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文集卷十九

译建立太子是为了尊崇宗庙，谋求千百年的安定；亲睦宗族是为了厚重人伦，期望达到天下万国的和协。朕鉴察往昔的训诫，册立太子，既使典章文物焕然一新，也使天地神人共同喜悦。有如此大的赏赐，应当先施予近亲。现在发布宽大的恩典，以使众臣肃然听命。具官不俦，谋略美善而深邃，气量高雅而谦和；早年仰慕沛辅的贤能，矜持严肃而有法度；晚年仰慕辟强的节操。以清静自得，作为真王承袭濮园的封爵；又以大将身份持节拥旄，镇守霅水。忠信笃厚，承袭承平公姓的遗风；举止庄重，成为当代老成持重的声望。近来太子之位端正确定，接连彰显震卦之符瑞。培养光明德行，居于少阳之位，大大巩固国家根本；铺陈宏美文辞，彰显盛大功业，隆重举行国家大礼。有伟大奇异的英才，来陪同盛典。于是因继承帝位的道义，思考扩大笃厚亲亲的仁恩。赐给絺冕、篆车，使您参与辅政；赐给珍馆闲居之所，仍可自行安适地燕居颐养。增加封地和租赋，一并彰明深厚恩泽。啊！大宗室是国家的栋梁，朕希望使宗族根本强盛。三孤辅佐朕，您还应当期望名实相称。只要不忘记居宠思危的戒训，就不会有愧于以德行授予爵禄的公正，也能光明地彰显前人的声誉，永远享有善终的美名。特此授予史弥远正奉大夫，依旧起复为右丞相，封奉化郡开国公，加食邑、食实封。制。天下的根本在于太子。辅佐太子的人得到贤才，天下万国就会端正。人君的职责在于任用一位宰相；宰相经纶有道，各项政务就会得到治理。朕早已建立皇储，终于完成了隆重的典礼。于是顾念股肱良臣、辅弼之才，早已竭尽辅翼太子的深厚功劳。现在施行宽大恩典，昭告群臣。具官史弥远，宽宏而谨慎，刚正宏大而纯粹平和；有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诚心，足以捍卫王室；有舍身报国的节操，可以感通神明。自从在甘泉宫执掌书囊，便在资善堂讲经授业，琢磨美好规范，修饰宏大事业；扫除浮云而开辟太平清明，再次安定国运；辅导太子而佐助皇帝，更加巩固国家根基。于是登上筹帷，和协台宰；进朝则在黄阁谋划政事，以调和万物变化的根本；退朝则陪辅青宫，讲明君臣、父子、夫妇三善的益处。充分体现了宗臣的声望，凛然具有前代正臣的风范。正值考察上朝大礼，应当赶快在中铉之位加以褒奖。您以体国为怀，当然没有贪恋恩宠财利的心；但若赏赐有时忘记功劳，又凭什么表示劝勉贤能呢？因此晋升文阶，增加井田租赋的优厚待遇。啊！太阳重放光明、月亮重现光轮，已经大大彰显美德；黄河如衣带、泰山如砺石，正应把您的元勋列在首位。只是君臣相得极其艰难，而事业应当谋求永垂不朽。勉励您施展深厚的才德，以充分报答朕的特别知遇，特此授予。杨次山特授少保，进封永阳郡王，加食邑、食实封。制。朕早已建立储宫，隆重修治册立礼仪；黄麾陈设仪仗，呈现元会的盛大礼仪；饰有鳞纹的簨簴充满庭院，奏响《明安》雅乐；朝班震动，朝野欢欣安宁。既然宗庙的盛大礼典已经完成，就应当把恩泽施给后族；亲近贤德而无可比拟，所以命数兼加崇重，在大庭广众中宣扬，告知你们众位士大夫。具官杨次山，年高明达而恭肃，老成简静而宽和；早年在右庠奋发，广泛贯通九流的深奥；晚年成为外戚，蔚然成为四姓的仪表典范。自从接受斋旄、享有绣衮的荣华，长久安居闲馆，享受珍贵安逸；地位参与将相之列，行为却没有改变布衣本色；名列宗族姻亲之中，身体却不留在京城。能够远离权势，保持退避的体统；又有闭门修养威望的风范。朕亲自总揽政务后，想到皇后在内政上的辅佐实在很多；近来显现出日月相继照耀的象征，更加依赖皇后承载顺从的功劳。储宫大礼已经完成，国家同享吉庆；像您这样的美好亲属，应当遵循常规礼法，因此登上外朝九棘之尊，仍享有王社受茅土封建的尊贵；指向洞庭的广野，旌旗所到之处不变；划定滁水以南的土地，封疆特别广大。这实在是异乎寻常的厚恩，远远超过前代旧闻。啊！古训说，地位俸禄不能用来追求骄奢；只要敬畏上天，谦逊与自满就会随着得失而显现。您应当遵守樊侯谨慎简约的规矩，仰慕窦君退让谦逊的节操，努力承担忠诚的责任，思考保全宠荣，希望不要留下后患，永远享有善终的声誉。特授少保，进封永阳郡王，依前任岳阳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仍命有关部门择日备办礼仪册命，主管官员施行。奏札【附】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因东宫册立礼仪完成，明诏施恩于外戚中的贤者，恩宠优厚隆重，并加授王爵。考察各种典故，这是前所未闻的。然而此人老成沉静庄重，素来为公论所推重。身为外戚，却远避权势，不居京城，治家教子，声望凛然，确实是近世外戚中从未有过的人物。想来他的贤德早已为圣心所简选，所以借盛大典礼完成之际，特意表示宠荣。臣奉命草拟制书，也能够推明陛下褒奖表彰的意义，向中外宣告了。然而臣私下考察古今典籍的记载，无不把恩宠过盛作为外戚最深的戒惧。汉代贤德外戚没有超过樊宏、阴兴的。樊宏说：‘富贵盈满，没有能够长久保持的；天道厌恶盈满，喜好谦逊。前代贵戚的事迹，都是明白的戒鉴。’阴兴也说：‘外戚家族最怕不知道谦逊退让；富贵有极限，人应当知道止足；夸耀奢侈，更会被众人讥笑。’这两个人操守如此，所以子孙昌盛，世代都有美好的声誉，成为史册的光彩。臣愚昧地认为，二人的话正是陛下应当知道、外戚应当借鉴的。祸福相因而无常，是古今共同畏惧的事；尊崇可以像尘土堆积一样迅速，衰败也可以像弩机突然发动一样突然，不可不深思，不可不预先考虑。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在清闲燕居时，察看樊氏、阴氏所以能够获得善终的原因，追寻梁氏、窦氏所以败亡的踪迹，常常思考保全外戚的方法，使他们享有谦逊安静的福分，而不陷入盈满的灾祸；这样才确实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庆。臣以不才之身暂任翰林词臣，官职虽然很低，职责却有唐代供奉之旧例，所以斗胆借此事陈述愚见，妄想稍稍接近李绛、白居易万分之一的忠谏，惟愿陛下裁断宽赦。臣不胜荣幸，谨具奏札陈奏上闻，恭候圣明鉴察。史弥远特授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加食邑、食实封。制。

译门下：朕早起临朝，晚上仍警惕地思考治理天下；总揽万般政务而兢兢业业，如同涉过春天的薄冰；倚靠一位宰相来经营治理，使他成为及时的霖雨。近来因为国家安危的重任，在艰难忧患之中起用您；白色丧服已经完成礼经规定的服制，红色蔽膝庄重整齐，因而重新使宰相之位受到瞻仰。如今在大廷宣告，群臣都听朕的命令。具官史弥远，清明而庄重，宏毅而纯厚温和；勤勉辅佐我家，世代功勋显著；对国家端正诚实，内心比金石更加坚贞。在众多奸邪横行泛滥之时，凭借孤忠首先奋起，不考虑个人祸福，独自陈述社稷大计；扫除太学中的邪祟，使朝政清明肃正；端正太子的地位，使储副安稳尊贵。陈平的智谋绰有余裕，萧何的功劳列为第一；正要谋求辅佐，忽然遭逢私亲之丧。朕已亲自依照权宜制度处理，您却能够以勤劳使帝业兴盛，以宽厚安定人心；有推举贤才、引进同类的风气，有折服敌人、消除祸患的谋略。虽然闵骞有至孝之名，想服满三年丧期；但玄龄善于谋略，难道能容许离开一天吗？何况丧服已经除去，正应当举行褒奖之礼；在朝廷论道，又兼总枢密机要；往来东宫，确实足以作为良好典范。增加井田租赋，提升文阶品秩，这是国家的旧典，并不是朕对你的私恩。啊！天意难以完全相信，哪里敢忘记‘惟在慎察事机、惟求安康’的戒训？百姓也已经劳苦不堪，为什么不共同谋划使人口繁盛、百姓富足的功业？朕正要珍惜时日有所作为，您还要辅佐朕弥补不足。四方政事尚未施行完毕，周公便坐着等待天明；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安置，伊尹就把他看作落入沟中的人。努力施展您所知道的才能，不要愧对前代贤哲。夏震特授武信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进封，加食邑、食实封。制。门下：太微垣的上将拱卫端门之位；羽林、北落诸宿排列成壁垒，闪耀如众星。朕仰观乾象的文采，近来整饬军队作为宫禁的卫护。只有您这位圻父，捍卫我皇家。现颁布赞书，使群臣肃然听闻。武康军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挥使、舞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食实封一百户夏震，天性朴实稳重，风度气概深沉雄健；早年在武臣行列中崭露头角，晚年在军府建立功勋。手执兵器保卫社稷，威势如貔虎；仗持斧钺奋勇尽忠，迅疾如鹰鹯搏击。心中只知报效君上，不辞艰难，居于中权副职，主持留守事务。护卫宫禁道路，千门万户深严肃穆而无声；统领屯营万骑，训练整齐而有纪律。谁的功绩能与您相比？赐给褒奖之章，建立蜀道的军中旗麾，端正朝廷使职的统领。难道说这样只是借宠荣来劝勉忠臣吗？啊！像您这样的将帅之臣，大概没有超过六旄之贵的。我们祖宗的时代，通常用这种方式表彰身经百战的功臣。您要思念恩遇难以报答，珍惜功名容易衰老。只有廉洁才能使士卒满足，只有公正才能使众人服从。去吧，要恭敬啊，不要废弃朕的训诫。特授武信军节度使，进封舞阳县开国伯，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主管官员施行。夏震除授太尉，依旧任武信军节度使而致仕，进封武阳郡开国侯，加食邑、食实封。制。门下：授予斋坛所用的斧钺，正当发布号令、广泛宣扬之时；悬挂神武之冠，不必等待章奏急切上呈。像这样的勇猛将领，确有卓越功劳，现在请求解除殿岩职任，于是晋升到太尉府。发布朕的明命，告知治理朝政的群臣。武信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舞阳县开国伯、食邑八百户、食实封三百户夏震，年轻时以勇敢闻名，晚年凭忠诚显达；近来正值开始总揽权力之际，参与谋划铲除奸恶之事。以号令统率众军，心情如周勃进入北军之日；以感慨之情谋划王室大事，如多祚统领羽林之时。从列校升任掌握中权，又由观察使升任主持留务。长久总管严密的防务，刚刚专任节制军队的重任，却因受到宠遇而惊惧，以疾病前来请求。想到将要等候吕防病愈，不如听从李靖归养的请求。希望保养精神，以便服药治疗。佩带秦官的印绶，以此奖励您的功劳；建立汉将的鼓旗，使您仍旧保持原有身份。赐给侯爵，增加封地租赋。啊！悬车退休并传给子孙，虽然已经可以安闲自适；闭门养成威望，仍然可以预备咨询谋议。还要努力保养身体，不要忘记报效国家。除授太尉，依旧任武信军节度使而致仕，进封舞阳郡开国侯，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主管官员施行。皇伯师垂特授少保，依旧任定江军节度使而致仕，封天水郡开国公，加食邑、食实封，命有关部门择日备办礼仪册命。制。门下：朕倚重天潢宗支，参助国家栋梁。想到阜陵的近亲，如今在世的还有几人？嘉赏秀邸中贤德的师垂，他还没有老，正要依赖他作为维城之助，却突然上表请求退休，在大廷告知朕意。发布朕的明命，具官师垂，器量资质宏大宽厚，德性深美清明；凭借宗庙的光荣，承袭父亲师揆的余训。建立旌旄、开设府署，富贵却没有骄奢之心；佩玉入朝，进退举止安详有度。近来掌管宗室属籍，很快又在祠庭安闲休养。朕长期渴望以您为仪范，每日早晚都挂念。龙旗、弧韣，还希望伯父能够前来乘坐；马路车辇，朕怎敢忘记君子的恩赐？为何上表抗辩，急忙请求悬车退休？原本期望您长寿昌盛，哪里想到此人竟遭此疾病？朕不忍重重违背您的意愿，姑且成全您的私愿。应当升入亚保的班次，同时增加许多田租。啊！您是同姓宗亲，实在是我家的卫护。虽然公族枝叶日益繁盛，足以光耀前古；但老成典范日渐远去，实在使朕内心悲伤。还要体会朕的眷怀，努力安享福禄。吴瓌特授少师致仕，加食邑、食实封。制。

译门下：朕听说仁爱没有比笃厚亲族更大的，义理没有比尊重年长者更优先的。周朝任、姒二姓的德行，永远难以忘怀。回顾中兴以来阴氏、马氏之家，旧人已经没有几个了。如今只剩下一位老臣，长久位列三孤，却突然请求退休归去。朕披阅他的奏章而长叹，于是颁布显明册命，告知众位臣工。具官吴瓌，曾侍奉高皇，凭借宪圣皇后的福德。论地位，超过九卿之席；论亲属关系，在四姓诸侯之先。却能够恭敬自持，始终不懈。退让如同广国，从未因尊贵而骄人；谨慎如樊宏，只想守持谦逊、保全自身。太皇太后的盛大功业，对我家有巨大的造就；她把慈惠存于心中，端正了四代的母仪；从容地决定内廷事务，三朝都得到了她的辅佐。追念她保佑扶持的功劳，却无法报答天地覆盖承载般的恩德。幸好您的身体还没有衰老，使朕的心稍稍宽慰；如今您以疾病相告，难以用诏令强行夺取您的志愿。以深厚恩泽使您位居三师之亚；元戎掌钺的尊贵、上公赐履的重位，都仍旧保留。再赐给您新的封地。啊！老成之臣，是国家的蓍龟；美好的外戚，是朕的心腹。如今您就要离去了，难道能不惆怅吗？还要保有悬车退休的荣誉，不要忘记朕赐您凭几咨询的恩宠。特授少师，依旧任招化军节度使、华国公而致仕，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命有关部门择日备办礼仪册命，主管官员施行。史丞相回授并加恩，进封永国公，加食邑、食实封。制。门下：三代教导太子，必定寻求端正之士；五等爵位册命诸侯，没有超过上公尊贵的。朕眷念您这位辅弼重臣，长久辅佐东宫。祖宗训诫谋议的典籍，尤其依赖您朝夕讲论的力量。既然已经使美德焕然一新，就应当优厚报答元勋；分封土地、颁赐爵位，在朝廷宣扬，使众人都知道。具官史弥远，正直方正而宏大，明智通达而忠诚。从前保衡辅佐我先王，大大彰显了永世功业；伊陟又能上达天帝，成全前人的美德。您自从入侍甘泉宫，便陪同太子游学于资善堂；收束权柄以尊崇王室，秘密辅佐至高谋略，建立太子以尊重宗庙。独自陈述大计，及至执掌宰相枢密之任，更加竭尽辅翼的诚心。认为要开启太子的英明谋略，没有比参照考察成法更好的。自艺祖到真庙，源流一贯而相承；从治理国家到边防事务，完整的百篇训典都在。于是借诵读讲说，时时寄寓箴规，使太子从中有所获得，仿佛列圣亲自在上面监临。如今适逢完成篇帙，于是奖赏您的功劳；又屡屡表现出考父般的恭敬，希望一定做到范宣那样的谦让。勉强增加您的阶品，只增加赋税车舆的待遇；沿袭前代正臣受赐封地的地方，表示世代相传、永保福禄的宠恩。像太公在齐国、姬公在鲁国，周朝用来表彰特殊功勋；又有吕氏的申国、韩氏的仪国，成为我宋朝的盛事。现在颁布新的厚恩，使旧日声誉更加光彩。啊！父子都得到任用，已经汇聚一门的美好；君臣相互告诫，应当谋求千年的安定。朕正思考保全国家极其艰难，卿也要想到继承家业并不容易。还要努力发扬播种开创的事业，永远坚固带砺山河般的盟约。希怿特授昭信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封。制。朕遵循列代圣王的谋议，厚待同姓宗亲的礼数；虽然让他们从容参加朝谒，却未曾要求他们建立事功；而对于光耀显赫的宠名，有时还让他们兼有将相的荣耀。何况您曾经辅佐朕，如今宗室英杰分掌陕地，有召公治理陕地的遗风；治理鲁地，又有伯禽的政绩；现在突然告老，朕怎能不感到惭疚忧怀？颁发明白显著的赞书，使群臣肃然听闻。具官赵希怿，出自艺祖神明的后裔，在阜陵选拔俊才的科目中被擢用；举止好像衣服都承受不起，却有担当重任的器量；言语仿佛不从口中轻易发出，却具备治理天下的优异才能。凭借玉牒宗籍的亲属关系，保持圭窦穷儒般的操守；自从掌握楚东的印信，直到执掌江右的军麾，忠诚内敛而不事华饰，仰慕汉京循吏；清静自守，师法盖公的至理名言。近来在全吴考核政绩优异，于是让您在姑孰退居藩镇；希望可以忘却坐啸的快乐，卧理的劳苦，于是贡献诚挚心意，愿意从事闲居燕息；进位奎殿，领取珍馆俸禄。诏墨还没有干，装入囊中的封章已经接连送到；朕阅览后长叹，训谕也不能改变您的请求。原本期望您长寿而善美，哪里想到此人竟遭此疾病？于是接受元戎十乘的拜命，并比照上公九命的仪礼，以光饰您归居菟裘，以彰明麟趾般的宗室宠恩。啊！如今正是人才难得之时，有您这样的宗室间出的贤才，不仅可以镇抚诸侯之国，依赖翰垣的重任，也可以辅佐王室，倚靠宗室枝干的强盛。只是想到您中途退休，抚摸奏章而更加感慨；还希望您冲淡节制、保养精神，面对这次褒奖功劳，特授昭信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致仕，进封天水郡开国侯。建武军节度使、充鄂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王喜，加食邑、食实封。制。门下：朕亲自举行南郊盛大礼仪，眷念西土的功臣。虽然军务与国事礼容不同，不能同列执笾之臣；但戎祀这样的重大事务，难道不应同样施加授脤的恩典吗？现在发布这道彰明伦理的诏令，使众人信服。具官王喜，性情资质严谨锐利，风度气概深沉雄健；窥察玉帐中的奇谋，早年就深入研究军事机略；扼守铜梁险要，晚年以威名震慑敌人。诚心坚如金石，功劳光耀旌常。长久在顺政统领军队，很快又调任武昌戍守。纪律严明，足以振奋三军士气；谈笑从容，竟能抵御千里之外的冲击。正值朕在中坛拜谢上天，想到您在外地宣扬劳绩，于是扩大您的采邑，使您共享神明赐福。啊！朕敬畏事奉上天，您应当把它看作尊奉君主的方法；朕仁慈惠爱百姓，您应当把它推广为抚恤士卒的方针。更加努力建立功勋，永远安享福禄。门下：朕斟酌郊祀曲防的礼文，举行圜丘祭祀；怎敢说自己德行浅薄，足以承受皇皇后帝的享用。能够完成这盛大礼仪，实在依赖严肃恭敬的公卿辅佐。于是顾念潜龙旧邸的旧人，他们有快速奔走侍奉的功劳；现在施行诏书恩典，以使全国共同享受吉庆。具官谯令雍，温和恭敬而谨慎守礼，博得声誉而喜好修养。自从先皇在世，便让您跟随游处于朱邸；到朕初年，又长久掌管彤闱谒见之事。当受到眷顾知遇还不显著时，便坚持廉洁安静、无所求取的节操。斋坛上荣宠焕发，恍然已经历过多年；任祠官时清心寡欲，淡泊如初。把权势看作将要玷污自身，在富贵中也不因此骄人。正值恭敬进献明洁祭祀，于是让您严肃地陪同守卫。想到西邻薄祭而获得福祐已经很多，难道南阳的故人，怎能在分封上落后？因此沿用旧日封履，再开启新的封地，以扩大恭敬柴祭所得的福祐，以表彰您辅佐祭祀的功劳。啊！在宗庙赐爵，是王者最公正的行为；事奉君主如同事奉上天，是人臣明白的义理。今后坚定保持平素操守，以此恭敬承受宏大的恩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皇叔师禹除授检校少傅。制。

译门下：朕搜求整饬礼乐，使神人与人和谐。自国家更化以来，还没有举行盛大的报谢之礼；幸赖天地降下祥瑞，多次获得丰年，三方边境安宁，日月五星光明润泽。于是乘坐斋车，登上嘉坛；数百名陪祀者都在汉代祭天之坛恭敬和谐。同姓的五十国，谁能在周朝盟会上首先表率？有一位伟大的人物，英明的实绩参与荐献，亲自撰写赞册，在清晨朝廷上宣告。具官师禹，志向品行洁净修明，性情资质凝重纯粹；斟取黄流，举玉瓒而祭，有芬芳馨香；清庙奏朱弦，淡泊而和谐合于律吕。摒弃骄傲倨慢的贵游习气，导行忠诚纯厚的德风。自从执掌骍旄，长久安居珍馆。虽然不能参与北阙朝谒，却每天问候东平王的起居。近来亲自祭祀太庙，经过孝宗的神室，遥想先人的功烈，感到如天地覆载一样难以穷尽。环顾近亲，感慨老成之臣已经没有几人。何况朕谨慎举行祭祀，嘉奖您与众臣同心协力。让您晋升为孤卿之列，并增加陪封的采邑；上以体现皇祖笃厚宗支的心意，下以伸展朕尊敬叔父的心意。啊！接受福祐却不敢安逸，是王者承受大命的方法；身居宠荣却不自满，是人臣永远保持美名的方法。朕正坚定保持敬畏天威、及时自保的诚心，卿还要努力遵行使德行日益美善的戒诫。还希望您凭借明哲老成的资德，不必等待训诫之言。特授检校少傅，依前任皇叔、保康军节度使、提举佑神观，充秀安僖王园令，兼秀王位检察尊长，封天水郡开国公，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主管官员施行。吴琰除授检校少保。制。门下：朕斟酌曲防的礼仪，于是举行圜丘祭祀。清晨鸣銮驾车出发，欣喜于祥瑞之气充盛；夜间登坛奠献玉璧，仰望月亮星辰的光明密集。神灵降临，光明盛大的祭祀完备成功。泰元至尊既然授予汉皇封禅的福祐，赐给伯舅祭肉，也应当均分周室的恩典。现颁赞书，以使群臣和敬听命。具官吴琰，出自冯休一姓，历经三朝，远离权势、躲避权柄，早年践行樊阴的足迹；晚年颐养精神、保持本真，师法黄老之言；整饬自身，期望与前代贤者媲美；教育子弟，使他们成为当时有用的人才。近来举行宗庙谒见，长久怀念祖后的慈恩；瞻望长信宫，那里还保存着遗留的典范；访问渭阳故里，如今近亲已经很少，能够留下典范的人更少。正当您年老之时，适逢完成八陛祭祀，仍依赖您留守宫禁。现在嘉奖您的忠勤，应当厚加宠秩；参与华贵孤棘之位，增加食邑田地的丰厚待遇。这不是徇私，而是均分上帝的福祉。啊！朕正吟诵成命之颂，勤勤恳恳地从早到晚使事业兴盛；您也要诵读外戚的箴戒，鉴察古今成败。只要上下共同遵循这个道理，国家就永远获得美善诚信。还希望老成之臣不必等待训告。特授检校少保，依前任保信军节度使、提举佑神观、广陵郡开国公，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主管官员施行。皇伯师揆，少傅，奉国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嗣秀王，食邑五千九百户，食实封二千一百户，特授少师，依前任奉国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嗣秀王，加食邑、食实封，仍命择日备办礼仪册命。制。门下：朕倚重宗室枝叶，参助国家栋梁。想到仁祖特别优待荆邸贤者，像这样的孝陵尤其厚待益王的礼数。大概彰明德行没有比亲睦宗族更好的，而尊重老年人正是亲亲之道的要务。于是顾念年高的英杰，应当加授特殊等级。现在发布典册，告知群臣。具官师揆，具有坚贞笃厚的资质，蕴含淳厚明达的气度；风流承继世代美德，声望在宗室中居于首位。爵位是真王，地位列于三孤三傅。年过七十，德行与年齿都被认为是最尊贵的；身历三朝，恩礼没有人能与之相比。遥想宪靖，早已显著忠诚纯正；因为功劳在于我家，所以庆福流传给后代。回顾高阳八王之子，如今仅剩几人？在建初四王之中，您最为首位。想到您的典范足以尊尚，哪里能只按命秩来衡量？晋升为少师，并增加陪封采邑。啊！赐给您许多福禄，并不只是专门表示私恩；屏辅朕一人，政务实在有赖这位遗老。还要安享长寿，以此恭敬承受皇帝的光宠。诏。淮东、湖南、江西三路盗贼作乱，除盗贼首领应当依法收捕外，其余被胁从的人等，一律依原情宽免，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各自恢复旧业；仍命州县多方赈济防护。诏。敕令门下：朕以微薄之身君临天下，明察还有未能照见之处，德行还有未能使人信服之处。近来因为误国之臣妄自挑动开边的祸端，赋税徭役繁重，百姓无法安生；旱灾蝗灾接连发生，官吏又没有加强防备。使我的百姓大多辗转迁徙而无所依靠，而那些奸民便乘机诱骗恐吓，起来作乱。静心思考祸患的由来，怎敢蒙昧而不责备自己？近的在淮楚两郡之间，远的在江湖数州之地，百姓有的遭受蹂躏，房屋有的甚至被焚毁。朕忧惧地想到这些，因而忧劳到不能按时进食。如今禁军扬威并进，乡里的豪杰也尽力争先，声势震动，无人能够抵挡，扫平叛乱指日可待。想到那些被胁从的众人，难道全都是喜好作乱的百姓吗？在池沼之中动用兵器，实在未必是你们的本意；焚烧昆冈的烈火，难道也是朕的心愿吗？与其苟且偷生，不如转祸为福。从前乾道、淳熙年间，有李金、陈峒之流，虽然一时像蜂群聚集，最终也没有逃脱鲸吞般的诛戮。自有天地以来直到今天，从未听说盗贼能够保全身体。想来你们都已经知道这些，难道还要等朕说了以后才明白吗？如今朕大大放宽禁网，广泛发布宽赦文书，推行不杀的仁德，给你们一条重新活命的道路。如果恢复旧业，就成为良民；丢弃兵器弓弩，拿起钩锄，只要知道舍弃叛逆而归顺，询问田地和居住房屋，就应当让你们离开危险而趋于安定。还希望郡县中治理百姓的官员，共同宣扬朝廷惠及下民的恩泽，迅速除去百姓的困苦，以充分符合朕的心意。楚州、衡州、郴州、吉州、南安军等处盗贼作乱，除盗贼首领应当依法收捕外，其余被胁从的人等，如果能够解散队伍、归顺投降，一律依原情宽免，各自恢复旧业，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仍命州县多方赈济防护。特此诏示，想来应当知悉。科举诏。

译敕令门下：朕想到我朝祖宗设置科目，是为了网罗天下才俊，许多贤臣硕辅都由此途径出身，差不多符合三代选举人才的本意。朕以微薄的资质承受大业，能够与朕共同居有天下、治理天下职事的，难道不是当时的贤士大夫吗？所以自从登基以来，曾多次下达宾兴之诏，希望得到英杰共同谋划安定国家、成就功业。然而此前权臣装饰私意，把源流醇正的学问斥为伪学，把忠诚明亮、正直切直的言论嫉恨得如同仇敌。由此士气郁结而不能伸展，文章体制也渐渐不再古雅。所以朕更化以来，止息邪说以抵制邪僻行为，开辟正道以招徕忠直规谏。四海士人听到风声而奋发兴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如今举行大比，你们众位士子各自抒发所学，在有司那里应试，使贤能之书上报。朕将亲自在朝廷考问，以便准备任用。诗经不是说：‘鸢鸟飞到高空，鱼儿跃入深渊。’和乐平易的君子，哪里不能造就人才？朕激励士类，大概与周代先王出于同一原则。你们众位士子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应当洗涤自身，以符合招徕人才的心意。特此诏示，想来应当知悉。【从‘自而前者’至‘徕忠规’六十四字，是参政娄机删去重复后改定的，今只保存初本。】答诏。赐太中大夫、权户部尚书兼详定敕令官沈诜辞免除户部尚书兼任职务、依旧于当日供职的奏请，恩命不准辞免。诏。敕令，完全知道了。古人用大道生财，用儒术使国家富足，所以大司徒掌教化之职，而贡赋也归其掌管，其中的意义深远。如今的急务，国家财用最为优先；然而只知道索取而不知道给予，舍弃大道而一味使用权术，那么百姓无法自行生存，君主又能同谁共同富足呢？所以朕对于地官之事，非儒者不交付给他。卿学问深广，是当时闻名的人；长久任职于计省，成绩卓著。因此朕斟酌众臣的意见，命卿正式担任尚书。难道只是把这个职位作为宠赐给卿吗？减损上面而增益下面的道理，管理财赋、端正名分的义理，卿大概已经讲习得很熟了。还要进一步推行所学，使君主和百姓都富足，差不多实现‘何不撤除彻法’的意旨；这就是朕对卿的期望。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推辞？所辞任命不准。赐朝议大夫、试尚书礼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汪逵辞免除吏部侍郎恩命，不准辞免。诏。敕令，完全知道了。您的先正以正直之道、正直之言侍奉我烈祖，事迹载入国史，被称为名臣。只是朕已经来不及见到他了。他的风采流传并未久远，有儿子而且贤能，学问有源流，能够遵守家法；刚毅之气虽受到排斥压抑，却始终没有衰退。所以朕在更化之初，命令催促您入朝，借重您的正直清廉，因此让您掌管朕的礼仪；倚赖您的道义，因此让您辅佐我的儿子。然而朕仍觉得不足，担心对您的进用还不够迅速。如今文官部门正是您世代掌管的官署，您应当把家庭中讲习贯通的规矩，施行于考核选任人物之际。难道这只是多余的事情吗？为什么还要多次推辞？所辞任命不准。赐朝散大夫、试尚书兵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兼太子左庶子戴溪辞免除太子詹事、当日供职的恩命，不准辞免。诏。敕令，完全知道了。朕深深思考万世国家的根本，没有比太子更重要的。广泛选取当时的英才，让他掌管辅导太子的事务。詹事府确实仅次于宾客之职，必定要选择合适的人。想让太子听闻仁义道德的要旨，必须专门任用其人，希望能够陪伴太子居处出入，亲近辅导。卿早已号称大儒，首先参与东宫，历经岁月很久，养成了尊贵的德性。与其辅佐兵部而承担簿书事务，哪里比得上从容担任端尹，每天只讲述经书训诫，以端正自己的名分呢？朕岂是轻视所托付的职任！应当努力承受朕的心意，仰慕前代贤者，不要徒然守持一味谦辞，希望能够更加补益三善。所辞任命不准。赐太中大夫、权工部尚书何异请求以本官致仕，不准。诏。敕令，完全知道了。知止退让、舍弃荣华，是人臣的高尚情操；重视贤才、尊敬老人，是国家的美好谋略。您作为资历深的旧臣，仪表足以列入法从。年纪虽然高老，视力听力仍然没有衰退。您的职责在于议论思考，并不是凭筋力办事。您有三达尊的声望，原本没有必须离任的讥议。况且八座之班最为尊崇，而工部事务又最为简要。即使让您自求安逸，又有什么能超过此处呢？与其慷慨请求归乡，在乡里推行义理教化，哪里比得上从容留在朝列，使名声在朝廷更加隆重？努力安处本职，不要违背朕的心意。所请不准。赐武康军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挥使夏震请求宫观差遣，不准。诏。敕令，完全知道了。朕因为卿有保卫社稷的忠诚、整顿军队的谋略，提拔您进入近卫行列，把腹心重任交给您。主持留务的品秩，仅次于节度使；殿岩禁卫的权力，在宿卫中居首。对您的待遇，可以说远远超过旧例了。卿将用什么来报答朕呢？只有恭敬勤勉而不懈怠，才能捍卫王室；只有恩威并用，才能整齐军法。这样卿就不愧于居有宠荣，朕也不愧于知人善任。至于担心触犯众人而招来责难，想要借年老引退而求安逸，这是人臣保全自己的计策，不是古代名将对自己所期望的。努力承受朕的眷顾倚重，不要再说这些话。所请不准。赐正议大夫、守兵部尚书兼知临安府赵师▯请求给予祠禄，不准。诏。敕令，完全知道了。卿凭借敏捷的才干、通达明晰的谋略，三次担任尚书，四次治理京城。如今同姓宗室中的英才，受到的恩遇宠荣没有超过卿的。自然应当把国家看作自己的家，把百姓看作自身；面对盘根错节的困难而不推辞，面对怨言诽谤而不畏惧，使国家财货流通无阻，使百姓粮食充足，使困苦贫穷有所缓解，使忧愁叹息逐渐止息。这样差不多下可以满足京城百姓的期望，上可以减轻皇帝的忧虑。朕任用卿，心意正在这里。若是谋划刚刚施行却没有完成，精神还很强健却怀念归乡，正当施展才干、事业初见成效之时，却说自己如强弩之势已经将尽，这在道理上不能令人满意，难以勉强依从所请，应当不准。【奏札说：‘以大为耗损的精神，承担更加艰难的职任’等语；又说‘强弩的力量已经耗尽，即使射穿薄绢也有所不能；劣马的力气已经疲惫，只听到出征反而以此为喜。’】赐中大夫、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雷孝友请求给予祠禄，不准。诏。敕令，完全知道了。朕想到古代大臣，亲身承担天下的重任，一个人没有受到他的恩泽，就好像已经被他纳入沟中，从未听说以独善其身为高尚、把去留看得轻易。卿参与机要政务至今已经三年，勤勤恳恳地任职，早晚都不懈怠；这是朕亲自眷顾倚重的人，也是朝野共同瞻望的人，究竟有什么嫌疑和疑虑，竟然请求解除职任？

译《尚书》说：‘如同游渡大河，我将和你奭一同前往，共同渡过。’ 如今朝廷内外多有变故，百姓万物还没有安宁，货币的来源仍然阻塞，军备的消息每天传来。朕正因而叹息，吃饭时也无心进食，这难道是大臣请求离去的时候吗？卿要思考与同僚同心协力，帮助朕处理这些忧患；却因疾病前来告知，是朕不愿听到的。所请不准。赐中大夫、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雷孝友再次上奏，请求允许罢免职务、奉祠于外。不准，不得再次陈请。诏。诏书全部知悉。君主任用人才，并不只是为了使他的自身荣耀；大臣事奉君主，也将借此施行自己的志向。朕把卿置于宰辅副贰之位，把枢机政务的繁重责任交给卿，难道只是用高爵厚禄来表示个人的宠爱吗？实在是希望卿提出宏大的谋略和美善的计策，以发挥经国济世的作用。倘若不明白朕仰赖卿成事的托付，轻率地怀有勇于退隐的高洁之心，人们将怎样议论？朕又能依靠谁？应当思念君臣同体的情谊，不要只图明哲保身，希望平生所学能够全部施展出来。即使请求告老还乡，也还不算晚；但这次请求不准，不得再行陈请。赐正议大夫、守刑部尚书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兼太子詹事兼吏部尚书曾防辞免改任吏部尚书的恩命，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想到古代周朝冢宰的职务，由三公兼任，用来统领百官、治理四海，不是其他卿大夫所能相比的。考察古制，神祖开始确定官制，作为一代法则，天官长官的职位尤其崇高。直到元祐年间，不是执政的旧臣，不能入选此职。朕更新万事至今三年，正式任命为此官的只有四人，难道还不重要吗？卿刚严简重，有前代正臣的风范；忠诚刚正而笃实，是近臣的表率。此前卿以大司寇兼管铨选，裁量鉴别公正，传达到了朕的听闻。朕因此宠爱嘉奖卿，立即任命卿为正式职官。不是卿还能任用谁？朕看了卿这次奏章，和以前听说的很不一样。卿说正想求去，又坚决担心会有因迁升而受到讥刺的议论。称病求闲，是卿的志向；擢用贤能使其接近君主，是朕的心意。卿一定要实现自己的志向，难道独独不能体察朕恳切的心意吗？赶快恭敬地接受，不要阻止朕的命令。所辞不准。赐新任资政殿学士、中大夫、知兴元府、充利州路安抚使、四川制置大使安丙再次上奏札子辞免资政殿大学士、知兴元府、四川制置大使的恩命，不准的诏书。诏书全部知悉。朕因为卿有舍身报国的忠诚，有平定危难、安抚百姓的谋略，忠诚气节显著，功勋功劳辉煌，早就想让卿像山甫那样归来，却又重重违背借寇恂之名挽留卿的愿望，所以改授宣威之职并开启制置使的权力，仍加授秘殿学士并提升名位，这是为了使远方之人仰望，也为了提高全蜀的体制。功劳越高，宠眷越厚；劳绩越大，报赏越多，这是国家一贯的典制，而卿却两次辞让，为什么呢？勉力遵循已经确定的制度，想来一定能建立无穷的利益，使百姓怀念诸葛亮的仁爱，使夷俗畏惧裴度的威名，这难道不是很美好吗？所辞不准。赐扬州观察使、知婺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善下请求仍旧留在京城任宫观、免除奉朝请、任便居住的申请，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认为，治理亲属和治理百姓的道理是一样的。卿过去掌管宗室属籍，既然能够使国家子弟懂得孝悌忠信的美德，如今镇守藩辅之地，难道独独不能使郡中百姓兴起礼义廉逊的风气吗？百姓如果能够相安无事，即使安坐也可以治理好。突然请求退隐闲居，不是朕所期望的。所请不准。赐宝谟阁学士、正议大夫、知绍兴府黄由辞免除授刑部尚书兼直学士院之职，限日立即前来供职；辞免恩命，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不遗弃旧交，是为了敦厚风俗；老成之人一并任用，是为了尊重朝廷。卿早年考中伦魁，有气势充沛的董仲舒之对；从前事奉潜邸，有和悦而敢于直谏的史鱼之风。这是孝宗所擢拔，用来留给后人的人才；也是光宗所了解的贤臣，用来辅佐台省德业的人。卿出任外职，已经历时多年；朕询问秦王府的旧僚属，没有不思念卿的。卿奉行会稽的政务，最应当等待卿归来；回来后重新登上文阶的班列，兼任崇峻的玉堂直职。卿心存仁恕，一定能引导朕施行好生之德；卿长于文章，一定能代朕发言、撰写诏命。赶快接受这深厚的恩典，前来施展美善的谋略。所辞不准。因此颁诏告知，想必卿应当明白。赐正议大夫、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楼钥请求仍旧致仕、归隐乡里的申请，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读商周的典籍，看到任用谋划大事的人一定说是旧臣，治理政事的人一定说是老成者。下至秦穆公悔过自誓，也知道向白发老人谋划，因此没有过失。老成之士对于国家轻重的影响，已经由来很久了。经历多，举措就审慎；见闻广，防备思虑就精密；德望得到信服，人心就归服。朕虚心设席相待，以招致各位老臣，心意确实在这里。卿学问醇厚深邃，远远高出当世；气节刚毅，以古人为自期。行为持守适合安定平和，存心根本在于忠厚，众多士人仰望卿，欣然以卿为宗。卿高卧十年，肯为朕出仕吗？海内都在注目，想看看卿将怎样作为。朕正要资借卿在帷幄中的谋划，卿却突然兴起归隐园林的念头，难道是朕尊礼老贤之士还有未尽之处吗？不然，为什么离去得这样果断？七十岁致仕，虽然经书有明文，但对于二三位大臣，难以拘泥这一制度。卿从前代朕撰写诏令，曾用这个道理拒绝过臣僚们的请求。难道今天竟忘了这种情谊吗？况且用志向驾驭血气，又有什么可戒惧的？以大道应对外物，又有什么不能做到而需要害怕的？勉力施展所学，长久成就事业。所请不准。赐正议大夫、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楼钥再次上奏札子，请求回归田里、再次挂冠退隐，不准，不得再行陈请。诏。诏书全部知悉。朕认为老成之士的重要性，是朝廷内外所共同尊崇的。他们不显露声色，天下自然信服。卿学问醇厚，操行刚劲，天下称为正人；心气平和，时论称为长者。适逢朕开始更新政治，卿在辞去职事之后，仍出入朝廷三年，历任两府。虽然弥补政务、辅佐赞助，起初没有可见的功绩；但整顿熙和、调和政务，自有无穷的益处。况且从前一同被召来的三位贤者，如今只剩下一位老臣。大概是上天留下卿来辅佐朕，使这个时代达到大治。朕正切切依赖卿，去留岂能轻率？只要灵光殿还巍然存在，或许卿能成为鲁国的镇石。想跟从赤松子遨游，恐怕不能立即满足留侯张良的心愿。应当体察朕至诚的心意，不要屡次请求。所请不准，不得再行陈请。【原奏说：虽然名义上是参知政事，却一点也没有补益。所谓弥补辅佐，究竟建立了什么功业？拜跪行走，大多都很勉强。众目睽睽之下，内心不得安宁。何况一同被召来的三人，如今只剩下孤单一人。厚着脸皮列于朝班，归乡的梦却无法实现。】

译赐保康军承宣使、左骁卫上将军、镇江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扬州军州事、充淮南东路安抚使、节制淮东军马毕再遇请求授予一处外地宫观差遣，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因为卿有抵御外侮、挫败敌人的才能，所以授予卿治理百姓、统率军众的职任。朕对卿的关怀既深厚，对卿的期望怎么会轻呢？近来盗贼在卿所统辖的地方发生，声势震动旁郡，直到依靠卿的指挥调度，才屡次传来捷报。朕正掌握着赏罚予夺的权柄来驾驭臣下，以公正的赏罚来表示信用。卿的功劳已经很大，正要加以谋划任用，为什么却疑虑而上章请求领取祠禄？何况如今创伤残破尚未恢复，百姓的忧愁叹息仍然很多，重新安定抚慰他们，责任在于统军将帅。长久劳苦之后想求安逸，别人可以这样，难道是朕对将军的期望吗？所请不准。赐通议大夫、试户部尚书兼详定敕令官沈诜请求归还政务、退老于园林的申请，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认为文昌省掌管君主的言论和政务，以侍从、论思为职。因为卿老成正直，朕才擢升卿任此官，希望卿能以直言和美善的意见每天补益朕的听闻。如今没有缘故便请求离去，这让朝廷如何面对？年高而担任繁重职务，固然不是优待贤能、体恤劳苦的意思。然而事情有缓急，道义有轻重。如今时局多难，费用从各方面纷纷产生，即使我们二三位执政大臣，也免不了每天亲自处理钱谷事务，卿却突然请求自行安逸，可以吗？应当不要吝惜自身的劳苦，或许能稍稍缓解百姓的急难。大道理就是如此，卿应当好好思考。所请不准。赐太中大夫、尚书户部侍郎兼详定敕令官沈作宾请求授予外地祠禄，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近来户部因副职空缺而上报。朕回顾朝廷，掌印之人没有可授的，唯独起用正在家居的卿，选择人才而任用，实在不是轻率的。卿既然已经为朕而来，难道不能从容任职几年，以符合朕责成卿办事的心意吗？如今公私都困乏紧急，确实如卿奏章所说。如果我们的有司能够审察盈亏，知道取舍，即使不能使国家有九年的储蓄，仍然可以使百姓得到一分恩惠。推说事情不可为，便放弃职位求去，这难道是近臣以国事为重的情义吗？与其惩戒过去的事情来保全自己，不如勉励建立新的功劳来图报答。请求归荣的事，就停止，不要再说了。所请不准。西山文集卷十九。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二十。宋真德秀撰。翰林词草。答诏。赐起复正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太子少师史弥远辞免因皇太子册宝而推恩、特升一官的恩命，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承当宗庙的重大责任，考察古制，在东宫确立我们的太子。到二年秋，亲自举行盛大庆典，施行册立礼。钟鼓陈列在架上，衣冠齐集朝廷，和悦之气充满上下，使朕能够垂留万世的美名，不愧对祖宗托付的美意，这都是我朝大臣辅佐赞助的力量。卿凭借宏大深厚、正直端正的学问，端庄明亮、纯一无二的诚心，早已得到朕的简拔，跟随朕在资善堂，启导太子的德性，使他达到光明境界。秘密决断国家大计，以安定天下；于是由太子宾客、师傅升为宰辅，教导太子的德业已经成就，既专一又长久，只晋升一官，朕心中仍觉不足。赶快恭敬接受这宣布的恩典，不要阻止已经形成的命令。所辞不准。赐中大夫、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雷孝友，通奉大夫、参知政事娄机，正议大夫、参知政事楼钥，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学士、通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宇文绍节辞免皇太子接受册命完毕后各升一官的恩命，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观察夏、商、周三代有道政治长久的原因，是效法日月重叠、相继照耀的象征；政治更新的开始，首先建立东宫储位。在祭祀宗庙之前举行册立礼，宏大的福庆和美盛的德业光照古今。神灵、祖先和先考没有不一同欢喜的。卿等作为股肱良臣，又兼任东宫官员，既尽力承担出入讲谕教导的勤劳，又参与周旋于礼仪文物的盛典之中。若缺少记录，如何对待典章制度？

译《传》不是说过吗：“太子端正，天下就安定。” 卿等有辅佐朕安定天下的功劳，却想辞掉一等官阶的赏赐，可以吗？赶快恭敬接受，不要过分推辞。所辞不准。赐正议大夫、吏部尚书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防辞免因皇太子接受册命完毕、本宫官吏等各升一官的恩命，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在政治更新之初，把太子建立在青宫，适逢卿归来，置于詹事省，凭借卿方正严肃、和厚宽裕的德性，辅翼太子恭敬温文的美德，到今天已经三年了。册立礼已经完成，恩典遍及僚属，难道因为卿身为端尹这样重要的官员，就可以遗漏吗？卿应恭敬接受美好的荣典，更加思考如何辅佐我的太子，巩固万世磐石般的基础；这正是朕托付重任给卿的心意。卿的辞词虽然有力，但道义上不能听从。所辞不准。赐朝散大夫、试太子詹事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秘书监戴溪辞免因皇太子接受册命而推恩、特升一官的恩命，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过去我朝太子在资善堂时，卿以当世儒学先辈的身份，展开书卷在左右陪侍。大概在太子像火自然燃烧、泉水自然流通的初始阶段，已经有日积月累的功效。太子升为储君以后，卿遍历宫中官属，以正心诚意的学问启导他，以居仁由义的道理勉励他，从容地开导启发，补益非常多。朕正要嘉奖卿的劳绩，想着表彰勉励的方法，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如今礼成而增加官阶，也是常例，何必过分谦让？留下朕已经作出的命令。所辞不准。赐朝议大夫、试尚书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汪逵辞免皇太子接受册命完毕、本宫官员升一官的恩命，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古人谈论教导太子，一定把选择身边辅佐人员作为急务。朕既考察古代义理，端正少阳之位，又选择孝悌、博闻而有道术的人来护卫辅佐太子。只有卿凭借渊源纯正的学问，处在这次选任之中，确实能够用正直的言语和行为启发太子，使储君的德性和国家的根本更加牢固。卿的力量贡献很多。册礼隆重完成，按例使卿增加官阶。即使以名节自我砥砺，难道会有希求赏赐的心吗？然而功劳不加报答，也不是对待贤能之人的情义。过去接受朕的命令，不要烦劳再三坚辞。所辞不准。【来奏说：我身为近臣，应当存有以国事为重的情义，怎敢和群臣一样都怀有希求赏赐的心。】赐端明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卫泾辞免因皇太子册宝而推恩的恩命。因为从前任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升一官；恩命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褒扬德行、录用贤能，不因新旧而区别礼遇；论功行赏，也不因内外而有二心。卿名望冠绝一时，学问贯通千古，舍身守卫关防，尽力辅助政治更新的宏大规划；亲自到朕面前输诚进言，参与决定建立储君的大议。等到升任宰辅，开始参与太子宾客的职位，端正政事、正直进言，把见闻全部效献而无所隐瞒；反复接受启发，以辅导太子为多。适逢册立典礼告成，朕念及卿的功劳应当记载，难道因为卿在外地就可以远远遗漏吗？只晋升文阶，以此昭示眷爱之意，不要拘泥于一向的谦让防避，赶快接受这公布的恩典。所辞不准。赐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抚使卫泾上表再次辞免。政治更新以后，亲自祭祀南郊，盛大的典礼圆满完成，庆典恩泽均及朝廷内外。安丙、卫泾都以近臣身份在藩镇任劳，各特升一官。恩命不准，不得再行陈请。诏。诏书全部知悉。从前周天子在先王之庙举行祭祀，在齐国就赐给祭肉，在鲁国就送回祭肉。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是辅佐王室的重要臣子，所以应当共同享受福禄和庆典吗？朕的郊祀大典已经完成，把庆典恩泽遍及朝廷内外。西方有蜀，南方有楚，都是以近臣担任朕的封侯，功勋声名灿然，都著录于史册。朕因此宠爱嘉奖他们，壬子日的制书命令升进崇高官阶，也是周王褒奖齐、鲁的意思。如今卿抗章不接受，却说天道有盈有亏。五服五章是用来对待有德之人的，虽然说是朕的命令，实际上根本来自天意。朕当然不是出于私心，卿还有什么可辞的呢？所辞不准，不得再行陈请。赐资政殿学士、通奉大夫、知兴元军府事安丙再次上表辞免南郊庆典完成后特升一官的恩命，不准，不得再行陈请。诏。诏书全部知悉。朕认为古人先使百姓安定，然后才把力量用到神灵之事上。因此自从政治更新以来，分别命令近臣，把藩镇的责任交给他们，使他们抚慰军民，镇守安定疆场。兵器长久收起，农业收成也已完成，或许可以没有向外顾虑的忧患了。于是整治嘉美的祭坛，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齐备整肃，神人与人都和谐相应。回顾守卫屏障的功劳，哪里只是像快步奔走参加祭祀那样的劳苦？这就是优厚隆重的典制，所以独独施加给朕的重要大臣。如今边境安宁，百姓繁庶，卿应更加致力于安抚，使之符合朕的心意。恩命的增加，正从这次开始。难道仅仅升一官就可以辞掉吗？所辞不准，不得再行陈请。赐中大夫、权礼部尚书兼侍读章颍请求允许归隐田里的申请，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观察过去忠臣因直言而离开国家的情况，有失意不得志而终身如此的，有被置于闲职不久又重新受到任用的。公道是通达还是闭塞，大多可以从这里看出来。朕大大继承祖宗基业，崇尚正直的言论。凡是自初元以来因论事而离去的人，政治更新以后，难道还有留在世上却不召回、召回却不任用的吗？只有卿忠诚勤勉、不顾自身，名望在诸儒之上，首先触犯权贵宠臣，离去十年。后来既然归来，置于经筵，从容进献可否，朕非常嘉奖卿。近来由副职卿大夫进而代理宗伯，佩玉执笏，出入宫廷，使士绅大夫相互说道：“这是庆元年间敢于谏诤的臣子，曾经受挫而又重新伸展。”激励高尚的风气、振兴衰颓的习俗，大概就在于此。卿正要怀念归去，实在大大违背朕的心意。所请不准。赐通奉大夫、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娄机因患病请求准许交还俸禄退休，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从前姜太公年老了，仍然从海滨被起用；留侯张良虽然有病，仍勉强辅佐太子。朝廷有白发的贤良，是国家的福气。难道因为天气阴晴风雨无常，就轻易听任卿离去吗？朕已经下诏给有关官署，准许卿暂免朝见。卿应专心养神，接近医药来辅助自己。请求归荣，朕还不想听到。所请不准，仍给假十日。赐杨次山辞免新授少保、进封永阳郡王、加食邑食实封的恩命，不准。诏。

译诏书全部知悉。三孤之官，是用来辅佐三公、弘扬教化的，朕从未轻易授予别人。何况茅土分封，自元丰年间任命曹佾以后，施加给外戚的，不过六七人。如今朕因青宫册礼完成，既擢升卿为太子少保，又按照历朝对待元舅的礼遇授予卿，可以说是世所罕有的荣耀、异乎寻常的遭遇了。若不是卿老成沉静庄重，盛有美德，朕岂敢把天官之位当作私下宠爱呢？过去应当恭敬接受朕的恩典，谋划如何配得上这些荣宠；沿墙谦避的礼节可以略去，通常的辞让文辞也应不准。再次赐杨次山辞免恩命不准的诏书。诏书全部知悉。从前东都时代，有位贤能的外戚叫阴识，凭借椒房同胞亲属的尊贵地位，却能谦逊自处，受到世祖的嘉奖推崇。世祖常常指着他来告诫贵戚，激励身边的人。如今朕有卿，也正是这样。太子接受册命，恩典推及外家；考察亲近而贤能的人，谁能超过卿？授予三孤之职、封为王爵，是为了褒奖表彰老成的德行，也给外戚作劝勉。朕的命令不会改变，不必坚决辞让。所辞不准。赐潭州观察使、知閤门事兼客省、四方馆事兼提防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杨谷辞免皇太子接受册命完毕后除授承宣使的恩命，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曾阅读东都的史书，看到明德马皇后抚育储君的功劳，著录在史册上，光耀后世，未尝不深深嘉奖并多次感叹。我的太子早早确立于春宫，保育扶持，劳苦已经全部尽到，这都是坤元之德的极大力量。和汉代的事情相比，尤其显得光辉。典册已经完成，恩典推及外戚；卿的兄弟早有贤能的声誉，富贵而没有自满之心，忠孝兼全而有节操。当时留任的事务实际上接近旌旄之职，于是因为考察廉能，一并命令褒奖升迁。《尚书》不是说过吗？“任用有德之人，彰明他的善行。”朕宠爱卿，大概就是希望达到这个意义。卿还有什么可辞的？所辞不准。赐朝请郎、试尚书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侍读兼权给事中许奕请求授予川蜀等待空缺州郡的差遣，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从前萧望之由谏官补任郡吏，却没有忘记本朝任用他的深厚情意。吕元膺由给事中出任同州知州，又因正直进言而被留在君主身边。朕认为，宣帝忧虑百姓的迫切心情，还不如宪宗采纳谏言的明智。如果近臣可以轻易离去，卿凭借有用的学问、无穷的才干，在临轩策试之初冠绝众士，在政治更新之日踏入禁中仕途。卿在经筵以正道滋养朕的心灵，代理给事中以忠诚的规劝补益朕的听闻，朕正需要这种批逆鳞般的正直，怎么能立即前往叱驭出行？安守你的职位，更加砥砺操守，使朕不愧为元和年间的君主，卿也能光耀前汉的臣子。难道一定要镇守藩镇才算报国吗？所请不准。赐特进、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钱象祖上表，再次辞免特授少保、依前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加食邑食实封的恩命，不准，不得再行陈请。诏。诏书全部知悉。朕建立太子之初，考察采用旧典，命二三位大臣兼任东宫辅导之职。卿以台衡重臣的尊贵身份，兼有师傅的重任，白须皓然，衣冠十分伟岸。仿佛绮里季侍奉宴席，席间恭敬而恳切，多次进谏匡正；又仿佛张酺处在经帷之中，朕非常嘉奖卿。虽然离开国都已久，朕从未忘记。于是因显赫的册礼完成，晋升卿为三孤之职。《诗经》不是说过吗：“没有一句话不酬答，没有一种德行不报偿。”朕的心意大概就在于此，不必坚决辞让，违背朕的眷爱。所辞不准。赐正奉大夫、守吏部尚书兼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防请求准许辞去职务、回家养病，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想到从前的贤哲，轻视抛弃轩冕，勇往直前而不回头。他们的说法有两种：有的是当时的君主不笃信正道，不值得与之共同建功；有的是同列中贤能者很多，自己不离去便会受到责备。所以二疏享受了知止的快乐，香山居士保全了退隐的名声。如今朕虚心等待贤能之士，常常唯恐来不及。众多正直之臣都在朝列，没有让小人混杂其中。士人如果无意于当世，那就罢了；如果确实有志于当世，怎能错过这个时机？何况卿位居近臣之首，责任不能说不重；职掌宫尹，宠遇不能说不优厚。一旦浩然请求离去，朝廷反而尊崇山野，固然足以实现卿退隐的志向，却难道不是使朕受到“事情刚开始便失败”的讥讽吗？所请不准。赐起复正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史弥远请求归田庐、补还服制，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从前昌陵兴起帝王事业，当时赵普建立社稷功勋，在艰难忧伤的初期夺情起用，在祥除服丧之日免于起复，未曾听说有人请求允许服满，这些旧事非常清楚，在《信书》中可以考查。卿是国家的硕辅，是世代事奉国家的重臣，以忠诚纯一的心志，奋发刚毅而必定有所作为的气节，竭力陈述至关重要的计策，端正东宫储君如少海般尊贵的地位，亲自踏入危险，安定宗庙如泰山般的稳固。顺应众人期望，升任台司，有调和内外的功劳，有经营长久国策的谋划，怎么容许稍微走几步就轻率离开朝廷？何况礼制已经将哀痛和荣誉推到极致，既然侍奉父母已经没有遗憾，那么道义上就应当共同承担休戚，把国家大事放在首位，更加坚定辅佐君主的心，以符合教导忠诚的期望。所请不准。赐焕章阁学士、通议大夫、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辞免除授宝文阁学士、依旧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制置使的恩命，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认为荆襄处在上游，是南方的屏障。近来边事发生，那里受兵祸尤其严重，人口流散，田地大多荒芜。朕曾经向西眺望，叹息说：“谁能替朕招徕流民、使他们回来安定，使那里恢复旧貌呢？”卿以法从之臣身份，英明地首次担任藩镇重任，安抚远近，得到江汉百姓的归心，政绩声名流传，朕心中十分喜悦。昭陵的图书府深处位于西清，令卿主管其中，用来表示对风俗的劝勉。过去接受朕的命令，更加安抚我的百姓，或许不辜负褒奖表彰的心意，还为什么要辞让呢？所辞不准。赐起复正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史弥远再次上奏札子，请求归田里、补还服制，依照已经下达的指挥，不准，不得再行陈请。诏。

译诏书全部知悉。大臣的道义和普通百姓不同，多事之时与太平时期也不一样。既然承担国家安危的责任，就应当权衡轻重是否适宜。卿世代掌握宰衡重任，声望高如柱石，从前曾以身殉国，舍弃家族也不推辞，把孝心转化为忠诚。如今怎能执着于亲丧之礼作为辞职的理由？何况岁月将要临近祥禫之期，哀荣从始至终都已完备，在卿心中又还有什么遗憾呢？只是如今朝廷之上有日夜忧劳的事情，朕正叹息着想与卿共同完成这些事务，还念及对卿依赖倚重的迫切，勉力恢复安定百姓的谋划，希望能够回应百姓的瞻望，也使慈亲的训诫增光。所请依照已经下达的指挥，不准，不得再行陈请。赐正议大夫、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娄机，因年老衰迈、疾病容易发生，请求准许交还俸禄，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把卿看作天下的老臣，具有大臣的风范。朕顺从众人的意见，擢升卿进入两府，所凭借的是卿从容论道的益处，并不是奔走效力的劳苦。为什么还要上章，想要交还职事呢？从前毕公辅弼君主，历经四代仍能勤于处理细小事务；卫武公九十岁还在位，并且以礼法自我约束。卿年纪虽然高，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应当想到国家大计比自身谋划更重要，医治民间疾苦比医治自身疾病更急迫。勉力遵循大义，不要再说了。所请不准，仍给假半月。【来奏说有不能奔走劳作的话。】赐太中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兼详定敕令官、兼权工部沈作宾请求在偏远堡垒效力，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乘坐别人车子的人，要承担那个人的忧患；享用别人俸禄的人，要分担那个人的忧愁。卿的职务在于论思，情义上与国家同休共戚。正值多事之时，应当把竭尽劳瘁作为心愿。为什么还要上书，突然想自行安逸？从前王事没有止息，诗人还有来不及奉养母亲的叹息。如今卿所处的情况本来和那不同：进朝就能在朕面前启发辅导，退朝则可以在膝下侍奉亲人。如果能够报效国家，自然足以使亲人喜悦。还应当努力建立功名，或许可以使忠孝两全。所请不准。赐正奉大夫、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楼钥辞免同提举编修敕令的恩命，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认为本朝旧有的章法，最能得到先王遗留下来的意义。以道理衡量政事，以法度守持，所以能够与人情的公正相吻合；让儒者议论刑名，所以能够深究上天施行刑罚的作用。使我们的王国长久，难道不在于此吗？卿早年进入朝廷，长期勤于掌管文书，晚年参与执政，曾经参与总领纲纪。只有心地平正，才能斟酌律令的轻重；只有学问广博，才能考订古今制度的沿革。如今再次命卿担任此职，确实是任用了合适的人。勉力完成已经试行的功业，不要以不能胜任作为辞解。所辞不准。赐华文阁直学士、朝请大夫、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抚使叶时请求授予宫观差遣，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认为从前守将频繁更换的弊病，发展到任官数月便调迁，既有新旧交替的烦扰，又失去了上下相安的美好。朕非常厌恶这种情况。因此曾经深思，即使不能恢复唐虞九年任期的制度，难道独独不能依据神爵、五凤年间那样的诏书，让官员因任而久任吗？卿天性纯粹明达，学问渊博，近来辛劳于侍从之职，出镇全闽，以忠厚待物的心意，施行平易近民的政令。还不到一年，远近百姓已经爱戴卿。《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卿已经差不多做到这一点了，难道不能稍稍留任，以安抚朕的百姓吗？勉力安守你的职位，不要违背朕的旨意。所请不准。赐保康军承宣使、左骁卫上将军、镇江都统兼知扬州、淮东安抚使毕再遇请求授予外地宫观差遣，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听说建立功名容易，保全功名困难。仔细观察过去，将帅之臣能够自我敬畏，从容进退而不失美好名声的，曾有几人呢？大概夸耀功劳，志意就容易骄傲；倚仗宠爱，身体就容易危险，形势本来如此。卿从军行伍很久，统率军队，威名震动夷狄，勇武闻名江淮，却能够仰慕古人知止的风范，察知天道有盈有亏的戒诫，刚入朝应对，便赶快请求奉祠，可以说善于处置功名之间的关系了。然而卿力量正强，精神尚健，应当努力建立尚未完成的功业，更加思考不要辜负恩荣。暂且慢些归去，过去听从朕的教诲。所请不准。赐通议大夫、试户部尚书兼详定敕令官沈诜请求核查前后所奏、令其交还俸禄，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在正月初一临朝接见群臣，正值三阳汇聚、阳气进升之时，对《易经》泰卦所说“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一语感到警醒。既然如此，老成有德之士，怎么可以让他们轻易离去呢？卿质朴正直而敢于进言，清正自守，正可凭借高雅的声望来尊重本朝。何况蹇叔的力量虽然衰退，楚丘的谋略却正开始壮大，希望卿恭敬任职，不要废弃告诫和谋略。所请不准。赐宝谟阁直学士、中大夫、知潼川府刘甲请求准许交还俸禄、退居田里的申请，不准。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诏书全部知悉。朕认为元祐年间是忠贤之世，后世很少能听闻这样的时代。西州人物中的宗主，如今还剩下多少？卿宏大刚毅而有操守，笃实不欺。才器能力适用于太平闲暇之时，风骨节操能够在变故之日自我持守。近来由南郑调任殿东川，刚满一年，已经充分听闻卿治理有成。乡里并不遥远，最初又何尝不同于昼锦还乡的荣耀？精力尚且强健，不要突然羡慕安车归养的快乐。勉力安抚百姓疾苦，以符合朕的心怀。赐端明殿学士、通奉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宇文绍节请求授予祠禄，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听说治理国家，必须有文武兼备、威名一向显著的贤能之士，让他们端正仪容处于朝堂，谋划讨论于帷幄，这样才足以消弭尚未形成的祸患，收取无人能争的功效。卿器度宏大，才略杰出。此前统率军队镇守外地，风采威望显著；等到登上枢密院，忠诚之心全部倾尽。如今虽然潢池盗贼的警报，已有希望荡平，但朕心中所忧虑的，正在盗贼平定之后如何维持安定，正要与大臣们谋划。卿却突然请求奉祠，以求自行安逸，这不是朕所听说的贤臣行为。何况卿德望并重，朝廷内外都依赖卿，应当亲自承担经纶天下的责任，怎么能轻易谋划去留？勉力听从朕的话，不要再烦劳请求。所请不准。【奏札说：如今幸而皇灵远播，盗贼已经荡平，关于甲兵的事情逐渐很少，等等。】赐建武军节度使、鄂州江陵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鄂州驻札王喜请求祠禄，不准。诏。

译诏书全部知悉。卿是西州勇武之士中的英杰，名声传入朕的耳中，持旄仗节，享有将帅的最高荣耀；一定要忘却自身，才可以报效国家。如今疆场安宁，并没有拿着兵器、击打战鼓的战事。只要公正廉洁，勤于抚慰我的士卒，使军政日益整肃，武备日益修治，那么从容运筹、抵御外侮，就可以安然到老；突然请求退闲，不是朕所期望的。所请不准。赐端明殿学士、通奉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宇文绍节请求授予祠禄，不准，不得再行陈请。诏。诏书全部知悉。朕认为君主任用贤能的功效，必须长久以后才能显现；大臣以国家为本的情义，怎么能轻率地进退？卿沉静庄重而有谋略，深沉明断。自从登上簪橐之列，入选清贵华美的职位，正值战事开始扰乱的忧患时期，屏蔽江淮，藩卫襄汉。治理百姓、统御众人，有冦恂的才干；治军理民兼有诸葛武侯的谋略。参考舆论，擢升卿为枢密院副职，镇抚四夷，正是借重卿一向的威名。调和万般事务，正要观察卿的智慧才识。屡次看到卿的奏章，却突然祈求离开职位。难道从前在纷乱局面中能够应变，如今在安闲时刻反而不能运筹吗？舍弃朕而归去，道义在哪里？还应当思念朕对卿依赖倚重的迫切，勉力恢复经国济世的谋划。希望这个时代完全安定，即使到那时退休也还不晚。所请不准。赐资政殿大学士、中大夫、知兴元军府事、充利州路安抚使、充成都、潼川府、防州路制置大使安丙请求授予宫观差遣，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朕感慨思念坤维之地远在万里之外，不是威名一向显著就不足以镇服人心，不是智谋有余就不足以应付事变。因此专门把一方的责任交给卿，希望稍稍减轻朕向西顾虑的忧患。突然看到卿的奏章，首先陈述旧制，反复申说解释，朕为此感到惆怅。朕知道卿诚恳深厚，有如明亮的太阳；只是朕倚赖卿的迫切，正把卿看作长城。应当体察朕至诚的心意，暂且安心任职。所请不准。【奏札说：祖宗旧制，不任用蜀人为大帅，等等。】赐武康军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挥使夏震交还俸禄退休，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卿忠诚于保卫君主，是朕所信任的臣子；长期精于治兵，是当时的良将。既然超过众人而得到任用，怎么容许一旦请求告归？何况如今军纪逐渐修治，军容已经整肃，穿着轻裘、宽缓衣带，也没有什么抵御外侮的劳苦；吟诗饮酒、投壶作乐，也有从军的乐趣。即使让卿自行安逸，还有什么能超过这样的生活？为国家抵御敌人，大概没有超过老臣的。因年老请求辞职，难道是朕对将军的打算吗？所请不准。赐正奉大夫、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楼钥请求再次挂冠退职，不准。诏。诏书全部知悉。卿自去年夏天以来，多次提出告老归田的请求。朕眷念卿的诚意，并不是不想听从；只是考虑到国家大计，有两个道理。大臣的职责本来不止一端。至于调和朝廷、统一天下，如果不是内心忠厚如古代的吉人，持论宽平如汉代的长者，就不足以承担此任。卿在这两方面，大概都差不多具备。这是卿不能离去的第一个原因。朝廷有大政，国家有旧章，谁来咨询谋划？只有我朝元老。这是卿不能离去的第二个原因。如今虽然纪纲大略安定，朝廷内外趋向安宁，但若要建立长久的防范来成就治理功业，保护国家元气来巩固国脉，正应当兢兢业业地努力。卿应当勉力留下来辅佐朕，不能还未完成便突然求取安逸，朕还能指望谁呢？所请不准。赐光禄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张岩辞免恢复资政殿学士、依旧任宫观的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 ತಿಳ悉。朕认为，皇帝建立治国准则，贵在以宽恕推及他人。假如只取一个方面的长处，来不及计较其一生的平素品行，这样做就忠厚得几乎超过古人了。卿先前出自朝廷行列，越级登上要职，正当升任西枢密院长官之时，大概参与听闻了北伐的谋划。虽然不能折服王恢当初主战的错误见解，却大致懂得遵守魏绛与戎族和好的益处。舆论本来多归咎于你，朝廷岂能不稍稍施恩？既已授予真祠禄，又恢复旧职。要求别人完美无缺，朕不忍这样做。身居宠荣而想到危险，你应当知道戒惧。只管坚定地谋求报国吧。鉴于你上表辞谢，应该不准。授予中大夫、权礼部尚书兼侍读兼修玉牒官章頴辞免职任，改授礼部尚书，兼任职务依旧；这一恩命不准辞免。诏令。敕令：全部知悉。过去朕就学从师时，先皇帝精心选取当时有声望的人，让他们在朕居潜藩时随侍辅导，用道义琢磨我，用经术逐渐浸润我，这大概与商宗向甘盘学习、汉皇得到四皓相助没有不同。如今还在世的又有几人？晋升褒奖尊崇他们，怎么能有所迟延？卿正大端正的学问足以匡正君主，清白修身的操行足以砥砺风俗。因为坚持正道，离开国家已经多年；如今回来，便擢任侍经幄之职，言谈诚恳恭敬，处处寄寓忠诚爱护，比从前更加突出。文昌省六卿之职，礼部尚书是最高的选择，既已历试其才，正应授予实职。朕对于敬重故旧、尊崇贤能之事，或许可以两全。你上章请求退避，难道是朕对卿的期望吗？所请应该不准。授予中奉大夫、试尚书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汪逵辞免职任，改授权工部尚书，兼任职务依旧；这一恩命不准辞免。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认为，士大夫有以风操气节自我持守、以道义责任自任，声望卓然成为人物之冠的，在清明的时代，怎么能容许他们晋用不到位呢？卿有洪大刚毅、能担重任的资质，有博学多闻的学问，确实像前代正直贤臣，是当时名流；因为坚持正道而被群小奸邪嫉恨，淡泊自守，士人舆论都尊奉你。朝廷改革后回来，置身禁近之地，朕心中倚赖你的启发辅益，太子的德业也依靠你继续光大；参稽师法先贤的言论，擢升你掌管礼仪典章。

译传记说：“正直之臣得到进用，是国家治理的表征。” 荐绅们正都在注目期待。应当赶快奉行所知所能，不要过分推辞；你所辞请，应该不准。授予中奉大夫、权工部尚书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汪逵辞免职任，改授权吏部尚书兼太子詹事，立即到任供职；这一恩命不准辞免。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认为，吏部总管三铨，文昌省是重要之地；邻近六卿，长官最为尊贵。卿近来辅佐治官，素有精明的声誉，长期任职中枢，具有许多辅导之功。因此加授两项荣职，实在是当时最合宜的人选，也符合众望。何必坚决推辞？综理、考核人才，不在身、言、书、判这些末节；辅导太子德业，难道能把章句文义放在首位吗？有崔瑗、毛玠那样的品行，才足以消除浮躁竞逐的风气；有园公、绮里季那样的实际操守，才足以扩大见闻的益处。不是卿不能担当此任，也不是朕不能任用卿。赶快恭敬接受任命，更加探究并施展你的蕴藏。所辞应该不准。授予正奉大夫、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楼钥请求退休，不准，不得再行陈请。诏令。敕令：全部知悉。近日卿以疾病为由自陈，请求解除政务。朕曾经用两个不能离开的理由晓谕卿。如今才过了多少时候，怎么又提出这个请求？正直之人是国家治理的表征，年高德劭之人是百姓的希望。卿在朝廷，稳固如山岳，镇静而不妄动，群臣自然仰望。进退去留之间，怎么可以改变？从前楚丘生说过：“如果让我防御抵挡、投石拒敌，那确实是老了；如果让我深谋远虑，那我才正当壮年。”凭卿的聪明强健，难道不应当以此自许吗？勉力为朕留下，不要再说离去。所请应该不准，不得再行陈请。特此诏示，想来卿应当知悉。授予正奉大夫、守刑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兼侍读黄由请求外任祠禄，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听说，遭逢时世而推行自己的道，是君子的盛大心愿；为国尽力而忘却家庭，是人臣的最高节操。因此爵位越尊贵，就越应竭力报效；责任越重大，就越不顾及个人私事。卿受到祖宗的知遇，是当时的耆旧；在潜邸时，以三种善行辅翼朕身；任从班官时，以一句话平息党争。虽然多次更任藩镇屏障之职，朕每每敬仰你的仪范。近来催促你回来，防闻入告，发挥温厚的文章来光耀国家典章，推广哀矜的旨意来使民心和洽。正要更加受到信任，却突然请求退闲。朝廷的事情重于闺门，君臣的恩情深于夫妻，难道因为丧妻，就损害竭尽劳瘁的忠心吗？勉力履行官职常任，以安慰众人的期望。所请应该不准。【来奏说臣妻胡氏如今因病去世等】授予降授朝议大夫李璧辞免恢复原官、宫观的恩命，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公论所在，未有长久而不能明白的。人才实在难得，朕不忍心让你最终被弃置。卿家传的学问贯通古今，忧虑世事的心情表现在言辞神色之间。过去参与鬷假之事时，正逢多难，处在群小横流之中，却有暗中扶助善类的心意；当大权颠倒、奸邪当道之际，又有秘密制服元凶的谋划。何况你匆忙返回虏庭时，曾想挽回兵戈之祸。你认为世代仇敌固然应当报复，但边境之事难道可以骤然发动吗？直到今天，这些话仍留在朕的听闻中。等到你奋然作出投龟的决断，最终完成解瑟之功。考察你的忠诚勤劳，确实有始有终。如今广泛参与清议，于是把你记在罪籍上的污名全部洗去。既恢复文阶，又颁给祠禄，以表示推原实情的典法，以厚重念及旧臣的恩意。无需再上表辞谢，希望你能够知道报答。所辞应该不准。授予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知江陵府、充湖北路安抚使、充京西湖北路制置使李大性请求准许奉祠归乡，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卿镇守两路，出入任职四年。虽然用人之道应当使劳逸均衡，但制阃之权重大，所系轻重不同；与其勉强顺从高雅志趣，回到故里寻求安宁，哪里比得上因任用老成之臣而增强长城般的屏卫？况且卿才能独特，受到的简拔眷顾特别深厚；父子一门相继亲近严徐这样的侍从，兄弟三人分镇三处，雄据鲁、卫那样的大邦。恩遇隆厚，就应当首先图报；责任重大，倚赖也更加深厚。还应体察朝廷的意思，更加安抚江汉百姓。朕正等待你迅速回来，何必劳烦再三恳请？所请应该不准。授予正议大夫、兵部尚书兼详定敕令官赵师▯请求归返田里，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认为，祖宗功业开启中兴，如今将近百代。凭宗室身份而位居常伯的，只有四人。卿蕴藏通达明敏的见识，具有超卓的才能，多次升任文昌省近列之职，为宗籍之前的声闻增光。朕正招揽群英，振兴各项事务。年高有德的人尚且多在朝列任职，以奔赴功业。同姓的卿，难道可以只顾私情而离开国家吗？还应勉力保持靖共的操守，以报答朕眷顾知遇的恩德。何必要告归才算懂得义理？所请应该不准。授予朝议大夫、权工部尚书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请求纳禄归返田里，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过去汉代戴凭因为讲说经义没有穷尽，担任侍中；晋代戴逵因为守道而难以进用，论者认为应当充任东宫官员。朕认为，卿学问渊博，被称为诸儒之宗；操行端正醇厚，负有当世声望。因此月擢升进入文昌省，同时担任詹省官职。进朝时以忠诚规谏辅益朕的听闻，退下后以经术辅导我的儿子。朕对待卿，实在不薄。为什么要以疾病为由，急于请求归去？阅览你的来章，实在不是朕所期望的。所请应该不准。授予太中大夫、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雷孝友请求奉外祠，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以浅薄的资质，每日亲理万机，依赖辅弼之臣，与他们同心一体；每每推诚任责，希望把天下安置于大治之中。卿刚毅质直，有古人的风范；博厚魁伟，有大臣的气度。擢任二府至今已有五年。朕对于礼貌仪表上的尊崇，起初没有丝毫差别；正想施行你的志向，怎能错过这个时机，而卿为什么还要疑虑，急着请求离去？难道是朕不明智、不敏捷，不足以有所作为吗？听到这些话，朕忧闷不安，深感惭愧。何况如今外患虽已平息，但元气还未充足；许多事情刚刚平定，长久的防备还应建立。趁天还没有阴雨，应当谨慎预先防备；正如水流没有渡口边界，更需要同心共渡。往后当思考并完成你的义务，不要再怀有归去之念。所请应该不准。授予正奉大夫、守刑部尚书、录直学士院兼侍读黄由请求归返田里，不准。诏令。

译卿过去在潜藩任事，常有忠诚有益之举；等到进入法从，又有仁厚的言论。正当重华皇帝违和之时，朕得以乘绿车入内侍奉，是谁首先提出建议？实在是卿开创先例，这是卿有功于国家的第一件事。等到权臣窃取权柄，私意日益滋长，群邪为之羽翼，附和应声而起；唯独卿陈述正论，认为钩党之禁不可兴起，极力压制众人的言论，认为发防之戆不必追究，这是卿有功于士类的第二件事。对上能忠于君父，对下能为士绅消弭祸患，有这样的臣子，正是朕所嘉许并依赖的。文昌省的长官属官、经幄中的侍讲，正需要老成而有宿望的英才，日日以正直明亮、博闻强识来辅益朕；舍弃朕而离去，在义理上可以吗？所请应该不准。授予观文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何澹再次辞免差遣知江陵府的恩命，仍请求祠禄，不准，不得再行陈请。诏令。敕令：全部知悉。过去周公以叔父的尊位分陕治理，毕公以辅佐四朝的功勋治理东郊。古代大臣为王室尽力、润泽百姓，不因年老年少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大概就是这样。卿是当时的旧德重臣、国家的宗工，出仕或退处，关系重大。如今把上游地区的重任交给卿，希望可以减轻朕独当一面的忧虑。朕以为你应当立即赶路，却听说你以疾病为由推辞。当时天气寒冷而且远行服役，朕内心本来就有所警惕。为了百姓疾苦而走一趟，卿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赶快接受诏谕，不要再有陈请。所辞应该不准，不得再行陈请。授予朝议大夫、试尚书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曾从龙请求授予祠禄，或者等候空缺后方便地调任乡州郡，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读《周公立政》，其中说左右常伯都应是吉士；考察贾谊关于治安的防范之策，辅导太子也必定要用正直之人。卿天性端正善良，学问品行醇厚美盛，主持铨部选官，众人都称赞你鉴别裁量公平；在各宫门披阅文籍，常有启发辅益之功。虽然正值盛年、应当晋用之时，却已经具有硕德老成的风范，正要更加受到信任，怎么能轻易离去？况且进朝可以从容待在禁中，退朝则能亲近侍奉家庭。若不是有《北山》所说服劳之苦，哪里会妨碍《南陔》所说的奉养父母？还应恭敬履行职守，不要再说归去。所请应该不准。《西山文集》卷二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二十一 宋 真德秀 撰 《翰林词草》答诏 授予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史弥远请求解除政务机要、让他返回田里，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听说古代大臣，有自身关系国家安危、不能把家庭与国家区别看待的，称为世臣，称为社稷之臣。商代的伊陟、巫贤，周代的吕伋、召虎，是世臣；汉代的陈平、周勃，唐代的狄仁杰，是社稷之臣。有其中一种身份的人，在去留之间都不能苟且，何况兼具两者的人呢？卿世代执掌国家权柄，舍弃自身来安定宗庙，功勋盛大，深得朕心。难道能因为继承先业的私情，突然产生燕居闲处的念头吗？如今各项政事废弛，依赖卿才逐渐修举；四方纷乱，依赖卿才大略安定。假如半途而废，使最后一筐土也没有完成，既不是朕任用人才、责成其功的本心，难道也不是卿忘家徇国的初志吗？勉力思考这个道理，不要再说了。所请应该不准。授予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史弥远辞免其子宽致仕、转官、除职等指挥，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君主与股肱，古人说是一体，祸福所在，上下共同承担。卿既然只忧虑我们的社稷，朕难道会忘记你的家庭之忧吗？近日听说你的长子突然夭亡，正值应该享有天年之时，朕叹息得几乎拿不住匙箸。想到若不借助追赠哀荣的典礼，便不足以安慰慈爱的心。提高他的官秩如星郎，晋升他的班次至奎阁，恩宠只施加于身后，却不能及于生前。朕仍感到歉然，卿又何必再谦辞？所请应该不准。授予太中大夫、权户部尚书、详定敕令官沈作宾请求宫观，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听说，士君子以适合实际使用为才能，而不以空洞言论为可贵；以救济时局为急务，而不以轻易离职为高尚。像卿这样，任贲析守符时，显著建立了循良和乐的政绩；继而主管国家财政，懂得收取、散发、取用、给予的权力，宰牛的刀刃仍然游刃有余，治理小邑也毫无窘迫，这已经足以看出你是适用之才了。文昌省八座，地位声望都很尊崇，职任又在近臣之列，应当思考报国；如今却厌弃承明殿当值，羡慕真馆的安逸，这难道是急于救济时局的义理吗？前代正直名臣，因为受到奖赏而延续功业、建立勋绩的很多；卿却因此感到自我不足，朕从未听说过这种说法。勉力谋求建功来报答我对你的特殊知遇，所请应该不准。授予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史弥远再次上奏札子请求归返田里，不准，不得再行陈请。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听说，公与私不能同时成立，恩与义不能并行。把国家当作家庭，就可以忘却顾念家庭；把百姓看作子女，就可以压倒爱护子女的私情。惟独卿的大节，朕深知不疑。当初卿竭力陈述社稷大计，已经完全舍弃宗族的打算，怎么能容许今天改变最初的心愿？何况听说家中已有能干之人，自然可以竭尽忠诚而共同处理政务，怎么突然请求退闲，朕还能对你有什么期望呢？所请应该不准，不得再行陈请。授予显谟阁直学士、通奉大夫、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谢源明请求以本官职退休，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认为，国家眷顾奖赏旧臣，有年高而不能准许辞职的，难道只是因为爵位和年龄可贵吗？大概是因为他们周旋于当世，熟悉朝廷礼仪，一旦有事情需要询问，安车和束帛仍足以招来他们。这就是朕对于近臣告老，从未轻易准许其奏请的原因。卿才思敏捷，谋略通达明白，出任藩镇、入朝侍从，显著具有壮大的谋略。虽然年纪已高，精力仍然充沛；从容处在祠馆，足以自得其乐，难道一定要挂冠才能快乐吗？勉力承受朕的眷顾倚赖，不要再说了。所请应该不准。授予太中大夫、显谟阁待制、新知泉州陈岘辞免除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的恩命，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晋用老成，是为了加重朝廷的体统；尊崇奖掖廉洁安静之士，是为了使荐绅的风气更加敦厚。卿记忆力强、见闻广博，贯通千年；华美的文词辞藻，光耀一时。你谦退而不炫耀才智，卓然独自安于义命。当权势之门显赫时，你甘愿在文馆中从容自守；众鸟张翼怒飞，仪凤的飞翔又能远到哪里？万流奔涌汇注，砥柱山却始终不移。你虽暂时任献纳之职，随即又被排斥陷害而离去。朕即位改革后，命你镇守藩屏，阻遏江湖要冲的盗寇暴虐，使仁德声誉传播到岭峤之外。你有优良政绩，朕已知悉。与其再次佩带虎符，承担安抚百姓的成效，哪里比得上延请你登上鼇禁，充分发挥润色诏令的长处？擢升你为兵部侍郎，加授两项荣职，希望日后依赖你的谋略，也逐渐恢复你掌管典诰的尊荣。赶快来吧，以副朕虚心等待之意。所辞应该不准。授予正奉大夫黄由辞免除宝谟阁学士、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的恩命，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厚待旧臣而施恩，每每致力于保存伐木求友的情义；礼待退居之人，不忍陷入坠渊之讥，希望保全忠厚的风气，更加扩大和平的福泽。卿早年因受到引导和选拔，任职于禁中严近之地；在资善堂随从游学，曾列席讲经；在甘泉宫入侍，多次升入听履的班列。如今正值退休，难道可以没有优厚的礼数吗？授予你南浦的实祠，恢复你西清的深职。朕对于秦府旧僚，尤其加以厚待；卿应保存对朝廷的思念，不要废弃效忠的心意，往来体察朕深厚的情怀，赶快恭敬接受盛厚恩典。所辞应该不准。授予宝谟阁直学士、朝议大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黄度请求检核防守前次奏章，准许退休，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读《宣王之雅》说：“鸿雁飞翔，羽毛肃肃。”当时百姓流离失所、失去职业，严重到了这种地步。又说：“这个人出征，在野外劳苦。”当时侯伯卿士勤劳地寻求百姓的疾苦，也到了这种程度。因此能够使众多墙屋建成，百姓安居其中，那功绩难道是一天积累起来的吗？近来边境战事突然兴起，江淮之间骚扰不安已经数年，几乎与《鸿雁》诗所写没有不同。卿作为儒学宗师，承担将帅的责任，推行劳苦为民的心意，实施安定百姓的政务。我们的百姓诉说饥饿，卿确实供给他们粮食；百姓诉说疾病，卿确实使他们复苏。严明追捕差役的命令，盗贼因而消灭；裁减冗余供养的士兵，财用因而充足。百姓因此安定，旧日景象逐渐恢复，这是卿的力量。百姓称颂卿，大概就像郑国人歌颂子产一样，朕怎么能轻易听任卿离去？何况听说你处理政事的间暇，并不废弃讲论的乐趣，从容而居也能治理政务，足以自得其安。何必退休，使众人的期望落空？所请应该不准。授予端明殿学士、通奉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宇文绍节请求退休，不准。诏令。

译敕令：全部知悉。朕听说，拥有国家的形势，关键在于得到人才才能强盛。郤克在夹谷拒绝俘虏之计，边远夷族便不敢谋害中原；蔺相如在渑池抗争，强秦便不敢再加兵。何况朝廷辅弼大臣的尊崇地位，实在关系到中外的观瞻。如果平时没有素来折冲御侮的谋略，临事之时难道不会有失匙惊慌吗？卿学问高明，智谋宏大通达，卓然是兼备文武才干的儒者。自从担任从臣，已经被称为将相之才。延请登用三年，始终一心辅佐。烽烟沉息于疆场之间，灾气消散于江湖之上。政务正需要硕望之士来慎重谋划维系，希望在事变尚未形成之前消弭它，也显明世臣之后继有人。如今突然请求退职，并不是朕想听到的。所请应该不准。授予焕章阁直学士、朝散郎、知平江府赵希怿辞免除显谟阁直学士、差遣知太平州的恩命，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日前朕在垂拱殿听朝，二三位大臣报告姑孰缺少守臣。朕深深顾念，向西望去，说：“这是东晋以来的名镇，民俗淳厚、事务简少，还有太平时代的遗风。若不是像鲁伯禽那样平易近民，像齐国相国那样清静无扰的人，没有谁适合居守这里。”惟独卿持身的品德简朴廉洁，爱护百姓的心意仁惠而深厚。选择贤能牧守，谁能像卿这样适合？丙寅日的诏书，因此有调换任地、晋升官秩的恩宠。何况卿先前在钟陵，正值警备之日；近来镇守吴门，又正赶上旱涝之后。慰劳来归之民，安抚抚恤他们，功绩已经很大了。体恤你的劳苦而让你处在安逸之地，难道不是朕厚待近臣的至意吗？赶快前往，以安慰那里的百姓。所辞应该不准。授予端明殿学士、通奉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宇文绍节，再次请求领取禄俸而居闲散之职，以求保全自身，不准，不得再行陈请。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遥想前代正直贤臣，曾任机庭官职，在王室多难之时，作为人臣忠义的倡导者，在海上咬旃毛而食，也没有改变苏武的心志；在庭院中挖坑自囚，最终奋发出颜真卿那样的节操。直到今天，忠烈之士仍然仰慕他们的英风。他们是要为世间树立臣子的防范准则，哪里会考虑一家享受忠义的报偿？卿家世代传承正学，亲身具有伟大才干；镇守军幕时建立安抚靖定的功勋，踏上政治道路后多有辅弼光明之益，能够有美好的声誉，和前人相似。你应当体察朕眷顾倚赖的诚意，努力经营治国事业，使内外安宁统一，百姓富足康乐。难道只是朕心中对卿有所期待，也是你的祖先对后代的期望。若道路正要通行却突然停止，功业尚未完成便说要归去，使朕蒙受抛弃贤才的讥评，而卿也负有不能继承家业的责任，在义理上两方面都失当，还能取什么呢？勉力听从朕的话，前去施展你的蕴藏。所请应该不准，不得再行陈请。授予端明殿学士、太中大夫卫泾再次辞免除资政殿学士、知潭州的恩命，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在孟春元日，驾临紫宸殿听朝，三公九卿和大夫们整齐列班。朕遥想改革之日，那些辅政大臣勤劳于各项事务，功绩因而盛大。你长期安处闲馆，不能使朕心满意。因而加授秘殿的尊贵名号，让你镇守一方。正当三阳汇聚、万物生长之初，褒奖德行、录用贤能，以顺应天时，这是古代的道理。卿应当深深体会这个意思，赶快前往，宣布诏令，推广德泽，惠及安抚田里百姓，劝勉督课农桑，使湖湘一道沐浴在春风和气之中。这就是朕对旧日辅弼的期望。两次任命你，你却屈身推辞，朕不愿听到这样的辞说。所辞应该不准。授予朝议大夫、权工部尚书兼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请求准许纳禄，或者授予祠禄，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过去唐代白居易因为坚持正道而不为当时所容，所以年仅六十九岁便辞去宫傅的官秩，回乡休息。他的清白名声和高尚品行，后世仰慕却难以企及。虽然如此，白居易确实贤能；假如当时的君主能够挽留他，采纳他的言论来显扬他的自身，使白居易没有勇于退隐的名声，而唐室得到任用贤能的福泽，难道不是更加值得赞美吗？如今卿已到白傅的年龄，却多次提出退处闲居的请求，难道不是听到他的风范而受到激励吗？年纪还未到便告归，对卿固然是高尚的志趣；但知道贤能而不能充分任用，天下将怎样评论朕？勉力与我同游共事，不要让有见识的人窥见朝廷的缺失。所请应该不准。授予朝议大夫、试尚书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曾从龙辞免兼给事中兼直学士院，立即到任供职的恩命，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东西分掌防务，都同样有益于国家；论及内外官职的制度，都在代替君王发布言语。然而六曹的押领，哪里比得上禁中门下的严密？五字官名的除授，也不如禁林之职尊重。卿学问穷尽百家，名望冠绝诸儒；议论正直而不阿谀，文章简洁而有法度。凭借还诏之直，必定能替朕谨慎掌握命令的源头；凭借演诰之工，必定能替朕专任典册之事。从前乾道年间有克绍家业的臣子，实在由于掌管平奏之司，同时具备铺陈文辞的才能。应当抒发平日的蕴藏，以继承前代修撰之业，这将成为国家的光华，哪里只是乡里的盛观？赶快恭敬接受厚恩，难道还要多加推辞吗？所辞应该不准。授予正奉大夫、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楼钥请求归返田里，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卿以年高之龄，担任辅佐宰相的重任；上下九重宫阙，不如山林安适；忧劳百事，哪里比得上燕居闲处的快乐？这就是你请求离去的奏章屡次陈述而没有停止的原因。然而上天生出英俊之才，本来就是要用来为人的；有才的人常常亲自承担天下的劳苦，有智慧的人常常承担天下的忧患。即使想做庸人，也没有办法做到，难道可以顺从私意来谋求安逸吗？何况贤哲遇到时机，多半是到了老年以后才显达。如果一定要援引年岁而辞职，守着礼制请求退身，那么渭水之滨白发的老人就不能完成鹰扬之功，隐居商山的高士也不应当出山成为羽翼之助了。朕的意思还不能这样，卿应当思考。所请应该不准。授予奉国军承宣使、知閤门事兼宾省四方馆事兼提防、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杨谷请求授予祠禄，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卿温柔仁惠而又正直，具有申伯的风范；退让谦逊而不骄傲，保持窦君的节操；声誉美好，朕心中已经记着。朕正要依赖你作为亲信的良臣，重视你在宾阁的职责，你却上书请求退职，使朕为之惆怅。过去诗人因“王事没有止息，不能奉养父亲”而叹息。如今卿从容入朝，没有独自承担事务的劳苦，而安车多次经过，又有猎取鲜肉来奉侍亲长的快乐。忠与孝，为什么不能两全？勉力履行你的官职，不要再行请求。所请应该不准。授予中大夫、试礼部尚书兼侍读兼修玉牒官章頴，请求按年老引退，退休归居田里，不准。诏令。

译敕令：全部知悉。朝廷所尊重的，实在兼在爵位和德行；典章法度虽然重要，却不如老成之臣。卿探究道理深厚醇正，涵养的气魄刚健宏大。在绍熈末年，以直言位居谏官行列；到庆元初年，以坚持正道触忤权臣，困顿退处十年，连续蹇滞，三次被贬斥。众多士人尊奉你的高尚品行，当世称你为正人。自从回来踏入禁中道路，仍首先陪侍经席。汉庭群臣都畏惧汲黯，敬畏他的刚直骨鲠未衰；商宗旧日的学官甘盘，也欣喜仪范端正的人重新出现。亲近贤者正应当更加深厚，避位退处还有什么名义？还应竭尽入朝陈奏的谋略，不要顺从退休的志愿。所请应该不准。授予中大夫章頴辞免除宝谟阁学士的恩命，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过去我的先皇广泛寻求当世贤才，让他们在朕居潜藩时随侍。二十多年之间，老成之臣凋零，仍在世的没有几人。朕回想往昔，忧伤地生起怀念。环顾在朝廷的人，只有卿是旧日故臣，难道可以轻易听任你离去吗？可是你引年退休的奏章屡次被退回，又再次上呈。尊重年高之人、加重朝廷体统，是朕的本意；砥砺廉隅、知道止足，是卿的至诚。朕既不能把卿留在近臣班列，难道也不能用特殊礼数来光荣卿吗？延阁的任命，谁会有异议？前去接受新的荣宠，安享乡里。所请应该不准。授予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史弥远辞免因皇太子讲授《春秋》终篇而特意转升一官的恩命，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认为，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如果不致力于学习，就无法充实其高贵的德性。《春秋》是王道的权衡；如果不亲自从师，就无法探究圣人言语的精微。卿见识超出众人，品行冠绝儒者之先，长期陪侍东宫，充分阐发《麟经》的蕴意，使二百年褒贬的要旨都融会于胸中，而十多家传注遗留的文字，也不拘泥牵强于纸面，这都是卿的力量。朕非常嘉许。辅佐太子以奠定万世安宁，功劳很大；按照常典增加一秩的恩赏，已经算轻了，不必坚决推辞。前去接受诏命。所辞应该不准。授予太中大夫、知枢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参知政事楼钥，太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学士、通奉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宇文绍节兼太子宾客等职的官员，辞免因皇太子讲授《春秋》终篇而各自特意转升一官的恩命，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从前晋侯因为羊舌▯熟习《春秋》，让他教授太子彪；楚庄王向申叔时询问教育太子的道理，也必定把《春秋》放在首位。当时《麟经》还没有写成，这两位大臣所学的，大概是《梼杌》一类的史书。哪里比得上取用圣人的微言，选择天下端正之士来训导太子，像今天这样美好呢？卿等都是杰出的博学大儒，参与国家政论，在政务间暇陪同我的儿子游学。始终依据遗留经典，引导他的德性走向高明，所得到的益处很大。晋升一等官职，这是常典。你们陈说义理而坚决推辞，实在不是朕所期望的。所辞应该不准。授予朝议大夫、试尚书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曾从龙辞免因皇太子讲授《春秋》终篇而特意转升一官的恩命，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认为，三代享有国祚长久，根源在于太子；六经中治理国家的方法，完备地保存在《春秋》里。广泛寻求孝悌和道术方面的英才，推明是非褒贬的准则。卿超过因时望而受到推举，长期与东宫宾僚一起反复讲解圣人言语，以养成太子的德业。使他玉质般温润、渊深冲和的德性更加精粹，正如油膏滋润、冰块消融而不自知。朕嘉许你的劳绩，命令晋升你的官秩。你却面对墙壁般推辞请求，想要收回已下的诏命，这算什么呢？前去接受褒奖尊崇的恩典，更加竭尽辅导之力。所辞应该不准。授予显谟阁直学士、朝散郎、知太平军州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使赵希怿请求授予祠禄，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认为，使用苛刻烦扰的办法来制服奸邪，不如施行清静政治而使百姓自然感化；寻求武勇强健的人来成就事务，不如任用循良之臣而使万物自然安定。因此选择出任藩镇宣抚的臣子，必定首先重视慈惠之长。虽然这种风采并不显著，岁月之间也未必立即看见功效，但它是在培植国家根本，国家实际上会受到它的利益。卿心性和厚宽裕，是当时有德之人；施行政令宽平，如同古代贤能的牧守。近来刚把全吴的印信交给你，便又迅速授予当涂的旌麾。申伯辅佐周宣王，南方没有比那里更适宜的地方；汲黯卧而治理，足以成就淮阳的清明。如今突然请求闲退，不是朕所希望的。所请应该不准。授予中大夫、试尚书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俞烈辞免经筵进讲《周易》终篇侍读官、特意转升一官的恩命，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考察先朝，最重视《易》学。在便殿接见昭素，遥想艺祖的风范；在成均命令李觉任职，追慕太宗的美德。朕如此幼冲浅陋，怎敢废弃讲论？韦编几乎要读到断绝，三个卦画希望能够反复阐明。六卿都是当时博大硕学之士，秘密陪侍朕于燕居闲暇。每当从容访问之余，便充分发掘《易》学精微深静的蕴意，使朕向上窥见天地的奥秘，向远处体察圣贤的心意。体会纯乾运行的道理，就知道刚健的德性应当修养；研究交泰的原则，就能使上下之间的情意没有阻塞。既然大有匡正君主的益处，怎么能忘记增加官秩的褒奖？赶快接受这涣发的恩典，不必谦逊退避。所辞应该不准。授予通议大夫、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雷孝友，宣奉大夫、参知政事楼钥，通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宇文绍节兼太子宾客等职官员辞免皇太子读《三朝宝训》终篇并各自特意转升一官的恩命，不准。诏令。敕令：孝友等全部知悉。朕观察三代盛世，唯独以先王的常法训诫为准则，像捧着拱璧、珍爱大龟一样，战战兢兢，不敢使它失落。因此皇祖的训诫写在《夏书》中，文王的谋议载述于周代诰命中，所以能够保全世代并不断壮大，把遗教施予后人。美好的三朝格言大法，全都保存在一部书中，犹如古代的《典》《谟》二篇。朕曾在经筵读过它，又命群儒传授给东宫，使太子知道创业守成的艰难，明白修身治国的要领，努力敬重自己的德行，以此对得起前人，所得益处实在很大。读完一篇而论功行赏，遍及东宫僚属，难道唯独大臣们反而不能得到吗？朕的命令不会改变，前去恭敬接受吧。所辞应该不准。授予宝谟阁直学士、朝议大夫、知建康军府事黄度，太中大夫、权吏部尚书兼太子詹事汪逵，中大夫、权工部尚书兼太子詹事戴溪，中大夫、试尚书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曾从龙等辞免因皇太子读《三朝宝训》终篇而推恩奖赏、各自转升一官的恩命，不准。诏令。

译敕令：全部知悉。朕观察上古盛世的治理，处处以先王完成的法度为师。《五子之歌》完整陈述皇祖的训诫，《君牙》之命也记述文王的谋议。这就是三代能够长久的原因，朕怎敢忘记效法？何况烈祖、神宗相传的格言大典，都已经完整流传下来。朕既常常遵循这些来治理国家，如今又用它们来教育太子。卿等因当时的声望而被推举，长期辅佐东宫，在披阅典籍的从容闲暇中，每每竭尽诚意加以启发辅导，使太子养成德性之时，充分知道列圣遗留谋略容易遵循。你们有嘉美的辅导功劳，怎能吝惜褒奖尊崇的厚恩？前去恭敬接受诏命，不要固执推辞。所辞应该不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授予宝谟阁直学士、朝议大夫、知建康军府事黄度辞免，改授权礼部尚书兼侍读；这一恩命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悉。朕听说，传记说：“礼对于国家的作用，与天地并列。” 《尚书》说：“行事不以古人为师，想要成就长久的世代，那是没有听闻过的说法。” 礼是多么伟大啊！一天也不能废弃。学是多么伟大啊！片刻也不能停止。朕身处幼冲之位，对事理的洞察还很浅薄，正要使神人与人相和、上下相协，考察成败来鉴戒古今。因为卿深入穷究周公致太平的典籍，独自怀抱孟子尊敬君王的志向，长期离开近臣行列，朕渴望听到你的嘉谋。因此命你居于夷狄防御之官，使你每天陈说尧舜之道。任用你的心意，难道是轻率的吗？老成之臣得到进用，国家体统自然尊崇；正直之人得到任用，治理国家的表征就可以看见。朕正虚心等待你入朝，卿却陈说义理而坚决推辞，实在不是朕所期望的。所辞应该不准。授予中大夫、试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曾从龙辞免权刑部尚书、兼任职务依旧、立即到任供职的恩命，不准。诏令。敕令：全部知道了。朕看古人论刑罚，有的说“只有能够敬奉上天的德行，才能自己造就大命”，有的说“凡是制定五刑，必定要合乎天理”。大概施用刑罚的权力本来出自上天，君主和有关官吏不过是奉行它罢了。如今我朝士大夫中以刑狱为职的不止一人，而大司寇实际总理狱讼的裁决，将结果上报朝廷，这就是辅佐朕施行上天讨伐的人。任用不合适的人，叫作亵渎上天，朕怎么敢这样做呢？卿气度严肃，行为方正，以忠恕自守，一定能够替国家谨慎爱惜百姓的性命。因此让你晋升为秋官长官，卿应当敬慎地履行职司，推行不忍伤害百姓的仁心，施行没有私心的法律，或许可以上对越于上帝，迎来无穷的福祉。难道不是很伟大吗？你退而推辞说自己不能胜任，实在不是朕所希望听到的，所辞职位，应该不准。赐太中大夫、权吏部尚书兼太子詹事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汪逵辞免除吏部尚书兼职依旧的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朕因读《易》而有所感悟吗？《复卦·彖辞》说：“前往有所作为是有利的，因为阳刚正在增长。”阳气上升，阴气就潜伏；君子得势兴盛，小人就消退，兴衰更替的根源，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因此同时擢用众多贤能之士，和谐地安排他们在近列之位。一天之内晋升任用数人，正是为了扩大众多正直之士进用的道路，尊重本朝的体制。卿是儒学宗师，陪侍禁中，遵从正直的言论和道路，实在像你的先人。因此命你主管天官之职，居于常伯之位，以论议政事、启发辅佐朕，使朕处在不犯过失的境地。从今以后，朕更加寄望于卿，选举清明公平，不过是余事罢了。还应体会朕的这番意思，为什么还要推辞呢？所辞不准。赐通议大夫、试刑部尚书兼详定敕令李大性辞免除兵部尚书兼职依旧的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朕以兼爱覆护天下为准则，不忍用战争毒害百姓。于是重申国家盟约，以平息边境警报。然而修明文德来招徕不服者，固然是最仁厚的做法；整治兵器来防备意外，也同样是长远的考虑。因此寻求年高有德有才的人，让你主管夏官，表示朕并未忘记整顿军备、讲求武事，也要依靠你来折冲御敌、消除祸患的萌芽。卿早已享有崇高声望，独自负有雄伟谋略，名声传遍北方边陲，蛮夷之地也可以推行你的政令。恩惠遍及南夏，江汉地区至今还依赖你。近来催促你回来，正欣喜地等候听你入朝奏报。虽然说彰明刑罚可以辅助教化，却不如掌管征伐来匡正国家百姓。凭借老成的谋略来整肃军政，既然成命不可更改，多加推辞又有什么用呢？所辞不准。赐中大夫、新除工部尚书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辞免升任兼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的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朕听说《礼记》说：“连缀文辞、考核史事而不混乱，就是深通《春秋》的人。”身居撰述史书的官职，却不明白圣人删削笔削的宗旨，这样的人能够胜任的很少。卿是当代儒者的先导，专心钻研经学，对于尊王黜霸的义理、赏善罚恶的权柄，融会贯通，了如指掌，说明体例、创立条例，本来就是你所擅长的。如今三朝的典章不免有所缺漏，甲寅年的记载还有许多抵牾，正要依赖大手笔编成可信的史书。何况卿与汪逵都是庆元年间旧日的史官，又一同奉命修纂，人们都认为很合适。希望你用尽副墨之劳，防止史册编纂的事业中断。所辞不准。赐吏部尚书兼太子詹事汪逵、工部尚书兼太子詹事戴溪、权刑部尚书兼太子右庶子曾从龙辞免皇太子讲授《周易》完毕后推恩，特意各转升一官的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从前汉明帝做太子时，曾向名儒刘昆学习经书。然而刘昆的《易》学本于京氏，却只凭微小的占验之术，想成就温文的美德，岂不是走错路而想求得前进吗？如今朕广泛选拔俊杰，辅导我的儿子。只是卿的师友渊源纯正地出自正道，所以能够发掘三位圣人精微深奥的蕴意，帮助元良太子增长辨析的功力，使他积蓄的德行日益更新，声望器度更加厚重。凭这些获得赏赐，难道会没有名义吗？你上章竭力推辞，并不是朕的心意。所辞不准。赐太中大夫、新除吏部尚书兼太子詹事汪逵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辞免升任兼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朕认为古代的太史，必定世代掌管其官职。下至两汉司马氏、班氏父子，尚且凭借雄健的文章和华美的辞藻，专擅著述制作的盛名，后世议论史书的人首先要考察他们。你的先正祖先，是名闻一世的大儒，受到我烈祖的知遇，正是由于担任铨衡长官，专掌史书的笔削权力。距今已经四十多年，朕又命卿继承掌管这件事，难道是想以一个官职来荣耀卿吗？只是如今三朝典章不免有缺漏，甲寅年的记载仍有许多抵牾。前去率领属官，编成可信的史书，使班固、司马迁不能只在前代专享美名。这才是卿应当对自己期许的事，上章推辞、躲避宠荣，难道是朕想听到的吗？应当不准。赐朝奉大夫、试中书舍人兼权礼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侍读范之柔辞免除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的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朕想到庆历、元祐年间的盛况，以及文正、忠宣那样的贤臣，虽然圣人我也没有见过，却不禁感叹九泉之下再也不能复生。然而旧日的世家仍有后人在，经过百世仍能重新兴盛。卿早年传承韦氏的经学，能够珍视郑公的笏板。你任谏官时，以正直的言论滋润朕的心；升任中书舍人时，以英秀的文辞光耀国家体制。何况卿兼摄礼官已经很久，对礼制文书参订得尤其多。朕还嘉奖你的勤劳，使你就任正当的职秩。朕正慨叹追慕先朝的功烈，卿应当努力追随你祖先的风范，以符合朕对你的深厚知遇。何必多次谦让？所辞不准。赐通奉大夫守吏部尚书兼太子詹事兼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汪逵请求退休，不准。诏。

译敕令：全部知道了。朕延请任用正直的人，和谐地安排他们在近列，依赖他们朝夕论议谋划的益处，建立国家长久的根基。卿的学问是一代人的宗师，职位又处在六部尚书之长，众人共同仰望，朕对你的倚重尤其深。你应当凭借奋发有为的气概，提出忧虑时局的言论；凭借安济天下的才干，施展惠及万物的内蕴，使朕能够发挥老成之臣的作用，也让世人知道儒者的功劳。岂只是众多士人对卿有所期待，也是先正对后人的期望。至于正道正在推行却突然停止，年纪刚到便请求归去，既不是朕破格任用你的本意，难道也是你平素自我期许的壮志吗？仍应安居职位，不要再陈请。所请不准。赐通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章良能请求在外任宫观，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朕已经几个月没有见到卿了。以朕怀念卿、想见卿的心情来看，也知道卿没有忘记朕。近来听说你的病稍有好转，朕就为此高兴；入朝应对、便殿朝见时，体力已经如常，朕又更加高兴了。只是朕正每天亲近地听取你的好谋略，用来辅佐朕的不足，你却突然上了请求退职的奏章。若连一天都不肯留下，这是为什么呢？恩情和义理相互依存，确实如你奏章中所说。传记说：“做臣下的人，不能只顾自己。” 这是义理中最重大的原则。若只图谋自身的安逸便利，却忘记君主深厚的眷顾倚重，又怎么能算合乎义理呢？凭卿的明察，应当知道该作何选择。要尽心竭力思考报答，不要再说其他的话。所请不准。赐少保，师揆辞免。改除少傅，仍任皇伯奉国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嗣秀王加食邑、食实封的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朕在这里更新政治教化，多年以来农田屡获丰收，边境没有惊扰。这难道是朕一人能够造成的吗？实在是天地和祖宗的神灵在嘉奖、辅佑朕。因此迎接时日到来，亲自举行美好的报谢礼，用来报答神灵的福佑并行礼。夜间祥瑞响应，云气消除阴翳，月亮和星辰舒展光彩，这难道也是朕一人能够造成的吗？群臣百官和各位正直之士，连同我的一两位族老，实在共同显明地辅佐了朕。事情已经完成，也已经向内外施行恩泽了。像伯父这样明德而又亲近的长辈，难道可以不加以特别表彰吗？以孤傅的尊崇职位来等待年高有德之人，朕的命令不可更改。不要烦劳再写辞章，所辞不准。赐光禄大夫楼钥辞免除资政殿学士、知太平州的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朕在开禧改弦更张的时候，首先想到庆元年间任职的臣子。像商山聘请甪里先生那样，朝廷上下都肃然起敬；像鲁恭王舍弃申公那样，和古人相比也有光彩。于是擢升你进入通班，进而参与大政。你的谋略足以治理万事，你的德望足以成为百官的老师。朕正依赖你辅佐，士人也把你当作榜样。近来你偶染小病，忽然产生归去的心意。告老的奏章，几乎已经上了八九次。朕说明贪得贤才、不愿舍弃你的意思，也已经再三了。你却坚定不回头，朕为此长叹。想到你多年参与朝廷谋划，确实有成就和功劳。如今一旦交出印绶归去，怎能没有特别的待遇？让你列入通班，享有秘殿职名，在便藩休息。朕心中尚且感到不足，卿还要辞谢什么呢？赶快恭敬地接受这厚重的恩典，以此稍稍符合朕至深的心意。所辞不准。赐光禄大夫、新除资政殿学士楼钥辞免除资政殿大学士、在京宫观任便居住的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朕想到从前年高的旧臣，有的也是在闲居之后重新起用的。远考汉室，如园公、绮里季肯来任职；近想到阜陵年间，如张焘、辛次膺又被起用。考察他们列于朝中的时间，都没有多久，却没有人像你这样更换东西两地的崇高职位，经历前后六年之久。自从更张政治以来的筹划，依赖你同心协力扶持，终于成就了天下安宁的福祉，其中有很多是元老辅弼调和的帮助。挽留你而未能如愿，便应当优厚地防止宠荣有所不足。让你在殿廷居领秘职，在京城领受真祠。使你安享晚节，还不能像陶渊明那样轻易退休；国家有重大疑难，还希望像董仲舒那样随时接受咨询。前去恭敬接受时命，不要有远离之心。所辞不准。赐起复正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史弥远辞免，特授正奉大夫，加食邑、食实封的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本朝制度，凡遇大典礼、大庆赏，丞相总是居于最先。这是为了尊重朝廷，尊崇朝廷的体制。如今朕为太子举行册立礼，陈列仪仗、册拜元子，恩典的施行应当从卿开始。可是你却迟疑退避，至于再三。朕越过已尊崇的旧日辅弼和嘉奖的族老，之后才轮到卿，是因为该降低常典而伸张你高雅的本心，已经做到极致了。你还想竭力推辞，就不是朕所能理解的了。所辞不准。赐起复正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史弥远，再次上奏札子辞免。因皇太子册宝推恩，特授正奉大夫，加食邑、食实封。恩命不准，不得再有陈请。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朕因为卿辅佐太子，功德盛大，考察遵循旧例，命令晋升到文阶，而你却上章推辞退避。奏章被退回后，又上奏答复朕先前的谕令；朕已经说得很恳切了，你为什么仍然坚定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尊崇德行、报答功劳，是国家的典制；推辞荣宠、躲避恩宠，是卿的本心。卿想实行自己的意愿，朕想实行国家礼制，个人意愿与国家礼制哪一个更重要？卿应当好好思考。所辞不准。赐通议大夫、试工部尚书兼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请求准许领取俸禄退休，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从前汉代疏广担任东宫师傅，自认为仕途功名已经成就，树立了浩然勇退的志向，议论者都称赞他。知道适可而止的风范在疏广身上，确实值得嘉许。然而既然知道他贤能，却允许他离去，难道不是宣帝和太子的责任吗？如今卿经学深明，德行醇厚盛美，朕已经加倍珍视；何况临近的我家元子尊敬老师、重视道义，更不可以一天没有卿。祖述张敞在都门散金、疏广在乡里的旧事，卿的诚意虽然恳切，但礼义上还不能听从。所请不准。《西山文集》卷二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二十二。宋真德秀撰。翰林词草。答诏。赐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史弥远辞免。进呈安奉三祖下第七世《仙源类谱》、高宗皇帝《宝训》、今上皇帝《玉牒》、今上皇帝《会要》。礼仪完毕，三局提举官一并进呈安奉《玉牒》，礼仪使各特意转升两官，依照惯例加恩，命学士院颁降诏书施行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日前卿总领诸儒，带着四部书进呈。祥瑞的仪容和繁盛的典礼，比从前更加隆盛。有人说这不过是一时文物制度的盛况罢了，哪里知道它深深帮助朕修养德行，并且有助于治理功业呢？大概翻阅宗族支派的谱籍，就会想到亲睦宗族不可忘；诵读典谟中的训诫，就会想到成法不可丢失。像朕这样德薄才浅的人，虽勉强足以在史书中留名，然而施行一项政令而史册记载它，讲行一项典礼而《会要》传述它，使朕警醒地更加知道做君主的艰难，也有赖于史书的力量。卿以大儒身份主持巨笔，又以元宰身份赞助盛大礼仪，丰厚的赏赐怎么可以落在后面？前去恭敬接受朕命，不要再上辞章。所辞不准。赐正议大夫、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雷孝友，再次上奏札子，请求归乡退休，不准，不得再有陈请。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朕在内修治国家的谋划，在外讲求安定边疆的方略。想到在朝廷端正衣冠、共同处理政务的，只有几位大臣。假如在筵席上运筹帷幄、折冲敌国有人，便胜过十万军众。卿有魁伟的器度、雄健刚强的才干，严肃正色立于朝廷，真是后凋的松柏；同心辅佐政务，如同能够互相调和的盐梅。正当日夜谋求太平、上下共同修治的时节，近列大臣却稀少如晨星，只有我朝老成之臣，屹立如砥柱。使朕有所依赖，想来也是天意如此。与其志在丘园，希望满足个人私情，哪里比得上心存社稷，合乎大义公理？前去牢记朕的话，努力安居你的职位。所请不准，不得再有陈请。赐正奉大夫守吏部尚书兼太子詹事兼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汪逵辞免除显谟阁学士、提举佑神观、仍兼太子詹事兼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并令照常赴四参的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朕把尊重任用老成之臣看作要务，挽留你唯恐不能留下；卿把保全名节看得最高，离去唯恐不够坚决。因此在两者之间选择折中：解除铨选事务而侍奉真祠，是表示体恤劳苦之意；列于清贵的近侍官署而辅佐太子，是表示贪求贤才之心。卿还要坚决推辞，那么这种情义又在哪里呢？所辞不准。赐宝谟阁直学士、中大夫、新知漳州府刘光祖请求提举宫观，一次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从前先朝有位臣子赵抃，在朝廷任职就忠于君主，治理郡县就仁爱百姓。朕远远追怀他的遗风，以为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在当世寻求，却找到了卿。卿凭刚毅正直的资质，又兼有慈祥平易的德行。从前主管言责，忠诚气节贯通天地；近来主持藩镇，恩惠泽被江汉。和前代贤哲相比，虽处不同时代而心志相同。如今梓潼是你的旧日任所，只要得到卿的重视，就能慰藉那里的父老子弟的思念。即使居家处理政务，又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请求奉祠，不是朕愿意听到的。所请不准。赐正议大夫、守兵部尚书兼详定敕令官兼权吏部尚书李大性辞免除吏部尚书兼职依旧、即日供职的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铨选综理之任，是古今都认为困难的事。虽然一定要像秤一样公正，实际上自有不能欺罔的法则；若不是明察如水镜，怎么能胜任无穷的奸伪？所以法律没有人就不能施行，官职也因有合适的人才显得重要。何况此职仅次于近辅，地位尊贵如文昌，必须得到年高有经验的臣子，才符合选用的本意。卿早年列于法从之列，是当时的名流，博览贯通群书，对于典章尤其熟悉。周游任职万里，对人情真伪没有不能洞察的。一定能够凭鉴别裁断的公正，获得公平允当的声誉。前去共同履行你的职务，以符合朕的心意。所辞不准。赐通奉大夫、权刑部尚书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曾从龙辞免除礼部尚书兼职，并仍按原职即日供职的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从前《虞书》论述上天所定的秩序，实际上在上天施行讨伐之前；《周官》设置国家刑法，列在国家礼制之后。大概法令只是辅助治理的工具，而教化才有规范百姓的功效。朕正修明旧章，搜求失坠的典制，若不是当世豪杰英才，谁能认识古人制作制度的根源？卿的学问足以达到明理知事，才干足以承受大任，在广廷接受询问时，首先陈述勉励努力、身体力行的言论；壮年就跻身显贵，已经显示出老成持重、德行深厚的声望。如今宗伯之职正需要大儒，与其让你劳累于文书狱讼，哪里比得上把俎豆礼文之事交给你？或许可以趁考察古制的闲暇，更加充分地贡献忠诚的谋议。前去尽心履职，以符合朕的心意。所辞不准。赐通奉大夫、新除礼部尚书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曾从龙辞免兼实录院修撰的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朕观察咸平年间，那时离太祖、太宗还不远。我章圣皇帝感慨深思，立即命令编修正史，于是杨亿等名臣确实承担了这一选任。过了五年史书便编成了，任用得人，笔削得当，成效就是如此。至于中兴以来三位圣主，授受之间的功德盛大，但史册典籍至今仍未完成。朕对此深感惭愧。卿的文章可比卿云，学问丰富足以媲美班固、司马迁，一定能够凭大手笔成一家之言。前去吧，不要推辞，以符合朕的期望。所辞不准。赐资政殿大学士、正议大夫、知兴元军府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使、充利州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四川制置大使安丙辞免除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即日启程赴枢密院办理事务的恩命，不准。诏。

译敕令：全部知道了。从前阜陵盛时，朕远远怀念蜀道的艰难。选任将帅极其精审，总是选取一时的杰出人物。功劳卓著之后，必定晋升到东西两府的尊贵职位。仰观宏大的谋略，其中有深远的防备。卿有魁伟的器度、雄健刚强的才干，忠义贯通神明，威名震动戎狄。百年彝鼎，充分昭示旷世的功勋；万里岷山、峨眉山之间，坐待恢复承平的景象。你宣劳日久，岂能忘记这样的任用？朕渴望听到你的言论，想见你的风采。因此擢升你陪列右府，并参与辅导春宫。南渡中兴以来，已经八十多年了。西州参与政务的贤能之士，总共六七人，都曾在朝廷任职，后来才受到任用的宠荣。像卿这样受到特殊待遇的，过去很少有人可比。应当追随闻命即刻启程的风气，以符合朕侧席等待贤才的心意。所辞不准。赐显谟阁直学士、太中大夫、知潼川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使兼提举潼川府界渠州怀安等军兵巡检盗贼公事刘甲辞免除宝谟阁学士、知兴元府兼本路安抚使，填补现有空缺，兼节制本路屯戍军马，就地送还任所，限一日起程赴任，等任期届满前来奏事，暂时兼权四川制置司职事的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朕回望南郑，它是屏障西部边陲的地方，邻境多有忧患，当前最急迫的是保卫边疆。元帅刚刚更换，想到谋求合适的将帅十分困难。若不是威名一向显著，不足以震慑敌人的心；若不是恩信长久得到信任，不足以安慰百姓的期望。朕广泛咨询众人，没有谁比得上卿，所以擢升你专掌帅府重任，又暂时兼领制置司的重要职务。希望旗帜不变而军气自然精明，斧钺尚未施用而人们自然畏服。这是朕仰赖你成就事业的本意，也是卿早已负有的雄伟志向。为什么上章推辞而不立即启程？让法从之臣劳苦于繁重艰难的任命，使高年之人屈身于防御冲要之地，朕的至深心意，实在是不得已。想来卿向来以急病为辞而退让，必定不是有意推辞艰难、求取安逸。赶快接受恩命，宽解朕的忧虑。所辞不准。赐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知潭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卫泾辞免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填补现有空缺的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尊重方镇将帅的权力，是为了保卫王室；优待大臣的礼遇，是为了尊重朝廷。卿早已具有超群的才干，成为伟大的栋梁，在万事更新之日参与国家权柄，有弥补辅佐之功；在一方刚刚安定之后建立帅旗，有镇静安抚的谋略。朕正深深依赖嘉许你，你却屡次请求归休。为你选择合适的去处，不如从近处安排。大江西南绵延数千里，从前称为会府中的雄镇。中兴以来担任牧伯的有四十多人，其中一半任用了政绩卓著的旧臣，现今再次加以隆重委任。就此晋升宠贵的名位，使天下都欢喜；贤能的良臣到任，也表明朕深切体恤百姓的心意。还应体会这番意思，不要固执推辞。所辞不准。授予朝议大夫、试尚书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修玉牒官、兼侍读范之柔请求辞去暂任刑部尚书的职务，命令他当天到任供职；其辞免请求不予批准。诏令。敕令：全部知道了。我皇祖开创国家，首先废除五代的淫滥刑罚，逐渐恢复成周的中正法典，使天下众多百姓各自保全生命，而国家世世代代的安宁都以此为根基。朕德薄才浅，岂敢忘记继承？因此选择儒者英才，进而掌管国家刑禁，希望阐明施德爱生的教化，作为向上天祈求长久国命的根源。卿刚毅而宽和，清明而简重，广泛参究众议，正适合担任此官。从前文正公讨论加重刑罚，担心给君主打开逐渐任意杀戮的道路；忠宣公争论新州的狱案，独自想到要替朝廷保存长久宽厚的风气。想来卿是世代大臣之后，深深懂得这个意思，应当赶快恭敬服从，以符合朕选拔任用的本意。所辞不准。赐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知潭州卫泾上表再次辞免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的恩命，不准，不得再有陈请。诏。敕令：全部知道了。近来豫章郡以【▯】牧著称，朕眷顾那里而向西看，说：“这是孝宗皇帝潜邸旧日的封地。”那里襟带长江、环抱湖泊，物产众多而地域广大。若不是我朝股肱旧臣，功劳在于王室、恩泽在于百姓，就没有谁比卿更适合居守那里。朕询问近臣，他们都推荐卿。朕于是有五月乙亥的诏令。《诗经》不是说过吗：“在那里没有人厌恶，在这里也没有人厌倦。”能够使政令取信于湖南，却不能使教化推行于江右，这种事情朕没有听说过。赶快给车涂油启程，以答复百姓的期望。所辞不准，不得再有陈请。赐资政殿大学士、正议大夫安丙辞免除观文殿大学士、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填补现有空缺的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朕因为卿威名早已显著，本应入朝辅佐机要。卿却以疾病自陈，希望退休到祠馆任职。如果一定执行朕的命令，就不是体恤劳苦之心；如果立即听任卿归去，又不能充分表达贪求贤才的情义。深入寻求恰当的安排，应当取其中道。紫宸殿学士在近侍官职中最为尊贵，星沙在外藩中最为安逸。显赫的宠贵名位，实际上同样受到朝廷的瞩望；优游自得，又能成全卿游赏湖山的乐趣。应当体会朕为卿安排的意思，不要再说知止退隐的话。所辞不准。赐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鲁国公史弥远辞免因皇太子讲授《毛诗》完毕而特意转升一官的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朕考察前代盛世，没有比教育太子更重要的了。太子出外有师傅，入内有保傅；既然都选用正直的人，就是想让他近处侍奉父亲，远处侍奉君主，深明大义。六义是《诗经》必须研究的内容，而三善尤其应当优先。卿作为大儒，长久陪侍东宫，周旋辅翼太子，功劳远高于园公、绮里季。你引导启发他的性情，并不只是传授毛氏、郑氏的学问。如今正逢讲完一篇的奏报，便普遍推行对讲授全帙的褒奖。何况卿是我朝元老大臣，怎么可以把宠贵的官秩放在后面？应当恭敬接受朕命，更加尽心于自己的职责。所辞不准。赐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兼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曾从龙、华文阁学士兼太子詹事戴溪、刑部侍郎兼太子左谕德刘爚辞免因皇太子讲授《毛诗》完毕而各特意转升一官的恩命，不准。诏。

译敕令：全部知道了。朕认为寻求广博见闻才会有所收获，这确实是贤明君王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则。“不学《诗》，就无法讲话”，这是圣门教育子弟的方法。因此选用正直之士，让他们辅佐元良太子，必定先陈述《诗经》六义，以帮助成就三善的美德。卿心传洙泗之学，学问不局限于毛氏、韩氏，在从容讽诵之间，更多有涵养陶冶性情的益处。如今已经讲完这部书，理应奖赏你的劳绩。赶快接受这份宠荣，还要更加尽心辅导。所辞不准。赐资政殿大学士、正议大夫安丙上表再次辞免除观文殿学士、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填补现有空缺的恩命，不准，不得再有陈请。诏。敕令：全部知道了。近来朕想到卿长期劳苦在外，擢升你来辅佐军事，希望听到你对国家大事的谋划。接连收到你的奏章，详尽陈述至诚之意，说刚刚脱离瞿塘的险要，希望暂且在荆渚之间休息。按义理说，急于亲近贤才；按恩情说，更应先顺从你的愿望，所以以宰臣的礼遇对待你，却把连帅的权力交给你。你是出于诚心辞谢，不是因为其他缘故；但卿却只是害怕言语过多，打算勇退以自谋。朕听了很不高兴，恐怕你的忧虑也过分了。朕正推诚相待年高有德之臣，务必保全恩义始终如一，卿应当竭力报效国家，不要把内外任职看成区别。所辞不准。赐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鲁国公史弥远辞免。因进呈安奉《高宗皇帝中兴经武要略》完毕，提举官就任礼仪使，各特意转升两官，依照惯例加恩，命学士院颁降制书施行恩命，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朕想到我烈祖凭上天授予的资质，重新建立宏大的功业。即使神机妙算，也不是后人能够追迹窥测的；至于整顿军备、讲求武事的方法，安定边疆、制胜敌人的谋略，都布置在方策之中，光明显赫如日月星辰。朕德薄才浅，岂敢忘记取法？因此命令编纂辑录，裁定成为一部书。经过多年，到现在才得以进呈奉上。提纲挈领的工作，命卿实际专门掌管。考察旧日典章，怎么可以不加赏赐？从前《下武》诗，是为继承文王而作的。卿应当辅佐朕，努力建立长远的谋略，使前人的功业更加彰明，光耀当时，这就是符合朕的心意。区区品秩，哪里值得用来推辞？所辞不准。授予寳谟阁直学士、朝议大夫、前任成都府路安抚使黄畴若请求辞免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太子右庻子；其辞免请求不予批准。诏令。敕令：全部知道了。蜀地万里，处在天边一方。从祖宗时代起，已经重视任用牧守的责任。派遣他们到任时，必定要有礼物和官职来荣耀其出行；等他们劳苦归来，也必定要有赏赐来表彰其政绩。卿从前由近列官员出任，出去安抚远方百姓，威严声名和果断决断，有张咏的风范；简约平易而不苛刻，有赵抃的政绩。使蚕丛、鱼凫时代遗留的旧俗，都达到安乐地生活；即使白狼、槃木等各部夷人，也全都归顺。既然使朕放下西顾之忧，于是命你东归。相隔六年，朕欣喜你的风神仍然强健；详细听取你的三次论奏，认为你的议论伟大而值得观赏。应当晋升为夏官常伯一类的职位，并兼领春宫中的辅导职务。应当思考如何报答美意，不要再谦辞。所辞不准。赐朝议大夫、新除权兵部尚书兼太子右庶子黄畴若请求给予祠禄，不准。诏。敕令：全部知道了。朕想到卿离开国都已经六年，镇守藩地万里，朕长久没有见到你，就像没有见到贾谊一样，因此特意催促像山甫那样的贤臣归来，把你安置在大司马的行列，以中庶子的职务宠待你。正准备多次催促你到燕闲之处应对，使你尽情陈述心中所想，希望你竭力陈说直言切谏的谋略，有助于朕听取政事。偶然因病请假，却突然想要安闲休息，既不是竭尽心力报效国家的一贯心愿，难道也是朕侧席等待贤才的本意吗？你应当注意保养，赶快达到痊愈。如果尚未实现入朝办理政务，何必介意朕准许你休假？所请不准。批答。赐起复正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史弥远，再次上表辞免皇太子册宝推恩、转升一官的恩命，不准，并截断其后续奏章。批答。朕省阅你的奏表，全部知道了。朕听说，授予或夺去官爵各不相同，只看功劳；辞谢或接受也没有固定，只以义理为归。该授官却削损印绶，不是用来劝勉功劳的办法；应该接受却退避墙边，也不符合义理。从前圣贤的议论，对取舍之间尤其严格。只要名实相符，即使价值兼金那样贵重，孟子也不认为不对；如果不合正道，即使只有五两黄金的俸禄，扬雄仍认为太多。如今卿辅佐成就太子的德行于朕，实在有安定社稷的功勋。只晋升一官，你却三次上章推辞。赞助太子册立之礼，哪里比得上守护辅翼太子的诚心？深深表达虎拜之恭敬，哪里比得上师承之道更加重要？何况这是遵循常典，并非出于特别的恩典。应当体察朕的眷顾，不要烦琐费辞。所辞不准。【来奏说：因疾病不能参加赞助太子册立之礼、表达虎拜之恭敬，所以这样说。】赐嗣秀王师揆辞免除少保，仍任皇伯奉国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加食邑、食实封的恩命，不准。批答。朕省阅你的奏表，全部知道了。三孤之官，在周代是辅佐天地的职位。如今虽然名义存在而实际有所不同，但命数和礼秩大概与丞相相等，朕从未轻易授予他人。卿凭温良平易正直的资质，年高明达而醇厚盛美的见识，担任宗室祭酒，按照三公的仪礼行事，也已经多年。因此朕考察常典，升任你为亚保。这不只是为了夸大盛典的成就，也是要使兴盛的宗室知道，像卿这样有德的人才足以担当这个职位。它所起的劝勉作用，难道还不多吗？赶快恭敬接受，不要阻拦朕的命令。所辞不准。赐嗣濮王不俦上表再次辞谢，免除特授检校少保，仍任昭庆军节度使，提举佑神观；嗣濮王加食邑、食实封的恩命，不准，并截断其后续奏章。批答。朕省阅你的奏表，全部知道了。册立元子以奉养宗庙祭祀，褒奖同姓宗室以壮大藩屏，这两件事虽然不同，但尊重祖先、重视根本是一致的。孟子说：“古人之所以远远超过一般人，没有别的，只是善于推广自己所做的事情罢了。”如今朕因父子亲情而向宗族施恩，难道不是善于推广自己行为的义理吗？朕正要用这种做法来励行风俗、厚重人伦，教导天下人的亲爱之情。卿的言辞虽然恳切有力，朕却不能听从。所辞不准，并截断其后续奏章。赐嗣秀王师揆再次上表辞免。除少保，仍任皇伯奉国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加食邑、食实封。恩命不准，并截断其后续奏章。批答。

译朕省阅你的奏表，全部知道了。朕读《诗经》读到《大雅》说：“怀有德行就能安宁，宗子就是国家的城墙”，未尝不放下书卷再三感叹。唉！拥有国家的人，怎么可以不宠爱安抚同姓宗室，把他们作为藩篱的助力呢？我这个小子继承守护宏大的基业，只有修养德行来巩固宗子之事，未曾有一天忘记。希望《行苇》所表现的忠厚风气兴起于今日，何况朕一人的伯父尊贵，是三朝宗属中年高的长者，褒奖尊崇的典礼怎么可以落在后面呢？晋升三孤，已经很晚了。卿如果不适合，还有谁适合呢？赶快恭敬接受朕的恩命，不要过多谦辞。应当不准，并截断其后续奏章。赐正议大夫史弥远再次上表辞免特授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奉化县开国公，加食邑、食实封的恩命。不准，并截断其后续奏章。批答。朕省阅你的奏表，全部知道了。朕从孟子那里听说：“所谓故国，并不是说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说有世代相传的老臣。”世臣与国家同为一体，所以应当以安定社稷为乐，不应当把辞去爵位看作高尚。卿忠正勤劳，一向明白这个道理。此前你多次处于忧病之中，尚且能够体会朕眷顾倚重的重大意义，勉强担任职位，以图谋治理国家的功业。何况如今服丧期已经结束，祥禫礼制没有缺失，正是尽心辅佐政务的时候。甲寅制书向有位之臣广泛宣布，群臣百官都说：“对啊！”卿应当恭敬服从训诫，辅导朕的不足，君臣同心，能够承受上帝的福佑，以迎来延续无穷的吉祥。卿也将获得无穷的声名，这难道不比烦琐地躲避宠荣更贤明吗？所辞不准，并截断其后续奏章。赐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史弥远再次上表辞免皇太子讲授《春秋》完毕后特意转升一官的恩命，不准，并截断其后续奏章。批答。朕省阅你的奏表，全部知道了。从前汉明帝做太子时，能够辨识南阳的文书，光武帝嘉许他。有人说这是他的天资聪慧，确实如此；但哪里知道汉明帝十岁就通晓《春秋》，处理事务、应对万物的权力，没有不是从学习中得来的？然而若只把明察当作聪明，却不明白做君主的根本，恐怕是当时辅导者的责任吧？想到我家元子早年养育于春宫，却能够建立安定朝廷的至高谋略，举出尊敬君父的大纲，不是深入穷究《春秋》的大义，谁能知道这些？不学习就无法通晓经义，不依靠老师就无法明白道理；反复磨炼、渐渐涵养，使德行日有所成，卿的功劳很多。难道会因为辅导的劳苦，就忘记对你的褒奖升迁吗？你的诚恳辞谢虽切挚，却不是朕愿意听到的。所辞不准。赐太中大夫、知枢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参知政事楼钥，太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学士、通奉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宇文绍节兼太子宾客，再次上表辞免皇太子讲授《春秋》完毕后各特意转升一官的恩命，不准，并截断其后续奏章。批答。审阅你的奏表，事情都已陈述清楚。朕认为，三代教育太子，必定使他明白孝、仁、义、礼的经典；六艺中有《春秋》，正是用来阐明父子、君臣的道理。广泛寻求博学硕儒，铺陈阐发精微的道理。卿以股肱之臣的贤能，参与辅弼羽翼的重要职任，虽然没有劳心于请教议论，实际上朕深深依赖你的仪范。如今既已完成全篇，理应论功行赏。学习是君王的事务，并不只是专靠勤于询问，也在于同正直之人相处，自然有不用言说的益处。为什么还要上奏推辞，自称没有功劳呢？日月并明、离卦重现之时，应当努力帮助太子成就美德。太阳三次盈亏成魄，不要只用谦辞来进献。所辞之事不准，仍将来章截下不再办理。赐给文武百官、宰臣史弥逺等上表奏请皇帝临殿恢复饮食的批答：不准。审阅你的奏表，事情都已陈述清楚。朕以微末之身得以承继宗庙，常常害怕不能胜任，从而辜负先帝托付的深意。近来风雷示警，其征兆非常异常。只因朕德行浅薄，昏昧于政事，所以天降威怒来显示朕的过失。《易》中说：雷声接连而来，君子因此恐惧戒惧，修养自身并反省。因而朕忧惧地减少膳食、避居正殿；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表明朕敬畏天威、责备自身的诚意。希望卿等同心协力，整治各项事务，来弥补朕的不足，这才是朕所期望的。至于你们抗章所陈，是希望恢复正常的制度。只是朕昏昧浅陋，正想到自己还不足以登临九筵之尊、享用四海珍味。反省过失尚且来不及，哪里敢议论这些？还请体察此意，不要再说了。所请不准。赐给文武百官、宰臣史弥逺等再次上表奏请皇帝临殿恢复饮食的批答：不准。审阅你的奏表，事情都已陈述清楚。朕认为，天与人的感应，往往像符契相合一样；言语行为的过失，都足以招致异常。近来猛烈的风雷暴雨令人警惕，仿佛上帝和祖宗亲临。遭遇灾异，哪里只是侧身而食，几乎连手中的匙匕都拿不稳了。于是赶快空置正殿，仍然拒绝珍馐。即使把所有表示谦抑减损的礼仪都实行了，还恐怕不是真正能够感通天地的实际行动。然而还没有过两夜，便仓促恢复旧常。虽然这是众人的愿望，但对朕这个微末之身来说，怎么敢这样做？何况郊祀将近，正希望神灵听闻并降临享用，更应当增加敬畏谨慎，或许能够迅速达到神灵昭然降临的境界。朕自有打算，卿不要再陈说所请。所请不准。赐史丞相弥逺再次辞免皇太子讲读《三朝寳训》完成全篇后转升一官的恩命，批答：不准。审阅你的奏表，事情都已陈述清楚。朕认为，治国成效的盛衰，根源在于家法的兴废。假使夏朝的继承君王常常遵守大禹的训诫，周朝世代相传而不丢弃文王的谋略；汉代永平年间的旧事与汉朝一同长存，唐太宗贞观年间的龟鉴终唐之世都能作为借鉴，那么国家享有天下的长久，哪里只是如今所能看见的程度呢？所以朕这个微末之身，恭敬地践履先祖训诫，把它珍视得如同珪璧，铭记在盘盂之上。既用它来修治自身，又用它来教育太子，希望这条道路能够相继延续，在历代帝王面前增光。卿有元恺般的才略，担任绮园般的重要职任，辅佐太子最久，讲明义理也最为深切，使重重光辉的德业更加新盛，使磐石般的根基更加牢固。若对此不加赏赐，凭什么勉励功劳？卿陈述义理坚决推辞，岂是朕所希望的？所辞不准。赐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宻使兼太子少师、永国公史弥逺上表再次辞免诏命：所修进的吏部条法总类以及百司吏职补授法已经完成，特升两官，依例加恩，仍进封鲁国公。命学士院颁下制书施行恩命，不准。

译审阅你的奏表，事情都已陈述清楚。卿以经世治国的学问辅佐君王的谋略，自从登上辅弼万机的职位，首先整顿百官制度；群才汇聚而进，蔚然有庆厯、元祐时期的风气。公道像磨刀石一样平正，逐渐恢复乾道、淳熙时期的旧制。又用余力裁定编成信用书，近取唐代铨选制度，分别品评士绅流品；远参汉代法律，表彰刀笔吏员的勤劳才能。制度坦荡明白，后来者可以考察，如同设置权衡，轻重不能徇私；又如泾渭分明，清浊不容混淆。直到章程最终确定，实在有赖于严谨的删定编修。诏书刚刚颁布，谦辞已经上奏。朕知道卿盛德深厚，平居有避让宠荣之心，只是国家旧有章典难以废弃，勉励功劳的典礼也不可废止。前往恭敬接受诏命，赶快承受恩典。所辞不准。赐吴琰上表再次辞免授任检校少保并增加食邑、食实封的恩命，批答：不准，仍将来章截下不再办理。审阅你的奏表，事情都已陈述清楚。朕广泛考察图籍史书的记载，历来考察后妃的德行。假如后宫内助贤能，曾经对国家有功，那么外戚一家的福泽必定流及子孙。所以周朝的任姒，世代都成为诸侯；汉朝的马氏、邓氏，家门中贤者众多。天道并不遥远，比较考察便清楚可知。我们的国家后妃的仪范最为盛美，因此生育圣后，光明地辅佐中兴，保佑三朝，并参与决定重大国策。她的功德美盛，足以光耀前代传闻。因此卿这一门家族，恩宠荣显连续不断，持旄执圭、身着公服者前后相望。可是近年以来，老成之臣逐渐凋零，环顾近亲，只有卿独自留存。朕感慨而生怀念之情，思考用来特别褒奖你的办法，已经很久了。郊祀的大庆，是朝廷内外共同的盛事。朕要在大庭广众之中宣扬此事，使你能够俯视孤立无援的处境，以此报答深宫之中的恩德，也作为勉励外戚的榜样。朕的心意已经决定，卿不要推辞。所辞不准，仍将来章截下不再办理。赐通奉大夫、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章良能上表再次辞免，今上皇帝防要礼完成后转官的恩命，批答：不准，仍将来章截下不再办理。审阅你的奏表，事情都已陈述清楚。从前鲁国能够寝息敌国的谋略，在于能够秉持周礼；世祖能够恢弘汉朝帝业，在于恢复采用汉代仪法。由此可知，典章法度的兴废，实在关系着国家的盛衰。我们大宋近取唐代制度，编成详备的典章之书，详细记录施行的事实，使后世能够据此考察裁决。有司据此讨论办理，哪里是空文？这实在是重大典制。卿才能卓异，又担任使领相应的职务，朕的礼仪制度既已完成，你奉行此事并告成，怎么敢把褒奖尊崇置于后面？前往恭敬接受诏命，努力抑制谦辞。所辞不准，仍将来章截下不再办理。赐通奉大夫、知枢宻院事、兼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雷孝友上表再次辞免进呈安奉高宗皇帝寳训礼完成后转官的恩命，批答：不准，仍将来章截下不再办理。审阅你的奏表，事情都已陈述清楚。治国之道的盛衰，根源在于家法的兴废。假如夏朝的继承君王常遵大禹的训诫，周朝世代相传而不丢弃文王的谋略，那么享有天下的时间必定很长，哪里只是今天所能看见的程度？遥想高庙重新创建我朝基业，凡是他的一言一语，没有不是根本的经典和法度。朕想到既然平日已经奉行，还应当将它遗示给后人。因此命令编纂修订，严肃地进呈。卿作为近侍辅弼，辅佐时政，这样盛大的礼仪难道可以没有便藩恩命的加授吗？这是为了显示敬奉祖训的重要。还请体察这一心意，不要再陈说所辞之事。所辞不准，仍将来章截下不再办理。赐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宻使兼太子少师、鲁国公史弥逺再次上表辞免三局进书、转官恩命，批答：不准，仍将来章截下不再办理。审阅你的奏表，事情都已陈述清楚。卿以研求探测圣人心意的学问，铺陈彰显王道制度的文章，独自执掌政权，又兼任史官，叙述历代圣帝长久以来的世系，灿然呈现金枝玉叶般的光辉；汇集南宋中兴三十六年的圣明谋略，其珍贵胜过拱璧、赤刀；又汇举嘉泰、开禧年间的政事，仿照李衢、苏冕编成书籍，并留传于久远后世。这些都依靠你总领提挈的力量。制作国家重大典籍，朕不敢轻率；君王行使爵禄赏赐的大权，朕也不敢废弃。努力恭敬接受丰厚恩命，不要固守谦辞。所辞不准，仍将来章截下不再办理。赐朝奉大夫、试左谏议大夫兼侍读郑昭先上表辞免授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宻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的恩命，批答：不准，仍将来章截下不再办理。审阅你的奏表，事情都已陈述清楚。朕寻求当代贤才，与他们共同建立当代功业。有大臣的才干，还必须有大臣的器度。心地平和，才能衡量万物；没有宽大的气量，就不能容纳他人。因此朕曾在你的议论之间，借以观察你平日的内在修养。只看你的容貌，就知道你是天下的伟人。自从升入朝廷行列，遍任谏诤之职，既不偏私，也不邪曲，专心主持公道的权衡；不激烈，也不随波逐流，深得谏臣的体统。众人都赞同，任职谋划又有什么可疑？从七次担任谏职而擢升至枢密院，虽然先朝偶有不满，六年便参与国家大政，这是近来所没有的事情。你应当思念恩遇的深厚，更加施展谋略才智来辅佐政务，这就是对恩遇的最好报答。因此依据谦辞所辞之事不准，仍将来章截下不再办理。赐正议大夫、知枢宻院事、兼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雷孝友上表再次辞免：因皇太子讲读《毛诗》完成全篇，转升一官的恩命，批答：不准，仍将来章截下不再办理。审阅你的奏表，事情都已陈述清楚。朕听说六经都是圣人所作，而洙泗之间启发告诫学者，唯独对《诗》讲得尤其详细。因为如果不能究明《诗》中可以感发志意、可以使人群居和合的道理，就无法知道侍奉君父的方法；如果不能实行《周南》《召南》的教化，就一定会有面向墙壁、无所见闻的忧虑。学者尚且如此，何况是承担继承宗庙、居于储君之位的重任者呢？如今我的长子专心研习这部经典，优游深思，德性器度日益茂盛，这主要有赖朝夕辅导的师傅和宾客。按照功劳晋升官秩，这是通常的制度，卿不要推辞。所辞不准，仍将来章截下不再办理。赐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宻使兼太子少师史弥逺上表再次辞免进呈安奉高宗皇帝《中兴经武要略》完成后转官的恩命，批答：不准。审阅你的奏表，事情都已陈述清楚。朕认为，周、汉两朝重新振兴国家的君主，哪里比得上宣王、光武中兴功业的盛大？然而诗人歌咏，不过保存了“赫赫业业”等几篇辞章；史官描写，也不过是“﨣﨣明明”等几句话。从来没有汇集三十年中张扬国威的谋略，编成一部详备的书。说到它震撼重叠的气势，深不可测如同雷霆；观察它变化无穷的谋略，广大无边如同天地。使朕这个后生小子能够获得鉴察学习的益处，这都是我朝元老专门主持掌管的功劳。如今晋升崇高的官阶，哪里能说是滥受？前去恭敬承受丰厚恩典，不要再坚决推辞。所辞不准。

译赐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宻使兼太子少师史弥逺再次上表辞免，进呈安奉高宗皇帝《中兴经武要略》完成后转官的恩命，批答：不准，仍将来章截下不再办理。审阅你的奏表，君主的孝道，以彰扬祖先功业为先；国家的事务，以整饬军事、彰明武功为急。近来已经编成重大典籍，把这些全部载入明达的谋略之中，使中兴、攘除夷狄、恢复古制的功业流传永久。如今整治军备、经营武事的谋略有了依据，对朕来说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不是卿还能有谁办成此事？应当接受厚重的赏赐，不要再始终推辞。所辞不准，仍将来章截下不再办理。赐正议大夫、知枢宻院事兼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雷孝友上表再次辞免进呈安奉高宗皇帝《中兴经武要略》完成后，与同提举官特意转升两官、依例加恩的恩命，批答：不准，仍将来章截下不再办理。审阅你的奏表，事情都已陈述清楚。朕认为，皇家恢复古制的伟大功勋，以及高庙平定戎狄的谋略，虽然勉力遵循时势而暂时隐晦，不愿滥用武力使百姓受害，却从未因为讲和而忘记边防戒备。直到玁狁整军而居的暴乱，最终收取狒狸送死般的战功。如此宏大的谋略，已经公布在方册之中，使后人能够鉴察并有所补益。既然主持此典籍的人选得当，怎么能因勤劳而忘记按功赏赐？与其屈身接受再三任命，坚定卿辞宠的心意，哪里比得上张扬整顿六军，帮助朕成就经略武事的功业？所辞不准，仍将来章截下不再办理。生日诏。赐史丞相生日诏。诏告弥逺：东方属春，万物聚集，是乾坤的祥瑞；西平有子，成为我国家的重臣。千年一遇，符合傅说辅弼君王的预兆；世代相承，能够决定和戎的谋议。功勋功业极其伟大，夷夏各方都仰望你。如今适逢孟陬、初度生日，正与屈原《离骚》的辞赋相合；愿你在鲁国保有眉寿，正好吟诵《鳬绎》之诗。再次增加台省馈赠，特别扩大你家门的生日庆贺。赐少傅呉环生日诏。诏告呉环：汉代都城有马氏、邓氏这样的贤臣外戚，首先应当推重年高德尊者；周代有岳甫、申伯这样的贤臣，如今正逢你的生日。你正在安适地享受燕饮颐养，更应长久安享寿福。特此颁赐礼物，以表示朕的眷顾怀念。赐参知政事楼钥生日诏。诏告楼钥：月亮运行到仲冬，正是上天保佑皇家的时候。适逢剥极而复、阴阳消长之际，也是阳气盛而阴气开始消退的时候。上天降生了我朝的元老、国家的正直之臣，如今正参与掌理政务枢机，应当以优厚的赏赐加以宠荣，更加安享寿福，用来满足百姓的仰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赐右丞相史弥逺生日诏。诏告弥逺：千载难逢的风云际会，正与吉祥的时运相合；四明是仙圣聚集的地区，实在凝聚了英秀之气。恰逢这泰平通达的月份，诞生了我朝辅弼大臣。你的家世世代代执掌机衡，功业施于社稷。前去给予丰厚的赏赐，以仰承年高德尊者的祥瑞。赐嗣秀王师揆生日诏。诏告师揆：朕特别眷顾贤王。你正值年高而有智慧，清心寡欲，体味黄老之学的格言；以道德引导自身，秉持常道，践履晏婴、张良那样的高雅行迹。适逢你的生日，特赐多种礼物。祝愿卿享有鲐背之年，也愿你为我朝形成犬牙交错般的有利形势。赐右丞相史弥逺生日诏。诏告弥逺：帝尧赐予傅说，使他端正四方；商朝因此安宁，上天生下伊尹来治理万民。唐朝皇室中兴，朕眷顾你这位国家的宗臣；你正是天地间的英秀之气。歌咏神灵降临高山，正好续写《周雅》的诗篇；在孟陬记载你的生日，又与楚辞的赋相合。增加丰厚的赏赐，以帮助你获得长久的寿命。赐少傅呉瓌生日诏。诏告呉瓌：思念齐国大任，仰望她仿佛美好的声音仍在；申伯的功德并不显赫张扬，却有伟大的年高德尊者独自留存。适逢仲春，正是你的生日，应当特别加赐优厚恩典，以助成盛大的福气。奖谕诏。赐毕再遇荡平淮地盗寇、显著建立功劳的奖谕诏。诏告：再遇，近来淮、楚交界一带，奸民聚众作乱，毒害流布县邑乡野，祸害及于百姓。朕料想他们的本心或许是受到误导，所以暂且依从招抚晓谕，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可是他们竟然凭险固守而不知悔改，甚至动用兵器而不停止。卿忠诚勇敢、剽悍锐利，是国家的爪牙；宣扬王威，传授将略，终于荡平群丑，使一方获得安宁。各方奏报接连传来，威名声势大为振作。遥想你为国尽瘁，朕实在非常欣慰。如今妖氛已经清除，正可稍稍宽解朕的忧虑；但创伤尚未恢复，尤其使朕心中悲悯。卿应当收集安置流散逃亡的百姓，抚慰救济凋敝困苦的人，彻底解下牛犊所负的缰带，赶快安慰鸿雁般流离者的哀鸣。时局能够获得这样的好转，都是朕所欣悦的。特此奖谕，想来你应当知悉。《西山文集》卷二十二。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二十三。宋代真德秀编撰。翰林词草。敕书。赐给湖北安抚使、充任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银合夏药的敕书。诏告：大性，朕深居清静之处，挂念炎热酷暑；想到你这位侍从旧臣，正在承担藩镇方面繁重的劳务，所以赐给你珍贵优良的药物，帮助你调适身体，并且广施解除疾病的恩泽，赶快使受酷热之苦的百姓得到苏息。赐给御前诸军都统制李贵、王大才、庄松银合夏药的敕书。诏告李贵等：朕身居宽广的宫室，心中却挂念边门。正值烈日灼石的时节，可怜我身披铠甲的将士，特颁赐药饵来清除暑热烦闷。赐安南国王李龙▯历日的敕书。诏告安南国王李龙▯：朕考察尧典中授时的制度，裁定编成年历；仿效周人颁布朔日，把它远远颁行到藩国。念你忠诚纯正，是朕的屏障和辅翼。想到将要更换华夏年岁，应该预先赐给你新历。恭敬奉行国家章典，更加修治诸侯之礼。赐江淮制置使黄度冬药的敕书。诏告黄度卿：你年近鲐背，却承担麟符所寄托的重任。你为王事劳苦，朕一直记在心中。正值严寒之时，担心影响你的起居作息，应当用名贵药剂来辅助调养中和之气。赐都统制王喜、马军都虞▯许俊、都统制刘元鼎、李贵、王大才、庄松、何汝霖、副都统制吕春、李好古、卢彦、张威、石宗、水军统制冯榯银合夏药的敕书。诏告王喜等：朕推重夏王为百姓扇风解暑的心意，却认为唐朝宫室赋诗使人生凉的做法不足取。对于天下百姓，尚且希望让他们享受清风，何况我朝将领，难道能不想到他们遭受暑热吗？赐给你们西山药剂，以彰显朕南面为君的仁德。

译吊慰安南国王的敕书。诏告安南国王嗣子李昊旵：你的先王世代守护藩国职分，恭敬勤勉而不懈怠，按时进献贡物，至今已有三纪，始终保持同一德行。突然收到讣告，朕心中实在悲痛。卿刚开始继承事业，悲哀无穷，还应当节制抑止哀情，以承受朝廷的恩宠光荣。赐安南国王嗣子李昊旵嘉定七年历日的敕书。诏告：朕在舜帝观测天象的玑衡之处，谨慎奉行授时的政令，颁布周代的正朔，直到远方出日之地；特别眷顾藩国，你很早就受到皇帝教化。如今将要承袭旧有封爵，正应首先颁行新历。前去接受恩宠光荣，更加修治屏障守卫之职。大礼册文。郊祀大礼前二日，朝献景灵宫，祭祀圣祖天尊大帝的册文。恭敬地说，伟大的我大宋承受上天广大的命令，仙圣的源流由此开始。自从我朝道祖降生祥瑞，积蓄福庆遗留给后人。朕以幼冲微薄之身，得以主管国家祭祀。迎接冬至到来，将在郊外举行祭祀。只是德行的芳香还未闻于上天，凭什么使圣灵昭然降临、如同亲自在此？还希望圣祖能够辅助朕，使祭祀得以成功，借此承受盛大的福泽。郊祀大礼前一日，朝献太庙，祭祀祖宗帝后的册文。恭敬地说，我朝祖宗能够凭借德行承受并延续上天宏大的宝命，把它交给后人；回顾自身德薄才浅，惭愧而害怕不能胜任。现在将于亚岁在郊外举行大礼，遵循旧有章典，先行祭享宗庙。光明显赫的列位圣帝，威灵在上天，还希望你们加以辅助，使盛大祭礼得以完成，使朕承受众多福祉，福泽流传无穷。圆坛祭享昊天上帝册文。恭敬地说，光明伟大的上天，照临天下各方；祂所辅助的是诚心，所辅佐的是有德之臣。臣以浅陋昏昧之身，得以承继宗庙，依靠上天降下安康，内外终于安定。报答根本的道义，岂敢不慎重？臣恭敬谨慎，亲自举行盛大祭祀，并不是说要为微末自身祈福，而是为了百姓安宁、国家吉庆。圆坛祭享皇地祇册文。恭敬地说，至高的坤元大地，与上天同样广大，生育万物，养育天下百姓。近年以来，农事报告丰收，地母神赐予福佑，收成逐渐达到今天的程度。只是朕德薄才浅，用什么来报答呢？谨遵常典，合祭于郊外，战战兢兢、一心一意，希望能够昭然奉事神灵。还祈求神灵纯厚的保佑，以巩固国家根基。圆坛祭享太祖配享册文。恭敬地说，从前周王室极其严肃地举行禋祀，谁来配享？是皇祖后稷。我们的艺祖开创国家基业，功劳巨大，德行崇高，足以光耀古人。因此朕这个幼冲的后继者承守庆业根基，怎敢忘记创业的艰难和根源？如今遵循旧典，让太祖升位配享郊祀；威灵显赫，还希望太祖俯顾享用祭品。圆坛祭享太宗配享册文。恭敬地说，光明显赫的天命，是太祖承受的；赫赫盛大的基业，是太宗成就的。两位先帝在天上，正如周文王、周武王；我这个微末小子，得以承继宏大的基业。推求根本源流，怎敢不恭敬谨慎？如今正逢亲自祭祀，将太宗一并尊崇配享，还希望太宗俯顾享用，保佑后代昌盛。青词祝文。祈求放晴设醮的青词。恭敬地说，侍奉上天、侍奉大地，早已竭尽精诚；但应时的雨水和阳光，还没有达到美好的感应。想到如今正是养蚕的月份，又逢麦收时节，哪里料到十天之内，偶然遭遇连绵大雨的灾变？三盆蚕将要献上，恐怕会妨碍蚕儿上簇的工作；五谷中最先成熟的麦子，也担心失去尝新食用的希望。何况连续多年旱灾荒歉相继发生，四方百姓的愁叹还没有缓解，又重遭这场灾害，竟达到如此极端的程度。伟大的上帝，本来广大博厚而爱惜生命；如今这些百姓将要陷于困穷、濒临死亡。愿神回转慈悲怜悯，迅速扫除阴云，使百姓稍稍解除寒冷饥饿的忧患，也稍微逃脱朕德薄才浅的责任。对此恳切祈祷至极，实在无以为报。太阳交蚀奏告祝文。清台占察天象，发现太阳光辉有所亏损。只因朕德行不明，上天降下这样的灾咎；朕警惕而恐惧，不敢安逸宁息。愿神灵加以辅助，使太阳赶快恢复正常运行。祭谢祝文。太史说：“太阳光辉应当亏损，阴云会遮蔽它。”可是天象并未显现，反而在上虞显现，四方有的地方或许看见了。对于这一异常现象不敢忘记，恭敬恐惧，希望能够获得神灵的福佑。求晴设醮的青词。农事正开始兴盛，大家都急切盼望丰年；梅雨连绵不止，又遭受积水成灾。慨叹平坦的田野卷入成为巨大的水泽，身体沾湿、双脚陷泥，春秋两季都耗尽了播种栽植的功劳，却在一旦之间坠入渺茫无望的境地。只因朕的德行不相称，触犯了上天的中和之气；百姓有什么罪过，却要让他们走向死地？愿收敛阴气灾害，赶快使阳光显明，或许可以使仰望天日的庄稼获得保全，也许还能够弥补一些损失。对于神灵来说，这不过是吐纳呼吸般容易的事；对于百姓来说，却可以免除暴尸沟壑的忧患。朕倾尽诚意，恭敬俯身请求神灵降命。祈求放晴感应的祝文【天地、宗庙、社稷等】。旱灾和蝗灾连续多年，民力已经耗尽；连绵大雨超过十天，田间农功将要荒废。回顾自身德行浅薄，叹息百姓有什么罪过？赶快倾诉精诚，祈求美好的感应。扫除阴气灾害，使阳光灿烂显明，或许可以减轻暑雨带来的忧愁，最终获得丰年的喜庆。又。初夏以来，长期阴天成为灾害。从前已经妨碍了蚕事和麦收，如今又损害祭祀用的粮食。反复想到自身德薄才浅，更加感到戒惧谨慎。希望苍天垂怜，使白日显明运行，免得给农事留下忧患，也稍稍安慰农人的愿望。祈求放晴感应后报谢的祝文【天地、宗庙、社稷等】。近来阴气积聚而侵扰阳气，淫雨成为灾害，田地呈现困顿，乡里巷陌发出叹息。朕恭敬显露赤诚，恳切祈求鸿大的庇覆。大明光辉赫然，积久的雨水顿时收止。仰赖神灵仁厚而善应，得以救济百姓倒悬般的急难。谨此表达报答感谢，以表明精诚。最终仍祈求天地大造曲意成全，希望还有丰年的愿望。宗庙祝文【同前一词中“仰赖神灵仁厚而善应，得以救济百姓倒悬般的急难”改作“圣灵在天，福应如同回声”】报恩天庆观青词。恭敬地说，连绵水涝造成灾害，祭祀用的粮食显出困乏；赶快倾吐赤诚，恭敬叩告苍天。太阳升上天空，阴霾全部扫除，稍稍安慰众百姓的愿望，仰赖天地大造的仁慈。于是控诉精诚，略微表达报谢之意；还希望始终得到覆盖养育，最终获得丰收成就。茅山崇禧观为瑞庆圣节启建道场、设醮的青词。恭敬地说，保佑来自上天，正值国家宏图大业极其扩展；圣节诞生的月份到来，恰逢生日。眷顾句曲名山，那里有尊崇列位真仙的深邃宫宇；恭敬陈列微薄的祭品，郑重依照神圣的文书。愿精诚之意暗中相合，神灵乘风而来降临；收聚当时的五种福气。岂敢专门为自身这个微末之人祈求？只愿安抚天下百姓，希望共同登上长寿之境。

译满散朱表。恭敬地说，十月是吉祥的月份，正逢承受九天养育之恩；虽然相隔遥远，却不敢违背辅助天地的诚心。凭借金箓中的秘文，仰面叩拜玉虚的真实境界；所期望的是天下都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岂敢只为朕这个微末之身祈求？只是希望获得乔、松一样的长寿。太阳交蚀祭告祝文。恭敬地说，季冬的吉日，太阳发生了日食。回顾自身德行不足，以致招来这种重大异常；朕侧身减食，恭敬恐惧，不敢安逸宁息。愿神灵加以辅助，使太阳最终恢复正常运行。尚请享用祭品。祭谢祝文。恭敬地说，根据人的占察来推测天象，说太阳应当发生日食；阴云布满天空，太阳光辉没有亏损。仍担心四方有的地方或许看见了这一变异，朕恭敬恐惧，希望获得神灵的福佑。尚请享用祭品。茅山崇禧观为瑞庆圣节启建道场、设醮的青词。恭敬地说，既震动又敬畏，恰逢圣节诞生之期；神灵来临、来崇享，希望获得上天的保佑。遥想这片福地就在陪都，于是命令道士前往，恭敬陈设珍贵的供品。谨愿精诚相通，盛大的恩赐迅速降临；停止战争于灵台，使各种兵器都不再使用；占卜郏鄏国运，绵延万世而无穷。满散朱表。恭敬地说，宝鉴和丝囊记载着诞生吉日在诞序之中；美玉般的篇章和花蕊般的书笈，在特殊的宫廷铺陈奇妙的韵文。既然胜过灾厄的崇高功业已经完成，想来神灵的福泽也已全部聚集。收聚当时的五种福气，岂敢由德薄才浅之人独自占有？愿恩泽延及众生，希望无论大小、远近，各自都能实现愿望。太一宫奏请因星辰运行不顺而设醮、保佑国家安宁百姓平安的青词。恭敬地说，皇帝的教化极其融洽，五星连成珠联；星宿运行的光辉使帝王的治理更加兴盛，日月五星等七政顺合璇玑的运行法度。假如履行职责稍有毫厘之差，灾祥就会像影子和回声一样随之而来。臣以微末之身，侥幸早早承受美好的天命，虽然升降进退之间从未忘记面对上天致敬，但精神有时昏昧，不能感通天地。近来阅览日官的言论，他们屡次陈说天象的异常：火星运行到垒壁，岁星侵犯明堂。回顾谴责和告诫接连而来，都是德薄才浅所招致的。早晚自我警戒，震恐不安，因此选择吉日陈设仪式，洗心归命，希望上天以赫赫威灵鉴察，消除接连不断的祸变。宋国有善于进言的话说，周星运行一周，灾患必定退去；齐国没有污秽的德行，即使出现彗星也可以禳解。希望凭借悔过自新的诚意，赶快达到和平的福境。修整攒宫殿宇、围墙，补种成行的树木，奏告昭慈圣献皇后等处的表文。恭敬地想到，向东眺望禹防山，春云和蔼；回头瞻望山陵，不禁流下眼泪。如今种植松树、楸树，修缮殿宇屋舍，是为了严肃表达孝思，怎敢不郑重告知。恭淑皇后祝文。恭敬地说，感慨地望着寝园，追念皇后的德行；按时进行种植，同时整治修缮。所选日期已经吉利，不能不前来告祭。郊祀大礼完成后，奏谢昊天玉皇上帝、圣祖天尊大帝、元天大圣后的表词。恭敬地说，按照候气所得的黄钟之律，在紫坛展开诚心。回顾自身德行浅薄，深深担心难以使神明昭然降临。如今完成盛大仪式，得以看见盛美礼事成功的庆兆。仰赖天地大造，实在鉴察到朕并非虚伪。谨慎演行简要的科仪，以表达报答感谢。奏谢诸位帝后表词。恭敬地说，择定新阳的吉日，恭敬修治盛大祭祀；祭燎熏香的礼仪既已完成，于是广施浩荡恩泽。幸而依赖宏大的福佑，得以完成盛美礼事；考察常典而昭告神明，希望神灵鉴察完全相合。郊祀大礼完成后祭谢南狱、东海、南海、南渎的祝文。此前冬至日，亲自到郊外祭祀，战战兢兢，害怕不能胜任。完成祭祀的当晚，神光灿然，嘉祥感应如同回声相应。实在是高大山岳的神灵暗中辅助，使祭祀得以成功。怎么敢忘记报答？南镇会稽山祝文。南方有座山，实际名叫会稽山，巨大的屏障巍然耸立，是国家的镇山。适逢这次亲自祭祀，秘密借助神灵的福佑，最终得以成功，怎敢忘记报答？攒宫修换殿宇、补种成行树木，奏告昭慈圣献皇后等处的表文。恭敬地说，鼎湖山只留下黄帝乘龙升天的传说，不能留下龙车弓剑的踪迹；禹防山川仍然记得大禹躬耕的遗迹。恰逢春季到来，追怀先灵远游而悲痛；于是加以修葺栋梁屋宇，增培松树楸树。借此寄托深厚的孝思，用来表达敬谨告祭之意。恭淑皇后祝文。恭敬地说，阳春将过一半，早晨的露水已经沾湿草木。遥望禹会的名山，追念并悲痛于长孙皇后这位贤明的辅佐者。增修园寝，使神灵得到安妥。内宫后殿设坛举行醮仪，祈求五谷丰登、年岁安康、国家安定、百姓平安的青词。伏惟上天所立的君主，实在掌管百姓万物的命运；政事失当于下，便会破坏阴阳的和谐。近来从春天、夏天以来，雨水和晴朗都不合时节，行都发生地震，令人惊骇这非同寻常的灾变；近郊又遭水灾，百姓受苦，他们究竟有什么罪过？静心思考这些灾异的征兆，实在是在警戒我自身。我既已克制自己，以激励反省修身的诚意，又从多方面施行宽仁、防灾的政令，希望能够尽力消弭灾害，默默回转上天眷顾赐命的祥瑞；再演习清静斋醮的科仪，希望上天降下光明的恩赐，使五日一风、十日一雨，长久消除旱灾和水灾的忧患，使四海九州共同享有丰收富足的欢乐。谨以至诚祈祷，愿能得到应允，这是所期望的，不胜祈祷恳切之至。建康府茅山崇禧观启建瑞庆节道场设醮青词。伏惟五百年才有一次的王者兴起，我自惭德行不足；三十六洞天的胜景，没有超过这座山的。如今来到这里完成醮筵，恭敬迎接仙驾，希望精诚容易上达，使光明的恩赐迅速降临。冒昧希望自身独自超越广成子的寿数，愿天下陶然享有华胥氏时代的风气。朱表。伏惟圣诞之期已经到来，醮仪也已准备完毕，谨敢倾吐诚心愿望，再次叩拜高明的神灵。愿风雨应时，多次获得茨梁之庆；江淮地区清平安宁，永远没有烽火警报的惊扰。进呈《中兴经武要略》安奉青词。伏惟高皇帝重新造就我宋，功业赫赫显盛，可比宣王建立武功的制度；英武明察，超过世祖深谋远虑的方略。这部书久已在宥府编纂修订，将要奉进于宝储，今考察旧有典章，理当明白告祭。中殿祝文。伏惟炎汉正统中兴之后，朝廷内部没有沸乱。我们的高庙继承并开创中兴，雄才独断的谋略，都记载在典册之中。因此郑重编纂记录，用来昭示后人。如今将要奉进于宝储，所以特此明白告祭。建康府茅山崇禧观启建瑞庆圣节，设醮青词。伏惟初度之期已经到来，谨敢夸说虹流的祥瑞；名山就在眼前，早已显现仙鹤聚集的吉兆。如今即在金堂玉室的胜地，查考蕊笈琼章的秘录，希望赤诚之心能够上达苍天的文书；愿使百姓重新看见燧人氏时代的治理，哪里敢说自己没有资格，只愿独自与少广氏同享长寿。

译朱表。伏惟想到这美好的月份，正逢圣诞之辰，于是来到金峰陈设宝醮，愿与天下百姓共同享受升平，岂敢说自己微薄的身躯独自私求长寿。帖子词。端午帖子词。皇帝阁六首。五言。庚午年仍逢重午，光明相继，正继承光明；炎汉的图业千万年长存，从此更加光明亨通。又。以玉帛与邻国交好，后来清凉的树荫布满边塞；榆树结苞，桑树成林，至今仍谨慎佩带辟兵符。又。一心想着救济百姓的疾苦，无心玩赏万物的华美；只求三年生长的艾草，不要进献五色时花。七言。君主亲临朝堂求取贤才，长久忧虑国事；每逢佳节，便想起沉湘而死的屈原。不必用五色丝线缝成佩饰，自然有忠言可以补缀舜帝的衣裳。又。延英殿白昼漫长，汗水沾湿衣裳；正是君王召见询问的时候。应当嘲笑开元年间纵情骄奢享乐，争着射粉团，学孩子嬉戏。又。圣心日日盼望丰年，清晨炉中香烟直达九天。两种麦子已经登场，蚕儿也结成了茧；平坦的田野新绿一片，又连接到田间阡陌。皇后阁五首。五言。仙木漂浮在玉液之上，甜酒芳香，菰叶簇拥着宝盘。汉宫三十六处宫殿，争相奉献以博取圣人的欢心。又。槐树的绿荫围成一片，腰舆从蚕馆归来；我亲自只穿着所任职分应穿的衮龙衣，先行洗濯。七言。披香殿里绣筵铺开，摆着九节菖蒲和七宝杯。想到臣下的辛劳如同采卷耳一般，便想以深厚的情意斟满金罍。又。爱护百姓的一念直达深渊；内府时时拿出禁钱。仅凭这一念，自然增添无量寿命，哪里还需要用彩色丝带歌颂长年？又。珠帘轻薄明亮，遮挡暑气。静静披览图籍史书，鉴察前代的美德。真可嘲笑唐室沉溺于游宴，徒然借用裙襦来制作歌妓的衣服。皇太子宫五首。五言。彩色丝带以金线织成，香甜的粳米做成玉一般的团子。从今以后每逢午节，年年奉侍双亲共享欢乐。又。青宫中悬着银榜，五月的天风却如秋日般清凉。应当怜悯那些并耕的人，他们正向着农田晒背。七言（三首）。午时的漏刻缓慢滴落玉壶，清凉的树荫浓密地铺满庭院。究竟拿什么来消磨漫长的白日？不过是《大学》《中庸》两卷书。【东宫素来喜爱《大学》《中庸》，常命漕黄显谟书写。】又。居仁堂上，薰风吹满闲庭，正细细阅读《离骚》篇章。佳节难道只是供奉黍米和楝叶吗？巧言令色，正应当警戒椒兰般的谗佞。又。八个大字光辉灿烂，用彩笔书写，铁画银钩，照亮座席一角。心地端正自然能够驱除百般灾厉，辟邪又何须使用道家的符箓？【东宫曾经大书八字：“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分列匾额悬挂在藏书室中。詹事戴大蓬曾把这件事告诉馆阁同僚，所以这首词提到了它。】春帖子词。皇后阁五首。五言。宝扇像彩云展开，宫妆映衬着玉梅。共同捧持千年长青的柏树，争相献上万年祝寿的酒杯。又。把吉祥的金字贴在泥金纸上，剪刻工夫精巧新奇；四时都能百事顺遂，哪里只是庆贺宜春而已。七言。清晨宽大的诏令刚刚颁布，万物都沾受雨露般的恩泽；大家共同仰赖生育万物的功德归于皇帝，谁知道辅佐之功还在坤元。又。笙歌从北院连到南院，新年的景物胜过旧年。梅花和柳树也知道天意美好，尽情装扮，争斗春日的艳丽。又。御池春水融化，冰层已经消去一半。偶然看见水中的荇菜随流而动，已经长得参差不齐。因应时节有所感触，吟咏《关雎》之诗，醒着睡着都难以忘怀那窈窕淑女。端午帖子词。皇后阁五首。五言。翠绿的麦浪分出两穗，麦芒像冰丝一般；今年蚕茧的收成加倍丰厚，歌颂之声充满周南。又。白昼漫长，在坤宁殿中，时常面对万卷图书，从容挥笔；宝扇上龙鸾的图案仿佛飞舞。七言。红石榴、紫木槿映照着池台，玳瑁席又在水殿中铺开。请问天子的容颜为何如此欢喜？原来是皇太子亲自奉上万年祝寿之杯。又。水晶帘卷起，午风轻柔；万山清寒，凌室中的冰块闲置。奏起薰风之弦乐，想着消解暑热，恐怕不要让人间独受炎热蒸腾。才刚过端午，又到了圣诞之辰，天家的景物永远保持新鲜。六宫争相献上长生缕，一缕正合应期，祝愿一万年春天长在。春帖子。皇帝阁六首。五言。嘉定无疆，历法刚开始第五个春天；金色丰收确实已有征兆，太岁恰好运行到申。又。新年朝拜元旦的使者，从万里龙荒而来。至仁之德广大如天，即使大漠也仿佛进入春台。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雉扇打开，金殿奏起云韶之乐；紫庭中天子的容颜显出喜色，位列班首的正是前星。七言。天下万方唱起新歌，预示大有之年。又看见瑞雪灿烂如铺满美玉的田野；太平和气随着春天运转，从今以后斗米只值三四钱。又。东风昨夜吹入帘帷，便觉得深宫中的漏影走得迟缓。一曲《凉州》奏完，百花全都开放，不必预先作报春的诗。又。阳气增长、阴气消退，正当此时。君王垂旒面南而立，怎能不深思？臣下惭愧没有进献规谏，愿献上先朝学士的诗。皇后阁五首。五言。宝胜祝愿千年长春，题字在美玉般的酒樽上；九酝芳香，六宫一同进献祝寿，愿大地长久，配合上天永远长存。又。金屋春色早早降临，铜楼晓色渐渐分明。奉上酒杯使天子一笑，圣子恰似周文王。七言。柳芽窥见春色，暖意使人欲眠；梅花妆点着白雪，争斗新奇的艳丽。一年中最美好的时节，如今远胜清明、寒食时节。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是谁辅佐东皇使万物转化？在钧宫之中，尧舜也同样深厚仁慈。只把一点阳和之意，播散成天地间浩荡的春天。又。烟花万重环绕坤宁殿，皇后亲自拿着牙签，手不停地翻阅。为了使八方都成为长寿之域，亲用彩笔抄写度人的经书。东宫五首。五言。宫殿屋角淡淡的，雪融得暖意融融。甲观吹来春风，晴朗的阳光带着和气，先到达少阳宫。又。灯市照亮千门，花开时万井都呈现春色。早晨在资善堂议论政事，仍然询问穷苦百姓的情况。七言。画堂张挂着金榜，居仁堂中万物都知道君王思虑深重。一线阳和之气从震方发生，帮助成就天地生发万物的心意。又。鹤驾彻夜进入宫中，向君王问安；龙墀清晨入朝，傍晚押领朝班。天子见到重轮之月而喜悦，春色先回到万岁山。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岁〕 众多儒生聚集在讲堂庭院，共同讲习；整日披读韦编，深入研究精义。还要以泰卦的象来参验人事，使群阳更加汇聚而来。皇后阁五首。五言（二首）。梦月的美好辰日临近，端阳佳节又是崭新的。何必缠绕五色丝缕？金母自然能够千春长寿。艾虎垂挂在朱门上，槐树如龙在玉阶前起舞。日子长久而无事，只吟诵《二南》的诗篇。七言。三盆蚕茧已经缫丝，冰丝般的五色新丝已经织成；海鲛所织的绡帛不只是用来防暑，华美的丝织品还要制成节日服饰，等待亲自郊祀。又。清晨金殿沐浴兰汤，因而感慨屈原的诗篇寄托深长；再次劝告君王勤于采纳善言。自古以来，香草便用来比喻忠良。又。清晨在金殿中沭浴兰汤，因此感受到骚人寄托深长的兴感；又一次劝告君王勤于采择善人。自古以来，香草就用来比喻忠良之士。又。元武门前陈列着百般杂戏，昆明池上竞赛着千艘船。圣人不以游观娱乐为事，反而笑前朝奢侈地举行燕饮游乐。嘉定六年春帖子词。皇后阁五首。五言诗。圣人的德行与上天同等，万物大为和乐，呈现出春天的景象。谁知道大地承载万物的深厚力量，正发育万物，辅助圣人深厚的仁德。又一首。内殿举行进酒祝寿的仪式，清早仙班已经簇拥着翠翘。春天到来有许多快乐的事情，人日就在明天。七言诗。翠色车辇从五福宫回转，管弦声中万花鲜红。和乐融融的气象充满皇城，都在天地这个大风箱般的造化之中。又一首。织机织成了绣有盘龙的衮衣，已经奉给君王到泰畤祭祀。准备乘坐腰舆来到蚕馆，清明前后正是浴蚕的时候。又一首。

译一夜之间东风吹来，芳香聚集满园，红花紫花已经高低摇曳。寻花问柳不是我的事情，安坐坤宁宫中，春日白昼悠长。皇后阁五首。五言诗。玉佩声声作响，琼楼间吹来天风；五月却已有秋意，人间正值炎热，圣上仍然为民忧虑。又一首。读完《怀沙赋》，又反复吟诵《卷耳篇》，殷勤地劝告英明的君主，把心意放在寻求贤才上。七言诗。还记得当年，梦见月亮的祥符。浴兰节过后，恰好十多天。想知道上天所赐的无疆之寿，就看仙蟾下颔所写的文字。又一首。贝叶经新近流传，宝藏经在此；圣上的心意正是为了使众生得福。从今以后万物自然不生疾病，还用得着桐君来记录药名吗？又一首。瑶池有十丈宽，藕花清香，最适宜在水殿观赏。听说宫中有许多快乐的事情，前星亲自捧着霞色酒杯。致语、口号。金国庆贺正旦的使者来到朝廷，在紫宸殿设宴，作致语、口号，并由教坊勾合曲词。致语。臣听说，正月初一，舜的宫门向四方广泛敞开；春季朝会的第三天，汉殿上万国使者全都前来。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继承上天登临帝位，效法古制陈设仪式。警跸声中圣驾降临，东厢陈列礼服，面向南方而立。迎宾与传呼一同设置，庄严排列大廷上如鹓鹭般的群臣；僸佅之乐全部陈列，演出略异于各异域的鱼龙戏。臣等有幸身居法部，谨敢献上民间歌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口号。榆关、玉塞安静无尘，嘉定如今已是第四个春天。两国往来派遣通好使者，八方都成为共同享受太平的人。翠色鼍鼓演奏，娱乐嘉宾；白兽樽中盛酒，赏赐谏臣。圣上的年运从此与天一样长远，年年都有玉帛来到枫宸。勾合曲。云气上升到天空，正应当皇上的欢悦遍及群臣，使他们沉醉；雷声从地上发出，正应当以豫乐调和，使四时和顺。皇上面露喜色，教坊合奏乐曲。金国庆贺正旦的使者来到朝廷，在紫宸殿设宴，作致语、口号，并由教坊勾合曲词。致语。臣听说东风合于律吕，使天下回到阳春；君王面南垂衣而治，接受四方的宾贡。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天容温和肃穆，圣德明亮清正。正值乾坤交泰之时，演奏君臣相互欢悦的音乐。在太极殿举杯，还不能夸耀唐室的元正；在长乐宫置酒，更显得汉朝十月朝会不足称道。臣等谬居法部，冒昧献上街巷歌谣。口号。六龙扶持车辇从云间降下，紫殿中风吹佩环，声声作响。北方沙漠远道送来邻国的国书，前星亲自率领外朝群臣。九宾通过翻译瞻仰皇帝，万岁三呼声环绕寿山。太史预先占卜今年五谷大有，又增添喜色呈现在圣上的脸上。勾合曲。礼法规定的酒饮至第三巡，正好祝颂圣人的长寿；钧天之乐万舞齐作，正宜宣扬太平时代的乐声。皇上承受宫中的欢悦，教坊合奏乐曲。瑞庆节集英殿宴会致语、口号、勾合曲词。致语。臣听说，黄河千年澄清，正好记录千秋的节日；百官如群星拱卫北极，一同举杯称颂万寿。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德行与天地相配，恩泽如雨露流布；光辉照耀绮兰殿上，汉室的开祥也不能与之相比；春意生于花萼楼前，私下觉得唐家的张燕也不过如此。口号。皇家世代相传，超过周、唐；上天启示真人应运而生，翔抱着太阳；早已预示恭王府梦见飞龙，也曾报告皖山的祥瑞。在翠云的影子之外，金母降临；红雾的香气之中，玉皇拥护而来。乐府中卑微的乐工，没有什么可以祝愿，只有拿金鉴代替珠囊献上。勾合曲。群臣俯伏拜贺万年，已经祝颂圣人长寿；凤凰仪态庄严，九次奏乐，正宜宣扬太平时代的乐声。皇上面露喜色，教坊合奏乐曲。金国报告登位之事的使者来到朝廷，在集英殿设宴，作致语、口号，并由教坊勾合曲词。致语。臣听说，两国结成盟好，瑞节远道奔驰，如同星使传递消息；设置九宾之礼，在天庭般的朝廷举行宴饮。伏惟皇帝陛下，大德难以形容，至仁没有边际；弓已经收入弓袋，戈已经收藏，常存安定天下之心。酒多如渑水，肉多如山，特意厚待使臣；欢呼声直达大地，和暖之气使春天回归。臣等身为乐工，谨敢陈献口号。口号。时世太平，朝野寂静，南北没有喧哗，欢乐的盟约使天下如同一家。不让细小的尘埃惊扰边塞，要使和气遍及天涯。邻国星夜奔驰，带着珍贵财币而来；云气簇拥着衣冠之士守候正衙。圣上的恩泽浩荡如海，天空广大，侍臣又何惜醉饮流霞美酒。勾合曲。君子饮用的酒，既美好又丰盛。正当初次宴饮秩序井然之时，太平时代的乐声使人安宁快乐。应当让雅正的乐曲充分奏响，使皇上面露喜色。教坊合奏乐曲。《西山文集》卷二十三。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二十四。宋真德秀撰写。记。

译《明道先生书堂记》。圣人的道理，广泛载于典籍，明白地展示给人，已经达到极致。尧把帝位传给舜时说“守其中道而已”，舜传给禹时又增加了三句话。所谓“人心”，指的是人的私欲；所谓“道心”，指的是天理。选择要精审，守持要专一，然后才能把握中道。所谓中道，就是天理本来如此的准则，其中丝毫没有人的私欲夹杂。《大学》《论语》《孟氏》指明义与利的区别，都同这个意思相同，却不曾直接用天理来说明。只有《乐记》中说：“不能反省自身，天理就灭亡了。”又说：“外物来到，人就被它同化；外物，就是使天理灭亡、使人欲穷尽的东西。”世人说《礼记》中的记载大多出自汉代儒生，汉儒流传下来的言论很多，有涉及这一点的吗？从此以后，道理一天比一天晦暗，历经一千多年，到了我朝，政治教化美善光明，风俗气质淳厚，于是才有濂溪周子出世，独自领会了失传的精妙。明道先生程公见到周子而领悟，阐明幽深的道理，发掘隐微之处，使它更加明白彰显。如今考察遗书中的记载，先生论学必以通达天德为根本，论治必以实行王道为宗旨。有天德之后才能谈王道，天与人、内与外始终贯通，是同一条道路。所以先生曾对求学者说：“我的学问虽然有所承受，但‘天理’二字，是我亲自体验后阐明出来的。”呜呼，真是伟大啊！这大概就是他上承尧、舜、孔子、孟子的道统，下为万世学者开辟准则的原因吧！上天的命运庄严而永不停息，万物形成，各自都被赋予天理。仁义礼智的本性，恻隐、辞让、羞耻、是非的感情，耳目鼻口和四肢百骸的作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哪一样不是出于天呢？人只知道作为人的人性，却不知道人身上来自天的本性。物欲肆意流行，义理被淹没，同禽兽又有什么区别？懂得人的天性，然后才能知道性本善；知道性本善，然后才能懂得穷究事理；能够穷究事理，然后才能使意念真诚、修养自身；推而广之用于治理国家、平定天下，无非是顺从上帝的法则。先生出生时，正值元气融和之时；他的学问达到的境界，纯粹合乎天理。所以他的容色充满生机，如春日的温暖；他说话舒展自然，如醴酒的醇厚。他在家中设教，愿意跟从他的士人很多；他在朝廷中与人争论新法，天子明白他的忠心，执政者也感受到他的诚意。一时忤逆执政者心意的人都被贬斥，唯独先生被授予宪节，他极力推辞而不接受；离开很久以后，人们仍然思念他。等到他去世，士大夫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都为之流泪，认为如果当时任用他，他一定会有安抚百姓、使天下安定和谐的功效；又深深悲哀百姓没有遇到这样的贤人，未能参与先王之治。先生辅佐兴复王道的恩泽，真令人悲痛啊！先生的心和学问纯粹合乎天理，谁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呢？先生任官时，曾任江宁府上元县主簿。考察他的施政，如均平田赋、兴修水利、止息邪说、端正人心等事情，都是天理流行而显现的表现。后来历经变故，乡里人士很少有能说清这件事的。乾道年间，资政殿学士刘公珙任知府，才开始在学宫祭祀先生；侍讲文公先生又为此作记，于是此事已经清楚显著，足以激励学者。后来主簿赵君师秀又在官署前面建了几间屋子，寄托尊奉先生的意思，但房屋低矮狭窄，不相称。嘉定甲戌年，临川危君和继任此职，才向郡帅、莆田刘公榘请求扩建。我当时任漕运官，也捐出三十万钱、二十斛粮食来帮助。不久，豫章李公大东、长乐李公珏相继到任，都共同协助这项工程。建成正堂三间，中间庄严安置先生的塑像，并题匾额为“春风”。正堂上面建楼，高大明亮而清静；里面建两间斋室，东面叫“主敬”，西面叫“行恕”；后面建一间小室，叫“读易”；外面建一间斋室，叫“近思”；斋室旁建亭子，叫“静观”。又准备建两道东西厢房作为翼护，并把墓表和《河南雅言》刻在墙上。危君对于这项工程，真是勤劳了！起初刘公筹划兴建时，曾嘱托我为它作记，危公又再三请求，我多次推辞仍不能放弃。以我的固陋，极力辞谢也没有办法。我只是私下想到，年轻时略知诵读学习先生的著作，起初茫然不知方向，时间久了粗略有所领会。我认为，自从有典籍以来，“天理”二字只在《乐记》中出现过一次，先生首先加以阐发，使这一学说大为明白，学者因此能够用力。这是开启千古秘奥、唤醒万世迷惑的功劳，对于此道可以说盛大了！至于他所以能够达到这一境界，又有两句话：在尚未发动情感以前，做到无时无处不敬，以持守本心；在情感将要发动之时，做到思无邪，以戒惧谨慎。涵养与省察相互配合，行动与静止都相互整饬；认识天理并奉行天理，二者都做到极致。达到最高境界后，内心与外在融为一体，显明与幽微没有间隔；这样虽然仍是人，实际上却浩浩荡荡地合于天了。像这样的话，对于先生的道理，或许有所契合吗？还是不相合呢？我冒昧不自量力，把这些说法编排成次序，交给危君。幸而他认为可以，就刻在堂上，用来给来此游览的人看，使他们知道先生的道理虽然高深，但用力实践也有要领，或许万分之一能够成为振作奋发的助力罢了。

译《永春大夫御史黄公祠记》。嘉定丁丑年，我奉命镇守温陵。到任那天，召见年老的乡民，询问民间的疾苦，以及前任守令中贤能而值得效法的人，想考察他们的政绩作为自己的老师。有人告诉我，永春大夫三山黄公留下的恩爱深深泽及百姓，离开那里六十年以后仍没有人能赶上他。我询问详情，他们却也说不清。没过多久，才得到朱文公先生为黄公所作的墓志，读到大意说：“当初我在同安试任官职时，听说邻县永春有一位贤能的县令叫黄公。黄公廉洁、刚强、正直而明察，能看见隐微之处，官吏不能欺骗他，百姓也不忍心欺骗他。其他县的百姓有冤屈诉讼，大多请求委托黄公裁决。他制定的条教、科条、指令，以及办理、核验、稽查、裁决的办法，人人传诵，把它作为准则。有时我曾奉檄文查办事情，经过他的辖境，道旁百姓谈起县令，口中不停。他的禁令和约束，大抵都出于崇尚礼义、厚培风俗、制止吏奸、体察民间隐情的用意。他的言语明白简要，传达执行时，远近幽隐之处没有不达到的。泉州士大夫对我说：永春自从前司谏江公民表任县令以来，政绩优良，百姓称颂思念他，认为无人能够继承。如今黄公的节操和守政，大概无愧于江公；而办理政务精细周密，还有超过他的地方。” 墓志又说：“黄公来到永春时，正承接盗乱造成的弊病，田地大多荒芜，民力凋敝。黄公到任后，首先免除百姓拖欠的旧债；百姓有的已经卖掉产业而税籍尚未注销，他全都加以厘清改正。文书有不完备的，就亲自踏查田亩，均平税额；于是豪强之家不能侥幸逃避，贫弱百姓得以苏息。百姓缴纳赋税有时过期，他不让胥吏从中干预，只亲自张榜写明姓名和期限；听到的人互相催促，先后赶来缴纳。不到一年，流亡的百姓全都回来，赋税收入增加到原来的两倍。”黄公又以廉洁节俭严格约束自己，按惯例本来应得的各项费用，官署钱财全都上缴官府。离任时，带着家属本来可以按计日雇工领取报酬，也一概不取。至于宴饮游乐和馈赠的费用，又全部拒绝；考核出纳时，必定亲自办理，官吏不能容留奸弊。于是粮仓有余粮，库房有余钱，便察看百姓所受的困扰；凡从前没有名目的赋税可以罢免的，如浮盐钱之类，全都罢免；不能罢免的，如上供银，也替百姓削减虚高估价。宗子米则用其他钱代替缴纳，一年达到数百万。左翼军从漳州迁来驻扎在郡城之下，应当修治营房，郡里把任务分派给各县；其他县征发民力运输，百姓不堪其扰。唯独黄公从库中拿钱雇工，迁运竹木，备办陶瓦，分别用便利的船只运送，建成一千多间房屋，而当地百姓都不知道。” 里正过去常因横征暴敛而使人破产，服役的人前后相接，百姓千方百计躲避，只怕不能逃脱。到了这时，竟有人投递文书，争着先来承担。曾有寡妇因拖欠租税逃走，黄公宽限期限召她回来；她回来后，黄公让她替人纺织，以便逐渐偿还欠款。又曾有人请求卖掉牛来缴纳欠租，黄公怜悯地说：“怎么能让你失去一年的生计？今年春天暂且替你请求免除，秋收后再缴纳也不迟。”那人欣然听从，到期果然按约缴纳。黄公施及百姓的大事，已经周遍而充分；对于细小事情，也全都这样曲尽其情。唯独豪强大姓侵害刻剥小民，他就逮捕弹劾，彻底追究，丝毫不宽贷。他办理其他诉讼，揭发隐藏的罪恶，人人都认为神明，但最终都归于仁慈宽恕。大力整治学宫，开辟通衢，排除喧闹杂乱，在学宫前建亭，并刻文辞来激励学者，文意非常宏伟。延请选拔品行端正的士人，按时考核试验；士子来拜见的，他都在学宫接待。除讲学之外，丝毫不敢涉及私事。有戴儒冠却以好打官司为业的人，黄公就在听讼处旁设席，让他们学习《论语》《孟子》；通晓的人放回去，不通晓的就叫来父兄，用两种刑具惩罚，因此风俗大为改变。刚到任时，他依礼拜谒各处祠祀，并写文告说：“县令如果有昏昧贪墨之处，神明就惩罚他。” 他看到社稷坛和祠坛毁坏破败得很严重，立即下令改建，又种植名贵树木，直到今天人们还指着那里思念黄公，称作“御史林”。遇到旱灾，他拿出俸钱，准备牲畜和酒，亲自奔走祭祀各处神祇，深入偏僻险峻之地，毫不以劳苦为意，雨立刻应验而下。愚昧百姓信奉佛教，往往私自建塔立庙，方便聚会；僧人因此杂居在市井之间，扰乱伦理、败坏风俗，成为良民的祸患。黄公依照法律命令全部拆除，并且禁止僧人再在外面住宿，这种弊病很快革除。县丞的女儿生病，似乎有鬼物凭附她，巫师说：“是过去的某个巡逻卒，死后在城隍神那里服役，实际上是他在作祟。”黄公发怒说：“这怎么敢这样！”便用杖打毁那个土偶，把它投入溪流，女儿的病立即痊愈。起初县里人很迷信地奉祀此物，巫师和小吏借机托词制造妖异，到这时才平息。朱先生叙述黄公任县令时的事情就是这样，又在后面系以铭文说：“我看黄公，具有古人的风范。他刚正而清廉，是义的操守；他慈爱而施惠，是仁的功绩。唉！先生不是轻易赞许人的人，像仁与义这样的品德，更是先生不会轻易给予的。可是他却独独把仁义归于黄公，那么黄公的为人就可以知道了，他治理永春的政绩也可以知道了。世人常说今人不如古人，看看黄公所做的事情，他难道与古代的循吏有什么不同吗？” 朱先生又说，人情趋于偷薄，不能用义理教化；但看黄公用善意晓谕百姓，百姓竟如此容易听从，可见秉持常性、喜爱美德的本性，什么时候曾经泯灭呢？县里人过去为黄公建立生祠，黄公死后歌咏他也没有停止；只是他的遗像年代久远已经不存在，祠屋也渐渐毁坏，于是嘱托县令让人修葺，并向黄公的儿子寺丞君榦求取画像，奉画像入祠，以安慰本地百姓无穷的思念。唉！黄公如今已经离世很远了，世上的君子如果获得职位而处在百姓之上，假如能学习黄公治理自身的方法，并推而广之用来治理百姓，那么也就是黄公了。我私下希望和志同道合的士人共同勉励自己。至于把百姓当作刍狗，把风俗当作鬼魅，只务求用法律驱逐、用机巧取胜的人，难道不只是黄公的罪人吗？即使我愚昧，也不忍听到这样的事情。黄公名瑀，字德藻，后来离任担任御史，有正直的声誉，不久因病补任外职，有识之士遗憾他没有得到充分施展。第二年十一月己卯，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军州事真德秀记。”

译《潮州贡院记》。嘉定十二年闰三月壬子，潮州贡院建成。郡学的十四位职官拿着工程图来请我作记。我从使者那里接受图后，进一步问他们：“我当初读梅溪王公的诗，知道潮州有贡院已经很久了。如今这次创建，是要翻新旧有的贡院吗？还是要改建呢？而且它在什么地方？”他们说：“郡城北面有一处叫凤啸坊的地方，是过去考试士人的场所；郡城东面有一处叫登云坊的地方，是如今考试士人的场所。旧址废弃已有八十八年，到现在才恢复旧制。”我问恢复它的用意，他们说：“从地势来说，后面背靠五龙，前面耸立金鼇；大江的水回环缠绕，双旌、雁塔并列如鼎足而立，这是前人选择此地的优胜之处。旁边连接着民居，后面逼近护城河，山川清明之气远在一边而看不见，市场喧闹之声近在耳边而习惯听闻，这是近年草创之处的简陋。何况论人物，过去兴盛而如今衰歇；论规模制度，前代宽敞而后代狭隘。这就是恢复它的意旨。”我于是肃然说道：“《春秋》重视恢复古制，是说恢复得合宜。这项工程恢复得合宜，正是《春秋》之法所应当记载的。” 然而我不知道主持这件事的是谁，费用又从哪里出？”他们又说：“知道这项工程应当做，并且勇于决断此议的，是郡太守莆阳陈公；知道这项工程可以做，并且竭力承担事务的，是别驾浚仪赵侯。至于考察监督工程，是寓居此地的贤士王君恪；核对出纳账目，则由郡学中的俊秀方遇、施仪凤等人分别负责，官吏没有参与。各项费用合计一万三千余缗。郡里捐出一百万钱，别驾捐出一半，其余由士人共同凑集，百姓并不知道。”我说：“啊，这实在应当记载。如今担任正副守臣的人，有簿册考核和朱墨文书的繁忙，有公文诉讼和审理案件的烦劳，只要能做到这些，就说‘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了，人们也没有什么可责备我的’。如今这两位君子却独自把心力全部用在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情上，不是贤能而能做到吗？但如果本州士大夫不能协同智慧、合力完成，那么两位君子即使有一定要做成的志向，形势也将不容易。这样说来，各位也很贤能啊！不过，我还有话要说。之所以在旧有规模上恢复选拔士人的场所，不就是因为要舍弃低矮狭窄而趋向高大明亮吗？” 学者求学，也不过就是这样罢了。一次只有三天的考试，尚且一定要舍弃低矮狭窄而趋向高大明亮，那么士人立定志向、树立德行以终其一生，难道可以苟且吗？所以没有比道更尊贵的了。德行没有比名节更美好的，士人若立志于此，就是向上通达的根基。没有什么比权势更能成为牵累，没有什么比货利更污浊；士人若立志于此，就是向下流落的归宿。在极细微的差别之间辨明是非，在熊掌和鱼之间决定取舍。过去潮州的君子，大概有接近这种境界的。如今各位将通过科举进入天子的朝廷，那么对于义与利的区别，实在不可不早早辨明。如果只知道以科举求取富贵，这难道是贤能的守臣和副守臣对潮州士人的期望吗？陈公名憺，字伯廷，由太学上舍赐第。赵侯名善涟，字清卿，也凭文学考中甲科。贡院建有房屋一千三百楹，图中已经详细说明其制度，这里不再记载。四月某日，具位，建安真某记。” 《懿孝坊记》。懿孝坊是为吕氏女子建立的。吕氏女子名叫良子，年十八岁。父亲患病濒临死亡，良子早晚侍奉汤药，不亲口尝过就不敢进献。医生屡次更换也没有效果，无处归咎，于是她向祖父母祈祷，拜伏哭泣说：“我的父亲所以病得这样重，大概是祖父母想让他到地下与您们相伴吧。父亲平日只喜欢沉迷读书，不善于处理事务。善于处理事务的没有谁比得上女儿，请让我用自己的身体代替父亲。”她又拜又哭。夜里便焚香祭天，祷词十分恳切，并且割下大腿肉煮粥进献。当时谯门的鼓声已经敲过两通，群鹊绕屋飞鸣；抬头看天空，有三颗大星闪耀得如同月亮，正照在屋檐和栋梁之间，精神魂魄森然，仿佛有鬼神异物在暗中帮助她。过了第二天，父亲病愈，十天后完全恢复。我听说此事后赞叹不已。以自身代替父亲，是《金縢》所记载的事情。吕氏女子生长在深闺之中，从未跟随老师朋友讲习学问，可是她请求代父受病的言辞竟然与《金縢》的意义相合，难道不是奇异吗？君父的身体比自身更为重要，这一点无论聪明人还是愚笨人都知道。只是物欲使它昏昧，利害祸患使它恐惧，才开始遮蔽本来的真性。只有真诚行孝的人，内心纯一、思虑专一；内心纯一、思虑专一，那么天性就完整；天性完整，那么他的心就与圣贤之心相同。女子只用一天的真诚来尽孝尚且能够这样，何况道学君子终身从事于此，那么他进于圣贤境界，难道还能够阻挡吗？当初良子请求代父受病时，她的妹妹细良年十六岁，也立即跟着她一同拜祷。良子拒绝她，细良气愤地说：“难道姐姐能做到，妹妹我就不能吗？”原来两个女子竟这样争着行孝。唉，谁没有父母？有父母却不知道孝顺，或者虽然行孝却不能专一真诚的人，都是吕氏姐妹的罪人。过去柳子厚作《孝门铭》说：“美好的孝思，这是善美的心灵。”我认为“懿孝”这个名称，用来称说吕氏最为恰当，所以用它来题表她的里门。父亲名洙，字鲁望，世代以儒学为业，家居贫困却凭学问自立；看他的女儿，就可以知道她的父亲了。嘉定十二年八月丁亥，郡守建安真某记。”

译《忠孝祠记》。《忠孝祠记》所祀的是唐代义阙林公攒、国朝皇城使、赠司空忠勇苏公缄。为什么要祭祀二公？答道：林公以孝行著称，苏公以忠节显名。修建祠堂，是为了劝勉臣子、砥砺风俗。从前凭此著名于世的君子很多，为什么偏偏只祭祀二公呢？二公是泉州人，这座祠堂是为泉州人建立的。然而，泉州人以忠孝著称，难道只有二公吗？答道：不是。泉州的士人多擅长文章，而说到能文的人，必定称欧阳生詹，这是选取其中最著名的。二公以忠孝著名，道理也是如此。二公为什么尤其著名呢？答道：谁不侍奉父母？林公侍奉双亲，是孝的极致。谁不侍奉君主？苏公侍奉君主，是忠的极致。冬天使父母温暖，夏天使父母凉爽，晚间安置妥当，早晨前去问安，这是子女的职责，却还不能称为孝。面色和悦，容态柔顺，顺承父母的意愿，可以称为孝，却还不能称为至孝。斋戒后朝见君主，奔走以承受君命，这是臣子的礼节，却还不能称为忠。君主的决策美善便赞成并顺从，有缺失便加以弥补，可以称为忠，却还不能称为忠的极致。那么什么才是至孝？答道：侍奉已死的父母如同他们还活着，侍奉已经亡故的人如同他们仍然存在，这才是孝的极致。什么才是忠的极致？答道：把君主放在首位而忘却自身，把国家放在首位而忘却家庭，这才是忠的极致。我看林公守护父亲的丧事时，五天水浆不入口，亲自烧制砖坯来筑坟，这并不是故意把事情做得艰难来求名。父母在世时，便竭尽自己的力量；父母去世后就懈怠，那等于使自己的父母死了两次。苏公镇守邕州、抵御寇贼时，他的儿子说：“家可以迁走吗？”苏公说：“不可以。”父老说：“城可以放弃吗？”苏公又说：“不可以。”于是终于奋力作战，力竭而死，他的全家也被杀尽。这并不是厌恶生存而喜爱死亡，而是说：我接受君主的俸禄，使自己的身体以及家族都得到荣耀，遇到危难却只顾保全私家，这是使我的君主成为孤立无援之人。做子女的却使父母死于非命，做臣子的却使君主孤立无援，这是违犯天下最大的戒律。二公都不忍心这样做。所以，应该报答的恩德，不因生死存亡而改变心志；应该舍身奉行的义，不因生死而改变节操，这就是尽到臣子和子女的本分。至于上天假借祥瑞来回应，朝廷加以爵位称号，一时受到褒奖表彰，千年之后仍然光耀，那都不是二公所考虑的。若因为孝而求取福报，孝心一定不真诚；若因为忠而企望报答，忠心一定不笃实。无所贪慕而去实行，正是二公对于名教所立下的功劳。这就是我奉祀二公的用意。请问学习二公的人，应当先从什么做起？答道：侍奉父母，是人人共同能够做到的；侍奉君主，则一定要先取得职位才可以。然而这难道有两样吗？所以说：侍奉父母孝顺，那么这种忠心就可以转移到侍奉君主上。孝是忠的根基。平日里能够做到像林公那样，后来进入朝廷任职，在官位上竭尽忠节，他一定不会愧对苏公。这是泉州士人应当早晚勉励自己的事情。奉祀二公并把这件事刻在墙上的，是太守真某。参与商议的，是博士吴实卿和从事李方子。主持祠事的郡中士人，名叫黄龚。嘉定十二年八月甲子朔日记。

译《建宁府广惠仓记》宝谟阁直学士史公镇守建州的第二年，修复废弃的设施，扶植衰败的事业，各项政务都得到整顿。我想到鄮山鄞水，不禁油然而生感触。仍然怜恤我们的百姓，思考用什么办法给他们无穷尽的恩泽，于是写信向朝廷陈说：“建州作为一个州，统辖七县，都是山谷绵延相连。田地处在其中的，只有十分之四五。年成非常丰收时，百姓的粮食也仅仅够吃；一旦稍有歉收，强者便互相拉拽作乱，弱者则辗转死于沟壑之中。预先防备的政务，对于本州尤其不能延误。谨按：故侍讲朱文公熹曾经建议在里社建立仓廪，建州人因此得到依赖。如今遗留下来的制度还完整存在。郡中的赋税收入虽然有限，但节约用度、计算盈余，可以得到钱五万缗，希望全部拿来平价买粮，分散储存在所属各县的田野之间。我实在力弱，不能担当郡中事务，请允许我上交印绶，等待继任者来完成此事，以此大大彰显圣上如天一般的仁德，使人人都能得到恩惠，永远没有穷尽。”大臣把他的信上奏给天子说：“啊，这足以扩大您的恩惠了。命令他直到完成此事，把应当筹划办理的事项条列上报。”史公接受诏命，恭敬不敢再说离职，于是专门设置一司来奉行此事。属通判府事张侯佖总管纲领，观察推官郑某掌管一切纠察事务。又考虑到民间习俗和利益关系复杂，不是贤能的卿大夫不能了解，于是依照礼数请新任知信州朱侯在，和前任知黄州谢侯汲古共同主持此议。七县筹办此事的责任，全部交给他们；再委任县令、县尉中有能力的人分别督办，并让两名乡贡士人协助他们。每座仓都由乡里有品行义行的两人掌管出纳，并根据地方大小来设置仓廪的疏密。因此，建安、瓯宁共有十三所，建阳二十五所，浦城二十二所，崇安十八所；松溪按崇安的一半设置，政和又减少两所。这是大概的数目。起初商议采用社仓法，粮价昂贵时出粮借给百姓，到秋天责令归还。后来又担心催讨会造成烦扰，平均摊派会带来侵扰，反而可能成为祸害。于是仿照常平仓旧有的收放办法，夏天卖粮，秋天买粮。买粮价格随当时粮价高低而定，卖粮时则略微降低价格。这年冬天，规条约束制定完成，我从泉州迁往江西，史公命我记下此事，说：“希望后来的人有所考察。”唉，史公可以说是有志于百姓了！大概古今的制度，没有比常平仓更好的；但它的禁令防范严密，兴办和废止都很困难。不是遇到大灾荒之年，便不敢实行借贷；县里不禀告州，州里不禀告部使者，也不敢擅自发粮。幸而主管官吏急于救济百姓的隐忧，很快就给予帮助。然而，邻近的地方容易得到赈济，遥远的地方容易被遗忘，这也是形势使然。世上的君子深思广虑，设法弥补常平仓顾及不到的地方，所以社仓建立了。社仓实行了将近五十年，却仍然不能完全消除弊病，于是广惠仓又出现了。总之，都是为了推行仁德之意、救活百姓的性命。有人说：社仓已经有弊病了，议论者正想兴办后废除它，为什么还要设置广惠仓呢？实行几十年之后，它大概又会成为一个社仓了。这种说法不对。古代君子将要有所作为时，只担心自己没有把方法想尽，不考虑后人是否能够继承。社仓的弊病，不是制度本身的罪过。假使当权者都有朱公这样的心，修整恢复它并不难。孟子说：“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已经想有所作为，却担心后人不能继承自己，这就是以不仁之心对待后人，不也太刻薄了吗？只希望后人不要忘记史公开始筹办时的艰难，在事情已经完成后继续他的事业，在祸患尚未显露时堵住漏洞，即使把它传承百世也可以，又何必担忧什么弊病呢？至于分区规划、布置安排的详细情况，旧府库的文牍还保存在这里，不全部写出。具位真某记。《蕲州惠民仓记》嘉定某年某月，金华李公镇守蕲州，刚到任时便问：“城郭完好吗？”主管官吏报告说城墙已毁坏，于是命令修缮更新，共计若干丈尺。又问：“城墙已经完好，兵器装备齐全吗？”主管官吏报告说缺乏，于是命令制造某种器械若干、某种器械若干。随后又说：“我们的城坚固，兵器精良，守城容易了；但没有守城的人，行吗？”于是把所有借调在外、寄居于田野的士兵都召来训练，按照军法统率他们；一年之后，士兵全都遵守纪律。李公说：“可以了。”但事情还没有完成。守城依靠士兵，士兵依靠百姓，百姓依靠粮食。因此，粮食是百姓最大的命脉，也是边地最首要的政务。蕲州过去号称肥沃的土地，自南宋中兴以来，流离造成的创伤还没有完全恢复，荒芜的土地也还没有完全治理，每年的产出不能抵得上中原一个大县，却要输送给官府财物万斛。用这些供给我的士兵，尚且不够；假如不幸发生旱灾、水灾，或有虫害，那么拿什么来救济他们呢？我在这里任二千石官，俸禄供养却少得像斗食小吏一样，不是官吏故意矫饰，而是看重百姓的脂膏，不忍心搜刮来使用，希望积存下哪怕一勺半勺的盈余，将来还给我的百姓。当时每月防备并核算，官府的钱仅仅有余；年年幸而接连丰收，百姓手中的粮食也仅仅有余。用官府的余钱换取百姓的余粮，不幸遇到歉收的报告，就把官府储藏的粮食重新分发给百姓，这就是完善的预备措施。于是选派僚吏中有才干的人主持此事，凡是愿意出售粮食的人，便以优厚的价格收购。不久，买到粮食万石的有两批，耗费钱财若干万千百缗还有零数；建造房屋若干楹，以严密管理粮食出入，命名为“惠民仓”，用来彰明李公的志意。百姓粮食充足，然后才能有坚定的心志；人心坚定，然后才可以希望他们拼死守卫。从前孟子在战国时代谈论王道，说的都是这些事情。那些争夺土地和城池、纵横驰说的将领和游说之士，没有不嘲笑它迂阔的，最终却没有谁能够改变它。大概百姓自己不能安定，却想让他们共同处于危难之中；不顾惜他们的生命，却想要求他们拼死效命，这是没有这样的道理的。李公的学问醇厚而深邃，气度刚强而宏大，大概是承继孟子的源流，所以他治理边地，大体以保全民众为根本，建这座仓只是其中一件事罢了。仓成之后，李公已经把事情报告朝廷，朝廷又下达给部使者核验文书；他还来信命我记述此事，难道是想告诫后人，使他们不要废弃它吗？我认为，如果继任者具有李公这样的心，即使没有这篇记文也可以；如果没有这样的心，那么即使把它刻在金版玉书上，也不足以使它长存，难道可以依靠这篇文字保存它吗？虽然如此，仁是人的本心，人心既不可泯灭，这座仓便不应废弃。我姑且记下这些，希望后来能够有所考察。李公名某，字茂钦。十三年夏五月辛卯，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权发遣隆兴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抚司公事、马步军都总管真某记。

译《睦亭记》嘉定十四年六月，西山精舍建成。第二年五月，在池塘上建造新亭，命名为“睦亭”。有客人问：“睦，是家庭内部的事情，您为什么用它来命名这座亭子呢？”我说：“古人合族祭祀，祭祀完毕一定设宴举行私享。祭祀是为了尊敬尊长，宴饮是为了亲近亲族，二者的意义相同。我建这座精舍，是因为我王父和先人的坟墓在这里。有了精舍，可以奉祀我王父和先人的坟墓；但春秋祭享时，如果没有用来聚集我宗族的地方，那只是懂得尊敬尊长，还不懂得亲近亲族。凡是人对宗族薄情，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根源本来相同。果真知道根源相同，那么即使亲属关系由亲近逐渐疏远，从功服到缌麻服，最后到了无服，也不应当把他们看成不同。譬如巨大的树木，枝叶虽然相互扶持遮蔽，根和主干却是一个整体，难道能够把它们看成不同吗？然而我这样做，并不是只为今天考虑。从我的曾祖父有一个儿子开始，那就是我的王父；王父有两个儿子，那就是我的先人。至于我的叔父，我的叔父不幸没有后代，而有儿子的只有我的先人，我的兄弟就是他的子孙。我的兄长不幸早逝，如今只有我和叔父、季父的后代还在，我们大概是互相依靠来维持生命的，怎么能够不和睦呢？我这样做，是为后人考虑。苏公曾说：“如今我和那些彼此相视如同路人的人，起初都是兄弟。兄弟最初，本是同一个人的身体。现在从我的儿子和兄弟的儿子起，降为从兄弟；从我的孙子和兄弟的孙子起，降为再从兄弟。亲属关系每降低一等，恩情也随之衰减；再这样降下去，亲尽服穷，便成为路人了。唉！亲情还没有尽、丧服还没有穷尽，就已经彼此视为路人，今天的风俗都是这样。何况亲情已尽、丧服已穷尽之后，难道还能不成为路人吗？这就是我替后人忧虑的地方。”如今在这里建精舍，是希望我的子子孙孙敬慎奉行祖先的祭祀；又在这里建亭，是希望我的子子孙孙完成祖先的祭祀后，一同聚集在这座亭中，在劝酒酬答、欢聚融洽之余，追念根本始祖，知道自己的祖先出自同一源头。这样，即使服属关系已经很远，感情也不至于疏远；感情不疏远，恩情就不能断绝，也许可以免得彼此相视如同路人。这就是我对后人的希望。客人又说：“您考虑得确实周到了。然而看看世上有田地来供给祭祀，有房屋来照看坟墓的人，并不少；但能够守护这些产业并传给后人的，却很少。那么又将用什么办法呢？” 我说：“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虽然如此，还是有一点可以说。就从我一家来看，我的兄弟和宗族，同属一个身体；从天地来看，凡是与我一同生存在天地之间的人，也都同属一个身体。把我尊祖睦族的心推而广之，凡是有田地供给祭祀、有房屋照看坟墓的人，也如同我的心愿。我难道忍心凭财货和力量去夺取他们的吗？我不忍心，人人也将不忍心对待我。这是我所能知道的；至于我所不能知道的事情，何必过分谋虑呢？”客人说：“对。”于是我把这番话编次起来，写成《睦亭记》。《亩忠堂记》上皇改弦更张的第八年，任命左谏议大夫、长乐人郑公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郑公拜谢并叩头辞谢，诏书说：“我正在寻求当世贤才，与他们共同建立当世的功业。有大臣的才干，不如有大臣的气度。心地平正，才能衡量万物；度量不宽广，就不能容纳他人。”于是士大夫们都恍然明白皇上任用郑公的用意。郑公于是接受任命，不敢推辞。过了若干年，升任同知院事；又过了若干年，升任参知政事；随后又晋升为枢密院长官，和东西二府共同谋议政事。郑公宽厚宏博，心地安和宽容，没有党同伐异，也没有忿恨嫉妒，早晚竭尽心力，不求别人知道，差不多就是所谓从旁辅佐、弥补缺失而把功用隐藏起来的人。又过了若干年，郑公因病请求解除职务，皇上不答应。他到皇上面前流泪说：“臣像犬马一样衰病，力量不能担当陛下的政事，希望赐还臣的骸骨，让臣回去。”皇上仍多次委婉挽留，知道郑公的志向不可改变，便诏令授他资政殿学士，交给他江南西道的旄钺。郑公又上奏说：“臣实在愚钝而且疲惫，不能担当帅府事务，冒昧坚决辞谢。”于是诏令提升他的官阶一级，让他兼领洞霄宫祠禄。当时我住在西山，郑公经过那里，我便上前拜见，请问他坚决求退的真实原因。郑公说：“我年老而且有病，不适合长久主持政务，妨碍贤能之人的进用，所以才请求辞职。能够获准，是我的幸运。然而我难道忍心忘记我的君主吗？我本来只是一个书生，却突然达到这样的地位，担心一旦死亡便没有办法报答皇上的恩德。如今虽然退居田舍，我的忠心始终在皇帝那里。我将回去建造一座堂，早晚待在其中，寄托子牟思念宫阙的心情。除了您，还有谁能知道我的心呢？”第二年，郑公来信说：“堂已经建成了，请替我命名并记述此事。”我既然无法推辞，便请把“亩忠堂”写在匾额上。又想到自古大臣遇到时机而得到职位，关于进退出处的道理有三件难事：正当被任用时，难在有所补益；已经任用并有所补益后，难在退下来；能够退下来后，难在不忘记君主。如今郑公居于朝廷，在国家议论方面有调和治理的功劳；他退下来时，对权位没有固守贪恋之意；等到已经悠闲地居于山林泉石之间，看起来似乎已经不再参与国事，却仍然对君主情意恳切，仍有不能放下的事情。《尚书》说：“你的身体在外面，但你的心没有不在王室。” 说的就是郑公。虽然如此，郑公所谓不忘君主，难道只是有这样的心而已吗？先朝的元老大臣，身处闲居，国家有重大政令和重大议论时，没有一次不秘密献上忠言，帮助皇上明察。今天的天子听取善言如水流入海，郑公受到的礼遇特别优厚，又不是群臣能够相比的。从今以后，国家安危、治乱的关键，有隐藏在众人尚未察觉之处而能事先进言的，一定是郑公。这正是古代大臣所做的事，我正期待郑公做到这一点。至于这座堂的地势，面对怡山，吞纳西湖，是登临观览最为优胜的地方。但这不属于本文的本意，所以不写。

译《新建州境龙王祠记》嘉定十七年夏六月，久不下雨，我在湘心亭祭祀太一神。夜漏将近十刻时，远远向江神祝告说：“浩荡的湘江水啊，神龙悠然居处其中，为什么不怜悯这些百姓，赶快降下恩泽，滋润我们的田地，使我们的黍稷得以生长、百姓得以活命呢？”在江边建庙，只是为了报答神的恩德。过了十天，大雨猛烈降下，这一年因而获得秋收。当时通守张侯国均、从事王埜正奉郡府檄令修筑岳麓、湘江两座祭坛，于是把修建祠堂的劳役交给他们。在祭坛左边找到一块地，四面有苍翠山峦，俯临碧绿江流，很适合建祠。于是开辟土地，铲平地面，攻治土石，修整营建。我们的材料非常优良，工程也正合时宜。冬十二月工程告成。凡境内所祭祀的龙王神灵，都合并在这里祭祀。殿堂高大壮丽，神像容貌庄严，有的称公，有的称王，手持玉圭，头戴冕旒。有疑惑而来询问的人说：“雨，是阴阳调和的气所形成的，为什么说龙神尸体有所凭依？而且龙静止时潜伏深渊，活动时飞上天空，既不是鬼，也不是幽灵，为什么还要建庙祭祀呢？”我说：“没有云就不能下雨，没有龙就不能兴云。《易经》的乾卦取龙作为象征，是因为龙的神妙变化不可测度。所以昌黎韩氏说龙出入于人和鬼之间，眉山苏公也说：‘行动时是人，飞翔时是龙，变化往来，不以自身为私。’ 既然如此，筑坛来尊崇它可以，建庙来祭祀它也可以。古今情况不同，难道一定要完全相同吗？只要能够为百姓做事，我怎么敢不共同参与呢？”这项工程从规划、经营到尺度设计，全都出自张侯埜之手。张侯离任后，研代负责主持督办，十分谨慎。耗费钱一百一十万有余，廪粟六十一石，至于从料场取用的木材，不计算在内。我已经依次叙述了这件事，又为它作辞说：“龙潜伏啊幽深深，或在江中或在潭，或在山间或在深渊。究竟为什么啊，安然躺卧不怜悯我们的百姓？回头看看旱灾酷热，实在苦啊，年成将要歉收了，向谁申诉？久久等待龙君啊你还不来，我竭尽目力望向湘江之滨。龙升腾啊云相随，变化倏忽轰然，雷声风声一同发作；使百川腾涌，降雨遍及四方，滋润广阔田地，庄稼繁茂生长。崇高壮丽啊新建宫室，酒器祭器洁净，祭祀用的谷物丰盛；希望龙君享用我们的祭祀，赐福给我们的百姓永远无穷。” 《萧正肃公祠堂记》故参知政事、谥号正肃的萧公去世三十年后，临江太守杨侯恕才开始在学校里为萧公建祠。教授黄君自然写信告诉我说：“何不为此作记？”我出生在萧正肃公之后，没有来得及拜见他，但有幸曾经出自他嗣子文昌公门下，得以详细听闻萧公的言论和品行。他起初只是凭一个小小郡的从事身份，便迎击权臣的锋芒，因此屡受困顿却不后悔。后来登上谏官之位，担任掌管进谏的官员，对上以正直的态度和直率的言辞，不阿谀君主；对中不迎合大臣；对下不畏惧近幸之臣。贪婪小人凭不正当手段求进的，萧公一定揭露他的罪行并加以弹劾。意见不能相合时，他把离开职位看得如同离开客舍一样，毫不顾惜。后来参与讨论国政，更把进谏和纠正过失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曾对皇上说：“君主认为不对的事情，其中也有可以肯定之处；君主认为可行的事情，其中也有不对之处。臣的愚拙忠心，不过牢记这两句话罢了。”有人劝他太过直率，何不稍微委婉曲折一些？萧公说：“我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只知道任用真实正直而已，为什么要委曲求全呢？”最终他一生都没有改变。唉！考察萧公平生的大节，可以说他始终遵循正道，浩然正大而无愧了。不是出于真诚，能够做到这样吗？《中庸》谈天地之道说：“它作为万物并不二心，因此生养万物的作用不可测度。” 所谓不二心，就是真诚。人不能完全合于正道，是因为有二心；有二心就不真诚，不真诚就与正道相抵触，即使勉强自我守持，也不能坚持到一个月，何况终身不改变呢？萧公能够始终遵循正道，难道不是因为真诚吗？萧公在政府任职时，独自受到孝宗特别的眷顾，大概曾因诚实不欺而受到称誉。萧公与君主之间，以正道相交，也以真心相知，可以说是非常盛美了。从前范太史评论司马公的贤德，用一句话概括说：“只是至诚而无欲罢了。”大概人能够保存自己的本心，没有不由于少欲；而放纵自己的良心，也没有不由于多欲。萧公天性冲淡，凡是声色、货利等通常人情不能不贪恋的东西，他都漠然置之，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心。从小官做到显要官职，馈赠财物的人没有谁敢到他门前来，这难道不是由于真诚无欲才能做到的吗？世道衰微、习俗败坏，士大夫把苟且求得看作贤能，即使侥幸一时，早晨荣耀、晚上衰败，有的人身死不久声名便沉没、踪迹便泯灭，更严重的还会招来唾骂。萧公去世已经三十年了，仍能使人思念而不忘，又能使任郡守的人奉祀他于学校，这难道是凭名位和势力做到的吗？《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美好的德行令人遵行。” 本地的士人如果能够考察萧公的言论品行并牢记在心，以真诚作为根本，以长久坚持来保持它，将来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萧公的样子了。因此对于黄公的请求，我不再坚决推辞，而写下这篇文字，使求学者能够观览。嘉定十六年正月丙子，具位真某记。

译《潜斋记》金华王子文想为自己闲居的房间求一个名称，请我命名，我给它题作“潜斋”。子文请我说明这样命名的意义，我说：“所谓潜，难道是想让您去做节信、渊明所做的事情吗？”这两位先生怀有奇才、抱负器识，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所以都以“潜”自命，退避隐遁来度过一生。如今您年轻而有当世的志向，又有当世的才干，即使想求人们不知道自己，也不可能做到。那么我所谓的“潜”，究竟意指什么呢？《尚书》说：“沉潜的人以刚强克制，高明的人以柔顺克制。”从前圣贤教导人，常常针对人的偏失加以纠正，使他达到中正而止。因此沉潜的人，便要用刚强来矫正；高明的人，便要用柔顺来克服。这句话不是箕子的言语，而是禹的言语；也不是禹自己创作的，而是上天所命的，难道可以违背吗？人从上天得到的禀赋，不能没有强弱的不同；用人为的修养来调济它，正是成就其天性的办法。如今看您的资质，大概接近于高明的人。资质高明，说明上天给您的禀赋非常优厚；然而我对您的期望，仍是希望能够用修养成就这种天性。天下的道理是：高明常常容易流于亢奋，明察常常容易受困于过分细察。即使乾卦刚健，也有上九爻的悔恨；明夷卦的光明也一定要隐藏起来，何况求学的人呢？您如果确实希望自己不亢奋、不苛察，就应当有智慧却用愚拙来涵养它，有真实才实却用虚静来收藏它，精锐果断却以宽容从容的态度来实行；这就得到沉潜的意义了。虽然如此，人之所以成就自己的本性，靠的是学习；而学习能够有所见于道，靠的是心。从前颜渊曾经把心沉潜在孔子的学说中，所以他所达到的境界深厚纯粹而严密，距离圣人的境域大概已经没有多少了。汉代儒者中，只有扬子云似乎对此有所领悟，他说：“沉潜于天，便与天相合；沉潜于地，便与地相合；天地神明而不可测。”心能够沉潜，也将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太玄》谈涵养说：“把心藏在深渊之中，使心灵的根本美好，它的生机深厚而安定。”至于谈论本性，却说本体无从知晓，这大概只是窥见了形似而没有真正见到本质，难道这与所谓的沉潜不同吗？渊氏之子所谓的沉潜和我对您的期望，如果您有志于此，何不就从洙泗学派的言论入手，探求孔门弟子当时用力的地方，早晨吟诵、晚上思考，仿佛在千年之上亲眼见到那些人；有一天豁然开朗，如同从梦中醒来，那么天地的本心、圣贤的内蕴，都将灿然陈列在眼前，没有什么会再对我隐藏。这就是沉潜用心的功效。西山真某记。《西山文集》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二十五 宋真德秀撰 记 《铅山县修学记》铅山学自淳熙年间蒋侯亿修建以来，到如今绍定初年，恰好五十年了。从前修建的设施更加毁坏，士人没有学习的地方，县里正疲于供应和开支，哪里有空闲议论学校的事情？诵读和琴瑟之声，有时竟然整年听不到。吴兴章侯到任后，环视四周，叹息不已，急切地思考恢复旧貌的办法。过了不久，政务修明，财用有余，于是估量工程并征发劳役。首先开辟肄业诸斋，重新修建棂星门，修缮藏书楼，在东西两厢增设从祀，并在某处祭祀先贤。从里面到外面，没有一处不焕然一新。又考虑到供给廪生的储备还不充裕，便清查废弃寺院和绝户的田地，合计若干亩充作学田收入，收取征收的钱三万，以补助学校廪生的学习。到这里求学的人得以从容游息、磨砺自己，学业也更加精进。这一年秋天参加赋试而登名的，人数是往日的两倍。第二年参加大庭对策的共有六人，士人们高兴地说：“这是我侯教育的成效啊。”于是写信来请我记下这件事。我想到，淳熙年间的修学工程，朱子曾亲自作记；其中的格言和宏大训诫，光明显著如同星辰太阳。我是什么人，怎敢继承他的声音？只是曾经熟读那篇记文，其中有一句说：“古人用德行、道理和技艺教育百姓，学习者在日常起居饮食之间，没有一件事不是学习。即使在众人聚居、藏修、游息的地方，也没有一件事不是学习。”唉，这话说得极其正确！试着共同阐发解释它的意义，可以吗？古代学问与事务是一体的，所以精研义理是为了实行，善于实行又可以增崇德行。后世学问与事务分成两件事，所以求道的人把形器看成粗浅的末迹，谋划事务的人把义理看成空洞的言辞。这就是今古之学不同的地方。从圣门的学说来看，洒扫应对就是性命道德的根基，致知格物就是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本体和作用，从来没有彼此分离。从诸子来看，老子、庄子只谈道理而不涉及事务，是天下有本体而无实际作用；管仲、商鞅只谈事务而不涉及道理，是天下有作用而无本体。异端之术所以获罪于圣人，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吗？世道日益衰落，士人一味把辞章技艺作为根本，内心没有穷究天理、尽明本性的功夫，外在没有开发事物、成就事务的益处。这正是朱子深深忧虑并屡屡叹息的地方。如今的求学者如果真正知道学习不能脱离事务，事务又必须以学习为根本，在学问和实践两方面同时用力，通过讲论和反省来推进，那么他的学业就是有用的学业。等到达到最高境界，他的才干都是有用的才干，他的仁足以成就自己，他的智足以成就万物；这样才不会辜负伟人硕师的教诲，也才是贤大夫对士人的期望。如果整日和众人相处，只以雕琢辞章为能事，没有时间探求本心的道理；对于当世的事务，也没有时间研究穷究；居处不能做到独善其身，得志也不能泽被百姓，那么一生所学习的，最终只是归于无用罢了。这难道是朱子立言开教的宗旨吗？也难道是我侯培育成就士人的本意吗？侯名谦亨，字某，曾任扬州通判，又任本县县令【缺】

译《敬思斋记》我的朋友曹晋伯取《曲礼》第一章的意义，把他的书斋命名为“敬思”，并请我作记。我想这一章所说的要旨，不过几句话，却大略具备了修身治国的道理。它与《大学》《中庸》虽然是不同篇章，宗旨却相同。如今晋伯能够摘取其中的大意，书写出来悬挂在墙上，把它当作盘盂上的铭文；如果不是有志于学习，谁能做到这样呢？然而“敬”只有一个，而贯通于动与静，所以又有思与不思的区别。七情尚未发出时，天理浑然一体，这颗心的存在，只在于持守涵养。在这个时候，无须用思考去做什么。感情已经发出，善恶便有了分别；细微的征兆如果不察觉，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在这个时候，才不能不思考。无思是为了建立根本，有思是为了发挥作用，动静相互需要，功夫是同一个。可是圣贤特别严格要求的，尤其在于静。深居闲处时，懈怠放纵容易萌生，操持存养的功夫，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说“无不敬”，是兼指动静；说“俨若思”，便专指静而言。正当安静时，究竟思考什么、忧虑什么，为什么却说“像是在思考”呢？这就像明镜，虽然尚未照见事物，但能够照见事物的道理始终存在。心的虚灵能够洞察通达内外，在思虑尚未发生时，道理已经完整具备。整理衣襟，端肃容貌，庄严地一动不动，而精神明察通透，仿佛有所思考。这是通过身体来体现心意的形象。至于庄子的学说，则说：“形体可以使它像枯木，心可以使它像死灰。”我们的无思，是为了成为有思的根基；而庄子的无思，却是想让自己的心归于无用。异端误导人，往往就是这样。假使心无所用，那么参赞化育、贯通神明，又以什么为根本呢？统摄万物变化、使恩惠流传千年，又从哪里发生呢？所以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谈到圣人，才没有这种弊病。晋伯，希望您在这里切实用功，使动静循环往复，无论何时都不离敬；有思时使它归于寂静，感应时使无思之心有所感而仍归于寂静。涵养功夫深厚，日久便会自然纯熟。空洞的言语没有帮助，希望您一定要戒除它。《浦城县主簿厅壁记》浦城县主簿厅，从南宋中兴以来一直没有墙壁记，长乐人陈公到任后才为它作记。主簿是低微的职务。自汉代人用枳棘来比喻它，说不是鸾凤适合栖息之处，它被轻视已经很久了。陈君以文章在天子的学校中著名，又从太常科第中选拔出来，经吏部选授而担任此官，似乎应该不屑于做这种事；然而陈君勤勉履行职务，一点也没有懈怠，已经持续很久了。而且他早晚自我振作，好像刚刚到任时一样。官职没有高低贵贱，关键只在于任职的人怎样对待它。假如得到合适的人，即使是斗食小吏，也能尽到职责；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即使担任山岳般重要的职位，也同样轻微。姑且从本县来看，自宋朝建立以来，在这里任职的人不知有多少；但几百年间，只有古灵陈公的名字流传下来。这也只是一个主簿罢了。有人说：陈公离开这里后成为显达之人，所以才流传下来。这不对。陈公后来登上谏官之位，侍讲经筵，抗争新法，荐举正直之人，宏大的论说和峻拔的节操，本来就是一代中杰出的人物。然而本县百姓并不知道这些，他们所知道的只是陈公担任主簿时的事情。假使陈公离开本县后并未大大显名，也仍然会流传。因此能够流传在人，而不在于官职。至于职守，如今陈君把这些写在石上，是要让后人指着石碑议论说：谁像冰一样清白？谁像泥一样污浊？谁卓然挺立、独自成行？谁混浊而又圆滑逢迎、随波转向【《楚辞》有“突梯脂韦”语】，这难道不可畏惧吗？这难道能不谨慎对待自己将要留下的名声吗？陈君名逢寅，字某。他的居处与古灵陈公同姓，又同为盖县人，是仰慕前代贤人、希望向他学习的人。记文所记，从建炎年间到宝庆年间，共三十四人。

译《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记》天地能够凭自身建立吗？答道：没有圣贤，天地的常道就不能端正，怎么能够建立？百姓能够自己安定吗？答道：没有圣贤，百姓的极则就不能确立，怎么能够安定？上天生养圣贤，本来是有用意的。像研究老子学说的人却说：“天有柱，地有维，好像都是依靠形体而建立的。”唉！天地果真凭形体建立，难道不会也凭形体毁坏吗？人的本性有五常，人的社会关系有五品，这正是天的柱、地的维，也是有生命的万类所依靠而得到安定的东西。一根柱子倾倒，屋宇就会塌陷；一条维系松弛，整体就会坠落。古代圣贤之所以彼此扶持培植、不敢落后，大概正是因为这个。从尧、舜到周公，扶持培植的功劳表现在事业上；从孔子到孟子，扶持培植的功劳表现在言论上。言论与事业似乎有所不同，然而《春秋》完成，叛乱和弑逆的祸患便止息；排斥杨朱、墨翟，禽兽般的道路便消失。他们对于天地和百姓的功劳，终究是一样的。唉！这就是圣贤道统和纲纪不能不延续的原因啊。自孟子去世以后，圣学失传。汉代儒者如董仲舒、扬雄，都曾以道自我标榜，但对于性命的根源仍有未能穷究之处。然而依靠他们的言论，世上的学习者仍然知道尊重道义、崇尚名教，天理和民间伦理没有完全泯灭，那么也不能说不是他们的力量。假如申、苏、庄、墨这些人的学说当年独行于中国，那么不全都沦为夷狄的恐怕就很少了。所以我曾说：尧、舜、周公、孔子开创皇极，是建立功业；汉代诸儒不过是勉强守护而已。自汉至唐有韩子，自唐至本朝有周子，这大概就是道的中兴吧？古代圣人谈道必涉及器，谈器必涉及道，穷尽人的本性以达到天命，并不是空谈；洒扫、应对也不是末节。自从清净寂灭之教流行，才开始把日常生活看作糟粕，把天伦看作多余。韩子对此忧虑，于是《原道》等篇相继写成。他谈道德，必以仁义为本；道的分际不离父子、君臣之间；实行的方法不过在礼、乐、刑、政之中；饮食、裘葛之类也都有正理存在，斗、斛、权、衡之类也都寄寓着最高的教化。道的巨大作用重新灿然显明，这是韩子的功劳。自从《汤诰》谈论天命下降，诗人铺陈万物，人们知道人的本性出于天，却不知道它本来是善的；“继善成性”见于《易·系辞》，“性无不善”见于《孟子》七篇，人们知道本性是善的，却不知道它为什么善。周子依据群圣已经说过的话，推阐他们尚未说出的道理：在《太极图说》中阐发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的奥妙，在《通书》中阐明诚之根源和诚之成立的旨趣。过去只知道太极自为太极，如今知道我自身也有太极了。过去只知道乾元自为乾元，如今知道我自身就是乾元了。有一种本性，就有五常；有五常，就有各种善行。顺着源头流下来，不借助人为之力。道的整体更加焕然明白，这是周子的功劳。韩子、周子的学问，虽然成就各不相同，但他们扶持天常、树立人伦极则，对百世都有功。绍定元年，长乐朱侯任袁州万载县令，说昌黎公在唐代确实曾从潮州调任袁州太守，濂溪先生也曾代理泸溪镇的县事。他们遗留下来的风教和余韵，在民间还没有消失。于是就在学宫讲堂的东面建造三间堂屋，绘制二人的画像来奉祀。来信说：“希望您写一篇记文。” 韩子在这个地方，虽然有善政良法惠及百姓，但距今世代已经很远；周子则只是暂时到任，他所施行的治理和教化，有些已经无法考知。那么朱侯为他们建祠，究竟是为什么呢？想来是因为天经地义所存之处，一旦失去正确的治理，百姓就会无法生存。韩、周二子的道在此地施行有限，但传播到天下却无穷。这就是建祠的用意。在这里求学的人，难道不应体会他们的话而追思他们本人吗？仰望他们，巍然如泰山北斗；品味他们，纯粹如光风霁月。知道道的巨大作用常流行于天下，而道的整体具备于自己心中，就知道应当从哪里用力了。韩子谈道的作用，而道体未尝不存在；周子谈道体，而道的作用也不在此之外。考察体用同出一源，使知与行合为一体，求学的人难道不应思考怎样用功吗？如果只把笔舌上的谈论说讲当作本领，却没有反省自身、亲身践履的实际，甚至以此欺惑世人、谋取利益，那就是二位君子的罪人了。有志之士，还应当以此自我警戒。侯名起章，字章之，是我的畏友。

译矩堂记 我的朋友祝士表君取《大学》中“絜矩”的意义，为他的堂屋命名，并请我写记。我不才，但在这件事上用力已有多年。当初我厌恶在朝廷任职的人对君主不忠，所以立于朝廷时，宁可因直言极谏获罪，也不敢不把君主当作父亲来事奉。我厌恶做长官的人对百姓不仁，所以任官时，宁可因救济灾害受到诽谤，也不敢不把百姓看作子女。过去我曾以属官身份侍奉台府，如果上级不了解下情，我便忧虑。因此做长官时，必定思考怎样使下情上达。过去我曾以监司身份巡视所属地区，如果下令而下属不执行，我便忧虑。因此即使做一路帅，也从未忽视使者的命令。有人在私居中干扰公府的事务，我曾认为不平。因此对于自己所居之处，不敢以丝毫私事干扰公事。大家族侵削小民，我曾认为不正。因此对于乡党邻里，虽没有办法厚待他们，也不敢伤害他们。凡是这些事情，我总是战战兢兢，仍担心自己不能做到。如今祝君竟能把这些道理悬示在居所，并刻写下来警戒自己。乡里的儒学前辈和长者又为他详细阐发其意义，已经十分周备了，我还求我说什么呢？虽然如此，这一道理确实很难实行，已经很久了。从前子贡问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孔子告诉他说：“大概就是恕吧！” 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后来子贡又问：“我不愿别人把某种事情加在我身上，我也希望不把这种事情加在别人身上。”孔子便告诉他说：“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用自己的心来推度别人，不敢把自己厌恶的事施加给别人，这是恕的实践，也是实行仁的方法，就是所谓絜矩。把自己和别人一同观察，把万物与我按同一尺度衡量，公平而周遍，出于自然，这就是仁者的事情；不必等待絜矩，也没有不合于矩的地方。这是浅深高下的区别，不只是为了勉励子贡而已。仲弓的贤德仅次于颜子，他问仁时，孔子也一定这样告诉他。若不是圣人，没有不经过恕而达到仁的。所以孟子也说：“勉力实行恕道，这是求仁最近的途径。”恕必定要说“强”，正是说明用力的困难。求学的人应当以勉强自我矫正来激励自己。恕为什么这样难呢？因为道心微弱，物欲容易禁锢它；一旦形成私见，就把自己和别人看成不同。天理的公正于是被阻断，不能流行。有志于仁的人，应当知道天地之间与我一同生存的，没有不是同一身体。身体相同，本性就相同；本性相同，情感就相同。使自己的心公正，使施行公平，有均齐而不偏私，有方正而不邪曲。依此而行，将没有一件事不能得到适当处理；这就是所谓絜矩之道。然而大道既然说到絜矩，接着又说义利，难道是不同的旨趣吗？讲利，就是只经营自己的利益；讲义，就是与人共同获得利益。世上的君子平日议论，谁不把平等看待物我、公正对待好恶看成当然？但私意横生而没有人能自我克制，正是因为利啊。利，难道就是本心的螟螣、正道上的荆棘吗？《大学》在篇末反复告诫，孟子在开篇激切论说。圣贤深切地为人着想，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那么士人求仁，应当从絜矩开始；推究絜矩的端绪，又应当从辨明义利之别开始。您认为怎么样？祝君说：“是的，请把这些写进记文。” 径山三塔记 佛行禅师主持径山第六年，道法兴盛流行，僧俗都归依仰慕。各种废弃坠坏的事物，没有不修整完备的。于是建立三座僧众共同的塔，作为在这里圆寂者安藏遗蜕的地方。出身于众人之中的佛教徒，自称浮屠氏，把人世看作泡沫幻影，把生死看作梦境与觉醒，把躯壳看作障碍，舍弃它离去，像丢弃破鞋一样，毫不吝惜。难道他们死后，反而还要回顾已经腐朽的尸骨，希望得到墓穴安葬的供奉吗？禅师说：不是这样。我们的教法过去住在蓬草屋中，如今已经有高大宫室；过去托钵乞食，如今已经坐享珍美食物。凡是这些，都与从前不同。唯独死后埋葬、埋葬后建塔，难道可以不改变吗？然而生死没有穷尽，山冈陵墓却有限，如果多建塔，久而久之将没有地方容纳。看今天世俗的葬法，人人各有墓穴，这是世间法所不得不如此。我们的教法本来出于世间之上。何况形体因感应而生，本体并非实有；暂时显现的形体虽消亡，真实本体并不迁变。临示寂时，把身体交给火焚，看这虚妄躯体如同什么也没有，为什么还要埋藏，偏要自我区别呢？我现在这样做，是决意打破藩篱：活着共同居住一堂，死后共同葬于一塔，不分彼此，没有差别。这种广大心，就是佛的知见。当时大众听到禅师这番话，没有不欢喜的。禅师又说：我佛的教法以慈悲怜悯为宗旨，所以常常救苦利人，并不是想役使百姓来供养自己。自晋、魏以来，只尊崇佛教，世人敬仰依归，如水流入沟壑。即使捐弃眼睛、脑髓，也没有人吝惜，何况金钱宝货呢？因此居处、膳食，直到埋葬，日益趋向奢靡昏昧；有些人以为这正显示我教兴盛，若有明眼人观察，反而正是佛法衰落。为什么呢？未能胜任时，根本还能防守涵养；声势隆盛时，道反而浅薄。做我们门徒的，难道能不害怕吗？一定要体会佛的心，实行佛的行，勇猛精进，智慧光明，那么活着住宫室，死后建塔葬身，才差不多可以无愧。至于三业不除，万行全都泯灭，不只是百姓的蛀虫，实在也是我佛的罪人。众人听了这话，又喜又惧，于是请宗上人来拜访我，请我写记，我不能推辞。禅师名妙崧，是浦城人，历任净慈、灵隐诸山住持，又主持双径，道德声望为当时第一。

译定轩记 震泽扬公以“定”为轩名，并给我写信说：“何不为它写一篇记？”我说，定只有一个，但有儒者之定，也有老氏、佛氏之定，不知道扬公的志趣究竟属于哪一种。按儒者的说法，《大学》说定而后静，静而后安，安而后虑，虑而后得；这种寂然不动的状态，正是感通万物的本体。按老氏、佛氏的说法，他们所谓“泰定”、所谓“禅定”，不过是呆然枯槁罢了，不过是漠然清虚罢了。人的心同造化相配，重要之处在于它往来开合无穷，动静出入都各有妙处。如今把呆然漠然当作定，就是无用的本体、不能感通的寂静，难道可以吗？扬公具有敏捷果断、锐利坚决的才干，受到明天子的任用，曾经镇守上游、防御天险、开设大幕府、制置长淮。如今又以法从近臣的身份，总领六师的军赋，他的志向在于建立功业，他的义理专在报效君主，当然不是把心寄托于无用寂静的人可比。那么他所属的必定是儒者之定，而不是老氏、佛氏之定，还有什么可疑的呢？虽然如此，获得这种定力确实很难。即使是穷居独善的人，抛弃百事、平息万般思虑来求得它，也有终身不能得到的，何况身处功名之路、踏入富贵之境，凡是成为耳目之螣、心志之蜮的事物，纷纷交错地出现在眼前，荣枯、盛衰、美丑、可喜可怕之事，每天变化成百上千；它们来势急切，如劈山的雷霆，震荡猛烈，如掀屋的狂风，眩乱反复，又像一叶小舟在翻卷上空的巨浪中舞动，实在太厉害了！定力确实很难获得。像这样，祸患在哪里呢？答案是：心中没有主宰罢了。我曾私下听说，敬则心中有主宰，外物听从心的命令；不敬则外物成为主宰，我反而跟从它。古代君子即使面对妻子儿女，也像面对君师降临；身处幽暗的屋室，也像有众多眼睛在注视，正是用来涵养自己的心，使它成为万物的主宰。心中有一定的主宰，然后才有一定的见解；有一定的见解，然后才有一定的操守；应对万般变化，就没有什么做不到。这就是儒者的定，也是扬公的志向。理有一定的原则，而事情没有固定的形态；随着事情来应对，使每件事都恰当地处理，这才叫定。如果道义尚未精明，却妄称“我的操守不可改变”，那只是被私意禁锢罢了，哪里配谈定呢？所以以主敬为本、以穷理为务，二者相互发挥作用，东鲁、洛阳的正统传授，确实不可欺罔。扬公的祖父紫防公曾从学于伊川门下，是前朝著名侍从；扬公所学承自家世，而且正当事务繁剧时也不乱，遭逢变故时也不惊惧，他对于“定”这一字，用力已经很深了。只是我哪里足以阐发扬公的志向？姑且诵述所听闻的道理，以此回复他的请求。全行可度牒田记 我的乡人全何孙，字行可，年轻时放纵浪荡，不受约束，不久便悔恨悲伤，认为老氏之学可以保全生命、延长寿命，于是抛弃尘世牵累，接受道家法术，做了道士。因为仙游有林岭胜景和丹台、剑池的古迹，便把户籍归入那里，时常往来于天庆道院，并把祖先留下的田产全部归入两座道宫。堂祖西岳公说：“你背离喧嚣而归向清静，固然很好；但这些田地是你从先人那里继承的，也是共同供奉祖先祭祀的产业。如今这样做，岂不是要使你的祖先成为若敖氏那样无后可祀的鬼魂吗？”行可说：“不是这样。我何孙这样做，正是为祖先作长远打算。看看今天的人，积聚金钱唯恐不多，占有田宅唯恐不广，都说我要让它们世代承继，使万世子孙不改变；然而传一代还能不失去的很少，传两代、三代还能不失去的就更少了。它们来时像尘土堆积，失去时像河流决堤，这是什么原因呢？子孙不可能都贤能，而盈亏交替是上天的规律。如今我把田地全部归入两座道宫，只要道宫常在，我的田地也就常在；我的田地常在，先人的祭祀也会随之长存。这样的考虑难道不长远吗？”西岳公无法阻止他，于是把这件事告诉了主管官员。第二年行可迁居离去，西岳请我为他写记。我说，天下可以依靠的是理，而不能预先确定的是事情；行可讥讽世人不能长久守住祖业，又怎么知道道宫常住就一定能永远存在呢？不过，行可没有娶妻，也没有儿子，他这样做确实有不得已的原因。只希望主持这些道宫的人接受他的托付，不违背他的约定；享受这些田产的利益，却不要违背道义；在不能永恒之中，努力求得长久，这难道不正是行可的志向吗？所以写下这篇记，交给知观事张日隆、周道珍，让他们刻石。归入两座道宫的田产各有簿籍，每年修治先人的祭祀；总共有十六余，则用来帮助其门徒中谋求成为道士的人。主持这项约定的是堂祖某，如今任训武郎、主管华州西岳庙。

译福建招捕使陈公生祠记 绍定三年某月，诏令南剑太守陈公韡兼任福建招捕使。在此以前，盗贼从汀州潭飞磜兴起，像童牛冲撞、乳狗搏斗一样，拿一尺长的鞭子就可以驯服。有关官吏开始时轻视他们，中途又害怕他们。轻视，就纵容他们使其滋长壮大；害怕，就向他们献媚以求安稳。奸人和狡猾之徒见有可乘之机便起而作乱，于是四周数百里，没有一处不是盗贼。汀州各县最先被攻破，不久蔓延到邵州，又逐渐侵入剑州。后来防守将乐，窥伺延平，形势十分紧急。陈公当时执掌防务，卧病三山。无论朝廷内外的荐绅，还是平民士人，大家聚谈时都说：“不是陈公，不能平定这些贼寇。”皇上顺从民意，起用陈公为镡川守。当时远近震骇，陈公不忍以家事推辞，连夜上路。刚到任时，疲弱的士兵不到三百人，府库空空，几乎没有余资和部众。陈公以大义激发人心，疲弱者振作，怯懦者奋发，跟随盗贼的人也立即翻然悔悟、归顺官府。刚过浃辰，军队精气神便大变，盗贼彼此顾望，不敢窥伺。皇上知道陈公可以倚重，于是专门把招捕使的事务交给他。过了几个月，又命令提防本道刑岳公案。陈公请求朝廷发兵，到这时前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淮西将王侯祖忠又率三千五百人到达。王侯沉着勇敢而有谋略，所率士兵个个能以一当百。陈公明晓方略，赏罚有信，表彰精锐，警戒懒惰苟且，号令严明，军队无不敬畏。于是亲自率军出征，部署有方，指挥适当。兵威所到之处，如砍削枯木一般。由此三郡全部平定。皇上嘉奖陈公的功劳，命令晋升官秩三级，仍旧论譔右文殿、镇守建安、兼领使职。延平的士人和百姓聚集商议说：“陈公的功德遍及七闽，而我们州受惠最早。使我们获得新生的恩德，难道可以忘掉吗？”于是选定郡城东面龙津驿的旧址，建生祠供奉陈公画像。取唐代狄梁公的故事，把正堂命名为“爱仰”，说剑州人爱陈公，正如魏州人爱狄公。又取鲜于谏议的故事，把阁命名为“福星”，说陈公给剑州人带来福气，正如鲜于公给青社带来福气。陈公听到后，皱眉说：“我奉天子命令，出使去消灭盗寇、安定百姓，战战兢兢地唯恐不能完成职责，哪里敢谈什么功劳？何况各位使者谋划在先，同僚属官献出策略，淮西侯提供兵力，各位将领奋勇作战，我有什么功劳呢？”郡人听了陈公的话，于是在堂的左侧绘制提举常平史公弥忠的画像，在堂的右侧绘制淮西制置使曾公式中的画像，并以通守黄君桴、赵君以夫的画像作为陪祀。在中堂绘制王侯的画像，在匾额上题作“壮烈”，并让诸位将领陪祀。转运副使陈公汶不幸死于任上，于是建屋另立祠堂，以彰显群贤协力济事的美德，也成全成公谦退而不自居功的志愿。绍定四年某月某日，安奉仪式完成，乡贡进士范荀龙等人写信请我记述事情的始末。我曾考察评论古今人物，认为如果真诚与才干不能相合，就不能担当天下的大事；如果人的心志不能与天意相合，就不能成就天下的大功。成公清明英特，这是得之于天性的；他从年轻时起就慨然以圯下、隆中的事业自许。他在海陵侍奉双亲时，年仅三十岁，已经能够出奇制胜、决断谋策，剪除东淮十万敌寇，这说明他的才干本来就超过常人。等到乡里军政纷乱，成公把孝心转为忠心，为时势出仕，慷慨激烈，言语一出口便泪流满面，发誓要凭一己之身赎救数十万百姓的性命；他的真诚和才干如此相合，当然能够担当大事。先儒说过：天下变乱将要发生时，上天一定预先降生相应的人才来应对它。盗乱发生在闽地，而成公出生在闽地，这实在是上天把平息这场变乱的责任交给了成公。成公的精诚忠心光明炽盛，上通于明亮的太阳；这说明天意属望于成公，成公的心又与天意相契合，天人相合又是如此，所以他当然能够成就大功。唉，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如今各郡各国像虎一样争斗，中原四分五裂，安抚内地、抵御外患的事务正使君主日夜忧劳；上天把责任交给成公的深意，大概就在这里，而成公对于担当重任、成就远大事业的学问，正在一天天勤勉不止地进修。现在所成就的功业，不过是刚刚起步罢了。我既然不能推辞剡人[疑]的请求，姑且叙述其大概，使它刻在石上。今后若有超过这些的功业，我还将执笔等待记述。

译《弘毅堂记》。果山游览时，侯景仁给堂取名为“弘毅”，并嘱托我为它作记。当初我对于侯景仁，听说他品德美好、勤于问学，心中确实向往他，也想为他作记，只是还没有机会。后来又听说他在朝廷任职时声望卓著，气节坚劲挺立，足以贯穿金石，光明严厉，超过冰霜，于是肃然起敬地说：“这是真正有志于弘大而坚毅的人，难道可以不为他作记吗？”人的出生，都具备天地的本性，并且成为天地之心。仁德如尧、舜，人人都可能达到；道行如周公、孔子，人人都可以达到。难道人的才能和志向竟有固定的限量吗？如果固守德行却不弘大，志向就会狭小而不能达到宏大境界，便会说：“我不是乌获，不能举起百钧重物。”用心不刚强，力量就只及近处而不能致力于远大目标，便会说：“我不是騄骥，不能到达千里之外。”唉！这样的人不就近于自我放弃了吗？所以圣门的学问，必定以弘大和坚毅为根本。颜子住在简陋的巷子里，退处自守，不过是一个瘦弱的穷学生罢了；他向孔子询问仁，得到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的传授，听到关于视、听、言、动的具体规范，便奋然请求实行而毫不推辞。他仰望、钻研、瞻视、忽略，始终没有领会其中的要领，然而即使已经竭尽自己的才能，也从来没有稍稍懈怠。他立志的宏大、进道的勇猛，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啊！继承颜子的是曾子，他与颜子仿佛出于同一法度，所以他说：“士人不可以不弘大而坚毅。” 这种精神表现在努力实践上，就是曾子早年亲身做到每日三次反省自己，丝毫不肯苟且懈怠；后来领悟万事归于一理，也丝毫不肯苟且停止。他以有能力向没有能力的人请教，以知识多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如无，实如虚，虽然说的是对朋友的要求，实际上是以此要求自己。他接受托付幼主的孤儿，接受寄托一百里土地的政命，面对重大节义而不可改变；虽然表面上是在泛泛谈论君子，实际上是以此自许。等到手足已经伸展之后，他知道战战兢兢的忧惧可以免除了。一听到有人说坐在一角、手执蜡烛的人也能成仁，便不满足于大夫的竹席，非要得到正道才肯罢休。对于别人，即使只有一丝一毫可以取法的善处，即便是儿童也不敢忽视；对于自己，即使只有一丝一毫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地方，即便将要死去也不肯停止。唉！这就是他能够担当重任、成就远大事业的原因吗？这就是他独自传承洙泗之道的原因吗？后来记述礼义的人，沿用了他的话，却改变了本意，说：“仁这种德器非常重大，它作为一种远大的道理，没有人能够承担得起；实行它的人，也没有人能够达到。”唉！实行仁德在于自己，只要自己愿意追求就能达到，从未见过用力不足的情况。把这句话同前面的话相互印证，恐怕并不是孔子的话吧？士人如果能够深入体会颜子、曾子的气象，以广大、坚强、果敢自期，不满足于小有成就，不在半途停止，俯身勤勉不懈，直到生命终结也不停，那么重任就能够担当，远大目标就能够达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景仁对于这条道理，更加可以相信他确实是有志向的了。虽然如此，筑山还要戒备因差一筐土而功亏一篑，行百里路走到九十里也只算走了一半；景仁还应当对此更加敬慎，更加深厚笃实地努力。如果确实实践实行，必定期望达到颜子、曾子的境界，那么我将举手祝贺说：“圣门中有了人才，天下也有了人才。” 《共极堂记》。我居住在粤山时，原来没有堂。太岁在单阏之年，才开始建堂，朝南，又在对面建了一座小堂，给它取名“共极”。夜间的空气澄澈清明，天上的星文灿烂，远远仰望北极星，好像就在咫尺之间，于是我整理衣襟、端正容貌，再拜说道：“这就是我们先圣所说的君王安居其位而众星环绕拱卫他。”考察《天官书》说：“中宫的天极星，其中最明亮的一颗叫太乙，常处在三公星的旁边，藩臣星环绕辅佐；璇玑玉衡高高悬列，文昌、泰阶等星森然分布、交相辉映。它的区域叫紫微垣，它的形象如同枢纽。对应到人间，就是广阔的朝廷、正寝和发布命令、施行政令的殿廷，是万国诸侯面向而仰望的地方。苍龙主管东方，赤鸟主管南方，白虎、神龟庄严地排列在西北方。星宿共有二十八宿，运行的度数共有三百六十五度。对应到人间，就是九畿、五服，以及各国各官的位置，是君上所依靠来治理四方、建立屏障的地方。”浩瀚的苍天不说话，只用天象向人显示道理；在上位的人，希望他们存心端正、德行纯正，掌握纲领、执持要领，成为四方的准则；在下位的人，希望他们相互恭敬和谐，志向专一、思想一致，共同尊奉五位之极。古代君子在朝廷任职，就只想着辅佐君主、补益朝政；受命出任外职，就只想着保卫王室。他们出仕或退处虽然不同，内心却是相同的。不幸退居闲处，即使像白驹隐于空谷，也不要使自己的声名和言论像金玉一样珍藏而不让人听见；即使像贤人在高地筑室，也要永远发誓不向世人告知自己的心志。这种道理，只有邹孟氏懂得，所以他迟迟不肯出仕；昼屈大夫懂得这种道理，所以《离骚》一篇之中多次表达了出仕与退处的心意。出仕或不用虽然不同，内心却是相同的。我虽然非常愚钝，难道敢忘记这些吗？唉，天上的北极，隔着重重云霄；我心中的北极，却明明白白地存在于方寸之间。端正我心中的准则，就是用来回应天上的准则。所以无愧于自己的内心，就无愧于君主；无愧于君主，就无愧于上帝。这样说来，“共极”的意义，难道还要向外寻求吗？从今以后，只愿早晚都恭敬勤勉，仿佛有师保亲临监督；把这些志向存于此堂，用来作为自我警戒。

译《上饶县善济桥记》。从前百姓苦于涉水，圣人对此忧虑，于是取《涣卦》的象义，来帮助人们渡过不能通行的地方。于是船和桨的便利兴起了，但桥还没有听说出现。到了周人造舟为梁，桥的制度才大略具备。后来又有供人步行的独木桥，使徒步行走能够通行；又有供车载通行的桥梁，使车马运输便利，于是桥的制度才完备了。它起初本于天地自然，最终成于圣人的心思；它最后的功用，则是救济天下、便利万世。考察《春秋》外传和《孟子》的著作，大概把这些看作先王的政事，而不是百姓自己的事情。唉！王政不施行已经很久了。溱水、渭水上救济行人的事情，虽然还没有达到王政的程度，然而与百姓共同忧患的心意仍然十分深切，并不像后世那样把官府和百姓分成两边，凡是官府应当承担的事务，全都让百姓自己去做。百姓在这个时候，除了要承担奉养父母、抚育子女的责任，还要代替官府承担责任，真可以说困难极了。幸而有贤能而有力量的人出现在他们中间，把众人共同应当承担的事情承担到自己身上；虽然这件事不同于古代，但其中的道义在今天实在值得称道。这就是我乐于听闻的事情。距离信城约二里有一条溪流，源头发自闽地建州，过去用浮桥渡水。每逢春夏之间，大雨连绵，洪水暴涨，堤防毁坏，船只解体，两岸相隔千里；呼唤船夫的声音此起彼伏，翻船溺水接连不断。当地人叶君泽亲眼看到这种祸害，毅然把它当作自己的忧患。于是察看地势，准备工匠，层层堆叠纹理石来砌筑桥基，架设巨木来建成桥梁。工程始于嘉定辛巳年，到宝庆丁亥年告成。共建桥屋五十四楹，沿溪绵延一百多丈，耗费钱财几十万缗。桥旁建僧舍来负责守护，又划拨田地、建立庄舍，以备修缮之用。县令陶侯木浓亲自用大字题写匾额，称为“善济”，以赞美救济事业。他赞美的是这座桥利益广大。唉！世俗习惯日益偷薄，人人都以搜刮利益来经营自己；豪门大族巧取豪夺、横行猎取财物，不成为州里大害的很少，何况还能够把救济他物放在心上呢？把救济他物放在心上的人已经很少，何况还能拿出自己家中的积蓄，来除去州里最严重的祸患呢？叶君这次举动，可以称得上贤德了。从前阳虎说：“谋求富贵就没有仁德，有仁德就不能富有。”大概仁德和财富不能同时相谋。有富人的力量却没有仁人的心，便无暇救济他物；有仁人的心却没有富人的力量，便不能救济他物。叶氏在上饶，尚未能以非常富有著称，只因他笃实地喜好仁德，所以能够竭尽力量完成这件事，难道不是尤其贤德吗？上天对于人，并没有偏私地覆盖某些人；难道只是单独使人有富贫的差别吗？财富出自上天，却寄托在人身上，就像官吏从官府接受库藏一样；财富的出纳，并不是让官吏可以专有它、把它禁锢起来守着，而是要存仁爱之心并施行于人。这样的人如果接受财富，必定长久；享受财富带来的报偿，也必定丰厚。否则，便会获罪于上天，财富转而归于他人，也如同官吏把库藏据为己有，随后必定受到废黜和戮辱。因此，拥有万金之家，传不过一两代就流落成为饥饿的奴仆，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吗？推想叶君的用心，他的恩泽可以惠及百代，所以我乐意为他书写此记。叶君字润卿，官终将仕郎，子孙众多而且贤能，他家族的兴盛大概还没有止境。《溪山伟观记》。延平依山设州，军事判官的官署处在山腰，后面靠着高大的山丘，前面面对大溪。溪水南面九座山峰森然罗列，高耸挺立在天际。听事堂西面原来有一座小亭，是观赏溪山最好的地方。我任判官时，便因此修葺了它。当时正学习词学科的考试规程，退居幕府准备进取，常常独自坐在亭中，翻阅古今书籍，口中吟诵不停，笔下书写不止。偶尔抬头，便见澄澈的光辉和秀美的山气喷涌到几席之间，使人的肺腑顿然清醒，尘虑全都离去。将近三十年后，回想当年的游览，景象仍然清楚地映在心目之中。近年杨君修来任此官，给小亭题匾为“宏博旧观”。陈君传祖随后到任，看见西边十几楹旧屋破败不堪，摇摇欲坠、将要倒塌，只有旧亭稍加修葺，其余都拆除重建。建堂称为“见山楼”，楼上称为“溪山伟观”。楼前建台，在旧亭北面建轩，轩中有小池，剖竹引泉，水声淙淙潺潺，十分可爱，于是以“听雨”为名。又建一亭称为“仰高”，在四周种植梅树和桂树，中间夹杂修长的竹子；沿坡登山，在古樟树下搭建茅屋。这样一来，镡川的美景便全都呈现在眼前了。然而陈君建成这些工程不久，就跟随元戎出外巡防，扫除汀州、樵川一带残余的贼寇。等到改镇富沙，陈君又跟随元戎前往。他在那里居住不过几个月，却发挥山川的胜景，仿佛唯恐来不及。大概贤者对于应当做的事情，总是立即起身谋划，并不一定是为自己；凡事都是如此。柳子曾说：“气息烦乱，思虑就会混乱；视野受阻，志向就会滞塞。君子一定要有游览休息的地方，有高明开阔的器物，使心神清明安宁平和，然后道理才能通达，事情才能成功。”世人把这话视为名言；依我看来，难道仅仅如此吗？天地之间横陈交错、分布罗列的一切，没有不是至高的道理；即使是体悟大道的人，也不必等到从窗户向外窥视，便能灿然全部看见。然而从求学者的角度来说，看见山便能领悟宁静长寿的道理，观看水便能知道万物有其根本；风雨霜露接触到眼前，天道的至高教诲也清清楚楚可以认识。曾经登上高处放眼远望，仰看太虚无穷无尽，俯视长河不息地流淌，那么我的德业如果不是日日更新，就不能说是盛大；如果不是丰富充盈，就不足以说是广大；如果不是终日勤勉不懈，就不能与大道合而为一。登高游览，是用来作为进德修业的场所的，难道只是洗涤烦恼、防止闭塞而已吗？像我这样局限于科举功名，已经很浅陋了。陈君保存旧迹并加以表彰，难道可以不感到惭愧吗？所以我曾说，天下有非常宏大而且广博的事物，但并不是把这座亭楼称为“宏博”就可以了。我已经老了，长久以来一直有像扬子云那样未能及时从师求学的悔恨，正在痛切地自我洗濯磨砺，希望万一能够有所补救；而陈君对于这条道，尤其可以说是有志向的人，我怎么能够与他一同登上伟观楼，整日谈笑，想象春风沂水之间的快乐呢？这项工程始于绍定四年二月庚申日，完成于四月甲子日。陈君字清卿，是三山人，以州从事兼任招捕使司属官，在幕府谋划事务中贡献很多。

译《乐安县治记》。乐安建县至今，已经一百四十多年了。这里的百姓沐浴于历代圣贤涵养教化的恩泽，休养生息，人口日渐繁多。历任县令都能够与田野百姓相安无事。绍定三年，不幸邻近地区发生盗乱，焚毁雩都，蹂躏宜黄，趁机攻打空虚之处，出乎我们的意料。那时信安人张侯渭叟任县令，还不到一个月，刚刚接到盗乱的报告，就激励弓箭手，组织民兵。军队尚未集结，盗寇已经大举到来，官吏和百姓四散躲避他们的锋芒。盗寇退去后，张侯自己为未能及时到任、来不及预先整顿守备以保全百姓而悲痛，于是向州府请求辞职离去。邑中人听说此事，都说：“我们县的县令，是贤能的县令，怎么能舍弃他呢？”于是共同向州府申诉，请求让张侯恢复原职。张侯说：“百姓不能舍弃我，我也不忍忘记百姓，只是没有房屋居住，怎么办呢？”县中士人陈氏说：“我们的县令是贤能的人，县令回来后，我请求承担营建房屋的责任。”张侯又说：“有了房屋，没有财物怎么办呢？”曾氏说：“我们的县令是贤能的人，县令回来后，我请求提供粮食的帮助。”郡太守黄公感叹说：“百姓爱戴县令，竟到了这种地步吗？然而没有军队就无法保卫我们的百姓，于是命令选五百名精锐士卒驻守境内，以壮大边境的声势。” 张侯于是回到县署任职。那些从刀箭锋镝之下逃生的百姓，也扶老携幼归来。张侯内心惭愧，抚慰百姓，仿佛自己遭受了痛苦；过了若干个月，乡里的房屋逐渐修复，呻吟的人渐渐止息，县署的事务厅堂以及宴饮私居的房屋，也相继告成。总共耗费若干缗钱，全部由某氏出资，众人又共同协助。张侯遭遇盗寇时，县民中有被关押在狱中的人，盗寇盘问他，百姓骗他们说：“不是县令。”于是张侯得以免难。从前高柴曾经砍断一个人的脚，后来因祸乱出奔，那个获免的人正是他先前所砍断脚的那个人；因为对方犯罪而施刑，并不是出于私心，这就是高柴得以免难、孔子因此感叹的原因。张侯从这次灾难中获释，难道也正是这样吗？至于县署官舍的营建，又完全依靠百姓。唉！看了这些事情，就知道百姓秉持的常性、喜爱美德，如今从未不同于古代。“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古代的情形未尝不能在今天恢复。既然如此，认为礼乐教化不足以使百姓向善，当然是错误的；而用平息盗乱之事的名义来污蔑江右的风俗，就更加错误了。县署原来有一间屋子名为“不欺”，张侯恢复旧制，在中间重新题匾，思考用什么来回应百姓的期望，并写信请我记述事情的始末。我认为，张侯刚到任时不过是一个官员罢了，百姓怎么知道他贤能？而他从盗乱中获免，百姓又怎么知道他贤能？他们还来不及为他经营住所，便已经这样尽心尽力了。传记说：“贤德显著，真诚不可掩盖，就是这样。” 张侯天资美善，实际履行践行的品德一向如此，深厚笃实，所以还没有施行恩信，百姓已经信任他了。如今他将要有所作为来报答百姓，也不过是竭尽自己的真诚罢了。先儒说：“没有虚妄，就是诚实而不欺骗，这是更高一层的境界。”大概没有虚妄，是天道；不欺骗，是人道。长久不息地坚持下去，就能由人成为合于天道的人。张侯大概能够做到这一点吧？自己不欺骗自己，也就不会欺骗百姓；不忍心欺骗百姓，百姓也就不忍心欺骗自己的上级了。这就是我的期望。至于有人说：“以揭发隐情来显示聪明，以凶猛攻击来树立威严，却想让百姓不欺骗我。”张侯本来就不忍心这样做。继任张侯的人也应当知道该作何选择。陈氏名某，因恩荫授某官；曾氏名某，因恩荫授某官。张侯如今任奉议郎，姓黄名炳，现以提举常平兼任抚州知州。存斋记 墨庄叶清父以“存”命名自己的斋室，请我阐发其中的意义。我说：“存”只有一个意义。《易》从性上说：“成就本性并保存本性”，就是这个意思；孟子从心上说：“操持它就能使它存在，保存自己的心”，也是这个意思。这两者相同吗？不相同吗？答道：性就是理，而主宰这理的是心。心保存了，理也就保存了；《易》和孟子的话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过，《易》说保存本性只说了一次，而孟子说保存心却多次提到。难道不应当把操持与舍弃、保存与丧失的关头看作非常可怕吗？尧舜“顺其本性而行”，是不待操持便能保存本性的；然而仍说要“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不敢稍有放纵”。至于汤、武“以身践行”，就不能没有操持。因此说：“要用礼来约束心，唯恐有一念不合于礼而不能保存本心。”“不要使你的心有二心”，唯恐一念有所二三而不能保存本心。圣人尚且如此，学者难道可以放纵自己吗？敬，是保全我所保存之理的手段。《中庸》所说的“戒慎于不被人看见之处”，《曲礼》所说的“庄重得像在思考”，都应当深切体会。欲望是损害我所保存之理的东西。孟子所说的“减少欲望”，周濂溪所说的“心中无所欲求”，都应当逐步实行。虽然如此，却有儒者所谓的“存”，也有老氏所谓的“存”。儒者所谓的“存”，是保存我本来真实的天理；老氏的说法却是：“绵绵不断，仿佛存在，用它却不会穷尽。”它的末流又有所谓“存想之法”，这些都把气作为根本，而不是以理为主。清父却想兼取二者，我担心清父心志二三，因而失去他所要保存的东西。求学最忌讳的就是歧路太多，最可贵的就是专一。清父不妨暂且舍弃那些说法，专心求取我们儒家的学问；只要持守坚定、涵养成熟，我还没有听说过心能保存而气不随之保存的。清父请好好思考。

译东莱大愚二先生祠记 东莱吕成公在淳熙年间于婺州明招山讲学，他的弟弟大愚确实跟随他学习。入山时就向长兄受业，退下来便向少兄请益切磋。四方人士因此得到教益和扶助的很多。两位先生去世后，又都安葬在这里，但过去一直没有祠堂。修建祠堂，是从盱江处士吴定夫开始的。绍定初年，我退居在粤山脚下，定夫穿布衣、着草鞋，欣然前来拜访。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我向东去拜访漫塘刘聘君，向南经过赵傁章泉的住处，于是顺道来见您。”我赶快请他进来交谈，命人置酒为他斟饮，说：“我不喝酒，但为您准备了羹肉。”他说：“我已经多年不吃肉了。”我观察他的神色，发现他没有任何私求，只说：“我为二位先生修建的祠堂幸好已经完成，却没有文章作记，您如果有意，能否写一篇呢？”我说：“啊！您不奔走权贵之门，不追逐权势之路，却远游于寂寞之地；不谄媚鬼神，不奉承老子、佛氏，却急切地关心二位先生的祠堂，您的好恶为什么与世俗如此不同呢？况且您也知道二位先生为什么应当立祠吗？成公传承的是中原的文化典籍，阐明的是河洛一派精微的道理，扶持濒绝的学术，有千年的功劳；教育英才，有数代人的恩泽。” 到了庆元初年，奸臣开始窃取大权，大愚以太府丞的身份抗疏，公开斥责他的奸邪；他孤忠凛然，至死不悔。到晚年时，他的义理精纯、仁德成熟，已有成公的风范。二位先生的建树如此，当然应当立祠。然而从定夫来说，他既没有受到二位先生平生师友般的恩惠，也没有担任官职、负有教化风俗的责任，却买衣置产来经营祠堂，仿佛不这样做就不行，这是为什么呢？”唉！这就是所谓没有任何私利目的却去做该做的事。没有私利目的而去做，是义。您以义来请求我，我怎么敢不答应？过了几年，我还没来得及写，定夫就去世了；临终时还对他的儿子说：“明招祠的记文还没有写成，我死了也不能瞑目。”祥老奉父亲遗命来请我写，我惭愧地说：“这是我的罪过。”于是整理事情的始末写下这篇文章。定夫名应贤，学问并不深，却能懂得天下的正理；饥寒困厄从不顾惜自己，却把当世善士不能任职看作自己的忧患。当初与我分别时，他将要向北到渠阳探望被贬谪的人，未能成行；后来王去非任樵川太守，道路上豺狼虎豹般的恶人遍布，没有人敢跟随同行，定夫却独自背着一个布袋与他同去。我曾评论这个人：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特立独行者；近世巢无修一类的人，还不值得称道。当初定夫准备建立祠堂时，住在山中的森公确实从旁协助他，又作序送他归去。我读那篇文章，觉得文辞光明磊落、非同寻常，难道不是韩昌黎所说的那种才气奇伟、忠信却沉没不彰的人吗？所以一并记载下来。养正堂记 我的朋友莆田人王实之，把自己读书的堂室命名为“养正”。他早晚处在那里思考，曾经对西山真某说：“《易》中有这样的说法：蒙卦讲以养育来端正，这是成就圣人的功夫；又说‘颐卦守正则吉’，养正就会吉祥。上天赋予我的东西，从来没有不正的；至于怎样培养它，就在于人自己。因此我把两个卦的意义合起来，想作为楹柱和席前的铭文，冒昧请您说几句话来阐发它的旨意。”我说：蒙卦的意义，是取幼稚之物来说的。泉水涓涓，刚从山中流出，水流还没有通达；放在人身上，就是善端刚刚萌发，在内心有所触动，不能不加以培养。用正道来培养它，天理于是流通周遍；一旦有东西阻隔它，能不壅塞的情况就很少了。这是学者修习成为圣人的功夫，一生都必须遵循，片刻也不能舍弃。至于颐卦的意义，放在天地间，是养育万物；放在圣人身上，是养育贤才并推及万民，功用极其广博。然而卦象只说言语和饮食，是因为先已经得到正确的养育，然后才能推及他人；从来没有先不能成就自身，却能把道理推行到天下的。白圭有诗，南容反复诵读；金人有铭文，孔门弟子也知道警戒，难道能不谨慎吗？饮酒超过三爵，尚且被认为不合礼；得到万钱的供奉，反而正好招来祸患，难道能不节制吗？所谓“谨慎”和“节制”，都是培养正道的事情。就两个卦来说，蒙卦的养育在于明察蒙昧；颐卦的养育在于先从身边、亲近之处做起。开始于学习，终于成就德行，那么蒙卦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修养自身，并推及万物，那么亲近之处就能扩展到遥远之处。虽然如此，从内卦来看，一个有险、一个有动，是蒙卦和颐卦不同的地方；从外卦来看，二者都以止为义，这是它们相同的地方。泉水不断流出，而山的本性自如；雷的震动有一定时节，而山体并不摇动。善于学习的人由此玩味，就会知道寂静是感应的根本，感应是寂静的作用；动静随时变化，循环没有间断。操持、保存、反省、察验，交互施行其功，那么本体建立，作用流行，二者互不违背；像河流不断流淌，厚德化育无穷无尽。至于实之的为人，清明刚毅果断，大概不待学习就能做到。若对“止”的卦象有所疑惑，更应当深加玩味，默默体会。实之啊，要敬慎！努力运用你的力量，观察这两个卦的德性来增进自己的德性，这样才算真正从《易》中有所获得。

译重建太守倪公祠记 吴兴倪公任泉州太守一年后离去，离去后百姓为他立祠。祠堂建成三十年便毁于火灾，毁后三年百姓又为他重建。重建之前，有人写了字并悬挂起来，说：“这是过去的倪公祠。”悬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为了使那些做郡守的和做百姓的惭愧，因为他们不能把祠堂重建起来。泉州旧日的太守中，得到祠祀的很多；有的因年代久远而废毁，有的至今还保存着。废毁的，百姓甚至不知道它已经废毁；幸而保存下来的，也变成老妇老翁膜拜的场所，神像还在，却没有人知道它是谁。大概感念的人不是出于真心，报答的人不是出于真情，虽有祠堂，却不曾真正祠祀。其中有三个人，不求祠祀而百姓自发为他们立祠：忠惠蔡公、忠文王公，以及倪公继承他们而居其后。万安东城的香火，难道能说公的祠堂可以废弃吗？那么倪公为什么能从人们那里得到这种敬爱呢？答案是：因为他的心。心藏在内，深幽得不可测；但人们观察它，却像辨别黑白一样清楚。圣贤的恩泽，难道都能经历千年而不衰减吗？百姓之所以不能忘记他们，只因为他们的心。癸辛、跖、蹻这样的恶人也是如此：施舍给人便得到恩感，施舍停止恩感也就停止；暴虐对待人便招来怨恨，暴虐停止怨恨也就衰减。唯有真心是无穷无尽的。倪公的政绩留在泉州的，具体事迹没有多少；但他的心留在人们心中，却越久越长存。所以祠堂虽然毁了，这颗心却不能毁灭。做郡守的不能重建它，实在应当惭愧，而我的惭愧尤其深。我最初任泉州太守时，倪公正在月河之上安居，我不能亲自向他请教政事，只写信向他表达仰慕；他回信说，把“温陵的百姓托付给我”，并告诫我不要大肆宴饮，不要贪求华美珍奇的财货，使百姓安宁，使风俗趋于俭朴，这就是他教导我的纲目。我在郡中三年，虽然没有什么细小得足以记载的成效，但把倪公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凛然不敢改变，因此幸而没有获罪于泉州父老。倪公给我的恩惠太深了。第二次来任时，看到祠堂废毁而未能重建，每次经过那里就忧惧悲伤，惭愧得出汗。只是当时郡中正贫困，百姓又十分厌烦土木劳役，不敢立即兴工；后来通晓大义的士人劝导百姓，使那些好义的百姓愿意亲自承担役事。两个月到下半月，工程便告完成，百姓的惭愧于是可以解除，而我的惭愧终究无法洗净。绍定初年，郡里修建忠文祠，我为它作记，说从百姓思念王公一事，可以知道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如今从这件事验证，确实如此。祠堂废而复建，与百姓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起初人们忧惧，后来又欣喜。这种欣喜与忧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来自人的本性。本性是善的，所以对于施政善良的人，百姓爱他如同亲人；对于施政不善的人，百姓憎恨他如同仇敌。这是天理的公正，并不是个人私情。然而，执政的人难道会喜欢百姓憎恨自己吗？只是他的心不能保存，却想以营造宫室的华美、供养妻妾的丰厚为主，整天心神不宁地沉溺其中而自己不知道罢了。这座祠堂的重建，将使人悚然自悟，以丧失本心为可耻；它带来的益处难道会少吗？工程完成于实六年十二月甲申。劝导百姓、使他们承担役事的是郡学录黄龚；主持营建的是承节郎满开宗。政和县修学记 绍定五年秋九月，政和县修整学校完工，县令括苍徐君来请我作记。我考察古代的教育制度：教育从家庭开始，在乡里完成；所学习的不过是闺门子弟应尽的职责，实行起来却能成为公卿大夫的人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闾巷有塾，宗族有老师，没有奔逐外务的劳累来损害他们的良心；以孝友为行为准则，以中和为德行，有切实的践履修养来保全他们的正性。心能保存，性便得到成就，所以推展他们自身已经成就的德性，都足以成就外物。后世乡里的学校废弛，士人有的迎合时势、追逐利益，漂泊四方，形成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章句文辞之学兴起，又穿凿奇异、追求虚伪，成了汉代经生的学问；雕琢华丽、追求浮靡，成了唐代进士的风气。从前是保存本心，如今却荡涤本心；从前是培养本性，如今却伤害本性。唉！依照后世的制度，却希望风俗教化、人材兴起，不是颠倒了吗？所以我曾说，必须仿效古代制度，从闾里开始都设置学校，使人只安居本土，不羡慕外界；必须减少当今的弊病，使人彼此勉励德行，而不是彼此以文辞争胜，这样或许可以逐渐恢复成周的用意。然而这哪里是一般主管官员所能做到的呢？幸好有贤能的县令，能够尊崇本县的学校，使读书求学的士人不必违背亲长、离开家乡，也不失去求学的根本；在今日世道中，这已经足以记载了。对于徐君的请求，我之所以一再感到惭愧，是因为起初县学的校舍废弃已久，士人无处从事学业。徐君到任后，从门楼到殿堂、廊庑，全都重新修建；神像设置庄严显赫，彩绘鲜明灿烂；东西两侧建了四斋，供生徒居住；中间建了一座阁楼，用来收藏奎画；有射箭的场地，有祭祀先贤的祠堂，藏书修业、休息游息，一样也没有缺少。他还有余力，查核粮储收入，使胥吏不能侵吞；徐君这样确实值得记载。不过，士人求学，难道只是住在学校里才算吗？鸡鸣时早起，天黑时休息，都是学习的时候；蒙昧之处和暗室，屋漏之下，以及显露于乡党、朝廷之中，都是学习的地方；举止容貌、周旋应对、洒扫答问，都是学习的事情。知道没有一个时刻不是学习，那么白天有所作为、夜晚检点过失，怎么敢懈怠？知道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学习，那么对细微之处警惕、对尚未显现的念头戒慎，怎么敢忽视？知道没有一件事不是学习，那么谨慎于细小的行为、勤勉于琐碎的事务，怎么敢有一点遗漏？教育制度虽然不是古代的，但我所说的保存本心、培养本性以期达到圣贤境界，却从来没有不是古代的。至于只是踏进学校门槛，口中吟诵应试文章，便说自己的学问到此为止，那就不是我这个愚笨的人所能理解的了。《西山文集》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二十六 宋 真德秀 撰 记

译建宁府重修学记 宝庆纪元初年，天官尚书叶公以显谟阁学士的身份出任建安太守，清心自守、勤勉亲身施政并教化百姓，一年后百姓各自在乡里得到安乐。回头看府学，那里实在是培育根本、教化风俗的地方。自庆元以后，长期荒废而不能修整，将近三十年。我奉天子的命令来到这里，本来正要为国家培育人才以等待科举选拔。像宝璧美玉、梧桐良材一样，既然有了合适的居处，怎么可以不修整呢？于是命令能干的属吏分任工程，并让郡博士总管此事。先修葺大成殿，其次修十六斋，再修三贤堂，然后增建、开辟小学。从孟秋甲辰开始，到九月甲寅结束，工程完成。于是府学正叶端甫等写信来，请我记载这件事。我在乡邦属于后进，按情理不可以越过前辈长者，因此坚决推辞。但端甫等人的信再次送来，劝勉更加恳切有力；既然终于无法推辞，只好把自己听闻的道理告诉他们：“诸位请我写作，难道是想共同讲明求学的大旨吗？格物以达到知识，是古代圣贤教导人的正道。请让我借修缮的事情来说明。如今的学校难道不是昔日的学校吗？从前破败简陋的地方，如今高峻完整；从前昏暗幽闭的地方，如今明亮焕然一新。” 这不正是因为修缮的力量吗？学者对于学问，也不过如此。人禀受中正之气而出生，万种善性都已具备，就像这座屋宇原本宽敞而华美；私欲使它混浊，邪说使它滑失，就像屋宇在风雨中摇荡，在污垢烟尘中模糊，渐渐腐朽而败坏。一天之内克制私欲、战胜私心而使仁德保存；一念之间知悔改、使善性彰明而使过失消除，也像破败简陋的屋宇可以恢复完整，昏暗幽闭的屋宇可以重新明亮。忠信笃敬，是学者树立德行的根基；刚毅木讷，是学者承担重任的实际根本；至于辞章华美，只不过是外在的文饰罢了。圣门教人，本末俱全，所以说：‘行为有余力，再去学习文辞。’这与地基坚固后才能架设栋梁、栋梁安稳后才能施加丹青，有什么不同呢？只是修缮一件事情，其中却具备了求学的道理。由此推开，那么天下一切事情，事事物物都属于器，而道就存在其中；由粗浅推到精微，可以看出达到知识的功夫并不难进步。不过，学习难道只是求知而已吗？学习从积聚知识、询问辨析开始，却必定要以居心践行相继；博学、审问，必定要以笃实行事结束，这是确定不变的次序。《易》和《中庸》的旨意不明白，学者便开始把口耳听闻当作学习，把讲论和践履分成两件事；到了最严重的时候，竟用追逐利益欲望的心来求取理义之学，又用理义的说法来文饰追逐利益欲望的私心，于是离道越来越远。那么，求知与力行相互勉励、同时进步，难道不是学者用功最要紧的事情吗？难道不也是贤能的州郡长官对我州士人的希望吗？至于赋役等一般事务、各项调度的条目，在旧府志中可以查考。这里不记载叶公的名讳。叶公字秀发，是括苍人。三年春三月甲寅，郡人真某记。龙山书院记 龙山书院，是永丰黄君所建。黄君从小便以博学、修养德行而受到乡里称誉，名卿达官争相请他去教导自己的子弟。他屡次困顿于科场，志向不能施展，便慨然说：“我幸好有些薄田，与其把它私留给我的子孙，哪里比得上拿出来办义塾，聚集英才教育他们，以满足我的志愿呢？”于是到团源寻找地点，得到一处吉地。五座山环聚而来，蜿蜒如龙；溪水横在前方，清澈得可以照见影子。前面望见灵峰、怀玉山，秀丽高耸直入天际。黄君说：“这里适合做学者藏身修业的地方。”于是竭尽自己的力量，装载经书，兴工营建；中间建一座堂，旁边排列六斋。从嘉定十四年六月开工，到十月便告完成。黄君捐出一半家产供给书院，学生的廪给、课试，全部依照州县学校的制度。春秋两季考核学业，请县佐或乡里考中科第的人主持评定；每日讲习、每月课业，则由黄君亲自主持。青衿学子来游学，没有不争相受到勉励的。黄君希望使这项事业长久流传，命族侄从龙来请我作记。我没有立即写成，他又派从侄宏、应豪前来，多次请求而不厌烦。我想到《周官》说大司徒用乡三物教育万民，六德处在首位，所以把堂命名为“成德”，又用德行的条目给斋室命名，并把进德修业的意义传达给他们。古代圣人把君师的责任担当在自己身上，所以修明道德、施行教化没有一项不完备。先说智，是希望人讲习学问、穷究事理，以开启良心的知觉；接着说仁，是希望人意志坚定、努力践行，以充实本心的德性；又以圣来达到成就的极点，以义来通达实际作用；存心要忠诚，行为要合乎中和。道的整体都具备在这里了。后世圣人在洙泗阐明教化，也必定把“知及仁守”放在首位，与大司徒的制度完全相合。然而孔门的教导只说知、仁两项，《周官》又增加四项，有的详尽，有的简略，难道没有用意吗？大概多列项目，是为了使人各按自己的资质进入；只举纲要，又是为了概括众善的始终。它们的意义其实只有一个。后来颜、曾、思、孟相互传授，他们谈到成就德行的方法，必定说“博学而约礼”，说“明白善理而使自身诚实”，说“格物而使意念诚实”。大概求知是为了成就智，力行是为了成就仁。千年的源流，同出于一贯之道。有志于求学的人，难道可以不以圣贤为老师吗？书院开始兴建时，从龙确实主持了工程。不久他便考中高等科第而离去。从此以后，被有司选拔的人前后相继，人才文质彬彬，正当兴盛而未有止息。不只是山川的灵气因此振发，难道也是教育取得成效的证明吗？不过，黄君对士人的期望并不止于此。我曾经这样想：三代以前，还没有通过科目考试求取仕进的途径，士人自我修养究竟是为了什么？上天赋予我的本性，万种善德都完整具备，哪怕有一丝亏缺，都是荒废上天赋予的职责。古代君子俯身勤勉、孜孜不倦，到死才停止，正是因为这个。世代久远，教化失传，士人只知道使自身荣耀，却不知道修养自身；只知道求取利益，却不知道追求道；良心受到蛀蚀，都由此而来。黄君兴办书院，难道是把人才和世道放在心上吗？一定要讲明这些道理。如果说只不过是辞艺、科第而已，那么郡县已经有学校了，难道还不够吗？又何必把书院看作多余呢？我知道黄君的志向不止于此，所以推究圣贤教人的根本，让它与学者共同讲习。至于“忠和”之说，程子曾经举出这两个字，并写作“中和”；大概与《礼》《乐》防范民众的旨意相合，但不是我这个愚笨的人敢于确证的。学者暂且从尽己之义入手求索，那么本体建立、作用流行，也就是所谓“大本”和“达道”，就可以认识了。不过，程子的意思也是应当知道的，所以一并记在末尾。黄君名惟直，字德申。

译建阳县学四君子祠记 宝庆三年，建阳县令莆田刘侯修建晦庵祠，并让他的高足勉斋黄公配享。后来又认为朱、范两位太史，刘、魏两位聘君，都依法应当得到祠祀，于是命令在县学中奉祀他们。八月上旬的丁日，工程准备妥当，配享礼仪也依礼完成。刘侯于是向县学的士人作揖并说：“诸位知道我设置这座祠堂的用意吗？古代君子称许一个人的善德，必定要追溯他的父兄师友对他的深厚教益。我们文公先生光明宏大的学问，得之于天性。追溯它的渊源，吏部府君首先在家庭中用河洛一派的学说教导他。等到他长大，出外跟随各位儒学前辈游学，其中有草堂刘公，确实把圣贤讲学的门径告诉了他。虽然他的德业最终大成还要等到以后，但端正谨严、奠定根基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至于秘阁范公，是吏部府君的朋友，先生曾跟随他考察疑难、询问义理。艮斋魏公，又是草堂刘公的门人，也是先生的朋友。如今新建先生的祠堂，于是又祠祀四位君子，这也是古人推究根本的意义。不过，难道只有这一层吗？绍兴年间，秦丞相开始专擅国政，实际倡导邪说，使君父受屈而侍奉仇敌。” 朱、范二公以史官身份联名上奏，公开斥责秦桧的错误，最终被排斥贬黜、流落在外却不悔改。刘公因从臣推荐而获得给札，任职于后省；当时秦桧正深深仇恨他，他便以正直的言论浩然引疾归乡。艮斋从平民中被起用，遇到圣明天子一见，意见相合，径直授官，儒宫也将任用他；但他只被授为閤门职，几乎没有一天安闲，最终因此不能被朝廷容纳。这四位君子，学问相同，道路相同，出仕与退处的大致情况也相同；合在一起立祠，使做士人的有所观察效法，难道不是美好之事吗？从今以后，在这里求学的人，如果能潜心研读文公各书，以达到疏浚源流、培植根本的功夫；又考察四位君子的风范，以警戒自己的偷惰、振作自己的懦弱，那么静时可以建立本体，动时可以发挥作用，所修养的和所施行的都在这里具备了。这就是我把他们一同立祠的用意。”西山真某听后感叹说：“刘侯这一举措伟大啊！当刘侯年轻、志气雄壮之时，天赋才华超逸，文笔凌厉，大概自认为是李谪仙一流的人物，料想他不屑于州县间的事务。可是有一天他做了县令，体察百姓的隐情，重视教化之道，诚恳勤勉，很有两汉循吏的风范。至于修整考亭祠、表彰四位君子，更被世俗指指点点，认为迂腐。唉！” 假如刘侯以被称为迂腐为忧，便按照世俗官吏所急于追求的去做，那么那些与世俗相同的习惯，正是道所要抛弃的。这样看来，刘侯在取舍方面，难道不是非常明白吗？”刘侯名克庄，字潜夫，世代把正学传给他的家族。

译南雄州学四先生祠堂记 宝庆三年某月，南雄州开始在学校中建立周子、二程子、朱子的祠堂。三山人教授陈应龙写信嘱托我建记，郡人真某为此作记。我说：“四位先生的道理高深而美好，只是以我的愚昧还不能窥见其门墙，我将用什么言辞来作记呢？”虽然如此，我过去也曾听说过其中的大略。道的根本源头出于天，它的作用体现于天下，它的传承依靠圣贤。这就是子思在《中庸》中区别性、道、教的原因。性，是聪明人和愚笨人共同得到的；道，是古今共同遵循的。至于阐明道、宣扬教化以使众人觉悟，就不是圣贤不能做到。所以从尧舜到孔子，大约每隔五百年便有圣人出现。孔子去世后，曾子、子思和邹孟子又先后推阐说明圣道。在一百多年间，一位圣人、三位贤人相互传授，这才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用来开示天常、确立人伦的道理，灿然明白地陈列出来、流传示范，无穷无尽。这样看来，上天生育圣贤，难道是偶然的吗？不幸的是，战国和嬴秦以后，学术分裂涣散，没有统一的宗主。即使汉代董相、唐代韩文公这样的贤人相继出现，对于道统源流的纯正、体用的完整，仍有未能穷尽的地方。” 所以他们只能在一时显著地发挥守卫道统的功劳，却无法承担把道传给万世的责任。上天开启圣明的朝代，文治美盛而和洽。于是从天禧、明道以来直到中兴时期，大儒接连出现，把主持和弘扬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孔孟之道到周子才重新明白，周子之道到二程子更加明白，二程之道到朱子才大大彰明。他们与曾子、子思、邹孟氏的传承相互符合，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是天意。可是，四位先生的学问难道像世俗之人那样树立奇特见解、崇尚新说，企求超越前人没有达到的地方吗？不过也是顺应天理罢了。荀子、扬雄把恶和混杂当作人的本性，却不知道天命本来的性质；老子、庄子把虚无当作道，却不知道天理极其真实；佛氏把割断、消灭人伦作为教，却不知道天所安排的秩序不可改变。周子生在绝学之后，独自深入探究根本源头，阐明幽深隐秘的道理。二程子见到周子的学说便理解它，朱子又从二程那里听闻而理解它，著述相承，根本和末节都完备。从此人们知道，性不外乎仁义礼智，恶与混杂并不是性；道不离开日常事物，虚无并不是道；教必定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为根本，割断人伦并不是教。他们阐明了圣学的门径，驱除世人的蒙昧；千百年相传的正统，难道不就在这里吗？唉！上天对于这篇斯文的眷顾，也太深厚了！南雄作为一个州郡，远在五岭以南，士人的习气却近似中州，号称质朴厚重。凭借这种质朴厚重的资质，再用最正当的学问来引导，必将有俯身努力的人。然而陈君对学者的期望，果真在于这些吗？上天赋予我的本性，万种善德都完整具备；哪怕有一丝亏缺，便是荒废上天赋予的职责。古代君子心存敬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终身不懈怠，不过是为了保全自己所禀受的本性罢了。可叹后世，为什么同古代相反呢！利欲之风深入肺腑，把理义的习惯看作迂阔疏远；把自己的良贵弃置得像丢弃弁髦，把外在的轩冕车服却拼命追求，甚至不惜牺牲性命。唉！这难道不可以说是大迷惑吗？有志于道的人，将从哪里用力呢？遥想往昔，百圣相传，“敬”这一句话，实在是圣贤的心法。天下的道理，只有中正最为正当，只有诚实最为纯粹。然而敬是达到中正的手段，不敬就没有中正；敬而后才能诚，不敬就无法做到诚实。气势的冲决奔突，超过奔跑的四马，敬就是它的缰绳和嚼子；感情的横流放纵，比决堤的河流更甚，敬就是它的堤防。所以周子以主静为要旨的言论、程子以专一为主的训诫，都是对人的修养最切要的。朱子又反复郑重地说明这一点，学者如果能由此知道自我勉励，那么在思虑尚未萌发时，必定戒慎恐惧；在接触事物以后，必定恭敬谨慎。动静相互承接，没有片刻间断，那么天德就完整，人欲就消灭。大本之所以建立，达道之所以实行，难道不是由此而来吗？陈君如果认为这样是对的，希望把这些话刻在祠堂墙壁上，作为学者观照反省的帮助。至于只是诵读他们的话，却不反求自身；只趋向他们的名声，却不实践他们的实学，这难道是四位先生立教的本意吗？又难道是陈君对南方士人的希望吗？

译杨文庄公书堂记 浦城梦笔山等觉院，是本县人礼部侍郎杨公澄任本县县令时所建。侍郎的儿子文庄公年轻时在这座山中读书，离开以后，凭文学和节义在朝廷中享有声誉，成为士大夫的表率。后人就在他读书的地方建书堂，绘制杨公父子的画像供奉。嘉定年间，郡守李公大异写了“五大字”题在匾额上。考察杨公名徽之，字仲猷，刚满二十岁便通晓群经，尤其用心于诗歌，得到《离骚》作者的旨趣。当时李氏占据江表，杨公以在伪朝廷做官为耻，手持策杖奔赴中原。显德三年以进士高第进入文馆，升任谏官，曾经论说太祖深得人望，不可把禁军交给他人掌管。建国初年出任方城征收官，后来任大兴、峨眉两县县令。开宝年间召回朝廷，逐渐得到任用。太宗尤其器重他，东宫刚刚建立，便任命他为首席僚属，把辅佐太子的重任交给他。世人说皇帝因为他能作诗而了解他，却不知道杨公得到圣明知遇，并不专在诗才这一点。过去丁公对汉高祖怀有二心，便被杀掉；姚思廉对隋文帝竭尽忠节，便以高位宠任。前代有大度的君主，通常都以这个来观察人物，何况我朝太祖、太宗这样的圣主呢？放还麑鹿只是小小的善行，但推究其中的仁心，尚且可以用来支撑国家。杨公对所侍奉的事业如此忠诚，用这样的态度侍奉他人，到哪里会不是忠诚呢？这就是两位皇帝了解杨公、并把他的精神遗留给后世圣人的原因。那么，杨公侍奉君主，固然是万世臣子的法则；两位皇帝任用人才，难道不是万世帝王的法则吗？杨公离开国土时，第一次迁徙到楚地，第二次迁徙到秦地，又一次转徙到蜀地；山川越来越空旷遥远，风物越来越凄凉。过去的词人墨客，悲伤憔悴，仿佛不能活下去；而杨公在嘉阳所作的各篇诗，却都闲适自得，没有一点困顿失意的意味，他胸中所存的境界也太高远了。入朝侍奉禁中，刚刚承受圣恩，太宗甚至摘取他诗中的警策佳句，写在御屏上。当时词章翰墨方面同样不乏人才，杨公独独得到这种待遇，不是因为看重他的诗，而是因为看重他的节操。晚年侍奉定陵，更受到深厚的恩宠。朝廷最初设置翰林讲读学士，杨公与邢昺首先入选；虽然未及受到重用便终老，但他一生所树立的品行，凛然如玉如雪，没有一处可以指责。他的从孙文公亿，年轻时依附杨公求学，后来都凭文章闻名天下；他们的清高风操相互辉映。浦城人物的盛盛，大概从这两位开始。绍定改元，杨公七世孙震荣将要翻新旧书堂；宗族中的显要人物、淮东制置使绍云和朝议大夫圭，都捐出资财来帮助他。震荣对我说：“您何不为它作记呢？”我出身晚辈，文辞又不精工，只是想到前辈的风采日渐远去，后生小子很少有人听闻了解，所以推究其事迹的本末，刻在堂中，使我们这一族的士人听到后产生仰慕之心。平时讲学，以磨炼志向和品行为目标；在当世有了职位，便以扶植世道人心自许，那么杨公遗留下来的风范或许可以重新显现，而我们本地的人才也或许会兴盛起来。至于卑鄙浅陋、沉溺污浊，只把荣宠利禄、温饱看作志向，难道只是加重乡里的羞耻吗？经过杨公的书堂，一定会有人羞惭得额头出汗。唉！死者如果可以复生，要让我同杨公一道归依，我还能同谁呢？” 居思堂记 宝庆三年，莆阳叶侯日新领取吉阳的符印，已经启程向南了。路程还未走到一半，归隐田园的念头在心中萌发，他长叹说：“我与其被官印官服束缚，忙忙碌碌地经营于此，不能得到安宁的境界，哪里比得上返回我最初的服色，与农夫、樵夫一同生活在田垄之上、山涧之中，以保全自己的志向为乐呢？况且从我先世以来，祖先一直有功名文章的记录。伯父正简公以忠直辅佐高宗，被称为有名的辅弼。如今我不幸陷身于右列，然而我从小爱好学习，虽已年老，志趣并未衰减。我家有一座居思堂，水心叶公为它作诗，复斋陈公又为它题写匾额。我将每天住在那里，读我的书，教育我的儿子，继承我先世的事业，不也可以吗？”于是他向朝廷上疏，请求以祠官的俸禄身份归隐，并且写信给建安的真某说：“我的志向就是这样，您可否替我把它记述下来？”我说：侯给堂命名得很好，但“思”这个名称虽只有一个，意义却有两种。大概《洪范》所说的“睿”，《中庸》所说的“弗措”，是真诚的思虑；《易》所说的“憧憧往来”，是邪曲的思虑。真诚的思虑，是专一于道的思虑；邪曲的思虑，是被欲望搅乱的思虑。所以圣人在《咸卦》九四爻中特别深切地加以警戒，并不是厌恶思虑，而是厌恶思虑不合正道。至于天地的纯全、圣贤的深奥，如果不竭尽自己的心思，哪里能够有所获得呢？所以求学必定以思考为根本，而思考必定以诚为根本，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那么，求取诚实的学问，究竟从哪里入手呢？我曾听说：诚就是天，敬是人使自己达到天道的方式。学习而希望达到诚，难道不一定要由敬入手吗？古代君子对妻子儿女，像君主、老师亲临一样恭敬；处在幽暗的室内，也像有许多双眼睛注视一样谨慎，都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敬。敬建立了，诚也就保存了。不过，我对这些道理也只是听闻已久，还没有真正明白；一定要深入研究其中的意义，以启发侯尚未觉悟之处，这样才不负“复斋”之名。绍定元年六月壬子，真某记。

译建阳县复赈粜仓记 环绕县城的各乡都有社仓，每年借粮给百姓作为种粮和口粮，这是从朱文公开始的。唯独县城没有耕种的农民，不能放贷，所以没有设置仓廪。过去只能依靠常平仓买粮，但常平法久已败坏，官吏只是拿着空钥匙互相交接；每年五六月间，旧粮已经吃完，新粮还没有登场，县里百姓和妇女儿童都眼巴巴地望着，却没有地方买粮。县令明明看见这种情况却没有办法，只好摊派给百姓，命令一发出，官吏便在其中卖弄机巧；贫苦百姓还没有立即得到饱食，中等人家以上却先受到困扰。庆元二年，诸侯任职时才开始设置仓廪，储米将近四千石；米价高就卖粮，价格平稳就停止，百姓歌舞称颂。诸侯离任后十多年，弊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关侯▯略加修复，不久又大为败坏。宝庆元年，刘侯克庄实际查核旧日储粮，竟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叹息说：“这是文公的用意，诸侯的恩泽，难道可以让它败坏不修到这种地步吗？”第二年，政事办成，恩惠普及，年成又大丰收，于是拨出经费剩余的钱，共三千多缗作为买粮本钱。当初诸侯买粮时，提前发钱，到了秋收才交粮。刘侯说：“这是导致弊病的根源。富裕百姓不愿意来领取，愿意领取的多是贫民；交粮不能按时，便有催索的烦扰、召唤的骚扰；严重时钱已经发出而米却无法偿还，这样怎么能不很快败坏呢？” 于是重新订立旧有规约，用来说明缗钱贸易和米粮交易；如果有合乎当时习俗而尚未完全适宜的地方，也加以变通，只求便利百姓而止，不苟且求异。按《春秋》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大无麦禾”，臧孙辰向齐国请求买粮，传文说：“一年没有收成，百姓就饥饿，君子认为这是不对的。”大概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大都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女，所以常常事先筹划，使百姓即使遇到水旱灾害，也不至于受苦。庄公在位很久，平素却没有储备粮食，等到百姓已经饥饿才去买粮，本来就是《春秋》所斥责的罪人。后世做官吏的人更加苟且，平时看见百姓的欢乐和忧患，漠不关心，心中毫不在意；直到旱灾水患突然发生，死者接连横卧，才推说这不是自己的责任，这又是庄公一类的罪人。侯任此地长官，早晚都急切勤勉，像是在防范自己的私事一样；一件事处理不当，他便坐立不安；一个人受到刑罚，他便吃饭也不香。因此白天公堂空闲，夜里监狱寂静，四境之内百姓的疾苦必定查察，仿佛都亲自来到他们家中。侯还认为这样做不够，深远的忧虑甚至想到数世、百年以后，这种用心难道不是非常仁厚吗？如今的县还是过去的县，过去做县令的人急于征收百姓的赋税，不肯少收一丝一毫，却仍忧愁叹息，感到财用不足。侯是读书人，没有孔子、桑弘羊那类的治术，不靠鞭笞和严厉约束，只是整饬自己的政务，听任百姓自愿缴纳；对于贫困人家被列入拖欠赋税名册的，便予以免除或宽缓。这样动辄以十万计，公家却从来没有因而告缺。既然力量还能够做到，这个粮仓难道有什么别的智巧吗？不把利益据为己有，所以能够把利益给予百姓；根本原因本来就在这里。粮仓的栋梁、台阶和廊序，都沿用诸侯旧有的设施；重新修建的部分，始于丁亥年冬，直到第二年秋，共积存米四千斛有余。侯担心后来的人没有谁接续此事，便写信嘱托我记述它。听说侯在粮仓两扇门上题写道：“姑且替我的百姓留下一碗饭，难道没有后来者来接续这盏心灯吗！”唉，这是父母爱民之心，是仁人的言语。我即使写下千百句话，难道还能有所增加吗？孟子说：“恻隐之心，人人都有。”如果人们天赋的常性全都丧失，这个粮仓才可以废弃；如果还没有丧失，后来的君子一定会以侯的心为心，接续这项事业，即使延续到无穷无尽，也是可以的。至于具体细密的设置，则有两位侯所订的规约在这里，因此不再记载。潭州重修大成殿记 资政殿学士、清源人曾公，凭借在朝廷任职时的资历，出任星沙的长官；他的厚重足以镇服风俗，像山岳一样不可动摇；他的清明足以鉴察万物，像湘水一样不起波澜。不到一年，各项政务都得到修治，众人心悦诚服。环绕九郡五十城，既然已经安定无事，便思考用什么办法把百姓引向礼乐的境域。他回头看学校，那里供奉着先贤和先师，而庙殿的规制样式，几乎像佛寺一样。曾公对此皱眉不安，于是嘱托州学职官，写信给南宫舍人钟君震，让他考察辟雍的制度绘成图样，并带来命令，让有才干的属吏督视工程。拆去两侧的附属屋宇，扩建为新的宫殿，共二十六楹。原先昏暗幽闭的地方，顷刻间变得高敞明亮，庄严奉祀的事情也适宜了。又认为列在防护门上的学校匾额，也不合礼制，于是另建大门，把匾额移到门上。这样一来，宫墙内外巍峨焕然，既符合图样，也合乎礼法。随后又拨出多余的钱，在学校大门左边用砖铺设旧路，在大门南面恢复射圃。工程始于宝庆三年冬某月，至第二年夏某月完成。州学正迪功郎钟景仁等写信来告诉我说：“自从侯来到我们这里，曾经把学校重新整治过一次，唯独这件事没有来得及办。想来大概是有所等待吧？如今虽然由曾公完成，本来也是侯的志愿，因此应当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我想到从前主持那次工程时，自以为已经尽心尽力了；可是堂屋、门庭等显而易见的改变，尚且没有察觉，还因此累及曾公。何况百姓隐微难见的休戚、真伪，有多少不在耳目所能及的范围内呢？这样看来，我从前的政绩没有获罪于湘地百姓，实在已经很侥幸了。我因此私下有所感触，又感到惭愧，所以不再推辞，记下这件事。然而曾公举行这件事，只是因为学校是儒者的宫室，就已经想到要纠正其中夹杂的佛寺制度。何况如今世上，居处华美而行持却像蛮夷，名义上是儒者而习惯却像墨家的人，到处都是，难道可以熟视无睹而不去挽救吗？推演曾公的志向，假如有一天能够把他的学说完全推行于天下，一定会止息邪说、排斥偏见，使杨朱、墨翟那种损害仁义、无视君父的学说不能放肆；也一定会尊崇王道、贬抑霸道，使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那种夸耀权术才智、追逐功名利禄的说法不能施行。儒者的功业，必须达到这个地步，才足以成为维系天常人伦的重任；除了曾公，还有谁能担当呢？至于在这里求学的人，也只是应当审察自己所趋向的道路，谨慎选择所采用的方法，使自己的心纯粹地归于正道罢了。唉！屏翳般的遮蔽撤去，空明便显现出来，难道只有这所学校如此吗？人的一颗心，本体广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有时不能如此，是因为外物有所遮蔽；去掉遮蔽物，本体就恢复了。至于询问铸金而得到铸成人的道理，扬雄正是用来说明善于启发人的。借修缮学校的事情，来告诉人修养自身的方法，这不正是我对求学者的期望吗？内在与外在本是一源，精微与粗浅本来一致。善于学习的人使心空明，用来体察天下万物，那么到哪里不是我增进德行的地方呢？又难道只是这件事如此吗？诸位如果认为我说得对，希望把这些话告诉曾公并刻下来。曾公在庆元年间考中伦魁，曾经辅佐先帝处理大政；美好的声名和纯粹的德行，为士大夫所尊崇。他治理潭州的政绩，有许多可以记载，如今都不记，只记他使潭州士人感到幸运的这件事。

译《勿斋记》江西方士杨休文来拜访我，请我记述所谓“勿斋”的含义。我说：“老子不是说过吗？礼，是忠信衰薄的表现，也是祸乱的开端。您是遵奉老氏之道的人，却用这个名称给书斋命名，这是为什么呢？况且孔氏忧虑人不合于礼，所以教人不要违背礼；您的老师却厌恶人拘泥于礼，想要断绝礼。这两家的道理不同，已经由来很久了。现在您却硬要把它们说成相同，可以吗？”休文说：“不是这样。从前我老师的学说，其实是深通礼的。他说‘忠信衰薄，是祸乱的开端’，大概是受到周代末世礼文繁多而本质虚伪的激发，想要设法返回真实吧？不然，孔子为什么又要向他问礼呢？礼本于上天的秩序，具备于人的心中。即使天地这样广大，也不能舍弃礼来建立秩序，何况生存在天地之间的人，怎么能够超出它的范围呢？假如我们这些学道之人不必遵行礼，那么凡是称作宫、观的地方，即使没有母亲来主持，也可以；有主持者却不统领属下，属下也不听命于主持者，也可以；冠帽衣裳、巾履都脱掉丢弃，赤身居处，也可以；抢夺喧闹、争斗掠取，放纵任性而无人禁止，也可以。既然不能离开礼而求得安定，却说我要断绝礼，这又能欺骗谁呢？所以我说：我老师的说法，大概只是有所激愤罢了。”我年轻时曾经学习孔氏之学。如今虽然寄身于这一学派，我的内心却一天也不能安定。文畅是佛教僧人，您是昌黎韩子，尚且因为他名义上信奉墨家而行为却像儒者，乐意教导他；何况我对于孔氏，所学本来就是平素的旧业呢？因此我很愿意写几句话来记述它。唉！世间教化衰落，是因为儒者很少知道谨守礼法。如今道家一流的人反而有志于此，既然如此，怎么能不记下来呢？虽然如此，“勿”字的含义，您也应当深入体会吧？人的视、听、言、貌、思五者相互关联而不可分离。可是孔氏告诫颜渊时，偏偏没有提到“思”，这是为什么呢？大概视、听、言和身体的动作，都是人的作用，而主宰它们的是心。心有所主宰，四者的表现才都听从我的支配；否则耳、目、口、身体纷纷自行作用，能够合乎礼的就很少了。这样看来，所谓“勿”，正是针对心说的。心的主宰作用使万物听命，那么不合礼的事就不能侵扰它，这大概就是求仁的关键吧？我曾考察《鲁论》中的话，内容浑融含蓄，唯独在战胜私欲、阻塞欲望的地方，措辞特别严厉。所以说：“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又说：“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以及这四句话，都用“勿”字断然告诫，令人凛然不敢触犯。去除邪恶如果不努力，行善就不会勇敢。“勿”这个字，就像用来鏖战强敌的五种兵器，也像用来冲破横流的巨大船只。休文如果确实有志于此，难道可以不思考怎样切实用力吗？又难道可以不勇于自我奋发吗？休文名至质，现在任阁皂山讲师。他的文章、雅趣和操守，得到诸位君子的品评。在绍定戊子年十月甲子，建安真某记。《观莳园记》从衡岳向南，横跨大江，东西两面高山峻岭连绵相接，其中以庐山最为壮丽。泯水从西边流来，到大别山与汉水汇合，洪涛掀天，吞吐日月，荡漾万里，其中以宫亭、扬澜、左里最为壮观。这两处最壮丽的景色，是东南山川的巨大美景。南康曹公的别墅，正处在它们中间，有所性堂，其次是岿然堂，又有冲佑阁、汇泽观、八景亭。三湖五岳的胜景，几乎都收揽在几席之间，没有遗漏隐藏的。曹公说：“湖庄的景观确实壮伟，然而我先父亲崇尚根本、注重实际的心意，却不能忘记。”唉，先父从农田间奋发起步，志向在于惠及他人；从开始做官时起，就在住宅园中建造一座小亭，命名为“观莳”，用来表示不忘民间农事的艰难。他本想施展胸中所蕴藏的抱负，使天下得到恩泽，却仕途坎坷、没有同道，志向未能伸展。如今我幸而能够继承家业，承袭世代科举功名，我最初的愿望不过是任职州县，竭尽心力为百姓办事，以报答先父的遗志罢了。适逢时运美好，我出任藩镇长官，又入朝随从，正要专心向明主请教学习，让我执经侍奉左右，准备勤勤恳恳、每天尽忠补益时，疾病却夺走了这个机会。我只好奉身归来，又得以同农圃为伴，亲自督课，把各种花木集中起来，列植在梅树旁。先人最喜爱、故园中有一种名叫“千叶”的梅花，是他亲手栽植的；我又寻求数百株，聚集起来堆成小山，白花芬芳，仿佛可以承接先人的遗风。其余四时花木果实中有尚未齐备的，也搜求增添，没有一项缺少。过去，园圃的趣味少，而向往江湖的心思多；如今这两方面才大致相称。然而观赏游玩的乐趣完备之后，根本实际的心意就会衰退，我担心子孙不再懂得先人的志向。于是栽种麦子和豆子，中间夹种畦地蔬菜，仿照旧有规制建一座小亭来临视它们，并把整个园子总名为“观莳”。天地之间的一草一木，无不体现造化生生不息的妙理；我在这里观赏它们，是为了涵养胸中的仁心，使生机盎然、常存不息，并不是像小儿女那样把玩花朵、贪悦芳香，以荒嬉偷安为事。至于嘉谷和良种庄稼，关系到百姓的性命；周公作《七月》，召公赋《公刘》，孟子陈说农桑，都把它作为王政的根本，读书士大夫难道能一天忘记吗？我题写这个名称，是为了不违背先人的志向，也将使后人不违背我的志向。没有做官时，不以亲自耕作为耻；做官以后，必须爱惜民力，必须重视农时；俸禄既然从百姓那里取得，就应当想到耕耘培土的辛劳；政令施加于百姓，不能忽视田野的利弊。如果有幸立于朝廷，就应当用周公、召公、孟子的话来启导君主。这样一来，我们父亲、祖父两代人的心愿，或许可以不至于失坠吧？否则，名园别馆只是放纵安逸的地方，奇花异木不过是奢靡的玩物，只会造成损害，而不能带来益处。曹公已经把这些话告诫子孙，又写信给我，让我为此作记。我说：“曹公的志向确实美好。但我听说您获准归来，大概是皇上看重您侍奉父亲、又已年老，怎么会稍微忘记对老人的咨询呢？即使采摘东篱的一枝孤芳，吟咏南田的好庄稼，虽有陶渊明那样的雅趣，只怕也未必能够实现这种乐趣。只是您给园子命名，能够有益于世间教化，所以我不推辞而为之记述。”至于湖庄从前的景观，已经见于西州刘公所作的记文，这里就不再记了。

译《重建王忠文公祠堂记》忠文王公任泉州长官，任期不过一年零四个月罢了，但泉州人思念他，时间越久越不能忘怀；原来的祠堂在郡城东郭。某年，太守某公修缮了它；我任郡守时，也稍加修整。如今太守建安游公，才拆除旧祠重新建造。大概王公离开泉州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有人问：“王公凭什么得到百姓这样的爱戴呢？”我说：“记礼的人不是说过吗？‘文采美盛的君子，终究令人不能忘怀。’这是说德行盛大、善行至极，百姓不能忘记。追究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根源，不过是求学和自我修养罢了。”古代君子讲学以明白善理，修身以成就德行，并不是有意求取身外之物。然而由精微的义理推及实际施用，由自身端正推及影响外物；他的积累有源头，推行有次序，所以即使去世，世人仍不会忘记。难道他会预先期待得到这样的结果吗？人们来来往往、心神不宁，是有意求得感动；使百姓欢喜愉悦，是有意求得悦服。后世即使有循良的官吏，离任后为人思念，也不是没有用心的感动；同王公使泉州百姓安乐的情形相比，差别还很大。像忠文公对于泉州，或许真是德行盛大、善行至极，而百姓自然不能忘记吧？大概王公的学问以诚实修身为主，资质本来刚强劲健，又能切磋涵养，最终归于中和。他说话有文法章法，行为有准则；用这些来治理家庭，慈爱、孝顺、和谐、亲睦的风气便显现在乡里；用这些来立身朝廷，便刚正不屈、直言敢谏，说出别人难以说出的话。至于他治理饶州和闽地，以及治理泉州，又都和煦得像春风解开阴寒，丰沛得像暑天的雨水使枯渴复苏。人们只看见他的施政各有不同，却不知道它们的根本是一致的。考察王公治理泉州的政绩，并不是靠虚情假意、姑息纵容来向百姓献媚；他对百姓的困苦悲惨深感哀痛，具有父母般的心肠；他的告诫命令严肃端正，具有师长般的教诲。仁义相互配合，刚强和柔和不偏用一端。他从未祈求百姓思念自己，百姓却自然不能不思念他。自从荀卿提出人性本恶的说法，治理政事的人大多把百姓当作草狗，把民俗看成鬼魅，认为不能用义理教化。唉！假使人的本性果真是恶的，那么暴君污吏所作所为，百姓也应当思念了。百姓不思念他们，却思念王公，由此可知人的本性极其善良，也可知荀卿所谓‘残害百姓’的说法是错误的。然而王公所任职的共有四郡，离开后都受到思念；泉州人思念他尤其深，难道不是因为这里有《诗》《书》文献传下的旧俗，懂得义理的人很多，更容易被真诚感动吗？游公重建这座祠堂，虽然顺应百姓的愿望，但如果没有与王公同样的心志和道义，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吗？看祠堂所仰慕的对象，便足以知道游公施政所效法的对象；后世思念游公的人，也应当这样。如今泉州人思念王公，真是美好啊！这项工程的主持者，是南安征官赵崇端。他出生在忠文公的家乡，又学习忠文公的学问。首先倡议此事的，是揭阳尉林彬彬，他是泉州善良而有信用的人。祠堂落成后，游公亲自大书匾额并悬挂起来。宗正赵公某又题写堂匾，尊崇仁人贤者，以树立风教。这是两位公的志愿，也是我的志愿，所以乐意为之记述。绍定二年九月辛未，真某记。

译《孝友堂记》绍定己丑年，眉州丹棱人程君叔运因对策考中甲科，奉命辅佐洋川幕府，将要向西归去，绕道来拜访我。他住了一天，从容地说：“我们程家的先人以诗书作为耕作，以礼义作为房屋。家境虽然贫穷，品行却十分富足；自身虽然不得志，内心却可以在无穷之中安乐。当初，曾伯祖没有儿子，便把曾祖父的儿子过继给他，这就是我的先祖。祖父侍奉父母，敬畏得仿佛有所畏惧，始终谨慎，唯恐做得不够。即使已经壮年成婚，仍不能免除替父亲耘瓜时所用的拐杖。祖父恭敬作揖接受，不敢有怨言。他的生母郭氏，晚年才明白事理，家境十分贫困，没有其他人可以共同侍奉。祖父每天在聚徒讲学、营造屋舍之间忙碌，仍然要走几十里去探望她，亲自送去洗涤衣物，赠给她甘美的食物。祖父的父亲晚年才生下儿子，祖父对于自己想要推让的东西，任凭父亲所愿，丝毫不计较。兄弟之间相处，始终没有一句怨言。先父能够继承先人的志向，他侍奉我的祖父，就像祖父奉养他的父母一样；他侍奉我的伯父，又像祖父深厚地爱护兄弟一样。父亲去世后，每逢祭祀必定流泪哭泣，休沐时扫墓，常常在墓地徘徊，不能回去。伯父晚年患了末疾，家中贫困得只剩四面墙壁，先父便拿出自己所有的财物来供养他。姐姐出嫁后生活贫困，一提起这件事，父亲便流泪说：‘小时候我们共同经历饥寒，姐姐最疼爱我，怎么能不周济她呢？’ 每逢岁时伏日和腊日，都一定送去资助。唉！这就是我祖父和父亲最高尚的行为。我才智浅陋，哪里敢忘记呢？”丁亥年，祖先的旧宅因倾圮而告废，于是就在旧址上筑成一座堂，题名为“孝友悦斋”。李公书写了三个大字悬挂在上面。从今以后抬头看见匾额，便会警惕而内心有所触动，仿佛慈亲的教训还在耳边。您因喜好善行而闻名当世，敢请求我写一篇记文，可以吗？我叹息说：“《尚书》说：‘只有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意思是，只有孝顺的人一定能够友爱兄弟。天下一切善行都出自同一个根源，爱与敬的心，随所处之处而表现出来。施于父母叫孝，施于兄弟叫友，实际上并不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曾子论侍奉君主不忠诚、交朋友不守信，都认为是不孝。因为孝顺者的内心慈祥悲悯，把这种心推及君臣、朋友，没有不尽心的。至于亲属之间近在天伦的亲情，更是可以由此知道。世上固然有懂得厚待父母，却在兄弟这里昏昧的人，这只不过是尚未真正做到孝罢了。如果确实孝顺，即使是一根头发、一寸肌肤的损伤，尚且不敢忽视，何况是同胞兄弟呢？父母所爱的，即使是狗马，也会一同爱护，何况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呢？这就是孝顺必然通向友爱的原因。《中庸》引用《诗经》说：‘兄弟既已和睦，和谐快乐而且长久。’ 孔子说：‘父母大概就顺心了吧。’世上没有兄弟和睦而父母的心意不顺的，也没有兄弟乖戾不和而能够使父母顺心的，这就是孝与友必然相互联系的原因。我看程氏祖先父辈的作为，可以说把这两方面都做到了。然而如果不是您的贤德，谁能够推明这些道理来告诫后世无穷的人呢？虽然如此，孝友的本性得自上天，有些人不必学习也能做到；但之所以成为孝友的道理，不学习也就没有人能够认识。姑且概括来说：能够供养父母并不难，难的是保持敬意；不使父母受辱并不难，难的是尊崇亲人。顺从父母，有时会陷入不义；能够劝告父母，却未必有教导他们走正道的功劳。父母有过错这件事是一样的，但劝谏的方法却不同。《凯风》《小弁》所处的变故相同，而是否产生怨情却有差异。奉养父母生前、安葬父母死后，无不尽到责任；如果还没有达到把父母去世看作仍然在世那样侍奉，仍然算不上孝。不论做什么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终身如此；如果还没有达到得其正道而死，仍然算不上孝。不深入学习，能够做到这些吗？不了解伯夷、叔齐的仁德，连锥刀之末也必定争夺，哪里谈得上推让？不明白子思、子夏关于义理的道理，连细小的利益和祸患都一定计较，何况生死大事呢？这也不是不深入学习就能做到的。这样看来，孝友固然是立身的根本，而学习又是孝友的根本吗？圣贤的教导，要求智慧的崇高必定效法上天，要求义理的精微必定达到神妙。因为知道上面有一丝一毫的差别，行动就会有千里之错。学习之所以不可停止，原因就在这里。凭您的聪明才智超群出众，如果确实能够对于义理的大根源、圣贤的正当法则，每天勤勉不懈，不达到极致不停止，那么积蓄在内便成为道心，表现于外便成为德行，将无论到哪里都不是善行。这不正是先父对后人的期望吗？如果夫妻儿女具备之后，反而对父母的孝心衰退，异姓妇女进门，甚至能够破坏同胞之间的亲爱，这虽是世俗浅近的事情，但作为将来的警戒，也不能忽略。您的曾伯祖讳防，字养正；祖父讳炎，字德和；先父讳士龙，字天用。他们潜藏的德行和隐微的善行，见于《鹤山所志》的内容，这里不再记载。绍定二年十月丙申，建安真某记。

译《建安县学田记》建安县过去没有学校，韩公元吉首先建庙祭祀先圣和王侯元应，又建讲堂、两间斋舍，学校的制度大略具备了；但没有用来供给士人的廪田，仍然不能算真正有了学校。宝庆丙戌年秋，清源留侯到庙中拜访，看到学校虽颇为完备却还没有完成，便下令拆去遮蔽的墙垣，在空缺处种植丛桂，气象顿然一新。唯独供给廪粮的费用，不知道从哪里出；每逢春秋释菜祭祀，便在祭祀前补充弟子员，征收餐钱，使他们参与办理此事，事情结束后又各自散去，心中惶恐不安。侯到任两年后，竭尽力量经营，得到官府田地若干年的租税，只有一百石左右，全部拨归学校；从此学校拥有田地，确实是留侯开创的。留侯来信告诉我，希望我记述此事。我叹息说：道理有两种，不过是仁与不仁罢了。仁者把看待外物同看待自己一样，不仁者相反。凡是和我们共同生存于天地之间的，都是同类；在同类之中，有人居于职位做他们的长官，他们饥饿时给他们食物，寒冷时给他们衣服，谁不是我的责任？何况士人又是同类中的优秀者呢？怜悯士人困穷而没有养赡之物，这就是恻隐之心，也是仁的开端。而且公卿大夫，不过是士人积累成长而来的；供养士人使他们成就才干，砥砺他们的节操，使善人众多，让当世有所依赖，这种仁爱不是很广大了吗？世上做官吏的人，很少能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常常认为学校事务并不紧要；即使供养士人的田地本来具备，有的也转作他用，有的则完全不加检查，任由官吏侵吞、豪民夺占。如今建安有学校却没有田地，议论此事的人起初并不认为这是过错；现在留侯来到这里，唯独对此忧愁，从内心暗自担忧，早晚思考谋划，一定要实现自己的志愿才停止。推及这种心意，他怎么忍心让四境之内有一个百姓不能得到供养呢？所以我说，这是恻隐之心，也是仁的开端。不过，侯对于士人已经很厚待了，士人自己应当怎样厚待自己呢？从前邹孟子的门人中有人因为不耕作却有饭吃，怀疑自己是在白吃饭，孟子说：“君子居住在这个国家，君主任用他，就能使国家安定、君主富足尊贵；子弟跟随他，就能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没有白吃饭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了。”如今那些领取官府廪粮的士人，优游自得、安逸享受，难道不近于无所事事却吃饭吗？唉！供养得越优厚，责任也就越重大。任用士人便能使国家安定、君主荣耀，虽然这是过去的人所承担的责任，但培养他们能够被任用的根本，难道不正在今天吗？根本是什么？就是孝、悌、忠、信。大概这四种品德，是人成为人的依据，也是士人成为士人的依据。只要有一项丧失，尚且对人感到惭愧，何况是士人呢？所以圣门的教导说：“实践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如果只是拿着笔蘸墨，急急忙忙以求取利禄通达为事，却不知道根本所在，这才是真正的白吃饭。有志之士，也应当因此肃然自勉，修养自身，使德行显现于家庭；有了职位，就推而广之施及国家，使人懂得君臣、父子的大义，即使遭遇极大的变故也不改变。这就是侯置办田地供养士人的根本意义。侯名元圭，字某，实际上是三朝的贤相，卫国忠宣公的孙子。绍定二年十月壬寅，浦城真某记。

译《宜兴县先贤祠堂记》古时候，乡里的先生去世后，便在社中祭祀。社，是报答根本的礼制。乡先生有什么功劳，值得在这里祭祀呢？我曾深入思考社成为众祀之首的原因，是因为它产生嘉谷、养育百姓；乡先生之所以受到乡里的尊重，也是因为他们践行大道、秉持德行，引导百姓向善。养育百姓，使他们保全正命；教导百姓，使他们保全正性，功劳本来是一致的。然而圣门所论说的道理是：如果实在不得已，宁可舍弃粮食来保存信用；如果君臣、父子有一方失去正道，即使有粮食也不能安心食用。教导开明的功劳如此重要，这正是乡先生可以祭祀于社而不感惭愧的原因吧？后世设立先贤祠堂，也是承继古代遗意。并不是只有亲自接受过教诲、像师生弟子一样的人才可以祭祀；即使那个人已经远去，但他的言行风范仍然鲜明存在，乡人子弟还能够有所观摩效法，那么即使经过千百次祭祀也不可忘记。阳羡自晋代以来，世世代代都有显达人物，如周孝侯周处勇于改过、忠于为国而死，卓然成为百代的表率。从梁代到唐代，文章和功业也有一些值得听闻、值得观览的人。到了本朝，则有乐安蒋公，以儒术受到当时尊崇，即使王安石也推重他而不敢居其前。古灵陈公曾经镇守本郡，死后葬在这里；东坡苏公则买田筑室，最终也死在这里。这两位公的学问、品行、节操和操守，全都是一世的伟人。他们的墓地所藏、寝庙所寄，虽然不是他们的故乡，说他们是乡人也可以。至于道乡邹公，只是从岭南归来时在道士的馆舍住过一夜，县里的人至今还说“这是我们的邹公”。唉！百姓秉持天赋的常性，喜爱这样的美德，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从古到今，只有周孝侯确实有庙宇享祀，其余人我还没有听说有人为他们主持祭祀。宝庆某年，浚仪赵侯与悊来宜兴任县令，把扶助教化、引导百姓作为首要政务。任职两年，百姓受到教化而归服，于是大规模开建祠堂，以尊崇先贤。从周孝侯以下，全都按次序列入祠位。又想到内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以及简惠、文忠二周公，也都是近世博大硕学的人物；有的葬在这里，有的曾寓居这里，都依照旧例加以祭祀。某月某日，安置神位、佐助祭祀，完全合乎礼制。赵侯举行这件事，难道是希望本邦士人君子共同奋发，归向道德吗？看这几位公，都同我们出自同一乡土；他们既然能够做到这样，如今难道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吗？如果吝惜退缩的心确实没有了，还有什么过错不能改正？壮大的志向一旦立定，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虽然如此，学习先贤的是非，绝不能只是一味袭取他们的外在行为。从前我们的先圣多次列举事例，从春秋时代贤大夫如史鱼的正直、子产的仁惠，到处举来告诉众弟子，并不只有一次。至于最亲切直接的传授，只说一个“仁”字罢了。如果做到了仁，天下一切善行无不具备其中。用它来侍奉君主，便能正直；用它来养育百姓，便能施惠；哪一样不是仁的作用呢？求学的人如果确实能够牢记洙泗之地圣贤的教训，把颜回、冉雍所从事的事业作为归宿，那么对于前代贤人的言行风范，即使不拘拘地要求完全相同，我看也没有不相合的。祠堂建在县中山川最优美的地方，刚刚落成，便有瑞木发叶相应，奇异的材木奋然生长，这就是征兆。赵侯在这个县有许多美好的政绩，如今都不记，只记他使宜兴士人感到幸运的这件事。这年十月乙未，建安真某记。碑 《福州长乐县显应庙碑》福州南面的山，转向东行二百里，便是义泉岭，大概是长乐、福清两县的山脊；其中一支更加向北，盘旋广大，共绵延三十里，积水形成二十四处陂塘，直到参溪。那座山叫魁山，那水叫龙潭。山前临水有一座庙，就是渊肃孚济广佑侯的庙。潭水深不可测，高大的山峰挺立其上，清澄的光色和秀美的气息交相回旋，因此那位神灵聪明正直，以功德庇护百姓，多次接受圣明天子隆重而显赫的嘉奖。长乐县祭祀的庙宇共有百余所，神灵封号的等级，以侯为最高。自唐开元以来，神灵的显赫灵异十分著名，《闽中记》《长乐志》中都有记载。世代相传，洪氏女子在潭边洗纱，沉没后没有出来，她家向神灵诉告，不到一天，迅雷暴雨，潭中巨石破裂，蛟龙也死了。到现在已经过了五百多年，县里的官民都把神灵当作依靠，像敬奉父兄师长一样敬奉它，像相信秤和尺一样信任它。绍兴年间，海盗朱聪非常猖獗，已经逼近县境，却看见神兵如云，不敢前进。连续多年大旱而忽然降下大雨，又应验了祈祷。部使者上奏神灵功绩，诏赐庙额为“显应”。隆兴年间封为渊肃侯；淳熙年间加封为孚济；嘉定十七年，又加封为广佑。县里的人都非常欣喜，于是让官员陈某把神灵灵迹的始末记录下来，告诉我说：“希望您作一篇记述。”我考察祭祀制度，凡是对百姓有功，如抵御大患、抗拒大难的，就祭祀他。像侯对这片土地有这样大的造福，获得爵号实在非常合宜。于是我搜集这些事迹，让人刻在祭祀牲口的碑石上，并且作歌来说明上帝的命令和圣明天子的心意，希望神灵永远赐福本地百姓。歌词如下：魁山啊，高大崇峻；深潭啊，幽深无底，是鱼龙居住的宫殿。伟大的上帝啊，眷顾这南方土地，使神灵居住于此，成为众人的主宰。神灵吐纳之间便能调节晴雨，指挥风雨；荡涤反常的灾气，驱除妖异灾害。有蛟龙贪婪凶恶，以人的鲜血满足自己；因此震怒而哀悼，奋发施行上天的惩罚。有凶恶之徒嚣张成群，犹如蜂群；恍惚望见神灵旗帜，便惊惧得如野兽奔逃。百姓依仗神灵，说神灵是我们的父母；神灵虽然不说话，却像相信寒暑那样相信它。光明伟大的君王啊，把天下万方视如子女；他说：‘百姓啊，我给你们的恩德，难道会忘记你们吗？’既用盛大的美名来褒奖神灵，又再加上显赫的封号。中兴以来百年间，三次使封号更加光耀；那些紫诰文书中关于百姓奉事神灵的恩典，哪里有穷尽？神灵又怎样报答上天呢？奇异的材木生长出来，成为王国的栋梁；百姓安居乐业，庄稼茂盛滋长。公侯的礼服啊，王者的圭璧将要降临；便利藩国，都是神灵的赐予。《西山文集》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二十七 宋 真德秀 撰 序

译《皇朝编年举要备要序》莆田陈君均把他所辑录的《皇朝编年举要》和《备要》两部书合为四十八卷，登门告诉我说：“我年轻时，跟随侍从、祖丞相正献公，得以看到本朝的史录诸书以及眉山李氏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非常喜爱它们，只是忧虑篇幅太繁多，不容易看清事情的始末，于是想删去繁杂、摘取要旨编成一部书，以便省力阅读。当时正从事科举学业，未能做到。后来长期困顿于科场，决意退隐山林之间；又因为出入当世名流的门下，得以全部看到前代儒者编纂整理的著作，如司马文正公的《稽古录》、侍郎徐公度的《国纪》，以及《九朝通略》等书，不下十几家，于是广泛考察、相互校订。这样便辑成了这部书，大纲以李氏《长编》为依据；至于各书异同、详略之处，则有时参考其他书籍。从前曾读朱文公的《资治通鉴纲目》，感叹它义例精密；所谓‘纲’，是《春秋》记事的方法；所谓‘目’，是《左氏传》详细叙述的体例。自从司马公作《资治通鉴目录举要》以后，到这里才算集其大成，读者不再有遗憾。我私下不自量力，便仿效它而编写。然而文公所述是前代历史，所以他的书法有时把褒贬寓于其中；我现在所记，只是依据事实记录罢了，不敢完全采用文公的方法。希望您写几句话为它作序，怎么样？”我读他的书，整整一个月才读完一卷，于是感叹说：“这部书写得多么好啊！圣祖神孙的功德、元老重臣的事业，显赫光明，全都具备在这里了。然而综合其中的要旨来考察，自太祖以来，凡是用来祈求上天延长国运、为万世留下无穷福泽的，大体不超过几件事：以仁义建立国家，而不杂用五霸那种权术利欲的谋略；以儒学建立教化，而不混入百家邪僻的学说；求得治理宁可从容渐进，也不采取一时急迫的计策；选用人才宁可朴实迟钝，也不取用轻薄而锐利的小人的才干。嘉祐、治平以前，朝廷大臣的宏大谋略、士大夫的议论建言，彼此共同保全、扶植这些事业，唯恐失去它们，这就是国家大治的原因。自熙宁年间辅臣提出新主意、改变旧法，高谈远古的开端，暗中效法管仲、商鞅，国运的根脉就受到损害了。名义上说尊崇经学，实际上崇尚空寂，学术于是背离正道。说人参、茯苓、蓍草之类不急于用来治病，却把一切杂乱投入的药都当作破肠伤胃之物，根本怎么能不受损伤？说鼎、鼐、琮、璧不足以便于使用，却把杂乱陈列在前的东西都当作奇诡淫靡的器具，风俗怎么能不败坏？章惇、吕惠卿煽动波澜，蔡京、蔡卞兄弟使火焰更加炽烈，又相继倡导、承袭和粉饰，到了蔡京、童贯等人便发展到极点，这就是导致祸乱的原因。” 一百六十七年间的全部史事，其中可喜、可羡、可惊的，一看便都能得到真相，确实是我大宋千万年的借鉴。唉！这难道只是求学者应当反复熟读的吗？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位，专心研习经典训诫，具有高宗、成王的风范；假如能把这部书陈列在御前，那么它用来启发圣听、光明圣德的作用，哪里能够说尽呢？身处穷乡僻壤的读书人，虽然没有阶梯能够自行进献，但夜光明月般的珍宝埋藏在山海之中，终究有无法掩盖的光彩。怎么知道侍从、藩宣中的贤士，不会凭借这部书让上面听闻呢？陈君曾经侍奉正献公，得到他的家学；后来又同贤士大夫交游，扩大了见闻，所以编纂此书时斟酌取舍，都很有条理。若不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事情，便略去不记；他的志向本来就是希望对世道有所补益，不只是区区满足于记诵和浏览罢了。陈君早年曾游学于天子的学校，如今因多次参加科举而受到恩典，将要在朝廷应对策问，却不愿赴任，独自早晚勤勉不懈地从事此书；积累十多年力量，编纂完成后，又将继续编到中兴以后的历史。听说四方有可以共同商订的人，便不怕千百里路远，带着书去找他们，忘记旅途艰难和羁旅的劳苦。这种用心，哪里是世俗之人所能衡量的呢？我迂拙愚钝而缺乏才智，却私下独自赞美这件事，所以为它作序。至于这部书的凡例，陈君已经列在篇首，因此不再说。绍定二年三月辛卯，建安真某序。《清源文集序》郡有郡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起源于古代。郡有文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起源于近世。有了郡志，又有文集，这是为什么呢？郡志用来记载郡中的事情，文集用来收录郡人的文章；郡志保存大纲，文集记录细节。郡志如同经书，文集如同纬书，二者可以互相补充，却不能互相取代。清源郡志成于嘉泰初年，关于本郡山川、疆域、人物、风俗的记载，大概已经比较完备了。至于名卿大儒的论述、文人词家的赋咏，散见于国史、私人文集以及碑碣的记载、楹柱墙壁的题咏，可以用来考见贤才之多、风物之盛美，而郡志不能全部收录的，尚且还有很多。新安程公来此镇守的第二年，对郡中从事武阳李方子说：“本州号称文章的渊薮，却有郡志而没有文集，难道不是缺憾吗？你替我把它辑录起来。”李君接受命令后，退下来广泛搜集整理，得到诗、赋和杂文七百多篇，合为四十卷；又把公田、粮廪、士人的沿革以及郡人编纂的《岛夷志》另编成一册，附在文集之后。他编纂的体例，有的按义理，有的按事类，有的按词调；其中按义理、事类编排的占十分之七，大体以关涉教化、保存典章制度为主，否则即使文辞工巧，也不收录。文集编成后，我来到这里，私下认为，做本州官吏的，不能没有这部书，因为过去那些明智贤哲的官员、忠诚守信的长者，以及值得称道的教化条令和政绩，都可以作为他们的借鉴。若有一件事做不到，难道能够安心吗？做本州士人的，也不能没有这部书，因为前代贤者和故老长辈中那些值得学习的德行、学问，都可以作为他们的准则。若有一方面做得不像，难道能够不自我勉励吗？至于咀嚼其中的精华、涵泳其中的芳润，那只是次要的事罢了。程公名卓，字从元；他治理本州、创立规章措施，使百姓得到福祉的事迹，都清楚地见于文集中。嘉定戊寅十月甲子，建安真某作序。

译赠给萧长夫的序 起初我年轻时读《六一居士序》中论琴的篇章，认为其中忧思深远，具有舜、文王、孔子的遗音；那淳厚古朴、淡泊平和的意味，与尧舜三代的言语、孔子的文章、《易》的忧患意识、《诗》的怨刺之情没有什么不同。于是我叹息着抚摸书卷说：‘琴这种技艺，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吗？’后来我在都城任职，带琴来拜访我的人很多，我静静听他们弹奏，大多厌弃古调的稀微冷落，夸耀新声的奇异变化，使人高兴得想起舞，悲伤得要流泪；想寻求所谓淳厚古朴、淡泊平和的意味，几乎不可得到。大概时代风俗变了，声音也随之改变，即使琴也成了郑、卫之音。屈子说过：‘看椒兰尚且如此，又何况车前草和江蓠呢？’琴尚且如此，那么世俗的一切音乐日益沉沦为郑、卫之声而无法禁止，本来就是必然的。三山萧长夫学习琴艺四十年，生活在饥寒流落、困顿无聊之中，却独自不肯迁就琴声来取悦鄙俗的耳朵。嘉定丙子年秋天，他经过我在大江以东的居处，我和他登钟山、访定林，在寒泉边饮酒、抚弄修竹。长夫欣然为我弹奏了一两曲，声音和谐，如薰风般温润，如兰花般幽静；纵逸而不流荡，凄恻而不哀怨。由此我确信六一居士的话并没有欺骗我。大概他曾经游学于紫阳先生门下，长期听闻君子的义理，所以能够在困穷时不改变自己的操守，本来就是应该的。虽然如此，游学于先生门下的人很多，却没有听说有人像您不改变琴艺这样不改变自己的学问，这正是我格外感叹的原因。他将要出行时，我为他斟酒，并作歌唱道：‘古音多么寥落，听的人都想睡去；新声多么喧盛，听的人高兴得不知停止；从战国以来就是这样，何况如今的世道呢！可叹啊，萧君以众人所抛弃的古音自娱；我的琴可以毁坏，我的志向却不能迁移。那些把方木削成圆木的人，正是君子所耻笑的。霜风萧萧，吹裂你的衣袖；你不要喜好游荡，从此归去吧。我将在仙游等候你，跟随你到武夷去！’ 赠给上饶叶宗山的序 叶君宗山是上饶人，通晓五行之书，为人朴实正直，自……他推论人的寿夭、通达和困穷，十件中大约有八九件不会错。丙子年，他到金陵拜访我，我对他说：‘从前孔子曾经谈到命，说不知道命，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孟子也曾谈到命，说以正当的方法求取，能不能得到却由命决定。所谓命，难道只是日辰、天干地支、生旺衰弱之类末节的东西吗？出仕或退处合乎道义，说话或沉默合乎时宜，面对生死、处于利害关头而不迷惑、不改变，只归依于义，这才是所谓知命。’我当时只是把听来的道理反复告诉你，希望你相信，您去吧。见到世上那些为权势利益奔忙、昏乱而不醒悟的人，就把这些话告诉他们。《万桂社规约》序 林彬之君把《万桂社规约》给我看，我感叹说：‘曾经挨过饿的人，才可以谈论农具的好处；曾经受过寒的人，才可以谈论养蚕织布的功效，否则便会认为这些话只是空泛无聊罢了。我记得自己当初参加乡试时，家里非常贫穷，辛苦经营，才得到一万钱，装上衣服和书籍，快步赶路不敢停歇，到了都城已经疲惫不堪。等到第二次应试，乡人才有人办理所谓过省防的费用【每人交钱一百八十，所以这样说】，偶然把我的名字列在其中，得到几万钱，又加上亲友赠送的路费，这才舍弃步行而乘车，得以把全部精力用于三天的考试，终于中选。因此从我转运到江左任职直到今天，每逢乡试总要资助二十万钱，表示不忘根本。我的乡里距离都城不过十天路程，困难尚且如此，那么温陵的士人，其困难尤其可想而知。林君制定这个规约，它所带来的益处也可以知道了。大概使他们缓解旅途劳顿来保养体力，这是第一项；不使他们受到逼迫来保养心志，这是第二项；不让他们借贷求人来保全节操，这是第三项。一项举措而三种益处都具备，这就是我深为赞许它的原因。然而我乡参加这个约社的有几千人，林君办这件事已经二十年了，同盟者却只有三百多人，这正是濂溪杨公感叹它不如莆地兴盛的原因。林君应当想办法扩大它，使参加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受益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我所说的三种益处，或许就可以实现了。’ ‘至于我身为劝驾之官，却没能恢复接济士子粮食的制度，私下感到惭愧，姑且捐出库钱五万来帮助此事，并且把它作为本州的旧例。虽然还不能赎回我的惭愧，也可以借此表明我的志意。’林君是个崇尚义举的人，凡是乡里有义举，他都勇于率先实行，并不只是办这个社而已。傅景裴文编序 清源傅君景裴把自己所编的文章集《史说》拿给我看，我反复读后叹息说：‘盛大啊，傅氏的美德！自献简公凭借高深文学成为元祐时期的正直大臣，一传而为忠肃公，再传而为至乐公，又再传而为枢密大坡公的兄弟，前后文章名家相望，即使前代文宗也没有能超过他们的。然而傅氏的学问虽然本源于献简公，草堂先生李公汉老又是他的外家亲属。草堂的文章是中兴时期第一流的，至乐父子确实得到了他的传授；大坡早年又到紫阳先生门下向其父亲的朋友执经受业。学术源流日渐深厚，又出自伊洛一派，渊源难道不是很远大吗！’景裴是枢密公的嗣子，从襁褓中便能说话，本来已经在诗书六艺中悠游涵泳。耳濡目染，不用专门学习便已熟悉，他很早就能用笔墨著述，是理所当然的。我过去在建安跟随枢密公时，景裴才六七岁，在父亲身旁嬉戏，眉目清秀温婉，像画中人。如今不过经过几番寒暑，他的著述已经如此丰富。回头看我自己，年岁一天天老去，学问却没有超过当初，真是可羞惭了。虽然如此，辞章华丽容易做得工巧，义理精微却难以穷究。景裴，你还要更加思考如何致力于学习啊！学习不能没有老师，而大坡公正是景裴的老师。我过去曾在盘谷、竹隐之间徜徉，听取大坡公的议论，济岱的典范传统、伊洛学派的正统源流，都汇集在他身上。义理并不只是景裴应当学习，您何不回去求取这些学问呢？将来入朝时，经过我在西山的精舍，一定会有不同寻常的见闻来告诉我。景裴，你要努力啊！

译送给朱择善的序 自从我回到西山草庐隐居，闭门谢客，双脚不越过中宾门的范围，到这里将近一年了。有一天，乌程朱君来拜访，先把书信送来。我看他的文章，辞采和义理都很卓异，意气十分豪迈，赶紧请他进来交谈。问到他的家族出身和一向师友的关系，才知道他是丞相忠靖公的孙子，而且曾经游学于絜斋袁先生门下。喝了几巡酒，他起身说：‘我开始学习时，听到诚意、正心的说法，以为这不过是直截而容易的事。如今从事于此已经有几年了，可是一到利害关头，私心杂念便在内心中突兀而起，有不可遏止的势头。这才知道它并不容易。您将用什么来教导我，使我免于这种情况呢？’我说：‘古人不是说过吗？您如果认为它困难，容易就会到来了。正因为您从前把它看得太容易，所以一个念头忽然松懈，就离道越来越远。如今能感到困难，正是您增进德性的契机。虽然如此，我曾听说，君子的学问之道大概有三项：一是省察，二是克治，三是存养。这三项不能缺少任何一项。学习用来治理内心，就像治疗疾病一样。省察，是察看脉象而知道疾病；克治，是用药来除去病患；’ ‘存养，则又是调理、爱护、防范，以杜绝尚未形成的疾病。如今您对于私意刚刚萌发时，能够察觉并认识它，也可以说是善于学习的人了。然而知道私意有害，却不能勇敢地除去它，就像知道疾病由何而生，却害怕用药治疗。过去颜子向孔子问仁，孔子用克制自己来告诫他。所谓“克”，是战胜并攻取的意思，不是悠悠忽忽、玩忽拖延所能做到的。您如果确实想断绝私意的萌芽，何不也振作精神、奋发努力，像除去蠡虫之害、消灭仇敌一样，不要只依仗自己的认识罢了。’ 《尚书》说：‘如果药不能使人昏眩，疾病就不能痊愈。’ 昏眩正是疾病好转的表现，疾病痊愈以后，才可以施用平和的药剂。这就是存养的功夫必定要接续在克治之后的原因。那么存养也有要领吗？回答说：以敬为要。敬从哪里开始？回答说：从戒惧和慎独开始。您回去取圣贤的书反复研读，自然会知道我的话并非荒谬。不过我对于学问，也正是所谓知道却不能确实实行的人。这些话哪里只是为了勉励您呢？也是借此自我勉励。赠给富春孙守荣的序 我到潭州几个月后，临川陈生替我占筮，得到《益卦》的九五爻辞：‘有诚信而施惠于人，不必另有所作为，大吉。’不久，富春孙生又替我占筮，得到《临卦》的六二爻辞：‘以感通之心临事，吉，无所不利。’真诚发自内心，叫作“孚”；不带私心而感通，叫作“咸”。治理政事的根本，没有什么能比这更重要了。假如让我在《易》三百八十四爻中选择，我难道能够选到别的道理吗？古代君子尊崇《易》而重视占筮，确实是有道理而并非欺妄。孙生名守荣，年轻时就双目失明，所以他的技艺专精。他凭借确切的听察来判断事情，往往合乎义理，几乎超过了世上那些眼睛能看见、内心却盲目的人。我听说我正买田来供养本州的鳏寡、废疾者，孙生悲伤地叹息说：‘守荣双目失明，所以想到别人的失明。’他将要回去时，打开自己的囊橐，召集同类的盲人，每天供给他们饮食，并且把自己的学问传授给他们。唉！守荣只是一个占筮的先生，却能因为自己的疾病而怜悯他人的困穷。假如世上在位而有力量的人，以及有力量却不在位的人，都能这样存心，他们所救济的人不就很多了吗？我敬重他的技艺，感动于他的话，又惋惜他离去，所以写下此文赠给他。《感应篇》序【代岳父所作】《感应篇》是道家用来警戒世人的书。蜀地士人李昌龄为它注释义理，出入儒、释、道三教之间，共有数万字。我仕途坎坷，志愿不能实现，所以常喜欢刊刻善书来施给别人。按照儒家的说法，有《大学章句》《小学字训》等书；按照佛教的说法，所谓《金刚经》注，我已经刊刻三次了。然而《大学》《小学》可以教导求学者，却不能拿来对普通百姓讲；《金刚经》奥秘深密的义理，又不是没有利根宿慧的人所能领悟和解释的。只有这篇文章指陈善恶报应，明白而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启发良心，所以我又捐出钱财，带着工匠镂版刻印，交给塾学，希望得到它的人摹写传给别人。这样或许每家都能传有这个药方，每个人都能带着这剂药，足以医治迷惑风俗的膏肓之疾，也不算小小的补益。我还听伊川先生说过：‘凡是有动作，都是感；受到感召必然有回应。回应又成为感，感又产生回应。所谓动作是什么？就是这颗心的发动。人的一颗心，虚灵明彻，万种义理都具备其中。它尚未发动时，哪里会有不善？等到它已经发动，就有正确和错误，然后善恶显现出来，吉凶祸福也各自按同类得到回应，这是不可欺骗的。人们知道灾祸福庆的报应征兆由积累而来，却不知道一个念头的发动，就是吉凶祸福的门户。’ 李氏在开头一章所作的注释最为合乎义理，所以我特意把它表彰出来。至于其中有些话涉及幻怪之事，大都只是为了警醒愚昧、使迷者觉悟而设，我本来无暇深入讨论；读者考察他的用心而取其有补益之处，也就可以了。赠给篆字余焕的序 我曾感叹世道变化的趋势，大抵是由厚重趋向浅薄，由简朴质实趋向浮华，由庄重趋向巧媚。凡是文章、技艺，直到器物等末节，哪一样不是如此？姑且就字形书法来说，从虫鱼之体一变而为篆书，再变而为隶书，又变而为真书、行书，变化到了极点便成为草书。学习它的人容易学成，欣赏它的人容易喜爱，姿态百出，而古意荡然无存。建阳余君焕精通大篆、小篆，笔势奇伟而不寻常。我曾让他书写圣贤的话，悬挂在座位旁边，像正人端士穿着古代衣冠，巍然端坐，拱手而立，使人望见便生起肃敬之心，即使严厉的老师、敬畏的朋友，也不过如此。余君凭借这项技艺游历四方，能够理解它的人很少，喜爱并赞赏它的人更少。难道不是因为它简朴质实而不浮华、庄重而不媚俗，只能使人敬重而不能使人欢喜吗？这正是我加倍叹息的原因。虽然如此，天下从来不缺少喜爱古风的人，您只管前行，必定会有理解您的人。绍定元年十月，余君将要前往东浙，我写下此文赠给他。

译赠给钱道人的序 古今谈论善于相人的人，一定把许负一类人列为首位。我认为许负等人只能知道人的升沉、寿夭罢了；至于辨别贤愚、判断善恶，却没有谁能超过邹孟子。因为他说：‘胸中端正，眼睛就明亮；胸中不端正，眼睛就昏暗。’又说：‘仁义礼智扎根于内心，生发出来的神色纯粹和润，表现在脸上，充盈在背部。’观察人的方法，全都在这里了。懒溪钱生，风鉴之术很高明，更应当在这些方面具备一只慧眼。如果只会知道升沉寿夭而已，那就不是我所敢于了解的。《学易斋书》。赠给顾泾的序 我读各史《方技传》，看到那些以技艺闻名的人，一定专精于一门，然后才能达到高明。至于推步星象来知晓天时、观察形势来考察地理，又是术数中更难的。上下数千年间，能够兼通这些方面的，只有管公明、郭景纯、李淳风、僧一行几个人而已，难道不艰难吗？庐陵顾泾君精通阴阳五行之学，用它推测天象便神验，用它观察地势也不苟且。如今以术数闻名的人，没有能超过他的。我乙酉年赴朝廷时，在道路桥梁之间遇到他，他对我说：‘您这次出行，不到一百天就会回来。’后来果然如此，他的验证就是这样，难道不是神奇而能做到的吗？四年后，他到粤山脚下拜访我，我们一起讨论考察卜冈丘陵的方法，他整天滔滔不绝。由此又知道他并不是急于求售、苟且谋利的人。我年老了，正准备向您求问安葬骨骸的地方，恰逢您有东浙之行，所以写下这篇文章赠给您，也借此确定您再次来访的约定。送周天骥的序 上饶周天骥君专心致志于学习，我曾经因他书斋的名称对他有所告诫。如今他又屈尊来到我的破屋，谦抑自处，希望听到一套终身可以实行的为学要领。我对于学问，只是涉猎而未纯熟，粗浅而不精深，拿什么来告诉您呢？虽然如此，也曾听到过大概的道理。把圣贤的大道看作一定应当遵循，把异端邪路看作不能踏入，这是明确方向的要领。对于不合义理的富贵，要像污垢一样远离；不幸处于贫贱，要像甘蜜一样安之若素。立志于道而遗忘利益，重视内在而轻视外在，这是审慎取舍的要领。要进一步做到这两点，非学习不可。学习一定要读书，但读书不能泛泛而读。先读《大学》，其次读《论语》《孟子》，最后读《中庸》。经书的义理已经明白以后，才能读史书，这是读书的次序。沉潜于义理训释，反复推究句读，用身体去实践，用心去验证，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这是读书的方法。然而，用来维持这颗心、使它成为读书根基的，难道没有要领吗？也只是一个“敬”字罢了。程子所说的‘主一无适’，是敬存于内心；‘整齐严肃’，是敬表现在外在形态。平日居处要戒慎庄敬，如同面对神明；说话、行动、应答交往，都不失分寸，那么内心就有确定的主宰，义理也就能够进入心中。内心持守坚定，认识就会明白；认识明白，内心的持守就会更加坚定。朱子用来教导人的，大略就是这样。古语说：‘回去求取它，身边还有很多老师。’ 您回去取来朱子的书认真伏案阅读，再加以深入思考，切实地实践它，就会有所自得。又何必把我的话看得那么重要呢？《临斋遗文》序 起初我与汤升伯君交游，知道他质朴厚重而有文采，是位君子。十多年后，我又在都城遇到仲能，当时仲能刚考中进士；看他的立论和志趣，已经不像科场中的普通举子，我心里私下独自感到惊奇。等到我出使江东时，仲能恰好留在邻郡，我邀请并把他请来，托付他办理赈济灾荒的事情，仲能欣然接受，事情办完便径直离去。从此我更加敬重他。又过了三年，我在海上遇到他，他的文章更加精工，议论更加有力，求学也更加勇猛。有一天，他忧伤地告诉我：‘先父一生喜好古学，写作古文，不幸带着未竟的志愿去世了，如今遗稿只保存了一两分。只有《易疑》《易说》是他用心研求而有所心得的作品，却又未能编成完整的书。您喜爱古文，如果确实能把爱护古文的心推及先父，为他的遗稿作序并加以发扬，那就太幸运了。’我回来后伏案阅读，发现他的诗闲适淡泊、舒缓有余，具有自得的情趣；他的文章铺陈畅达、条理清楚，而且切合实际情况。至于解释经书，往往窥见其中的奥秘，有些地方是世俗儒者所未能达到的。评论古今，尤其多能体察人心深处的微妙，这哪里是勉强能够做到的呢？大概他平日求学问道，一概以诚为根本，曾取‘上帝临女’的含义来命名书斋，早晚居处其中以自我警戒，由此可知他用力之深。唉！士人凭一己微薄之身，却想穷尽天地万物的道理；生在千年之后，却想考察古代圣贤的内心，这哪里容易做到呢？然而只要以诚心求取，就没有不能得到的。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也只是一个“诚”字罢了。世上的求学者不明白持守、涵养的实际功夫，只是一味致力于语言文字的工巧，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不诚实了。用不诚的心去窥探天地圣贤的深奥，就像拿蒙尘昏暗的镜子去照见万物，想求得近似，怎么可能呢？君在学问上已经立志于大的方面，可惜困居乡里，未能广泛参见诸位老先生，来穷究其中的精微，却不幸去世了，难道不可叹息吗！君名某，字德威，是饶州安仁人，和他的兄长德成都以学问品行著称于乡里，却都没有得到时运。君的四个儿子中，名干的是伯升，名巾的是仲能；他们已经笃志学习并有所声誉，我也将不断勉励他们，他们或许能够完成君的志愿吧？嘉定戊寅十二月壬子日，建安真某作序。

译傅枢密文集序 观文殿学士、河阳傅公去世十六年后，公的弟弟竹隐先生才开始把他的遗文编成三十八卷，拿给我看，说：‘先兄一生写文章很多，如今删去不必流传的，保存可以流传的，谨慎地编次收录如上。’唉，我的兄长从少年到老年，淡泊而忘却其他嗜好，唯独勤勉不倦地从事文章。闲居时常常诵读书籍，每天以寸许进度为限；到了沉浸其中、痛快淋漓的时候，甚至不知道饥渴寒暑。当初他的志向大概是想凭自己的力量奋发求取功名，不幸生逢天下清明之时，所能施展的职位只到二千石的部刺史。等到他内心郁结到了极点，有权势的人才开始推举援引他，可那时已经不是合适的时机，而公也老了。所以他虽然凭借文章才学取得高官显位，终身却常常像心意未能舒展。志向既没有在当世得到充分实现，只有文章可以寄托自己并流传后世，如果连文章也暗淡无闻，那就更加不幸了。我的兄长一向知道您，您替我作序使它流传，可以吗？我惭愧自己才力不够，退下后私下想道：公镇守建安时，我以新进士身份拜见，请教作文的方法，公不嫌弃我，教导得十分详尽。大意是：‘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您回去取古人的书大量阅读，精心鉴别，那么文章像春天的花木一样茂盛、像兰花一样芬芳，总有一天会达到这样的境界。’ 可惜那时我还年轻，所问的只是科举文章罢了。如今看这所谓三十八卷，才确实相信公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正如公用来教导我的那样。当初公凭借词章学问入仕，侍郎黄钧公称赞他的文章，像在蜀江中漂洗的锦绣；宰相虞雍公也说他是未经雕琢的璞玉。后来他的研求日益精深，积蓄日益丰富，谈笑嬉戏之间就能写成文章。至于他的诗，有三百多韵；从前云龛先生评论王初寮的文章说：‘幽深微妙而透彻，如同贯穿珠子的缝隙；明丽整齐而劲健，如同裁截绮罗的尺子。’我对公的文章也可以这样说。然而，这还只是他早年的作品，或者说是应酬之作罢了。晚年入朝廷，讨论宗庙大典礼仪，引经据典、铺陈辨析，出入经史百家，洋洋数千言，即使汉代以礼学著称的儒者也不能远远超过他。这样看来，公的学问难道只是在无用之处耗费心思吗？《宣城一书》中的思虑恳切，陈述敌国必亡的形势和中国必胜的道理，却始终以形势尚未能够取胜为说。他对古今用兵的成败利害论述得非常详尽，主张先治理我们自身的事情来等待敌人的破绽。当时权臣开拓边疆的意图十分强烈，公的主张本来就是这样。既然如此，那么世上那些用傅防来诋毁公的人，难道全都知道他内心真正存有的志向吗？公年轻时自负才华，绝不甘心庸庸碌碌；他曾经和泉守王龟龄公的诗，其中有说：‘名节是士人所看重的，应当像保护眼睛和脑髓一样。立身朝廷和自身行事，根本末节都要经得起考察。’这志向是怎样的呢？只是不幸没有在合适的时代得到任用，平生一向的心愿终于有不能自我表白之处。古代君子宁可使自己处境困顿，也不肯稍稍混淆自己的行迹来迎合世俗。公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回想过去我曾有幸跟随公交游，距今才二十年。如今来到温陵，墓上的树木已经粗到两手合抱。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分。因此对于竹隐先生的请求，不敢坚决推辞，便把大概情况叙写在篇首，使读者详细考察。送王察推的序 莆地过去就多有奇异的物产；中兴以来，三山出了许多著名的宰辅大臣，功业显赫、前后相继，其他人物在朝廷内外接连出现，多得无法记载，这是多么兴盛啊！我近来从泉州经过这里，登上方氏诗境楼，四面环绕的苍翠山色扑入眼帘，应接不暇。壶公一峰高大挺立在群山之上，像王义方在正衙面对仪仗斥责义府，又像张万福在延英殿下叩拜，高呼太平万岁。山川既然如此高峻秀美、雄奇壮丽，那么人物兴盛，本来就是应该的。王君实年纪刚三十岁，凭直言对策被擢为进士第四名，声名一天天更加显赫，这就是山川所聚集的美好吧？然而上天生育人才，并不只是偏爱其个人罢了，大概还将对他有所期待。何况声名盛大的人往往会得到显要职位，身居显位就必然承担重大责任，这尤其是君子所畏惧的。王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想停止学习，难道能够做到吗？古代求学的人，从年轻时起，师友所讲习的、早晚所实践的，就没有不是大人的事业。等到长大，在大学中学习，那么天地万物的道理，没有不加以考察的；古今兴衰存亡的变化，没有不考究其所以然的；人处在天地之间所应承担的职责，没有不探究到底的。所以，对内足以成就自己，对外足以成就万物；根本和末节、先后次序，并不是两回事。后世士人只知道学习科场文章，用来钓取利禄罢了。至于明白善理来使自身真诚，推究事物来扩充自己的认识，本来就没有时间顾及。等到有一天承担起治理人的事务，饥饿的人想要得到食物，寒冷的人想要得到衣服，忧伤不平的叹鸣，等着我来平息；纷乱浩大、交错迭起的变故，等着我来安定，这时才茫然不知如何应对。从古到今，迂腐儒生和庸俗士人误害国家，哪里数得清呢？大概是因为平日急切追求做官的学问，却从未治理根本。学习来求取仕进，本来是后世不可避免的事；只是得到官位之后，便认为已经足够，不再用力于学习；或者知道还要用力，却所学又不是古人所谓的学问，那么立身根基低下、成就浅陋，不是很合乎情理吗？王君是有志之士，所以我用古人的事业来勉励他。如今他开始在潭州任职，这里是朱文公先生曾经治理和教化的地方，道林、岳麓一带山谷高峻险绝，其中一定有传承先生学问而不为人知的人。您此行应当去寻访他们；对于我所说的话，您一定会有不约而同的体会。不过我也是喜好学习却不知道方法的人，所以借此自我警戒。嘉定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建安真某作序。

译送汤仲能到繁昌任职的序 起初我担任护漕使，听说江边有个县叫繁昌，便说：‘这里一定是百姓富足、风俗兴盛，所以才配得上这个名称。’正赶上年成大灾，我亲自出巡察看，船行经过芜湖，远望江边居民房屋有数百所，船夫指着那里说：‘这就是繁昌县。’我舍船登岸，看见当地人贫穷、饥饿、困苦、瘦弱，比其他县严重；市场街区店铺荒凉冷落，带有淮甸一带的风气。我暗自惊异，说：‘难道是灾年所造成的吗？’父老忧伤地说：‘我们县在太平时期有将近几万户，田地收入非常丰足，鱼虾、竹苇、柿子、栗子的物产丰富，靠这些自给自足，没有什么不足。南丰曾公的记文还完整保存着，可以核验。建炎年间盗贼兴起，本县被兵乱掏空；开禧以后，旱灾蝗灾接连而来，这是上天造成的，又还能责怪谁呢？至于既没有旱灾蝗灾，也没有兵乱盗贼，而我们这些愚昧百姓却总像不能安生，这是为什么呢？赋税有固定期限，官吏拍手争先；征敛有固定名目，把多征余财视为贤能，馋涎像河流一样流淌，暴虐的命令像老虎一样凶猛；火灾尚且可以扑灭，贪暴的官吏却要杀死我们。’我听了长叹说：‘赋税征敛的苛酷惨烈超过兵乱盗贼，贪暴官吏的威势猛烈超过旱灾蝗灾，难怪过去以繁昌为名，如今却以贫穷憔悴相告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 唉！这不是治理百姓的长官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我的朋友汤仲能考中进士，开始到繁昌任职，将要出发，来求我写一句话为他送别。他是一个乐于行善的人，所以我把过去从父老那里听到的话告诉他。仲能不过是主簿，百姓的忧愁、喜悦、安乐，并不是他一个人能够专断的；但这就像玉石一样，玉石所蕴藏的山土草木、晶莹光润都与它相关，何况他的职位本来可以惠及百姓呢？我知道仲能一定不会苟且从事。至于我的行事没有什么值得告诉您的，只是想到我离开温陵那天，曾经把治理泉州的得失询问郡僚李晦公，晦公说：‘您治理政事三年，可以不感到惭愧的有两点：竭尽自己的忠诚和始终不懈的真诚，仅此而已。’我虽然惭愧局促，不敢说自己确实做到了，但做官面对百姓，必定要以这两点为根本。因为一丝一毫不尽自己的力量，就不能称为忠；一个念头不能连续保持，就不能称为诚。自己还没有尽忠，却希望别人听从自己；自己还没有真诚，却责怪事物回应自己，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我正日夜思考，想在这方面有所进步却尚未做到，所以希望仲能努力实行。我在镡川写信，问起朋友们过去听到的意见，您可以试着用这些话来验证自己。嘉定十三年五月初一，建安真德秀书。张仁父字序 张君以“宗玉”为名，来请我为他取字。我取戴氏记中‘温润而泽’的含义，给他取字为仁甫，并且告诉他说：‘您知道我取这个字的意义吗？仁是五常之首、万善之源，它的本体完备，作用广大，不容易用言语穷尽。您学习医术，我姑且就您所知道的来说明，可以吗？医书把手足痿弱、麻痹称为“不仁”，前代大儒认为这是最善于说明仁的名称。血气周流，没有什么阻隔，即使一根头发、一片皮肤的末端，也没有不牵动内心；一旦关节、脉理有一处不通，四肢这样大的部分，就仿佛与自己没有关系了。孟子说：‘仁者把对所爱之人的爱推及所不爱之人；不仁者则相反。’仁多么伟大啊！向上用它来医治天下的人，是贤良的宰相；向下用它来医治疾病的人，是高明的医生。禹、稷、阿衡看见百姓饥饿、溺水以及不能得到安居之所，就像是自己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一样，这是用仁来医治天下的人。秦缓、卢医、扁鹊，能够使沉重难治的病人复苏而生，这是用仁来医治疾病的人。史书说善于医病的人能够透视五脏，世人常常怀疑这件事。仁存在于心中，即使相隔万里，也好像近在眼前，谁说以仁行医的人不能窥见五脏的细微情况呢？’ ‘如今我用这个字命名您，它和您的关系实在很深。况且您尚未完全精通医术，怎么能没有疾病呢？您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您呢？如今有人带着疾病来求我，这和过去人们带着疾病求医有什么不同呢？能够存有这种仁心，那么诊察一定精细，施治一定仁厚，这才不辱没我给您取的这个字。’仁甫研读岐伯、伊尹的著作，通晓五运六气之学，而且内心又乐于救助别人，所以我为他写这篇序来勉励他。送给偶然居士的序 郑彦祥君名瑞，是浦城县西里人，擅长锦囊玉函之术。起初我谋划安葬父母，后来又改葬兄长和妻子，带着图书、夸耀技能而登门的人，不下十人百人。最后替我在银山山麓营造父母坟墓的，是彦祥；把我兄长和妻子的灵柩迁葬到屏山南面、桐山山坞的，又是彦祥。本县士人听说后说：‘只是偶然罢了。’彦祥听后也笑着说：‘这确实是偶然。先前别人向我求取这种地方，我没有找到；找到以后又没有人愿意用我，即使我自以为有功，又能怎样呢？既幸运地找到了，又幸运地主人只听从我的意见，使我的术数能够发挥作用，这不是偶然又是什么呢？’于是自号为‘偶然居士’。我认为彦祥的话很谦逊；但看世上的士人，术业相同，见识思虑也相同，一旦把它们用于实际事务，成败得失往往就不同，这难道真是技艺有高下吗？只是偶然与不偶然而已。庄子说过：‘能使手不龟裂的药方是同一个，有人用它来获得封赏，有人却只能靠它漂洗丝絮。漂洗丝絮本来就是他的处境，获得封赏的人难道不是偶然吗？’以德感动上天，以真诚取信于万物，是天下最难做到的事。古代君子本来有能消除难以消除的灾祸、驯服难以驯服的暴乱而退身的人，却把功劳贬低归于偶然。退让并自我贬抑，不足以损害他的功业，反而只会更加彰显他的美德；谦逊之所以最终吉祥，原因就在这里。况且世上那些把感情寄托在外物上的人，得到它就得意欢喜，得不到就忧惧不安，因此冰炭交杂袭来，胸中没有片刻安宁。只有有道之士，把外物的到来看作浮云，把外物的离去看作瓦甑坠地，一切交给上天，而不让自己的感情停留在外物上，这样到哪里会不能自得呢？彦祥的智慧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我只是取他的话中不自我炫耀的地方，所以写下此文赠给他。

译《迩言》后序 我读刘子《迩言》，常常读到一半便停下叹息。有人问：“刘子的言论，不过是平常的言论，您为什么屡屡叹息呢？”我说：“您以为我只是玩味他的文辞吗？如果只是玩味文辞，那么刘子的话固然只是平常话。谁知道它对学问有功呢？求学没有比认识人的本性更先的，认识本性以后才能认识天。天赋予人的本性很厚重，对人的期望也很深。人虽然和万物一样有生命，但身中具备阴阳二气，心中根本具备五常，因此远远不同于万物。所以必须达到尧、舜那样的善，才可以说是尽了人的本性。仁、义、礼、智的端绪，只要有一项亏缺，就会把人看作物；人与物之间的差别也就所剩无几了。人从天那里接受这种本性，就像在朝廷接受职任一样。一条道理不遵循，叫作违背天意；一件职事不治理，叫作旷废官职。旷废官职还可以感到惭愧，违背天意难道唯独不惭愧吗？天使我具有人的形体，我却把自己当作物；天使我具有善性，我却违逆它。这就是上天所认为的无能之子，也是世间的狼疾之人。孟子七篇，反复叮咛已经极其周到了，可世人没有省察。如今刘子这部书，只有几千字，却对此再三论说。它的第一章说：‘人的本性，就是天地的本性。’孔子认为它可贵，孟子认为它本善。它已经可以说是认识了性命的根源。它悟到天理本来相同，怜悯世人自己残害自己，所以言语精深而痛切，反复说明，恳切周详。至于投珠掷璧的比喻、戴帽的猕猴和穿衣的猕猴的警戒，读者都会因此凛然变色。唉！说它对学问有功，难道不对吗？不过，我知道求学将近三十年，听闻大道却很晚。假使几年前就得到这部书来读，也未必不会把它看作平常话。玩味华美文辞而遗弃实际内容，饮薄酒而丢弃醇酒，我到这时才知道回头。唉！有志于求学的人，希望把我的不敏悟作为戒鉴吧。《送潭州陈教授序》括苍人陈端父将要到潭州任教授，请求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我正忧愁，不能成言。但我常私下忧虑，如今任职治理百姓的人，没有不说治理困难的；任职教育士人的人，也没有不说教化困难的。问他们原因，就说：风俗鄙陋而难以教化，变化欺诈层出不穷而难以察知。这就是治理困难的原因。至于士人难教，一方面比百姓更严重，因为口头讲仁义而内心趋利的人很多，文辞华美而品行驳杂的人接连不断。这就是教化困难的原因。唉！这些固然如此，为什么不反过来从自身求取原因呢？心，是一身的主宰，就像主管治理和教化的官吏；耳目、手足，都是听命于心，就像接受治理和教化的人。一颗心驾驭众多形体，是极其简约的事。它能使身体不随自己所嗜好之物而改变吗？能使行动必定合乎礼吗？我看见外物与人的形体相互接触，牵引人随波流荡的情形太多了。治理它却不驯服，教导它却不服从，于是便只知道愤怒憎恨它。却没有听说过耳目四肢不听命令，而心能够反过来自责的。大概洙水、泗水之间圣贤的道理，在世上隐晦阻塞、不能流行。士人自从得到一官半职以上，就只知道治理别人。因此，他们早晚忙碌的，大多只是寻找别人的过错。反过来观察内心、寻求自身过错，却从未花费片刻功夫。等到治理的成效不如古人，便推诿说：“这是风俗难以治理啊。”难道不想想自身已经治理好了吗？自己的行为可以用来教人了吗？以自身尚未治理好去面对难以治理的百姓，自身还不足以教人，却尤其责怪风俗不可教化，这难道是圣贤反求根本的意思吗？从前颜子向孔子询问治理国家，孔子认可了他。追究颜子用功的地方，不过是视、听、言、动四件事。视听言动不敢忽略，难道是有意求得去端正别人吗？然而最终自己端正了，别人没有不跟从的，这就是其中的道理。不只是我有这种道理，别人也有。启发他们，他们就明白；倡导它，他们就响应。用力的地方难道不是很简约吗？何况士人做士人，又怎么能和普通百姓一样看待呢？潭州是大藩镇，从前大儒、经师接连在这里活动。以求学自负的士人，不知有几千几百。您奉命做他们的老师，确实知道这件事很难了。不过，这里有一条道理：不要向士人求取，而要向自身求取；不要只向自身求取，而要向内心求取。心的命令能够在自身实行，然后我的教导才能在士人中实行。因此，道理是不可改变的。您如果幸而认为这话对，就请把它一并告诉如今治理百姓的人，不要只是厌恶地看待百姓。却不知道回头。嘉定壬午年正月初一日，西山真德秀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去年春天，端父来到潭州，我写了这篇文章赠给他，文章还没有写完，端父便出发了。明年初伏日，我翻阅旧稿找到它，于是抄录下来交给端父。当我拿笔写作时，哪里知道会和端父在这里相遇呢？又哪里知道自己会承担治理百姓的责任呢？既然如此，我用来警戒端父的话，端父也应当反过来用来警戒我了。

译《咏古诗序》达斋所作的若干首咏古诗，是我的朋友龚德庄创作的。古今诗人吟咏凭吊古人古事的很多，断烟、平芜、凄风、淡月，以及荒凉寒冷萧瑟的景象，读者往往慨然悲伤。写得工巧固然工巧，但对世道并没有什么补益。只有杜牧之、王介甫才高韵远，超迈绝伦；他们写赋息妫、留侯等题材的作品，足以订正千古的是非。如今德庄的作品，写到得意处，并不逊于这两位。至于运用诗人的比兴体制，发明圣贤义理的奥秘，那么即使前世以诗自负的人，也还会面有惭色。德庄年少时便学习作诗，微妙的辞意和深奥的旨趣，已经融会贯通；又广泛参究诸位老先生的著作，沉浸反复，不达到极致不停止。他涵泳日久，所以积蓄丰富；权衡标准公正，所以褒贬确切而有根据，本来就应当如此。不过，德庄在这里，难道只是斤斤计较前人已有作品的得失吗？他怜悯时局、忧虑世事的志向无从自行抒发，便全都寄托在诗中。赞美善行，极力褒扬，希望后来者知道仰慕；憎恶恶行，极其严厉，希望听到的人知道戒惧。名义上是咏古，实际上是讽谏当今。这是孤臣身在田野的心意。人们只看见他从容闲适、和平温厚，却不知道他内心忧愤叹息，甚至到了抽泣的地步。古代把《雅》《颂》陈奏于闲暇宴饮之时，把《二南》用于房中，是为了防止邪僻、培养中正之心。卫武公作《抑》诗以自我警戒，最终成为当时贤明的君主。楚灵王那样无道的人，一听到《祈招》中安和深长的歌词，也会因之畏惧而不得安宁；诗感动人的力量就是如此。后来这种意义逐渐亡失，凡是每天进入君王耳中的，不过是乐府的新声、梨园的法曲罢了，其中不使人心荡志溺的，几乎没有。如今德庄的作品，假如有幸被太师采纳，陈奏于君王面前，歌工乐史早晚吟诵，它所能启发、感悟、激发人的地方，难道还会少吗？《春秋》推求显现之事以见至隐，善于观察人的人，要察看他所安处的志趣。德庄的诗对前史所采录之事，有的贬抑排斥；对于悠悠众谈共同议论之事，有的却阐明它并非如此。这难道是故意求异吗？诛杀少正卯，辨析匡章，考察众人的恶行，讥刺乡愿，其中有不肯与世俗相同的地方，正是圣贤推究人情的公心，也是《春秋》诛责动机的大法。世上的奸邪小人，隐蔽闪烁，自以为足以欺骗当世、迷惑后人，却不知道高明通达的人洞察内心，落笔便加以声讨，一个字一个字地鞭挞，使其再无隐遁之情；死去的人若有知觉，也将遗憾自己没有活着时便改正。既然还保存着、还可以改正，为什么偏偏要自我放弃呢？唉，这些话真令人悲伤，谁能理解我的苦心呢？龚君字德庄，号达斋，是他自己的号。《攻媿先生楼公集序》鄮山参政楼公攻媿先生的文集，共一百二十卷。建安真某恭读后叹息说：唉！从这里可以看出楼公在朝廷侍奉君主的大节。楼公的文章如同日月星辰和五星，森然照丽于天汉，光明可见而不可穷尽；如同泰山、华山等高山，蓄积疏泄云雨，巍然高峻而无法测知山巅边际；如同九江百川，波澜浩荡奔涌，深广无边而看不见涯岸。人们只看见它英华发越的盛大，却不知道它的根本所在。庆元初年，韩侂胄被任命为知閤门事，忠肃彭公竭力进谏，诏令改任韩侂胄为内祠。彭公被外放任郡守，楼公当时在琐闼，极力论说此事：“离去的人不能再侍奉左右，留下的人召见没有固定时间，终究不能把他放远。”当时韩侂胄的罪恶还没有显露。后来他暗中玩弄国柄，以党争之论把天下贤士全部禁锢，挑起敌患、抛弃盟约，朝廷内外骚动不安。天下这才佩服楼公的先见之明。朱文公在经筵侍讲，内批命其任祠禄官，楼公扣住诏命不下发，说：“如今人望所归、儒宗之中，没有谁能超过熹。”奏章虽被搁置，但在邪说充塞之时，他首先倡导士人共同尊奉朱公，后来终于依靠这番话解除学禁，使道统得以延续。因此，先观察楼公一生的大节，然后才可以读楼公的文章。楼公出生于世代仕宦之家，承接朝廷的文献，广泛穷究群书，认识古文奇字，文章兼备各种体裁。他不像其他人那样见识狭窄、文辞僻涩，只凭一项长处成名；而且以忠孝发其文，以仁义为根本。他所写重大的典册和议论，关系到世道的盛衰、学术的兴废、善类的离合。淳熙、绍熙年间，博学宏才之士充满朝廷，每当一篇奏章写出，其中引证详备、义理通达，学士大夫读后必说：“这是楼公的文章。”每当一道诏令下达，文辞气势雄浑、笔力雅正劲健，也必说：“这是楼公的文章。”唉！所谓有根本的文章，不就是这样吗？楼公既已挫败韩侂胄的锋芒，退居闭门十四年。嘉定初年，被起用为内相，不久辅佐朝廷大政。从前的同辈几乎都凋零殆尽，楼公却巍然独存，于是成为一代文宗。我曾私下评论，南渡以来词人固然很多，其力量气魄可以和全盛时期的先贤并驾齐驱的，只有野李公、汉老龙溪汪公、彦章和楼公三人而已。当年我在南宫主持考试，在东府禀报政事，有时请他讲论一整天，有时极力论说直到天明。我退下后把这些话写在衣带上，终身诵读。他之所以仍被当世善人君子所亲近，而没有沦为普通人的行列，是因为楼公的教诲。楼公的小儿子冶命我作集序，我哪里敢推辞？建安真某作序。《西山文集》卷二十七。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二十八。宋真德秀撰。序。

译《送萧道士序》。大江以西，天下有许多名山，玉笥山是其中最突出的。按照道家的说法，这里是梁代萧子云修炼成仙的地方。不过，他的事迹已经模糊不清，无法再考察了。我在豫章时，查考图书，慨然产生了登高远游的想法。想着将来把印绶交还朝廷，渡过大江，登上西山，到旌阳的居所拜访，窥看洪崖的水井，经由葛峰，走遍玉涧，溯章水登上崆峒山顶，从麻源道出来，经过樵川，然后回来休息。事情却有很大的不合：过了三年【缺】在湘中又过了两年，才奉召请归。我在路过清江时，郡人张元德邀请我去閤皁山，车驾将要出发，最终没有成行。这样，所谓玉笥山，自然没有机会到达。前后几年，我两次踏入江西境内，却始终未能在四五座名山中留下足迹，唉，真令人遗憾！今年我疲惫地卧在招鹤草堂，有一位从玉笥山来的方士来拜见我。看他的名帖，姓萧名守中。我说：“啊，您莫非是子云的后裔吗？过去我想游玉笥山却不能实现，如今见到从玉笥山来的人，能够询问此山是否安好，我的心愿也满足了。”于是把他留在山房，多次和他交谈，又知道他会弹琴，也会作诗。我一向喜欢听琴瑟之声，尤其不能忍受没有听到它；只是取来他的诗阅读，才发现诗篇都清逸绝妙，不是吸食沆瀣、餐食朝霞的人不能写出。山川秀美杰出的地方，必定会把非凡之气赋予人。根据您的襟怀韵致不凡，更加可以相信玉笥山必定是奇异的胜景。不过，我有一点疑问：您的名是“中”，字是“黙”，难道不是以少说话作为戒诫吗？我听说伯阳氏所讲的道，是损之又损，直到无为。所以学习道的人也必定要放下肢体、黜退聪明，脱离形体、抛弃智巧，然后与大道相通。如今您以少言为戒而归于沉默，很好。但您还不能没有琴和诗。这说明您知道多言的害处，却还不知道多才多艺的拖累。”萧默怡然一笑说：“有这样的道理吗？然而琴是用来涵养我的心，而我本来没有心，即使整天弹琴，也可以说未曾弹过。诗是用来舒展我的情感，而我本来没有情感，即使整天吟诗，也可以说未曾吟过。未曾弹奏的琴与没有琴相同，未曾吟咏的诗与没有诗相同，哪里会有什么拖累呢？”我说：“您的话通达了。”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他东归的赠言。宝庆丙戌年中元节前六日，西山居士真某作序。我一向不善于书写。诗和序写成后，交给掌书记书写。他写完后，看萧默的神色，好像有些不高兴。我的朋友金华王子文野，偶然留在西山，慨然替我书写。他的笔力清劲，令人喜爱。我的文章不值得称道，哪里知道不会借此而流传呢？

译《送陈端文宰武义序》。当初我从江左调任泉州知州，路上走了整整三个月，思考治理百姓的方法，说：“我难道只要在宽和与严厉之间审慎斟酌吗？”世上谈论政事的人，有的说：“用宽和对待良民，用严厉驾驭奸民。”有的说：“抚恤百姓应当宽和，约束官吏贵在严厉。”有的说：“开始严厉，最后以宽和收束。”那么治理百姓的方法，难道真的全在这些之中吗？如果全在这些之中，就是人人都知道的，我还何必思考？况且世上能够做到这些的人也很多，为什么真正合于圣贤之道的却很少？我又继续思考，思考而不得，便夜以继日。有一天，我突然惊悟说：“唉！我的忧患只在于不能保存自己的心罢了。我的心保存下来，就把仁义蕴藏其中；发出来就是恻隐、羞恶之情，随着事物而应对，不存私心，那么宽和与严厉自然都包含在其中了。”况且难道不可以观察天地吗？春天和煦，万物没有不能获得生长的；秋天凛然，万物没有不能完成成熟的，这究竟是谁使它这样的呢？答案是：“阴和阳罢了。”人们知道天道的妙处如此，却不知道我所说的仁义，就是天的阴阳。过去圣人作《易》，正是把二者并列论说，以表明人和天的根本原本是一致的。自从人用私心搅乱它、用欲望扰乱它，于是便和天不相似了。为什么不也返回根本来观察呢？对于值得怜悯的事情感到惊惧，对于值得惭愧的事情额头出汗，这就是我本来具有的良心，并非由外物熏染而来。我能够保存它，使它不丧失，涵养它而不使它受到伤害，那么天理浑然一体，随着感应便立即回应。对于应当爱的人和事，就施以怜悯，并不是我私自爱它，而是仁从心中发动，不能不爱；对于应当憎恶的人和事，就加以惩戒，并不是我私自憎恶，而是义从心中发动，不能不憎恶。我的爱憎依据天理而不依据人情，所以虽然宽和，却没有宽和的名声；虽然严厉，却没有严厉的痕迹。用这种心来治理百姓，大概就差不多了吧？我对此有所体会，已经十年了。间或把它告诉别人，很少有人不笑我迂腐。我的朋友陈端父唯独听了以后认为很好。宝庆二年冬天，端父将到浙东任县令，来问我应当先做什么。我说：“您忘了我过去的话吗？仁义足以包容宽严，而宽严不足以穷尽仁义，您大概已经听到并认为它正确了。请允许我再把这个道理献给您，可以吗？”端父说：“谨慎地听从您的教诲。”但所谓“保存它使它不丧失，涵养它而不使它受害”，究竟应当用什么方法呢？” 我说：“也就是敬罢了。”敬，是疏浚天理源头、堵塞人欲陷阱的办法。您从天那里得到的资质清明而纯粹，所以气象和蔼、温厚、严肃而坚毅，这就是仁义的本质。果真能够用敬来保存它，使它片刻也不离开，那么静止时仁义的本体就具备了，行动时仁义的作用就实行了。我将看见您的百姓在道德教化中自由游泳，却有许多人自己还不知道。这就是儒者的成效，不是世俗官吏所能达到的。唉，我的话越发显得迂腐了。您的交游和知心朋友中，如果有与我一样迂腐的，就请拿这些话去向他们求证。陈端父任武义县令，副宰相真先生写序来为他的行程增光。我黄自然也有幸承蒙他的教诲。看他以仁义为根本来制定治理政事的方法，又以持守敬慎作为存养内心的要领，这些都是他从学问中得到、又亲身实践验证后在文章中发明的言论，并非靠修饰辞藻来求工巧的人所能相比。照此道理继续实行，将来在风霜迷漫之中归来，天地间的春天又将重现；武义百姓能够有吟咏歌唱的机会，真是幸运啊！有人听见这些话而请教说：“《大学》说做君主的要止于仁，文公认为所谓‘止’，是一定达到这个境界而不再改变的意思。诸侯的封国，君主和百姓最亲近，具有君道，所以说要像慈爱和乐的父母，说要像保护婴儿，说要平易近民。考察古代，已经有成说。先生把仁义并提，难道另有含义吗？”黄自然回答说：“仁是本体，义是作用；义是用来成全仁的。正因为内心爱护百姓深切，所以体察他们也最为周到；百姓的痛痒疾苦就像自己的忧患，因而奸吏一定要收敛，常常担心伤害百姓的强横之人一定要铲除，常常担心扰民害政的弊政苛令一定要削除改革，常常担心有一丝一毫不便于百姓。这就是义，而全都是为了实现仁。不知道只说一个仁字，无法确立为政的根本；不明白仁义二字，也无法通达为政的作用。由此看来，《大学》虽然说仁，义已经包含在其中；先生兼说仁义，实际上深深领会了《大学》的旨意，有什么不同呢？况且难道没有读过《中庸》吗？鲁哀公询问政事，孔子告诉他要以道修身、以仁修道，好像专门说仁，但仁是人的本性，义是事情的适宜，最终必定要以此来完成。说到根本，整体都是仁；说到作用，没有一件不是义，有什么不同呢？”我把这番话私下向先生请教，先生说：“您的话正合我的心意，您应当把它阐发出来，以补足我的不足。”武义县令的心地淳厚、气质平和，和他相处一整天，也看不出喜怒的神色，大概是天性特别厚于仁的人。知道怎样实行仁，就一定知道怎样实行义。如果只喜爱近似仁的名声，却不探究精微的内涵，那么温柔小恩便会流于姑息，这难道是《大学》所说的止于仁吗？因此整理记录这些话，一并把它推荐给武义县令。倘若他没有抛弃它，日后治理政事的先后次序，还应当逐一向先生请教。丙戌年腊月望日后两日，黄自然拜手恭敬书写。《黄叔通自鸣集序》。东溪黄行之，字叔通，是我乡里年高而学问深厚的人。他广泛涉猎图书史籍，熟知前代旧闻。他写文章圆熟通达、深沉明畅，好像很适合用来求取功名，只是孤高自守而没有同调。他贫贱得不能成家，今年已经七十八岁了。以笔墨自娱自戏，笔力从未稍有衰退，但大多是为心中的不平发声。有人说，他刚强的内心和勇锐的气概，在困顿挫折的道路上颇受摧折，夸张的词语和过分的言辞，间或涉及庸劣琐碎的官吏，这就是叔通的毛病。唉！像韩退之那样倔强的人，尚且免不了替人搬运粮草、做仆役雇工，因此向段頔、柳公绰一类人屈节，叔通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不过，韩退之值得效法的地方，在《论天旱疏》《谏佛骨表》，不在给段頔、柳公绰的书信。君子观察人物，关键在于知道应当选择什么。叔通虽然极其困穷，却能把自己交付给时运和命运，所以他的诗有旷达可喜之处，我因此取重于他。宝庆三年中和节，西山居士真某希元书。

译《送刘伯谆宰江宁序》。我的朋友刘伯谆将要到江宁任县令，因为我曾经在这片土地上任职，便来询问治理政事的方法。我说：“您年少时在家庭中接受教育；长大后又曾游学于大儒先生门下，熟悉他们的言行，所谓修身治人的方法，已经讲习得很详尽了。近年来您奔走四方，所到之处都在诸侯幕府中任职，对于民情隐藏的情状、田野百姓生计的利弊，没有不考察尽的。如今您这样勤恳，只是来问我，正是把这份心意推广出来，也就是圣贤面对事情而警惧的心。百种善行的源头萌发于戒慎，众多恶行的根本萌发于懈怠放纵。您用这样的心来面对方圆百里的百姓，我知道您一定会有哀怜痛惜，而不会有愤怒憎恨。”敬，是仁得以保存的条件；没有敬而能仁的，也没有仁而不以敬为根本的。如今议论的人轻率地说：“江宁作为县邑，百姓朴实而谨慎，风俗节俭而质朴，在这里做官寄居的人少，种田纳赋都按时，打官司而顽悍多言的人没有。如今做县令，没有比江宁更容易的了。”唉！为什么不也想想它困难的地方呢？秣陵是如今的东都，如果从您所治理的范围来说，它只是东都的附属。过去尹铎在晋阳，不忍心像抽丝一样榨取百姓，而是让他们休养生息，最终形成保障国家的形势；董安于经营这个城邑时，下至城墙的覆盖、栋柱的质料，也都为百年防备作打算。尹铎的心，是把厚待百姓看作厚待自身；董安于的心，是把防卫公室看作防卫自己的家，所以后来国家依靠他们而得以保全。今天的东都，难道不是昔日的晋阳吗？那么只把江宁看作江宁，几乎确实容易；若把晋阳看作江宁，那么安抚、柔和、安定、辑睦百姓的功业，难道可以轻率地说容易吗？伯谆，努力吧！即使以今日形势还不能达到董安于那样，但如果以尹铎自任，又有什么古今不同呢？我将看到天下人欢然异口同声地说：‘先生有了好儿子，我们州也有了能干的人。’ 《沈简肃四益集序》。起初我读钱塘三沈的诗文，赞叹珠玉般的才华集中在一家，陆机、陆云也不足道。后来考察中兴以来名卿的事迹，又知道吴兴三沈都以德业闻名于当时：枢密沈与求，尚书沈介，副枢沈夏；和钱塘沈氏相比，更加光耀。然而枢密曾入直禁林，多次承担重大诏令；尚书由词学进身，历任馆阁殿院之职，所以他们的文章照耀史册，士大夫多传诵谈论。唯独副枢公凭才干能力得到皇帝知遇，分掌符节、总领粮饷，承担天下最重要繁剧的职务，辅佐机庭，建立宣阃，都卓然有成【缺】鞅掌，大概认为他不屑于文字之事。宝庆初年，公的孙子沈昌言来任南浦丞，才拿出公的家集刊刻流传。其中片言只字都确实切合实用，二十篇迂论铺陈时弊，洞察根本。至于感物兴怀、嬉笑娱乐、课圃之作，有《王子渊之僮约》的意味；蛛网榆柳，有《罗池三戒》的意味。虽不是拘泥地摹仿前人，然而笔力雄放，自然与前人相合。何君一篇铭文叙事有纲纪法度，足以伸张忠直、挫抑奸谀；浴佛、放生等篇讥刺时俗的鄙陋荒妄，尤其有益于世道人心。公在文章方面，瑰伟震耀到如此地步，却没有靠它成名于世，难道不是被事业掩盖了吗？唉，文辞是末，事业是本。假使公一生用力只在笔墨道路上，不过和词客骚人争一时的声誉，那又有什么可贵呢？只是因为他以实学求得实际功用，以真实志向建立实际功业，卓然有益于世，又用君子之文来表达，所以才值得珍贵。志书称公执政时，张说凭恩宠进身，做了右府长官，同僚多向他谄媚奉承，只有公巍然中立，议论丝毫不屈，最终竭力请求离职。唉，这不就是所谓古代的大臣吗？那么文章对于公固然是小事，事业也只是较粗的一面。想知道公盛大的节操，一定要考察这些事。集名《四益》，是公自号所居书斋的名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送杨日靖序》。皇帝即位第四年，下诏命镇江太守杨侯在淮水以东建立大都督府。杨侯接受任命后惊惧地说：“边境以外的事务，我正思考怎样尽力；朝廷以内的事务，难道还可以再来扰乱我的思虑吗？”他听说族侄杨日靖贤能，将要授命让他成为自己的儿子，并把家政交给他。日靖来向我告别，我说：“父子、君臣的道义，根本是一致的。广陵是重要之地，大元帅的职位是重大的委托，内要驾驭群雄，外要抵御两个敌国，又是当今的重要事务。朝廷把三重责任合起来交给杨侯，正是知道他的才干贤能，能够胜任职责。我私下想，杨侯接受任命后，一定会战战兢兢像踩在层层薄冰上，栗栗不安像捧着一盘水，只怕它坠落倾覆。他一定会以扶持王室自许，以扫清中原自誓，不忍留下忧患让君主和父亲承担；以诸葛丞相集中众人意见、扩大忠益为心，不敢把只有自己认为正确的当成绝对正确；以吕定公临事反复思考十点作为警戒，不敢把任何事情轻易忽略。忠诚足以贯通神明，言辞足以使夷貊信服，义气足以激励将士，恩惠足以保全边境百姓。这样一来，侍奉君主的道理就尽到了，报效国家的责任也完成了。杨侯的功名事业，将会一天比一天更新而没有穷尽。那么您侍奉杨侯，又应当怎样才对呢？”日靖说：“用杨侯侍奉君主的方式来侍奉杨侯，这就对了。杨侯从宗族中选出我并把责任交给我，也如同朝廷从藩镇中选出杨侯并把责任交给他一样。杨侯不敢不尽忠来完成皇上的托付，您难道可以不尽孝来完成杨侯的托付吗？君主和父亲是一致的，家庭和国家是一体的。您能够办好杨侯的家事，就像杨侯能够办好国事一样。不过，这难道是容易做到的吗？《周易》中说：‘能够治理父亲留下的弊事，便获得声誉。’能够治理父亲弊事的人，正是声誉归于他。您去吧，要以敬慎持守自身，以勤勉增进学业，希望可以有所进步。”我同杨侯交往已久，情谊深厚，所以对您的出行特别表达这番恳切的心意：希望杨侯成就功业，以慰藉我们君父的期望；希望您成就德行，以慰藉杨侯的期望。父亲在前、儿子称名，是礼制。我对您直呼名字并加以告诫，也是礼制。您要思考并努力，以敬慎始终如一，这就是我的心愿。

译《黄子厚诗后序》。以上是谷城翁的诗五卷，共四百九十多篇。晦庵先生曾说，他的诗作取法于楚辞、汉赋以来的作品，完全不像世俗人的语言。为诗集作序的文章，感伤他困厄穷苦、怀才不遇而以辞世告终，尤其悲痛。我想，翁写诗凄凉含蓄，必定有比旁人为翁悲伤更深的内容。如今看他的自序，其中说：‘我的年纪超过知命之年，贫寒日益加深。今年以来，饥困尤其严重。唉！读书人既寒冷又饥饿，可以说是天下最穷困的了。我于是想到古人虽然贫穷却有德，只有我既没有德又贫穷，慨然仰慕千年以前的颜回、曾参，并写诗警戒自己说：“先圣留下遗训，忧虑道而不忧虑贫穷。”接着说：“私意如果不能克服，放纵的心怎么能够驯服？”每当想起古人的事，整夜叹息呻吟。’那么翁所忧虑的不是贫穷，而是道。过去那些困厄穷困、没有知己的诗人，有谁能够这样呢？读书人一定先要知晓天命，然后才能安于贫贱；一定先要知道大道，然后才能忘却贫贱。知命，就是不违背天；知道大道，就是以天道为乐。读翁的诗而推求他的志向，虽然还不能忘却贫贱，却也可以说是安于贫贱了。至于他把颜回、曾参视为值得仰慕，又叹息自己尚未能够克己，这说明他是有志于道的人，并不只是把一切推给命运。然而世上知道诵读他诗作的人很少，何况有能够理解他志向的人吗？过去的君子，有活着时穷困、死后才声名通达的。翁去世如今三十多年，竟然还没有人了解他，这仍然像是他生前的穷困。不过，翁活着时并没有因穷困而自我悲伤，而我们这些人如今却相互追悼他的穷困，这难道是翁的心意吗？翁的外甥陈君，字以庄，号敬叟，年轻时向翁学习，所作诗歌词曲都很像他的舅舅，隶书、古文、行书、草书往往逼真。今年五十岁而家境日益贫困，正靠四方卖文来养活妻子儿女，难道学习翁学问的人，穷困都必定如此吗？但敬叟从未因贫穷而沮丧，正在收集翁的遗稿，出门入内总带在身边。从前晦庵先生因为许生闳得到翁诗文很多，欣喜而为他作序。敬叟收藏的都是真迹，更加值得珍惜。遗憾先生没有来得及看到，而敬叟却把它们郑重地给我看。我哪里能真正使翁的诗受到重视呢？您的县中有贤能的大夫，正在访求翁的作品而没有得到，您应当替这位大夫拿出来，一定会有人使它发扬光大、声名震耀而长久流传。这样不只是翁的遭遇值得庆贺，也足以稍稍伸展敬叟对舅舅的追思。《周敬甫晋评序》。儒者的学问有两种：一是性命道德之学，二是古今世变之学；它们最终的归宿是一致的。近世却把二者分开，崇尚研究世变的人指责经术迂腐，喜欢谈性命的人诋毁史学浅陋，于是结党分朋的祸患兴起，小人乘机利用它，把它作为一并排斥中庸之道的手段，实在可怕。唉，为什么不也看看圣人门下呢？有五经来阐明道理，有《春秋》来彰显道理的作用；《论语》所记载的，幽微处涉及性与天道，显明处涉及忠信笃敬；至于泰伯、文王的德行，三仁的仁德，子产的恩惠，卞庄子的勇敢，没有不论述其所以然的。下至子思、孟子的学问，也没有不是这样。因此，谈天命之性，是道理；谈王季、文王的述作，以及武王、周公的达孝，是作用。谈仁义，是道理；谈井田、学校的政事，以及三王、五霸的功过，是作用。既然如此，只谈道理而不涉及作用，只谈作用而不涉及道理，能够算是得到了大道的完整体系吗？所以善于学习的人，以经书为根本，参照史书，用来明白道理并通达实际功用。近世根本纲统不明白，各人都把自己的爱好作为学问；在下层议论时，便以好恶互相毁誉；在朝廷议论时，便以是否同党互相仇视。唉！学问本来是为了给这个时代使用的，自从爱好取舍分裂、议论不能一致，反而足以祸害这个时代，又有什么可依赖的呢？道理不能落实到事情上，弊病就是没有用；事情不能以道理为根基，过失就是没有根本。我没有看见二者可以彼此分离。我的朋友周敬甫喜欢阅读诸位老先生的著作，间用余力精研晋代史书，写成评论，往往和圣人褒贬人物的意旨相合。读史并考订事情的是非，正是穷究道理的要领，所以我读后很赞赏他。不过，天下的道理无穷无尽，而古人的心术，有些不是容易仅凭事迹判断的。敬甫对于六经、《论语》《孟子》的精微旨趣，应当更加熟读深思，使是非在胸中清楚明白；再推而考察前代的得失和当世的利弊，将会像权衡、量器、斗斛那样精确。到那时就会知道，作用并不离开道理，道理也从来没有不适用于作用，大道的完整体系大概就在这里。敬甫，努力吧！将来我还要从您这里得到验证。

译《钓台江公文集序》。钓台严先生的清高风范，历经千百年没有人能够继承。直到谏议江公出现，才有孤高的品格、峻拔的节操，可以仰望而与严先生相配，并不惭愧。有人说：“严子陵不肯因为万乘之尊的故人而屈服，提起衣裳离去，洒脱地站在污浊世俗之外，万物都不能触犯他。”江公辗转跟随君王四十多年，甚至触犯权贵宠臣，踏入艰难险境，被流放到万里之外，成为当世人怜悯讥笑的对象。难道能和严子陵相比吗？唉！这样评论人物，几乎是只凭骊黄来观察马，不能从形貌颜色之外有所体会。过去禹、稷、颜子的忧乐，伯夷、柳下惠的清高与和厚，可以说志趣不同，但孔子、孟子大概都认为他们贤德。难道不是因为时代不同、所处境遇不同，而他们的道却未尝不一致吗？由此看来，严子陵不出仕和江公出仕，不容易仅凭外在事迹判断。严子陵不出仕，不是为了保全自己，而是为了激励节义、挽救西都颓靡的风俗；江公出仕，不是为了谋求私利，而是为了扶持世道、消弭一时党争的祸患。事迹虽然不同，道难道有异吗？当他以卑官下僚的身份与君主结交，精诚所感，已经有征兆显现出来，难道不是臣子难得逢遇的机缘吗？然而在这个时候，皇上虽然有意向善，但意志还没有确定；元祐年间的诸位贤臣虽渐渐得到任用，但形势还没有稳定。正处在关系国家安危、政治治乱的岔路口，公竭尽全力直言进谏，用来坚定并阐明皇上的意志，保全和团结善类，毫不遗余力。假使公的主张能够实行，那么蔡京、蔡卞二人的奸邪不必攻伐就会自行退却，绍述熙宁、元丰旧政的说法不必阻止就会自行消失，王室尊贵安定，敌人退避听命，这对国家和百姓的福祉，哪里可以估量呢！无奈正邪消长的形势一经分化，公本人便不能安处于朝廷之上。从此二十年之间，祸患逐渐侵蚀，国家元气一天天衰耗，天下的祸患有不可胜数、不可尽言的了。事情发展到了极点，公的言论于是成了神灵般的蓍草和大龟。建炎年间国家中兴，朝廷表彰公的遗直之节；公本人虽未能亲眼看见，但他的高风亮节凛然长存，千年之后仍足以振作衰弱怯懦的人，使奸邪谄媚者感到羞惭，确实可以说他无愧于严子陵。宝庆三年，公的孙子润祖出任高安太守，把公的家集《曰钓台弃藁者》刻印在郡斋，来信让我为它作序。我想到公刚开始做官时，司马文正公已经多次称赞他的诗，而他的奏议编集又是近世的张宣公实际为之作序。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子，哪里敢再说什么呢？至于他所写的其他文章，又多出于笑谈和游戏；他评论前代文士，即使是世人共同尊崇的，也还讥讽他们文章繁冗浮华、没有根基于至理，那么语言文字不过是公舍弃的余物罢了。因此不再谈论。唯独想到他一生中足以追配古人的大节，便把这些告诉史君，并一同刻印出来。后来的人或许还会对此有所考察吧？这是这一年八月壬申，建安真某作的序。《送张元显序》假如我这一生没有命运由上天安排，得到或得不到，只说是有命运，那么把一切都归之于命运也是一样的。但一种是独夫的说法，一种是圣人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命运本是一个，倚仗命运而不修养自己，是违逆上天；安于命运而不去追求，是顺乐于上天。话语虽然相似，旨趣却不同，这就是圣人与狂人的区别。如今研究五行的这一类人，精通推算的很多，但这种学问对于人，有益处，也有损害。人的死生祸福系于上天，不是苟且求取就能得到，也不是苟且躲避就能免除。我只尽力做自己应当做的事，听凭事情自然到来，这样顺应上天，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不是有益吗？凭颜回那样的仁德，也不能挽救他的贫穷和短命；凭盗跖那样的不仁，也不能妨害他的富有和长寿。行善未必吉祥，作恶违逆也未必凶险；如果苟且放纵自己就可以了，那么违背上天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不是有害吗？按照前一种说法，圣人的道路可以通过努力达到；按照后一种说法，即使成为独夫也不困难。这样看来，用命运来教导人，哪里是容易的事呢？括苍张君元显，是五行家中的巨擘。我希望他教人不要倚赖命运，而要安于命运、修养自身，所以替他写下这篇说法。张君也应当谨慎对待自己所说的话啊！西山翁书。《送高上人序》道本来只有一个，却有儒教和佛教的不同，这是为什么呢？佛教教人把万法看作空，儒教教人把万法看作实。正因为认为它们是实在的，所以对于父子亲情、君臣大义，常常唯恐一点一滴都没有尽到应有的道义；正因为认为它们是空的，所以把人伦大纲看作因缘假合，把人世看作梦幻，漠然置之，不放在心上。道之所以不同，就在这里。钓台高上人，是我世外的朋友。偶然曾和他谈到这件事，上人说：“我们的教法有所谓真实心地，并不是专门把万法看作空。”我本来还没有时间探究他的说法，但私下以为上人既然把心交付给空寂，不知他所说的真实究竟在哪里呢？有一天，他自己说年轻时看到父母贫困，不能办理葬事。去年冬天从三山回来，才有幸按照礼制办妥，又准备在墓旁修建精舍，以思亲为名。我肃然说道：“这就是你的真实心地。你如果懂得了这一点，就会知道人伦大纲不是假合，人世也不是幻境。”过去唐代元暠禅师因为先人的坟墓尚未归于土中，出行寻求仁人，希望完成自己的心愿。河东柳子厚记述此事，认为这是佛教中懂得道的人，并且说：“佛教的经典中有《大报恩》十篇，都说由孝道达到佛法功业的极致。世上那些放诞傲慢的人，虽然奉行佛道，却喜欢违背佛经的教诲。”如今我们的上人不曾听说元暠禅师的事情，但他的心却正好与元师相合。这种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你应当就这件事参究，那么行住坐卧都将是光明显现的时刻。世间万法全都在这里了。世上传说贤沙黄檗抛弃父母，侍奉僧徒，成为佛门中人的口实，唯独上人写文章批评这种说法；他的言辞明白、深切而痛快，足以纠正学佛者轻视父母、扰乱人伦的错误。我因此更加赞赏他，所以题写在文章后面，来告诫观看的人。

译《送周知录之官序》建阳周君鼎亨任平江狱掾，将要出发时来拜访我，请教说：“主管审理案件的官员，自古以来都认为难做。如今地处京畿附近，又有台、府并立，更加困难。凭我的不才而处在这三重困难之中，希望听听可以使自己免于过失的方法。”我说：“您所说的困难，不正是因为案情真伪细微隐晦，不容易辨明吗？又不正是因为怨恨诽谤容易传播，而上下的意愿不容易协调吗？如果是这样，确实很难。既然如此，您在这里是将忧虑困难而求得无愧于自己呢，还是将担心困难而求得不违拂他人呢？古代君子只是因为百姓的性命重大，所以审理案件时竭尽聪明才智，尽到忠诚仁爱，像忧戚叹息、隐忍悲痛都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凡是这样做，只求无愧于自己的良心罢了。至于毁誉在别人那里，喜怒和顺逆在上级那里，是来不及顾虑的。我考察汉唐盛世，以审理案件著称的，不超过几个人。张廷尉、寒伯奇、徐有功，是其中最杰出的。张廷尉侍奉宽仁的君主，坚守职守据理力争，大概还不算太难。像寒伯奇则已经很难，徐有功更是难上加难。然而这两人不因困难而自我沮丧，抗词极力辩论，不醒悟便不停止，依靠他们而得以保全性命的人不知有多少。两人最终也保全了自己而没有受到伤害。不顾自身死亡而在必死之中救人，仁人尚且乐意这样做，何况获罪受害比死亡还轻呢？孟子说：‘认为自己的君主不能行善的人，是伤害自己君主的人。’做官而忠于长官，同在朝廷做官而爱护君主，是同一个道理。道理没有两样的心，怎么可以有两样呢？今天不阿谀长官，正是将来不欺骗君主的心。虽然如此，这哪里可以只凭口舌做到呢？钟是同一个钟，愤怒地敲它，声音就是武；悲哀地敲它，声音就是哀。蕴藏在内心的东西，本来就不能完全闭藏在外表之外。您将要谋求获得上级的认可，一定要把不断积累的诚意作为根本吧？什么叫诚？就是把忧戚叹息、隐忍悲痛都看作由自己造成。常常存有这种心，观察就一定精细，操守就一定坚定。内心发出的感情真实纯正而深厚真挚，那么别人只要望见您的眉目神色就会受到感动，即使不等待您的言语也可以。如今所谓的困难，怎么知道它不会变得容易呢？”周君说：“对。”于是我写下这些话送给他。绍定元年丙午，同郡真某作序。《赠欧阳可夫序》欧阳处士可夫凭听声的方法观察人，百次中有九十八九次不会错。有位客人问我：“听声音和观察形貌不同吗？”我说：“人类本来是同一种，但聪明和愚笨、丰盛和憔悴、长寿和夭折有万般不同，是因为气。气有清浊，所以有聪明愚笨；气有盈缩，所以有丰盛憔悴；气有深浅，所以有长寿夭折。观察形貌，是根据形貌来考察；听声音，是根据声音来考察。方法虽不同，所求取的都是气。虽然如此，观察人的高下，就像窥探军队而判断胜负。吹奏律管便能知道的，是最高明的；望见车旗、观察行列便能知道的，次一等。根据显著的迹象来求取容易，考察细微之处却困难，这大概就是听声之术的妙处吧？既然这样，根据声音观察人，那么一个人从天那里得到的禀赋，全都不能改变了吗？”我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命数；只有圣人不存邪念便会成为狂人，只有狂人能够存念便会成为圣人，是道理。命数不能凭力量战胜，道理却可以通过学习而明白。孟子说：‘居处能够改变人的气，修养能够改变人的体，气和体尚且可以改变，人的本性难道就不能恢复吗？’所以对于富贵贫贱，不安于固定的命运而寻求改变它，是迷惑；对于刚强柔弱、明智昏暗，安于自己所受的禀赋而不寻求超越它，是自我伤害。” 可夫的技艺神妙而且言辞善辩，有人来问，就把这些话告诉他，希望或许能有所帮助。客人说：“对。”客人退下后，我写下这些话，作为赠送《欧阳处士序》。《赠罗一新序》丹丘罗君一新凭借星度之学推算人的寿夭、通达和困穷，仿佛指点手掌一样清楚。我曾经思考：充满天地之间的，不过是五行罢了。从它们形成天象来说，叫作五纬；从它们形成物质来说，叫作五材。总而言之都是一个东西。它们的气有阴阳的区别，性质有刚柔的不同，而它们的流行运动，有时温和融洽而醇厚，有时偏斜驳杂而错乱。因此，凡是禀受它而出生的人，资质有滋润和枯槁的不同，命数有盈余和缩减的差别，性情有通达和闭塞的区别。造物主难道有意于使人丰厚或吝啬吗？不过各自随着所禀受的情况罢了。然而富贵贫贱既然一定而不可改变，这是气所造成的，不是我们用力能够改变的。至于柔弱刚强、明智昏暗，虽然有时各不相同，但通过学习而使它恢复本性，都可以达到极致；这是本性所存在之处，是人可以用力的地方。如今世上的人对于不可改变的事情，往往在本分之外求取更多；对于可以施加力量的地方，却反而漠然处之，不放在心上，不是迷惑吗？罗君正漫游闽浙之间，有人向您请教时，请您试着用这些话来质问他，他一定会有与我的说法相合之处。绍定己丑六月壬寅，学易斋书。《送陈宗望序》富沙陈宗望以描写人的神情意态闻名，落笔便能穷尽其中的妙处，所以自号肖斋。谈论他的人没有不称许的。然而我曾私下感叹，世人对于不必相似的事物，常常要求它一定相似；对于应当相似的事物，却有时从未要求它相似，这是为什么呢？那些摹写人的形貌的行为，不过是为了辨识壮年和老年人的容貌罢了。相似，当然可以令人高兴；即使不很相似，我们的美丑好坏，本来就与那个人无关。而好事者看到画得很像，就夸耀赞赏，说是天下的良工；否则就鄙视它。这是因为天下一切道理，占有某种名声的人就被要求有相应的实际，专门从事某种技艺的人就被期望技艺精工。所以绘画虽是小技，也一定以形似为能，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我这一生有没有极其应当相似的对象，也曾经思考过吗？父亲为乾、母亲为坤，结合而生出子女；推究所禀受的道理，没有一丝一毫不相似的。利害扰乱了人的真性，欲望和厌恶改变了人的精神，于是天与人的区别才开始分离。严重的甚至形体还在，而道理已经丧失，和万物没有多少区别了。难道这本来就是最初的样子吗？只知道绘画形貌应当相似，却不知道践履自身本性、使自己符合本性的意义，难道不可以说是迷惑吗？我年老才知道求学，正战战兢兢地害怕不能成为天地真正相似的儿子，而陈君却画下我鄙陋的形貌，来表示它的相似吗？是不是这样，本来没有时间追问，只把我曾经感叹的事情告诉他。唉！懂得我这番话的人，就可以和他谈论致力于内在修养的学问了。绍定二年七月甲申，西山翁真某书。

译《日湖文集序》《日湖集》，是已故观文殿学士长乐郑公所写的文章。过去河汾王氏曾说，文士的品行可以从文章中看出，于是逐一列举并评论说：“谢灵运是小人啊，他的文章傲慢；沈休文是小人啊，他的文章浮艳；思王是君子啊，他的文章深厚而典雅。至于拘谨、狂放、夸张、诡奇，也都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们的为人。”文章不过是技艺的末端罢了，却用它来判定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这是为什么呢？我曾这样思考：云和所制的乐器，不会生在荆棘丛中；仪凤的声音，不会从乌鸦和老鹰的口中发出。自古以来有意于文章的人，谁不想比拟典谟、配合风雅，希望流传于后世呢？但最终没有人能得到它们的仿佛。大概圣人的文章就是元气，聚集起来成为日月星辰的光辉，发散出来成为风云尘世的奇异变化，全都自然而然，不是用力就能达到的。从此以后，则人的资质厚薄和积蓄深浅，不能掩藏。因此，祥和顺直的人，言辞婉转峭拔；正直的人，言辞刚劲而不卑下；放纵的人没有庄重的话语，轻浮急躁的人没有确切的言辞，这就是气发露出来的结果。专门研究刑名的人，不能剖析孟子的仁义；尊奉权谋诡诈的人，不能阐发子思的中庸；深深浸润于六经，咀嚼其中的精华，那么他的形貌表现也不能掩藏；这就是学问的根本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刻意修饰语言，不如涵养自己的气；追求书写精工，不如在学问上努力。气充足而学问纯粹，那么即使是崇高的德行、广大的功业，也会由此逐步达到，何况外在的文章呢？这是人可以用力达到的。凭偏斜驳杂的资质，缺少真实积累的力量，却只想用一把锄头比拟江河，哪里会有这种道理呢？公天资宽厚洪大，又以宁静敦厚来涵养自己，平日安怡自得，从未见过他忿怒严厉的神色。他没有什么书不看，尤其喜爱听闻义理之说，所以他的文章不刻意雕琢，而是丰腴充沛，确实像他的为人。公从年轻时就喜欢写歌诗，晚年辞去政务，悠游于乡里，凡是岩谷花木的景观，几乎都题咏遍了。真率集中的唱和酬答，兴发时忘却官服的尊贵，而与平民共享欢乐，又不是乐易的君子不能做到。既然如此，读公文章的人，难道可以不推究它的根本吗？开禧初年，我将参加词学科考试，公赠诗给我，期望非常深远，大概他了解、赏识我已经很久了。己卯年，他把文集编本寄到温陵，嘱托我作序引；想到公正参与国家大政，不敢过分撰写。岁月飞驰，距离现在已经十年，而云门的树木已经粗到两手合抱了。公的儿子逢辰又多次追问我从前的承诺，像季札挂剑那样的情谊，我哪里敢忘记？于是就把这些话编排论述如下，不只是为了发明公深藏的意蕴，也将使学习文章的人知道它的根本。《日湖集》共若干卷。绍定二年九月甲申，建安真某作序。《赠华相士序》华仁仲凭相术和棋艺在士大夫之间交游，有人讥笑他说：“这两种事情，论工巧是下等的工艺，论技艺是微小的技巧；你是读书人，为什么偏偏喜爱这些呢？”仁仲笑着说：“你只知道我的技艺小，却不知道我的方法精妙。况且你也知道它们是从哪里兴起的吗？洙泗一带观察人，看他安于什么；孟子也说，观察人的眼睛；脚不走眼睛所看的路，眼睛不顾身体，古人由此知道他将要死亡。手捧玉器的姿态，一会儿傲慢、一会儿卑下，古人由此知道他两方面都危险，这难道不是相术吗？所以我的相术不从容貌上求取，而从内心上求取；不窥视形体，而窥察精神。嬉笑和悦、微微含笑、妩媚可亲的人，我独能看出他并不仁；拱手行走、退后时像处女一样的人，我独能断定他非常勇武。推究我的方法，可以用来认识人；不只能认识人，还可以用来任用人。分划丘陵、测量田井，是熊开始做的；丈量原野、开沟筑封，是仓箓完成的；车、步卒、士卒和乘车的兵力，纵横排列。进入可以防守，出外可以征战。以关中作为根基，竭力扼守荥阳，于是项籍灭亡；进入洛阳击鼓进军，断绝梁地粮运，于是吴楚受到防备。这难道不是棋法吗？所以我下棋不在近处争攻，而从远处筹划；一定先取中心然后顾及四角；占据全局形势，不计较局部偏斜；求取大的成功，不争小的胜利。推究我的方法，可以用来抵御敌人；不只能抵御敌人，还可以防患于敌人。我的方法精妙到了这种地步，你却还轻视并认为它微小，不也是奇怪吗？”听的人茫然说道：“从前有人因解剖牛而得到养生的方法，因种树而得到养人的方法；如今我从您这里得到这两条诀窍，姑且珍藏起来，将来把它告诉当世的豪杰。” 《送郑炎震序》三衢郑君炎震，是如今防漕陈公的外甥。陈公将要前往福建，恰逢汀州、邵州一带盗贼兴起，正处于萌芽时期，州县却不能制止。过了几个月，势力大为扩张，当权者往往喜欢制造媒介来蒙蔽视听，唯独陈公与常平使者多次把实情告诉朝廷，言语十分恳切。天子和大臣这才完全知道盗贼猖獗的情形，于是改命能干的人，把讨伐捕捉的事务交给他们；禁卫军和江淮诸军也依次出动。盗贼首领相继请命投降，负隅顽抗不服从的，便集中精锐军队攻打。郑君又奉他舅舅的命令，遍访慰劳各位将领，参与谋划，帮助他们筹画，盗贼很快就会被平定，而您却被托付此事后先行归来。我认为古代君子与众人共同承担忧患而不独占功劳，大概就是这样。只是如今汀州、邵州境内仍有像锅中游鱼、洞中蚂蚁一样，暂且苟延残喘的盗贼；招捕使正亲自指挥攻取贼巢。凭您的才干，安坐幕府，正是最合适的位置。出发吧，先去省视祖先坟墓，赶快策马南行，于是把这件事完成，使人人都赞叹说：‘何无忌太像他的舅舅了，难道不是很伟大吗？’ 《送造墨杨伯起序》求学的人把纸当作田地，把笔当作耒耜，而墨就是田地的肥液。这三者的重要性相同，但制作的方法以墨最难。我友人杨伯起凭这种技艺游历四方，得到他所制墨的人都把它当作珍宝。我曾经询问他的制墨方法，他清清楚楚地告诉我：“烟要浮而轻，胶要陈而清澄，均匀调和、揉制加工，不失去应有的剂量，然后我的墨才能制成。”不过这只是粗略讲述制作方法罢了；至于心领神会、超然于法度之外的境界，我也不能评论。唉，技艺进于道大概就是这样吗？然而墨这种东西，制作困难，使用它尤其困难。我看从前的圣贤，凭借自己精纯的内心，借助墨把它表现出来，一句话一言语，润泽千古，正如善于种植的人，种的不是黍也是稷。后世不贤的人，凭借内心的污秽，借助墨把它表现出来，一点一画，流毒天下九州，正如不善种植的人，种的不是狼尾草就是莠草。这样看来，墨的使用不也很难吗？所以我写下这篇话，来告诉我的门徒应当怎样使用这种墨。

译《送吴正叟序》《诗经》说：“占卜说是吉祥，最终确实美好。”这是选择地势的说法。又说：“上天生下我，我的命运在哪里？”这是谈论命运的说法。既然这样，两者大概都是存在的。括苍吴正叟兼有这两种技艺，在士林中受到称誉。有人说：“命运不能凭力量改变，地势却可以寻求而得到。”这不对。天下一切事情，哪一件不是命运？寻求地势而得到吉地，和寻求却没有得到，都是命运。人的力量对它有什么作用呢？说命运不能改变，是对的；说地势可以寻求，是不懂命运。世间本来有可以改变的事，却没有人去改变；也有可以求取的事，却没有人去求取。这正是圣贤所叹惜的。正叟将要在江湖间闲游，求我写几句话告别，于是写下这些。《送南平江守序》南平原是汉代巴渝之地，到了唐代仍以獠人之名相称。本朝元丰年间，声教远播、普遍深入，才就此地设置军队。一百三四十年间，逐渐受到道德的熏陶，被诗书教化得文雅有礼，与东西诸州相同了。绍定四年冬天，我的朋友江叔文前往那里任太守，将要出发时请教说：“南平土地上汉民和夷人杂居，有善良百姓和凶恶之人的差异，要扰乱他们、使他们驯服，政事并不容易，应当用什么教我？”我想到叔文的祖先，曾凭治理象州而以吏治闻名当世；叔文继承世代学问，连续考中科举，曾任靖之永平令，后来任靖之通判，廉洁清白、清静简约，百姓都感到便利安适。用他治理靖之的办法治理南平，实在非常容易，只是他不自满，反而来向我求助，这是乐正子喜爱善道的心，正是孟子所说的胜过天下人的地方。把这种心推广来治理百姓，哪个地方不能治理好？难道只有南平吗？但我曾私下感叹，古代治理政事的人，使戎人改变而成为华夏之民；如今做官的人，却把百姓驱赶成夷狄。过去箕子用八条政教教化人民，孔子居住在九夷之地，这些都是圣人的事情，我不敢拿来要求后世。至于锡光、任延，不过是汉代的郡守，却能在交阯兴起礼义风俗，在九真启发父子亲情，这不就是使戎人改变而成为华夏之民吗？如今贪婪暴虐的官吏遍布郡县，小的像虻、蚋一样叮咬人的皮肤；大的像猰貐、凿齿一样吸食人的脑髓，用来充实自己的家产、封赏自己的妻子儿女。于是百姓开始惶恐不安，失去乐于生存的志向，甘愿自行投入盗贼一类人的行列。这不就是把百姓驱赶成夷狄吗？所以治理政事的人，如果厚待、重视百姓，即使是戎人也可以教化成华夏之民；如果轻视百姓，那么即使是百姓，也不难被驱赶成夷狄。沿着根本想一想，做官的人不先使自己成为夷狄，然后才能不使百姓成为夷狄。贪污财货而忘记道义，是夷狄；喜欢杀戮而背弃仁爱，也是夷狄。以中原的士大夫充当天子任命的官吏，而所作所为却与夷狄没有不同，又有什么可奇怪的，百姓成为夷狄呢？我正痛恨当世官吏把我们的百姓陷入夷狄境地，所以借着您的请求把这些话一吐为快。如果认为我说得对，希望您把它宣示给属县的官吏，使他们都努力实行仁爱、宣扬道义，不也是可以的吗？”叔文说：“对。”于是我写下这些话送给他。《送徐元杰子祥序》读圣贤的书却不知道圣贤的道理，是从被世俗之学牵累开始的。什么叫世俗之学？科举的学业就是这样。自从宾兴制度废除以来，上面用科举来要求下面，下面用科举来回应上面，那么读书人的学业就成了这样。科举本来有不得不做的地方。所谓程试之文，一定称颂尧、禹，一定非难桀、跖，一定以仁义为祖，一定尊崇忠孝。读书人虽不能不做科举文章，但这也还没有损害圣贤之道。只是因为一心把进取功名作为目的，所以对于经史传记，往往只浏览辞句，却从未深入研究义理。所持的议论虽然美好，总是为了取悦别人的视听，而不是出自内心的真实。至于支离破碎、穿凿附会，只求符合有司的尺度，即使违背经书、背弃道理，也不加顾忌。侥幸考中以后，便认为从前的技艺已经足够，于是把过去作文的工夫用在笺记上，以此求取宠爱、交换利益，终身不知道停止。至于义理没有穷究，本性没有尽到，作为人的根本之处百件中还没有研究一两件，却说：“这不是我的当务之急。”唉！读书人的求学究竟是为了什么，竟然就安于这种境地吗？有志之士却不是这样。他开始从事学习时说：我只是想保全我从上天那里禀受的一切罢了。上面用这个来选取我，我不得不回应他的要求，却不是专门把科举当作目的。他称许尧、禹而非难桀、跖，以仁义为祖、以忠孝为尚，一定亲身实践，并不是姑且说说这些话。至于他的操守，宁可被有司冤枉，也不肯委屈自己来求得符合。一旦考取功名，就舍弃自己已经会的，去追求自己尚未会的；一定穷究义理，一定尽明本性，学习成为人的道理。回头看从前的习惯，才自己嘲笑其浅陋，哪里还敢安于那种状态？因此学业越来越精进，德行越来越厚盛，把有余的部分推及他人，也足以使外物受益。像这样的人，即使科举也不能损害他。上饶徐子祥凭文章才艺三次参加乡试，正将要在天子的朝廷上登记姓名、取得功名，却急切地把琢磨道义作为自己的事情。我知道他不会被世俗之学牵累，而是有志于圣贤之道，所以把这些告诉他。明年回来时，希望他把已经陈旧的技艺全部抛弃；如果不嫌弃我，便再来同我相处于寂寞之地。我对您的劝告，将来还应当有比这些更进一步的话，您可要努力啊。《西山文集》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二十九 宋 真德秀 撰 序

译《论语发微序》求学的人所学习的，没有比《论语》更优先的；而读《论语》的人，没有比认识仁更优先的。先儒已经有这种说法。然而我曾经思考：仁，是孔夫子很少谈论的。当时门人弟子有问仁的，有问怎样实行仁的，有问别人的仁德的，大约只有十多章。至于孔夫子自己谈到仁的，又没有几处。求学的人难道只能从这些地方求取仁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孔夫子很少谈论的，只是仁的本体罢了。至于求仁的方法、实行仁的要领，那么二十篇《论语》之中，哪一处不是讲这个的？姑且拿开头一章来说：它谈论学习，好像与仁没有关系。然而“按时温习”所说的，是通过熟习而亲近仁；“朋友从远方来”的快乐，是因为有助于仁而感到快乐。至于“不因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恼怒”，就差不多是安处于仁了。其他所论，有就自身来说的，有就事情来说的。就自身来说，是仁成就于自身；就事情来说，是仁通达于事情。不仅明说出来的言语如此，凡圣人的举止容貌和周旋进退，都是仁的符号；出仕、退处、久留、速行，也都是仁的法则。求学的人如果有志于仁，除了这些还应当把什么放在前面呢？东嘉徐君孜，年轻时就专心奉持这一道理，晚年更加有所领悟，写成《发微》一编，学者很重视它。有人说，这部书的旨趣，自从河南二程先生以来，已经阐明幽微、剖析精微，再没有剩余的意蕴了，还需要等待陈君来阐发吗？这不对。道的精妙没有穷尽，而求学的人对于道，贵在自己获得体悟。诸位老先生对于这部书阐明的功劳，可以说已经极其深厚。然而他们用意的精深、立言的简约高远，有些地方不是后学能够立即窥见的。沿着他们已经阐发的内容，再推求他们尚未阐发的内容，难道不是后学的责任吗？陈君这部书大略不超出河洛之学的传承，其中也有他自己获得的体会，这正是它可贵的地方。然而圣人的言语，越是穷究测度，越是深远。有志于此道的人，用尽一生也就可以了。陈君还要更加努力地充实它啊！《送张宗昌序》大道隐没而百家之学兴起，每个人都凭自己擅长的方面在世上争相奔逐。太史谈、刘歆所作的叙述，甚至把儒者与诸家并列。儒道的广大，犹如天地；百家众多技艺这一类，不过是天地之间的一件事罢了，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太史谈、刘歆的叙述，大概错了。后来的学者于是认为自己所知道的才是道，其他都不值得自己屑顾。却不知道阴阳、卜筮都是《易》的支流余脉，细小到百工之事，也确实是圣人所做的。每一种才能、每一项技艺，无不是世间急需的用途，怎么可以一概轻视鄙陋呢？括苍张宗昌，字曜之，曾经涉猎书籍传记，因为贫穷不能全力求学；至于《洞林》的要旨、《锦囊》的秘诀、秦越人的医治方法、甘公、石申、巫咸的占卜，他都用心研究。技艺丰富得太过分了！按照我的道来衡量，他固然免不了被讥讽为“致远恐泥”；但就他的长处而言，也有不可废弃之处。绍定三年冬天，招捕使陈公率军出兵于剑州、汀州之间，曜之确实随军同行，运用他的推占之术说：“某日出师，某日破贼。”应验得像回声应答一样。其他如相地、如治病，也都是我曾经试验而得到验证的。这样看来，曜之的才能，难道可以因为是小道就废弃吗？虽然如此，以曜之的聪敏颖悟，假使能够尽力学习，他所取得的成就哪里会止于此？实在可惜。然而曜之虽然贫穷，却能让自己的儿子背着书箱跟随老师学习，文章辞藻一天比一天充实而茂盛；这将使他从方技之士改变为儒者之门的人，又是一件可喜的事。因此趁他出行作序来勉励他。《送全永叔序》陈良，是楚地人，却向北到中原求学。近世游酢、杨时二位先生，也从福建来到洛阳，在程夫子门下受业。从前的君子崇尚德行、扩大事业，不满足于耳目所及的近处，大多就是这样。假使陈良的同类陈相没有改变而归附许行的学说，那么把周公、孔子的道传到南方的，必定就是陈氏了。龟山先生终身尊奉老师的学说，所以能够得到此道而向南传播，最终开启了延平、紫阳的学术源流。假使他只守着乡党的旧闻，把往来关河洛阳看作畏难，哪里会有这样的成就呢？世俗的习气日益浅陋，后生小子所立的志向不超过簪裳末节，所玩习的不超出程试文章。花百金到书肆买书，闭门诵读，说：“我的学业足够了。”明师良友就在州里附近，尚且没有空闲拜访请教，何况远方呢？如今全君永叔却独自慨叹，想要扩大自己的见闻，捆好书籍、辞别父母，向北到信州，向西到饶州，向东南到浙地，寻求师友来增益自己。他的志向坚定了。然而读书人见闻少，本来容易浅陋；见闻多，也容易杂乱。并耕的学说已经很浅薄，陈相尚且喜欢而跟从，何况如今的言论还有比它更夸张的吗？我们福建朱子之学，是万世之学。然而它的功夫循序渐进而不逾越次序，它的言语平淡而没有奇巧，它的操守依据正道而不苟且。您大概曾听说过这些，但不知道是否坚定相信？一旦出门，众多学说交相涌来；不加思考、不去实行，坐着就陷入深幽之处，而我们的循序渐进比不上它。华美的辞藻、漂亮的句子，极尽娇艳美丽，而我们的平淡比不上它。击掌谈论事功，进退出入都像管仲、晏婴，而我们的守正又比不上它。您能够不被这些改变吗？我担心您不能成为游酢、杨时那样的人，反而将成为陈相。您去吧，将来回来时，我将从您的眉目神色看出您有没有进步。唉，您也要谨慎选择啊！”

译《福建罢差保长条令本末序》本朝旧法，以户长督促赋税输纳。到了熙宁年间，实行雇役法，不久又实行保甲法，开始废除户长，命令保丁催收租税。这样，户长的差役便转移给保丁了。元丰末年，商议改革新法，才重新招募户长，发给雇钱，使他们从官府领取佣金，承担奔走办事的责任。这是最完善的办法。绍兴初年，又实行雇役，开始让保长督促赋税输纳。这样，先前责成户长做的事，如今责成保长做了。户长是服役的人，保长是保甲制度中的人员。设置保甲，本来是为了查察盗贼，却让他们承担其他差役，可以吗？但当时还把户长钱发给他们，虽然失去了最初的本意，却还没有大失。后来钱不再发给他们，而差役照旧。近世官吏很少再究明前后本末，一概把保长当作服役的人，比较考核并施以鞭笞，不再顾虑防范。我任漕司、分阃之职时，多次与州县争辩说：“他们不是领取佣金的人，怎么可以把他们当作厮役看待呢？”然而户长钱已经上缴朝廷，从前的雇役法不容易立即恢复，保长督税于是成了无法医治的弊病。我在江东、江西和湖南时，每当听到他们代人输纳赋税的痛苦，以至于流离失所、靠雇佣和乞讨为生，辗转死在沟壑之中，总是忧惧不安，惭愧自己不能设法救助他们。而我们福建却独独没有这种弊病，所以议论的人往往把它说成侥幸。自从我归居乡里，使者想要设置保长的有一人，县令想要设置的有两人，我每次都争辩反对。有人说：“天下是一家，其他道路都有这种制度，福建独独没有，可以吗？”我说：“这就是苏文忠公所谓‘左臂已经生病，右臂为什么独自完好’的意思。而且福建与其他各道不同的地方，哪里只有这一点？用酒酤卖却没有酒税，以山园为业却不征税，以邸店经营却没有和买；凡是这些方面，都优于其他各道。圣朝之所以加恩于这里，难道不是因为这里山谷多而肥田少，民力困穷憔悴，不能和其他各道一概而论吗？如果一定要使各道百姓都得到完全宽免，那么恢复元祐旧制，削减上供额数，天下一律招募户长并发给他们钱，用来代替保长的差役，这是上策。如果实在不得已，那么姑且沿用近来的制度，福建一路仍然使用耆长而不设置保长，这是次策。如果因为其他各道都有，就不能容许福建独独没有，另创新法重新设置保长，那么只以一个县来说，每年就会使中下户按十户、百户的数量破产；比如浦城县七十二都，每年两次科派保长，会有一百四十四人因此破家；合整个福建一路计算，哪里数得清呢？这已经是不仁之中最严重、最没有节制的了。”于是我读了宗博叶公所辑录的前后本末，便把这些话写在编首。后来的君子大概还应当体察淳熙年间天子怜悯天下百姓的仁心，以及前后诸贤彼此维持的用意，不要轻易议论改变这项制度。不只是为了保全保长一门人的性命，也是为了把阜陵的德泽传播到无穷。叶公名武子，字诚之，学习道理而爱护百姓。他镇守括苍时有惠民政绩，如今虽闲居，仍把百姓的安危得失看作自己的事情，所以对此尤其用心。《送吴斯立序》括苍吴斯立凭文章翰墨在诸位公卿之间游历，如今从吴地回到括苍，迎接母亲来奉养。有人嘲笑他说：“读书人一定要考取功名、做显贵的官，然后才能使父母荣耀。如今斯立只是寄居诸侯门下，正忙忙碌碌地靠卖文章自给，为什么这么快就迎接母亲奉养呢？”我说：“这正是斯立贤明的地方。古代侍奉父母的人，没有一天愿意离开父母身边，所以凡是问候衣服冷暖、按摩疾病痛痒、察看饮食、侍奉坐席等事情，都亲自去做。只是因为从政时被王事逼迫，才有长期出行而不能奉养父母的情况，所以《陟岵》《鸨羽》等诗，写尽幽深的忧愁和愤懑叹息，严重时甚至呼喊上天来诉说自己。后世的读书人没有王事的逼迫，却有的漂泊游历、寄居他乡，有的十年，有的五六年也不朝见一次父母，他们说：‘我将来有所成就后回来，为父母争取荣耀。’唉！侍奉父母的时间是有限的，而外物的得失来去不可预料。如今说一定要考取功名、做显贵官员以后才能使父母荣耀，那么过去那些闭门求志的人终究就没有使父母荣耀的日子了。使父母荣耀在于自己，不在于外物，所以我说这正是斯立贤明的地方。推及斯立不忍离开父母的心，可以用来实行仁，可以用来实行义，可以用来侍奉君主和父亲，可以用来希求成为圣贤。虽然如此，吴门是古代著名的都会，如今又是巨大华美的地方；游览观赏有长洲、茂苑的雄胜，凭吊古迹有五湖浩荡的情思，秋风中的莼菜和鲈鱼、桃花和流水，都是高人寄托兴致的所在。斯立在那里奉养母亲，确实得到了适宜的地方。我却担心他安于那里而不再回来。古人对于父母所在的国家极其眷恋，斯立怀有才学和技艺，将来还会在天子的朝廷上赐第，穿着斑衣、佩着绿绶，奉迎安车回到乡里，慰藉故人父老的期望。我也是吴氏的后代，对此也同样感到喜悦，所以作序为斯立祝愿。《论语详说后序》建安太守三山陈侯某，既以武功平定寇乱，又想到用文教来教化人心。他说：“《论语》一书，是朱子用尽一生力气完成的。起初有《论语要义》，其次有《论语集义》，再其次有《论语详说》，最后才成《论语集注》。如今《集注》家家传习、人人诵读；至于《详说》，却有人听说过书名而不知道它的内容。圣人的道理广大无边，即使像颜子这样善于学习的人，亲自得到圣人并拜他为师，还必须仰观钻研、瞻望追随，长久也未能完全领会。直到圣人循循善诱之后，颜子竭尽自己的才力，才卓然见到大道的全体。何况今天的人只凭书本寻求道理，比颜子的困难又增加了一倍。因此，即使朱子凭天资得到了这些学问，他的进步也必定是逐渐积累的。大概是沉潜玩味、反复探索，不知不觉到了老年，等到《集注》刊行之后，才把道理完整地阐明，毫无遗憾。学者难道可以不把它们全部考察吗？譬如玉石，《集注》就是圭、璧、斚、琐一类的美玉；人们看见它温润坚密、没有一点瑕疵，便以为是天然形成的，却不知道追琢、磨治的功夫，并非一朝一夕所能积成。所以这部书同《集注》相比，各章句的详略往往不同，对于先儒学说的取舍也有小小差异。” 过去为什么详尽，现在为什么简略；过去为什么采用，现在为什么舍弃？其中斟酌权衡的精微、陶铸变化的妙处，大概不必亲自游学于考亭、云谷之间，也仿佛亲耳听到朱子的言论、亲承他的当面教诲。这难道不是求道最重要的途径吗？所以我想让学者以《集注》为根本，再参看这部书，观察朱子的所得日月不同、年年进步，也许就能知道圣人的言语意义无穷，而求学问道的功夫不能停止。”陈侯把这部书雕版刊刻出来，又让我写明其中的缘由，于是我写在篇末。

译《孟子要略》序 太守陈侯已经在郡斋刊刻文公朱先生的《论语详说》，又得到《孟子要略》给学者看，说：“先生对于《孟子》的阐发，已经达到极其完备的程度。其全部内容在《集注》中，而要旨在这部编本里。性，是义理的本源，学者必须明白这一点，然后知道天下一切善行都由此产生，并不是借助外物。因此本编开头讲‘性善’。性究竟是什么呢？只是五常罢了。仁义是五常的纲领，所以论性的下一篇讲‘仁义’。心是性的主宰，不可没有操持、保存、奉养它的功夫，所以论心列在仁义之后。侍奉父母、顺从兄长，是天性的自然表现，也是本心最切近的发见，所以孝弟列在论心之后。仁义是人心共同具有的，而能伤害它的就是利。学者必须审察义利的分别，然后才不会失去本心的正道。因此义利列在孝弟之后。义利明白了，推及出处进退，就应修养自己的天爵而不被人爵诱惑；推及政事，就应纯行王道而不杂以霸术。因此义利之后又接着讲这两方面。圣贤的学问顺循天理的正道，是为了充分实现人的本性；异端的学问顺循人欲的私心，是为了违背人的本性。因此以此作为结尾。先后次第的区别，意义难道不是很明白吗？学者从《集注》中求得全体，又在本编中玩味其要旨，那么《孟子》七篇的意义就没有遗漏了。”即便如此，学者对于道，难道只知道它就够了吗？过去我曾听先生同门人谈论编纂这部书的意义，教导他们说：“读书不能只看一遍便停止，必须时时反复玩味，也许会忽然有所感悟；等到义理同实践融会贯通，才算真正有所得。”唉，这又是先生教人的要旨。我刊刻这部书，难道是随便做的吗？陈侯把序文交给我，我退下来思量，只因我是后学，未能窥见先生的门墙，所以对于陈侯的要求虽不敢推辞，却也不敢自认为能够作序。姑且论列陈侯原来的话，附在书末，同朋友们共同讲习。赠送相士郭道人的序 以字形相人，来推知吉凶，古代没有这种方法，如今却有了。小山郭道人，是其中最精通的人。然而这种方法果真可信吗？回答说：世间一切方法，都不出阴阳。按照字画来推求，大凡清秀、刚劲的属阳，浑浊、柔软的属阴。纵向的字画，上面属阳、下面属阴；横向的字画，左边属阳、右边属阴。根据阴阳再观察强弱优劣，吉凶就判明了。不只是字画如此，凡世间所谓的技术，如筮、卜、相、命，没有不是这样。不只是技术如此，从我一心的正邪推及世道的安危，也无不如此。所以勉励善行、去除恶行，是一身的吉祥；任用君子、斥退小人，是天下的吉祥。人们只知道来询问相字的人是为了求吉凶，却不知道反过来从自己的内心寻求造成吉凶的原因。因此我给你写下这篇《志道书》留作赠言；有人来问时，你就把这个道理告诉他。” 《周礼订义》序 《周礼》难以在后世实行，已经很久了。不仅难以实行，也难以说明。那么它终究不能实行吗？回答说：有周公的心胸，才能实行《周礼》；没有周公的心胸却要实行它，就会悖逆。它终究不能说明吗？回答说：有周公的学问，才能说明《周礼》；没有周公的学问却谈论它，就会乖戾。孟子说：周公思考兼取三王的事业来施行四件大事，其中有不合适的地方，便仰头思考，夜以继日；幸而想通了，就坐着等待天亮。周公的心，是禹、汤、文、武的心；他的学问，也是禹、汤、文、武的学问。用这样的心胸推行政治，用这样的学问著成书，所以能够使成周达到太平，并为万世开创太平。自古以来祸乱的根源不止一端，大略有四种：君主的心放纵于逸乐之中，群臣下属不敢进言；贤能之才被阻塞在偏远之地，而在位的不是合适的人；百姓忧愁痛苦，上面却听不到，耳目被眼前的事物遮蔽，远方的情况不能察知。六官所属各部门，凡是能够引导君主追求奢侈欲望的，都由冢宰统一管理。三公负责论说治道，师氏、保氏负责诏告劝谏，也都以辅导君主为职，于是君主就站在不犯过错的位置上。士人中有德行、道艺的，百姓自然推举他们，国家于是让他们任长官并参与治理。在家中修养的人，没有不能通达朝廷的，于是人才不会被埋没，天官也不会私自授予职位。使居民有法可守，养育百姓有政令，征收赋税有制度，惩治百姓有法典。天下所有疲病、贫困、孤苦无依的人，没有不乐于安居乐生的。又从王畿附近直到六服远方，各地相距或许有千万里，感情却像一家人一样相通。这些全都是禹、汤、文、武的政事，是周公思考而得到的，全部集中在这里。这部书若没有周公的心，能够实行吗？若没有周公的学问，能够说明吗？新室是盗贼，宇文氏是狄人，他们所经营的全是私利。立志于先王之道的人，没有谁超过唐太宗；然而他不能端正自身、刑罚家人的根本，却想规划井田、议论封建，难怪最终不能实行。自从刘歆采用《周礼》，既已违背其本旨，儒者便喧嚷攻击他；王安石采用它，又再次违背其本旨，儒者又喧嚷攻击他，说《周礼》不能实行。唉！刘歆的王田、王安石的泉府，不过是偷取其中一两点来掩饰自己罢了，怎么能因此牵累我们的圣经呢？那何休竟指它为六国阴谋之书，几乎到了否定圣人、废弃法度的地步；近世攻击荆舒的人，又说王安石废弃孔子的《春秋》，采用刘歆的《周礼》。难道不想想《春秋》本来就是出自《周礼》吗？假使《周礼》一直在天下实行，《春秋》就不会产生了。后世实行《周礼》的人，像前面那些人一样悖逆；谈论它的人，又像这样乖戾。所以说，不仅难以实行，也难以说明。郑玄、贾公彦等儒者分析名物、辨明制度，并非没有功劳；但圣人隐微的旨意，最终没有人看见。只有洛阳程氏、关中张氏，他们的论说不过数条，却独自得到了圣经精微的蕴藏。大概程、张的学问，就是周公的学问。有周公的学问，所以能得到周公的心；这部书也依靠它来得到阐明。永嘉王次防君，学问以程、张为根本，对于古今诸儒的学说无不深入研究，著成《订义》一编，用力非常勤苦。然而他还不以此为满足，正要早晚思考，探求经书本来的旨意，以启发当世，他的用心也实在仁厚。凭这样的心来研究这样的学问，《周礼》一书难道就会因此大为彰明了吗？唉！假使这部书果真大为彰明，在上位的人用周公的心胸施行三王的事业，那么太平的道路就会打开，祸乱的根源就会堵塞，难道只是空话吗？我赞美次防的志向，所以在篇首作序，并勉励他更加用力。绍定五年闰九月甲戌，建安真某书写。

译《刘氏传忠录》后序 三代相继传承忠节，古代有这样的吗？回答说：《春秋》时代，季友、行父都忠于鲁国，而宿凭借权势强大而专擅国政；狐偃、狐毛都忠于晋国，而狐射姑却因擅自杀人而出奔。《春秋》时代世家最为兴盛，但以忠节相继的尚且没有几家，何况后世呢？汉代东西两都，延续四百多年，只有杨氏世代以直谏正直著名，而杨彪又能在禅让改朝之际保全自身，更加贤明。建安刘氏，自忠显公杀身成仁，天下仰慕他的忠节；宝学公以身捍卫蜀地，天下称颂他的忠劳；到了忠肃公，又以直言正道辅佐明王，天下相信他的忠诚。从祖父到孙子，如同出自同一轨道，自古以来世家兴盛，没有几家能够比得上。那么三位君子的忠节，果真有不同吗？回答说：三位君子的心是相同的，只是所处的环境不同。假使忠显公处在太平之朝，他尽情进言、抗争论辩，一定能够成就忠肃公那样的学问；宝学公处在危难之日，他牺牲生命、报效国家，一定能够践行忠显公那样的风范。忠肃公如果处在二公所处的时代，他所建立的功业也一定不会有愧。所谓‘换一个处境，人人都能这样’。” 大概发自内心而没有虚伪叫作忠，发自自身而一定竭尽全力也叫作忠。但没有发自内心却不能对自身尽力的忠，也没有对自身竭尽全力却不发自内心的忠；它们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圣贤所说的忠，并不专指侍奉君主：替人谋划必须忠诚，对朋友必须忠实地劝告，侍奉父母必须尽心奉养；至于用善道教导人、用利益教导百姓，所到之处没有不是忠的。平常居处时有一件可惭愧的事，却想尽忠于君主，这是不可能的。三位君子存心自处，大概没有一件事不是忠，侍奉君主只是其中最明显的罢了。后进之士听到他们的风范而仰慕，必定要在平日切实修养，而根本就在独处无人处和内室深处。某谨以此勉励学者，并把它传之于史。您出生在三位忠臣的家族，恭谨厚重，希望能够不辱没祖先。今后子子孙孙都不要废弃、继续传承下去，那么这种精神气脉就会绵延相续，百世而不停止。《诗经》说：‘正因为他自身具有，所以才像他。’我也将用这句话来勉励刘氏。绍定五年十一月癸丑，同郡后进真某敬书。《孝经集义》序 《孝经》这部书流传于世已经很久了。到朱子时，才开始分别经文和传文，删去后儒附益的内容，于是经文恢复完整；然而还没有来得及阐发其中的意义。我的朋友龚君栗笃志好学，于是根据朱子的意旨，采集各家学说的长处加以折中，又把其他书中所见关于生事、葬祭的礼仪汇集编录，作为这部经的辅助。对于学者的疑问，就设置问答，曲折详尽地加以阐明。这样一来，圣门教人的微妙旨意，才开始明白无遗。孝，是人心本来固有的。古代先圣先王命令冢宰向百姓施行德教，不过是用礼节、文饰、制度、等级来指示他们，从未说明其中的道理。说明孝的道理，是从孔子开始的。三代以前，道理明白，风俗淳厚，人人都明白孝之所以为孝；圣王在上，设置礼制教化加以规范防范，使人不要失去孝道而已。到了孔子时代就不同了。看他告诫子游、子夏，尚且担心他们把服侍劳作、能够奉养父母当作孝，那么比子游、子夏更浅薄的人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不得不详细说明孝的意义来启发学者。如今的时代，同孔子时代相比又不同了。即使名为士君子，也有不知道孝之所以为孝的人；能够服侍劳作、奉养父母，尚且还觉得惭愧，何况更大的孝行呢？何况那些被坏风俗长期习染的普通百姓呢？龚君编写这部书，是想使读书人懂得孝之所以为孝，低头努力竭尽自己的力量，从而没有不能行孝的士人；也使普通百姓有所观摩效法，懂得孝之所以为孝，低头努力竭尽自己的力量，从而没有不能行孝的百姓。他的用心难道不是极其深切吗？我认为治理百姓的人，应当把这部书颁发给学校，散布到乡里，使读书人诵习并努力实行，以此先行给百姓作榜样，那么我们县的风俗就可以改变。推而广之，天下的风俗没有不能改变的，这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只是龚君在这件事上用力很勤，文辞意义之间虽似乎略有不够明白，但它的大旨却清楚明白。因此为它作序，并与他切磋讲究，希望能够使它长久流传。绍定五年十月壬辰，友人真某作序。《续通鉴长编要略》序 闽地漕运使郑公拿出他删定的《续通鉴要略》给我看，说：“我年轻时，在家中接受学问。先君有一天回头对我说：‘你对于前代各史，大概有所听闻吧？我朝治国的体制超过虞、周而胜过汉、唐，你也曾考察过它的始末吗？’我谢罪说不能，于是他把这部编书交给我，说：‘读了它，就知道本朝超过前代的原因。’我接受后阅读，差不多三十年了，只是曾经苦于它篇卷浩繁，想删去繁复、摘取要点，以便省力阅读。壮年出仕，晚年仍未休息，奔走于国事，力量和时间都不够。后来从尚书郎退居林野，才开始从事笔墨研读。旧书大约有若干卷，数百万字，如今保存下来的才有三分之一。我来到闽中时，把它装在行囊中一同带来。私下想到偏远乡里的后进，不能得到全书，姑且就根据这部书反复熟读，也足以粗略知道大概。因此想把它刊刻流传，以惠及学者，怎么样？”我抚着书卷叹息说：“您的志向确实美好！不过这部书的流传，难道只是学者有幸而已吗？《诗经》不是说：‘不犯过错，不忘旧章，一切遵循旧有法度。’《续鉴》一书，祖宗用来祈求上天延长国运、使国家建立千万年基业的道理，都在其中。近世有儒臣请求让经筵官节略这部书，以供皇帝阅览，最终没有实现。如今皇帝专心研习经典，有宋高宗、周成王的风范，如果真能每天把这部书陈列在面前，那么用来启发天子的聪明、疏浚治理根源的益处，哪里能数得尽？所以希望不只是扩大书坊的流传，必定还要用它来准备向朝廷上奏。您或许有这个意思吗？”郑公说：“这不是我敢说的。不过，吃到芹菜便想到进献，是臣子的心意。请把您的意思冠在篇首，我将等待时机。”我说：“是，是。”绍定五年十月某日，建安真某作序。

译送李茂先赴南恩任职序 温陵李茂先在天子之学游学七年，考取上等名次后归来，并不认为南恩遥远而鄙陋，前往那里任教授，说：‘这是我先父任职过的地方。’当初南恩有学校却没有教师，有学田却没有廪禄，有教官却不履行教官的职责；我的先父开始发放廪禄并教导学生，南恩的士人思念他的恩德，直到今天也没有衰减。我这次前往，是为了继承我先父的志向。”我听了叹息说：“《中庸》把善于继承父亲的志向看作孝，茂先这次行动由此可以知道他懂得孝了。”只是还不知道茂先将怎样教导学生，是否会使读书人穷究义理、反省自身，学习有实际用途的学问？不要用华丽的言辞粉饰自己，也不要把雕饰的技艺当作本领，用来向主管官员求取禄位。过去眉山翁为朱崖的士人作诗，有‘沧海何曾断地脉’的话，大意是说只要有那样的人，山川就不能限制他；这是勉励他们努力学习、不要自甘鄙陋。即便如此，士人对于科举，只应把它当作推行大道的资助罢了；如果说什么是可贵的，却不在科举本身。茂先此去，州中有可以共同学习的人，就应当上前教导他们说：‘南恩确实遥远而鄙陋，但曲江、日南，比南恩又好多少呢？然而张文献、姜相国却从那里产生。’阴阳二气、五行之精，聚合而成为人物，难道曾经有岭海这样的界限吗？” 只是担心他们不知道应当学习什么罢了。从今以后，必须把《大学》当作门户庭院，把《中庸》当作深邃内室；不是仁爱的居所不住，不是正义的道路不走；把孝悌作为衣冠，把忠信作为鞋履。怎么知道将来不会有人能够继承二公的足迹呢？那些只以科举功名期望他们的，是末等的目标。这样做，希望他们不辜负自己的职责，也使先君子增光。然而一定要自己所得深厚，然后才能传授给别人。果真如此，茂先对于学问难道可以停止吗？茂先是金玉般的人才，所以我特意用这些话勉励他，趁他告别时写下来赠给他。《绍定江东荒政录》序 绍定年间，鄮山袁侯由衢梁守调任江东常平使者，后来又兼任直宝章阁、提举本道刑狱并兼管常平事务；又因将作监召他入朝，尚未成行，便升任直焕章阁，仍照旧任岭南转运事务。袁侯在江左，到这时已经五年了。刚到任时，年年大旱；第二年秋天霜灾、蝗虫吞食庄稼；又过一年春天降霜，秋天发大水；再过一年又旱。几年之间，所属州县没有一年不报告饥荒。袁侯没有一天不讲求救荒政务，直到事情办完。他的幕府有人编纂这些事情，请我作序。我叹息说：这可以用来观察上天的心意了。先儒说过，天灾变异将要发生时，上天必定预先派出人才来应对它。像袁侯这样的人，难道就是上天预先安排的吗？上天的心意，不过是仁而已。然而气数运行有参差不齐，又有时因人的行为感召而发生，于是不幸产生灾异。虽然这不是天心所希望的，却无法完全避免，于是就把这件事托付给相应的人，让他们加以救济，以补救造化所不能及的地方，希望年岁虽有灾害却不至于造成严重祸患，百姓虽饥饿瘦弱却不至于全部弃尸沟壑。这正是天心最为仁厚的地方，也是人心的仁与天成为一体的地方。一个地区连绵八九州，旱灾之后是霜灾，霜灾之后是水涝，水涝之后又是旱灾，天灾接连不断，可以说严重到了极点。假使没有仁人来承担这些灾患，百姓的性命必将腐烂消亡，而天心的仁厚不忍心达到这种地步，所以把这件事托付给袁侯。袁侯办理荒政，勤恳而专一，忧劳而深切，睡觉为此不能安眠，进食为此不能饱腹。他所筹划的事情千条万端，但总不出于一个‘诚’字。他因此替百姓向朝廷请求生路，也因此晓谕官僚、勉励乡居士绅、劝告豪强富户。公文檄文中表现出来的，诗歌中讽谕的，都是反复叮咛、哀痛恳切，像从肺腑中吐出；听到的人都乐意为此尽力。袁侯曾自称：一片赤诚，对着苍天，确实就是如此。这大概就是他能保全整个地区百姓性命、符合天心所托付的原因吧？正当百姓告急时，盗贼在闽地兴起，不久又在衢州兴起，距离边境都不到百里。袁侯不仅使百姓吃饱，也使军队吃饱；凡是防御的谋划，无不周到，于是境内之人没有随盗贼响应，境外的盗寇也不能进入。袁侯对于这些人的功劳，又大了。即便如此，袁侯所做的，也不过是不失去自己的本心罢了。本心是什么？就是仁。上天赋予人类的，正是这颗心；如果不仁，而世上的人往往流于不仁，就是违背天意、自我残害。按照袁侯的作为，才可以说没有失去上天所赋予的本性。那么眼看这些百姓饥饿将死，却不能因此动心的人，难道还算得上人吗？袁侯在江左办理荒政，他的仁德在当时十分显著；这部录的流传，使读到它的人个个觉悟自己的本心，并以不如袁侯为羞耻。这样就是流传百世的仁德了，所以我作序而不推辞。袁侯名甫，字广微。《论命郭君》序 长沙彭师右替我推论命运，说我兼具阳的仁与阴的义，二者完备，我私下笑他。乾道运行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其本性与命运；所谓仁与义，难道只是我独有吗？如今莆阳郭君替我推论星辰运行的度数，又说金星明白、水星清澈，二星互相夹辅，所以我的性情喜欢清洁、厌恶污秽，我又笑他。清白，是士人操守的常道；即使我出生时没有遇上金星水星，难道就可以改变我的操守吗？所以说，人有自己的本性，君子不把一切归于命运。郭君将要出行，来求我作序，我把自己所笑的这些话告诉他。

译《招捕使陈公平寇录》序 绍定四年，汀、剑、邵三地的寇乱平定。剑州人为陈公建立生祠，我把他的事迹写在石碑上。过了两年，太守黄侯垺又编集他的事迹成为一部录，请我作序。当初嘉定年间，统帅洪道经过剑津，路过英显张侯庙，久久徘徊，仿佛心中有所感慨。他对通守倪君祖仁说：‘张侯的事迹还没有记载，后人将凭什么观看呢？’倪君退下后翻检旧档，询问遗老，得到几十条材料，便刻印流传。后来盗贼在汀州兴起，蔓延到邻近各郡，陈公起任延平守，又兼任招捕使。我同陈公旧交，于是多次写信，用张侯的事迹勉励他。不久，陈公率领王师出兵平定剑州，平定汀州，第二年又平定邵武，于是整个地区恢复清平。陈公与张侯，人品相同，乡里相同，消灭寇盗、保护百姓的事情也相同，而陈公所遇的困难更大。两位贤人相隔百年，都是所谓以社稷奉祀的人。然而英显张侯的录是后人编出的，所以传闻多有不同，散失的事情也没有全部记载。黄侯这部录则没有一天不在幕府，没有一件事不参与谋划，亲眼见到并亲手记录，因此言语详尽，事情也考察得准确。王师攻取濑关、驻扎高滩时，和贼军相距仅仅一衣带水。陈公穿着军服指挥，阵前的贼人相互看着，神色惊动，说：‘这就是招捕使吗？怎么一个文人竟能这样？’于是叩头请求投降，希望能得到一名官员当面输诚。陈侯毅然请求前往，到了那里，群贼罗列跪拜说：‘您就是我们的父亲。’原来陈侯曾任连城令、将乐令，恩德仁爱深入人心；他又尽力守御、抵抗贼寇。不只是百姓敬重他，贼人也敬重他。我曾听陈公说起陈侯挺身向贼人晓谕的事情，别人无法相比；我偶尔把这话告诉陈侯，他却说：‘那时只是被陈公的威势震慑罢了。假使换一个冒失男子前去，贼人也会投降。’唉！人才济济，能够扩大仁德之心。正因为心胸宽广，所以能有平定东南的功劳，也有‘不吴不扬’的美德。如今从这两位君子来看，更加可以确信。那些心胸狭窄、爱猜忌的人，有的掩盖别人的功劳，把它据为己有，又进一步嫉恨有功者；只有浑濬式的争执，却没有乐羊、范雎那样的谦逊。凭这样的心胸来任用人才、治理国家，我知道是很难的。所以把这些写下来告诫当世君子。

译《大学衍义》序 我开始读《大学》这部书，看见它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一直到治国、平天下，本末有次序，先后有条理。我曾抚摸书卷，三次叹息说：‘做君主的，不可以不知道《大学》；做臣子的，也不可以不知道《大学》。做君主而不知道《大学》，就没有办法澄清治国的源头；做臣子而不知道《大学》，就没有办法尽到端正君主的方法。’后来又考察过去帝王的治理，没有不是从自身修养出发而通达到天下的，这才知道本书所陈述的，实在是百圣相传的心法要典，而不是孔氏个人的言论。三代以后，这种学问失传了，书虽然还在，却大概只被看作传记罢了。求治理国家的人既没有人考察它，谈论治理的人也不把它用来期望君主。只有唐代韩愈、李翔曾经提出过其中的学说，见于《原道》《复性》篇中，但他们在朝廷上的议论却没有涉及此事。大概秦、汉以来，尊崇相信这部书的只有韩愈和李翔二人，而他们也不知道它是圣学的源头、治道的根基，何况其他人呢？我曾冒昧认为，《大学》一书，就是统治天下的君主所应遵守的律令、格式和条例。依照它行事一定能治理好，违背它一定会混乱。近世大儒朱熹曾经撰写《章句》《或问》，分析其中的意义。宁宗初年，他入宫侍讲经筵，又曾把这部书进呈讲解。希望求治的君主如果取来这部书玩味推究，那么历代帝王治理国家的次序、求学的根本，就会清楚地呈现在胸中。我不才，私下思考怎样来辅助这部书，于是摘取经文二百零五字，编入此书；又以《尧典》《皋陶谟》《伊训》和《思齐》诗、《家人》卦列在前面，用来说明前代圣人的规范与此并无不同。接着列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扬雄、周敦颐的学说，用来说明后代贤人的议论也不能超出这一范围。【以上论述帝王治理的次序】尧、舜、禹、汤、文、武的学问，纯粹合于此道；商高宗、周成王的学问，大概接近于此；汉、唐贤君所谓的学问，已经不能没有违背此道的地方；汉孝元帝以下几位君主的学问，有的凭借技艺，有的凭借文辞，则与此道相差很远。【以上论述帝王求学的根本】上下数千年之间，治乱兴亡，都由此产生。我确实断定它就是统治天下君主的律令、格式和条例。不过，君主的学问必须知道要领，然后才有可以用力的地方。阐明道术、辨别人才、审察治体、体察民情，是君主格物致知的要领。【阐明道术分为四项：天性人心的善、天理人伦的正、吾道与异端的分别、王道与霸术的差异。辨别人才分为四项：圣贤——观察人的方法；帝王——知人的事情；奸雄——窃取国家的手段；憸邪——窥伺君上的情形。审察治体分为两项：德与刑，先后之分；义与利，轻重之准。体察民情分为两项：生灵，百姓向背的原因；田里，百姓忧乐的实情。】崇尚敬畏、戒除逸乐欲望，是诚意正心的要领。【崇尚敬畏分为六项：修养自身的敬、侍奉上天的敬、面对百姓的敬、办理政事的敬、操持保存并反省察验的功夫、规劝警戒的帮助。戒除逸乐欲望分为五项：沉湎的戒惧、荒淫的戒惧、游乐的戒惧、奢侈的戒惧，以及先列总论，用来兼戒上述四种过失。】谨慎言语行为、端正威仪，是修身的要领。【此项没有分目。】重视妃嫔配偶、严明内治、确定国家根本、教导外戚亲属，是齐家的要领。【重视妃嫔配偶分为四项：谨慎选择册立的方法、依赖规劝警戒的益处、明辨嫡妾的区别、惩戒废黜夺位的过失。严明内治分为四项：宫闱内外的分别、宫闱干预政事的戒惧、内臣忠诚谨慎的福祉、内臣干预政事的祸患。确定国家根本分为四项：建立储嗣应当及早、谕告教导应当预先、嫡庶的区别应当明辨、废黜夺位的过失应当引以为戒。教导外戚亲属分为两项：外戚谦逊谨慎的福祉、外戚骄傲放纵的祸患。】这四方面的道理做到了，治国平天下就在其中了。每一条开头都列圣贤的明确教训，再参照前代的事迹，成败得失的鉴戒清楚可见。我过去入侍迩英殿时，曾经有志于此；近年以来闲居无事，才得以翻阅经传，汇集编纂。作为身处田野的一点微薄忠心，早晚思考推究，所得只有这些，于是把它秘藏在巾箱中，等待时机进献。本书的宗旨都以《大学》为根本，前面列出两大纲领，后面分为四方面的条目，用来推演《大学》的意义，所以题名为《大学衍义》。《送林子》序 起初我同林子交游，得到他的诗文，读起来高拔奔放，不受拘束。他最奇特而丰富的作品，如谱述东溪先生生平的文章、为安国伽蓝申诉的文章，以及游虎溪、东林的诗，名篇佳句，谈笑之间便能写成，没有一句不是脱口而出、声情流露。由此我本来就知道他是才华卓异的人。后来听他说话，关于阴阳消长的变化、祸福相依的机理，都一概以《易》为准绳，再参照《太玄》《潜虚》的文字、《皇极经世》的篇章，幽深微妙，探究到了义理的根源。我心中更加敬重他。乙丑年，我在镡津之上遇到他，同他谈论旧日交情，握手谈笑，斟酒慰劳他；他的气概更加豪迈，言语更加壮阔，谈论诗歌也更加奔放。我正高兴他留下来，可以同他相处，过了一天，他却来向我告别，并且感慨地说：‘我年轻时曾经有志于这个世道，只是不幸在科举场中屡次失败，无法施展。如今老了，又能有什么希望？只是我平生喜爱士人，乐于欣赏佳山胜水，虽老而兴趣不衰。如今将从武阳到旴江，经过豫章向西，再转向南方而下。我家有几间房屋，楼上是藏书楼，在那里长啸吟咏、仰卧俯首，足以自得其乐。将要回到我的房舍，教导我的子孙，享受自己的志趣来度过余年，如此而已，哪里还会向当世有所求呢？’ 我观察世上的隐逸之人、奇异之士，不能在世上得志，就一定会有所寄托来隐藏自身。所以严君平隐于卜筮，贾岛、孟浩然隐于诗歌。然而自身可以隐退，名声却不能昏暗的，大概有扬子云、韩退之、王摩诘这些人，使隐者的名声前后辉耀。那几个人难道是有所求之后才获得名声的吗？如今林子深通《易》学，诗歌又雄健，即使不求闻名于世，但假使有像扬子云诸公那样的人出现，难道忍心让我的林子之名默默无闻而不显扬吗？我恐怕您的隐退不会一直隐退下去。您将要出行，所以写下这些话赠给您。

译《送池师惠》序 嘉泰甲子年春天，延平的日者池师惠挽着名刺前来拜访。我同他坐下交谈并询问情况。池君说：‘世上的阴阳家流派很多，但谈五行的人排斥星数，谈星数的人又有的把五行看作迂阔；我大概能够兼通二者，用来推断世人的祸福休咎，没有不应验的。’他又说：‘您的生年时日既然相合，星辰运行的度数也一同趋向吉利，乙丑年您大概会凭词学建立功勋吧？’我姑且听信他的话，却并不相信。过了些时候，我入朝奏事后回乡，池君来道贺，并请求我作序来证实这件事。我想，列星运行的度数秘密地在天上运转，似乎与人无关，而精通历法的人却能推究它运行的次序，来判定祸福的征兆。既然如此，那么人的死生、休戚、富贵、贫贱，没有不是在出生之初预先确定的，大概是上天所为，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然而世上的君子还想凭智力求得胜过命运，不是迷惑吗？假使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对于爵禄不必争竞也能得到，患难不必躲避也能免除；安于时势、顺从自然，接受命运而完成志向，一点也不需要使用自己的力量。这样才可以说是知命。有人向您询问，就把这个道理告诉他，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登科要览》序 我担任延平郡从事时，有人夹着书走到门前求我作序，他的衣冠看起来是个儒者。他拿出一编书，说是《登科要览》，给我看并说：‘进士科起于隋朝，盛于唐朝，到本朝更加兴盛。士人想使光彩如虹霓、振翼直上云霄，都从这条道路出来。所以前代士人作了许多记载，以扩大这件事的声势，当然不乏其人；但还没有像这部书这样分条汇编，详尽而广博。请您为它作序。’我认为，这部书的编写，大多是在夸耀科举的荣耀，用来光耀世俗，对于世道人教并不是最急迫的。然而假使后辈小子能够读到它，知道通晓经书、博览古代是可贵的，从而更加坚定自己每天进步、不停不息的志向，也算是继承了古人劝学的遗意。这就是我高兴为它作序的原因。即便如此，从唐代到今天，大约有数千万名士人；其中砥砺名节、建立功业、同天地一样长久的，固然多得难以记载；而沉沦埋没、同万物一起消亡的，也不知道有多少。那么士人生在这个时代，关键只在于他所树立的究竟怎样。门荫出身的李德裕，同进士出身的牛僧孺、李宗闵相比，谁更贤能？刘蕡的忠诚，也不是一次科第得失所能增加或减少的。唉！求学的人也应当谨慎自己所树立的事业啊！《送叶守行》诗序 吴兴叶公担任延平太守第二年，政绩取信于百姓，声名上达于天。冬十一月戊戌，皇帝这样说：‘我把天下百姓的性命托付给二千石官员，他们贤良还是不贤良，百姓的安危祸福都系于此。你们几位大臣，要替我选择贤能之人，甄别并提升他们，像汉宣帝时的旧例一样，希望能够努力完成。’群臣接受诏令后，就把叶公治理有成的情况上报。诏令派使者持节巡按刑狱于江东诸郡。命令传到的那天，百姓哀号，仿佛饥饿时失去食物，寒冷时失去衣服，欢乐地歌唱说：‘叶公到来以前，政事确实多有弊病。差役们吠叫不休，吞噬我们的百姓。叶公赶快驱逐他们，使百姓走出困苦，谁来医治他们的创伤？叶公亲手抚慰，曾经的呻吟声，变成了歌舞。叶公为什么不留下，永远做我们的父母？’后来听说叶公要离去，百姓扶老携幼，拦在道路上请求挽留的，有成十成百。叶公晓谕并遣散他们，却没有答应。于是州中有见识的百姓对众人说：‘你们这样爱戴叶公的政绩，难道不像背阴取暖的人爱太阳吗？太阳运行在天路上，照耀九州。它刚刚在东方明亮升起，初升的光辉照下来时，墙角和屋后的阴暗处还有私自享受温暖的人；然而太阳的光并不会止于此，忽然升到高空，远近都能看见，那么先前私自享受温暖的人就不能独占了。如今叶公的政绩就像冬日的阳光，剑州这个郡就像墙角屋后的阴处。阳光的温暖不能被人据为己有，叶公的政绩难道可以私自占有吗？它将先惠及一个州，再惠及整个江东一道，直到天下，没有地方不蒙受它的温暖。这哪里是剑州百姓所能独占的？又哪里是江东百姓所能长久独占的呢？’众人都说是，于是拜谢退下。郡中的僚吏都已经作诗歌咏这件事，认为我承蒙叶公知遇，尤其深厚，命我作序。我不敢推辞。《西山文集》卷二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三十 宋 真德秀 撰 问答【始于丙戌年秋天，为子侄讲说《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因他们提问，又为他们详细说明】询问什么是明德 “明德”就是上天赋予人的德性，本来是光明的。由于人在刚出生时，所禀受的气不同：有禀得清明纯粹之气的，就成为圣人、贤人；有一半清明、一半混浊之气的，就成为普通人；完全禀受昏暗混浊之气的，就成为愚昧不肖之人。这就是所谓被气禀所拘束。等到出生成为人，既有了知觉和认识，又同外物接触，于是耳朵想听声音，眼睛想看美色，鼻子想闻香气，嘴巴想尝滋味；一旦私欲胜过本心，本心就被私欲夺去，于是流于不善，而所谓明德也随之昏暗了。这就是所谓被物欲所蒙蔽。人能够讲习学问、穷究事理，就可以恢复本来的德性，所以说是“使明德更加光明”。问“定、静、安”三字的意义。这三个字意义相近，但有浅深之别。求学的人用功，应该先从“定”字开始。心这样摇摆不定，怎么能讲习学问、穷究义理呢？心既然安定下来，才可以逐渐达到“静”和“安”的境地。心还没有安定，就想得到静和安，这是没有道理的。问“全体”（有的问答中说到的“全体”，下同）。这是说性本来的整体状态，浑然完整，仁、义、礼、智、信就是它。问“大用”。这是说性发用出来的表现，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情感的萌芽。问“成性存存”。这是说上天赋予我的，本来就有浑然形成的性，正如如今俗话所说已经生成的浑沦之物。我只应当不断保存它，不让它片刻失去，那么天下的道义没有不从这里产生的。道义如侍奉君主的忠、侍奉父母的孝、对兄长的敬悌之类，都是如此。问“止于至善”。所谓“知止”，是说知道做君主必定止于仁，做臣子必定止于敬，做儿子必定止于孝，做父亲必定止于慈；但只是知道这个道理，还没有真正达到那个境地。所谓“能得”，是说做君主已经仁爱，做臣子已经恭敬，做儿子已经孝顺，做父亲已经慈爱，这才是真正达到那个境地。“文王于缉熙敬止”中的“敬”字，是就整体而言，是无所不敬的敬。说做臣子止于敬，专指敬奉君主，只是敬的一件事。文王的敬，包含了仁、敬、孝、慈、信。“如切如磋”说的是治学，侧重于认识；“如琢如磨”说的是自我修养，侧重于实行。这是说求知和力行的功夫应当一同进步。即使认识已经精细到十分，而实行方面还有一分不周密，也不能算达到至善。必须认识达到极致，实行也达到极致，才称得上至善。问：止于至善就是圣人的境界吗？回答说：止于至善就是已经达到的意思。孟子所说的“美”和“大”，是大贤的境界。大概说，令人向往的叫作善；自身确实具有善叫作信；善充实于内叫作美；充实而有光辉显现出来叫作大；大到能够感化万物叫作圣；圣到了不可测知叫作神【善、美、信、大、圣、神是六个等级】。所谓令人向往的叫作善【是说这个人有善而无恶，人人都愿意亲近他】；自身确实具有善叫作信【是说自身确实有这种善，比令人向往又进了一层】；善充实于内叫作美【善积聚在内，充满而真实，所以叫美，比自身具有善又进了一层】；充实而有光辉叫作大【内在充实而显著于外，这是盛德不可遮蔽的表现，已经是大贤以上的境界，只是还没有达到感化万物】。所以程子谈到颜子，认为他之所以没有达到圣人，是因为还在持守，并不是已经能够自然化育。假如再给他一些年岁，不久就会达到化境。所谓持守，是指有意持守的功夫；所谓化，是指心与理完全融合，不再需要持守，正是孔子所说“耳顺”“从心所欲”的时候。《大学》所说的止于至善，正是美和大的境界。长久不停地用功，就会由大达到化，成为圣人。因为功夫到了这里已经十分完备，再没有可以勉强用力的地方，只须从容涵泳，等待它自然达到化境。所以《易》说：“穷尽神妙而知晓变化，是德性盛大的表现。超过这一境界以后，就不是人力所能预知的了。”横渠又说：“达到大是可能的，达到化却不可能【意思是，大及其以下都可以用力达到，到了化境就不能再靠用力了】。” 问“致知格物”。“物”就是事物。从自身一直到天下万事万物，都各自有一个道理，必须逐件穷究。比如说，这一身是从哪里来的？必须知道天地赋予我这样的形体，又赋予我这样的本性。形体既然同禽兽不同，本性也同禽兽完全不同。什么叫作性？就是仁、义、礼、智、信。正因为有这五种德性，才称作人。我应当努力实行这五种德性，不辜负上天的赋予。至于所谓仁是什么，义是什么，礼、智、信又是什么，也都必须一一辨析清楚，这就是穷究一心的道理。其次，我作为人家的儿子，侍奉父母应当怎样；作为弟弟，侍奉兄长应当怎样；作为晚辈，侍奉尊长应当怎样，也要逐件辨析。比如侍奉父母，冬天要使他们温暖，夏天要使他们清凉，出门要告诉他们，回来要当面告知；像《曲礼》《内则》等书所记载的侍奉父母、同父母说话的礼节，以及侍奉兄长、尊长等事情，都要这样一一穷究，这就是穷究自身的道理。心和身体，是最切近、最重要的地方。其他世间的事物，也都逐渐考察，使它们一一清楚，这些都叫作格物。“格”解释为到达，意思是把事物的道理穷究到极致。穷究道理达到极致以后，我心中的知识就会一天比一天明白；时间久了，功夫纯熟了，就能通晓天下的道理，所以说：“格物以后，知识才能达到极致。”这一段，是圣人教人的最重要之处。因为天下的道理，只有认识到了，才能实行。只认识一分，就只能实行一分；认识十分，才能实行十分。所以要逐件把道理穷究到底。如今求学的人，穷究道理的关键全在读书。读这一部书，就必须穷究这一部书的道理，一个字一句话都要考察。如果还没有明白，就应当向老师朋友请教，求得它的要旨。比如读《大学》，从头到尾都穷究一遍；弄懂了这部书以后，再读《论语》《孟子》，也从头到尾穷究一遍。辨析得多了，自然就会贯通领悟。如果泛泛地读过，便以为读完了，怎么能把义理认识透彻呢？义理既然不透彻，胸中的见识也没有办法进步。穷究道理虽然不只在于读书，但它的主要途径却以读书为根本，这一点不可不知道。

译万物各自具备一个道理，万物共同出自一个本原。所谓万物共同的本原，就是太极。太极，是万物总的道理的名称。有理就有气，分为二就是阴阳，分为五就是五行。万事万物都源出于此。人与万物得到它，就成为各自的本性；性就是太极。仁义就是阴阳，仁义礼智信就是五行。万物各自具备一个道理，就是每一物各有一个太极；万理共同出自一个本原，就是万物整体上共同具备一个太极。太极不是有形有器的事物，只是道理达到极致罢了。所以说“无极而太极”。问“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有的问答中的话）。“则”就是法则、准则。《汉书》把律【十二律】、度【尺度】、量【斗斛】、衡、准【又叫臬】称为五则。意思是轻重、长短、大小、高下，各有一定的自然法则，不能超过，也不能不足。《易》说：“于是显现出上天的法则。”《诗》说：“顺从上帝的法则。”都是指自然的道理。帝就是天，意思是天下的道理都是上天实在造成的，无不有一定的法则，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增减的，所以称为“天则”“帝则”。比如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这是谁使他们这样做的？都是天，不是人。尹吉甫“有物有则”的说法，也是这个意思。问心这种东西，实际上是身体的主宰。外圆内窍，是心的形体。从有形之物来说，心具备各种道理，神妙明察而不可测知；但心的道理本身不能当作有形之物来说。不过有了这个形体，才能包容这些道理。问“上帝所降之衷”（有的问答中的话，下同）。《尚书·汤诰》说：“伟大的上帝把中正之理降给下民。”衷，是指没有过分也没有不足、达到至善的道理。上帝把这个道理赋予人，人所得以成为本性的，就是它。问“烝民所秉之彝”。《诗经·大雅》说：“上天生下众民，有形物就有法则。众民秉持常理，喜爱这种美德。”意思是，上天生下众民，有这样的形物，就必然有这样的道理。比如有耳目，就有耳目的道理：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就是这个意思【其余如口、鼻、四肢等也都如此】。君臣、父子有君臣、父子的道理【其余兄弟、夫妇等关系也都如此】。“则”是准则的则，是不可逾越的界限【“物”从形体说，“则”从道理说，所谓道理就是仁义礼智信】。众民都秉持这种常理，所以心中没有不喜爱善的【懿德就是美德，也就是所谓善】。问刘子所说的“天地之中”。《左传》中刘康公说：“人民接受天地的中正之理而出生。”意思是，人的出生，都是禀受天地至中之理而把它作为本性【这同“上帝降下中正之理”的意思相同；“衷”就是“中”】。问孔子所说的“性与天道”。子贡说：“孔子谈论本性和天道，无法听闻到它的全部。在天上称为道，就是阴阳五行的道理；在人身上称为性，就是仁义礼智信。性就是道，道就是性。” 问子思所说的“天命之性”。《中庸》说：“上天赋予的叫作性。”意思是，上天用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人得到它，就成为仁、义、礼、智、信的本性。在天称为命，在人称为性，其实是同一个道理。问孟子所说的“仁义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又说：“人所具有的，难道会没有仁义之心吗？他们之所以放失自己的良心，也如同斧头砍伐树木一样。”意思是，人既然得到阴阳的道理作为本性，自然就有仁义之心，只是被物欲伤害，所以不能保存它罢了【这里只说仁义二字，是因为仁包含礼，义包含智；礼是仁的显现，智是义的存在】。问程子所说的“天然自有之中”。伊川先生说：“在每一件事、每一种物上，天然都有一个中，不需要人为安排。意思是，凡事凡物都有恰到好处的道理，不能超过，也不能不足。” 问张子所说的“万物之一原”。横渠先生说：“性是万物共同的本原，并不是我个人私自得到的东西。这里的‘性’是指天道而言，凡人与万物的本性，都从这里流出，就像百条河流同出一个源头。” 问邵子所说的“道之形体”。康节先生说：“性是道的形体，心是性的外郭。意思是，道本来无法直接看见，因性才可以看见。因为性所具备的，都是实在的道理。所以说性是道的形体【离开性来谈道，就会流于空虚】。” 问“收其放心，养其德性”。德性，是指从上天那里得到的仁、义、礼、智、信。收回放纵的心，培养德性，虽然说是两件事，实际上是一件事。人的德性本来都完整具备，只因放纵自己的心，不知道收摄保存，才使德性受到损害。如果能够收回放纵的心，就是在培养德性，并不是两件事。问“所当然而不容已”以及“所已然而不容易”。所谓所当然，例如做君主应当仁爱，做臣子应当恭敬，做儿子应当孝顺，做父亲应当慈爱，同国人交往应当守信之类，这是道理合乎应当如此；不这样做就不行，所以叫作所当然。然而仁、敬、孝、慈、信这一类德性，并不是人勉强做出来的，人一出生就禀有这样的道理，这就是上天所赋予的。所以说“所以然”和“所当然”：知道性，是知道道理应当如此【知道它为什么应当如此】；知道所以然，是知道天【知道这个道理从哪里来】。问人之所以求学，只在于心和理而已（有的问答中的话）。存养本心、穷究道理，这两方面应当表里相应地用功。只知道穷究道理而不知道存养本心，就会思虑纷乱，物欲交相攻伐；心既昏暗又混乱，怎么能穷究义理呢？只知道存养本心而不致力于穷究道理，虽然能够持守清静安定，也不过是知道佛家所谓空寂罢了。所以必须两方面一同进步，这样心没有不正的，理也没有不通的。求学的主要方面，不过如此。问：“端庄静一”，就是存养的功夫（语录中的话，下同）。“端庄”主要从容貌来说，“静一”主要从内心来说，讲的是内外相互端正的意思。合起来说，就是一个“敬”字。问“学、问、思、辨”是穷究道理的功夫。

译程子说：“涵养必须用敬，求学进步则在于致知。穷究道理以此心为主，必须用敬来持守自己，使心有主宰，没有私意邪念的纷扰，然后才有穷究道理的根基。心既有了主宰，又必须对每件事、每种物分别穷究它的道理，然后才能完成尽心的功夫。想穷究道理却不知道用敬来涵养心，就会思虑纷乱，精神昏昧，对于义理必然一无所得。知道用敬来养心，却不知道穷究道理，那么这颗心虽然清明虚静，也只不过是空荡荡的东西，没有许多义理作为主宰；遇到事情、接触外物时，必然不能都处理恰当。佛家的禅学正是这样。所以必须用敬来涵养，又讲习学问、审慎询问、谨慎思考、明辨是非，以达到认识的极致，这样在清明虚静之中，各种道理就都具备了。静时，心湛然寂然，具有未发之中；动时，能够普遍应对而处处恰当，达到合乎节度的和。天下的义理和求学的功夫，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些了。这是伊川首先阐发的，文公又继而加以说明。《中庸》讲‘尊德性’和‘道问学’的篇章，也都是这个意思。” 问：现在的人做到五分，就只是知道五分（语录中的话，下同）。朱文公说：“认识和实行，就像车的两个轮子、鸟的两只翅膀，缺少一个都不行。”《尚书·说命》却说：“认识它并不困难，实行它才困难。”为什么呢？高宗天资高明，在即位以前已经向甘盘学习，对于天下的义理大多能够通晓。傅说恐怕他只是知道而不努力实行，所以告诫他说“不是认识困难，而是实行困难”，是希望他努力实行平日所知道的道理。至于求学的人，必须把致知放在前面；知道一分，才能实行一分；知道十分，才能实行十分。如果所知道的还不真实，绝对没有能够实行的道理【所谓真知，就是伊川先生所说如同被老虎咬伤一样的认识；又如饿了必定要吃，渴了必定要喝水，不能进入火中，不能跳入水中，这样才是真知。佛家也说：‘知’这个字，是一切妙理的门，也就是这个意思】。” 问：零零碎碎地积累起来，不知不觉间自然就会醒悟。正如曾子平日求学，都是逐件下功夫：如每日三省自身，如向孔子询问礼，逐项逐件地做下去，积累久了，有一天突然贯通领悟，孔子于是把“我的道是一以贯之”告诉他。到了这时，才知道从前所做的百行万善原来只是一个道理。积累的时候，每一件事都要用力；到了这里，就像饭已经煮熟、酒已经酿成，再也不需要用半点勉强的力量。问：程子谈格物，有时说向内，有时说向外。孔子回答弟子关于仁、关于孝的提问，也是这样，都是随着各人的资质来成就他们。圣人教人，就像天地化育万物一样，因材施教而使其各有成就，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一点。问：《大学》只说格物，不说穷理。“器”是有形的事物；“道”是无形的道理。明道先生说：“道就是器，器就是道，两者从来没有分离过。凡天下的事物，有形有象的都是器，道理就在其中。大的如天地，也属于形而下者；乾坤才是形而上者【天地是从形体说，乾坤是从性情说；乾是刚健，坤是柔顺，也就是天地的道理】。日月星辰、风雨霜露，也属于形而下者，它们的道理就是形而上者。从人的身体说，身体的形体都属于形而下者；所说的性、所说的心的道理，才是形而上者。至于一件事物、一种器物，没有不是这样。比如灯烛是器，它能够照明事物的原因，就是形而上的道理。床和桌子是器，而它们的功用就是道理。天下从来没有没有道理的器，也没有脱离器的道理。就着器来寻求道理，道理就在其中。就天地来说，就有刚健柔顺的道理；就形体来说，就有性情的道理。精与粗、本与末，本来没有分离。如果舍弃器而寻求道理，没有不流于空虚见解的，这不是我们儒家的实学。所以《大学》教人格物致知，是因为就着具体事物，道理便在其中，希望求学者有可以切实用功的地方，不至于把心驰向虚无的境界。” 问《诚意章》的几条。“自慊”是为自己而说。自己之所以行善，是因为我本来就应当这样做。如果不行善，这颗心自己就不会满足，也不能安宁。并不是为了别人而行善。“自欺”是说一个人本来没有真实行善的意愿，只是在表面上稍稍假装来欺骗别人，想让别人称赞自己罢了。却不知道人的心灵明察如日月，怎么能够欺骗呢？结果也只是自欺而已。“自慊”就是真诚【真诚就是一】，“自欺”就是虚伪【虚伪就是二】。譬如子弟读书求学，是为了自己的事。如果我不知道读书、不知道求学，那是我自身本来就有欠缺，同别人有什么关系？现在的人往往在父兄长辈面前就读书讲学，一旦独处便懒惰，把一切都放弃。这样就是为了父兄长辈而求学，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自欺呢！问：致知一段是梦与觉的关口，诚意一段是善与恶的关口（语录中的话）。这是说，格物致知必须穷究到底，认识达到极致，才像从梦中醒来；如果穷究道理还没有到尽头，辨明善还不彻底，就像仍在梦中没有醒来。所以叫作“梦觉关”。喜爱善必须是真实的，喜爱它如同饿了必定要吃、渴了必定要喝；厌恶恶也必须是真实的，厌恶它如同水不可进入、火不可跳入。这样才可以尽到人的道理，使人的形体得到充分实现。如果名义上说喜爱善，实际的喜爱却不是发自真实；名义上说厌恶恶，实际的厌恶却不是发自真实，那就只是欺骗罢了。欺骗本心一萌发，无论做什么都不是恶了，又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叫作“善恶关”。《大学》虽然有八条目，关键全在这两节。如果认识已经达到极致，意念已经真诚，大根本已经树立，其他方面就可以依次进步，也有用力的地方了。如果认识不到极致，意念不真诚，既然没有根本，做什么都不可能。所以朱文公用两个关口来比喻它，说这就像行军，必须通过这两重关隘，才能进兵。问《正心修身章》。

译喜、怒、哀、惧，是心的作用。不但不能没有，也不可以没有。但平日无事的时候，不要预先让这四种情绪存在胸中。平日先有这四种情绪，就是私意。人胸中若有一点私意堵塞着，心就不能端正。必须涵养这颗心，在没有应接外物时，清明虚静，如镜子的明，如秤的平。到了应接外物的时候，才不会差错。应当喜时就喜，应当怒时就怒，应当忧时就忧，应当惧时就惧，恰到好处便停止，不再过分，这才是本心的端正。问：圣人恐怕没有发怒的神色吧？朱子说：应当发怒时，也一定会表现在脸色上。比如惩治人的罪过，却面带笑容，那是不可以的。问：这样恐怕会涉及愤怒严厉的气象吧？回答说：上天发怒，雷霆也会震动；但应当发怒时发怒，就是合乎节度，事情过去就消散了，不再积留。问：古人喜怒不表现在脸色上，这是心正吗？回答说：这是因为涵养得胸中平和纯粹，所以虽然内心有喜怒，却不表现在脸色上。这正是涵养的功效，怎么能说不正呢？又问：古人忧虑国家直到头发斑白，愤怒敌人直到眼眶欲裂，这正吗？回答说：忧国、怒敌，是忧和怒中正当的部分，虽然看起来似乎过度，却仍没有失去它们的正当性。但这只是有志有义之士的作为，圣人未必如此。必须这样看，才算把道理说尽。“镜空、秤平”的本体和“镜空、秤平”的作用，这两句话一定要仔细体会。在还没有应接外物时，心只应当清明虚静，不能预先存有任何东西。镜子还没有照见物体时，只是空的；秤还没有称量物体时，只是平的。这就是心的本体【这就是《中庸》所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叫作中”：喜怒哀乐尚未发动时，浑然只是一个道理，不偏不倚，所以叫作中】。这就是所谓镜空秤平的本体。等到事物来到面前，就随着感受而应对：因为事情可喜而喜，因为事情可怒而怒，因为事情应当忧而忧，因为事情应当惧而惧。我的心本来并没有预先存有这些情绪，只是随着外物的感触而应答罢了。所以喜怒忧惧都没有不合乎节度，这就是所谓镜空秤平的作用【这就是《中庸》所说“发作出来都合乎节度叫作和”：喜怒忧惧因应外物而发动，恰到好处就停止，不能稍微超过限度；事情过去就结束，不再留在胸中。这样就是合乎节度，也就叫作和】。问“体”和“用”两个字。大凡先有本体，然后才有作用。比如天地的造化，在春夏发生【元、亨】，在秋冬收敛潜藏【利、贞】；发生是作用，收敛潜藏是本体。从十月纯坤开始，阳气已经竭尽，不明白的人以为生机已经熄灭，却不知道收敛潜藏正是发生的根本。从这时起，霜雪凝结，草木凋零，虫蛇蛰伏，微弱的阳气虽然在地下产生，却隐藏而没有显露；一年的造化实际上以此为根基。只有冬天收敛凝固，春天到来时发生才有力量。所以冬天温暖而没有霜雪，来年五谷就不能丰收，正是因为阳气过早发泄的缘故。人的内心也是这样，平日必须清澄虚静，如同秋冬闭藏，什么都不先显露，浑然只是一个道理，没有偏倚；这样到应对事情时才不会差错，如同春夏发生，万物各得其所。如果静时心中已经纷乱，动时怎么能合乎节度？所以周子以主静为根本，程子以主敬为根本，都是这个道理【动和静都是道，但周子把主静作为根本，是因为静时涵养得虚明，随后行动才不会失去时宜。所以《中庸》说，在喜怒哀乐尚未发作时，必须戒慎恐惧，以涵养本来的中；然后发动出来，才成为合乎节度的和】。程子以主敬为根本的说法，就是《中庸》的意思。问：《大学》不主张预先恐惧，《中庸》却要求恐惧，为什么？回答说：圣贤的话有看似相同而实际不同的地方。《大学》的恐惧同《中庸》的恐惧不同【《中庸》所说“在看不见的地方戒慎，在听不见的地方恐惧”，只是说事物尚未显现时，常常保持敬慎，使心不昏昧而已。《大学》的恐惧，是俗语所谓害怕、畏惧的意思，自然同《中庸》不同】。问《治国平天下章》。“絜矩”。“絜”字本出于贾谊《过秦论》的“度长絜大”【“度”是用尺量物的长短；“絜”是用带子量物体的大小，就像如今人们量树木的周长，所以字形从“絜”。先儒解释“絜”字不清楚，建阳范直阁，名如圭，是胡文定公的外甥、朱文公父亲的朋友，他主张把“絜”解释为度量，文公采纳了他的说法】。意思是我有这样的心，别人也有这样的心；居于上位的君子应当用自己的心去度量别人的心，就像用矩去度量物体一样。矩是制作方形的器具，俗称曲尺。荀子说：“五寸长的矩可以穷尽天下的方形。”意思是矩虽然只有五寸长，但天下制作方形器物，都必须以它为准则。用它来比喻，一颗心虽然微小，但用它去度量别人的心，即使有千万人，也没有不同的地方。我想孝敬父母，别人也想孝敬父母；我想敬爱兄长，别人也想敬爱兄长，所以做君子的人，必须使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孝悌之心。我想使别人安宁，别人也想安宁；我想使别人长寿，别人也想长寿；我想使别人富足，别人也想富足，所以君子必须使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些就是所谓絜矩【俗话说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就是这个意思】。义是天理的公正，利是人欲的私心，二者如冰炭相反。但专一于义，利也自然包含在其中。因为义就是合宜，利也应当以合宜为准；如果以义为心，事情就没有不合宜的。不但对自己合宜，对别人也合宜。自己和别人都得到合宜的结果，还有什么利益能比这更大呢？如果以追逐私利为心，对自己有利就必然损害别人，争斗、抢夺于是兴起，自己又哪里能够真正享受这种利益呢？《大学》所说的“利”，专指财利而言。伊川先生说：“利不只是财利的利，凡是有一丝使自己方便的心，就是利。”这个说法对于心术中细微之处尤其有补益。南轩先生又说：“没有所图而去做，都是义；有一定所图而去做，就是利。”他说得更加精细微妙，求学者不可不知道【比如看见小孩子将要掉进井里，生出恻隐之心，这是天理自然显现，并没有什么企图；但如果夹杂一丝结交关系、求取名誉的心，就是有企图而做，也就是利心。两者相差只在毫厘之间，但公私邪正的分别却如天渊。所以朱子说，南轩这句话阐发了先贤没有阐发的道理，对圣门很有功，求学者应当深深体会】。

译大体说来，求学者存心做事，只应当以义理为主；合乎当然的事，即使有害也不顾虑，不合乎义的事，即使有利也不计算，这样才符合天理的正道。如果这颗心一会儿出入于义和利之间，最终总会被利所胜。正如黑白混在一起，黑色必然遮蔽白色；薰草和莸草放在同一个器物中，莸草的臭气必然遮蔽薰草的香气。开始立志时，不可不加以察辨。《大学》、程子、南轩的三种说法虽不相同，《大学》只说财利，还是较粗浅的地方；伊川、南轩的说法，才进入细密的功夫。世上有些人能够不贪财利，却未必没有使自己方便的私心；也有人能够不求自身方便，但心中未必没有某种企图。这是一层功夫之上还有一层功夫。用《大学》的至善来比喻，不贪财利、不求自身方便，是善；达到无所图而做，才是至善。但必须先以不贪财利作为根基，才可以谈上面两层。正如贫穷却不谄媚、富贵却不骄傲，才能逐渐达到以贫富为乐、喜好礼的境界。如果还不能不贪财利，又怎么能达到上面两层？也如还不能不谄媚、不骄傲，哪里能立即做到安贫乐道、富而好礼？所以求学者应当以不贪财利为根本，但又不能认为不贪财利就已经足够；应当循序用力，从粗浅达到精微，才可以达到纯粹合乎天理的境地。“恕”是如同自己的心，并不是宽厚的意思。比如我能够行善，也希望别人像我一样行善；我没有恶，也希望别人像我一样没有恶。我想立身，也希望别人能够立身；我想通达，也希望别人能够通达【大体就是把别人看作自己，把自己推及外物的意思】。问《新民章》【这一段应当放在“止于至善”之前】。朱文公说：“洗涤自己的心来除去恶，就像洗浴身体来除去污垢。”这句话已经把道理说尽了。身体有污垢，只是形体上的妨碍，但人尚且知道洗浴来除去它，只怕尘垢留存会使身体污秽。至于心，是神明聚集的地方，却甘心让自己沉溺于利欲之中，使心昏暗蒙蔽，严重得如同堆积粪土、聚集蛲蚘，却不肯稍微用力来除去它，这是把形体看得重，把心性看得轻，难道不是荒谬吗？唐人有一篇梳篦铭说：“人有头发，每天早晨都想到梳理；既有身体又有内心，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它深得成汤刻铭于盘的意思【禅家也有这样的句子：“身体像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要让它蒙上尘埃。”虽然属于异端，但这句话也有可取之处】。《礼记·儒行》篇说：“儒者有洗涤身体、沐浴德性的功夫”，意思是洗涤自己的身体，沐浴自己的德性，也是盘铭的意义。问“仁”字的意义【以下都论说《论语》】。“仁”这个字，自古以来没有一个训释可以完全说明它。比如“义”训为合宜，“礼”训为道理，又训为践履，“智”训为知道，都可以用一个字来说明它们的意义；唯独“仁”不能用一个字训释。孟子说：“仁，就是人。”也只是说仁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道理，并不是用“人”来训释“仁”。因为仁的道理广大，包容五常，贯通万善，所以不能用一句话说尽。汉代以后，儒者只把“爱”解释为仁，却不知道仁固然以爱为主，但爱不足以完全说明仁。孟子说：“恻隐之心，是仁的萌芽。”恻隐，是这颗心感到恻然并产生隐痛，就是所谓爱；但这还只是仁的开端。韩文公说：“广泛地爱叫作仁。”程先生反对这种说法，认为仁自是本性，爱自是情感；把爱当作仁，是把情感当作本性。这个说法真是高明！朱文公先生开始用“爱之理，心之德”六个字来形容它。所谓“爱之理”，是说仁不只是爱，而是爱的道理。就本体来说，仁的道理广大，没有不包容的；发用出来，就以爱为主【仁是爱的本体，爱是仁的作用】。所谓爱，比如看见小孩子将要掉进井里，心中恻然，想设法救他，以及怜悯、慈爱、恩惠等，都是爱。本性中既然有仁，发出来便是爱。仁好比根上生出的苗，既然可以说苗出于根，就可以说苗是根的表现；但不能因为爱出于仁，就把爱直接当作仁。因此文公用“爱之理”三个字来说明，才说得完整。又说“心之德”，是什么意思？心是身体的主宰，而心的道理是从天得到的。仁义礼智都是这颗心的德性，而仁又是五常的根本。正如元、亨、利、贞都是乾的德性，但元独自是四德之首。天的元，就是人的仁。元是天的全部德性，所以仁也是人心的全部德性。然而仁之所以是心的德性，正是因为它以爱为主。仁之所以能够爱，是因为天地以生育万物为心，而人得到天地之心作为自己的心，所以以爱为主。“爱之理，心之德”六个字的意义，是先儒没有阐发过的，文公才开始阐发。它对于求学者的功劳极大，怎么可以不深深体会呢？问“行有余力”一章同“四教”不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是把努力实行放在前面。孔子以四件事教人：文、行、忠、信。“文”是讲习学问的事，主要在于认识；忠信是修身的事，主要在于实行。这两章实际上互为表里，正应当合起来看。大体说来，致知和力行二者不可缺少一个。既然知道道理，就不能不实行相应的事情；既然实行事情，也不能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二者一同进步，求学的功夫就达到极致了。问“主忠信”一章【程子说：不能没有实际内容】。《论语》只说以忠信为主，不说“诚”。到了子思、孟子，才谈到诚。因为“诚”是就整体说的，忠信是就用功的地方说的。忠，是内心尽到；信，是表现于外。有忠才有信，不信就不能算忠。二者是表里、体用的关系，如同形体和影子。内心没有不尽的叫作忠，言语和行为没有不真实的叫作信。忠信都做到尽头，就是诚。所以孔子虽然不说诚，但只是希望人们在忠信上用力；忠信无不尽，诚自然就在其中。孔子教人，大多只从实行处说；实行达到尽头，自然就会知道诚是根本。子思、孟子则把根本也一同发明出来告诉人们，意义是相同的。问“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

译过错，即使圣贤也不能完全避免；所谓“过”，就是过失、错误的意思。知道这是过错而迅速改正，就没有过错了。所以《论语》说：“有了过错却不改正，这就叫作过错。”《左传》说：“人谁能没有过错？有了过错而能改正，还有什么善比这更大呢？”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发生过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过错时，人人都仰望他。”孟子说：“古代的君子，有了过错就改正；今天的君子，有了过错反而顺着错处做下去。”成汤那样的圣人，尚且改过而不吝惜；颜回那样的贤人，尚且说自己“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由此可见，即使是圣贤，也一定把改过看得最为可贵。如果知道那是过错，却不肯迅速改正，就是掩饰过错、将错误坚持下去，最终流于恶了。无心而犯错，叫作过；有意而去做，叫作恶。并不是一定要另做什么坏事，才称为恶。只知道自己有过错却不改，这就是有意如此，也就称为恶。《易》说：“风雷，益；君子见到善就迁善，有了过错就改正。”天下最迅疾的事，没有比风雷更快的了，所以圣人用风雷来象征迁善改过。这就是“过错不要害怕改正”的意思。问“姑息”二字【《主忠信章》注】“姑”训为姑且，“息”训为停止。意思是事情和道理本来应当十分认真地去做，却只做三五分，姑且这样就停止了，这就叫作姑息。如今有些性情柔弱怯懦的人，给别人一点小恩小惠，便认为这就是仁，却不知道那不过是姑息罢了。问“温良恭俭让”。“温”是温和而厚重。只说一个“和”字，不足以完全表达“温”的含义；只说一个“厚”字，也不足以完全表达“温”的含义。必须兼有这两个方面：和，是像春风和气的和；厚，是像坤地厚重而承载万物的厚。和，就是不惨酷暴烈；厚，就是不刻薄。良，是平易正直，也如前面的解释。平易，就是平正平易，不艰险；正直，就是正直，不邪曲。恭，是庄重敬畏。庄重主要从容貌仪态说，敬畏主要从内心说；敬意由内心发出而表现于外，所以叫作恭。俭，是节制。“节制”二字相近而实际不同。“节”是自然形成的限度，例如一年有八节，即四立、二分、二至，每四十五日更换一次，这是天道自然的界限，所以叫作节。“制”是用力裁制的意思：用它来裁制事情，用礼来裁制内心。比如事情和道理应当这样做，就用义来裁断制约，像用刀裁物一样；一个念头和思虑如果不正确，就用礼来裁断制约，也像用刀裁物一样【凡是事事物物都有自然的界限和不可逾越之处，这叫作节；所说一年八节，就是其中一种】。“让”是谦逊。谦，是不夸耀自己的优点；逊，是把善处推让给别人。问“过化存神”【《温良》注】“过化存神”四个字，原本出自《孟子》。“过化”，是说圣人所经过的地方，人们都受到教化；“存神”，是说圣人内心所存的神妙正意，不过就是这样。到了横渠先生，才说：“使本性各自得到实现，便能存神；使事物各自得到处理，便能过化。”下面一个“性”字，是指本然的性；上面一个“性”字，是说我能够保存自己的本性，不被情欲摇荡而丧失本性，那么所保存的东西就神妙而不可测。下面一个“物”字，是指事物；上面一个“物”字，是指我对事物的应接。意思是万物各自有其道理，我顺着它们的道理去应对，事物各归于事物，不把自己的私意夹杂进去，那么事情过去就不再滞留，就像冰融化、风停息一样。后来许多老先生大多依据他的说法，只有文公不以为然，大概是因为《孟子》的意思还没有说到这样深的程度。文公解释经书，总是力求平实，确实如此；然而横渠先生的说法，也不能不知道。问礼乐【《用和为贵章》】敬，是礼的根本；制度和威仪，是礼的外在表现。和，是乐的根本；钟、鼓、管、磬，是乐的外在表现。礼、乐二者缺一不可。《礼记》说：乐由阳气产生，礼由阴气形成。天高居于上，地卑处于下，万物分散而各有差异，于是礼制便施行了【天尊贵而在上，地卑下而在下，万物分散而有差别，有大有小，这就是礼制产生的原因，因为礼主要在于区别】；阴阳之气流行不息，彼此会合而化生万物，于是乐便兴起了【阴阳二气流行于天地之间，从未停止，二气和合而化生万物，这就是乐兴起的原因，因为乐主要在于和谐。所谓阴阳二气，日月、雷霆、风雨、寒暑之类都属于它们，二气和合才能生成万物】。所以礼属阴【凡天地之间固定而不可改变的道理，都属阴】；乐属阳【凡天地之间流行运转的事物，都属阳】。礼乐不可缺少，就像阴阳不可偏盛一样【一年之中，寒暑相互更替，雨露霜雪彼此调济，气候才能和平，万物才能顺利生长。阳气太盛就亢奋而成为旱灾，阴气太盛就泛滥而成为水灾。有阴无阳，万物不能生长；有阳无阴，生长了也不能成就】。礼胜过乐，就会离散，因为过于严厉而不能通达人情，所以彼此离散而难以融合。乐胜过礼，就会流荡，因为过于和谐而没有限制节度，便会放纵流荡而忘记返回。因此有礼必须配合乐，有乐必须配合礼。这里所说的礼乐，姑且是就人的性情而言；但无论粗细、本末，原本也没有两样的道理。礼中包含乐【说的是严肃之中有自然的和谐，这就是礼中的乐】；乐中包含礼【说的是和乐之中有自然的节制，这就是乐中的礼】。朱文公说“严而安泰”【这就是礼中的乐】、“和而有节”【这就是乐中的礼】。问“因不失其亲”。“因”就是依靠。意思是同别人相互依靠，必须是这个人值得亲近，才可以依靠他。比如士人选择朋友，男子选择妻子，女子选择丈夫，以至于臣子选择君主，都是这样。如果开始时不谨慎，后来即使想后悔，也没有办法了。又如作为臣属去侍奉长官，也必须看这个人是否值得亲近。如果对方不是贤者，却轻易依附他；一旦受到他的荐举，终身便有了被他举荐的关系，哪里还悔恨得了？由此推究，凡事都是如此。总的说来，最可贵的是在开始时审慎选择。问杨墨【《就有道章》注】

译墨翟主张兼爱，他起初本来是学习仁，却不知道仁者的心没有不普遍覆盖的地方，而施行起来却有差等。比如亲爱亲人，与仁爱百姓不同；仁爱百姓，与爱护万物不同。在亲爱亲人之中，侍奉父亲与侍奉兄长也不同；对待夫妻、对待朋友，又与侍奉兄长不同。内心无所不普遍，这是仁【理是一贯的】；施行时有差等，就是仁中所包含的义【分殊有别】。如今把亲爱亲人与仁爱百姓等同起来，就是把父母看得如同陌生人一样，所以其流弊最终到了没有父亲。杨氏主张为我，本来是学习义，却不知道义是裁制事情使之适宜。对待君臣、父子、朋友，以及一切事物，各自合于应有的位置，才符合义。如今只知道有自己，于是对君主不一定忠，对子女不一定慈孝，处在各种人伦关系中，没有一件事合宜，所以其流弊最终到了没有君主【专门说“无君”，是指其中最大的一种情形】。没有君主、没有父亲，就是禽兽了。这就是求学的人应当向有道之人求得正确道理的原因。问“理、性、命”【《五十知天命》注】穷究道理，是说事事物物各自都有道理，把它们彻底探究，没有一点不穷尽。这就是《大学》所说的格物。尽性，是说一个人的本性之中具备一切善：本性中有仁，我就把仁做到极致；本性中有义，我就把义做到极致；礼、智也是如此。这样才叫尽性。如果十分之中还缺少一毫一厘，也不能说是尽性。至于命，是说道理既没有什么尚未穷究，性也没有什么尚未尽到，便自然达到命。这就是孟子所说“知道本性就是知道天”的意思。穷理主要是从认识上说，尽性主要是从实践上说；认识穷尽了，实践也穷尽了，就是达到命。问“父母惟疾之忧”。问：身体、头发、皮肤，都是父母所给的，不敢毁伤，这是孝的开始。自古以来的忠臣义士，奋不顾身，把死亡看得如同回家一样；这样看来，他们岂不是不孝了吗？这又是为什么？回答说：这与其他形式的毁伤不同。因为牺牲自身是为了成就仁，既然成就了仁，孝也就在其中了。因为说到“杀身成仁”，形体虽然受损，道理却没有受损；身体虽然死亡，本性却没有丧失，这正是孝。过去晋国的周处战死在战场上，他的母亲还在世，太常贺循给他谥为“孝”。按通常的情理说，母亲尚在而为国战死，可以说是忠，却不能说是孝。然而晋人竟称周处为孝，大概是因为忠与孝的道理是一致的，能够忠于君主，正是孝的表现。但是，舍弃身体去赴难，是臣子处在非常情势中的做法；像曾子那样战战兢兢地守护自身，是人子处在通常情势中的做法，应当参照两方面来理解。《西铭》又把侍奉父母的心推展开来，用以侍奉上天。父母是生我的人，而生养父母的根源是天地。天赋予我气，地赋予我形。父母固然是我的父母，天地也同样是我的父母。朱文公说：“父母，是一身之父母；天地，是人与物、自己与他人共同的父母。”父母生我时，四肢百骸没有一样不完整；一定要保全自身的形体，然后才是不辱没父母。天地生我时，五常百善没有一样不具备；一定要保全本性中的道理，然后才是不辜负天地。所以仁人侍奉父母如同侍奉上天，侍奉上天如同侍奉父母。这又是《西铭》的精妙旨意，不可以不知道。问《非其鬼而祭》章。鬼神的道理虽然不是初学者容易穷究的，但也必须认识它们的名称和含义。如果从“神、祇、鬼”三个字来说，天之神叫“神”【因为天的造化神妙而不可测】；地之神叫“祇”【因为山川草木都有形体可以看见，明显地显示给人看；“祇”古代写作“示”】；人的神叫“鬼”【鬼，是说气已经收屈】。如果从“鬼神”两个字来说，神是气的伸展【发出】，鬼是气的收屈【收回】。气正在伸展时属阳，所以叫神；气收屈时属阴，所以叫鬼。神就是伸展，鬼就是归屈。姑且就人的身体来说：活着叫人，死了叫鬼，这是生死的大分别。然而从活着说，从幼小到壮大，是气的伸展；从壮大到衰老，从衰老到死亡，又是由伸展转为收屈。从死亡说，魂游离而上，魄下降而归，寂静无形无迹，这是气的收屈；等到子孙以祭祀享祀，以诚意感通它们，它们又能前来降临，这是由收屈转为伸展。姑且举人鬼这一端来说就是这样。至于造化中的鬼神，就是山、泽、水、火、雷、风。太阳和闪电都属于火，月亮和雨也都属于水。这几种合起来说，也只是阴阳二气罢了。阴阳二气流行于天地之间，万物依靠它们而出生，依靠它们而成就，这就是所谓鬼神【气伸展为神，如春夏的生长；气收屈为鬼，如秋冬的收敛闭藏】。如今人们只把泥塑、画像当作鬼神，又把幽暗不可见的东西当作鬼神，却不知道山岳耸立、河川流动，太阳照耀、雨水滋润，雷声发动、风气散布，才是明明白白有迹可循的鬼神【太阳升起是神，落下是鬼；雨水滋润是神，停止是鬼；雷声发动是神，止息是鬼；风气散布是神，收止是鬼】。伊川说：“鬼神是造化的踪迹。”又说：“鬼神是天地的功用。”横渠说：“鬼神是阴阳二气的良能。”这些说法都是指阴阳而言。天地的气就是人身的气，人身的气就是天地的气。《易·系辞》说：“精气形成万物，游魂产生变化。”人的出生，不过是精与气相合罢了。精，是血液之类，是滋养全身的东西，所以属阴；气，是使人能够知觉和运动的东西，所以属阳。二者相合而成为人，精就是魄。眼睛之所以明亮，耳朵之所以聪敏，就是精所起的作用，这叫作魄。气充满身体，人的心能够思考、具有知识，身体能够举动，以及勇敢果断、敢于作为，都是气所起的作用，这叫作魂。人在少壮时，血气强盛；血气强盛，所以魂魄旺盛，这叫作伸。到了老年，血气已经耗损，魂魄也衰弱，这叫作屈。死后，魂上升到天，随从阳气；魄下降到地，随从阴气。这就是所谓各自随从同类。魂魄相合就生，分离就死。所以先王制定祭祀享祀的礼仪，使为人子孙的竭尽诚意、表达敬意，用焫萧一类的祭品向阳气求取魂，用灌鬯一类的祭品向阴气求取魄。求取到位以后，魂魄虽然已经分离，却可以重新会合。所以《礼记》说：“使鬼与神会合，是教化的极致。”神是指魂，鬼是指魄，这就是所谓由屈而伸。

译问“鬼神二气之良能”。回答说：既然有阴阳二气，就自然有往来、开合、消长、聚散。因为它们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叫作“良能”。这只是借用孟子“良知良能”的名称，来描写阴阳二气。孟子的本意是说，幼小的孩子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亲人；等到长大，没有不知道敬爱自己的兄长。这是本然的性情，并不是人为造成的。阴阳二气的屈伸，也是本然的道理，所以借用这两个字来说明它。往、合、消、散，是屈；来、开、长、聚，是伸。问鲁国赐给周公礼乐【《雍彻》注】程子说：“周公的功劳固然很大，然而这些都是臣子所应当做的。”正如孟子说：“侍奉父母能够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曾子的孝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孟子却只说“可以”。因为侍奉父母如果不如曾子，就是人子的道义有所亏欠；一定要像曾子那样才恰到好处。推而广之，作为君主一定要像尧那样，才算完全尽到君道；作为臣子一定要像舜那样，才算完全尽到臣道。否则就都有缺欠。求学的人懂得这一点，那么在各种人伦关系中都把应尽之道做到极致，没有一丝一毫的亏欠，才是完全尽到了本来应尽的职分，并不是做得过分【没有父母就没有这个身体，我因为父母才有这个身体，所以侍奉父母自然应当尽孝；没有君主就没有这个官位，我因为君主才有这个官位，所以侍奉君主自然应当尽忠。这只是尽到本分、做好应做的事，并不是超出本分】。问“仁”字【《人而不仁章》】天下凡是极其微小的事物，都有一个心在发生作用，一切都从这里产生。因为在禀受生命的最初，它们都得到天地生发万物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所以它们的心没有不能发生的。一物有一心，从自己的心中生发出生命意趣，又能生成无穷的事物。比如莲子里面有所谓小荷，就俨然像一根荷花一样。其他事物也无不如此。所以，上蔡先生讲仁，用桃仁、杏仁来比喻，说其中含有生命意趣，才种下去就会生长，正是这个意思。只有人禀受天地中和之气而出生，完整具备天地的道理，所以人的心又比万物最为灵明。因而它所蕴含的生命意趣一旦发出来，近则亲爱亲人，推而广之则仁爱百姓，再推而广之则爱护万物，没有什么不能扩展到覆盖四海、恩惠百世，也都是从这里推展开去的。这就是人心广大、所以能与天地同样宏大的原因。然而一旦被利欲搅乱，私意横生，就流变为残忍、刻薄，生命意趣消亡，顽固得像铁石一般，便与禽兽相差不远了，这难道不可畏惧吗？如今求学的要领，必须经常守护这颗心，平时反省察验，若觉得胸中充满慈祥恻隐的意念，没有嫉妒、残忍、刻薄、伤害的私心，这就是所谓本心，也就是所谓仁。就应当保存它、培养它，使它不致丧失，那么一切善行都会由此产生。《西山文集》卷三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三十一。宋真德秀撰。问答。问“理明诚格”【《问禘章》】禘，是祭祀始祖所出自的那位帝王。比如本朝太祖，是宋朝开国的祖先；僖祖【太祖皇帝的四世祖】又是始祖。至于上古的黄帝，就是赵氏所出自的帝王。祭祀之礼远远追溯到始祖所出自的帝王，难道不是太遥远了吗？万物以天为根本，人以祖先为根本。我的身体，是从父母那里来的；父母又从祖先那里来，祖先又从始祖那里来，始祖又从最初获得姓氏、接受氏族称号的祖先那里来。虽然年代久远，却如同由根生干、由干生枝，根本终究只是一个。所以一定要推溯到始祖所出自的帝王而祭祀他，那么报答根本、追思始源的意义就没有不尽到了。如果不是仁孝达到极致、诚敬达到极致，哪里会懂得这种礼并实行它呢？凡是对世代较近的人【如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人们便猜想他们的精神还未消散，或者曾经亲自侍奉过他们、记得他们的声音和容貌，必然会生起哀痛敬畏之心，不敢怠慢。至于世代遥远的人，相隔已经很久，不知道精神是否还存在，自己平素又没有见过他们的声音容貌，便容易产生忽视的念头。因此，禘礼如果不是仁孝极深、诚敬极至的人，便不能懂得它的道理，也不能实行它的仪式【只有仁孝深厚的人才能知道自己的身体从哪里来，只有诚敬极至的人才能知道自己的精神就是祖先的精神】。如果能够懂得这个道理【鬼神的道理是最难懂的】，那么其他事物的道理又有什么难以懂得的呢？如果能够感通而使之降临，那么进一步感通天地，靠的也只是这个诚；进一步感通神明，靠的也只是这个诚。所以说，能够明白一切道理，能够感通一切事物。用它来治理天下，还有什么困难呢？问“媚灶”。圣人的道理广大、德行宏伟，如同天地，所以他说话浑厚深远，仿佛元气运行一样。对于门人弟子，有时会严厉他的言辞来规劝警戒他们，比如说“野哉，由也”，比如说“小人哉，樊须也”，比如说“予之不仁也”。因为他把门人弟子看作子弟，他们有过错，只应当严厉责备。至于一时的权臣小人，平日从未彼此信任，一旦提出不合道理的问题，圣人回答他们时，既不能顺着对方的意思来求得相合，又不能违逆对方而招致祸患，所以言辞从容谦顺，仿佛没有触犯违逆之处，但都以正理为根本，从来没有丝毫阿谀奉承。比如回答王孙贾说“得罪了上天，就没有什么可以祈祷的”，回答阳货说“我将要出来做官了”，都是这个意思【他对王孙贾不说媚奉奥神和灶神是不对的，只说得罪上天是不可取的，使王孙贾明白这个意思，他就一定会警醒地反省自己平日违背道理、得罪上天的事情已经很多了，这就是开启他悔悟的机会。如果不明白这个意思，也不至于直接触犯他而招来祸患。他回答阳货时，阳货本来是在责备孔子不出来做官，孔子回答说“我将要出来做官了”，意思是我并不是不想做官，而且将要做官，只是不为你做官罢了】。他的话浑然圆融，不露棱角，既不是阿谀奉承，也没有违逆触犯，这就是圣人的言语。普通人对待权贵，如果不是逢迎讨好，就一定会激怒对方；直言而激怒对方固然不失为正直，但与圣人的气象相比，仍不免陷于一端。一定要像圣人那样道德宏大，自然具有这种气象，不是勉强就能达到的。如果想要仿效圣人的万分之一，只有用敬来涵养自己，使内心平静、气息和顺，这样或许可以接近。程先生说，读《论语》的人要认识圣贤的气象，像本章这一类内容应当反复玩味，这样圣人的气象就可以看见了【“竣”字疑为“峻”或“严”之误】。王孙贾，是卫国的权臣。看圣人说“得罪上天”的话，就知道对他的警戒很深。然而后来圣人称说卫灵公没有亡国，是因为他的国家还有人才；王孙贾掌管军队，也在其中。大概这个人虽然品行不好，但到了治理军队的事情上，却是他的长处。这又体现了圣人厌恶他而仍能知道他的优点。圣人的心公正无私，如同天地，这就是其中一件事。问“终食不违仁”。本章应当分成三层来看。处在富贵、贫贱之间而不苟且，这是第一层，还是较粗浅的工夫。达到一顿饭的时间都不违背仁，又是第二层，是存心养性的精细工夫。不过，这仍是平日闲暇时的事情，是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至于仓促急迫的时候、患难颠沛的时候，如果平时存心养性的工夫还不成熟，到这时很少有人不丧失本心。到了这种时候仍然不违背仁，才是极精细、极严密的工夫，距离安然行仁的境界已经不远了。然而这三层是道德进步的始终；如果没有粗浅工夫作为根基，哪里能进入精细的境地？所以一定要以审慎对待富贵、安处贫贱为根本，然后才能进入一顿饭的时间不违背仁的境地；能够做到一顿饭的时间不违背仁，然后才能进入仓促颠沛时也不违背仁的境地。用功的次序大概就是这样，正与前章所说的“不谄媚、不骄傲”“以乐为乐并喜好礼”相类似，应当参照考察，反复玩味。问“志于道”。“志于道”，是说心存义理。以衣食不好为耻，是说心存物欲。义理和欲望不能同时存在，所以圣人以此来告诫人。南轩先生曾说：“天下的道理没有两全其美的界限：想做好人，就不能指望尽情享乐；想尽情享乐，就做不成好人。”南轩的话虽然粗浅，但求学的人必须在这里分辨清楚，然后才可以进于道；否则也只是空谈罢了。颜子只有一箪饭、一瓢水，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这就是不以食物粗劣为耻。子路穿着破旧的袍子，与穿狐貉皮衣的人站在一起而不以为耻，这就是不以衣服粗劣为耻。前辈有人说：“能甘心咀嚼菜根，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这也是同一个意思。问“忠恕”。

译要认识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必须从“忠恕”二字入手，寻求进入德行的根基。天地与圣人，归根到底都只是一个“诚”字。诚，就是真实而没有虚妄。白天必定明亮，夜晚必定昏暗；夏天必定炎热，冬天必定寒冷；春天必定生长，夏天必定茂盛；千万年如同一天，从未有丝毫差错，这就是天地的诚。仁就是真正的仁，义就是真正的义；存于心中，没有一个念头不真实；表现于事情上，没有一件事不真实；表现在语言中，没有一句话不真实，并且各种行为、万种善德都完备无缺，这就是圣人的诚。天地只是一个诚字，万物自然各自顺遂其生；圣人只是一个诚字，万物自然各自合于其理。这是天地和圣人的境界。求学的人尚未达到这个境界，暂且必须尽力于“忠恕”二字。忠，是竭尽自己的心；恕，是把自己的心推及别人。忠，是在内心尽到；恕，是表现在外。自己的心既然没有一丝一毫不尽，表现于外也就不会有一丝一毫不合宜【比如侍奉父母应当孝，侍奉兄长应当敬爱，和朋友相处应当诚信，对事事物物都尽到它们当然的道理来处理，这就是恕】。有忠然后才有恕；忠是形，恕是影【如同先有形体然后才有影子】。在圣人那里叫作诚，在求学的人这里叫作忠。诚是自然而然的，忠却需要用力。在圣人那里不必特别说恕，在求学的人这里却应当说恕。因为圣人不需要推及，求学的人先尽自己的心，然后才能达到别人，所以需要推及。然而求学的人如果能在“忠恕”二字上用力，在尽己和尽人之间无不做到极致，时间久了，也可以达到至诚的境界【诚是自然而然的忠，忠是需要用力的诚】。孔子告诉曾子一以贯之的道理，本来是在说诚。曾子担心门人还不能理解，所以降低一层，告诉他们忠恕。总而言之，忠恕尽到极处就是诚；但求学的人必须由卑下达到高明，由浅近达到深远，不可越级妄想高远而实际上毫无所得。问“仁”字【《仁而不佞章》】“仁”这个字，从古以来没有固定的训释。《论语》一书，凡是说到仁的地方，只是在教人实行仁的方法罢了。孟子说：“仁，是人的本心。”这最为明白切实，但也只是说仁是人心的德，并不是用“人心”二字来解释仁。自汉代以来，儒者大多用“爱”字解释仁，所以韩文公说：“博爱叫作仁。”却不知道爱只是仁的作用，还不能完全表达仁的本体。仁，是性；爱，是情。性中有仁，所以发之于情便能够爱。仁如同根，爱如同枝叶；有这样的根，所以有这样的枝叶。但不能把枝叶直接指作根。所以孟子说：“恻隐之心，是仁的开端。”恻隐正是爱【看见事物可悲可怜，就产生恻然怜悯、隐痛不忍的心，这正是爱】；它是从仁中发出来的，就像内在有某种事物，而端绪在外面发露。爱是仁显现于外的地方，如果就把爱当作仁，就是把情当作性，把作用当作本体。所以伊川先生不取韩子“博爱”的说法，认为仁自是性，爱自是情，以爱为仁，就是把情错认作性。然而他解释“孝弟为仁之本”时，却又说：“仁以爱为主。” 爱没有比爱亲人更大的，和前面的说法似乎相反，这是什么原因？韩子说“博爱叫作仁”，是把爱直接当作仁；伊川说“仁以爱为主”，只是说仁这种道理以爱为主，并不是说仁只是爱。五常各自有其所主：仁主爱，义主宜，礼主别，智主知。爱是仁的作用，仁是爱的本体。仁虽然不止是爱，但表现在作用上，没有比爱更切近的了。因为人刚出生时，得到天地生养万物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所以一开始就具有这种仁。天地之心以生养万物为主，所以人的心也以爱护万物为主。汉唐儒者不应把爱直接当作仁，所以不能认识仁的本体。到了上蔡先生，又把觉知当作仁，说心空明而有知觉，凡是瘙痒、病痛都能知道、能觉察，这就是仁。无垢张氏又进一步推演他的说法，于是近百十年来，求学的人又用觉知来谈仁。却不知道知觉本来属于智。仁者的心固然有知觉，但不能把知觉当作仁。求学的人只在知觉上求仁，只要胸中空明而没有滞碍，便说这就是仁，却没有真正切近仁的本体。反而不如“爱”字，虽然还不是仁的本体，却正是仁的作用；由作用可以认识本体【天地生养万物的心就是仁的本体，它发出来生养万物就是仁的作用，体和用原本并不分离】。至于文公先生，立下六个字来断定它：“仁，是心的德，是爱的道理。” 这样便兼备了本体和作用，既不同于汉代儒者把情当作性的错误，又足以破除近世学者把觉知当作仁的弊病。所谓“心之德”，是说仁是这颗心的完整德性，包容五常，贯通四端，并且是整颗心的主宰。所谓“爱之理”，是说仁就是爱的道理；仁并不就是爱，而是爱的道理；爱还没有完全做到，仁才是仁的作用发出。具有这样的道理，便有这样的作用。理就是性，作用就是情。这样，仁的意义就明白显著了。到了本章，又用“全体不息”四个字来下断语，因为仁兼备万善，没有什么不具备，就像人的头、眼、手、脚全都具备，然后才能称为人。不息，就像天地初始的元气运行在六合之间，没有片刻停息，所以不断生成万物，永远没有终止。文公前后用十个字说明仁的意义，把它的极致详尽地说完了；求学的人如果确实能深入玩味、默默体察，就再没有什么蕴含未尽的了。心灵活泼，就能不断运转；凡是处在各种人伦和事物之间，这颗心流行周遍而没有阻碍，处处都能达到。心一旦死滞，就像铁石一样；凡是处在人伦和事物之间，都会受到阻塞。问刚与欲【《枨也章》】

译刚，是天德。天德，是说纯粹合乎天理而不夹杂人欲。乾卦六爻都属阳，所以说刚健、中正、纯粹而精微。人与天本来是一体，并没有二致；只是因为有私欲从中阻隔，所以同天不像了。如果能够完全去除私欲，就恢复到天性。因此君子把刚看得很可贵。上蔡先生说：“刚与欲正好相反。能够战胜外物叫作刚，所以常常伸展在万物之上；被外物遮蔽叫作欲，所以常常屈伏在万物之下。”上蔡所谓战胜外物，是说立志坚强，不被外物夺去意志，凡是荣辱、得失、祸福、生死都不足以动摇他，如同孟子所说富贵不能使之放纵，贫贱不能使之改变，威武不能使之屈服；这叫作战胜外物，并不是刚暴逞强、想要战胜别人的意思。所谓被外物遮蔽，是说沉溺在物欲之中，不能自我克制，如同被外物遮盖、压抑而不能出来。上蔡这句话对求学的人最有益。知道这一点，与其放纵欲望而屈伏在外物之下，像妇人女子那样柔弱，哪里比得上凭刚德自我持守，卓然站立在万物之上而不失大丈夫的操守呢？横渠先生又说：“阳明盛胜，德性就发挥作用；阴浊盛胜，物欲就流行。” 德性，是我本来固有的仁义礼智之性。物欲，是由于耳目口鼻同外物接触而产生的欲望。一个人如果刚强明达、果断坚定，理就保存而欲望就消退，所以说德性发挥作用，意思是德性居于主导而发生作用。一个人如果阴柔昏暗、浑浊不明，欲望就胜过理，理就消退，所以说物欲流行，意思是物欲居于主导而任意流行。阳明和阴浊虽然禀受于气质，却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变。人如果能在学习上下功夫，柔弱的可以变强，昏暗的可以变明；不学习，强的人也可能转为柔弱，明达的人也可能趋于昏暗。横渠这句话，正是希望人用学习的力量改变气质，使阳明之气日益胜过阴浊之气，那么德性就常常发挥作用，物欲也就不能流行。问“志气”【《昼寝章》】志，是心志；气，是血气。求学的人如果能够立志自我奋强，血气也会跟随志向，不至于懒惰。就像将帅统率士卒，有纪律、有号令，士卒即使想懒惰，也不能如此。如果心志不能确立，就难免被血气所驱使。孟子说：“志，是气的统帅。”因为志向坚强，气也坚强；志向懒惰，气也懒惰。就像将领勇敢，士卒也勇敢；将领懒惰，士卒也懒惰。求学的人想要除去昏昧懒惰的毛病，必须把立志放在首位。问“文章、性与天道”。“文章”二字，不只是语言和篇章而已。圣人盛大的德性蕴藏在内，光辉发露于外，比如威仪合乎法度，言语合乎道理，这些都是文。尧的文思，舜的文明，孔子称赞尧说“光明灿烂啊，他具有文采”，子贡说“先生的文章”，都是这个意思。至于这两个字本身的含义，五种颜色交错而形成文，黑白相合而形成章。文，是灿然有文采；章，是蔚然有条理。章就像条理。六经和《论语》中所说的文章，都是取其自然显现的意义。后世才开始把用笔墨写作的著述称为文，这与圣贤所谓的文不同了。性，是指人所得到的东西【就是仁义礼智信】；天，是指其中自然而然的道理【就是阴阳五行的道理】。孔子平时用自身来教人，凡是表现在威仪、容止、言语、沉默、行动、静止中的，自然形成文，自然具有章，都是用来教导求学者的，也就是所谓“我没有哪一种行为不与你们这些人共同实行，我没有对你们隐藏什么”。求学的人就从这些近处来求，做功夫久了，自然可以达到精微的境界。如果突然把性命的道理告诉他们，恐怕他们会凭臆测料想，心思驰骋于玄妙之处，反而没有益处，所以孔子很少谈到性与天道。求学的人未能亲自听闻这些道理，在《论语》中仅有“性相近”一句，也只是说气质之性，并不是指性之本体。至于《易经》乾卦，才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三条才是正面谈论性与天道，也可以说是很少谈到了。问“敬”字【《敬简章》】伊川先生说：“专心于一件事叫作敬。”又担心人们不明白“一”字的含义，于是又说：“心无所适从、无所趋往叫作一。适，就是前往。心专注于这件事，就不转移到别的事情上，这就叫作无适。”所谓主，是存心专注的意思。伊川又说：“专心于一件事叫作敬，纯一无杂叫作诚。”所谓主，是说求学的人用功时，必须专注于一处。主，就是念念守住这一点而不离开的意思。等到涵养已经成熟，这颗心清澄明净，自然没有二心、没有杂念，就不必刻意专注而自然纯一了。不必刻意专注而自然纯一，就是所谓诚。敬，是人事的根本，是求学的人用功的要领。至于诚，则通达于天道。这又是诚与敬的区别。所谓专一，就是静止时要专一，行动时也要专一。平日闲暇、尚未做事时，这颗心也要专注于一，这就是静时的敬。处理事务、接待人事、有所作为时，这颗心也要专注于一，这就是动时的敬。静时能够敬，就没有思绪纷乱的忧患；动时能够敬，就没有举措烦扰的忧患。这样，本心就能常存，而不会失去求学的根本；求学的要领，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还应当参看胡致堂的一段话。

译问立志。孔子让颜渊、子路谈自己的志向，子路只说：“我愿意把车马、衣服和轻暖的皮裘同朋友共同使用，穿坏用坏了也不遗憾。”从今人的眼光看，子路的话也几乎显得卑下浅近了。因为圣门中的学者诚实端正，所说的就是他所做的，所做的就是他所说的。假如亲身实践还有一丝一毫没有做到，绝不敢轻率地自我夸许。像今天那些喜欢欺骗的人，一定会妄自说出一套高大空泛的话。子路为人勇于行善，对朋友忠厚，所以他的愿望如此。不明白的人以为这很卑近，却不知道这正是人最难做到的事。“私”这个字，是人心深处的重大祸害。“私”如果没有忘掉，即使在骨肉亲戚之间，也还不能没有彼此、物我之分。比如父母，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了，然而如今不懂义理的人，也免不了在饮食、居处等方面分别物我，只顾自己的方便，对于亲人却没有防护之心，何况朋友呢？子路的话虽然只说到朋友，但观察他的用心，就可以看出他极其公正而无私。由此推演下去，即使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也是可以做到的。学者应当深切体会子路的话，默默自我省察：‘我侍奉父母，已经忘掉物我之分了吗？’ 再由此推及侍奉长者，侍奉长者时能够忘掉物我之分了；再推及对待朋友，时间久了，私意完全忘掉，那么他看天地之间，便浑然一体，不再有彼此之分，这就是所谓天下归于仁。《西铭》一篇的意思，正是这样。颜渊谈志向，又比子路高出一层。他把自己的善行看作好像还没有善行，把自己的劳绩看作好像根本没有劳绩；观察他的用心，即使达到尧舜的地位，也总是歉然自觉不足。子路所说的把车马、衣服和皮裘同朋友共享，只是颜子众多善行中的一种罢了。孔子谈志向，又比颜渊更高。因为颜子仍不免要用意用力；圣人却像天地一样，元气在上面运行，天地之间没有一物不得其所，不需要对每一物都用力，然后才能做到，这又不是颜子所能及的。然而如今的学者应当先从子路学起，必须像子路那样忘掉私欲，然后才可以继续进步。不然，物我之私堵塞在胸中，就像蟊贼、戈矛防守一样，又怎么能像颜子那样有善而不自夸、有劳而不自矜呢？何况圣人的境界又高又远，不是单靠用力就能达到的，必须德性盛大、仁心成熟，从容地合乎中道，然后才能不期然而自然达到。这不是初学者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先学习子路忘私，然后才能达到更高境界。凡是求学，不过是要改变气质、端正心术罢了。人的气质如果不是圣贤，就不可能完全美善，必定有所偏失。因此圣贤留下许多言语，是希望人依据这些言语来省察自己的偏失之处，就像医经一样。患某种病就有某种方剂，患某种病就有某种药。学者体会圣贤的话来察看自己的偏失，正如阅读医经来察看自己的疾病：病属寒，就用温药；病属热，就用凉剂。看清病证确实如此，就一定要服药把它去除，这样才有益处。比如自己的偏失在于不能没有私心，就应当玩味圣贤的话来除去私心【例如子路把车马、衣服和皮裘同朋友共享】先从侍奉父母、长者一直到对待朋友，都要努力忘掉私心，这样私心这一病就去除了。又如自己的偏失在于不能没有自矜自夸，就应当玩味圣贤的话来除去自矜自夸【例如颜渊不夸耀善行、不把劳绩施加于人】又如平日的言语和行为不能相互符合，免不了有不诚实之处，就应当玩味圣贤的话来除去不诚【例如前一章所说的花言巧语、虚伪面色、对人过分恭敬而把怨恨藏在心里、用来亲近那个人】我有成百上千种疾病，圣贤有成百上千种药方；一天把圣贤的一句话切实佩服在心并实行它，就是一天服下一剂药、去掉一种病。时间久了，所谓气质上的偏失自然会完全融化消除，便纯粹是善而没有恶了。如果只是看过、读过，却不真正用力去除自己的偏失，就像谈论药方、说明药物，实际上从未服用，又有什么益处呢【气质的偏失既然去掉，心术自然就端正了。从前因为读到圣贤的话，屡屡得到警醒和省察，都说因此改变了内心，这确实是这样的。问怎样做到不违背仁。人得到天地生养万物的心来作为自己的心，这颗心本来没有不仁，只因有私欲，才有违背仁的时候；既然克服并去掉私欲，心就常常处于仁的状态。所谓心，是指知觉而言；所谓仁，是指心所具备的道理而言。圆形的外窍和中间的实体，是心的本体【说的是形质，这就是血肉之心】虚灵而有知觉，是心的灵性【灵，是说精气神爽；说它的神妙，就称为神明而不可测】仁、义、礼、智、信，是心的道理【道理就是性】知觉属于气，凡是能够觉察痛痒、利害、义理的，都是它【这就是所谓人心】至于仁义礼智信，则纯粹是义理【这就是所谓道心】人如果能够克服私欲，知觉到的就都是义理；不能克服私欲，知觉到的就只是物我、利害方面的私念。纯粹是理，就是不违背仁；夹杂着私欲，就是违背仁。问颜回的快乐。《集注》所引用的程子三种说法，第一种说不因贫困而改变他的快乐，第二种说他本来就自有快乐，第三种说却没有说明他所快乐的是什么。颜子的快乐究竟是什么样的快乐？《集注》最后却让学者在博文约礼上下功夫。博文约礼又有什么快乐呢？程、朱二位先生似乎有所隐瞒而不告诉别人，其实不是有所隐瞒，而是把深意告诉了人。程氏《遗书》中还有人说颜子所快乐的是道，程先生认为不对。从今天看，‘所乐者道’这句话难道没有道理吗？程先生却非难它，为什么呢？因为道只是当然如此的道理，并不是有一件东西可以拿来玩弄取乐。如果说所快乐的是道，那么自身和道就各自成为一件东西，还没有达到浑然融合、没有间隔的境地，哪里足以谈圣贤的快乐呢？颜子的工夫，就是从博文约礼上用力。博文，是说对于天下的道理没有不穷究的，所下的工夫广博【‘文’是说万物都有自然的条理；‘博’是广的意思，如伊川论格物，从自身性情的道理到一草一木的道理，没有不讲究的】约礼，是说用礼来约束自身，所下的工夫精要【例如视、听、言、动都必须依循礼，常常把自身置于准绳规矩之中，没有一丝放纵恣肆的意思】博文，是格物致知的事情；

译约礼，是克制自己、恢复礼的事情。内外、精粗两方面同时推进，那么这颗心和这个身体都同道理合为一体，从容自在地游泳于天理之中；即使只有箪食瓢饮、住在简陋的巷子里，也不知道自己是贫穷；即使拥有万钟俸禄、九鼎这样的富贵，也不知道自己是富有，这就是颜子的快乐。程、朱二位先生恐怕人们只在想象颜子的快乐，却不知道实际下工夫；即使天天谈颜子的快乐，对我有什么益处？所以程子完全不显露，只让人自己思考而得到。朱先生又担心人无从下手，特意说出‘博文约礼’四个字，让学者从这里用力；真正积累、长久用力，自然会有所收获，达到想停止也不能停止的境地，那么颜子的快乐也就可以差不多达到了。二位先生对学者的恳切，可以说达到了极点，不可不深切体会他们的警戒【所谓想停止也不能停止，是说人在求学上如果能够真正下功夫，自然会明白依循道理就快乐，不依循道理就不快乐；依循礼就安稳，不依循礼就危险。不等父兄师友来约束，自己自然想停止却不能停止，这才是真有所得】问上语和下语。这一章南轩先生的说法极其精密，应当仔细玩味。所谓圣人的道，精微和粗浅虽然没有两样，是说道德性命，是道理的精微处；侍奉父母、侍奉长者、洒扫、应对之类，是事情的粗浅处。然而道德性命只存在于侍奉父母、长者之中，如果能够尽到侍奉父母、长者的道理，道德性命就不在这些事情之外。可是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如果突然告诉他道德性命，他将从哪里入手？任凭想象和推测，反而会危害道。不如先从明白易懂的地方告诉他，例如侍奉父母、长者、洒扫、应对之类，都是人人容易明白的。这样就可以循序渐进地用力，不知不觉达到高远境地；这是圣门教人的重要方法。切实地发问，近处地思考。所谓切问，是把切身的事情向别人询问；所谓近思，是不把心思驰骋到高远之处，而就切近的事情来思考。在外向别人询问，在内对自己的内心思考，都先从切近处入手，那么每一句话都有一句话的益处，每一件事都有一件事的功效。不像漫无目的地把心力奔走于外界，起初对身心毫无补益。问遇见恶人【南子章】。处在混乱的国家、接见恶人，只有圣人才能这样做。圣人的道广大、德宏厚，可以使混乱转为治理，使恶人化为善人。所以孔子接见南子，也接见阳货；公山弗扰来召他、佛肸来召他，他都想前往。如果是大贤以下的人，就不进入危险的国家，不居住在混乱的国家；对小人则远离他们。因为接近他们未必能有所济助，反而可能使自己受到玷污。所以子路在孔悝那里做官，不能得到善终；冉求在季孙那里做官，却不能改变他的德行；颜子、闵子终身不做官，大概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子路不高兴，是因为用自己的力量来衡量圣人。所以孔子才那样说。问手脚麻木不仁【博施章】。所谓手足不仁，并不是说手脚自己不仁。手脚本来是我的一体，只因患风痹病的人，血气不能贯通到手脚，手脚便好像不属于自己一样。人与万物本来也同为一体，只因顽固残忍的人，这颗心不能贯通于人和物，也就好像人和物不属于自己一样。风痹病的人对手脚没有感觉，顽忍的人对人民万物没有仁心，都是因为觉得它们不属于自己。却不知道天地是我的父母；自己同别人虽有彼此之别，人与物也有贵贱之不同，但根本上同属一体。只是私意一产生，天理就消失，于是把别人和自己看成两个；这也像手脚本来是身体的一部分，只因受到风邪侵袭，血气被阻隔，于是把手脚当成外物。手脚同人民万物相类，风邪同私意相类。人没有私意的祸害，人民万物的忧乐自然彼此相关；一看见小孩子掉进井里，这颗心就会因此惊惧悲痛。没有风邪的疾病，手脚的痛痒也自然彼此相关；即使是小小的疾苦，这颗心也会因此感到疼痛。应当这样反复体会，才明白程子所说的痿痹不仁的意思。问‘日至’和‘月至’。朱文公《集注》说：‘一天有一次达到仁，一个月有一次达到仁，能够进入那个境界，却不能长久。’详细考察《集注》的意思，大概是说，除了颜子以外，其余弟子中，有人在三个月中有一天完全不违背仁，有人在三个月中有一个月完全不违背仁。《语录》认为：‘一天之中有一次不违背仁，一个月之中有一次不违背仁。’两种说法不同，应当以《集注》为正确【杨慈湖说：‘一天不违背仁，是三个月中有一天心地澄明，没有私欲的遮蔽；一个月不违背仁，是三个月中有一个月心地澄明，没有私欲的遮蔽。’这个说法也是对的】

译志道问：‘颜子三个月不违背仁，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那么其余弟子能做到日至、月至，是否常常被私欲扰乱呢？’ 回答说：‘“欲”字有轻重之分。普通人的心，没有不是被私欲扰乱的时候。孔门弟子能够做到日至、月至，虽然还没有达到一丝一毫私欲都没有的境地，但也必定已经很少有欲望了。孟子教人，只说养护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周子又进一步教人说：“由少欲达到无欲。”颜子三个月不违背仁，已经达到无欲的境地；其余人只是少欲罢了，所以不如颜子。然而学者哪里能立刻赶上颜子？必须先学习做到日至，然后才能达到月至；达到月至以后，才可以学习三个月不违背仁。这就是周子所说“由少欲达到无欲”的意思。求学进步有渐进的次序，从来没有不经过日至就能达到月至、不经过月至就能三个月不违背仁的；也从来没有不经过少欲就能立刻达到无欲的。能够日至、月至，虽然还没有赶上颜子，但对学者来说难道是容易达到的吗？所以南轩先生说：“能够日至、月至，同三个月不违背仁，当然有区别。然而若不是见道明白、用力坚决，也不容易做到日至、月至。由此继续不停地努力，也就可以逐渐达到。”’ 程子又说：欲望不一定就是沉溺，只要心有所趋向，就是欲望【例如饮食，想吃饱是合理的；一旦想要珍美而丰盛，就是欲望；衣服想穿暖是合理的；一旦想要珍贵而华丽，就是欲望】。问发愤。朱文公说‘全体达到极致，纯粹而不停止’。全体达到极致，是说圣人在道上已经达到完全无缺的地步，这就是所谓诚。纯，是不夹杂，意思是纯粹至诚，没有一丝一毫人为虚伪的夹杂。正因为纯粹真诚而没有夹杂，自然能够不停息，就像天时由春到夏、由夏到秋、由秋到冬，由白天到黑夜、由黑夜到白天，循环运转，一刻不停，因为它是真诚的。圣人从壮年到老年，从开始到结束，始终没有一刻懈怠，也是因为他的诚。既然真诚，自然能够不停息【如今人行善，时作时止，有始无终，或者只能暂时做到而不能长久，都是因为不诚。如果把道理看得真实明白，确实要下功夫，就会自己停不下来】。这是圣人的境界；就学者来说，暂且应当在‘发愤’二字上下功夫。颜渊所说的‘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韩文公所说的‘舜也是人，周公也是人；他们能够做到而我不能做到，因此以不如圣贤为羞耻’。孟子又说：‘不以不如别人为羞耻，怎么能够赶上别人呢？’周子说：‘人最大的不幸，是没有羞耻心。’意思是，人如果有羞耻心，就不肯甘心做愚昧、不肖的人，还有可以进步的道理；如果既不如别人，又没有羞耻心，就是甘愿做庸人，哪里还能进步？这就是最大的不幸。学者如果能够知道羞耻，才会发愤；如果能够发愤，废寝忘食地追求，哪里有不进步的道理？问‘不由户’一章。旧说认为，人不能不经过道，就像出门不能不经过门户一样。朱文公非难这种说法，认为世上人不依循道而行的很多。如果按照旧说，那么凡是人所做的事，不论是非善恶，都可以说是道了。比如侍奉父母、侍奉长者，人人都一样会做；但一定要孝敬父母、敬爱长者，然后才能称为道，否则就不是道。这一章大概是感叹世人只知道出门一定要经过门户，却不知道行动一定要依循道，想让人知道行动不可以不依循道。又看《中庸》‘道不可须臾离’一章。龟山先生说：‘天冷了穿衣，饿了吃饭，出门了劳作，天黑了休息；耳目的视听，手足的举止行走，没有一件不是道。’这就是百姓天天使用道却不知道它是道的原因。伊尹在有莘的郊野耕作，却以尧舜之道为乐；所谓尧舜之道，就是在有莘郊野中被举用罢了。朱文公辨析说：‘穿衣、吃饭、劳作、休息、视听、举止行走，都是事物；使这些事情如此的道理和准则，才是道。如果就把事物指作道，不仅混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而且会落入佛氏把作用当作本性的错误，还会使学者误以为道无所不在，即使狂妄任性地胡作非为，也没有一处不是道了。它的危害哪里说得完呢！’大概龟山先生认为事物本身就是道，而文公认为事物的法则才是道，这正同‘出不由户’一章的意思相同。告子说：‘生命的产生就叫作性。’大概是说，人能够知觉、运动，这些就是性。孟子不赞同。朱文公阐发其中的意义说：‘能够知觉、运动的只是气；知觉、运动所依据的道理才是性。’告子错误地把气认作性。朱文公又引用龟山先生举佛氏的话说：‘神通以及种种妙用，运水和担柴。’他用这个来说明徐行后长，不知道徐行后长才叫作弟；快步走在长者前面则是不弟。如果说运水、担柴就是妙用，那么慢走、快走都成了弟了。这也同前一章的意思相同。大体上都是说，人对日常事物处处都要合乎道理，然后才是道；不可以因为是日常事物，就把日常事物本身当作道。文公这个说法对学者最有益，应当参照体会。问梦见周公。梦的道理最为精微。《周礼》的占梦官名下有所谓正梦【指从未经过思虑而预先显现征兆的梦，这才是正梦】；有所谓思梦【指白天思虑到某件事，所以在梦中显现】。思虑有正有邪，所以梦也有正有邪。高宗梦见傅说，孔子梦见周公，这就是所谓思梦中的正梦【高宗恭敬沉默地思考治道，心与天相通，所以因梦而得到傅说；孔子有志于实行道，所以因梦见到周公，这就是所谓思梦中的正梦。假如当时世上没有流传说而高宗梦见他，数百年前根本没有周公而孔子梦见他，那就不是正梦了】圣人心中所存的是真诚，所以他的梦也是真诚。普通人梦中纷乱，或者梦见世间不存在的东西，都是虚妄。然而赵武灵王梦见吴娃，后来确实得到了吴娃；汉武帝梦见木人，宫中果然有埋藏的木人；梁武帝梦见河北诸侯来朝，侯景果然来到。这三个人都因梦而招致祸乱；虽然确实有其人、确实有其事，但赵武灵王沉溺于女色，汉武帝迷惑于鬼神，梁武帝一心经营疆土，他们的心术不正，所以梦也随之而不正，这也是思梦中的不正之梦。问求仁。

译仁，是人成为人的道理。人的身体极其微小，却能够同天地并立而成为三才，是因为完全具备了天地的道理。道理虽然不止一个方面，但‘仁’这个字是对它的总括。人如果不仁，就丧失了所以成为人的道理，便不能称为人。古代圣贤一生都兢兢业业，不过是想保全所以成为人的道理罢了。如果完全具备了这个道理，即使卑贱地做一个普通百姓，也自有内在的尊贵。这就是孔子吃粗饭、喝水，颜子住在简陋小巷、吃箪食瓢饮而不改变快乐的原因。如果这个道理已经亏损，即使拥有天下的富贵，像桀、纣那样，人们也会鄙弃他。学者必须先把这一点看得清楚，然后才可以进修道业。比如拥有千乘的国家，可以说是极其重要；伯夷、叔齐兄弟只要内心稍有不安，便把它看得像破鞋一样，抛弃而离去，并不以此为难。因为伯夷违背父亲而即位，就是不孝；叔齐越过兄长而即位，就是不悌。不孝不悌，就不再能够称为人，所以他们宁可舍弃千乘之国，也不忍丧失所以成为人的道理。朱文公说，伯夷以父亲的命令为尊，叔齐以天伦关系为重；他们让出君位，都是在求得符合天理的正当性，也就是求得人心的安宁。他的论说已经极为透彻。下一章把不合义的富贵比作浮云，虽然未必果真是为卫君而设，但门人把这两章前后编排在一起，大概不是没有用意。像卫辄以儿子身份拒绝父亲却取得富贵，这比犬豕还不如。大体上，古人看清道理，所以即使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能够得到天下也不去做。后世义和利分辨不明，人们把苟且取得看作尊贵，即使只是锥刀般微小的利益，也有人甘愿做不义之事来求取。却不知道天理既然丧失，自己已经不能算作人；即使一时侥幸窃取了荣华利益，实际上也离禽兽不远了。读《论语》的人，应当一段一段地反省自身；所以读‘求仁得仁’一章，不要只把它看成夷、齐和卫君的事情，这样才会有益。问学习《易》。‘易’，说的是阴阳的变易。太阳落下，月亮升起【太阳属阳，月亮属阴】；寒冷过去，暑热到来【暑属阳，寒属阴】；昼夜交替、明暗循环【白昼属阳，黑夜属阴】，循环不息，这是天道的常规。圣人模拟这种规律来制作《易》，不过是推演阐明阴阳消长的道理罢了【古人说‘易’字是日、月二字合成的，大概篆文确实如此】阳增长，阴就消退【从十一月为复卦，一阳产生而一阴消退，到四月成为六阳的乾卦，六阴便全部消退】；阴增长，阳就消退【从五月为姤卦，一阴产生而一阳消退，到十月成为六阴的坤卦，六阳便全部消退】。一消一长，就是天道。人学习《易》，就能知道吉凶消长的道理【把阴阳相对而言，阳为善、为吉，阴为恶、为凶；单独说阳，阳本身也有吉有凶，因为阳得中就吉，不得中就凶；阴也有吉有凶，阴得中就吉，不得中就凶】以及进退存亡的道理【从天道说，就是消长盈虚；从人事说，就是存亡进退。消就是虚，长就是盈；如太阳到了正中就西斜，月亮满了就亏缺，暑热到了极点就转寒，寒冷到了极点就转暑，这是天道不能停止的规律】。人能够体会这一点，就应当在该进时进、该退时退、该存时存、该亡时亡；这样，人道就得到实现而同天道相合了。所以孔子可以进时就进，可以退时就退，可以长久时就长久，可以迅速时就迅速；至于‘用我就实行，不用我就退藏’，只有孔子和颜子做到了。这就是孔子的全身全心都体现了《易》【原文句末有疑似缺文或校勘符号，译文依现有文意处理】。孟子一部书完全没有谈《易》，但张子认为他最深通《易》，大概也是由此看出来的吗？问兴、立、成。古代的诗出自真实的性情。先王盛治的时候，教化兴盛流行，人人都得到正当的性情，所以其中即使有喜怒哀乐的微小流露，或者有所过分，最终也都归于正理。因此《诗大序》说：‘变风发自性情，以礼义为根本。发自性情，是百姓的本性；以礼义为根本，是先王恩泽的作用【性情，是说喜怒哀乐，这是百姓的本性，不可能没有；但最终都符合正理，所以说以礼义为根本。先王的恩泽，是说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教化深入人心，所以即使在衰乱末世，人民也仍不失性情的正当】三百篇诗正因为都符合正理，所以听到的人无不受到感发，良心趋向善而远离恶，因此说‘兴于诗’。礼乐的根源，出自天地自然的道理。《乐记》说：天高在上，地低在下，万物分散而各有差别，礼制便由此产生；阴阳之气流动而不停息，彼此调和而化生万物，乐便由此兴起。礼，是天地的秩序；乐，是天地的和谐。天高地低，这就是自然形成的尊卑；万物分散而各不相同，有大有小，有隆盛有衰减，这就是自然形成的等级。圣人据此制定礼，用来效法天地的秩序【君在上、臣在下，父在上、子在下，这就是天高地低的象征。由此推开，兄弟、夫妻、师友、宾主，直到舆台、皂隶，名分地位、职责守分，清楚地各有条理，这就是万物各有区别的象征】阴阳五行之气在天地之间流行，从来没有片刻停止，彼此摩擦激荡，形成雷霆、风雨，以此化生万物。圣人据此制作乐，用来象征天地的和谐【雷霆风雨，都是阴阳二气互相摩擦激荡形成的；正因为二气和合，才能化生万物。乐有五声、十二律。五声中，角属木，徵属火，商属金，羽属水，宫属土；木、火属阳，金、水属阴，土是中和之气】。

译十二律是：黄钟在十一月，太簇在正月，姑洗在三月，宾在五月，夷则在七月，无射在九月，这六个是阳律；大吕在十二月，夹钟在二月，仲吕在四月，林钟在六月，南吕在八月，应钟在十月，这六个是阴律。阳律称律，阴律称吕，所以说六律六吕。阳月使用阳律，阴月使用阴律；用它们来测候节气时，把律管埋在密室中，使管口同地面相平，装满芦苇灰，盖上红绢，来测验十二个月的中气。冬至节气到来，黄钟律管中的灰就会飞出，冲起覆盖的绢；大寒以下的节气，各自随着月份依次应验】五声十二律也都是阴阳交互变化形成的，所以乐音的和谐同天地的和谐相应，可以调养人的心性、成就社会风俗。自周朝衰落以后，礼乐崩坏；然而礼书还有保存下来的，制度和文饰还可以考察寻究。乐书却全部残缺不存，后世制定礼制，已经不能符合先王的制度，而乐更为严重。如今世上所使用的，大多是郑、卫之音，表现的只是淫靡柔弱的习气罢了；正好足以荡乱人心、败坏风俗，哪里还能有什么补益呢？所以程子感慨叹息。然而礼乐的制度虽然亡失，乐的道理却还存在，所以《乐记》又说：‘推行礼来治理自身，推行乐来治理内心。’ 外表片刻不庄重、不恭敬，轻慢怠惰的心就会乘机进入；内心片刻不和谐、不喜悦，鄙陋奸诈的心就会乘机进入。庄重恭敬，是礼的根本；和谐喜悦，是乐的根本。学者如果确实能够用庄重恭敬来修治自身，用和谐喜悦来涵养内心，就获得了礼乐的根本。这也足以立身并成就德性。三百篇诗虽然说难以理解，如今各位老先生已经阐明它的意义，已经清楚可知。如果能够反复涵泳体会，完全可以感发自己的性情，那么所谓‘兴于诗’，也并非不存在。问朝三暮四【民可使由章】。‘朝三暮四’的手段，出自《列子》。养猿人分给猿猴橡实【狙公就是养猿猴的人；‘芧’音序，是小栗子；‘赋’是分给、交付的意思】，说：‘早晨三颗，晚上四颗。’猿猴们都发怒了。他又说：‘早晨四颗，晚上三颗。’猿猴们都高兴了。早晨三颗、晚上四颗，早晨四颗、晚上三颗，实际上是一样的。猿猴无知而容易受欺骗，所以早晨三颗就发怒，早晨四颗就高兴；这也像愚昧的百姓不懂义理，轻易地随着事情产生喜怒。圣人的教化，只怕不能启发明白下民的心。申不害、韩非、李斯、商鞅之流治理国家，专门使用使百姓愚昧的手段。他们不知道百姓可以暂时欺骗，却不可以长久欺骗，所以最终因此灭亡。秦国难道不可以引以为戒吗？问疾恶而不仁。《易》说，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叫作泰；泰，是通达而安治。君子在外、小人在内，叫作否；否，是闭塞而混乱。君子和小人一同产生在天地之间，不能使小人完全不存在，只应当安排得恰当，使有德的人布列于朝廷，有才干的人在外奔走任事，这样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哪里能使小人绝迹呢？如果萌生把小人全部除去的念头，就没有不因此激烈行动而产生变乱的。东汉末年，窦武、何进想把宦官全部诛杀，却借助董卓的力量；唐朝末年，崔嗣想把宦官全部杀尽，却借助朱全忠的力量。宦官虽然被杀尽，汉、唐也随之灭亡。圣人的话在这里得到了验证【圣人对于不仁的人，是屏退并疏远他们，这正是为了警戒他们，使他们知道自我改正，从来没有忿恨疾恶之心。舜诛杀四凶，就是这样】。问骄傲和吝啬。程子说：‘骄气充盈，吝气不足。’文公说：‘骄傲，是吝啬的枝叶；吝啬，是骄傲的根本。没有骄傲而不吝啬的，也没有吝啬而不骄傲的。’这一章更应当熟思。充盈和不足各是一种病，文公却认为二者相互依赖而产生，又说骄傲产生于吝啬，为什么呢？因为吝啬就是气量不足。正因为没有浩然之气，所以鄙陋局促，不能容纳别的东西。内在的德性善行稍微有一点进步，便自以为已经有余；外在的势力地位稍微高于别人，便产生凌辱轻慢之意。俗话所说‘器量小就容易装满’，正是这个意思。正因为器量小而吝啬，所以容易骄傲自满。假使有江河般的气量，无所不能容纳，那么即使德行达到圣贤，也不认为满足；地位达到王公，也不认为值得自夸。前一章所说‘弘毅’、‘弘则’，就是器局广大而不吝啬。不吝啬就不骄傲，应当认真参照体会。问文王的至德。范氏说：‘孔子因武王的话而说到文王的至德，其中的旨意很微妙。这说明孔子对武王略有不满之意。文王、武王都是圣人。文王在位时，纣王的罪恶还没有发展到极点，所以文王还能够侍奉他。到了武王时，纣王的罪恶已经到了极点，杀死比干，囚禁箕子；微子是纣王的庶兄，抱着祭器归附周。武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想不讨伐商，也做不到，难道这是武王本来的心愿吗？文王、武王同为圣人，只是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以实行的道也不同。文王所处的是君臣关系的常态，武王所处的是君臣关系的变局。常态本来就是正道；处在变局中而不失其正，也仍然是常道罢了。然而常道人人都可以实行，变局则不是圣人不能实行。所以圣人谈到汤、武的事情，常常微有不足之意。如谈论乐，就认为武乐还没有尽善；谈到伯夷、叔齐让出天下、文王侍奉殷，都称赞他们是至德；谈到伯夷，则说他求仁而得到仁。这并不是贬低汤、武，而是惋惜他们不幸而不得不采取这种无可奈何的行动。然而又怕后世因此认为汤、武不对，所以又说：‘汤武革命，顺应天意而响应人心。’ 意思是，汤改变夏的天命，武王改变殷的天命，都是顺应人心而响应天命。桀、纣暴虐，如果没有汤、武出来讨伐，百姓必将全部灭亡才会停止，这难道是上天的心意吗？所以汤说：‘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匡正天下。’武王说：‘我若不顺应上天，罪过就相同。’《论语》中略有不满之意，是怕后世的乱臣贼子借用汤、武的名义来窥伺帝位；《易》阐发革命的意义，是怕后世的昏君在上面肆意妄为而毫无顾忌。圣人立言，为后世考虑得深远。苏东坡却说汤、武不是圣人，大概只是看到了一个方面，不知道圣人有时抑制、有时褒扬，都各有微妙的旨意。问见到异色就飞起、盘旋后才停集。

译‘见到异色就飞起’，是说离去得迅速。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阵，孔子便离开；鲁国接受女乐，孔子便离去，就是这个意思。‘盘旋飞翔然后停集’，是说接近得迟缓。伊尹等到商汤三次聘请，才毅然出仕；太公、伯夷听说文王善于养老，然后才出山，都是这个意思。古人所说的三次作揖才前进，一次辞谢便退去，即使在相见聚会之间也一定如此，何况在出仕、退处、长久、迅速这些关键问题上呢？贾谊《鵩鸟赋》所说‘凤凰轻盈飞翔而高高远去，本来就自行引退而远离’，就是‘见到异色就飞起’的意思；又说‘凤凰飞翔在千仞高空，看到有德的光辉才降下来’，就是‘盘旋飞翔然后停集’的意思。后世如汉代穆生因为楚王戊不设置甜酒而离去，诸葛武侯一定等到先主三次来访才跟随他，都从这里有所领会。问太极、中庸的意义【南雍李教授所问，现附在这里】。您询问太极、中庸两条，我自己浅陋，哪里值得承受您的垂问？姑且依据平日所读朱文公先生的书，以及曾经见到、窥知的一些内容，略说一二。所谓‘无极而太极’，难道是在太极之上另有一个所谓无极吗？不过是说虽然没有形状和象征，却有至高的道理存在罢了。所谓极，就是达到极致的道理。穷究天下万物，有什么可尊可贵的能超过它呢？所以称为太极。世上的人把北辰看作天的极点，把屋脊看作房屋的极点，这些都是有形而可见的东西。周子担心人们也把太极看成一件东西，所以在它上面加上‘无极’二字，犹如说本来没有一件具体的东西，只有这个道理罢了。自阴阳以下，就附着于形体和气了。阴阳尚未发动以前，只是这个道理，哪里有可以命名为某物的东西呢？即使观察自己的心，在喜怒哀乐尚未发出时，也只是浑然一体的本性罢了。在没有形状、没有外相之中，万般道理都完整具备，难道不是所谓‘无极而太极’吗？这样说来，所思考的道理已经过半了。喜怒哀乐尚未发出，就是寂然不动的时候；一有思虑萌发，就已经发动了。所以程子把思看作已经发动，这是极其正确的论断。您的来信认为思是已发，那么致知、格物也属于已发，这一点却不对。因为格物、致知本来属于穷究道理的工夫。大凡讲论义理，最忌讳彼此混杂。如今正在讨论喜怒哀乐的已发、未发，却把致知、格物混在其中，就更加混杂而不明白了。您的来信又担心未发之时会悬空而没有用力的地方，这也不对。未发之时，应当戒慎、恐惧；将要发出之时，应当谨慎独处的念头。每一个时刻、每一个阶段，都有用力的地方。正因为它尚未发出，就要戒慎恐惧而不敢忘；将要发出，就要谨慎独处而不敢放纵，那么情感发出时自然会合乎节度。圣贤之学所以没有弊病，正因为句句都落实，从来不谈悬空的道理。比如《中庸》开头说天命之性，结尾说无声无臭，似乎非常高妙；然而它说戒慎、恐惧、谨独、笃恭，都是向人指示用力的方法。必须戒慎恐惧、谨慎独处，然后才能保全天性的善；必须笃实恭敬，然后才能达到无声无臭的境界，从来没有让人把心驰骋于幽深玄远之处，却不践履实际。周子的《太极图说》也是这样：开头说无极、太极，接着说阴阳、五行，也可以说高远了；但归结起来，只在‘中正仁义而主静’这一句话。这同《中庸》所说戒慎、恐惧、谨独，完全相合。总而言之，用一个“敬”字就可以概括了。因为戒惧慎独就是敬；以主静为功夫也是敬。求学的人如果能够居心于敬，以此树立根本，又能穷究事理以达到明知，那么求学问的道路就没有什么蕴蓄未尽的了。大致说来，这个道理是文公朱先生把它的奥秘全部阐发出来的，已经明白无疑。所担心的是，求学的人想要自立一套新奇的论说，反而对文公的话产生疑惑。他们不知道，这位老先生是用多年的功夫，沉潜反复地研究，参会贯通，融会消化，然后才阐发出来给人看的。如今读他的书，还没有穷究其中的底蕴，就先怀疑他的学说没有说尽，所以只会更加迷惑混乱而不能明白。因此我平日常常劝朋友们，暂且把文公的《四书》早晚涵泳玩味，等到深深通晓了他的旨意，然后再依次读到《太极图说》《西铭》《近思录》诸书。这样用功几年，对于义理的精微，就不必担心没有见解了。又一定要使所知与所行一致，对这些道理加以讲习贯通，这样必然会依此实践，就不会陷入空谈而没有实际的弊病，大概才可以吧。这是我平日浅陋的见解，所以趁您垂询而谈到这些，还希望您详细加以指正启发，以弥补我昏昧无知、力所不及之处，幸甚。《西山文集》卷三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三十二 宋真德秀撰 讲义 代刘季文作《浦城县学四德四端讲义》人之所以成为人，能够与天地并列为三，是因为人的形体虽有大小的不同，而所禀受的理却没有大小的差别。理是什么？就是仁、义、礼、智。人所具有的这种理，是上天赋予他的。从天道来说，称为元、亨、利、贞；从人道来说，称为仁、义、礼、智。其实只是同一个道理罢了。自从杨子云作《太玄》，把四德配合五常以来，后世儒者因此而论述的很多。然而阐发得精密切实的，没有能超过文公先生的。文公说：“元，是万物产生的开始，天地的德性没有比它更先的，所以在四时中属于春，在人则属于仁，是众善之首。亨，是万物生长通达的阶段，万物到了这里没有不美好的，所以在四时中属于夏，在人则属于礼，是众美的汇聚。利，是万物生长完成的阶段，万物各得其宜，彼此不相妨害，所以在四时中属于秋，在人则属于义，是各得其分而和谐。贞，是万物生成完成的阶段，真实之理完备，随处都充足，所以在四时中属于冬，在人则属于智，是成就一切事情的根干。”深深体会这番话，人与天地本来完全没有二致；而人与天地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天地无心，而人有欲望。天地正因为没有私心，所以那深厚美好的天命，永远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贞，贞而又元，一次通达、一次复始，循环运行而没有间断。人出生时，起初也都禀具完整的善性，只是受到形体的牵累，就不能没有物欲的私心。因此，当恻隐之心萌发时，如果有东西扰乱它，仁就不能充分发展；当羞恶之心萌发时，如果有东西夺取它，义就不能充分发展；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的萌发，也是如此。这就是孟子反复强调“充”这一字的原因。善端萌发时，开始非常微小，也像阴阳之气在冬至、夏至萌动一样，起初都微细而不显著。等到阳气渐渐增长，到了正月，天地之气和畅，万物都生发成长；阴气渐渐增长，到了七月，天地之气肃杀，万物都收敛。天地没有私心，但它生成万物的道理都是由微小发展到显著，大概没有一年不是如此。人如果能体会天地之心，把它作为自己的心，趁善端萌发时加以保养扶持，去掉伤害它的因素，就像火已经燃烧，便再向它吹气助燃；像泉水开始通流，便顺势为它疏导，那么一个恻隐之念就可以恩泽百代；一个羞恶之念就可以使万民归于正。尧、舜的仁，商汤、周武王的义之所以能与天地同样广大，是因为他们能够把善端充分扩充。桀、纣难道没有仁义之心吗？他们之所以与禽兽没有区别，是因为把仁义之心遏制断绝了。所以说：“如果能够把善端充分扩充，就足以保有天下；如果不能把它充分扩充，就连侍奉父母都做不到。”唉，孟子的话痛切到这种地步，难道可以不深思其中的警诫吗？如今正是王春的朔日，四德之元实际上从这里开始，所以我取用孟子和《大易》的意思，和朋友们共同讲论。希望我们在这里深深警诫自己：知道我们心中的德就是天地的德，就一定要早晚战战兢兢，不敢失掉它。至于一个念头刚刚萌发，就要察看它是从哪里发出的，究竟是天理，还是人欲？如果发于天理，就把它扩充并使它成长；如果发于人欲，就堵塞它、断绝它。功夫日久，义理自然明白，人欲自然会退去、听从，天地赋予我们的本性，大概就可以保全了。这样以后，才不会失掉作为人的道理。若是在人生利害的道路上颠倒，在嗜好欲望的境地中昏乱迷失，使善端泯灭、正理消亡，那就是孟子所说的“不是人”了，难道不可畏惧吗？我很不聪敏，正准备以此警诫自己。我们同道之士如果有志于此，那么所谓求仁的方法，今后应当彼此切磋讲究，我不敢有所隐瞒。防 馆职防 请问尧、舜时代政治兴盛，野外没有被遗弃的贤才，但在任用人才时，仍说要先试用，认为可以才停止，又说要明白考察其功绩。我们的夫子也说：“他已经有所试用。”如今做官的人，很少有不是经过试用而升进的；寒微士人的试用，本来就很详细，任子也要在铨选中接受试用。至于宏词、博学科的士人，既然考中科目，将要进入储备人才的机构，似乎不应再等待试用。然而给他们发札子、进入玉堂，自有旧例，正是想详细询问当代事务，以补益国家的议论，使之合于古道而适宜于今世，表明有用的学问并不只是争逞空洞言辞而已。如今事情繁多，大都不止一端。圣上在上面夙夜忧劳，二三位大臣和百官在下面共同筹划周旋，没有一天不是勤勉不懈的。邻国改变心意，不久又恢复和好，如果说三边大体上有希望得到休息，那也就罢了。但忧虑国事的士人，正怀有深重的隐忧。竭尽民力来养兵，正是为了防备一旦有事；到了抵御敌人时，却骄纵懒惰而没有功劳。那些在外暴露受劳苦的人，按时升迁，既然与抵挡箭石的人没有区别，而供给费用日益扩大，恐怕还不知道善后的办法。招募敢勇之士，过去曾依赖他们的力量；讲和以后，用什么办法驾驭他们？招收雄淮军，还没有见到实际作用，名额人数却很多，用什么来供给他们的费用？粮食已经没有多余储备，漕运又多有不通。那么，要想作长久的谋划，没有比实行留屯更好的办法了。几十年来，大致情形已经可以看见。到了今天，又有什么特别困难呢？如果把这件事交给百姓，那么土地空旷、人口稀少，必然会流于草率；如果责成军队，那么让他们一面拿兵器、一面拿农具，终究难免彼此抵触。何况在流离颠沛之后，戍守服役、奔走劳顿已经很久了，谁能承担这种任务？如果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就恢复劝民务农的科条，全部免除赋税租赋，劝导百姓开垦荒地。但一定要等藩篱已经巩固、百姓生活安定之后才能实行，不能用来立即缓解眼前的急迫。削减楮币的制作，币值却日益下降；储存粮食多有积压，粮价却日益上涨。时雨刚刚通畅，残余的蝗灾又重新发生。事情发生后才应对，就恐怕有后悔噬脐的遗憾；在事情发生以前谋划，又有谁认为整治桑树是当务之急呢？他们想采用李悝平抑粮价的办法，采纳晁错充实边疆的主张，实行萧何、诸葛亮筹运粮饷的办法，采用充国、枣祗屯田的办法，乃至挑选昭义步兵、雄边子弟加以任用，难道没有可取的办法吗？何况如今改革刚刚开始，而治理的成效还没有显现；求取意见十分迫切，而士气还没有得到伸展。只要平日讲求明白、有所准备，不要怕陈述宏大的谋划和美善的主张，不必担心不能被采用。

译我私下认为，今天的形势有两件事非常可怕，有三件事应当赶紧谋划，还有四件事不足以忧虑。进言的人都说和议可以依靠，边境忧患可以消除；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值得同他们谈论治理国家的大计。至于那些忧虑时局、慷慨激昂的士人，彼此共同讲论利弊，也不过说军队冗滥而没有功效，财物耗费而不能供给。上面有二三位大臣谋划议论，下面有群臣百官筹划商议，也已经说得很全面了。唉！他们也曾思考过宗庙社稷安危的关键、国家赖以凭借的根本吗？我没有什么才德，但曾经泛观古今的变化，大体说来，盛衰强弱的区别不在兵力，而在国势；不在财用，而在人心。假如国势尊严安定，人心安乐归附，进退伸缩都能随意运用，那么用这种国势治理财赋，财赋就可以丰足；用它治理军队，军队就可以强大。转变形势的关键容易掌握，事情的成败也容易看清。只是我们所依仗的是国势，却操持不定，没有办法遏制它的发展趋势；我们所依仗的是人心，却没有加以维系，没有办法保障它的稳固。各种政务纷乱，众人的意志涣散，天下的祸患正茫然不知将发展到什么地步，即使每天、每月讨论研究兵事和财赋的办法，又有什么益处呢？想当年寳元、庆厯年间，朝廷内外多有变故，夏人背叛命令，战事频繁兴起，于是有保毅军，武卫、宣毅又各有军队，起初设置在陜西，后来推行到各路，天下军队总共一百万人，已经多得无法承受其冗滥了。三路运入京中的饲料和粮食，价值每年达缗钱千万，而度支已经以财用匮乏上报了。宣毅军所在之处骄横跋扈，西部边疆的军队屡遭挫败，而军纪又不严，军队已经不能听从命令了。一时之间，事变几乎危急万分，但仁宗暗中扭转局势、默默加以控制，最终成就了万世的安定，大概是因为他整顿国家纲纪、统摄维系人心，有超出兵力和财用之外的办法。熙宁、元丰年间的大臣不能明白这一点，只看见嘉祐末年事情似乎稍有松弛，便想一下子革新一切；立志于强兵，就建立保甲、户马之法；立志于富财，就推行均输、手实之令。一意纷纷更改，谋求立刻见效，却没有想过国势已经动摇，财物又将有什么用？人心不稳固，军队难道值得依靠吗？因此，今天谈论治理，应当先处理那些值得畏惧的事情，然后再处理那些不足以忧虑的事情。什么是四件不足以忧虑的事？一是军队骄横懒惰而没有用处，二是赏赐轻率滥施而丧失节制，三是招募敢勇之士难以驾驭，四是招募雄淮之士难以供养。但是，只要考察有方法，谋划有要领，这些本来不是沉重难治的痼疾，也不是纷乱错杂、难以整理的头绪。况且军队骄惰而无用，难道不是因为选择将领没有选到合适的人吗？古代用兵的人，不急于整治军队，而急于选择将领。将领是怯懦还是勇敢，军队的成败实际上就系于此。所以天下没有必定能够取胜的军队，却有不可战败的将领。从前执掌大权的大臣妄想谋求开拓恢复疆土的计划，而那些沾沾自喜、轻率易事的小人窥见上面的意图，无不拍掌谈论用兵。有的凭借贿赂求取进用，有的凭借技艺得到升迁。执掌大权的大臣没有察觉，认为得到的是真正的天下勇士，就命令他们统领军队，把分镇一方的兵权交给他们。他们像打猎没有虞官引导，只求勉强办成事情。一旦军队出动，真相显露、智计穷尽，还没有等到同敌军交锋，魂魄就先已丧失了。泗水之战取得胜利，本来可以乘胜击鼓前进，却纵容军队掳掠而不继续前进；夀阳之战，本来可以扶持正义勇往直前，却望见敌军声势便挑选懦弱之人，自己先行溃败；东海之战，兵刃刚刚接触，回头一看，主帅已经卷起军旗逃走了。从前有优秀的将领，曾经驱赶市民作战而取得胜利；如今让一向受到安抚训练的士兵担任战斗任务，面对敌人本应更容易取得成功，却每每遭受挫败，反而比市民作战更严重。这难道是士兵的罪过吗？大概只是没有明白选择将领的方法罢了。赏赐轻率滥施而丧失节制，难道不是因为驾驭将领没有掌握方法吗？古人有句话说：“驾驭将领应当像饲养鹰一样，饿了就为你效力，吃饱了就飞走。”所以攻取一座城池就升一级，击破一个敌人就晋一阶。汉高祖对待樊哙、郦商等人，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从前执掌大权的大臣玩弄、侵耗国家的权力，不问军校是否有才干，一概把显赫的名声、尊贵的官秩授予他们，让低劣的牧民之才居处都节、防团这样的显贵职位。军队还没有使用，宠信已经过分；功劳还没有建立，志气已经满溢。两次宣谕出使，尚未满十天一个月，便从琐闼越级进入中司；从二卿之职升为统领戎部。这还可以说是为了加重他们的事权。荆襄、淮甸的军队中，有的人从未随军出征，却因击破敌人而闻名；从未赶赴援救，却以解除包围上报。上下互相庇护，不考察实际功劳，竟然说这是为了激励将士的先行者，不容吝惜这些赏赐。难道没有想到将帅没有功劳却冒受宠荣，怎么能希望士卒不存侥幸之心呢？这样看来，暴露在外、冒险受赏的人和防守抵挡箭石的人没有区别，也是形势造成的。官资升迁转调，动不动就超过万数，只是为了填塞一时的不满，却不考虑将来如何穷尽。诰身容易使人沉醉，这同此事有什么不同？这难道只是赏赐太滥的罪过吗？大概也是没有懂得驾驭将领的方法罢了。招募敢勇之士、招募雄淮之士，本来是要用来振奋军容、壮大边防的计划。但如果只是依靠他们的力量而不严明纪律，只想增加人数而不慎重区别选拔，就会出问题。古人未曾不招募民兵，但招募以后就有纪律，马燧训练成精锐士卒就是这样；在开始招募时就有区别选拔，马隆树立标志、考选试验就是这样。从前申令各州征发徒隶、招募骁勇之士，结果从江湖、福建来的人喧闹横行、冲撞破坏。鸡犬都被弄得一空，道路荒凉萧条，同遭受盗贼劫掠没有区别。等到了军门，乳臭未干的将领把他们聚集起来作为自己的卫兵，像养骄子一样养着，不敢有谁加以责问。他们虽然在守御方面勉强立下些微功劳，但意气纵横放肆，渐渐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因此，偏将和小校竟敢欺凌主帅；一旦将他们逮捕诛杀，众人便怨声四起、喧哗不止，这就是平时根本没有纪律的过失。从前漕臣急于增加戍守兵力，创设雄淮军的名额，优厚增加廪给的数量，比照其他军队，费用达到三倍，希望以此诱使他们前来，却不知道百姓中可以当兵的人并没有这么多，所以浮薄、脆弱、怯弱的人也能挂名列入军籍。间或旧兵死亡逃亡的名额还没有除去，新兵又增加而没有技艺才能，十多万人的军队都由官府供给廪食，不必有智慧的人也知道这种办法难以维持。因此他们瞪眼争辩，抢劫剽掠接连发生；前面的人被诛杀，后面的人却没有得到警戒，肆意横行而成为祸患，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这就是选拔不严的过错。虽然如此，弊病的产生有源头，救治弊病也有关键。那些列营分戍、坐享廪禄、献出生命而想着报效国家的人，谁会没有这种心愿？至于面对敌人却不肯效命，难道会没有原因吗？登坛授予任职，已经有很多不是合适的人；他们靠向权贵之家送礼，借此取得办事的凭据，敲骨吸髓地搜刮百姓，完全不防止怨恨和痛苦。平时没有办法维系他们的心，遇到紧急情况又凭什么责求他们出力呢？

译如今公道大为张扬，行贿的道路已经断绝，但那些聚敛财物、肥厚私家的做法仍同从前一样。他们想要像野鸭水鸟般彼此欢悦、投石而起奋勇效力，那么对于聚敛侵剥的禁令，为什么不随即申明并严格执行呢？况且如今江淮有制阃，荆蜀有宣威，各道又有总饷，应该明发诏令反复告诫，交给他们负责纠察。稍有搜刮征敛，就随即黜退惩罚，那么士兵吃饱而歌唱，只怕唯恐不能被任用，哪里还值得忧虑他们骄惰呢？赏赐等级过高而数量过厚，已经很难追究过失；供给费用逐渐扩大，确实会成为后来的忧患。如今谋求财利的来源几乎已经搜求殆尽，公家和私人都穷困空乏，连丝毫余裕也没有，拿着债券催促偿还，又怎样才能满足支应呢？从前中兴初年，韩、刘诸军中，军队之间有一半人居于高爵；左武名队等情况，其他方面也可以推知。向上窥察圣上的谋划，不过是酌量经常的经费，免除烦琐有害的项目，积蓄多余的收益，只用来赏赐功劳。士卒的心既然欢悦，国家的费用也得到了补助。如今设置安边局，广泛实行拘收摧折，如果确实能够不徇私于近习之人，乐于采纳有关部门的请求，防止、检查各库以本名列支激赏费用；如果确实能够停止内帑缗钱的进献，帮助大农寺办理公共调度；至于宗藩、戚畹的优厚赏赐，可以减少的就减少，掖庭、尚方的用度，可以节省的就节省，那么每天计算虽有不足，按月计算便会有余，用这些余款供养军队，怎么会有供给费用不能接续的问题呢？敢勇之士骄横，本来就难以驾驭；他们听到主将的名声，主将惩罚其中桀骜不驯的人，便渐渐产生疏远和猜忌之心。猜忌就更加疑心，疏远就更加怨恨，上下互相猜疑阻隔，凭什么能够自我安定？应该用言辞晓谕将领和大臣，明确表示威严与信任，披露内心的真实想法，待他们以不加疑忌的态度；这样或许人人都有坚定之心，然后我们的法令才能施行，这就是驾驭他们的方法。雄淮军冗滥，本来就难以供养。近来曾专门命令王人稍加淘汰，并把他们分隶各州，现存人数还剩一半；征收粮食的数量难以支撑，斟酌各方意见，也只有设置一道防线。大概沿江各屯有数以万计的虚假军籍，丙寅年之战中死亡逃亡的尤其多，权臣重重违背人情，从未严格加以考核。如今朝纲正趋于严肃，威令焕然一新，趁此时举行清查，谁敢提出异议？等到名册记录上报，就根据它把这些人改隶为正式军队，廪给不增加，处置安排又恰当，有什么可怕、可疑的，为什么不赶快实行这种供养办法呢？如今议论的人担心粮食缺乏，忧虑漕运艰难，于是想讲求留屯的好处，恢复劝民务农的科条，加重楮币以使其流通，扩大和籴以备储粮，作为谋划已经很全面了。然而我曾经思考过：留屯的便利，古代已有成规，是安置军队的方法，确实是最重要的办法。但百姓习惯于田野生活，必须等到边境安宁、不再受到震慑之后，才能实行；如今烽火台彼此相望，还不容易在这个时候讲求此事，只能等待另外的时机。逃亡的百姓已经回来，百姓有了安居之处，就分给他们闲置田地，让他们开垦；计算他们所耕的步数和亩数，命令他们承担出兵之役。虽然名义上不是屯田，实际上却有寓兵于农的作用，这是确实可行的办法。至于力田的科条，汉代人采用过，并且取得了成效。如今想继承这种遗留下来的智慧，招募百姓使他们耕作，本来是广泛得利的办法，但必须讲求周密计划，才可以逐步推行。守令以劝农为职，命官员巡视川源，出入田间小路，大概就是他们的职责。不如颁下力田诏令，让他们上报便利可行的办法，经过岁月磨炼，逐步加以经营，这样百姓富裕、军队强盛，就可以逐渐达到。楮币日益贬值，本来是由于钱币不足；如今造成渗漏的原因，不止一条：比如大户人家储藏钱币，工匠技人把钱熔毁，边关私自流出，上下都知道。近年以来，又有冶户毁钱铸成铜器，难道不应当一并严禁吗？钱币流通周转，楮币的价值自然会提高；否则即使从多方面设法维持币值，也未必能成功。和籴的办法，本来并不是虐害百姓；过去主持此事的人不合适，按财产摊派征收，又借苛扰来满足贪欲，于是藏粮之家才害怕同官府交易。如今供应军饷仍然很多，不能立即停止，不如仿照本朝入中的制度，由豪民大商把粮食运到边境，在京城领取钱币，这样约束简明便利，人们乐于听从；否则名义上虽叫和籴，实际上却是强行掠夺，难道不是从根本上谋划的办法吗？凡是您所问及的，关于军队、财用，我前面已经详细陈述过了。至于宗庙社稷安危的关键、国家赖以凭借的根本，如同把火放在柴堆下面一样，实在令人战栗畏惧，难道敢不去谋划吗？您问我所说的深可畏惧之事是什么？自从改弦更张以来，将近半年了。过去国势动摇，如今应当转变为安定强盛；过去人心惊惧危疑，如今应当转变为安宁舒泰。然而从国势看，形体虽然安定，命脉却还没有稳固；枝叶虽然茂盛，根本却还没有充实。敌人窥伺觊觎、提出要挟索取，并没有停止。我们低头听命，委曲求全买来和平，削弱的形势疲敝不振。从人心看，京畿之内忧虑疑惧反而更深；远近百姓的愁苦疼痛还没有痊愈。谣言喧腾，极其惊骇视听。人情惶惶，几乎不能安宁。危乱的征兆，令人凛然可惧。维系国势的办法虽然不止一端，但追究其根源，没有不是从大权分散开始的。如今大权确实归于上面了，但私下窃弄权柄的行为、依凭权势的巧诈，难道就没有值得忧虑的吗？从古以来，君主不一定非要奋力独断，才能使权力归于上。政令出自公朝，而不让权力逐渐从宫中流出；耳目之官寄托于负责言论规谏的人，而不被近幸的私情所扰，那么权力虽在别人手中，未尝不仍在君主自己手里。不一定要全然不自行总揽大权，才算权力分散到下面。内庭与外朝的形势隔绝，信任有所偏向；宦官、女谒与君主感情亲近，而听取接受意见时又不能明察，那么权力虽在君主手中，未尝不仍然落在别人手里。过去权臣的气焰熏天炽烈，难道是一日之间造成的吗？不过是逐渐浸染得深，弥缝掩饰得久，君主陷在其中而自己没有察觉罢了。这就是大权容易分散，我所忧虑国势还没有振作的原因。统系人心，并没有别的技巧，按照圣贤的言论，不过是人们所希望的就给予他们，所厌恶的不要施加给他们罢了。自从权幸之人掌权，拒绝进谏、坚持错误，凡是废止或施行的事情，都只顺从自己的意愿。北伐的举动，连儿童都担心一定失败；派遣无能的将帅，奴仆都知道他们不是人才，却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竟然不加防范。前车覆没的教训，如今正可以戒惧。天下的形势，像人的身体一样，血气周流而没有壅塞，身体就安康，疾病也会消退。公正的舆论存在于民间，也是如此。防止河水决口，不如慢慢疏导；厌恶他人的诽谤，不如不要做出可被诽谤的事情。我不知道近来为什么把投降归附的人押送进来、把奸臣的首级装在匣中发出，全国哗然都认为不可，而上面的人却强行执行、不加顾虑，为什么？

译有人推托说：裁断决定大事，不容许到处谋议。常人的情形是难以同他一起考虑事情的开端，所以在衢室询问、向外朝咨询，还不如商鞅治理秦国那样做得好。军队兴起以来，百姓困苦到了极点。内地疲于转运粮饷，边地百姓死于战争。百姓虽然哀号，却不忍怨恨叛乱，是因为确实是权臣造成的，而皇上并没有参与。如今皇上振作精神，众多正直之臣共同辅佐，为什么偏偏还要做这种严重丧失人心的举动？京城之下，流言万端，彼此煽动摇惑。仿佛祸乱将要发生，虽然这是盛世所没有的诬妄虚张，却实在是我们自己招来的。小人怨骂，没有稍加自我敬慎、修养德行的意思，而有关部门却用严刑重罚来禁止，这同禁止私下交谈有什么区别？下情仍然郁结不通，这就是我担心人心容易动摇的原因。我们所依靠的是国势，却常常担心它容易动摇；我们所依靠的是人心，却常常担心它容易变动。天下国家靠什么来树立维持？敌人又害怕什么而不敢侵伐呢？如今议论的人却说：邻国已经改变心意，盟好重新讲定，兵灾将要洗除，百姓的困苦可以消除。唉，说这种话的人，姑且可以用来偷安于眼前；要治理国家、作长远考虑，难道真是这样吗？况且用兵以来，敌人借和议来误导我们的事，已经出现过多少次了？靖康年间的事情，我不忍心说，姑且从绍兴以来看：王伦出使还没有回来，兀术的军队就随即发动；秦桧的约定已经坚固，金主的盟约最终却又改变。变化反复没有常态，实在难以深深依靠。堂堂大国，不思考凭什么自立，却衰弱颓唐地听从命令，完全没有生机，这还算国家有人吗？即便如此，和议也不是坏办法。我所非常畏惧的是，和议既然成立，边境警报既然撤除，便纵情宴饮欢乐，争相满足自己的私欲。祸患的根本、乱事的萌芽，有的并不在疆场之外，而是发生在家庭内部，这才是最值得忧虑的。既然畏惧应当畏惧的，忧虑应当忧虑的，那么要维持国势、联系和安定人心，应当怎么办？回答说：这就是我所说的应当赶快谋划的事。什么是应当赶快谋划的事？有三件：一是警戒近习，二是畏惧小人，三是拯救民命。所谓近习，本来就是君主亲近而容易防范的人。感情亲近而形势又容易防范，巧言谄媚就容易进入，私下请托就容易实行。巧佞进入，君主的听闻就昏暗；请托实行，朝廷纲纪就紊乱。世上的君主喜欢别人顺从自己，放纵他们而不加控制，最终发展到不可控制的情况很多。如今公道昭明，本来没有这种祸患。只是我私下奇怪，近来有一两次任命，有时还烦劳皇帝亲笔，即使大臣上奏执意劝止，最终已经搁置不行，但左右近臣私下请托，大概不能没有扰乱成法的事情。这种趋势确实不能任其发展。宦官之臣得罪君父，被屏斥到远方，终身不再齿列朝廷，何必再防范呢？然而一旦有放还他们的命令，忽然从宫中发出，甚至拒绝中书门下的奏议而一定要下令施行，这就是屈损纲纪、庇护奸邪近幸，尤其不是改弦更张之日所应有的。臣下出力抗拒权贵近臣，并不是为自己打算，而是替朝廷珍惜法度，替君主珍惜行动罢了。万一君主的主意稍有改变，谗谄之人趁机乘隙而入，那么贵为天子，也会有不能自主决断、受到迷惑的时候。正直的议论听不到，谗谄得志，威权福柄不归近习之人，又归于谁呢？所以我说，近习掌权的苗头，不可不警戒。即便如此，近习的亲昵固然是君主所应警戒的，而小人的窥伺，更是君主所应忧虑的。近习与小人，实际上互为唇齿，共同实现他们的私利。起初权臣得志时，权力任用还轻，机巧手段还浅，还没有发展到完全无法控制的地步。只是外朝的小人志在依附，于是煽动他越来越炽烈的欲望，疏导他即将决堤的势力，权臣的势力这才滔天燎原而不可遏制。恶枭狐狸叫嚣凶恶，彼此一唱一和；知道他想排斥异己，就教他以攻击伪学的名义行事；知道他想盗取兵权，就教他以举大义的说法行事。祸胎发生、灾变形成，到了这种极端地步，哪一处不是小人的罪过呢？近来天日清明，公开显示惩罚，然而所谓小人贪图利益、嗜好进用，没有一刻稍稍忘记。他们既然不为众多正直之士所容，就一定另想其他诡计来求取进身；日后报复的念头，大概已经在今天被排斥的最初萌发了，实在不能不加以忧虑。元祐年间，众多贤人在位，章惇、蔡京等人确实曾经明确地正其罪行，却不能保证他们十年之后不反过来反噬，可见小人的根基不容易拔除，竟到了如此地步。现在的谋划，必须先使君子有自安的形势，然后才能遏止小人重新进用的苗头；必须使君主有坚定不移的见解，然后才能伸展君子想要施行的志愿。不过，这件事并不容易说清。过去司马温公光力主改变新法，有人说将来会有人报复，司马光说：“上天如果保佑宋朝，一定不会有这种事。”让正直之士不能保证自己所做的事不被改变，而把成败之数交给上天，也实在可叹。那么今天的事情，难道可以不深思谋划、预先考虑吗？所以我说，小人重新进用的趋势，不可不畏惧。两淮的百姓流离、饥饿、跌倒困顿，已经整整两年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甚至出现交换孩子来吃、分解尸骨充饥，暴露的尸骨遍野，也实在可悲。朝廷以实际心意赈济，有关部门却只用文书形式办理，恩惠没有到达百姓。先前收回浙右的围田让百姓耕种，恩德十分厚重。有人说：“淮河边地的农民习惯于粗放耕作，不熟悉浙右种植耕作的方法。”唉，天下哪里有不能耕种的田地？又哪里有不能耕种的农民？只是有关部门劝导诱发还没有做到罢了。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那么赈济这一措施大概是最急迫的吧？近来曾命王人分别前往赈济并使百姓恢复生产，确实足以看出皇上仁爱百姓的心意；然而他们说：“给他们资财，使他们回到故土。”难道没有想到绵延千里的长淮已经荒芜成丘墟，他们没有聚集的房屋可以安身，没有牛可以耕田，也没有粮食可以播种；小小的赈给随手就用尽了，又将到干鱼店里去求取东西。那些百姓有什么罪过，竟使他们到了这种地步？我私下担心谋划国家的人不过是想得到一个“使流民恢复生产”的名声，而不是真有把百姓的饥饿溺死当作自己责任的心。把这种念头充实起来，凭什么恢复和气？凭什么感动人心？从前孟子在平陆，对那里大夫说：“现在有一个接受别人牛羊而替人放牧的人，就一定要替他寻找牧场和草料。寻找牧场和草料却找不到，难道反而把牛羊还给那个人吗？

译还是站在那里看着牛羊死去呢？”距心说：“这就是我的罪过。”距心不过是诸侯国的一个大夫，尚且知道百姓死亡是自己的罪过，何况处在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位置上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因此自我惭愧吗？国家与百姓相互依存而建立，上面有救灾防患的实际政令，下面才有守持节义、为国死难的真诚之心。如今把百姓丢在沟壑中而不顾，一旦有警报紧急，又凭什么责备他们看见上官死去却不救援？所以我说，百姓濒临绝境的生命，不可不拯救。正因为国势还没有安定、人心还没有安宁，上天至仁，所以在这里显示警戒。自春天以来，各地旱灾，惊蛰之后干旱很久；雷声开始响起，远方近郡仍有种子不能下土的情况，到处都是。螟虫、蝗虫的残余孽害又出来造成灾祸，良苗刚刚生长，遭受残害尤其严重。灾异的出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近来京城降雨雹，灾变尤其重大；考察传记，大体认为这是阴气压迫阳气的征兆，而夏天降雹，其应验是兵灾。即便如此，这还只是京房、刘向的说法。至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记载降雹的有两次，把它同当时的事情相考察，件件都可以验证。僖公时期，季氏世代为卿，公子遂专擅权力，政权在大夫手中，祸根从这里萌发，所以秋天降雹。昭公时期，季孙宿承袭职位，世代为卿的人掌握兵权，专擅朝政，使公室卑弱，所以春天降雹。然而还不如盛阳之月发生灾变那样严重。按照东汉《五行志》的记载，永元以后多次出现降雹，其中在夏天记载的有十次，大概是奸邪之人掌握权力，阴类势力盛大增长，实际上其根源在安定和谐的时候；以人事来占验天象，就像符契相合。这就是我面对壬申之异，所以在奏章末尾痛哭流涕、深切陈述的原因。大体说来，消除灾变、招来和平，不在别处，就在君主一念之间。只有使自身真诚、端正家庭，以此端正施政治国的根本，灾变才能消除；只有远离谗邪、警戒私下亲昵，以防壅塞蒙蔽的祸患，灾变才能消除。至于纲维国势、联系和安定人心，也都是感通上天、招来和平的关键。我私下听说，降雹的晚上，星象也随即发生变异，占验的人认为这是君臣都忧虑的征兆。唉，上天不只是爱护我们的君主，也爱护我们的大臣。上天的鉴察明明白白，没有不同于明白告诫。朝廷之上，难道不应思考用什么来回应人心、解答天意吗？皇上深沉安静、谦逊谨慎，仰赖辅弼大臣来成就治理。从古以来，大臣受到的礼遇之隆厚、宠信任用之深，没有超过今天的。国家道路多有忧患，人心全都动荡；从古以来，大臣谋划经营的艰难、肩负责任的沉重，也没有超过今天的。只有弘大刚毅、担当重任而不计较平坦险阻，然后才可以使国运安康；只有极其公正、竭尽忠诚，上对天、下对人都无愧，然后才可以收拢人心。否则苟且偷安，以职位为乐，白白消磨岁月，坐失时机，天意不能挽回，灾害接连降临，那么天下的事情将会有无法挽救的地步。哪里只是军队、财用这几件事值得忧虑呢？《诗经》说：“内心忧愁啊，顾不上短暂的睡眠。”我不胜惓惓忧虑。问 问内外八事【试杨汝明、乔行简】问：从前洙水、泗水之间讨论治理，说“一个月就可以使事情初见成效”，三年就会有成就。圣人的事业，本来不是后世能够赶得上的；但当时孔门弟子，如冉有、季路，各自所作的自我期许，不是说“等到三年，可以使人勇敢”，就是说“等到三年，可以使百姓富足”。这两人本来都是高足弟子，他们所期望的距离圣人还很远，但他们对自己的期许，却与孔子没有不同。难道孔门讲习贯通和规划规模，大略就是这样吗？冉有、季路果然有才能，圣人都曾以可以从政来期许他们。如今听到子路的回答，却讥笑他。难道不只是讥笑他治理国家不能按照礼制，也因为经历军队、饥荒之后，事情实在太困难，而子路说得太容易了吗？恭敬地想，皇上振作精神，改弦更张，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从前在天下形势衰败纷乱的时候挽回局势，似乎很困难，实际用力却反而容易；如今在各项制度已经整齐、大纲已经举起的时候，似乎很容易，议论的人却反而认为困难。难道是谋划周旋、经营治理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吗？还是今天的形势果真比从前更困难？修养德行、施行政事，是用来回应上天的。然而近年旱灾蝗灾，今年又有长期水涝，这些使天地之和受到损害的过错究竟在哪里？把它推托给命数，既不符合《格王正事》的义理。拿灾异与应验来验证，汉代儒者傅会附会的说法，或许有拘泥之病。那么将用什么作为感通上天的关键？讲和戢兵，是为了使百姓休息；可是江湖、淮甸之间，弄兵逞强、跳梁作乱，接连不断。接连诛杀他们，固然不是使百姓自我更新的意思；一概招抚接纳他们，那么前事的过失又在所应惩戒之列。究竟应当用什么办法安抚平定？朝纲已经端正了，但国势还没有尊盛，维持、振兴、奋起方面，难道还有应当讲求的吗？公道已经伸张了，但人才还不盛多，长久培育方面，难道还有值得思考的吗？以礼义廉耻来对待士大夫，不能说不厚重；但能把国家利益置于首位、竭尽节操的人，却很少。鼓励砥砺的办法究竟从哪里产生？用高爵厚禄来对待将帅，不能说不到位；但他们抵御敌人、消除侮辱，还没有见到成效。驾驭将帅的方法，究竟应当先做什么？从前担心百姓粮食不充足，于是有赈籴的命令；又担心贫困疲惫的人没有所得，于是有赈济的命令。有人说，富强有力量的人得到了粮食，贫弱的人却得不到，这是真的吗？如今中都一石米的价格达到一万钱，大农寺已经没有多余储藏，平籴又不足以应付，目前所能依靠来缓解急难的，只有二麦而已。麦子如果又报告歉收，将怎么办？救荒的办法，应当预先讲求。从前人已经实行过的良法，难道也有可以遵循的吗？过去担心楮币日益贬值，于是实行秤提之法；谋划本来是为了矫正弊病，官吏却借机作奸，侵夺百姓。于是颁布让百姓从便的命令；有人说，命令多次更改，正好只会增加弊病，这果真如此吗？进献谋议的大臣论说很多，间或曾命郎省官员折中各说上报，但施行至今仍没有头绪。弊端流传到末端，恐怕不止这些，将用什么来救治呢？从前的君子有的处在事变纷乱的中心，亲自承担天下的责任，坚忍奋勉，最终能够有所成功，这样的人大概不少。如今君臣同心，贤能老成之士列于朝廷，正是大有作为的时机，但岁月悠悠过去，还没有什么足以深深安慰天下人期望的成效。难道谋划长远大计的人，不应当只用眼前成效来计算吗？皇上正要广开言路，乐于听取忠直的规谏，希望您把当今适宜的事情全部陈述出来，以符合明诏中发给札子的用意，请不要有所谦逊。问人才、国计、民力、边防四件事【试宣缯、林坰】

译问：我恭敬地认为，皇上即位以来励精图治、改革政事，到如今已经五年了。先前边境屡受惊扰，紧急军书纷纷传递；如今已经听说天下安宁了。先前旱灾、蝗灾接连不断，每石米卖到一万钱；如今已经报告五谷丰登了。从通常情形看，这似乎足以凭借它来获得安定；但有见识的人深思之后，大概只能说是小康，还不能说是长久安治。然而，防止把火放在柴堆下、预先准备好撤桑根而缠户的措施，正是今天应当急切办理的事，为什么不共同讲明它呢？今天下的事情多得数不清，而关系国家安危的大计有四项。过去政权掌握在权臣手中，用人和罢免颠倒失当，人才衰弱鄙陋，本来是必然的。如今公道昭明，黜免升迁都很公允，但臣子临食叹息，常常仍有缺乏人才的忧虑。平日议论时激昂奋发，并不是没有人才；等到把他们置于错综复杂、纷纭难办的局面中，却往往不能深切满足人意。平时尚且如此，假如不幸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恐怕将由谁来承担呢？这是人才还不够兴盛，不可不讨论。过去战事正遭破坏，各种调度纷纷而出，国用匮乏，本来是必然的。如今朝廷没有大规模兴建，尚方也没有大量赏赐，可主管财政的大臣动辄仍以经费不足为忧，纸币的价值日益下降，不知用什么办法来维持币值；祠牒又日益出售，未料会有逐渐蚕食国计的祸害。平时的经费已经紧张到这种地步，假如有缓急之事，将要依靠什么呢？这是国计还不充裕，不可不讨论。百姓力量的困窘，也已经十分严重了。过去搜刮百姓的官吏遍布郡县，公私都一贫如洗，本来是必然的。如今牧守、按察等官员的选任稍微谨慎了一些，但百姓仍然忧愁叹息，似乎还不能安居乐业，这是什么缘故呢？年成仅仅有些收获，积蓄仍然很少，一旦发生旱灾、水灾，想要使百姓不至于流亡、死亡、瘦弱不堪，能够做到吗？那么，富裕百姓的政策，哪一项应当优先呢？边防的废弛，大概已有一段时间了。过去平庸无能的人和借债求帅的人交替掌握兵权，军政败坏，也是必然的。如今总领军队、镇守一方的职位，非有才能者不授予，但号令严明、气势足以击退敌军、抵御侮辱的人很少，这是什么缘故呢？聘问和朝觐的使者来往频繁，已经难以立即依靠它；万一有战乱的警报，究竟谁来替国家抵挡遮蔽呢？那么，筹备边防的计划，哪一项应当首先办理？孟子说：“国家安闲无事，要趁这个时候明定政令刑法，即使是大国也一定会畏惧它。”如今内外刚刚安宁，正是君臣彼此警戒的日子；思考祸患、预先防备的措施，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实行，后来将有做不完的事。这就是圣明天子急于听取正直言论，以及有关官司奉诏提出防备策略的用意。应当把当今适宜办理的事情极力陈述出来回答，不要有任何隐瞒。问郊祀【试李鸣复】问：我恭敬地认为，皇上即位以来，多次修明大祀，神灵和上天都给予回应，广泛彰显无穷的福佑。近来明发诏令给有关官司，将在冬至到郊外的圆丘恭敬祭告。盛大啊！这是上天伟大的法则。我曾经考察古代礼制，却有疑问：舜举行大祭，祭祀六宗，遥祭山川，遍祭群神，而地神之尊却独独没有参加祭祀，为什么呢？《礼记》说有虞氏祭祀黄帝并在郊外祭祀喾，解释者认为冬至在圆丘的祭祀叫作禘，孟春感生帝的祭祀叫作郊。禘是宗庙中的祭祀，把它说成祭天，既然在礼制上没有依据；而五行相胜相推的学说起于战国，太微感生的说法出自纬书，难道能说虞舜时代已经有这些说法吗？《周官》说宗伯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又说在四郊设坛祭祀五帝，解释者因此有了“六天”的名称。天本来没有两个，怎么会有六个呢？王氏的论说是正确的；然而四圭有邸用来祭天，又说用它来祭祀上帝，那么上帝与天似乎不能不有所区别，究竟可以把二者合为一体吗？王氏、郑氏都是世代相传的大儒，持论却如此不同，将以什么作为折中标准呢？从汉到唐，郊祀礼大概不知变了几十次，大多是因袭错误、沿袭鄙陋，不足以作为考证依据。只有我国朝代承继天命、建立法度，斟酌古今，断定为一代的典章；圣子神孙都遵循旧章，即使传至百世也不能改变。然而元丰年间，廷臣献上意见，有人认为南郊、北郊都应当由皇帝亲自祭祀，而合祭是不对的；有人认为君主斋戒精诚的心意不应专用于郊祭，把祭祀分到宗庙中去是错误的。当时大概曾采用了他们的说法，只在圜丘祭天，北郊祭祀却只由代理官员办理，为什么呢？停止了景灵宫各殿的朝拜，却在太庙举行大飨时仍旧沿用旧制，又是为什么呢？元祐年间曾讨论分祭，却最终没有实行；绍圣、政和年间曾实行，却不能长久。难道是因时制宜建立制度，并不一定要拘泥于古礼吗？有人说：天与人彼此相通而不分离，在升降动静之间，只要诚意相通，就不在细小的礼仪形式。皇上恭敬谨慎、专一其心，对着上天无所惭愧，因此能够使饥荒歉收转为丰年，使艰难忧患变为安定平泰；天人相应的机理，确实没有欺骗。可是灾异的谴责和告诫仍然有时不能免除，这是什么缘故呢？近来风雷示警、星象失常，只要一经听闻，皇上便警惕戒惧，不敢稍有忽视。议论政事的臣子有人请求修养德行以消除灾害，皇上都答应了，这大概深深领会了匡正君王、治理政事的要旨。但要追究所谓招致灾异的端由，恐怕无法得到明确答案；拿《洪范》五事的传说来验证，也有相合之处吗？改革以来，尤其重视这件事。馆阁中的选拔，命令有关官司供给笔墨纸张。每年不过二三人，士大夫遇到可以直言不讳的朝廷、异常优厚的举措，必须有卓越宏伟、切实恳至的言论，能够补益国家的议论。希望考察前代礼典的沿革，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汉、唐诸儒以及我国朝廷群臣的议论，哪些正确，哪些偏颇；今天用来感格上天、招来祥和的根本，哪一项应当优先。把这些详细写在篇章中，以备皇上采择。问时政数事【乙未省试经义场】

译问：我恭敬地认为，皇上凭借聪明圣知的资质，涵养修习十年，刚刚亲自听取政事，像灿烂的阳光照亮阴暗，又像震响的雷霆声震动沉寂的深渊。一年之间，改革各项政务，逐渐走上条理。近来正月初一，开始颁发亲笔诏令，光彩灿然从天而下。臣民的章奏汇集上呈，这是为了开通言路。免除边地百姓的劳役负担，禁止都城居民行户的侵害，这是为了体恤民间疾苦。王府和后族分别设置师儒，进行训导，这是为了亲睦宗亲姻亲。三边设置统帅，修缮军备，常常如同敌人将至，这是为了巩固边疆。严格禁止借手代写试卷，戒除夹带书籍、传递经义的习惯，这是为了重视儒学科举。又自端平改元以来，致力于革除各种弊病，所以考察官吏、宽恤百姓、治理财赋、整顿军队的条目十分完备。然而朝廷内外的荐绅却因循懈怠，安于现状而不遵奉命令。于是隆重颁布诏令，令大臣访求意见上报，也是为了振作更新群臣的听闻。至于带兵出境，就有禁令，这是为了保持安静。喜怒任意、专擅杀戮，就有禁令，这是为了警戒暴虐残害。上面考察周室，在正月垂示治国教化的象征；下面考察汉氏，在立春颁布宽大的诏书，都是顺应天时来更新命令。然而还没有在短短几天内颁布几十条重大政令，像如今这样盛大。有人说，言路开通是好事；然而奏论和建议有很多方面，也都很适当。文书堆积纷繁，不容易全部阅览，必须命令近臣公平裁处后再行复奏，如同汉元凤年间的制度，然后才有真正听取言论的效果，果真如此吗？体恤百姓疾苦是好事；然而执行者不是合适的人，恩德就会壅塞而不能流布，必须选择良吏来推行宣扬，如同黄霸任颍川太守时那样，然后才有真正使百姓富裕的效果，又果真如此吗？教导宗亲姻亲，考虑得很长远；然而要改变膏粱纨绔的习气，必须用礼义陶冶他们，应当像绛侯、灌婴当年的建议，选择有节操品行的士人同他们居处，这样才能养成长君、少君的美德；不然，四姓小侯过去虽然设置过学校，但近亲贵戚骄横放纵的祸患，最终还是显现在后日。这说得对吗？巩固边疆，防备已经很严密；然而敌人到来时恐惧，敌人离去时轻侮，这是人的常情，必须像楚国攻克庸国以来那样，没有一天不整治军备，并在胜利不可依赖时加以警戒，然后才能使晋人产生畏惧；否则那些狡猾地谋求打开边疆的人，就能窥伺我们的空隙。这说得对吗？文场长期积累的弊病，哪里容许安然旁观？然而以传注、词章之学搜求魁伟奇杰的人才，明白的人早已认为这是弊病。必须采用杨绾、贾至的建议，或许可以接近卿士举荐、乡里选拔的古意；不然即使早晨发布一道命令，晚上再申明一道禁令，所得到的仍然是原来那种人，这又确实如此吗？至于考察官吏、宽恤百姓，以及以下各项，都是当今的重要事务；摘取其中最重大的来说：国家财政为什么匮乏，怎样才能使它充裕？国家弊病怎样减轻，怎样才能使它加重防治？边境战事既然兴起，即使我们想要安静，怎么能保证敌人不动？保卫巩固新近收复的疆土，招徕安抚新近归附的民众，防备应当从哪里着手？魏绛请求与戎族和好、贾谊以利诱敌人的办法，这些防备果真可以依靠吗？春天，是上天用来使万物生长的时节。皇上仁德如天，正要顺应时令养育万物，使天地之间没有一样不能获得生长。那些英俊卓越的士人，聚集在朝廷，希望思考怎样仰助重大政务，都尽心尽意地陈述出来。有关官司将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上报。问《大学》君德治效【乙未南省赋场】问：我恭敬地认为，皇上凭借温和恭敬、深沉明智的资质，又以光明盛大的学问辅助自己，儒臣济济一堂，每天侍奉于燕闲之时，皇上不时发出清雅的声音，从容地询问访问，所问无非圣贤思想的精粹、道德的深源；在致知、力行方面，彼此勉励、互相进步，大概已经得到尧、舜、禹、汤、文、武修德立治的根本，拿《大学》一书来衡量，也尤其相合。因此，能够穷究性命的奥妙而不遗漏事物的粗浅方面，凭借广博的见闻而更加充实智慧知识的精妙，那么格物、致知的功夫，就可以知道了。把“思无邪”“毋不敬”揭示在座位旁，用来代替盘盂上的铭文，凛然如同面对上帝、侍立在帝王左右，那么诚意、正心，也可以知道了。车马和服饰器用没有奢侈浪费的私欲，宴饮游乐和狩猎没有放纵逸乐的行为，这些表现在修身上是如此。教化施行于宫中，私下请托不显露；教化取信于外廷和乡里，骄横放纵不发生，这些表现在齐家上是如此。这样本来应当表率端正而影从有序，根本牢固而枝叶茂盛。然而考察法度，还有没有完全修明的；考察纲纪，还有没有完全严肃的；官吏虽然屡次受到告诫，防范的界限却没有建立；百姓虽然得到更多体恤，凋敝困病仍然如旧；财赋耗费于过多的浮费，军队困病于虚报名籍的冗员，那么国家还不能说已经得到治理。强悍的敌人像鸱鸟一样张狂，而防备抵御的实际措施还多有缺失；中原如云般纷扰，收复拓展的力量极其艰难；天下四方万里之间，政事的弊病、百姓的隐忧不能彻底上达的，又哪里数得清呢？这样，天下还不能说已经太平。修养自身已经有安定百姓的效果，彰明德行已经有更新百姓的功效；如今君德差不多赶上古代，而治理的成效却还没有达到，原因是什么呢？考察过去，汉武帝想听闻大道的要旨，大概是有意于穷究事理的；然而尊重听闻、实行所知，为什么还要烦劳董仲舒劝戒？唐太宗说谗言、防备、嗜欲交相侵攻，大概是有意于治理内心的；然而享乐自身、放纵欲望，为什么还要多次烦劳魏征进谏？难道只是因为知道容易而真正践行困难，暂时勉强坚持容易而安定牢固地守持困难吗？汉文帝践行节俭、以朴素为先，可以说能够约束自身，但把铜山赏赐给人，有时竟然任意耗费；汉显宗抑制后宫、约束外戚，可以说能够端正家室，但像流水游龙那样的奢纵行为，有时仍然超越法度。难道是因为由俭入奢容易，而用义理胜过恩私困难吗？这四位都是汉唐盛世的君主，由于他们的德行还不纯粹，所以治理的成效也相类似。那么，谈论今天的治理，其根本难道没有值得思考的吗？皇上嗜学如渴，听取言论如流水；讲读、论争的臣子，凡是有切实规劝的言论，没有不容纳奖赏的。如今又明发诏令给有关官司，令他们选取议论质直的士人，将引进朝廷，皇上亲自策问他们。诏书和亲笔，所用来警戒勉励的心意，实在十分恳切。应当怎样分析《大学》本末先后的旨意，以及君德所应当尽到的方面而更加勉励自己？治理成效尚未显现的地方，应当怎样赶紧谋划？追踪帝王盛世的成就，完全涵盖汉唐的美善，必定要有能够仰助皇上深邃听闻的见解。有关官司将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上报。《西山文集》卷三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三十三 宋真德秀撰写 说 潭州告诫学者说 我已经重修了本郡的学校，又为学校继续补助供给士人的费用，使在这里诵读、弹琴唱歌的人几乎不会有一天中断。教授陈端甫来拜访我，请求说：“您对于士人，既使他们居处安定，又使他们食物充足，只是没有一句话来教化他们，可以吗？”我推辞说：“这是师儒的职责，我说什么呢？虽然如此，我从前曾听孔氏说过，难道不是说‘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自己’吗？自从汉代用经术求取士人，士人为了取得青紫官服而通晓经书；唐代用辞章技艺选士，士人为了科举而学习文章，他们距离圣人的本意已经很远了。今天的学者，果真是为了自己而学习吗？还是也像汉、唐的士人一样，因为有所求取才学习呢？如果是为了自己而学习，那么事理不能不穷究，本性不能不尽全，不达到圣贤的境界就不能停止。如果是为了有所求取而学习，那么只要能够握笔作文、吮墨成文，谋求官爵俸禄、交换华美衣裳，就足够了。他们把心思用在投机取巧上，却不顾廉耻；把行为做得圆滑柔媚，也不感到羞耻。这就是学者走向正道或邪路的分岔处。请用这些话来教化我们的士人，可以吗？”端甫说：“恭敬地听从您的教诲。不过，后世谈论求学的人，有谁得到孔氏的旨意吗？”我说：“后世谈论求学的人，很少有不违背圣人本意的。” 只有唐代的杨子以及近世的石子、尹子，我认为还有可取之处。杨子说：‘学者，是学习成为忠臣孝子。’石子说：‘学者，是学习成为仁人义士。’尹子说：‘学者，是学习做人。’这三句话，差不多保留了圣门的遗意吧？唐代时，士人的习气十分鄙陋。杨子有一天在太学倡导这句话，声音如同天球发出的乐音、威凤的鸣叫，学者悚然改过自新、改变听闻，回家探望父母的人接踵而来。义理感动人的力量竟然如此。那么，石子的话与杨子的话有不同吗？”我说：“没有不同。仁是孝的源头，义是忠的根干。说仁义，忠孝已经包含其中了。那么，尹子的话与这两位有不同吗？”我说：“也没有不同。人与天地并列为三才，必须兼备五常、具足一切善德，然后人的道才得以建立。他警醒世人的深度、要求做人切实的程度，又超过了这两位。请问所谓学习做人，应当怎样做？”我说：“耳目、皮肤、身体，是人的形体；仁义礼智信，是人的本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是人的职分。必须遵循人的本性而不违背，必须尽到人的职分而无所惭愧，然后才算没有辜负人的形体。” 孟子说：‘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很少，普通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又说：‘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没有羞恶之心，就不是人；没有辞让之心，就不是人；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上天生育这些人，与万物也有很大的不同；可是孟子却认为不同之处很少，为什么呢？大概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有这些心。若不能保存这些心，那么人的形体虽然具备，人的道理已经消亡了。人的道理消亡了，他与万物还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同样都是人，完全达到人道极致的，是圣人能够与天地并立的原因；违背人性常理的，是普通百姓成为禽兽、牲畜的原因。圣人与愚人的分别，开端很细微，结果却相距极远，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所以我说：尹子的话警醒世人深切，要求做人迫切，又超过了那两位。我们同道的士人，如果无意于圣贤之学，那就罢了；假如有志于此，就应当反躬自省，考察做人应有的道理，只要有一丝没有达到，就必须惶惶不安，如同口渴想喝水、饥饿想吃东西；又要凛然不安，如同背负针芒、踏着荆棘。您如果认为这话对，希望把它告诉那些志同道合的人，使他们知道太守的期望，好吗？” 士人不在于求取人间的爵位、取得世俗的资历，而在于敬重自身、成就德行。端甫惊悟地说：“您教化我们士人的心意太深厚了！”于是请求把这些话题写在学校里，作为士人的准则。杨继祖字说 《大雅》说：“不要不思念你的祖先，要继承修治他的德行。”所谓“不要思念”，就是要思念；正如“不是不显著，实在是德行显著”一样。《诗经》作者措辞，大多都是这样。意思是说，做人的子孙，应当以自己的祖先为念，并继承修治祖先的德行。德是什么？就是仁义礼智信。只有能够自己修养德行，才能继承并发扬祖先的德行。表侄杨继祖请求我给他取字，我依据《大雅》的意思，给他取字叫“子修”。祷雨说 云气蒸腾、雨水降下，虽然出自上天，实际上却是从一个念头中流出的。所以祈祷还没有见效时，不可以懈怠；懈怠就不真诚了。已经见效后，也不可以自夸；自夸就不真诚了。没有见效时，不可以怨怒；怨怒就不真诚，而且尤其严重。还没有见效，只应当反省自己哪些地方没有做到，说：“这是我的诚意浅薄、德行微薄，怎么能责怪神明呢？”已经见效，就应当感激而又恐惧，说：“我凭什么得到这样的结果？”如果仍然没有见效，就应当更加深切地反省自己，说：“神明将要降罪于我了，我难道还能容身于天地之间吗？”上天降下水旱灾害，就像父母的责罚和愤怒。做人子女的，看见父母的神色声音忽然异常，应当戒惧警醒、畏惧谨慎，应该怎样呢？在父母尚未恢复和悦时，应当像大舜对着苍天号哭时那样，也像伯奇在野外踏霜时那样。幸而父母恢复和悦，就欢喜却不敢忘记，恭敬却不敢松懈，惴惴不安，唯恐父母再次对我发怒。所以说：“仁人侍奉父母，就像侍奉上天；侍奉上天，就像侍奉父母。”绍定己丑中元前一日，我在仙游山祈雨，写下这些话来自我警戒，也用来告诉一同虔诚祈祷的亲友。

译志道字说 你名志道，旧名正则，字诚之。甲申年，改用现在的名字，又因此取“仁”字。改变你的名字并告诉你说：“你知道我给你取这个名字的用意吗？志，是心的作用。心没有不正的，但心的作用却有正邪之分，不能不加以察辨。从前孔子凭借上天纵成的圣德，尚且一定要到十五岁才立志于学。志，是增进德行的基础。无论圣人还是贤人，没有不是从这里起步的。志向所趋向的地方，没有遥远不能到达，穷山大海也不能限制它；志向所指向的地方，没有坚固之物不能穿透，锋利的兵器、精良的铠甲也不能抵挡它。然而你的志向应当跟随什么才可以呢？我听说，善恶有两条道路，只有道与利而已。立志于道，义理就成为主宰，物欲不能改变它；立志于利，物欲就成为主宰，义理不能进入其中。这就是尧与桀、舜与跖之所以不同的原因，能不谨慎吗？这就是我给你取这个名字的用意。道与仁，并不是两个不同的道理。然而圣人的教导，既说‘立志于道’，又一定说‘依靠仁’；既说‘用道来修身’，又一定说‘修养道要依靠仁’。道，是各种事理的总名称；仁，是一颗心的完整德性。” 立志于道而不旁骛，可以说知道自己的趋向了。仁，就是最终归宿的地方，也是用功最切近的所在。回想古代圣贤谈仁，哪一句不是要达到“仁就是人，仁就是人心”的境界？这正是直接举出仁的整体来给人看，求学者尤其应当深切体会。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他具有这种仁。有了这种仁，才称为人；否则就不是人了。这是孔氏谈仁的要旨。仁，是心的生机和道理。人如果不仁，就等于丧失了作为心的根本，好比谷物没有生意，只是空空的死物罢了。这是孟氏谈仁的至要之处。为什么不也回到自身来求取仁呢？当人的私欲尚未萌发时，天理完整具备，方寸之间充满生机，如同春天一样，这就是你本心的完整状态。推行这颗心，侍奉父母一定恭敬，侍奉长辈一定顺从；用它处理家庭关系，就和睦；用它交朋友，就诚信。在这时，哪里会有不仁呢？只是私意横生，天理被欲望遮蔽，随后流于不仁罢了。那么，求仁的方法，哪一样能先于克制自己呢？所谓“己”，就是自我私欲，是损害仁德的害虫。害虫被除去，嘉禾就会茂盛；私欲清除干净，本心的德性就能完整，也只在于克制它而已。克，是什么意思？就是战胜、攻取的意思。私意刚刚萌发、本心还没有泯灭时，天理和欲望相互对立，正是两军交战、彼此逼近营垒的时候。正直的一方获胜，邪曲的一方就失败；天理成为主宰，欲望就成为客体。战争凶险，人们都知道；私欲的危害比镆邪剑还惨烈，比燎原之火还猛烈，不是懂得道的人不能察觉。这就是说，立志于道，必须重视求仁；求仁又没有比克制自己更优先的了，这就是我给你取“诚之”为字的用意。你是否有志于此呢？唉，你具有这样的形体，确实是上天赋予你的；你具有这样的本性，确实是上天赐给你的。必须穷尽本性，之后人的形体才可以践履人道；否则形体虽然像人，实际却只是禽兽，难道不是非常可耻吗？从前颖滨苏公说过：“凡是人不把它告诉别人，却一定告诉自己儿子的，必然是天理人情的极致。”这并不是私心偏爱；我已经把这些话告诉志道，又为他写成这篇说，使他和志同道合的人互相切磋。杨端义字说 我妻子的弟弟杨君，原名宗猷，现在改名为宗道，又来请求我给他取字。我说：“你的长兄已经以端仁为字了，我想给你取端义为字，怎么样？”杨君说：“建立人的道理叫作仁和义，这两者是人成为人的依据，也是人与万物不同的地方。如今长兄的字是仁，幼弟的字是义，这些名字很美。为什么不也努力修养它们的实际内容，不要辜负取这个字的用意呢？”杨君说：“谨慎地听从您的教诲。不过，道和义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说：“道，是五常和各种行为的总名称；义，是应当如此的正理。人要寻求道，从哪里进入呢？只要对于事理应当如此的地方，依循它而不违背，道就在这里了。程子说：‘存在于事物中叫作理，处理事物叫作义。事理所应当如此，就是义。’道从本体上说，义从作用上说；作用完全尽到，本体就在其中，二者不是两个不同的道理。然而圣贤谈义，一定拿它和利相对，因为义本来就是用来产生真正利益的。实行义就没有不利的；追逐私利就会损害义。毫厘之间的差错，就使舜和盗跖不同，难道不十分可怕吗？”孔子说：“放纵在利益上行事，会招来许多怨恨。您应当警戒这些吗？” 又说：“看见利益就想到义，您应当努力做到。” 詹宗楚字说 我的外甥姓詹，名叫什么，字功父，说：“我将要以萧何为榜样。”我认为，求学的人应当求道而不计较功业；如今您正在学习古代的道，却只求功业，难道是圣贤教人的本意吗？听说从前楚国有一位隐士，与您的姓氏和名字相同；他回答楚庄王关于治国的询问时说：“我明白修养自身，却不明白治理国家。我没有听说过自身修养好了而国家混乱，也没有听说过自身混乱而国家治理得好。”这句话大概是圣门遗留下来的旨意，哪里是春秋列国的士人所能说出的呢？您应当改字为宗楚，取他关于修身的话铭记在心；这样推行到家庭乃至国家，只要一举实行并安排好就可以了。那些急切追求事功、却遗忘根本的人，怎么能与您同日而语呢？您应当努力。杨实之字说 韬仲的儿子，名叫文华。我说，从前人取两个名字，大概有与父亲同用其中一个字的，例如王羲之、王献之就是这样。不过“之”只是语气助词，即使相同也没有妨碍。如今韬仲兄弟的名字，上面都用“文”字，您的名字又与他们相同，可以吗？去掉“文”而单独取名为华，这就对了。华说：“谨遵教诲。不过我年纪将要行冠礼，希望求取一个字。”我听杨子说过：“实没有华，就显得粗野；华没有实，就显得虚浮。”现在用“实之”给您取字，怎么样？言语文章，是修饰自身的外在文采；道德仁义，是修养自身的内在实际。这两者大概不能缺少任何一个。然而孔门的教导一定说：“行为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所以子游、子夏的文学并不是可以轻视的，而颜渊、闵子骞的德行在次序上本来就是如此。那么，所谓“实”，应当从哪里用力呢？孟子说：“仁的实际，是侍奉父母；义的实际，是顺从兄长。”您如果真有意于为自己而求学，就应当从这两件事开始；否则我就不敢知道您要做什么了。所以我为您写这篇说，交给您，使您知道要努力。蔡仲觉名字说

译仲觉小时候，文公先生给他取名“模”；等他长大后，又用伊尹觉悟的道理来教导他。先生给仲觉取名的用意，究竟在哪里呢？我曾听先生说过：“求学应当认识大要。”程夫子提出“敬”这个字来教导求学者，是想用它收束身心，把身心安置在规矩模范之中，既不放纵偏离，然后随着具体事物穷究它的道理，这样心地自然会光明。唉，这就是先生教人的要旨。他给仲觉取名以及用伊尹的觉悟来教导仲觉，难道都是因为这个吗？求学的根本，大概只是主敬和致知而已。伊洛诸位君子已经用这些道理开示后学，使人知道内外相互推进的方法。文公先生进一步阐明这些说法，例子很多。他解释《中庸》时说：“不是存养此心，就无法达到知识；而存养此心，又不能不达到知识。” 他解释《大学》时，又希望求学者把这颗心存养在端庄、安静、专一的状态中，以此作为穷究事理的要领；在学习、询问、思考、辨析之间穷究各种事理，以达到尽心的功夫。这些都是求学者共同听闻过的。至于亲自下笔为他取名，援引古人来勉励他的学业，则只有仲觉得到过，其他人没有。那么仲觉将怎样称当得起这些期望呢？一定要以主敬来建立根本，收敛自己而不超越法度；穷究事理来达到知识，超越一般见闻而在其外有所体会。既能自我觉悟，又能使他人觉悟，才差不多不辜负先生授予他的用意。仲觉的几位叔伯，都是以明白道理自任的人。你回去以后求教他们，应当会有人启发你尚未觉悟的地方。只是我哪里值得劳烦你来请教？姑且背诵自己听闻的道理，来应付你的请求。吕敬伯、敬仲字说 永丰吕氏的两个儿子到粤山精舍来拜访我，彼此共同讲学。将要告辞回去时，一同说：“我们兄弟名字中的‘中’和‘仁’，是父母为我们取的。中的字是仲，仁的字是山，分别又配以甫字，是朋友为我们取的。父母的命名，我们终身都应佩戴铭记；至于朋友给我们取字的用意，还有没有完全明白的地方。况且中与仁的意义，究竟怎样区别呢？先生请为我们讲明，并再给我们取字，那就太幸运了。”我推辞自己不敏慧，但他们请求更加恳切，于是告诉他们：“从前圣贤谈论道的极致，条目只有三种。尧、舜、禹传授承接时说的是‘中’；孔门师生问答时说的是‘仁’；子思、孟子立教时说的是‘诚’。这三者究竟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我曾私下思考：诚，是说天理真实而没有虚伪妄杂；中，是说天理正当而没有偏斜倚仗；仁，是说天理公正而没有私欲遮蔽。这三者都是道的整体。《虞书》说中而没有涉及仁，《论语》说仁而没有涉及诚，难道是偏重其中一项吗？大概有中就不会没有仁，有仁就不会没有诚。” 如今你们兄弟的名字，一个取‘中’，一个取‘仁’，难道只是借此作为美好的称谓吗？还是确实有意于求道呢？如果有求道之心，就不能不知道进入道的要领。从前程子曾说过：‘不能说敬就是中；敬而没有过失，就是中。敬中包含仁，不敬则私欲无数，便会损害仁。’唉！程子可以说是把做人说得很切实了吧？中，是本性的德性；仁，是内心的德性。本性本来没有不中的，轻慢怠惰损害它，于是有时就不能守中；内心本来没有不仁的，外物和欲望扰乱它，于是有时就不能行仁。古代君子只是明察这一点，所以喜怒哀乐尚未发出时，必定用敬来涵养它，如同面对神明、如同面临师保，这是为了保全本然的中；视听言动不合礼时，必定用敬来克制它，如同消灭仇敌、除去害虫，这是为了保全本然的仁。动与静相互涵养，内外共同进步，于是天理浑然完整，人的欲望熄灭，从内心达到外在，没有一处不是中；由本体发为作用，没有一处不是仁。说中、说仁，是一切善行由此产生；而敬，又是中与仁得以建立的根本。请允许我用“敬”这一句话来改作你们兄弟的字，可以吗？”唉！一个念头放纵逸乐，就不是敬；一句话自夸放肆，就不是敬；一个行动急躁轻率，就不是敬。实际还没有达到，却艳羡美名；内心没有根本，却被外物驱使；这些都不是敬。你们回去后，要思考父母为什么给你们取这个名字，又思考我为什么给你们取这个字，反躬自身去求取，穷究事物来精密体察，在方寸之心中谨慎守持，并以实际践履来体现它。这样才差不多不辱没我给你们取的字。如果只是借它来美化称谓而已，难道是我所期望的吗？李自修祝词 我的朋友果斋李公晦的儿子名治，十五岁，锐意向学，来到粤山山麓请我给他取字。我依据《大学》的意义，给他取字“自修”，并用下面的话祝贺他：“李氏一门，世代都有有德之人；美好的澹翁，乡里都称赞他仁厚。果斋继承了他的德行，立志仰慕圣贤境界，探究学习并实行践履，在这些方面穷究用力。巍巍紫阳，是百代宗师；英俊人才如云跟随，远远继承泗水、沂水之间的学统。你身处其中，实在是高足弟子，得到心传，亲切而造诣高深。于是登上鼎甲，于是任职于儒学宫，德行声誉和煦可亲，一天天更加盛大崇高。你的志向还没有实现，父亲便忽然去世，像疾风一样逝去，并不是不挂念你，实在是怜悯这个世道。青毡所托，依赖这样的好儿子。愿你能够继承父亲的事业，慰藉我的思念。于是先君以‘治’命名你，想要你配得上这个名字，怎能不明白它的用意？考察字书，‘治’有攻治、修治之义，为什么不就从这个意义上加以推求、体会呢？从前曾子尚且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何况你是初学之人，怎么可以忘记严肃警醒？你的资质虽然聪敏，必须加倍稳重持守；不要轻佻，不要浮躁，这是德行的基础，是最珍贵最美好的品质。结绿、垂棘这样的美玉，谁知道它们的功用呢？借用他山之石，就应当斟酌古人的训诫；给你取字自修，就是要不断琢磨砥砺，以求达到至善。想要修养自身，必定要从学习开始；玩味古代经籍，仰慕并践行先觉者的道路，以有道德的人为老师，以胜过自己的人为朋友。选择善道并坚定坚持，谨慎思考，笃实实行，这样差不多可以使果斋的典范后继有人。把这些话牢记在心，不要有丝毫失坠。” 刘诚伯字说 我的朋友刘梦先，起初名应则，字定甫。岁逢作噩年，有人以梦中先登的事来告知他，于是改用现在的名字。这一年秋天，他果然凭借《易》学在乡试中名列第一。有人说，您何不改换字呢？刘君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想到《周官》所说六种梦的占验，只有所谓正梦不是因外物感应而得到的。我虽然与正梦的缘由不同，大体上都属于有所感应。感应是什么？就是内心有所触动。内心的触动有真实的，也有虚妄的，梦也随之而来。即使古代圣贤也不能没有梦，只是他们的私欲已经消除，天理明亮融通，所以梦兆所显现的，也没有不是实在的。高宗得到傅说、武王战胜商朝，都是这种情况。至于普通人就不是这样，方寸之心没有主宰，欲望发动、情感压倒理智，纷扰万端；所以厌恶劳苦、羡慕安逸，就徒步行走而梦见车马；厌恶饥饿、想念饱食，就吃藜藿而梦见粱肉。像这样的梦都是虚妄的。至于因梦而获得预兆，如主父偃苕华之歌、叔孙竖牛的征兆，似乎有真实依据，最终却造成了最大的祸患。梦果真可以凭信吗？不是梦本身不可凭信，而是感应虚妄，所以梦也虚妄。我看《中庸》论前知的神妙，最后断定说：“至诚如神。”诚，就是没有虚妄的名称。

译天下雷声运行，万物都与无妄相应，有生命的事物，哪一个没有无妄之性呢？然而整个天下滔滔流转，大都流于虚妄，是因为人伤害天理的罪过。所以先儒传解《易经》说：“依照天理行动，就没有虚妄。”唉！一个念头的发动是否合乎天理，天理的存亡就在这里决定，难道不十分可怕吗？现在请允许我把您的字改为诚伯，怎么样？凭诚伯的资质，他从上天得到的禀赋已经十分异常；从前的梦，谁不把科第、爵禄期待在他身上？但我独独对此反复叮咛，是因为别人所期待的是外在功名，我所期待的是内在德性。那么，诚应当从哪里入手？答道：从敬入手。敬又从哪里开始？答道：从戒慎恐惧开始。从前的君子，白天以言语行为相互参验，来考察自己求学有无进步；夜里又考察梦寐，来推知所得的深浅。您如果真能在这方面急切努力，涵养沉潜、从容不迫，每天进步而不停止，就将达到动静一致、梦醒如一。这样以后，才是敬得以建立、诚得以保存的验证。不过我也知道这是自己知道却还没有达到的境界；这些话不只是用来勉励您，也是借此勉励自己。陈平甫三个儿子的字说 陈平甫的三个儿子，长子叫琰，次子叫瓉，还有一个尚未命名。他来拜访我，请我为两个儿子取字，并为小儿子命名。我说：“周官所说的裸圭，是有瓉的圭，用在宗庙祭祀中；琬对于琰而言，是用来向诸侯传达使命的玉器。三者的用途各有适宜之处，但它们的材质都是玉。祭祀、聘问、征伐，都是国家的大事，所用器物一定要用玉。大概各种事物中，只有玉具备五常之德，所以君子贵重它。物尚且以具备美德为贵，何况人呢？因此想给小儿子命名为琬，给琰取字德元，给瓉取字德仲，给琬取字德季。希望你这三个儿子想到名字的尊贵，就知道怎样使自己尊贵；想到字义的美好，就各自努力来成全这种美好，这不也可以吗？”平甫说：“好。”于是我写下这些话送给他。詹景辰字说 心，是人的北辰。汉代儒者解释《孟子》时已经有这种说法了。到文公先生的《感兴诗》，阐发这个道理，尤其精妙。众星都在运行，唯有北辰常静，所以能作为二十八宿的主宰；人的百体都在活动，唯有心常静，所以能作为全身的主宰。然而所谓静，难道是呆然枯槁的意思吗？寂然不动，是心的本体；受到感应便通达事理，是心的作用。关键只在于它因什么而动。按照天理而动，叫作道心；按照欲望而动，便是人心。道心发动，纯粹合乎天理，应对万般变化，而主宰始终如故，因此虽然动，却未尝不静。以天理为主而使欲望听命，心境澄澈明净，外物不能扰乱它，因此虽是人心，却未尝不合乎天道。节斋把“景辰”二字托付给我的用意，或许就在这里。所以我冒昧把这些话申说出来。附录朱文公的诗和蔡节斋的跋。跋：月亮落在西岭，群星灿然发光。银河斜挂还未沉落，北斗的斗柄一会儿低垂，一会儿昂起。感叹这南北两极，像枢轴一样遥相对应。太一星有固定的居处，仰望它独自煌煌地位于中天，照临四方；三辰环绕侍奉在它旁边。人心也应当如此，寂静与感应没有边际。我的友人詹兄，名枢，请我为他取字，取“景辰”二字。北辰是天的枢纽，天体运行无穷无尽，而枢纽常不移动；人心应接外物没有固定方式，而感应的根本，实在与此相似。因此用“景辰”为他的字。詹兄大概能够以此为鉴吧？现在把文公先生所作《感兴》诗中的一篇赠给他：“嘉定庚辰孟秋下弦日，渊书。” 詹景辰四个儿子的名字说 詹景辰有四个儿子，来请我为他们命名。我给长子命名为然，次子为煇，再次为炎，幼子为炤。景辰说：“四个孩子的名字，恭敬地听从您的命名了。取字虽是成年以后的事，但希望您预先有所教诲，等到将来成年时再把这些话祝告他们。”我推辞不得，只好对他们说：“火刚开始燃烧时，光芒微弱，浇水便熄灭，煽动它便旺盛【火有充盈、充实之义，见扬雄《解嘲》】。在人身上，善的端绪刚刚萌发时，扩大它、充实它，就会畅达通明。因此‘然’字适合取‘充’为字。光辉发出，要积聚旺盛才会形成明亮的光；用油使鼎明亮，用柴使水沸腾。积蓄德性，以笃实为先，由美好而达到广大，次序也是如此。因此‘煇’字适合取‘实’为字。两团火相连，势头极其炎盛；阳气亢盛到了极点，只会成为过失，必须用水调和，这才叫作既济；刚柔相互资助，是德性的可贵之处。因此‘炎’适合取‘济’为字。赫赫的大光，照耀万物；小小的火把，它的光能有多大？公正便广大，偏私便狭隘；用公正消除私心，才能认识事物的全体。因此‘炤’适合取‘公’为字。我听说古代的祝辞说：‘抛弃你偏邪的心志，顺从你已经成就的德性。’今天我所说的话，也以古人为准则。你们年纪虽小，也要预先接受这番告诫；努力学习，恭敬地修养仪容威仪；由语言思考其中的义理，按照名字求取实际；我将等待你们将来的成就。” 王去非字说 起初我和九江王君在金陵同僚相处，彼此友好。王君名遂，字颖叔。我对此感到疑惑。钟山分别时，我从容地说：“您的学问以颜回、曾参自期，而您的字却取自战国策士的说法，这岂不是名与实相违吗？”王君说：“这是朋友替我取的字，不是我先人的意思。您何不替我改一个？”我说：“根据名字制定字，并借字来自我警戒，那么用‘去非’最合适。‘遂’的意思，是将要完成而不能停止。因此说‘已经做成的事不要再劝谏’，但好的事便完成它，可以；不好的事也一味做下去，就是以犯过为耻，却反而制造过错。所以我说取字‘去非’合适。”即使如此，对是非的判断，难道一定要等事情已经做了以后才决定取舍吗？《复卦》初九说：‘不远就返回，没有大的悔恨，大吉。’我们的先圣以颜氏之子作为庶几近道的人，因为他有不善时未尝不知道，知道后未尝再去实行。后来因鲁哀公的询问，又称许他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颜子所谓的不善，难道是有可以指认的瑕疵吗？所谓过错，也难道是有可以说出的过失吗？细微得如毫毛的念头，只要在心中一动，便立即像冰雪消融一样化解。这就是颜氏之子接近圣人的原因吗？”

译我又曾思考过，所谓‘几’，是事物发动的微兆，也是吉祥预先显现的征兆。这样说来，萌芽发动之初，只有吉祥而已。可是先儒却说‘几有善恶’，为什么呢？大凡事物的开始，没有不善的；开始时不能察觉，便会由善反转为恶，其间只不过是一呼一吸的工夫。因此君子做学问，必定在事物的微兆处用力。微兆尚未显形时，用敬意涵养它；将要显形时，用敬意察验它。是恻隐之心吗？是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吗？这就是道心的萌芽，也是《易》所说的吉祥。把它推展开来使之通达，唯恐不能达到，难道能不顺势完成它吗？反过来则是人心的发动，善恶也就从这里分开。顺遂它的善，除去它的不善，这正是我应当用力的关节点。您认为怎样？”王君说：“是这样。”离开这里十五年以后，我才把这些话写在纸上，作为他的字。王去非说。吴仲本字说 我的乡友吴君少开，胸襟豁达而有远大志向，看世俗的迫促狭隘，仿佛不足以容纳自己，便慨然说：“天地之间，最大的东西，没有比海更大的了。”于是用“海若”自命名，并被官府荐举。荐举成功后，又请我替他取字。我说：“您是要把自己看作海，还是要学习而达到海的境界呢？如果是前一种说法，您已经以广大自满了，我还说什么呢？如果是后一种说法，您正努力进取而不停止，请允许我用孟子所说‘源泉混混’的意义来告诉您，可以吗？”唉！水之所以能够流动不息而最终汇入大海，是因为它有源头。《易》说：‘山下涌出泉水。’泉水以山为本。积蓄深厚，水流就不会穷尽；否则只是沟渠汇集的水，很快就会干涸。因此给您取字‘仲本’。您应当沿着名字思考其中的意义，专心修养所谓根本，那么达到广大也就差不多了。否则只是喜好广大，却不能成为广大，我不愿您这样。” 俞深父字说 严陵俞氏的儿子名奫来拜访我，请我改他的名字。我说：“不必改。古人说：‘奫，深而清澄。’这样，‘奫’字的意义就可以知道了。现在请仍用你的名字，给你取字为‘深父’。求学的人对于道，不能靠浅薄、轻浮而得到。史书称扬子云沉默而喜好深沉精微的思考，我把这作为法则。因此也用这个字教诫你。” 孙子阳字说 盱江孙君向我请字，我告诉他说：“四方本来是一体，但古代圣人独独面向南方，难道不是因为南方是至阳之气所在的地方吗？阳气产生于北方，盛于东方，到南方达到极点。阳气不达到极点，不能成为健；善不达到极点，不能成为君子。《易》对于阳气将要增长，就引导并扩充它；对于阴气将要萌发，就抵御并堵塞它。善于修养自身的人也是这样，改正过错而趋向善，克制自己而恢复礼，都是推进阳气、消除阴气的事。您确实有这样的志向吗？那么愿意用‘子阳’作为您的字。”唉！子阳，你可要想想怎样用力啊！您的乡里有南丰先生，他曾给求学者取字并警告说：“您不要只是使自己的称谓美好而已。”我请求借用这句话来规劝您。陈子公字说 永嘉陈侯均因为尊奉父亲的教诲，改换了现在的名字，并告诉西山叟真某说：“何不给我取个字？”我查考字书，‘均’有平、等、遍的意思。《周礼》一书中说均平百姓、均平国家的地方，不止一处。《毛诗》说：‘掌握国家的权柄，若不公平还说什么？’我们的先圣也说：‘不担心财富少，只担心分配不均。’这样看来，这个名字的意义很大啊！对待万物公平，看待万物一体，使恩泽周遍天下，这三件事是天下最善的事。即使是圣贤，谁不乐意这样呢？然而世上的人始终不能做到，是因为有东西损害了它。损害它的是什么？只是私心而已。这种东西刚萌发时细如针芒，但它的祸害却能充满天地。杨朱说‘拔我一根毫毛也不肯施舍’，白圭堵塞邻国的水道，使千里之地成为深渊，都是因为这个缘故。从前的君子修养自己的内心，每天多次反省；一旦发现有这种私心，就像除掉田地里的害虫、驱赶潜伏在墙中的盗贼一样，立即奋起对付，不敢稍有迟延。因为私心充塞心灵，就会使欲望胜过仁爱，使利益增长而毁坏义理，险恶之念横行，又怎能使心境平正而不互相争斗？又怎能把爱憎统一，不至于分歧纷乱？又从哪里能够做到周遍呢？所以私心是各种邪恶的源头；而以公心除去私心，是一切善行的根本。您敏于学习而喜好修养自己，又有志于惠及万物，请用‘子公’作为您的字，怎么样？”陈侯肃然起敬地说：“这一个字就是我的箴言。希望您幸而把它写在纸上，作为我终身的规诫。”我说：“好，好。” 《裕说》《大易》三次陈述九卦，说‘益德之裕’。增益而能宽裕，原因是什么呢？见到善便迁就而从之，于是众多的善都归聚到身上；有了过错便改正，于是细微的恶也不留存。悠然处在天理之中，没有人欲的危迫，怎么会不宽裕呢？然而圣人又说，增益而长久宽裕，却不可人为造作。这就像禾苗庄稼，灌溉滋养，天天增加，却自己不知道，这叫作长久宽裕。如果有急于张扬、刻意造作的心，就是拔苗助长了，还谈什么宽裕呢？马君伯华向袁子询问《裕说》，袁子把道理和教诲都告诉了他，又来问我。我说，伯华如果能够充实扩展这种心，往哪里去会不宽裕呢？所以把我所听闻的教给他。刘嗣忠命名说 建阳刘君纯，是儒家子弟，慨然有匡济当世的志向。当时盗贼在汀州、樵州一带兴起，整个福建都震动了。建阳紧邻昭武，人心尤其忧惧。唯独刘君倾尽资财招募壮士，谋划保卫乡里的办法。他曾一再与贼交战，挫败了贼人的锋芒。昭武守王遂向朝廷请求，改授他宣教郎，知邵武县。当时王师驻在汀州、剑州一带，各路盗贼相继被平定，只有下瞿据险固守，不肯服从。有关官员多次劝谕，他仍无投降之意。刘君不愿拖累王师，直接带领所统兵士，捣毁贼巢，拔除栅栏想要攻入。天色将晚，敌众我寡，不能抵敌，刘君战死了。招捕使把这件事上报，诏令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唉！刘君虽然死了，但他的忠义刚烈令人凛然，仿佛仍然活着。世上有不同意见的人，反而跟着诋毁他，说他轻视生命来挑衅贼人。假使当今担任官职、负有守土责任的人，人人都能重视国事而轻视自身，人人都能不畏惧贼人而敢于同他们交战，那么区区蛇豕般的盗贼，怎么能长驱深入，所到之处如同进入无人之境呢？死是最难的事，却还有人忍心互相争辩着非议他，他们不肯成人之美，也太过分了。幸赖朝廷清明，崇尚奖赏忠义，录用他的儿子为官。于是刘君的大节，清楚地显露在世人面前。他的嗣子年纪虽小，风骨却不凡，大概一定能够保全他的家业，所以给他命名为‘嗣忠’，使他知道努力。” 绍定五年十一月癸丑日，同郡真某书。箴 思诚箴

译诚，是天道的根本，出于自然。努力做到诚，是人通过自身与天道相合。有人说：天与人，它们的根本既然相同，为什么会有差别呢？大概是被外物累害了，心被外物诱惑，天性随着情感改变，天理的真实本性所保存的已经很少了。岂只是与天相距遥远、不相类似？外形虽是人，实际却只是物。皇皇上帝赋予我人的本性，我反而成为物欲的奴隶吗？为什么竟不仁爱自己呢？子思深深忧悯这个世道，指出诚的本源，除去世俗的蒙蔽；把学问、辨别、践行统摄在思考之中，选择善而坚定地实行，日日勤勉不懈。狂人与圣人本来同具人性，难道忍心自我放弃吗？别人用一分功夫，我要用十分；别人用十分，我要用千分；不到目的绝不停止。云雾散开，太虚澄澈；尘垢扫除，明镜空净，清光自然完整。就是说：人与天既然分离，又重新浑然合一，唯一的真实存在，所有虚妄都不起作用。孟子继承并阐发这一道理，把它命名为‘思诚’。经过两位大圣贤的阐明，它的旨意更加清楚。思考诚道多么伟大啊！这是成圣的根本；归根到底要在真实处求取，近处便是，不在遥远之处。勿斋箴 箕子陈述《洪范》五事，说的是貌、言、视、听、思。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已经告诉他，克制自己、恢复礼就是仁；等到他进一步问仁的具体条目，孔子又告诉他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却没有说到思，这是为什么呢？我曾听说，‘勿’这个字，是禁止的意思。耳、目、口、身体因外物而发动，如果不是心作主宰，谁能制止它们呢？这样看来，‘勿’正是指心而言。只是求学的人没有察觉到这一点，陈无竞用‘勿’命名他的书斋，我便推演其中的意义，为他作这篇箴言。箴曰：天命所赋予的本性，人得到它便成为人；人既有心，谁没有仁呢？人却不仁，只是被外物役使罢了。放纵于声色，迷乱于美色；说话便放肆，行动便轻率。人欲放纵纷乱，天理昏暗不明；在这种时候，道路在哪里？要以礼作为准则。只遵循礼，不合礼的事不要追随。什么叫礼？就是理所当然的准则，不夹杂人的私欲，一切顺应天道。‘勿’的意思，就像堵住水流一样，谁来主持它呢？答案只是心。圣人说的十六字中，机要已经萌发；一旦像大秤和巨石那样形成，后续必然接连而来。我驾车前行，四匹马交错奔驰，谁来规范它们的驱驰？缰绳掌握在手中。因此君子必须端正自己的心，谨慎戒惧，即使不显露出来，也仿佛有临监督察。万人聚集，各听一位将领的号令；雷霆轰鸣、疾风奔驰，谁敢违犯命令？众多形体劳碌奔走，都统属于心这个主官；外在行为停止而不流荡，内心守持便更加安定。道路是什么呢？以敬为主，表里相互维系，动静都端正。杂草除尽，禾苗生长；浊酒酝成甜酒，方寸之心充满生机，没有一物不如同春天。只要牢记‘勿’这一句话，万般善行自然会生发；时时念着它，永远不要厌弃。夜气箴 您何不观察冬天的气象呢？树木归根，蛰虫闭藏，凝然寂然，看不见任何征兆，但造化发育的妙理，实在正在其中孕育。闭藏是开辟的基础，守正是创始的根本，而艮卦正好代表万物的始终。一昼一夜，是三百六十天的积累，所以冬天是四季的夜晚，而夜晚是一日中的冬天。大地之间，万物活动都寂静无声，幽深得仿佛天地尚未分判。人身到了天黑，安睡休息，也应当以造物之道为根本；一定要斋戒心念，严肃身心，不敢在床笫之上松懈放纵，使怠慢、轻忽和邪僻得以侵害内心。即使整日勤勉，不允许自己有片刻停息，在意识中断、昏暗而容易忽略的时刻，更应当谨慎戒惧。安顿身体，是为了给早晨听政、白天处理事务准备基础；夜气深厚，仁义之心也就广大而不会穷竭。根本既已树立，又在应接事物、周旋往来之际加以察验，以敬与义相互持守，动静共同涵养，那么人欲便没有缝隙可以侵入，天理便明白地显现出来。若只是融会地有所知，却不能守住仁，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作此箴来自我警策，常常凛然自感痛切。颂 潭州恢复征收酒税颂 嘉定十六年五月戊辰日，诏令恢复潭州征收酒税的法令。守臣某恭敬地作颂，记载事情的实际经过，使本州父老长久歌咏。颂词说：‘洞庭湖以南，衡山的山麓，有一座盘曲广大都会，这里是楚国旧有的疆域。岁在元黓，皇帝命我这个臣子，赐给你旌节符信，来使我的百姓获得恩惠。我打开四方城门，使视听没有隔阂；有一个人受到伤害和叹息，就如同在我的身旁。’臣下叩头拜谢，说：‘皇帝的仁德如同上天。我奔走奉行，哪里敢有丝毫疏忽？’到了郊外，我询问你们父老：‘你们想要什么，尽管说；你们的忧患，尽管告诉我。过去这里富足肥沃，是欢乐的都会；如今贫瘠困顿，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父老说：‘唉！百姓的疾苦非常多，像这样的酒税，就是最大的祸患。制定法令来陷害百姓，没有比酒税更严重的了。想要把百姓安置于安定之中，只有恢复旧制。于是查考图籍，询问属吏；上奏陈述，请求恢复从前的办法。过去中兴时，舍弃酒税而征收其他赋税，百姓都很快乐，官府也少用刑。有位臣子辛弃疾，把征税改成酒税，朝廷上正论充满，众臣争相驳斥他。伟大的孝宗皇帝下诏严明地处理此事。像这样作为藩臣的人，怎么能擅自废置法令？那藩臣是谁？前有恭，后有丙，只顾从中渔利，完全不顾君命。他们繁多地摊派科调，遍及属州；禁令多如牛毛，触犯的人反而越来越多。’ ‘皇帝命令我，是为了使国家的根本得到培植。我若不上报此事，罪过应当极重。’天子说：‘唉！想到那些远方的百姓，难道可以这样对待吗？去把我的恩意施行给他们。’臣下接受诏命后，斟酌利弊，按照你们风俗所安的办法，不改变过去的旧规。你们所缴纳的赋税，只求减轻，只是为了便利百姓，并不是为了谋取盈余。你们有父母，应当厚养孝敬；年节时奉酒祝寿，使你们的父母长寿。你们有宗族，有兄弟，彼此敬酒欢聚，使爱敬之情长存。你们在乡里饮酒，年长年幼各有次序，消除争斗之心，恢复淳厚的古风。只用它来成全礼仪，不要接着纵酒。如果沉湎而且放纵，就不是守持本心。让你们畅游于太平和谐之中，沐浴在恩泽里，直到万年，不要忘记皇帝的恩德。’于是把这些话作成颂诗，刻在大道旁，后世的臣子不要废弃而继续奉行。有尊贵者经过道路，行人便停下来；说着歌着直到醉意醺然，永远传述其中的铭记。西斋铭 如果真诚地这样想，父母保护婴儿，不因他而愤怒，也不因他而憎疾；圣贤对待顽劣的百姓，怀有大慈大悲而一视同仁；佛、菩萨怜悯众生，内心深切而悲悯；大医王救治病人。为政者若以此存心，大概就不会辜负长官托付给他的责任了。虚舟铭【并序】我曾经喜爱诵读《庄子》关于虚舟的言语。长沙郡的官署中有一间小室，名为方舟，我想改掉这个名字，却一直没有空闲。双井黄子于是用‘虚舟’为它命名，我欣然为它作了这篇四言铭。

译万斛容量的大船，不用桨划，也不系缆绳；在悠长的江流上自由漂荡，任它驶向哪里。谁会拥有一只船，偏偏同它相撞？船本来没有心意，又有什么可怨恨、可诋毁的？有德之人遨游其中，安闲自得。我没有爱憎，万物自有春秋变化。雨露纷纷降下，谁知道它的恩德？雪霜凝结，又岂能说是我刻意为之？伯氏没有过错，季平受到思念啊！两位贤人的心志都值得效法。纷纷扰扰的小人，想要遮蔽私心、堵塞本性，森然如戈矛，动辄同外物为敌。涪翁有话说：我又何必分别亲疏？子自己给它命名，难道还要留给后人吗？世途漫长，波涛激荡汹涌。前去吧，安然走你的路；面对万般变化，不要动摇。果斋铭【并序】桂阳史君张侯某以‘果’命名书斋，西山叟真某取勇于实行、培育德性的意义为他作铭，铭辞说：万物充满天地之间，数目多达万类。天理流行，没有一物不具备它。形象显现，义理便寓含其中；反过来寻求它们，全都切近于自身。观察上天的运行，哪里敢偷闲止息？考察大地的形势，也应当以深厚来培育德性。天人与我同体，万物与我同源。从《羲经》中验证，这个旨意十分明白。卦中有‘艮’，内里是险，外面是止；止没有比山更合适的，险没有比水更合适的。为什么不称作水而称作泉？因为水刚开始流出时，源头细小，涓涓而流；它从艮中流出，似乎还不容易通达，但一旦开始流行，便不可阻遏。有高大的山，润泽都汇聚在那里；它安静而止，泉水一出便无穷无尽。开始时只有一勺水，最终却流到万里之外。问为什么能这样？因为根本如此。所以君子从这里取法：只要义理所在，就必定勇于实行；行动有根本，德性便系属于它。由此不断滋长，培育自身，先树立静定来涵养源头，使内心澄澈专一；行动时敏捷实行，万般善行全部呈现。深厚的教化如河流一样流布，起初哪里会有两样？广大、博厚而深泉似的德性，作用不会穷尽。啊，只要简约严肃，便能获得这样的子孙后代。把这个名字题在斋门上，眼前所见便能存有大道；从根本处涵养正道，何必一定等到年幼时？终身奉行它，就是成圣的根基。楮衾铭【示子志道】楮先生的先祖，和滕地同属一宗；麻源、湛卢，难道是它们分封的地方吗？有位聪明人，创造了纸这种东西，传达圣贤的心意，覆盖保护万世。巧匠又加以创制，把纸做成这种被子，覆盖活人，它的功劳也很深。北风怒吼，大雪像席子一样厚，白天尚且难以抵挡，何况漫长的夜晚？难道没有细软的丝絮、用厚帛制成的衣被，拥抱着它高枕而眠，来抵御严寒吗？但井田制度不能实行，百姓贫困，终年辛劳，也不能供给布帛和棉絮。一床被子价值万钱，靠什么才能得到？若没有楮先生，受冻的人便会积聚成丘。我曾评价楮先生，大概具备四种美德：温暖如春，洁白如雪；不肯高价自卖，乐于温暖贫寒者。谁能与它相似呢？只有君子的仁爱。我正处于困穷之时，只有你陪伴我，难道能像丢弃冠帽和发饰一样忍心抛弃你吗？你不要嫌弃贫寒，要同我结盟相伴；终身都将把你传给千万子孙。唉，你们这些孩子，应当知道朴素才值得珍爱；若连破旧的棉衣都感到惭愧，难道还说得上有志于道吗？奢侈不可放纵，欲望不可穷尽；去掉浮华、致力实际，这是前代哲人共同的原则。因奢侈而造成祸患，有什么值得羡慕的，难道羡慕季伦的锦绣屏障吗？因德行而受到敬重，温公使用布被又有什么简陋的呢？一旦放纵贪逸之心，它的流弊哪里会停止？像野兽攫取、恶狼吞食，实在就是从这里开始。所以说：节俭是廉洁的根本，廉洁是实行德行的先导。唉，你们这些孩子，难道可以不努力吗？果斋铭【为东岩王次果作】穿着锦绣衣服，仍用粗布外衣遮蔽；锦绣外面又加上罩衣。有美好的德性在内，却不自己显露。为什么古人像这样深深隐藏自己的功业，不让外界参与其中？在隐微处和显著处都凛然戒惧。我想做到内心无愧，不求别人知道。充实而发出光辉，积累到无法遮掩，而我的心始终专一。小人隐藏细微之处，却急忙把一点善行张扬出来；破旧棉衣内里藏着德性，文采锦绣却张扬在外。谁知道圣门中的颜回如同愚笨，曾参如同朴拙，仿佛没有极美的德性？这里森然具备《中庸》末章的义理，共引用八句诗，声誉和气味都消失无踪。从这里作为根基，意义深远而美好啊！圣学的妙处、进入德性的门径，关键就在于此。啊，王子！每天处在这个斋中，使自己更加深厚，更加谨慎，与古人一同前行。敬义斋铭 坤卦六二爻的德性正直方正，君子体察并实行它，行道便有常法。内在树立心志叫作直，贵在保持敬意，这样正直便不会偏斜；外在裁制事务叫作方，应当合乎义，这样方正便各自适合其施用。什么叫敬？就是专一地主宰自身，凛然自持，仿佛神明在旁。什么叫义？就是只遵循义理，利害得失的私心不能扰乱它的真实。静时存养，中正之中便有主宰；动时应酬事物，没有不合规矩的。敬多么伟大，是一心的防范；义多么重要，是万事的纲领。敬与义相互扶持，不偏不差，表里通透明澈，向上通达天德。从前有贤明的君王，向师傅和保傅询问政道；丹书中的训诫，面向西而陈列。敬与怠惰相分，义与欲望相对；一方增长，一方消减，祸福便由此决定。怠惰之心一萌发，便昏沉迷乱；欲望之心一炽烈，便放荡狂奔。这两端是败坏德性的贼，必须强力抵御，像对敌一样才能战胜。怠惰和欲望既然消除，敬与义便保存下来；正直方正而广大，便与坤德相合。一个念头稍有偏差，就看着这块斋匾；仿佛严厉的老师在面前，永远告诫自己不要懈怠。赞 自赞 不要笑我面容衰颓，皱着眉头，只配驾一叶短桨小舟。明月一轮如水，你问我还能不能把它传给别人？袁广微真赞 传承絜斋的心得，得到慈湖的精髓；方寸之心虚明澄澈，能够照耀千里。这就是鄮山子袁先生。《西山文集》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西山文集》卷三十四 宋代真德秀撰 题跋 跋钱文季少卿《维摩庵记》安济坊建成后，我想亲自写几句话记在墙壁上，但还没有空闲。偶然得到钱君的这篇记文，其中说：‘维摩诘并不是有官位的人，却能把别人的疾病看作自己的疾病。如今我们这些人奉行君主的命令，享用君主的俸禄，却不能把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的责任，这就是维摩诘的罪人。’唉！这话说得极其深刻。即使让我自己来写，又怎么能超过它呢？于是把钱公的旧刻挂在维摩室中，给后来的人看，希望他们有所感动而振作起来。跋安、吴二宣抚所称安居士帖 看安、吴二位公的书信，就可以知道安君是一代奇士。我听说青城、峨眉诸山，往往有隐居的君子在那里，但世人没有能够认识他们。像安君这样的人，本来已经有人认识，却没有人任用他，最终流落东南而死。这真是可惜，也真是可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