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文集卷四十三

译都以他为榜样。服丧期满后，调任什邡尉，于是考中进士。当时孝宗锐意治理国家，发下几十条策问，公大略回答说：‘陛下的明察过于精细，皇帝的决断过于严厉，求治过于急切，喜欢功名过于深切；又说陛下亲自披甲戴胄，偶尔驾驭球马，那么一旦发生警报，难道要亲自统率六军督战吗？君主亲自领兵，是危险的道路。我恐怕披甲骑马之事，恰好只会使天下人讥笑，而不足以在敌人面前显示武威。’授任剑南东川节度推官，征召为潼川提刑司检法。淳熙五年，召见应对，讨论恢复失地之事，请求一概以太祖任用人才为法，并且说：‘臣下进言，不能不加以审察。有一种人，不衡量事情是否可行，只求劝说陛下轻率出兵、骤然进取，这就是当天便会误国；另一种人，不思振作兴起，只想苟且偷安，这就是从长远看会误国。’孝宗认为他说得对，授任大学正。轮流应对时，举出司马公光所上疏的八件事献给皇帝。不久召试，授任正字，兼任吴益王府教授。升任校书郎，面对皇帝时，取太祖、太宗的治国要旨，汇编成十节，名为《两朝圣范》，进献给皇帝。公在王府时，曾摘取前代宗室贤能与否、美善与恶劣的事迹，随事开导陈说，把它们作为借鉴。到这时，孝宗更加知道他的贤能，命令他兼任皇太子宫小学教授。皇太子当时任明州观察使、英国公，年满十四岁。公向东宫说明：这是又一件关系国家根本的大事。当时光宗住在宫中，没有别的嗜好，有空便亲自为国公讲解。皇太子也勤勉好学，即使太阳西斜也不疲倦。公请求除《论语》《孟子》《史记》之外，再增加本朝典故，使他了解祖宗的家法。等到皇太子加元服，公既作颂文献上，又请求在讲学之日，从容地多列举几件事情再停止。公认为经史可以使人懂得义理、鉴察兴亡，凡是涉及名称、数目等制度性内容的，也不能忽略。于是请求把本朝礼仪制度、官名之类汇编成书。讲学结束后又开导说，国公年龄渐长，正是谨慎学习的时期，希望借着宫僚讲学劝导，让他陪坐在旁，一定会有所帮助。光宗都认为他说得对。那时孝宗临朝已久，能够明辨群臣的邪正，所选来传授给圣明太子和神圣后代的人，都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才。公在英邸三年，对皇太子的讲明诱导极其周到。后来贤能之臣接踵而来，辅导圣德日益显赫，但启发端正、及早用力，公的功劳最多。因诵读经书完篇，进官阶为时银青；年满七十时，公请求把这一恩典推及他人。升任秘书郎，谏议大夫张公大经请求增设谏官职位，并且推荐公代替自己。任命下达时，张公大经去世；服丧期满后，公知果州。赵忠定公任蜀地帅，请公参与谋划议论来辅助自己。当时同僚都是一时之选，彼此反复讨论，知道的没有不说。于是制服各部蛮夷，使他们低头顺服，其他提出建议、阐明政事的事情也很多。成都的政绩于是成为天下第一。不久因忠定公推荐，召他入朝时，光宗已经即位。公进对说：‘陛下继承尧、舜的统绪，应当以尧、舜之道为师；承担大禹的责任，应当以益、皋陶的话作为准则。’又说：‘陛下刚刚接受上天赋予的使命，必须先明白君临天下的大体，通晓天下的大势，深思国家的重大忧患。’又说：‘自古祸乱的萌芽有四种：强臣擅自掌握兵权，外戚干预政事，中常侍掌权，朋党相互争斗。宗庙社稷的根本只有一件事：谨慎选择左右近臣，严格确立师傅。希望陛下在重大事情上留心，不要因小事和常规而因循岁月。’又论述蜀地盐、酒增设科征的祸害，大臣赞同他的意见，于是下诏四川合计发放湖广钱物一百三十六万，存留三年，以此抵减百姓赋税。授任军器少监，面对皇帝进言说：‘四川盐酒的定额近来已经减少，这都是寿皇圣帝亲自实行节俭、不妄加赏赐的结果；内藏封桩钱物都有余积，所以陛下初政时才能减免赋税来给予百姓。’

译我私下听说寿皇退居重华宫后，生活费用削减得更加厉害，寿成皇后也极其节省俭约。希望陛下仰望效法两宫，使内廷用度一减再减。敌国使者来祝贺重明节，诏令公负责接待和送行陪伴。当时有人建议改筑楚州城，光宗命公借出行之便察看，公回来后详细说明不可行，因此节省下来的劳役赋税超过一半。兼权侍左郎官，又兼任礼部职务，于是授任殿中侍御史。当时谏臣因失职被贬斥，光宗正严格选择人选，告谕宰相留正说：‘你所掌管的监、郎官中有这样的人。’留正沉思了很久，说：‘莫非陛下想任用刘某吗？这个人刚正有操守，希望由圣上裁断。’光宗说：‘正是，这件事已经在我心中很久了。’公就职以后，光宗当面告谕说：‘因为你刚正耿介、不肯回头改变，所以把谏诤的责任交给你。’这时道学朋党的议论渐渐兴起，凡是嫉妒憎恨善良之士的人，一概给他们加上这个名目，前后被贬逐的人接连不断。公极力指出其中弊害说：‘是非不明，邪正就会互相攻击；公论不立，私情就会交相滋长。这固然关系到道统的消长、时运的否泰，实际上更关系到国家的祸福、社稷的存亡，实在可怕，不能忽视。臣本来疏陋平庸，陛下却过分听信，使我承当谏诤之责。’ 凡是赏罚失当，号令违背常规，百姓的疾苦没有得到解除，官员的操守没有受到警戒，都可以根据具体人物加以弹劾，随着事情上奏陈述；这些事情既然明显而容易了解，尚且不足以作为深忧。至于当是非正在混乱之时，邪说得以损害正道；清正的舆论正在昏暗之时，私情得以压倒公义。过去的鉴戒明白可见，危机正潜伏其中，如今的忧患，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辨明是非以区别邪正，树立公论以抑制私情，如今的事务，还有什么比这更应优先呢？臣看本朝士大夫的学术和议论，最接近古代。他们的根本，在于以居仁由义为道，以正心诚意为学。他们交往时，以同学者为朋友，却实在不是结党为朋；以志同道合者为党，却实在不是结党。困厄或显达，知道其中有命；进退取舍，知道其中有义。因此，进用时看不出他们骄泰，退处时看不出他们忧戚。困穷而处于下位，就把探究性命之奥作为功勋，把享受至道之味看得如同钟鼎之贵；显达而处在上位，就把责难君上视为尊贵，把主持忠谏看作爱君。本朝盛时，起初并没有什么强国的办法，但国势安定，根基深厚，大概正是因为它的学术议论都源自这些缘故。咸平、景德之间，浑然一体，看不出边际。当那个时候，道达到了皇极，政治保有太和。到了庆历、嘉祐年间，盛极一时；不幸在熙宁、元丰年间毁于邪说，疏远抛弃正直之士，招致小人。幸而元祐年间君子兴起而挽救它，但后来流弊分裂得太厉害，事情又反复变化。绍圣、元符年间，群凶得志，纲常被彻底灭绝。他们的议论既已取胜，势力也已经形成。崇宁、大观以后，唉，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臣从远方来，误入朝班，到离开之间，如今已过一纪，所见所闻以及忧虑的事情，都可以指陈。臣刚到朝廷时，虽然间或有贬斥道学的说法，但实际上还没有看见朋党分裂。后来遭逢父母之丧，离开国都六年，已经忧虑两种议论各自日益激烈，常常担心有一天会互相攻击。等臣再次回来，这种事果然发生了：因为厌恶道学，便竭力排斥朋党；因为排斥朋党，竟又把忠谏定为罪过。唉，到了把忠谏当作罪过的地步，这与绍圣年间相差多少呢？臣私下对人说，难道可以因为厌恶他们的学术，就连他们的言论也一并抛弃吗？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陛下至圣至明，起初并没有彼此之分，可是众人的议论既然纷纷兴起，圣意难道不会有所迷惑吗？臣本是蜀人，做学问自有源流根本，身处朝廷班序，与人也没有亲疏，只是因为一年到头的私忧，首先替明主辨明是非。如今所谓道学，以伊洛为宗旨；但这并不是程氏的私家言论，而是出自《大学》的记载。《大学》的教导，以彰明明德为先，其中引用《诗经》作者的话，于是有了“道学”这个名称，说：“像切磋一样，是讲求道学；像琢磨一样，是自我修养。”那么臣所说的以居仁由义为道、以正心诚意为学，也就在于不断切磋、琢磨。如今的道学，领会有深有浅，践行有真有伪。领会深的，固然符合《大学》所说的明德；领会浅的，难道不可以继续切磋琢磨，使它更加深厚，却突然自我夸耀而招来祸患吗？这难道不是也有过错吗？践行真诚的，才是君子；践行虚伪的，人们将看见他的内心，但这本来就是他的师友所不认可的，又还要说什么呢？臣每次在谈论学问时，必定提出极为平正的议论，往往使虚伪者面有惭色，使浅薄者心悦诚服，又怎么敢一概轻率地讥刺、痛恨他们呢？何况其中大多是善士，他们所到之处人们必定喜欢称道；因为人们喜欢称道他们，就又把他们视为朋党。如果把他们一概排斥断绝，哪里还能有好人来充当平庸之才，塞满朝廷道路？品评人物的人一多，猜疑和怨恨就纷纷兴起；内心虽以极端公正为主，行迹却已经涉及朋党，议论先在众口中喧腾，任用与否难道一定只凭一句话吗？所以，为一时的虚名而招致后日的实际灾祸；那些人一旦得志，必定不会容纳我们，何况我们在困穷、显达、进退之间，本来又没有充实涵养的根底，他们加以诋毁讥笑来报复过去的怨恨，必然会过分而满足私情。往往把推尊忠言说成沽名钓誉；至于洁身退处，也说是愤懑怨恨而如此，想要激怒至尊，必定再加上攻讦诽谤。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随波沉默才合宜；如果沉默成为风气，国家还能依靠什么？臣想要消除将来的祸患，所以不怕反复陈说。只愿圣心豁然开朗，永远成为皇极之主，使是非由此确定，邪正由此分别，公论由此彰明，私情由此熄灭，对道学的讥议由此消除，朋党的踪迹由此泯灭，和平的福祉由此聚集，国家的事务由此得到治理，那么就是百姓的幸运、社稷的福分。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使彼此激怒、互相争胜，辗转报复，祸患无穷，臣实在不知道还能退处到哪里。奏章下发后，士大夫传诵它，甚至有人流泪。户部尚书叶翥、太府卿兼中书舍人沈揆勾结近臣，图谋进用，公都弹劾并使他们离职。后来又说：近年来，士大夫不仰慕防靖而仰慕奔走钻营，不尊重名节而尊重爵位，不乐于公正而乐于柔媚，不敬重君子而敬重庸人；这种风气既已安然习惯而形成，便认为苟且求得就是最好的计策，实在是因为前辈长老几乎全都凋零了。如今负有声望、能协调公论的人没有聚集在朝廷，后辈晚进的议论没有依据，学术没有宗主，正论更加衰弱，士风不能奋发。幸好诏令大臣精心搜求人才，必定选择朝野共同归附、贤愚共同敬重的一二十人，交错立于朝廷，国势自然壮大。臣即使终年没有什么可奏劾纠正的事，也还不至于荒废职守。臣去年曾经当面奏陈，如今的祸患在于不致力于培养人才，对谏诤只知道摧残，朝廷却完全没有长期培育。臣如今处在应当发言的位置，难道是以排斥攻击为能事，而突然忘记了先前的意见吗？此前公以戎监身份应对时，竭力陈说人才衰少的弊病，到这时又恳切地说了这些话。

译大臣把公的奏章进呈，却没有提出意见。公应对时又对皇上说：“人才是国家的根本，缺乏就应当培养，有了就应当任用。庆历年间之所以兴盛，难道是一日积累成的吗？正因为不是一日积累的，所以也不是一日就能发挥作用的。”这大概是公一向的志向：曾经想把忠臣贤士聚集到朝廷，以壮大国家根本；但当时的舆论多有相违，所以才这样反复不止地劝说。又论及前谏议大夫陈贾、现任右正言黄抡，说他们都获罪于清正舆论，是圣明时代的罪人。诏令陈贾主管祠观，黄抡补任外职。不久，宋之瑞被召回，张彻提举坑冶，公又说不可以，两人于是都改了任命。适逢吴端被授为带御器械，谏官三次上奏论列，皇上都不采纳。孙珰转任观察使，给事中封还诏书加以驳正，皇上又命书读官宣读，公极力论说，仍未得到答复。又说：“陛下既然吝于改命，给事中、谏官也不再坚持申辩，臣恐怕那些攀附奉承、听从命令的人，会自以为人主把恩宠施加给外廷；这样还怎么防范呢？从此就会荡然无存了。”光宗命大臣告诉公不要再说，但公不肯停止，于是夺去他的言职，改任太府少卿。公不断请求离职，于是以直秘阁身份出任潼川路漕司。中书舍人罗公防上疏请求留任，秘书监杨公万里和馆学之士也上书竭力请求，皇上没有答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二十人〕 公到漕司后，首先告诫所属州县削减互相馈赠，省去虚文，访察百姓疾苦，讲求宽缓防备；又列举资州、二州长官暴虐昏暗、没有善政的情况，公立即上奏请求黜免，并向朝廷推荐防仲鸿、李协，诏令回复后予以施行。像章仲鸿等人也依次被召用。公被授为江西提刑，改任知防州。任职数月后，被召回。此前，翊善黄公裳论说王府僚友，因而提到公。第二天，光宗告诉大臣召刘，大臣拟授他侍从之职。光宗又说：“等刘来了。”等公辞去召命，却有人从中阻挠，诏令又授他监司之职。公行至公安，听说孝宗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而皇帝车驾前去省视问安又不按时，于是写信给左丞相，请求留公知枢密院。赵公勉用三件事劝说他：第一，应当与群贤同心协力，减少文饰而务求实际；如果皇上还没有过宫，宰相以下都不可以回到私宅安居。第二，林、陈二寺因为自认为获罪，重华宫中日夜在其中互相构陷，应该采用韩魏公离任而守忠的旧事，以消除两宫的猜疑和诽谤。第三，如今国家处在危急边缘，做大臣的不应只是忧闷自我沮丧，或采取明哲保身的计策；所应当做的是收取兵权，秘密布置心腹，使紧急时有可以倚仗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万里〕 后来又听说孝宗驾崩，公再次写信给赵公勉，劝他谋划安定国家、确定社稷的大事，赵公最终依照公的话确定了大计。皇上受禅第六天，就任命公为司农少卿。公入朝应对，进献《谨始五箴》，说：“陛下刚刚接受这项天命，人人都希望陛下在各项政务上谨慎开始，臣却只愿陛下在五件事上谨慎开始。”读到“思箴”时，皇上说：“应当从根本处下功夫。”公回答说：“微臣说千百句话，也不如陛下从根本处说的一句话。陛下如果确实在这里用力，那么容貌、言语、视察、听闻都能得到治理。”又论说君主有六种容易：天命容易依仗，天位容易享乐，无事容易安逸，意欲容易奢侈，政令容易懈怠，岁时容易玩忽；又有六种困难：君子难以进用，小人难以退斥，逆耳的忠言难以听入，巧言谄媚难以疏远，是非难以明辨，取舍难以决断。昏暗之主认为容易的，明主认为困难；昏暗之主认为困难的，明主认为容易。只是因为思考与不思考罢了。这六种困难，常常产生于六种容易。又说，陛下承受隆慈之命，在素幄中登上帝位，大概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应当亲自贬损自己，竭尽礼数侍奉上皇，使圣意欣慰，知道退位的快乐，然后才足以彰显陛下的大孝。皇上肃然起敬并嘉许采纳，授公为起居舍人。当时枢密罗公防、礼部尚书黄公裳相继失势，皇上对此十分痛惜，对黄公尤其思念。公说：“思念那个人，不如思念他说的话；思念他说的话，不如思考他为什么这样说。”臣每次问起黄公的病，黄公的忧虑没有一次不在国家上；他认为政令无论大小，都应当出自中书，陛下只需审察可否而施行。这是君主掌握权柄的关键，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知阁门事韩侂胄出入禁中，侵夺权力，以此施行威福，所以公首先提到他。后来又因冬雷淫雨，皇上命近臣指陈缺失，公说：“号令不恒定，是群阴掌权的表现，也是灾异发生的原因。大臣的进退过于轻率，谏官的任用与罢免没有定准，这难道不是号令不恒定中最大的事情吗？进退大臣、任用或罢免谏官，都从宫中直接发出，这难道不是群阴掌权中最大的事情吗？”然而造成号令不恒定的原因，正是群阴掌权；陛下却还替他们隐讳，以为大权应当由自己发出，威柄不能下移。这样一来，小人的用意将是暗中控制宰相和大臣而动摇他们。陛下应当早早醒悟，不要使大臣怀有疑惧之心。大臣一旦怀有疑惧之心，就会四肢不得舒展，群议容易动摇，朝纲日渐毁坏，政令交错而出，国家就无法治理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日〕 如今陛下有独断的意图，这正是小人暗中窃取君主权柄的谋划，而陛下还没有想到这一点。不久兼任侍讲，升为起居郎。当时应诏陈说政事的人很多，皇上命公选择其中好的，分条奏报。公因为所论大多相同，担心皇上容易厌烦，便把这一点告诉皇上说：“所谓雷同，是古今共同的道理，也是天下共同的心情。愿陛下取用其中有益的，不要因为相同而厌恶；察看他们效忠，不要因为直率而猜疑。”等到讨论孝宗的攒宫，众人互相观望而没有发言，公的意见独与侍讲朱公熹相同，于是上奏：“会稽的陵墓，土层薄、水位浅，恐怕给后世留下悔恨，请求讨论改地另卜。”又请遵循绍兴、淳熙年间的旧例，命有关部门会集讨论上皇、太后的尊号，等阜陵升祔时实行。又说：“从今以后，寿康宫的事情，陛下应当一一深留圣心，必须过分地自我贬损以厚待亲人，先顾及亲人而后顾及自己，这样才足以安慰群情、招来和气。”不久，朱公以中奉大夫身份主管祠观，公说：“汉武帝对汲黯，唐太宗对魏徵，仁宗对唐介，都曾因惭愧而发怒，随即又后悔。朱熹彰明先圣之道，是当今的老儒，又不是那三位大臣可以相比的。陛下刚刚承受大宝，招致老儒，这是政务中最好的事情。

译如今却一旦无故赶走他，难道可以吗？”并且说：“臣不是在帮助朱熹，而是在帮助陛下。”后来朱公被授职并出任郡守，公又极力进言，最终皇上没有听从。车驾返回南内，公说：“陛下忧惧的心情，应当像刚登大位时一样，始终如一，这样不得已的本意才会向天下完全显明。”此前，吏部侍郎彭公龟年与公一向友善，每次相见必定慨然私下叹息：“皇上刚刚即位，怎么可以让外戚和阁门官掌权呢？”想要深切论列此事。小人窥知他的意图，使他出任护送使客的职务，又排斥朱公以孤立他的同党。彭公出使回来，秘密对公说：“不防止祸根，就无法治理国家。”公说：“您争辩如果不能取胜，一定会使朱公离去。”朱公离去后，公又离开国都，朝廷空虚无人，也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彭公怅然说：“我的志向已经决定了。”他见到皇上后，果然竭力说韩侂胄已经暗中谋划，于是韩侂胄把彭公排挤到外地。不久，台省中的善士接连因事获罪被贬，群小更加得志，御史于是连同弹劾公。吏部侍郎孙公逢吉当面质问进言者说：“你任凭私意，竟这样害忠良，难道不怕上天吗？”赵丞相送来金钱作为路费，公辞谢不受，并说：“替我谢谢相君。” 深切思念国事，不要顾虑行人的处境。公被授为湖南运判，没有赴任，主管成都玉局观。不久，丞相被罢去政职。韩侂胄既然擅自掌握朝权，群小争先依附附和，驱逐诸贤，以奸伪的禁令将他们禁锢。公偶然记述《涪陵县学记》，盛传天下。又过一年，获准自便，主管玉局观，知眉州，又任直秘阁、利路运判。当时韩侂胄将要挑起战端，公以不熟悉边事为由辞谢。进为直宝谟阁，主管冲佑观。开禧三年春，吴曦挟持敌人而叛乱，公命郡守把他的榜文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焚毁，并且迅速告知帅守、监司中一向所熟知的人，依仗大义，率领各道联合抗敌。不久听说吴曦被诛，便写信勉励宣抚使杨公辅，讲求实行营田，把过去归吴氏所有的利益全部收回。公上奏说这样可以节省军饷，奖赏名节，褒扬死事之人，以激发忠义之心。被授为潼州路提刑，代理泸州知州。这年十一月，韩侂胄被诛，天下名士全部起用，公也在其中。嘉定二年二月，到达都城，适逢襄阳缺少守臣，言官请求选择有德望的人镇守，于是授公右文殿修撰前往。到达镇所时，正逢大旱和蝗灾，公向社神祈祷，随即下雨，蝗虫也死了。凡是流民想要恢复旧业的，就借给他们资财；溃散的士兵和散卒，允许他们自行陈述，免除罪过，使他们重新隶属军伍。于是盗贼渐渐减少，军籍中却有很多虚滥，公核实其虚实，合并编成威胜军三千人，选择将领和佐官训练他们，经营营田，修缮城垒，边防于是更加完备充实。敌人已经谋划迁都到汴京。公上奏说，远远推测敌情，不应担心它强盛，反而应当忧虑它衰弱；万一中原百姓相互扶携前来，拒绝他们于心不忍，接纳他们又没有办法；豪杰奋起，想同我们联合，又该怎样应对？敌人果然迁都，卑辞请求帮助；帮助它就会招致敌人，不帮助它就会失去利益，而敌人会向我们索取补偿；这些事情都应当有所准备，必须在事情发生以前谋划，事情到来时才不会有忧患。进为集英殿修撰，第二年授宝谟阁待制，知遂宁府，尚未出发，又改任荆襄制置使。江陵城长久毁坏，公向朝廷请求彻底更新；又上奏在上游修筑中海以阻挡戎马，在下游海口如果不是敌军冲击之处，就把它改作陂田七千顷，收取租税来充实边防；有警报时再蓄水成为海。诏令依从了他。各军的编制不统一，公请求把忠勇、亲效两军合并为神劲军，共三千人，专门听从帅臣节制。从川、秦买马，到荆门购买战马，军政于是逐步修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十一月、二月〕 凡是想要恢复旧业的流民，就借给他们资财；溃散的士兵，允许他们自行陈述情况，免除罪责，使他们重新隶属于军队。于是盗贼逐渐平息，兵籍中虚冒滥充的情况很多，公核查其中的虚实，合并编成威胜军三千人，选拔将佐训练他们，经营营田，修缮城池营垒，边防于是更加完备坚实。敌人已经谋划迁都汴京了。公上奏说：应当从长远处估量敌情，不必担忧敌人强盛，反而要担心它衰弱；万一中原百姓相互携带而来，拒绝他们于心不忍，接纳他们又没有办法；豪杰起兵，想要同我们联合，又该怎样应对？敌人果然迁都，卑辞请求援助；援助它就会招来敌人，不援助又会失去利益，敌人还会因此向我们索取补偿。所有这些都应当预先设法应对，必须事先谋划，事情发生时才不会忧患。公升任集英殿修撰，第二年授任宝谟阁待制，任遂宁府知府，尚未出发，又改任荆襄制置使。江陵城长期毁坏，公请求朝廷重新修建；又在城外恢复上、中两道水海，以限制敌军骑兵；把下海在不受敌军冲击的地方改作陂田七千顷，收取租税来充实边防。一旦有警报，就重新蓄水成为水海，诏令准许了他的请求。各军的编制不统一，公请求把忠勇军、亲效军合并到神劲军，共三千人，专听帅臣节制。从川、秦买马，又在荆门购买马匹，军政于是得到整顿建立。湖北的民兵称为义勇，畿西称为保捷，总共八万人。公命各州趁农闲训练检阅一个月，并请求朝廷拨给缗钱供养他们。公认为边疆事务值得忧虑，请求命令内而三衙、外而戎帅，各自分条上报方略，以考察他们的才能，又告诫各边帅臣预先做好准备。第二年又分条上奏边防中急需办理的事项，请求命令荆、鄂两军各自汰选五千人。两军原本有营田，应当交给漕臣核实办理；并命各郡搜括荒地作为官田，以帮助增加军费。唐州、邓州的流民扬言要归附我国，公请求比较利害轻重，预先安排处置。朝廷认为公有安抚接纳之意，于是依照他的请求授为宝谟阁直学士，知潼川府。因循当地民俗，以无为而治。嘉定八年四月，皇上因久旱而求言，公上奏说：“陛下知道遭受上天谴责的原因吗？敌人是与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上天要亡其国，使它迁都汴京。陛下是上天之子，却不思考如何谋划消灭它，上天给予机会却不取，这叫作弃天。没有弃天而上天不对我发怒的。青州、郓州、兰州、防州请求通使，不要接纳。陛下是中国衣冠礼义的主人，他们归附我国而我国却拒绝他们，这叫作弃人。

译没有弃人而人不怨恨我的。况且列圣在天之灵，难道不眷恋他们的故都吗？徽宗、钦宗蒙受尘土之辱的耻恨，难道不怀抱从前的愤怒吗？如今敌人舍弃自己的故国，占据我国的汴都，我们还要同它互通使者，使我国臣子在昔日朝会的殿廷上向它下拜，可以吗？”又请求改正宪皇后的忌辰。公在潼川任职两年六个月，告老后进为显谟阁直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潼川人把他的画像绘在牛头山，命名为“全德堂”。翊之任果州守，后来调任眉州，都奉行公的政事。眉州是公过去治理过的地方，翊之修建“防老堂”，招集蜀地老年英俊，访求洛社的旧事，当时人们都钦敬仰慕。改任提举崇福宫。景献太子去世，公上奏列举汉代迎立代王曾孙以及宋太宗与吕端商议立真宗的事，说明圣明君主和贤能大臣是这样郑重对待国家根本的。如今陛下还没有可以选择的诸子，但在亲王近亲中，难道没有品德端正光明、亲近老师、喜好学习、可以主持大位的人吗？又说宣司根括搜取的弊害非常严重，应当停止没有名目的征取，以收拢民心；散发已经积蓄的财物，以结纳军心。并且写信给安公丙，言辞尤其恳切。安丙虽然不高兴，但迫于形势，命令从此稍稍放宽了些。第二年又上章告老，当时皇嗣仍未立。公说，如今秀王的子孙，是孝宗的天属；庄王、文王、惠王、宪王，是光宗的天伦。陛下应当在他们的子孙中选择年长而贤能的立为皇嗣，谁会不认为这是恰当的呢？如果过分谨慎郑重而迟迟不能决定，或许会产生觊觎之心，那么四海就会疑惑离心、失望，这不是国家的福分。这年冬天，翊之调任绵州知州。竑之任龙安县知县，两地相距不到一百里，公往来于两个儿子之间，心情十分快乐。不久因病死在竑之的官舍，享年八十一岁，确为嘉定十五年五月某日。追赠光禄大夫。夫人谢氏追赠硕人，李氏封为硕人。四个儿子：端之、靖之，都考中进士。端之最终官至宣教郎、知浦江县；靖之出继为伯父后，最终官至承议郎、军器监兼枢密院检详；翊之现为朝请郎，竑之现为宣议郎。七个女儿都已出嫁，但有两人已经去世：一人为华阳县主簿李南，一人为进士谢汝能，都是他的女婿。其余早年丧父。孙子四人：仲言未及做官，仲房现为修职郎、嘉定府司户参军，仲襄将凭致仕恩荫入官，仲文为将仕郎。孙女四人。曾孙男女三人。当初，公以孤身从西蜀起家，朝廷士人都知道他的贤能，但四方或许还不知道。等到他担任言官，神色严正、言辞直率，摧毁奸邪、攻击强暴，一点也不顾虑回避。于是天下都想听闻他的声名，说：“这就是铁面御史了。”等真正见到他的容貌、听到他的言语，却觉得像和风一样温暖，像及时雨一样滋润。四时之气虽然都具备，但使万物生长的意愿尤其深厚。大概公天性浑厚，平素又有充实涵养，所以听说他的人认为他的风节令人畏惧，接近他的人却乐于亲近他的道义。确实可以说他是全德之人。公年轻时跟随族父兄东溪先生伯熊学习，已经立志效法古人的大道。长大以后，广泛参访各位老先生，融会贯通他们的异同；旁及百家，搜集其中的精华。他曾说，苏氏、程氏二家的学问，源流本来相同，而运用有所不同，都是从经学中有所获得的。又当道学之论正喧嚣时，人们说公的师友是眉山一派，不属于伊洛一派，公却独自反复恳切叩问，为皇上陈说这些道理，大概是想协调朝廷，调和统一议论，培植宗社的命脉，厚重士大夫的风气。推想公的这片心意，如果处在元祐年间，一定能够消除洛蜀之争；如果在庆元年间得到任用，也一定不会有党论排挤倾轧的祸患。所以详细写下本文来给后世看，这也就是公的志向吧？公写文章不事雕饰，但浑厚正大的气象确实像他的为人。诗尤其清丽婉约，南轩先生张公栻一见他所作的诗赋，极为惊异。公有《后溪集》一百多卷，在襄州有《岘山集》，在潼州称《鹤林集》，在果州称《金泉集》，在眉州称《眉山集》，合计若干卷；另有诸经讲义若干卷。公在房州谪居时，无事可做，取东溪所传的《易》续写下来；东溪传授止于《睽》，公续写始于《蹇》。他叹道：“睽，是离；蹇，是难，这难道不是命数吗？”闲暇时与几个儿子讲论，编成一册，名为《山堂疑问》。他手抄《通鉴》并加以评论。士大夫来慰问他，他回答说：“我平生处理事务很疏略，面对祸福却很勇敢。每次见到苏东坡，都觉得他胸中从未依靠任何外物，心里暗自仰慕他。自以为平日侍奉父亲、君主、老师如同一体，所以经历三朝，开始以忠直自许，最终也以忠直进入朝廷之初，就慨然对自己说：‘只有最初的念头纯正直率，才可以对上帝、侍奉君父。因此遇到事情，无论难易，都不苟且停止，也不妄自随从。’赵忠定曾称赞他的谏言激烈处像苏文忠，恳切悲悯处像范太史。” 人们说赵忠定是善于知人的，但公以正直之道自持，和世俗多有抵牾，所以在台谏之职上才六十九天就被罢免，任同记注也只有一百三十天就被罢免。公却始终安然，不因此改变。到了年近八十，身在离朝廷万里之外的地方，国家有重大利害，仍然通过驿站上奏，尽情陈说。他请求建立皇嗣尤其恳切深厚，比司马光、范祖禹还更加光彩。因为那两位是在居官任职时进言，而公是在退休之日进言；所处情形不同，但心意相同。公对东溪行弟子礼，终身不忘；买宅供他居住，东溪去世后又为他服丧。起初从贾氏归于刘氏，后来立嗣宗为后嗣，凡是料理他家事务的事情，即使年老也没有衰减。嗣宗死后，抚养他的儿子培之，像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族人、姻亲、朋党、亲戚，欣喜如同自己家人；见族人在房州任职时遇到严重灾荒，便煮粥给饥民吃，救活的人数不胜数。张福叛乱，扬言率兵攻破简州、直趋成都，公出资帮助军饷，写信给大将，催促他率军援救简州，依靠此举保全了两位车驾。公六次担任使者、州守、牧守，他的施政纯粹采用诗书之道，不掺杂其他术数；所到之处修缮学校，修葺社稷坛庙，作为常规。在眉州封葺张文纪、李令伯的墓，重修孟拾遗的祠堂，为老泉先生请求谥号。

译在襄州修缮诸葛孔明的故居，表彰羊祜、杜预的遗迹，凡是可以兴化正俗的事情，没有不尽力而为的。减免租税，救济饥饿羸弱，建立长久有利的事业，消除巨大的祸患，几乎无法一一数说。建昌陈君刚常记载他的事迹，说他从未使用不可预测的赏赐，而是端正仪容使人觉悟，使人自己知道应当趋向哪里；从未使用过分的刑罚，而是修订法令给人看，使人自己知道应当躲避什么；根据人的长处任用人，因而属吏都能称职；考察人的安适之处，因而鳏寡者都能表达自己的实情。温陵储君用也替我说：“只有有德的人能够以宽厚使百姓服从，刘公就具备这种德行。”然而公在统帅荆州时，盗贼起于合榕，就逮捕收治他们，一点也不宽贷。从前公辞去潼川职务时，我恰好任职掌制诰，曾援引赵清献来比拟公；如今看公的行事，难道不是所谓学道清心、遇事而应吗？他喜爱、乐于任用人才，奖掖考察善类。西州的名士，很少有不出自公门下的；东南的士人，依赖公而通达显贵的也很多。学者称公不称爵位和姓氏，而称为“后溪先生”。我从儿童时起，就愿意为公所用。后来与靖之同年中进士，又在同一朝廷做官，住在同一街巷，最终彼此交好。因此对于公的道德、风节，我知道得尤其详细。如今翊之等将于癸未年三月辛酉日，把公安葬在清溪的艮山，要来请我为他写墓志，说：“这是先生的志向。” 只是如今海内有名而擅长文辞的人，不知有多少；我是什么人，竟敢为公作铭？书信从万里之外寄来，按道义不能推辞。我谨慎地编次他的事迹如上，并系以诗说：有一位伟大的刘公，心志如金石般坚定，毫不二心，毫不疑惑。上帝实在临鉴，谁能与不仁者为伍？把士人看作党徒，孔雀和鸾鸟一片和鸣。却用一张网把他们罩住，不能及早辨别奸邪。祸患临到台谏，臣自身可以逃窜，但臣的操守不会改变。晚年卧居坤维之地，仍然系念君王。臣室中的头发虽然花白，臣的心却更加赤诚。巍峨的宗庙，寄托在太子身上。倘使前星长久遮蔽光芒，国家根本没有安定，臣即使死了仍有遗憾，百世之后也将相望。愿司马、范氏诸公在此思量；阜陵孝宗英明，能够知道公并把圣道留给后来的圣君。品行没有完成终始，光明却如日月星辰；高峻伟大的节操，传播芬芳无穷，载刻于这方铭石。墓碣。宋通直范君墓志铭。起初我任延平从事时，听说郡城东面凿滩之上，有一位贤士寓居在那里，名叫拙逸范君。他的《易》学深邃，文章长于歌诗。他为人气度闲雅而耿介正直、又平和宽厚；做官时勇于为百姓谋利，却吝于经营自己。当时范君任职湘中，我没能跟随他。后来偶然得到他所作的《开禧太平》诗咏，读后不禁慨然长叹而悲伤。当时权臣突然挑起战争，三边大为震动扰乱，而国家根本内部倾覆，明白事理的人恐惧得像临深渊，担心朝夕之间就会发生祸患。大官贵人沉醉于宠幸和利禄，竟没有一个人说出一句话来挽救时局的弊病。范君身穿青衫，老于州县，却独自暗中忧愤叹息，好像把国家的安危休戚当成自己的责任。只是他的地位低、官职微，不能把所听闻的事推荐给朝廷，于是采取古代风人的寄托物象之义，作诗来讽谏。诗辞明白而痛切，一唱三叹，希望在位者听见后觉悟，觉悟后改正。不久，权臣被诛，天子亲自听断政事，改革十多条重大政令，往往与范君所说相合。然而范君已经疲倦很久，心中早已无意做官了。唉，可惜啊！范君名机，字纯之。他的先祖是幽州人，迁到毗建，又迁到延平。曾大父某某，官赠某官。大父某某，官赠某官。父某某，官赠某官。范君在乾道初年因父亲的任用资格任建宁府瓯宁主簿，历任抚州、池州司法参军，福州怀安丞，知秀州崇德县，岳阳军节度推官，知潭州宁乡县，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嘉定八年，以通直郎致仕。这就是他历任官职的次序。他在池州时，江东发生大旱和蝗灾，流民背负幼儿接连不断，郡里委派官员办理赈济事项，范君为他们选择空旷的寺庙分别安置；各家发放钱粮都有章法，事情结束后百姓得以不至于辗转沟壑而死，都感念范君的恩德。范君从未把这功劳归到自己名下。崇德如今是京畿县，使者经过没有一天空闲，所以按照旧例，诉讼者要缴纳买纸钱，里正要缴纳展限钱，以供给厨传以及其他杂费。范君说：“削减穷民来换取虚名，我不忍心做。”于是全部废止。有盗牛杀人后逃跑，县尉逮捕他的邻居，逼迫他们诬告认罪。范君察觉其中荒谬，释放了他们，移文命县尉寻找真正的盗贼。县尉大怒，甚至向部使者申诉，说范君纵容盗贼、诋毁他。不久，盗贼在别的县被捕，果然就是此前杀人后逃亡的罪犯。等任宁乡县令时，正好大军驻扎汉水以北，军用百般物资大多分摊给各县，催逼急迫得很。范君调度有方，始终不让百姓受到丝毫困扰。这年冬天，敌人侵犯襄阳，围困安陆，声势震动湖湘之间，父老援引建炎年间的旧事，请求迁移县城。大沩说为避敌，范君说：“控制动乱应当用安静来抵御敌人，怎么能仓促波及我们的边境？如今仓皇弃城离去，是自己制造骚扰。”最终没有因此动摇。宣抚使下檄文命范君兼任幕府，有人劝范君何不舍弃这里以求自保，范君说：“我宁可挺身而出庇护百姓，也不忍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办法。”第二年春天，敌人的轻骑逼近江陵，潭州帅臣害怕，急忙下令所属县调集百姓，计划登城拒守。范君认为这样只会加速混乱，于是写信详细陈说这样做绝对不可的情形，帅臣醒悟后停止了行动，敌人也自行解围而去。后来饥荒和疫病同时发生，死者相互枕藉。范君心力交瘁，亲自掩埋暴露的尸骸，煮粥供给饥饿羸弱者，收养无所归依的幼儿，救活的人几乎数不胜数；这也是他任官行事中值得记载的一件事。然而范君做官，只求不辜负职守而已。前后遇到的大官不下数十人，那些不了解他的，他从未贬低自己来求他们了解；那些已经了解他的，他也从未借机求取升进。他在建州侍奉梁文靖公，在三山侍奉赵忠定公；两位公都以善于识人著称，又吝于许可，却都器重范君，称道他的美德不止。

译等两位公主持国政时，范君因调选来到都城，总是随着吏部铨选任命空缺官职后离去，丞相门前没有留下任何踪迹，这不是知晓天命的人能够做到的吗？他任京畿县令时，有中贵人奉命经过，送给他礼物，十分丰厚；有人劝他何不厚重回报以结交对方的欢心，范君说：“如果以主人贫瘠的土地去换取环佩，这是不合义的。”命令属吏退还礼物，不予回报；这又不是知晓天命的人不能做到的。世道日渐败坏，士大夫把苟且求得看作贤能，权门势途只要有一线可乘，即使乞讨于墙边、钻穴求见，也不再顾及别人讥笑。看范君的操守，独自如此卓异，难道不可以称为贤人吗？范君退休回家后，自认为超然脱离了束缚，于是更加把力量用于诗歌创作，诗风清新雅淡，精妙而通达理趣，有《月华集》和某集若干卷收藏在家中。范君年轻时，从族祖父隐翁学习诗律；隐翁名漴，曾跟随黄太史山谷，得到他的指授。自从金紫公考中儒科，五个儿子接连考中，乡人把他的居所称作“六桂”；到了范君的先父和他的两个兄长又相继登第，整个家族三代共有九人因科名进身，衣冠之盛，近世没有可比。范君也四次参加礼部试，虽然最终没有得中，但勤学善文，声名卓然，士人都赞许他。晚年就在六桂旧堂稍加修葺，聚集书籍，教导儿子，每天在其中吟咏；山色溪光映照着几案坐席，他看待世人所谓的宠辱荣戚，淡然得好像没有什么。归休五年，没有一天生病；这年是己卯年，享年八十一岁，以高寿终。去世时为二月六日。夫人柯氏有美好的德行，先于范君四年去世，葬在剑蒲县板桥冈的墓地，追赠孺人。生有两个儿子：煴，早逝；荀龙，以文章品行闻名乡里，曾考进士但没有中第。三个女儿的女婿是：迪功郎赵善，还黄橐，夏莹。孙子四人，孙女一人。荀龙已经在某年某月某日把范君与柯夫人合葬，并带着建安江君畴的行状来请求我作铭。我本来就是听到范君的风范而产生敬意的人。活着虽未认识他，死后却乐意为他作铭。铭文说：机巧者劳碌，笨拙者安逸，先觉之人确实如此。为什么世上的人，机巧者纷纷如此？问为什么会这样？回答说：因为不知道命，命实在上天，却凭力量争逐，忙忙碌碌，像夏日田畦中劳作的人一样，正是君子所怜悯的。宁可在人前显得笨拙，以保全自己的天性。范君自己取的名，确实没有愧对它。我为他的墓藏作铭，用来昭示后代。祝删定墓志铭。乾道某年某月，朝廷任命真州教授祝櫰为敕令删定官。当初，金人已经背弃盟约，孝宗皇帝锐意北伐，前宰相张忠献公出任诸将的防守统帅，作战稍有不利，朝廷群臣便纷纷起来攻击他，皇帝心中也产生了疑虑。侍御史王十朋公极力争辩，仍未能改变皇帝的决定，便改任吏部侍郎而不接受，出任饶州知州。第二年又调任防州知州，士人舆论哗然，说王公是当世正直之人，朝廷应当把他留在身边，为什么反而把他排斥到远方？祝公当时任天府属官，便把所听到的情况全部告诉殿中侍御史章服、右司谏陈叔达，并且说：“二位处在皇帝耳目之官的位置上，却默默无言一句话也不说，怎么面对天下的公论呢？”章服大怒，说祝公暗中结党于张、王二人，上奏请求重重贬斥，并下令勒令停职。然而祝公同这两位大臣此前从未见过面。被废置五年以后，祝公淡然无意于仕进。淳熙年间，陈申公任宰相，才恢复公原来的官秩，分教仪真。过了不久，虞雍公任宰相，又提拔他进入敕令局。人们说，公长期受到压抑，刚刚得到伸展，应当深刻惩戒他以前因为明哲保身而对政事保持沉默。当时枢密副都承旨张说任签书本院事，朝廷议论纷纷，都把责任归到虞公身上。公又把所听到的情况全部报告，并且详细陈述前代外戚近亲掌权所造成的祸患。虞公怅然露出悔恨之色。这些话逐渐传到张说那里，张说大为愤怒怨恨，丞相也怀疑公出卖自己以求取正直之名，公开在宾客面前提到这件事。公心中不安，请求调任外地，没有获准；再次请求任祠禄官，也没有获准；请求退休，仍未获准，于是请求急速回乡探望父母，在三衢患病。张说趁机陷害公，公因而被削夺两项官职并勒令停职。过了几年，张说果然败露，被夺去节度使之职，流放，最后死去。皇帝更加了解公，任命他主管建昌军仙都观。第二年，赵卫公任宰相，首先在皇帝面前为公申诉，又命他起复为二千石。唉！像公这样的人，大概可以说是信奉道义深厚、用志勇决的人吧？士人平居发表抗议议论时，谁不仰慕正直、以阿谀奉承为可耻？可是等到一旦身处得失祸福的要冲，迟疑观望、失去平日操守的人是有的；有的人虽然勉强发出一次言论，却因而被斥退，等到重新被起用，就低回沉默，自己同寒蝉一样不再发声的人也是有的。公凭着区区一名府属官的身份，以大义责备宰相，触犯宠臣，把追究、削官、夺职的祸患看得如同不存在；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取舍早已在内心确定，而把宠辱置之于身外，他能够这样践行道义而不后悔吗？不过，假如公遇到的不是这样的时势，那么忠而获冤、以正直之名反而招致被揭发的祸患，能够自行表明心迹的人就很少了，何况要求他能够自行伸张呢？然而他前后两次被贬官，转眼之间就又被收用；迅疾如雷霆闪电，尚未过完一天，庆云瑞日已经立刻显得充满祥瑞。这就是孝宗皇帝的胸襟，也是他能够同天地一样广大之处。所以我因编次叙述公的事迹，私下对乾道、淳熙年间的盛况有所感慨。公字汝昭，从晋代九江太守巡封国信安，由兖地迁徙并在那里受食邑，于是成为西安人。七世祖乌家居在郡城南二十里的沙步村。曾祖某以文章闻名于成均，不幸早逝。祖父某年少丧父，靠自己立身，重视情谊、乐于施舍，为乡里所称道。他以孝、义、勤、俭四件事告诫诸子说：“守住这四种品行，就可以立身了。”父亲某性情友爱兄弟，笃守义理和正道，追赠通议大夫。公是他的长子。公从小就机警颖悟，不同寻常，年少到成年都努力学习，考中绍兴甲戌年进士。调任新建县尉，声名显著，捕盗合乎法令，任期满后应当改任他职，他却推辞不去。再调任临安府录事参军。有个叫刘舍儿的人，聚集一群恶少，每天酣饮，狂妄无礼；巡逻人员把这件事报告上去，交给府属官吏审理，按法律应当全部定罪处死。公说：“因为酒醉饭饱时说的话就杀人，不是盛世应有的事情。”请求只治刘舍儿为首之罪，其余人按误入其中处理后发遣。府尹害怕，不敢听从，公直接把这件事报告给御史晁公武。

译晁公武认为他说得对，立即把公的话报告皇帝，诏令停止诛杀，只处死为首的一人，其余人都依从公的请求。公因先前的事情被定罪斥退，有人勉励他再求进用，公说：“做官还是不做官，早还是晚，都是命；我还求什么呢？”于是就在城南广利寺僧舍、修竹老树之间砍除茅草盖屋，每天在那里翻阅书籍。当时晦庵、南轩、东莱三位先生在东南倡导道学，公同他们书信往来，没有一个月不曾间断，所讨论的都是学问的大本原和经世的切要事务。公重新起用为敕令局官员后，不久又特别下令改升官秩，人们以为公将要得到任用了。不久又因张说的事情被斥退。按照旧例，删定官起复后任副职，而不任知州。公这次复出时，皇帝特意命他任信阳军知军。信阳是靠近边境的孤立营垒，辖地犬牙交错地伸入敌境，中兴以后把租税让给百姓，使他们得以休养生息。到这时，版曹想要重新征收输纳，公没有等候入朝应对，先骑马送信到朝廷争辩说不可。等到入朝，他多次到东阁门，都被引退，便改任添差湖北安抚司参议官。任期届满，请求退闲，皇帝独自认出了他的姓名，说：“这是长期被弃置的人，我还记得他，应当授予他邻近的次等郡。”于是任命他为吉州知州。谏官陈贾以旧事诋毁公，公被改任荆门军，辞去主管仙都观，改任汀州知州。汀州民俗一向强悍，有个叫官黄三的人，多次杀人而不肯就捕。到这时，他聚集的党徒将近几千人。公说：“纵容盗寇而不诛杀，凭什么治理一郡？”然而官军一向脆弱软弱，不能依靠，于是公改变办法，让豪强百姓劝诱并谋划擒拿他。有个叫杨彬的人，愿意亲自效力，公便把计策交给他，不久就活捉了官黄三。公把这件事报告朝廷，请求诛杀官黄三以警戒后来者，又任命杨彬为官。帅臣因公没有事先向他报告而发怒，反过来诬告公不接受命令，并且想要抹杀杨彬的功劳。朝廷了解汀州事情的始末，查明帅臣诬告，最终授杨彬承节郎，公也因此得以免祸。盗贼平定后，公把下三等户拖欠的赋税全部蠲免，并拿出积存的钱粮代替他们缴纳。公被授任潼川府路提点刑狱公事，入朝应对时说：“端正心术，是修身的根本；辨别贤能与奸佞，是建立国家的根本；驱逐贪赃之吏，是爱护百姓的根本。”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到鄂州时，公因病请求任祠禄官，改任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祐观。第二年，朝廷起用公为提举江东常平，尚未接受任命，病势逐渐加重，便命令诸子到面前训诫说：“做官首先应当廉洁退让，治家务必崇尚节俭。”绍熙辛亥年三月初一，公在家中去世，享年五十九岁。历任官职至朝散郎。公为人坚贞正直而有大节，遇到事情敢于直言，同人交往坦荡而不苟且迎合，因此了解公的人少，而嫉妒他的人多。幸而遇到圣明的君主，屡次跌倒却总能奋起，晚年又把蜀地的帅节交给他，本来将要渐渐得到重用，却被疾病乘隙而入，这也是命运。公的学问，以《中庸》《大学》为宗旨，以濂、洛诸位先生的言论为准则。他做官时像玉雪一样自守清白，终其一生把家寄居在僧人那里，袋中纸钱空空，只有图书充满其中而已。他娶赵氏，追赠安人；续娶毛氏，封为安人。有三个儿子，某人如今任某官庆泽；庆流有四个女儿，某官折思齐、某官魏泌，另有某人是她们的女婿。孙某某某年某月把公安葬在耿山的原野。某人从小就熟知公的名声，宝庆初年，元孝頴来任浦城县主簿，才得到公弟弟吏部郎所撰写的行述。吏部郎名禹珪，也是端正刚直的人，他的话可信而不虚妄。元孝頴请我为公撰写墓志，我推辞而未能获准，于是为他作铭说：高峻卓立的祝公，确实刚毅而且仁厚；遵循正道而行，有谁能认识他的真实品德？只有真正了解公的人，才认为他是当今的古人。在这座高大的山上，就是他的墓地；清风仿佛仍在，经过这里的人一定会下车致敬。提举吏部赵公墓志铭 公名崇度，字履节，是丞相忠定公的儿子。十六岁时，他到考亭拜见文公朱先生，朱先生很器重他，授给他一部《大学》，说：“读这部书，就会懂得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了。”后来忠定公因获罪离开相位，回乡闭门闲居，又把《资治通鉴》授给他，说：“古今兴盛、衰败、兴亡的原因，全在这部书中，你应当反复熟读它。”当时公年纪还很小，但天赋才华勃发，不可拘束；读书过目便能背诵，下笔滔滔不绝，令人惊异；遇到事情，锋芒敏捷地突然显露出来。文公用经学引导他，是希望他明白道理以树立根本；忠定公用史学充实他，是希望他懂得时势变化以求得实际应用。公接受并承受父亲和老师的教诲，从少年到成年始终不离训诫和经典，在内心涵泳浸润，日益充实；又反复磨炼使之化入自身，日益有所变化。因此他的气概虽然刚劲，但发作于公事而不发作于私事；才华虽然锐利，但用于厚重正道而不用来刻薄伤人。他最终的成就有足以称道之处，这难道不是学习的力量吗？那么，世间那些谈论学问却不能胜过本质的人，难道果真如此吗？公最初授任承务郎，监理中岳庙。忠定公去世，衡阳公悲痛得泣血，愤恨不平，仿佛不想活下去，最终仍勉力坚守自持。文公先生去世，公的长兄前往哭吊，公因病不能同去，独自作诗为他送行，言辞气势激烈，丝毫不加顾忌。嘉泰初年，忠定公逐渐恢复原有官秩，先前的朋友多寄信勉励公出仕。公开始参加选官，得到签书复州判官。那年久旱，有老兵想要自焚来求雨，公告诉知州说：“这是狂妄怪异、迷惑众人的行为，不可听从。”开禧年间边境发生事端，竟陵处在军队冲突的要地，公列举三件事情上报；他关于敌人从哪里入侵以及我方如何制敌的论述，后来有许多都无法改变。添差任信州通判。适逢天子诛除权臣和群奸，依次废黜恩赏诏书和抚恤典礼也相继下达，公同长兄商议，请求先纠正诬枉，认为改写诽谤史实并不恰当，只会徒然蒙受皇帝的恩宠。长兄把意见上报，果然得到批准。郡中有一桩案件长期不能判决，公一经审讯就查明了实情，众人非常欢悦服从。任桂阳军知军时，入朝辞行，请求招募散卒补充空缺的兵籍，以消除盗贼的党羽；把北方来人的土地分配给他们，以减轻州郡的弊害。适逢郴州盗寇突然暴发，桂阳是它的唇齿之地，公急速赶到任所。百姓有冤屈，允许他们自行申诉，不按次序拘束。公说，郴、桂各洞虽然名义上是傜人，实际上同省内百姓杂居，只是天性强悍暴烈，在位者没有办法教化使他们服从，所以容易发生叛乱。

译公上奏请求命郡学教授选取有学问、有品行的士人二人，把《孝经》《论语》《孟子》授给各洞子弟；每三年把能够通晓熟习的人上报，郡里按礼节延请他们，表彰他们的才异。这样实行三十年，各洞都将变成衣冠礼义的风俗，谁还肯自行沉沦于盗贼的习俗呢？举子公把忠定公在闽地施行的政事，根据当地风俗加以损益，命举子拟定条约。又恢复丰积仓的旧储粮，共一万石，百姓至今还依赖它得到利益。在这以前，公因本郡每年贡银二千两，三年一次的大礼也同样缴纳，公私都困竭，不能输纳，上奏请求减少四分之一，没有得到答复。到这时入朝应对，又申说此事，并请求废除湖南义丁，禁止私自建立社团，以杜绝奸民逐渐聚集的趋势。任卲武军知军时，属县有人把一名重大囚犯押送上来，审讯时却哑不能言；公命县里详细审问，果然查出冤情。有个叫吴元的人殴打他人致死，前任知州把完备的案卷上奏，获得判处死刑的批复。公调取旧案卷审阅，才知道事情本来是因酒醉饭饱后的忿怒争斗，并非预谋杀人，也不符合故意杀人的情形，于是把情况告知提点刑狱使；使者又向朝廷说明，吴元因此改为减等论罪。公任福建市舶提举兼泉州知州。在这以前，渡海而来的商人冒着死亡危险换取货物，到了这里，市舶使、郡守以下官员都任意搜刮他们，名义上叫作“和买”，实际上连一文钱也不给。蠙珠、象牙、通犀、翠鸟羽毛、沉香脑子、薰陆香等珍奇物品，大半落入官吏手中，用来讨好权贵近臣、装饰妻妾，大家把这种事视为常态，却不顾胡商含冤忍苦、拍胸哭泣。因此商船到来的越来越少，供贡断绝，郡中一贫如洗，无法治理。到这时公奉选来任职，我也代替公守郡，我们共同革除过去的弊病，停止和买，免除重征，约定第一年到来的商船增加一倍，第二年增加到三倍。按照旧例，每年都要用土产赠送给各位公卿贵人，下至三省、六部的官吏也都得到满足。公说：“我不能剥取百姓的脂膏来换取宠幸。”于是全部停止，不再遣送。任卲州知州时，驾驭各族蛮人，宽严有法度，不肯使用诡诈的小伎俩，最终使他们安定服从。任西外宗正事时，公说治理亲族如同治理家庭，不能一概用法律约束；其中有不遵从的，姑且只加教诲；行为放荡的，就责令他诵读书籍，必须精熟学习才停止。由此他们知道自重，犯法的人减少。任吉州知州时，入朝奏事，朝廷留下他任右曹郎中。都官按惯例不能过问事务，属吏把办成的文牍送上来，往往只让他略加几笔写成批语。公说：“如果只是这样，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必须彻底查明事情的始末，剖析裁决。”于是挥笔如风，旁观者都惊骇佩服。升任吏部郎，主持尚书省东铨，入朝奏对时极力陈说贪赃官吏的祸害，认为财物就是百姓的心，夺取他们的财物，民心就会受伤；民心受伤，怨恨就会积结；怨恨积结，就会产生叛乱之心。贪污财货刚开始时，危害似乎还不会立即显现；但等到贪欲积累之后留下祸患，就会发展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只有明确下诏重申告谕，从朝廷之上直到各部门、各官府，把馈赠财物和贿赂一概屏绝，以澄清源头；对外则监司、郡守必须选择有风操节义的人，必须任用公正廉平的人，使他们相互纠察，以澄清流弊。这样，上面有节俭正直的风气，下面就没有剥削侵蚀、苛刻急切的政令；上下相互征取的现象一旦停止，田野中的生计自然繁盛，民力充裕，国家根本就稳固了。公又说，州县以罪名欺罔百姓而没收其财产，危害极其惨重，希望一律禁止。若按法律应当籍没的，从一铢一两以上，全部交给刑狱司，再转送安边所，使做长吏的人知道贪污没有益处，执法自然会公平。起初忠定公在淳熙年间，曾经把本朝各位大臣的奏议编成一部书进献，孝宗皇帝赞叹不已，说可以同《资治通鉴》并行。到这时，公向皇帝说，奏议这部书，上自君主之道，下至各种政事；内自宫禁，外至边防；微妙的性命道德，显著的礼乐刑政，灿然完备，没有不具备的。希望诏令经筵官在进讲的空隙读一两篇，或者皇帝在处理万机之余，特意加以阅览。皇帝说：“我平日常常自己阅读。” 公既高兴又表示祝贺。铨选部门积存的弊病已经很久，公一概依法裁处。有个人曾经因为在乡里任职时犯赃滥用职权而被斥退，后来恰好来参加铨选，公列举他过去的罪过，极力阻止录用。前从臣李沐请求奉补，公认为李沐在庆元年间是首倡祸乱的人，而朝廷对他优待老臣、延长恩赏，同对待有名的侍从没有区别，这不符合朝廷辨别善恶的本意，于是把情况全部报告，停止了这项任命。公自认为同世俗少有协调，不应当长久处于铨衡之地，便以亲属关系为由极力请求，获任提举湖南常平，不久改任江西。适逢邻近的盗寇多次侵扰盱眙、抚州，公抱病赴任，向朝廷请求增援军队，并派人带着财物前去晓谕盗贼。不久王师陆续集结，各路盗贼也献纳诚款请求投降，而公的病已经支撑不住了。公请求任祠禄官，又请求退休。当时洪州人饥荒极其严重，公仍亲自勉力拿出钱粮赈济他们。刚到时，饿死者倒卧满路，公命令打开郡仓，调运邻近州的粮食，选拔属官中有才干的人负责此事；即使疲惫得卧在一张床上，也仍然辛勤筹划，一刻不停。家人有人劝他停止，公说：“我难道能因为自己一个人的身体而换取一万人的性命吗？”不久主管建康府崇禧观，又以朝散大夫身份退休，疾病再次发作。绍定三年七月十七日，公在家中去世，享年五十六岁。公虽然生长在宰相之家，但家世本是儒生，恪守礼法，又曾亲近有道德学问的人，所以能够摆脱豪门习气，平时自我砥砺，清白如玉雪，不忍稍有玷污。公一向笃实行善，以纯厚的孝道闻名。忠定公任循州帅时，公侍奉得非常谨慎。公四岁时，母亲秦国夫人徐氏去世，他已经像成年人一样哀慕。等到忠定公遭遇忧患，公的饮食、居处，都同忠定公居丧时一样，听到的人无不赞叹。忠定公曾经写下“廉、勤、恕”三说给亲近的人，公在卲州任职时把它作为堂上的匾额，又把三说写在后面：“公则没有偏见，廉则没有贪利之心，勤则没有遗留的事务，恕则没有过失的举动。”做官的道理全在这里了。公所到任的地方，只要有先世遗留下来的事迹，就一定为之表彰。在上饶，重新修建一杯亭的祠；在三山，又在西湖上恢复翠密旧亭，这些都是忠定公留下恩泽的地方。公一生尊崇仰慕正统学问，在昭武修建濂溪、河南、横渠、晦庵五位先生的祠堂；在邵阳则把濂溪先生另行塑像安置在堂上，并迁移那些不能合并祭祀的神像。不过，公自认为名列宗族谱籍，始终深切关怀国家，一刻也没有忘记。听到朝廷有善政美事，总是欢喜畅快得不能自胜；否则便整天皱眉忧愁，尤其憎恶邪曲谄媚。士人谈到这类人，他就怒目切齿；而贤能之士和善类则一直敬仰推重他。公从年轻时写文章，大都以义理为根本。他的诗尤其擅长选体诗，颇得其中趣味。参政温陵曾公曾为他的文章作序，说其中没有一点豪门子弟的浮华习气。

译与他唱和的，如章泉赵昌甫、北山陈肤仲，都是当世名流。家中收藏有《磬湖集》十卷、《左氏常谈》、《史髓》、《节斋闻记》等书。夫人卢氏，比先公早二十二年去世，追赠宜人。儿子必悌，比先公早六个月去世；必恬，任迪功郎、新江州德化县主簿；女儿必姜，嫁承奉郎真志道。孙子良淳，其世系在忠定碑中已有记载，今不再著录。当初公喜爱冕山的景胜，修葺亭榭，栽种花木，准备退居在那里休息，最终没有实现。到这时才择地葬在山脚下，正是公去世后的第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铭文说：从前在先朝，文正范氏有四个儿子，而各自得到公的一方面。堂堂忠定，儿子众多而且贤能，像刚劲的气概和正直的节操，公实在很像他的祖先。然而公的防守不至于险峻尖刻，也不至于刻薄，问为什么能这样？回答说：这是学习的力量。遗安堂的庞公就是他的老师。告诫你们后人，不要废弃并继续传承这份事业。《西山文集》卷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四十四 宋真德秀撰 墓志铭 显谟阁待制、致仕、赠宣奉大夫陈公墓志铭。开禧改元之初，韩侂胄将要发动战争，想任用他的亲信苏师旦为节度使，秘密谕示词臣，让他们起草制书。当时中书舍人陈公岘兼任直学士院，对人说：“节钺是用来授予功劳高的将帅之臣的，苏师旦是什么人，怎么能辱没这个授予？如果一定要命我起草此制，我只有离职罢了。”不久，有宦官因特别恩宠而越级升任遥郡官，公又上书论列此事。这个宦官，是韩侂胄所扶植的人。御史窥探权臣的意图，便借骇人听闻的死狱之事弹劾公，使公免职。当时韩侂胄的权势震动朝廷内外，他的鼻息所向，谁敢违抗？而公坚持正直之道，丝毫不顾忌，最终因此离开京城，士大夫舆论都推重他。有人问公与熙宁年间三位舍人的事情，哪一件更难？回答说：“李定的任命，是朝廷公开实行的命令；苏师旦的任命，是权臣秘密谕示的意旨。熙宁初年，王安石虽然掌权，但诏令仍交给有关官署办理，所以三位舍人能够依据职守争辩，所费力量还比较容易。到了韩侂胄有所欲为时，就暗中派人传达自己的意图；一有违逆，就借其他罪名将人驱逐，不让他能够守住职分、据理言事而自行离去。所以说，公拒绝此事是困难的。公字寿南，世代居住在温州平阳，后来迁居郡城。曾祖懿，任通直郎后致仕；祖父桷，侍奉高宗，任礼部侍郎，最终任秘阁修撰，祖、父两代都追赠银青光禄大夫；父亲汝贤，任朝请大夫、达州知州，追赠通奉大夫。公凭祖父留下的恩泽补授官职，调任邵武南尉，按照规定捕获强盗，却不接受赏赐。再次调任潮州判官，剧贼沈师蹂躏州境，击败官军盛胜，逼近城下。公当时代理通判之职，辅佐长官，集合民兵，布置旗帜，日夜严密巡警。贼人知道已有防备，便退去。公又在津渡埋伏，等候他们夜间渡河，拦截攻击，擒获贼将及其部众数十人，在市中处斩。帅司、宪司把此事上报朝廷。任京西安抚司干办公事，淳熙十四年，以博学宏词科赐进士出身。丞相王淮向孝宗奏事时说：“陈某的文章很古雅。”夜间值班的官员回答皇上时也这样说，于是凭推荐者改升官秩，任浙东安抚司干官。帅臣王希吕上奏请求减免和买绢四万多匹，这一议论是由公首先提出的。遭逢父母内外丧，服丧期满，提升为太社令、太学博士，召入学士院考试。公在对策中说，帝王的号令不可轻易发出；如果不经过三省施行，而从宫中直接下达，对外显示独断专行，对内开启侥幸之门，祸患将潜伏其中而自己还不知道。当时韩侂胄已经居中掌权，假借御笔窃取朝廷权力，所以公在奏论中提到这件事。授任秘书省正字，入对时进言说：陛下下诏求取意见，至今已有三年，却没有听说有人因忠诚正直

译而受到劝勉和奖赏，反而有人获罪被编管流放，朝廷内外都惊骇愕然。把进言视为忌讳，恐怕上下彼此防范，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兼任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升任校书郎、秘书郎。后来中书后省封还任命书，指说公是故相赵公的党羽，贬为全州知州。到任后增加学校廪给，供应官府藏书，延请接见诸生，勉励他们勤于问学，节省浮费，买入米三千斛，建立粮仓作为荒年储备，免除百姓拖欠的租税共二万多缗。郡城原有的专卖酒业成为百姓的祸患，公允许十里以外酿的酒运入城中，征收其税，百姓感到便利。在郡任职两年，田野得到开辟，道路得到修治，城墙楼堞更加坚固；又捐出河渡收入，在江上架桥，使人免于涉水之苦，湘地百姓称它为“陈公桥”。政绩考核最优，被以秘书郎召回，升任驾部员外郎，改任礼部员外郎，不久升为郎中，兼任史职。嘉泰四年，升任秘书少监。都城发生灾害，诏令百官分条陈述时政的缺失，公说：“节钺授予过滥，职名越级授予，名器是国家的大防，侥幸之事越来越多，贪污行为肆意进行，百姓日益困苦，而大官的贪赃罪状已经明显揭露，却只依从罢免了事；朝廷内外臣子阿谀奉承成为风气，即使身处可以进言的职位，也畏缩不敢尽言，这些都不是盛世应有的事情。” 第二年升任秘书监，兼任学士院权直，不久因兼任中书后省而获罪，降职。第二年提举太平兴国宫，又过一年授集英殿修撰，任广州知州。公治理广州，就是把治理全州的办法推广并扩大了：新建馆舍，疏浚泮水，上奏增加流寓士人的解额，以收罗贫寒士人；免除八县送交州府的钱六万多缗，禁止预先借取以困扰百姓；重修延恩馆，安置南迁的士族；增置义冢，供给贫民中无处安葬的人。当时峒贼聚集作乱，成为江湖之间的祸患，公命令修缮城墙、疏浚护城河，修筑雁翅城，建造敌楼，设置经略司和敢勇军，以壮大帅府声势；告谕连州、韶州诸州做好战守准备，分派将卒控制险要。贼人听闻风声，不敢侵犯。皇上嘉奖他，任命为宝谟阁待制，再任广州知州。贼患渐渐平定，公请求辞去俸禄；过了很久，升任显谟阁待制，任泉州知州，尚未赴任，便以兵部侍郎兼直院被召，公正在恳切辞谢。嘉定五年正月辛酉日，公因病死于家中，享年六十八岁；积阶为大中大夫，爵封永嘉伯，进阶通议大夫，仍任原职致仕；遗表上奏后，增加追赠宣奉大夫。同年十月辛酉日，葬于防国寺甸洋山，在妣硕人许氏墓旁。左公性情孝顺友爱而且仁厚，弟弟早夭，便教养他的儿子，并为他谋求官职；对姻亲族人都尽到恩意，却不因私情而被人动摇，与人交往也是如此。他为人简朴淡泊，相处久了关系更加亲密；处理应酬事务，从容而有常态，从未见他声色急躁。勤学不懈，博通群书，并且涵泳义理，最后归结于简约。他的文章典雅而有旨趣，有《东斋集》三十卷。公前后论说政事，总要审慎权衡利害，以能够实行作为期望。曾说：“解额分配不均，士人不得安定；乡试中冒名欺骗的人日益增多，应当防止各郡终场人数过多，各自以二百人为解额。”一件死刑案件，奏报裁定多有滥失，而且复审报告繁杂壅滞，不如命令全部申报提刑司详细复核，确实有疑虑、值得怜悯的，再上报皇上。东南各路将兵冗杂而不能使用，应当分隶御前诸军，按照大军的法令领取给养、接受简阅。议论此事的人大多认为正确，但最终没有实行。他在清湘时，免除虚设市征；在番禺时，裁减八个税场，这些都上奏朝廷，请求推广到其他郡。他所提出的主张大多如此，只是对于公来说，这些还不过是细小事务。至于他在朝廷任职和进退出处的操守，从任中书省属官直到成为近臣，都因触犯权臣而被贬

译黜。他在词掖任职，还不到一个月。

译所以公辞去小司马的任命时，皇上赐诏称赞他能在权门显赫、权势炽盛的日子里安守义命，甚至把他比作仪凤高翔、砥柱屹立。等到公去世！想要观察公的大节，考察这些事情也就够了。然而公沉默安静、深厚谨慎，不自我表彰，所以世上真正了解他的人很少。幸亏有明诏加以发扬，于是得以昭示后世。夫人林氏，是朝奉郎、建昌军知军思诚的女儿，封硕人。儿子三人：长子昕，任迪功郎、临安府盐官县主簿；幼子某，任通仕郎，都先于公去世。仲子昉，现任通直郎、建宁府浦城县知县。女儿二人：长女嫁从事郎、潭州善化县丞刘方庆；次女尚未出嫁，都早年去世。孙子均，任宣教郎、前婺州东阳县知县，是徳秀参加词学科考试时，蒙公品评推荐，使我忝列首选，因而得以出入公门。如今我已经老了，恐怕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公的，而昉请求我为墓作铭，按情义不能推辞。铭文说：士人可贵在于实践，不可贵在于空谈。说话非常容易，守住诺言却很艰难。平时刚健自立，仿佛真的有所树立；一遇得失惊惧，很少有人不弯曲退缩。没有事情时，议论如波涛翻涌；遇到事情需要进言，却像上了锁、被衔住一样。真正的陈公，深沉含蓄、安静沉默，见到正义一定实行，勇武而且有力量。大奸臣窃取权柄，宠幸他的童仆，把他们作为心腹，如冯子都那样；他们显赫地执掌节麾，想把它授给朝廷中阿谀逢迎的人，谁敢非议？公说：“这个官职本来是奖赏功勋劳绩的，那个人是什么人，竟贪图这种特殊待遇？难道要用皇帝的诏命来装饰奴仆吗？我的手腕可以砍断，制书却不能替他起草。那些琐碎的宦官，倚仗宠幸越级升迁，我上疏将任命退还，连续触犯权势。紫微、玉堂之中，机密近侍的清要职位，我浩然辞归，视之如脱下鞋子。这就像凤凰飞翔于千仞之上，砥柱屹立于急流之中。了解臣子的，是君主；褒奖的诏书优厚而美好。番禺的政绩，如同古代的良牧，遏止贼寇侵扰，使南方疆土安定。天子说：嘉奖你，赶快来吧。执笔代替朕发布诏令，除了你还有谁合适？驿骑正在奔驰，文星却突然陨落。上天实在夺走了他，使人无法穷究他的才蕴。有一座高大的坟丘，幽闭着这位有德之人；在山边刻下墓铭，千年不磨灭。” 赵华文墓志铭 宋中兴四年，有位社稷之臣，名为丞相忠定赵公，以纯正的忠诚和大义成为支撑国家的栋梁，功勋崇高，如同周代的周公旦、召公奭。上天鉴察他的精忠，使他的后代众多而且贤能，能够继承先人的功业。故朝议大夫、直华文阁、致仕者，名崇宪，字履常，是他的长子。淳熙八年，公参加廷试对策，取得第一名。当时忠定任某官，侍立殿上，下来拜了两拜表示谢恩。皇上回头对近臣说：“汝愚现在多大年纪，已经有这样的儿子了。”过了三年，公又以进士对策被擢升甲科。皇上对执政大臣说：“这是汝愚的儿子，难道就是前次取应第一名的那个人吗？”大概忠定以优异的文才在大庭中夺冠，这是本朝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公又能勤奋学习，取得高等名次，孝宗皇帝喜悦地看着他的容色，多次嘉奖勉励，从此声名日益显著。公虽然在朝廷内外勤劳任事，职位却没有大显达。然而考察他始终所树立的事业，也差不多有忠定的风范。公起初任保义郎，监饶州赡军酒库，改任从事郎、抚州军事推官。忠定任蜀郡帅时，公任书写机宜文字；改任江西转运司干办公事，监西京中岳庙。绍熙甲寅年，王室多有变故，忠定公正任西府长官，秘密辅佐慈极，拥立圣明，不到一早晨国家社稷便再次安定。不久韩侂胄窃取大权，群小结党辅翼，把忠定迁到零陵，忠定还未到任便去世。天下人愤懑忧郁，公闭门自处，发誓守护祖坟，居住了几年。诏令恢复忠定原来的官职，先友中有许多人写信劝公出仕。于是改任奉议郎、南昌县知县。嘉定更化时，授籍田令。制书说：“你的先人有功于王室，中途遭受毁谤，想到他的功劳而录用他的儿子，这是国家的典章。”公接受命令，感动哭泣；但想到忠定的冤屈还没有完全昭雪，而自己的孤身先受到恩宠，这并不是朝廷用来劝勉忠孝、激励廉耻的本意，于是上疏竭力辞谢。不久改任监行在都进奏院，又引用陈瓘论司马光、吕公著复官的旧事，加以申说，请求把所陈之事交付三省，召集朝廷士大夫共同参验核查。如果先臣的心迹有一项如所说，那么所论及的近期恩典全都属于冒滥；先臣复官、赐谥、防挥以及给臣下的任命，都应一并追还废止。如果朝廷群臣的公论认定确实是诬蔑，就请求特别颁诏昭示内外，使先臣的谗谤既然辨明，先臣的忠节自然显露，而宪慈烈皇后拥护扶助的功德也更加显著。然后告诫史官，考察并综合众议，改正诬妄的史书，使公正流传万世。皇上特意命令词臣撰写丰碑，亲自挥洒御笔，赐给碑额，以表彰先臣的墓葬；又请求纠正赵师召妄自进献封章的罪责，查究琏与大臣结仇的奸谋，毁掉龚颐正续编《稽古录》的妄作，并命两省史官考订后上报。不久，吏部尚书兼修国史楼钥等请求施行，诏令说可以。后来由于诬史尚未改正，公又进言，大意说：从前史官只是因为权臣的威势，便删削旧史，焚烧原稿，完全没有迟疑；如今史官虽然已有诏令反复要求，却没有谁慨然奋笔直书。为什么小人敢于作恶，而被称为君子的人反而不能勇于行善呢？听到这些话的人都感到惭愧。后来玉牒、日历所终于以重修《龙飞事实》进呈，因公的请求而完成。这年冬天，追赠忠定为太师，封沂国公，任公为丞戎监。第二年任丞太府，第三年授秘书郎，辞谢而未获准许。第四年升著作佐郎，充任省试参详官，兼权考功郎官，请求出任地方官，任江州知州。第六年提举江西常平，兼权隆兴府及帅漕司事务，任转运判官，仍兼任帅司事务。第七年以兵部郎中被召，不久改任司封郎中，都坚决辞谢，于是任直秘阁、静江府知府、广西经略安抚使。

译第二年任直宝谟阁、主管亳州明道宫。当初，忠定公既以文学取得盛名，而他一生中足以表率一世的高尚节操，大概是：进朝则竭尽言论于朝廷，天下人称赞他的忠诚；退处则推及皇上的恩德来施惠于众人，天下人歌颂他的仁厚。他出入三朝，以正道自持，从未稍稍贬低自己以求迎合，天下人都佩服他的正直。这三点，是忠定之所以成为忠定的原因，而公都有志于此。他在朝廷任职时，曾因祈求降雨而请求广泛纳谏，公上封事，大略说：今天有更化的名声，却没有更化的实际。人才是国家的元气，而忠诚耿直、刚正不阿而被排斥废弃的人，死去的还没有全部收录，活着的也没有全部褒扬。言论是国家的风采，其中输诚尽忠、毫不隐瞒、能够有所规劝补益的人，哪里只是没有加以奖赏激励，甚至还有人受到任用，苟且偷安、迎合取容；那些没有建树、没有提出主张的人，哪里只是没有受到贬黜惩罚，有的反而因此登上通显之位。至于勉励皇上学习圣贤以扩大聪明，教导太子以巩固根本，告诫宰辅大臣同心敬业、竭尽劳瘁以渡过艰难，责成侍从、台谏思考职守、尽力规谏以消除壅蔽，防范左右近习逐渐窃弄权柄，察看奸邪余党窥伺作乱的苗头，公都恳切地向皇上陈说。后来因轮班入对，又深入陈述纲纪法令被玩忽废弛的弊病。虽然他在朝廷任职的时间很短，官位也不能凭借进言而获得提升，但只要可以用来效尽忠诚的事情，没有不尽力去做的。他任南昌知县时，奉行救荒政策，救活的人很多。江州百姓每年苦于和籴，公任知州时上疏朝廷，永远免除这一负担，并且转运旁郡的粮食，另设粮仓储存，作为荒年准备，直到今天人们还依赖它。瑞昌百姓拖欠茶引钱，新旧累计达十七万多缗，都无力偿还；人死后还要把债责令其子孙承担，仍不宽免。新茶引发行后，价格几乎是旧价的数倍，公叹息说：“负欠茶引的百姓更加困苦了！”立即为此上奏朝廷，请求准许用一张新茶引偿还两张旧茶引，诏令同意了。大约有一千多家得到恩惠，县里刻石记载这件事。忠定任江西转运使时，曾有御札命令查察州郡接受输纳时苛刻取利的情况，忠定推行得十分谨慎。等到公继任转运使，便摹写淳熙诏令下达各州，命令他们体察阜陵的德意，先在豫章实行，以此作为表率；减少斛面多收的粮食，降低折纳的价格，允许百姓自行拿量器来交纳，常常私下把多余的粮食拿出来供应豫章。任江西都统时，四方宾客旅人因事来到当地的络绎不绝，不幸生病便孤苦无依。忠定任转运使时，捐出私人钱财一百多万，创建养济院，使病人得到药物和食物，不至于辗转死在沟壑中。年久之后，逐渐被挪作其他用途。公到任后追查并修复，制定规约几十条，以治愈疾病的多少作为赏罚依据；弃儿在道路上的，也收养抚育。四县社仓长期弊坏，公访察其利弊后加以整顿，田间乡里这才受到实际的恩惠。桂州所属各县土地肥沃与贫瘠大致相同，但阳朔、修仁、荔浦三县的赋税却独自加倍。自从张宣公上奏减免后，百姓仍然以此为苦，公请求再次加以蠲减，诏令按等级递减。三县百姓建立祠堂来颂扬公的德行。至于用积存经费的盈余代替编户百姓拖欠的赋税，在隆兴有二万多缗，静江也有一万多缗，只要可以使百姓富足，公没有不做到的。他任馆职时，同僚中有人想以通达要路相互援引，公谦逊辞谢，不敢接受，退下后叹息说：“这难道是了解我的人吗？”外戚中有人希望与他结交，多次派人游说，他都不回答。主管祠事的职掌与他相近，也想亲近公，公严肃自持，只在台阶下作揖，不登阶相见。后来那人通过请托求见，公始终不让他进入，等到他外出时才避开并辞谢；起初朝廷有人想破格提升他为寺监丞，公向宰相说明，愿意让他处在最下等的位置。他在朝廷将近三年，十多次请求出任郡守，曾说：“想离开这里，就像摇动孩子的牙齿，时间久了自然会脱落。” 后来朝廷以名曹官职召用，公对人说：“朝廷委派使命，即使是遥远偏僻的山岭也不敢辞谢；只是把我安置在朝廷官行之中，便不是我所安的了。”他在桂州任满一年时，请求离职的奏闻尤其用力，最终奉明道宫祠禄回归。观察公的才干，并不是不足以用来治理世事；他的志向也不是忘却世事，只是对于名位爵禄，却像将要被污损一样。难道是因为平素的操守难以坚守，而荣华道路上污浊太多，所以宁愿舍弃那些而取得这个吗？既然如此，那么那些争夺攫取宠幸利益，仿佛一天也不能让它们离开自己的人，与公相比又怎么样呢？公的学问得自家庭，成就于师友，以不欺骗自己作为立心的根本，以反省过错作为增进德行的方法，他平时居处常常把这些话挂起来警戒自己。从公的祖父庆国公开始，就以至诚努力实践来笃行，被称为至忠；定公奉行得尤其谨慎，闺门之内恭敬和顺、和美融洽，士大夫谈论家法时都以此为宗法。公天性极其孝顺，居忠定丧时，一个多月才开始进食；到小祥祭才开始吃果实；服丧期间始终不饮酒、不吃肉，服丧期满后仍很久不进入内室。他的内在操行整饬完备，宗族都把他看作法式。他在郡国任职时，把劝学育才作为首要事务；在九江修建濂溪祠，又建书堂安置求学者，寻找周氏后代中年幼而聪慧的三人，供给廪食加以教育。豫章东湖近年才开始建立书院，公到任后增建修葺尚未完备的部分，又选任堂长，增加生员，置办书籍史料，丰厚廪给，就像经营濂溪书院那样。他所到之处都讲求公私利弊，急切得如同料理家事。在九江修整陂塘以扩大灌溉，共有几千处；城墙、楼观也都修缮一新。刚到桂林时，琼州太守任非其人，激起黎洞之变，公弹劾罢免了他，改任并征召有才干的人代替其职，群蛮相继听命，边境因此安宁。有箩▯峒，年年劫掠作暴，原来是省民何向父子暗中诱导；公捐出金帛，交给小校把他们捆来，依法处置，并严厉禁止汉民与夷人私相交通，使边民互相编为什伍，贼寇到来就击鼓召集众人，前后夹击；俘获贼人的给予赏赐，不能到场的予以惩罚。在此以前，部内郡邑一有警报，便调统府军队前去戍守；宜州驻兵一百人，古县只有一半。公认为根本空虚，不足以堵塞奸邪萌芽，于是在各地分别设置与戍兵数目相同的军队，再收回戍守军士归邕。广西是边州的重要地区，自狄武襄平定侬贼以来，设置防卫极为周密；年久以后渐渐松弛，而溪峒势力日益强盛，公日夜以此为忧，急忙分条上奏他的意见，如调任守臣、设置属官、增加兵力、修完城池等数事。朝廷颇多采纳他的意见，但还没来得及全部实行。

译峒酋何元龙死后，公命令把他的土地分给子弟，以及其他没有继承人的族人。马政长期败坏，公追查其根源，彻底整治，每年节省缗钱数万，而且所得的马匹又都是良马。土丁役使没有法度，公一概加以禁止，以杜绝他所管辖地区的弊病。他大体上简省宴饮游乐，削减问遗馈赠，从不考虑自己的私利，所以征敛不涉及百姓，而积蓄能够充裕到足以供他所见所用，达到这种程度。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岁，让他尽量发挥作用，他所建立的事业哪里能够计算得完呢？公去世，实在是嘉定十二年五月十一日，享年六十岁。母亲徐氏，封孺人，追赠齐国夫人。起初娶周氏，早逝，追赠宜人。继室刘氏，是枢密忠肃公的女儿。忠肃公去世时，曾托朱文公为她选择归宿，后来便嫁给公。公夫人贤明正直端庄淑善，比公早十九年去世，追赠宜人。七个儿子，长子必愿，早年连续考中世科，曾任建州崇安县知县，有特殊政绩，如今任某官；次子某官【都按次序叙述】。四个女儿，长女嫁某官【其余按次序叙述】。某年某月某日，必愿等把公与两位夫人合葬在雕峰墓地。下葬前，他们来告诉我说：“先君与公过去同在三馆，后来又有姻亲关系，并且彼此友好，冒昧援引这些情谊，请求您为墓作铭。” 我当时正担任丧职，没有空闲答应。从此四五年间，必愿多次前来请求。我想起过去曾与公从容交谈于朝廷，又共同经历世事；公刚毅的神色、伟大的议论，都深深触动我的内心。如今想来，不过像隔了一夜，而公墓上的树木已经郁郁葱葱，形成浓荫了。唉，真令人悲哀！庐山李燔写下公的事实行状。公的品行符合他的言论，可以信实而没有虚妄，如今我摘取其中要点写在篇中。公的世系源流，已经见于忠定的墓志，不再记载。铭文说：不争逐奔趋，唯独勇于停止在自己的职位上；地位虽低，所树立的事业却高大。啊，多么贤明啊！忠定的儿子。叶安仁墓志铭 从前我任泉山太守时，同僚中有几位贤能之人。昭武李公晦、建安叶子是，是其中最杰出的。李公晦学问深厚而气度平和，以经术为根本，凡是有关世间大事的政务，我一定先向他咨询然后实行。子是坚强而有独特操守，耿介正直而不顾私情，遇到事情没有困难不敢担当，处理繁重事务也不疲倦。凡是别人不能做、不敢做的事，一定交给他办理。这两个人刚劲却各不相同，但都归于同一方面。我既深深依赖他们的帮助，二人也相处得十分欢洽。然而对于子是，我又担心他过于刚强，不能与世俗相合，所以曾作诗赠给他，希望他收敛锋芒、收藏光彩，使德性进至中和的境地。君离开泉州后，任职很不顺利，过了若干年，才得以任饶州安仁县知县；他的治理全都出于宽平，和蔼中很有儒者气象。他平时常对人说：“把义放在利之前，把教化放在刑罚之前，这是我从真公那里听来的。我哪里敢违背呢？”看他没有忘记我的话，便可以知道他向善的志向了。他在治理政务时前后作这样的取舍，他勇于增进德行，也就可以知道了。自古以来人才难得，我在一个州中得到尤其贤能的两个人，心中的喜悦、庆幸和期待又是什么样呢？然而没过几年李公晦去世了，又过了几年子是也去世了。子是的次子，是嫁给李氏的那个人。此前曾为他的父亲请求墓志而未能写成，如今又为他的父亲请求墓志。唉，我难道能推辞吗？子是名湜，世代是建州的望族。曾祖父某，祖父某，父亲某，任朝散大夫、知某州，追赠中大夫。母亲张氏，继母郑氏、吴氏、张氏，都追赠令人。君是郑氏所生。从孩童时起，气概便超越常人，见到他的人都感到惊异。因父亲任职而调任邵州新化县主簿，遭逢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受到江淮宣抚司征辟；因对军事的意见不合而离职。任赣州宁都县尉时，有几十名凶悍盗贼深入广右作乱，后来改换服装逃回。君查清他们的巢穴，一天之内全部捆拿。按法律应当获得改秩和赏赐，君说：“这是我的职责，为什么要赏赐呢？”于是把事情报告给府、台，不愿接受赏赐。刑狱使者王涔默称赞此事，把它上报朝廷，诏令特别改任丞事郎、泉州惠安县丞。我任郡守时，引荐他来辅助自己。第二年海盗壬人侵犯州境，杀死巡逻士卒，声势大盛。我集合官民兵力追捕他们，只是负责督捕的人很难找到。君奋然请求出行，当时刘夫人正卧床生产，他也不顾。过了几天，擒获了海盗首领，其余人像受惊的鸟兽一样四散逃跑。君仍督率水军迅速追出境外才回来。到家后，幼子已经夭折。我把他的功劳列名上报，却没有得到答复；后来以宣义郎任赣县知县。使者来迎接并加以阻止，君不答应。上级郡守柴公中行还委婉挽留他，甚至多次向朝廷申辩，但也没有结果。到安仁任职后，完全把平时从师友那里学到的东西施用于政事。他看待那些像雁鸭一样趋行的人，常常正色如铁，丝毫不宽假；但等到进士和百姓来向他陈述时，却像对家人妇女儿童一样亲切，使他们能够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来。他担心百姓被诉讼拖延，每天退食后只稍作休息，两方当事人一到公庭，见面便立即裁决，没有积压拖延，因此吏员也不能借机索取贿赂。即使败诉的人也心悦诚服，没有怨恨的言辞。县里有田地诉讼，换了几任县令都不能辨明曲直，君一见便诘问，完全弄清事实，不到十天就作出裁决，县里人惊异赞叹，称他为神明。有一批重囚关押在县狱，牵连十多家，拖延将近半年。君刚到任，知道这是黥面胥吏谋求利益的计策，便把事情疏理清楚，台府将他们全部释放，众人都欢呼跳跃着离去。赋税征敛以宽待百姓为务，不是非常需要稽考的，不加催督责罚。前任县令拖欠课税达数万，郡府没有察觉，却反而逼迫君偿还。君说：“我没有其他巧计，只能堵塞漏洞，节省浮费而已。

译姑且尽我所能来应付，做不到就辞去。文书命令虽然每天催逼得很急，我还是反复恳切请求，希望放宽期限以舒缓百姓，必须得到批准才停止。番禺的风俗混杂着吴、楚旧习，春夏疫病发生时，大多只听从巫师；即使是骨肉亲人也完全不相往来。君撰写文章刻石晓谕百姓，选派医生前往诊视，按照病证治疗；有人扶病前来报告，君就亲自询问并给药。贫困不能自给的人，便用钱或粮食周济，救活的人很多。大的事情像这些。至于免除里正的扰害，停止科籴的祸害，以及凡是剔除吏弊、解除民间疾苦的事情，无法全部写尽。然而君仍认为不够，正准备创办社仓、建立义学、设置安乐院，使凶荒时有所准备，善良者有所教化，衰老残疾者有所归宿，条文规划都已定下，君却病了。病势危重之后，他仍在梦中般喃喃说：“某件事办完了，某件事还没有办。”大概是勤劳为民，直到死也没有忘记。当时是宝庆三年某月某日。寓居士人汤仲能前往哭吊他的丧事，看见县里的人大多悲痛哀悼，以至于流泪。又听说他家里的缗钱不满几十，棺木和衾被过了很久才置办齐全；送葬途中经过田野，即使砍柴儿童和牧童也都像出自同一口声那样悲伤叹息，逐一述说他的事迹，认为他近似古代所说的循吏。仲能名巾，是诚信仗义之士，他的话确实可信而没有虚妄，所以我摘录下来写在这里。然而仍不能全部记载。世道久远，道术离散，治理政事的人把百姓看作草狗，把民俗看作鬼魅，以为不使用严法峻刑就不能使人服从，而他们早晚所做的，不过是用鞭打来聚敛钱财罢了。他们听到义利先后的说法，很少有不讥笑它迂阔的；君却把它用来治理县邑，不到一年，成效便显著明白。既然如此，那么说古道不能施行于今天、百姓不能用义理教化，难道果真如此吗？仲能又说，君壮年时曾到朱文公门下游学，得到以正直涵养气节的学说，所以他的为人光明磊落、明白坦荡，没有什么回避隐瞒；他常自称平生与宾客所说的话，都可以拿来告诉妻子儿女。唉！君之所以挺立自持，难道不是因为有根本吗？君生于乾道戊子，享年五十九岁，积阶承议郎，赐五品服。母郑氏，继母刘氏，是兵部郎中炳的女儿，后继母又是刘氏的妹妹，都封孺人。儿子果、采、防、榘，女儿嫁进士翁德广。采是乡贡进士，就是前面所说嫁给李氏的人；他跟随李公晦求学，得到他的旨趣归宿，正在进步而没有停止。几个儿子在三年某月某日把君葬在县城南铁狮峰下。铭文说：不是追求利益，而是经营道义；不是忧虑自身，而是使百姓安宁。唉！君的这颗心，可以质证于天地幽明。我作下这篇铭文，百世之后也可作为凭证。谯殿撰墓志铭 故右文殿修撰谯公，名令宪，字景源，是端正善良、平实厚重的君子。嘉定初年，他在宗正寺任同僚官，我看见他安静淡泊、不争逐，沉静少言；但在进退去留之间，坚决果断而毫不犹疑，我私下十分敬重他。后来出使江东，公又恰好掌管司法事务。当时大旱蝗灾，我与提举常平李公道传正预先筹划救荒的办法，而朝廷下令让公提出若干建议，大体都与我们的意见不谋而合。我们三人共同努力推行圣明天子的德意，而公的筹划尤其精密，事情最终办成，百姓没有流亡、困顿而死，公出力最多。几年后，他来任福建转运使，爱护百姓像江东百姓所受到的一样。福建曾发生饥荒和疫病，他救济百姓的力量，又如同救济江东的饥民一样。不幸因为勤劳疲惫而得病，死在建州转运司官署，我前往哭吊。他的孤子习拜见我并哭泣，请求我为父亲作铭；后来又把父亲的行状送来，再三请求，我难道能推辞吗？谨按谯氏原是蜀人，唐末有一支迁居青州益都，于是成为望族。公的曾祖父某，追赠太师崇公，曾祖母率氏，鲁国夫人。祖父某，追赠太师郑公，祖母郭氏，楚国夫人。崇公以上仍是青州人。郑公遭逢靖康之难，辗转渡过长江南迁，没有固定居所。到公的父亲某，凭借恭谨诚实侍奉光宗皇帝于春宫，绍熙年间任利州观察使、知閤门事，才赐给宅第，迁居行都；追赠太师魏公，母亲杜氏也追赠魏国夫人。魏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名令雍，任检校少保、保成军节度使，公是幼子。当初魏公在莆田任官，一时的儒学前辈多在魏公门下，遍登其门。公年纪很小，已经知道尊敬前辈，仰慕正学；杜夫人用经史督促教导他，常常到深夜，因此他的器识和学业很早就成就。刚满二十岁进入太学，便考中淳熙十一年进士。孝宗看了他的对策，问：“这是谁家的儿子？”大臣回答说是魏公的儿子，皇上高兴地说：“熙载可以说是有儿子了。”魏公当时在朝班之中，急忙在殿庭下拜舞谢恩，士大夫都以此为荣。调任仙游县尉，多次依法捕获盗贼，应该受到赏赐，却始终不自己申说。再次调任淮东安抚司属官，适逢大饥荒，帅臣委任公办理赈济事务，依靠他而得以保全救活的人很多。因推荐者改秩，任钱塘县知县，尚未赴任便遭逢魏公丧事，服丧。任衡山县知县，刚到任时，看到当地风俗非常强悍，学校政务败坏，士人不知道乡学的方向和作用，于是修建县学，增加廪给，严格课试法令，使他们互相勉励学习。两方当事人来到公庭，往往曲意委曲、刻意争执，公晓谕那些因骨肉亲情而相互诉讼的人，陈说至深的恩情大义，并且引咎自责，把事情上报。听到的人大多释然悔过，谢罪离去。庆元五年，入朝主管官告院，升任司农簿，又任诸王宫教授、兼吴益王府教授。公说：“中兴以来虽然创立了学校，但没有斋舍供人居住，没有廪给供养，课试的法度没有建立，修行学艺的风气也没有听闻，这不是尊崇宗室、厚植教化根本的办法。”朝廷大臣有人请求仿照郡学制度设置生员和职事人员，有人请求选择闲旷之地修建宗学并拨给田地充作廪饩，请求命宗正司折中各方意见后上报。此时虽未及实行，后来嘉定年间便按他说的另设宗学。升任太府丞，任江州知州。郡境出产占谷，而总领所却把粳米作为赋税，百姓以此为苦。公请求按照当地适宜的粮物输纳，以便利百姓。又详细论述茶引钱的危害。江州百姓多贫困而少有根基，遇到水旱灾害便变卖财产迁往他郡；有人耕种他们遗弃的田地，有司又用盗种的法律加以拘捕，因此诉讼纷纷发生。公请求放宽禁令，只责令他们缴纳租税，争讼于是平息。养济院长久毁坏，公命令迁到城北，重新修建；寡妇和孤儿另建房屋安置。清查绝户财产置办出租房屋，收取租金来供给他们。

译他在寒冷时储备柴薪，在死亡后修治坟墓，都是预先制定条款，为长久之计，所以这些办法直到今天仍未废止。开禧初年，召见应对时，他论述差役等六项弊端，请求革除，以使百姓得到休息。授任都官郎中，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他论述被贬降官员遇到赦免时，应准许所属部门申明情况、移文释放；奏牍送上后，朝廷下交宪部，往往受到阻抑而不能实行，以至于有人几次遇到宽大赦免仍不能获得自由。他希望下令给本部，从今以后执行赦令务必宽厚，以符合国家怜恤臣民的本意。兼任侍左郎官，升任检详枢密院诸房文字。上奏请求命令沿江各军修治战舰、操练水师，以壮大长江的防势。升任右司郎官。当时陈自强掌握宰相权柄，许多事情都推给胥吏和属官办理，官员只是徒具名额而已。公遵循法理，不稍有偏倚违背。有一天办理公事，陈自强命令吏员通知他拟写文书，公不肯。不久授任军器监，名义上是升迁，实际上却是压制。过了很久，授任大理少卿。韩侂胄被诛后，天子更新政令。公说：“治理政事并不难，只有做到至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信服。想要严明赏罚，应当从公卿大夫开始；想要遵守法度，应当从朝廷开始；想要珍惜名位和器物，应当从近臣开始；想要节省浮滥的费用，应当从内廷开始；想要抑制侥幸，应当从左右近习开始。”适逢诏令中外臣工陈述政事，公又逐条陈述十项弊端，大意是想杜绝内降，激励官员知耻，贬黜冒滥，减少泛泛的恩赏，裁减宫中无益的费用，节省近习和外戚亲属的支出。皇帝认为他的言论确切，通达大体，许多意见都得到施行。当时正议论权臣的党羽之事，许多案件下交廷尉审理，公持论公平，审理了数起案件，没有一个被横加牵连。嘉定元年，升任宗正少卿，兼任史职。当初韩侂胄专擅朝政，自称皇上即位有定策之功，史官争相迎合奉承，关于即位初年的事情都失实。公先前曾因应对请求刊正诬妄的史书，到这时又说：“玉牒记载国家大政，但把内禅一事专归功于权臣，这不是向万世臣民显示事实的办法。”他谨慎地列举其中的荒谬妄说，随着事情逐一辨正，题名为《甲寅玉牒辨诬》，希望交给本所命官考核详审、厘正错误，皇帝采纳了。当时又议论把韩侂胄的首级装函送给敌人，公说：“奸臣误国，我们自己诛杀他，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如今众多贤人被任用，纲纪日益振作，处置得当，他们自然会心服。如果不顾事情的是非和体统，只图姑息以取悦他们，那么他们将认为我们无人，万一再提出难以答应的请求，我们拿什么来对待他们？” 希望命令职事官共同议论，并询问主持边疆事务的大臣，皇帝没有答复。以直显谟阁，出知婺州。遇到旱灾祈祷后便下了雨；差役长期弊病严重，他整治虚报隐漏，明定户籍，确定差役先后次序，百姓因此不再争执。提举浙东刑狱时，上奏请求建立居养、安济法，以救活孤贫寡妇。又说：“茶盐法令极其严厉，但实行时未尝不以宽缓相济；如今州县执行法令大多苛刻猜忌，失去了国家的本意。”希望诏令有关部门重申并严格执行。兼任提举常平。越州的萧山、诸暨、上虞都发大水，公亲自巡行田野，看见老幼相互扶携在路上乞讨的有成千上万，回头看常平仓所储已经没有多少，只有朝廷储管的和籴米一万石还在。公说：“百姓的困苦已经很急迫，不应拘泥于常规文书等待答复，可以先酌情打开粮仓，下发各县出售；又拿出义仓钱五千缗发给贫民，然后再向朝廷说明，请求专擅行事之罪。”不久便把出售改为赈济，并转运邻郡义仓米一万七千石来救济；其中免除、缓交、减免的事项，大多不等请求便立即施行，户部虽然防备诘问，他也不顾。进为直宝文阁、江东运副，辞谢没有赴任。奉祠玉局。八年，提举江东刑狱。当时建康各郡不下雨，从三月到六月，高田低田都错过了播种，接着又遭蝗灾，远近一片萧条，粮价突然上涨。公担心荒政在州县实行时只是徒具文书而少有实效，请求把附近各郡分别交给漕司、宪司、常平司督察，诏令同意了他的请求。公主管饶州、信州、南康三郡，从此每月都有申请；大事如打开仓储粮食、禁止囤积抬价、放宽贫民拖欠的赋税，报告上去后都按章施行。当时朝廷拿出钱粮、僧牒供给本道，总数六七十万，公把所得分发到三郡，将民户分为五等；能够自行养活自己的，就把粮食卖给他们；孤独、衰老、年老、残疾者，则按人口发给。公劝告富民出粮，必定用温和的言辞、丰厚的礼意；乐于听命的，就赠送礼物加以奖赏激励；十分吝啬的，就把姓名张贴在大路上，写道：“不义之家，不得与善良人并列。”番阳人蔡允成，家产并不十分富裕，却能拿出仓粮救济乡里，公请求授予他官职，以此表示鼓励。事情细密周详，实在无法一一记载。这一年江左百姓得以保全的有数百万人，圣朝的恩泽与上天一样没有边际。兼任权都大铸钱司，兼知饶州。第二年升任龙图阁，因任巡行到信州，那里有十二名重囚应当定罪，公察知他们的情形可以宽宥，全部依次减轻刑罚。当时正逢小旱，他因势开决水道后便下雨，信州人相互说：“这是提刑的雨。”当初开禧年间有诏令，命江西转运司查括官府所有的或废绝寺观的田地，赐给兴国军瑞庆宫。官吏急于奉承，往往妄自夺取民产；从洪州分属的武宁和兴国所辖的通山两地，失去产业的有数百家，彼此争斗喧闹，甚至有杀人放火的。守令和各司多次请求恢复原状、把田产还给百姓，而道士和尚仍然喧诉不止，朝廷因此下令邻路所属交给公裁决。公详细论说瑞庆宫强行夺取是不对的，并说：“诏令既然已经把田产还给百姓，如今又重新夺来赐给它，这是开启无穷争端。”起初道士和尚有所依仗而来，以为公必定听从禀报，公笑着说：“我所知道的只是道理，至于去留利害，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不久三次上奏请求归田，请求升任秘阁修撰，奉祠明道观。十四年起任福建运判，刚到任便蠲免所属州县增收的盐钱，共十四万一千余缗。不久兼知建宁府。当时三山、延平诸郡饥荒和疫病同时发生，公赈济防备周全，福建人歌咏称颂他。等到百姓的困苦稍有缓解，公已经染病了。他曾说：“只要有一天因病请假，就是一天荒废职守。”即使病重仍亲自勉力处理政事，并留下训诫给子孙，要以仁慈宽恕为心，努力行善，不要因为刻薄而败坏我家的家法。临终之夜是十五年十月八日，享年六十八岁。诏令以现任职名致仕，官至中大夫，封益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

译十七年某月某日，葬于余杭县金车山的原野，恭人陈氏附葬。陈氏在公之前已经去世十八年了。一个儿子名习，曾以《春秋》被荐举参加漕试，如今任文林郎、新任处州庆元县丞。两个女儿分别是迪功郎李仁用、王仍的妻子。孙子名爰，任将仕郎。公侍奉双亲孝顺，居丧期间遵守礼制毫不违背；与少保公相处，无论壮年还是老年都和乐融洽，仿佛始终如一。公刻苦自励，清白自守，一丝一毫也不可玷污；性情冲淡，欲望很少，自己奉养如同山林处士。公天性不喜欢杀生，曾想刻石告诫后人说：“杀害一个生灵，不是我家的子孙。”他常说士大夫持论应当接近宽厚，处理政事应当惠及万物；至于把身居官位当作快乐，那就不值得说了。因此历任官职所到之处，都因宽厚仁惠而得到百姓拥护。九江、鄱阳湖一带的人思念公尤其深切。平日不屑于琐碎察访，却能虚心观察事物，真情假意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辨察。饶州大家汪氏的儿子遭人肢解而死，没有人知道凶手姓名，有亲属到公的公堂上控告。公仔细看了他一眼，说：“这就是杀人的人。”把他投入狱中，果然招认服罪。官吏百姓惊骇赞叹，称他为神明。书籍没有不阅读的，即使佛教、道教和方外之学，也研究其归趣。有遗文五十卷收藏在家中。公的事迹还很多可以记载，只是并非关系大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我曾从他的出处和一生始末考察他，知道公是君子，因此这些事适宜刻在墓志上。铭文说：爵位高、俸禄厚，是人们争相奔赴的地方；既然有道路可以走，谁会舍弃它呢？公在庆元年间，却没有混入庆元之党的行列；在开禧年间，也没有沾染开禧时期的污浊。他循序渐进地走在平稳升迁的道路上，不急切地奔走于相互追逐的邪径。离开簪笏不过多久，怎么又甘愿自我欺骗而接受麾符出任地方官呢？他奉养自己，像冰一样寒、雪一样凛然；他施惠于万物，像春风吹拂、春雨滋润。最终在九卿之列辞官归隐，却白头时仍乘坐使车奔波。所以总括说：这是端正善良、平实厚重的君子，后世应当由此知道我的赞誉并非虚妄。赵邵武墓志铭 庆历年间，富文忠公条陈河北十三条策略，其中一条是让宗室子弟补任外官。当时虽未及实行，到了神宗皇帝考察古制、制定法令时，终于如同富公所说。从此二百年间，出自皇帝后裔的英才，文武内外接连不断，多得无法计算。已故邵武太守赵侯时通，也是其中的一人。侯字宜伯，世系出自秦魏王赵廷美。祖父公著，任内殿崇班；祖父彦颜，任秉义郎，赠朝请大夫；父亲傃夫，任朝请郎、知广安军，赠正奉大夫；母亲硕人江氏。侯自幼专心求学，淳熙辛丑年因考试合格授任承节郎，添差筠州上高酒税，又添差监江州赡军库，历任潭州南岳庙、黄州蕲州酒税，后来考中庆元丙辰进士，改任承事郎，知临安府余杭县丞。他辅佐县政，政绩显著有声望，后任知南康军建昌县。建昌是江左最繁剧的县，赋税繁重、诉讼众多，他处理裁决有法，百姓因此安便；尤其用心于教化养育，增加学校廪粮，扩充学生名额。北门桥道路毁坏，他开采石料砌筑修治，以方便行人；重建倾盖亭，以等待贵宾。县人把这些事记载下来。部使者联合推荐他给朝廷，中都贵人也有人出力推举，但侯不喜欢猛烈升进，只取得鄂州分司粮料院的职位回去。到任时边事正紧急，朝廷派出重臣宣扬威势、调度事务很多，公从容履行职务，没有丝毫缺失，特别因为才智受到吴公猎、薛公叔似的知遇。嘉定初年，任临安府通判时，楮币的价值日益下降，朝廷正严厉发布称提法令，府尹徐公邦宪想把都城内的价格单独提高，使其与外地相等，以杜绝奸民从中牟利。侯争辩说：“内地价格单独较高，难道不还是胜过内外都低吗？如今一定这样做，百姓私下窥视朝廷，会以为朝廷自己不珍重货币；它的贬值当天就会更严重，不久果然如侯所说。后来府尹赵公师▯加严泄钱之禁，凡有触犯者全都关押在外寨，侯又说：‘百姓愚昧无知，情理上值得怜悯。’亲自上疏为二百多人请求宽免，并说：‘城外小民贩卖鱼虾蔬菜水果等物，不过是谋求极少的利润；巡逻士卒贪图捕获多少，动辄指称他们携带出境钱，既没收入官又治罪，还责令赔偿。这不是怜悯困穷的办法。其他苛扰情形，也请我一一向府尹详细说明，请求加以禁止。’百姓因此稍得宽松。侯又说：‘杭州濒临大海，是盐碱地，百姓借助盐业谋生，如今触犯达到铢两就拘押，这不对，请释放其中情节最轻的人。’ 于是获免的有几十人。后来府尹到任，恃才而多嫉妒，因为侯遇事坚持己见，不能使他屈服；散布流言的人诋毁诬陷他，侯坦然自若，并不忧愁叹息。打算归去后，他在庐阜山南筑造房舍，栽花种树，以作诗吟咏自娱。过了很久，任主管台州崇道观；又任抚州通判，太守离任后，侯代理其职。公库财物，一丝一毫也不妄取；邻郡互相赠送礼物，他总是以代理职务为由谢绝。知邵武军时，先后两次入殿应对，所论说的都是当时百姓的疾苦。到郡后，首先撰文告诫民俗，告诫人们不要纵酒，不要崇尚意气，不要携带兵刃。又令百姓五家编为一甲，甲内有人想杀人而没有察觉，已经杀人却没有立即捕获的，都要治罪。于是持刀互相杀害的事情稍微减少。到任才三个月，各项大小政务便依次推行。他担心百姓被假药欺骗，于是设置机构惠及他们；担心贫困者难以借贷，于是设立库藏救济他们；学校廪粮不足，就商议买田来补助供给；士兵不能熟习武艺，就不时考核阅习，重赏激励以示劝勉。于是军民都感到便利，但侯已经以疾病请告了。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在郡署正寝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官至朝散大夫，娶宝谟阁待制李公景和的女儿，封宜人。儿子若采，任某官；女儿若善，嫁给某官；曾颍茂、若柔先去世。侯天性孝顺友爱，常常因为俸禄不能奉养母亲而终身悲痛，每到时节便巡视祖坟，徘徊不忍离去。正奉公去世时，依法应得的财产，他都捐出分给弟弟们；即使是遗留下来的恩泽，也能义让而毫不吝惜。侯居官清廉自守，女婿李氏当时得到嫁妆田二顷；后来任官很久，最终也没有大增产业。我的年轻时期曾出入李公门下，对侯的一生始末十分熟悉。若采在这一年闰十二月甲申日把侯葬在星水县长文乡，派人来请求我写墓铭。铭文说：士人最怕没有仁心，尤其怕没有实行仁政的办法。美好啊，赵侯诚恳、平正、朴实。在天府任职时，仅凭几句话便解除束缚的人有一百多个；在樵川任职三个月便感念恩德的有千户人家。可惜长寿未能延续，连他才能的十分之一都还没有完全施展。黎山南面的土地，确实是吉祥之地。我为此刻铭，使它像白日一样昭明。徐济叔墓志铭

译宝庆二年六月初一，我的故人徐君济叔以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的身份去世于任所。君名叔川，世代是西安人，追赠光禄大夫。曾祖潜，曾任徽猷阁直学士，追赠少师，是曾祖大父；祖父嘉，任提举湖南常平，追赠金紫光禄大夫，是祖父；父亲忠，母亲杨氏，封通义郡夫人。自少师到君，连续三代有人登太常第。庆元改元之年，岁次丙辰，正是君中进士的年份。曾任严州建德县主簿、池州铜陵县丞，又任常德府龙阳县丞、知泉州晋江县事、主管东岳庙、江西安抚司机宜文字，后被征辟为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这些就是君任官的经历。官阶止于朝散郎，享年六十岁。唉，这是多么令人悲痛啊！君起初娶建安侍郎袁公枢的女儿，后来娶王氏，两位都封安人。儿子卿贵先去世。卿月将于三年某月甲子日安葬君，而西山真某为他作铭。铭文说：徐氏的先祖，确实出自柏翳。谦恭的徐偃王，奉行仁义。太末县的乡里，他的庙宇高大宽敞；徐王的子孙，也在衢州兴盛。杰出的亚师，深沉雄毅。在朝廷上抗争，令奸人丧失气势。于是他的后代能够世代继承家业。济叔君，平易正直而和顺，任主簿、县丞时，办事敏捷而有成效。在池州赈济饥民，德行深厚而且仁惠。南方有一个州，土地广大、物产丰盛。县令文书办得不好，民俗便皱眉叹息。我忝任地方长官，君掌握县令和县丞之职，我们同心协力，共同防御艰难困苦。县里有诉讼案件，君公平审理；乡里有孝顺友爱的事情，君宣扬其美名。这些蠢动的群盗，来自荒远之地，在芦苇丛中操弄兵器，聚散不定而无人能制。小小的虾蚯之类，竟敢成为鲸鲵般的巨盗。我们剪除平定他们，海波因此澄清。我其实能做什么？只是依靠众人的筹划，纠集军民。君也出力其中；事情平定后，又考虑消除后患。君不怕劳苦，亲自奔走于海边。宝盖山、法石浦，建起高大严整的新营，聚集勇猛的士卒。君在这个地方劳苦至极，使百姓的病苦稍有缓解，但疾病又乘隙而来。获准奉祠东岳，岱守又留任他，直到满三年。解下官印归来，在家乡吟啸歌咏。园中有梅树，他在梅树间悠然徘徊。后来在洪州、鄂州任幕僚，谋划军政，主持边防兵事，都向他咨询、由他筹度。于是储备干粮，又操练军队。为什么不善终呢？突然就离世了。口袋里没有一文钱，纸钱也没有多余的。灵柩出行时，人们都掩面哭泣。龙丘的原野，实称西金。雕琢石碑，刻写文辞，用来昭示后世。《西山文集》卷四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