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文集卷之十一

译郡中原有志书，临朐冯公任郡丞时修纂，近三十多年间有所缺漏而尚未补齐。恰逢安邑王郡公以缮部官员身份来巡视郡事，感慨遗失的史事尚未整理，便让凤翔倅王君按照旧书编次，补续其内容，并不一一铺陈议论。如今所续编的内容是：职官、选举、官迹、人物、祥异，大体都条理清楚，没有错误。最初编纂时，我得以考察这三十多年的政事，于是私下感叹道：我读职官表，看见太守、郡丞以及李姓以下官员不止百人，而列入官迹的只有六人；看见州县长吏以及黄绶、斗食之类官员不止千人，而列入官迹的只有七人。读选举表，看见各类被举荐者有几十人，或十几人合计起来通晓经书的不止四百多人，而列入人物的只有六人。又读祥异之事二十条，其中父子相食一例，旱灾二次，蝗灾三次，大饥荒和疫灾一次，大雨冰雹两次，星陨一次，大水六次，地震五次，只有三男同产一例算作祥瑞。唉！上天降下的灾祸越来越多，而祥瑞越来越少；人的善行越来越少，而不善越来越多。如此看来，精气与灾异的规律、善恶成败的门户，读这部志书的人难道能不恐惧吗？我自幼成年以来，曾见年岁干旱或水涝而百姓有时并不惊惶，也曾见年成丰收、气候调和而百姓有时仍免不了忧愁叹息。难道小民赖以生存的命运，并不完全取决于年成吗？我从前到长安官舍拜见郡公，郡公大概是促膝与我商议治理之道。我当时只是连声应诺，谢罪说自己没有才干；但郡公一向认为安定百姓在于吏治，于是列举数件事情，亲自告诫各州县长吏。各州县长吏大都敬慎地接受教诲，并按照他的告诫行事。我们这些小民能够享受贤能者的利益而不遭逢祸患，难道不正是吏治的功效吗？汉代诏书致力于使小民安居田里，又说要与我共同任用贤良，难道是空话吗？本郡处在燕赵交会之地，靠近日月光照的中心；君王施加的恩泽，实际总是首先让天下百姓承受。即使临时征发、没有固定时间的劳役，也总是先由天下百姓承担。况且三关九水在这里交会，形势险要如砺石；如果隶属此地的人不能善用这种慷慨形势，治理此地的人又不能善用这些慷慨的百姓，即使年成丰收、气候调和，百姓仍然困苦。如今天下户口没有增加而徭役繁重，田地没有扩大而赋税增加，难道只有本郡如此吗？本郡依靠贤能者，使自己免于惊惶；如果还可以称本郡并非如此，那么富者[疑误]而贫者困瘠，和有贤能的治理又相差多少呢？所以我说，州县的命运系于长吏，而长吏的表率就是郡公。这样说来，郡公续修此志，难道只是为了补修散佚的掌故吗？那些急于处理簿书的人，或许也应当借此表彰善恶、昭示劝惩，以此激励百官，并让后世之人明白。按照案牍来核验我的说法，应当会有六七个人因看到祥异而受到警惕，并为自己没有像从前那样尽职而感到羞愧。《青州府志序》【代王光宇作】郡中原有志书十八卷，大概是冯少洲先生和几位君子共同编纂的，后来杜郡守思又凭借钱比部有威之力完成了它。上下数千年，已经编排得很有条理。只是自壬戌年以来，年将满六十，而关于人事的记载却完全缺失。锺黄门龙源按照旧例辑录大要，不仅把五十多年间的事情整理得清楚如列眉，而且认真品评人物，使之符合口头未必如此、内心却认为如此的判断；这也算是黄门的光彩了。志书完成时，我正要往东去，没有时间交付文稿；如今又在乡里养病，但不敢不考察方志。于是稍稍披阅全书大略，说道：本郡好比齐国的履地，即使旧日的疆界并不全隶属于本郡治下，间或还附属于其他属地，但也美在河山，是海岱之间的一座都会。周朝盛时，赐胙给大师，让他镇守东海；王室得以不衰，依靠的就是伯舅。后来小白凭借管夷吾在鄄地称霸，向南遏制楚国，向北讨伐山戎，中间包容各宗族诸侯，对外又安抚吴越。大概以六乘三兵的力量，王室重新安定。当时供给并不缺乏，而节制军队，威服天下还绰绰有余。到了今天，山河仍和从前一样，车马拥挤、肩摩毂击、连帷挥汗的百姓也不少。至于聘问会盟、车马玉帛，比起从前不止节省了许多。然而向上供给的物资不足以糊口，家中储藏的钱财不足以供给耕作。因而丰收之年反而苦于向上缴纳，一旦歉收便只好反过来等待上级救济。过去有一个妖媚女子到来，百姓仰赖勤王军队，把饥饿驱使的百姓全都倾动起来，终于在市中揭竿而起。如今人们读法家十八篇，还往往只知道聚敛财货、积累财富，以为这样就能使国家安定，有时反而不如古人。为什么呢？我曾查阅案牍，郡中辖有州县十四个，户数约三十万，人口约一百五十多万；土地濒临海边，多盐碱地，水乡占十分之一，山地占十分之三。可耕田地有十三万零六十余，而每年办理的赋税不少于七十万。百姓在本地服役，居家有干棷之役，出行有传舍之役；向上供给时，宫内要供六宫，宫外要供百官，六军有供给转运之役，还有输送搬运之役。大概本郡所属城邑并不比其他郡强盛，赋税却是它们的两倍。况且人口日益繁多，舟楫又不通，公私都要依靠山坡小径、溪涧旁的田地取给，而旱灾、水灾、虫害每年有时接连发生。再加上当地风俗喜好任侠，平居时弹瑟、曳屣、六博、蹴鞠，常常耗费于鲜衣怒马。若不能称心如意，便以身体为代价结交报仇；藏匿逃犯，作奸犯科，抢掠攻击，抵御官军，所以年成一饥荒就发生盗乱，盗乱一起便动用军队。百姓身受创伤、逃亡流散，十室之中有九室如此。大体说来，大豪强挟持中等奸猾之人，利用饥饿驱使的百姓，每隔十几年就发生一次变化；而每次变化之后，往往十几年不能恢复。创伤尚未痊愈，灾害和盗乱又接连而来，守土之人难道还能归罪于我们的百姓吗？我曾经论述过，过去齐地能够专门使用君主的权力，所以君主也能专门驱使百姓；钱粮兵甲都可以按照意图调发，想做什么便可以权宜行事、破格办理，无论铸山煮海，都还在掌握之中。即使富彦国救活河朔五十万人，也只是富彦国施行了他的仁德罢了。如今长吏束手接受空缺，百姓难道只是没有东西可以供给他们，甚至还要被他们索取。百姓皮骨都已消耗殆尽，征求仍没有停止；只要想到催征科税做得拙劣便要受罚，却把安抚教养百姓的劳苦当作应得的奖赏。等到年成连三鬴粮食都收不上来，财物哪怕一丝一毫也都有登记在册，而府库本来就没有左仓那样的储备。再加上家家贫困，邻近各县相继困苦，只有听见有人蒙住脸、拿着空弓哀叹罢了。从前我曾以清源的榷税来振兴京畿，而主人不肯接受，因此我几乎触犯法律。唉，军队缺粮、百姓缺粮；百姓缺粮，供应百姓的上级也缺粮。派官员、发府库钱粮时，谁不是责骂征租官吏没有竭尽全力，而负责考核的人却认为施惠已经造成混乱了。汉代诏书要求小民安居田里、没有忧愁叹息，把责任交给贤良的二千石官员，并说要与我共同承担此事。唉，小臣没有贤能，哪里敢说什么约法？倘若朝廷有与百姓共同承担的心意，那么就应当减轻徭役、减少赋税，施惠于贫瘠困苦的百姓，再慢慢通过举荐贤能、崇尚功劳来维系四方，这样难道还不能超过霸业吗？黄门取法高远，于是我替他所作的[缺字]论述也许因伤病而写成，考察方志的人便把这些话编次收入简册。《大同府志序》【代作】

译本郡有志书将近百年了，但大吏筹划军政、宴饮会盟以及守土者的谋划，逐渐散失湮没。况且本郡以雄险重要之地列名于藩府；即使地理形势没有改变，关隘、户口、士马、钱粮的数目，以及古今官员的名声事迹，后来的没有续上，前面的又未能完备，这也算是百年间的遗失之事了。我不自量力，于是总括残缺的简册，编成五志：方舆、建置、食货、秩官、武备。各志所属条目共六十余项，成书十五卷。等到告成，我因而感叹守土的艰难。守臣称为师帅，是为了安定小民，使他们没有叹息忧愁；这在各郡都相同。然而内地郡县只是偶尔困苦，藩封边郡则常常苦于战事，从来没有像云中这样把天潢贵胄安置在战乱之地，同时又是肩臂般雄险要冲的地方。我曾经经过蜚狐，远眺玄岳，观览句注、管涔的胜景；又曾经过白登，望见纥真、青陂的旧道，便看见城台壕隍沟通华夷，巍然是一座都会啊！况且每年输送百万钱粮来供养一个边镇，而诸王孙以及那些能挽弓的武力之士，大都不忘修饰；住宅华丽，穿鲜衣、骑怒马，所以走过五父之衢，并不比华京逊色。然而偶尔登上谯楼，四面俯瞰，便见白草黄沙，惨淡延伸到城郭；而[缺字]仅仅共同据守一堵城墙。过去[缺字]还没有归附时，小民穿着破衣，排列在一起，顾惜颜面而发出叹息，守土者又忙于吊慰伤者、询问苦情。归附以来，百姓嬉游求食，倚仗归附而骄纵；琼林一派的人并不都服从仁义。即使读书人时常戏弄呓语，执殳的士卒也不对敌作战，反而向上喧闹；大概守土者又因众人懒惰、沉溺玩乐而感到困难。近来幸赖天子圣明，把一切不法、不善的行为全部驱除，使百姓不再遭受祸患，也使甲胄有所整备。我统率宗室，传告守土者，于是能够每天和我的副职以下人员一道，率领州县长吏听从皇上的教令，把轻重缓急公布施行，这样边郡又有什么困难呢？然而困难仍在于地势本来高寒，盛夏仍然赤地无毛，流火之后便要戒备霜降。因此家中储钱不足以供给耕作，全部赋税不足以供给官府牧养，车辆马匹每年都不能充足，总要仰赖雁门、紫荆以内的供给；那些跋涉越过沙碛的人有多少呢？而且两次运输都无法支撑，两支军队既不能调动，租庸之赋又不能输送给县官，也没有办法减免。这样的困难，难道只是督促士卒以空拳抵敌、又要求收获悬在高耸农具上的成果吗？况且本郡正处在幽燕的咽喉，是陵京的右翼；一旦听到警报，郊野疆界就会震动，戎狄的防线若不牢固，本郡便不能抱盾而食、安然守卫。所以我编写武备志，特别比旧志详细。古代守土官吏能够使匈奴远远躲避，甚至取得移谷蠡的胜利；那么今天的人怎能只顾驾着鹿车取乐，却不对狼烟有所警惕呢？况且幕府每天深谋远虑，讨论军事实务，那么这部编纂的志书或许也能为三城的谋略提供资助，难道不要轻易与[缺字]交好归附吗？过去左卫经过七个月的[缺字]，到了壬寅年一个歉年，几乎连芋头墙下的食物也没有了。如今即使凭借土地上所受的恩宠，不担心有[缺字]，难道不担心没有年成吗？从前我在[缺字]灾异之日，内心[缺字]，假如让我偏逢歉年而生出敌对之心，也足以使边疆前列忧虑吧！我想到接受土地、安定人民，难道能把谋划寄托在旦夕之间吗？所以稍稍把这些事情铺陈列入志书；如果说只是拾取掌故作为文谈，至于武事却只写给旌旗装饰，我哪里敢这样做呢？《高阳县志序》

译我家从相州迁来此地登记户籍，传了一两代便被称为富厚。我的先曾祖父柱国，承担各种更役和徭役，种种一并负责某司的租税，甚至替逃欠者缴纳，累计数百金。我的先祖父柱国，又承担了许多苦累，曾经供职司训，因遭遇其他变故，花费可达一千多金。后来往来于河洛之间，路程数千里。先柱国年轻时博学强记，于是停止学业来当家。嘉靖癸未年，大饥荒，族人乡里流亡迁徙；没有迁徙的人，正靠先柱国供给。后来又因家境富厚而被抽签充任差役，一年之后又代族人服役，家产损失过半；过了一年，又被抽到担任铺户直堂，家产全部耗尽。服直年就是服这一年的差役；经过各位贵人之处，要负责供张费用；作为铺户直堂，则专门供给县令，支付公用的心红、笔札以及一切杂费和水陆交错的供给。值役之年不必亲自应付，家中往往还要招募十多个机敏利落的人听候差遣。等到值役单催促司庖、司器依例索取，然后所供给的陈设才算完备。贵人本身的花费约占十分之一，杂乱费用却占十分之九；上报所用的数目，十成中不敢登记二三成，往往还要删去一半。贵人所需之物不敢询问价格，必须备办；所不需要的也必须备办，随后又被人拿走，或遭损坏，也绝不敢说已经备办过了。大概当时法令还没有完全统一，办事者可以任意下令；因此被耗散破坏的民产不只是我一家，而我家先柱国尤其严重。等到先职方兄和我先后在乡试中中举，先柱国每天以廉洁的训诫教导我们，并用他所亲历、所见到的各位县令的成败来作证明。他曾说：“县令大人贪墨，为什么还能离任？县里的人贪墨，为什么又能来任职？孩子们，你们要把这些作为鉴戒。”他大概对政治未能成功深感痛心，所以每逢乡里有不便之处，便让人探求解决的办法。我因此得以稍微辑录前后发生的事情，又结合亲身见闻，把可以兴办和可以革除的事列出；在乡里还请年长者讲说其中的便利。每逢遇到清廉能干的官吏，便访问他们的作为；有时骑马带着文书走遍乡社，一丘一壑、一石一木，没有不低回观察并记录下来的。我二十岁时读完二十一史，便亲手抄录乡里的事情编成卷帙；平素喜欢阅读著名州县的志乘，以及唐、宋、金、元各地南北人的私家文集，读到乡里的旧人旧事，就像在路上遇到故人，絮絮叙说往事一样。当时希望借此仰承先柱国的明训：“将来治理一方，或许可以把痛苦变成疗救。”后来我披阅佛藏，发现八位著名僧人和道简和尚，读完其中一半。薛登朝也从群书中得到[缺字]，逐渐编成卷帙，却不敢刊行。甲子年春天，儿子鉁偶然带着它进入辽东，在金戈倥偬之中删订后携回，而唐令公终于把它交付刊刻。因而想到本县是人才辈出的旧里，其中明允笃诚之士实在是儒学宗主，我怎么敢轻视、辜负乡里的期望？却不以人才来勉励他们。本县纵横不过百里，治理它的人如果只求扩大声势、聚集众人，人才就不肯来；即使来了也不会久留，往往弃之而去。因此法令没有实际效果，本县便成为疲惫难治之地，无法振兴，其风俗也因此败坏。大概吝啬逐渐变成奢侈，朴实逐渐变成喧嚣；田地似乎开垦了，赋税却有时拖欠；户数似乎增加了，人口却有时减少。责骂征租官吏、淡化灾害的便利之人，常常交错出现在县中，使本县更加困顿。然而奢侈并没有超过其他地方的吝啬，本县却已经变得奢侈；喧嚣并没有超过其他地方的朴实，本县却已经变得喧嚣。到了吏员善于窥伺上意，有时中饱公库，有时中饱私囊，于是上下相互包庇，县中便更加困顿。治理本地的人如果像案牍中所说的那样，各位县令往往严格执行法令，以挽救那些看得见的弊病；又裁定礼制，以挽救那些看不见的弊病，病情才可以医治。武陵唐令公巡视本县，清廉而有威望，尽力抚慰治理百姓，意在清理旧日弊病，使善良弱小者得以安康，所以成为清吏。他捕捉盗贼，收敛邪恶群体，各项徭役赋税都办理得如同一体；他的力量足以使河伯安静行水，于是没有应征却拖欠的赋税，也没有空缺却拖欠的人员。大概他自身像冰玉一样清洁，内心不依赖本县谋利，所以本县虽小如弹丸，他仍肯安心治理直到任满。承蒙他治理这个疲惫难治的县，我私下深感惭愧，因为自己不能用数十年所记录的事情来治理一方，以仰承先柱国的明训。而唐令公以人才来约束本县，既严格执行法令，又裁定礼制，仍然仿佛没有忘记披阅这份文牍。我希望后来治理本县的人，不要忘记令公的心意，也就不会忘记我们的百姓；否则这份文牍只会成为覆盖酒瓮的废纸罢了。《应天乡试录后序》

译臣宗因为见识浅陋，滥竽充数地列在宫廷官员之中，自认为才干见识不应当参与评定士子名次，也不应当被派往南国，只因先前的臣子谢绝前往辅佐宰辅，仓促间便让臣代替。皇上于是暂且不计较臣的才识，任命臣宗为副职。臣也仓促收束心志，乘船向南。因而想到庚戌年的考试，曾经在主考官那里分掌一经；如今既然担任副职，便总括一个乡里的全部经书，而此地又处在南国。南国本来就是我高皇帝创制礼乐、开启一代文明的地方。臣听说，创制者要维系其终局，守成者要维系其开端；大概是创业草昧之时经营谋划、斟酌风尚，想着把万代子孙的统绪传下去。但法令久了便会发生变化，如同奔驰放纵已经令人厌倦，于是又恍然想返回清淡安宁。因此，创制不能维系终局，法令不能长久，守成不能维系开端，法令就不能贯通。臣观察南国的士人，大多才质深厚，论说明达；从如今看来，他们已经思考着不使睿智、技艺、长处有所保留。然而尚未出仕时便依附他人，出仕以后又抛弃所学。天下将国家喜欢用空虚无用的文章来评论士人，倘若乡试放榜时就使人惊骇，那么等到脱去布衣出仕，又怎能不被人指责呢？朝廷每年整饬功令，越来越繁多谨严，应试者难道能不恐惧吗？臣认为，世道崇尚质朴，并不曾没有文采；士人世代崇尚文章，也并不曾没有诚朴。士人所应做的，是学习圣人修养自身，并把文章成就于天下，就像南方离卦之气候催生草木群生，使它们欣然相见；然而万物发展到极点便会返回，气运达到极点便会复归。如今的天下，难道也还在维系它的开端吗？高皇帝履行精粹中和之道，统摄万类，把日月赐给中天，把河山赐给大地，把衣冠礼乐赐给万古以来的人心；于是一个时代的百姓脱离粗鄙污秽，彼此浸润而共同趋向文明。天的文采是日月，地的文采是河山，人的文采是礼乐；上天纵然降生圣神，已经把天地之间长久散失的东西重新提起，各自赐予其应有之物，于是天地的精华才在三纪的经营中完全收聚。直到今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天都遵循礼乐；每天游心于文章，即使一尺幅的奏疏，也寄托着臣子的深心。征求学问、选拔仕进，使天下人在笔墨之间警醒地看见周官礼乐，这难道不是创制以维系终局吗？这足以让万代子孙尽情汲取，却不仰望中天的日月、不践履大地的河山，又怎么知道天下还有人文呢？臣以为君臣父子是天地永恒的常道，有圣人出现，便为之经纬而制定礼乐；经纬礼乐而形成章法，便成为文章。大概音乐使人快乐，是自然发生的；礼则返本而自始。近来臣仰见我皇上召见群臣，晓谕要保爱皇太子的深切心意，于是举出祖宗旧法，激励百官。臣私下以为，我皇上对于父子、君臣之道，正是在高皇帝礼乐的基础上重新维系其开端，并且更加重视陪京；加倍增加解额，使众多士子遇逢盛世，难道不应当仰承高皇帝的文章之道吗？臣读《祖训》，其中以典谟教训天下，大力斥责扬雄、司马相如的浮艳文辞，甚至说：“士人如果不能探究道德的根本，不能通达当代的事务，怎么能补益实际功用？”所谓实际功用，就是高皇帝所说的文章。浩荡的圣谟，万方世代都应遵守，而南国正保留着它的遗风。想来南国众多士人感激圣化，维系自己的开端，应该就从今天开始。臣观察南国文章和品行素来为四方所仰慕效法；即使图书器用日新月异，人们追逐它们也不止遵循功令，然而有的假托古意而实际并不古朴，人们便嘲笑说迂腐。因此这种说法内里吞食古意，却可以凭假冒之物出售；于是迂腐者惩罚假冒，反而迷惑于真实，便把题目一概说成假冒。然而金、锡、竹、箭、织文、纤缟之类贡入天府，而各地所穿所用的衣履遍及天下，难道都是一概假托古制吗？又怎么能说没有实际功用呢？有人说，南国的器用是以新事物假托古制，而南国的文章则是以古意趋向新境。臣私下认为，高皇帝所赐予的父子君臣之道，正如河山安置在大地、日月悬于中天。我皇上又以棫朴之化渐次磨治，已经四十三年了。经历千百世便成为古，经历千百世也便成为新。众士人每天从父子、君臣之道中取法，经纬成礼乐，那么纯粹的忠、深厚的孝便共同回应国家文明的气运；如此经历千百世而更新，也经历千百世而成为古。否则，圣贤的传统分散成百家，反而把百家的传统拼合起来装饰圣贤；每天谈新说古，却始终不能归于一体，使父子君臣的实际关系反而背离其开端。这样一来，南国的金锡、竹箭、织文、纤缟和衣履可以遍及天下，而南国的文章却不能与器物中的赝品同样使用。臣不是替众士人祈求功名，而是说士人应当追求真实，不要追求赝品；与其做古代的赝品，不如做今天的真实。古代的真实质朴而大雅，如元气存在于混沌之间，遇到万物便充实它们；如今的真实从一开始便输于一端，最终完成于一端，即使不掩饰自己的短处，也不会丧失自己的长处。至于以偏弦声不谐为耻，仰望高徽之音难以追逐，便独自标榜为旗帜，聚合众人结成派局，那就会丧失今天的真实，寄托于赝品般的古意，最终也会像赝器一样暴露本质，受到迂腐者嘲笑。士人应当处在什么位置呢？臣观察如今天下，真假纷杂，互相牵援，交相凌竞，已经不再是高皇帝明白的法度。高皇帝考虑到士人一旦涉入世事，真气便会逐渐消磨，所以在他们初次进身时预先堵住歧路。倘若他们同心一意，努力恢复周京的礼乐而不厌倦，始终守持父子、君臣之道，便会日日既古又新，也就可以仰承我皇上教化人才的雅正之风。臣即使迂腐而不得售，能够做古意中的真实，便已经是我的大幸了。《陕西乡试录后序》【代作】

译臣自认为品行才能没有什么可以相比的，大概入仕登记已经十年了。任职库部，还不能清点军事实力并加以警戒整顿，却被命令随从某臣考校士子。况且这里人才济济，远不止三秦的俊杰；又正值功令严峻之时，因此臣由此战战兢兢，实在不能自安。想到世代承受国家恩惠，而家传以笔墨为业，倘若可以凭借平日所听闻的知识来辅助主考官，并补足自己在职掌方面没有学到的东西，等到考试事务完毕、士子来到面前，臣便依照旧例为他们设醮。臣以为陕西是古雍州的土地，河山华岳的雄伟从这里开始延展，所以世间万物和人们生活所需，也从雍州开始；自共栢、苍岐以来，历代开辟神圣土地的灵秀，用来培育英贤，壮大京畿的人文。进入周代以后，秦、汉、隋、唐又相继在这里建都，但偏偏承受了秦的名称，本来应该称作周。天下的文章，是从周代开启的，大概营建丰邑、定都镐京时达到了极盛。然而从斄地迁往岐地，世代修习本业，并不以文辞驰骋。到了秦代废黜儒术、抛弃诗书，即使自夸开创事业、光耀美盛，也只是致力于强行武力，不以文治国。然而刻石记功、勒石颂德，文辞与金石一同昭明，又好像并没有消灭文章；难道是文章自有凭藉，不完全由人的操持决定吗？大概辞章并不等同于文章。古人说周代士人尊贵，秦代士人卑贱。难道能够使士人贵贱的，真的是士人本身吗？河山华岳并不缺少灵秀颖异之才，难道竟然没有不可贵、不可贱的人吗？这恐怕只是摘取已经发生的事情来作评论罢了。世人说秦国轻视、简慢儒士，是因为认为他们的学说难以施行；秦国排斥儒生，甚至穆公也没有让他们成为盟主。秦国又从戎地、宛地、宋地、晋地等处间或夺取贤士；但总的说来，所凭借的都是欺诈、武力和诡谲，不再是先代正当的道术。到了后来，有人在水边叹息那个人，既苦于得不到贤士，又羡慕高大房屋的宽敞，感叹四簋饭食也没有剩余。士人也苦于遇不到明主，大概宫闱中渐渐流行五楘二弓的习气，却只能空想车马驰骋的盛况；难道士人在秦地果真不尊贵吗？然而臣读《小戎》等诗篇，其中所说长寿不忘，哪里比不上《云汉》？跟随公侯出猎，哪里比不上“维君子使者”？况且周代君子被称为如圭如璋，秦代君子也被称为如玉，那么士人在周、秦之间又有什么分别呢？臣曾经从《卷阿》窥见周代士人：诗中赞美他们孝德盛大，既说他们武勇强健，又形容贤士和美众多；还借梧桐凤凰来比拟他们，说他们萋萋、菶菶、雝雝、喈喈，以此上媚天子，下悦庶人。当时众位君子竭尽力量、和衷共济、从容行走于王朝大道的情景，千年以后仍然可以想见。而君主不再压制公义、偏护私情，臣子也不再结党同类、攻击异己，难道不是河岳的英灵逐渐沉浸于圣明之治而更加深厚吗？所以说：“想起那众多的贤士，降生在这个王国。”又说：“周王长寿，哪里不培养人才呢？”臣这才知道，茂盛的棫朴果然远不只是凄凄的蒹葭。可是臣对秦国还有感慨。秦国誓辞说：“诚实正直的，说是美善；诚实正直的，说是美善。”臣每每想到自己所录取的士子，若能得到这样一个人便觉得痛快。等读《无衣》三章，又不禁振衣而叹，认为它正可以针砭今人。诗说：“难道说没有衣服？和你同穿战袍。”这不是因为私情而结党，而是说：“君王要兴兵，我便修整我的戈矛。”这是愿意以公义和合。如今人们因攻击异己而修治戈矛，正可以借此针砭同仇。如此说来，周代用德行调和，秦代用武力驱使，这当然与士人有关，但难道能由此决定士人的贵贱吗？如今士人生在昌盛时代，沐浴天子的文明教化，既长久又深厚；风俗已经转移变化，并没有齐国田氏、楚国屈氏那种遗风，也没有高资富人、豪杰兼并旧日的故习。他们的文章温醇雅正，直接跨过隋唐而步入西京，进而追寻采涧茇棠的风致，并不只是先秦的辞章；如此，臣怎能不尊贵士人呢？然而士人之所以尊贵，并不在于辞章。臣私下认为，如今士人的急务在于努力补足自己的不足，不在于进一步装饰已有的长处。因为自我夸耀太多，谦冲退让便不足；凌厉喧嚣太多，谨慎敦厚便不足；虚浮华饰太多，根本真实便不足。早晨在朝廷上昂然承担天下事务的人，必定要在野外恭敬地请求退让。士人如果能舍弃自己过多的部分，正好用来补足不足之处，使天下人称颂雍州人“士人和美”“士人和乐”，那么河山华岳的灵秀才能由此开始，士人也才能由此成就。士人努力吧！不要认为安闲整肃便比不上鸟羽飞扬，不要使周代的人才衰败，以致让绕朝在秦国失言。我将十分庆幸。《北畿武举乡试录序》【代作】

译壬子年，又到了在乡里举行武举、向司马官进献武士的时候。四郡的材官和良家子弟聚集在保阳，直指汤公亲自监临。汤公谨慎地告诫各位文武大吏，把这件事同文科考试一样办理。经过三场考试，得到若干人，他们将成为城池的屏障、心腹之士吗？这些威武勇健的人才，就从这里选取吧。三辅依傍日月光照的中心，长久沐浴圣天子的深厚教化，应当远不止周家中林的士人。于是我感叹周朝盛时，即使车攻、六月这样的战争诗，也还为猃狁勤劳国力。到了后来，燕地独自承担[缺字]并兼并它地，交臂之间便要应付四方。秦汉以来，甚至倾尽天下全部力量来防备，最终仍不能掌握关键。如今燕地的责任更重。北面与兵垣相接，东面与高丽驹共临大海，而车钠拱卫陵京的重要区域；正因为它托负陵京重任，所以把天下精锐全部屯戍在云朔龙[缺字]之间。因此倾尽全力防备仍惴惴不安，觉得力量不足，比往代更加严重。然而奇才说客聚集游历之地，幕府筹划军政、宴饮会盟的风气又逐渐浸润，加上击筑学剑，激发慷慨悲歌之气。因此这里的士人大多成为长材大器，即使宽衣博带的文士也有喜谈甲胄的；而那些甲胄之士，真正远不止周家中林的士人。何况主上抚髀思贤，难道只是作揖发怒来激励他们吗？众士人怀有鸣毂之耻，难道没有奋臂响应的人吗？士人即使能射穿坚硬的札甲，骑马如行舟，他的敌人又有多少呢？即使能画成阵图、谈论射覆，他能辅助谋略多少呢？然而上级舍弃骑射和文墨，便没有办法考校士人；士人即使把骑射文墨全都学会，也还不足以担当上级的要求。至于拾取残余小利、习惯于讨好，一旦获得投鹰扬之士的声价，便骄傲地谈论自己混迹行伍，哪里还算燕赵慷慨之士呢？周家中林之士甚至可以作为心腹，而今有人反而局促于文吏之间，惊惧得不敢说一句话；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只是被文墨玩弄、把印绶握在手中股掌之间的人吗？爵禄和自身亲切相比，哪个更重要？文士的笔锋和百万支锋利的长矛相比，哪个更有力量？士人不能致力于自身之外的爵禄，难道还能使爵禄之中的自身得到成就吗？我又怎么能把你们借作臂膀手指呢？过去向司马举荐武士，有时得到你们这些人，足以守备一座城；如今三次在乡里举行武举，终于得到幕府文书而登城守障，这也就是众士人效力的时候了。我曾奇怪天下无事时往往轻视简慢武士，及至一旦有事便急切搜求，仿佛来不及。士人本来就受到上级轻视，既因被轻视而痛苦；等上级搜求任用，又好像不能完全给予尊重。因此士人苦于上级轻视士人，而上级也苦于士人自己轻视自己。士人不应当自我轻视，并不是说像近来有些人那样傲慢无所操守，只会饮酒骂人，坐着充作豪杰。士人从军伍中起身，若只是过多凭借亲故，使气力用在内部联系上，那么爵位越重，自身反而越轻；收敛气力，把全部力量用于杀敌，身份越轻，品秩反而越重。兵家明白轻重之理，务必使地轻、马轻、车轻、人人轻；战场上的人知道肥厚的铠甲和车辆会使行动变重，锋利的甲胄坚固才使人能轻快作战。却不知道士人能够轻视自身，才可以使战争轻易；士人能够看重自身，反而才能轻视自身。然而气志不定，怎么能不被世俗摇动而使自身轻贱呢？气志不定，受到身体欲望摇动，身体也会更加轻贱。所以说：百万军队的轻重，取决于一个人，这就叫作气机。士人生来如砺石，慷慨之气由此充足，关键在于能够涵养。涵养气志的人，谋略不会因言辞而穷尽，言辞不会因武力而穷尽，武力不会因财力而穷尽。他把自身看作国家所托付、所倚重的东西，不肯轻易使用自身；离开疆场，如同击打强敌；离开内心不自满足之处，如同攻击懈怠；怯于私斗，如同锐利的士卒不去攻击；脱离世俗腥膻，如同停止战争后不再进食。因此，愤怒可以后悔，廉耻可能受辱，抱定必死也可能被杀，抱定必生也可能被俘。但气志安定的人，生死都不能加害于自身，何况身外的爵位名声呢？兵法中有这样的说法：胜利的军队，好比用镒来称铢；失败的军队，好比用铢来称镒。愿众位士人能够战胜自己，用镒来称量自己，而不要用铢来称量自己。这就是众位士人看重自身，从而使国家得到重视；希望你们成为干城、心腹之臣，不要只让天下的物力倾尽来供给燕地，而燕地却不能派出一名士人来辅佐天下。众位士人实在任重而尊贵了。《大明律集解附例学》

译“律”这个字，训释为矩、为准则。所谓律，就是天子与天下共同把它作为规矩，并依照它来约束、引导天下。音乐有音乐之律，出入有进退的法度，不违背进退而以和容为主；民众欢悦也有相应的规律，不违背增损而以相生为主；刑罚也有轻重的法则，不违背轻重而以宽容为主。像师长以生养为主，音乐也是如此。这三者有一个不能平衡，便会干扰天地的和气，所以称为律。然而律是寻求使万物生长的道理，使用律法的人却往往只寻求杀伐。因此古代真正懂得律法的人能够减少刑罚，而今天所谓懂得律法的人，只求不漏掉罪名罢了。我太祖高皇帝重视民命，下诏制定律令，共有六经圣[缺字]所规定的四百六十条；后来列圣相承，又制定条例，以补充律文没有涉及的地方。到了我世宗皇帝乙卯年，逐渐累积成为三百八十五条。我皇上敬慎对待各类诉讼，命令刑官重新斟酌议定，保留的约占一半，删定的也约占一半。凡是特殊诏旨、另行诏旨、诏令条例、榜文议定、非经文规定、议请事项、已经明文制定的命令，都不得援引类比。可是律文沿袭晋、唐旧制，愚昧的人既糊涂而不知道遵守，奸猾的人又凭借律法舞弄文辞。丘文庄浚提出建议，命儒臣中通晓法律义意的人作解释；陈御史察等人依照成书完成了它。于是，一代的大法逐字分析、逐句分解，不仅使天下人明白法律的意义而难以触犯，也确实使士大夫深切思考民众的性命，不再向前追求博取斫棺之利，也不再退后抱着仰屋之忧。大概自古以来，国家的命运无不与法律的存废相系。所以，若皋陶隐没，民众就会胜过法律；若皋陶困穷，法律就会胜过民众。民众胜过法律，国家就会混乱；法律胜过民众，国家就会残败。因此，希望天下得到治理的人，应当共同遵守法度，把它当作乐器的铎、军师的符信，不敢任意凭个人意旨施行。然而如今天下郡县对于法律，忧患在于不明；朝廷对于法律，忧患在于不守。不明之处，监察官和巡按御史之间有时还能驳正；至于不守法，上面便凭个人意旨屈法律，下面也屈法律来奉承上意。我曾奇怪汉代廷尉张释之号称懂法，却说：‘在那时，天子要杀他也就罢了，难道因为是天子，就可以独自违失法律吗？’唐代权善才依法不应判死，高宗想杀他；王本立依法必死，高宗想赦免他；狄仁杰两次坚持法律据理力争，两件事都合乎法律。即使凭高宗这样的君主，最终也不敢以个人意旨干涉法律，何况是奉行法治的朝廷呢？高皇帝在法律制定完成时说：‘不只一代应当遵守，即使万世也应当守持。’这难道不是圣子神孙共同应当把它作为法度来遵循吗？我又曾恭敬地读到《序律》中的话：‘阐明礼教以引导百姓，制定法律以约束顽民。礼教所排斥的，正是刑法所收治的。违失礼教便进入刑法，而彰明刑法正是为了辅助礼教。’ 于是贾谊说：‘礼是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加以防范，法律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加以禁止。唉！怎样才能减轻徭役、减轻赋税，引导百姓归于礼教，使他们不轻易触犯法令呢？然而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最终只希望阐明法律的人，不要失去礼法与刑法相互容纳、相互生成的本意，替朝廷守住它罢了。’ 《汉疏类编》序 从前我只凭尺幅纸简来结识士人雅士，不愿用来比拟声律文章，却可以尽量概括豪杰的气概。我以为士人一旦出仕为官，便只是承受上级教令并传达檄文，文字不必文饰，也不必流传久远。何况进入承明、金马之中，以言论为职务；若以职务来发言，便不应以天下不可闻见的秘密惊骇世人。但学问不博不足以有根基，见识不远不足以有见解。因此文字明白而不鄙俗，精深而不晦涩，宁可把它写在尺幅之上。我以尺幅文章读伯玉，便知道伯玉的才干和见识都在尺幅之中；他议论政事详明有条理，颇具古人的法度。他以大廷高等出仕，治理繁剧郡县，声名赫赫，被称为三辅中循良的官吏。偶然把他所编的《两汉类疏》拿给我看，实在何等详尽而有体制啊！所谓疏，是下级用来沟通上级的文书。因此训诂上说‘疏’就是‘通’；‘疏爵’就是分等，‘疏屏’就是刻画，‘疏军’就是彻底清查，‘疏濊’就是洗涤。把这些意义合起来，便是封奏之事；向上陈达，又以‘通’为训。所谓分，是厌恶失当；所谓刻，是厌恶失真；所谓彻，是厌恶回护而不能尽情；所谓涤，是厌恶污秽言辞而不洁。舍弃这些弊病，用发言者的心去沟通听言者的心，这才可以称为疏。疏有谏臣所用的，也有大臣所用的；两类人的疏，又有论人的，也有论事的。公卿六曹的长官能够把平章政事者所分条上奏、加以论列的内容取得过来，并发挥自己的长处，这就是谏臣；又能把大臣所规划的事情记录采用，根据财力判断可否而折中其准则，这就是大臣。因此大臣多从事情上显现，谏臣的风采多从人物上显现。大臣的言论简约而完备，体制宏大而精确，曲折深入却不嫌平直，有时也会把顺从上意误作随波逐流。谏臣触犯奸邪、指斥佞臣，不切实直截便不足以折服对方，但又要求意见必定被采纳，有时反会因过于刚直而显得激烈。然而大臣参与机密谋议，担心天下还没有完全治理；事情办成后又责怪自己没有说尽，于是渐渐以言论补充政事，便下自同于谏臣。至于谏臣预先陈说未必能够验证的祸福，挟持君主而使其言论没有应验，君主本来就会轻视而不信。甚至罗列琐碎小事，连朋友都不忍拿来质问，却把它们列于九重之上；又有人沉溺于已经烧尽的余烬，把这当作豪举。因此大臣和谏臣两者都失去了本来的体制，而‘疏’的含义也不明白了。如今两汉诸君子的奏疏都保存着，即使有的相互抵牾、遭际各异，有的伏在蒲席上进谏，有的排闼直入，也都竭尽自己的忠诚。即使只是论一个人，也无不援引经典和传记，以大义责备他。不像世人作里巷间争吵的言谈，也不像小人对诸位君子首鼠两端。无论小言大言，本来都是为社稷效力的，这也可以作为古今得失的一片丛林来观览。唉！投合君主如鱼得水的欢心容易，面对雷霆般的威势却很难。没有胆略和智慧，才干见识便不能胜任；不能吞吐古今、融会古今，胆略智慧便不能充实。考察一个人，要看他所说的话；看别人因言论而被任用还是不用，便可判断其人。两汉的兴衰存亡都显现在这里，世间难道有像伯玉这样为天下培养胆略智慧的人吗？大概宋人说过：‘汇聚古今的精英，实在是治理乱世的借鉴。’我所期望的并不只是发言者而已。《历朝忠义汇编》序

译历朝忠义诸君子合计起来，大约有数千人。莆中郭道宪把他们分为八类，编成二十二卷，题名为《忠义汇编》。它取材有精确的条例，考核严密而有体制，把数千年来的精英和正气汇聚在一函之中。仿佛玄圃、昆丘，琳琅满目，再也不用追问苍玑小璧各自的奇异了。当他们在污浊中受伤，感叹孤独的胸怀陷于困厄时，对于最终成就的事情虽然感到快意，却常常为所遭遇的苦难而痛惜。有的像戎郊的战场、流沙中的折戟，内心惨痛；有的像口渴的凤凰、被拘的鸾鸟，魂魄彷徨、形影困顿，内心愤懑；有的像月映彗星、天际彩虹，磷火化为碧玉，疾风骤雨遮蔽光明，而内心郁结不能舒展。成败关系到一时的社稷，纲常关系到万古的天地。支撑天地的正气如果不能在天地之间昭明宣扬，那么巧舌薄胆之徒反而能够在转身回避之间建立声势。因此要提挈纲常、牵引维系，破除歧路上的犹豫，洗涤内心深处的忠贞，使普通小人和纤弱之徒各自显出不同的踪迹，使忠臣义士与残败之客分别标明。凡是外表和内心不同、始终操守不同、依附的并非君主、徘徊而无谋虑的，一概排除，不许收入。这样不只是使润泽草木、涂饰原野的辅佐者不至于被侧面侵入的邪说所讥笑，也使那些狐蹲、雉伏、雀目、鼠步之徒震慑于批龙鳞、践虎尾的威严，不敢凭借贪图名声来诋毁贤者。这也就是把德行写在旌旗上，把芳名铸刻在钟鼎上的事情。自古以来谈论侍奉君主的人，说的是忠，说的是行义；而忠义的极致，只说献出自身。献身不一定要死，即使死了也不一定就是忠；但愿意尽忠的人，必定说死而后已。确实可见那些小人和软弱的臣子，被荣枯、毁誉的绳索束缚，都是由于只顾私爱自身。若把自身置于一处，就不会让荣枯毁誉干扰自己，内心也能完全尽忠。为什么呢？臣子把自身看作天下的重任，必不会轻易把自己托付给别人；一旦托付，终身都不忍背负誓约。至于把自身看得轻、只知道天下利益自己的臣子，往往不懂得以自身为天下所用，只知道让天下的利益归于自身，所以其自身如同蜣螂蛔虫，无法自我解脱，一心图求荣华而逃避毁谤。即使内心认为不可为，也随世俗喧嚷，不过是反复盘算自身利益罢了。臣子如果只顾自身利益，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姑且拿进谏来说，臣子处在昌明的朝代，言语如同肘臂和足胫，际遇如同鸿雁乘风，便委曲周旋而成为上等臣子。到了时局纷乱、投入艰难困苦之中，必须小处以出处进退来选择，大处以生死来决定，努力挣脱名利绳索，才可以谋求公义。为什么呢？臣子为职守而死、为言论而死，死也是常理；但只有不计较自己的生存，才可以赴死；也只有不计较自己的死亡，才可以求生。假如想到利害便知道将死，那不是臣下的忠诚；何况君主还没有迷误、权势还没有倾覆，竟至于拾取死灰来掩饰自己的大过失，反过来预先盘算自己不会死。这样的人，龙逢、比干难道不会在地下讥笑他吗？我读这部书，其中人物无不通晓义烈；想到当时权奸熏灼炽盛的势力，常常放下书来叹息。我认为，天地间精英的正气，各自具有特殊的肝胆心肠，绝不是只顾保全躯体、妻子儿女的臣子所能企及的。为什么轻率的男子挥笔写一篇文章，便动辄攀附古人以占据显赫声名、显出雄健峻拔呢？这和纨绔子弟坐享冒领首功有什么不同？又怎么能同那些肝脑涂满原野的人相比？即便如此，使死者复生，也有人抚慰他的内心；臣子的行为不一定完全相合，而愿意依附古人，或许也正是抚慰其心，使未死者得以不死吧？俞跗或许就想使这样的人复生了。《姚胤昌〈广蒙求〉序》听说天地运转，银河明亮回旋；□极安定，群星共同承载。因此方类相聚，万物按群分别。若到树梢去采芙蓉，到水中去采蔚荔，那么不过是徒劳辛苦，有什么益处？所以记事的人一定要提取纲要，编纂言论的人一定要探取精微。有雍录姚胤昌先生，家学起于文科，学术为众人宗尚；他的仕宦文牒顾盼金虞箭，叙述推许甚高，壹鸟彬鱼，劳歌辍咏，雅正地遵循清流的规范，简宁地尽写名士的离骚。他的韵度既清雅，胸襟志趣自然爽朗，文采在浴缠之间多有闲适，景光又在烦琐官务中借得片日。因此吐纳玄理如白凤，开阖变化迷离，超过班固、司马迁；一篇文章足以充当子春的旗鼓，万顷深潭般具有叔度的宽广。他所著有《易解说》《林寓言》《望洋》等书，已经脍炙人口，洗涤了烦闷的胸襟。近来又有《广蒙求》三十五卷，我在极乐精舍与他交谈，得以倾出书箧阅读。它仰观圆盖天空，便囊括星辰日月，吞吐云烟；俯察方形大地，便以山川为根本，穷尽草木的名目；其中描写人事，便琢磨道德，组织仁义；至于用来资助谈论、增益见闻的内容，则笑谈和鲭言充满胸中；抒写笔墨文采，就像挥动戟、奔走的兔子一样，文思茂盛而进入经籍之府。蒲菜若脱离长矰便无法射取，公输班拿着空树枝又能砍什么呢？所以金子藏在袋中，不会因外表美丑而显露；头戴美玉的人，反而会因干枯的头发而惭愧。然而蒙昧之人跋涉田野而想走远，不如沿着道路前进容易；徒步拨水渡河，也不如乘船轻快。因此沉浸于醇厚的学问，含吐其中的英华，使贫寒之士突然能够在谈论中夸耀，使求学者尽情施展于笔端。因为云气降雨滋润，芬芳润泽容易流布；乘风承载声誉，声音和徽誉便能传得更远。像在石田中种玉，先登多宝之堂；又像探取骊龙颔下的明珠，更要渡过藏有美玉的大海。这就是先生在艺苑中涵泳六经、汇纳三才，聚集精华的成就。唉！挥笔谈论玄理，子正已经使芳香飞扬于舌端；以精妙之文补天拄地，得仁难道会向文权乞求言语吗？他勤苦地在幽深处探求，额取《蒙求》，姑且用来标识理学深窟之前的旗帜，显露学说丛林中落下的尘埃罢了。《紫阳朱夫子全集》序

译世道系于人心，而人心的祸害，世上没有比背离经典更大的了。背离经典的人，把经典看成通达之人的车辙，自己却固守一端而不能显现，于是越出尺度，广泛满足欲望而收取实利；又进入道德的道路，广泛满足更大的欲望而收取名声。收取实利，是为了扰乱天下的爵位权柄；收取名声，是为了扰乱天下的学术，在师傅面前干扰君主，使人仍然能够把形式上的法则当作准绳，而师传则晦暗不明，于是终身之人的心思纷然相从，世道也因此逐渐混乱而不可止。朱子说过：道统的传承散见于方册，经典不明，传承便开始晦暗，所以他穷尽一生之力研求圣贤经典，发为文章，都是为了辅助圣经、端正人心。而背离经典的人反而轻视六经，腐蚀前代哲人；他们拘泥于某一位先生的言说，却往往变换异说以求进取；等到功名之外又寄托于圣贤名下，便多半继续坚持异说。只采撷华辞的人，使辞句迂曲；僭越窥探此道□旄的人，则连意义也一并迂曲。就像贵人建造佛塔，只愿创新，不愿修缮旧塔；而沿袭旧说的人又把手指认作太阳，不知道太阳所归，于是只在辞藻上奔驰，却没有实际行动。这不只是树立自立的标志，也甘愿承受□室的戈矛。朱子曾经遍求百家典籍，也曾遍访名师益友；但他一生存心恭敬而不妄念，无经不读，无经不行，所以即使粗食也安然自得，一举一动都必合于道。他做官九考，立于朝廷不过数年，却侃侃论列，常常以去留相争；他并非只因虚名而没有实际，所到之处也确有能干的声誉。他向孝宗进言说：记诵并不是为了探究本源、建立治道，空寂也不是为了贯通始末、树立大中之道；这就是他的学问大旨吧。直到今天读他的文章，仿佛徘徊在俎豆礼器之间；其朴实超逸、简约稳健的步履，都是实在的。求学者有时不能不登上枝头而忘记根本，想要挽救这种流弊，便矫枉过正，返回虚明；于是求学者又凭借虚无而无所安顿。眼睛一看、心一领会，似乎什么都知道；但手舞足蹈，最终又进入无知。既然如此，学习何必一定要追求，又何必一定要抛弃？何必沉溺于寂静，又何必逃避寂静？士人有的采撷精华、涵泳芳香，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几乎接近道；也有的探究玄理、钩取要旨，言语几乎接近道，却不能称为儒者。因为悬空的想象不能代替观察，卧游也没有亲历真实。只有朱子反躬自省、践履实际，所以他的言论像登山之后挥动尘拂，谈论名山时却已经亲身经历；然而后人仍然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偏流。推究其开始，杨朱、墨子未必有心危害天下；但到了后来，学习孔孟言论的人也未必没有危害天下的地方。所以孟子急切地要端正人心，朱子对于正心之学也竭力坚持、始终不变。因此他的门徒说，道统自孔子之后第一次落实于孟子，第二次落实于朱子，这难道不是因为二人反归经典、端正人心的志向相同吗？当今皇上素来有端正人心的意旨，对于操持异端学说的人一概不许进用，这是世道清明昌盛的时会。刻印《紫阳集》的人用意正在这里，难道只是为了彰明师传，还是也为了尊崇君主的声名呢？《大宗伯抑所唐先生文集》序 从前苏子瞻说，刚强的人一定仁厚，奸佞的人一定不仁。我读了唐先生的文集和传记，因而相信这话。郭宗伯为唐先生作传，叙述他的慷慨正直、反复周详而情意深厚，充分展现刚强与仁厚的概貌。我读到这里，因而想到如今有掌握一方枢纽、关系自身去留的人，甚至劳烦举国争论不止。从前宗伯正处于癸甲之际，国家关系到宗庙社稷，自身关系到生死，只有一两个人像唐先生那样，坚持向权要者明确进谏，却没有一个人在朝廷上援引大义、明辨可否。等权要者退去，正直之人获得安宁，天下才争相依附、登记在他门下；奏牍一旦附上他的爵里，便挽腕题名，称为名流。而从前坚持明确进谏的人，有的生、有的死，有的显达、有的隐晦，最终却听不到他们自夸平日交结的情分。如今这些正直之人，反而一个个标明：‘某人替我坚持，某人替我明辨。’唉！为什么从前的君子轻视人于生死之间，而今天的君子却在仕进退处上看重人呢？这样看来，把唐先生与从前的君子相比，难道仅仅是凤凰立于鸡群之中吗？正直之人处在忧患危难、跌倒困顿之时，那些称誉我足以使我跻身圣贤的人，既把我推入险境，使我的胆略智慧因雷霆般的威势而惊惧，又更加预先夺取我的常态。唐先生在正直之人被逐出国门之际低回不去，不畏冒犯危难者的锋芒，以激发天下的正气并为他们申明内心。这难道是只会摆弄柔毫的词臣吗？直到今天读到《北风雨雪》一章，仍然令人可流泪、可愤怒，甚至使人痛心裂眼，生出请求尚方剑的意思。其中有时委婉、有时直截，有时疏宕、有时缜密，在遣词运笔之间反复斟酌，最终消除祸患的萌芽。甚至执政者想庇护而不能使先生留下的人，和执政者想排斥而最终使先生离去的人，都因为执政者自身的行为而实现。这难道又只是凭区区口舌把人从祸患中救出吗？唉！先生可以做大臣了。先生经世济民的大略，百件中还没有一件在朝廷试行；只有他应酬往来的各种著作，还留下十分之一在书箱和墓中。君子流着泪把文稿交给我，请我为它作序。我因而想到，古代立言的人，有的因人而使文章受重，有的因文章而使人受重，有的人与文章一同受重。但总的说来，他们立言必定卓然自持，不肯降低自身去随从天下，只求与道相合；所以能够为天下所重，并有所寄托而流传不朽。先生一生严拒请托，断绝依附，孤立而气节坚定，气节涵养言辞，所以各篇文章温厚和平、婉转秀丽，而慷慨正直之气在笔墨之间铿锵作响。即使是以山川为根本、穷尽草木名目，包罗典籍精华，向儿子说孝、向臣子说忠的要旨，也都是为了抒发长期积蓄的见识。就像年长的三老谈论河海曲折一样，他在癸甲之际以正直而危险的言论进谏，一纸一字都足以辅佐时世、扶助人心，真是刚强者的仁厚啊！世人说上天生出正直之人来遏制权要，却哪里知道上天生出权要，正是为了成就天下豪杰的正气？所以我曾说，天上的风雨阴晦、人的喜笑怒骂，都可以帮助我□料；世间豪强纷争、势焰炽盛以及倾心依附、畏缩退避之徒，都足以供给我因愤怒而生的气势，显明我不二的节操，使天下从正直之人的片纸只字中不断赞叹歌颂。有时正直之人的言论和其为人，便一同受到天下的重视，并有所寄托而流传不朽。郭宗伯说：‘先生的诗有王维辋川诗的情致，文章像陆敬舆。这未必能完全概括先生，但总之先生并不完全体现在文集中。他说“人如李元礼，不能夺其志”，又说“大旱之时金石流化，土山焦灼却不热；大水漫天却不能淹没，几乎可以概括先生了”。’ 《王觉斯太史初集》序

译我年轻时不学习撰写史书，所以多学习史事，却不能写词苑中的雅正文章。等到束发入朝，才侥幸进入词苑。等到承受橐囊，值班于承明宫，便不能再压低心意去写词苑文章，却又不得不写词苑文章。不料年齿渐长，反而被派作边地官吏，离开所习的词苑而奔走疆场。因此世间不能作文却处在词苑、不能用武却身在疆场的人，就是我。我作为边地官吏巡视边方，在白马、黄崖之间接到家信，说恰好得到乡里觉斯先生初集两册，厚度足有一尺。我这才知道觉斯以经世济民之学写诗作文，却不知道他的初集竟然有两尺之多。于是急忙催促取来阅读。燛上，我不能作文却不得不作文，就像不能用武却不得不用武一样。我既然读过兵书，便用武事来阅读觉斯的文章。觉斯取材真实，文章凭借实事实情而多有情致，几乎正因为是觉斯，才成为觉斯自己。他提笔抒写深沉的思虑，便如潜入天地之间，虎变龙腾；到了陷阵大呼之时，神色却自然镇定。他取材丰富、运用宏大，汇集万窍之声，连苍玑小璧这样的细微之物也不遗弃；又像破斧残戈，在一旅之众中奋战而忘记归返。无论繁弱弓还是细小之物都不舍弃，直入武库取材，以供成就龙图大业。一旦他的高文大册接连成为帝室王居的宏篇，便灿烂奇丽，如柳营、楸垺、鹅云、锦云，以及六花九叠，层出不穷。他经过都城、进入乡里，感伤时世、怜悯百姓，便像在断壁残垒中幸遇俞儿，在折戟沉沙中震动心魄，继而招来化鹤、聚集泽雁。他描写事物、肖似生命，筹划谋略、图画事情，便如细雨依傍杨柳、投醪慰劳士卒、分絮御寒，充满聚散离合的情思。他奏出雅乐、资助谈论，端正衣冠讲述古道，便如盾鼻上流出云气、环头上佩戴明月；日羽云旌止息于尉候之所，百工群臣共同翻译并奏上升平颂歌。唉！我不知道武事，却懂得文章；想到文士借助觚管描摹山川草木的情性，传达皇帝、王伯、贤者、圣人的精神，于是发抒天地间宏大的元气。有时又借天地贤圣的气神以及河山草木的情态，来抒发自己的灵性。因此法家以深刻之笔深入剖析事物的情状，画家以绚烂之笔显出事物的神貌，兵家以奋发激烈的气势振扬其精神。觉斯心灵聪慧、气定神远，他所说的是人人心中有所触及的，也有人人心中不能触及的。他怀有超越世人的才质，以坚实厚重之笔抒发出来；言语或出或入、或高或低，又像用奇谋或正道、用众多或少数一样，先使自己立于不可战胜之地。我常怪世人徘徊于狭谷的纹理之间，却看不见天下有洗天浴日的洪流蓄积其中。万鳞潜没其中，光辉却仍然闪耀。难道不是阅读《初集》之后，精神气魄便成为囊橐了吗？我已经老了，早晚将放下武事，归隐在苏门、黄华之间。偶然□觉斯奉使南来，于是得以在韩家水治相会交谈，把这篇文章写完。《郑思成悦偃斋文集》士人有才抱却含蓄退避、世间不能让他发言的，一定也是有才抱却含蓄退避、世间不能让他施行的。士人遇到时机，尽情发挥胸中的奇才，俯身面对人世，凭什么还要问这世间的祸乱安危呢？这样便能够不必把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大概□□然处在空虚之中的人，把龙渊宝剑磨成钝器，却托辞说世间不用自己。世间并不缺少贤者，何至于使自身钝化，反过来责怪天下不任用自己？如果我的才能确实适合天下，那么追逐声名利禄的人未必能施行；淡泊声名利禄的人也未必不能施行。得到一个未必不能施行的人，便在世间未必没有阻碍，但总不会受到世间贤者的阻碍。如果不受世间贤者阻碍，那么在世间又何必一定不能通达呢？遂州郑思成，弱冠便入朝，蔚然成为名世之才。无论南北、内外，世间似乎常常不能尽用他的才能，但思成从未不能尽展其能。他平生认为应当做而且能够做的事，便把内心想做的全部抒发出来，即使遭贬谪也以此为乐；对于认为不应当得到的事情，则低头畏缩、局促不安，即使求得一官也不快乐。因此他通籍三十年，行事并非没有阻碍，却总能施行自己的志向。他所作的序、记、志、传、启牍及杂著，博大沉雄，言言都切中当世的弊病，足以作为医治它的砭石。对于国家的大政机要、百姓生存的大纲，没有不娓娓道来、提取要旨的。至于摹写曲折回旋、奇异诡谲的情状，便像从尚方宝剑借来笔墨，使鸟雀纷纷逃散；他彰显幽隐之人、志士、高贤、大善人的美好品行，又像屈身造访、登门致敬，把胶漆般的深情投入其中。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平日文章的情致没有过分的欢喜，像寒士一样；处于倾危时的情致也没有牢骚，仍像平常一样。道理迂曲漫长、旁逸而不可遵循，是宽散；篇幅狭窄而抗拒羁束、不能驰骋，是急促。他的辞句宽散，是因为意气得志而骄傲；辞句急促，是因为意气丧失而有所收获。思成没有这两种毛病，只凭数十年积蓄的修养，抒发毅然不阿的气概，自己陶铸、自己规范，不袭用古人的言语，也不依附今人的行径。他自己上疏给君主说：‘烈士般的气节不能□弃。’文章像他这个人，他这个人也像他的文章啊！我看《易经》下卦随从于人，《春秋》记载袭取且于之役，实在是以此为耻。人应当以依附文章为耻，也应当以袭取依附为耻；依傍权要而不敢孤立，连一心修行的人尚且谨慎避免；沿袭前人旧迹而不敢妄动一步，写文章的人却甘心如此。难道江山的奇丽不值得我尽情观览、收取精华，古今人物的特殊卓绝不值得我驾驭、掌握精神吗？如果我的才情不能包揽江山的胜景、采撷其中的精秀，不能驾驭古今人物的长处、把握其中的精神，那么又何至于仅仅容纳一个脑袋经过身体，拾取残余墨迹来自我娱乐呢？《易经》的《贲卦》难道不是讲文饰吗？初爻说脚趾，是义；上爻说胡须，是与人相随；上升在于自身。脚趾的行动由我决定，胡须的动作随人而动；由我决定的事，变化掌握在手中，在刚柔交错中成就义，所以说：‘观察天上的文采来考察时序变化，观察人间的文采来教化成就天下。’唉！掌握变化之道，便可以成就义，也可以成就文章，不至于宽泛地袭取、依附法令，虽有才抱却不能尽情发挥。我听说思成的先人，额堂题为‘白贲’；舍弃车乘而徒步而行，义便可以成为白色的质朴。《姜抑若〈起秀亭集〉序》

译我在文安读书时，大概与王翰简、劬生以及姜抑若相交。抑若是劬生的内弟，当时在一地都被称为两位才俊，各自成就一番事业。劬生负有豪放纵逸的气概，文章又深沉博大，如江海惊涛滚滚东流，而蓬山瀛岛也不妨碍它在其中撑持。抑若的才能与劬生相当，又加上俊快而合时的文调，驾驭奔马般的笔力，灿烂如云霞，英气如天河。后来二人先后承继两位尊长，成为进士；劬生还在金马玉堂之间摇佩任职，抑若则如鸾凤处在荆棘丛中，是栋梁之材。既然已经穷尽短小笔管所能从事的事业，又更加困于旁门杂学，我每次读抑若的诗文，都不免三次叹息。抑若骨格清峻、气质爽朗，内心多有□而坚贞，不与世俗断绝，却也绝不与外物相冲突。至于他独自坚持的见识才料，即使受到百般阻碍也不动摇。他学问博大而精纯，从中撷取发挥中丞公遗留下的谋略，所得不止于拥有南面称王的百座城池。他翻阅史书，兵刑钱谷等事，仿佛一代经世济民的大业，没有不罗列胸中的。他曾把县邑置于太行山以东、河流东注之地，考察郦生所论河渠，以此合参列代史书，这只是他通览史书的一斑。他任掖令，作为大府的倚郭县令，一个月下来，官吏百姓便敬畏怀念他。即使有人说他所负的才干还未施展完，而新磨的利刃已经在手，仍然称颂他；他离任后，人们便思念他。文章和政事，他都兼具才能；只是千百方面还没有在我这里完全实现，令人抚摸一块美玉，惋惜价值连城的玉还没有完全发挥。我私下读他的文章，想到他这个人，因而又想到他的诗文风致。记载不是说过吗：礼，是事物的风致。事物本来质朴，礼使它显出风致。昏暗者变明亮，迟疑者变敏捷，狡黠者变平和；有奔放而文雅的，有直率而锋利的，这大概就是风致。庾开府的清新、鲍参军的俊逸，再合上支遁道人的神骏，难道不都是风致吗？接触他这个人，便能了解他的文章；读他的文章，便能了解他这个人，所看到的就是他的风致。天地的元气，体现在万物上，便在草木上成为花朵，在珠玉上成为光彩；各自凝结而成风致。落实到人身上，就是气神的标志、形貌肢体的韵度，相互逼迫而显现。襱成为邋，襐成为牵虑，虽有百端也不能杂乱，所以说一理统摄百虑。我读抑若文集，只见仪容端庄、情态可爱，条理分明而不紊乱。古来本来就多有风致；他飘逸挥笔不停，即使醉后污损衣襟鞋履，也仍然飘逸，自成一体。大概他的风采高雅而自持，既不愿在藩篱前拾级聚足，也不愿选择潭水树木；又不愿考究虫鱼、收集蜣螂之类，仿效今人的奇诡腐朽。总要凭才能经营意趣，尽力驱除陈旧。姑且以人物作比方，大概有出入宫禁、作为揖客，却不令自己阿谀顺意、受到怂恿的，像汲长孺那样；他的风致廉直劲正，痴拙绝俗而又亲切可近，并且能应对博大复杂的局面。有穿翠色皮衣出给奴仆、在蛟龙恶兽的困境中玩弄弹丸，却不沉溺、不违忤的，像狄怀英那样；他的风致通达洒脱、圆融俊逸、雄迈爽快。风致一旦显现，汉代官吏不能靠矫饰来邀取；风致一旦成就，唐代臣子也不能靠妩媚来比拟。古人说萧文终能够认识淮阴侯，是因为天然的情趣。天然情趣一旦发露，便使四肢舒展、风致畅达，挥动短笔也自然灵妙。不只是人的风致如此，一代的风气、谋略和时局也有自己的风致。我姑且以天然情趣来欣赏抑若的风致，可惜还没有见到抑若风致的终极。如今中丞公的诸位孙子都振作而起，其中本来就有能够完成抑若事业的人。我不敢拿铜墨去庆贺劬生进入金马，却更想念劬生了。《东国申象村稿》序 象村学习程颐、朱熹，尊崇邵康节；他的理学把数理纳入其中，所画的阴阳两仪以及进退、乾震等，无不属于经世治国的大法。即使不能说圣人有意以数来表达，但也仿佛写出了圣人的心意。他自己叙述说：‘我从事于四方的战争，在晋文昌任领议政期间，曾被放逐；壮年时的言语多温厚严正而有风格。’归田以后，作《五赋》，又有《拘幽》《独漉》三十篇、《感遇》三十六篇，常常感叹阴谷不能见阳光；出入于幽冥混沌之中，把睡梦和觉醒合为一体。因此他的词有班骓白马般的雄健，有龙笛凤笙般的华丽，有鹤氅鸾车般的舞姿，仿佛仙人将要飞升；当他意兴适足时，便想追随夔、契，追逐陶渊明、谢灵运，又像驾着小车行于草碧花红之中，嘲笑左徒屈原的狭隘。他体察事物的极致，仿佛不是我不是鱼，却能知我知鱼；斟酌洼池的盈满溢出于柱下，顿时不知道自己是在乘风驾云上下。他曾入朝京城，既慨叹仰慕华夏风俗，又作有‘方言不同、风俗各异，文字却同流’的诗咏；至于送客入朝京城，便极力铺陈帝室皇居的盛大，称京城为仙游之地。丙午年朱翰作《兰嵎》，为他的弟弟凤山守书写‘枕云亭’三字；他珍重这件事，把它制成法帖，舍弃仿效选体的十九首诗，极力称述我历下生适、李工曹称覃等人受到同文教化的情形，代代不乏人才，难道不是这样吗？您所推重的易学，又有花潭君等诸位君子留下的遗迹，他们风采翩翩、才格出众，难道因为本国的体制和雕题之俗，就只能同椎结之人相伴吗？我将要用诸位君子为东国洗雪这种说法。《蛟门沈先生〈敬事草〉序》

译国家设置阁臣而不设置宰相，所以阁臣的权力不能与宰相相同却居于其上；上则辅佐君主的德行，下则治理百姓，使阴阳调和、中外有序，九夷八蛮宾服，没有大的祸患，这便是宰相的职责。朝廷生杀予夺的权力，阁臣表面上不能直接操持；但贤能的人得到君主信任，便能施行公道，最终掌握生杀予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不肖的人得到君主信任，也能窃取生杀予夺而使天下混乱。因此阁臣不一定拥有实际权力，却承担着这样的职责。神皇帝任用先生时说：‘君主在上面劳心，臣子在下面任事；枢机和政务根本，最需要详尽熟悉。’先生自任以回答神皇帝说：‘仰承赞助圣德，俯身作为百官的仪表，国家安危寄托在我身上，时代轻重由我担当。’汉代臣子不是说过：‘君主处在这个位置，却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先生确实知道并承担了它。先生居阁十二年，独自主持政务八年；阁臣体制重要，首辅主持谋划政事、筹定策略。首辅遇到应当赞助末位之事，每次上奏都传达首辅的裁决，言语还没有涉及次辅，次辅便退下；首辅即使贤能，次辅以下难道没有一项意见合适吗？皇上有时与首辅意见不合，而两种意见各自坚持，朝廷士人便各自依从。自古以来关于分合的议论，最终都随着国运而变化。我起初进入翰林时，阁师蛟门、龙江两位沈先生和座师金庭朱先生先后辅政。三位先生起初确实相处得非常和谐，大概龙江、金庭都是由先生揭发诚恳意见而得到任用的。然而三位先生的意见有时分歧，三位先生的门人也不能完全不分；其中正直君子一定不会分裂，即便有分歧也没有别的意思，但门人中难道全是正直君子吗？总之，朝廷爵位名号的通道狭窄，而天下希望得到爵位名号的人很多；人不能容纳在这条道路上，所以又何必争夺道路呢？处在当权道路上的人，本来是一条道路共同推为锋刃的人，却彼此合力拒绝不走同一条道路的人。时间久了，同一道路的人不可能全都得到爵名，于是也会转向外部，把内情告诉外人。即使当权者竭力支撑拒绝，势力也不能把朝廷爵名全部给予自己的私党；即使力量能够全部给予，同一道路的人众多，也不可能把他们共同希望的爵名全都发出，所以最终总会翻覆，不能长久。只有秉持豪杰的气概，发挥自己全部的才能，即使人们分处不同道路，也仍然可以选择一条道路替朝廷分担谋划，思考调和，使各国使者归向教化，并且所托付的重任，四方的官吏都能按照指挥完成。我读《敬事草》，结合自己所见到的师门，大概只得到其中一半；至于它暗中运转、恳切调和，以神皇帝的神明教化执持归于道化、使法度顺从的部分，约略得到其中五六成，它的筹划确实都在这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虽身在帷幄之中，却能把千万里之外的事情看得如同掌上指纹；像鲜、播、淮等大事，像徐、如、宗藩等缓事，凡是承受顾问和筹算，任用一个人、提出一条谋略，无不适宜，而且一定能够成功，不合适便一定失败。他的谋划隐秘而重要，像调护、册立和增加典礼等事，十多年不能决定，千万人也不能改变，最终却由先生一句话确定下来。下臣如此仰承神皇帝的谋略功业，足以高过千古；辅臣的德业，大概就是承担宰相之任。即使有分道而行，韩愈、范仲淹之争又有什么可论呢？先生熟悉典章制度，边疆利害、将吏勇怯、粮饷运输难易、道路远近曲直，无不通晓，所以他的言论如秦越人解开纠缠的病症，不只是按着手腕与众人同声呻吟，而是亲手制定禁方。他曾议论司农的奏疏切直有余，处置却还疏漏，因此遇到可以进言的事，便连同解决办法一并说明；而且发言不露痕迹，皇上便采纳他的意见，仿佛出自皇上自己，实际上是暗中以道德仁义奉承皇上，却不把功劳归于自己。皇上也心知是在采用先生的意见，却以不露痕迹成就独自运筹的神妙。当时有说一次便采纳的，有说两三次才采纳的，也有说两三次不采纳而最终采纳的。先生入宫进言说：‘事情到了极其紧迫的地步，臣不忍心不说。’ 又说：‘古代爱护君主的人，必定在无人之处进言。’又说：‘天下人都在进言，却还没有能够深切进言。’我从前以为先生不肯只说一句话，因而对他不满，如今才完全知道他的言论恳切而殷勤。等到读《守成三论》，难道不是深切进言吗？至于《遣使》一章，本来就是历来忧国忧时的忠臣所不容易做到的。读到其中言语，即使平常交往的人也会变色，更何况是向拥有万乘尊严的君主陈说呢？像曹这样的官员环列在左右，既没有器量上的忌讳，也没有齿序上的嫌隙。我于是说：‘这既是先生的胆略和忠诚，也正是先生所承担的职责。’唉！天下的政事到了政府才决定，阁臣面对君主披心相告、以言进谏；但进言未必全都能被采纳，即使采纳了，天下也未必全都相信，那么先生做阁臣实在太苦了。我因此叹息，后来缺少先生这样的胆略见识，于是也缺少先生这样的职责担当。上面推诿说‘恐怕专擅’，下面推诿说‘恐怕侵犯’，这大概是违背汉代臣子的告诫，处在职位上却不知道职责的人，为什么不读一读先生的著作呢？季子刻印先生的书，使先生得到彰明；我得以依照季子的意旨为先生的书作序，使天下了解先生。季子奉使命来到东方，把作序之事告诉我；回来时带着儿钥，于是我得以在交戟侍卫之下与季子相交，便作序回复季子。《毕白阳先生〈督饷疏草〉序》

译古代豪杰担当天下时，把天下看作与自身亲密相关；他们亲近天下，更加慷慨爽快而不受拘束。因此，他们亲自进入利害的中心，却能超出利害之外，独自冒天下的大患，以兼收天下的大权。大患一旦发生而权力旁落，若不收取天下的权力，就不能消除祸患；然而必须冒天下之患，权力才会归来，所以才能凭借权力消除天下的祸患。至于祸患刚刚潜伏时，君子说有患，小人却说无患；既然认为无患，那么看到豪杰掌握的权力，谁不可以振作起来夺取它呢？于是终于酿成祸患。先生正当天下的祸患十分紧急时，先主持军务，不久又转而主持粮饷，后来又以粮饷兼管军务。凡是下令创办、修建的宫馆，都归入仓储粮饷的事务；这是别人不敢承担的事，先生却把权力独自交给敢于承担的人。先生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事务，又能取得别人不敢承担的权力，独自承担在自己应当做的事情上。因此，天下庆幸权力归于豪杰，把粮饷用于军队，把刚刚兴起的军队派往遥远的边疆；天下更庆幸豪杰没有放弃权力。国家东部边境有纷乱发生，授予兵器、发下兵牌，一时之间军旗纷纷而起；各部勇士奋勇向前，迅速聚集并奔赴前方，像蜂群归向虫巢一样。没有不设置储备、等待物资来满足需求的地方，即使河川湖泽发出叹息，也不能使境内物产增长；成双成列地接连到来，每年可以储备一百多万，而柴草每年不少于五百万。先生心怀社稷的长远忧虑，正分身四处应对，以消除天下的祸患。何况世上有胆略才智的英雄，孤悬海岛边疆，不仅亲身承担此事，难道能忍心不加顾念吗？先生起初亲自主持军务和粮饷，把军中的苦乐看得与粮饷同样重要；后来又以粮饷兼管军务，那么他对粮饷盈亏的关注就更加超过军务了。朝廷任用豪杰来担当天下之事，在这里达到极盛。想到先生的兄弟各自声望显赫，他们处理政务、执行命令，既不因怯弱而欢喜，也不因无凭据而发怒，所以所到之处都巍然可记。后来先后上奏，有《督饷奏议》。承担事务的议论与议论事务的议论，以及不同意见的议论，所指斥、揭露的弊病，不必亲自辩解。方术压制言论时，就把方术传授给主持者，让主持者自行办理并承担责任；这就像病人把病交给名医，只让他擦去表面的斑痕，而把心腹肾肠都同病人视为一体，再杂合诊察上下病情，势必要自己斟酌、自己配药，不能再以有病为由反过来向主人求药。然而治病也有治病的困难：贵人好意迎接名医，旁边的助手却从中搅扰；有时所需的药物又不能供给，怎么能不说有病呢？先生的议论都是禁方，能够真正消除疾病，不只是反复喊说有病；因为天下的病，没有比亲自冒险却不能掌握主导权更严重的了。权力刚刚施行，旁边便有好事者不深究事情，只凭主观臆想加以揣度；像割破血脉来用药，这样怎么能见效？天下人不敢承担，而豪杰能够承担，所以称为权。权并不是有形的东西，而是把豪杰敢于承担的事情，同天下人不敢承担的事情结合起来形成的权力。因此，豪杰看起来是在冒天下之患、承担天下之事；小人看起来却是握有天下之权。先生只是亲自承担天下的祸患，所以能够慷慨爽快地收取天下的权力，并平定天下的祸患。能够从平定天下祸患出发来发言，言论才真正宏大，不再是一般议论者的言论了。《何武莪谏草序》汉人谈论进谏，说：以去留来进谏，以死生来诤谏。去留本来容易决定，一任官职又有什么关系？可是纷纷有人自称必死却没有死，也有人自称不会死却死了。这样看来，死生也容易决定，难道是他们的胆量太怯弱吗？是不把心思寄托在逄比身上，反而借助蜍志那种厌厌的气息吗？龙门一带有个男子，舍弃佩剑离开，闭门藏在长安城中，大肆搜捕最终也没有找到他。可是朝廷大臣没有听说有人公开进言，所以汉朝的祸患终于形成。连敌对一方以下的骨肉亲属都难以厚着脸皮去树立声望，何况独自处在雷霆威势之下，难道不顾忌言语吗？难道还有比面对敌对势力更不能忍受的事情吗？五月四日，也有人怀疑他是异人，有人说不可不追问，以安定东朝；有人说不可深究，以安定主上。然而，如果没有招他不来、挥他不去的人，借尚方剑刺破小人的逆谋，以此开启朝廷的听闻，那么问与不问，又有什么凭借呢？读武莪的奏疏，他忧虑深重，思虑艰苦，不只是因为言辞正直。武莪脱去布衣做官，便立即报告自己与之不共戴天的事情，直接把自身归于朝廷；他看天下之事，不仅视为朝廷内外之事，而且胆略才智足以施行自己的志向，所以他的言论大多恳切而详尽。正因为详尽，使天下没有可以回避的地方，不得不改变旧有的弦路和车辙，听从他所条列的意见。不久，他稍稍违背了禁闼之中的愿望，而王上体察天地万物的仁心也渐渐微弱了。武莪不把死生当难事，难道反而把去留当难事吗？何况主上刚正如豸角，最终还是把事情交付给法律。小臣对主上如何对待武莪，由此可以仰窥主上的深心。《王鉴心都尉疏草序》

译我曾读《天保》等篇，都是臣子用来报答君父的文字，充满无尽的忠诚和爱意。由此想到，臣子与君父共同休戚，只有不轻视自身，才能以深厚的忠爱对待君父。不轻视自身，就是看见自己能够与君父共同休戚，便把自己的身体看作君父的身体；对于君父的休戚，怎能不引为自己的休戚？又怎能让自身置于君父的休戚之外，任凭小人扰乱家国，而只会唯唯诺诺，始终不说一句话？所以，厚待自身的人，知道有君父而不知道有富贵；厚待君父的人，知道有忠爱而不知道有自身，又哪里还知道身外的富贵呢？祖宗朝的贵戚如广平、富阳，有的凭功劳镇守北平，兼理府事；有的先后掌管两处留都；有的相继佩悬平羌将印，镇守甘肃；有的先后掌管两都督府；有的参与行省政务；有的在应制直庐中任职，督理学政。那时豪杰辈出，文武人才都得到任用。诸公也能够侍奉君父，把一切所能做的事情都做得恰当。然而后来沿袭下来，只掌管宗室政务，统领侍卫将士，不再要求他们承担其他事务，更不要求他们进言。于是对于不该说的话、不能承担的事情，人们竞相惊骇讥笑，说：‘进言的人不进言，不进言的人反而进言。’唉！只是因为应当进言的人不进言，即使进言也不肯说尽，所以才有不应进言的人进言罢了。普通人家的姻亲尚且相互匡正扶持，何况身列五等爵位、享受千石俸禄、荣耀连接日月的人呢？难道他们只顾身上的金印貂裘，竟不想稍稍报答祖宗的恩德吗？何况佩戴七叶之冠、世代服膺十年义训的人，他们对待自身并不轻薄，怎么忍心看着君父遭受危难，却像自己受到忧惧一样，装作与己无关呢？如今读《鉴心》诸篇疏草，都是众人不肯说的话，仿佛进言者不肯说尽；于是他把应当说的全都说了出来。其中有些事情关系宫闱、藩邸，都是天子的大政；他请求东朝代行若干大礼，诚心想要尊重元良，消除内外猜疑；直到奉赐书，摘录二十六位大臣的议论，像拿药方治疗积久的疾病，又掌握权力、果断任事，更成为挽救时局的良药。等到神皇帝发怒，御史终于详尽陈述实情，遇事必定恳切而详尽，希望补救君父的过失。大概《天保》说：‘使你单独厚重。’贤者厚待自身以厚待君父，其心正是这样。后来他被起用而离开谪居之地，恰逢东边有事，朝廷议论应当整治军务；他的高论一出，本来已经压倒群臣的谋策，而雄才大略，关键在于用九万兵力巩固疆土、恢复边地，只是群臣纷纷不熟悉典制，事情终于搁置未行。那时我正错误地参与政事，很想辅佐先帝提纲挈领，尚且听从都尉的意见，又亲眼看见先帝忧惧危急，于是冒昧向东行进。我既不能像韩公那样提出主张来安定纷乱，又不能使自己的胆气寒怯。假使朝廷相信应当掌握权力、任用宰相的道理，那么上公不必祭祀，而公可以率领十万大军纵横驰骋，忧患又何在呢？由此才知道，只拿着尺幅文章议论登用之事，还没有穷尽豪杰的作用。经历三朝，恭逢千古明圣，朝廷精心治理天下，精核万方，本来已经掌握权力、果断任事；一旦推行豪略，终于提出十万兵力的议论，公大概可以用此兑现自己的一番话了。《侯中鹄亦咏草序》郓人侯中子、字中鹄谈论诗说：诗是吟咏性情的，既然是性情，也就都可以吟咏。因此把他的诗题作《亦咏》。难道是谦逊地沿袭前人的车辙，还是独自前行而艰难跋涉呢？‘咏’就是长久、延长。凡是施加于众物而使其延长的，叫作‘永’。《礼记》说：‘语言不足，所以延长语言。’《尚书》说：‘歌唱以延长言辞。’声音依随延长的言辞，这就像吟咏一样。先咀嚼而领会其中旨趣，再吐出而延长，所以汉人把这种说法称为‘隽永’。七情都存在于肺腑，五声都具备于舌齿。感情发动，精神便流动；声音协调，声调便和谐。然而如果不是自己所喜爱的，即使原本通达，也不能理解。于是只要偶然抒发自己的感情，即使舞戟的人，也不难在刁斗上刻辞，歌唱《敕勒》，没有不能立即完成的，仓促之间也能极尽情事，甚至可以配入管弦。既然如此，那么那些自夸能斗虫、斗鹤的人，怎么能在雕琢肾脏般的细处夸耀骊龙，又怎么能在枯髯中快意探虎呢？有人又说，苍天的书册既已下雨，易书的卦象既已如雷，苞符之中已经没有禾苗蓄积以待发芽。难道就不想想，山河长存于大地，日月星辰长存于天空，天地间两大文章终古常新吗？草到了极点可以成为萤火，木到了极点可以成为灵芝；即使是枯朽之物，光明发生变化，也就成为长久。为什么要拾取零碎饾饤，自命为古人呢？中鹄君独自负有灵秀才情，使人惊异于他的气度相貌；他所撰写的文章，敏捷如水注倾泻，丰厚却不多余，简约却不缺少意义。他的五言、六言、七言古诗，纵横驰骋而合乎法度，突兀奇崛，令人惊异。近体诗则如山泉清冷，如春日温暖；在刚健与秀美之间显得格外雅致，简直要在原始声律中会通风雅，而庭实的绮丽浓艳、于鳞的高华气象，有时只在棱角之间显现，并不真正占有其诗。这样写诗，难道就是‘亦咏’吗？趣味没有穷尽，便有余音；旨意没有说尽，便有余味。如今的人割取剩余的芳香来满足众人的口味，难道是苦于厨师挥动霜刃吗？一声呼喝便夸耀薄绡细丝的奇巧，分割发髻残屑和粗俗之物，分割猪肉羹汤，也不过是彦伯的筱骖罢了。他剖析深厚的树林而面露得意之色，德色反而遮蔽了车乘。中鹄君自有独到的机杼，没有偏执嗜好，总是抒发情感所必然达到之处，遵循本性中自然具有的东西，使读者在外部咀嚼而不自觉地进入其中，真正达到隽永；难道还会有剩余的滋味吗？我听说濉水、涣水之间善于文章，有日月华虫来奉献给天子；齐鲁之地天生擅长文学，而灉水、济水环绕郓地左右，这不正是郓地的濉水、涣水吗？中鹄君正同他的朋友伯厘一起成为世间显赫人物；他抒发天心，以文采修饰自身而成就天下文章，这正是从豹纹窥见云气的一斑。《家乘序》

译我是先少师晚年所生的儿子，如今竟得以成为族姓中的长辈。从我以上五代，我担心他们不愿把我看作子孙；从我以下三代以后，我又担心后人不愿把我看作祖父。凡是我们族中的子孙，难道能不感到畏惧吗？我小时候读《诗经》读到《棠棣》，诗中先吟咏兄弟而后说妻子，孔子接着说：‘父母就和顺了。’我认为，父母思念子女，所以兄弟和睦，父母便和顺。然而世人的兄弟不和，多半起因于偏爱妻子儿女，所以诗人先说妻子和谐，然后才说兄弟和睦。我观察世人，年纪稍长但还没有妻子儿女时，兄弟相处十分欢乐；一旦有了妻子，再有了子女，便产生间隔和嫌隙，终于不只是像陌生路人。凡我们族中的子孙，倘若因为想到自己的子女，而体会父母思念子女之心，孝悌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先少师遵循先人的训诫教导我们兄弟，说：‘朴实清廉；不要想伤害别人；精神不要耗尽。’他曾把‘不要想伤害别人’看作要旨。唉！凡人清廉，就是不好货财；不偏爱妻子儿女；与兄弟和睦；使父母顺心。既然不想伤害别人，那么在家庭、妻子、儿女之间也就可以有所思考了。治理天下的大道，先少师大概已经用这几句话概括了。凡是我们族中的子孙，希望共同遵守这些训诫，不要使祖先最终认为我们不是他们的子孙，也不要使世世代代的子孙把我们当作祖先而感到惭愧。特意把这些话写在这部家乘世系册的开头，告诉我们的子孙，使他们仰望并继承我们的祖先。《徐太师文贞公年谱序》名贤勤于简察，有的人每年亲自写下记录，说：‘不顾惜自身，也不为后人谋划；但他的后人却代代继承，有时也每年记述先人，用来描摹一生的悲喜离合。’至于匡扶、开济天下的谋略，真实的形貌就像手持弓弦、志意高远，身材高大；相似的描绘即使只写到姿态容貌，哪怕一毫一发，也足以使打开箱笥的人流泪，使抚摸砚台的子孙哭泣。因此，勤于追念先人的人，不只是把先人描绘在夸饰的声诗中，刻在金石上记载其大节，也不只是倚赖公家的竹帛、彝鼎，使万代子孙永不改变而长久流传。他还把先人从少年到壮年再到老年的经历谱成家乘，使后代贤者能在纸墨之外看出其渐鸿、鼎雉般的德业，也能以此辨识不贤之人。处在当时的有识之士，还可以从其中窥见时事的安静与纷乱、世路的平坦与险阻、肩负责任的轻重，以及鸿雁与鱼水、纳牖与鳞介之间的相遇离合。至于斟酌元气、调剂恩泽，像仓公、扁鹊那样使濒危者起死回生，也仿佛都收录在谱中。爱慕一个人，没有不想一睹他的容貌、考察他的行迹的，何况子孙对于父祖呢？古人说：‘一毫一发不像我的亲人，就不是我的亲人。’而公的意见却说：‘看见有一毫一发相似，仍如同亲眼见到我的亲人。’ 唉，世上难道会没有一丝一毫都相像的人吗？何况像谱中所记这样，连一毫一发都真实相似的人呢？公曾经亲自赞美自己的画像，大意说：‘每天都战战兢兢地简察，也每天都坦荡快乐。因为每天简察，所以每天快乐；每天简察的人，年轻时少在旸谷放纵六螭，壮年时在昆吾奋力施展，老年时便驾悬车休息。’有一天，我看到公在礼乐名法上抗争进言，历经闽、楚、江、浙之间，他大概如同旭日初升。等他回来，显赫地接近台席，政务没有纷乱，恩泽没有过分，两朝始终如一，仿佛画成一幅图。等功成身退，他在九峰三泖之间徜徉，香山、洛社的生活不改变常态，仿佛幽暗地进入归宿。大概时运有时昏暗，有时光明；有时由昏暗导致光明，有时由光明又返回昏暗，而光辉飞翔于六幕之间，晶莹如掌中的玉环。至于他澄清污浊、坚定执掌权衡，力量极大，大概正是凛然鄙弃结党营私、卖法背公、只为自身谋利的行为。难道每天简察才是真实的吗？世间有人说，天禄阁、石渠阁的书册中，多有徒具形式、内容空虚的东西，我要用公的年谱洗刷这种说法。把日光摹画在盘上，不能穷尽它的光明；把行迹摹写在副本上，不能穷尽它的精神。公本来说：‘气势充溢，难以描状；骨骼瘦劲，容易摹写。’难道不是因为能够得到精神，所以才工妙吗？我恭敬地把年谱读了三遍，对公的孙子、编次此谱的荩夫说：‘这里面有宝贵的符信。’不如把这句话举出来，就像从衣袖中取出的一样；这就是简察。《邢中翰恩命册诗序》我听说，儿子想继承家业，臣子欢喜遇到明主；可是君主的恩惠最终难以偶然求得，亲人的恩情哪里能够轻易报答？所以，父亲空怀着登山望父的悲伤，母亲徒然吟咏翩飞的鹡鸰。一项任命也没有沾受，甚至到了要靠抄书为生的时候，还惭愧于佣书。如今中舍邢君，庭院中玉树成行，早年便显露才华；停止吟咏龙文千里之才，谁来怜惜幼马长鸣？何况家中失去老成之人，门庭没有长者，蜗行的踪迹充满雷陈之室，燕子的泥巢空在王谢之堂。痛惜没有俸禄而长期离散，只能缩足走在蓬蒿小径；怜悯母亲尚在却遭遇不幸，惊心于磨碣之宫。聚集在苑囿之中，白昼听见啸梁的怪声，时而翻作云，时而翻作雨；平日看见入室之戈，而山谷高下哪里有常，成败自有定数。一旦脱去布衣，穿上逢掖之服，插笔进入承明殿，入朝列于供奉之班，出外承受皇华之命。五月东宫增添福庆，三年西殿承受恩宠。赤色诏文如龙跃云津，香气生于帷帐笔墨之间；紫色诰命如鸾鸟回翔婺宿，光彩充满荻书。以熊胆报答恩德，以凤毛、翟服光耀家门。鹤蜕返还千年之彩，凤笙吹出长寿的祥瑞。在这样的时刻，应以长绳系住白日，满怀感恩收藏于诗礼之函；又如寸草报答春晖，举手额首，酬谢杯酒沥滴。何况筵席设在萼绿仙境，长寿使金母的筹码不断增加；春水荡漾如流黄，明月之下摆着夫妻齐眉举案的几案。于是枌榆乡里的雅士共同仰赖国恩，交情深厚的朋友共同庆贺家中的喜事。短诗使五音合于声调，长篇使三管谱成文章。我没有国能那样的才华，只能恭敬瞻仰大雅；四句诗徒然惭愧如貂尾续狗尾，一句话又更像洗拭佛头。哪里敢充当薇咏的前矛，不过姑且拾取鸡香残余的墨迹罢了。《范梦章窾议序》

译我过去编纂曹氏奏议，知道京都人共同商议的事情，实在苦于逢迎，不如处在狱中。有的人怜悯他们而建议会商，不要由官府出面购买，最终却没有实行，大概是宦官从中阻挠。郡县官吏把各种差役都责令富裕人家承担，也同样偏向京都人所说的商议，官吏便依循旧例而议论纷纷。河渠的事情还没有结束，难道也没有可以阻止的人吗？国家考虑到流浪而不守法度的人冒犯法律，所以使用乡户服役，大概也是因为他们有永久产业，知道自重。难道他们竟会借公事之名而剥削私人吗？小民并不是没有胆略才智，只是很少见到公府仓廪金谷的差役；即使没有其他忧患困苦，也不难跪地请求免除，更何况一旦承担便会毁掉自己的产业呢？这一点他们明明知道，而明明白白地没有给我提出不同意见。如今天下的弊病纷纷如糜烂，无法治理；如果只在议论中勾画，也同样会糜烂。只说有病而不说禁方；即使说病，有时又避讳不可说的地方，只让人凭心意调治；凭心意调治，即使疾病暂时痊愈，哪里如实实在在地调治、明明白白地揭示，不必遇到俞跗那样的名医还要忌讳病情败坏呢？我读梦章的议论，件件都关系天下大计；他不但详尽考察疾病，而且很快列出禁方，尤其反复关注清理户役，详尽指出其中不可说的病根。难道不正像古人议论的那样：‘差役出自民力，差役繁多而民力枯竭；’ ‘国家依靠人民，人民困敝而国家危险。’梦章大概有这种忧虑危急的思想吧？难道只是为了二东吗？我因此想到，朝廷制定一项法令，常常用名义和道义来激励贤良，又委婉曲折地安排其议论，以防止中等才智的人钻空子，所以法令长久施行而百姓不受其害。梦章议论征收输纳杂乱的问题，说‘由官府拿出多余的钱’，我认为这样容易办理。至于费用不能明白指出却又必须明白编列的，就不只是详细制定法令，而且一定要弄清楚各处费用。即使明白加收，使官府取得其余款项，也要做到‘不使官府受累，才不使百姓受累’；梦章的议论，大概就是在防止中等才智的人钻空子吧？我妄自认为，一方面可以办理，一方面只要官吏不把它据为己有，事情就能办理；既然如此，又怎么能责怪中等才智的人呢？梦章说费用不能明白指出，我不敢追问其大概；或许其中也有指向那些不明说却能使人醒悟的事情吧？梦章的议论，都是世人心里认为正确、口头却未必这样说的事情，即使口头不肯承认，心里却全都承认。难道长吏爱护百姓，却不能辨明灾害与石头的议论吗？还是梦章已经说过了呢？贤能的人即使仍然存在，也未必造成祸害；不清浊分别，改革也未必有利。因此，劝人廉洁的车驾，不急于解下墨绶。梦章已经说过这些了。《长馨堂荣京录序》刘给谏时济，家在新城，距离我的县邑一百里，大概就是古人所称的高阳北新城。我因此熟悉给谏先人的德行，不只是因为他是世间所称的凤凰。给谏的母亲王孺人，及笄后嫁给赠公，操持劳苦，器物衣服都不华美；家中人口众多，她两手不停地汲水。有一天提着饭食没有回来，便死在井中了。唉！两种颜色徒然如鸠鸟沉没，八道光彩隐去，三条龙沉入水中，这同古代投井的厄运有什么不同？寒冷时节没有东西可吃，使我心中悲恻；何况抚摸遗下的箑扇于箱笥之中，望见庭树上的哺鸟，痛惜那根井绳和水瓶已经破败，悲伤那辆板舆尚未再使用。给谏从舞象之年直到如今，每次经过井边，顿时不知眼泪怎样横流。母亲一生节俭勤劳，孝肃之德存于堂上，姬妾之心淑善诚信和睦于门内，使内外都如此；她看待那些安逸骄纵、坐享其成的人，岂止视为尘土草芥，简直认为他们连帷帐中的蛇虫都不如。母亲为什么偏偏遭受如此薄命，尚未白头就沉没井中？有人说上天的报应很少差错，然而木槿花容易凋谢，贞木却不凋零；母亲有给谏这样受国恩、做直臣之母的儿子，而给谏也将要死去。之所以建立长馨堂，是为了记载母亲的勤劳，汇集一时名家的论赞，以寄托哀思。若把它上达天帝，光明灿烂如揭示日月而长久芬芳，那么上天对善人的报答究竟如何呢？夫妇勤劳尽职，就像臣子勤于臣职；臣子牵引组绶、垂挂鱼袋，明察利害，辨别劳逸，如同有人从井中汲水。他看见母亲富裕却能节俭，贫乏却能劳作，以死来尽孝、以死来尽责，怎么能不使给谏更加侃侃论列，成为世间显赫之人？他知道的没有不说，所说的没有不尽，只知道把心力归于公家，不知道有自身，又哪里知道富贵呢？这样看来，给谏仍然是在实行母亲的道路。从前听说永乐君博学而有高节，到了劳作之人王勅赐予时新的时候，儿子便用文章装饰忠孝；白乐天多次直刺权贵，处在雷霆威势之下而被贬谪，儿子却因新井之事遭受诽谤。假如只是让母亲多活几年，而儿子不能真正显扬；母亲有了儿子，却让母亲安逸地死去，这和以孝勤成就给谏的模范、以忠直成就母亲的伟大相比，哪一个更好？这难道不是母亲成就儿子、儿子成就母亲吗？海内能写文章的人，已经纷纷用青管记录此事了。《督理事宜序》

译我在壬戌年二月进入参与铉席，兼管枢务；六月巡视关隘，八月出任督师。经历乙丑年夏天，到任满三年考核期，历任季防等职七次，到了应当叙功并请求告老还乡的时候，按照奏缴的惯例，把督理事务写入奏章上报。然而当时中枢要臣正奔走仿效宋代广阳、唐代博陆，而晋代鼫盘之类边吏又担心谄谀农父、靳馈、圻父、靳迫；他们违背我，不让我披露胸怀、表达诚意，所以奉上这册作为说明。将要驱逐我的人迟疑未立即行动，而我身在维娄，只能坐看谗言遗下、徒然因大声喧哗而触犯法令，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所以忍住不说，使天下人指责我应当被驱逐。但我当初刚离开宫阙，曾亲自奏明不妄费一钱，不妄自冒领一级一阶；因此初次赐给虬玉时，疏辞五次、辞谢二次。先帝亲自以长幼大义劝谕，我才不敢推辞。至于统摄中外，蜀、黔、齐、鲁、东江的战捷大略都没有叙功；辽地的修筑、安插、屯田、岁防、训练、斩获大略也没有叙功，即使叙功也不敢接受。后来宁阳的叙功又三次辞谢而不敢接受。起初承担的事务纷繁错杂，都是为了社稷，哪里曾计较自己才力不足的支撑？难道是以惭愧地攀附高位为荣耀愿望，而产生制作盘盂壶鉴的念头吗？如果沾沾自喜地仰望求取圣明恩典，凭什么面对天下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口〕 所以这册最终也不敢拿出来给人看。只是年代久远、事情沉淀，后来的君子既不知道当时内外奔忙、上下惶恐惊骇的情状，也不知道自身像审客脱卒一样，如何被涂饰、推诿、诬陷。后来折损锐气，推辞矜夸，压低威柄，彼此喋喋不休地谄媚、喧嚣地逃避，究竟是什么情状？他们又不知道我痴肠戆性，四年中何地、何时、何事以及何人参与其中。然而哪个人不是如此？他们接受虚假的赞誉，却不接受污点指摘，究竟是什么情状？于是使另有东西遮蔽、剿除我曾经做过的事情，把它说成乌有，又妄自借助顾盼来窥测他人，几乎使天下人把担当责任视为戒惧。我曾记得壬戌年春天，三位尚书抵达关门，请求款项一百二万；请求在八里之外修筑重城，需款一百万。我巡视关隘后请求停止重城工程，节省九十七万；再次请求款项，费用必定不能增加。王太傅把数额缩减到三十余万，大概一个腐儒出面，便使两项工程节省了一百六十余万。我四年经营、创建的费用为一百三十万，取两项工程节省的钱还绰绰有余；又以屯田收入十五万，以采青节省十八万，合计盐荚钱、税钱、朋椿收入约七万。这四年收复的土地，有四卫、四所、四十余堡、四百三十里；兵民则有辽人三十余万、辽兵三万、骑兵一万二千五百，水营五个，车营十二个，前锋营三个。后劲营五个，弓弩火炮手五万人，兴办文武官学生员以及医药赈济等用费三万有余。军用物资有船六百艘、轻车一千乘、车一千五百辆、马驼牛等六万头。官民房舍五万间，屯田五千顷有余。铠甲、兵胄、器械、弓箭、火药、礌石、渠答、盾牌，合计数百余万。当时，我方的良将精兵已经抵达锦水、闾山，而敌人窥伺我军阵势，退到河东七百里之外。他们又乘我方间隙屠城焚地，每天掠取东江以西的地方，但在我任职期间始终不敢渡河。即使向西侵犯旧地，也像孤犊触乳，姑且安于蜜蠡，不敢擅自深入。大概当时文武大吏同心协力，含辛茹苦，一意进取；我因为违逆要人，终于使同心转为相互牵制，边疆事务便无法办理。唉！辽鹤离去之后，城郭人民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我正勉励劣马学习骏马，在城池文书器械之间奔忙，忧伤于胆力将要耗尽，盼望同心协力；而闽、晋两位君子确实从旁夹辅，帮助并救济我。我正谋划一举消灭敌人，两位君子却离去了。敌骑突然出击，众人共同的胆气便变得怯弱。我既不能分开风势、劈开水流，也不能在猩啼、巛?、禺笑之间调和一管双舌；又恰逢放逐枭鸟、囚禁凤凰的早晨，结下大的嫌隙，于是使同年之人的气势受困，把朝中的诽谤合成高岸。忽然间正要把青驳马系在马鞲之下，赶着整齐的队伍向前行进。我也拴住马、悬起车，望见鹰隼的……，心中惊悸。如此说来，天下的安危，难道不在于用人吗？当时推心置腹、相互送行，还没有立即以鹗、鹰相视，然而难道就完全没有刺人的芒刺吗？而我正抱持咫尺之间的义理，急速前行，希望一举堵塞乐浪的长渊；却因丝绸的络带与两条虫状之物相加，行动艰难，屡遭挫折，终于使四年的经营成为逃避责任的事情。朝廷把这样多的金钱交给所推举的人，却让它沉落在鱼门马窟之间。假如不是谋臣良将从我这里被遗弃，辽地将会怎样呢？唉！天下的事情由大臣承担，承担而误了天下，和逃避而不承担相比，哪一个更好？承担而只顾保全自身，却不能救济天下，和承担而有所开创匡济、即使曲折损伤自身相比，哪一个更好？古代大臣应当在中枢要臣掌权之时，乘势进入其中而又出乎其外，逐渐扼住咽喉，突然夺取其魂魄；这种力量宏大，真正如神龙矫健，既可飞上天空，也可潜入泥中。他们应当割断虚名，保持从容，也如同割断名声而奋进；既然已经承担大臣职责，就不能躲避一切。如果想躲避一切，就应当及早躲避，不要做大臣。凭我的见识浅薄，既然错误地承担了大臣职责，又不忍看到一时之间国事荡然、谗臣逃避，使天子的法令近在咫尺却被践踏而不能实行，于是承受不住狗蝇般的愤懑之心而脱身。诏令护卫牧圉之事，当时天下寒心屏息，都说某人将于早晚到来，所以战战兢兢地等待我。任职既久，而某人始终没有来，天下便嘻笑安定，不说腐儒也曾有力量，却反而说：‘为什么要让腐儒吃这种乳汁？’于是使我不能早早退避，任职也不能坚持到底。大臣如果不能操纵关键人物，只不过是在怦怦顾念自己的身名。我把自己的过错写在这册中，以此说明我的过错。《钱梅谷高阳事宜册序》世人说，千户人家的城邑，必定有千钟粮食的储藏；可是我的县邑为什么空虚到这种地步？各家储藏的钱财，连车夫和仆役的费用都不能供给；一年不到三鬴的粮食，一鏂钱又能换来几百文泉钱？等到家家户户都没有办法供给耕作，又要应付各种临时征发，杂乱地出现在境内外，于是大豪强肆意掠夺，小民困苦衰弱，只能听任其自行生存而不可得。册中所说察看困顿颠蹶的情形，控诉削减剥夺的状况，难道只是食用土地上的微薄物产，却敢稍稍动一动嘴吗？只是有幸得到二三位大夫，能够仰赖梅谷钱明府，竭尽力量治理县邑，于是从抚恤安抚之中详尽了解利弊，苦心条列上报而得到回应。我不才，跟随县邑父老把它交付刊刻，难道是要仿效世人争相绘图，变幻眩惑人的耳目吗？引锥来量度用度，不会违背计算；按矩来求取棱角，不会损害质朴。我的县邑难道能长久借助明府，后来却没有继任者吗？明府所写的册中利弊，本来就是下级百姓慈爱、拥戴的，也是上级所属乐于托付给我的。最终确实合宜、不可更改的，希望学习他的具体做法；当时或许不合宜、可以更改的，希望学习他的用心。倘若后人稍稍不能放下前人的作为，那么他们将拿着这册去行动，也未可知。因此为之刻印《事宜册》。《宋立家传序》

译重庆之变，发生在天启元年九月十七日。我的兄长方伯公忆劬，任川东道，因斥骂贼人而死。这月，公让胡守备思荩带信来，说：‘川兵已经出发一万多人了。’尚未出发的兵，我日夜督促调发，已经安排得有条不紊。京城下面的诸位君子只知道调兵，难道知道在万山之中调兵的困难吗？中丞君艰难地担任监军道。我既然慷慨承担此事，本想在十月与弟弟同床谈话说：‘可以经过家中看一看，推荐儿子。’不久，荐在八月因病去世，而公在次月遇害。起初，公根据班生的话向徐公奏报，徐公没有听从；公随即知道将有变故。贼人起初没有杀公的意思，公看见诸位公卿的死者名册，大骂贼人而死。痛心啊！公端庄谨慎而有大节，性情坦荡平易而不刻薄。我与宋立家有交谊，特意把这些话编次刻下。《春秋房同门稿序》文章体裁受到庸俗损害，但喜好奇特本身并不损害奇特。士人挥鞭驰骋、争逐中原，唯独缺少奇异的才识。奇才能凭独到见识，力量足以成就一切；但有的人却奔走于偏锋，以迎合世俗。他们气度凌厉，不依傍门户，不倚靠某位先生的言论；庸俗之人没有大的力量和远大的见识，执守异说而不知变化，反而只把奇特寄托在表面，使天下人眼花缭乱。难道要让天下宁可庸俗而不要奇特吗？近来有人知道寄托奇特也可能流于庸俗，于是又拾取遗余来矫饰激烈的言谈，自我夸耀。古人的大概情形是：依附豪杰的人，即使被唾在脸上也不在意；依附名位的人，则把人捧到膝前。至于完全依傍门户、倚靠他人，我只担心这是借人之热来谋利。所以兵法说：‘大众共同形成的，是正；将领自行创出的，是奇。斟酌大众的合力，使将领自行创出的奇策达到精妙，必定不会拾取前人的唾余。’譬如端正庄严的士人，特立独行，难道是缺少同道之人，才故意高高在上招人注目吗？所以自古以来担当天下大事的，不属于庸常之人，而属于奇才。难道凭借奇才、抱持独到见识，就不能破除弊害、挽救时局吗？近来我把申黍的文章放在尺幅上衡量，逐条指出其超出规范之处。天下负有奇才的人，不应聚集起来使自己同流合污，也不应像豹皮那样变色。因为我奉功令阅览尺幅文章，所以诸位君子的精神都通过尺幅呈现出来，其中本来就有把奇才纳入规范的人，气势仍然勃勃。这样以后才知道，功令之所以严格，正是为了成就怀抱奇才的人。士人有通达之才，也有偏僻之才；奇才有时偶然被当作通才中的偏僻者，而天下人便立即拾取他的傲慢，把它当作通达。唉！士人也只是想得到博闻而有道术的人罢了。世代相沿，竞相在声响上追求奇僻，把这当作圣贤的精神；有时甚至连外在声响相似之处也一并抛弃。所以苏子说：‘士大夫从事苟且的记闻之学，都是有意于天子的爵禄。’唉！这可以责怪庸人吗？庸人一旦放弃自己搜取的东西，就不能再添置一句话；而奇才的才力，却能趋向上面所希望做的事情，反过来实现自己的追求。因此天下文章体裁的端正，必须依靠怀奇者的独到见识，并使其几经变化而成为光辉。就像低处之物一样，但上面有人便能成就它。大概上面掌握功名的权柄，暗中改变天下人的心志，把握他们趋向的方向，使天下人在严格的功令面前徘徊；即使是……之才，也不得不低头束缚在规范之中。所以说：‘古代圣人凭借形势来求取人才，使人才自行到来，因此天下争相成为他所求取的样子，以符合他的心意。’既然如此，由此谈论，上面如果不掌握天下趋向，使天下像泥水一样混杂而合众，越过规范而自行突出，天下就不可治理了。南宫考试时，我跟随曹真予先生考校《麟经》，录取了二十三位士子。这二十三位士子，都有值得称道的见识和力量，重要的是并不是假托奇特来取胜。我既然从一篇尺幅文章推测他们的生平，希望诸位君子不要忘记，生平可以显现在尺幅文章中。于是把他们的制义文章合在一起交给…… 《题廿三士春秋制义序》从前韩宣子出使鲁国，看见《易》《象》《春秋》，说：‘周礼全在鲁国。’由此可见，《易》《礼》和《春秋》是相通的。我曾学习《易》，学习《礼》，学习《春秋》，也都曾拿笔写举子业；可是最终连《易》《礼》都没有学好，又怎么谈得上《春秋》呢？南宫考试时，考校《易》和《春秋》，少了一人，而《诗》《礼》方面又多出一人。我作为主考者，让那人放下《戴记》，跟从曹大谏考校《春秋》。大谏专治一经，能够把拟定的题目全部考查完，还替我批阅《三传》的细注。我得以不拘泥于其余经书的旨趣，但又战战兢兢，担心不符合经旨，所以常常拿自己的尺幅文章向大谏请教。我也没有被经生的尺幅文章蒙蔽；大谏也不因为我不懂，反而时时拿自己的心得同我商量。考场结束后，我观看榜样文章，打开箱笥，又验证考场中的猜测，说：‘某地、某科、某人年少或年长、某人瘦弱或强健。’结果并没有大错。如果不是大谏坦诚启发我、为我揭示，我恐怕连经书都不能理解，又怎么能阅看经生的文章呢？然而其他经生把《左传》《国语》看作绮丽珍奇的作品，而《春秋》学者本来把它视为平常粗食。刚读到他的文章时，似乎令人欣然称许，但读过几幅之后，有时便弃置不再过问。原来我既借助大谏在经学上的造诣，又借助经生们的议论，尽取经生们的巧思，这样也就不至于被拙劣的眼光所大大讥笑了。然而，我从前对这一编文章反复叹惜，到现在将近十年，中间也曾有所借鉴。因此，我因为自己无知而不敢自任，而大谏即使知道，也不自以为能胜任。这样，我得以尽取大谏的百全之长，大谏也几乎尽取我的一得之见。由此想到天下的事情，独自处理往往近于私，众人共同处理往往近于公。若能估量自己的短处，借助别人的长处，即使像我这样见识浅陋，也足以成事，何况是真有见识的人呢？然而我们两人若各自坚持自己所录取的文章，实际又各守着自己额定的标准，那仍然是我们两人的拘泥。后来诸位君子拿着经义文章出来，接受选择。我笑着说：“当初如果没有大谏，南宫考试的事务几乎不能完成；现在怎么能够一一寻求大谏来解释呢？”大谏仍然端正经义、精心选择，选得一百篇，交付刊刻。我也借助诸位君子的议论，完成了自己的《易》《礼》之学，因而得以略窥韩宣的境界。王进士永启《四书义序》

译我在丙午年春天于伯全府邸认识永启，立刻就想与他倾心交谈。永启文弱秀美，令人怜爱，而精神深沉显著。他早有盛名，门前车马常常接连不断；对于南金、东箭这样的杰出人才，他坐起之间都在赞叹称述，口中从不离开。然而永启能克制私心、以公事为先，有凌云远志，向来不是靠卖弄声名求取进身的人。他把夕阳分成半轮，却夸耀自己有照耀万里的光辉。这一年，他因被京兆府试录为第一，便出入名公门下，声名更加显著。第二年春天，他又和同乡曾孝廉熙丙各自拿文章来给我看，我急忙赞叹他们为双龙。不久两人都失意而归，曾君因贫困就馆授徒，独有永启意气勃勃，不肯低头。今年春天，永启考取高等。曾君又一次失意归去，我因曾君再次受挫而惆怅，却为永启得中而高兴。从前教人射箭的人说：“一种方法没有修炼好，就会随之产生一种毛病。毛病除尽而方法完备，便能十发十中。”难道永启退下来修炼了他的技法吗？然而我考察永启前后所作的制义，发现他过去并非有毛病，现在也不是增加了技法。永启才力宏大、气度宽广，没有什么不能通晓，所以他在近处行走时可以遵循常规、谨守旧法，以符合规范。但巨大的鱼鳞不会困于泥泞，修长的羽翼不会栖息在丛草阴翳之中。因此，他极力发挥思想所能达到的境界，以尽情施展才华，便又像打开门槛、开辟疆界一样，仿佛游人于拾取秋色时纵步而行；即使乱岩绝壁，也不难寻险探危、登临造访。他的进退应节、挥袖投身，像应声而发、余音随弦而出，从未只是任凭才气超越法度。俗话说：“一株龙刍，能使人成为龙驹。”这难道不是因为他兼具多种才华，又出自名公门下吗？才华对于文章来说，发挥到极致便可以伸缩变化，把自己的思想抒发得无穷无尽。等到变化已经确定下来，就像栋梁安置在屋中、骨骼存在于身体，长短宽窄各得其体，不会因所承受的形势而弯曲，外在的文辞也不会浮泛于所支撑的内容之上。可是那些喧嚣浮薄的学问，追逐声誉而背离实际，最终把车轴系在众人共同趋向的地方，习非成是，一天天奔逐自己的短处。等到把力量分散到长处上去，就像形体超过镜子便无法照尽，物体压过秤锤便使秤失去准头。调理声律的人，难道一定要登上祁虒山吗？发出清角之声，也未必不是缓缓引导师文去叩击琴弦。永启凭借兼具的才华出自名公门下，具备法度而又充分发挥才华，能够穷尽思想所能达到的境界，不旁骛于世人共同趋向的道路，因此成就了他的永启之名。永启把奇思凝聚成箭，发出之后已经正中目标。我还想托话给曾君说：“思想如同火，用得越多越明亮，积蓄得越久越壮盛。”永启已经明亮了，曾君也会更加壮盛吗？壮盛便会明亮，天生的神异之物，终究会重新聚合。永启还请替我把华阴的土带给曾君，并用它来擦拭，完成我对你们双龙的赞叹。周子寅《南宫会业序》我起初不认识子寅，看到子寅丙午年的试卷，觉得绝非世俗之语，于是凭借这份试卷认识了子寅。子寅平日居处，常常喜欢深沉思考；间或看到他的会试文章，即使卷帙上没有写名字，也知道是子寅所作。大概子寅取法于险峻的境界，而文章的风貌又像是不假思索，于是独自形成了他的子寅特色。我冒昧说，子寅的文章沉厚坚实、雄健有力，像顾恺之鹰鹘图，具有豪杰的气象；又清峭绝俗、爽朗秀丽，像顾恺之花光墨梅，在嫩寒清晓之时，行走于孤山篱落之间；又广大开阔，像顾恺之栝柏梗楠图，意在直冲云霄。至于精深幽暗、几乎无色无形，又像顾恺之据琴图，在丝桐声外超然自得。世俗评论文章，往往说像，或说不像。然而画家如郭昌，立意在于形似；徐熙则立意在于不似。这两人都凭此成名，有人说徐熙长于绘画，迁长于文章，甫长于诗。我不知道子寅的立意究竟在哪里；他的文章成为子寅自己的风格，大概不只是得到形似而已。那么，是迁长于文、甫长于诗、徐熙长于画吗？开创新面貌的作品，起初看似不像，再请求一看，才会非常相像。又说：有些人对于形貌、神思、性情、笑语的姿态，确实描摹其真实面貌，但立意并不在形似；士雉几乎接近真实，而螟祝子却只是相似，这就是龙门的《元经》，不妨说是僭越；何况只凭片刻时间、尺幅篇章，捕捉鹘鸟下落、兔子跃起的相似形态，便把它当作真实吗？邹鲁之学厌恶形似，今人的学问却厌恶不像。逐字逐句地排列比附，只求符合圣人；稍有不像便说是错误，还要产生害政之心，却不知道自己成了书本的奴隶，几乎只是想去学优孟罢了。只有形似而没有韵味，是绘画；只有韵味而没有形迹，是精神。逐字逐句排列比附、只求符合圣人的人，正是有形而无韵味的人。唉！世俗喜欢形似，难道只有会试文章如此吗？子寅从精神上探求真实，却不追求表面的相似。画家称凌驾群雄靠的是气韵；绘画如果能够得到褒鄂那样的毛骨，又能发挥其中的奇异之处，难道只能使人惊骇吗？这才是鉴赏。李生清仲《制义序》我最喜欢六一公解释《硕人》的一段文字。他仿佛跟随硕人游历山涧深处，听见她的谈话、歌声和笑声；又仿佛硕人偶然忘却独自享乐，便和人互相倾诉内心，在山涧深处絮絮交谈。不仅硕人的神韵令人亲切可感，《诗经》以及六一解释《诗经》时的神韵也都令人亲切可感。这大概就是文辞的妙处。我的朋友李清仲凭借非凡的资质承继御史公的家学，对于书籍无所不窥，而才华能够驾驭法度，独自有所心得，却不轻易告诉别人，大概有六一公说诗的韵味。士人拿起笔，在兔起鹘落般迅疾的构思中确定文章，必然会有韵味。韵味是文章的情致。从前人评论书法说：有笔力而缺少韵味，韵味可以有意追求，却不能只凭有意安排而成为内心的自然流露。韵味有机黠、痴拙、癖好、飘逸、闲暇、整肃等不同情态。痴拙如同俯视洗砚池淮口，急忙把小龙团茶当作一生的大事；机黠如同张绢图画瑶林，下笔时回头对君主高声说“奇”；癖好如同嗜好茶却不能饮，仍然拿在手里把玩；飘逸如同云气从山中自然涌来，像群马奔突，一个个进入云气笼罩之中而不相争竞；整肃如同身材修长、相貌秀美、大耳红颊，饮酒过百杯仍端坐高拱；闲暇如同在古松流水之间听到棋声。大概思考达到八分，声调便能协调；声调协调，韵味便会显现。有意安排而成就无意之自然，无意之自然又成就有意的表达。这就像结胎受气，上应列宿，贤人、圣人、仙人、神灵各自随所值之星而来。因此说，石头从山中显现出来，韵味自然产生于山丘沟壑之间。韵味本来没有刻意思考，却由思考凝结而成。王介甫说：思考不深，取法便不牢固；难道没有看到勇士发怒时的脸色吗？血是红的，脉是青的，骨是白的，只有神情勇猛的人发怒时面色不变。神情不变，思想才会坚定，才能独自守持自己所得的见解，可以不超过，也可以不告诉别人。清仲多次参加公车考试，文章的词采越来越精美，大概已经接近这种境界了。《诗经》说：“柞树的枝条，它的叶子蓬蓬勃勃。”像御史公这样有明德的人，如果后代不兴盛，我私下认为那是清仲遇到了贤圣之宿，承肖六一的精神；他的种种文章义理，正是有意与无意相结合而神韵可亲。清仲从此将远远超过常人。孙男孙之淓编次 第十一卷终 《高阳集》文卷之十二 高阳孙承宗稚绳著 吴桥范景文质公校订 赠贺文 ◆赠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