉王大寿忠勇奋发，张弓直进，贼徒中箭而死的共有十多人，群凶因此丧失了气势。邵俊等已经率军稍稍后退，王大寿仍挺立不动，站在那里骂邵俊等说：“赵官家平日养着好人，一见贼就逃跑。”当时只有队将秦淮以及军兵朱先、陈捷、吴庆、尹政、李从六人跟随王大寿，秦淮等人也战死了。李从因为两次夺取贼人的长矛而得以幸免。海边居民登上高山远望看见此事，没有不失声叹息、为之流泪的。我已经撰文派遣官员前去祭奠，并且优厚抚恤他的家属；等到收录并刺字他的子弟，士卒听说后便争相受到激励。没有想到后来竟有沙淘洋的胜利，俘获贼首林添二等人，恰好都是亲自下手杀害官兵的人。行刑时，在旁边设置王大寿的灵位，命令他的儿子剖心祭奠；这虽然足以慰藉英魂、发泄众人的愤怒，但只有清明的朝廷才能尊崇奖赏忠义，以激励风俗。如今王大寿不过是军中一个低微的校官，家中还有头发已经花白的母亲；一旦遇到贼人，他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忍辜负国家；宁可死于王事，也无暇顾及自己的亲人，他的志节如此卓越。如果因为他的地位微小而使他的事迹湮没不彰，恐怕不是用来鼓励忠义之人的办法。伏乞详加斟酌，将已故拨发官王大寿优厚赠官，仍将他的长子效用王凯夫补授官资。秦淮等五人，也请求优厚抚恤施行。伏候指挥。小贴子说：所有准备将邵俊等人，因为没有上前救援，致使王大寿等战死；本军统制薄处厚已经将邵俊等判罪遣送，降职充任长行，事情已经办结。还应取自朝廷指挥，申报上闻【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圣旨：王大寿特赐保义郎；王凯夫特补进勇副尉；秦淮、朱先、陈捷、吴庆、尹政五人各特赠承信郎；仍命本州把邵俊等人的官资、职位、姓名具文申报枢密院。现札付泉州，发牒施行，依此办理】。申报枢密院筹划海防事务的状文【戊寅十一月】。查考泉州作为州府，控制面临大海，实在是闽地边远地区的重要防守之地。国家南渡初期，盗贼屡次兴起，皇上勤于忧虑顾念，设置军队、建立戍守，用来防备海道意外之事，安排得十分详细严密。开禧年间军务兴起之后，戍卒能够生还的很少，舟船荡然无存，于是武备空虚，军政废坏，有见识的人共同为之寒心。近来温明群盗看见防备单薄兵力弱小，便萌生侵犯的意图；仰赖圣朝威德广泛施及，很快得以肃清。假使眼前的警患大致平定，便因循苟简，不再稍加经营，怎么知道不会成为日后的祸患？我不顾自己迂腐愚昧，私下思考长久安定的办法，近来选派本州观察推官李方子知晋江县，徐叔川和左翼军副将丘仝等遍行海边，审察地势情形。现在据各官申报，我私下看见，海防列置戍守，关键在于控制扼守得当、布置适宜，士卒精练、器械整齐、舟船便利，而且熟悉风涛，这样遇到缓急才可使用。如今左翼水军有三寨，即宝林、法石、永宁。本州海防有四寨，其中最紧要的有两处：晋江县的石湖，惠安县的小兜。

译大略来说，虽然已经取得了几个控制扼守的据点，但宝林距离州城很近，距离海边却很远，形势稍缓；而且有新旧两寨在围头，距离州府一百二十多里，正是大海南北两洋舟船往来必然停泊的地方，旁边又有支港可以通到石井，形势十分重要，而此前却从未设置防备，这就是控制扼守尚未完全得当。宝林驻屯水军三百人，人数最多；法石虽有一百二十多人，但正处于海防要冲，人数仍然太少。永宁步军人数反而多于水军，实在是配置颠倒，这就是布置尚未完全适宜。各寨军兵夹杂老弱，法石的军器总归左翼军管理，遇到事情申请关取，免不了耽误。大军战舰仅仅够用，其余各寨都没有船，只徒有水军的名号，实际上并无水军。至于营房倒塌、器械缺少甚至完全没有的情况尤其严重；如果不趁现在逐一整备，临事时必定误事。现将应当办理的事项逐条列在下方，必须申报上闻。一、宝林新旧两寨在城南约一里处。起初因绍兴年间统制陈敏申报谋划，从福州延祥寨调发水军，暂时驻住宝林寺。后来就在寺旁建寨，因而以宝林为名。根据它的地势，不过是捍卫城外的子河；左翼大军既已驻在城东，缓急时自然可以发挥作用。水军重兵驻在内地深处，不合适宜。现在打算从现有驻屯的三百人中拨出二百人，其中七十人增加驻屯法石，五十人调驻永宁，八十人在围头新设驻屯。宝林空出的寨屋，则拨给步军居住，以辅助城南防守，也不失为捍卫州城的准备。我私下详察所申报的方案，确实恰当。因为水军正是为海防设置的。我从前在金陵时，看见两司水军都驻在龙湾附近，俯视大江，从没有以水军为名而深处内寨的。现在如果把宝林水军移往法石、永宁两处增加驻屯，并在围头设置戍守，粮食俸禄和衣物赏赐原本没有增加；而军人列居海边，熟悉风涛的险恶，与安居内地而养成骄惰脆弱的军人不同。子孙生长在那里，不免以捕鱼采集为业，将来招募、招刺时，全都是惯于舟船的人，实在是长远的利益。请求朝廷札付左翼军，依照此意执行。一、法石寨距离州城十五里，水面宽阔，寨子临水而建，内可以捍卫州城，外可以扼守海道，应当增加驻军来壮大形势，稍加修葺整治，使它成为完整的营寨；但目前人数还少，各项事务也很简略。现在应办理的事情大致有五项：一是增加人数。查得现驻只有一百二十六人，应从宝林两寨拨出七十名健壮军兵，并招收略懂碇手技艺的人，共凑足二百人，这样或许可以壮大声势，予以镇压。二是增修寨屋。查考本寨起初因寄住在弥陀院旁，逐渐扩建，规模简陋。原来管有军房一百二十九间，除去西廊以及佛殿后面的横廊共十九间，都是弥陀院旧屋，损坏严重，应当拆除；现存一百一十间。现在要增加驻军到二百人，还缺寨屋九十间，应当增造。又因寨子的山势东面稍厚，西面多空旷，应把寨子移到东面，仍依靠后山作为将官防守之处，另迁寨门与前山相对；但保留弥陀院旧殿，以补足西边的空缺，使士卒能够安居。现在教场距寨约二里，靠近官道，每逢教阅发射箭矢，会妨碍往来人员，打算移到寨前空地，以便操练。三是预备舟船。查考左翼军甲、乙、丙大战船三只，都是全新建造的，木材坚固壮实，费用极大。近来一出航便取得胜利，现在停泊在城附近的水边。打算移到法石港安置，责成交付正将派官看管；每月遇到潮水上涨的日子，分派人员检校一次，本州派职曹官与将官共同查阅。旧例春秋各大检校一次，后来因为没有船便不再举行。打算从今日起恢复旧例，使舟船在水中按时运动，既免于腐朽，也使人船彼此熟悉，不致生疏。其余时间便用蓬席遮盖，以避免雨淋日晒。四是预先关取军器。查考本寨的军器总归左翼军管理，留在寨中的只有军人随身的木弓、弩和皮头枪，只可供演习而不能用于作战。遇到缓急时再申请关取，确实不方便。应当酌量把兵器关取并收藏在本寨库房，责成交给将官管理；遇到急缓就可以发给军兵使用，不致临事后才来办理。五是预先桩办钱粮。查考仓促之间如果有贼船，应当跟踪追捕，多半因等待借请而终于迟缓误事。应将本寨军兵的钱粮预先支给、桩办一个月，专门准备出海捕盗使用。我私下详察，法石寨正是咽喉要地，日前驻兵已经很少，只派准备将、训练官弹压；正将、副将却深居宝林寨。海道仓促发生警报时，要来往申报、立即派发官兵、立即雇用舟船、立即关取军器；三项都备办后，还要申报州府借请，免不了耽搁数日，贼徒早已逃远。现在如果增修扩建寨屋，驻屯水军二百人，就在那里设置正将官舍，有舟船、有器械、有钱粮，气势自然雄盛。万一贼徒在海上作乱，正将便可以派兵捕捉，没有往返文书的劳累，也没有仓促急迫的忧患，实在便利。除已经发牒左翼军一面筹办之外，请求朝廷札下本军，迅速照此执行。一、永宁寨【地名，水澚】距离法石七十里，起初乾道年间毗舍耶国入侵，杀害居民，于是设置寨子在那里。该地面对大海，直望东洋，一日一夜可以到达彭湖。彭湖人夜间遇到情况不敢举火冒烟，认为流求国看见后一定会来作乱；由此说来，在这里设置寨子确实选得其地。但沿海列置戍守应以水军为主，如今只剩五十人，又夹杂老弱步军，虽有一百人实际上却无用处。

译应从宝林寨拨出五十名健壮军兵，增补成水军一百人；再把五十多名步军发回宝林补充替换，此外留下五十名步军，总共以一百五十人为定额。该寨房屋原来是乡民协力搭造的，现在存有军房一百五十间，太浅狭局促，火道又窄；军人自己说，家属稍多的便难以安居，春夏交替时多受疾病困扰。近来上户又增造二十间，稍可居住；对于旧军房，酌量扩展，把每三间合并成两间，或许可以使地面稍宽，能够安置老少。计算现在所存旧军房一百五十间，可合并成一百间，加上新造二十间，共一百二十间，仍缺三十间。将官有防廊而没有房舍，环视寨外还有空地；西北地势很厚，打算向西北两面扩展，增造将官房舍及寨屋四十间，并对火道狭窄的地方酌情处理，拆除妨碍之处以使通行闭塞更加便利。本寨军器还稍微足备，但水军需要纸甲；现在本寨有铁甲一百副，应当留下其中一半，另以五十副向本军换取纸甲。钱粮也依照法石寨的规例桩办一个月。我私下详察，永宁寨确实是海澚的要害之地，应当扩展修建寨屋，增加水军驻屯。除已经发牒左翼军一面筹办之外，请求朝廷一并赐下指挥施行。一、围头距离永宁五十里，比各处湾澚都大，往来的舟船可以长久停泊。访问当地人，贼船到这里时常与居民相互往来，因而转而成为盗贼。何况从南洋海道进入州界，烈屿首先是控制扼守之处，围头其次。烈屿既有可以依靠的土豪乡兵，围头也应当加以设置。现在打算创建一座小寨，以一百人为额，上面可以接应永宁，下面可以接应烈屿；向前可以照应料罗、吴屿等处，向内可以控制捍卫石井一带港口，实在是交通冲要。大略计算设置寨子的利益有五点：本州海道门户可以得到捍卫遮蔽，这是第一；如果有缓急，动静容易知晓，没有仓促突然到来的忧患，这是第二；士卒熟悉地利，容易防守，这是第三；坐守以等待贼人，以逸待劳，这是第四；地势如常山之蛇，首尾可以互相呼应，这是第五。由此说来，应当创建。现在察看了两处地方：一处在高广山下，面对大海，一眼可以望尽，但地势稍狭，东面开露而西面厚实，只可暂时驻扎而不能长久居住。如果要作长久计划，就应当在高广山后面，那里地势平坦宽广，可以藏风。请求发牒左翼军，派熟悉创建寨子的人审定。我私下详察，围头设置寨子属于创始之举，与前面两处只是增修扩展不同，事情体制不同，费用也多，更应当仔细审察。因此广泛访问寄居的侍从等官、当地居民、乡豪和熟悉地利的澚长，他们都说围头设置寨子确实合宜。因为寻常客船、贼船从南北洋经过的，没有不在这里稍作停泊的；这里的湾澚深而曲折，可以避风，这是第一；海中的水咸不能饮用和做饭，必须在这里上山取水，这是第二；当地居民也多与贼徒交往，买卖酒食，店铺等各种交易都有，这是第三；平日客船、贼船一起停泊在这里，常常有意外，被贼徒抢掠而去，直接驶入深海，便不见踪迹。现在如果在此设置一座小寨，驻兵一百人，预备舟船，预先关取军器，预先桩办钱粮，全部依照法石寨、永宁寨的体例，确实足以侦察盗贼，保护百姓和旅客。我已经发牒本军，一面派人标定寨基，计算物料，筹办创建。此外请求朝廷详加斟酌，迅速赐下指挥施行。一、各寨水军务必做到人人可用，近来检阅，勇敢和怯弱不免各占一半。查核左翼水军缺额很多，应当酌量招募刺配；同时发牒本军，将在寨的水军、步军一并挑选。凡水军中有不适合出海的人，拨入步军队伍；步军中有稍微熟悉船只水性的人，以及虽然不熟悉而年少壮健、能够训练的人，却拨作水军使用。宝林两寨靠近城池，与大军相距很近，稍有老弱尚可留用；只有法石以外的地方，都必须精锐，不能用老弱充数。我私下详察所申，确实是紧要之事。现在取本军的报告，必须查明水军是否有缺额。据申报现缺七十五人，其中最缺的是梢工、碇手。梢工和碇手是船上掌管命脉的人员，与水手的职责不同。如果刺配军兵，恐怕没有人愿意担任。请求详细申报朝廷，下令本军暂且招募梢工、碇手四十人，并给以刺效用的名目，这样海边强壮轻捷、熟悉风涛的人或许愿意欣然应募。请求朝廷详加斟酌，并赐指挥施行。一、巡察海道，应当命各寨分认地界。自岱屿以北，由石湖、小兜负责，每次巡到兴化军寨、蓼寨为止；自水澚以南，由永宁、围头负责，每次巡到漳州中栅寨为止；自岱屿门内外一直到东洋，由法石负责，每次巡到永宁为止。每月巡察一次，所派将校、军兵的姓名以及下海日期，都要申报州府，以凭考察。我私下详察所申报的地界划分，已经合宜，请求札下左翼军及本州照此办理，始终切实遵守。一、左翼水军三寨中，法石属于里巷之地，距离州城不远；永宁、围头正面对大海，风沙飞扬，将士到那里未必愿意居住，而且还要负责每月巡察，便常在海上暴露，日子很多。打算发牒左翼军：今后将官中派驻永宁、围头的，以两年为期限，作为重难差遣办理；除非捕获贼徒，另行申报朝廷依条格推赏之外，如果只是巡察有功，所属地界没有盗贼作乱，也准许本军保明后升迁一次。法石将官在寨中满两年，如果能够专心治理军政、肃清海道，也应申报朝廷，另加酬赏。我私下查考，平常军中的升迁多出于主将的私意；现在如果明确制定制度，必须是弹压盗贼有功的人才准许升进，又必须以两年为期限，那么被派遣的将佐对本职便不敢苟且简慢，实在关系到激励劝勉。请求朝廷详加斟酌，札下本军遵守施行。

译一、石湖寨距城五十里，旧名海口南镇，与北镇相对。城下的水从这里入海，是潮汐通行之处，实际上是本府的内门户。岱屿一山耸立在其中，当地人称为“岱屿门”，是靠近城池、控制扼守最重要的地方。寨址平坦宽广，居民很多，旧有额定军士三百二十五人。现在除调出戍守的二十四人外，寨中现有土军一十九人，新招水军三十八人，实在单薄弱小，想增至一百人。寨屋原有一百二十间，现在只存三十二间，其余全都倒塌。如今既然增至一百人，还缺军房六十八间，应当添造。所有军器大多缺少，也请委派官员核计材料制造施行。一、小兜寨距城八十里，从北洋进入本州境内，是首先要控制扼守的地方，又处在海边偏僻荒远之地。日前常有盗贼公然来到这里劫掠船只后离去。旧额三百一十人，现在除调出戍守的四十一人外，寨中现有土军四十一人、水军六十六人，其中新招二十九人，都很强壮勇敢。如果按照这个人数加以训练，一定能够发挥作用。寨屋原有一百间，现在只存三十八间，其余全都倒塌，应当添盖。所有军器也都应委派官员核计材料制造。我私下考察，石湖、小兜两寨设置的地点，正是本州的门户；军额缺少，营房倒塌，舟船器械样样没有，这是本州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除已同时设法办理、务必使其整备外，敬请裁察。一、各寨分兵屯驻以控制、捍卫海道，有人而没有船，就同没有人一样。近来陆续捕获海盗，收缴船只一十五艘，除去破损不堪使用的外，还有五艘尚可驾乘。应当委派官员核计材料修整，拨给永宁、围头、石湖、小兜寨使用。我已经发帖委托水军副将丘仝核计修整，发下各寨，并仍督令他们时时练习在船上的武艺，务必使之熟练，敬请裁察。一、如今左翼军创置围头新寨，扩建法石、永宁两座旧寨，费用已经不少。又加上军人迁徙、搬运家属、置办日常器用和办理官司等事，都应替他们妥善安排，使他们到达后有如回到家中。合计不下万余缗。石湖、小兜添造寨屋、制造军器，也非几千缗不可。当前郡中财计虽然窘迫到了极点，但石湖、小兜是本州应当自行承担的责任，已经极力节省，同时设法办理，不能冒昧上扰朝廷。左翼军的匮乏尤其严重，更没有宽余钱财可以调拨。若不向朝廷申诉，便无法成事。请求拨给钱防，只担心层层施行会更加困难，或者由上下殿司拨付，又恐怕最终只是徒具文书。例如近来防司札下拨给钱七千贯，作为本军制造军器等项费用，实际上只据拨到三千贯，其余全是虚数，已经另行具文申报在案。如今想请求钧慈不吝惜小额费用，以作为海道长久的防备，特赐拨给度牒一十五道，发下本州交由主管官变卖兑换，责成拨付本军所委任的将佐切实使用。我谨当严加督察所造寨屋等项，务必一一合乎法式，不许虚费一文，等完工后列具账状上报。敬请指挥，迅速赐给拨付施行。【嘉定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枢密院札子到达本文以前，申报所见第一至第四项：宝林、法石、永宁、围头，乞请札下殿前司及泉州左翼军，依所申报的事理迅速秘密办理，具备经久便利的保证后申报枢密院，不得稍有张皇，以上。右札付知泉州真殿撰，照应秘密办理催促施行，准此。第五项，水军围头，已经札下前司照应施行，并札给泉州左翼军，以上。右札付知泉州真殿撰，先逐一从公查核拣选年老、羸弱、有病而不堪服役的官兵，申报人数姓名至枢密院，准此。第六项，巡海地方，已经札下泉州左翼军，以上。右札付泉州，依所申事理，常切遵守施行。】施行时不得因循懈怠而贻误事情，具文知会申报枢密院，准此。第七项，将官已经札下泉州左翼军，依所申事理办理；如果查明确实有功劳，便应依次保明，申取朝廷的防挥，具文知会申报枢密院，并札给殿前司，以上。右札付泉州，依所申事理，准此。第八、第九项，石湖，右札付泉州，依所申事理，务必逐一安排施行，不得因缓急而误事，具文知会申报枢密院，准此。第十项，各寨船只，已经札下泉州左翼军，依所申事理，务必经常教习武艺，督责操练，使各项都精熟，先具文知会申报枢密院，准此。第十一项，申请度牒，依二月二十九日尚书省札子，二月二十六日奉圣旨，令封桩库从现存度牒中拨给一十五道交付泉州，每道按官防八百贯变卖，将收到的价钱分次拨付左翼军，专门用于创置新寨、扩建旧寨等事项；仍须督责本军，务必使工程合乎法式、坚固牢壮，不得草率敷衍。度牒由本州派人前来请领，完工后列具收支详细账目申报尚书省。】申报枢密院请求节制左翼军的状文 我私下看到，左翼军屯驻泉南，已经将近七十年。官兵的月粮、衣赐、大礼赏给，以及将校的折酒等钱，偶尔遇到出戍、借请等事，也全都依靠本州办理。招募、刺填效用军兵，也照例由本州审核。若没有事情，本军便不与州郡相干，实际上从未受到一点统摄，所以军政方面全不参与。兵籍的虚实、舟船的有无、器械的利钝、教阅的勤惰、升迁差遣是否恰当，本州全都不知道。一个数千人的军队，却交给一名统制官统领。殿司既在行都，本路帅司又相距数百里，军政修整或废弛，都没有办法考察。因此十多年来，担任统制的人得以肆意剥削克扣，在军伍中积聚怨恨，教阅完全荒废，纪律荡然无存。州郡虽然知道详细情形，却不敢过问，因为彼此一向没有统摄关系，平日无事时，看不出它的危害。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比如丁丑年春天尼院的灾祸，守臣亲自出城救援，将士却安然不动，不肯听命，非要重赏之后才肯前进。今夏海盗猖獗，本州安排捕捉，幸而统领戍守的人得当，军纪大体整肃，与州郡同心协力，所以能够俘获众盗。假使当时像前任贺清臣那样愚蠢刚愎，必然会遭到失败。

译我私下看到，近年以来海盗不时出没，米商和海商常遭劫掠；今夏的一次警报尤其猖獗，凭借朝廷的威德，幸而终于肃清。近来承准帅宪司牒文，得知明台海界又有强盗，正是整饬军政的时候。我已经具文陈述应办事项，申取朝廷指挥。如果本州与左翼军互不统摄，终究恐怕另生矛盾，无法成事。敬望钧慈俯加详察，参照殿司步军出戍淮上的成例，体察情理，令左翼军听从本州守臣节制，这样或许可以使彼此视为一家，平时所施行的事务能够互相评议，遇到缓急调发时也不至于违背，实在是长久的利益。敬候指挥。《西山文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九 宋 真德秀 撰 《对越甲稿》奏申 申报枢密院请求整顿军政的状文 我只是一个疏远平庸的人，错误地承受了郡守的任命；除民政以外，对于军政也勉强能够用心研究。自从前些日子海道猖獗，幸而立即擒获诛杀盗贼，便进一步讲求军政，才知道武备长久松弛，防备荡然无存，所以使那些顽悍之徒得以轻视。于是选派僚属，遍行海上，察看地势，询问筹度利便，条列规划防御的办法，申报朝廷。不久承蒙批准，又赐给祠牒，以补助工程费用。我遵奉指挥，督促办理，如今法石、永宁二寨已经扩建完备，宝盖新寨也已经落成，增加水军屯驻，分拨战舰，恢复水军教习的旧制，确定巡逻界限，已经各有条理。除另行具文申报外，其中还有一些未尽完善、尚不便利的事项。我虽然承受恩命改任他郡，任期届满已有日期，如果不逐一申陈，实在担心后来仍像从前一样废弛，使朝廷的赏赐最终白白耗费，我所筹划的也成为空文，那罪过就大了。因此冒昧不避烦琐，列举如下，必须申报的事项是：一、海道防备没有比舟船更优先的。过去左翼军虽然有水军之名，却根本没有舟船器具；遇到盗警，临时差拨雇用，往往迟缓而来不及办事。况且人和船从来没有相互熟习，怎么能够冒着风涛，与狂盗争夺一时的生死呢？如今陆续分拨，法石寨已有甲、乙、丙三只大战船，又有宁海、平海船各一只，大体够用。此外永宁、宝盖各只有一只平海船，仅能装载四十多名战士。各寨都俯临大洋，万一盗船突然到来，人数稍多，法石相隔二三潮水的路程，仓促之间来不及救援，不仅难以取胜，恐怕反而助长盗势。应当再制造两只船，发给两寨增补使用。又查旧额水军战船，三年小修一次，五年大修一次，照例由本军申报帅府，再由帅司申报朝廷，往返迟延，差官核计材料、裁减费用，动辄要多年才准许下达，有的竟然搁置不报，因此坐等腐朽损坏，无法再修。如今如果仍沿袭旧例，到了应修之年才向朝廷请求，实在担心批复迟滞，来不及按时修葺；两三年间各寨的船一定全都朽坏，一旦有紧急警报，又能如何应付？据实查考，甲、乙、丙三只大战船原是朝廷发下来的，运司和本州就在所掌管的官钱中各拨一半供给，完工后申报核销，共用钱一万二千余贯。平海等船是本州将捕获的贼船重新改修，拨付篷帆、桅杆、杠具等物，样样齐备，费用也很不少。如果两三年间就变成废物，实在十分可惜。我与统制杨武翼俊、本州通判施朝奉诚等官员详细评议，都认为不如具文申报朝廷，请求拨给官会二万贯，其中五千贯交给本军打造两只战船，拨给永宁、宝盖二寨增补使用；其余一万五千贯发下本州，由知州、通判共同管理，设置一所抵当库。由本军选派一名将佐主管，将收到的利息钱清楚登记入账，不得挪作他用。战船稍有损坏，便由本军报知州，委派官员核计材料，立即修葺。这样费用少而成效大。以后到了应修的年份，不必再向朝廷申报请求拨给；将来如果年久损坏严重，另需打造，才允许申陈，这样可以避免频繁烦扰朝廷，也便利各寨船只经常保持新整而不损坏，利益很大。如今所请求的钱数，是公共集资的约定，必须足额得到这笔钱作为本金，才能继续经营收取利息，作为随时修葺的费用，不至于动用本金。朝廷一次颁给之后，便可以支撑一二十年，比起过去每隔三五年便申请一次，实在相差很远。敬望朝廷特赐依所申拨给，免于裁减。敬候指挥。小贴子说：上述所申事项，如果朝廷允许，便请一并降下指挥，令本州知州、通判与左翼军统制每年年终联名结状，保证说明所管战船有无损坏，以及抵当库收入、支出和现存钱数，申报朝廷查照。这样或许可以永远不致废坏，并敬候指挥。一、既然有舟船，就不能没有掌梢、碇泊和水手之人。如今本军各寨缺额很多，平时巡逻已经很费力；如果突然遇到盗警，在大海风涛中与敌船奔驰追逐，掌梢、碇泊人员不足，怎么不会误事？我前些日子曾根据本军所申，请求下令招募补足，并仍刺充效用，希望得到骁勇之士。后来承准指挥，江上各军所招掌梢、碇泊人员只准刺作军兵，因此这项办理没有成功。现在不敢再申前请。查得各处配发到左翼军服重役的兵士，多是曾在海道行劫作恶的人。按照条例，三年没有过犯，便改刺本州牢城。如今与统制等官详细商议，想请求朝廷下令本州守臣与本军统制官，在重役军兵中选取年轻强壮、轻捷而熟悉船务水性的人员，改刺为左翼军三色军兵，充任掌梢、碇泊水手。粮饷并不会增加很多，遇到缓急实际能够使用，确实便利。又查往年统制韩俊任内，也曾申请，朝廷下令后遵从招刺。如今我的请求确有上述成例，敬请朝廷迅速降下指挥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