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蜀艺文志卷五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全蜀艺文志》卷五十九。明代周复俊编。碑跋。《石经碑跋》　　　　　　　　　宋胡元质 所谓石经，是因为世俗儒生穿凿附会经籍，疑惑误导后学，所以建立的。汉灵帝时，博士考试分甲乙科，争论名次高下，甚至有人行贿，改动兰台漆书中的经文字句。各位儒生奉诏在熹平年间校正经书，于光和年间刻成，使天下都以它为准则。碑高一丈，宽四尺。《水经》说：“把石碑立在太学中，上面全部刻有蔡邕的名字。”《隋书·经籍志》记有一字石经七种，其中说：“汉代镌刻七经，都是蔡邕书写的。”史书也称蔡邕亲自书写底本，让工匠镌刻。其书法笔画高超，实在不是蔡中郎不能达到的境界。然而现在存留的残经，字体各不相同。即使蔡中郎兼备各种书体，但篇章如此丰富，也未必能由一人完成。传说蔡邕和堂谿典、杨赐、马日防、张驯、韩说、单飏等人共同校定诸经；想来当时各位儒生也共同执笔参与其中，只是无从知道了。然而年代久远，变故不断，陵谷变迁，经过焚烧、剥蚀之后，甚至被拿去作柱础、作炮石。唐初魏征首先访求石经，十块中才得到一块，何况现在呢！此次来此，稍稍有所收获，在一两个旧家族中得到坠落的刻石；虽然残缺断续、不能整齐，但即使是残圭裂璧，也仍然值得珍视。因此把它们镌刻在锦官西楼，希望可以弥补古代经文的缺失，如此而已。又　　　　　　　　　　　　　张縯 石经的始末，丞相洪公所论，已载在《隶释》中，十分详细。洪公没有涉及的内容，如今大致可以在这里看到。唐章怀太子引用《洛阳记》注释《范晔汉书》时说，石经共有四十六碑；到高澄把石经迁到邺，《通鉴》记载为五十三碑。自东汉历经魏、晋、宋数百年间，洛阳多次遭受兵乱，这些碑应当有所毁坏。迁到邺时，数量比《洛阳记》多六块。怀疑《六阳记》的记载不够详尽。碑的形制高一丈，宽四尺。六经文字很多，四十六碑必定不能全部刻完。宋代常山公《河南志》称石经共有七十三碑。常山公博学多闻，欧阳文忠经常拿古今疑难之事向他请教；《河南志》所记一定有根据。后来后周攻打北齐，毁坏石碑作为炮石。当时高纬昏乱，正值两军胜负的紧要关头，还要等待宠妃冯小怜观看，终于使他的国家输给后周。连国家都如此，哪里还会顾惜石经呢？因此这些碑残毁，也很自然。贞观年间考察古迹，只找到几段石经。流传到今天的，也可知道不会有多少。蔡邕本传说，蔡邕亲自把底本写在碑上，却没有说明使用何种书体。如今世上流传的，都作隶体。至于《儒林传》序则说，是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书体相互参校。注文所说的古文，是指孔氏墙壁中藏的文字。依我张縯考察，孔壁所藏都是蝌蚪文。孔安国在汉武帝时，已经说蝌蚪书无人能够识读。他奉诏为《尚书》五十九篇作传，改用隶书和古文考定，不再采用蝌蚪文。蔡邕怎么能在孔安国之后二百多年，独自具备三种书体的书法呢？汉建武年间，杜林避居河西，得到一轴古文《尚书》，各位儒生共同把它当作珍宝。一轴书已经被世人如此珍视；熹平距建武又过了几十年，却说六经都能写成古文，这不合事实。或许蔡邕用三种书体参校经文，而实际书写在碑上的底本确定为隶书，也像孔安国书写经传那样吧？《儒林传》序中恐怕有文字错误。起初蔡邕校正六经时，和堂谿典等数人一同奉诏；六经字体并不统一，当时书写的人也不只是蔡邕。我姑且把这些写在末尾，等待博学有识的君子来订正。又　　　　　　　　　　　　宇文绍奕 侧置给事内胡公，以道德文章光耀国家；他的经世济民事业仿佛唐代李文饶，而风节超过了他。当他在皇帝面前议论政事时，慷慨激烈，常常使皇帝觉悟。在玉堂和宫门内，他更加发挥所学，使皇帝的聪明得到辅佐，订正国家大政，所受宠遇隆重而特殊，在朝廷中首屈一指。胡公常常以天下为己任，把六经的精微道理贯彻到日常事务中。至于屋壁中收藏的残编断刻，他也无不收集。常感叹石经的隶书笔画最为古老，于是旁搜广访，合并各家收藏，得到蔡中郎石经四千二百七十有余字，并用楷书释读。又得到古文、篆书、隶书三体石经的遗字八百一十九字，一并刻在石上，永远流传而不朽。考察范晔史书，说蔡邕亲自书写底本，让工匠镌刻；郦道元注《水经》也说，光和六年在太学立石，上面全都刻有蔡邕的名字。那么一字石经出自蔡邕笔下，似乎没有疑问。至于三体石经，考察《儒林传》，它在东汉时已经书写；《水经》却说是在魏正始年间刻成，想来魏代的刻石大概是用来补充汉刻的遗失吧。《汉巴郡太守樊君碑跋》　　　　赵明诚 右边这通汉代巴郡太守樊君碑上说：“君讳敏，字叔达。远祖是宓戏，遗留下来的后代是后稷；后稷为尧种植树木，舍弃漆地迁往岐地。上天眷顾亶父，于是昌盛的事业开始萌发。周王室衰微时，霸伯匡正辅弼。晋国分为韩、魏、鲁三国后，杨充曜得到封邑。那片土地在河东；在汉朝建立之际，有的迁居楚地，有的聚集梁地。君继承了先人的事业，使南西疆域得到光彩。”又说：“他幼年便喜爱学习，研治谷氏经学，贯通探究道理法度，没有什么文章不曾读过。于是国君备办礼仪，招请他，洗沐换冠，题名登车，杰然挺立；忠诚正直，有夷史的耿直、卓茂的遗风。乡党都归附于他，察举为孝廉，授任郎官、永昌长史，升任宕渠令。大将军去世时，光和末年，京师动乱，凶恶之人横行，冠帽鞋履混杂在一起，封闭衣袖长驱直进，卑微地逃走，枕着北国而卧。后来再次被察举，因病没有赴任。又奉朝廷聘召，七次被外台征辟，常任治中、诸部从事。”又说：“末世不祥，米巫制造凶祸，奸诈狡猾者同时兴起，依附他们的人很多。君守持一心，幸而没有蒙受污辱。后来又被司徒征辟，以有道之辞推辞不去。牧伯刘公上表授任他为巴郡太守，以助义都尉之职，因病在乡里休养。又征辟为奋义校尉。享年八十四岁，在协洽纪验期达到时，忽然去世。” 碑文后面还有铭文。最后题写着：“建安十年二月上旬制作。”其他汉碑大多残缺磨损，唯独这通碑首尾完整，所以把它的大概内容记载在这里。所谓“米巫凶疟”，指的是张角。《樊敏碑跋》　　　　　　　　　丘常

译这通碑相传是魏代受禅碑，世上极为罕见；其实它是在建安十年建立的，又早于黄初年间。虽然暴露在荒野之中，但字迹纯厚古朴，文章还可以读懂。难道不是因为所【缺】遥远而人【缺】知晓的吗？然而在千里【缺】之间，经过霖雨的【缺】、阳光的曝晒，有野兽已经【缺】，有【缺】已经摧毁，而这通碑也将要倒下，实在值得怜悯。我于是扶正已经倒下的部分，竖立将要倾倒的部分，又修建屋子来遮护它，希望使它长久流传。崇宁壬午，知县丘常题记。《樊敏碑跋》　　　　　　　　　程勤 皇上振作精神，励精图治，变革政事，以发扬祖宗的伟大功业。正值京师父老流泪叹息，想重新看到汉代官员威仪的时候，我在庐山任职；天下最偏僻的地方，竟在荒山荆棘之间发现了建安十年巴郡太守樊君的旧碑。我立即修建大屋覆盖在碑上，标明并显露出来，题写匾额为“巴郡太守樊侯之墓”。唉！碑背所记的崇宁壬午，距今已经五十八年，而历任这个县邑的人都说：“我们乡人扶正倒下的、竖立将倒的，偶然相似。”然而，难道事物的兴废本来就有定数吗？绍兴己卯，眉山程勤懋传书。《跋芦山县樊敏碑》　　　　　明李一本 右边这通碑坐落在道路旁边，至今已有几千多年了。在宋代以前，讹传为魏代受禅碑。《大明一统志》说它的字迹漫漶磨灭，无法考察，因此被所见所闻迷惑的人便不加注意。我奉檄到此任职，领取微薄俸禄，多次经过这里，见它荒芜在荆棘之中，被莓苔侵蚀，也认为确实如此。到了弘治己未年仲冬，我于是和门生白应清、骆琰、陈宣、宋万全等访寻古迹，偶然在碑下休息，便扎起竹枝做成扫帚拂去尘土，忽然看见字迹隐隐显现，纯厚古朴，远非寻常。随从进言说：“这是商代彝器、周代鼎器重新出世了，难道不是奇遇吗？”于是备办磨洗用具、纸张和蜡，按照方法摹拓，得到墨本三份，大概是为了考察校正字迹的同异。然而其中模糊不能读的也超过一半。后来回去把它放在轩中，便用隶书本校对，参照众人的意见，对于能够辨认的字仅仅得到十分之九；有疑误的地方，就在旁边作夹注，等待博古者订正。考察《古文苑》所记樊毅、樊安等碑，也是在灵帝、献帝时期所作，它们的措辞叙事和本文文势相似，或许是当时司马迁一类的人所作。至于《文选》所收集的，都是秦汉以来的古文，而这通碑却独独没有收入。《古文苑》又是为《文选》而作的，这通碑仍然没有被记载，难道是因为这里地处偏僻荒远，世人没有知晓吗？还是因为它与所见所闻相似，却没有达到收录的标准呢？唉！这通碑虽然古代典籍没有收录，幸而碑名没有磨灭损坏，延续到今天，得以附入县志，使它永久流传，也真是奇事了。这不只是本县的光荣，实在也是斯文的幸运。然而，世上编修志书的人如果只依据耳目所及，却不广泛考察、审慎辨析，那么即使有石鼓文，也很少能不湮没无闻了。这月十一日长至，蜀忠南李一本记【此条依类别附录，不叙时代】《何君阁道碑跋》　　　　　　　宋洪 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刻于光武中元二年。这通碑近来在蜀中出土，是东汉八分书中最早的一通。字体劲健古朴，意韵有余，仿佛看见一个戴着章甫冠、穿着缝掖衣的人，使人来不及不肃然起敬。即使只是败笔残迹，也足以形成坟冢般的规模，其门径仍不容易窥见。《唐防州都督府记跋》【咸昌五年】欧阳修。我曾说，唐代人人都擅长书法，所以名声湮没的人数不胜数，我常常和君谟为此叹息。像贝灵、该缪、师愈这些人，如今世人尚且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更何况他们的书法呢？我把他们收集记录下来，广泛搜寻，也不过各自得到一件罢了。《后汉文翁石柱记跋》右边这篇《汉文翁石柱记》说：汉初平五年，岁在甲戌，农历十二月，修缮旧有的周公礼殿。起初由文翁开设泮宫。依颜有意《益州学馆庙堂记》说：“考察《华阳国志》：文翁任蜀郡太守时，建造讲堂，修作【缺】石室，另一个名称是玉堂。”安帝永初年间，发生大火，寺院房舍全都被焚烧，只有石室独自保存下来。到献帝兴平元年，太守高眣在玉堂东边又建造石室，作为周公礼殿。颜有意又说：“献帝没有初平五年，应当是兴平【四字一作‘当如《华阳志》名兴平’】元年。大概当时天下动乱，西蜀偏远，年号不能及时通达，所以仍沿用旧年号。”如今查考范晔《汉书》本纪，初平五年正月改元为兴平，颜有意的说法是对的。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书。《后汉文翁学生题名跋》右边是汉代文翁学生的题名，共有一百零八人。文学祭酒、典学从事各一人，司仪、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文翁在蜀地兴办教育的盛况，在汉代堪称第一。他登记在册的弟子，哪里只有这些人？大概是在磨灭残缺之后，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罢了。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书。《跋汉巴官铁铭》【此盆颜色像丹砂，鲁直石刻说其中一处【缺】秦刀、巴弓二百五十一，永平七年第二十七【缺】；我在绍兴庚午年亲眼见过它，如今在巫山县治，韩晖仲说】赵明诚 右边这件汉代巴官铁量上的铭文说：“巴官永平七年，三百五斤，第二十七。”前代以永平为年号的共有五个：汉明帝、晋惠帝、后魏宣武帝、李密、伪蜀王建。只有汉明帝的永平年号使用到十八年，其他几个都没有到七年；由此知道这是汉明帝时的器物。这段铭文王无竞没有见到遗文。《汉王稚子阙铭跋》右边有两通汉代王稚子阙铭。一通说：“汉故先灵侍御史、河内县令王君稚子阙。”另一通说：“汉故兖州刺史、洛阳令王君稚子的阙。”考察范晔《后汉书·循吏传》：“王涣字稚子，曾任温县县令；但刻石却称他为河内县令，大概是史书的错误。”王涣死于元兴元年，那么这些阙铭大概是在和帝时建立的。

译《唐益州学馆庙堂记跋》右边是唐代《益州学馆庙堂记》，由成都县令颜有意书写。撰写人的题名是：法曹陈玉，文学，太子詹事待诏弘文馆，陵州长史；但姓名残缺，无法辨认。《集古录》径直认为文章也是颜有意撰写的，不对。碑阴记载当时官僚的姓名，后人题写说：这篇记是贺遂亮撰写的，但不知道究竟是否如此。碑文叙述前代遗迹，考察异同，文辞古雅，很值得喜爱。《汉车骑将军冯绲碑跋》【碑在宕渠】右边这通汉代车骑将军冯绲碑，考察范晔《后汉书》，史书称他字鸿卿，而碑文【缺】。史书说他起初被举为孝廉，七次升迁至广汉属国都尉，授任御史中丞。顺帝末年，他持节统领扬州诸军事，和中郎将滕抚击破群贼。如今依据碑文，从自举孝廉到任广汉属国都尉，共有十一迁；而任中丞以及与都使徐、扬二州讨贼，都在任都尉以前。碑文说，他讨贼时因逼迫州县而被依法处置，史书没有记载。又说他任陇西太守时，属吏【缺】不分而离任，因为羌人惊扰，受到四府上表荐举，又【缺】授任陇西太守；史书只说他升任陇西太守。史书说他任辽东太守，征召授任京兆尹，转任司隶校尉，升任廷尉【缺】，授任车骑将军。根据碑文考察，冯绲在任辽东太守以前，曾任治书侍御史，升为尚书，随后任廷尉；从未授任京兆尹和司隶校尉。史书说他整军返回京师，监军使者张敬承【缺】上奏说冯绲防备长沙贼再次起兵，攻打桂阳、武陵；冯绲率军返回后，盗贼再次发动，便被策免。而碑文说，他将要受封时，因有人以谣言弹劾河内太守、中常侍左琯的弟弟获罪降职，史书又说他复任廷尉。当时山阳太守单迁因罪被捕入狱，冯绲拷问并使他死去。单迁是原车骑将军单超的弟弟，中官结党，于是共同诽谤诬陷冯绲，使他获罪输送到左校服刑。而碑文说，冯绲上表荆州刺史李隗、南阳太守成晋【汉史作“缙”】、太原太守刘瑱，认为不应按重罪论处；因此获罪，依法处置，送入左校，这些也都与史书不合。史书说，他任河南尹时，上奏旧有典制，认为中官子弟不得担任治理州郡的职务，皇帝没有采纳，任命他为屯骑将军，又任廷尉，最终死于任上。而碑文说，他复任廷尉后，上奏中官子弟不应主管州郡，因而使左右近臣获罪退位；永康元年去世。这些事情也应以碑文为准。碑文又说冯绲谥号为“桓”，史书也没有记载。我曾说，石刻是当时所写，他的姓名、官职、爵位不应有差错，可信无疑。至于善恶大节，则应以史家记载为依据。如今这篇传记首尾颠倒、错谬如此，那么史书所载的是非褒贬，失实的地方一定很多，果真能够全部相信吗？《汉周公礼殿记跋》右边这篇《汉周公礼殿记》，如今成都府学中还有汉代建造的旧屋，柱子都是正方形，上窄下宽。这篇记刻在柱子上，立于灵帝初平五年，距今大概已有千年，但字迹仍完整可读。当时保存下来的石刻往往已经磨灭，这篇记寄托在屋柱上，竟能和金石争得长久寿命，也很奇异。记中说：“甲午年，原梓潼县令文君增建官吏住宅二百余间。”考察《华阳国志》，有文参，字子奇，梓潼人，平帝任命他为益州太守；他不肯服从王莽、公孙述，光武帝嘉奖他。怀疑这里记载的就是这个人。大概光武建武十年，岁次甲午。就是这样。《汉冯使君墓阙铭跋》右边这通汉代冯使君墓阙铭说：“已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刺史冯使君的神道。”考察《后汉书》，冯绲的父亲冯焕，安帝时任幽州刺史；冯绲碑也说“幽州君的长子”。这几个字刻在宕渠冯绲墓前的一对石阙上，因此知道它是冯焕的墓阙。《跋东坡先生书》　　　　　　　王履道 世上学习苏公书法的人很多，有的笔势像拔剑张弩，有的像骏马奔驰、狻猊奋力掣动；但他们的书法不能不流于尺牍间的轻佻习气。苏公的书法姿态自然横生，不刻意矜持却妍美，不拘束却庄重，不放纵却豪迈；萧散从容，纷纷如初春飘落的细雨；疏密相间、收放自如，闪烁如月下的星辰；迂回舒缓而婉转连绵，像抽出的蚕丝不断延展。这恐怕是学习者难以达到的境界。《题东坡字后》东坡居士极不吝惜给人写字，但也不是谁都能求到。每当有人求字，他常常板起脸斥责对方，有时始终不给一个字。元祐年间，他在礼部参加锁试，常常看见案头有纸，不论精细粗劣，写满了才停止。他天性喜欢喝酒，但喝不了四五龠就已经烂醉，不说致谢的话便径自躺下，鼻鼾声像雷一样。不一会儿酒醒了，落笔疾如风雨，即使是戏谑之作，也都有意义和韵味，简直是神仙中人。这哪里是当世那些书法家可以和他争高下的呢？《跋东坡墨迹》东坡道人年轻时学习《兰亭序》，所以书法姿态妩媚，像徐季海。到了酒兴酣畅、任意挥洒、忘记工拙时，字迹特别瘦劲，于是又像柳诚悬。中年时喜欢学习颜鲁公、杨风子的书法，他融合各家之处，不比李北海逊色。他的笔锋圆润而韵味胜人，又凭借文章名妙天下、忠义愤激可感动日月的气概。本朝擅长书法的人，当然应当推他为第一。数百年以后，一定会有人知道我这个评论。《跋古柏图》　　　　　　　　　陆防 这幅图是我家旧日收藏的。我居住成都七年，曾多次到汉昭烈帝惠陵。这棵柏树在陵旁的庙中，位于忠武侯祠堂的南面，就是所谓先主、武侯同处一座祠庙的地方，与图中大致没有不同。那么画工也应当是当时的名手。淳熙六年，岁在己亥，六月一日，陆某记。《跋中和院东坡帖》这一卷全是苏仲虎尚书收藏的书帖，鉴定精细审慎，没有一帖值得怀疑。刻石在成都大圣慈寺中和胜相院。淳熙六年六月十七日，陆务观题。《跋陵阳先生诗草》右边是陵阳先生韩子章的诗稿一卷，从他的孙子那里得到。先生凭诗名闻天下，但反复涂改增删，又逐一疏通说明语句的出处，严谨到这种程度，可以作为后辈的典范。我听说先生诗作完成后，既然已经送给别人，过了很久，有时数月，有时相隔千里，也还要追回来重新修改，直到没有丝毫遗憾才停止。那么这份诗稿也未必都是最终定本。《大歇庵诗》一章，是徐师川所作，而先生亲手抄录它；这也足以看出他没有从前争夺诗名的毛病。所以把它附记在这一卷中。淳熙庚子四月二十二日，笠泽陆某书。《跋东坡问疾帖》东坡先生忧虑亲族朋友的疾病，委婉周详到了这种程度，那么他在爱护君主、忧虑国家时的心情也可以知道了。他说：“不要让平庸的医生玩弄病情。”这是天下至理名言，读来使人整日感叹。淳熙九年五月乙未，甫里陆某书。

译《跋东坡诗草》东坡这首诗说：“清幽吟咏混杂在梦寐中，得到诗句随即又忘记。”这本来已经很奇妙了。他晚年贬谪惠州，又写出一联：“春江有美好的诗句，我醉后坠入渺茫苍莽之中。”这又比早年的作品高出一等。近世诗人年老以后更加严谨，大概没有像东坡这样的。学习者有时却用轻慢之心来读它，这是为什么呢？淳熙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玉局祠吏陆某在镜湖下鸥亭书。《跋三苏遗文》这部书是《蜀郡吕商隐周辅所编》。周辅入朝任史官，得到这部书带回，尚未到家便突然去世，真是可悲。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务观记。《跋东坡书髓》成都西楼下刻有东坡书帖十卷，选取其中尤其奇特洒脱的编成一卷，题名为《东坡书髓》。三十年间我从未放下它；去年在都城，书册破败得很厉害，于是重新装订修整。嘉泰三年，岁在癸亥，九月三日，务观在老学庵北窗亲手记。《跋关著作行记》著作关公出使峡中，风采十分严峻，任职的人个个震惊战栗，没有人敢抬头看他。我以孤苦之身从罪籍中起用，跋涉万里来辅佐州政，浅陋昏暗、迟滞笨拙，本以为将被淘汰，关公却唯独厚待我。他举酒赋诗，和我谈论台阁旧事，完全忘记自己身份尊重。我奉命送公免职归去；第二年我因事到卧龙山，咸平寺长老惠连说，关公过去有一篇行记，如今特意刻在石上，于是请我写在末尾。我说：“正当关公门庭炙手可热的时候，这篇文字却藏着没有流传出来。如今关公归隐在青城山中，宾客散去，形势一变，惠连才把它刻出石来，打算使它不朽。唉，这足以使士大夫惭愧了！”乾道七年七月，左奉议郎、通判防州军州、主管学事陆某谨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日〕 《跋先氏书岩》　　　　　　　　元虞集 凉国公的功勋事业、声望名誉，闻名天下。他是我们国家的蓍龟，年过七十，闲居金陵；又以文章学问成为我们道统的砥柱。他得到于天资而又在人事上充裕，何其盛大啊！《读书岩记》叙述了先氏书岩的源流，考据广博丰富；乡里的后生晚辈，大概有不少来不及听闻。我们蜀地百十年来的故家旧族，像先氏书岩这样的，多得很。怎么才能让它们一一得到大臣元老亲手表彰呢？然而先氏子孙所凭借而不朽的，并不只是书岩本身。《跋先氏书岩》　　　　　　　　谢端 我谢端也是蜀人，流离在长江、汉水之间，已经几十多年了。某座山、某道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地方。读了《读书岩记》，才知道先氏有贤能的子孙。我如今已经老了，行走四方，想求得一亩居所却不可得。我们蜀地有许多奇异的人和奇异的书，什么时候才能驾一叶小舟逆江而上，在书岩、山岚的光色和树林的影子之下，寻求先氏遗留下来的书来阅读，或许可以弥补过失，以期望追慕前代贤者？汝砺大概还不会拒绝我吧，怎能不令人感慨呢！《跋宋太史楹铭》　　　　　　　明献园 积累像丘山一样多的善行，尚且未必成为君子；贪图丝毫的利益，便会陷入小人之列。右边是金华宋太史宋濂的楹铭，大概是他告老还乡时所作的。从前卫武公九十岁了，还作《抑》诗来自我警戒，就是这个意思吧？他的门人王绅替我书写了这篇铭文，我取来阅读，惊惧得仿佛亲眼看见太史站在面前，又警醒得仿佛亲耳听到太史的教诲。所谓“即使没有年老的贤人，尚且还有可以作典范的人”，确实如此啊！古语说：“从善如登山，从恶如山崩。”怎能不谨慎呢？如今看王绅的文章，他很早就因孝顺友爱而有时誉，实在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由水凝结却比水寒了。然而对于这篇铭文，更应当写在王绅那里，使他永远不要忘记；这样不仅不辜负太史，也不辜负自己所学。我特意记下几句话送给他，同时也用来勉励自己。《跋鲜于枢书诸葛表后》　　　　　惠园 鲜于太常伯机胸中毫无滞碍。他所书写的汉丞相诸葛公《出师二表》，是亲笔真迹，笔力刚劲，风韵格调非同寻常，达到了妙中之妙的境界，与赵松雪不相上下，难怪为世人所珍藏。我退朝以后，常常展读，顿觉心胸眼界豁然开朗。只是担心墨迹漫漶、纸张朽坏，不能长久保存于天地之间，因此命工匠摹刻在石上，以惠及后来的学者。时在成化十三年五月一日题识。《跋钓鱼城志》后　邹智 我曾经考察天下的大势。建国于北方的，依仗黄河的险要；建国于南方的，依仗长江的险要。而蜀地，正是长江上游的屏障。敌人如果占有蜀地，就可以从蜀地的涪江顺流而下；这样，长江的险要便成为敌我双方共有的了。由此说来，守长江尤其在于守住蜀地。元朝南侵必定从蜀地开始，难道不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吗？冉氏兄弟受到余玠知遇，首先谋划修筑钓鱼城以防守；王坚、张珏一边作战一边坚守，直到死也没有改变，难道不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吗？假使没有钓鱼城，蜀地早就不存在了；没有蜀地，江南也早就不存在了。宋朝的宗庙社稷，难道还要等到崖山才灭亡吗？唉！当这座城建成时，宋朝没有西顾之忧，元朝也没有东下的道路。假使贾似道能够采用汪立信的防守策略，陈宜中能够采用文天祥的防守策略；下游的防务与上游的防务共同奋力，内地各郡与外郡并肩用力，天下的事情还未可知。只是天时不相协调，人事又多乖违，令人怀有千古难平的愤懑。《牟女打虎赋》跋　魏瀚 粤王的教化已经遥远，风俗也日渐浮薄；即使父子、兄弟、夫妻之间，遇到利害关系，也彼此不顾惜，甚至残害恩情、背弃道义，其中有些事简直难以言说。我调任来守此郡，在审理案件时，凡是违背伦理、伤害恩情的，无不为他们揭开蒙蔽、启发明理，使他们保全实情，同时又用法律使他们畏惧。然而，固然有真心愿意革除旧习、受到威慑后突然悔悟的人，伦理道德却仍未见敦厚，诉讼和狱讼终究未能清平。难道是亲身教化的政务还没有做到位，而长期形成的习染又不容易更新吗？佥宪范公追赋《牟氏打虎救母诗》，深情赞叹牟女的孝行十分可贵，也认为守令能够表彰劝勉是值得嘉许的。范公又因职掌考察风俗，重申告诫我州百姓，不要让这个女子独自专美于前。范公尽心扶助世间教化、平息诉讼根源，并不只是文字上值得称述而已。凡是我州百姓，难道就不能想到：一个柔弱女子，尚且因孝心激烈，抵抗老虎、救护母亲，奋不顾身，何况已经成年而身为男子的人呢？又何况是读书明理、成为大丈夫的人呢？《全蜀艺文志》卷五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