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文集卷三十四

译跋吴仲坚《史论》我闲居而忧思，空闲时间很多，于是从读书记中摘录古今兴亡的几十件事，准备同儿侄们讲论其中的原因。仲坚吴兄看到了这些，便写成一篇文章。他的学问有根源，议论有根据，文章气势有开合。我反复读了几遍，赞叹不止。即使让我自己写，又怎么能超过它呢？不过，天下的义理没有穷尽，古今的事变也各不相同。凭仲坚的学力，如果确实能够不断充实扩展，那么他今后的议论和文采，还将进一步超过现在。我将会多次赞叹而不能停下。壬午年孟秋十日，某书写此文来勉励他。跋豫章黄量诗卷 天地间有清明之气，散入诗人的脾胃，这是唐代贯休的话。我说，天地之间清明纯粹的气，充满广大、无处不在，只是要看人所承受的程度如何。因此有德之人得到它而成为德性，有才能的人得到它而成为才能，喜爱文章的人得到它而成为文章，擅长诗歌的人得到它而成为诗歌，都是同一种东西。然而才能和德性有厚薄，诗文有优劣，难道是造物主所给予的东西有所不同吗？《诗经》说：‘那洁美的玉瓒，黄酒流在其中。’玉瓒是最珍贵的器物，黄酒是最洁净的液体。一定要有最珍贵的器皿，才能承受最洁净的东西。世人胸中纷扰，私欲万端，如同蛲虫聚集，如同粪土堆积，天地间的精英之气又从哪里进入呢？所以古代君子用来涵养内心的，必定是正、清、虚、明。因为正，所以最正的气能够进入；清、虚、明，也都是如此。我对此有所体会已经很久了。正当外界诱惑不能接触，内在欲望尚未萌发时，心境澄澈，还有什么忧虑和经营？那时的气象是怎样的呢？温和而仁慈，是天地的春天；严肃而合义，是天地的秋天；收敛凝聚，与元气一同守正；舒展安适，与和气一同遨游。这样一来，诗和文章就有不足以称道的了。这是我自己体会到的道理，从来没有告诉别人。双井黄子带着他的数百首诗，到星沙来拜访我。我看他的为人，胸襟气韵豁达，好像没有什么阻滞，因此乐意把这些话告诉他。前行吧，努力啊！将来我看你的眉宇，就能知道你的诗歌有没有进步。不过，我所等待你的，难道只是诗歌吗？书写谯闵王事迹后 考察谯王当初曾与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长沙王循、衡阳太守淮陵刘翼、舂陵令长沙易雄一同起兵讨伐贼人。后来魏乂进攻长沙，城中坚守，双方相持将近百日。刘翼战死，谯王又守长沙；这样看来，刘翼和长沙城，实在是相互以存亡相系。魏乂用囚车载着谯王和易雄，送往武昌。谯王在途中遇害，易雄和谯王又是相互以存亡相系。这两个人不能随谯王一起享受祭祀，可以吗？又，谯王起兵时，宜都内史周级派他的兄长之子周该到长沙申明疑难。魏乂等急攻湘州，谯王派周该和从事周崎从间道出城求救，都被巡逻者捕获。周崎既然抗拒解杨之节，周该受拷打直到死，始终没有说出原因，也可以称为有志守义之士。周该虽然不是谯王的属官，实际上却是为谯王而死。周崎已经从祀，周该不应独自被遗漏。等到谯王被捕，佐吏纷纷逃散，只有主簿桓雄、书佐韩阶、从事武延毁坏官服跟随他，不离左右。桓雄后来又被杀，韩阶、武延坚持志节更加坚定，最终护送谯王的遗体直到都城，安葬后才离去。这三个人的志节大略相同，而桓雄又以死节闻名；韩阶已经得到从祀，桓雄和武延却没有被列入，这是为什么呢？至于邓骞，虽然有预先洞察的明智，也曾替谯王向甘卓求援；甘卓扣留他，他没有屈从，不能说他对所事奉的人不忠。等到城池陷落、谯王死亡，他却做了魏乂的别驾，毁弃节操去事奉仇敌，这实在令人不能理解。现在把刘翼、易雄、桓雄、武延、周该一并列入庙中从祀，黜除邓骞，希望借此彰明君臣的大义，使坚持志节不改变的人知道受到勉励，也使不能始终守节的人知道受到警戒。

译跋章冠叟《困斋记》冠叟用‘困’来命名书斋，距今有二十年了吗？这副身体从未真正困顿过，如今却确实困顿了。《易经》以‘泽无水’为困卦的象，说：‘君子因此致力于完成天命、实现志向。’人的穷困与显达、得意与失意，都应当知道命运由天决定；世上以学问自命的人，谁不知道这一点？但一旦处于穷困贫约之中，焦急得像干涸车辙里的鲫鱼，能够真正把一切交付给天命而不忧戚叹息、流泪痛苦的人，实在很少。大概道理尚未穷尽，本性尚未完全发挥，所谓天命，也只是粗略知道罢了。圣人对于困卦的卦象，不说‘知命’，而说‘致命’。‘致’的意思，是推究、贯彻到极致，没有一丝一毫达不到。这一旨意难道不深吗？求学者用力的方法，大概也只是穷尽天下的义理罢了。穷尽义理以后才能尽其本性，尽其本性便达到天命。理、性、命，什么时候曾经有两个呢？富贵而不知道天命，志向未尝不郁结；困穷而知道天命，志向未尝不舒展。这就是致命能够实现志向的原因。张子说：‘贫贱忧戚，正足以琢磨你，使你成器。’冠叟如果能够体会这句话，那么上天使冠叟遭受困厄，正是为了琢磨成就冠叟。我正准备归隐西山，将用这些话自我勉励。冠叟也知道应当怎样勉励自己吗？将来我看你的眉宇，就知道你的志向是否实现了【“推究到极致”，本来是伊川的说法；后来看到《本义》，把“致命”解释为“把自己的性命交付出去”，才知道“推究”之说并不完备，姑且记在这里】了翁帖 李忠定公题写临江萧君所收藏的了翁帖，说它不遵循古人的格调轨辙，自有一种风味。如今看这封帖，确实如此。其中说：‘山阳遭受盗贼和歉收之后，衰败凋敝得很厉害，只能随遇而安。’这就是所谓平素习惯于患难，所以处在患难中也能安然的人。因此即使是山岭角落、海边僻处、蛮烟瘴雨之地，也未尝不能安居，何况山阳呢？这种高尚的风范凛然可敬，令人畏仰。跋晦翁《感兴诗》乾卦的四种德性交替运行而无穷无尽，它的根本只是诚。诚就是太极；它播散到万品万物，是诚的贯通；它使灵妙根本坚固，是诚的复归。贯通便成为仁、礼，复归便成为义、智。这就是所谓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然而动静循环，静是根本，所以元气根源于贞正，感应以寂静为基础。不能涵养未发时的中正，哪里会有已经发出后的和谐？因此这首诗说，世人的纷扰忙乱恰好损害大道，不如居住山林的人，静静观察，细密考察，还能探求万物变化的根源。总之，道无处不在最初的根本之中，不会因为出仕或退处、喧闹或寂静而有所间隔。善于学习的人，应当探求先生言语之外的意义。跋郑大惠《饭牛集》我曾为豫章黄量题写他的诗卷，说：‘天地间有清气，散入诗人的脾胃。这是唐代贯休的话。天地之间清明秀杰的气，广大充满，无处不在，只是要看承受它的人怎样。诗经说：“那洁美的玉瓒，黄酒流在其中。”玉瓒是最珍贵的器皿，黄酒是最洁净的液体。一定要有最珍贵的器皿，才能承受最洁净的东西。世人胸中纷扰，污垢万端，如同蛲虫聚集，如同粪土堆积，天地间的清气又从哪里进入呢？清气不能进入其中，那么即使想求得几句有意味的话也不可得，何况能够摹写天地大化、包罗万象，表现出道士所不能达到的境界呢？’黄生很以为我说得知己。谷口郑君把所谓《饭牛集》给我看，其中的诗歌清新绝妙而可爱，读起来像咀嚼冰雪；料想他一定从此有所领会，所以写下这些话勉励他。跋萧定夫所收藏的胡文定《碧泉诗》卷。《碧泉诗卷》不过几十张纸罢了，但胡氏父子、兄弟、师友的手迹都保存于其中。伊洛二先生的学说，依靠龟山杨氏传承下来；南文定得到它，又传授给五峰，五峰再传给南轩，于是这门道学更加光明盛大。这一卷诗，虽然是为泉水而作，但玩味其中的辞意，师友之间传授学问的深意，已有蔚然可见之处，并非寻常的赋诗吟咏可比。萧君应当珍藏它啊。跋《张魏公不欺室铭》卫武公已经九十五岁了，还作《抑》《戒》来警戒自己，说：“看着你独处内室时的表现，希望仍不愧对屋漏之神。不要说幽暗处无人看见，没有人能看见我。”他到了老年仍不昏乱，正是如此，所以死后被称为睿圣武公。张忠献公在临终易箦之时作这篇铭文，他比武公更加高明。王忠文公与张公同为一代正人，所以他的诗和这篇铭文大略相同。后世有志于正心诚意之学的君子，应当深深体味其中的意义。题《刘静春与彭止堂帖》及《彭仲诚墨庄五诗》后 静春的学问，深入幽微，探究精深；止堂的节操，如星辰和太阳同样光辉。仲诚父亲把这封信给我看，使我感慨万千而兴起怀念之情。前代贤哲的清澈如泉，可以鉴照万物；荷花浮动着香气。我读您的诗，就像游览墨庄。老成之士已经去世，但他的典范还在【指仲诚】。尚且为这篇文章努力吧，也要珍重自己。跋陈复斋为王实之所书《四事箴》我在星沙时，曾用廉洁、仁爱、公正、勤勉四件事勉励属官。王实之作了这篇箴文送给我，我曾把它悬挂在幕府的墙上，与同僚共同警戒自己。如今复斋陈公师复又把这个本子大字书写出来。实之的箴文，明白、严厉、峻切，读者已经知道敬畏了；复斋的字，则森严清劲，看见它的人便仿佛端正之人、正直之士站在面前，更应当凛然生敬。跋郄氏族系 郄氏家族的源流始末，在《春秋》中都记载得很清楚。丈夫耕作，妻子送饭，彼此相敬如宾，这就是郄氏家族兴盛而显赫的原因；懒惰而抛弃君命，这就是它衰败的原因。这样看来，一次敬谨、一次放纵，家族的盛衰便由此奠定，实在令人畏惧。自《春秋》以后几百年，郄诜在晋朝显达；自晋朝以后又过了几千年，太冶君又凭借高第而闻名于当时。苏轼曾说：“君子的恩泽，难道只能延续五代便断绝吗？”大概只要得到合适的人才，就可以传到百代，确实如此啊！侍郎王公已经考辨了郄氏族姓的来源，我又推究其兴盛衰败的原因，把这些写在后面。跋杨和父印施《普门品》

译我从小读《普门品》，虽然不能深刻理解其中的义理，但曾凭自己的意思推测说：这不过是佛教的寓言罢了。从前唐代李文公问药山禅师：“什么叫黑风吹船飘落到鬼国？”国师说：“李翱小子，你问这个做什么？”李文公勃然大怒，神色都显露出来。禅师笑着说：“你生出这种嗔怒之心，便是黑风吹船飘落到鬼国了。”唉！药山可以说是善于启发人了。由此推求，就知道利欲炽盛便是大坑，贪爱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净，烈火就会变成池水；一念警觉，船便到达彼岸。灾祸患难缠绕束缚，身处何地都能安然，我没有恐惧，便像枷锁自己脱落；恶人侵凌，以蛮横无理相待，我没有愤怒嫉恨，便像野兽自行逃走。读这部经的人，如果能作这样的观照，就会知道普陀大士是真实地救助人，并不是随意说说而已。杨君和父刊刻此书流传，我便诵说自己浅薄的见闻，再补充一句转语，希望对观看此书的人不无小小的帮助。跋傅侍郎奏议后 右边是《竹隐先生侍郎傅公奏议》十卷。建安真某恭敬地读后感叹说：唉！这些奏议足以看出傅公立身朝廷、侍奉君主的始末了。从前柳下惠任士师，三次被罢黜，孔子却取法于他。孟子因“委屈一尺而伸直八尺”的问题反复辩论，最后说：“自己已经弯曲了，就没有能够使别人伸直的。”学者平日诵读孔孟的话，谁不以坚持正道自期？可是到了君主的朝廷，宠爱俸禄在前面诱惑，刑罚灾祸在后面威吓，很少有人不委屈自己、顺从他人而背弃平素的操守。学者即使有时勉强坚持一时，因为认识不深、守持不坚，被斥退一次便后悔的人也有。至于被斥退再三而不后悔，那就很少了。能够坚持正道，终身不后悔，即使古代也没有几个人。今天寻求这样的人，像傅公这样，可以说差不多就是这种人了。傅公前后有三次在朝任职：最初任将作丞，离进入台阁已不远；中间任郎官、卿，掌管粮饷之事，离成为侍从也不远；晚年任谏大夫、在经筵劝讲，离执政之位也不远。假使换作别人处于这种地位，借口委曲求全、办理政事的名义，来实行保全自身、巩固官位的打算，哪里会有不能达到的呢？可是傅公却不是这样。庆元初年，韩侂胄开始掌权，已经驱逐宰相而独揽大权，随即想借朋党的名义，把朝廷中的贤士全部排空。朝廷内外震惊恐惧，没有人敢触犯他的锋芒。傅公以小臣身份进见答对，独自恳切地向皇上进言说：“从前国家的祸患，开始都萌芽于个人好恶的私心，最后发展到泛滥而不可挽救。汉代的党锢、唐代的党人以及本朝的党籍，大抵都由此而来，不可不戒。”因此与韩侂胄不合，补任外郡而离开朝廷。等到韩侂胄掌权多年，想以侥幸取得的功劳来实现不臣之志，于是边境的嫌隙渐渐开启，而朝廷中再没有提出异议的人。傅公因入朝奏事，已经当面论说此事不可行；出使鄂渚后，又因董逵之事，一再在朝廷公开陈说，请求告诫边臣不要妄动以致使敌人疑惧，并且写信给韩侂胄，深切陈述这样做不可行的情形。因此更加与韩侂胄不合，被罢免斥退而归。等到事变发展到极点，傅公的话终于像灵验的蓍草和大龟一样得到证明，皇上也想到傅公的忠诚，提拔他担任谏诤之职，似乎他的志向应当稍稍得到伸展了；但他又不能长久任职。大概傅公做人，只知道国家的利害，不知道自身的安危；只知道约束自己奔走尽责，不知道用诡诈的手段求取机会。所以他屡次进用，又屡次与权势者不合。从前傅公的先祖正献简公任谏官、御史四年，论事共一百六十多篇。傅公在谏官任上才五十多天，所上奏章也有十三篇。看他想修明后世的法则以端正教化的根本，斥退宦官以遏止奸邪的萌芽，调和异同以消除朋党，言辞平和，正直而不激烈，确实有献简公的风范。到了他解除谏职、改任吏部侍郎，却不办理政事便离去，又是祖孙相望，行事如出一辙。唉，伟大啊！《唐史》称魏謩议论挺拔刚正，有祖先的风烈。我曾考察郑公之后，历经十四朝才有魏謩。如今傅氏自献简公以清廉忠诚、正直节操成为元祐名臣，再传到忠肃公，以忠诚大义成为有宋以来仗节死难的臣子，又再传到傅公，以精诚忠心和深远见识成为嘉定名臣之首。由此看来，他比魏氏远为贤明。今天的天子日夜思念贤哲，以挽救时局的艰难，而傅公年高而精神明健，巍然成为国家长寿的贤俊之臣。总有一天他会幡然起用，被授予大政，把平日的主张全部实行，使这个世道处在大安大宁的境地，那一天一定会到来。我既庆幸自己的名字附在奏议末尾，又早晚等候着这一天。嘉定己卯正月，恭敬地书写于温陵郡斋。《石鼓挽章祭文》后 嘉定十年，我从江东漕司调任泉州知州。提舶使者赵侯崇度实际代理州事。赵侯是丞相忠定公的儿子。庆元初年，忠定公因谗言被罢去职位，死于衡阳。海内人士，无论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都为之流泪。我当时十八九岁，以进士身份游学都城，听到他被诬陷的始末，已经咬牙切齿、痛恨愤怒，只恨没有请求尚方剑来诛杀奸臣。后来开始在朝廷任职，才有机会与忠定公的长子、吏部侍郎交游，彼此相交甚好；等我来到南方，又代替赵侯任泉州知州，并且共同处理政务，后来又结成姻亲。闲谈时我们互相谈到庆元初年的事情，往往话还没有说完，便互相劝酒，凄然落下几行眼泪。我说：“赵侯知道先相国是怎样招致灾祸的吗？夏、商、周三代以前，元老大臣如咎繇、伊尹、傅说、姬公、召公这一类人，都能终身享有福禄，恩泽流传后世，难道只是行善的报应吗？这是因为人心正直、世论公正，谗言邪说不能从中作祟的缘故。但是周公那样圣明，已经几乎不能免祸，‘鹤鸣’诗中写羽鸟哓哓鸣叫，直到今天读它的人还替周公叹息。唉，也真是危险啊！假如没有雷电大风的警示，成王始终不醒悟，周朝能否成为周朝，实在还不可知。周公这样圣明，成王这样明智，又处在人心正直、世论公正的时代，尚且还会如此，何况后世呢？”

译那么，那些竭尽忠诚、奉献节操的臣子，常常困顿于谗言之中，不能自行申明清白，本来就是常有的事。然而是非之心，是人心所具有的天理，虽然一时可能被遮蔽，却不能使它日后不重新显现；只是显现有早有晚，所以祸患也有深有浅。我曾私下评论近世大臣，功劳在社稷而不能免于灾难的，有三个人：寇忠愍公、司马文正公和忠定公。忠愍公击退凶暴的敌虏，给边疆留下百年的安宁；天禧末年，他拥护太子，赤心如日，却被贬往雷州。文正公承接熙宁、元丰末年的积弊，与百姓重新开始，消除祸乱、开创太平；但他死后却遭到贬谪朱崖。忠定公以宗室卿臣的身份竭力辅佐皇室，扶持大明向东升起，在反掌之间扭转危局，却被迁徙到零陵。三位君子为国尽忠，大体相同，所受的祸患也大体相似。然而寇公去雷州不久，神宗、哲宗亲自执政，谗害者受到惩治，被贬黜者得到舒展；公虽不幸去世，但他的荣誉得到表彰，诬枉也昭然澄清，所以天下几乎陷入危境而很快安定。忠定公被斥退十三年，权臣独揽国命，直到兵祸兴起，百姓暴尸数十万，后来圣主赫然收回威柄，伸张长期郁积的冤屈，所以天下已经危乱之后才逐渐恢复。唯独司马温公不幸又经历绍兴、隆兴、乾道、淳熙、绍熙、庆元、嘉泰、开禧、嘉定、宝庆、绍定、端平、嘉熙、淳祐、宝祐、开庆、景定、咸淳、德祐等时期的变故，群邪相继而起，掌权者达三十多年，最终敌国入侵、国内受辱，徽宗、钦宗二圣流离迁徙，之后是非才得到判定，因此天下终于大乱，几乎不可挽救。由此看来，正人君子的进退、伸屈，难道只是关乎一身一家的利害吗？在上位的人可以把这作为鉴戒。至于小人陷害君子，他们的本意是谋求权力利益、窃取宠爱荣誉；等到公道已经昭明，他们最终也不能免祸，所以奸诈穷途末路而丁谓被流放，灾祸满盈而蔡氏被戮，罪恶达到极点而韩侂胄被诛，他们都流毒后世、遗臭万年，死后仍有余罪。那三位君子，虽然身死，道义却更加光明；事情过去很久，功劳才昭然显白。千年之后，人们仰望他们的风烈，如同仰望神人。那么这究竟是谁得、谁失呢？嘉定十二年八月，赵侯奉诏任邵阳知州，将要出发时，把诸公所作的忠定公挽章、哀词拿给我看，说：“您难道可以不说一句话吗？”我认为忠定公的功勋事迹不需要赞颂便已经显明，只是他已经发生的遭遇有可以作为殷鉴之处，所以乐意为赵侯讲述这些。而我触景生情、感慨今昔，又不胜感慨悲痛。中秋日，建安真某恭敬地书写于忠献堂。蔡真人诰碑 嘉定十一年十月三日，有诏书说：泉山清源洞冲应善利灵济真人，加号“昭博”，成为八字真人。此前嘉定十年夏五月没有下雨，我刚到任，询问各处仙祠灵官中灵验事迹显著的神灵，众人都说是真人。我立即前去祈祷，不久果然下雨。这年冬天干旱，我又前往祈祷，又下了雨。到了第二年春天直到秋天，雨水按时降临，无论高田低田、瘠田肥田，都报告丰收。米价每斗一百钱，面黄肌瘦、脖颈干枯的老人欢呼说：“从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如果不是真人的神灵，实在大大庇佑了我们的土地，我们哪里能得到这样的收成呢！”于是众人一起把这件事报告州府，州府查访后报告给部使者；部使者把文书下发邻近各郡，审查复核，结果都与本州所说相同，于是上报朝廷。天子嘉奖此事，命有关官署考定真人名号中显赫而宏大的字，以表彰真人的功劳。唉，多么美好啊！谨按：真人姓蔡，世代相传其家世出自晋司徒文穆公蔡谟。文穆公的八世孙蔡防任岭南节度使，归来至泉州去世，子孙于是定居在那里。真人侍奉唐朝，任金部员外郎、太原守，晚年抛弃官帽官服，隐居在泉州北山，修习辟谷炼气之术，用方术救济百姓。成仙之后，年岁越久，他的灵验反而越显著。皇朝崇宁年间，开始封为“虚应先生”；绍兴九年封为“冲应真人”；绍兴二十三年加封“善利”；乾道三年又加封“灵济”；到这时于是加封“昭博”。臣私下观察前代那些崇尚道家神仙之说的君主，大多是希望长寿、祈求福报，往往受方士欺骗，成为百代人的笑柄。唯独我圣朝承受上天眷顾和授命，建立神圣统治；凡是老氏、浮屠氏以及山川祠庙的神灵，只有能够按时调节雨旸、消除灾害、对百姓有功的，才开始赐予名号、品秩和祭祀典礼，否则即使神奇怪异、诡特不凡，也不参与其中。大概这是把志向放在百姓身上，而不是为自己求取，所以超过前代远甚。又因为真人清虚淡泊，从未炫耀威势、施行福祐来惊动世俗耳目，但百姓的归依仰望自然不能忘记，朝廷褒封的典礼也自然不能停止。这也像有道德的君子在幽静寂寥之处行善，不求人知，最终却不能被掩盖，难道不是更加可贵吗！臣既把下达的制书刻在木版上，又叙述事情的始末，使后世知道圣朝为什么宠信命名真人，以及真人为什么能够承受这样的宠命，其大意大概就是这样，以备作清源的掌故。嘉定十二年八月甲子朔，具位臣真某记。《梅溪续集》庆元年间，我侥幸考中进士，回到故乡。乡里的儒学前辈杨君明远拿出一部书对我说：“这是永嘉詹事王公所作的《南游集》。”我当时还年轻，不完全了解王公的行事始末，但曾诵读晦庵先生所作的《梅溪集序》，已经知道王公是一代正人。得到这部集子后，我更加敬仰向往。此后在外做官二十年，总是带着它随身携行。像《访邑宰》《中和安静堂》等诗，我都已经熟读成诵。嘉定丁丑年，我奉恩典暂任泉州知州，有机会在四十七年之后继承王公的足迹。当地父老谈到王公，必定感动得流泪；樵夫牧童也知道有一位所谓王侍郎。王公凭什么能在百姓中获得这样的声望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诚”罢了。王公为人，胸襟器度明澈，表里纯一。他立于朝廷侍奉君主，敞开胸怀尽情进言，即使触犯君王威严也不后悔，这是诚。他任官治理百姓，怜悯爱护、安抚教养百姓，就像父母对待婴儿一样，这是诚。至于作诗作文，完全去掉雕琢，浑然都是天然本色。一次登临，一次宴饮观赏，乃至吟咏一草一木、题写一岩一石，那种恳切忠厚的心意也随处寄托其中。唉，真是贤明啊！泉州人应该因此吟咏赞叹而不忘他。文集的刻版收藏在郡斋，年代久了，渐渐有些磨损残缺。适逢商议重新刊刻整修，郡中士人林彬之对我说：“王公劝农、戒讼等文章，集中还有没有收录的。”王公的孙子王防也任蒲中通守，拿出王公的书信三十多通，都是在泉州时写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范，一天天离我们更远。即使只是挥笔游戏、写字遣兴的作品，也应当勤恳地收集，更何况那些和煦仁厚的言论，全都对世间教化有补益呢？于是把这些一并刻印，命名为《梅溪续集》，使后来的人能够阅览。己卯九月己亥，建安真某记。《欧阳四门集》

译《欧阳四门集》刻印成版，收藏在郡斋已经多年了。嘉定己卯年，郡中士人林彬之对我说：“四门先生的文章和品行，昌黎韩文公曾极力称许。到了黄璞那里，传记却只记载太原妓一节，读者对此感到疑惑。”近年黄介、喻良能两位君子都曾作文辨析，认为应当把辨文刊载在文集末尾，以洗刷千年来的诬蔑。我说：“四门先生的品行，既得到昌黎的称许，又受到黄璞的诋毁。后世君子将只相信昌黎的话吗？还是只相信黄璞的疑惑呢？”两位君子即使没有别的话也可以，不把它刊在文集末尾也可以。不过，有一点：自从世上的学者离开正道而专事作文，于是以文章自命的人，只知道修饰自己的言辞，却不知道使自己的品行如金玉般完美；擅长作《楚辞》的人有登墙窥视的丑事，能作赋的人有替人洗涤酒器的污行。可是世上见识浅薄的人反而夸耀羡慕他们，说：“所谓学问，不过是文章罢了。辞藻只怕不够繁丽，何必讲究修养约束？笔力只怕不够雄健，何必在意细节谨慎？”唉！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所谓文章只不过是掩饰奸恶的工具，哪里能说是贯通大道的器具呢？宋玉借寓言讽刺的事情，未必真的存在；至于司马相如的事情，君子大概都以谈论它为羞。穿着儒者的衣冠，诵读先王的言论，却不学习颜回、冉耕，只说“我要以司马相如为榜样”，这也未免太鄙陋了吧？四门先生的诽谤不能在四门先生那里得到澄清吗？那又有什么妨碍？我担心那些苟且放纵的士人将会说：“唐代的名士，尚且有这种事情。”我们还要责怪他什么呢？那么黄璞的一句话，不仅严重诬蔑了四门先生，而且将使学者永远受到祸害。因此按照林彬之的请求，刊刻两位君子的文章，又附上这番议论，希望多少能有所补益。九月庚子，建安真某书。《储襄阳申请》右边是清源储公行之镇守襄阳时所写的申请。过去有人向河汾王氏询问守卫边疆的办法，王氏说：“羊祜、陆抗，都是仁人，可以任用。”我认为羊祜、陆抗难道真是仁人吗？只是因为他们处在战争时代，却不做剽掠盗窃、侵夺抢劫的事情，他们的行为有接近仁德之处，所以君子有所取法。至于边地百姓离开敌国归附我方，从没听说过他们挥军拒绝的。可是近年守边的人却说：“我与敌国讲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中国的百姓就是敌国的百姓。敌国百姓归附我方而我方接纳他们，这是对敌国失信，并不是从前羊祜、陆抗互不侵犯的义理。”所以他们宁愿驱逐、杀害归附者，也不敢救助。唉！羊祜、陆抗正因为能够保全敌国百姓，所以世人以仁人称呼他们。如今来归附的人，虽然说是敌国百姓，实际上却是我国遗留下来的百姓。杀害我国遗民来讨好敌国，这是不仁中的极端。却说“我是在学习羊祜、陆抗”，难道不是荒谬吗？开禧年间，权臣一心想发动事端，于是凭奴仆般的才能、穿墙打洞般的智谋，进入敌境而暴虐其百姓，竟使堂堂大国在边境上做起盗贼来。执掌政事的人如果真能惩戒开禧年间的过失，为什么不也谨慎告诫有关官署，不要成为边民的盗贼就够了。做边民的父母官，难道偏偏不可以吗？孟子说：“现在的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将要掉进井里，都会产生惊惧怜悯之心。”如今我国遗民不幸陷于敌人的水火之中，他们危急可怜的情状，比小孩掉进井里更加严重，却从来没有人为他们感到悲悯，这已经不是人心了。何况还跟随敌人驱逐、杀害他们，这就像厌恶婴儿求乳，把婴儿抱起来摔在地上一样。唉，真令人痛心！据我所知，做边臣而能够把保全百姓作为志向的，只有两三个人，储公就是其中之一。当初储公刚到襄阳时，就已经料到遗民一定会来归附，于是上书提出应当接纳、不能拒绝的意见。后来果然发生了樊快明的事情。制阃之臣在边境张榜大书：“有进入我境内的人，一律杀无赦。”储公在这时不敢只作保全自身、远离罪责的打算，分条提出三种说法上奏朝廷：“樊快明一党，大约有二千六百多人。逼迫他们，他们就会怀有拼死一战的决心；即使战胜他们，也不足以显示武力，若不能取胜，边民便会成为邻境的鱼肉，为邻国所嘲笑，这是我国替敌国承受祸患。中原百姓苦于敌人的暴政，相继前来归附；如果驱逐他们、把他们逼入死地，那么沿边百姓没有不痛恨愤怒的，这是我国替敌国承受怨恨。河南的豪杰早晚也将起兵，听说我国杀害归附者，必定怀有不平之心；将来他们得志，就会把对敌人的仇恨转移到我国身上，这是我国替敌国承受仇雠。唉！储公为国家考虑，可以说深切周到极了。假使执事者能够根据储公的话，集中众人的意见谋划长远策略，一定能够慰藉中原百姓的心，并消除将来的祸患。无奈当时的舆论已经不同，率众来归附的人最终死在边将手中，储公也因此被罢职归乡。大概当时担任边疆重任的人，都争相把杀害归附者当作功劳，而储公的主张却如此，当然显得孤立而难以契合。但储公宁可不与人相合，却不敢不与天道相合。爱惜生命、厌恶杀戮，是上天的原则。罪当处死的人，古人尚且不敢苟且杀害，何况杀害无罪之人呢？我当时正住在金陵，风沙雾霾遮天，连续多日，空气进入人的鼻中都令人酸楚，我料想一定有异常的事情。不久，果然有人把汉水上游的事情告诉我，我抚胸长叹了很久，心想：天道悠远，它果真如此可信吗？我一向痛惜这种愚直迂拙的行为，因读到储公的申请，便又感慨万端，内心受到触动，于是写在卷末。后世君子或许会因这些话而有所感动吧！嘉定己卯十月三日，建安真某书。东坡书写《归去来辞》东坡被贬谪到岭南，旧日朋友很少有人与他通问。在蜀地，只有巢元修；在吴地，则有僧人契顺，他们都徒步跋涉万里，到荒远偏僻的地方去探访他。巢元修因此名载青史，被称为卓越的品行；契顺也凭借这件事流传于后世，实在可敬。契顺说：“只是因为没有任何请求，所以才来到惠州。因为有所求便会产生欲望，有欲望便会丧失本心，是非颠倒而自己还不知道。”世上的小人嫉恨地看待君子，甚至想把君子排挤至死，难道都出于本心吗？正是因为有欲望罢了。赵公珍藏这幅字帖，偶尔拿出来给人看，所能补益的地方很多。己卯年除夕前十日书写于南昌郡斋。近年有一个曾经登门拜访大儒先生的人，后来党争兴起，那人害怕祸患而藏匿踪迹，经过先生门前也不敢相见，便写信道歉说：“不是我不愿意见您，而是害怕给先生带来牵累。”先生回答说：“我近来得了一种病，奇怪得很；见到我就能传染给别人，你不来是很好的。”听到这件事的人替他羞愧得汗流满面。唉，这个人自称通晓经书、学习古人，可是他的品行反而还不如一个僧人，昌黎所说的“名为儒者而实际采取墨家行径”的话，他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于是开玩笑地写在后面，以引发千古一笑。颜鲁公与郭定襄论坐次帖

译考察郭英乂当时任尚书右仆射、定襄郡王，这幅字帖应当是写给郭英乂的。我不擅长书法，也没有专门研究书学，不能辨认它究竟是第几帖。只是看颜公依据礼法、陈明道义，斥责郭英乂的傲慢，折服鱼朝恩的骄横，所论正气严峻凛然，真像冰雪一样令人敬畏而仰望。有人说：郭英乂是小人，颜公却期望他做到正直诚信，岂不是说错了吗？不是这样。君子从来没有主动断绝他人，只是他人自己同君子断绝罢了。郭英乂起初结交鱼朝恩，后来依附元载，自以为富贵终身可以保全，最终仍不能免于成都之祸。世上那些依靠权势、把清正舆论看得不值得防备的人，可以以此为鉴。二吴公帖 正肃公的精诚忠心和重大节操，各位名流在题跋中都已经详细谈到了。我独自感慨正肃公任枢密副使时，曾论述边疆事务的一篇奏疏中说：“议论的人认为不同地域互相攻伐，是中国的利益。我认为不是这样。两个强国连续交战，士兵战马会更加训练有素；一国幸而获胜，就会气焰骄横、势力横行，另生贪求之心，必然导致事端。应当告诫二府，讲求训练军队、整备边疆的策略，希望远方的人听到这些，就能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唉！正肃公的话如果在庆历年间得到采用，就不会看见它的功效。后来七八十年，两地交战，朝廷大臣动容相贺，再没有人想到正肃公所担忧的事情。不久，一个敌国乘胜而变得横暴，最终正如正肃公所说。到这时才知道，正人君子为国家作长远考虑，即使蓍草和龟甲也比不上。于是看到他的遗墨，不禁为之长叹。正宪公忠诚为国，与正肃公大略相同，只是遭遇不同。正肃公参与执掌大政时，朝廷中有许多君子；他虽然提出危险而切直的议论，多次与小人抵触，因此不能真正成为宰相，但始终受到的宠遇并没有减少。正宪公登上执政之位，实际上继承了荆公、舒公的事业。有人说：“他的操守坚确，前面受阻，后来又被排斥，志向不能实现；有一天稍稍得以伸展，却仍然在险崎邪曲之中，暗中防范正人，竭力扶持公论，直到死才停止。”因此群奸对他咬牙切齿，甚至制造了兴怀素的案件，发泄报复的私心。如今看来，正宪公清明光亮的节操，如同白日般明净；他的遗墨即使残破的纸张，人们也争相珍藏。至于那些如鬼蜮般的小人，身死名灭，同鼠狗没有区别，这究竟是谁得谁失呢？提管君大概是正宪公的孙子，正凭才干事业而著名，确实能够继承他的家业。这样看来，吴氏家族的兴盛，大概还没有到尽头。陈慧父《竹坡诗稿》从前王子猷居住的地方一定种竹子，说：“怎么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先生呢？”可是子猷的品行不能与他的名声相称，被人认为污浊。那么，子猷固然喜爱竹子，只怕竹子并不喜爱子猷罢了。如今竹坡君沿着溪水筑屋而居，种了上万竿竹子，又有诗一千篇；清风凉月之时，长声吟咏于竹林之间。这位先生如果有知，也应当欣然为您一笑。建安真某替他作歌说：“万竿碧玉啊森然成林，清风啊充满树林。有一位幽居高蹈的人啊，时时击节长吟。长吟啊连绵不断，凤凰因此起舞，鸾鸟因此奏起乐曲。这样的快乐啊谁能知道？即使只有箪食瓢饮啊也已经满足。” 任汉州所收藏的朱文公与南轩先生书帖 考察南轩先生的两封书信，都是将要离开桂林时写的；任侯所收藏的文公先生字帖，正是与这两封信往来的作品。乾道、淳熙年间，两位先生互相以师友相待，以传承斯文为己任，对每一句议论、每一篇著述反复讲求研磨，一定要达到最恰当的程度才停止。这些书信中所讨论的《中庸》《近思录》，大概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以两位先生的学问，可以说是深入而有所得了，但仍然如此急切地需要朋友的帮助，何况普通学者呢？文公记述《濂溪书堂》时，认为斯文的传承只有得到上天赋予的人才能参与，这幅字帖中所说的阐发天命之意，就是这个意思。濂溪出生在千年之后，却接续了孔孟失传的道统，确实是上天所赋予的。两位先生同时出世，讲明这条道理，以接续周敦颐、程颢、程颐的正脉，说不是天意可以吗？不过，上天并不是只偏爱两位先生，两位先生也从未把这种所得据为己有。学者如果真能依据他们的话来求得他们的心意，从下学的功夫循序渐进达到上达的境地，那么道就在自己身上了。如果说两位先生是天人般的人物，不是通过学习能够达到的，便安于卑下、固守浅陋，只求在世俗人中自以为贤，这岂只是违背两位先生的本心，实际上也是辜负了上天。文公所说“不能说一切都是命”的意思，也许正在这里，所以一并提到。《任汉州发策》本末 嘉定庚午年，我和姑苏黄公一同任职于翰林院。闲暇时，他把庆元年间营救发策的事情详细告诉我。我认为任君、陈君、林君三位君子，愤恨权臣专横放肆，奋笔斥骂，却忘了灾祸会降临到自己身上；黄公怜悯善类受到伤害，竭尽力量保全他们，也不考虑自身的危险，这些事情不是贤者没有人能够做到。我请求离去时，恰好轮到我起草诏书，于是引用这件事来挽留他。转眼十五年间，黄公与陈、林二位君子都已经不能再见，唯独任侯历任内外官职，功名显赫，前途仍然未尽。任侯曾反思当时策问士人的做法，究竟为什么会那样呢？是因为爱君的诚心充满胸中，有不能自已的地方罢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是天理自然的微妙作用。把它完整地保存并涵养起来，不掺杂私欲，那么日后匡正君主、成就事业，不过是由此扩充而已。任侯，请努力吧。杨文公书写玉溪生诗 这是我们乡里的文公所书写的字。国朝南方人物的兴盛，从浦城开始；浦城人物的兴盛，则从文庄公和文公开始。咸平、景德年间，文公的文章称雄天下。然而假使他的成就只是凭借文章书法而出名，那么也不过是同文人墨客争逐高下、较量先后罢了。唯独他清廉忠诚、节操重大，凛然不可改变；对于不合义理的富贵，看起来如同鼻涕唾沫。这大概正是他巍然成为世间屏障的原因吧？我的茅屋距离文公旧宅不到几里，曾经在那里徘徊一整天，想象他的遗风，却不能见到本人。如今竟从文公的孙子、零陵史君那里得以观看他的真迹，这也是幸运啊。唉！前辈的典范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乡邦人物已经寥寥无几、屈指可数；杨氏后人像史君这样的人，又还有几个呢？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难道不应该更加彼此勉励吗！许介之诗卷

译我听说许介之以诗著名已经很久了。甲申年，他带着几百首诗到星沙来拜访我，说：“我年轻时，有幸登门拜谒平园、诚斋两位先生。两位先生不轻视我，都把我期望在辞章的领域。如今我的年纪日渐增长，担心没有办法符合两位先生的期望，怎么办呢？”我看他这个人昂然挺立，谈论古今，娓娓不绝，便肃然起敬，对他说：“两位先生了解你很深。不过在我看来，你难道只是一个诗人吗？你的智谋纵横，可以参与边疆以外的谋划；你的雄辩慷慨，可以使不可测度的敌虏屈服。两位先生在辞章领域期望你，我将等待你在功名方面有所成就，可以吗？”不过，功名是身外之物，君子的本性并不依存于此。子房、孔明如果不是因为道义在于恢复韩国、讨伐汉贼，即使终身隐居山林也可以，难道会急切追求功名，借此求得自我显现吗？士人如果能自重其身，那么一切身外之物都不值得计较。这样说来，我将把你引向道德的领域，可以吗？道德是君子成就自身的根本，功名要依靠时势，而辞章又是末节。介之，你要努力啊！你的先祖右丞公处在艰难的时代，事业虽然没有能够完全施展，但嘉言直道与李忠定公大致相当，天下人都把他看作正人。他又潜心研究圣人经书，撰写训诂传注，其中还有前代儒者没有阐发的地方。介之回去后好好探求，已经有足够的老师了。至于介之诗词的敏捷华美，有各位先生的题评在那里，所以不再说了。《胡子知言稿》孟子把能够辨知诐、淫、邪、遁四种言论称为“知言”。胡子的著作以此命名，是为了辨析异端的言论与我们圣人的言论不同。杨朱、墨翟的危害不止息，孔子的道就不能显明。因此《知言》一书，对于诸子百家的邪说，逐一辞辩并加以驳斥，极其详尽，大概是为了继承孟子的事业。学者如果真能深深体味其中的宗旨，那么对于我们正大之道与异端偏小之说，就会像辨别黑白、数一二那样清楚。萧君定夫把他所收藏的真稿给我看，我恭敬地拜读后写在卷末。吕子约与彭仲诚帖 大愚吕公有清正的风范和正直的节操，是一代伟人。我没有来得及见到他，却有幸看到他写给彭仲诚君、讨论学问的几封信。其中论说阅读《明道行状》，可以由此观察圣贤的气象；读书以《论语》为根本，践履以不自欺为根本。这些话多么丰富啊！哪里只是仲诚父应当终身奉行，凡是善于学习的人都应当抄写一份，放在座席旁边。金尚书撰写《陈丞相志铭》稿 【周丞相跋说：我在年少求学时，已经听说黟县、歙县的金公彦亨是著名御史，论奏弹劾权贵强臣，从不回避。绍兴戊午年春天，他因母亲去世离开朝廷，服丧期满后，秦丞相压制他而不任用他，前后一共二十年。己卯年，高宗以宗正少卿的身份召他回来，历任礼部侍郎、给事中。壬午年六月，寿王刚刚即位，皇帝对他的眷顾和礼遇非常优厚。这年秋天，我以起居郎兼中书舍人，与金公同在后省，见他正直诚信、见闻广博，年纪虽高而德行更加美盛，我每每与从官感叹自己比不上他。吏部徐侍郎度因此对我说：政和、宣和年间，后辈很少读史。有一天，沈状元晦因为博学来到京师，东南士子都一致尊奉他，来访者挤满门庭；听到他引用古事，没有不肃然倾听的。唯独金公坐在下首，几次摇头，同乡人问他缘故，他便说：“某件事错了，某件事不是这样。”退下后考查核实，果然如此。大概金公对于史传都能默默记忆，询问他时往往能够背诵出来，直到今天仍不用史书随身携带，他的学问由此可知。至于他端庄稳重、诚实正直、在皇上面前不欺骗，又有值得记载的地方，特意表彰出来。当时我兼任西掖第二天，有诏令说婉容翟氏进封本位，官吏一并应当推恩，但宫禁制度有所限制，只特许转行；她就是今天的寿成皇太后。】当时给事中、舍人常常共同封还驳正诏令，我私下对金公说：“妃嫔的位号不是中官就是医流，按照制度都应当受到限制。前德寿宫推恩江上扈从人员的赏赐，今上施恩时也没有转行，只命令改为回授，似乎应当上奏论列。”金公叹息说：“您的话是对的。近来夏贤妃位号推恩的事情，我实在没有明白，已经写成文书发下去了，如今恐怕与前例相违，您自己封还奏驳也可以。”我说：“如果这样，还是应当再商量。”庚申日举行讲筵，金公和我偶然都因职事留在宫中，起初不知道金公要奏什么，只远远看见他在殿上拜了两拜。退朝后我上前，刚走到御榻前，皇上迎接慰劳说：“我起初以为你只会作文，刚才金安节说你想论奏婉容位号转行违反制度的事情，没想到你这样刚正，真是全才，可以立即把奏章进上来。”我这才知道，金公忠诚正直、绝不迁就错误，竟到了这种程度。奏章上呈后，皇帝批示依照奏议办理，夏妃位号的官吏也命令依照条文改为回授。这件事不仅显著表现了金公的盛德，寿皇也可以说是听从劝谏如同转动圆环一样容易。三十四年后，金公的孙子承直郎、铸钱司检踏官箎拿出金公的文稿，请求我写一句话。我恭敬地题写在后面，以补充家传的缺漏。至于金公文章典雅，完全如同他的为人，识者自然知道，哪里还需要赞颂呢。庆元元年九月某日，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周某题书。杨阁学杨某说：“我在隆兴元年冬天到吏部接受任命，有一天拜见中书舍人澹庵胡先生，座位还没有坐定，门外传呼说贵客到了，我急忙躲进斋房避开。只见主人和宾客四人，都鬓发胡须雪白，衣冠整肃高峻，进退庄重恭敬。我问先生的儿子胡泳，先生指着他们说：‘这位是彦亨金公，这位是龟龄王公，这位是邦彦陈公。’当时群贤充满朝廷，气象就是如此。庆历、元祐年间，这四位又是其中的佼佼者，声名日益显著，远远望去仿佛神人。然而我竟能得以瞻仰他们的声容，更私下庆幸，认为即使是商山四皓，也未必胜过他们。三十六年后，我从金公的孙子箎那里得到金公的文稿，第一篇大概是金公所作的文恭陈公墓志铭。我读完整篇，认为自欧阳公的碑文、王文正公的文章之后，才又见到这样的作品。大概这两位宰相的文章，可以相互抗衡了。”我恭敬地题写在后面。庆元戊午年季冬中旬某日，太中大夫、焕章阁待制杨某题书。看平园、诚斋二公所写的文字，可以见到当时侍从大臣同心为国，小有过失，便不惜把一切都直说出来；又可以看到当时德高望重、才气卓异的人，戴着高冠，佩着玉饰，全都聚集在朝廷。正如两位老人归于周朝、四位贤者处在汉朝一样。这都是阜陵初年执政时的情形，而气象竟如此。二十八年的治理，大概由此便可以预见了。遥想那盛事，不禁为之长叹三声。宝庆改元六月戊午，朝请大夫、新任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真某题书。

译王舍人元石家传【王公名介】已故集英殿修撰王公任秘书监时，我充任三馆属员；后来升任少宗正，又以玉牒检讨、纂修等职属任职于他。王公不嫌弃我的愚钝，对我照顾、接待、期许都十分优厚，所以王公立朝任职的始末，我知道得最深。如今看王公的儿子埜所作的家传，其中每一句都是实录。唉！凭王公的忠诚亮节、正学远识，假使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蕴蓄，把它施用于朝廷，他的功用哪里可以估量呢？然而当时的议论往往彼此抵牾，难以相合，因此不能安居朝廷而离去。离去以后，多年不再被召用，王公也就去世了。怎能不叹息？怎能不惋惜？我曾私下评论王公平生的建树，大概有汲长孺、王元之的风范。遗憾世上了解王公的人太少，因此读了这篇家传，便写在书卷末尾。将来如果有良史出现，未必不会采纳这些话。赵浦城祖殿撰叔近遗事 我读昌黎公所撰写的曹王皋碑文，没有一次不感慨而赞叹他的为人。曹王统帅湖南时，戍将国良在武冈叛乱，曹王率领各道军队讨伐，未能取胜；但曹王只带一名骑兵，奔走五百里抵达国良营垒，呼唤并晓谕他，竟使他的全军全部投降。这就是曹王凭一人之身，胜过数十万军队的贤能。正当杭州士卒占据城池叛乱，声势十分嚣张时，赵公不过是邻郡太守，拥兵观望成败，谁能责怪他呢？可是他却独自奋然出击，晓谕他们天子的威德，使凶恶的同党、叛逆之徒惊惧而动摇。把钱塘亿万百姓从饥饿猛虎的口中救出，功劳与曹王相当，而艰难却超过他。两位公都是帝室后裔，遭逢时局多难，却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难道不伟大吗？然而曹王最终以功勋声名终身，赵公不久便死在嫉妒者手中。有曹王的才能和功劳，却没有他的命运，实在可叹。绍兴初年，虽然曾经为他昭雪沉冤，追复官秩并题名书殿，但为后代录用孤遗而设的典制，直到后来仍被文俗官吏阻挠，终于没有实行，更加可叹。然而世上没有受屈于人而不能伸张于上天的事。凭赵公的忠烈，曾经没有得到一命之赏来酬答后代，但从孙辈到曾孙辈接连登科，光彩照耀在太常的名籍之中。以我所了解的情况看，若会稽别驾、浦城大夫这样的才华和贤德，正如玉中的精英、美玉，鸟羽中的五色光彩。他们的嫉妒赵公者，只能一时困厄他的自身，却不能使上天在将来不昌盛他的后代。自古志士仁人之所以特立独行而不顾一切，只是因为认为上天值得依恃罢了。唉，赵公大概可以没有遗憾了。题写李果斋所书郑伯元诗后的跋 我和公晦在泉山做同僚。两年之间，对于学问、文章的源流，几乎没有什么不谈论的，唯独很少谈诗，我以为他大概没有闲暇留意。如今公晦仙逝已经七年，才从他的弟弟耘叟那里看到他亲手抄写的郑伯元诗，以及他登太白坟时所作的诗，才知道他的用功竟这样深。那么在诗之外，他没有说出的东西，难道还少吗？从前坡公说：‘我对于与可所知道的，大概没有多少；至于我不知道的，却多得不可胜数。’我对于公晦也这样说。耘叟的笔力超凡，十分像他的兄长，看见他的字迹就如同见到公晦，使人悲怆而生起九原之悲。绍定庚寅年十月甲子日，西山真某题书。《西山文集》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三十五 宋，真德秀撰 题跋 郑居士手抄《古文孝经》自从唐玄宗亲自注释的《孝经》问世以后，人们便不再知道还有古文《孝经》。前代贤人司马公作《指解》，太史范公又为它作解释，于是学者才得以看见这部经的古文旧本。然而诵读学习它的人大概很少，何况能够身体力行的人呢？居士郑公居父丧时，亲手抄写这部经，谨慎遵守其中的道理，可以说是志向笃定、努力践行的人。他当时落笔抄写，用的纸恐怕都来不及精心选择，这难道是有意要流传吗？距今已经八十五年，经历虫蛀侵蚀之后，墨色仍像新的一样，使人捧读把玩而肃然起敬。善行不能被掩盖，大概就是这样。唉！古人对于先辈遗留下的一件器物、一件物品，尚且谨慎收藏，何况这部抄本中还保存着居士的用心呢？主簿君孝顺而贤能，把它珍藏起来传给后代，使郑氏子孙世世代代成为笃行孝道的人家，难道不是美事吗？主簿名叫尧佐。《江峰文集》【周伯起，字起宗，自号江峰野夫，文集二十卷】诸位公卿对周君的文章评论得十分详尽。然而我之所以看重周君，并不在这一点。自古以来，文人很少顾念操守。凭柳河东那样的才艺和贤德，尚且甘心自附于王伾、王叔文的党派。元才子起初任御史，号称刚劲挺立，晚年却反而通过宦官进用，招致‘青蝇集瓜’的讥刺，羞辱无穷。周君曾任赤县官，有宦官因事到官府，倚仗权势要求必胜，周君毅然不予理会，终于辨明曲直才罢休。身处下级官僚地位，却能如此挺然自立；假使把周君同子厚、微之互换处境，他难道肯做那两个人所做的事吗？我看江郎的三座山峰，高插云汉，好像伟人杰士，穿着盛服、面色如玉，挺立在朝廷上，使奸邪谄媚之徒为之丧气，料想其中所凝聚的气象一定非同寻常。周君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吧？可惜他沉沦于选调，胸中所蕴蓄的才能最终未必能够施展，实在可叹。周君评论古人，大多合乎义理；唯独他辨析屈原操行的一节，反而取法于扬雄《反骚》的说法，这一点我不能理解。唉，怎么才能把周君从九原起请出来，同他商量呢？

译《詹应之三经》余干人詹应之从年轻时便有志于经世之学，精通六经，又旁通史书，记诵百家之言。他曾经在江淮一带游历，观察山川形势，筹划攻守防御，所说的确切可用。然而当世没有了解他的人，他便退居一室，深思不已。他对于先儒治理心性、涵养本性的学说，没有不加以研读的。后来又说：‘我的身体存在，然后才能穷究我的学问。’那么道家一派所谓爱惜精神、保养元气的说法，本来就不能忽略。于是他前往庐山，进入太平宫，取出箱笈中的全部书籍，日夜不息地阅读，完全领会了它们的旨趣。他说：‘黄帝、老子的言论，是在讲道；后世神仙家讲九还七返的诀术，是在讲术。道是我所应当追求的，术却不必拘泥。’于是他精心研习《阴符经》《道德经》二经，多年以后才窥见其中的奥妙。又认为《周易参同契》是这两部经的羽翼，于是一起为它们作注释，总共几千字，并且颇多采用其中的方法来炼养自己。他如今六十六岁了，面色看起来像浓重的朱砂，两眼全是碧色。有人说：‘您是儒者，却从事这些事，难道不会成为圣门的罪人吗？’应之说：‘唉，您说得对。不过我曾经思考过：人之所以能够出生，是承受天命而来的。’ 儒者希望保全上天所赋予自己的理，道家希望保全上天所赋予自己的气。理和气难道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吗？譬如大圭、拱璧，是天下最珍贵的宝物，人人都知道，所以一定要替它们装在匣子里、包裹起来，然后它们的珍贵才能得到保全。理不就是圭璧吗？气不就是匣子和包裹吗？匣子和包裹破坏了，却希望圭璧完好，即使庸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气已经衰败了，却说我要保存我的理，难道会有这种道理吗？所以我之所以保养生命，不只是为了爱惜我的气，而是希望使我的气达到神明的境界，从而充实其实际内容，使理更加光明广大。从前《乡党》一篇，关于饮食起居的方法说得很完备，大概是忧勤谨慎地保护它，就像保护婴儿一样，不敢稍有放纵。这难道不是因为气一旦失调就会动摇心志，而安定身体本来就是为了保全性吗？只是圣贤把它实行在日常生活中，而道家又杂入了各种方术，因此才有所不同。我们儒者不专守一家师说，能够守住根本而又从其他学说中有所取法，这是我的惭愧。然而我只是保养并顺应正常状态，并不是贪图长生来谋求私利，也许可以免除过失吧？况且保养形体、延长寿命，程子并不废弃导引吐纳，上蔡也取法于此。您认为怎么样？提问的人茫然说道：‘我明白了。’ 我于是采录他的话，写在《三经》的末尾。应之名谷，自号震山子。《慈湖先生行述》慈湖先生杨公将要下葬，叔谨写信来，嘱咐我说：‘先君的墓志，您来替他写吧。’先生的门人、建昌人傅君正夫不远千里，到粤山山麓来访我，也以此事请求。我私下反复想到，嘉定初年，先生以秘书郎的身份被召用，我充任馆职，才得以跟随他。曾经看见他斋戒明洁、穿着盛服，非礼不动；平时私下相处也严肃恭敬，仿佛面对君主和老师。亲属中服齐衰、大功之丧，直到缌麻之服，服制和丧期一概以礼法为准，而容貌神色也与之相称。他平时待人接物，从容和乐，从未故意显得与众不同；但他的清明高远，实在无人能够企及。同僚有过错，他便委婉讽谏，暗中警醒，从不严厉急切，但听到的人常常悚然。一日他见到我，对我说：‘希元有志于学，只是还不能忘记富贵利达，为什么呢？’我茫然不知他指的是什么。先生慢慢说道：‘你曾经拿命运去询问术士，所以我知道了。必须去除这种心念，然后才可以谈道。’先生对于我，可以说是爱护深切、教诲笃厚了。可惜那时我正忝任直禁林，忙碌在语言文字之间，所以对于先生的学问，虽然私下得到一二分，却始终没能探究其精微。自从经历忧患以来，我粗略知道归向道学，想要亲自到先生座前叩问，求得他的宗旨，却已经不可能了。唉，先生已经逝世，我又凭什么作为进学的依据呢？我没有能够深刻了解先生的道，却想把他的真实情况传信于百世之后，这是我不敢做的。虽然如此，也有一个办法。如今传之后世的文章，有行状，有墓志，有时还有墓表。先生门下贤哲很多，如今为他叙述事迹的人已经有人；墓志在体例上最为重要，阐述他的道也应当最为详尽，不是门人中的高足弟子不可承担。像我这样的人，假使只让我叙述大概，在墓门立表，那么责任稍轻，还可以勉强承担。正夫幸而认为这样可行，希望他再向叔谨说明，并把这件事交还给我。因此我写在行状之后，等待撰写墓志的人。正夫所仰慕的，正夫大概确实听闻过先生的道，所以他说的话都是实录。《慈湖训语》慈湖先生的道，是学者共同尊崇的。然而我曾私下听取诸位先生的议论，间或有人不能不暗中非议他，说他泯灭思虑、废弃持守、空谈玄妙、轻视事务。如今看正夫所记录的训语，其中说：‘无思非常玄妙，思虑合乎正道也非常玄妙。’又说：‘只是思虑本来不能算作学问，不思虑又怎么能算作学问呢？’既然如此，先生的学问果真是泯灭思虑吗？先生说：‘学问还没有纯熟，不可以废弃持守。’又说：‘在意念和姿态尚未发动以前，以敬来守持；守定而用力，自然就会光明。’先生的学问果真是废弃持守吗？至于说到道，以本心为正；说到德，以直心为主，那么这样的论说极其平实。它既不同于空谈玄妙，也对当时的事务讨论筹划得清清楚楚，又不是轻视事务。这四点，都与我所听到的不同。至于他的具体说法，有这样的话：‘成就自身，没有比敬更重要的。《尚书》中说“钦”、说“敬”、说“谨慎”、说“克服艰难”、说“孜孜不倦”、说“战战兢兢”、说“勤于忧恤”。三代和五代盛治之时，君主用这些来告诫臣下，臣下用这些来警戒君主。因为深知不敬，这颗心便容易动摇；敬，这颗心便不会动摇。’ 这颗心稍微一动，各种过错就随之而来；这颗心不动，便始终专一、始终清明。’唉，这话说得透彻极了！如果不是正夫的心同先生贯通为一，怎么能够把它传写在简册上而不失去真实呢？既然如此，先生的话本来对后来的学者有功，而正夫的记录又对先生有功。《絜斋先生训语》

译絜斋先生袁公，在道德和文学方面，属于庆历、元祐年间的人物。我是与先生同年受荫的后辈，嘉定年间开始在富沙同朝为官时，才得以亲近受教。我在道方面庸陋无知，尚未有所领会，先生却独自认为我可以教导。当时我多次谈论时事，许多人讥笑我空疏，先生见到后总是赞许鼓励。甲戌年我出任外官，承蒙先生替我作序相赠，称说我只知有国家而不知有自己的家庭，只知天下安危而不知有自己的忧患。刚出关时，我夜宿南山的寺院。第二天天刚亮，官吏敲门报告说：‘袁司业到了。’我急忙披衣迎拜，说：‘先生为什么这么早就出门呢？’先生说：‘这是什么时候了，怎么还能安睡？’我们坐下来谈论世事，谈到流泪。先生的盛大心志如日月般昭明，直到今天仍然赫赫可见。当时我年少气盛，行动举止有不合于道的地方，先生总是直截恳切地规劝警告我。后来听说我颇能自我约束，便常常当着客人的面谈论我的道德。如今傅君正夫所记录的训语，其中大概有一两条就是为我而发的。然而自从在寺院分别，直到先生去世，前后十二年，始终没能再次见到他。岁月不断流逝，我的学问没有增进，漫漫长路不知何时才能走到尽头，常常害怕辜负先生期许我的心意。追念从前的往事，不禁悲怆地感叹九原之人再也无法复生，谨慎地把这些话记在训语末尾。《建昌三傅君行状》士人有爵位，终其一生困顿于朝廷，名字却不被乡里的父老称道；事业显赫于世，品行却不足以使家中的奴仆信服。这大概是因为暂时建立的功业容易做到，而平素积累的德行难以掩盖。傅氏三位君子，有的做官几乎显达却没有长寿，有的刚刚做官便突然去世，有的终身未曾做官；然而他们的德行声誉在州乡间盛美，学问得到师友称许。他们死后，县令还到学校为他们画像并祭祀他们。这难道是可以苟且求得的吗？《礼记》说：‘隐微的德行终将显明，真诚是无法掩盖的。’难道不值得相信吗？《著作正字二刘公志铭》永嘉叶公的文章在近世最为杰出，墓志铭一类的作品在他的文章中又最为杰出。著作、正字二刘公合写一篇墓志铭，笔势雄健挺拔，像太史公；感叹咏叹悠长深厚，像欧阳子。在他的其他墓志铭中，这一篇又最为出色。唉，二刘公再也见不到了。像永嘉叶公这样的文章，也哪里容易得到呢？文章叙述从绍兴末年至淳熙年间十多位名儒，言论相同，出处一致，好像把挺直的大木树立在九条大道交会的路口，使后来的学者有所仰望而奔赴，读来令人感慨叹息不已。言论相同、出处一致，正是世人所指称的朋党。十多位名儒既然结成一朋，仰望他们而奔赴的人不知有几千几百，又形成一个大朋，那么士人结交朋党的盛况，没有比这个时期更强的了。然而这恰好足以增益淳熙的盛治，其功效还延续到绍熙、庆元年间。到了韩氏掌权，憎恶这个朋党而把他们全部禁锢起来，那造成的祸患真是说不尽。由此才知道阜陵的政治规模，确实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而欧阳子确实是善于发表正确见解的人。二刘公当时名望和议论都最高，可惜始终没有得到充分任用。如今建阳大夫克庄兄弟，正凭文学才能和治事才略奋发自立，希望他们还能有所作为，以完成前人的志愿。《著作刘公奏稿》我年轻时读著作刘公回答馆职考试的策问，没有一次不抚摸书卷而叹息。如今又从刘公的孙子、建阳令尹那里得到刘公的奏稿。读这些奏稿，他在轮对中斥责近幸之臣窃取权力，认为这是阴盛侵凌阳刚的征兆；在上奏讨论政事时，又重申这一点。甚至说到放荡游乐、戏谑狎昵，常常开始于宴游没有节制；人与禽兽混杂混乱，常常出现在帝王临幸没有节制的时候。唉，这可以说是激切极了！假使处在前代忌讳直言的时代，他招致召见责罚、惹来祸患，将会怎样呢？可是阜陵宽容接纳并加以奖赏，竟没有一点触犯他的心意。君主圣明，臣下正直，难道不值得相信吗？乾道、淳熙年间，朝廷内外已经大为治理，唯独近侍之人还有窥伺君主脸色、以此售卖福祸威权的。一时端正之士、正直之人指陈过失，必定把这件事放在首位。比如相国陈正献公、访政龚公、朱文公、张宣公、郑自明、魏元履，这几位君子和著作公前后发言，仿佛出自同一张口。最终那些奸佞幸臣和小人逐渐消退败落，不能大肆作奸邪之事。虽然这是阜陵英明威严、圣断果决所造成的，但也有赖朝廷中多有君子，正直的议论日日传入圣听。唉，真是盛大啊！《著作春秋讲义》昌黎公寄给玉川子的诗中有“《春秋》三传束之高阁”的话，学者对此表示疑惑，认为没有舍弃三传而可以求得经义的道理。如今看著作刘公的《春秋讲义》，始终以圣人笔法作为依据。他根据经文评论秦穆公以活人殉葬、晋文公召王、宋襄公在社中用人等事，都是用经文来证明三传的错误，这就是所谓卓异的地方。从前欧阳子忧虑伪说扰乱经义，写成辨论文章，自称当时即使没有同道者，千年以后也一定会有人赞同他。还不到二百年，刘公论《春秋》就与他相合；欧阳公若有知觉，当不会遗憾后世没有知己了。所讲的只有十二条，《麟经》的大旨大略都已包括在这里。他说：“我听说执法官吏会因一个字而判定轻重，却没有听说圣人会因为《春秋》中的一个字而判定轻重。”这话说得多么深刻！足以破除世俗儒者的浅陋见解，学者应当深切体会它。《史记考异》看刘公这部书，可以知道前辈读书考察古事，是这样不苟且，足以作为学者的法则。

译《南轩东莱帖跋》南轩先生的这封帖，大概是在他以郎官兼任侍立官时写的，正值设置发运司之际。当时贤士大夫争论得非常多，先生也因回答皇帝问对而谈及此事，到这时发运司于是被罢除。从古以来，奸邪之人谋求进用，必定用功利来迎合当时君主的欲望，所以进谏的人没有谁能够被听进去。唯独孝宗天性英明圣哲，听到善言就像江河决堤一样迅速接纳，因此能够斥退聚敛之臣，仿佛弃掉鼻涕唾沫一样。帖中所谓“皇上聪明，能够接受尽情直言”，说的就是这件事。东莱先生的两封帖，一封是在任国子博士、任太学官时写的，另一封是在太学分教严陵时写的，大概只相隔前后几年。当时朝廷内外多是君子。两位先生帖中所谓“圣锡”的，是端明汪公；“谦之”的，是艾轩林公；“元晦”的，是新安朱文公；至于周洪道的特立独行、丘宗卿的尽情直言、赵子直的好学，也都见于帖中，都是当时的名流。君主的德行盛明，贤才如林而立，正像阳春正中、风和日丽，奇花异木纷纷铺陈在天地之间；这就是淳熙之所以成为淳熙吧？感慨仰慕之余，我恭敬地拜了两拜，写在帖后。《东莱与刘公帖》孔子说：“实行仁德要靠自己。”曾子说：“要用朋友来辅助仁德。”这两种说法似乎不同，为什么呢？仁是道体的完整体现，精粗、本末大致都完备纯粹，哪里容得下一点缺漏？即使像毛发那样细小的缺失，也足以损害它的完整。自古圣贤俯身勤勉不懈，直到死而后已，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克制自己、战胜私欲，需要猛烈奋发；在这件事上，别人本来无法代替我。相互切磋琢磨、彼此观摩而互相提高，我难道能不依靠别人吗？这就是圣门为什么前后分别阐明这两个道理。看东莱先生给著作刘公的信，即使是细小的官府事务，只要有所听闻，也一定告诉对方，难道不就是所谓辅助仁德吗？近世欺骗谄媚成为风气，平时号称深交密友，听到对方过错却很少相互规劝警醒，不仅不能成全别人的仁德，自己立身处世也不仁了。追想仰慕前代贤者，实在令人长久叹息。《夏宗禹悟真讲义》天台真人张平叔作《悟真诗》一百多篇，流传于世。知晓此道的人说，继《参同契》之后，才有了这部书。我闲暇时虽然略有涉猎，却未能领会其中的奥妙。云峰夏宗禹从永嘉来，游览幔亭，把所谓《悟真讲义》给我看，逐章剖析，逐句解释，读来使人豁然没有疑惑。只是我正闭门谢绝宾客，不能跟随您从容请教，以尽知其中的妙处。然而听说您的为人，才智卓异豪迈，曾经进入山东幕府，奉檄文奔走于燕、齐之间，建功立名的志向十分锐利；年纪还不到五十岁，便忽然想抛弃轩冕，跟随安期生、羡门子到海上山中漫游，这个打算未免太早了。我近来听闻道家说法，学仙极其困难，只有大忠大孝的人不必等待修炼便可以得到仙道；这种说法渺茫荒诞，不容易测知。然而假使天上真有仙人，也一定是由忠臣孝子成为，不是靠侥幸可以得到的。凭您的才华，即使不求在世上任用，也将有不能不任用您的人。请您努力在清明时代建立功业，报效国家、荣耀家族，把忠孝两方面都做到，然后再跟随您的鼻祖夏黄公在戏橘中遨游；那时商山也就没有什么不能去的了。您又有《阴符讲义》等书，留在茂潜楼，旸叔已经替它们作了序引，所以我不再说了。《画师帖》【朱文公把陆探微所画的狮子像赠给外孙黄辂。黄辂字子木，是勉斋的长子。】从前君子立身于世，他的德行是刚健的德行，他的情怀是正大之情，因此可以用它来捍卫我们的道，使异端丧失气势；可以用它来端正朝廷纲纪，使奸邪之徒魂魄丧失。自孟子去世以后，只有伊川程夫子、晦庵朱先生能够兼具这两种品德。唉，伟大啊！子木年幼时，晦庵已经对他寄予深厚期望。如今他的问学日益进步，气志日益强盛，大概差不多可以不辜负先生的期许了。然而这难道是容易的事吗？一定要使刚健的德行不被欲望夺走，使正大的情怀不被私欲扰乱，卓然自立，万物都不能撼动他，然后才可以战胜这些困难。子木要努力啊！《罗文恭公奏议》读了文恭公的奏议，才知道文恭公有古代大臣端正君心的事业。自邹孟子去世以后，世人不再懂得《大学》的源流，即使是有名的卿士贤臣，也不过勉强尽力维持国家，希望避免祸败罢了。只有董仲舒稍微有所见识，但他的志向还没有达到这一层，所以程颐曾评论他说：‘知道寻求治理，却不知道端正君主；知道规劝过失，却不知道培养德行。’有见识的人说，这话切中了后世的弊病。文恭公在经筵上的奏疏，勤恳恳切、情意深厚，可以作为百世的蓍龟。宁宗初年，群贤充满朝廷，而文恭公号称其中的巨擘；他的“正心”一疏，充满仁义之言，比起程颐也差不多没有什么惭愧。假如上天赐给他寿命，使他能够完全实行自己的学问，那么古代大臣的事业就可以再次看见，哪里会有后来权奸造成的祸患呢？我抚摸书卷，感慨不已，不禁为之流泪。《罗氏六有斋诗》【斋名取自横渠的学说】我私下听说，朱子说：‘横渠这句话非常好。君子整天勤勉不懈，不能有一时一刻的间断。间或也不一定整天读书，有时静坐存养，也都是用功的地方。天地生育万物，按照四时运行；春天生发、夏天成长，本来就是不停息的，即使秋冬凋零，生机也未尝不在其中。学者常常使这颗心不死，那么每天都会有进步。唉，这话说得透彻极了！’我愿意同我能甫一起努力。《宋文叔编〈仁说〉》从前有人向程子询问仁，程子说：‘这要靠诸位自己思考，把圣贤谈论仁的地方分类汇集起来阅读，从中体会认识出来。’后来南轩张氏把洙泗一带谈仁的话汇编成一部书，朱子便写信告诉他说：‘把孔子、孟子谈仁的地方分类汇集起来，以求得仁的学说，程子关于仁的用意可以说深切了。然而专门这样做，却免不了助长急于求成、喜欢走捷径的心理，增加只从口中说出、从耳中听入的弊病。’朱子的学问源流出自程氏，而他的评论却不同，为什么呢？因为程子教人，是希望人们在自身上体认，以达到求仁的功夫；如果只是把言语汇聚起来，作为讨论的材料，又有什么益处呢？两位先生对于践行仁道的切实用心是一致的。宜春宋君文叔辑录《论语》《孟子》中谈仁的话，为它标明大意，用心很美。我希望他真正实践程子的话，同时不踏入朱子所告诫的弊病，所以题写在书末。

译《周氏输苗记》嘉定某年某月，皇帝下诏旌表隆兴府武宁县进士周某等家的门闾。过了某年某月，又亲自书写“棣华堂”三个大字赐给他们。今皇帝即位后的某年，有诏令周某家承担秋季赋税，周家便由县里征收缴纳。周某等既已接受诏命，便把这件事交给已尉章子仁记述；又因子仁向我求文，便把这篇文字附在后面。我认为孝悌是百姓本有的常性，不必等待教导便能做到。然而自古以来，政治清明昌盛的朝代，一定深加褒奖劝勉，难道是想用利益诱导人，使大家相继作假吗？因为天命所赋的本性虽人人相同，但修明道德的教化，却是君主的职责，不能停止。所以周朝用六种德行引导百姓，汉朝用三件事设置科目，孝、友、悌、顺都排在首位。本朝虽然沿用唐朝旧制，用文章来选拔士人，但深山长谷、穷巷僻里的百姓，如果有至诚的本性和笃实的品行，被长官听闻后，必定上报朝廷，使之显扬特异。从开国以来直到今天，因旌表而见于史书的事例前后相望。这大概是教化的根本，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尚书》说：“表彰他的住宅乡里，在那里树立教化声誉。” 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恭敬地想，圣明君主初年施政，其他事情还来不及顾及，唯独推究先皇留下的志意，厚重的恩泽首先施及地位卑微的普通士人；甚至怜悯他家缴纳赋税的劳苦，给予优待，使他们不必承担用车牛运输的劳役，这难道不是罕见的荣耀际遇吗？然而周氏之所以得到朝廷褒奖，是因为他们有不同寻常之处；而在周君心中，却不可稍稍把自己看得与众不同。孝悌达到极致，能够通于神明，这样才无愧；兄弟和睦亲爱，和谐快乐而深厚，也只是家庭常道，并非过分的事情。那么周君将用什么来答谢皇上的恩赐呢？一定要兄弟之间互相勉励，致力于求知，笃实行道，以求符合孔门的仁、《中庸》的诚和《大学》的至善。一旦在当时取得职位，便把自己侍奉长辈的方式移来侍奉君主，把自己居家处事的方式推行到事业中，这样才差不多不辜负两朝特别宠异的恩德。周君会这样做吗，还是不会呢？《史太师与通奉帖》史氏在周朝担任太史，史佚的言论与周公、召公一同流传。在西汉长安，史丹作为外戚中的左将军，伏在蒲席上进谏争辩，建立了功劳。元成之间直到我大宋中兴，太师忠定越王出世；他兼有太史史佚的言论和将军史丹的功劳，而忠厚的积累又超过他们。正当他掌握国政时，把维护公道看得如同命脉，把爱惜人才看得如同爱护身体。在朝廷上的诸位贤者持有的议论偶有不同，他却包容涵养，没有丝毫愤恨嫉恶之意。后来他又回到宰相之位，所推荐进用的都是海内第一流的人才，不因意见相同或不同而决定任用或弃置。淳熙初年，他入朝觐见天子，以宽大之道开拓皇上的心胸，他的言论尤其反复恳切。平生的行事，大抵都根源于这个心意，所以能够为国家祈求上天延长国运，自身和家族也共同享有福庆。因此参政楼公为《六老图》作序时说，他全家都养成了忠厚的习惯，没有一个人做苛刻核察之事；他的福禄盛大，难道是偶然的吗？如今江右转运使的先君子通奉公，同忠定公确实是兄弟，虽然显达与否不同，但他们的德行大概不相上下。所以淳熙丁未年，一门之中有三名进士，当时人都以为荣耀。太师写给通奉公的这封帖，正是在那个时候写的。丞相去世后，通奉公掌握宰衡大权；江右转运使也多次持使者符节，以文学和政事才能在世上显名。从前东坡苏公说，君子的恩泽，如果得到合适的人承继，就可以延续一百代。如今史氏积累的德泽已经很深厚，江右转运使尤其熏染于仁慈，到任所都把救济百姓、抚恤万物作为自己的事务；培植他的人又是这样，那么他的恩泽不会衰竭，是可以知道的。唉，天道分明，这也是太师帖中的话。人如果知道天道是可敬畏的，那么即使有人强迫他去做刻薄的事，他也不肯做；否则便都是所谓欺骗上天的人。我谨把这些一并写出，以阐明太师的本意。《书颖斋记》《易》说：“智慧崇高，礼仪卑下；崇高效法天，卑下取法地。”因为知识应当高明，所以效法天；操守实践贵在笃实，所以取法地。这两者不容缺少任何一个。我虽然还没有熟悉周君观德的为人，但庄少仙所记载的既然如此，那么这个人大概是有志于向上通达之学的。然而登高要从低处开始，走远要从近处开始，从来没有不经过下学便能突然达到上达境界的。如果只是放纵志向追求高远，却没有真实积累、努力实践的功夫，那么也不过是凭空猜测罢了，怎么能真正有所进步呢？况且毛生身处战国，作为游说之士，言辞气势夸张自诩，大概就是孔门所说的“不谦逊”，不是学者应当推崇的。少仙所说收敛藏锋的话，周君应当牢牢记住。《叶清父〈同归录〉后序》我的朋友叶君清父精通《易》，又喜欢阅读神仙之书，辑成《万论同归录》给人看，说：“这同《易》互为表里。”有人诘难他说：“屈伸循环、往来更替，是《易》的道理；不明白屈伸往来的道理，却寻求长生不死，是神仙家的方术。这两者如同冰炭不能相容，所以有《易》便没有神仙术，有神仙术便没有《易》；而君子把二者一同学习，这有什么说法吗？”清父说：“您只知道《易》和神仙术道路不同，却不知道它们的归宿是一致的。请让我试着说说，您也试着听听。阳尊阴卑，是名分的常理；阴上升、阳下降，是气机的反常。然而常态成为否卦、未济卦，反常却成为泰卦、既济卦。人若知道这个道理，那么养生之说就在其中了。况且一阴一阳，是道理上彼此不可缺少的。易道必定尊阳而抑阴，仙道也必定增益阳气而消减阴气，它们自然吻合到这种程度，难道不就是所谓归宿一致吗？世间有治乱存亡，就像人的有始终生死一样。圣人对于《易》，如果可以使天下常治而没有动乱、长存而没有灭亡，就一定会深深寄托自己的心意。那些宣讲神仙之说的人，珍视生命，希望长生；害怕死亡，希望不死；这看起来似乎违背天地阴阳的常理，但推究他们用心，也不过如此罢了。所以驾云御风，虽然不是我所能做到的，但保全精气、爱惜精神、涵养性情、增益寿命，使生命完整、不损伤生命，难道就没有道理吗？既然如此，说《易》和神仙术互为表里，可以不可以呢？”诘难的人于是解除了疑惑。后来清父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说：《易》的道理广大而完备，所以天下各种方术都以它为宗本，但并不是各种方术所能穷尽的。神仙术和《易》大概在根本宗旨上是两回事，但道理相互符合，确实如清父所说。因此我采录他的说法，附在《同归录》之后。

译《杨文公真笔〈遗教经〉》《遗教经》大概是瞿昙氏临终前最后教诫弟子的话。如今学习佛法的人很少诵读学习它。自从禅宗和教法分开以后，学者往往认为不经过语言文字便可以得到佛，于是轻视经教而寻求所谓禅法。境界高固然高，但到了身心颠倒、不能忍受约束检点的时候，反而不如诵经持戒的人；后者循循守在规矩之中，至少不至于大错。如今看这部经，以端正心念为首要，又深切说明持戒是禅定、智慧的根本。至于说制伏心念的方法，如同牧牛、驾马，不让它放纵逸走；除去瞋怒，停止妄念，减少欲望、降低求取，然后由远离尘俗达到精进，由禅定进入智慧，层次阶梯都说得清楚。并不像如今的谈论者，认为一下子便可以到达如来的境界。学习佛法的人恐怕会嫌它迂缓，不如禅法快捷吧？按我们儒家的看法，圣门教人以由浅入深的下学为根本，然后才可以上达，这也是同一个道理。学习佛法的人不经过持戒便想达到定慧，就像我们儒者舍弃离析经文、辨明志向，却急于求得大成；舍弃洒扫应对，却去谈论性和天道的奥妙，这怎么可能做到呢？我认为佛教有这部经，就像儒家有《论语》；而《金刚经》《楞严经》《圆觉经》等经，则相当于《易》和《中庸》。没有不先学习《论语》而能立即学习《易》《中庸》的。儒、释两家的教法，旨趣固然不同，但求学的次序却有不能改变的地方。文公对佛典很有兴趣，而对这部经尤其敬重，甚至亲自用笔墨抄写它，难道不是认为这就是学佛的实际根基吗？文公的孙子九江史君将要把它刻在石上，所以我替他阐发其中的大意。《感应篇》世人说，感应之说只是老子、佛教徒提出的，不对。《尚书》有“作善降祥”的教诲，《易经》有“积善余庆”的说法，都是这个道理。但我曾仔细想过，所谓善，究竟是什么呢？传记说：“救活一千人就能受封，杀害投降者，祸及三代。”既然如此，有志于行善的人，必须拥有足以使人活、使人死的权力才行。住在简陋巷子里、只有箪食瓢饮的士人，将从哪里施力呢？否则，严肃地举行祈祷祭祀，向鬼神求取福报；树立因果之说，希望在幽冥之中得到报偿，这又是利欲之心的极端表现，不能算作善。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曾听孟子说：“鸡鸣就起床，勤勉不懈地行善，这是舜一类的人。”他又说：“保存自己的心，培养自己的本性，这就是侍奉上天。”鸡鸣而起时，还没有同外物接触，善又从哪里施行呢？保存本心、培养本性，这是人的事情，同上天有什么关系呢？唉，明白了这一点，才知道行善的根本。上天赋予人的本性，本来全都是至善的，只是后来被私欲搅乱、被欲望扰乱，才背离善而走向恶。人的心，是用来主宰本性的。我如果能够战战兢兢、严肃敬畏，像面对君主和父亲一样，像面对神明一样，那么本心就常存，本性也不会丧失。顺着本性去行动，哪里不是善呢？这就是没有辜负上天所赋予自己的本性，也就是侍奉上天。鸡鸣就起床，勤勉不懈地行善，也不过是为了这个罢了。如果能够保存这一点，那么天下一切的善都会由此产生；即使功德遍及万物、恩泽延续百世，也都只是把它推广施行罢了。所以我说：这就是行善的根本。仙游居士杨公刻印《感应篇》来施给世人，我担心世人不向内心求取，反而向外界寻求；又因为自以为力量不足而懈怠，或者出于侥幸求取、妄图获利的私心，结果反而流于不善。因此我把这些话写在篇末告诉读者，希望不要失去杨公的本意。《太一天尊应验录》神景方士周道珍辑录《太一天尊应验事》为一部录，以此示给某某。叩首再拜说道：“伟大啊，上天之道是这样的仁慈！《尚书》说：‘向昊天号哭。’又说：‘无罪而向上天呼吁。’《左传》说：‘人到了穷困境地就呼喊上天。’上天作为上天，大概是可以号哭而向它诉说，可以呼吁而被它听见，可以呼喊而得到它的应答的。古今典籍所记载的事情，如五月降霜、白虹贯日等，不胜枚举。由此可知，天道虽然遥远，但百姓的愁苦呻吟、叹息惋惜，没有不很快被上天听到的，也没有不很快得到回应的。世人只看见随声而至、因感而应的说法出自道家一派，便认为它渺茫荒诞，无从考究，却不知道自古以来圣贤早已有这样的言论。古今天下，确实存在这个道理，只是儒者说它的常理，道家记它的奇异之处，两者不能完全相同罢了。那么，天上的太一，究竟是什么神呢？按照司马迁书中所说：‘中宫的天极星，其中最明亮的一颗就是太一，常居其位。’又说：‘天神中尊贵的叫太一，它的辅佐是五帝。’太一位于中宫，又以五帝为辅佐，那么太一或许就是诸天帝的别名吧？道家所说的太一天尊，大概就是这个神吧？” 唉！“上帝正在察看你们，你们的心不要有二念。”读这部录的人，应当知道上天与人相互感通，距离竟然如此近；应当战战兢兢，一念之间也不容欺骗上天，不要只是依仗隐藏的痛苦可以哀求、罪过可以求得赦免而已。这就是周道珍编次此录的用意，读者应当详细体会。”

译《敕封慧应大师后记》皇帝陛下改元绍定的夏天，四月下诏，封建宁府浦城县景祐南丰院已故净空禅师为慧应大师。在此以前，嘉定十五年，汀州、邵州、剑州因疫病死亡的人各以万计，疫情逐渐将要蔓延到县境。当时已经十月了，炎热郁蒸之气仍没有稍稍减退。知县事臣知孝急忙到禅师那里祈祷，风雨随即到来，瑞雪接着降下。十天之间，疫气就像被洗涤干净一样。第二年夏天五月，田地因旱灾告急，知孝又去祈祷。过了两天便下雨，第二天又下大雨，高处低处都得到滋润，当年因此获得丰收。知孝已经修缮祠庙来报答禅师，县中父老又把这件事列举上报县衙，县衙再报告给府和转运司。转运司下令邻近各郡查核，结果同父老所说一样，于是详细上奏，请按照宝庆三年明堂制度的诏书赐给禅师显赫的名号。当时知孝已经担任侍御史，多次在荐绅之间称述禅师神异的事迹，听到的人都肃然起敬。于是太常寺议定以“慧应大师”为名号，用来彰明他的神灵。诏书说：可以。这一年某月，敕书送到，知县事臣植率领官吏百姓迎接跪拜，将敕书供奉安置，并准备把下达的诏书刻在禅师祠堂的石碑上。臣植回头对我说：您何不记述这件事？我私下认为，从前帝王接受昊天的任命，成为神灵和人民的主人，既设置公侯卿大夫以及群臣群吏的职位，选取天下贤能来担任，使他们惠爱安抚我们的百姓，让各人都拥有安宁的居处。同时又给百神排列等级，崇尚彰明的祭祀，以此辅助人间治理。对于治理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也全都是为了百姓罢了。因此，臣子尽心守职的，有升迁的典章，也有加以任命的诏令；而年成顺利丰收，也一定要扩大对神灵的祭祀，以报答幽明。虽然形式不同，都是用来劝勉奖赏，意义是一样的。后世沿袭古人追尊的礼制，凡是对人民有功的神，往往加给爵号；虽然先王没有这样做过，但厚待神灵，正是厚待人民。制度虽不同而用意相同，这大概就是圣朝所以遵循而不废弃的原因吧。皇帝陛下继承大统以来，多次颁下诏书，申令各郡各国，把境内灵验祠庙中功绩显著的上报朝廷，加以褒奖显扬，大概是领会了古代圣王事奉神灵、保佑人民的深微用意。我们的慧应大师，天性至善，虽然早年出家学习方外之学，却每走一步都不忘君主和父亲，每一念都一定想到百姓。当天圣年间，仁德至高的皇帝在上，禅师诵读《华严经》来祝愿皇帝长寿，诵到每一个字便叩拜一次，极其恭敬。禅师高居仙岩，寂静安然地打坐；每逢狂风雷雨，必定焚香致敬，希望天下百姓都能普遍得到雨水滋润，离开炎热烦恼而获得清凉。他的愿力如此宏大，所以在世时以善行诱导人，暴躁傲慢的人也被感化降服，即使盗贼也改变了心志。他去世以后，无论旱灾、水灾还是疫病，只要有人祈请就必定应验，有求便像回声一样得到回应。乾道戊子年，县中大旱并发生饥荒。一个甲子轮回之后，人们又处于惶恐不安之中，臣植恭敬畏惧地竭尽心意，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禅师身上。精诚之心屡次竭尽，吉祥的应验很快到来。四境之内最终都成为康乐丰年，百姓和乐安宁，全都乐于经营自己的生计。慧应大师的仁德，广泛庇佑我们的土地，确实使我们获得了这次丰收。拿这件事同明诏所褒奖的内容相比，可以说毫无惭愧了。臣谨慎地推究事情的始末，把它系在碑文下方，使全境老幼都敬仰圣天子施恩于百姓的恩德，永远不会厌弃。”},{ 《赤松子经》考察这部经书，书中称赤松子为黄帝所作。查考传记，赤松子是古代仙人，神农时任雨师，也是汉代张文成侯想要抛弃一切事务、跟随他游历的人。但年代久远，人物相隔太远，已经无法再考证。黄帝的书称作“三坟”，孔子整理典籍，从唐尧、虞舜开始记载；那么后世流传的三皇五帝之书，大多都是假托的。这样说来，这部经书果真是黄帝时代写成的吗？至于它所说的劝善惩恶、深深警戒世人，那么即使不是确实出自上古，也仍然是君子不应废弃的。善恶与吉凶的报应，是天理必然如此；只是世上的人没有知道它为什么如此。我曾经论述过，天地的运行变化，不过是阴与阳罢了。阳主生长，所以凡是孝顺友爱、温和善良、慈爱宽恕、和顺和睦的，都是阳的一类。阴主杀伐，所以凡是残暴凶狠、刚愎自用、险恶刻薄的，都是阴的一类。吉与凶也是如此：吉属于阳，所以行善的人常常得吉；凶属于阴，所以作恶的人常常得凶。正如云气因龙而兴，音律依六律六吕而定，都是自然的道理，并不是上天有意这样做的。《易经》说：“本源出于天的亲近上方，本源出于地的亲近下方。”这就是各自随着自己的同类。善恶吉凶的应验，难道不是因为它们各自归于同类吗？人能够知道一个念头是善还是恶，那么阴阳就会分别积累；阳气积累得多，渐渐就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阴气积累得多，就会离开人的道路而走向鬼道。难道不可畏惧吗？难道不可警戒吗？这部经本来是为庸俗之人写的，所以语言明白易懂。我的亲友杨君龢父乐于行善，刻印它来施给世人，用意是很深的。读者不要因为它明白易懂就忽略它。宝庆元年下元后十日，西山真某希元书。《蜀人游监簿庆元党人家乘后跋》“庆元党人”是韩侂胄所树立的名目。君子合群而不结党，“党”这个名称，难道是美名吗？韩侂胄用这个名称诬陷当时的贤人，我想当时的贤人躲避它还来不及，可是后溪刘先生偏偏把这个名称题在游公的墓上，大理寺丞君复又用这个名称命名他的家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是非之理，实在是上天所决定的，并不是人的力量可以颠倒的。汉代的三君、八俊并不是结党，中常侍却给他们加上“党”的名称。当初把这个名称加给他们时，本来是要斥责侮辱、摧残迫害他们，确实是想使天下人同心憎恨他们。然而天下人不但没有憎恨他们，反而更加仰慕他们。西州的豪杰以不参加他们为可耻，凡是把名字刻在文德之碑上的人，至今还仰望他们如同神人。这样看来，人心共同认可的东西，难道真能用力量颠倒吗？庆元初年，群贤充满朝廷，世人称为“小元祐”，韩侂胄却凭区区武官身份，想要承袭章惇、蔡京从前的做法，一网打尽。于是“奸党”的名称建立了。他心中本来以为被加上这个名称的人会不胜其辱，谁知恰恰因此使他们获得了荣耀呢？游公在当时，名望居于我的同僚之首，不用询问也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寺丞君树立志向、操守品行凛然，有他父亲的风范；隐德所获得的报应，大概就在这里。我读了他所辑录的家乘，敬意油然而生，便写下这些话；同时也叹息韩侂胄的愚蠢，竟想用一只手遮住天下人的眼睛。建安真某。

译《杨慈湖手书孔壁〈孝经〉跋》司马文正公平生从未写过草书，即使在仓促困顿之中，每一横一竖也必定合乎法度。观看他的书法，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慈湖先生杨公的道德学问可以追及前代贤人，在书法笔墨方面尤其严谨。嘉定初年，我有幸在著廷侍奉他，看见他答复四方书信，没有一个字写成行草轻狎的字体。他斋庄中正，表里如一，所以流露在笔画之间的，也极像文正公，而且清劲之气超过了文正公。傅君侹所收藏的《孔壁孝经》，又是他得意之作。唉，先生已经不可复生了。求学的人从这幅书法上观察，仍然足以窥见大贤的气象，并知道树立德行的根本。《跋诚应庙记》柳仪曹死在柳州，却在罗池建庙祭祀。有人说：鹅山、柳水的胜景，是柳侯所喜爱的。唉，难道真是这样吗？依我看来，伟大的上帝命令百神主宰四方，也如同统治天下的君主选拔群才来主管各种事务一样。某人的才能适合某地，就让他在那里任职，哪里还需要等他自己选择呢？柳仪曹任柳州太守时，对柳州有功，死后也在柳州受祭祀。这大概是上帝嘉奖他的功劳，把这片土地赐给他享有祭祀，并不是偏爱他个人。灵泽广施，恩惠普遍；人活着以诚心侍奉父母，死后以诚心惠及百姓。最初在浦城百丈山建祠，如今在处州、信州、衢州之间，香火几乎遍布。起初他的灵验在百丈山显现时，有一尊神像浮在水面上游来，乡里人于是奉迎它建祠祭祀。如今在赤石建庙，也有同样的事情。想来灵泽的功效由近及远，所以上帝因而扩大了他所管辖的地方，这大概如同古代诸侯加封土地、晋升爵位的制度吧？这样说来，俞应龙君修建这座祠庙，也不过是奉行天命罢了。少仙龚君栗已经记载了这件事，我又推衍他的说法写成这样。是希望本地人知道，灵泽在这里享受祭祀，实在是上天使他如此，并不是俞君的私意。大家应当恭敬虔诚地奉祀，永远不要废止。《跋汤士恭手书〈周易〉诸经》汉代熹平年间，议郎蔡邕等人上奏，请求校正六经文字，灵帝答应了，命蔡邕把文字书写在石碑上，立在太学门外，学者以此作为正本。然而当时所书的只有《易》《尚书》《公羊传》《礼记》《论语》，其余还来不及涉及。如今汤君年过八十，不是由于朝廷的命令，也不怕书写的劳苦，把诸经全部抄写下来，连同《论语》《孟子》中散失的篇章也一并补写；如果不是他笃志好学、嗜爱古籍，年老了反而更加勤勉，谁能够做到这样呢？如今从事文章、谋取科举功名的人，即使一部经书也不能通读，何况能够全部抄写吗？一部经书尚且如此，何况群书呢？然而那些人不妨坐享窃取来的荣宠，而汤君困顿到老，一次机会也没有得到，实在可悲。即使如此，汤君并不因为困顿而厌倦笔墨，这正是他尤其可贵的地方吧？《跋周子德〈颖斋记〉》按《诗经》说“穗实饱满，谷粒坚实”，“颖”指禾苗抽出的穗。世上所说的颖悟、颖达，都是取自这个意思。上饶周君子德用“颖”给自己的书斋命名，德庄少仙为他作记。他的志向大概是要卓然自拔于世俗之外，这也很奇特。然而这不能没有根本。难道没有见过田地里的庄稼吗？刚开始播种时，萌芽的禾苗坚实而密集；等到稍稍长大，抽出的禾苗像针一样；经过不断培土施肥，饱受雨露滋润，历经三个时节之久，到了秋凉之时，万顷禾苗随风如云般倒伏。这难道是一朝一夕的力量吗？做学问的功夫同这个有什么不同呢？周君，努力吧！每天都从事这件事，厚厚培养、深深积蓄，等待功夫达到成熟，那么禾穗抽秀就有日期了。否则，拔苗助长，只会成为求学问道的负担。周君应当戒备。”},{ 《跋王秘监文集》嘉定初年，元公入朝任吏部官员，兼任西府属官，不久升为少司成，又升为少蓬，兼管史事。我起初因校订文章，在礼部贡院侍奉元公，后来又两次在太学侍奉他；补试所任职不久，便在道山、群玉之间同他周旋。元公当时六十五岁，须眉洁白，面色红润如丹，风度纯粹，言语笑谈都很有意味。有一天，同舍的人吃完饭都出去了，只有元公、留茂潜和我留在屋里。茂潜极力谈论贪赃官吏的祸害，说应当实行旧典，把他们刺字、发配、没收入官，这样才足以使舆论痛快。我也深深赞同他的话，却暗中看见元公似乎微微在笑。过了一会儿，茂潜退下，只有我留下，便从容请教说：“刚才的话，莫非不合乎道理？希望得到您的教诲。”元公笑着说：“你们二位都正当盛年，不应当专执一概而论的见解。”当时我虽然没有完全领会元公的意思，却知道他一定有所指。后来我有机会看到南渡以前诸位贤者的议论，才知道国初为权宜而偶尔实行的政令，不过是暂且用来洗刷五代的污习；到了中世以后，逐渐不再施行。因此绍圣、崇宁年间，章惇、蔡京等人不能借此来网罗善类，这才知道元公见识精到、考虑长远，确实有前辈的风度，只恨自己当初说话太轻率。于是又想到政局变革初期，正要大力治理时，对于权臣及其党羽，元公独自恳切地以“泰道包荒”为说，大概同前面的说法用意略相同。假使元公当时能够得到职位，完全实行他的志向，那么他调和均衡、因势消长的功绩，一定能够深深帮助国家的元气。奈何他一旦被斥退，便再也没有起用，死亡也随之而来！唉，真是可叹。绍定己丑年，我退居山野，元公的儿子爚拿着所刊刻的家集给我看。我反复读完整部文集，追忆在道山相对交谈的情景，那时距离现在已经二十二年了。想到岁月不停留，感叹元公的典范距离我们越来越远，悲怆了很久，于是在篇末写下这些话，希望读者不只是知道元公的文章，也能够了解元公的志向。《跋〈平寇录〉》【端平甲午年，建阳龚姓贼人侵犯邵武，守臣王埜平定了他们】陆敬舆说：“兵事没有别的，不过是人情罢了。”我的朋友王子文，讲学论政，平素很有根本见识，从来没有涉猎过军旅之事。一天，绿林盗寇逼近边境，他从容筹划，举措都合乎节制和防御的原则；不到十天，俘虏和敌人的首级便遍布道路，樵川几乎已经陷入危急，又重新安定下来。大概是因为他机智通达、洞察事理，所以应对变化能够像这样没有差错。我读了耘叟李君记述事情始末的文章，知道宣公的话不可更改，于是在篇末写下这些话。平元年八月五日，建安真某。” 《赠五行任君》【炳】用理来说明气，是濂溪先生的学问；用理来说明数，是安乐先生的学问。鄮山任兄炳推演五行，必定以理为根本。他大概已经领会了这两位先生的学问吧？识见高明的人，不要把他同阴阳术士一流相提并论。绍定四年某月某日，西山野叟真某赠。” 《西山文集》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三十六 宋 真德秀 撰 题跋

译《跋陈正献公诗集》韩忠献公并不以诗歌闻名，但他咏雪的诗句，巍然具有扶持九庙、安定八方的气象。司马文正公自己说平生尤其不擅长作诗，但《归田》《花庵》等作品，直到今天仍能想见他身穿深衣、独自快乐的风度。既然如此，说两位公不能作诗，固然不对；说两位公有意在诗歌上求名，也不对。丞相正献陈公的道德、功业和声望，是阜陵一朝最杰出的名相；他的高文大册，早已流传于华夏，而他在笔墨间的游戏之作，也都显出仁义之言，内在的德性流露于外，自然无法遮掩。这确实有两位公的风范。从前传说陈公建造宅第，有人嫌他的门太低矮，陈公说：“将来让烧火的婢女、乳母都能打开它，才好。”士大夫们传诵这句话，把它同太祝、斋郎厅事中的话相提并论。如今看他写给两个儿子的诗：“兴致来时，文字伴着三杯酒；年老以后，生涯只剩万卷书。留给子孙的，是清白家风；不必建造太过宽大的房屋。”这正是宅第落成时所作的诗。太史公说过：“假使晏子还在世，我即使给他执鞭赶车，也会感到欣喜和仰慕。”我对于陈公，也是如此。《跋黄瀛甫拟陶诗》我听说近世评论诗歌的人说：“陶渊明的文辞非常高妙，但旨趣出自庄子、老子；邵康节的文辞似乎浅近，但旨趣源自六经。”依我看来，陶渊明的学问正是从经学中来的，所以表现在诗里，有无法遮掩的“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有咏“贫士”的诗和安于“箪瓢”的快乐。《饮酒》诗末章说：“羲农离开我们已经很久，整个世上很少再有真淳之人。鲁国的老先生孔子急切奔走，努力使世道恢复淳厚。”陶渊明的见识能达到这个地步，哪里是那些玄虚之士所能企及的呢？虽然他能够把宠辱、得失置之度外，确实有旷达的风度，但细细玩味他的诗句，其中也时时有悲凉感慨，并不是对世事毫无关心。有人只知道他在义熙以后不使用年号，认为这是以侍奉两个姓氏为耻的证明，却不知道他眷恋王室，大概有着他的祖先长沙公陶侃那样的心志，只是因为力量不足以有所作为，所以隐退自绝于世。“食薇饮水”的话，“衔木填海”的比喻，都深沉而痛切，只是读者没有察觉罢了。陶渊明的志向既然如此，又怎么能同毁坏人伦、置名教于身外的人相提并论呢？三山黄君瀛甫拟作陶诗，优游淡泊，意味从言外流出，正是所谓反复吟咏而逼真传神的作品。我曾经认为世人评论陶渊明时，对他的内蕴还有没有探究透彻，所以用这些话来请教，不知道是否恰当。瀛甫或许能够启发我吧？《跋包敏道讲义》绍定己丑年初夏，盱江包君敏道经过我居处粤山的山脚。县尹宋侯听说他的名声，请他到学校来，阐发孟子的要旨。我也陪坐在末席。那天，县中官员以及在堂上的学生共有一百几十人，听包君讲说，没有不受到震动、感叹从未听过这样的言论的。第二天，我又请他到家塾讲学。包君先向孩子们讲孔子立志求学、孟子崇尚志向的道理，接着论述人性本善，以及人为什么可以成为尧舜，讲得明白而深切，听众全都忘记了疲倦。包君早年曾跟随朱、陆二位先生游学，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传授十分真切；而且在家庭之中，兄弟之间互相以师友相待，切磋讲习，无论年长年少都一样，因此他的学问造诣更加超卓。如今他已经七十八岁，浩然之气却一点也没有衰减。在人多的场合，他声音清亮流畅，徐徐发问，响亮作答，往往能够直中要害。从前晦庵先生曾在玉山县学讲学，阐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的意义，给学生的恩惠极其深厚。象山先生也曾在庐山白鹿书堂讲学，分别义与利，听到的人有的甚至流下眼泪。我生得晚，来不及拜见两位先生，却有幸听到包君高明的言论，也足以知道他的师承源流了。学长吴千兕等将把包君的讲义刻在学校里，请我写在后面，不能推辞。包君名逊，敏道是他的字。《跋宋正甫记章泉事》后山送越竟，苏东坡因此被罢职。章泉送静春，也是这样。二位对于师友竟如此深厚；假如让他们得志，难道会忍心辜负国家吗？《跋南轩先生送定叟弟赴广西任诗十三章》。《棠棣》诗的创作，至今已经一千多年了。那种和蔼的忠厚之情、恻然的怜悯哀伤之意，读者至今仍会受到感发而兴起。南轩先生的这组诗，在兄弟和睦的情意之中，又有切切偲偲、相互勉励的意味。即使不让兄长弟弟们看到它，友爱兄弟的心也还应当油然而生，何况其中还写得从容宽裕、绰绰有余呢？真迹如今收藏在宋正父家。我看正父写给愿、谦二弟的诗，都深深具有前代贤者的风味。这难道就是所谓“也确实履行了它”吗？《跋西园宋茂叔遗藁》。西园君早年跟随南轩、东莱二位先生游学，所以他的文章和议论，大抵以义理之道为根本，句句都是切实适用的话，不是世上那些雕琢辞章的人所能相比的。他的诗意趣幽深悠远，尤其具有南轩的风格。假如上天多给他一些寿命，使他能够充分达到自己的造诣，那么继承前代圣哲、启发后来的学者，就不会是别人的事了。我把这部诗稿反复读了三遍，不禁为之深深叹息。《跋宋正甫诗集》。清隐的诗，南城包显道评说得很恰当。我尤其喜爱他赠给陆伯防的一首诗：“年老以后放开胸怀，使心胆更加健壮；到了后来，还能留下芳香的姓名。”他寄给御史的诗说：“阴阳消长，正在风闻交替之际；朝廷堂陛尊严，正当如山屹立之时。”他送给愿父弟弟的诗说：“江湖上有多少可以与鸥鸟结盟的地方，不要靠近平津阁旁边行走。”这些都是有益的话。他又送给谦父弟弟说：“日常功夫就在细微之处，行走遇到阻碍便必须有所疑问；高谈阔论怕被虚空讥笑，阔步前行先要防备跌落的时候。”他和答别人说：“三位圣人传授的心法，只在于专一；六经承载的道理，并不以空谈真理为务。”这又是接近义理的话，不曾从事于学问的人不能说出。至于“没有三甲全中，却一个丁字也不认识”等句子，新奇工巧，是人人都喜欢的，就不必等待我的评论了。《跋赵章泉作何夫人墓表》。卫武公九十五岁时，还创作了《抑》和《戒》；济南伏生九十多岁时，还传授《尚书》。古今流传下来的这些事，都认为是稀有之事。章泉赵公在八十五岁时写成这篇墓表，援引圣人经典，引用贤人的传记，条理清楚而有伦次，确实而不浮夸。他与古人相比，难道还会逊色很多吗？唉，这篇文章，难道只会使何夫人的事迹流传长久吗？凡是做妇人的，都应当抄写一篇，放在座位旁边。

译《跋蔡节斋题张生所画文公像》。节斋的学问，能够说出文公未曾说过的话；材叔的笔墨，能够传达文公无法用文字传达的神韵。二人的道术和技艺虽然不同，难道不都是从文公的文章中有所领会吗？附录《蔡节斋诗》及跋。张生父子称颂紫阳，描绘人物非同寻常；能够传下遗像数百本，使紫阳纯粹的精神保存千年。他们不忘记以言语讲学的功夫，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而无言；那种气象实在难以看透。后来的学者深入明白未发之时的境界，才开始相信张生的功劳确实不少。文公先生教导人说过：“要在宁静之中体察认识天地万物的根本，在情感尚未发出时看清气象，这样处理事情、应对外物自然就会合乎节度。”材叔父子往来于先生门下已经很久，熟悉先生静坐时的气象，所以他们所传的画像，不只是在形貌相似方面精巧，而且还获得了先生内在精神的奥妙。凡是学问中可以用语言传达的，先生的书已经说尽了；只有这种境界有语言无法达到的地方。立志学习先生之学而想深入探究先生之道的人，必须从这里寻求，不能忽略。戊子立秋日，蔡渊书写。《跋余干陈君集杜诗》。尹和靖论说读书的方法，必定要求做到听来顺耳、心中领会，就像诵读自己说出的话一样。陈君对于杜诗，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听来顺耳、心中领会的境界。学者如果能用陈君的这种方法来读我们圣人的经典，那么所谓从身边取用便能处处遇到源头，也就不难达到了。《跋蔡忠惠帖》。蔡端明的法帖，收藏在余干舒氏家中。后面还有赵忠定公的题字，读它就像见到两位贤人的面貌，实在值得珍藏啊。《跋山谷黄槩字序》。苏东坡为《莲花漏》作铭说：“只有做到无意、无必，然后才可以主持天下的公平。”山谷的这篇序文，称许黄槩的德行，也是这个意思。士大夫用心处世，应当把它作为准则。《跋黄君汝宜廷对防后》。以平民身份来到天子的朝廷，亲自接受皇帝的询问，这是君臣交往的开始。当时所发表的议论，可以据此推知他一生的志向。大概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选择义还是选择利。立志于义的人，一定会说：“君主就是上天，就是父亲。哪里有面对上天而可以欺骗的道理？哪里有侍奉我的父亲而可以不尽心尽力的道理？”朝廷有缺失，在位的人不敢说，我来说明；百姓有困苦忧患，身居高位享受俸禄的人不敢说，我来说明。这都是侍奉上天和父亲所当然应做的事。把这种心意推广开去，将来进入朝廷任职，必定不敢为了爵位品秩而欺骗君主；到外地做官，必定不敢为了财货贿赂而残害百姓。这一切都是由一念之义造成的。立志于利的人，向上只想求得名列第一，向下只想不失去甲科，战战兢兢地只怕落在别人后面。当时正攻击正统学术，他就说“伪党不可容”；当时正要开启战端，他就说“大义不可抑郁”。不过是侥幸求得一时成功罢了，其他事情又哪里顾得上？把这种心意推广开去，在朝廷任职必定不能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君主；出仕而成为百姓的长官，必定不能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孩子。这一切都是由一念之利造成的。开始凭义进身，后来还可能转而以利为心；哪里有开始以利进身而能够以义终其一生的人呢？莆阳黄君汝宜在朝廷回答皇帝的策问，完全吐露了自己平生所学，没有丝毫回避隐瞒，可以说没有辜负初次进身时所持的操守。从今以后，只希望他不要改变这颗心罢了。虽然如此，人心的危险，也实在令人畏惧。从前因为贫困饥饿将要死亡也不肯接受的东西，如今却可能因为宴饮私乐而去接受；本心难以守持，即使圣贤也不敢忽视。黄君还应当努力啊！否则，那么他在廷对中斥责权贵宠臣，只是微末之事；等到取得职位后却依附权贵宠臣，也同样只是微末之事。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黄君难道能够不努力吗！《跋张魏公五遂堂墨帖》。曾子论说孝道，多么美好啊！世人知道不能得到父母欢心是不孝，却又有谁知道居处不庄重、侍奉君主不忠诚、任官不恭敬、与朋友交往不守信、临战不勇敢，也是不孝呢？这五件事对于侍奉父母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曾子这样说，大概是因为父母把孩子完整地生下来。所谓完整，难道只是四肢百体完备而已吗？有这样的形体，就有这样的本性；天下一切善德，没有不具备的。由居处一定庄重，直到临战一定勇敢，全都是善德的具体表现。一种善德也没有保存，就会损害自己的本性；损害本性，就会使父母蒙受羞辱。这样还怎么能算孝呢？然而曾子在这里一定用“敬”这一句话把它们总括起来，是因为善德具备于人的本性之中，而主持它的是人的心。只有这颗心常存，才能不失去本性。所以心存敬意，以上五件事都能成就；不敬，以上五件事都会丧失。这就是曾子为什么战战兢兢，直到临终伸展手脚以后，才知道自己可以免于罪过吗？有人认为战阵之事不是儒者应做的事，因此对此有所疑惑。唉！你以为古代文王、武王的教导，也像今天这样把文武分成两条道路吗？人在出生之初就悬挂弓箭，到了大学时期学习射箭和驾车，这些全都是为军事准备而设的。孔子说：“我参加战争就能取胜。”孔门的高才弟子拿着干戈来保卫宗国，这些事在传记中清楚可见。身为臣子却不懂军事，面对敌人时惊慌失措，忠诚和勇气都丧失了，又怎么能算孝呢？所以我推究阐明忠献题名堂的意义，把这些话留给耕道的各位孙辈友民，愿他们共同勉励。《跋困斋方公耕道事实》。困斋方公爱君忧国的忠诚、坚守道义而安于贫困的操守，都足以成为一代人的豪杰；可是他受到秦氏的压制，没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士人们都为此惋惜。当时，功勋卓著、德望极高、朝廷内外所倚重的人，没有比得上忠献张公的；文章高妙、学问精粹、议论正直、节操美好的，没有比得上吕紫防、胡衡麓以及横浦、澹庵这几位君子的。困斋都曾跟随他们交游，情谊坚如金石；而忠献对他的了解尤其深，这样就可以看出方公的为人了。方公既然仕途坎坷而终其一生，他的后代后来也渐渐衰落。唯独他的从孙友民，文采非常丰盛，气概不同寻常，大概是能够继承家业的人。然而，方公所以能够自立，难道是容易达到的吗？必须有学问来疏浚根源，有践履来充实实际，然后其他美德才值得珍贵。友民，你要努力啊！《跋龚尉所记全氏心远室》。龚君少仙写的这篇记，关于陶渊明的心情志趣，几乎已经摹写尽了。忠父又让我写几句话，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只是我曾记得，从前有人向胡文定公询问“心远”的意义，胡公引用上蔡先生的话告诉他说：“不要表现出婴儿般的姿态，却怀有大人的器度；不要只谋求一己之身，却怀有天下的志向；不要只考虑终身的打算，却怀有后世的忧虑，这就叫作心远。”唉！如今的人局促地困在樊笼之中，眼界所见不过几尺，志向所求不过锥刀般的微利，哪里足以谈论这些呢？想要学习陶渊明的人，应当就从胡公的话中去求取心远的境界。

译《跋章翔卿诗集》。卫武公九十五岁时还创作《抑》《戒》，这是圣贤的事业，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后世文士中也有年纪很大而构思仍然新颖的人，不过多数辞藻高妙而义理赶不上。若在我的家乡寻找，像仙游杨公，八十一岁时作诗仍有精妙的语句；静春刘公，七十九岁时作文仍有深刻的旨趣，都是我一向敬重的人。章君翔卿也是我的同乡，但我从未听说过他的姓名。有一天我在仙游遇到他，他拿出自己所作的诗将近三千篇，内容丰厚而令人喜爱。其中有《酒色财气》四首咏诗，尤其足以针砭世人的致命弊病。我问他的年纪，原来已经八十四岁了。唉！章君在诗歌方面老练到如此程度，他居住的地方离我又能有多远，我竟然不知道他？这样看来，士人沉沦在蓬门荜户之间，不被世人所知的，哪里数得清呢？章君壮年时多次轻装游历江淛一带，晚年不再出游，贫困得无法养活自己，正寄居漂泊在山林之间，靠仰赖道宫的斋粥来维持生活。然而他以吟诗自得其乐，脸上没有荒凉憔悴的神色，这也实在值得敬重了。章君名应龙，自号坦斋。《跋虞复之〈春秋大义〉》古代的《春秋大义》二十二卷、《衍义》三卷，是建阳虞君知方、字复之所著。起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学闻名当世，有三个儿子：长子伯静，次子复之，再次子仲默。复之虽然出继给虞氏，但他的学问本来就是蔡氏的学问。蔡先生没有哪部经典不通晓，只是还没有来得及著述；他曾经对三个儿子说：“渊，你应当继承我的《易》学；沉，你应当推演我的皇极数；至于《春秋》，就交给知方。”后来《易》和《皇极》两部书写成了，唯独《春秋》还没有掌握要领。有一天，他读《易》，豁然有所领悟，说：“《易》的每一卦每一爻，所包含的义理各不相同；如果说《春秋》用一个固定的条例概括所有事情，可以吗？学者应当用义理求取经书，而不应当用成例求取经书，这样或许才能得到圣人的本意。”过了很久，他又读书，豁然有所领悟，说：“道心，是义理的正当之心；人心，是血气私欲之心。正道容易昏暗，私欲容易流动，所以大舜有关于道心和人心危微的告诫。《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间，诸侯大夫所做的事情，出于道心的没有多少；凡是毁坏伦理、造成祸乱的，都是人心所造成的。所以经书记载鲁国以车马赠送仲子、接纳郜国大鼎等事，都是依据大义来遏止私欲的流动；全书的纲领，大体就在这里。我们的圣人的心，就是舜的心。《易》《书》和《春秋》虽然教导的形式不同，但虞君由此得到了《春秋》的旨意。天下的道理没有两样，所以圣人的经典也没有不同的宗旨；愚昧的人把它们分割开来，通达的人把它们看成一体。西山先生在这里大概找到了自己的寄托吧！虞君又将要撰写《王纲霸统》一书，说明王道由什么而废、霸权由什么而兴，使后世万代的君主知道“履霜而知坚冰将至”的戒惧，这对世人的警戒尤其有功。《跋袁侍郎机仲奏议》侍郎袁公凭借清正的名声和刚直的节操，受到阜陵的知遇；他从庶僚中迅速升任法从，阜陵在任命诏词中大略说：“有爱君忧国之心，有愤世疾邪之志，虽然还未完全合乎中道，但大概可以称为正人。”王言真是伟大啊，袁公一生的为人尽在这几句话中了。然而我曾经对此有所疑惑：袁公忠诚明达而刚直，既然已经是当世的正人，却还没有合乎中道，这是为什么呢？我看先圣曾说：“求太退缩，所以提拔他；由太逞强，所以抑退他。”这是为了约束他们的偏处，使他们归于中道。圣门陶铸人才的妙处，大抵如此。袁公的德性，纯粹属于刚强一类。刚强过度，就会为世俗所不能容，所以圣人的训诫涉及这一点，这也是洙泗成就英才的用意。后来袁公果然因此在朝廷中不得安宁，退居梅岩十多年，终于老于泉石之间，当时的人都为此惋惜。如今看他的奏疏和遗稿，精忠凛然，无所回避隐讳；假使处在前代那种忌讳直言的朝廷，必定会被认为狂妄、攻讦，认为他求取名声、沽卖直名，哪里还能得到“正人”的褒奖呢？我因此对淳熙年间的盛世再三感叹。题跋宗上人所收藏的杨文公、刘宝学、朱文公真迹。宗上人从径山回到闽中，拿出杨文公、刘宝学、朱文公的三封墨迹给我看，眉间满是喜色，说：“这是世上罕见的珍宝。”三位君子，有的凭文章和气节闻名，有的凭功业显著，有的凭道德受称誉；他们遗留下来的墨迹，即使写在被虫蛀过的纸上，学者也把它当作珍宝，这是应当的。上人是佛教徒，竟然也珍爱这些，为什么呢？况且杨公著有《传灯录》，刘公尊奉大慧宗杲，所以是佛门弟子乐于谈论的人物。至于朱公，却与此不同；而上人只是一味尊从，并不追问同异，这份心意尤其值得嘉许，所以替他恭敬地题写在后面。题跋《王双岩文集》。我读《双岩先生集》，其中论说义理之道，并不专门宗奉伊洛学派，却得到了伊洛学说的精粹；并不深陷于老庄、佛教，却偶尔阐发老庄、佛教的微妙之处。他的古赋像苏东坡，诗歌像李太白。他的文辞不矫饰抗峻却刚健，不加雕琢却精工，不事组织绣饰却秀丽。他在文章方面的伟大，确实如此啊！从前河汾王氏说，文人的品行可以从文章中看出。如今就双岩的文章来想象他的为人，他大概平易正直、慈祥善良，内心郁郁如春天一般；深情周密地对待君亲之义，对骨肉之情又诚恳深厚；同族群居相处，和谐却不流于软弱，严正却不流于激烈；举杯邀友，风流闲雅，却不放纵到超越规矩之外。有这样的人，最终却老死于泉石之间，世人说科举能够把天下士人尽数笼络，果真如此吗？感叹之余，便把自己的看法附在篇末，并写信寄给先生的儿子详刑公，不知他认为如何。题跋《辛简穆遗事》。建炎年间，简穆辛公因朝廷议论和推选，前来担任浦城县令。当时熊寇焚烧破坏之后，他披荆斩棘，招集流散百姓恢复生产；又防备盗贼从邻近地区兴起，践踏松溪、政和，便把他们的党徒全部驱赶过来，使他们像风雨一样迅疾地来抢掠。辛公招募百姓组成强弩手，把盗贼射退，擒住他们的首领五六人，盗贼于是大败北逃，最终保全了一方百姓。辛公对于浦城，可以说有再造之功了。辛公起初把政事处理所设在胜果院，后来解下县令印绶，又在安国寺居住了很久。寺院墙壁间有他题写的诗以及同寺僧往来的书信，距今一百多年，笔墨仍像新写的一样。我曾对乡里的士友说：“何不在安国寺祭祀辛公？”众人都认为合宜，主持和尚也欣然愿意出力，只因事务繁多未能办成。如今看辛公的墓志铭和遗事，他忠孝的大节既然伟大，足以成为一代人的表率；至于那些细微的行为，即使别人无法看见，也没有不恰当地详尽记录的。唉，这就是他之所以成为简穆公的原因啊！我起敬之余，便写在编集末尾。至于仰望高山的敬意，应当在祠记中详述。

译题跋朱文公所书谏议马公诗。考察马公在建炎二年九月因进言论事而获罪，被贬为濮州，诗应当就是在这时所作。自从河南二位先生阐明《中庸》的旨意，开示学者以后，马公晚年到洛阳跟随伊川，完全领会了其中的精微。不幸遭逢时局大变，恰好任谏官，倡导保存赵宋的义举，挫败伪楚的僭越，精忠凛然，功在宗庙社稷。到这时，他又因为批评汪伯彦、黄潜善误国，被放逐到必死的地方，却把贬谪当作笑谈，丝毫没有畏惧沮丧的意思。这难道不是所谓平日即使处在患难中也能实行其道，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其乐吗？这首诗依靠朱文公亲笔书写，才得以流传不灭。我过去从建安叶氏那里得到它，恰逢马公的第四代孙承直郎马淮来任南浦县丞，看见此诗，忧伤地请求刻在石上，放置在官署墙壁间，我立即把它交给了他。唉！马公对于中庸之道所得极深，而诗的末句仍以自己未死相期。大概义理无穷，学习没有止境，这正是自古圣贤整日勤勉不懈、到死方休的原因。马公虽然最终因贬谪而死，但他的英风毅气如今仍然存在。学者看了这首诗，可以从中得到老师。题跋陈北山帖。北山先生陈公的文章、书法，是近世第一流的；这是他不到五十岁时写的，笔势刚劲优美已经如此。到了晚年，笔势更如龙腾虎跃，无法捕捉、拘束。我曾见过他所作的《赣州三桥诗》，又见他亲自书写并篆刻，每每感叹：世称《袁州学记》为三绝，但那并非一人所作，而陈公一人兼备三绝，哪里是别人能够比得上的呢！这封帖是写给建阳陈朝瑞的，大概是陈公的同门好友。当时伪学之论正喧嚣，文公先生极力请求辞去官职，朝廷没有允许。帖中提到的，正是这件事。十多年后，天子才诛杀权臣，而文公和陈朝瑞早已去世；只有北山年近八十，亲眼见到更化以后的事情，出入朝廷内外将近二十年，最终也不肯稍稍改变自己的操守，高卧不出，以高寿终老。帖中所说的“不改变初衷”，正是他的本心。陈朝瑞的居所与文公相邻，壮年到老年一直同游同学，没有什么不贯通的。他考中绍熙四年进士，得到永丰县尉的任命，还未赴任便去世了，士人都为他惋惜。这是他在邵武时所写的帖。有个儿子名庚，能够不使世传之学坠失。他拿这封帖给我看，请我题识在末尾。题跋朱文公帖。绍熙年间，文公先生在临漳刊定四部经书。后来龙图詹公又在三山刊刻。经书中，《易》采用古经本子，《书》《诗》删出《小序》，放在卷末；《春秋》不附《左传》。先生既然有幸教导学者，就使他们认识经文的旧貌；至于音训，也一定反复订正，直到满意为止。唉，这就是我夫子整理经书的心意啊！当时群邪猖獗，设置党禁，罗网天下士人。凡是先生的一篇文章、一句话，所在之处都毁弃铲除，唯恐落后；而詹公在这种时候，却开始把先生所定的经文刊刻在学校中，丝毫不顾忌躲避。他尊重前贤的言论并付诸实践，不因祸福而改变夺取自己的志向，像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呢？陈少仙，字朝瑞，是先生的门人，也是詹公的朋友。他家收藏先生往来的书信墨帖很多，这只是其中一件。他的儿子庚拿来给我看，我谨慎地题跋后归还给他。题跋刘庆子《母胡夫人萱堂记》。看《胡文定公传家录》，从圣学的源流、治国之道的关键，到修养自己、待人接物，无论细小还是重大，胡文定公都向子弟讲说。因此，从致堂、五峰兄弟直到西园，有的出仕，有的退居，都能实行天下的大道，遵守古人的正法。至于女子，也有像胡夫人这样的人。《二南》的诗，把教化施行于闺门作为最高境界。《家人》卦的彖辞说：“利于女子守正。”大概男子守正容易，女子守正困难。胡氏的教化能够使女子具有贤德之行，那么它在家庭中的实行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庆子拿《萱堂记》给我看，我恭敬地拜了两拜，写在篇后。题跋项吉父讲义。关于项君的讲义，诸位贤者已经评论详尽，不需要我再说。只是看他给书斋命名的含义，明白地与我的心意相合。安乐先生说：“图虽然没有文字，我整天所说的，也从未离开这个道理。”项君给书斋命名，大概接近这个意思。即使没有读他的讲义，也可以知道他是善于学习的人。题跋南轩先生《永州双凤亭记》。先生写这篇文章时才二十二岁，这篇记如今不在文集里，难道是因为认为它是年轻时的习作而删掉了吗？然而其中说：“古人所谓文章，是要用来修治自身，使自己合乎礼；内在纯粹，外在文雅，本源不出于修身，最终却可以施行于天下，这才叫至文。”唉！这些话难道可以把它只看作年轻时的习作吗？题跋徐德夫所收藏的朱文公五帖。我听说徐德夫君贤能，却还没有见过他。只是看见他在漕司所发的公文中表达的意见，想来他曾经学习过诸位老先生的学说。如今他拿朱文公的几封墨帖给我看，他如此珍爱先贤遗墨，那么朱文公的格言和重要教诲，他一定曾经诚心奉行。几封帖告诫学者的内容虽然不同，但总不外乎“致知力行”四个字。德夫如果深入玩味，切实奉行，并终身守持，将来所达到的境界必定不可限量。德夫可要努力啊。题跋南轩先生《周氏寓斋诗》。庄氏把轩冕看作寄托之物，把形骸看作暂住的旅舍，可以说是通达了。然而它的弊病在于，把天下所有的人伦物理一概视为虚假。这样一来，善行就不必勉励，恶行也不必戒除，这是最为害道的。周氏用“寓”给书斋命名，而宣公为此作诗，正是学者应当佩服的道理。

译题跋辅汉卿家藏朱文公帖。嘉定初年，我在都城认识朱公，他的容止气度不像东南人物。谈话所涉及的，全是诸位老先生的典范，我私下不禁肃然起敬。当时的达官贵人中，有些人被朱公了解；他们的举措稍有不合乎人情，朱公就把一切都说出来规劝告诫。正逢台中执法官新近受命，于是弹劾朱公。然而他在朝廷时，我不知道究竟因什么事获罪。二十多年后，我才看到朱公上呈政府的一封书信，其中所论是非成败，到今天没有一句不应验的。唉，贤明啊！难怪受到文公的器重。他的儿子文甫来闽地任官，拿考亭的书帖给我看，我谨慎地题识在末尾。题跋朱文公所作《元亨播群品》诗，亲笔书写给邓邠老。乾卦的四种德性反复运行而无穷无尽，它的根本只是诚而已。诚就是太极；它能够播育万物，是因为诚的贯通；它能够固守灵妙的根本，是因为诚的复归。贯通就表现为仁和礼，复归就表现为义和智。这就是所谓“五行归于一阴阳，阴阳归于一太极”。然而动静循环运行，而静是根本，所以元出于贞，感应以寂静为基础。如果不能涵养未发时的中，怎么能有已发之后的和？所以这首诗说，世人的纷扰，恰恰足以损害道，不如居住山林的人静观密察，更能探究万物变化的根源。总之，道无所不在于起初，并不因出仕或退处、喧闹或寂静而有差别。善于学习的人，应当探求先生言外的意义。题跋王枢使《轩山集》。枢密相濡须王公凭借精忠劲节受到阜陵的知遇，只用片言便领会圣意，于是确定了君臣之间的契合。不到十年间，他参与调和鼎鼐，独自执掌枢机，谋略明达、功业卓著，是一时最杰出的辅弼大臣。嘉定更化初年，诸位老臣聚集在朝廷，多能讲述王公执政时的事情。我后来任洪州、潭州守臣，这些地方也都是王公过去镇守过的地方，抚察当地，仍能见到他的遗风和功绩。我心中仰慕他，只遗憾没有得到他一生的遗文来阅读，以此自我壮励。绍定四年，王公的儿子、汀州通判王杅拿《轩山集》给我看，其中诏告温厚醇正，得到了王言的体制；表章和诗篇，写出胸中真情，不需藻饰，文辞和义理自然焕发。大概王公的为人英迈卓异、胸襟开阔而明白，所以他的诗文往往也像他本人。那些世上雕章琢句、自以为工巧华丽的文章，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然而王公文章的伟大，尤其在奏议；只是文集中看不到奏议，难道是因为言论峻切，似乎会彰显当时政治的缺失吗？唉！如果不看欧阳修、余靖、王安石、蔡襄的谏疏，就无法知道仁宗皇帝如天一般的盛德。乾道、淳熙年间，众多贤才聚集朝廷，直言不断传入耳中，这正是孝宗之所以圣明的原因。那么王公的奏议不流传，难道可以吗？所以写在编集末尾，以等待后人。题跋江西赵漕《救荒录》。嘉定七年，我从殿中离任，任江东漕司赵侯彦覃的主管帐司。第二年，各郡大旱并发生蝗灾，我奉朝廷命令推行救荒政事，赵侯尽心尽力地协助我，没有一点力量不使出。桐川土地一向贫瘠，到这时灾情尤其艰难，我让赵侯先去巡视；他所筹划安排的事情，都很有条理，我到那里后，只需开仓赈济。记得刚到时，见赵侯迎接慰劳我，说：“从前我只见过你的面孔，如今我见到了你的内心。”从此我深深敬重他的为人。这一年，朝廷捐出钱粮救济一道，数目大约以百万计；我和各处官员谨慎奉行，而幕府属官中出力最多的，就是赵侯。事情办完，百姓得以不至于饿死沟壑，赵侯因此声名更加显著。没过几年，他入朝任官，出任庐陵郡守。不久，他持本路漕运使节，军旅事务之后又遇饥荒，赵侯便把从前协助我的办法施行于江右，他救活的人数不比在金陵时少。他来信告诉我说：“从前江东救荒的事，我有幸参与其中，所记的始末都还在；实在没想到如今又能在这里推行。” 这才知道从前编录此事并不是没有益处。既然已经刻印在木板上，何不替我作序呢？我想赵侯从前尽心办理救荒政事，并不是为了有所求取才这样做的。然而离开幕府才十四五年，便承担了使者推行救荒政事的责任，这难道不是因为本心如此吗？爱护百姓的人，本来就是上天意旨所归；行善所得的报应，也确实显明得很吧？有官位的士人，看到这些应当知道自我勉励。作序不是我所敢当的，只姑且叙述大意，题在书卷末尾。题全氏步云斋。金鸡一峰，是浦城最为优胜的地方；全氏的步云斋，正坐落在山顶，那里人物文雅，多数人都从这里走出。后来中间改作道宫，忠甫如今在它右边创建小斋，以恢复前人的旧迹。我有一天整理衣服登上山去，只见群山回环，万物全都显现，恍惚间仿佛超脱尘世，游到了无何有之乡。于是感叹说：“古人喜欢居住在高处、远眺景物，难道只是为了震动心神、惊骇眼目吗？”天地之间横陈交错的一切，无不包含至理；即使是体悟大道的人，也不必等到从窗户窥看，便能灿然尽见。然而从学习者的角度说，看见山就可以悟到静和长寿，观察水就可以知道万物有根本；风雨霜露映入眼中，那么天道的至高教诲，也清清楚楚可以认识了。忠甫的子弟和同族晚辈大多好学，不妨凭栏观看。仰望太虚的无穷无尽，俯视长河的永不停息，那么我们的德业如果不是每天更新，就不能说是盛大；如果不能丰富充实，就不足以说是广大；如果不能整日勤勉不懈，就不能与道合一。这样看来，对于进德修业的益处，实在宏大。若只把拾取科举名次看作攀云探月，时时刻刻都想着这些，我恐怕就会沉溺在名声和利益的深渊中，和滚滚喧嚣的尘世之人一样罢了。康节先生说：“天根月窟任意往来，三十六宫处处都是春天。” 难道说的就是这种境界吗？这篇文字既是用来勉励全氏，也是用来警戒自己的。

译题跋曹唐弼《通济仓记》。太史黄公的诗说：“能够同贫苦百姓共享年成收获，必定会有明月从蚌胎中生出。”世人都知道吟诵这句话，却未必深信。抚州宜黄有个曹尧咨，曹君，他的先世曾想仿效建昌吴氏建立社仓，没有成功。曹君继承父亲的志愿，在自家设置六座粮仓；家中所有田地，每年每亩收取六升粮食存入仓中。遇到荒年，就拿出来平价出售，数量一定宽裕，价格一定公平。因此一方百姓依赖它而得以保全性命的很多。曹君平生努力学习，擅长文章，名声始终没有列入乡大夫的名籍。他的儿子曹锡，聪明敏悟，远胜常人；当时正准备应举，名字尚未确定。乡人吴盟，字仕衡山，梦见曹君的三个子侄都被荐送，曹锡也在其中，于是就改用现在这个名字。这一年他考中进士，第二年又考取奉常科。这个名字不是取自别处而取作“锡”，是上天明白地表示把福禄赐予他的意思。绍定二年冬天，邻近州县发生盗乱，宜黄人也跟随响应而起事；他们包围县城，攻掠焚烧各乡，没有一处幸免。他们经过曹君的居所时，唯独说：“这家人能够平价出售粮食来惠及乡里，互相告诫，不要侵犯他家。”等到动乱平定，曹家的房舍、宅第和别墅都完整无损。从前汉、唐末年，盗贼不进入郑康成、李表圣的乡里，世人传为奇事。如今在曹君身上看到了这种情形。不过曹君的本心，只不过认为邻里之间有相互救济的义务罢了，并不是怀着什么侥幸求报的想法才这样做的。等到长久坚持而不懈怠，上天便让人们传诵他的事迹；即使是凶恶强悍、无所顾忌的盗贼，也知道不能辜负曹君的恩德。那么，那些说天道遥远、人的本性邪恶的人，从这件事上可以醒悟了。曹锡字晋伯，他当年中第，实在是我选取的。后来我出使江东，又邀请他到幕府，当时正讲求推行救荒政事，晋伯出力最多，因此士大夫都称赞他的才干。如今他任奉议郎，先前担任宁都县知县，事业正在迅速发展，前途还远未达到尽头。我读曹君所作《通济仓记》，长久地赞叹仰慕，谨写在篇后，以警戒世上那些富有却不仁爱的人，使他们知道仰慕曹君万分之一的德行。曹君字唐弼，他德行善行的详细情况，见于李侯、刘侯所作的墓志。题跋高宗皇帝赐洪忠宣公冬服的手诏。苏武归来时，是从匈奴那里回来，诏令授予他典属国之职，赏赐钱二百万，田地住宅也一并赐给。洪忠宣公的气节不愧于苏武，而高宗皇帝宠爱赏赐他的程度，比汉廷还要超过。他们褒扬表彰忠义，都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然而苏武不幸受到霍光压抑，洪公也不幸遭遇秦桧的恼怒。苏武受压抑，不过是没有做公卿罢了；而洪公刚违背阴山以北的意旨，又被贬到瘴疠之海以南。洪公的不幸，比苏武更严重；而秦桧所犯的罪，又超过了博陆侯霍光。唉！思陵皇帝如云汉般的文章，忠宣公如霜日般的节操，将与万古同在而没有穷尽；权臣的气焰早已像冰消解、灰烬飞散一样。考察评论人物的人，是愿意做洪公，还是愿意做秦桧？有志之士必定知道应当选择什么。题跋孝宗皇帝恤刑御笔。臣考察《王制》说：大司寇把狱案审理完毕的情况报告给君王，君王命三公共同审听；三公又把狱案审理完毕的情况报告给君王，君王再三次审察，然后决定刑罚。这样看来，审理狱讼、议定刑罚，确实是宰相的职责。古人论刑说：“只有能够承受上天的德性，才能建立伟大的命运，使其配享于天下。”君主和宰相用来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关键，正在这里。孝宗皇帝把这件事交给二府大臣，是很合宜的；洪文惠公在任时，也以宰相身份承受诏命。当时皇帝深厚的恩惠广泛渗透，四海之间和气融洽，好像正值春天。盛大啊，这就是孝宗的德行，也是洪公和同僚奉行推行的功劳。题跋《彭忠肃文集》。汉代西都的文章最为兴盛，到唐代更是尤其兴盛。然而能够阐发义理、补益世道人心的，只有董仲舒、韩愈而已。本朝文治蓬勃兴起，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凭借大手笔恢复古代文章的传统，其高明之处不减于董、韩二人。到了濂洛诸位先生出现，虽然他们并非有意作文，但片言只字都贯通、综括至理，像《太极图说》《西铭》这样的作品，直与六经相互出入，更不是董仲舒、韩愈所能相比的。这样说来，文章在汉、唐还不能算最盛，到我朝才真正盛大。忠肃彭公以濂洛诸先生为师，所以从他的著述看，大多是阐明道理的文章，而不再只是文人的文章。彭公的儿子横浦使君彭铉把刻本寄给我，我恭敬地题写在末尾。题跋《孔从龙洙泗言学》。从前南轩先生曾辑录《洙泗言仁》一篇，阐发其中的意义，使学者知道如何实行仁。如今衢梁孔君又辑录先圣关于学习的话四十多章，每章加以解释，使学者知道如何学习。孔君是先圣的后裔，又精心研习先圣的书，他所阐明的内容，对学者很有补益。虽然如此，《鲁论》二十篇谈仁和学习的地方大概并不多，但仔细玩味推演，实在没有一句不是仁，也没有一句不是学习。姑且拿第一篇来说：“时时温习，便能感到喜悦；朋友从远方来，便能感到快乐”，这当然是学习。以孝悌建立根本，少说巧言令色，这难道不是仁和学习吗？学习在这里，仁也在这里。懂得这一点，才算善于读《论语》。题跋刘静春给南轩的书帖。这是静春刘先生写给张宣公的帖。当年是淳熙戊戌年，眉山参政李公刚满二十岁，他的弟弟如今任制阃侍郎，也只有十八岁。静春把他们都称许为蜀中的师表。二人后来果然凭文章和德业显名，没有辜负他的期望。然而静春不仅了解他们，还嘱托宣公成就他们。大概人才和世道所依赖，所以他如此恳切。知人之智、爱人之仁，他在这里兼备了。前贤的用心，实在值得敬仰。题跋《陈复斋诗卷》。己丑年春天，我曾写自箴说：学习不如临卬深邃，气量不如南海宽广，操守不如莆田贤美，安贫乐道不如义乌安然。所谓莆田，是指我的老师复斋。我同复斋是一生的老朋友，却每每感叹自己达不到他。复斋去世三年后，我才见到他写给友人刘君的诗卷。他在自己坚守不出、流言容易汹涌的时期，仍然安然自处；在美好时节和良宵，邀请朋友，尽情享受登临游览、赋诗吟咏的乐趣。回头看我从前获罪时，闭门疲惫地躺着，惴惴不安，不敢稍微放纵自己，彼此相差太远了。因此我更加感叹自己达不到他，也痛惜再不能见到他。刘君对于复斋是德行高尚的朋友，所以二人交游密切，唱和的诗篇很多。

译题跋刘弥邵《读书小记》。莆阳刘隐君把《读书小记》给我看，我读后感叹说：“美好啊，刘君！可以说你知道学问的根本了。”孔门弟子中只有颜子被称为好学，颜子所问，前面问的是“怎样实行仁”，后面问的是“怎样治理国家”，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学习。因为实行仁是成就自己的最高境界，治理国家是成就万物的最高境界，体用、本末都在这里穷尽了。颜子之所以仅次于圣人，而孟子期望他有禹、稷那样的功业，难道不是因为内圣外王的学问已经具备了吗？汉代以后，学者开始分门别类，记诵考问、综合古今，文章精妙，号称儒者的极致。然而用来成就自己还可以，用来成就万物就很困难；那么这种学问又有什么可贵呢？我退居八年，面对残破的书简呻吟苦读，并没有什么收获。只是曾私下认为，士人的学习不过是穷究义理、推求实用罢了；义理必须通达到实用，实用也必须根源于义理，这并不是两件事。我早晚思考探求，只求这一点，间或把它告诉别人，很少有人不茫然失意。大概后世的学问，谈义理却遗忘实用，弊病在于空虚；谈实用却遗忘义理，弊病在于粗浅。不知道义理就是实用、实用就是义理，不融会贯通，就不能说学问已经成就。如今看刘君的书，内在不遗漏义理，外在不遗漏事物，正深深契合我的心意。虽然如此，道无穷尽，学习没有止境；以刘君的沉静笃实，只要勤勉不止、毫不舍弃，怎么知道他不能达到最高境界呢？所以题识在编集末尾，以待将来。题跋张平仲《注三略》。《三略》是先秦的书，虽然未必是鹰扬翁亲自所作，却一定是他所传下来的兵法。我曾深深吟味它，其中关于治理国家、养育百姓的说法，法度与儒者的意旨并不相悖；至于收敛潜藏、退守不先于万物的意思，则是黄老学派的遗言。张良号称善于运用《三略》，但他得到的最重要内容，不过是随顺事物变化，变化无常，因敌而转化，行动时总是随势而动这几句话罢了。由此推断，如今流传于世的，正是张良所受的那部书。盱江张平仲少年时就喜爱此书，为它作传释义，文字简洁而能说尽，深刻而不穿凿。儒者之所以可贵，正因为没有一件事物是他不应当知道的，何况兵事是重大事务，怎么可以不知道？平仲在这方面是有志向的。题跋秘阁太史范公集。诸葛武侯的文章文采并不艳丽，但他的《出师表》二篇以及《开府作牧教》，直到今天仍为学者所喜爱；有志之士击节朗读，甚至有人读到叹息流泪。六朝、隋、唐的文人，动辄写上百十篇文章，辞藻浓丽纤巧，雕饰到了极点，却有的最终没有一句可以流传。那么文章之所以成为文章，难道一定要多而华丽吗？秘阁太史范公的学问得自他的舅父胡文定公，他立身朝廷、修养自身，大体相似。他在议论中表现出来的，一定尊崇《春秋》古经，一定排斥王氏的异说，一定阐明夷夏之大分，一定反对和议，一定斥责权臣。如今看他的文集，这些都清楚可见。他上奏思陵皇帝、劝谏皇帝屈己的封事，以及责备秦桧忘记仇恨、辱没国家的书信，更是所谓光明卓绝的文章。假使范公一生没有别的文章，只有这两篇，也足以贯通虹霓、摩触星斗了。唉，伟大啊！某年某月某日，夜间读范公的文章，禁不住赞叹仰慕，写在文集后面，归还给他的孙子某。题跋天台刘深父《杯水编》。开禧丑、寅年间，天台刘深父任侯官县令，我当时在连帅幕府，偶尔相互拜访，讲论文章。刘君每次举出史传中的事，便娓娓道来数百上千字。汉代许皇后上书孝成帝的内容，在班固的史书中属于隐僻之处，学者多不谈论。刘君有一天当着客人的面背诵“无奈妾身命薄，偏偏遇上竟宁以前的时局”和“设置屏风，是张某所作”等句子，我仔细听来一个字也没有错，至今还在想念他的风度。三十年后，他的儿子刘睎来见我，拿出所谓《杯水编》；我通读全书，其中关于行军的文章，多是开禧年间用兵的事情。我亲自见过刘君所作的那些文章。唉！凭刘君的文学和风采，他离开侯官才多久，就再也没有起用，而我却鄙陋无能到了极点。阅尽一生之后，再来追念从前的游处，恍如梦中之事。死生穷达都不值得说，唯独刘君的风流意态，我不能忘记。题跋陈北山为黄春伯所作序及其本末。清逸黄君年轻时学习神仙之术，同时又有志于当世事业，为已故北山先生陈公所知。陈公的儿子、如今任宝章阁待制的子华，担任福建招捕使，黄君以宾客身份随从，有功劳，子华向朝廷报告，于是得到武官爵位。清逸并不愿意如此，但又不忍使先世遗留下来的事业断绝，便以州文学的身份列入吏部铨选；枢密府听说他的才干，召他来掌管禀议。这正是功名将要显达的时候。从前李长源曾经学习神仙之术，后来却为唐朝三位皇帝效力，建立了大功业，人们说李长源以将相之业交换神仙之术，是失策。唉！假使李长源真能驾鸾骑鹤，餐食沆瀣、服食朝霞，也不过是私自保全自己罢了。何况大忠大孝，不必经过修炼就能成为神仙，这才是仙书中的话。我曾说，天上如果果真有仙人，一定是忠臣孝子。清逸努力吧！抒发赤诚来报效国家，这就是忠；扬播美名来显耀父母，这就是孝。功业成就以后，浩然归来。我已经在梅山南面结庐，又在武夷山顶振衣。如果你能跟随我，我将分出一半席位等你。题跋永嘉刘君志铭。刘君在家中亲身实行德行，于是乡里受到教化。没有利益诱惑，行善的人也会受到勉励；没有刑罚驱使，做坏事的人也会感到羞耻。若不是有超过常人的德行，不可能以儒者身份而懂得兵事；若没有超过常人的才能，也不可能凭一个普通士人、单独一人之力，抵御一方的患难。然而他最终以平民身份死在穷巷中，是因为世上没有周宾那样的人，兴盛唐朝的荐举士制度也不能把他牵合组织起来。写文章的人，往往因困穷而死，难道只有刘君如此吗？然而刘君这样做，也只是尽到我的天性罢了。孔子说：“从下学入手而通达上天，了解我的大概只有上天吧！”上天使孔子终身困穷，似乎好像并不理解我。然而从下学而上达，上天对我的了解难道还不深厚吗？学者深入体会这句话，然后才能认识先圣不怨天、不尤人的旨意。端平初元夏至前二日，建安真某书写此文，归还给刘君的孙子晋明。题跋《黄容安僻地集》。黄君被迫居处于闽山僻地，又迁徙到建溪，崎岖艰险，可以说已经非常困苦了。然而他写给儿子的作品，却能够以义理和天命自我安顿；不是曾经讲学并懂得道理的人，不能达到这种境界。难道可以只把他看作诗人吗？绍定五年六月二十日题。《西山文集》卷三十六。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三十七。宋代真德秀撰。

译书信。《上皇子书》【辛巳】。八月吉日，服丧中的真某谨慎地斋戒沐浴，写信，再拜奉献给皇子国公某。我恭敬地居处乡野，看到六月丙寅的诏书，隆重地册立亲贤为国家的皇位继承人。自从太子之位空缺以来，天下人殷切盼望国公，已经很久了。圣上深思国家最重要的谋划，大臣们辅佐促成，于是这项议议终于决定。从靠近京畿的地方，到海角荒远偏僻之地；从群臣百官，到屯营中数以百万计的士卒；从头发斑白的老人，到无知的儿童，没有不欢欣鼓舞，庆幸天下太平有期，有的人甚至感动流泪。我私下曾思考，皇子国公英明聪睿的才质、恭敬温文的德性，得自上天，又通过学习而成就，这本来就是常人所不能及的。然而他的足迹不离宫廷，交游不过是同僚近臣；他的精神心术如何运转，言语行动和操守修养的实际情况，两宫知道是可以的，外廷士大夫从哪里知道呢？士大夫知道是可以的，儿童和役卒从哪里知道呢？都城知道是可以的，四方万里之外又从哪里知道呢？唉！这正是《中庸》所说的“道的显现，诚实不可掩盖”，本来就是如此。国公在深宫中修养自己的时候，哪里是希望别人知道他呢？等到储君之位空缺、国家大计尚未决定时，聚集在宫阙之下的皇族宗室，约有十多人，而朝廷中的士大夫在朝廷上议论说：“没有谁比得上国公。” 学校中的士子在学校里议论说：“没有谁比得上国公。” 其他私下议论、暗中交谈，也没有不是这样。他们平时与国公声名行迹互不相闻，利害也互不相关，并不是暗中怀有私恩、企求日后福报的人，却都如此称说。后来恩命赐予国公，果然没有被废止。由此可见，人心至公的道理，即使上天也不能违背它。然而两宫把国家托付给国公，以及天下军民对国公的期望，实在十分重大而不可轻视。从今以后，国公的学问必须比从前更加进步，德行功业必须比从前更加充实，然后才足以满足天意和人心，堵塞朝廷内外的期望。国公难道可以不对此深深勉励自己吗？那么实现这些的道路将从哪里开始呢？概括地说只有一句话：“诚而已矣。”诚这种道理，可以与天地并立，可以辅助化育万物，它的功用是很大的。然而寻求用力的地方，不过是“无妄”“不欺”和悠久不息罢了。把这三点全部做到，诚的本体就具备了。什么叫无妄？就是纯粹真实，不掺杂虚伪。什么叫不欺？就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戒慎谨慎，在无人听见的地方心存恐惧。什么叫不息？就是始终如一，时时刻刻都能日新。这三点中有一点没有达到，便离诚远了。姑且举大概来说：实际奢侈，却用俭朴的外表来文饰；实际暴虐，却用仁爱的外表来掩盖；内心喜欢谄媚，却表面上装出接纳谏言的名声；内心喜爱奸邪，却虚假地摆出尊敬贤人的样子。这就是虚妄，不是诚。只在大庭广众之中修饰整饬自己，却在深居闲处时放纵；只在亲近君子时矫揉造作，却在亲近小人时把本性暴露出来。这就是欺骗，不是诚。恭敬畏惧没有多久，轻慢忽略就接踵而来；俭约没有多久，奢侈安逸就随之而至。勤勉懈怠没有常态，暴烈严酷与寒凉冷淡反复不一。凡是这些，都不是诚。《易》说：“鹤在树荫下鸣叫，它的子女便应声和鸣。”说的是感应迅速。《诗》说：“宫室里敲响钟鼓，声音传到外面。”说的是内在真实很容易显露。意念稍有差错，别人观察、感受你的方式立刻就会不同，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伏望国公既然先前凭借这些德性获得了众望，我愿意再用这些道理劝您今后持守。孝顺父母，就必须真诚地孝顺；忠于君主，就必须真诚地忠于君主。以诚心亲近贤人，而不能让喜欢谄媚的私心夹杂其中；以诚心享受正当的音乐，而不能让宴饮游乐的快乐干扰思虑。进宫侍奉两宫时，诚心固然如此；退居私人居室时，诚心也如此；出外接待宾客僚属时，诚心固然如此；进入亲近之列并接受熟习教导，他的忠诚也应当如此。不只是暂时勉强为之，而且要安然实行于长久；不只是开始时能够谨慎，而且到最后也不改变。这样，那么学问会日益光明，德行和功业会日益充实宏大。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即使优游而入圣人境域也是可以的。天人之心会更加信服，朝廷内外的声望会更加满意，而圣上之所以为天下获得人才，也就比尧舜更有光彩了。国公难道可以不在这方面深加勉励吗？我又曾考察过，先圣为《易》作赞，在乾卦说：“君子因此自我奋发，永不停息。”这是说君子体察上天的刚健；在坤卦说：“君子因此以深厚的德行承载万物。”这是说君子效法大地的广大厚重。不体察乾的刚健，就没有办法主宰万物；不效法坤的厚重，就没有办法容纳万物。何况观察古代，凡是偏于刚强的，便成为亢进、暴戾、逞强自任；偏于柔弱的，便成为昏暗、懦弱、因循苟安而没有防备。虽然他们的过失不同，但对治理的危害却是一样的。近来我私下听说，开府之初，您明敏如神，事情一到便立即决断，威严号令振作有力，群下都肃然敬畏。这确实是刚德显著表现出来的地方，而我愚昧，却希望您对于“厚德载物”的意义，再详细玩味并深入体会。因为刚与柔贵在交替运用，而不贵在偏重一方。圣上温和恭敬、慈爱仁厚，仿佛专门任用柔道；但到了诛除权臣、断绝与仇敌交聘之时，英威显赫，超过了孝宗。如今建立国本，独自出于神明果断的决策，这一点又如仁祖。既然如此，圣上的德行可以说恰好处于刚柔之间。只愿国公体味先圣《易赞》的劝戒，说明并效法圣上执守中道的盛德，以刚明果断为根本，以宽宏博大为作用，浑厚得如同元气运行而不偏于舒张或肃杀，温润得如同美玉而不显露棱角；这尤其是群情所注目盼望的。我还有一点意见要献上。

译传记说：“天的职分是生育和覆盖，地的职分是形成和承载，说的是它们各自都有所职掌。” 天地如此广大，尚且用职分来说明它们，那么其他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总揽权柄、执掌政纲，是君主的职分；进用贤能、罢退不肖，是宰相的职分。国公兼任臣子所应承担的职分，究竟应当做些什么呢？尽心履行侍奉饮食、问候安否的敬意，以承顺两宫温清定省的欢悦；尽心修养自身、增进德行的诚意，以符合两宫眷顾倚重的厚望，这就是国公的职分。至于政事的宽缓或严急，人才的任用或舍弃，这是大臣的职分，而不是国公当前所应做的事。国公应当精研学问，对于前代政治的得失、用人的是非，不可不深入探求，不可不熟悉讲习。至于要表现在实际行事上，则有相应的职位，也有相应的时机，不能越过它。《易》的道理是，处在不相称的职位，行动又不适合时机，那么即使事情本身正确，也会有悔恨。《乾》卦开始说“不要有所作为”，第二爻说“出现在田野”，第三爻说“整日勤勉，到了晚上仍戒惧”，第四爻说“跃跃欲试”，这都是从职位和时机来说的。假如处在第三爻却贸然试行，便是躁进；处在第二爻却不要有所作为，便是不合时宜。以国公所处的地位来对应《乾》卦六爻，正是《乾》卦所说“整日勤勉，晚上戒惧”的时候。“整日勤勉”是什么意思？就是兢兢业业。“晚上戒惧”是什么意思？就是警戒畏惧。古代圣人即使登上至尊之位、成就极大治理，仍然必定以兢兢戒惧自处，不敢有一天安逸，何况国公处在九三的地位，又正当九三的时机，那么恭敬谨慎、心存畏惧，应当怎样才可以呢？希望您深入穷究《大易》的要旨，慎重地安排自己的处身之道，哪里只是您一身的福分，实在也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福分。过去范文正公范仲淹居父母之丧时，给政府上书数千言，有见识的人认为，他平生所积蓄的见解全都在那里面。我不才，哪里敢妄想比拟前贤？所以自从身负忧患以来，便退居山林，时事一概不挂在口头，只是想到过去曾充数府僚，最受您的恩遇，心中感念不能停止，便把平生从师友那里听来的道理，贡献出千虑中的一点，而不知道自己已经僭越了。屡次冒犯尊严，我内心恐惧至极，谨此不尽。

译给皇子的书信 我谨慎斋戒沐浴后裁写此信，百拜奉献给皇子少保国公阁下。我曾听说：不应当说的话却说了，叫作越位；应当说的话却不说，叫作尸位。越位固然不可，尸位难道可以吗？我从普通读书人中奋发自立，本来没有别的技能，朝廷误听而过分提拔，把我越级置于清贵显要之列。自从朱邸开始设立，广泛寻求讲席之士，难道没有大儒足以胜任这项隆重委托吗？只是我浅陋，竟也被选中，早晚思量，常常有职位轻而责任重的恐惧。皇子英姿秀美、才德丰裕，乐于接受善言，凡是我所陈说的，都没有为难的神色。从此尊重自己所听到的道理，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岂是可以限量估计的？我怎能不因遇到这样的荣耀而自我欣喜？然而我勉力供职已有一段时间，却没能在进修方面向上辅益皇子，遇到事情便进献忠言，内心诚挚恳切，却常常像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爱护帮助。我因此又有隐忧。我的忧虑并不是过分计较。千金之家有了儿子也一定教育他，既然接受了别人的托付，尚且还想着不负所托，何况是皇帝的儿子呢？这关系到宗庙社稷，是君主和宰相所寄托的希望，是朝廷内外所倾心归属的对象，难道是小事吗？事情重大，所以责任沉重；责任沉重，所以忧虑深重。我职分上正应当想到这份忧虑，宁可因过于愚直而冒犯获罪，也不忍沉默因循，以至留下失职误事的罪责。我曾经反复思考，认为切合皇子亲身实行的事情有三项：第一是竭尽孝敬，第二是勤于学习和求问，第三是辨别善恶。我斗胆分条陈述。什么叫竭尽孝敬？从前文王还是世子时，每天早晨鸡刚开始鸣叫，便到王季寝门外，问内侍和近侍说：“今天身体安好吗？”内侍说：“安好。”世子才感到喜悦。中午又到那里，也这样问；到了晚上又到那里，也这样问。他心中爱敬父母，片刻也不敢离开，这件事不应只从礼仪形式上看，而应当在礼仪形式之外体会其中所说的恭敬谨慎、不敢懈怠安逸，这样才算真正理解。我不知道皇子亲身实行这件事，能否像世子那样恭敬谨慎？朔望的日常礼仪尚且多有缺漏疏忽，早晚问安的真挚感情也未必融洽。一月之中，侍奉君亲有多少天？一年之中，侍奉君亲又有多少天？这正是皇子应当战战兢兢反省自己的时候。孔子说：“做人子的，止于孝。”又说：“要求子女用来侍奉父亲的道理，我还没有做到。”道理本来并不难，反过来要求自己去实行，这确实在于自己。希望皇子体味诚实修身、使亲人喜悦的道理，谨慎地思考顺承父母先意和志向的做法，始终把这些放在心上，没有片刻间断，这样差不多才可以说是孝敬了。什么叫勤于学习求问？古代世子的学习，春天诵读诗篇，夏天学习弦歌，秋天学习礼仪，冬天读书，又学习干戈武艺，学习羽籥舞蹈，无非是修养内在、治理外在的事情。他心中专务学习，几乎没有闲暇，这不能只从诵读讲说上看，而应当在诵读讲说之外，寻求其中礼乐相互修养、养成德性的意义，这样才算真正理解。我不知道皇子亲身实行这件事，能否像世子那样培养德行？劝讲有一定时间，几乎只是具备礼仪；借故停止又没有节制，近于安逸自养；奔逐外在事务的时间，与读书相比哪个更多？奉行道教的念头，与崇尚儒学相比哪个更重？如果这样，恐怕还没有得到皇子进德修业的益处。孔子说：“学习好像赶不上什么，仍然唯恐失去它。”又说：“德行没有修养，学问没有讲习，听到义却不能迁善，看到不善却不能改正，这就是我的忧虑。”学习没有止境，即使天生聪明、能够自然知晓，也还要急切求学。希望皇子探究《大易》关于问难辨析的意义，体味《大学》关于端正内心的学说，认真讲习研究，没有时作时辍，这样差不多才可以说是学问了。什么叫辨别善恶？古代世子出生以后，师傅向他明白讲授孝、仁、礼、义，引导他学习，逐去邪恶之人，不让他看见恶行，大概是希望他看正当的事情，听正当的话，行正当的道路。我不知道早晚在皇子身前身后奔走侍奉的人，果真都是正直之人吗？《书》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去除邪人不要犹豫。”什么人是贤人？什么人是邪人？这就应当辨明贤与不肖。某人贤能，应当亲近；某人邪恶，应当斥退；这就应当果断决定取舍。这样以后才可以说是明白地执持这种原则。狐疑的心念，会招来凶恶小人的言论；犹豫不决的意志，会打开众多奸邪的门户。明智的人难道会这样吗？况且设置外邸，正是为了得到贤能之人。严密护卫，不是用来容纳邪恶之流的。只有忠孝可以安定自身，只有恭敬节俭可以使世代长久，只有节制谨慎、遵守法度可以保全社稷。这些道理，必定是贤能有见识的人才能懂得。嘉祐年间，神宗为皇子时，王陶入宫任伴读。王陶因读《舜本纪》，讲说舜孝友的事，神宗非常喜爱仰慕。可见皇帝的孝敬本来出于天性；他开始听讲读书，寻绎其中旨意，一直到太阳西斜，内侍说恐怕饿了，应当进食。神宗说：“听讲读书正感到快乐，哪里觉得饿呢？”可见皇帝的学问又根源于自己的爱好。然而司马光当时上疏，仍然说皇子虽然天资聪明端正诚实、难以改变，但前后左右侍奉的宦官、仆从中，或许有邪佞之人混杂其间，用非礼诱导他，用非义引导他，以谄媚取悦他，以欺诈虚伪帮助他；那么即使有大儒做他的师傅，最终也没有益处。请求专门委任伴读官纠察举发邪佞之人，立即斥退驱逐，不让他们留在身边。我曾取出他的奏疏来读，几乎与三王教育世子的道理相互表里，真是万世的龟鉴。如今皇子天资一向很高，自然能够洞察邪正，辨析众多纷杂的言论，鉴戒偶尔勤奋而又偶尔懈怠的过失，驱除以羽冠装饰、在旁侧献媚的迷惑；停止仙书荒诞迷乱的蒙蔽，不要受私爱牵引，不要顺从外物人情，不要因为迎合心意而亲近，不要因为逆耳而疏远。公认的对与错，不要怀疑，不要三心二意。保持这样的定力，培养这样的圣功，也就是古代的世子罢了。我前面所说的三项，是亲身实行的大纲。至于末节小事，就没有时间一一列举了。皇子如果能够实行这三项，那么内心虚明，善言就容易进入；真诚常存，快乐自然充实。一定能够容纳正直的言论，一定会敬畏清议。喜怒必定合乎节度而不流于急躁，言语必定合乎法度而不流于荒诞。真诚积累，努力长久，从容而合乎中道，圣贤的事业难道有什么困难吗？颜渊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作为的人也可以这样。”孟子说：“孜孜不倦行善的人，是舜一类的人；孜孜不倦追逐利益的人，是盗跖一类的人。要知道舜和盗跖的区别，就在逐利和行善之间；这个间隔，说起来不过相差毫厘罢了。”

译既然如此，一个念头难道可以不慎重对待吗？把它用在竭尽孝敬上，孝敬就会表现在侍奉君亲的事情上；把它用在勤奋学习上，学问就会广博而见识就会明达；把它用在亲近君子、远离小人上，君子的道路就会增长，小人的道路就会消退。”先儒认为三年合乎天道便可取得小成，朱邸开始设立，也已经三年了，这正是德行功业将要成就的时候，应当想一想今天的德业同往日相比进步了没有？今年的德业同去年相比进步了多少？如果退下来自己观察反省，仔细地自我检查整治，那么学习就不是徒然学习了。我这一点朴实忠诚，并不是要规诫皇子，而是爱皇子深切、对皇子期望迫切。皇子如果怜惜我的朴实忠诚，把它放在座位旁边，德行日益进步，功业日益更新，就可以使宗庙社稷感到幸运，可以回答君主和宰相的期望，可以使朝廷内外满意，而我也差不多可以逃脱尸位的责任了。如果有人把朴实看作迂腐，把忠诚看作攻击，轻视而不听，又因此责怪我，那么我就可以交还印绶离去了。孔子说：“理解我的、责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只希望皇子有所采纳。给皇子的书信 我昨天斋戒沐浴后写成书信，亲自趋至屏门之下，冒昧进献，以表达我一点朴实忠诚、爱护帮助的心意。我私下认为，皇子明辨善恶、诚实修身之后，一定能够洞察我的愚忠，屈尊听取。如今已经过了三夜，才知道前一封信中所说的那种以羽冠侧身献媚的迷惑，从前被斥退的人，如今又被召回来了。我职任讲诵，恐怕辜负君主和宰相的重托，因此惶恐局促，不知所措。我切实认为，贵为皇太子，与普通人不同，他的志趣和见识本来就应当卓然特异。上等的人，天性资质自然成就，没有一点可指摘之处，如同水尚未结冰，如同天空尚未有云，如同美玉尚未雕琢，如同明镜尚未蒙尘；使这种资质充实扩大，优游进入圣人境域也是可以的。次一等的人，一个念头或许不够纯正，一句话、一个行动或许有所差错，听到过错便像日月更替那样立即改正，向善又像江河决堤那样迅速；保持这样的心意前进，也就近于圣贤了。至于对于公认的是非，已经听到规劝纠正，明明知道却不能践行、省悟，又从旁替自己辩解说：“这不是我的本意。”这即使普通人也不应当做，难道志趣见识特别的人反而会做吗？况且所谓羽冠侧媚之人，本来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然而自从朱邸开始建立以来，外界议论纷纷，能够扰乱我们的清明、斑驳我们的纯真本质的事，也已经不少了。如果前一天离开的是正确的事情，那么今天接受的就是错误的事情；如果前一天因为害怕清议而屏退邪恶，是出于坚定的见解，那么今天违犯清议而收纳邪恶，就是没有定力。人常常忧虑的是做错了事却不知道，皇子却曾经把似是而非的问题拿来质问讲官。人常常忧虑的是听不到忠诚的规劝，我则竭力用公正判断是非的话来启发皇子的听闻。我私下认为，表面顺从而内心违背、阳面答应而暗中否定的事情，皇子决不会去做。如今车舆忽然来到，旁观者侧目；美玉已经形成瑕疵，有见识的人为之气馁。堂堂朱邸，竟然收纳这些旁门左道、异端之流，究竟是为什么呢？《尚书》说：“不重视细小的操行，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 从此以后，恐怕荒诞欺骗的言论会日益听到，孝、仁、礼、义的教导会日益昏暗；这就不只是“不重视细小操行”而已了。如果任凭心意放纵行事，那么清议便不值得畏惧，讲官也不必设置了。放纵恣意一天天习惯，清晨本来真纯清明的气息，就会像四匹马奔跑、闪电游走一样再也收不回来；君主和宰相将怎么说？宗庙社稷将怎么说？天下将怎么说？皇子如果听到这些话，到现在改弦更张，不等一天，也还来得及。如果说只留下一个月，还没有造成危害，那么从今以后已经有了亏损，等到声誉受损后再后悔又有什么用？这就是我不避冒犯亵渎、获罪的危险，再次进言，希望皇子或许能有万分之一的改正。我若不能如此，我的去留也就决定了。伏在纸上，内心不胜恳切。《西山文集》卷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三十八 宋 真德秀 撰 书信

译给宰相府的书信 我私下想，天下不幸，先皇帝突然抛弃群臣，皇太后作为天下人的母亲，在内谋划，大丞相作为社稷之臣，在外筹虑援助，扶立圣明之主登上帝位。当事情刚开始时，四方万里突然接受遗诏，不知道其中缘由，惊惧忧虑、疑惑不安的情况往往都有。没有多久，圣上的德行日益更新，美好的声誉显著传扬，于是朝廷内外的士大夫、军民百姓，心意一致地尊敬拥戴，认为我们的君主贤明，确实足以承担宏大的事业，而先皇帝在天之灵，也差不多可以得到安慰喜悦了。然而治乱安危的关键，仍有潜伏而尚未显露的地方，岂敢不向大丞相陈说？舍弃兄长而立弟弟，在有周、汉、唐的盛世以及秦、隋的乱世，都曾有过；但安危存亡的结果却明显不同，这其中的缘故不可不思考。太王曾经舍弃泰伯而立王季，光武帝曾经舍弃东海王刘强而立显宗，睿宗曾经舍弃宋王李成器而立明皇。按照长幼的伦序，看起来似乎有所不顺，然而天下后世却没有谁非难他们，这是因为王季对于泰伯，能够推展发自内心的亲爱，极尽兄弟友爱；显宗对于东海王刘强，恩遇优厚，每件事情都特别对待，自始至终没有间隔；明皇对于宋王李成器，饮食起居都同他共同享用，使谗言离间没有机会进入。所以诗人赞美王季说：“便亲爱他的兄长，便使他的福庆更加深厚。”说的就是这样，因此加厚了周家的福庆，使永平、开元的治绩辉映青史，后世也很少能够赶得上。至于秦、隋的暴虐，他们对于嫡长继承人，废黜他既不是因为他有罪，对待他又不给予恩德，轻信谗邪，最终把他逼迫致死，因此天下人无不愤懑惋惜，乱亡的祸根也从这里开始。这样才知道诗人的话确实没有欺骗。如今圣上即位，与王季、显宗、明皇的即位，事情虽然似乎不同，但帝位的获得本来出于无心，几次辞让推逊，勉强才接受南面之位，这是天与人共同知道、无法掩盖的事实。登基以后战战兢兢，从未把帝位当作快乐，这也是天与人共同知道、无法掩盖的事实。如今要上承天意，下结人心，作为长久治安的计策，它的道路没有别的，也只是对兄弟亲爱之情更加用心罢了。近来真王受封、赐予外第，恩宠赏赐繁多，也已经极为周备；但他辞谢的那天，却不允许他一望天颜便离去，我私下揣度亲王的心情，一定有感到不安的地方。近来从道路上传闻，狂妄悖逆之徒竟敢妄自行事，一时的事变出于仓促，甚至有人自己投水而死。为了躲避它，危急逼迫的情形可以说十分严重了。幸赖宗庙社稷的神灵，事情很快便平定下来，朝廷内外安宁。亲王也幸而可以自我勉励。我私下认为，这正是谗言离间容易乘隙而入的时候，也是亲王恐惧危急、不能自我保全的日子。圣上崇尚笃厚的兄弟亲爱，朝廷顾念爱护大局，必定自有办法处置。所担忧的是孤陋寡闻、见识浅薄的人，假托纳忠除患的说法前来进言；对此，我们的君主和宰相不可不加以明察。秦、隋的君主虽然极其无道，难道也乐意伤害残杀自己的骨肉吗？只是猜疑防备的念头一旦进入心中，最终就会把亲戚当作仇敌，不把他们彻底消灭便不停止。唉！兄弟亲情自相残害防范，这是自己断绝人道。既然自己断绝了人道，却想让上天不震怒、下民不离心，怎么可能呢？所以秦、隋的祸患最为惨烈，享有国祚没有多久，宗庙便成了废墟。与有周、汉、唐的盛盛相比，那些时代慈爱和顺、和睦亲善，熏成嘉祥，上下相安，福禄长久，究竟谁得谁失呢？汉文帝时，淮南王被迁往蜀地，袁盎进谏，认为假如不幸遭遇雾露而死，那就是陛下以天下之大却不能容纳他，有杀害弟弟的名声，这可怎么办呢？淮南王是弟弟，又是因为有罪才被迁徙，袁盎尚且如此竭力争辩。何况如今的亲王，按亲属关系是兄长，又没有淮南王那样的罪过，难道可以不思考保全他的办法吗？正当他恐惧危急、不能自我保全的时候，如果不是大力安抚保存他，那么在众人的观察听闻之下，窥伺之心很容易萌发，左右侍从离心离德的情况必定更加严重。以恐惧不自保的心情，再加上惊迫无聊、无所依归的状态，万一遭遇雾露之疾，如同袁盎所忧虑的那样，朝廷将用什么向天下自我表白？我们的君主将用什么在万世中洗刷这个名声？希望大丞相闲居时深入思考，又同忠厚老成之士谋划，在进见应对之间从容陈说，务必使我们君主友爱兄弟的德行，上比王季，下超过汉唐；凡是用来待遇、抚慰、保全亲王的办法，都务必做到极致，使他富贵安乐，心中没有任何不足。又替他选择一两位通晓经术、知晓国家大体的人，从容地调和娱乐，每天同他交游相处，用诗书义理的言论引导他，使他欣然有所自得；向他说明君主和宰相怜悯爱护他的心意，使他释然无忧。这样，亲王安定；亲王安定，天人之心也安定，上下也没有不安定的了。我以一个迂拙疏陋之人，承蒙恩召，进入朝廷充任属官，日夜思考尊崇朝廷、消弭祸乱的方法，没有比这件事更急切的了，正等待入朝拜见而首先陈说。听到霅川的变故后，我日夜不安，冒昧把自己一点愚见，赶紧陈述给您。我的赤诚明白，可以贯通天日，只希望您以宽厚慈爱加以审察。如此则天下不胜幸甚。给丞相的书信【戊寅】正月吉日，具位真某再拜奉书给丞相国公某：我私下听说，礼制中有前代没有而后世以奢侈之心创设的，生日礼就是这样。考察它的源流，大概始于唐代开元年间。当时天下太平，民众物产繁盛，天子正崇尚宴饮游乐，以奢侈的玩好来夸耀自己的得意，于是兴起千秋节，而导引劝进的臣子们互相陪从，以求取悦。前代正直的太史范公确实曾经讥刺它不合礼制。然而沿袭至今，几乎已有数百年。它的说法是：“这是臣子用来尊崇君父的。”这固然有不可废除的理由。至于王公大人的生日，门下士人便争相作赋写颂来赞美功德；四方牧守则竞相进献珍奇华丽之物，以希望获得容纳、欢悦和宠荣。这究竟有什么道理呢？近世以来，又相互转相夸大，没有人觉悟到它的错误。这就是我为之叹息的原因。如今丞相国公初度降临，我私下想到自己登门受教、承蒙顾念相待的时间并不短，却徘徊四顾，没有一样东西足以献上。因为称述古今而赞美盛德，不是我固陋的才力所能做到；装饰礼物、奔走馈赠，也不是侍奉大贤君子的道理。

译因此我迟疑了十天一个月，直到现在仍未能自行决定。曾子说：“君子用德行来爱人，小人用姑息来爱人。”从前开元年间，生日礼的事情已经很奢侈了。曲江张公不把贵臣近戚所进献的东西进献给他的君主，而把治乱存亡的鉴戒进献给君主，看起来似乎违背众人、故意自异。现在看来，那些贵臣近戚爱君主的方式，与张公爱君主的方式，究竟哪一种更真切呢？我私下曾认为，不只是人臣爱君有当然的道理，凡是士人希望忠诚于知己的人，也无不如此。我虽然没有才能，但受到丞相的知遇很深，思考报答丞相的心意也极为深切，所以今天不敢用世俗之人侍奉知己的方式来侍奉丞相，而希望用古人报答知己的方式来报答丞相，差不多可以附合君子的义理，也免得陷入小人的讥讽。只希望高明之人俯听。如今天下的事情很多，我都还来不及一一涉及，唯独认为丞相承受非同寻常的知遇，居于极其重要的寄托，应当以古人的宰相功业自我勉励，而不应以近世的宰相功业自我满足。古人的宰相功业不容易立即数说完，我只曾反复考察诸葛武侯的行事而得到他的用心。我私下认为，秦汉以来，这样的人只有他一人。所以愿意为丞相讲述他的事迹。自古以来人臣身居重位、掌握大权，即使有时得到明君的知遇，也未必不被平庸的君主猜疑；即使取得君子的信任，有时也不能不被小人忌恨。同类之人感怀他的恩德，未必不会招来异己者的怨恨；国人敬仰他的品行，未必能够使夷狄真心服从；一时依赖他的功劳，后来又可能被后世公正的议论贬低。但诸葛武侯不只是先主把后事托付给他而不加猜疑，即使刘禅平庸，也举国听从他的安排而不忌惮他。不只是蒋琬、费祎等贤人尽心为他所用，即使杨仪、魏延那样强悍暴戾的人，也都舍身效命而不推辞。不只是有器能、受任用的人争相努力来报答他的知遇，即使被流放、废黜、放逐的人，也终身怀念他而不怨恨。不只是全国信任他、当时尊重他，就连泸夷对他的约束、沔阳对他的祭祀，直到今天也没有废止。武侯为什么能得到这些呢？答案是：打开诚实之心，布行公正之道罢了。诚与公，天地鬼神也不能违背，何况人呢？如今读武侯的传记而想见他的为人，他侍奉君主如同侍奉父母，待各位贤人如同朋友，安抚群下如同对待子弟。他胸襟洞达明白，与外物没有隔阂。表现在奏表上，忠诚恳切足以使君主醒悟；发布教令时，感人奋发，足以打动人心。他内心所存的，没有一件不是诚实。至于生杀、废黜、任用虽然出自他的手，但授爵不滥及没有功劳的人，施刑也不因贵势而动摇。尽忠、有益于时局的人，即使是仇敌也一定奖赏；触犯法律、怠慢职守的人，即使是亲近之人也一定惩罚。哪里只是小吏如此呢？只要才能值得记录，即使越级也提拔他。马谡是上宾之才，但他的罪行应当诛杀，武侯便流着泪杀了他。他持心公平，没有一点不同于秤砣；执法诚信，可以向神明作证。他所做的，没有一件不是公正。唯有诚实，唯有公正，始终如一，所以对上不向君主索求而君主却信任他，对下不向人求取而人们却服从他。谚语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句话虽然浅近，却可以用来说明大道理，难道不可信吗？武侯开府时，向群下发布教令，恳切地把汇集众人的思虑、扩大忠诚有益作为宗旨，并且自称从州平那里听取得失，从元直那里得到启发教诲，从蒋琬那里接受直言，从费祎那里得到劝止，退居一旁，把自己置于不能胜任的位置，仿佛没有一件事不依赖众人。因为一个人的智虑所能达到的地方容易穷尽，而是非利害交错出现，很难一个人看清。我们只有汇集众人的智慧作为自己的智慧，合并众人的思虑作为自己的思虑，那么天下的善处就无不在我这里了。何必扬眉瞬目，自夸一切都出自自己呢？自古以来掌握权力、主持政事的人，很少有不喜欢别人赞美自己而厌恶别人议论自己的。把赞美自己的人看作忠臣，那么忠言就不能进来；把议论自己的人当作罪人，那么自己的过错就听不到了。但武侯独不如此。看他的谆谆告诫，一处说：“有忠于国家的心，诸葛亮就可以少犯过错了。”又说：“凡是对国家怀有忠诚忧虑的人，只管努力攻击我的过失，那么事情可以安定，贼人可以被诛灭，功业垫脚可待。”大概武侯的用心，以为国为主而不为自己，只求把事情办成而不求战胜别人。然而国家既然安定，自己自然也没有不享有其利益的。那些依恃权力、讳言过错的人，厌恶别人议论自己，却不知道别人是在爱护自己；喜欢别人赞美自己，却不知道别人是在误导自己；把迎合心意当作忠诚，却不知道这恰恰是最大的不忠；把听不到过错当作幸运，却不知道这是最大的不幸。唉，这就是武侯之所以无人能及的地方吗？恭惟丞相国公，本来凭安定宗庙、平定社稷的功劳取得圣朝知遇，进位高官，到如今已有十一年，君臣相逢如鱼得水，欢悦融洽而没有隔阂，其中有些地方，是武侯也不敢奢望的。然而勤勉自身以辅佐政事，朝廷内外的人心仍有未能完全信服的；委屈自己来接受意见，而士大夫的心情仍有不能尽情倾诉的。想来，像武侯那样以至诚尽公、兼听而忘我，还有应当勉励的地方吗？我的才力不够，比起曲江公来，简直不能为他效力。然而我从年轻时便仰慕他的为人，某年担任右螭。正值圣上诞生之月，我私下想到，诵读“天保归美”的诗，不如陈述敬畏天命的劝戒。所以在奉上寿觞的几天前，冒昧直入，把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书奏达御前。圣上明白我的忠心，不认为这是罪过。后来听到“努力行善”的话，便多次点头。我的迂拙愚昧，丞相一向了解，所以在“维岳降神”的日子，不再用烦琐的辞藻扰乱您的听览，而只把我所听闻的这些讲述出来。因为如今我一点效忠丞相的心，就是从前效忠皇上的心。丞相如果能够根据我的话，考察武侯的行事，勉励自己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那么天心将在上感通，人心将在下喜悦，功业日益盛大，福禄日益隆厚。到那时便知道，我的规劝正是赞颂，爱人以德并不是姑息之爱所能同日而语。我近来曾把武侯的十二个字刻在州治思贤堂的木板上，又推究武侯平生功业的根源写成跋文，谨将摹本献给您。如果您赐予阅览，也足以知道我心意所在。冒犯尊严，我不胜震惧至极。

译给丞相的书信 我昨天承受恩典而受到牵累，后来请求免除却未获批准，都曾经上奏记致谢。近来只拜受告命，谨慎地又缀辑骈俪文字，稍稍表达我万分之一的心意，另有未尽的诚恳。私下认为，大丞相国公先生家传宰相事业，世代继承其美德，不容易只用一项善行来称说；其中最不可及的，是容人的气度。考察前史，像唐代李吉甫父子，辅佐宪宗、武宗二君，削平各镇，振兴王室，功业非常伟大，然而不能同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并称，是因为容人的气度不足。元和初年，牛僧孺等以贤良身份对策，指陈时弊，颇为切直，这本来是制科的常态；李吉甫却因为他们议论自己，哭泣着向皇帝诉说，结果把考官全部逐出，牛僧孺等人也都没有被录用，朋党之祸实际上由此奠基。后来李德裕继任宰相，猜疑嫌隙更加严重，一时人才互相分为彼此，朋党之祸终于形成，互相倾轧四十多年，唐室于是振作不起来，李吉甫父子实在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人。若是先太师忠定王与大丞相，却不是这样。当忠定王初次任宰相时，当时士大夫所主张的议论也有不同；但他盛大的德行和高雅的气度，能够包容接纳，从不与他们争论短长、争夺胜负，在任用和舍弃之间，一概以公论为主。等到他再次登上宰相之位，凡是所推荐、表扬、提拔的人，无不是天下的杰出人才；过去与他议论不同的人，也清楚地参与其中。这就是他卓然成为四朝元老、以功名善始善终、功勋铭刻太常、配享清庙、声誉流传无穷的原因。大丞相从最初执政直到主持国政，对上同列大臣、对下朝廷士绅，议论相同或不同的人也有一些，但从未因为个人喜怒而深深憎恨并竭力排斥他们。间或有人因事情被罢黜，后来大多又得到洗雪重新任用，甚至有人死后才录用他的儿子；容人的气度难道不宏伟吗？宝庆以来，朝廷士人议论政事而失当的，没有比我和魏工侍二人更严重的了。魏工侍被贬时，大丞相嘱咐临安尹，让他赠送路费；即使在赫然震怒之中，也没有忘记怜悯体恤之意。而我迂拙愚昧，自取谴责罪咎，言官请求加以流窜贬谪，大丞相始终没有批准。直到这次庆典恩赦施行，我和魏工侍首先得到洗雪；从前起用废黜之人的恩典，必定要逐步进行，未曾听说一旦下诏，便全部恢复原有待遇，像这样特别通达的。既然如此，我们有的被罢黜、有的被贬谪，难道是丞相本心所愿吗？我亲身蒙受您包容接纳的恩惠，虽然已经写信致谢，但受骈俪文辞拘束，不能尽情铺陈，所以又在纸上陈述出来。我又曾回忆从前侍坐时，承蒙您赐教，说先太师曾有言：“一定能够承受别人辱骂的人，然后才可以做宰相。”这话说得太好了！这一家宰相事业世代继承其美德，所以不可企及。希望大丞相坚定忍耐、持守不变，比起当初更加努力，使天下士人没有一个不蒙受包容庇护；那么盛大的德行、宏阔的气度，就会超越古今，与忠定王没有差别了。我冒昧统率陈述愚见，罪当万死，仰求您察看。给丞相的书信【论用人听言】我极其愚昧浅陋，没有什么才干可取，近来承蒙任命诏书，提拔列入常伯之列，退下来思量自己的驽劣，实在不敢当。然而我这点不等车驾到来便想奔赴朝廷的心，早已飞驰到宫阙之下。初元年间的召命，我坚辞五六次，实在不得已之后才动身。如今反而想这样急忙前往，确实是因为大丞相谦虚无我、求取士人来辅助自己的做法出于真心，所以乐意效一份涓埃之力。如今既然没有能够立即前往，间或思考当今的事情，私下有一两点管见，不敢不向大丞相陈说。自从前任宰相专擅权柄以来，天下大势日益危急，常常担心一旦发生溃败，便无法支撑。幸赖天地宗庙之灵，大丞相为了时局而出，平日积蓄德望深厚，所以前任宰相也不疑忌您。等到圣上振奋发扬乾刚之德，首先把魁柄交付给您，凡是各种施政，都是天下人希望得到却未能得到的。天下内外，顿时开阔地改变看法，仰望您的风采，仿佛神人一般。我曾私下认为，大丞相在这里实在有扭转乾坤、洗涤日月的功劳。概括说其中最大的，不过是任用正人、开放言路罢了。前任宰相之所以失败、大丞相之所以成功，难道不正在这里吗？我的愚见认为，如果确实遵循这条道路而不改变，那么元祐年间司马公的宰相功业可以无愧，而嘉祐年间韩忠献的宰相功业也将逐渐达到。昨天曾经上奏记，希望大丞相坚定守住最初的善意，以十年为期，坐待太平的成效。您的书信下达给我，并不认为这是荒谬的。大丞相纯诚不二，淡泊少欲，最初所实行的事情都出于真实心意，并不是借助文饰来苟且取悦一时的舆论。对于这两件事，您一定能够恭敬地守住最初的志向。只是担心所任用的是正人，奸邪便会感到不便；言路完全开放，谗谄之人不能借此蒙蔽欺骗，激切直言有时会进来，于是我们的志向思虑渐渐改变而自己不知道，这就是应当预先察觉的。大丞相拜相的第二天，便从远方召来三位贤人，公论无不认为合宜；而一两个言事官的任命，有见识的人认为是四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事情。从前与权门不合的人相继得到召用，可以说是盛况了。然而正直之士忧虑深远，其中明白大体的人固然能够慢慢开导，而自认为刚强正直的人有时也未免矫枉过正，人情将会有所不能承受。利用这种不能承受的情绪来激发他们不平的愤怒，那么刚强直率就不如圆滑成熟，违逆触犯就不如承顺迎合，他们的意向有时便会改变。何况辩论看起来像争执，争执就会显出不安定的形态；表面和同看起来像结党，结党就会出现朋党的迹象。

译从前谗害忠良的人，往往把他们归入某一类名目，成群驱逐，大概是因为有争论：难道正人君子的争论是为了国家，而小人的争论是为了自己，却不辨是非，概然一并排斥他们，可以吗？朋党有真假，正人的朋党是因为志同道合，小人的朋党是因为共同作恶；不分真假而一概憎恶它们，可以吗？现在虽然还没有这种事情，我也只愿大丞相对此谨慎而已。不然，激烈偏颇的话传入，疑惧顾忌之心就会产生，君子和小人的消长也就由此分辨出来了；这是我最为害怕的。朝廷的议论不参酌群臣意见，已经很久了。大丞相广泛听取众人的谋议，不凭个人智见；凡是关系国家体统的事情，一定议论之后才实行。众人的意见纷纷进来，难道都合乎道理吗？意见不一，尤其难以取舍；迂阔的人不切合事情，狂妄的人不懂得避忌。然而正是在这些不同意见之中，才会产生最恰当的议论。正如玉藏在石中，金混在沙里，经过雕琢淘洗，至宝才显现出来；难道能因为沙石混杂其中，就弃置金玉的珍贵吗？自古以来刚直恳切、敢于进言的人，常常被指责过于直率，所以赵中令有专权的毁谤，韩忠献有跋扈的弹劾，文潞公有结交朋党的诽谤；但三位宰相的功勋德业高大，并没有因此稍有损害，当时也没有听说深深责怪进言者，因为他们的职责就在于议论政事，不嫌说得过于直率。像蔡氏、秦氏掌握国政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情形。因此雷德骧等人的过于直率，正好彰显了三位宰相的贤能；而蔡氏、秦氏的时代只有歌功颂德而没有规劝，不必询问也知道他们是权臣了。如今士人无论愚蠢还是聪明，谁不知道大丞相的用心？又有什么可指责议论的呢？万一乡野草莽之人的言语有所失择，反而正可以增添您的德行美誉。陆宣公曾说：进谏者狂妄失实，正好表明我能够宽恕；进谏者有所泄漏，正好表明我能够听从。这些话不只是君主应当知道，大臣也不可不知道。否则，激烈偏颇的话传入，忿怒嫉妒之意产生，群臣相率苟且容忍，那实在不是朝廷的福气；这又是我最害怕的。只愿大丞相坚守当初的善意，不被邪说改变，使正人常聚集在本朝，言路经常畅通而无阻塞，那么对内可以巩固根本，对外可以震慑威灵。一定会有人替大丞相忠诚谋划，姑且用近来的事情说明这一点：当八陵的图籍送上来时，朝廷本来曾想修行朝谒之礼，举兵恢复失地；但集议的诏令一颁布给侍从、台谏以及馆学之臣，他们交相论说此事不可行，君主和宰相也立即改变主意听从了他们，因此得以稍稍缓解眼前的忧患，难道不是朝廷列位有人、忠言得以伸张的效果吗？何况事变的兴起没有终点，正是君主和宰相急切经营的时候。正人多，腹心之臣就有所托付；否则就是自己毁坏自己的腹心。言路开放，耳目就没有什么可以被蒙蔽；否则就是自己堵塞自己的耳目。小人见识浅薄，他们激烈行事、破坏局面，只是为了图谋私利，难道是替国家、替大丞相考虑吗？我身在闽地边远之处，距离朝廷二千里，事情的有无还不能知道，却冒昧进一言，大概只是希望大丞相的功业不在韩忠献、司马公之下而已。这番恳切心意，敬请您体察。

译给宣抚大人的信 我恭敬地看了邸报，明天子因为边疆发生骚乱，访求贤能俊杰，提升您主持枢庭，宣扬威势于江淮，统领保护各位将领，使人心都振奋，国势自然增强，怎么能不庆幸！自从兵祸兴起，已经经历多年，而我军政务逐渐松弛，将领庸弱、士卒懈怠，溃败逃散接连不断，有见识的人都说，应当得到朝廷大臣中地位声望都很高的人，赋予他韩、范那样的重任，或许可以精明整治，形成由弱转强的局势。如今明公终于承担了这个任命，可以说是得到了适当的处置，符合内外的期望了。但我却认为明公还应当多加考虑：大凡内外相互呼应，然后才能成功；权力不受中途牵制，然后才能制御外部变乱。我近来在两淮之间，看到制垣、帅阃每有奏报，动辄耽搁十天半月，能跟随办理的才十分之三，不能办理的曾有十分之七八。甚至偏州小县，径直申报朝省，朝廷画定的防务命令传下去，制司有时还不知道。选拔任用僚属，是最重要的事情，但要职上的人主张荐举谁，必定要按他们的意愿办成才罢休。情意不能相通，和谁共同谋划呢？至于处置事务，动辄受到朝中反复干预，事情利害的实际情形，朝廷从来不能知道；是否可行、听从还是违背，大多取决于宰掾的一句话，任凭个人爱憎，赏罚取舍失当，有说不尽的叹息。如今明公以大臣身份出使，事情的体制固然很不相同，但文武兼备的吉甫与孝友的张仲，内外相互配合，不能缺少任何一方。从前范文正公宣抚陕西，一定有吕申公忘却旧仇、协力帮助，因此最终使夏羌臣服；张忠献以宰相官印督帅，也一定有赵忠简在朝中相互呼应，于是取得破敌的成效。如今朝廷之上，若能以吕、赵二公的心为心，明公或许就能实现自己的志愿；否则内外相违，动辄受到牵制，终究没有可以作为的时日。我又曾观察近来主持方面事务的人，不能忘情于得失之间；有所建请，必先窥探朝廷的意向。至于理所当然的利害、必然发生的祸福，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往往隐瞒而不说，或者反而私下议论叹息，不敢在朝廷上尽言。有人问他，他却说：‘这不是朝廷愿意听的话。’把顺从当作正道，是妾妇的道理；身居什么官职，承担什么事情，难道可以把自己当作妾妇吗？我认为明公这次出行，实在关系国家社稷的安危；凡是理所当然的利害、必然发生的祸福，都应当一一上奏说明。没有听从，就再三进言；再不听从，便决定辞职去留来争取，也是可以的。争取而得到听从，那么明公就能充分施展才干，这是国家和百姓的福气。若始终不被听从，就收拾心志离去，以正道侍奉君主，不能做到就停止，这是大臣正确的原则。即使功业不能立刻显现在当世，明公用来成就节义的根本也没有丧失，日后仍然有所希望。若姑且沿袭近世的道路，含含糊糊、唯唯诺诺，在朝廷听命，受宰掾控制；有事不敢说，说事又不敢尽力，万一到了错失时机、耽误事情的地步，天下的责难将集中到您一人身上，即使有一百张嘴也无法为自己辩白。还有应当说的：古今事业从来不是没有根本。诸葛武侯一生建立的事业奇伟，但探求其所以成功的原因，不过是推诚布公、开诚相见，广施公道，集中众人的思虑，扩大忠诚有益的建议。这四件事是武侯事业的根本，而诚信与公正又是它们的根本。如今明公正处在武侯的职位上，又恰逢令人畏惧的时局。用将不当，士卒之心不服；抚御失策，忠义之志尚未驯服。变故多端，天意难测。在这种时候，如果不是以至公至诚的心对天地发誓而没有疑惑，又凭什么使未服者的心服从，使未驯者的志意驯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唉！鹤在幽暗处鸣叫，它的子鸟也应和；宫中敲击钟鼓，声音会传到外面。发端于内心，即使有秋毫那么一点差别，外物的应和也会相差千里。明公难道可以不对此用心吗？至于摒弃个人意见而采纳众人的长处，亲近正直之人而远离邪佞之徒，这又是您最急迫的事情。明公接受任命已经超过两旬了，却还没有听到征辟士人的消息。我私下料想，明公一定会选拔当代名流，决不会像从前那样委曲迁就要职之人的荐举。然而在正邪、贤佞之间，仍愿明公深加审察。从前李忠定公出任河东宣抚，只因为幕府中士人太多，最终将帅之间的情意彼此抵触、不能沟通，到最后不能有所成就。文士尚且不可如此，何况庸常而善于逢迎的奸佞之辈呢？武侯的事迹散见于史册，往年南轩张宣公曾把它们辑录成传。郡斋正好有刻本，谨以一帙、刻有十二字的本子一并献给您。希望明公特别加以阅览，那么对您的功业帮助一定不少。自从我得到这个道理以来，遇到当世承受重任的人，就把它告诉他们。大概是因为忧虑时局、怜悯世事太迫切，看见有人任事便希望他成功，所以来不及选择这个人是否合适便告诉他。听到的人往往笑我迂阔、不切合事情，但我的自信却没有改变。如今又把这些话告诉明公，不知是否与您的心意相合？您的官署想来在金陵，张忠献公旧日的书椟还保存着，希望取出来看看，也足以考察他施政的根本和始末。又如中兴诸将处理边事，只有李忠定的议论最为确切，而且全都是今天可以实行的。我从前在朝廷，曾多次说起这些，却没有被省察。如今把闽中刊刻的本子随信呈献，区区爱护帮助之心，可以贯通天地日月。唯愿明公明察，十分荣幸。请郑、林、杨三位士人进入尊行堂 我私下听说，师道得以确立，善人就会增多。庆历、景祐年间，闽地的文风已经很盛，但钻研精深经术的人还没有兴起。当时端明蔡公任太守，招请四位先生来启发教导他们，于是精通经学的人纷纷出现，诗书文物超过中州，难道不是由于师道得以确立的缘故吗？如今理义之学大为昌明，我们这些人的士人都知道应当用力的方向，已不是昔年可比。然而致知和力行两件事同时进步，自古以来就很难做到；一定要得到乡里的耆老，学问和实践一向为乡评推重敬仰的人来作表率倡导，才可能使后生有所向往仰慕而奋发起来。根据众人的意见，像云山郑先生、梅坞林先生、信斋杨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尊行堂正是用来招请年高德劭之人的地方，空席已经很久了，除了三位君子还有谁适合居处？所以我谨慎遵从众论，恭敬地向执事者提出请求。不过三位年高德厚，现在不是以亲自劳作来行礼的时候；从今以后，希望每月初一早晨，委屈长者来讲席一次，阐发圣门的大训，使学校里的士人都能听到修身立己的要旨，彼此勉励而归于做善人。我也将率领同僚来听。或者留住十多天，或者稍住两夜，一概听凭尊意，不敢拘束。

译如果承蒙听从允许，不只是求学者的幸运，也是我的幸运。《西山文集》卷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三十九 宋 真德秀 撰写 启 《谢林侍郎荐举启》我本来在月评中名次很低，惭愧于被称作南州名士；忽然间您的奏章飞驰而来，使我蒙受西清近臣的荐举。我私下认为，大贤对人物的品评，确实是当世所瞻仰的；凡是在引荐人物之时，一定深深考虑风俗。吕正献方正严明而有操守，所以欧阳子首先荐举他的贤能；范太史安静退让、自我持守，所以司马公极力宣扬他的善行。这样便可以抑制浮夸喧嚣的习气，希望得到真实的人才。近年以来，这条正道一同丧失：荐举孝廉，反而夺取了贵戚的任命；羌人的请托和权贵的请谒交相而来；拜见宰相，就扫净舍人的门庭，即使奔走趋奉也不以为耻。有的人稍微严格对待出仕和退处，退守而不急于求知闻，不是因为疏狂傲世而招来责难，就是因为诡异激切、接近沽名而受到指责。人才低劣，士气衰颓。想要挽回流弊的根源，不如大力奖励廉正自守的操行，使他们持身比圭璧还要慎重，那么他们保卫国家便会稳固如金城汤池。若不是我公，谁能懂得这个道理？我自知很清楚，所怀抱的志趣太迂阔；早年取得科名，似乎还没有忘记求取俸禄官位，但平生的志愿实在不在于追求轻裘肥马。只是曾经安然接受穷达由天，哪里敢做清华显贵的梦？闭门读书读史，正在增加涵养的功夫；低头侍奉君侯，哪里肯作嗫嚅逢迎的姿态。即使天下人都不知道我，又有什么损失？唯独得到大贤的知遇，便以此为荣。蒙受一个字的褒奖，哪里只是千金的分量？这大概是恭逢某官以孤忠自许、坚守正道不回头；在柏台弹劾奏论，公正得如判定黑白；在荷囊中参与论思，益处如同明亮的丹青。正逢您系上丈二长的组绶出任州官，又恰好奉诏荐举士人；不因有人登门请托，首先荐举我这个羁旅孤单之人。孔丞相害怕别人知道，至今又见魏献子唯才是举；回头看我，哪里承受得起？我怎敢不敬重佩服这份特殊知遇，发誓坚守平素的志尚？虽然举荐贤能本来是为了报国，起初并不是为了培植桃李的私情；但竭尽节操来报答恩德，还应当更加勉励自己保持松竹般的操守。《除国正谢丞相启》我十年在灯火下读书，仍未穷尽古代学问；一纸诏书忽然把我列入儒官之中。恩典很大而我才德微薄，官秩清贵而责任重大。我私下认为，学校是关系风化的地方。艺祖建立基业，随即振兴文治；高皇帝再次创制，重新光大旧有规制；都在战争和鞍马之余，没有废弃礼乐诗书的教育。难道只是培养人才、造就士人，姑且崇尚藩篱装饰般的空文吗？实在是为了扶持世道、引导百姓，其中有深远的维系之意。因此百官错落设置、各种事务纷纷兴起，唯独学校官不以处理文书簿册为职责，而是讲习磨砺道义，似乎看不见一年半载可见的功效，实际上是在树立纲常，是为风俗作无穷的谋划。所以各类属官之中尤其重视选拔人才，考察旧有成规，大多选择缙绅中的清望之士，取其卓越品行，又访求山林中的隐逸之民；如果不是这样的人，怎么配得上这个选任？像我这样的人，自知得很清楚，所怀抱的志趣太迂阔；虽然很早就跟随先生长者交游，也粗略懂得前人言行的大概，但检点自身、约束自己，还不能无愧于宫庭；雕琢辞句文章，只是徒然使自己内心忧苦。所担忧的是美好的名声不能建立，起初哪里敢萌发荣达的希望？何况正忙于传递羽檄文书，哪里还用得着我这个执笔之人？只希望退居屏处，与江海的鱼虾为伴，哪里敢料想到会超升，成为园林中的鸿鹄？忽然拜受西垣的诏令，使我执掌东序的经籍。何况官职用来端正名分，职责不是其他官职可比，难道只是沿袭旧例，预备掌管翰墨事务的萌芽？更重要的是要每天和诸生共同走在仁义的道路上。我低头惭愧自己不聪颖，已经担心难以胜任。这大概是恭逢某官大力建立长远谋略，广泛收罗群策；认为学校是礼乐教化之地，不是学习军旅的地方。虽然我平生没有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但治国如同用药石，也要兼用膏粱；大概治理之道有相互资助的手段。因此在整顿军备、修明武事之际，仍不忘崇尚教化、勉励贤才的制度，竟使我得以厕身清列。我怎敢不谨慎勤勉地履行职责，更加勉励修养自己？在春日诵读、夏日弦歌之余，宣讲古代训诫；愿意竭尽浅陋的学问，在每月记载、每季考核之外培养人才，希望报答特殊恩私。我恭敬地陈述这些，内心恳切而无法穷尽。《除校书谢丞相启》上翰林院主持人的答策时，错误地贡献了浅陋之言；如今跻身瀛洲学士的行列，忽然蒙受华美的选拔，拜受恩宠，抚摸自己，惊惧不安。我私下认为，圣朝重视储备英俊之才，册府汇聚图书之富，不只是培养他们的资望，更是要充实他们的见闻，使他们广泛搜求、博览群书，优游于文史的清雅之境，希望在潜心反省、默默观览中磨砺器识才质的美好。造就人才有其道理，大概与上天有同样的功劳。因此《沚莪》盛行于一时，而《丰芑》的遗泽流传数代。大的人才光明卓异，足以辅翼国家；小的人才安静持重端正善良，可以改善风俗。深深叹惜流弊渐渐不同于旧规，育才的意旨被看作具文，任职其中的人把它当成借路求进。甚至有人身在儒馆，心思却另驰于高贵显达；名列书林，双手却不亲自校勘。鄙陋习气相沿而不觉悟，清贵仕途因此反而轻视读书用力。如今这种风气正有赖于当代，若没有奇伟杰出的人才，谁能承担公正选拔的责任？像我这样昏昧顽钝、不明事理，孤苦自我奋勉，早年接受老师的教诲，粗略知道求学问道的方法。连年参加科举，似乎还没有忘记进取；平生志愿，实在不在于追求轻裘肥马。偶然厕身于官员行列，白白消耗廪禄。殷代的瞽宗、秦代的博士，我对这些文事又有什么补益呢？虽然本来因为贫困而随意出仕，却从未违背正道来求取显达。为什么竟因错误的恩遇而升入这种清贵的仕途？想到过去从科场脱身，更加想在书籍典册上锐意用功。然而家中没有邺侯插架藏书那样的收藏，只能每天发董子下帷读书的慨叹。如今将要在东观从容游览，登临西昆，阅览《河图》以及宝训等人间少有的珍本；窥看金匮、石室中历代不传的秘藏。刊正订补讹误，咀嚼含英咀华，希望通过文字观察圣贤的用心，难道是借助门路作为求取富贵的根本吗？从前扬雄居于天禄阁，大概经过二三世也没有调动官职；韦述在集贤院，也经过四十年才完成事业。所以能够阐发大典，光耀后世，这是前代贤者已经实行的道路，也是我这个后辈所愿意学习的。直到成为校勘之职，全靠洪大的恩私。这大概是恭逢某官坚守正道不回头，以孤忠自许，排斥群邪，已经除去虞朝的四凶；引进众多俊杰，常常想到孟子的三种快乐。至于我这个不才之人，也在兼收之列，并且使我远离喧嚣尘俗，能够在篇籍文牍中与您神交。您的期待超过寻常，我把它铭刻在心还说什么？我怎敢不磨砺新的功业，寻绎旧日学业？校勘丹铅之事，即使困难，也不竭尽订正核实的劳苦；愿如金石不受污损，仍能守住始终如一的节操。说到这里以后，就不知道再说什么了。《贺谏议启》

译恭敬地听说，皇帝眷顾您，诏令您升任左省侍讲，在华光殿辅助圣学发扬光大；又在延英门接受奏疏，竭尽忠诚，规谏恳切。您的班次更加尊贵，风采焕然一新。我私下认为，国家有正直的大臣，淮南的谋略自然会停止；朝廷没有奸邪党徒，河北的盗贼就容易平定。边境的忧患即使警报频传，也不足以忧虑；真正可怕的是缺少刚直敢言的人。回顾仁皇帝时代，正兴起讨伐西夏的军队，先行陈述的谋议，哪一项不是急于抵御戎敌的事务？但仁皇帝聪明远见，独自首先增加论事的官员。由于纲纪树立、百事修明，所以根本强固而四方夷狄服从。如今这一盛举，与昔日相当。恭敬地想某官，您的道术出于羲皇，学问根源于洙泗，文章足以弥补造化，岂是东京才子所能比拟？策论陈述天人之际，在西都大廷中名列首冠。朱弦一样正直，玉镜一样清明。多年任职册府而不改变安静恬淡的操守；在谏垣一年，独自高扬謇谔直言的风气。志向在于家国而不接近虚名，竭尽忠诚于朝廷而不留遗虑。正逢事务繁多，尤其依赖您的谋略。拾取宫禁遗失的政事，已经不愧于长孺；弥补宰相职责的缺漏，又有谁能超过仲山？皇帝的眷顾倚重不变，天下的观瞻更加看重您。正将要舒展长远的谋划来安定国运，陈述良谋来滋润皇帝的心志，在将要衰败之处扶持公道的脉络，在不坠落之中建立太平的根基。众人的期望都集中在我公身上。应当留下万世安定的基础，难道只是消除四郊的警报吗？我正疲惫于远方的差役，侧耳听闻任命的消息。有诤臣七人，正是为了圣明时代而喜悦。呼喊太平万岁，倚靠这新近的盛事来观望，欢欣踊跃的私情，尽力陈述也不能表达完。《答郑状元启》恭敬地听说，传胪之声在玉阶之上传来，您的姓名名列璇魁之首。自庆元年间屡次参加大廷考试以来，哪里比得上今天四门同时开启？即使昔日长乐宫曾多次有首选，也没有听说同一时期有三位俊杰一同登第。鲠直的议论得以伸张，朝班中的同列相互庆贺。恭敬地想状元签判大著，正统的学问传心授受，根本出自洙泗旧学；年少时便声名显著，有杨、晏那样的风度。正逢九重宫阙虚席思贤，于是千里之外弹冠而起，应诏入仕。您逐条陈述伟大的议论，深入探究根本大道，认为治乱安危的形势无常，必须在转变初始时详察；而宠幸近臣的私情容易迷惑人，必须在尚未显露征兆之前预先防范。您恳切地竭尽忧国之思，切实充分地发挥适合时务的作用。直言天下之事而无所忌讳，使有关官署亲自取得君主的知遇。被推举为第一，既然已经独享儒林的荣耀，观察政事更应继承前辈的高尚风范。从前吕文穆侍奉熙陵，王沂公辅佐仁庙，科举名次高峻，已经独步一时；功业光明，又可以流传万世。谁能和他们比美？确实应当由您承担。将来身入黄扉，自然是早已确定的荣达道路；姓名标在青史上，还要看您建立盛大功烈，流传无穷。我学问本来空疏，见识也不卓越，在众多士人中以才艺考试加以选拔，我虽参与主持此事，也只是从中取一人，拔擢其中最优秀者。裁定选择终究出于皇上的旨意，您却屈尊先来拜访，辱蒙赐下长笺。只是我深厚的仰慕之情不能尽行表达，平素的心意也难以陈述完。《答孙状元启》在璧水学宫中才华出众，早已享有士人的声望；在玉阶上应对策问，果然名列第二，刷新六馆的荣耀，成就七闽的盛事。恭敬地想某官，清正的风标超越世俗，刚劲的气概横贯秋空；学问探究精微奥妙，期望达到圣人的深处；身处穷困约束之中，常怀忧虑天下的心；谨慎修身，确实遵循规矩法度；高尚的志向如金石般不可改变。近来承受清问，独自竭尽丹心，深刻陈述君德盛衰的缘由，尽力辨明国事议论是非的正理。虽然明白峭直，不说媚俗的话，但温厚深沉，自然合乎告诫君主的体制，众人都称赞其卓异伟大。公的才华特出于学问余绪，哪里只是儒者最大的荣耀，更一定是仰慕古人盛大节操的表现。从前仁皇帝从众多士人中广泛搜求贤才，像韩魏公被从一人之中擢拔出来；科第相同的人不知有多少，而功勋名声光辉灿烂，只有他流传到今天。愿您扩展日后的长远谋划，不要让前贤独享美誉。我滥竽充数参与考校艺业，恭敬诵读您的奏篇。以直言取士，大概正是皇帝留心此事最为恳切的时候；得到名士来报效国家，哪里是主管官员的力量所能说的？您屈尊先来拜访，又赐下长笺增添我的光彩；想到直友谅友，平素已经在心中受到您的厚意，不以颂扬而以规劝相待，哪里敢忘记古人的友谊？《答黄状元启》在右科中选拔出秀才，已经战胜万人；在北阙传胪，姓名更与三位杰出者相联。如今独步一时，昔日却还默默无闻。恭敬地想状元察推大著，胸怀奇伟，见闻广博。过去谈论玉帐军务，胸中拥有百万雄兵；如今在丹墀应对，笔下富有三千礼乐文章。历数当今的急务，好像平素就在清明朝廷任职。至于端正朝廷纲纪、广开进言道路，这些是众人没有想到的，也尤其是圣上急于听闻的。高升鼎科，正好符合天下的期望。何况雁行同登千佛榜，鳌头又一同出于九仙。既然是儒者最大的荣耀，就一定要践行古人的大节。从前赵康靖的盛德，蔚然成为一代宗师；陈忠肃的高尚风范，在百世之下仍使人凛然。都由于这次选拔而名声流传至今。愿您扩展日后的长远谋略，不要让前贤独享美誉。我滥竽充数参与考校，恭敬诵读您的奏篇。以直言取士，大概正是皇帝留心此事最为恳切的时候；得到名士来报效国家，哪里是主管官员的力量所能说的？您屈尊先来拜访，又赐下长笺增添我的光彩。只是内心深深荣耀感激，无法报答您珍贵的投赠。《贺平江李大谏除宝学启》我恭敬地听说，盛大的褒奖诏书已经颁下，您高升而获得显赫的名位。从前在谏垣抗论，充分具有古代诤臣的气节；如今升入华美的奎阁，很快列入真正学士的班列。皇帝思念孤忠而无同道的人，世人羡慕精诚忠心终于得到报偿。我私下认为，在朝廷论议是非尚未确定时，就能看见人才有邪正之不同。君子志在忧虑时局，哪里害怕尽言而触犯祸患？小人心思在于趋求利益，只想迎合心意来求取荣宠。谁知道天理喜欢报偿，哪里是人情可以预料的？引导邪曲的人未必得到福报，罪过反而堵塞于天地之间；守持正道的人未必遭受灾殃，名声自然流传百世。过去的事情可以考察今天，更能看清：当年孽臣盗据朝廷，把权力欲望据为私室，长久专擅国柄，不知胜算，竟在帷幄中运筹，却轻率发出躁妄的谋略，在国内发动战争。只是众人的嘴都说一样，互相附和，难道本心真是这样昏乱吗？只是因为富贵的念头太深，全然不顾生灵所受的惨祸。唯独公您以深远谋虑为上，极力陈说：即使怀有魏征那样的忠心，劝阻征讨辽水也终于获罪；汲黯那样正直，也因守淮阳而受到排斥；事情一旦泄露，渐渐酿成误国。谋划收复马邑，不能逃脱首先发难的诛罚；鲧被诛死于羽山，随即按照朋比奸邪的典法处置。凡是过去直言争辩之事，如今都成为彰明功勋的凭证。看那一个奸佞、一个忠臣，究竟谁得谁失？

译如今又看到恩诏颁布，众人都期望公道得以亨通。恭敬地想某官，品格坚贞如松竹，是世人的占验和标准。在朝廷任职二十年，几乎把险阻平坦都经历遍了；一心报国，从未因燥湿环境而改变。众人正在追逐奔竞，唯独公如凤凰鸣叫；只知道在当时尽力进谏补过，哪里想到后来会得到宠荣？到了如今忠谋已经得到验证，您的节操气概更加令人敬畏而光明。恩命接连降临，舆论人情都知道受到劝勉。我恭敬瞻仰这份特殊恩宠，深深激发懦弱之心而欣喜。圣朝有奖赏进谏的风气，不惭愧于古代，希望天下增加敢于进言的气概，就从今天开始。《除隆兴谢丞相启》治理郡府没有功劳，忽然越级分掌帅阃；入朝班次已有任命，仍然升任殿庐中的清要职位。以儒臣身份蒙受知遇的荣耀，都是由于公的衮衮之德和一向的知晓赏识。我想到自己从前凭借微薄的技能，得以厕身朝班；职在禁近严密之地，想着侍奉君主不能有所隐瞒。官职并非谏争之任，却不断议论政事；用意虽出于献纳忠诚，形迹有时却接近越出职位。君主贤明、大臣良辅在上，只有我知道卫绾没有其他宠幸；多次相继受到任用，和贾生未被赏识不同。入朝则侍奉枫宸、参与内廷诏命，出外则举扬簜节、镇守专城；所积累的越级侥幸太多，实在没有什么足以称职的地方。如今由平海改镇洪都，那里是三江五湖襟带环绕的地方，职位则是方伯、连率所承担的斧钺重任。从前就很受重视，如今尤其艰难。吉水、崆峒有尚未驯服的强悍民俗；富池、湓浦是应当扼守的险要冲口。这些都是必然到来的忧患，应当谨慎做好将要发生的防备。然而人情习惯于侥幸，军政因循而松弛。尺籍伍符编制的士兵，有的被拿去供给其他差役；百垒千屯的长官，大多由平庸之才担任。虽然幸而保留督府的名号，却从未修明元戎的职责。为什么不访求年高有才的贤哲，稍微把事权交给他们？训练士卒、治理军队，要像曹王辠在唐室那样；修缮城池、整饬防备，要像李相纲在中兴时期那样。这样难道只是巩固一道的防御，也可以壮大两淮的声援。退一步考察自己驽钝怯弱，哪里配得上接受使命？恭敬地想某官，在朝廷论道，却能在安寝之时筹划退敌；威势伸展到万里之外，外族已经畏惧中原有人。忧虑涉及四方，内地也严格设置守帅。谁说这次精心选择，竟会轮到我这个迂腐儒生？我怎敢不以古人的心志为志，心存王室，身佩鸣鸾玉佩，哪里敢沉溺于歌舞享乐？运砖投壶，也更加勉励自己保持恭敬勤劳的节操。【侍从台谏说：以一个书生所得到的荣遇，全是众多君子扶持的力量。恭敬地想某官，您以名流之才蔚然成就，仪范足为法从；又是当代的宗师、斯文的元气。在朝廷竭尽节操，从不畏惧贵权；为国爱民，总是致力于掩护他们的过失。正因此有这次精妙的选择，仍然轮到我这个迂腐儒生。】《贺福建杨帅启》恭敬地听说，朝廷广泛访求有高雅声望的人，开镇全闽；您升入延阁的华贵职位，承受美名而更加尊重，成为大邦的屏翰，传达皇上的深意而催促成行。先声显赫，令人信服而仰望。恭敬地想某官，超越世俗而以独立的志向运转，遵循古道而以今世方式修饰；积水成渊，蛟龙便会产生，世代著有征伐谋略的功烈；景星应时出现，凤凰便会飞来，历代都推重仰慕您早有才名。朝廷以象贤之礼选拔您，您渐渐飞升进入鸳班。升任戎监，出任辅藩；吟咏水晶宫的诗篇，气象要使苕霅如春；讽诵郁孤台的诗句，声名有一半落在崆峒。以中秘清贵之地使您升入常班，把上游重镇交给您作为屏障。岭海之间刚听说有人拔除民间疾苦，省曹便催促您执掌兰台。正将收敛湖海间漫无边际的游历，观看朝廷中宏大通达的人才，却恰逢承担镇帅之职，已经很久没有任用贤能了。在依山阻海的地区，百姓生活极其贫困，丈量田地、规划赋税所得，储备积聚还有多少？何况正值弥补缺漏之余，政务尤其需要能够休养百姓、救治创伤的手段，难道只是为了称颂关西的美名，而是要把清正传给后世？又将登上公卿之朝，率领天下崇尚节俭。我在修门与你道别，短暂的时光奔驰如飞；接受新的封疆寄托，恰好依托于您的门第。即使巧燕和鸿雁彼此避让，幸而风马牛并不遥远。如果行李往来，还能轮番经过北道，那么同乡之间一定共同敬重，所以冒昧向西曹询问。倾慕向往的心意十分勤切，写成裁答也无法尽述。《贺湖北游漕启》恭敬地听说，诏令命您主持漕运，接连获得组绶，分掌符节，乘坐皂盖之车；在边疆任职已久，长期受到皇帝的眷顾；如今手执马缰巡视皇华，又兼有麾节之荣，皇帝的眷顾倚重更加深厚，诏词也增加了宠荣。恭敬地想某官，见识足以达到长远，才能擅长处理繁难；传承西洛的正宗，学问远承先哲；继承南轩的宏大流派，见闻又承接于杰出的兄长。曾题咏岘首山屏，屡次剖析边地政务；风生于画戟之前，天立如长城。陈列酒食礼器以实现折冲，扼制胡裘之人而使其丧胆；奔走于金城而呈上方略，功勋多在开拓戎事。登上银台而连续奏报，文书功绩使藩方更加丰厚；很快承受特殊恩宠，催促乘坐轻车出发。士人知道温饱有望，众人说胜任形势的声望更加提高。作客时赋咏鹦鹉，并不妨碍领略江山；入朝应对而随从孔鸾，看起来将要飞翔于轩陛之间。我久违了您的丰仪，岁月渐渐过去；错误地承当外阃的重任，实在接近上游的形势。愿如鸟羽自然长成，希望赶得上晋升的余波；唇齿相依，更加切望全境安宁。我的倾慕企盼之情哪里说得尽，请您编摩体察。《答湖南陈运使启》我蒙受恩典分掌方面事务，将要依凭您持节出行的荣耀；缔结友好、共同掌符，又继续承受您如棠树树荫般的爱护。正逢辰时接受任命，急忙拜手写下飞驰的书笺。恭敬地想某官，声望如钟吕和谐，品德如球琳纯美；博闻广见，穷尽探究千古传承；杰出的文章、瑰丽的辞采，接连两次中选科举。回顾起来，您极力推行所学，又亲自以德行显现。任铜墨之官三年，考绩列于最优；弦歌教化千室，百姓至今还在传诵。不被有权势的人改变，只希望此心无愧。登上学馆清贵的地位，人人知道只是在培养高雅声望。国家安闲无事时，唯独您把预先防备当作心意；每次得到清闲对答的机会，总是陈述正大之言。终于辞去郎署宿卫的高位，离开京城成为使星般的光辉。清晨行走在湘水边，四匹马奔驰；衡山上云开天晴，六条政纲井然有序。用清明的规条整肃官吏，用良善的教化安抚百姓。汉使所部十三州，都蒙受恩惠。湖南二千里的土地，如同处在春风之中。正逢帅阃空缺，烦劳您兼任使职。任期刚过不久，政绩报告已经美好。玉帐与轻车，虽然都因委托而尊贵；赤墀文石，所珍贵的则是精诚忠心。恐怕您一承受皇帝的询问，就会有杨纶召命到来。我自知得很清楚，已经有什么可以补益的呢？正希望享受山林安逸，哪里还承受得了方面重任？如果要说能够称职，还赖有仁德可以依凭；您公而忘私，我哪里敢自我希求刺史之职？对故人的思念更加新切，只求旧日交情仍在；一切遵循令尹忠告的规矩，仰望祈求之心更加深厚，陈述也无法尽意。《答建安洪守启》

译恭敬地听说，您升任直奎储的职务，容易临莅藩镇；尤其因为重华圣人的潜邸，不能不重视这个邦国。淳熙台辅的闻孙来到我的乡土，教化条令尚未颁布，民气已经苏醒。恭敬地想某官，英俊的人品奇伟，显赫的家声美好。自忠宣的忠行遍及蛮貊，远远超过前代的张、苏；而文惠的文章祥瑞于朝廷，又使先朝的坡、颍再现。正因为平素生长于见闻之中，所以能够履行并传播声望功实，化盗贼为良民。章贡的功绩伟大啊！既有文武才干，又懂得大体，在任番禺时已经显现。虽然暂时离开而遭受蝇营狗苟之徒的诋毁，很快又获得守郡符节的宠任；大概已经试验过的功绩难以掩盖，最公正的议论不会磨灭。赞颂之声已经遍及宣城，褒奖诏书又来到建水。只不过此地地望繁盛雄伟虽是旧日如此，百姓生活却多有凋敝困苦；公文符檄像星驰电走，往昔几乎已有舂陵百姓叹息裤襦不足的情形；如今幸而又听到蜀郡百姓歌谣般的颂声。愿您推行一念恻隐之仁，散作千里和平的福泽；使芝峰高峻，与治理功绩一同增高；使槐位深严，继承世代官位而并不遥远。我虽然承受分掌方面事务的职责，仍希望仰望您的尘迹；听闻仁政而成为滕国的百姓，难道不是我的愿望吗？率领子弟接受阳公的教化，也是从今以后依靠乡里的深厚心愿。陈述不能尽意。《答朱抚属启》我承受分掌一方对外事权的任命，内心惭愧于接受恩命；如今访问湖南的宾客，幸而得到了贤者。人才没有比衡湘更盛的地方，学术实在以伊洛为宗。遥想前代正人，曾经镇守此邦，所有士民都受到诗书的恩泽，直到今天田野乡里仍保留着礼乐的风气。只是后来学习的人无能，难道还能继承前人的规制吗？我来到上幕，幸而有您的后人，发扬考亭、云谷的遗言；愿意安然承受教诲，访问岳麓、湘西的遗迹，更共同引发感怀。《答知县正启》阳气浮动于葭管之中，驱除九地残余的阴气；春意充满花城，万户洋溢和谐的气氛。正当这样的时节，贤明之士应当得到福祥。恭敬地想某官，以慈惠之心施行宽平的政令。尺厚的白雪接连成为嘉平的祥瑞，这是十年来未有的景象；太阳重叠，熙照元日的晴朗天气，看来可以预卜三登丰收。这些都是循良之吏所招来的，确实应当得到褒奖表彰。我有幸与老人小孩共同沐浴您的恩德。只是罪过还未洗清，正逢闭门谢客，又因衰病加重，不能到武城之室拜访。只能深深祈祷称颂，陈述无法穷尽。《谢宋宰馆客见访》您在学校中独步一时，我早已仰慕东嘉的俊逸；如今带着琴剑前来，正好是南浦游赏。回顾我不过是和农夫野人相类的鄙陋之人，哪里敢拜见县令的贵客？没想到您谦逊自持，屡屡屈尊寄来书信，以清丽文章、华美辞藻的奇异之处，屡加奖饰。即使是疏竹稀花的零片飘落，也承蒙您错误地品评题咏。正担心罪垢会污染自己，反而承受了英豪知晓我的厚意。姑且凭借尺素，恭敬地表达寸心。《谢宋宰为寿》一年三百六十天的日子已经到了深秋；知道四十九岁以来的过失，又正逢初度生日。正感念父母养育的辛劳，哪里敢期望自己成为耆艾长者？恭敬地想某官，兼有武城、单父的政声，又兼有少陵、谪仙的笔力；您顾念我这朽陋的身躯，用名篇来增饰。您的诗作难道已经懂得诗道了吗？仰望它铺陈得非常宏伟，我学习《易》也没有大的过错了，哪里是浅陋的我所能承当？感铭激动的心情只是更加深厚，诵读您的言语无法尽述。《贺知县正旦》恭敬地说，颁行汉庭的历法正朔，开始记载新年；传播周室的弦歌，一同陶冶和气。正值这样的时节，贤明的县宰应当接受福寿。恭敬地想某官，慈祥出自胸襟，惠爱流行于政术；刑具不必使用，监狱中从来没有久押的囚犯；花木相望，百姓各自在田里安享生活的快乐。正逢履泰交运的吉祥，急忙承受升迁入朝的荣耀。我这个微小的羁旅孤儿，正处在循省自守之中；震动的风雨袭击高大的屋宇，正依赖您的庇护来获得安宁；在公堂上饮春酒，却不能充分伸张颂祝祈祷的庆意。《答生日贺启》今天超过了采菊花的三实之日，正值初度，吟咏《蓼莪》之诗，感慨长久地怀念。何况您正隐居柴荆之中，却屈尊乘车骑来访；赐下隆重的礼物、君子之酒，又多次赐赠高文。防妇之词精妙绝伦，只是我衰老浅陋，实在难以承受这样的宠遇。可喜年五十而知非，何况又超过了蘧伯玉的年岁。愿您长寿万千而无所伤害，也愿回颂鲁侯的贤德。给通史提举的启 恭敬地听说您奉持瑞节、从家中起任使者，进入本境周原；六辔伴随着春风和煦之气一同而来，闽部百城如同争相看见景星、庆云一般。您的先声一经传播，欢呼颂扬之声便彼此相闻。恭惟您有豫章文梓般的才质、彝樽龙勺般的器度，所接触闻见的都是故家衮绣之亲；以传道明义相互期待，即使穷巷中的布衣也有所不及。四纪以来担任常职所治的第三州，执掌刺史之符，仕途显达都预期您很快登临；唯独您高雅的操守安于平稳升迁。青原、彭蠡之间，百姓至今思念您的善政；太白、东湖之游，尽享四时胜景之乐。虽然豹隐常常期待深藏，然而龙身哪里能够长久隐藏？如今果然承受北阙的制书，前来总领南邦使事，正将整治恶劣风气、剔除弊害，激浊扬清，使威声震动山岳，使风采如云烟般闪耀。冀州父老虽然共同在幕府前等候，温氏兄弟将依次执掌宰辅之职。我蒙受您的知遇最久，听到任命便格外欣喜；只是惭愧自己狂妄昏昧，行迹已经到了招致谴责呵斥的地步。回顾山林深处屏居之人，难道不能仰赖您庇护万间吗？倘若田里百姓都能安定，这也算是蒙受您恩德的一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给宋宰的启 河阳的花开满全县，将要传播仁爱之风；玉川不过数间屋舍，也将依靠您的德政。回想当初结交的时候，足以考见您殷勤问候的诚意。恭惟您器度见识疏通，神采丰盛凝粹，学术源流有自。广平的风烈没有衰微，文献相承；元祐年间的家声仍然存在。早年登上科第，盛大施行美好的谋猷；如宝镇所琢的圭玉，毫无瑕疵可指。您如黄钟大吕，随意叩击便能发出宏声。如今暂且屈居馆殿之才，来治理山川之县。治理百里之地，犹如庖丁游刃有余，只是宏大谋略尚未完全施展；一举登上乌台，必定会循着近来的道路前进。我惭愧地才疏迂拙，正庆幸退居藏身，只能同老农一起背着农具做百姓而感到欣喜。惭愧没有深厚学问，却劳您过门相访、勤于问字，内心倾倒感激至深。赞颂宣扬之意无法尽述。答蔡宰的启 在大庭中按班次拜见，蒙受宠遇；壮县获得方圆百里的土地，即使圣贤也愿意任职于此。考察古代诸侯，其封爵大概即使是子、男也不过如此；这个责任很重，能不是贤者吗？恭惟您诗礼传自家庭，父子之间自然互为师友。关河虽已遥远，永嘉之学却最被称为真传。干、淳以来，文懿被称为巨擘；凡是所讲、所串联、所形成的施政措施，不修饰簿书、不拘泥于卑微细节，必定求其适当。您不以蜀道遥远为难，也勇于前往。如今来到父母之邦，得到我慈惠的长官，晋阳保障百姓的政绩，想来您一定会尽心研究。武城弦歌之声，不久将充满耳畔。岂敢说因为曾经同僚便怀有私自庇护之心？桃李纷纷开花，只愿四境都得到教化；芝兰即使憔悴，也将受到一亩春风的陶冶。答马县丞的启

译诵读濮川的谏言，书写对前代烈士的敬仰；题写蓝田的墙壁，记下这次遇见后世贤者之事。您盛装前来，喜悦之情自然可以知道。恭惟您才质敏捷充裕，操行平和，追溯洙泗六经的传承，想来家学深厚；经历岷山、峨眉绵延万里的险阻，彻底了解民情物理。如今凭借筹划谋略的才能，来到这里享受对竹吟诗的闲逸，于是使南浦父老得以认识东平般的典范。洒扫庭院、焚香相迎，虽然正忙于隐逸之事；您过门来询问学问，我也或许能够略尽从容相待之礼。给王宪的启 恭敬地听说您只奉新颁的诏书，重新来到旧日辖境。过去专掌盐政，已经推行尧帝仁德的先备；如今总理刑法，又将扩大舜帝好生之德。虽然奉使的官名不同，但为民掌握生杀命运，实质上是相同的。贤流接连任职，重大的寄托尤其在您身上。提刑司簿，正学源自诸位老先生，英辞胜过一时人物。自布衣时起，您已经深思当世大事；刚进入官班，便请求出任外职。因为志向不是为了自己，而将施及他人；所以做官不以谋利为目的，而勇于实行义理。昨日从古括来，巡按全闽，淘汰斥退贪残之吏，滋润救活凋敝百姓，撩衣径直离去。父老惋惜您没有留下，您持节再次前来，溪山也因此改观。然而生杀悬于掌握，百姓祸福系于您的笑颦，怎敢不敬畏刑法？应当郑重遵守吕侯的命令，审得实情而不要沾沾自喜。愿您师法曾子的话，暂时成为一道的福星，归朝后成为天下八方的甘霖。我愚昧刚直，哪里值得招致罪谴？只是自取其祸，正如泄柳闭门拒客；恰逢您如孺文巡行按部，即使我深屏丘园，难道不能仰赖您庇护万间吗？倘若田里百姓都安定，这也算蒙受私恩的一件事。贺邑宰冬日的启 缇管之气上浮，可以窥见天地的心意；琴堂事务宁静，姑且等待阴阳调定。恭惟您确实是纯粹清正之器，蔼然具有宽厚之风。和气所熏陶之处，正可在周颂中歌咏丰年；政绩条目值得记载，考核成绩必定上达唐代铨选之标准。顺利履任而复归亨通，等待着您承受晋升接见。只是我这朽质之身，暗中借助您的宏大福泽。适逢您正关闭泄柳之门，未能果然盼望王乔的车履。答南剑州黄知府 仰望镛城的节钺，仿佛见到古人；分掌剑水之符，欣喜听闻新的任命。恭惟知府监簿，文章、孝行、友爱本来就是家传；明察、公允、笃厚、诚实，根源于天生禀赋。由辅佐县邑到治理县邑，都是仁爱百姓，而不是苛厉百姓。因此即使面对蛇豕般凶悍骄横之徒，也知道以鸾凤为美瑞；孤垒正当凶暴势力盛张之时，仍像中丞击贼之日那样奋勇；单骑踏入不可预测的危险，如同汾阳王面对胡虏之时。众人正惊愕不安，您却独自从容。孝悌能够胜过甲兵，过去曾听到这句话；忠信能够行于蛮貊，今天亲眼见到了这样的人。由副职而专任一城，显示九重的隆重信任；蒙受倚重和官职褒奖，玺书将召您入朝侍奉凝旒。收到一纸书信，深深感佩您相先相待的情谊；命驾奔驰千里，终于酬答了希望相见的心愿。给浦城陈宰的启 闽地七郡的要冲，过去本是安乐之地；拥有千户的县邑，如今得到贤侯，您到任已有日期，大家都欢欣庆贺。恭惟您姿态清正如玉山挺立，美德如兰香薰人；诗礼的渊源，自然得到鲤庭的传授；文章的衣钵，还保留着凤阁的风流。近来屡次试验您的才略，声誉和官位已经逐渐隆盛。南浦正处于上游，百姓贫困而稍有丰足，何况又在饥年之后，风俗浮薄容易动荡，更何况邻近警乱之后，正依赖抚慰，使其达到安宁。想来您的善政很快就会上报为优等，必将立即升入清华之职。我久困于乡居，近来承蒙祠禄；凭借先前在翰林门墙下的旧谊，早已蒙受特殊知遇。对于新任令尹治理政事的闲暇，或许还能陪同讨论余论；预先已深感欣喜，难以一一说尽。贺程内翰生辰的启 我谨以为，此地号称潜府，是南方最雄奇的山川；上天惠赐仁侯，使您前来施布东皇般的德泽。和美之声交相传播，福祉自然降临。恭惟您以道德造就文章，治理政事首先在于爱护养育，像充沛的膏雨使枯槁复苏；法令严明以惩治贪残，如雷霆震动蛰虫般迅疾。由此可以看见您宣扬教化、承接流风的施政，也能看出您调和元气、治理万物的规模。愿您协和泰交，赶快回到鼎辅之位。即使是枯槁的蒸菌，也能蒙受吹律而来的春意。我恰好闭门无法前往，只能在贺厦饮屠苏酒而醉，已经同农田中的人一起举兕觥庆贺，却不能登上公堂祝您长寿。复官谢丞相的启 离开京国七年，尚未洗清丹笔所加的污名；如今一阳转动，旧日青毡之位全部恢复。您的吹嘘举荐自有根源，我铭刻在心哪里能够穷尽？念我冒昧而迂拙，早年凭借机遇，曾执笔起草诏令，也曾蒙受润色诏书的长处；后来分掌符节，任地方长官，却没有显著的循良功效。近来从次对之臣出任长沙牧守，正逢嗣圣振兴政治，先于群贤召还。我入朝接受燕门之问，曲蒙天颜接见，愿竭尽直言忠谏，稍稍补益时政。只是徒然效法草野之言，事情有愧于俊杰的见识；当时不知裁量，也已经显得疏远了。我的罪过如韩愈，哪里只是贬到潮阳八千里；仁德如夷吾，也不过被夺去骈邑三百户。归来寻找荒僻小径，甘愿老死故山；身体虽困顿于蒺藜之中，内心常常倾向葵藿。忽然从湿鸦般的诏字坠下，来到门可罗雀的庭院。想到东朝讲行称寿之礼，正深受丰厚恩泽；又念北垄有闲散退居的踪迹，也得到体察原情。既恢复奎阁的班次，又授予珍台的官秩。回顾这次冒受宠荣，究竟是谁主持了盟誓？这大概是因为……【缺】给福建招捕陈提刑的启 我闲居乡里，幸而成为普通百姓；如今起用废退之人治理一州，又承蒙您考察。凭三十年交游的旧谊，奉行四千石官员的新条教，有志于施行仁政、造福百姓，因而欣喜。恭惟您宏大刚毅而有开创济世之才，磊落光明；在古代贤者中，堪比孔明、公瑾；在近世人物中，便是希文、稚圭。您的文才足以治理国家，武略足以平定祸难，智谋纵横，能够应付事变；忠义激昂，能够获得士卒之心。您兼具坤卦六二爻的正直方正和大有卦上九爻的诚信柔顺，所以在群盗猖獗之日剪除盗贼，容易得如割草；在震扰之后安置遗民，使他们安居如在衽席。道路上载满对广平的歌颂，家家建立狄公祠。如今九重正急切思念贤者，岂能把您的恩惠私留一道？子房决胜千里，您将施展帷幄中的筹策；召虎整治四方，您即将续写《江汉》之雅诗。我久居专壑，如今又来承接流风，所以旧日道路重新踏上磨驴留下的足迹；旧有封疆没有改变，恍惚如辽东白鹤归来。过去惭愧已经试任却没有功效，如今能够重新到任，实在有愧。孺文在冀部时，我尚敢凭借故人相托；次公守颍川时，我应当努力师法循吏。我的恳切心意，铺陈叙述哪里能够穷尽。给福建方提举的启

译我奉祠闲居乡里，得以依靠周隰般的光辉；如今佩绶出仕，又接受汉代条察般的考察，所遇已经很幸运，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高兴？恭惟您承继严濑的芳气，禀有淮山般的刚劲；文辞十分茂美，有元英处士的风流；持论不偏不倚，有孝肃名臣的节操。此前您被提升掌管麟邸，众人都以为您将升任乌台，希望继承前贤的直声，并且成为公道的元气。正值闽部遭受动乱，朝廷深切忧虑百姓，越过广信的麾节，改任您执掌全闽。威声震动山岳，自从登车执辔之初，污吏便望风而逃，投下官印、解下绶带离去。近来听到您的余论，私下更加仰慕您的壮志；三边经略之事，正应当明察如龟卜；一世人物的品评，也应如明镜权衡般公正。即将听到诏令之声，您当即会担任重要职务。答李漳州的启 姓名同列雁塔，何况又同处父母之邦；恩赐菟符，又邻近兄弟之国。所遇如此幸运，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高兴？恭惟您如松般刚劲、如玉般坚贞，深沉如渊、挺立如山；源流深远，早已分得仙李的根脉；文辞采藻独高，焕发出儒林的光彩，不仅著名于文章一科，更兼长于政事。由汉代奉常般的职位至两周太府，倘若在鹓序中稍作停留，已经径直登上鸡翘之位。只是您求学壮行的心，本来就在于济物利人，所以难进易退的操守卓然过人。漳水之滨，早已称为道院；百姓淳厚、事务简少，本来接近太古遗风。但时代变迁，承平景象渐渐改变，正分担九重的忧虑，顾念千里百姓的呻吟。私下听说您到任以来，立刻收到使百姓安枕的功效。儒者使风俗美善，本来就应当如此；刺史若能为公，不久就可以见到成效。答泉州教授的启 泉山缺少守臣，却冒昧轮到陈旧之人；泮水有了老师，早已称为名士。所遇如此幸运，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赞美？我过去乘轺车来到这里，承蒙分给竹符，只守孔门节制爱民的教训，曾经蒙受汉代官吏牧养百姓的才干；为二千石分担忧劳，过去已经惭愧于治理成效。十六年后再次受命，如今又蒙受恩光。正当民生憔悴之后，又处于郡计耗尽之后，即使刀刃游刃有余，余地仍费力支撑；我的才能微薄，也没有别的办法。该如何经营治理？倘若不是依赖僚友多闻的帮助，很难符合圣明使者考察的要求。恭惟您资质正直诚信、见识通达明敏，必定有谋划筹画来帮助施政。社稷人民，正要看您如何施展学问；文章与政事，不要自行限制在彼此不同的道路上。谢黄南剑州乐语的启 重新受命，泉山再次延续十六年前的旧谊；经过剑水，恰好遇到二千石中的贤者。平时一向迫切仰望如星凤般的贤者，没想到一见面便迅速结成胶漆般的深厚友谊。陈列水馆中的佳肴，尽享既醉又饱的欢愉；告诉伶工，演唱赞善颂德、祈祷祝福的话语。只是我才疏不敏，哪里承受得起呢？给福建王帅的启 恭敬地听说您获赐旄钺，受命镇守藩垣。天子惠顾全闽，特意停止西清近臣的尊贵职位而派您前来。元戎开始建立幕府，使南郊远服之地重新受到瞻仰。旌旗精明，鼓角响亮。恭惟您清明庄重，博大宏闳；承接河汾夫子的传授，源流没有差异；考察会稽先贤的传承，可以继承其风流。早年以才大夫身份成为真正的御史，晁生有志，想要恢复井田遗制；孟子陈述政事，首先阐明经界之法。恩惠随着玺书一札降临，泽被宝婺万年。孔门中只有冉求可以使之治理赋税，唐代唯独称赞行俭而说他善于知人；如今您兼擅其能，应当很快把政事托付给您。三山并非其他镇所能相比，关系着国家轻重。九重让您公行巡视，询问百姓疾苦，观赏临遣之光华格外盛大，这大概是寻常牧守所没有的。美善的旌旗和绥章，郑重接受韩侯般的赏赐；精金古器，用来彰显奇章般的贤能。希望一旦颁布宽缓条令，立即召来八州的和气。赤子般的百姓和池中盗贼，正庆幸获得安宁；黄头划船的水军，已经很久没有整顿。狐狸兔子虽然被狡猾的盗穴掏空，鲸鲵却时时在惊涛中翻腾。应当在无事之时预先戒备意外，澄清一道，这一切都由于枕席上的安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整顿六军，更要依赖帷幄之中的谋划。我已衰颓暮年，来到这个旧日之邦；正赶上严苛政令如猛虎遗留之后，又有恩泽耗尽、无鱼可养的叹息。官吏称职、百姓安业，我惭愧还不能向府中确实报告，也不能向州里取信。正将等待帅府开始筹建，和儿童一样共同欢庆。您难道肯效法越人安然旁观秦人瘦弱吗？我也愿与晋国同心，分得楚国的水波。我的期待十分深切，言语不足以表达。贺郑丞相 在紫宸殿朝见，登上黄阁；以老人之身成为君主的老师，理应担任宰相。凭借尊崇传道的功劳，政事根本确实在中书；诚然依赖辅佐君王的学问，于是四门肃穆，八方安定。听说国家将要兴盛时，都喜爱臣下接受教诲；当年有伊尹辅佐成汤，使其感格皇天；高祖成就帝业，还说我不如子房。如今您受命入相，和昔日贤臣相匹敌。恭惟您具有河岳般的英姿，承接泗水、沂水的正统；早年在初九潜藏之时侍奉，已经预示五百年一遇的际会。六鳌背负圆峤之山，屹立惊涛而不动；五龙夹持虞渊之日，升入高空而大放光明。您是运行天地的伟大才器，参与谋划朝廷的重任；在机密处尽力进言而几乎不露痕迹，从容应变而道理没有穷尽。正当雷霆蛰伏之后，呈现大地重新开启的征象。您坐在黼扆前亲自听断政事，正如古代圣王用金瓯覆盖姓名。我们这些旧日学问之人，夜里刻下博山香炉的印记，早朝宣读文德之麻。不到两夜，规模便立即改变；进用贤者、斥退奸佞，几乎如同庆历颂诗所说；剔除弊害、洗濯污秽，真是元祐条贯般令人痛快。和气回转，天上飞起雪花；贪婪之风止息，百姓乐于饮冰。民间知道苏醒的日期，朝野兴起对太平的希望。使君主的德业超过尧舜，郑公本来就完全能够做到；施行政事若只达到管仲、晏婴的境界，孟子难道会与您相比吗？请尽力施展宏大的谋略，使朝廷声望更加显赫。我冒昧窃据州符，久受您的教化熏陶；如今您升任百揆之首，我首先越级擢升为十连之长。我只是期望公道伸张，哪里敢夸耀自己私人的际遇？虽然不能陪同东阁中的奇士，略微补益安民济世的谋略，但一定恭敬率领南方诸侯，谨慎奉行革新政令。我的恳切深厚之情，细细叙说哪里能够穷尽。任福帅谢丞相

译公道如同天门开放，恰好升任上相；全闽地域广大，命我承乏担任元戎，责任重得如负山岳，忧惧深得如临深谷。念我只是衡门茅屋中的孤陋学者，才智如水中小鱼；两朝三纪以来承受际遇，久已玷居清要近职。一节四次执掌麾节，屡次试任繁剧事务，却丝毫没有报答皇上的恩典，霜白鬓发已经催促我走向暮年。重新来到这里担任屏藩，才庆幸赶上时机；郡中财计在搜括中耗尽，席卷之后还要怎样支撑？百姓之力因恩泽耗竭而困乏，林木焚烧之后，更要费力抚循。近来恰逢祠牒颁发的年份，勉强得到宗藩的月俸，于是竭力减免苛敛，希望稍稍宽裕疲敝百姓。虽然生机渐渐恢复，但过去的初心还没有完全实现；谁能料到浮云遮日已久，忽然听到迅疾雷霆震动大地的声音？群多的冤枉被杜绝，众多正直之士得以起用。朝廷内部既更新了黜陟，长官清平，太守贤善；外部选拔也十分精当，于是在此时有了这样的特殊恩典。青衫幕府之中，还记得旧日交游；白面书生，哪里懂得军事？只是所属各郡创伤尚未恢复，应当考察近年动乱的根由。政事如果只求苟且安定，怎能没有惊车之马；官吏如果不侵扰枉害，谁会成为游釜中的鱼？虽然幸而取胜，但所受损伤已经很多，这不是疾病痊愈可以庆贺，而是根本尚且疲惫，正应当忧虑。自身成为各郡的准则典范，大力作百姓的保障。职责虽然应当尽力，但恐怕难以胜任。恭敬地遇上您以厚重镇定国家，以公正忠诚安定社稷，竭力辅助圣上的英明决断，彻底洗除历年贪污浑浊的风气。像元凯荐举贤能而驱除凶人，哪里会愧对古代裴韦这样的宰相而留下遗憾？元戎刚刚开始，从今以后兴起怀念远方邦国的志意，想使各地均沾休养生息的恩泽。我作为乡里的牧守，应当把百姓当作子弟，看待当地贤能之人；若平素的志愿能够实行，难道会有禁闼与淮阳之间的区别，使遗风不能仰望吗？愿您师法颍川、渤海的先例，光明显著如同白日。答杨知军的启 广泛采集民间歌谣，欣喜知道有循良的守臣；询问名门世家，知道您出自忠义之家。对此悠然长久怀想，肃然兴起敬意。感慨炎运衰微之时，忽然有裔夷南下的军队。奉贼为臣的有人，杀身成仁的却很少。遥想忠襄的风烈，谁能比得上他？正如女子不嫁二夫，像王蠋保全齐国的节操；对狂贼应当磔裂万段，具有段公攻击朱泚的心志；把自身看得如同一根羽毛般轻，使国家增加九鼎般的重量。我从前奉命出使秣陵，曾经拜谒睢阳之祠。百世之后听到遗风，没有不振奋起身的。九原如果可以复生，我将与谁同道而归？恭惟您学问根本来自家传，施政首先在于施恩济物。祥云甘雨般的气象，蔼然可亲；烈日秋霜般的声誉功业，凛然如在眼前。有这样的心志，所以有这样的政绩；没有这样的祖先，哪里得到这样的孙子？承蒙您到邮亭相访，得以观看世家记录。太尉的逸事，哪里还需要柳州来发挥？甄逢得到书信，所期待的只是同韩子一样。代外舅制参谢丞相的启 在仙台求取俸米，甘愿老在渔樵之社；如今泛舟莲幕，才依靠衮绣之乡。渐渐收拢闲散的踪迹，可以预料再生之恩。念我才疏而且愚直，命运浅薄而困穷，半生甘愿像尺蠖一样屈伏；一次科第却正逢龙飞盛世。想到圣门出仕，目的在于施行义理；君子的学问，贵在推及他人。起初任桐川尉，不怕舍身驱逐猛兽；后来任严邑官，也不推辞收拢怨恨以抑制奸民。然而祸患产生于谋虑疏忽，灾祸出自说话轻率。因此制定赋籍，虽然是为了惠及贫穷百姓，有势力的人却认为尤其不便；辅佐郡政，志在报效公家，当事者却嫉恨我多言。退后追究跌倒失败的由来，哪一件不是愚蠢自取？没有被杀已经幸运，哪里还求得免罪？仰赖清明朝廷，务求崇尚宽大的议论。虽然朱幡皂盖不能容许我以假守身份任职；但丹丘赤城屡次继续供奉真正的祠官。正安居寓所，忽然受到朝廷任命。石处士名望显著，一时起用为从节度；杜少陵诗名高冠千古，晚年还作参谋。顾我是什么人，竟能获得这项选择？这大概是恭敬遇到您以一德辅佐圣明，以本心运转造化……【缺】代外舅谢丞相转官的启 上交官印归田，已经列入休官之人；因赏功而试任县邑，却忽然升入元士之班。没想到退闲之后，仍能求得荣宠而被记录选用。恩德如同天造，感激至极而流泪。我惭愧地是绍熙太学诸生，混迹于庆元奉常的一榜。自从徒劳奔走州县，回顾自己有什么智能？妄自学习弦歌之治，恰逢时局凋敝。官民交相困病，便想革除弊端。若俸禄分配不平，谁能称为仁政？在旧版籍只剩一张纸也没有之后重新编造户籍，又在历年久废之后恢复经界。精神正因一身事务而耗尽，怨谤已经在众人口中腾起。等到稍稍收拾几处棱角的痕迹，又屡次分掌江海之麾。除授诏令虽然频繁，惊动机关却一齐发动。青油幕府中，暂且还能向杜陵寻求诗句；乌府之中整肃纲纪，又使我在神武门挂冠退职。归逃空谷，细细计算流年。早晨拄笏看山，晚上脱巾滤酒；和渔翁唱欸乃之歌，听桑妇唱扊扅之曲。能够同幸运的百姓一起陶浴圣化，忽然有湿鸦般的诏字降临，来到门可罗雀的庭院。想到二九年前，首先效法均赋度田的事务；在十一人之后，难道不能赐予褒奖、增加官秩的恩典？于是使我在返回车驾之后，又拜受增加租赋的宠典。恩施重如丘山，忧惧深如渊谷。恭惟您身具世间罕有的才资，辅佐大有作为的政治。杜绝群多的冤枉，起用众多正直之士，将逐渐达到太平；扩大长久的治理，建立永久的安定，已经坐使外来侮辱消解。唯独您没有什么不肯采用，唯独伟大者自然能够容纳。必定能够起用被斥逐之人来教化四方，哪里肯拘守束缚而使一个人才废弃？我做官的情意已经淡薄，爵位和年齿还没有到满。频频拿镜子照看自己，哪里还敢存有功名之志？亲自跨鞍请求任用，希望年老而强健的人也许还可以被您差使，使愚拙之人发挥作用，也粗略能够效忠至死。在短暂的暮年中收取桑榆之功，倘若容许我吹拂晚节的芬芳；使枯株中重新生出芝菌，再次依赖大钧造化的赐予。《西山文集》卷三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四十 宋 真德秀 撰 文 《泉州科举谕士文》我治理郡政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承蒙调任他地却还在这里等待替代者，于是得以看到秋闱这一盛大举事。想到本地英才辈出，做士人的各自都懂得用礼法自我约束。从前邻近郡县间有因考场喧闹而被判殿试罚黜的，唯独本地素来没有听说过，从这里便可看出士习的美好。如今我还想略微申明告诫，是把平日爱惜自己的心推及士友，只希望你们听取而不要忽略。听说四民之中没有比士人更尊贵的，而士人所守持的没有比礼更优先的。因此圣贤经典垂下教训：脚的姿势要稳重，手的姿势要恭敬，进退步趋都必须合乎规矩。这不仅是为了使自身尊贵、让别人知道敬重，也是因为气与志相互为主宾。没有气安静而志不宁定的，也没有气劳扰而志不受影响的。所以说：“志专一就会影响气，气专一就会影响志。”那些跌倒、奔跑的状态，是气在运动，却反过来扰动内心；这正是治心的格言，也是修身的关键。求学的人平时有时讲学没有涉及这里，涵养功夫本来就没有基础，一旦参加考试，便把自己比作勇士奔赴战场，却不知道战斗所依靠的是勇力，考场所依靠的是心思。战争虽然崇尚气势，尚且害怕再衰三竭，何况文章是精神所发、才智所显之物呢？使心情和平，使气息清明，尚且担心心与手不能相互配合；何况在喧哗叫嚷、奔走颠簸震动之后，精神气血在内交相扰乱，不经过整日不能安定，却想在下笔之时文采焕发、义理通达，是很困难的。还记得我年轻时多次参加考试，颇知深切爱惜自己，常常在众人后面缓步徐行；坐入试席后，别人胸中喘息、皮肤出汗，还不能立即安定，而我已经安坐凝神，运笔构思了。逸与劳、静与扰，差别有十倍之多，所以即使我的学力很浅，仍能接连考中科目，成效往往由此而来。如今希望七邑士人的父兄、朋友彼此劝勉，把沉静庄重、安闲从容放在首位，把喧呼躁扰作为戒忌；这样发之于文章，必定大有可观。不仅文字流传四方，使求学者都把它作为准则，而且士风的美好尤其足以冠绝一时，岂不是盛事吗？至于试院的安排，无不是深深为士友着想；只是担心其中有人不能体察，反而煽动浮言，也希望老成有识之士开导劝告，使大家都释然无惑，那就幸甚了。《劝学文》我私下认为，当今学术源流的盛况，没有哪一处超过湖湘。前面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舂陵，凭借心悟独得之学，著成《通书》《太极图》，昭示后世，上承孔孟的道统，下启河洛的传承。中间有胡文定公，把从程氏那里听闻的学问在衡岳之下设教；他所作《春秋传》，专以息灭邪说、拒绝偏行、扶持皇极、端正人心为根本。熙宁以后，这门学问废绝；胡公的书一出，大义重新明白。他的儿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把从家庭得到的学问，进取时施用于实际，退处时教善门徒；所著《论语详说》《读史知言》等书，都有益于后学。近代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居住在这里；晦庵先生朱文公也曾来此任职。二先生的学术源流，实际上出自同一根本；他们阐发穷究的学问，又都汇集诸老先生的成就，义理的奥秘到此已经没有剩余。这里的士人登临门墙、承受謦欬教诲的很多，所以人才辈出，有不是其他郡国所能相比的。如今二先生虽然已经远去，所著书籍都完整保存，都是学者应当用心研读的。其中南轩的《论孟说》、晦庵的《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孟集注》，对于学者尤其切要，就像豆粟、布帛一样，不可一日离开。我听说近来士子急于考场科举的学业，往往把这些书看作迂缓之学，放置起来不再阅读。却不知道二先生的书旁通群言，广泛综合世务，犹如高山巨海、珍奇材料和秘藏宝物，随意取用随时都充足。得到其中大的道理，固然可以穷究天地万物的理，知道修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至于文章的妙处，浑然天成，也不是近世作者所能仿佛的。这是因为根本深厚、枝叶茂盛，自然会达到不期然而然的效果。学者如果确实能够诵读并学习它们，那么对于义理的精微深奥既有所获得，发之于文章，也必定意趣深长、议论精确；用来应试，不过是余事罢了。如果只是吟咏浅薄文章，拾取陈腐言语，见闻既然浅陋，器识也可以知道；即使侥幸被选中，也必定不能成就大事业。如今秋试日期还远，群居闲暇之日，正应当培养义理的根源，务求获得有用的实际学问。从现在开始，学校、庠、塾中的士人，应先刻意研习二先生的书，等到融会贯通以后，再广泛寻求周敦颐、程颢、程颐以来诸家的论著，依次熟读温习。周公的《通鉴》和文公的《纲目》，也应当参考并一同阅读。主管教导的人，要按时考问督促。检验他们进步与否，在上旬、中旬讲课的日子，就从所学习的书中摘出题目，让他们引用诸儒的学说，再用自己的意思推演阐明。下旬仍以时文作为课程。这样便能本末兼顾，学问和事业每天充实；上可以追承先贤的正统，下可以成为当世实际的用途。日后英俊人才接连出现，能够追踪前代著名人物，岂不是盛事吗？只是想到自己迂拙疏陋，冒昧担任师帅之职；更新美善士人习气，本来就是我的责任。我不自量力，斗胆述说所听闻的道理，只希望志同道合者共同勉励。《潭州谕同官咨目》

译我冒昧凭借平庸空疏的资质，错误地承担方面之任，早晚惊惧戒惕，思考怎样上报朝廷恩典、下慰士民期望。只有依赖各位官僚同心协力，才或许能够有所成就。我有些区区想法，斗胆向诸位陈述。听说为政的根本，以移风易俗为先。潭州的风俗，向来以淳厚古朴著称。近来经过田里，看见这里百姓质朴而老实，仍有近古的气象，可知过去人们的称赞确实不过分。如今想顺着本地风俗的根本，引导他们向善，已经写文告谕，使他们兴起孝悌之行，厚待宗族邻里的恩情；不幸有过错，也允许他们自新，不要习惯于旧日恶习。若要把这个意思推行到百姓中，就是县令、县丞的责任。从今以后，邑民因事情到官府，愿诸位不要嫌烦而反复晓谕，以至诚感化他们，以长久坚持对待他们，必定会有油然而生的振作。如果民间有孝行纯厚至极、友爱闻名，或者能和睦亲族、赈济乡里的，请调查事实后上报州里，应当给予特别褒奖【详情见《荀文》】。至于审理诉讼，更应以正名分、厚风俗为主。从前密学陈襄公任仙居县令，教百姓父亲尽义、母亲慈爱、兄长友爱、弟弟恭敬，于是百姓教化而服从。古今百姓同有一种天性，哪里会有过去可以实行、今天却不可以实行的道理？只要不要用刻薄态度对待百姓，百姓将不忍心以刻薄态度自我对待。这就是我对同僚们的期望。然而端正自己的方法没有达到，爱人的心意不能取信，即使有教令告谕，百姓也未必服从。因此我愿与同僚各自用四件事勉励自己，并为百姓除去十种祸害。什么叫四件事？一是以廉洁约束自己【凡是称为士大夫的人，十分廉洁也只能算小善；一旦防止贪污，便算大善。不廉洁的官吏如同身上污秽，虽有其他优点也不能自行赎免，所以把它列为四事之首】；二是以仁爱安抚百姓【为政者应当体会天地生养万物的心意，有一丝惨酷刻薄就不是仁，有一丝忿怒憎疾也不是仁】；三是存心公正【《传》说：公正产生明察；私意一萌发，是非就会颠倒，想使事情合乎道理便不可能】；四是处理事务勤勉，就是这些【做官的人一天不勤勉，下面就一定有人受到他的弊害。古代圣贤尚且到日偏西还不吃饭，坐等天明，何况其他人呢？如今世上有勤于吏事的人，反而被看作鄙俗，而诗酒游宴却被称为风流儒雅；这正是政事多有瑕疵、百姓受害的原因，不可不戒】。什么叫十种祸害？一是断狱不公【案件关系百姓的性命，怎么可以稍有偏私】；二是审理诉讼不仔细【诉讼有真实也有虚假，审理不细，真实的反而成为虚假，虚假的反而成为真实，难道可以苟且吗】；三是拖延囚禁【一人被囚，全家便荒废事业；牢狱之苦，度日如年，怎么可以长久拖延】；四是惨酷用刑【刑罚是不得已才施加于人的身体，也就是施加于自己的身体，怎么忍心惨酷地加在别人身上？如今做官的喜欢随着喜怒用刑，严重的甚至因关节人情而用刑，完全不想刑罚是国家的法典，用来代替上天纠正罪过，哪里是官吏发泄愤怒、实行私意的工具？不可不戒】；五是泛滥追呼【一人被追捕，全家都惊慌扰乱；既有特别拘引的费用，又有出官差遣的费用，贫者不得不借债，严重的甚至破家，怎么可以泛滥】；六是招引告讦【告讦是败坏风俗、扰乱教化的根源，有触犯者自然应当严惩，怎么可以勾引？如今官府接受人们密封的状纸，又张榜召人告发隐私罪犯，都属于非法，不可施行】；七是重叠催税【税出于田地，一年征收一次，难道可以一年征收两次吗？有税而不缴，是民户的罪；已经缴纳却又责令再缴，这是谁的罪】。如今州县中大概有已经缴税却不给收据的，或者虽给了收据却不销账的，重新追到官府呈验收据才免除，扰害不胜其多。甚至有了收据也不办理，非要重新缴纳才停止，破家荡产、卖妻卖子，往往由此造成，有仁心的人难道忍心这样做吗】；八是科罚取财【民间除二税合计应缴之外，一丝一毫都不应妄取。如今县道有实行科罚的政令，以及非法科敛，都是百姓的深重祸害，不可不革除】；九是放纵吏员下乡【乡村小民害怕吏员如同害怕老虎，放纵吏员下乡，就像放老虎出笼；弓手、士兵尤其应当禁止约束，除非捕盗，否则都不可派出】；十是低价买物，就是这些【物品相同，价格就应相同，哪里有公家和私人不同的道理？如今州县有所谓市令司，又有所谓行户，每当官府摊派购买时，通常按市场价格减少十分之二三，有的不能立即归还，甚至白白占用民户，百姓怎么承受得了】。我这些微末心意，对于四件事，岂敢不更加勉励自己？同僚中的贤者，本来有不等我叮咛就一向知道自我勉励的；但难道没有应当勉励却还没有做到的吗？《传》说：有过错却不改，这就叫过错。又说：谁说德行难以做到？勉励众人去做，贤与不肖的区别，不过在于勉励与不勉励罢了。将来举行巡察弹劾时，应当以此作为准则。至于十害中还有没有我尚未详知的，万一有，也应当像拯救溺水者、扑灭火灾一样，片刻也不等待，不要习惯于因循拖延，也不要被个人利害牵制。倘或事情关系到州县，应当告知我共同商议，一定要以除去百姓的疾苦为止。这也是我对同僚的期望。还有想说的：州与县本来同属一家，长官和属官也同为一体。如果长官傲然自尊，不把实情传达给下面；属官退缩沉默，也不把实情上达，那么上下就会闭塞，是非无人听闻，政务的弊病和百姓的隐情又从哪里得到治理呢？从前诸葛武侯开府任牧，首先把汇集众人意见、广泛接受忠言益策作为要务。我与武侯相比，远不能为他效力，然而虚心无我、乐于听取善言，确实是我平日的志愿。从今以后，一道之内的利弊，凡是我应当知道的，希望你们都来告知。我所做的有不合道理、不便于民俗的，也希望你们来告知。告知而确实合宜，我岂敢不敬慎听从？如果还没有做到，即使反复劝告也不厌烦，那么湖湘九郡的百姓或许就能蒙受恩惠，而我也或许可以少犯过错了。谨以诚意相告，希望明察，幸甚。《潭州谕俗文》

译太守我幸蒙皇上的恩典，擢升为湘地的长官，深深想到朝廷托付的责任重大，并不只是要求我办理有司的日常事务而已；宣扬德化、引导人心，实在也是守臣的职责。只是本州的风俗，我起初并不详细了解，如今把人性天伦中最重要的事情，以及改过向善的方法，首先告诉你们百姓，命名为《谕俗三事》，现列在后面。一、古代教导百姓，必定把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作为根本，制定刑法也把不孝不悌列为首要罪行。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人有父子间的恩情、长幼间的道义。《诗经》说：‘父亲生了我，母亲养育了我。’接着又说，希望报答父母的恩德，却如昊天广大无边，终究无法报尽。这是说父母的恩德与天一样广大，做子女的即使竭尽力量，也不足以报答。如今竟有人父母在世便分立户籍、分割财产，父母年老却常常缺少供养，父母生病却不尽力救治，父母去世却不能及时安葬；不想想自己的身体从何而来，这无边的恩德，难道应当这样报答吗？至于兄弟之间的天伦，古人称作手足，是说本来同属一体。如今竟有人因为口舌间的小事而争斗，因为锥刀般的小利而兴讼，做兄长的不保护弟弟，卑幼的反而欺凌尊长，同胞亲人之间，怎么忍心这样做？潭州、湘州的旧日风俗，向来以淳厚著称，前面所说的事情未必真的存在。太守这次来，想用义理教训百姓，难免预先陈述劝诫的话，已经下达到州城和十二县。从今以后，民间如果有孝行纯厚至极、友爱兄弟而闻名的人，访察属实后，具文报告本州，应当给予优厚的表彰和奖赏，作为劝导风俗的榜样。如果其中有不明礼法的人做出不孝不悌的行为，乡里的父老应当按照太守的话详细加以教诲劝导，使他们悔过改正。从前后汉陈元被母亲告发，亭长仇香亲自到他家里，用人伦大义教导他，他终于成为孝子。《北史》记载，清河有百姓兄弟争夺财产，郡守苏琼告诉他们，兄弟难得，田宅容易得到，于是他们感悟，停止诉讼，重新同居如初。何况本州百姓本来容易教化，只要用道理开导，必定没有不听从的。如果上面违背太守的训诫，下面拒绝父老的忠告，就是败坏常道、扰乱风俗的百姓，王法一旦加以惩处，将有不能容忍的后果；一旦陷入刑罚诛戮，终身被人鄙弃，后悔也来不及了。你们百姓应当好好想想，不要忽视。一、古人对于宗族之间的恩情，历经百世也不断绝。因为即使服属关系已经很远，本来也是同一祖宗，血脉相通，怎么能容许彼此隔绝呢？至于邻里乡党，虽然比宗族关系疏远，但彼此资助有无，急难时相互倚靠，患难中相互救助，疾病时相互扶持，关系到情义，也十分重要。如今人们对这两种关系往往看得很轻，稍有忿争，便互相欺凌侵犯，一旦发生诉讼，便成为仇敌。两者只要有一项如此，都不是美事。从前江州郑氏世代同居，聚集全族达到七百多人，前代常常加以表彰，至今仍称为义门。近来吉州孙进士，因为施惠于一乡，诸司联合上奏请求恩典，特别免除文解，士大夫都把它当作美谈。江湖之间土地相连，难道江西人能做义举，而这里却偏偏不能吗？现在请各处年长敦厚、有贤德的人彼此劝导带领，崇尚宗族之爱，厚待邻里之情，时节互相往来，使恩义融洽；有小小的违逆，就务必彼此包容，不要轻易引起诉讼，以致结成怨仇。如果能够使亲族和睦，周济乡里，为众人舆论所推重，也应当特别加以褒奖。如果不体会教训，妄自挑起诉讼争端，就惩罚一个以警戒百人，绝不容忍。百姓们要努力，不要忽视。官府与百姓之间情谊相同，一家的休戚利害也应当彼此相合、相互体恤。作为有司官员，不应当用非法手段扰害百姓；作为百姓，也不应当无理扰乱官府。太守平日把爱护人民、使万物得利作为心愿，简直像饥渴一样迫切。到任之初，便切实地讲求此事，已经转发文书给州县官员，要求各自以四件事自勉，并为百姓除去十种祸害。什么叫四事？以廉洁约束自己，以仁爱安抚百姓，以公正存心，以勤勉处理政务，就是四事。什么叫十害？判决案件不公，审理诉讼不明，拖延羁押囚犯，使用惨酷刑罚，滥行追捕传唤，招引告发诉讼，重复催收赋税，借科罚敛取钱财，放纵差役下乡扰民，压低价格买取物品，就是十害。十害中还有没有我尚未详细知道的呢？万一有，应当像拯救溺水者、扑灭火灾一样，不能等待一天，务必要使田野安定，不再产生愁苦叹息。民间如果有关系公共利益或祸害的事情，太守还没有来得及知道，允许把情况明白写成状文前来陈述，但不许匿名密封告发别人的私过。所说有道理的，就应当详细斟酌，依次施行。你们百姓也应当体会太守的这番心意，互相劝诫；非法的事情不要妄自去做【例如豪强凶横，吞并谋害贫弱；奸诈狡猾，欺骗善良；教唆诉讼；托请亲属干预公事；聚众斗殴；开设赌场；窝藏盗贼；宰杀耕牛；沽卖私酒；兴贩禁物；这一类都属于非法】；无理的诉讼不要妄自提起【例如事情与自己无关，却动辄起诉告发；编造、装饰词状；把真实和虚假夹杂在一起；这一类都属于无理】。如果从前的所作所为难免有害于义理，只要能够突然醒悟，弃恶从善，就会像热汤浇在雪上一样，旧日的罪迹全都消除。人谁能没有过错，能够改正才是可贵。周处除去三害，最终成为著名贤人。父老们应当把这个意思反复向乡里的子弟解释说明；如果教导他们仍不悔改，那么国家有法，官司有刑，太守即使想从宽，也做不到了。百姓们请好好听从，不要忽视。以上是《谕俗三事》，已经开列在前。太守对于你们百姓，就像父兄对于子弟。做父兄的，只希望子弟没有过错；做太守的，也只希望你们百姓不犯法。所以在到任之初，怀着真诚实意，恳切地反复告谕。不懂文章意义的人，乡里的善士应当用通俗的话为大家讲解，使他们明白。这样或许人人都遵循道理，家家都敬畏法律，田野间没有追捕传唤的踪迹，公堂上没有鞭打扑责的声音。民情和乐，化为安乐之地，难道不是很美吗？所以现在张榜公布，各人都应知晓。《劝立义廪文》

译太守到任以来，没有一个念头不在百姓身上。近来因祈雨，想到为本地百姓作长远打算的方法。在城中就设置惠民仓，储米数万石，年年出卖；在各县就广泛设置社仓，储粮数万石，年年出借。为此所作的考虑已经很周全了。又想到社仓借粮只及于有田产的末等人户，而没有田地的贫民不能参加。于是又向常平司请求，把今年的义米附带交入社仓，作为赈济和粜粮的储备。然而义米有限，贫民却很多，怎么能平均施及呢？于是又拿我居乡时制定的义廪规约，来劝导有力量的人家。因为是希望官府和民间共同出力，一起救济百姓，使他们不遭受饥荒流离之害。人的贫富虽然不同，推究其根源，都是天地所生的子民。先贤说：‘天下所有疲弱、衰老、残疾、孤苦、独居、鳏寡之人，都是我的兄弟中颠沛困苦而无处申诉的人。’我和他们本来同出一气。我幸而富裕，而他们不幸贫困，正应当拿我的有余去补济他们的不足。自古至今，能够以施惠救济为念的人，他的子孙必定贤能，家门也必定兴盛。困穷的百姓，世人虽然忽视他们，天地的仁心却从来没有不怜悯他们。我能够施惠救济困穷之人，就是合乎天地的仁心；合乎天地的仁心，就一定能得到天地的保佑。这是从道理上说的。如果从利害来计算，没有饥民，就没有盗贼；没有盗贼，乡里就安宁，这是富裕人家的利益。何况所谓义廪，并不是把所有财物捐出去给人，只是拿出所有的粮食来出售而已，对富裕人家起初没有损失，对贫民却确实有益。而且每年劝导富户分粮，是由官府出面，怎么能没有强取强迫呢？如今实行义廪，让上户、中户自行推排，按各自力量拿出粮食储备，官府不计算财产强行摊派；自行设置粜粮场所，自行收取粜粮的钱，官府不派差役监临；价格高低随着时价略作减损，官府也不强迫他们大幅降价。何况往年粮食艰难，全都要依靠劝分。如今州郡既已设立社仓，又要出售义米，那么和你们富民共同承担这项责任的，已经不少了。难道可以不体会官府的美意，互相带领而乐意实行吗？如今距离秋收已经不远，已经委托各县官员分别进行劝谕，定于十月底以前，各都订成立规约，报给县里，再由县里上报州府。能够率先倡导的人，应当加以褒奖。有人说潭州人不容易劝告，各县劝粜自有成例，为什么还要设义廪呢？说这种话，是把我们的百姓看得太薄了。十二县地域广大，难道没有好义乐善的君子吗？况且前两年劝导分粮，也有人欣然拿出不少粮食，比如长沙的贾熊、袁简，湘阴的邓居中、毛以大，攸邑的武当世，浏阳的龙世永、李天觉、罗延圭，安化的刘孝锡、陈洪范、李峣、张奉世，湘乡的冯楷，醴陵的曹应龙、周霖、丁大谦，湘潭的罗邦臣、杨仁老、向尧俞等人，州郡有的借补官资，有的特意树立牌坊，有的酌情给予免役，以此表彰他们。又怎么知道没有听到风声而欣然仰慕的人呢？如果劝告他们却不听从，那么按照劝粜的旧例，大概有些事情还是不得不实行，只是比不上人们自愿去做；那样义风兴起，众人的感情受到感化而喜悦，气象自然不同。譬如差役法，为了义而服役，就会形成和睦的风气；按差役法服役，就会产生争竞的诉讼。义廪就像义役，劝分就像差役，两者的利害非常清楚了。百姓们要详细思量。《谕贼文》，替招安司撰写。天地之间最可贵的，是人人能够生存，应当爱惜自己的生命。轻微的罪过、轻微的刑罚尚且不可触犯，何况甘心做叛逆、制造动乱呢？上天爱护百姓，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你们却杀害百姓，难道不是违逆上天吗？天网广大，虽然稀疏却不会漏掉。不要仗恃自己强悍，竟敢同上天争斗。白头到老的盗贼，自古从未有过；即使力能拔山，最终也会被诛灭。只看近年湖海间的罗、李二人，自以为豪杰雄强，无人能比，在几个县横行，部众有十万人，一旦被擒，就像宰杀大猪一样，妻子儿女也一同丧命，财产扫地而空。不知道这样究竟成就了什么事？你们看看这两个贼人，难道可以把他们当作什么榜样吗？趁早悔罪归顺圣上，圣上至仁，怜悯你们愚昧，已经颁下黄榜，赦免你们的罪过。只要能够改过，彻底洗除旧日罪愆，父母可以保全，妻儿也可以保全。何况朝廷务必守信施恩，官资和赏格，决不会吝惜给你们。既可以免除刑罚灾祸，又可以得到显达荣耀，何苦执迷不悟，不为自己求生呢？从前戚方官至太尉，如今下整也做了遥刺；江西都钤友睦，姓胡，连年得到升擢，恩赏特别优厚。这几个人起初也曾失足，一旦翻然悔悟，全部改掉以前的过错，名列义士，身受特殊恩典，富贵荣华，福泽延及子孙。你们想要效法他们，做起来非常容易。杀死盗贼来投降，就是懂得道义；做盗贼是叛逆，杀盗贼就是忠义，反掌之间，祸福便完全不同。不能杀盗贼，只要归顺，恩赏也会加给你们，难道不是安稳吗？白水的冯某、黄龙的丁某，刚刚能够回心转意，便得到宠信和名声，穿锦袍、佩金环，见到的人都羡慕。他们凭什么得到这些？因为改过。圣上的恩德如同上天，哪里辜负过你们？你们如果违背它，灾祸哪里能够逃脱？你们本来的良心，也知道利害。所以如今我苦口婆心地训诫教导你们。王师已经集结，上天的讨伐将要开始，不要仗恃力量，竟敢抵挡雷霆之威。父老们，请替我向他们开导说明，使他们逃出死路，进入生路。所以特此晓谕，各人都应知晓。《福州谕俗文》本司以安抚一道为职责，甲兵和盗贼是专门掌管的事务；然而必须官吏良善，百姓才会安定；百姓安定，盗贼才会止息；盗贼止息，兵戈才会停息。这四件事彼此相关，都应当详察。绍定六年十一月，恭敬奉行诏书，大意说：‘近年来百姓困穷、盗贼兴起，都是被奸诈贪婪的官吏激成的。’皇上的话意义重大，可以说看清了万里之外的情势。又自圣上亲自执政以来，提拔贤能俊杰，屏退奸佞小人，惩治贪赃官吏，禁止馈赠贿赂；各路监司、太守，都任用端正廉洁的人担任。每一道诏令下来，无不为了百姓。本司奉行诏令，哪里敢不恭敬谨慎？自从到福州以来，一心讲求治理，赋税输纳过重的，首先议定减免；科派需求扰害百姓的，依次革除；禁止公人下乡扰民；除去保司代为纳税的祸害；告诫十二县官属，不得滥用刑罚，不得横征暴敛，不得徇私，不得贪黩财货，不得通融关说，不得任由胥吏妄为；彼此都要纯洁一心，不辜负明诏反复叮咛的意思。现在把这些再行申明告诫十二县，并下达到各州，要求各自察看所属，务必除去前面六项弊病，使百姓各自在田里安居。你们百姓幸而遇到清明太平的政治，应当懂得爱惜自身、少犯过错，专心务农立业，不要喜欢争斗，不要逞强好讼。

译圣人经典说：‘一时的愤怒使人忘掉自身，甚至牵累亲人，难道不是迷惑吗？’【意思是说，人一时愤怒不能忍耐，因而惹出事情，伤害身体、丧失性命并牵累父母，这是被迷惑的人才会做的事。】又说：‘诉讼到了终结，结果必然凶险。’【意思是说，喜欢强行诉讼的人最终必定遭遇凶祸。】又说：‘喜好逞勇、争斗凶狠，会危及父母。’这三件事，都是你们百姓应当戒除的。圣人经典又说：‘利用上天的规律’【春天勤于耕种，夏天勤于除草，秋天勤于收获之类】，‘顺应土地的利益’【高田适宜种麦，低田适宜种稻之类】，‘谨慎自身、节省费用来奉养父母’【谨慎自身就是不妄为，节省费用就是不妄费】，又说：‘身体、头发、皮肤都是父母给予的，不敢毁伤。’【一根头发、一寸皮肤都是父母遗留的形体，不敢毁伤，何况轻易触犯刑法而自害身体呢？】这两方面，都是你们百姓应当努力做到的。本官作为本路之人的长官，把八州都看作乡亲，把百姓全都当作子弟。官吏中贪婪残暴的，本官替你们惩治；豪强侵凌欺压的，本官替你们收敛制止；盗贼剽掠偷窃而成为你们祸害的，本官替你们剪除。你们既然能够安居乐业，就应当想到保全自己和父母的身体，不要触犯有司的法令。这份榜文到达之日，各地年长有德、仁厚贤能的人，应当替大家讲解，使他们明白；还应当加以劝勉，使他们振作起来。从今以后，家家讲礼义，人人尽忠尽孝。改变七闽的风俗，使它成为邹鲁之乡，这不只是本官对你们百姓的期望，也是朝廷对帅臣的期望。你们要恭敬听从，不要忽视。《浦城谕保甲文》古代对于乡田同井的道义十分重视，出入时互相友爱，守望时互相帮助，疾病时互相扶持。如今的里社，也承袭了古代的遗意。然而现在人们很少懂得这种道义，邻里之间彼此相看，往往都像陌路人。近来因官府实行保甲制度，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不只是可以防备意外祸患，也希望借此同里社亲近，逐渐恢复古代的意义。由于各隅的区划尚未确定，所以还没有实行。近来官府又再次催促，而各隅的人反而产生疑惑，恐怕是另有差役派遣的缘故。我曾听说县令和县丞商议过这件事。大体说来，保甲的实行，不过是防备小偷和防止盗窃遗漏罢了。一家有盗贼，自己不能捕获，邻里全都赶来，就一定能捕获；一家失火，自己不能扑灭，邻里全都赶来，就一定能扑灭。至于抵御外来的盗贼，近处有尉寨的兵和招募的兵，远处有朝廷的大军，并不是要责成保甲去承担。一家出一人，只是保甲的大概纲领罢了。贫士没有仆人，单丁中的老弱，不强迫他们出役。五天巡防一次，只是想显示大致的规模。虽然有拽队巡警的说法，也未必经常实行。这些都是县官的本意，只是外面的人没有完全知道，所以产生了疑论。不知道这项法令的实行，实际上是为了防护百姓，而不是扰害百姓，只是怀疑它的人过虑了。我在这里选择居住，忽然已经六年，全县的人都是我的邻里乡党。我一直想举行一次聚众巡防却未能实现，如今借此机会遍访同县的人，但力量又有所不及，因此准备在本月中旬和本社百家在本坊的社庙举行祭祀，祭牲、酒醴全由我一人置办。祭祀后分发祭肉，百家人都参加，不因士、农、工、商而有所区别，希望符合古人尊崇乡社的意思。座次另有安排。这一天应当陈述邻里乡党相亲相睦的道理，以及官府团结保甲的本意，希望大家心里都明白，不再疑惑。现在先请隅官、总首逐家遍行报告，仍把这篇文章张贴在门首，希望邻里彼此通知。《再守泉州劝谕文》太守即将到任，郡中人前来欢迎。我惭愧德行浅薄，不能符合百姓的期望。开始处理政务时，应当有教条，所以不怕反复，替你们讲明。凡是做子女的，首先要孝敬父母，其次要友爱兄弟，使兄弟和睦。人如果没有父母，哪里会有这个身体？父母生育子女，经历了多少艰辛。怀孕临产，九死一生；哺乳三年，饮用了母亲的乳汁；抱持保护，日日盼望长大，把子女珍惜得如同金珠，防护得如同性命。慈乌尚且知道反哺报恩，人如果不孝，连乌雀都不如。兄弟相爱，同出一气、枝叶相连，古来取譬，称为手足。人没有兄弟，就像没有四肢；痛痒相连，实在同属一体。兄长应当抚养弟弟，弟弟应当敬重兄长，遇到急难尤其必须相互救助。其次是族人，虽然有亲疏之别，但论及源流，都是骨肉。譬如大树，枝叶分散，本来同出一根，气脉相距不远，怎么能彼此看待得像陌路人呢？其次是乡邻，情义也很重要，患难相互扶持，疾病相互救助，恩义往来，也不可缺少。以上四件事，是做人道理的大端；凡是你们这些善良百姓，首先应当努力做到。家家孝顺友爱，人人和睦，止息事情、减少争斗，安守本分、遵循道理，能到此为止就到此为止，不要妄自兴起词讼。一旦到了诉讼公堂，便会终身成为仇敌，彼此报复，没有停止的时候，家产败尽、家庭破裂，多半都是由此造成的。言语喧哗争竞，或许不能完全避免，但邻里之间应当赶快劝止，不要让他们动手，以致发生斗殴受伤。别人打你一拳，你就要受官府一顿棍棒，本来只是小小的忿怒，近来却结成深仇，何如一开始就忍耐？遇到触犯，不要争竞，心中自然清凉。市井经商，虽然想图利，也必须看清事情，不要过分欺瞒。秤和斗的称量，都务求公平。大进小出，天理不能容忍。用湿米、水肉欺骗买卖，尤其害人。放债收息，应当适量，利息太多，贫民就要受苦。借债经营，应当按照约定早日偿还，不要等到官府追究后才偿付。饮酒没有节制，往往会产生灾祸；赌博不能戒除，多半会变成盗贼；游荡轻浮，长久下去必定困穷；勤劳谨慎地从事职业，终究会有收获。太守如今再次来为百姓办事，有大的不平，应当替你们伸冤；有大的不便，应当替你们革除。事情如果细小，不必彼此侵扰，对你们没有益处，对我也只是徒劳；违法犯罪，是最不可以做的。过去有过错的，一律允许自新；教导后仍不听从，就依法惩罚而不赦免。有过错而能改正，就是善良之人。年高德劭、老成持重的人，应当把这个意思推行开来，教诲你们的子弟和乡人。有违背这些话的，众人都应当责备。这些苦口婆心的话，是想使普通百姓明白；读书做儒生、以圣贤为老师而仰慕他们的人，自然懂得义理，不必等我说这些浅陋的话。我所希望的是，你们以自身率先实行，在乡里一方，每个地方都有一位仁厚贤能的人用善行教导别人；人们一定会受到感动，舍弃刻薄而归于厚道，消除灾祸。以召来和睦为开始，从今以后永远成为安乐之地。《泉州劝孝文》

译本官昨天以三件事告谕百姓，首先说到孝悌。几个月以来，多次收到各厢的报告，例如黄章割取肝脏救母，刘祥割取肝脏救父。近来又有承信信郎周宗强，他的母亲安人陈氏患病几乎垂危，宗强割股救治，母亲于是平复。虽然这不是圣人经典所推崇的做法，但他的孝心确实诚挚迫切，很值得嘉奖。今天忽然收到百姓吴拾同的妻子阿林控告，说她的儿子吴良聪不孝；再三审问后，她详细陈述了情况。本官忝任郡守，不能用义理教导人民，以致民间出现这种悖逆行为，早晚惭愧恐惧，无地自容。周承信除了依照条例发给赏赐之外，特意请他到州府饮酒三行，以表示宾礼之意，并用旗帜、鼓乐、鞍马、伞扇送他回家。吴良聪按罪应当处极刑，姑且从轻处理，脊杖二十，剃去头发，拘役一年，仍在市中宣告判决，使人知道孝敬父母的人是有司深深敬重的，不孝敬父母的人是王法必定惩罚的。况且本州百姓本来容易教化，只是因为官府没有加以训导激励，所以才有无知而轻易犯法的人。现在替你们百姓略说大义。从前圣人作《孝经》一书，教人侍奉父母的道理，其中《纪孝行章》说：‘孝子侍奉父母，平居时要竭尽敬意，奉养时要竭尽使父母快乐，父母生病时要竭尽忧虑，父母去世时要竭尽哀痛，祭祀时要竭尽庄严。’ 这五方面都做到，然后才算能够侍奉父母。孝道的始终，没有超出这些。’所谓平居时竭尽敬意，是说子女侍奉父母，常常必须恭敬，不得怠慢轻忽。父母就是子女的天地。做人却怠慢天地，必有雷霆般的诛罚；做子女却怠慢父母，必有阴间和阳世的谴责。从前太守侍郎王公看见有人礼拜佛塔，便叫住他告诉他说：‘你在家里有佛，为什么不供养？’意思是说，人能奉养父母，就是奉养佛；如果不能奉养父母，即使焚香百拜，佛也不会保佑。这一道理十分明白，希望不要怀疑。所谓奉养时使父母快乐，是说子女奉养父母，应当设法顺遂他们的心意，使他们喜悦。大凡年高的人，心情常常欢悦，疾病必然较少；内心常怀忧戚，就容易损耗天年。从前老莱子的双亲年老，他常穿彩衣作儿童游戏，正是为了这个。如今贫穷卑微的百姓，固然没有华美衣服和珍贵食物奉养父母，但只要随自己的力量和所有，竭尽诚心，父母没有吃过，子女不先尝；父母还寒冷，子女不独自取暖；父母发怒，便和颜悦色地开导；父母有命令，便竭力奉承，那么尊长的心自然快乐，闺门之内就会洋溢着春天般的和气。所谓父母生病时竭尽忧虑，是说父母有病，应当极其忧虑。从前有人母亲病了三年，他夜里不解衣带。父母年纪已经大了，不可能没有疾病，做子女的应当亲自侍奉，药物一定先尝；如果有名医，就不惜流泪恳求，设法求得治疗，不必割肝剖股才算孝。因为身体、头发、皮肤都是父母给予的，如果不幸因此导致疾病，反而难免使父母忧虑。如果贫困到了极点，没有力量请医生，允许到州府自行陈述，本官将派医生诊视，药物和粥食的费用也由随行官员供给。至于父母去世和祭祀两件事，都应当以尽诚为主，这里不及一一详说，只另外有两点，希望借此劝诫。听说民间不幸有人去世，富人就过度耗费，违背礼法；穷人就火化尸体，损害恩情。送终的礼仪，应当根据家庭的有无来办。古人所说必须诚实可信，其中只有棺椁、衣衾最为要紧，其他繁琐的形式和外在装饰都不必做。至于佛家追荐的说法，本来就幽暗难明，但古代贤人说过：‘天堂如果没有，那就算了；如果有，君子自会升上去。地狱如果没有，也就算了；如果有，恶人自会进入。’如果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谄媚供奉僧尼、广泛修斋供养是没有益处的，就显然可知。又听说乡间习俗相沿，亲友送葬，有时竟宰杀羊猪，大饮酒杯；本来应当悲哀，却反而作乐，尤其不合礼法。至于贫困之家，把亲人的尸体交付火化，积习年久，已经视为平常，却不想古代背叛、恶逆之人，才有焚骨扬灰的刑戮。如今亲人的血肉还没有冷，做子女的怎么忍心把它交给烈火，使之化为灰烬呢？说起来尚且令人痛心，何况还忍心亲自这样做。从今以后，富裕的人，希望你们削减世俗中不正当的礼节，节省虚华而无益的费用；如果确实想为父母祈福，哪里比得上捐出金钱粮食来救济饥贫？施舍药物、施给棺材，没有不是美事的。倘若能够这样做，福报自然会来到，何必到渺茫之处索求，妄想追求因果？贫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把火化看作便利；如果稍微能够筹办，何惜办理一丈、数丈土地来安葬父母？实在不得已，就应当向官府陈请，在官地安葬，但只要深挖坑穴，筑土填实封好，也胜过焚尸的惨酷。经典说：‘孝悌达到极点，就能通于神明；天下所有善行，孝是根本。’如果能够勤行孝道，不只是乡人敬重你们，官府敬重你们，天地鬼神也会保佑你们；如果悖逆不孝，不只是乡人鄙弃你们，官府惩治你们，天地鬼神也会降罚你们。本州向来被称为佛国，喜欢行善的人很多。如今请乡党邻里之间互相劝勉；其中有不懂文章意义的人，年长而有贤德的人应当替他们讲解，使他们明白。这样或许人人都振作起来，家家都仰慕效法，逐渐恢复淳厚古朴的风俗，难道不是美事吗？《谕州县官僚文》我从前忝任长沙帅，曾经用四件事告诫勉励同僚：‘以廉洁约束自己，以仁爱安抚百姓，以公正存心，以勤勉处理政务。’而我自己，也确实亲身率先实行。凭借这些，两年之间，为潭人兴利除害，粗略也有一些可记述的成绩。如今蒙受恩典，起用被废置的官职，再次治理这个地方，我私下想到报答皇上恩典、慰藉百姓期望的方法，也没有超出前面四件事而已。所以希望与同僚共同努力。泉州作为州府，蛮舶聚集，犀角、珍珠、宝货，见到的人都会产生羡慕。而豪民巨室有所诉讼，志在求胜，不吝惜花钱；如果不是喜好修身、自我珍惜的士人，没有不被他们污染的。不想想廉洁是士人的美德，污浊是士人的丑行。士人不廉洁，就如同女子不贞洁。不洁的女子，即使功业和容貌超群，也不足以自我赎免；不廉洁的士人，即使另有其他美德，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从前有人畏惧‘四知’，所以拒绝了夜间送来的金钱，因为在隐微之处，最能显出人的品德。圣贤的教导，以慎独为先。所以希望同僚努力遵循冰蘗般清苦自守的准则，各自砥砺玉雪般洁白的操守，使士民敬重你们，称为廉吏；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珍贵吗？这是第一件应当努力的事。

译先儒说过：‘即使只是最低等的官员，只要存心爱护万物，对于他人也一定有所救济。’姑且以主簿、县尉来说，主簿勤于稽核，使人不受重复追催的祸害；县尉勤于警戒捕盗，使人不受穿墙盗窃、攻击劫掠的扰害，那么他们所救济的难道少吗？由此往上推，职位越高，关系到百姓休戚的事情就越大。一旦生出残忍之心，百姓立刻遭受荼毒的灾祸；一旦生出搜刮之心，百姓立刻遭受诛剥的灾殃，为什么不回头反省自己想一想呢？针芒刺手，荆棘伤脚，全身都会因之战栗而感到疼痛。刑罚威势的惨酷，百倍于此，怎么可以凭自己的喜怒施加给人呢？前面有虎豹，后面有坑陷，号哭呼救，只怕不能免除。监狱的痛苦与此有什么不同？怎么可以让无辜的人承受呢？自己想要安居，就不应当扰乱百姓的居处；自己想要财物丰足，就不应当搜刮百姓的财产。所以说：‘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在圣门中，这叫作恕。努力实行它，可以达到仁的境界，何况正值百姓憔悴困苦之时，安抚爱护、养育扶持尤其不能迟缓。所以希望同僚各自以哀怜恻隐为心，把残忍和搜刮作为戒惧，那么本州百姓或许就能得到痊愈了。这是第二件应当努力的事。公事办理于官府，是非有道理，轻重有法律，不能因为个人私意而违背公理，也不能歪曲公法来徇顺人情。诸葛公说过：‘我的心如秤，不能替别人作轻作重。’这是有官位的人应当奉行的法则。然而人的情感常常使私心胜过公心：接受财货贿赂，就不能公正；任凭喜怒，就不能公正；偏袒亲近的人，畏惧豪强，顾虑祸福，计算利害，也都不能公正。却不知道是非不可改变，是天理；轻重不可逾越，是国法。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就是违逆天理；把轻罪判重，把重罪判轻，就是违背国法。居官面对百姓，却违逆天理、违背国法，内心能安吗？雷霆鬼神的诛罚、金科玉条的禁令，难道可以忽视吗？所以希望同僚用公心主持公道，不被私情扰乱，不被私人的请求动摇，使曲直处理得适宜，不再有冤屈不平的叹息。这是第三件应当努力的事。百姓的生活依靠勤劳，勤劳就不会贫乏。因此做百姓的不能不勤劳；学业精进在于勤奋，荒废在于嬉游。因此做士人的不能不勤劳。何况作为奉行诏命的官吏，所接受的是朝廷的爵位，所享用的是下民的膏脂。一旦不勤勉，职务就会毁坏松弛，难道不是上面辜负朝廷的托付，下面辜负百姓的期望吗？如今做官的人，有的把沉溺饮酒、吟咏和放纵游荡看作高雅，把勤劳强干、敏捷谨慎看作庸俗，这是前代衰败的风气。太平盛明之时，怎么应当有这种现象？陶威公说过：‘大禹是圣人，尚且爱惜每一寸光阴；至于众人，更应当爱惜片刻时间。’所以宾客和属官如果因为赌博而废弛职事，就抓来投入江中。现在希望同僚共同体会这个意思，想到自己的职责和忧患；不是休沐日，不要聚集饮酒；不是节日时令，不要外出游玩；从早到晚勤奋不懈，只把民事作为努力目标，希望政务公平、诉讼得到审理，田里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是第四件应当努力的事。我虽然不聪敏，请允许我以自身率先实行；哪怕有丝毫改变，也希望你们加以规劝警戒。此前官僚之间，有的在这四件事上未免有所惭愧，希望从今开始洗心革面、自我更新。从前圣贤允许人改过，所以说‘改正便停止’。如果仍然轻视而不改，实在恐怕舆论沸腾，我也不能苟且停止。刚开始处理政务，谨以诚意相告，希望垂察。《福州劝农文》仲春望日，太守出城到郊外劝勉农民，接见父老，告诉他们说：‘福州作为一个州，土地狭小而人口稠密【稠密的意思】；年成即使大丰收，粮食也还不足。田地有的可以一年收两季，号称再次获得丰收，实际上收成很薄，不如一次收获的多。凡是做农民的，怎么可以不勤劳？既然勤劳的人尚且很多，懒惰又能有什么指望？勤于耕作荒地，土壤就会熟化得像酥油一样；勤于除草培土，草根就会全部枯死；勤于修整沟渠田埂，蓄水必定充足；勤于施肥，禾苗庄稼就会成倍生长。勤劳而不懒惰，这才是良农。良农虽然辛苦，却可以奉养父母；父母和悦，妻子儿女也喜乐。勤劳的功效，到这里才知道。做农民却懒惰，免不了饥饿；一时嬉游，换来的是一整年的忧患。我劝你们农民，只在“勤”这一字上下功夫。如果说到损害农业的事情，有四件：一是沉溺饮酒，二是赌博输钱，三是喜欢争斗，四是喜好闲游。这四件中有一件，就会耽误农时、荒废日子；四件全有，就是游手好闲的人，必定因贫穷而困苦。哪里比得上勤劳用力，使家道丰足繁盛，又能对父母孝顺，对内敬重尊长，对外和睦乡邻？勤劳之余，再勤于行善，上天一定会保佑他，什么福气不会到来？不行善的人，就是违逆上天，上天一定会惩罚他，到那时后悔又来得及吗？’ 我生长在田野之间，熟悉农田事务，深深想到你们农民辛苦而不容易，正打算多方体恤你们，使你们安定。今天所说的，都是肺腑之言。父老们，请替我向大家开导说明，激发百姓行善的心，使风俗恢复淳厚古朴。所以特此劝告，各人都应知晓。《泉州劝农文》仲春时节劝导农民耕作，郡国都有固定的制度。可是近世以来，往往只是准备一篇文书。前面看着仪仗拥簇旌旗，后面鼓吹乐队浩繁，官民之间感情并不相通，又怎么能感动他们，使劝导告诫收到成效呢？即使文辞古雅、夹杂奇字，田夫不能阅读，何况能够懂得其中的意思？我奉命来主持一州政务，德行浅薄，只是徒然惭愧；但我心中始终存有爱护万物之心，这一点确实可以对质上帝。苛细烦扰的征敛一定革除，强横梗阻的势力一定铲除治理。我常常爱慕尧、舜的仁德，唯恐有一个人没有受到恩泽。如今正当春耕开始，难道只是说要修治旧有的故事吗？父老们请到我面前来，听我倾吐肺腑之言。唉！濒海的地方，大半是瘠薄坚硬的土地，一年三季辛劳耕耘，收获还没有多少；四肢有时又不能勤劳，将靠什么养活老人和孩子？连年干旱而又水涝，谋生实在不容易。去年秋天幸而收成中等，我高兴得几乎睡不着。前些日子还未到惊蛰，甘雨就多次丰沛降下，雷声应时响起，人们都说这是丰年的祥瑞。你们应当乘此时机，急切地拿起耒耜，五谷各按适宜的时令播种，不要吝惜多种多栽。池塘堤坝要谨慎修筑，预先做好灌溉的准备。古人曾说：只有勤劳才不会匮乏，必须竭尽人的力量，才能充分利用土地的利益。不久就会看见翠绿的稻浪翻滚，忽然变成黄色的云彩铺满田野；家家户户都吃饱香粳米，处处都能拾到遗落的谷穗。鸡、猪可以用来宴享亲友，酒醴可以用来供奉祭祀。

译这时三农之家，还有谁能比你们更快乐？功效就在眼前，筋骨力量并没有白费。父老们记住我的话，回去告诉你们的子弟，也告诉乡亲们：人人都要修养礼义，侍奉父母、敬爱兄长，一定要孝顺而且友悌。厚待爱护宗族，使邻里之间和睦相亲。能够做到这些，才算是人；否则就是犬猪一类。第一，不要嗜好饮酒；嗜酒多招祸患，昏乱失常而触犯刑法，大多是因为酗酒。第二，不要嗜好赌博；嗜赌会成为自身的祸患，只看那些盗窃之徒，大多是从摴蒱游戏开始的。第三，不要嗜好争斗；谦逊顺让是人们所看重的，忘记自身以及亲人，往往都是因为愤怒怨恨。哪里比得上忍耐片刻，事情过去后心境像水一样平静？第四，不要嗜好争讼；争讼最终导致凶祸，是圣人所戒止的。小则耗费钱财，大则遭受拘禁，哪里比得上退让半步，终身免除跌倒失足之祸？我当初刚到任时，曾经恳切地向你们揭示这些道理；如今又再次郑重叮咛，你们百姓应当切实记住。借劝农来劝导风俗，我的心意确实深厚真诚；如果能够不用多言而使教化实行，我就要为比不上古代的循吏而惭愧了。劝农文 嘉定己卯二月十五日，郡守真某因为劝农来到东郊，召集父老告诫他们说：“唉，我的农民们，既艰苦又勤劳，冒着严寒清晨耕作，顶着酷热白天除草。我生长在田野之间，熟悉地知道农事；身居黄堂，心却在田间小路。十天不下雨，就忧虑旱灾；五天的雨，又担心水灾。早晚惶恐不安，眉头皱着不能舒展。一个农夫有所哀叹，就像疼痛在我的肌肤上。幸而上天怜悯百姓，年成胜过往年，有黍、有稷、有麦、有豆、有精米。这些粮食每斗只要百钱，百姓吃饱了，我的脸上才有喜色。时令不能总是等待，天意也不能一味依靠，必须竭尽人的力量，来迎接上天的施予。你们的耒和耜，一定要按时使用；你们的陂塘和沟渠，一定要勤于修治。只培护根本，只拔除杂草，不要懒惰，不要偷懒，不要毁坏，不要开裂。还有两件事，是农民的祸害：强暴势力侵凌，奸诈之徒欺骗抢夺。我已经把它们制止，使你们不受苦；你们应当安居，勤力从事田亩。还有四件事，是农民的敌害：饮酒、赌博、争讼、争斗。我曾经恳切地告诫你们不要做，应当把这些话放在座右，永远作为你们的准则。善行不可违背，恶行不可滋长；天理明白昭著，它的报应就像回声一样迅速。我爱护泉州人，泉州人也爱护我。” 如今我将要离去了，心中的怀念都要倾吐出来。父老们来到面前，劝我喝一杯酒；我的礼意虽然有所防范，情意却十分深厚。回去告诉子弟们，不要忘记我的话。明年相望之时，相隔着遥远的山川了。” 隆兴劝农文 太守奉命来到这里治理此地，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民间的利弊、田里的疾苦，我早晚都在访问，不敢有一天忘记。今天春日出行察看农事收获，和你们父老在郊外交往，敢于竭尽诚意同父老们说一番话。劝农，是旧有的制度。然而只知道劝农，却不知道除去危害农民的事情，也不过是徒具形式罢了。不合时宜的科派，是危害农民；无缘无故的追逼骚扰，是危害农民；夏秋租税已经缴纳，又加重催征，是危害农民。近来制定了十条约束，也已经明令禁止并反复告诫了。从今以后，盗贼的祸害，由我替你们除去；豪强奸猾的侵害，由我替你们制止。只要还有一种祸害存在，太守就绝不敢自我安逸。使你们农民没有愁叹的苦楚，你们农民也应当尽力从事根本事业，谨慎自身、节省费用。与其懒惰而遭受饥寒，哪如勤劳辛苦而获得温饱？与其奢侈而陷入困穷，哪如俭朴节约而达到丰足？有子弟，应当教导他们孝顺守义；有妇女，应当督促她们养蚕织布。兄弟宗族之间，恩义极其深重，不可以小利引起争执；乡亲邻里之间，紧急时应当互相帮助，不可以小小的怨忿兴起诉讼。喜欢争斗，是杀身的根本；乐于打官司，是败家的基础。赌博是盗窃的媒介，沉溺饮酒是逐渐走向不能自保的开端。” 以上这些事情，危害都非常深，其中有一件，就一定会招致祸败。父老们应当把这个意思遍告乡里，使大家互相劝勉，希望田亩得到开垦，百谷丰收，家家富足、人人充足，风俗接近淳厚；这既是你们农民的利益，也是太守的愿望。劝民文 唉，你们湘地百姓，谋生十分勤劳，土地瘠薄坚硬，风俗俭陋而且贫困。太守来到这里，早晚战战兢兢，把施惠兴利放在心上，可以对着天地明鉴。雨水和晴天稍有失常，我整天就不能安心；祈祷请求，犹如自己已经饥渴。粮价稍有上涨，想到百姓吃饭就皱眉忧虑，唯恐百姓吃不饱。腊月的雪煮成粥，元日天气晴朗，可以预示丰年，我的心中就十分欣喜。你们在这个时候，应当用尽你们的力量，使用耒和耜，修治沟渠和田间水道。勤劳的农夫虽然辛苦，却可以希望有秋收；懒惰的农夫虽然安逸，却会使田地荒芜。谁会饱，谁会饿？谁会失去，谁会得到？我劝你们百姓：宁可辛苦，不要安逸【右边是劝勉勤劳】。福气产生于俭朴，灾祸产生于奢侈，二者如影随形，丝毫不会差错。只有朴实素净，才是富足的工具；只有奢侈僭越，才是走向困穷的开端。使用广泛、欲求过多，内心劳苦而且忧愁；欲求少、用度省，快乐安适。因为俭约而失去的东西，实在很少。我劝你们百姓：宁可俭约，不要奢侈【右边是劝勉俭约】。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和气充满全家，和乐融洽，是家庭的祥瑞。儿子违逆父亲，父亲虐待儿子，伤害恩情、败坏教化，都从这里开始。有位老妇人说：‘陈百岁身体康健，像儿子女儿一样，白发的人排成行。’问她长寿的原因，她说：‘慈爱。’又问：‘孝顺。’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是天道的报应【陈民是长沙县明道乡人，今年一百零二岁，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将近八十岁，因为他的母亲慈爱、子女孝顺，所以上天赐给他高寿】。我劝你们百姓：应当以此为准则，以此为效法【右边是劝勉慈爱孝顺】。贫富相互资助，古今都是如此。富人若没有穷人，谁来耕田除草？穷人若没有富人，依靠谁、凭借谁？田地连着阡陌，粮食满着仓囷，更应当想到贫苦百姓，有的人早晨还没有粮食供到晚上。把财物厚厚积聚、深深藏起来，趁时机抬高价格，众人的怨恨就会聚集，上天难道会赦免你吗？品德深厚的长者，阴间阳世都来扶助；一个儿子能够持家，胜过万两黄金。发财却不仁厚，鬼神都在窥视；几代积蓄，也会在一天之间荡然无存。我劝你们百姓，应当以此为鉴【右边是劝勉防止贫困】。天地间的万物，最尊贵的是人，何况父子之间以恩情为主。骨肉相残，是世间最大的恶行。为什么民间有了孩子却不养育？贫穷而这样做，已经是极其愚蠢；富裕而跟着这样做，情理上尤其可杀。人一旦出生，衣食大体自有定数，何必过分忧虑，竟然断绝他的性命？子女多而贤能，家道会更加兴盛；如果子女不肖，一个孩子也能覆灭宗族。虎狼虽然凶暴，也不会吃掉自己的孩子。人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怎么忍心这样残害天性，泯灭人民的常道？告诫你们本地人，要在这件事上严加戒惧【右边是劝勉养育子女】。喜欢打官司求胜的人，很少不招致失败；带刀自行防身，反而正好造成伤害。”

译我曾经反复恳切地告诫你们，你们如果仍像没有听见，那是由于我的德行浅薄，哪里敢责怪你们百姓？年终举行傩礼，是为了驱逐疫鬼；我从未听说过成群结队地争相炫耀凶器。凡是人们所说的神，都是正直而聪明的；用不合正道的方式求福，难道是神所容许的吗？巫师兴起妖妄之事，本来是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你们却反而受其迷惑，真可以说是不明智。禁止你们求医用药，是在残害你们的身体；诱骗你们举行祭赛，是在耗空你们的家产。甚至把牲畜和人一起拿来祭祀，使你们陷入刑法，丧失性命、覆灭家族。以上这些，都是灾害的根基。告诫你们本地人，要对此特别严加戒备【右边是劝勉减少诉讼、止息争斗，不要相信巫师的欺骗迷惑】。我告诉你们百姓，祸福都由自己决定。希望你们听从，哪里还吝惜多说几句呢？父老们到面前来，我劝你们喝一杯酒。回去告诉千家万户，直到各个乡里。太守既然爱护百姓，百姓为什么不爱护自己？返还朴实淳厚，改过向善，远离罪过；家家富足、人人充实，再次看见古代的风俗。这难道是我真正能够做到的吗？是父老们的功劳。再守泉州劝农文 太守前一次任职三年后离去，己卯年《劝农文》中说过：‘明年相望之时，相隔着遥远的山川’，这是因为我深深眷恋泉州百姓，不忍离开他们。十四年后承蒙恩典再次来到这里，又借劝农的机会举杯让父老饮酒，喜悦该是怎样呢？你们百姓的喜悦，也应当像太守的喜悦一样。太守这次来，精神体力不如前时，只有真心爱护百姓之情不减于前时。如今我对父老所希望的，只是劝化乡里后生子弟，使他们都成为善人，各自修治本业罢了。《孝经·庶人章》说：‘顺应上天运行的规律，利用土地的便利，谨慎自身、节省用度，以奉养父母。’这就是平民的孝。这部经是至圣文宣王所作，大圣人的语言，应当不会误导人。春天应当深耕，夏天应当多次除草，禾稻成熟应当早早收割；豆、麦、黍、粟、麻、芋头、蔬菜，都应当及时用功播种；陂塘、沟渠、河港蓄水以及水利设施，都应当及时用功疏浚修治，这就是顺应上天运行的规律。高田种早熟作物，低田种晚熟作物；干燥处适宜种麦，潮湿处适宜种禾；坚硬的田地适宜种豆，山地畬田适宜种粟；随着土地的适宜情况，没有不栽种的，这就是利用土地的便利。既然能够这样做，又必须谨慎自身、节省用度。要想到自己的身体是父母所生，应当自爱自惜，不要作恶犯罪，不要触犯刑罚；能够忍耐就忍耐，不要争斗殴打；能够停止就停止，不要兴起诉讼；入则孝顺父母，出则友爱兄长，上下和睦，这就是谨慎自身。财物难以取得，常常必须爱惜；食物够吃饱肚子就可以，不必贪求滋味；衣服够遮蔽身体就可以，不必追求奢华。不要喜欢饮酒，饮酒过多会误事；不要喜欢赌博，嗜赌会败坏人；不要学习魔教，不要相信邪师；不要贪恋放荡游玩，不要观看百戏。凡人都是因为胡乱花费而没有节制，才生出事端；既然不胡乱花费，也就不会胡乱追求，自然安稳，没有各种灾难，这就是节省用度。谨慎自身，就不会使父母忧愁恼怒；节省用度，就能够供养父母；能够做到这两点，就叫作孝，所以说‘以奉养父母’，这就是平民的孝。父母即使已经去世，保全守护他们留下的身体，勤勉修治祭祀，也和在世时奉养父母同样是孝。《孝经》这一章总共二十一字，如今刻印小册子，烦请父老们分发给乡民，劝他们每天早晚诵读，逐字奉行。这样，在乡里就是良民，在家中就是孝子，明处不触犯王法，暗中不遭受天刑；与那些游荡懒惰、荒废事业、自取饥寒，放纵无度、不谨慎而自招危辱的人相比，相差就太远了。你们百姓既然为太守再次到来而高兴，就应当信从太守的教令，恭敬听从，不要忽视。” 辞 百丈山灵泽殿迎送词 仙人居所多么高峻，朱红宫阙直入丹霄；彩虹作旌旗，彩霞作帷帐，俯视人间的喧嚣。想到我的百姓实在苦难，盼望真仙下来顾念；旱灾太严重了，几乎要没有收成，仙人若不来，我们还能向谁诉说？仙鹤之车轻盈飞舞，飞龙翩翩而来；纷纷驱遣千种神灵，奔走役使百般鬼怪。风声飒飒，显出阴森威势；雷声隆隆，随后大雨降下。不到一个早晨，恩泽便遍及万里。仙人淡然无意，这又是在经营什么呢？我拉住仙人的车驾，请它稍稍停留。仙人说：‘我这仙人，是百姓的母亲；百丈山中有龙湫深渊，我的仙宫在这里，不知已经多少年了。仙母厌弃我，想让我离去；百姓思念、报答恩德，有的用车载木材，有的用畚箕运土，在山岩角落修饰新的宫殿，庄严地画出云霄般的侍卫；煮棕鱼，晒嫩笋干，希望仙灵长久庇佑。’别馆在什么地方？那里有鳌峰，也有白马；早晨嬉游于百方之地，傍晚在天姥山从容游赏。仙人的快乐没有尽头；请回头看看我的百姓，不要有时忘记他们。赐给我们丰年，使民俗欣欣向荣、百姓安乐健康。《西山文集》卷四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四十一 宋真德秀撰写 神道碑 刘文简公神道碑 上次更化改元的第九年二月，工部尚书刘公去世。诏令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到他的府第致祭。第十四年六月，有关部门按照谥法规定：博闻多见叫作“文”，正直无邪叫作“简”。于是请求给刘公谥号为“文简”，诏令同意了。刘公的遗孤垕拿着先前尚书郎三山陈公孔硕所写的行状来请求我撰写墓铭。德秀跟随刘公交游多年，凡是他修养自身、立身处世、端正君主、整肃朝廷的始末，我确实都知道。只是我常常私下评论，刘公一生的大节，虽然不容易用一件善行来概括；然而追溯他的学问源流，以及表现在谋划和事业上的作为，却只有“正”这一句话足以概括。刘公的父亲银青府君早年曾向屏山刘先生、籍溪胡先生学习，完全领会了理义精微深奥的内涵。刘公年幼时在家庭中耳濡目染，稍长以后，府君把河南程氏的著作传授给他，说：‘读这些书就可以学习为学之道了。’晦庵先生朱文公以道德学问作为学者的老师，刘公出入他的门下，切磋琢磨、讲习贯通达数十年，比其他跟随求学的人相处得最久，而所达到的境界又尤其深，所以他的学问本来就纯粹，全都出于正道。刘公天资厚重而不浮薄，纯一而不杂乱，又曾经在致知力行方面下功夫，因此他说话一定正直，言语行为一定正直，行为坚定不移地自守，直到终身。晚年进入朝廷，官至侍从，虽然没有来得及完全实行自己的志向，但他奋发尽忠、陈述谋略，明察防范、思虑长远，急切地扶持天下的正论；至于诡诈随从、迎合取悦以谋求私利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因此德秀说，只有“正”这一句话足以概括刘公的一生，难道不确实吗？如今圣明诏令采纳有关部门的意见，以“正直无邪”给刘公定谥号，可以说并不是虚饰美名了。正，是直的根源；直，是正的外在表现。这两个字的褒扬，足以传信百世，又何必再写墓铭呢？垕说：‘古代有诔有铭，不能因为有诔就废弃铭文。’您还是不要推辞。于是我就依据陈公的行状，删取其中要点写下这篇铭文。刘公名爚，字晦伯，是汉代后裔，出自名豳的先祖；遭逢五代之乱，从光州固始迁来，于是成为建阳后山人。传到十世，至银青府君，因多次参加科举而蒙恩入仕，最后以朝奉大夫致仕。刘公是他的长子。刘公在乾道八年中进士，任绍兴府山阴县主簿；后来调任饶州录事参军，在郡政上辅佐出力最多。同僚中有人嫉妒刘公，拘捕刘公的属吏来谋求私利，最终连一点东西也没有得到。后来那个人因其他事情获罪，遭到审问，惊慌失措；刘公代理他的职务，反而设法保护他，使他得以免罪，人们都称刘公为长者。调任连城县令。县城处在汀州最偏远的地方，百姓财力困乏，而上缴的供赋又繁重。刘公首先削减自己的俸禄来补贴民用，并把按惯例每年应当收取的数千缗钱一并节省下来；其他费用也大力节约，因此得以稍稍减免民间没有名目的额外征敛，汀州人至今仍感念他的恩德。他翻修县学，教导诸生以进入德行的途径，士人都欣然服从，知道归向正道。改任宣教郎，主持福州闽县事务，清廉安静、平和简易，有古代循吏的风范。县中有洲田，因潮水而有耗损盈余之变；有一位向来显贵的寄居官员，想夺取几十户下等人家的田地。刘公援引前任帅臣的奏章请求，驳倒他的妄求，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帅臣和各台官联名上章推荐，任期届满到京城时，当时朝廷中多是君子，大家都知道想留用刘公，而且各台官的推荐本来也曾有防止升迁的成例；但刘公自认为与丞相赵公有亲属关系，应当避嫌，于是请求任潭州通判以便归去。皇上刚刚接受内禅，刘公寄信给丞相说：‘前一天的事情，好像患寒热病，一旦病势散去，就没有什么痛苦；至于蛊毒进入人体，开始时自己并未察觉，遇到外物才发作，那就必死无疑了。孔子说：“或者先觉察的人才算贤者吗？”这大概是指韩侂胄吧。’后来事情终于像刘公所说的那样。遭逢父丧，服丧期满，任主管都大坑冶司文字，后知德庆府。到任郡中后，修葺学校，整练军队；蜑户的船只受到禁令，我立即把禁令废除，并且停止两个县不正当的科派。任期届满接受替代官员后入朝应对，说：‘先前北伐的战事，执政者不能估量形势，给陛下带来忧患；如今虽然采用和议，难道就可以没有忧患了吗？希望陛下更加恐惧警戒、修养反省，以增强国家的根本；开通言路，以扩大忠诚有益的意见；阐明公道，以进用人才；整饬边防，以防备狡诈。’当时执政者商议想留用刘公，宰臣陈自强说：‘此人的闽县政绩，我是知道的；但真是伪学。’韩侂胄被诛杀，陈自强被贬逐，于是任命刘公提举广东常平茶盐事务。到任后，首先核实各郡储备的实际情况，再向朝廷陈述，希望让守臣每年以新粮换旧粮，常常保存一半以备缓急。监司积久的弊端和拖欠，亭户欠缗钱十万，漕司欠五万，刘公大力裁减约束，并以身作则，不久便全部偿还了所欠的十五万钱。奏请广南各州，凡夏秋赋税由本郡输送的，即使外县官员领取俸禄，也应由州里供给。又说：‘在南方任官的人，很多自行从事贩卖，夺取州县征收商税的利益；请规定凡在广南任官而又经商的人，其所经过之处的转运贩卖货物，允许州郡没收入官。’嘉定二年被召入朝应对，说：‘君主代替上天治理万物，圣人依据上天的聪明来制定法则，所以典礼、征讨、命令都归于上天，表示不让私意掺杂其中；这样才能不用说话而使人信服，不发怒而有威严，天下归于一统。’ 如果私意显露在朝廷之中，那么朝廷上下就各怀心思；显露在天下之间，那么天下人也各怀心思。人人各有心思来侍奉君上，也就危险了。这是古代圣人所畏惧的事情，所以不敢放纵。如今正承受凋敝之后，处在艰难的时运之中，天下的形势不能说安定。所依靠的是人心，但天下人的心本来就不容易统一；所依靠的是公道，公道彰明，人心自然统一，朝廷自然尊严，即使危险也可以转为安定。公道废弃，人心自然分裂，朝廷自然轻贱，即使安定也容易转为危险。希望陛下主持公道，不使用一丝一毫的私心，不听信左右近臣的私言。大臣奉行公道，进用一个人、罢退一个人，都应采纳天下的公议，而不凭个人好恶。至于一项号令，也无不如此。陛下主持公道，而大臣有人不敬谨奉行，那么天下的恶名都会归到陛下身上。大臣奉行公道，而小臣仍不能清白正直，也同样是明时所不能容忍的。这样一来，说话百姓就会相信，行动百姓就会跟随，盗贼不起，水旱和饥荒的忧患也可以消除。当时江湖一带洞寇正令人警惕，刘公说平息盗贼的办法，应当精心选择帅臣并加重他的责任；让他看到守臣不能胜任的就更换，兵官没有才能的就淘汰；允许帅臣自行辟用、选拔补充人员，使帅臣在一路之中权责加重，耳目不受蒙蔽，奸邪盗贼都能掌握，一定能够暗中消除隐患、剪除祸患萌芽，不至于使皇帝上烦宵衣旰食。

译任命为吏部郎中。当时诏令内外官员各自陈述钱币的利弊，特意命刘公和刘弥正详细选择其中恰当的意见上报。两人共同列举五条建议上奏后，刘公认为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独自上奏说：要挽救天下最严重的弊病，不能墨守天下一向的规矩。凡是内廷多余的费用，希望委任可信任的大臣特别加以裁减，作为外廷的榜样；外廷的多余费用，责令大臣进一步裁减，作为天下的榜样。把裁减下来的数目专门设置一司管理，按月固定收取，然后诏令天下监司、郡县各自列明日常费用；如交接迎送、增加俸给、宾客馈赠之类，委托漕臣裁减并固定管理，专门用来收储楮币。实行三年，一定会见成效。后来因登殿应对，又取淳熙年间的旧例进呈，大略说孝宗在楮币流通之时，常常拿出内库的金银收回楮币。为今天打算，也不过是逐渐收回罢了。如果每年收回三百万，十年也就是三千万。当时朝廷忧虑楮币日益贬值，献策的人争相用新奇的主张来谋求进用，唯独刘公持这样的论调，有见识的人认为不可改变。他轮流应对时说：陛下即位之初，首先重视讲读，十六年来从未厌倦，不知陛下自身反省，也有日日更新的益处吗？观察治国之道，也有日日更新的成效吗？前两次臣得以面对陛下的清明之光，陛下临朝时深沉静默，效法上天而不言。如今防备召回，再次仰望圣颜，却仍然深沉静默、不发一言；从前陛下临朝不与群臣说话，退朝后又同什么人说话呢？臣希望陛下在经筵讲读、大臣奏对时，扩大圣明的听闻，反复询问辩难，以求明白义理是否恰当、政事是否得失分明，那么圣学会进步，治国之道也会兴隆。又说，朝廷之上每有一个官职空缺，便迟疑四顾，发出人才不足的叹息；问题在于取用人才的道路还不够广，用人的胸襟还不够大。希望诏令大臣体察宽广平正的道理，只任用贤能，只使用有才干的人，去除个人好恶，杜绝朋党偏私的弊端；这样民间就不会遗漏贤才，各项政绩也会兴盛。请求出任浙西提刑，大暑严寒，巡察按问从不懈怠；每年荐举人才，只看是否有才，至于所举劾的人，即使是权贵也不回避。有一个杀人后藏匿在贵势之家的人，官吏不敢捕捉，刘公发公文索取，说如果不交出，就当上报朝廷，于是罪犯终于被捕。刘公巡行所属地区时不让吏卒跟随；有官吏接受百姓五百钱，也交付狱官治罪。严陵有重要囚犯长期没有判决，刘公察访其原因，原来是本司官吏首先收受贿赂，故意拖延此事，刘公立即将他刺字治罪。夏天出巡审察囚犯，往来于各台治所之下，有一家因小事被举报，他一次也没有进去察看；听到的人都赞叹说：‘这才是真正的监司。’杭州、严州发生水灾，朝廷只免除了桐庐的税赋，而建德、淳安、富阳还没有受到恩典，刘公极力陈说，并请求酌情减免夏赋。又论说平江和籴的扰民，以及常州各县摊派买马草料的弊端，请求一并革除。召任国子司业，第一次见诸生，首先教诲他们以立身行己为先，不要一心只想着科举考试，急切追求利禄。入朝应对时说，治国之道源于士人的风气，士风根本在于学术。古代司徒的职掌、典乐官的职责，如今就是学官的任务。周朝衰落后，孔子取出先王的大经大法，和他的弟子诵读传授，分别见于六经。自汉代以来，虽然说是崇尚儒学，但汉代儒者见识浅陋，训诂越来越详尽，而义理越来越晦暗，所以韩愈《原道》说：‘孟轲去世以后，不能得到他的传承’，是说其中精微奥妙的内容没有传下来。艺祖皇帝在干戈刚刚平定之后，召处士王昭素到宫中讲《易》，历代圣主相继把这件事当作首要任务；治国与教化清明美善，儒学宗师间或出现，于是六经遗留下来的精微、孔孟精深的言论，在千年之后重新显明，天下学者诵读学习，以《论语》《孟子》为门径，以《大学》《中庸》为准则，所以侍奉父亲就孝顺，侍奉君主就忠诚，这就是世人所说的道学。庆元以来，权臣奸佞主持国政，厌恶正直之人的议论，把道学指为伪学，排斥其中的人，禁止他们的书籍。十多年间，学者没有依归，连向着义还是向着利都分辨不清，趋向越来越卑污。人欲横流，廉耻日益衰微；希望他们出仕以后修治职务、树立名节，是不可能的。请求颁下明诏：庆元以来凡是以伪学之名而禁毁的书籍，原有禁令一概不再施行；停止邪说，端正人心，使学者知道根本，士风归于淳厚，这实在是国家社稷的福气。又说，舍弃法令而兼取品行，如今却只考察才艺而略去品行，导致学者自我放纵于规矩绳墨之外。因此侍讲朱熹任南康日，曾在白鹿洞书院公布学规，都是圣贤教人的大旨、学者立身的要领。谨慎抄录进呈，请颁给两学作为诸生斋规，与旧学规一同施行。斋规用来指示进德修业的方法，学规用来纠正不修身的罪过。皇帝同意了。当时，有关部门检核庆元年间的章奏，将要议定施行；而执政中有任谏官的人，也曾经论列此事。事情虽然被搁置，但太学诸生渐渐致力于用道义互相勉励，也知道穷究义理、居心敬畏的学说。当初刘公在广东时，曾写信给如今的丞相史公说：从前先正魏王再次任相时，对吕郎中、石编修说：‘我已经老了，勉强再次出来，大概是因为还有事情没有完成。第一件是想起用朱元晦，第二件是荐举诸贤。’于是让两位公卿先写信给朱文公，告诉他这个意思；不久就任命朱文公为南康守，后来又把诸贤全都推荐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章〕 如今朱文公已经去世了，然而他所著的书天下人都在诵读。希望丞相继续承接先人的志向，向皇上进言，取用他所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学说，用来备作劝讲，端正君主、安定国家，也慰藉天下学士大夫的心。刘公在山阴时，曾从沈公焕那里听到过他的学说；后来在国子监，便把这几部书刻印于国子监，令学者诵读学习。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充任接伴金国贺正使。回来应对时说：淮东土地广阔肥沃，有陂塘、沼泽、水泉的便利，但荒芜的地方很多；那里百姓习惯战斗，而安定聚居的人很少。如果诚心委托州县招集诱导流散逃亡的人，规定每顷田亩的界限，把田地授给他们，疏浚沟渠以蓄水，便可以防备敌军骑兵驱驰突袭的祸患；发给田器，借给种粮，建造房屋，使他们互相保护聚集，按什伍编组并加以教导，这就是管仲内政的办法，也是宇文泰府兵制度遗留下来的办法。又分条列举李泌恢复府兵、张全义治理河南的事情上奏。升任国子祭酒，兼任侍立修注官。数月后，兼权兵部侍郎，改任刑部。入朝应对时说：陛下临朝深沉无言，一定认为大臣进呈事情不必等待咨询斟酌，群臣献言应当经过中书；然而讲读的时候又不同，应当从容接见以求多闻，询问辩论以求合乎义理。如今经筵所见与临朝没有不同，讲读进退只不过姑且具备形式而已。

译事情虽然说是圣明天性所自得，可以默默领会；然而臣希望进一步扩展圣心，稍稍增加咨询访问。孝宗每次面对群臣，常常多方询问，讲读之臣大多能够听到圣上的话。有时因在内宫值宿，赐予他们单独面对的机会，这就是陛下家传的法则。兼权刑部侍郎、国子祭酒。当时朝廷用人，多按才干选取。刘公说：‘皋陶所说的九种德行，才是识人的方法，并不是不考察才能；因为才能本来就是德行。’鲁国史克所说的八种才能，就是皋陶所说的德行。后世把德行和才干分开来谈，只按才干取人，所以名义上奉行法令的人有时竟至于残害百姓，善于理财的人免不了聚敛钱财，能够审理案件的人免不了深文周纳。古今太平少而祸乱多，都是任用才干而忽视德行的弊端。兼任太子左谕德、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上疏说：‘舜的九官人才济济，是和谐的极致。然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晏婴说：“和与同是不同的。”所谓和，是彼此补充可与不可；所谓同，是随声附和，不辨是非。近年以来，士大夫随声附和、不辨是非的弊病多，彼此补充可与不可的道义少。他们平时苟且敷衍、模棱两可，害怕失去什么，因此议论政事必定没有冒犯君颜、逆耳忠言的气节；面对危难也必定没有坚守节操、为义而死的操守。希望诏令大臣奖赏忠诚正直的言论，以振作士气；告诫谄媚奸佞，以整肃百官，这实在是国家社稷的大幸。’ 当时朝廷群臣争相务求容忍沉默，稍微直切地议论政事的人，众人就往往指责他与众不同，所以刘公提到了这件事。十月，刘公请求选择监司来察访贪官、访求民间疾苦。又说敌人的势力已经衰弱，我国边境仍有三件必须特别忧虑的事：盗贼乘机而起，奸雄崛起，鞑靼猖獗。防备这些的办法，关键只在得到合适的人才。沿边的守臣及其辅佐，也不可不慎重选择。臣认为，文臣如职曹官，武臣如兵马都监之类，应当让守臣察看其中不足以任用的人并加以更换。帅臣在制置司所承担的责任尤其重大，参佐谋议中如果有不称职的人，也应允许自行辟用、更换；这样希望谋划之中有人才，足以应付缓急。又请求告诫各位帅臣分别荐举将帅人才，帅臣、守臣、监司也可以论荐，意见十分完备。后来又取欧阳修军中求将的办法上奏。又说：‘中原纷乱如云，使命往来不通；有时败兵奔突而来，有时流民前来归附，都不能不预先防备。如果民兵的安排有法度，边境的守御自然安定。沿边百姓习惯于不畏惧官兵，稍稍结集约束，就足以自我固守。臣昨天接伴使臣到盱眙，看见龟山二三百家独独没有遭受兵火，询问当地父老，他们自己说长于劫夺敌寨，敌兵畏惧他们。由此想到，他们不过二三百家，协力就足以自固；何况人数多于龟山，又有官兵为他们援助呢？’ 希望下诏边郡，把这件事逐条列明上报。’又取欧阳修论西北边事的文章进献，大意说：‘契丹被元昊打败，人人都因为两国交兵而高兴，唯独欧阳修忧虑这会成为将来的祸患。因为治理国家的人习惯安逸，人才就难以显现；一旦有事，将帅便会自行出现，把骄惰之心变成奋发之志，把懒散的士卒变成精锐之兵，那么两国交战就是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我们的福气。如今北方人互相攻伐，战争刚刚开始，争战还没有停止，强者成为雄主；邻近有强国，难道不是我们的忧患吗？丧乱尚未平定，盗贼将要兴起，奸雄乘机而动，我们能够独自安宁吗？战败的军队冲突南下，两淮空虚衰弱，拿什么来对付他们？中原遗民流徙南来，拒绝他们于心不忍，容纳他们又很困难，难道可以不忧虑吗？’既然如此，巩固藩篱，选择各路将领，选定元帅，是今天尤其不能拖延的事。主管七年贡举时，刘公开始以文风弊病为由请求改革，朝廷已经施行；到这时取得了许多老成稳重的人，舆论认为适当。集英殿策士时，刘公援引淳熙年间的旧例，请求让后省或馆学把进士所陈述的切合利害的意见分类汇集上报，使人知道陛下不是凭空泛的言辞取士。当时金人正多有变故，敌军乘机而动，燕城被围很久，我国使者留在边境上，不能送回消息。中原遗民每天相互率领着向南而来，刘公说：‘高宗在敌国势力正盛的时候，勉强接受和议；后来忽然被对方毁约，想要增筑边城，最终又因为顾虑和议而停止。如今他们的国运已经衰败，使者往来不通，这是七八十年来仅有的机会。臣认为，今天所有最边远的州郡中尚未筑城的，都应当筑城；至于边邑中可以控制险要、互相援助的地方，也应当按时修筑。’又说：‘臣所说的尚未筑城的郡，就是盱眙。有人说：“盱眙不必筑城，有紧急情况时以天长、六合作为屏障。”如果确实这样，就是放弃淮河了。濠梁、安丰虽然颇有城墙，但只能抵御盗贼，不能抵御军队；应当加以增筑，并且创建楼橹，大体仿照楚州，然后守备才可以巩固。’后来又取姚襄归晋、侯景归附梁朝的事情进呈，大意说：‘金人危急灭亡之际争相自立，有的以归顺边塞为名，有的派使者索取钱币，都应当有办法回应；有的势力已经分裂，各自来索取钱币，也应当考虑如何答复。如果边境出现警报，将领中谁可以任用？钱财从哪里取得？城池由谁来守？守备怎样才能巩固？这些都应当预先谋划，不要以为敌方正多事，我们就可以自行安逸。’不久，金人果然向边境移送文书，邀请我国正旦、生辰使者。刘公说：‘东晋到陈朝三百年间，虽然经营的地方很小，只保全了吴、楚之地，但从未向北方求和，都足以自立。如今土地兼有吴、蜀，正值敌国将要灭亡之时，正是我国立国的时候；竭尽百姓的膏血去奉养一个将要灭亡的敌人，当然不可以。他们如今占据我国旧都，却还派使者来祝贺，难道可以吗？希望调动军队屯驻，以壮大边境的声势；同时责成帅臣、守臣，预先做好防备，使疆场有所准备。他们想用空洞的言辞恐吓我们，不能得逞。’当时中原发生旱灾和饥荒，归附的遗民日益增多，边臣处置不当。刘公说，绍兴年间，刘豫派兵侵犯涟水，韩世忠迎击，将其杀死，逃脱的只有十分之一二。高宗谕告韩世忠说：‘淮北百姓都是我的赤子，可以让他们埋葬死者。’御史周秘请求归还俘虏，高宗又谕告说：‘我深切痛念西北人民，他们向前被主帅杀戮，向后又被刘麟残害，不幸到了这种地步。所俘获的余众应当给钱给粮遣送回去。’高宗兼爱南北百姓到了这样的程度，怎么能不说仁厚呢？那么金人方面那些遭受饥荒、流离失所而无处申诉的人，本来就应当一视同仁。希望诏令边臣，以祖逖、羊祜、陆逊为榜样，使仁爱的声誉传播于内外；民心既然归附，恢复故土就在其中了。

译授任刑部侍郎，上言：“河北正在扩张势力的军队，山东蜂起的盗贼，趁女真衰弱之际，都在谋求吞并土地。如果我们重新同女真互通使者，输送岁币，既丧失大国的体统，又更加开启招致侮辱的端口。他们两个寇盗集团将会说：‘女真屡遭失败，我们还用币帛侍奉它。假如它先用傲慢的书信，借机寻衅，向我们索取金帛，我们将怎样对待它？’况且河朔遭受创伤，河南正在饥荒；他们知道淮甸丰收，江浙富庶，垂涎而妄动，我们将怎么办？如今的办法，必须做到实际措施和声势名分都完备，使他们不敢侮辱我们，然后才可以。所谓实际措施，就是在淮上建立制置司，把军队调到要地驻扎；所谓声势，就是停止派使者向女真道贺。有人说，派使者送给它币帛，可以使它替我们防御，这只是迎合的论调。他们正奔逃不暇，哪里还谈得上为我们防御？有人说，不派遣聘使，恐怕会开启战端，这也是没有认真思考。他们连身边的盗贼尚且不敢图谋，难道还敢做我们的敌人吗？假如我们固守的办法不足以防卫疆界，将来面对正在扩张的敌人和蜂起的盗贼，又凭什么抵御？如今即使不能像晋人那样焚烧币帛、斩杀使者，也可以推说道路不通、幽都尚未归还，用拖延的言辞答复他们。况且我们已经派过使者而他们不接受，又曾派人迎接而他们不来，已经足以作为答辞了。拖延年岁，在这期间我们赶紧修治巩固防守的实际措施，这样不但可以向女真显示威势，又可以破坏两个寇盗集团的谋划。”不久，他又上疏，大意说：“如今敌人在河北战败，山东盗贼纵横；敌人对夏人的攻击还没有停止。假如敌人就此灭亡，中原将会像云一样纷乱，奸雄乘机而起，必定会像苻坚时期那样；万一它稍稍能够自立，狼子野心也必定不能保障。将来如果像金国强盛时那样，都是值得深深忧虑的。希望陛下深切体会孔子深谋远虑的话，努力实行仲舒勉励人力行的学说，同大臣们谋划此事。又说：‘臣以前建议在两淮之中设置制置司，把屯驻军队迁到险要之地。近来听说出使回来的人，也提出了这个策略。臣斗胆再详细说明。’如今选择守将、修缮城池、招募士兵、选拔将领，虽然都是备边的良策，但偏远边地的守军要承担长期防守，完全依赖援军。把制置司设置在两淮之中，就是为了援助边城。议论的人一定会说：‘两淮的重镇各有帅臣，再设一个司，责任就不专一。’臣认为，合肥虽是淮西重镇，但地处最前沿，可以自行防守，却不能援助其他郡。维扬虽是淮东重镇，但地处江北，可以屏蔽南徐，却不能援助边疆。没有援军却要求死守，这正是巡远失败的原因。议论的人说金陵已经设置制置司，江北不可再设。臣认为，金陵用来控制沿江地区，两淮用来控制沿淮地区，各自承担的责任有所归属，危急时就可以有所依靠。况且两淮地区中，历阳处于中部，内可以屏蔽采石，外可以连接淮河边地。如果专门在这里设置一个制置司，只有此地最合适；让它兼管转运，就可以省去两处漕运机构，并兼管和州，使军队和百姓统一管理。设置营寨，建立仓储，把沿江各军三万人迁来隶属它。无事时按照都统的办法检阅，有事时调发军队援救边城的危急。两淮的利害得失，都让它斟酌决定兴废，朝廷委任它并责成它办事，就可以不再忧虑北方。那时江上各将多因防务文书上的细小过失获罪罢职，即使曾在边疆立功，有时也不能免于吏部的议论。公取曾巩《政论》的话说：‘艺祖任用将领，都用财物使他们富足。’其中说：‘对待武官同对待文官不同；对文官要从廉耻上取信，也从廉耻上要求他们；对武官要从才能上取信，也从才能上要求他们。文官任州县官，以节省费用、爱护百姓为先；武官任将帅，以厚重赏赐、取得人才为先。我们艺祖任用将领的办法，可以作为法则。将帅在边疆，想让他们侦察精明、士卒听命，没有财物是不行的。难道可以让他们吝惜钱财吗？’臣愿意一心以太祖为法。四月发生旱灾，诏令臣下进言。公上疏说：‘臣听说，知道道理并不困难，实行道理才困难。陛下改弦更张的初期，曾下诏求言，但深谋远虑的意见、忠直耿介的议论，从来没有实行；实行的只是眼前的小事。近年以来，星辰变异、日食、冬雷，都是可怕的灾变。如今农事正忙，旱灾又非常严重；上天显现灾变，下面人心震动。即使由于近臣请求而下诏求言，臣不知道陛下的诚意究竟在于听取过失、纠正事情，还是只想采用人们的话来应付旧例？如果只是顺从人言、应付旧例，那么上天本来就不可欺骗；不纠正事情，难道能够欺骗百姓吗？天下的事情，应当同天下人共同承担，不可以一人私自决定。事情的是非，必须以合乎义理为止。臣希望陛下同几位大臣以至公之心、不存私我，亲自阅览内外臣僚的奏疏，交给给事中、中书舍人，让他们分条上奏应当施行的事项，研究后实行，这样人心就会喜悦，天意也会消解灾变。’ 后来仍然不下雨，一直到了八月。公引用《礼记》说：‘年成不顺利，天子穿素服、乘素车，饮食时不奏音乐。’又说：‘到了八月还不下雨，国君就不举行盛馔宴饮。’他认为应当下诏停止今年瑞庆节的赐宴，以表示畏惧灾害、忧虑百姓的心意，并且借此作为拒绝外使的名义。事情虽然没有实行，当时的舆论却赞许他。权任工部尚书兼太子右庶子，仍兼任左谕德。起初，公已经任宫僚，便请求免去祭酒职务，请求专心辅导太子。他曾取文公所注释的《论语》《孟子》等书献上，说：‘这是讲学的纲要。如果明白了这些，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公讲说经书不追求文采，至于切实关系到修身、正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必定反复启发陈说。他曾进讲哲宗避蚂蚁的故事，说：‘躲避蚂蚁是宫中的事情，而外朝没有不知道的。《诗经》说：“钟鼓在宫中敲响，声音传到宫外。”圣人修养德行，不因隐蔽或显露而有不同，不能心怀二意。后世君主以为，宫廷燕居私处的举动不谨慎，别人看不见；言语不加选择，别人听不到，却不知道没有什么能够隐藏、没有什么不会显露，记载在可靠史书中的事情，即使是床笫之间的话也没有不记录的。所以《中庸》说：“没有什么比隐蔽处更容易显现，没有什么比细微处更明显。”君子在独处时也谨慎。’

译讲解《易经》“天行健”一章时，他说：‘天之所以刚健，是因为它的本体属阳，它的德性刚强。君子观察这个卦象，就应当自强不息。然而一旦被物欲屈服，就不能刚强。所以孔子说：“枨被欲望牵引，怎么能刚强呢？”刚强能够增进德行，欲望能够妨害德行，二者相互消长。何况拥有四海，声色财利很容易动摇人的心，谄媚逢迎、侧身取宠的人又想迎合他的欲望；一旦屈服于欲望，私意横生，天理被欲望夺去，又怎么能刚强？自强不息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只要有一刻间断，物欲就会乘隙而入；即使有志气，也不能自己作主，哪里还能效法天道的刚健呢？’讲解《孟子》“养心”一章时，他说：‘心是神明所居的处所，是用来应酬各种事务、安排治理天下的。经常操持并保存它，然后才能安定而善于应对。《易经》所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是这个意思。操持并保存它，需要用什么力量呢？不过是去除那些危害心的东西罢了。即使物欲正在危害心，难道就没有仁义之心吗？只是被欲望牵引而自己没有察觉。所以说：“养护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办法。”欲望多，欲望就作主；欲望少，心就作主。’ 然而人有形体和容貌，就必然有欲望，不可能完全断绝。口对于滋味，眼对于美色，耳对于声音，鼻对于气味，四肢对于安逸，无不是欲望。只有君子的欲望有节制而不过分，所以心常常能够作主。这就是舜、禹拥有天下却不把天下据为己有的原因。至于讲解仁宗谈到《损卦》“惩忿窒欲”的地方，他说：人同外物接触，容易因愤怒而伤害外物；人处置自身，容易因欲望而伤害自身。七种情感中，最难控制的，愤怒和欲望尤其严重。人如果在愤怒时稍稍停息怒气，观察道理的是非，就不会发展到伤害外物；人在嗜欲发动时，如果安静下来加以制止，想到伤害身体的可怕，就不会发展到伤害自身。仁宗说：人的情欲都出自阴阳，而在人的身上加以损减，正是得到了《损卦》的道理。讲到《诗经》全篇结束时，他又进讲说：三百篇诗中，《周南》写后妃的德行，是先王修身正家的效果；《召南》写夫人的德行，是诸侯修身正家的效果。先王修养自身，所以后妃受其感化，没有险恶偏邪、私下请托的心；诸侯修养自身，所以夫人受其感化，能够遵循法度。把这个道理推及国家，国家就能治理；推及天下，天下就能太平。下至各国风俗发生变化，在卫国便有《绿衣》《燕燕》这样的诗作，《凯风》《谷风》这样的讽刺诗也兴起。至于《墙茨》《桑中》所写的丑事，那些混乱也从来没有不是从闺门和床席之间开始的。《诗经》把《周南》《召南》列在开头，难道不是因为先要求自己，然后再要求别人，先治理内部，然后再治理外部吗？所以周朝兴盛，是由于太姒；周朝衰败，是由于艳妻。读《诗经》的人可以从中得到鉴戒。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僻”。这也是读《诗经》的要领。先端正自己的心而没有邪念，再用这样的心去读《诗经》，古人的是非得失就会清楚地呈现在眼前，也就知道哪些应当效法、哪些应当戒止了。公每次讲读到经史中所陈述的声色嗜欲之戒，总是恳切地反复说明。到这时，陈说得尤其恳切。唉！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寿命，使他最终担负辅导太子的责任，那么他用来成就太子德行的功效，哪里能够估量呢？公已经升任宫庶，不再参与东宫讲读，特意向皇帝请求，让公仍兼任讲官。公因年过七十，多次请求辞职，却没有获准。从此他上章共二十次，皇帝七次下诏不准辞职，并引用赵抃挽留欧阳修等事来劝谕公。等到他患病，又恳切请求，最终仍未获准。公虽然患病，仍然勉力辅导太子而不懈怠，所以病情稍有好转便又工作。后来病发，终于不起，享年七十三岁。官阶积至太中大夫，爵为建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以通奉大夫的身份退休。遗表上达后，依照制度赠送丧赙。公为人简朴质实、端庄稳重，天性尤其孝顺友爱。他年少时学习家训，长大后得到明师指教，又见到四方前代贤人和大儒，如南轩张宣公、东莱吕成公，都同他们往来讲论。他的学问以不欺骗为根本；同人交往平易温和，使人感到亲近。然而想用私事求他的人，都不敢开口。同人谈话心平气和，语言简洁而恰当，听者无不心悦诚服。称赞别人善处，不超过事实；憎恶别人的恶处，也不怀有深刻的仇恨。他常常痛恨学者空谈而没有实际，曾为天台学四先生祠作记说：‘求学的人应当穷究道理来达到自己的知识，再反躬自省来实践真实的道理。如果追逐名声，把它当作高明，听进耳朵便从口中说出，都是四位先生的罪人。’这大概就是他一生平素所戒惧的事。因此当时正盛行并推崇道学时，公反而淡然无所喜悦；等到道学被称为伪学而遭禁，公也安然无所畏惧。他居家俭朴节约，虽然已经显贵，仍像刚入仕时一样，每每说：‘先人的家法，不敢超过。’他的二哥刘炳在戊戌科中登第，同公接踵入朝。弟弟、幼弟和子侄相继考中儒科，有的在乡里联名贡举。建州人谈到刘家学问的盛大，总说“刘氏云”。公周济内外亲属中贫困的人，始终没有一点厌倦。幼年丧父的男子，他就教他们读书；女子则替她们选择归宿。遇到年成歉收，便常常开仓发粮、平价出售，以救济乡里。他接引后辈，劝告、开导、启发他们，做得十分周到。他做官时收取和给予财物，哪怕一介也不随意取用；安于义理和命分，从未轻易求取别人的知遇。治理政事以风俗教化为重，尤其厌恶异教损害风俗。他在番阳任职时，泉州使者怜悯遗骸暴露而无人掩埋，商议要把遗骸葬入水中或焚化。公说：‘人死以后，魂上升、魄下降，形体和精气各自返回本初；西方的办法不是这样。假如死者有知，那祸害也太惨了。’他每夜整衣敛容，默默端坐，虚心省察，常说：‘如果不在心神安定、寂静时体察自己，那么处理事情、接待外物时就可能出现差错。’他曾取节孝徐先生的帖文来教育子弟，其中说：‘太阳落山以后直到半夜，万事万物都安静下来，人的志气也都安定下来，这是君子思考谋划的时间。白天所做的事，夜晚便思考它。’他侍奉君主，以不欺骗为忠诚；到了担任侍从官时，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了就没有不尽的；荐举贤能和善人，不被采纳便不停止。然而那些被他荐举的人全都不知道。平生著作有《奏议》《史藁》《经筵故事》《东宫诗解》《礼记解》《讲堂故事》等若干卷。《庄外藁》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夫人李氏，是武节郎李晋明的女儿，奉议郎李宗思的妹妹。比公早八年去世，追赠硕人。儿子刘垕如今任[原文疑误]奉议郎，主管建康府江宁县事务；有三个女儿、一个孙子、一个曾孙，都还年幼。将于十年十月庚戌日把公葬在邵武军邵武县仁泽乡桂林原。铭文说：如此如此。故资政殿学士李公神道碑。

译嘉定四年，诏令已故参知政事李公某恢复中大夫、提举洞霄宫的职衔。公叩头上书，请求停止这项恩命。某月某日，诏书说：‘朕认为，公论所在之处，没有长久而不能明白的；人才确实难得，朕不忍心让他最终被弃置。朕是以裕陵当年对待苏轼的方式来对待公的。又说：公处在群小横行的局势中，却暗中扶助善类；当大权颠倒、奸邪树立之时，却秘密谋划制伏元恶。何况公曾迅速返回北廷，想要挽回兵衅。认为世代的仇敌固然应当报复，但边境之事哪里可以仓促发动？直到今天，这些话仍在朕耳中。及至奋然投龟决策，终于成就解瑟之功。考察他的忠诚勤勉，确实有始有终。这又是把公的内心和行迹发明出来给人看的。’公读诏后感动流泪，不敢再辞。嘉泰、开禧年间，韩侂胄长期专擅国政，三边守将每天都说敌人有许多变故。听信谄媚者因此劝说韩侂胄整治军备、谋求恢复，韩侂胄认为有理。从此，士大夫中贪图进用的人，以及长期被废弃而希望再被任用的人，争相拍掌谈论军事。安丰守臣说，北境的饥民流徙在唐、邓、颍、蔡、寿、亳之间的有数十万人。淮西帅臣把这件事上报，皇帝命两省、侍从、台谏官共同议论。公当时任礼部侍郎、直学士院，独自说：‘近来使人归来，虽然说敌人混乱的形势已经显现，但他们国内的法制仍在运行，不应当突然到了这种地步。况且他们正同敌人交战，强壮的人已经全部驱赶到北方，怎么知道不是故意舍弃老弱来试探我们？接受他们，就会耗费资粮、困乏根本；不接受，就会使中原遗民产生仇恨我们的心。有人说，我们正要图谋中原，可以趁他们来归而收容防护，这个名声岂不是非常美好？只是我们的力量有限，而他们来归的人没有穷尽。门户一旦打开，以后将会有无法承受的悔恨。’他的意思是，以空名接受实际祸患。如今的办法，只有派遣重兵，选拔良将，增加淮、庐、楚之间的屯驻营垒，使它们像巨大的屏障一样，排列据守险要之地，使兵威层层震慑敌人。假如流徙百姓确实来归，就告诉他们：‘我们不是忘记你们的百姓，只是两国既然和好，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他们聚集而来、无法阻挡，就告诉他们：‘大军不知道内情，将会怀疑你们是盗贼而加以杀戮。我们不能救你们，难道他们不会懂得躲避吗？’仍然发布檄文给敌境守臣，告诉他们饥民应当防备、边境事务贵在安静的道理，使道理正当、言辞顺畅，敌人必然惭愧而服。没有多久，任命公为贺金国生辰使。当时金国正移文给我朝三省、枢密院，询问沿边增设戍兵等事。公向韩侂胄说明：‘庆历年间，契丹曾以本朝增加戍守、疏浚塘泊为由来询问；当时答复的话虽然尽力委婉包容，却从未因为它的话就立即自行撤除戍兵。如今我朝在淮甸增加兵力，是因为防备敌境流民一事有其缘由，并非无故而为。况且他们已经在归德设置元帅，在汴都治理行省，签发士兵、搜集马匹，纷纷同时进行。对我朝来说，难道能毫无防备吗？如今答复他们，应当说：增加戍守之事，本朝哪里有别的用心？大国自以为是过度忧虑了。如今想撤去，难道有什么困难？只是必须让元帅、行省全部下令收回，限定日期同时实行，彼此都停止这些举动，或许才能两方没有疑虑阻隔，从而巩固和好的盟约。至于谋求恢复，本来就是一贯的计划，只应观察敌人的间隙再行动，务求万全；一定要取得成功，不能轻率发动而留下悔恨。’公行至镇江，听说有个叫朱裕的人谋划袭击涟水，没有成功，便写信向韩侂胄说明，请求杀掉他以警戒后来者。行至楚州，又再次说明，认为如果不惩治此人，必定会开启边境的祸端。而且自渡过长江以来，完全看到了防秋措施的鲁莽情形。山阳是过去人们经营家业的地方，如今尤其空虚疲弱。现在轻率地启发敌人的疑心，万一敌人乘我方空虚突然冲击，我们将怎样应付？将要渡过淮河时，他又把这些意见告诉朝廷，朝廷不得已依照公的意见办理。敌人派臣子乔宇迎接公，同公并马而行。途中，乔宇说和议不可轻易改变。公说：‘本朝的家法完全以仁厚为本，尤其重视百姓的性命，难道会愿意轻易用兵吗？只希望北朝不要听信间谍的话，从今以后各自尊崇信义，那么浮泛的议论自然会平息。’到了燕地，敌人派臣子李着负责接待公。李着说，他们的君主即位以来，重行仁政，从未无故杀害一人。公也详细说明本朝之所以得到天下，以及皇上之所以守住天下的道理，说：‘如今听说大金皇帝的德行如此，两国百姓真是幸运。’李着拿增加屯兵戍守、收纳叛亡之民来询问。公说：‘近来两境奸民互相出没，本朝皇帝认为这是边臣失职，已经贬黜降罪，并颁发黄榜约束、赦免他们，而且在边境上杀掉制造事端的人。北朝看到这些，就可以完全消除疑虑了。那些奸人编造语言，还有什么做不到的？“疑”这一个字，是谗言离间的媒介。一旦产生疑心，奸邪就会乘机进入，这对两国都没有好处。’公同他们谈话，都披露真心实情，暗中又有办法使他们心服。因此他们的君臣称赞南方人的忠诚信实，必定说李公。公归来后，敌人的疑心顿时消除，敌人召回负责宣抚河南的臣子，停止签发士兵、搜集马匹。当时，边境祸患几乎平息。然而韩侂胄的意图非常激进，邓友龙等人每天不停地从旁怂恿。公深深忧虑，进见皇帝，详细说：‘臣踏入北廷，看到那里的人心日益涣散。如果朝廷拿去年出兵的计划出其不意地进攻他们，即使扫荡他们的庭院、清除他们的境内，事情也并不困难。可是边境上的小人没有长远考虑，轻率地出兵抄掠，使敌人有所警觉。我们的谋划已经泄露，敌人于是产生了戒备之心。并不是敌人没有可图谋的破绽，而是我们还没有掌握制敌的方法。臣认为，今天进攻的时机，应该慎重发动并且一定成功，不要轻率出兵而使计划徒然受挫。汉高祖烧毁截断栈道，人们以为他不再有东进的意图；一旦席卷三秦，便开创帝业。越王勾践怀着会稽之耻，三次想出兵，范蠡认为时机未到；等时机已经成熟，范蠡才请求出兵，最终擒获强大的吴国。为什么呢？因为考虑精密而发动果断。希望陛下焦劳忧愤，以感动天人之心；策划、激励、振作，以鼓舞忠义之气。对内谋划要审慎牢固，没有丝毫遗漏；对外弥补周密，不让敌人看见形迹。不要急于求得眼前功劳，轻率地扰乱既定计划。大势已经形成、防备的机会可以利用后，再像火焰飞驰、闪电迸发一样，扫清河洛。’退朝后见韩侂胄，也恳切地这样劝说。恰逢北使来道贺元旦，朝见时礼仪失当，喜欢制造事端的人便借此激怒朝廷；陈景俊出使北方回来，也极力赞成出兵。

译于是荆、淮宣谕使出发，公劝参政钱公象祖竭力阻止这项议论，钱公获罪被贬。公认为边事将要发生，请求命近臣分条说明利害，诏令依照他的请求办理。公请求先发制人，虽然贵在神速，但兵力响应到位才会取胜，也还应当谨慎稳重。假如边境小人不妄自行动、惊动敌人，而由我方先发，就可以成功。如今敌人处处驻扎军队，人人献策，开挖河道、修治道路、整治船只、积聚粮食，王师一旦出发，他们难道不知道动静吗？假如他们坚壁清野，占据险要设下埋伏，以逸待劳，这正是圣明的忧虑应当深思的地方。等到议论四川、襄阳的形势，他说得非常详尽，并且深以腹心之患为忧，始终想等敌人先发动后再应战。韩侂胄对此很不高兴，几乎要驱逐公。四川、荆、淮各自设置宣抚使并出兵后，公看见自己已经无力阻止，便请求追贬秦桧，以激励士人的心。王师所到之处纷纷溃败，公推荐邱公崈可以承担重任，于是让他代替邓友龙。公又请求追回各道军队，专心守备；用强弩扼守清河，用水军拒守海口；命诸将审察间谍、远派斥候，以防敌人突然到来。把两淮的金帛运来，分藏在姑苏、金陵；从闽、广招募水军，以防备江面。田琳的军队虽然溃败，但他冒着箭石冲破重围，苦战非常艰难，应当加以抚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郭倬、李汝翼把边将田俊迈捆绑起来交给敌人，应当设置诏狱审问他的罪行，这些事情大多得到实行。一天，韩侂胄屏退左右，留下公说：‘苏师旦辜负恩德，蒙蔽我，将要驱逐他，公认为如何？’公担心他的心意尚未决定，便极力说师旦倚仗权势、招揽权力，他的门庭像市场一样拥挤，应当使事情明白。公在天下背负毁谤，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如果只是夺去节度使俸禄、令其奉祠，仍不足以抵偿他的惩罚；况且斩断蛇而不除掉它，事情将更加可忧。韩侂胄问应当怎样处置，公说：‘不把他流放并除籍，就不足以向国人谢罪、平息毁谤。’韩侂胄听了高兴，便让公起草奏文。第二天，苏师旦被贬，并没收了他的家产，天下人都称快。公又逐条陈说边境事务，想修缮光州、濠州等处的守备，检阅战舰；停止征发运粮民夫，把他们遣散，对重新收拢的人加以晓谕，命他们以忠义报国；记录韩世忠、杨存中破敌的事迹，告诫激励诸将；调回海道的军队，使其驻扎料角，派数千精兵沿江上下巡行，以防不测。当时边军刚刚遭受失败，强大的敌人又将突然到来，朝廷上下惊恐不安，没有人知道怎么办。公从早到晚竭尽心力，筹划安排都有条理，皇帝于是命公参与政务。郭倬把案件材料上奏，朝廷将议定从轻责罚。公说：‘仁祖时，黄德和只因没有援救刘平、石元孙，又诬陷刘平投降敌寇，最终被判腰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郭倬、李汝翼的罪过超过黄德和，难道可以轻易宽赦吗？’于是最终依法论罪。敌人已经侵入淮地，公请求发放积存的缗钱一百多万，派使者犒劳军队，以振作士气。间谍报告说，敌人的女婿带着田俊迈在宿州，公请求派田俊迈的儿子允修到宣抚司，作为日后通信的基础。等到推荐邱公负责督视军马，也都得到采纳。过了不久，敌人派韩元靓前来，邱公写信来告知，说敌势仍然强盛，我方暂且应当休养生息。既然敌人先挑起事端，难道能不领会其意图吗？想派人防备并让他回去，这样一定能掌握重要原则。公深以为然，和议的开端实际上由此产生。不久，邱公用书信和币帛主动同敌帅联络，敌帅回信，专门把首谋指为韩侂胄；而庐州、和州、六合都报告取胜，韩侂胄于是又不把和议放在心上。公忧虑而且愤怒，因而记起张忠献公在符离军队溃败后关于和议的奏疏以及给敌帅的书信，命官吏抄录出来给韩侂胄看，并且说：‘张公平素以讨贼复仇为自己的责任，到了隆兴初年，事情形势尚未成熟，也权宜地同敌人讲和；只要有利于社稷，本来就不能拘泥于一种办法。希望公以魏公的心意为心意，或许可以使干戈早日停止，南北再次安定。’公亲自起草给敌帅的书信，准备从督府派遣使者送出，但韩侂胄又改变主意，改命知枢密院事张岩督视军马，召邱公回来。言官又弹劾邱公写信议和是侮辱国言，并牵连到公。邱公的升进，确实是公所推荐的。当韩元靓到来时，邱公写信向韩侂胄说明，认为和议可以成功；但同敌方往来的文书暂时应去掉平章的官衔，这样或许敌方一定会听从。韩侂胄大怒，说他动摇朝廷。邱公的处境已经危险，而公当时也多次请求离职。四川被敌人进攻得很急，宣抚使程松同他的副使吴曦不和，公自行请求出任西部事务。韩侂胄已经答应，却又迫于众议而停止。不久，吴曦在四川叛变。公认为只有迅速达成和议，西部事务才能不费力而平定，又拟定进防的奏议，交给安丙等人谋划。过了不久，安丙果然杀死吴曦，提升安丙为端明殿学士，任西路帅兼宣抚副使；下诏慰劳安抚；赦免全蜀以及兴州军民和兴元、金州两军中被迫从叛的人；派官员到吴璘庙告祭，表彰他的忠诚功劳，特意保存他的后代。命侍从官宣谕，并慰劳军队。下诏令总领所条列宽赦抚恤蜀民的事项；士大夫中不幸被牵连误罪的，释放其罪；那些以跟随伪命为耻而离去的，准许恢复原来的官职。这些事情全都是公所提出的。王喜、李好义的赏赐还没有颁发，公多次进言，王喜于是被授为节度使。吴曦叛变时，割让阶、成、和、凤四州给敌人；吴曦被诛杀后，四州还没有收复，朝廷以此为忧。公说：‘四川地势险要，军队又一向精锐；从前吴曦同敌人勾结，所以造成失败和阻挠。如今元凶已经伏诛，将士人人尽力，四州不用担心不能收复。’不久，果然如公所说。公请求专门降下恩诏来慰劳安抚百姓，并赶快选派守令去抚恤他们。在朝廷中的蜀地士人很少，公推荐杨子谟等十三人，都是一时的人选。张岩极力请求罢职，公又举荐邱公任江淮事务，朝廷没有采纳，而任命殿帅赵淳为两淮制置使，命诸将都听从节度。公说，赵淳同田毕等人地位相当，如今让他们受赵淳节制，一定不会服从，朝廷又没有采纳。此前吴曦被诛后，详细查得他同敌人往来的始末和年月都在交战之前，公请求下诏说明这一情况，以显示战争的祸端并非专门由我方挑起，或许可以加快和议。皇帝命公起草进呈的词文，写得防备周密、情辞恳切，读到的人都感动而愤慨。韩侂胄倚仗权势、任意行事，日益严重；公虽然委曲调护、反复劝谏，最终也不能挽回。天下大势渐渐危险，公忠诚而愤懑充满胸膛，想替国家剪除祸根。正在这时，丞相史鲁公秘密奉行皇帝的决定，同金国往来缔结和议，公深深赞成他的决断，于是终于完成了上天的讨伐。公兼任二府事务后，正要提出端正太子宫的建议，召集旧臣开通言路，使下情全部上达；凡是重大的命令，大多由公亲自起草，希望能够洗除弊政、疏通治理的根本。

译言官却因为傅防诋毁公，斥退公，使他出居外地。议论的人虽然共同为他惋惜，但帷幄中的事情秘密，公谋划的始末，四方还有人不知道。等到辛未诏书发布后，公的内心和行迹才昭然显露，天下直到今天仍称他为名臣。公字季章，是丹陵人。曾祖刘夙，追赠太子太保；曾祖母郭氏，封济阳郡夫人。祖父中故左朝奉大夫、知仙井监，追赠太子太傅；祖母史氏，封东莱郡夫人。父亲刘焘，曾任敷文阁学士、修国史，追赠端明殿学士、太师、益国公，谥文简；母亲杨氏，封益国夫人。公因父亲的恩荫授承务郎，监凤州比较务，主管刑部、工部架阁，通判永康军。文简公去世，服丧期满后，仍任永康通判。因为筠江县竹材估价钱最重，公竭力向各司请求，并上报朝廷，得到诏令在各县平均分摊。公以词赋名列类省试第一，第二年在朝廷赐进士第，授将作监簿。丞相留卫公因为他安静淡泊、不争名利而推荐，皇帝命他参加馆职试，对策共五千字，从君主到大臣、台谏官，以及权幸、后宫，都深加议论而没有隐讳。授任正字。因益国夫人去世，离职服丧，服除后召赴朝廷；到建康时，奉行寿皇的讳名。他在驿站上呈给皇帝的奏书说：‘天下不幸，陛下刚刚遭遇大忧。先前定省父母的礼节有所缺失，群臣争辩得非常恳切，臣独自认为，陛下的圣明难道不知道这些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心中怀疑和疾病有某种原因扰乱了它。过去英宗也因疾病侍奉太皇太后，稍有不能到的地方，谏官上疏，太皇太后说，难道可以责备一个有病的人，要求他履行没有疾病者的礼节吗？后来英宗神志清明，恢复了母子之间的亲爱，欢乐如同当初。如今上天降下灾祸给我们家，圣心还来不及改变，寿皇却突然去世；在还没有亲耳听闻大故初发之时，尚且因为疑惑和疾病不能亲临视察入殓。陛下试想，这身体是寿皇遗留下来的身体，这皇位是寿皇托付的皇位，追念报答的道义应当怎样呢？而五十年父子的至亲恩情、数千年来纲常的大义，却只因为一个“疑”字而毁坏。希望陛下由于这场大忧，猛然觉悟，追究并遵守礼法，在内心竭尽哀痛和敬意。这样即使开始时没有做得端正，最终仍然可以端正，常伦还能够保存，不至于全部泯灭。’又授任正字。当时皇帝已经登极，公应对说：‘寿皇还停柩未葬，太上皇因为疾病不能亲自执丧，陛下在灵柩前即位，穿素服、在素幄中临朝，实际上是代替圣父行礼。只是最初观察、听取政事时，应当把追慕先皇放在首位；引见群臣以及发布号令时，言辞声气之间，都应当寄寓国家艰危、不得已而为之、为了宗庙社稷勉强承受托付的意思，深深表达悲痛忧戚；而在内廷燕居休息时，起居、饮食、服饰的礼节，都应当一律减损降下，务必使感情和礼文相称，以尽到孝思。’又说：‘天子之位极其尊贵，守住它极其艰难。后世君王有时放纵而把帝位当作快乐，这正是昏庸与圣明、治理与动乱由此分开的原因。陛下的圣明恭敬日益提高，臣认为应当端正并巩固君主的德行，首先使心意真诚。自古君主有的只是口头上讲善，而内心未必治理；有的暂时能够戒慎恐惧，长久以后却必然懈怠荒废，所以能够作为法象的仪态，只停留在临朝时的严肃，而轻佻的举止有时却显现在深宫之中。这是由于心意不真诚，没有端正巩固的德行。臣希望陛下考察古代、勤于问学，一定明白道德归宿；克制自己、治理心性，一定以真实的恻隐之心为根本。坐朝和入宫，没有庄重与放纵的差别；从自身推及国家，遵循先后次序的适宜，使表里没有两样，始终没有间断。这样，天资会日益茂盛，圣德功业会日益纯熟，表现在施政运用上，所到之处都能适应。’侍讲朱公熹以内批发出，说：‘朕赞同公的意见。陛下刚开始亲临御座时，召朱熹来劝讲，听见的人无不受到鼓舞。因为朱熹是海内博大硕学之士，学术醇正，足以辅导圣明资质，开拓广大的德心。从前有人或许疑心他过于恭敬刚劲，必定会用难以实行的事情强求君主；可是朱熹入朝以来，温和恭敬、恪守道义，爱护君主、忧虑国家，仓促之间也不忘记；偶尔有论奏，言辞忠诚恳切，不失臣子的礼节。如今他在朝廷才四十天，得到觐见圣颜的机会，秘密进献忠诚的话还不多，命令却忽然从内中发出，不经由中书省。陛下当初为什么勤恳地召他来，如今又为什么急速地让他离去呢？’祖宗建立国家，全靠纲纪维持；命令必须经过三省，直接发出的墨敕专行，是衰乱时代的事情。陛下刚刚即位而圣明清正，怎么能够效法偏僻的做法，完全抛弃家法呢？班对说：‘陛下从潜邸登上至尊之位，虽然有祖宗、皇后的神机妙算，以及内外推戴的力量，但推究其来源，实在是太上皇同皇子的心意早已在圣心中确定。臣私下听说，先前有御笔降付中书省，其中有这样的话：“经历事务多年，也想退处清闲。”太皇太后因此迅速决定大计。由此看来，内禅的始末，大概出于寿康宫而成于慈福宫。臣又见高宗皇帝常常宣示上皇亲笔书写的八个字，其中有“便可即真”等话。宰臣李纲上奏说：“这是陛下接受道君皇帝的命令，应当收藏在宗庙，昭示万世。”臣愚昧地认为，太上皇先前身体不安，不能参与哭泣之哀；事情又有不幸，作为人子，这是最大的痛苦；陛下即位正值人心汹汹之时，深恐天下后世流传不同说法，或不知道太上皇确实有病，也不知道陛下勉强承受大宝本来出于父亲的亲意。万一流言讹误，失去事实，恐怕就不是用来昭明至诚之心、敦厚人伦的办法。如今幸好当时的御笔还完整保存着，应当特意下令取来，像李纲所说，收藏在宗庙，昭示万世。’皇帝听从了。授著作佐郎，兼权刑部郎官；请求出任外职，知阆州。他因旱灾向制置使请求，得到米五千石赈济饥民。起初，制置司在各州设置广惠仓，只有利路没有。公说，本路蓬州、阆州等处都是山田，土地瘠薄，百姓生活最为艰难，请仿照三路设置仓储，为歉收之年作准备。制置司听从了，得到钱引一万五千，买米三千七百余硕，直到今天还依靠它。知汉州，提点[原文疑误]路刑狱；召入应对，授秘书少监，权中书舍人；因家讳改任直舍人，升任宗正少卿，仍任直院。都城发生火灾，有关官署正要彻底追查火灾起因，逮捕行动引起骚动。公向韩侂胄说明：‘天圣、明道年间，玉清昭应宫以及宫禁中发生火灾，都设置狱案彻底追查。谏官、御史说，这实在是天灾；如果反而把它归罪于人，恐怕会再次招来上天的谴怒。又说，火灾起因没有踪迹，怎么知道不是天意？只应当修养德行来回应。’仁宗对此感到悲悯，便减轻了对有关人的罪罚。

译如今应当把这件事作为法则。皇帝因灾变命百官分条陈述过失。公说：‘圣人的道理不过是取得中正，天下的事情不可任意做到极端。君父的看法，臣子的初衷，难道会有彼此厚薄的差别吗？只是臣下出于个人好恶，互相倾轧逼迫，道理有时到了过度，事情有时患在用意太偏。这正是汉、唐以来祸乱的阶梯和覆车之辙，所以反复相继、接连发生。臣私下看到，二十年间，士大夫各自怀有不同意趣，议论纷纭，是非判断不公，彼此都过分。譬如一家子弟自行争斗，父母也随之不得安宁；而家中应当修缮的事情，却反而无暇顾及，这难道合乎道理吗？近来甄别叙用人物，不问旧人新人；内外职司都只任用贤能，德意融洽，众情欢悦，这是宗庙社稷的福气。臣听说天下这个大器就像同乘一条船，船身平稳便安全，船身偏斜便危险。元祐、绍兴年间的事情姑且不论，只以仁宗时贾昌朝、范仲淹两党来说，其中本来有许多君子，只因一旦存有偏见，便导致黑白不分。幸赖仁宗神明而仁厚如天，又有韩琦的忠诚辅佐，品评节制、扶持调和，融化收摄两党的间隙，使它们安然自行消除，所以天下人才最终没有遭到毁伤破坏，都能够为国家所用。’ 陛下宽宏大量、明察宽恕，与先朝相同；朝廷大臣追随前代的功业，建立皇极，与上天共同谋划。近来陛下起用我这位久被废置的近臣，恩遇十分优厚，由此可知，过去人才被弃置，难道是陛下的本意吗？然而十年之间，壮年人已经老了，老年人也病了，如今在晚年收用他们，本来已经晚了。臣愿陛下更加坚定这一心意，以凝聚治国功业；平等看待旧有和新进的人才，深切鉴察党争偏私危害国家的祸患，使群臣的私意和左右近臣的奸邪言论，不能因此改变陛下的决断，那么天下就大幸了。』从庆元年间党争开始，到这时才逐渐平息，所以公极力陈说此事，以坚定皇上的意志。任权兵部侍郎，不久改任权礼部侍郎兼内制，任同知开禧九年贡举时，皇嗣尚未册立，公首先奏明了这件事的端倪。这年五月，册立惠国公为皇子，兼任枢密副都承旨。十月，出使北方归来。第二年五月，任权礼部尚书。八月，任参知政事。第二年十一月，韩侂胄被诛，兼任同知枢密院事。请求罢职，被免去职务，出任一郡长官。因殿中侍御史上奏，降两级官秩，居住在抚州。嘉定二年，命其自便居住。又过三年，恢复原来的官秩，主管洞霄宫祠禄。嘉定八年，因御史上奏，削去三秩，仍罢免祠禄。又过了四年，才恢复原职。第二年，金兵进入大梁，洋公请求下诏抚慰将士，酌情赦免沿边百姓。又说：『凤州推官姚辛守节不屈而死；沔州通判李蓍寿以被贼人玷污为耻，全家投河自沉，应当予以褒奖录用。』东西两路军队伤亡超过一半，应当选募军中子弟和战死将士的遗孤来补充。皇上倚重公，授任端明殿学士、知遂宁府。公还未到任，溃兵张福等进入益昌，杀害朝廷官员，掠夺阆州，抢劫果州，蹂躏蓬溪，直抵府城之下。公此前已经奉诏，派人带着檄文晓谕张福等人，累计数百字。张福等读后流泪说：『李公是正直的人，我也知道。』当即约定日期放下武器投降。防守官军到达后，挑衅贼兵，贼兵大怒，把官寺和城邑房屋全部焚毁。到了府治，他们却说：『李公将要来这里居住，我不忍心毁掉它。』公又急忙写信给大将张威，让他收束军队向西进发；同时告知成都各司，调嘉定年间黎雅寨的丁牌手前来防战。贼兵当时退据茗山，意图难以测知。公与东川侍郎▯多次向他们说明顺逆和祸福的道理。贼兵正在迟疑未决时，张威率大军到达。夜里派人敲府门求取药物，说：『贼兵营垒坚固，不能强攻，准备挑选敢死之士架梯登上去，用火攻打。』 公说：『如果果真这样，必定会杀伤很多士卒，哪里比得上截断贼兵取水的道路和粮饷运输线，使他们无法进食，这样就能把他们擒获了。』于是用长围困敌的方法飞驰传授给他。贼兵于是被平定。贼兵刚被捆缚起来，就自称：『我本来是从飞乌逃到成都的，李参政误了我。』然而公原本的意图，确实是想不劳烦军队就使他们投降，并不是有意恐吓他们。公刚到任时，杀了几个给贼兵在乡间带路的恶少年。有位进士王洋的女儿被贼兵抓获，王洋前去营救而被杀；女子也不屈服，自己投进池水中，贼兵击伤她的头部，却没有死。公赏赐她冠帔，又上奏封她为孺人，追赠王洋为通直郎。百姓住宅尚未修复，公又借给他们钱，使其修筑；每天发放仓中粮食赈济饥民，修缮城郭，检阅禁军，各项废弛的事务都重新兴办起来。第二年因病请求主管祠禄，获准。离任那天，送行的人挤满全城，县邑父老甚至来到车下哭泣。因明堂恩典，封为通义郡侯。嘉定十五年六月，死于家中，享年六十岁。四始患病，就亲自起草遗表，引用张方平上奏仁宗的话：『陛下仍是天地父母，难道要凭借兵甲的威力来较量胜负吗？』如今臣听闻，敌国掌权的人中，有一位侯姓者曾引用王猛、苻融的话告诉他的君主：『国家本来立足于沙漠和江东，中华正统，天意一定不会使它断绝。』 假使他们果真说过这样的话，也希望陛下稍微表示善意，使边疆战事稍稍安定，百姓能够休养生息。授资政殿学士、通奉大夫，退休。讣告传来，停止临朝视事一天，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嘉定十七年三月某日，葬于丹棱龙鹤石巨原。夫人张氏，累次被封为通义郡夫人。比公早若干年去世。儿子李铨任某官，李铸任某官，李鏻任某官。女儿嫁给某官虞香。孙子李寅老。眉山自苏氏父子以来，以文章冠绝海内；而颍滨苏轼终于登上执政之位，成为元祐年间著名的辅臣。过了若干年，文简公又出现了，他以包容海山般的学问、松柏般坚劲和美玉般刚正的节操，成为当代的表率。公的兄弟都继承了家学，文章和议论震动、光耀一时。公也参与国政，人们说这是使苏氏更加光彩。然而颍滨执政时，朝廷清明，众多正直之士都在朝列，志向相同、道路协调，所以他施展力量比较容易。即使后来舆论发生变化，自己不被容纳，而他的大节依然明白无疑。公仕进时，却不幸正逢奸臣窃取权柄，奸佞小人交错充斥于重要职位，暗中拱手旁观、伺机而动，进退都受阻，所以他施展力量就很困难。当事情正繁重时，有客人讥讽公说：『唉，这正是我的心愿。然而国家已经病了，我若离开，又去同谁谋划这件事呢？』

译那荀慈明、王子师、温太真又是什么人呢？公想到扭转事情的关键，非靠人才不可。两三年间，他勤勉不倦地引荐人才，布置在朝廷内外，几乎数不胜数。其中重要的，是主持邱公崈出任专阃之职，安排钱公象祖重新参与政事，后来终于得到他们的帮助。又因为奸臣的死党师旦是其中最为强悍突出的人物，不除掉他，事情就无法谋划成功，所以公乘机排斥打击，毫不遗余力。当时仍如冰雪凝结，天地惨淡严酷，而暗中吹拂和煦的阳气，默默引导生机，实在艰难。行迹不能隐藏，自身就危险；机密稍有不严，事情就会败露。因此公低眉垂首，表面上好像没有违逆触犯之处，正是为了国家社稷深谋远虑。采取这种方式来成就事业，却希望人人都看出他的内心，难道不是更加困难吗？这就是公与颍滨不同的地方。即便如此，公做事的始末，也还是可以考察的。后来的君子，必定能够对此作出正确的评判。公清正自持、严峻高洁，虽然身在朝廷，风度却超然高远，如同山林水泽间的人。忧虑时局、怜悯世道，都郁然显现在眉宇之间。平日弯腰行走，谦退得好像不能承受衣服的重量。到了义理所应当做的事情面前，却像火焰般猛烈迅疾。即使勇如贲育，也不能夺走他的志向。除掉奸臣那天，他拜别家庙后出门，说：『如果不幸失败，就用死来继承此事。』 他一生嗜好学习，如同饥渴；群经诸子百家，无不搜求研讨，从不遗漏。对于本朝旧有典故，尤其综合熟悉。国家有疑难问题，他旁征博引，说明得如同指着手掌。写文章以至理为根本，并把它贯彻到实际用途上；浮华淫丽、诡奇绮丽的作品，从来不轻易写下一句话。年轻时喜欢诗歌，晚年贬谪临川，给王文公的诗作笺注，共五十卷。至于《怀清台》《明妃曲》等篇，则公开讥刺，毫不停止。他自己所作的诗，懂诗的人说不比文公逊色。有《雁湖集》一百卷，《内外制》二十卷，《临汝门书》一百五十卷，《援毫》八十卷，《涓尘录》三卷，《中兴战功》三卷。起初，赵忠定镇守蜀地，编纂《国朝奏议》若干卷，公参与讨论。晚年又编纂《中兴奏议》若干卷，经筵奏请后，下令本州抄录进呈，大概对治理之道很有补益。我年轻时，凭文章这种小技艺有幸得到公的知遇，虽然登门拜访的时间不长，大概也可以算是所谓了解公心的人。何况我曾在开禧年间参与修撰史书文牒，对事情的始末颇为了解；而李铨等请我撰写墓志铭，按道义不能推辞。铭文说：君子的道路，有时出仕，有时退处，难道只有一种吗？只是以义为主。即使不能扰乱群体，也可能由否转亨；退避有时可以作为选择，也要随着时势行动。可悲啊这个人，仿佛坠入水火炭坑；若没有君子，谁来承担这种祸患？把人投入沟中的责任，难道不在我吗？挽起衣裳涉水而行，难道能够避免吗？郿坞还没有铲平，竟还像沉溺于权位；芜湖还没有讨伐，却像峤然求媚。正当他迟疑忍耐时，贤哲还在疑惑；等到他果断决绝时，世俗之人也知道了。唉，奸臣把国家当作游戏，党争的议论还未消除，又更加酝酿用兵。应当飘然远去，这正是时候。李公的智慧，为什么偏偏不明白这一点呢？有枭鸟，有狐狸，闪烁着遮蔽清明的书文；仪态庄严的凤凰麒麟，可以与它们一同放在园囿中吗？有人议论北伐，公既不苟且随从；等到出使归来，又献上自己的疑虑。道的常理是，不相合就离去；既然应该离去却仍然留下，公独独还贪恋什么呢？国家已经病了，我离开又到哪里去？趁如今还有所作为，还可以扶助国家；鞠躬尽瘁、竭尽力量，哪里还顾得上成败？只要一心一意，或许能够有所成就。拔掉奸臣的牙齿和角，使他日渐孤立；堵塞他的耳目，使他日渐愚昧。而我们的同道交游，气类相合、环绕聚集，像迅疾的雷霆轰然一声，震动这些枯朽的树桩。皇纲得到整顿，公辅佐它完成；和议得以恢复，公开启了它的萌芽。亿万人心归于一处，国家再次安坐于席上。自身虽然被排斥、被拔除，难道曾因此忧惧吗？拿公与三位贤人相比，事情或许不同，但以身涉险来挽救时局，都是同一种忠心。我把这些刻在石上，难道敢有一句错误吗？想知道公的内心，天子已经有诏书可作证明。《西山文集》卷四十一。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四十二。宋真德秀撰。墓表。《建昌太守詹侯墓表》。已故建昌太守严陵詹侯将要下葬，莆阳陈师复为他撰写了铭文。下葬以后，他的孤子某又请我为墓写表。我说：『撰写墓铭并不是古制，既刻铭又作墓表，更不是古制。然而古代想要铭记先人功德的人，有鼎彝可以凭借，如今鼎彝已经没有了。人子想显扬父母的功德，将凭托什么呢？既然如此，即使为墓作铭也是可以的；已经作了铭又再作墓表，在道义上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说：『更加不是古制。』况且詹侯的墓，确实是师复作的铭。凭撰铭者的贤德，就可以知道获得铭文者的贤德，毫无疑问。你的父亲想显扬先亲，可以没有遗憾了，又何必再作墓表呢？即便如此，我对詹侯有深深的敬意，也有深深的惋惜。詹侯免去副职而等待铨选时，铨吏说：『这个人应当重新任县令。』由副职降为县令，是世上从未有过的事。那个吏员不过是直接向我索取贿赂罢了。詹侯独自说：『县令可以做，贿赂不能做。』最终请求调任宣之南陵而离开。到任以后，像在剡县时一样体恤百姓；当时正逢饥荒，他赈济抚恤百姓，尤其尽力。由高位降到低位，由安逸转为劳苦，是世俗最为羞耻、最不愿意接受的事。因为最以此为耻，所以凡是能够避免这种耻辱的办法，没有不做到的；因为最不愿意接受这种处境，所以凡是能够满足自己安逸享乐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士人之所以失去平常的本心，难道不是由于这个吗？现在从詹侯的事情来看，他难道不是所谓卓然不同于世俗的人吗？不以别人认为可耻的事情为耻，却只以向吏员行贿为耻，这是懂得义；不逃避别人所不愿做的事情，却只以使万物得到安乐为乐，这是喜好仁。义和仁，是天下的正理，而詹侯都立志实行。只是最终没有能够稍稍推究并施展他的内在抱负，就去世了，这就是我既敬重他又惋惜他的原因。詹侯值得记载的事情很多，我只表彰他这一件事，是因为它是世俗难以做到的，也是墓铭没有涉及的。作了铭又作墓表，虽然与古制不同，但记载墓铭未涉及的事情，用来劝勉行善的人，这也算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本意。于是写下这些话。宝庆三年十二月甲子，建安真某撰述。

译《宋故蕲州使君正节李侯墓表》。嘉定十四年，金兵谋划侵犯边境，边境的战报传到蕲州。蕲州太守李公告诫将领、属吏和僚属，预先修治战守的装备。二月甲子，敌军渡过淮河向南，攻破六关，包围黄州，蹂躏蕲水县。公命令出兵迎敌，在横槎桥与敌相遇，将其击败。过了几天，敌军聚集大军来到沙河，筹划渡河，又被我军击败。第二天，敌军大举到来，掘开城隍水，焚烧战楼，全都被我军阻击击退。又过一天，敌军转移到交通要冲，打算强行渡河，我军直冲上前奋力攻击，杀死敌军一名渠帅，其余敌兵于是溃散。敌军虽然屡次受挫，但从此谋划更加巧妙，进攻更加猛烈。不久，便逼近城下，从几层包围蕲州。敌军焚烧我军设置的栅栏，我军争夺栅栏，杀死敌将和士卒数十人，夺下他们所佩的印信。三月丙戌朔日，敌军攻打西门，我军射箭将其击退。有一个人坐在胡床上督率众兵，被一箭射死。敌军建造望楼窥探我军，我军设置疑兵来迷惑他们。后来敌军又派人拿书信来逼迫投降，我军守将奉公命将来使杀掉，把书信退还。过了两天，敌军带着攻城器具推进，我军也设置器械防御；长斧和巨石击中敌人，敌人都粉碎，烟火所到之处，敌人全都化为飞扬的尘埃。夜间，壮士袭击敌营，每次都能取得胜利并俘获敌人。过了几天，敌军进攻北门，攻势十分锐利，我军用绳索缒下城墙，杀死敌兵，毁坏他们的云梯和冲车。随后敌军又轮番进攻我方四面城墙，全都败退。前后超过二十天，终究不能在我们这里实现目的。适逢黄州失守，敌军又召集其十伍编制的部众前来；我军将士和军民拼死战斗，没有一丝退缩沮丧的意思。敌军的办法已经用尽，眼看就要逃走了。不幸援军迟迟不到，我军叛将又引导敌军登城。辛丑日，城池陷落，公与他的儿子士允仍率众奋力作战，不能取胜，父子都战死。唉！公不过是一名身材瘦小的儒生，假使让他从容地处在朝廷，议论古今，也不过被人视为有德的士人罢了。可是有一天他登上危急的城墙，迎击敌人的锋芒，奇谋和应变接连出现，像久经战阵的老将。援军道路已经断绝，终于以身殉国。他堂堂正正的大节，即使与晋代的卞侍中、唐代的张巡相比，也没有不及之处。评论者只知道公在仓促之中建立的非凡功业，却不知道这是平日积累而成的。开禧年间，我与公在福建帅府幕府中共事，住处相邻，交游欢乐。公曾慨然对我说：『笃信而好学，守死而行善道，这是我们士人的八字箴言，只是担心立志不够坚定罢了。』我敬佩他这番话。有一天，有人给朝廷写信，发誓愿意舍身捐躯，公毅然正色说：『士大夫这条性命，只应当为君父而死，怎么可以轻易许给别人呢？』 公凭借气节为义而死的心志，早已在平日讲学中确立了。到这时，他感慨地对同僚说：『我以书生身份第二次任职边塞，年纪已经七十岁，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只是还欠一死罢了。敌军到来时，应当与同僚合力守御；如果不能成功，就用死来继承这件事。』唉！公平素的心志如此坚定，那些因事情走到穷途、形势逼迫而不得不死的人，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从前子路问怎样才算成人，孔子已经用『见到利益就想到义，见到危难就献出生命』告诫他了。到了他的弟子子张，孔子又把『见到危难就献出生命，见到利益就想到义』与『祭祀时想到恭敬，防备时想到悲哀』并列说明。圣贤平日讲论这些道理，必定先以身处危难来要求自己；其他事情都说要思考，唯独这里不说思考，难道不是因为在生死关头只遵循义理，不需要思考就能决定吗？这就是公自己决断而毫不疑惑的原因。公的学问以努力实行道义为主，又用涵养来充实。平日待人接物，容貌神色温润和穆，使人感受到和气，见到他的人心中的不快都会消解。到了议论是非、辨别邪正时，却凛然不可改变。某长期跟随公交游，对此看得很熟了。我曾私下认为，『把实行仁义当作自己的责任，直到死才停止』这句话，公确实做到了。假如他在朝廷得到任用，处在扶危定倾的职位上，那么像汲长孺那样不受人招呼指挥，像萧望之那样即使受挫也不屈服，这些事情公都完全能够做到，只可惜没有机会。百围粗的大树，不能用来做九庙的栋梁；却被暴风骤雨刮倒在穷山荒谷之中。对于公个人来说，确实得到了适合以死报国的归宿；但替世道和人才着想，怎能不令人极其痛惜！世人都说公守卫蕲州以抵御敌军，有遮蔽舒州、巢州的功劳。我却认为，公的一死，足以激发天下臣子的志气，使他们知道侥幸活着并不值得荣耀，以义而死也不值得畏惧。按照这种气势发展下去，人人都将成为坚固的金城。保全两个郡，不过是小事罢了。回头看看一时之间的边境臣子，大概也有贪惜性命而逃跑的人。即使逃窜偷生，最终也免不了一死，怀着惭愧入地，仍然罪有余辜。公虽然死了，但他的义烈光明昭著，与天地日月相伴而没有尽头，这难道不是极其可贵吗？当初公谋划守城时，通判州事秦侯钜、教授阮君希甫，确实与公同心协力。参与筹划的有军事判官赵汝标、知蕲春县林棨、主簿甯时凤；分别负责守御的有统领孙中江、孙士旺，监辖严刚中。这几个人，职务不同，人品也各不相同，然而都活着时尽力，死时尽节，没有一个首鼠两端、只求保全自己的。战事正危急时，有人劝甯君出城逃避灾难，甯君说：『平时承受太守的礼遇，深知敌军到来的那天，他曾握着我的手，恳切叮咛，勉励我以忠义自守，如今难道可以辜负他吗？』 从甯君这句话来看，那么公以诚意和义理感动人，使人到了死也不忍背叛他，其中一定有道理。公已经闭门赴难，他哥哥的儿子士宏恰好来到这里，也参与了省视探望。我当时因居丧而忧居故乡，有人把这件事告诉我，我悲痛了很久。回头对家人说：『上天一定不会断绝忠臣的后代。』后来听说他的长子士昭因为先回到家中而得以保全，唉！天道可以凭信，竟然就是这样吗？当初公任惠民仓属官时，我曾把他的事迹刻在石上。变乱之后，公私房舍都被毁灭，只有这座仓库巍然独存；遗民归来，依靠它才得以渡过难关。公虽然已经死了，他遗留下来的恩惠仍足以救济饥饿的死者、使活着的人存活，难道不能说是仁德吗？世道衰落、风俗败坏，士大夫把保全自身、保护家族看作贤能，听到公战死，互相诋毁非议他的人数不胜数。幸亏天子仁慈圣明，怜悯并书写抚恤的典章，用来褒扬公的恩典十分优厚，后来的人才知道忠义能够得到报偿，而公的道义也才在当时大为光明。所以龙图阁学士四明袁公已经为他撰写墓铭，士昭又来拜访我，请我为墓作表。我认为袁公贤德，他的文章足以使公的事迹传信于万世，不必再靠墓表才显明。只是想到我平生与公的交情超过金石，难道可以默默无言，不写一句吗？

译于是叙述我所听闻以及墓铭没有涉及的事情，以等待后世的君子。唉！公如今已经不在了，士大夫听到他的风范而奋发兴起，难道一定要等到危难之后才显现吗？在朝廷任职、侍奉君主，应当以尽忠竭节自期；任官治理百姓，去掉苟且自营的念头，这也就是公的心意。《诗经》说：『高山则仰望它，光明正大的道路则沿着它走。』高山固然要仰望，光明正大的品行也一定要践行，不能只是徒然仰望而已。有志之士，也应当努力啊！《九峰先生蔡君墓表》。君名沈，字仲默，姓蔡，是西山先生的儿子。先生曾被特旨召见，坚决辞谢而不肯出仕，世人称他为聘君。聘君拜朱文公为师，文公却说：『季通是我的老友。凡是关于性与天道的精妙道理，其他弟子听不到的，我一定都告诉季通。』奇异的篇章、深奥的传记，幽微的文辞和深奥的义理，往往先让他研究，然后亲自为他折中裁定。所以聘君曾辑录他们问答的话，称为《翁季录》，大概是把自己比作曾子。那时，西山先生的名声传遍天下，君和他的兄弟刚能穿衣行礼时，入门便遵奉父亲的教诲，出门便跟随文公交游。文公晚年为诸经作训释传注，大体都已完备，唯独《书》还没有完成。文公环顾门下弟子，寻找可以托付的人，最终把这件事交给了君。《洪范》的数理，学者很久以来失传，只有聘君独自领会其中奥妙；但还没有来得及著述，文公便说：『成就我的这部书的人，是沈。』君既然接受了父亲和老师的托付，便惶恐不安，常常像有所负欠。经过几十年沉潜反复研究，然后才能完成。他研究《尚书》，考订序文的错误，订正诸儒的过失，以阐明二帝三王和众圣贤的用心；《洪范》《洛诰》《泰誓》等篇，往往有超过前代儒者之处。关于《洪范》的数理，他说：『体现天地造化的，是《易》的卦象；记录天地造化的，是《洪范》的数理。数起始于一个奇数，卦象由两个偶数构成。奇数是数得以建立的根据，偶数是数得以运行的方式。所以二乘四得到八，这是八卦的象；三乘三得到九，这是九畴的数。由此八乘八再乘八，得到四千九十六，卦象就完备了；九乘九再乘九，得到六千五百六十一，数理就周全了。』《易》经过四位圣人而卦象已经显明，《洪范》由神禹传授而数理却没有流传下来。后世作者不明白象数的源头，阻塞了变化通达的妙理；有的就把卦象当作数，有的反过来用数拟合卦象。所谓《洞极》一书、《潜虚》一图，并非没有著作，只是牵强附会，自然的数理反而更加隐晦了。唉，天地所以开始，人物所以产生，万事所以有得有失，没有不是数的。数的本体显现在形体上，数的作用妙在理中；如果不是穷究神妙、知晓变化的人，哪里足以谈论这些呢？君对于这两部书，阐明幽微、发掘精义达到如此程度，真不愧父亲和老师的托付啊！庆元初年，伪学之论兴起，文公因为被视为党魁而贬黜，聘君也被远谪到舂陵。君徒步行走数千里前去跟随父亲，九疑山脚下是楚地和粤地最偏僻穷困的地方，山川风物悲凉惨淡，居住在那里的人大多不能忍受。君父子相对而居，只以义理自我欣悦，胸怀浩然，没有屈原被放逐的哀思，也没有楚囚的哭泣。聘君不幸死在贬所，又徒步护送灵柩回来；有人赠送钱财，但按道义不能接受，他便一概谢绝，说：『我宁可随停留之处下葬，也不忍连累先人。』当时他年仅三十岁，就摒弃科举学业，专以圣贤为老师。平日仰观天象、俯察万物，默坐一整天，明白地体察到天地的本心和万物的实情；反过来从自身求取，便发现各种道理都已具备，相信前代圣人的话没有欺骗自己。聘君曾著《律吕书》，推演八阵图，都受到文公的赞叹和重视。然而学者很少能窥见其中精微之处，偶尔有人向君请教，他便逐丝逐缕地分析解说，使人豁然开朗而毫无疑惑。至于星象运行、阴阳向背，也都清清楚楚，如同指着手掌说明。他以治理天下、综合万物自任，但道路与时势不合，于是把山林作为归宿，在九峰幽深隐蔽之处选择居所。即使当时的名卿前来访求，准备任用他，他也不屑前往。文章长于论辩，诗歌早年仰慕李白，晚年转而学习陶渊明、韦应物。至于诗社中吟咏性情、描摹造化的作品，则又承接文公《感兴》等诗作的源流，并不是只凭诗歌自我标榜而已。我出生得晚，没有赶上拜见聘君于他的床下，却喜欢阅读他的书。嘉定年间，我才在君的后山初次见到他；不久又经过洪都郡斋，拜访我并停留数月，有空便跟我相互质问，使我得到许多过去没有领悟的道理。三年以后，我将要前往潭州，特意到君那里告别；他的门庭幽深，竹树茂盛美好，仿佛到了君平、子陵居住的地方。伯兄和季弟并席而坐，衣冠伟岸，好像在图画中看见古代人物。恰逢李敬子、公晦、蔡元思相继来到，便举杯命人饮尽，著名的议论接连发出，夹杂着辩论争论，直到一天结束才散去，谁也没有想到离别竟会如此沉重。近年来我退居之后，想着有一天能在芦峰、幔亭之间再与他相从，终究不能实现；而当时席间如君和公晦父等客人，也都不再存在，这才知道一日的相会竟成为千载的诀别，难道不是令人悲哀吗？君去世确实是在绍定三年五月壬辰，享年六十四岁。这月甲寅，葬于九峰东原。当初君的名和字，都是文公亲自命名的，希望他潜心体察道理，默默地成就道业。等到君的长子出生，文公又给他命名为『模』，希望他遵循法则、履行法度，举动都与道相合。文公把这样的期望寄托在君父子身上。君既然能够遵守老师的教诲，模也日益进步，前途不可轻易估量。次子抗凭借通晓经学考中进士，其余儿子也都爱好学问并有所成就。蔡氏自牧堂老人以来，以道术著名，西山先生使它发扬光大。君与两位兄长又共同阐明这种学术，但都沉沦而未能得志，有人认为这是蔡氏的遗憾，我说：『这不值得遗憾。』鲁国曾氏从曾蒧以后，未曾出仕，但圣人的老师以及他所志向的道统都得到了传承；到了曾西还以不如管仲为羞，这说明他所得的已经很多了。汉代陈仲弓的子孙接连显贵，但陈公反而感到惭愧；卿卿也感到惭愧，因为地位越高、名声反而越低，君子以此为忧。像君这样的家族，学问有深厚的源流，以河洛之学为羽翼，从鲁、邹两地的先祖到子孙，前后是一脉相承；凡谈论学问有根本的人，必定推重他们。这种可贵，难道是区区人间爵位所能相比的吗？君的言行，我的朋友黄君自然已经写了行状，模又请我为他的墓作表，我不能推辞。因此叙述其中的大概，让人刻在石上，后来的君子或许还能从这里考察。墓志铭。通议大夫、宝文阁待制李公墓志铭。

译宝文阁待制李公去世以后，他的孤子洪宗写信到西山精舍通知我，并且请求我撰写墓志铭。我说：『我不是能够作铭的人，何况如今正身穿丧服，怎么敢接受呢？』洪宗第二次写信来，请求我援引前人的成例，态度十分恳切。我更加不敢当，只是想到从前我代理温陵太守时，公与已故宝谟阁直学士杨公炳、如今的显谟阁直学士傅公伯成，凭借法从官和高龄德望居住在乡里，年纪都将近八十岁了，泉州人称他们为『三大老』。每逢岁时节令，他们相聚在一起，白眉花发，精神焕发，相互映照，好像图画中的人物。我作为后辈跟随他们交游，彼此相处十分欢乐。在洛阳分别时，大家心情都很黯然；看公的神色，尤其依依不舍。自从我从江西回来，公多次写信询问我的生死，哪里料到才过了不久，他竟突然不起了呢？于是我悲伤地流下眼泪。公的言行事迹，傅公已经写了行状。我虽然不能作铭，但幸有傅公的文章，足以使他的德行真实地流传久远，因此不再坚决推辞。公出生于中原的名门，能够以文学和政事使家业世代相传；一生清白廉正的节操始终没有改变，世人称赞公，大概只是因为这些。至于公在朝廷上神色严正，敢于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世人却有时还不知道。开禧初年，公从湖北被召入朝廷对答，首先论说，建立事业、施行政令，必须广泛询问、博采众议，以充分了解下面的实情。于是谈到朝廷政令中几项变更的事情，并且说：『这些还只是小事，还有比这更大的事情。如果不与众人谋议就仓促想要改革，人们的意见没有统一，人心没有一致，恐怕发动改革容易，收拾局面却困难。』当时韩侂胄掌权已久，想发动战争，侥幸取胜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人心惊惧不安。邓友龙等人迎合傅会，盘踞要职，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就被斥退。帷幄中的近臣噤声，不敢说一句话。公刚从远方来，却能如此抗言直谏，了解情况的人都认为这是忠心。等到晋升为贰版曹，又因为身处负责进言的职位，凡有重大利害关系，总是在朝廷上尽情直言，没有所回避的。后来军队在外面战败，邓友龙因首先挑起事端、制造祸衅，苏师旦因谋划并将要收受贿赂，都被治罪逐出。公认为他们仍处在好地方，不足以抵偿罪责，于是写信给韩侂胄，请求把事情详细奏明，公开正法以彰显他们的罪行；又说圣上宽仁，如果还不忍心立即诛杀，也应该重新议定把他们远远贬窜，以解除天下人的愤怒。当时韩侂胄虽然勉强贬黜二人来逃避非议，但心中始终没有停止庇护他们，所以士大夫都认为公的话很难做到。权臣虽然不高兴，但畏惧公言辞正直，也不敢发怒。政局变革以后，终于如同公所说的那样。唉，公真可以称为刚正笃实的人了。因此我为他作表并加以表彰，用来昭示当代。公名訦，字诚之，系出唐代郇王李祎。由郇王传十一世到汉代宰相李涛；李涛在本朝任兵部尚书，又过四世到驾部郎中、追赠太子少傅的李景山。李景山有六个儿子，长子昭玘，元祐年间任起居舍人；最小的儿子名瑑，就是公的曾祖。李氏世代居住在济州钜野，建炎年间，文肃公避乱迁居泉州，于是在那里安家，如今成为晋江人。本朝用文章治理天下，在最为兴盛的时期，名臣接连出现，大多由文学才能被选拔。元祐年间的内相、眉山苏公，是天下的宗师；中丞、高邮孙公，也是一时的伟人。右史游苏公曾入苏公门下，又从孙公那里领悟作文的方法，这一学术源流逐渐传到文肃公。宣和年间，文肃公专掌内制和外制，文章名声盛传天下。建炎中兴，虽然靠忠诚和力量，文肃公一度身居执政之位，朝廷重要诏令仍多出自他的手笔，所以李氏号称文章世家。公侍奉文肃公时还很年幼，但在年龄相近的各位堂兄弟中，已经独自崭露头角。大中公既然因病不能出仕，对儿子的期望就十分殷切。公很早聪慧，知道要顺从大中公的心意，每天勤奋读书。年龄渐长，更加致力于广泛阅读书史，搜集前代文人创造的词语以及奇字险韵，作为写文章的材料，每天辛苦不懈。写文章时，下笔动辄千言；别人还在构思诗赋，他已经写成篇章。十三岁时，凭文肃公退休的恩典补授承务郎。成年后，监潭州南岳庙。正逢朝廷开始严格实行铨选考试制度，他考中后调任兴化军仙游县丞；虽然年纪尚轻，已经有能干的声誉，各台多次把事情委托给他，又主管南外睦宗院。当时有人把南外宗室卖酒的弊端报告朝廷，朝廷另行选任前度支郎赵公不敌，作为宗正，革除宗室聚敛钱财的积弊；宗室女子有年长而未出嫁的，全都选择合适的人婚配，使她们有所归宿，公提出了许多建议。史文惠掌握宰相之权，陈正献、梁文靖，都写信推荐公可以任用，准备让公担任两个县令；公因为要奉养父母，不愿远行，请求任通判漳州以便回乡。漳州旧称闽中道院，担任副职的人又大多嫌事务逼迫；凡不是部使者推卸的事情，往往含糊不置可否，公却尽心辅佐长官，大小事情都不隐瞒。当时剧盗沈师已经平定，但其他盗贼又在邻近地区相互勾结，公奉帅府檄令负责防备郡城，因为境内没有发生警报，帅臣忠定赵公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并请求任用公主管汀州事务；虽然没有实现，但当权者因此更加了解公的才干，于是提拔他知黄州。孝宗临朝执政已久，更加振作精神治理边郡，尤其不轻易把边郡交给宰相，起初把公的姓名报告上去，皇上问他是怎样的人，宰相回答说有办事才干，皇上便认可了。公入朝对答后，首先论说边郡频繁更换长官的弊端，请求仿照汉代制度，让郡守兼领军事，遵循祖宗长期任用边将的法则，皇上非常高兴。公将要赴任时，赵公当时第二次任福建帅，告诉公说：『黄州边境有江海商船到来，困于重重征税，而且船只没有停泊的地方，很多因风涛而毁坏，何不设法找一个可以停泊船只的地方？』公到任后，首先访察利弊；适逢年年饥荒，便用官钱招募饥民，开凿内澳六百丈，百姓没有感到劳苦，商客也因此得到便利。治理政绩最优的名声传来，部使者交相推荐。任期届满入朝奏事时，请求在冬季江水下降的时候，凡沿江沙浅之处都增设守备。光宗乐于采纳意见，询问得非常详细，公的奏对也很周详，于是谈到移刻。皇上亲口对公说：『退下去把具体条目列出后上报。』公又分条上奏，听到的人都说他将要被任用了。恰逢宰相挽留公，请求罢免他，公便在郊外等待命令。公的奏对虽然得到称赞，却没有迎合皇上的意思。因皇上已任命公知潭州而尚未赴任，正逢大中公去世，服丧期满后任知袁州。治理政事如同在黄州时一样。江西号称粳稻之乡，但百姓没有储蓄，一遇荒年，常平仓储粮本来就少，又一定要请示使者，等待符令下达，常常担心来不及办事。

译公节省用度，凡是厨传、馈赠等事情，一概不做；有了余钱，就储存稻米近二万斛，将它命名为『州济仓』。春夏粮价上涨时，就把粮食发出来出售；秋冬收成以后，又按照常平仓的办法积存起来。朝廷知道公的治理政绩，任用他为淮东路提点刑狱。不久又授任转运判官。蜀地四路中，淮东最为崎岖；山峡之间百姓贫困，只能靠水田耕作、烧火除草，官府如果不扰民，也仅仅能够糊口。公约束各郡县，减少追捕差役，审理冤屈，禁止苛刻暴虐，一切用安静的方式治理百姓，百姓全都服从。漕运司暂驻属郡，当地有贩盐的利益，年度计划所取已经足够，余钱仍然很多。官吏有不良的，便拿余钱做交易。公把这些钱全部用来代替上供中虚列的款项，补充漕运中亏空的部分，几乎达到二十万缗。后来调任荆湖北路，战争将要发生，除了朝廷派来的官员外，调度事务大多交给他，实际上由他承担转运的责任。公选用属吏，稽查考核隐漏，筹划各项事务，没有缺乏。公兼摄总饷时，前任使者盗用库钱二万缗，用来充当馈赠贿赂，甚至拿去买妾，准备把这件事隐瞒于官府；文书还没来得及办理，他就死了。属吏都害怕被牵连，公因为他已经死了，不想追究此事，便秘密把情况报告给当权者，只把那笔钱作为补充其所负责事务的经费而已。人们因此把公看作厚道的长者。公被召入朝廷对答，授任吏部郎，升任大理少卿，不久又升为大理卿。适逢诏狱中所牵连的人里，有当权者和当时宰相所仇恨的人，他们想借机中伤公。公不作任何观望，案件上报后又退回，他也不予理会。最终案件得到了公平处理。公在廷尉任职三年，每当案件上报，虽然总是根据情理和法律斟酌轻重，作出适当判断，却一定向朝廷说明：『有关部门只知道守法，朝廷应当采用宽大的典章。有关部门若想曲解法律，就是把恩惠归于自己，把怨恨归于皇上；朝廷若想完全依法办理，百姓又将无所措手足。』他的话委婉周详而不激烈，所以大多得到实行。大理寺修订断案条例，时间很久还没有完成。公请求专门命编修官负责，并且规定期限。又认为条例有四万多条，散漫没有系统，难以全部阅览。徒刑、流刑等罪，如果判错而有出入，有关部门即使处理得稍有过差，彼此相差还不至于太远；至于应当判死刑却判生、应当判生却判死，差别就极其悬殊。请把死刑案件分成十类，其中七类编入与死刑相近而最终获生的案例，用来显示好生之仁；其中三类编入与生刑相近而最终判死的案例，以保存慎杀的意旨。在此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提出，自公提出后，号称称职。不久，任权户部侍郎；当时事务繁多，调度安排纷纷而来。公竭尽心力办理职务。有关部门过去设有总辖司，用来考核五个司署钱物出入的数目，了解其中虚实，后来被废除。公请求恢复设置。属吏大多厌恶这会损害自己。有位郎官对他不满，中书言事官于是借故论奏，使公被罢免。朝廷知道这是诬陷，不到半年，便授给他祠禄官。又过两个月，起用他任广西帅。此时江西盗贼李元励尚未平定，连同湖广几路都处于警戒状态。公分别派兵戍守，安排营寨栅栏，晓谕并召集土丁，占据险要防守，盗贼不能侵犯。他治理郡政，始终以宽厚、廉洁、安静为根本；对于积年累月的盗寇，则制定方略，督促追捕，全部擒获。接连几年大丰收，边境没有事故。授任集英殿修撰，继而升为宝谟阁待制，并且仍留任原地。公极力请求出任外官，于是以敷文阁待制知建宁府。建宁的风俗强悍，轻易杀人；有人发生斗殴，公便责备旁观者，晓谕他们解开争端，并且明确长幼上下的分别，使他们知道礼法。正逢楮币称提的命令下达，部使者执行得过分，有的按财力摊派购买，有的责令兑换券持有者每天限额交纳若干钱，有的想把官府钱库所储全部拿来向民间兑换，以抬高楮币价格。公认为百姓已经普遍受害，官府也将因此空虚，所以多方阻止，没有立即执行。有人向朝廷进谗言，说公妨害称提政策。然而闽中自从更换货币以后，执政者争相施行苛刻急迫的政令，告发攻讦的风气兴起；编户百姓做买卖稍有不合规定，便被判处刺字、充军、没收家产。因此人们把楮币看得像毒蛇一样，得到它的人只怕不能迅速推掉。自公到任以后，按照不妄为扰民的原则办事，后来人们才把楮币看作可以使用的东西，不再有从前疑惧畏避的祸患；总的说来，他对称提政策是有功的，只是朝廷没有知道。因公请求罢职，朝廷命令给他连升三等的官阶，奉行万寿宫祠禄回乡。退居家中后，他才买地临河，改建一所勉强可以居住的宅第，在东面筑楼，题名楼下为“臞庵”。河对岸开辟园圃，亲手栽种花木。每天在其中徘徊游赏，本性不饮酒。客人来了，只作诗、下棋而已。祠禄告罄后，申告年老退休。皇帝下令再次给他祠禄。嘉定十三年十月八日甲子，他因病死于正寝，享年七十七岁。累积官阶为太史大夫，职衔为宝文阁待制，爵位为陇西县开国伯，食邑八百户。退休后进官为通议大夫，遗表上奏后，追赠宣奉大夫。曾祖瑑，原任朝请大夫，追赠少师。曾祖母仲氏，追赠镇国夫人；孔氏，追赠郓国夫人。祖父邴，资政殿学士、左中大夫，屡次追赠太师，谥号文肃。祖母任氏，追赠鲁国夫人。父亲紃，承议郎，屡次追赠太中大夫。母亲陈氏，追赠硕人。公娶陈氏、再娶曾氏，均追赠硕人。儿子二人：长子庆宗，迪功郎，早逝；次子洪宗，承务郎，原任福州岭口仓监官。女儿五人：进士谢汝嘉、承奉郎、湖州归安县丞；梁侹，迪功郎，原任台州黄岩盐场监官；曾子厚，迪功郎，福州左司理参军；傅齐；进士诸葛琰，是他的女婿。孙子三人：龛，迪功郎，新兴化军莆田县主簿；集孙寿；孙尚年幼。洪宗在这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壬申奉公的灵柩归葬南安县上塘村原野，这是遵从公的遗命。有文稿七十卷，《续通鉴长编分类》三十八卷，《谈丛》七卷，收藏在家中。当初，公家世代都是文人儒士；他少年时奋发立志，想通过科举出仕。几个兄弟正凭文章争强，不肯相让。伯父万如先生缜唯独喜爱公，把自己亲手校订的《西汉书》交给他，说：“这是我平日用心之处，子侄如果不好学，我不会把它交给他。”公早晚诵读，又更加跟随师友学习，写作应举文章。

译他三次被漕司推荐，其中一次名列榜首。两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未中，于是弃绝科举，不再参加，而专门凭借其他著述和办事才干取得诸公的知遇。他的学问虽然没有专门以一家之学著称，却独自认为二程先生阐明了圣人之道的传承，大概是汉代以来儒者所不能及的；这实际上源自黄州，于是他在黄州建立祠堂，又请求朱文公先生撰文记述。推究学术的根源，来向学者表明趋向。他做官不采取诡诈激烈的做法，但凡可以施惠于民、给民以利益的事情，没有不做的。大的事情固然已经大书深刻，小的事情如在漳州建造庵宇，拨给闲田以便利往来；在黄州创建瓦屋，让戍守士兵居住，以减少摊派扰民；在袁州放宽过税，优待行商以免受盗寇侵害；在防城、桂林，修建营地和丛葬墓以埋葬漂流的尸体；修筑铨馆以接待贫寒士人；架设桥梁以便利病弱者渡涉；积存余钱以赈济无依无靠的人；整治道路以便利行旅；豁免拖欠的税赋。这些事情多得无法尽述。他性情疏通、平易、正直，所到之处不搜求官吏的短处。部使者提出的措施可以实行，他就实行；不能实行，也写信婉转说明，启发他们使其明白，贤能的人大多乐于听从他。固执己见的人，有时因此对他发怒。他守黄州时，转运使严厉禁止伪造钱币。公说，私钱和官钱混杂使用已经很久，一旦突然严禁，公私双方都会有很多折损，人情也会不安，在边远郡县并不适宜。漕司恼怒，认为公是放纵盗贼铸钱；公安然不作防备，不久漕司竟因此被罢职。广西地广而偏远，官吏很少奉行法令。杨公方时任漕司，性情廉洁耿介，不能用私情干犯他，但又嫉恶过于严厉，揭发惩治很多官吏，使他们战战兢兢站立。公因志趣相投而同他交厚，但心里认为治理之道不应去除得太过分。偏远地方的士大夫一旦遭到按察惩治，有的甚至全家流落而不能归还；当时也有宽纵不问的情况，所以公从未因小过失而弹劾官吏。后来他到建宁，终于因为和使者意见不合而离去，大概他的志向只在于惠养小民、保全下属而已，对于利害得失并不计较。当初文肃公去世还没有谥号，淳熙年间，近臣谈到他叱责苗、刘的事情，孝宗赞叹嘉许，特地下令议定谥号。事情交给太常寺，太常寺依据谥法，认为“应事有功”，定谥为“文敏”。公说，建炎年间叱责折服凶恶首领的褒奖诏书明明俱在，协助谋划复辟、忠烈卓然，怎么能说只是“应事”？他入朝后请求改谥，于是改采太常考功的意见，把“敏”改为“肃”。又因为文肃公的遗稿长期没有流传，担心年代久远后容易散失，便在黄州刻板刊行，朱文公亲自为之作序。墓道碑还没有建立，公拜访周益公，周公既为他撰写铭文，又亲自书写。文肃公虽然寄居泉州，却因为那里偏僻，曾有意迁居洪州、饶州一带；公便在豫章买田筑屋，让次子居住，题堂名为“成志”，自己则回到温陵奉守祖先坟墓。凡是子孙用来显扬先人功业、继承先人志向的事情，没有不竭尽力量去做的，可以说很能尽孝了。居家时守持俭约，不因任何事情扰乱官府。任子恩已经让他的儿子和长孙得官，于是又从各房侄辈中选择好学而有文才的亢宗上奏，之后又让他的外孙、曾孙、荷孙得官。文肃公居住泉州时只有埭田，年租一千斛，五房共同享用。到了公这里，他把自己应得的全部推让给贫困者；宗族以及外亲婚嫁、死亡、丧葬等事，大多都随力量给予救济。至于供养自己，十分淡泊。年过六十，便置办衣被、棺材和殓葬用品；前五年选择吉地营造寿藏，命名为“乐丘”，时常前往。秋季九月染病，己卯日早晨起床，拄杖在门外闲游，见到他的人以为他的病已经好转。九天以后，子侄环绕侍奉，他命人坐下交谈，一如平常。各位侄子刚退到门口，他已经突然去世。听到的人都悲伤惋惜。只有李氏一族，自乐静先生以直言正道著称，列入元祐党籍；此后世代都有显达之人，到公这里承继多代的事业，历任清贵官职，成为天子的侍从之臣，这也很荣耀了。但是，如果考察公一生所经历的事情，他有时稍微背离先人的训诫，那么即使袭承紫绶、佩传国龟印，显赫辉煌，用来向世俗炫耀也可以；难道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不朽吗？教化衰败、风俗崩坏，士大夫出身于有名望的家族，却妄自菲薄，以玷辱祖先为能事的人实在不少。因此我对公格外有感。像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不为他作铭？铭文说：恭谨沉静的李公，能够继承前人的功业；以菊为食、以兰为佩，漱饮芳香、洗涤清洁；容貌谦退，像山泽中的清瘦之士。正义从内心激发出来，足以抵挡万人。啊！掌权的大臣盗用兵权、玩弄戈甲，唯独公从容不迫地遏制其祸乱的萌芽；只求宽恕首倡者的罪衅，只求禁止鬻卖官职，使这些人能够在善地安居。言论虽然没有被采纳，听到的人却因此增添了气概。大政既然已经改变，最终还是如同公当初所议。触犯君王的逆鳞，撄犯它并不难；但要摸老虎的头，那就极其艰难了。人们说公荣列簪笔、手持橐囊，谁知道公的心愿只是悠然守护一丘之地？世间教化日益沉沦，夷灭祖先、玷辱子孙的事情不断，谁能像李公这样不使家门受辱？这座山丘多么可乐，是公亲自为自己选择的。幽深茂盛的佳城，松柏茂密生长；刻铭来彰明他的德行，经过这里的人一定会肃然起敬。宋文林郎墓志铭 庆元二年五月某日，金华宋君以文林郎广西西路盐事司主管官的身份，死于廉州官舍。这一年十一月某日，归葬于隆兴府新建县龙子冈。三十三年以后，君的儿子自适请章泉赵公昌父作中介，来拜访建人真某，说：“先父去世时，党争议论正喧嚣。先父的朋友大愚吕公子约写信来告诫我，不要仓促请人作墓志铭。自适不敢违背岁月飞逝的事实，墓中的树木已经长到几亩地那么大了，可墓道至今还没有文字可以刻上，担心最终泯没，无法告诫后来人，所以冒昧请求您作铭。”真某说：“我出生在后，没有跟随先大夫学习；况且又浅陋而不善辞章，恐怕不足以为先君显扬，冒昧请求辞谢。”自适带着粮食住在旅舍，前后达三个月，多次请求而我不予答应；他又拿出几封书信。其中一封说：“宋某字茂叔，生于绍兴壬申年，十二三岁时已经卓然自立，为乡里的前辈所知。他跟吕伯恭学习，论说《资治通鉴》贯通周详，没有穷尽，伯恭非常惊异。绍熙改元时，考中进士，调任筠州高安簿。豫章帅王谦仲、邱宗乡、尤延之都把他当作上宾。宗乡出使金国，任命他为书状官；回来后循资为从事郎，任融州属官。

译祠禄任满后，被征召为广西盐事主管官。漕司张君量、胡元之也把他当作上宾。大概因为他气度平和，议论坚定正直，明敏足以决断事务，廉洁勤勉足以激励风俗。不幸四十多岁便死在任上。他平时对经史都探究到根源，尤其擅长诗篇，兴致寄托格外高远。曾经依照陆务观的韵作诗说：‘想求平易往往反而显得笨拙，稍微涉及新奇却又还不工巧。得到诗句只须参悟造化，自身何必计较穷困与通达。’他胸中所蕴含的志趣，可以由此看出。看他的名和字，他就是故相益国周公。朋友玉山徐斯远、南城包显道，有的传述他的事迹，有的作词哀悼他。徐斯远说：‘茂叔的才干，内心耿介而外表通达。平日一句话也不轻易说出，等到慷慨议论天下大事时，是非可否没有什么回避隐瞒。即使平生故友掌握政柄、身居显要，只要有一件事不合君意，他一定写信责备，绝不放过。至于通晓世故、熟悉乡里人情真伪，以及官吏治理的得失，即使世上以吏能著称的人，也没有谁能超过他。茂叔可以说是具有治理天下的才干了。’我读完后惊讶地说：‘益公的话像金石一样坚定，即使有徐君这样的传述者，难道还有人不相信吗？传记尚且是多余的，铭文就更加多余了。虽然如此，自适的志意很恳切，不能徒然使他受辱。”于是考察他的世系：曾祖裕，追赠奉直大夫；祖父有，朝奉郎，知郴州。他去世时，东莱吕成公为他撰写墓志。父亲沆，学问笃实、品行端正，乡人尊称他为厉斋先生。君的母亲在郴州时，曾得到异梦。君出生后具有奇异资质，刚六七岁，见到经书和诸子书便能背诵，仿佛前世读过一样。郴州通判长沙君，十四五岁时，南轩张宣公一见便称许他的资质可以担当道统。后来他又带着经书到东莱门下求学。当时四方俊秀之士聚集在丽泽的有数十上百人，君尚未到，一到便突然显露才华，超出众人。成公病重，唯独把任重道远的事业托付给君和大愚。他任融州属官时，州守与通判不能共事，长期拖欠官员俸禄和士兵粮饷，有时甚至一年也不给。君禀告州守说，这是户曹应当负责的事，于是便分别筹划安排。所有廪禄先发给士兵，后发给官兵；先发给外寨官员，再发给下属官吏，然后依次普遍发放。宴饮馈送等其他费用，则用余下的钱币抵充。郡中依靠盐利来供给岁入，到了这时亏损很大。君为之详细清理整顿，不久就恢复原状。此前郡中官员任满后大多不能回去，君请求依次偿还拖欠的俸禄，并带领同僚拿出私钱相助，不到半年，替任官员便都能离去，没有人滞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一天，郡中士卒谋划起兵作乱，同伙纷纷骂道：‘自从户曹来到这里，我们这些人的妻子儿女才免于饥寒，难道你们忍心辜负他吗？’审理案件无论大小，君都亲自办理，并告诫吏胥不得随意拷问。囚犯中会写字的，允许自己书写供词；不会写的，允许由吏员代写，再当面核实。只要有一句话不相同，便把过失归给代写者，让人人都能申诉实情；即使是重罪，也从未施加一棰。田主控告佃户不交租，君命双方到庭询问，发现两人的相貌很相像，便暗中派人把田主家所有文书取来查验，原来是田主的庶弟。于是命令让他回归本生家庭，并平均分配财产。君奉漕司檄令巡视各州，只有雷州太守陈亮弼有治理郡政的才干，后来却听说他被削减俸禄以免职。原来帅司的水军驻扎雷州，主管军务的官员把自己同太守看成同等身份，太守反而奉承他。陈亮弼到任后稍稍减少礼数，主管军务的官员大怒，便向帅司进谗言弹劾他。君为他洗雪诬陷，又说：‘水军领取雷州的粮饷却不受雷州节制，这是不妥的。’帅司没有办法，只好把君的书信转奏朝廷，并以错误上奏的罪名自劾。进谗言的人被判削官，朝廷下令雷州依照君的意见节制水军。帅司过去曾经推荐过君，因此对此渐渐不满，暗中派人搜寻他的过错。起初君奉檄出巡州县时，地方按使者的礼数馈送财物，君一概拒绝不收，并且责备负责传递文书的吏员；那吏员从此开始怀疑他是假装清廉。到了这时，却找不到一丝一毫可以指摘的地方，他的廉洁声名更加显著，怀疑他的人这才完全信服。任主管官时，按旧例每月俸钱将近四百缗，君按照法令只领取九十千而已。盐政污弊已经很久了，他追查其中缘故，大体认为关键在盐亭户，于是归还他们尚未发下的本钱，并且每月两次宽免他们拖欠官府的款项，盐利也很快恢复。万安黎族盗寇作乱，使者把这件事交给君办理。正值盛暑调发兵粮，劳累困顿无暇顾及自己，病重时仍亲自努力处理文书，拒绝服药，闭门扫地，等待生命终结。母夫人王氏留在桂府，流泪思念君，片刻也不能放下；临死还问：‘难道没有从夫人那里来的人吗？’大概自适叙述君的事迹就是这样，而他的遗文中说：‘人的心灵极其神明，所有善性都具备；人之所以不同于圣贤，罪过在于自我放弃而不知道求取罢了。应当怎样求取呢？广泛学习而审慎询问，清楚辨析而谨慎思考，穷究事理以达到知识，努力实行以践履实理；从低处起步而达到高处，从小处积累而达到大处，即使在仓促、颠沛的处境中也没有自我划界、停止前进的片刻，这就接近于道了。至于把心沉溺在简易的学说中，认为道可以一下顿悟进入，圣贤可以立即达到；告诫人不要多学而废弃见闻的益处，固守“见性”的学说而忘记存养的功夫，即使似乎有所获得，又怎知不是个人臆测和猜想呢？’ 他的自赞又说：‘忠信是增进德行的根基，孝悌是仁德的根本；行为贵在每天有所增加，文章贵在每天有所减损。圣贤的话虽然不会欺骗我，我也一定要探求自己是否真正知晓；思想念虑中的过错，虽然没有人责怪我，我也一定要追问自己是否没有惭愧。’唉！观察这些话，就可以知道君如何求学、如何做人了。像这样的人，难道可以不作铭文吗？君娶何氏，生有五个儿子：自适、自道、自逢、自述、自逊，都能继承他的学业。自逢后来改名为恭，考中嘉定辛未科，曾任国子学官、楚州通判，如今降授宣教郎。五个女儿分别嫁给曹惟寅、赵与▯、梁、沈，其中两人早夭。孙子有十一人。自君葬在洪州后，几个遗孤不忍离去，于是定居在新建县阳易俗坊。铭文说：世人称颂君，说他有才干、有文章；但这两者究竟哪一个才是根本呢？大概是循序渐进地从下学达到上达，内心又凛然，即使无人看见、无人听见也不敢放纵；脚踏实地履行进德修业的道路，戒除把超悟当作空谈，这才是他不同于当今那些求学者、没有辱没老师门庭的原因吧？汤武康墓志铭

译我二十六岁时，才在都城认识升伯。当时升伯以诗文著称，在诸公之间显得雄健瑰丽、秀拔不群，有古代作家的风度。十多年后，我在朝廷任职，又得到他所作的《通变十二策》，读到其中娓娓而谈的论说，援引古事来验证当今，振作有为，显然有为国家制定策略、谋求长久安定的志向。于是我抚摸着书卷叹息三声，说：“这是贾谊《长太息》一类的文章啊！”遗憾当时没有了解君的人，也责怪自己从前对他的认识还不够。又过了五六年，我在延平再次见到他，不久他经过我西山精舍，我们共同讨论洙泗、伊洛学术的源流，以及朱氏、陆氏学说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旁及佛道等方外之学，融会贯通，卓然有自己的见解，几乎已经不是从前的升伯了。又过两年，我起任湘中帅，寻求可以同我共事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的升伯。前后两次聘请他，他才来；来了以后，早晚同我相处。他平坦安和、幽静深沉，一望便知道是通晓道理的人；他的气象又使我惊叹说：“升伯离开我才多少时候，涵养竟达到这种程度了吗？”前后相隔二十年，我五次见到君，每次见面都有不同；如果不是他信道笃实、增进德行勇猛，怎么能够这样日益充实、月月增长呢？我曾经忧虑世上的学者诵读歌咏圣贤遗言，却从不反省自身来验证其实际，所以他们的见闻知识似乎每天增长、不可阻挡，但回头看他们的气质偏颇、心术蒙蔽，有的人终身也没有改变，那么学习又有什么可贵呢？像我的升伯，大概是把心力用在内在修养上，并且寻求践行实际的人，所以他的内在积累显现在外表，有不可掩盖的表现。假如上天再借给他一些年岁，使他最终达到德行盛大、仁心成熟的境界，那么他所能建立的事业，哪里可以估量呢？这就是我在升伯去世时，悲伤流泪、为斯文的不幸而哀悼的原因。君名于，字升伯，姓汤，是饶州安仁人。曾祖某，祖父某，父亲某，自号临斋。我的序文就是为他的遗文而作的。汤氏是安仁的望族，凭儒学科举显达的人一代接一代。自君的祖父和伯叔父以来，积蓄德行、培育学问，越来越深厚宏大，但都没有遇到机遇。君年轻时跟随乡里的先生学习，已经知道讲求前朝名臣的言行，并且感慨仰慕他们的为人。两次参加进士考试，庆元二年考中，调任黄州黄陂尉，更加致力于涵养、浸润经学，早晚吟诵讽读；在山房中，家人很少见到他的面。临斋对于古学没有不通晓的。君还是举子时，很少把这些学问告诉他，到这时才把自己的蕴藏全部传授出来。大体说来，他谈论义理，不追逐虚无高远，而一定反求于身心；考察事实，不拘泥于成败得失，而一定钩稽探求其中隐微；议论文章，不沉溺于华丽新奇，而一定以端正为先。总的归宿，是以切合实际应用、关乎世道人教为主。君于是完全获得了家学的传承。不久临斋去世，服丧期满后，调任婺州金华县主簿，征召为江州都统司机宜文字。又遭母亲董氏丧，服丧期满，调任武昌军节度推官，于是先后教授南剑、嘉兴二郡的学校，改任通直郎，知湖州武康县，还未赴任便去世了，享年五十五岁，时间是宝庆二年四月十四日。君从做书生时起，就慨然有使事物得到改善的志向。他在武昌时，专心研究谋划，斟酌情势、援引义理，参照法律本意，凡是他所剖析裁决的事情，没有人提出异议。曾经奉漕司檄令到信阳询问事情，信阳太守正在营造郡治，百姓苦于劳役，便相继到君面前申诉。君立即在途中写信给太守晓谕，曲折详尽将近千字；太守被他的诚意感动，立刻停止劳役。鄂州有十万缗桩管钱，用来防备水旱灾害，总领司却借其他事情为借口把它全部取走，太守不敢争辩，君独自写信向总领赵侯彦橚说明，言辞十分恳切，说：‘不要让鄂州的官吏百姓认为，取走桩管钱、失去水旱灾备，是从您开始的。’任校官以后，他每天同学生讲论道义，清晨进入值舍，直到午时漏尽才回去；间或到各个斋舍，从容地启发询问，勉励他们进修学业。即使是吏胥、商人的子弟中有可以教导的，也收进学校，亲自为他们讲授经史，因此成就的人很多。君的德性气度纯粹，从他交游求学的人只要望见他的眉目神情，便已经受到激发，不必等到用规矩约束之后才听从并佩服他。他在候选调任的职位上滞留将近三十年，固守道义、安于困穷，从未有求取荐举的念头；同僚信任他，反而借助他的关系求取郡里的推荐，他都尽力帮助。恰好当权者中有了解君的人，接连上呈荐举他的奏牍，于是他才改任官职；君自己始终没有急切追求。家中一向清贫，全家几百口都依靠君供养，粗粮菜羹同堂吃一顿饭，但欢乐之意常常周遍融洽；寄居简陋的住所，往往一住就是五六年，饮水著书，陶然自得，即使妻子儿女的衣服补丁重重，也不因此扰乱他的内心。自己奉养极其俭朴，举酒招待客人，只有一只古瓷碗；闲居时穿黑色皮衣和布裙，骤然见到他的人不知道他已经做官。晚年忧患日益侵逼，尤其是一般人难以处置的事情，君却用义理自我开解，洒脱地没有固执滞碍的心意。唉！想要了解我的升伯，在显达时看他如何尽力，在穷困时看他如何自守，这就可以了解了。他从年轻时起，广泛参究圣贤言论，以此作为归依，精心思考、努力实践，不前进便不停止。后来又听闻瞿昙氏的学说，认为以了悟为最高境界，便也跟着研究其学说，久而久之，恍惚好像有所领会。有时他曾对我说：‘儒、佛之道虽然不同，但总的都以求得本心为主；如果能够悟得所谓活法，那么即使融会为一，也可以。’ 我虽然没有完全明白他的旨意，但看他的修养，空明闲适、怡然自悦，有超然自得的情趣，那么他的造诣确实有不容易窥测的地方。至于他极其孝友、深爱君主、忧虑国家的大义，诚恳真挚而达到极点，始终没有改变一个念头。从儿童时起，他就专心尽力使父母容色欢愉；侍奉父母疾病数月不解衣，居丧时悲哀毁伤尤其严重；父母忌日一定提前斋戒，终身保持孺子依恋父母的感情而不衰。出外任官各地，每天早晨起来焚香，遥想祖先坟墓所在，各自拜两拜来表达哀痛和敬意。父亲在世时，三个弟弟、四个妹妹都还年幼，君独力抚养照料，供养他们并教育他们，使他们都能有所成就。几个弟弟接连多年考中科举，都以学问品行闻名。姐妹之中，大多能够涉猎书史，闺门中的学业也都是君启发的。开禧年间，权臣将要挑起战争，君写了一万多字的奏书，伏在光范门等待进献，没有得到答复。第二年军队出征失利，人们佩服君的先见；但政治改革后，最终也没有人为君说话。君说：‘我不幸获得了能预知事情的名声，难道敢借此谋取利益吗？’即使沉沦在下级官员之列，每当听到时事有不合人意的地方，或当世善良之士不能得到应有的待遇，总是整天不快乐。观察君在伦理恩义之间，周全尽力到如此地步，可见这是天性所赋予、学问所成就而超过常人的地方，又不是方外学说所能相比的。

译君在嘉禾时，最受当地人敬爱。寓居当地的贤者有俞公建，他尤其同君结为坚贞的友谊。君入仕并列入朝廷名籍后，前往拜访他，疾病突然发作，便死在俞氏馆舍。将要咽气时，精神神采仍像平常一样清明。六月五日，弟弟巾幂覆盖他的灵柩带回去，棺材和殓葬的许多费用都出自俞氏。第二年三月己未，附葬在贵溪龙回考君墓地的北面。娶姜氏，生二子：潜，十六岁去世；洧，出生时便有奇异资质，自幼说话就令人惊异，十四岁凭戴氏的记文在乡里被荐举，刚到成年也去世了。如今奉护君丧的，只有孙震、孙而已。可悲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张龛、许咸，次孙还年幼。君起初号随适居士，晚年改号存斋。他的文章丰厚醇正，尤其擅长古诗、律诗；议论事情有根据，切合人情；解说经义，多有前代儒者没有发明的地方。有文集二十卷，《泮宫讲义》二卷，《史汉杂考》二卷，《记闻》十卷，《楮币罪言》一卷，以及所谓《通变策》，收藏在家中。即便如此，君所以能够不朽的地方，并不在这些。铭文说：心灵安适啊，义理融通；舞雩台上啊，春风吹拂。保全我的真性啊，自得其乐；把穷困和通达都看作梦幻。积水退尽啊，潭水清澈；天空澄明啊，月色明亮。惆怅往日的交游不能继续，把我的遗恨写在这篇铭文中。《西山文集》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四十三 宋真德秀撰 墓志铭 刘阁学墓志铭 孝宗皇帝登上皇位二十八年，睡梦饮食之间都没有忘记访求贤才。当时，杰出奇伟的士人遍布朝廷，既足以支撑明堂、栋梁清庙；又经过深厚培养，人才接续不断，足以成为数十代、百余年的储备。所以虽然光宗在位时间短，委托政务给朝廷大臣，而群贤共同维系，始终没有发生事故。如今皇帝刚继承皇位，年高德劭的俊彦全部汇集，有庆历、元祐时期的风气。逐一数说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乾道、淳熙年间留下的旧臣。《诗经》说：‘丰水有汜，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苏文忠公也说：‘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像整治田畦、播种一样培养人才，所得的人才全都是贤者。’大概周武王以及我国的仁宗、孝宗，都把储备人才作为巩固国家基业的根本，因此国家依靠他们而获利，天下称颂他们的功劳。像已故华文阁学士、通政大夫、致仕杨安侯刘公，大概就是孝宗选拔出来留给后人的人才吧？公在乾道五年参加廷试，皇帝亲自选拔他为第四名。后来经签书枢密院事赵公推荐，召入朝廷置于班列。第二年在便殿再次应对，议论宏伟，符合圣心。孝宗对辅臣说：‘光祖的人材端庄厚重，完全像杨辅。’ 大概从这时起，公便把皇帝看作知己。如今皇帝在潜邸涵养德性，正商议选择老师，孝宗首先命令辅导他，又让公继任，托付任用的用意大概就在这里。不久谏官职位空缺，将任用公为右正言，不幸正好因父母丧而离职。整个淳熙时期，虽然最终没有再次任用他，但他在两朝留下遗爱，出入朝廷内外，清誉美德、年高德厚、声名卓著，俨然成为当世名臣，即使鄙陋之人、顽童，也知道有所谓刘左史。唉！这难道是一日之间积成的吗？公名光祖，字德脩，祖先是润州句容人。邺曾任唐朝宰相，有一个儿子跟随僖宗巡幸蜀地，任双流县令，生三子；次子诲任平泉县令。如今刘氏中居住在简州的，都以平泉侍御史、追赠正议大夫、名孝孙者为祖，他是公的高王父。朝奉郎、通判汉州、名汉者，是公的曾祖父；名松材者，是祖父；父亲名寔，宣义郎，追赠银青光禄大夫。母亲贾氏，追赠和政郡夫人。公幼年过继给外祖父左中奉大夫贾公晖的孙子一房，后来在朝中做官，才请求恢复刘姓。因贾公致仕的恩荫补授登仕郎，任内江簿，居住和政时守丧，悲哀毁伤完全合乎礼法，乡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