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八 《新安文献志》总集类 提要 臣等恭敬地查考：《新安文献志》一百卷，明代程敏政撰写。程敏政字克勤，是休宁人。幼年因神童身份被召入试，诏令他在翰林院中读书。成化丙戌年考中进士，被授予编修，历任礼部右侍郎，死后追赠礼部尚书。其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此书采录南北朝以后与新安有关的文章和人物事迹。第六十卷以上为甲集，都是本郡前代贤达的诗文，大略依照真德秀《文章正宗》的体例分类辑录。第六十一卷以下则都是前代贤达的事迹，并不一定全是新安人所撰写的论述，分为神迹、道原、忠孝、儒硕、勋贤、风节、才望、吏治、遗逸、世德、寓公、文苑、材武、列女、方技十五类。其中有需要考订的地方，程敏政又间或用自己的意见参照考核，并附加注释。征引繁多广博，条理深厚贯通，凡是徽州一郡的典故都汇集于此，极为完备；遗文和轶事也都借此得以考见。大体上，这部书自明代以来一直被推为巨著；其中虽有些小小的错杂和疏漏，例如凡例称收录朱子《诗文录》中涉及新安的篇章，却竟然遗漏了通判泰州江君的墓铭。又如朱子所作的父亲朱松行状、朱松所作的父亲朱森行状，既然都已一并收录，而朱松《韦斋集》中还有一篇《录曾祖父诗后序》，却又没有收录，这些都难免有所脱漏。不过，司马光《资治通鉴》已经被称为前后抵牾、不能自圆其说；此书卷帙繁重，不能因为略有遗漏，就遮掩其搜集编纂的功劳。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敬校订上呈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上 （明）程敏政撰 齐 程郢州（茂），休宁篁墩人。齐永元年间，任郢州长史。适逢萧衍在襄阳起兵，分兵包围郢城，他与守将张冲协力拒守，并写信责令萧衍反正。诏令任命程茂为都督郢州、司州军事、辅国将军、郢州刺史。适逢援军断绝，城池投降，他因守义不接受梁朝的官职。（篁墩本属休宁，后来划归歙县） 梁 程秘书（詧）是郢州程茂的儿子，幼年便能作文，以诸生身份被选为司徒左长史，多次升任散骑侍郎。大同年间任秘书少监，与柳恽齐名，曾作《东天竺赋》自况，为文士所传诵。忠壮公程灵洗是他的孙子。唐 吴侍御（少微），歙县人。考中进士，中兴初年官至左台监察御史，以文章著名，有文集五卷。（见本传） 程密州（谏），字仲几，是忠壮公程灵洗的七世孙。开元二十七年考中进士，第二次选任为蓝田县尉，屡次升任著作郎、大理司直、汾州巡官。入朝任卫尉卿、京兆少尹，最终任密州刺史。所任之处都有政绩。许山人（宣平），歙县人，隐居在城阳山。李白曾拜访他。相传他被认为是仙人。（见本传） 张正甫（友正），歙县人，有文章，见于《唐文粹》。吴中舍（巩），侍御吴少微的儿子，开元年间任中书舍人，以文章和品行知名。当时人把故乡的石舌山改名为凤凰山，把莲池改名为凤凰池。汪户曹（万于），字叔振，歙县人，以诗歌闻名。宪宗时，任江陵府户曹参军。方玄英（干），字雄飞，歙县人，迁居桐庐。因“兔缺”〔原文如此〕，有关官员不让他取得科举名次，于是隐居镜湖，任意以捕鱼垂钓为乐。死后，门人谥称玄英先生。有文集十卷。汪极甫（极），歙县人。大顺三年考中进士。程工书（岩），忠壮公程灵洗的十三世孙，从第七世祖程大辨起迁居中山博野。程岩年轻时侍奉节度使王处直，任牙将。曾经参与三镇军队击败朱温，又攻破刘守光。历任成德军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封安定县开国伯。（见碑铭） 程祭酒（淘），字南金，是忠壮公程灵洗的十四世孙。乾符年间，与兄长程澐起兵乡里，抵抗黄巢，保全州里。官至歙州都知兵马使、东密岩将兼马金岭防拓等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国。（见本传） 程都统（宗楚），字子荆，是忠壮公程灵洗的十七世孙。他的先祖从歙县迁到德兴，年轻时侍奉泾原幕府，屡次升任侍御史。懿宗朝，泾原军发生叛乱，程宗楚将其安抚平定，升任留后。僖宗初年，加授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黄巢作乱时，他护卫皇帝随驾入蜀。诏令以左仆射郑畋为都统，程宗楚为副都统，率领各道军队讨伐贼军。中和元年四月，大败黄巢军，收复京师，战死，追赠司徒。南唐 郑工书（延光），祁门人，是司徒郑宗楚的儿子。跟随父亲靖平寇乱、安定州里，历任保义军押衙、左先锋第三部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宋

译舒馆直（雅），字子正，歙县人。南唐保大年间考中进士第一名，后来随南唐后主入宋，任秘阁校理，参与编纂《文苑英华》，续修《通典》，校订七经疏义，另行编纂《孝经》《论语》正义。历任直昭文馆。（见本传） 查侍御（元方），尚书查文徽的长子，任南唐建州观察判官。宋朝攻下金陵后，卢绛占据歙州，传送檄文到建州，查元方斩杀卢绛的使者和卢绛本人，宋太祖平定后优厚嘉奖他，提升为殿中侍御史，主管泉州，后来去世。张密学（秉），字孟节，歙县人。太平兴国五年考中进士第二名，历任度支员外郎、知制诰，以文章著名。官至枢密直学士。（见本传） 谢谏议（泌），字宗源，歙县人。太平兴国五年考中进士，历任右谏议大夫、判吏部铨，以刚正的气节闻名。（见墓记） 洪比部（湛），字惟清，休宁人，祖籍上元，参加雍熙二年进士考试，历任比部员外郎、判三司、知制诰，被王钦若暗中陷害，贬为化州，后来去世。有文集十五卷。（见本传） 黄屯田（阙），歙县人，迁居宣城，官至屯田员外郎。程文简公（琳），字天球，他的先祖从休宁篁墩迁徙到中山博野。大中祥符四年考中进士，官至镇安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是庆历年间的名臣。追赠太师、中书令，追封魏国公，谥号文简。画像供奉在景灵宫。仁宗在他的碑上题写“旌劳”。有文集、奏议六十卷。（见碑铭） 聂内翰（冠卿），字长孺，歙县人。咸平三年考中进士，历任翰林学士兼判昭文馆，以文章著名，有《蕲春集》十卷、《河东集》三十卷。聂卿〔原文“卿”，疑有脱文〕。（见本传） 曹山人（汝弼），字梦得，休宁忠孝乡人，凭经学、品德和义行在州里享有声望，自己号称松萝山人。有诗集，名为《海宁集》。丘殿丞（浚），字道源，黟县人。天圣五年考中进士，官至殿中丞，精通太乙象数之学。有诗一卷、文集十五卷。（见本传） 孙郡推（阙），黟县人。庆历六年考中进士，被授任永州军事推官，以文章著名。（见墓志） 程殿撰（师孟），字公辟，歙县人，迁居吴地。皇祐二年考中进士，历任洪州、福州、广州、越州四州知州，是当时的清廉能干之吏。加授集贤殿修撰，封广平郡侯。去世后，追赠银青光禄大夫。有诗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见本传） 吴密学（溱），字济叔，歙县人，祖籍扬州，参加景祐五年进士考试，考中第一名，历任著作郎。欧阳公举荐他代替自己，于是任知制诰，官至枢密直学士，追赠礼部侍郎。（见本传） 王提刑（汝舟），字公济，婺源武口人。皇祐五年考中进士，仕途终止于夔州路提点刑狱，历任十七职，都有治理政绩。晚年号云溪翁，有文章一百卷，亲手校订书籍一万多卷。（见本传） 程太中（珦），字伯温，是文简公程琳的堂弟，居住在河南，历任太中大夫、司农少卿、上柱国，封永年县伯。文彦博、苏颂在朝廷上称赞他的清正节操，朝廷供给其丧葬事宜。程纯公（颢），字伯淳，是太中公程珦的长子。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里行，因议论新法被罢职。元祐初年，起用为宗正寺丞，还未到任便去世。谥号纯，追封河南伯，配祀于宣圣庙庭。元代加封豫国公。（见墓志） 程正公（颐），字正叔，是太中公程珦的次子。元祐初年，被聘为崇政殿说书，因言官弹劾而罢职，列入党籍，编管涪州。遇赦返回后去世，谥号正，追封伊阳伯，配祀于宣圣庙庭。元代加封洛国公。（见年谱） 洪丹阳（中孚），字思诚，休宁黄石人。元丰二年考中进士，历任龙图阁待制，封丹阳县子。崇宁、宣和年间以气节闻名，追赠少师。有《春秋解义》二十卷。（见碑铭） 汪青溪（革），字信民，歙县人，迁居抚州。宋绍圣四年，省试考取第一名，御试考取第一甲进士及第。文章雄奇古朴，自号青溪居士。江西诗派推重信民为佼佼者。程都官（祁），字忠彦，歙县人，迁居浮梁景德镇。考中进士，官至都官员外郎，著有《世谱》三十卷。程氏宗族尊奉他。（见本传） 胡司业（伸），字彦时，婺源考水人。是唐代明经府君胡昌翼的后裔。绍圣四年考中进士，历任辟雍司业，出任无为军知军。与同县汪藻齐名，当时人说：“江南二宝，就是胡伸、汪藻。”（见本传） 凌待制（唐佐），字公弼，休宁人。元符三年考中进士，历任直徽猷阁、南京留守。建炎初年，以守节而死，追赠待制。有《易解》一卷。（见本传） 江石室（致一），字得之，休宁石佛人。师从胡安定，与陈东一同上书议论政事。有文集五十卷。（见本传） 汪直阁（若海），字东叟，歙县新平里人。考中武举，历任直秘阁、江州知州。受到张魏公知遇，以收复失地自许。追赠太中大夫，号城山。（见行状） 胡三山（舜陟），字汝明，绩溪人。大观三年考取上舍，历任徽猷阁待制、广西经略使，封绩溪县伯。因触犯秦桧而死，追赠少师，号三山老人。有《奏议》《文集》《论语义》《孔子编年》《咏古诗》《师律阵图》等若干卷。（见本传） 汪公泽（存），婺源大畈人。师从吕广，向他请教私下承继二程先生的学说，学者称他为四友先生。（见本传） 罗彦济（汝楫），歙县呈坎后罗人。政和二年考中进士，历任吏部尚书、龙图阁大学士，封新安开国侯，追赠少师、开府仪同三司，有《东山稿》四十卷。

译程龙图（瑀），字伯禹，歙县人，迁居浮梁程山。政和六年，以舍人身份出仕，名列上舍第一，历任龙图阁学士，封广平郡侯，以气节闻名。多次追赠金紫光禄大夫。有《论语说》四卷、《集解》十卷、《周礼义》十卷、《尚书说》一卷、《谏垣论疏》《奏议》各四卷、《黄门忠告》《经筵讲读》《三朝对语》各五卷、《资善堂口义》二卷、《饱山集》六十卷、《野叟谈古》《两汉索隐》《唐传摘奇》《诗话杂志》各一编。（见志铭） 汪龙溪（藻），字彦章，婺源人，迁居德兴。考中进士，历任显谟阁学士，封新安郡侯，是南渡后词臣中公认的第一人。被贬居永州，后来去世，追赠端明殿学士。有《浮溪集》六十卷。（见志铭） 程北山（俱），字致道，歙县人，迁居开化北山。考中进士，南宫考试第一，廷试考中甲科，历任徽猷阁待制，封新安县伯。他与汪龙溪分掌内外制诰，都是南渡后词臣中公认的第一流人物。多次追赠少师。有《北山小集》四十卷、《麟台故事》五卷、《默说》三卷。（见行状） 朱奉使（弁），字少章，婺源人，官至直秘阁、主管佑神观。出使金国时不屈服，与洪皓一同回归。有《聘游集》四十二卷、《奏议》一卷、《尚书直解》一卷、《曲洧旧闻》三卷、《续骫骳说》一卷、《杂书》一卷、《风月堂诗话》一卷、《新郑旧诗》一卷、《南归诗文》一卷。（见行状） 胡制机（闳休），字良弼，婺源清华人，是汪直阁若海的妹夫。靖康年间考中武举。岳飞任京湖制置使时，征召他入幕府，任主管机宜文字。岳飞死后，胡闳休愤懑不再出仕，假装有病十年，后来去世。著有《勤王忠义集》。（见本传） 朱献靖公（松），字乔年，是奉使朱弁的堂侄，迁居建阳。政和八年以同上舍出身，历任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学者称他为韦斋先生。有集十二卷、外集十卷。元至正年间，追谥献靖。（见行状） 朱逢年（择），是韦斋先生朱松的弟弟，号玉澜，以诗歌著名，有集一卷。金忠肃公（安节），字彦亨，休宁下东人。宣和六年考中进士，历任吏部尚书，封休宁县子。史书称南渡以后完整保全名节的，只有他一人。多次追赠少保，谥号忠肃。有文集三十卷、奏议十卷、表疏一卷、《周易解》。（见家传） 程章靖公（克俊），字符吁，歙县人，迁居浮梁。宣和六年考中进士，历任参知政事，封鄱阳郡侯，追赠资政殿大学士，谥号章靖。有文集五十卷、内外制集二十卷、《易通解》十卷。（见本传） 程知军（端中）是伊川先生程颐的长子，随宋室南渡，居住在池州，子孙迁到徽州。他曾编纂《伊川文集》并为之作序，历任六安军知军，金人进入境内时，死于任所。汪公弼（襄），绩溪人。宣和年间在太学考取优等，授任南陵主簿，历任宣教郎。（见本传） 陈漫翁（尚文），字质夫，休宁陈村人。他与兄长陈尚忠一同游学太学，都通过特科入仕，最终只做到主簿、县尉。陈尚文凭《杜鹃诗》知名，人们称他为陈杜鹃。汪佥枢（勃），字彦及，黟县人。绍兴二年考中进士，历任佥书枢密院事，封新安郡侯。因与秦桧不合，被罢职。后来追复龙图阁学士。（见墓志） 汪文定公（应辰），字圣锡，婺源人，迁居广信玉山。绍兴五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历任端明殿学士，封上饶郡侯。他是当时的大儒，曾举荐朱子代替自己。多次追赠少师，谥号文定。有《玉山集》八十卷。（见本传） 汪正夫（若容）是直阁汪若海的堂弟，绍兴五年考中进士，官至将作监丞，有集三十卷。他的弟弟汪若思，字行夫，绍兴十二年考中进士，历任秘书丞。张衡州（敦颐），字养正，婺源人。绍兴八年考中进士，任南剑州教授。与韦斋先生朱松友善，邀请他同回徽州，但韦斋进入福建后，曾把祖业田地一百亩典押出去，回来后没有田产供给食物。张敦颐替他赎回田地。适逢韦斋去世，他便写信到丧所慰问文公朱熹，并把田地归还，然后离去。升任宣城通判，代理州事。当时有被裁汰的士卒请求给付钱粮而喧闹，张敦颐先好言劝谕他们，暗中上疏请求诛杀带头作乱的七人，于是全郡肃然。历任舒州、衡州知州，后来退休。著有《韩柳文音辨》《编年》等书，附祀于文公家庙。查元章（钥）是待制查道的后代，多次升任太府少卿，调任户部侍郎，以才干和谋略闻名。胡苕溪（仔），字原任，是待制胡舜陟的儿子，出仕后任晋陵县知县，以诗歌著名，著有《渔隐丛话》六十卷。程庄节公（叔达），黟县南山人。绍兴十二年考中进士，历任华文阁直学士，封新安郡侯。以文章著名，追赠特进，谥号庄节。有《制草》《论谏》及杂文，共三十六卷。（见墓志） 程士南（宏图）是龙图程瑀的堂侄。绍兴年间入太学，以气节显名；乾道二年考中进士，任司左帑，特意对答五礼，言辞尤其激切。孝宗说：“朕在东宫时，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一天，他议论政府选拔人才，孝宗又说：“程宏图将来如果有事于中原，实在是国家能够任用的人才。”任司农丞，去世。程从道（易）是伊川先生程颐的孙子、知军程端中的儿子，因祖荫入仕，任桐庐县令汪〔原文如此，疑有衍误〕。庄靖公（大猷），字仲嘉，婺源人，迁居鄞县。绍兴十五年考中进士，以气节著名。历任敷文阁直学士，谥号庄靖。著有《适斋存稿》《备忘》《训鉴》等书。（见本传） 李钟山（缯），字参仲，婺源人，号钟山。著有《论语西铭解》《义山窗业书》以及诗文等集，朱子尊敬地称许他。（见行状）

译朱文公（熹），字符晦，后来改字仲晦，是韦斋先生朱松的儿子。绍兴十八年考中进士，历任焕章阁待制、侍讲，封婺源县男。因被列为伪学党而被剥夺官职，去世后谥号文。多次追赠太师，追封徽国公，配祀于先圣庙庭。元代改封齐国公，今天不再实行。（见行状） 程文简公（大昌），字泰之，休宁会里人。绍兴二十一年考中进士，历任龙图阁学士，封新安郡公。他是当时的大儒，追赠特进，谥号文简。著有文集，以及《禹贡论》五十二篇、《演繁露》六卷、《考古编》《易老通言》《易原》《雍录》《四书》各十卷、《北边备对》六卷、《书谱》二十卷。（见碑铭） 吴文肃公（儆），字益恭，休宁上山人。年轻时与兄长吴国录、吴俯都很有名。当时太学中人说：“眉山有三苏，江东有二吴。”绍兴二十七年考中进士，师从张南轩，历任广南西路安抚使，谥号文肃。有《竹洲集》三十卷。（见行状） 方堂溪（有开），字躬明，歙县人。隆兴元年考中进士，授任南丰县尉，提升为国子录。年成歉收时，他在轮对中切中时弊，升任司农丞。又献上屯田大计，任和州知州，提举淮西茶盐兼三司事务。授任转运判官兼庐帅，负责安置屯营，增修田埂，人们都佩服他的才干。有诗十卷、奏议五卷、《屯田详议》三卷。朱工侍（晞颜），字子渊，休宁城北人。隆兴二年考中进士，官至工部侍郎，封休宁县男。历任之处都有治理成绩，追赠宣奉大夫。颜〔原文残文，含义不明〕。（见行状） 罗郢州（颂），字端规，是尚书罗汝楫的第四子，因祖荫入仕，历任郢州知州，著作名为《狷庵集》。（见墓志） 罗鄂州（愿），字端良，是尚书罗汝楫的第五子。乾道二年考中进士，仕途终止于鄂州知州。著有《新安志》十卷、《尔雅翼》三十二卷、《鄂州小集》五卷。文公朱熹多次称赞他，评论文章的人认为他是南渡以后第一流的人物。（见家传） 罗蕲倅（颀）是尚书罗汝楫的第六子，因祖荫入仕，官至蕲州通判。起初议定要娶将作监丞汪若容的女儿，后来女方突然患了痼疾，将作监丞请求另行议婚。罗颀不同意，说：“这样她将归向哪里呢？”终于完成婚礼，她原来的疾病也痊愈了，人们都称赞他。程蒙斋（端蒙），字正思，歙县人，迁居德兴新建。师从朱子，著有《小学》《字训》。学者称他为蒙斋先生。（见墓表） 程克庵（洵），字允夫，婺源环溪人。是朱子的内弟，出仕任吉州录事参军，号克庵。著有《尊德性斋集》十卷。（见本传） 滕溪斋（璘），字德粹，婺源人。与弟弟滕珙都师从朱子，仕至主管官诰院、闽浙帅司参议官。所作文章名为《溪斋类稿》，学者称他为溪斋先生。（见墓志） 李季子（季札）是钟山先生李缯的儿子，跟随文公朱熹学习，事迹见于语录。汪柳塘（莘），字叔耕，休宁西门人。师从朱子，自号方壶居士。著作名为《柳塘集》。（见本传） 程傅之（先），休宁陪郭人，是团练使程全的儿子，与儿子程永奇一同从师学习。朱子所著一书名为《东隐集》。（见墓表） 祝和父（穆），歙县人，起初名丙，是朱子的内侄，因跟随朱子学习，家居建阳，编纂《方舆胜览》七十卷。程次卿（永奇）是东隐先生程傅之的儿子，号格斋。父子的著述大多毁于兵火，只有《格斋集》以及与朱子往来的书札间或保存下来。（见墓志） 王双溪（炎），字晦叔，是提刑王汝舟的从曾孙。乾道五年考中进士，屡次升任至军器监，封婺源县男，是当时的大儒。著有《读易笔记》《尚书传》，流传于世；又有《礼记》《论语》《孝经》《老子》解、《春秋衍义》以及《象数稽疑》《禹贡辨》《考工记》《乡饮酒仪》等经学考辨著作，《编年通纪》《纪年提要》《天对解》《韩柳辨证》《伤寒论》，总名为《双溪类稿》。（见本传） 程尊己（实之），字士华，歙县人，迁居德兴。博学多闻，擅长文章，曾跟随朱子学习，多次参加科举都未考中，自号尊己翁。他的儿子程淳，淳祐四年考中进士，任衢州法曹。汪理丞（羲荣），字焕之，是枢密汪勃的孙子。乾道五年考中进士，历任大理丞。方鉴轩（恬），字元养，第二个字仲退，歙县人。起初在茅田筑室居住，号师古林。礼部考试第一名，任荆门教授。母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周必大、李焘、程大昌交相推荐他。正商议授任京官时，他直接到吏部，被授为太平州教官。回到朝廷后，朝廷嘉奖他的恬静退让，授任太学博士。他的学问贯通经史，务求能够实际应用。有《正论》十篇、《机策》三篇，为人们传诵。汪伯游（泳），休宁旌城人。乾道五年考中进士。历任湖口主簿、蒲圻县知县，颇有声望。任提辖榷货务、主管将作监簿。他说，君王实行仁政，必定要从平均徭役负担开始。升任大理丞。临安府监狱中有些案件因观望而不能判决，往往封送棘寺审理。汪泳说：“这样一来，天狱反倒成了京府的一个院署。”于是请求下令临安府，此后不得再封送。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历任泰州、湖州、处州知州。以中奉大夫退休，封休宁县男，追赠通议大夫。汪泳晚年居住在吴中，把自己田产的一半分给几个弟弟，又在歙县置田一百亩，用来供养先祖坟墓、救济宗族。程惠正公（卓），字从元，是文简公程大昌的堂侄。淳熙十一年南宫考试第一，赐进士出身，历任同知枢密院事，封新安郡侯。他是当时的名臣，追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谥号正惠。有奏议、文集二十卷。（见行状） 汪李顿（雄图），字思远，是中奉大夫汪泳的族弟。淳熙十一年考中进士，博学强记，凭明晓经学讲授学问。他居住的地方叫石田，在平坡上种植李树，四方学者在旁边筑室求学，称他为李顿先生。历任峡州、建昌军教授，著作名为《李顿集》。吴基仲（垕）是文肃公吴儆的堂侄，治学有根源、有条理，私下继承考亭朱子的学说。即使党禁之事发生，也坚定爱好而不改变，与程若庸、范弥发友善，著作名为《自胜斋集》。

译汪焕章（文振），字子泉，休宁资村人。淳熙十一年考中进士第八名，调任黄州教授，任荆门长林县知县时，首先打击豪强奸猾；任永丰县知县时，提出救荒措施，赈济百姓；任台州知州时，被召回任吏部郎，斥责韩侂胄发动边境战事，升任司农少卿，提点浙西、福建刑狱，救活囚徒四百人。升任直焕章阁，主管冲佑观，去世。金野仙（良之），字彦隆，是忠肃公金安节的族孙。因祖荫任奉新县尉，忽然抛弃官职，相传被认为成了仙人。（见本传） 汪恕斋（纲），字仲举，是枢密汪勃的曾孙，因恩荫入仕。淳熙十四年通过铨试，历任宝谟阁待制，在越州任帅十年，是清廉能干官吏中的佼佼者。升任户部侍郎，去世，追赠宣奉大夫。著有《恕斋集》《左帑志》《漫存录》。（见本传） 朱默斋（权），字圣舆，休宁首村人。淳熙十四年考中进士，历任惠州知州。以才干和器局闻名，有《讷言》十篇、《末议》四篇，默斋《文集》二十卷。（见行状） 许环山（文蔚），字衡甫，休宁东合人。绍熙元年考中进士。幼年家贫，刻苦求学，曾与东莱、晦庵交游，所作文章都以道义为根基。他积累一生笔耕所得，倾尽钱财买田一百亩，设立义庄以赡养宗族；又上书省中订立规约，为长久之计。官做到著作郎为止。（见墓志） 朱知军（申）是默斋朱权的堂侄，绍熙六年考中进士，历任无为军知军，曾刊刻《道命录》。汪太初（楚材），又字南老。是焕章汪文振的堂兄弟。绍熙元年考中进士，师从朱子，仕至承直郎、广东运司干官。程端明（珌），字怀古，休宁汊口人。绍熙四年考中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封新安郡侯。是著名的词臣，追赠特进、少师，号洺水遗民。有《洺水集》六十卷、《内制类稿》十卷、《外制类稿》二十卷。（见行状） 罗府教（似臣）是尚书罗汝楫的孙子，绍熙四年考中进士。参政楼钥赞美他的文章有家法。尚书张伯垓入词掖时，举荐他代替自己；他以安庆教授的身份退休。汪司法（知言），歙县人。祖父汪希旦，大观初年考中进士，官任直秘阁。汪知言考取乡试资格，嘉定年间任蕲州司法参军。汪康范（晫），字处微，绩溪人，是当时的大儒。西山真德秀曾以逸民身份推荐他，但没有成功。去世后，县令以及三老、士人聚集在学宫，私下谥称他为康范先生。德祐元年，特赠通直郎。编有《曾子十二篇》《子思子九篇》，诗文集名为《环谷存稿》。（见墓志） 吕左史（午），字伯可，歙县岩寺人。嘉定四年考中进士，官至右文殿修撰，封歙县男。在朝廷任职时以气节闻名，追赠华文阁学士。著作名为《竹坡类稿》。（见本传） 程监丞（源）是伊川先生程颐的玄孙，嘉定十七年因程颐的恩荫授任将仕郎、籍田令，改任太社令，升任将作监丞，任江州通判，以朝奉郎退休。程通直（淮）是监丞程源的弟弟，因恩荫补授将仕郎，起初调任扬子县尉。经尚书李性传、侍郎杜范等推荐，历任通直郎，任兴国军永兴县知县。程文清公（元凤），字申甫，歙县槐塘人。绍定二年进士，历任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封吉国公。以观文殿大学士身份退休，追赠少师。他辅佐理宗、度宗两朝，是当时杰出的宰辅，谥号文清。有《讷斋文集》《经筵讲议》《奏稿》以及内制、外制等著作，共若干卷（见家传）。方秋崖（岳），字巨山，祁门人。绍定五年进士，甲科第七名，仕途终至吏部郎官，曾多次触犯史嵩之、贾似道。著有《秋崖小稿》以及《重修南北史》一百一十卷、《宗维训录》十卷（见本传）。汪提刑（应元），字尹卿，歙县稠墅人。绍定五年进士，历任直秘阁、两浙提刑（见墓志）。陈志问（庆勉）是尚文的族人。绍定五年进士，任蒲圻县知县，最后任福州通判（见本传）。程盘隐（介），婺源人。诗文集名为《盘隐集》。汪世显（应晦）是歙县人，迁居广信，绍定五年进士。赵吟啸（戣），字成德，休宁龙源人。他器量见识英俊超迈，三次参加漕贡考试，在南宫考试中没有成功，于是隐居，在池园中闲游自娱。把自己的诗文题名为《吟啸》。江主敬（宋符），字景章，是石室先生的孙子，乡贡考试两次夺魁，被授予本府学正。朱敬之（在）是文公先生的第三子，因荫补授承务郎，历任工部侍郎，封建安郡侯。他在经筵侍讲，每日讲授文公的《四书》，并借此说明君主治学的要领。理宗说：“你先父在《中庸序》中说得非常详细，朕读后爱不释手，只遗憾不能与他同时相处。”朱在于是上奏说：“闵损以下九人都封为一字公，唯独曾参封为郕侯，为什么不与闵损一同封公？扬雄的《剧秦美新》竟列入从祀之列，请求毁掉他的塑像。国家有程颢、程颐，又有张载，获得了孔子、孟子以来失传的道统，能够配享孔子庙庭，这是斯文之大幸。”皇上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死后追赠银青光禄大夫。孙楚望（吴会）是休宁雷溪人，迁居六安。端平二年进士，任无为军昆山镇监镇，不久避乱寄居南徐。淳祐初年，历任淮东、淮西运干和制干，任高邮、溧阳两县知县。开庆初年，充任沿江制参，任常州知州，后罢职，领建昌军仙都观，死在那里。吴会的诗文不崇尚华丽淫靡；对于当时政事的利弊，没有不加以精细考核的。胡经谕（麟）是歙县人，嘉熙年间任本学经谕。汪山泉（仪凤），字翔甫，歙县人。嘉熙丁酉年漕试第一名，被推荐授任隆兴司户，仕途终至江东抚干。号山泉，有《山泉类稿》四十二卷、《程文》六卷（见墓志）。钱融堂（时），字子是，歙县汝溪人，迁居淳安蜀阜。他师从杨慈湖，是当时的大儒，仕途终至史馆检阅。著有《周易释传》《尚书演义》《学诗管见》《春秋大旨》《四书管见》《两汉笔记》《蜀阜集》《冠昏记》《百行冠冕集》。学者称他为融堂先生（见本传）。

译汪秀山（若楫），字作舟，休宁藏溪人。历任宣城县尹，以诗歌闻名。咸淳年间任紫阳书院山长，曾建秋吟亭。有《秀山文集》十卷。金子潜（文刚）是忠肃公的孙子，因荫补授将仕郎，任潭州司户，师从真西山，官至直龙图阁（见墓志）。朱子明（鉴）是文公的孙子，因荫入仕，历任奉直大夫、湖广总领。方乌山（澄孙）是歙县人，迁居开化。许山屋（月卿），字宋士，婺源许昌人。师从魏鹤山，淳祐四年进士，官至江西运干，号山屋。曾进献《百官箴》进行劝谏。宋朝灭亡后，他穿斩衰服，不出仕，五年后去世。著作名为《山屋集》（见行状）。程伯茂（森）是黟南山人，庄节公的侄子。淳祐七年进士，历任宣教郎、抚州通判。任期满后改任衢州，但尚未赴任便去世。汪紫原（立信），字诚甫，婺源大畈人，迁居安丰。淳祐七年进士，历任端明殿学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讨使。宋朝灭亡后，他以守节而死，追赠少傅（见《遗事记》）。程南窗（洙）是端明珌的族弟。淳祐十年进士，授贵池县主簿。景定初年改任上元县。德祐乙亥年，建康守将献城投降元朝，程洙不屈而死。著作名为《南窗稿》。胡定庵（升）是制机闳休的曾孙。淳祐十二年进士，任史馆编校，因触犯丁大全而被贬谪，死于谪所。著有《四书增释》和《丁巳杂稿》（见遗事）。程山窗（元岳），字远甫，是文清公的堂弟。宝祐元年进士，历任工部侍郎，封歙县男，以操守气节闻名。著作名为《山窗集》（见本传）。程武魁（鸣凤），字朝阳，祁门善和人。宝祐元年武举第一，历任南雄州知州，号梧冈。著有《读史发微》三十卷（见本传）。陆晓山（梦发），字太初，歙县人。宝祐四年进士，历任太府寺丞。德祐年间死于任所，追赠朝请大夫。遗文有《乌衣集》《圻南集》，另有别集《晓山吟稿》（见墓表）。汪常簿（复），字晞颜，婺源浮沙人。景定三年进士，历任太常簿、扬州通判，号溪阳。宋朝灭亡后不再出仕（见本传）。俞艮轩（君选）是婺源人。景定三年进士，仕途至扬州司理参军。宋朝灭亡后不再出仕。程月岩（绍魁）是歙县人，迁居贵溪程源，任象山书院山长，是当时的大儒。宋朝灭亡后不再出仕，学者称他为月岩先生（见墓表）。程述翁（时登），字登庸，歙县人，迁居乐平梅岩。曾为宋朝太学生，是当时的大儒。进入元朝后不再出仕。著有《易学启蒙》《历象赘语》《诗传遂意》《礼记补疏》《深衣翼》《孔子世系图》《春秋集传》《太极图说》《通书西铭补疏》《参同契语》《近思录》《律吕新书》《赘述过庭训》《易轩开卷甲子》《续纂大学本末图》《中庸中和说》《伊洛渊源续录》《臣鉴录》《处士传》《读书会意录》《万卷赘稿》《感兴诗讲义》《古诗订义》《八阵图解》《文章源委》《洎阳录》等书。学者称他为述翁先生（见行述）。胡玉斋（方平）是婺源梅田人。跟从董介轩、沈毅斋学习，以《易》学著名。著有《易启蒙通释》（见本传）。汪所性（深）是歙县人，迁居鄱阳，与胡玉斋交情深厚，曾著《易占例》。范求迩（启），字弥发，休宁博村人。跟从沈毅斋学习，家产巨万，却不喜欢做官。他建造风月亭，以讲学自娱。理宗征召他而不起，赐号风月处士。著有《鸡肋谩录》《管锥杂志》《井观杂说》。江明德（润身）是婺源旃坑人。咸淳元年进士，授任庐州梁县尉。号事天师，师从北山何先生（见墓志）。程徽庵（若庸），字达原，是端明珌的侄子。咸淳四年进士，师从沈毅斋，历任武夷书院山长，别号勿斋。著有《性理字训》《讲义》一百篇、《太极图说》《近思录注》（见本传）。吴麐坡（山），字镇国，休宁江潭人，仕途终至宣州通判，擅长诗词。吴兰皋（锡畴），字【缺】，是符伦基仲的儿子。四岁时父亲去世，他刻苦专心求学，仰慕徐稚、茅容的为人。伯父败尽了他的家产，有人教他打官司，他谢绝说：“贫穷是命中注定的。”二位祖先都以孝友传家，我们兄弟若打官司，难道不是辱没先人吗？听到这件事的人都认为他贤德。他师从程若庸。咸淳年间，南康太守叶闾聘请他担任白鹿洞书院堂长，他没有赴任。他在居所种植兰花，以此寄托自况，有《兰皋集》。程继孙（述祖）是文清公的次子，因荫补授扬州制置司干办公事，进入元朝后不再出仕。胡梅岩（次焱），字济鼎，是明经的后裔。咸淳四年进士，历任贵池县尉。宋朝灭亡后，他改穿平民服装回到山中，以《易》学授徒，跟随他学习的常有一百多人。晚年改号余学（见本传）。汪竹牖（韶），字东美，又名荐，黟县人，咸淳四年进士。江天多（心宇），字虚白，是明德的儿子，著有《杜诗章旨》六卷。江古修（雷），字天泽，是明德的族侄。咸淳七年进士，授兰溪县主簿，晚年号陶陶翁，有文集，《虚谷序》称许他（见附传）。吴古梅（龙翰），字式贤，是歙县向果人。曾祖父吴昶，字叔夏。他师从朱丁。龙翰在咸淳甲子年乡贡考试中名列第二。后来因荐举授任编校国史院、实录院文字。至元丙子年，乡校请他担任教授，不久便弃职离去。有诗十六卷，杂著文章二百多篇。朱深源（浚）是文公的曾孙，历任右文殿修撰、吏部侍郎。宋朝灭亡后服药死于浦城。浦城詹必照题拜文公祠堂诗说：“有孙抱道修清节，不负朝廷不愧天。” 吴友梅（资深），字逢原，是文肃公的曾孙。曾把《竹洲集》进献给朝廷，被授为国史编校。进入元朝后，江东道聘请他担任南轩书院山长，他没有赴任。他自己选择墓地，称为全归庵。所著诗集有《友梅集》《索笑集》。

译吴义夫（浩）是兰皋的次子，号直轩，博学多才，擅长诗歌，专心研究理学，著有《大学口义》。汪紫岩（宗臣）是四友先生的族玄孙，师从宗老梅涧，私下受学于沈毅斋。咸淳年间两次乡试中亚选，进入元朝后不再出仕，别号【缺字】。曾著书《世乘》《窥斑》，诗文集名为《紫岩集》（见行状）。胡逊斋（敏翁）是明经的后裔。著有《史评》，世人多传诵。程国谕（彻），字通甫，是南窗程洙的儿子，仕途任国学谕，号申斋。孙艮山（嵩），字符京，休宁野山人。曾为宋朝太学生，进入元朝后不再出仕。有《艮山集》（见本传）。孙爽山（岩），字次皋，是艮山的弟弟，著作名为《爽山集》。胡双湖（一桂），字廷芳，是玉斋胡方平的儿子。宋朝乡贡进士，进入元朝后不再出仕，是当时的大儒。著有《易本义附录纂疏》《本义启蒙翼传》《诗传附录纂疏》《十七史纂》《人伦事鉴》《历代编年》等书。学者称他为双湖先生（见附传）。程前村（直方），字道大，婺源龙陂人，是当时的大儒，尤其精通邵子的学说，与傅立交友。著有《续玄玄集》《易启蒙》《易传四圣一心观》《易堂随笔》《书蔡传辨疑》《学诗笔记》《春秋诸传考正》《春秋旁通》以及《前村吟卷》（见家传）。江雪矼（恺），字伯几，是明德的族孙。师从许山屋，发誓不在元朝做官。许山屋非常喜爱他，便把女儿嫁给他。汪古逸（炎昶），字懋远，是紫岩宗臣的族孙，师从江雪矼，发誓不在元朝做官。著有《四书纂疏》和《古逸民诗集》（见行状）。吴达斋（应紫）是休宁黄原人，十六岁考中乡荐，升入上舍。国谕、左史吕午认为他的才华非凡，把女儿嫁给他。宋朝灭亡后不再出仕。曾有诗说：“甘愿住在白屋做个闲散老人，哪里敢说青云路上还有故人。”他的儿子吴冕，仕途任饶州路医学教授。滕星崖（螵），字仲复，婺源人，发誓不在元朝做官，隐居授徒直到终老（见本传）。元。

译陈弗斋（宜孙），字行可，休宁文昌坊人。宋朝开庆元年进士，历任常州学教授。元初战乱时，被授为休宁县事，因安抚整顿而有功。历任通州判官（见行状）。方虚谷（回），字万里，歙县人。宋景定三年进士，历任建德府知府。元初改授建德路总管兼府尹。著有《碧流集》《桐江集》，又有《读易释疑》《易中正考》《皇极经世考》《古今考》《历象考》《衣裳考》《玉考》《先觉年谱》《瀛奎律髓》《名僧诗话》等书（见本传）。汪杏山（梦斗），字以南，是康范先生的儿子，号杏山。宋景定辛酉年江东漕试第一，授任江东【缺职名】。咸淳年间转任史馆编校。元初经尚书谢昌言等人推荐，授徽州路学教授。曾奉檄考察郡县儒生，为他们定立名籍。所著诗文有《云间集》《北游集》。程荀轩（龙），字舜俞，是前村先生的侄子。宋咸淳元年进士，历任严州推官。元初改授永嘉县尹，累官至同知徽州路总管府事后退休，追封新安郡伯。著有《尚书》《毛诗》二传释疑、《礼记》《春秋》辨正，以及《弄丸余说》《三分易图》，诗文集名为《归田录》（见家传）。曹弘斋（泾），字清父，是屯田矩的后裔，休宁人，迁居歙县叶地。宋咸淳四年进士，擢升昌化县主簿。元初任紫阳书院山长。著有《讲义》四卷、《文稿》《俪稿》《书稿》【缺字】共五卷；又有《服膺录》《读书记》《杂作管见》三【缺字】、《管见》《过庭录》《课【缺字】杂记》《曹氏家录》《古文选》。鲍子寿（【缺字】）是歙县棠樾人，宋代江东漕试解试第一名，世人称其家族为慈孝之家。鲍家在元朝做官，任宝庆州学教授（见遗事记）。程和民（一夔）是休宁率口人，仕途至教谕，号西堂。鲍鲁斋（云龙），字景翔，歙县人。著有《天原发微》五卷，又有《大月令》《筮草》《研几书》（见本传）。程文宪公（文海），字巨夫，休宁闵口人，迁居郢州，又迁居建昌。历任翰林学士承旨，是当时著名的大臣，追赠大司徒，追封楚国公，谥号文宪，号雪楼。有文集四十五卷（见碑铭【缺字】）。刘晓窗（光），字符辉，歙县人。幼年丧父，努力求学，授徒五十多年。郡守许楫十分敬重他，请他主持乡邑文学。行省差遣他充任宁国路学正，他没有赴任。喜欢作诗，有《晓窗吟稿》。江顺德（浚）是雪矼的弟弟，曾编纂新安诗歌，书名为《徽风》。江石卿（砢）是雪矼的族弟，号巢枝。他的书斋诗作长于五言诗，有《古瓢诗丸》一卷，方虚谷作序称许他。族侄江珂，字名卿，号草塘，也能作诗。汪昂甫（云龙）是李顿先生的族曾孙。至元年间【缺字】取台州，有功劳，被授承节郎，任同知徽州路休宁县事，以廉洁能干闻名，被举荐为浙东道巡盐官。他捕获并磔杀奸猾凶暴之徒，使盗贼收敛。论功应当升迁，不久却弃官归乡，不再出仕。他临终遗命不要修建二氏道场，以免玷污名节。程桂岩（恕），字以忠，休宁富溪人，与方虚谷、汪紫岩是诗友。赵可斋（象元），字长卿，是吟啸赵戣的侄孙。元朝平定江南、徽州之后，邻县有人持兵器不服，元军将要屠杀他们。赵象元拿出全部私藏，前往军门请求，于是屠杀没有发生。因此他任休宁副县令，升任婺源县丞，改任信州司狱，因病辞职。又授任杭州仁和县令，尚未到任便去世。黄国谕（应旗）是祁门人。元初任祁门学教谕，升任国子学谕。江宾旸，字旗（光启），是明德的孙子，号云山。族叔江定宇，号山月，也能作诗。程潜夫（文渊）是文宪公的堂弟，仕途任咸阳县尹，号玉泉。叶梅峤（朱），字孔阳，又字宗晦，休宁人。有诗集，曹弘斋为之作序。朱松所（焘），字寿国，是侍郎晞颜的孙子。杨初庵（复）是歙县人。程斗山（以南），字南仲，休宁千秋南乡人。有诗集，方虚谷为之作序。许古清（阖）是休宁人。唐筠轩（元），字长孺，歙县人，仕途终至徽州路学教授。著有《易传义大意》十卷、《见闻录》二十帙、《诗文》五十卷（见墓志）。胡存庵（初翁），字成性，婺源柏田人，别号敬存，有文集《存庵吟稿》。戴晋翁（【缺字】）是婺源桂岩人，与弟弟戴煟、戴烱都有极高的天性和笃实的学问。父亲去世后，兄弟同在墓旁搭庐守墓三年。戴煟曾著《历代人臣正邪龟鉴》二百卷，世人称他们为“三戴”。程敬所（子敬），字和一，是山窗元岳的孙子，天性喜好学习。凡是先世的文章书翰以及各种经史，他都有节录，曾编纂《事文摘奇》一集，学士贯云石为他题写“敬所”二字。王栗里（霖）是祁门人，任本路站副使。俞心远（皋）是婺源人，师从鼎峰赵良钧。赵良钧是宗室，考中进士，任广德军教授。宋朝灭亡后不再出仕。俞皋著有《春秋释义》一【缺字】卷，采用赵良钧的学说，吴草庐为之作序。汪璜，字隐（蕴玉），是柳塘先生的族孙。汪称隐（【缺字】）是柳塘先生的族孙，仕途终至建康府判，号退密老人。汪子相（【缺字】）是祁门人，曾著《祁阊志》。程二敷（荣秀【缺字】）是斋先生的五世孙，师从许山屋。延祐年间，经学士邓文原推荐，授明道书院山长，历任江浙儒学提举。著有《诸经子史记录》（见墓志）。郑仲贤（【缺字】）是歙县长【缺字】人，仕途终至江西廉访司经历。因儿子郑潜显贵，追赠礼部尚书，追封荥阳郡侯（见墓志）。朱敬舆（【缺字】）是休宁【缺字】人。有经学【缺字】，倪道川曾师从他。

译吴和叔（礼）是休宁城南人，任江浙行省令史，调任江西行省掾，转任静江路经历。至正庚寅年，授任廉州推官。当时【缺字】临郡发生兵乱，吴礼独自主持政务，组织训练义勇，保卫廉州。因功升任钦州总管、海南海北道元帅，镇守钦州。著作名为《野航集》。洪杏庭（焱祖），字潜夫，歙县人，仕途终至遂昌县主簿。著有《杏庭摘稿》，另有《续新安志》十卷、《尔雅翼音注》三十二卷（见序事）。汪石田（绍奇），字正心，是知县云龙的儿子，仕途任绍庆路学教授。著有《姚江集》和《汪氏渊源录》十卷。吴渊甫（先登）是休宁人，号松冈。孙芝田（国瑞），字君玉，又字温玉，休宁草市人。查德宇（仪韶）是休宁人。汪仲暹（曙）是婺源人，迁居舒州。王太古（野翁）是双溪先生的族人，是当时的大儒，尤其精通《易》学，曾为《易》作注，号行易广。吴草庐多次称赞他（见墓志）。陈定宇（栎），字寿翁，是福州通判陈志问的族孙。起初师从乡先生黄常甫；黄常甫出自婺源滕氏，私下承继朱子的学说，是当时的大儒。延祐甲寅年考中浙江乡试，此后便不再出仕。著有《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义》，又有《论孟口义》《书解折衷》《读易编》《读诗记》《六典撮要》《三传节注》《通略》等书，别号东阜，学者称定宇先生（见墓志）。胡云峰（炳文），字仲虎，是明经的后裔，仕途任明经书院山长，调任兰溪州学正，没有赴任。他与陈定宇先生同时倡明理学，是当时的大儒。著有《周易本义通释》《四书通》，又有《大学指掌图》《四书辨疑》《五经会意》《纯正蒙求》《尔雅韵语》《云峰笔记》《讲义二百篇》《文集二十卷》。学者称他为云峰先生。后来有人把他的学问和品行上奏朝廷，朝廷赐谥文通（见本传）。程畏斋（端礼），字敬叔，歙县人。【缺字】蒙卿之学，以朱子为宗，历任六郡教职，是当时的大儒。官职终为台州路学教授。著有《读书日程》三卷，诏令颁行，作为学制。诗文集有《畏斋集》十卷。程积斋（端学），字时叔，是畏斋的弟弟。至治四年进士，与兄长齐名，号称大小程，官职终为太常博士。著有《春秋本义》《三传辨疑》《春秋或问》，共六十卷，其中多有发明前代贤人未曾阐明之处。王菟庵（仪），字仲履，是双溪先生的族人。延祐甲寅年乡贡进士，授本州学正，转任池州教授。有文集，汪文节公为之作序。程伸叔（逢午）是徽庵若庸的侄子，仕途终至海盐州教授。著有《中庸讲义》（见墓志）。郑贞白（千龄），字耆卿，歙县双桥人，官至泉州录事，学者私下谥为贞白（见行状）。汪文节公（泽民），字叔志，婺源浮溪人，迁居宣城。延祐五年进士，历任礼部尚书，因尽忠而死，追赠江浙行省左丞，追封谯郡公，谥号文节。著有《巢深》《燕山》《宛陵》三稿（见碑铭）。许仲鹏（飞）是山屋先生的儿子，诗文集名为《小山集》。汪尚志（庄）是柳塘先生的族曾孙，号履尚，以诗歌闻名。王伯恂（诜）是婺源范溪人。至正甲申年考中乡荐，因推荐任翰林编修，辞谢不就。授瑞安州学正，遭父母丧，服丧期满后调任池州。元朝末年以守节而死（见墓志）。王彦恂（永年）是王伯恂的堂弟。金伯明（若愚）是忠肃公的族人，师从陈定宇。郑师山（玉），字子美，是贞白先生。贞白先生的学生为他筑室让他居住，命名为师山，他便以此为号。至正末年，朝廷征召他任翰林待制，他没有赴任。戊戌年，以守节而死。著有《周易大传附注》《程朱易契》《春秋传阙疑》，诗文集名为《余力稿》（见行状）。程黟南（文），字以文，婺源箬岭人。起初任奎章阁生，历任礼部员外郎。至正末年，以守节而死。著有《蚊雷小稿》《师意集》《黟南生集》（见本传）。方鉴泉（伯鉴），字德新，婺源平盈人。吴亨寿（观望）是休宁大溪人。专心尊崇考亭之学，著有《潮说》《夏小正辨》《闰月定四时成岁讲义》，都阐发了前人未曾说明的内容。程林隐（复心），字子见，是黟南先生的族孙，居住在高安，师从朱子。他的从孙洪范是当时的大儒。程复心著有《四书章图纂释》二十卷，授徽州路学教授，退休，学者称他为林隐先生（见本传）。倪道川（士毅），字仲弘，休宁倪干人。师从陈定宇，著有《四书辑释》。学者称他为道川先生（见墓志）。汪又善（九成）是婺源人，师从胡云峰，任宗文书院山长。吴伯章（程），婺源人。著有《四书音义》。朱风林改其书名为《四书经传释文》。马敬斋（肃），字叔敬，婺源人，以儒医闻名，虞公、揭公都多次称誉他。起初任三山路医学教授，升任江西医学提举。有诗集，名为《竹庄吟藁》。王伯武（偁）是双溪先生的六世孙，师从胡云峰，号绝壑居士。著有《惇叙图》《天象考》《坤象考》《格物编》，共二十多帙，兵乱之后大多散失不存（见本传）。周石泉（原诚），字彦明，歙县人，号澹如居士。著有《春秋王正月辨》《先天图》《太极图》《河图洛书论》。汪拱辰（午），休宁县城北人。吕安贞（谅），休宁县水南人。其子吕盘，字公大。洪武十七年被举为孝廉，授任建昌知县。张子经（文在），婺源人。他的诗含蓄典雅，隐居在溪东，自号紫阳山樵。程仲江（汉），婺源人，号樗庵逸人。蒋云岩（师文），歙县人，有诗集一卷。汪以质（斌）是紫岩的从孙，有诗集名《云坡集》，另有记述元末战乱离散之事的作品，名为《壬辰藁》。

译俞水村（师鲁），字唯道，是艮轩的族人，仕途最终任松江府知事，著有《易春秋注说》（见行状）。赵云心（若惺），歙县人。仇松逸（自坚），歙县王充人。他的祖父大都曾任徽州路总管府达噜噶齐，施政有惠，因而居住在歙县。大都又名（阙），另名台哈布哈，自称达；兼善阿尔斯兰，哈雅自称贯子素。仇松逸因荐举任扬州路学录。胡石丘（孟成）师从族祖云峰，自号石丘生，遭逢战乱而不屈，最终死难。汪路教（幼凤），婺源符村人，是伯会先生的儿子。至正元年以乡贡进士身份授任衢州学正，调任采石长，仕途最终任州照磨，著有《星源续志》。程正斋（养全），字子正，歙县人，迁居德兴南溪。至正二年中进士，历任铅山州判，死于忠节之事。著有《白粥斋藁》（见行实）。汪竹友（琮），字公玉，是四友先生的七世孙。吴克敏（讷），官至总管，是礼的儿子。至正末年任建德路判官，兼任义兵万户，死于忠节之事，有诗集五卷（见本传）。胡彦良（公留）是云峰的族人，考中至正甲申年的乡试，授任旌德县学教谕。谢章甫（俊民），祁门人，著有诗集《寓意藁》。鲍伯原（深）是子寿的曾孙，至正末年任师山书院山长。程云楼（枢），字伯机，是苟轩的侄子。方诚甫（叔诚），歙县人。汪自明（俊德）是直阁若海的后裔，跟随郑师山求学。师山死于守节之事，把遗孤托付给他。胡虚中（虚中）是存庵的儿子。本朝。朱风林（升），字允升，休宁回溪人，迁居歙县石门元乡。曾任乡贡进士、池州路学正，进入本朝后授任翰林侍讲学士，参与帷幄谋划并有功，别号隆隐。著有《易》《书》《诗》《周官》《仪礼》《礼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小学》的旁注，以及名数、医家、葬书之类的著作，都有记录（见家传）。詹承旨（书），字同文，一名金，赐名同，婺源人。至正年间被举为茂才异等，任郴州路学正。遭逢战乱，因而家居黄州。陈友谅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任御史。进入本朝后，历任翰林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去世。著有《海涓集》《天衢吟啸集》（见本传）。陈实卿（光）是定宇先生的侄子，博学多才，人们因他藏书丰富而称他为“书厨”。赵东山（汸），字子常，是可斋的儿子，师从黄楚望。他是当时的大儒。元末组织乡兵，辅佐元帅汪同保卫乡里，授任承务郎、江南行枢密院都事。本朝初年被召去修撰《元史》，不愿出仕而归乡。著有《春秋集传》十五卷、《属辞》八卷、《左氏传补注》十卷、《师说》三卷，诗文集名《东山集》。学者称他为东山先生（见行状）。汪素隐（周），字子文，婺源大畈人，居住在璜源。师从宗老古逸。洪武癸亥年，朝廷下诏征求儒士，有人以明经科举荐他，于是他前往西安戍守，途中去世。著有《愚斋集》，由李一初作序。汪环谷（克宽），字德辅，又字仲裕，祁门桃墅人。师从胡云峰和吴可堂。元泰定丙寅年中乡贡进士，是当时的大儒。本朝初年被召去修撰《元史》，不愿出仕而归乡。著有《春秋经传附录纂疏》《左传分纪》《春秋诸传提要》《易程朱传义音考》《诗集传音义会通》《礼经补逸》《周礼类要纲目凡例考异》《六书本义》《环谷集》。学者称他为环谷先生（见行状）。汪东湖（德钧），字叔达，是四友先生

译的七世孙。有诗集一卷，由尚书文节公作序。汪叔善（德庆）是东湖的堂弟，号见山。程邦民（国儒），歙县人，迁居德兴程村。至正十一年中进士，授任余姚州判官，代理绍兴录事。元末战乱兴起，因招抚劝谕有功，升任行省管勾、浙东枢密院都事。多次凭借谋略击退敌军，升任经历。至正十九年七月，天兵攻下衢州，他被押送到金陵，安置在天界寺，便上吊自杀。被仆人发现，因而获免。后来听说儿子仲镜去世，悲痛哭泣说：“读书人不顾自身，是因为要靠仲镜代我奉养双亲。仲镜死了，双亲依靠谁呢？”数月后，授任内省都事。一年多后，任南昌知府。战乱之际，他对百姓抚恤安慰，照料周全。后来因事获罪被捕，突然去世，享年四十二岁。百姓抬着他的遗体哭泣，接连不断，在东湖书院为他建祠祭祀。国儒早年与刘基、杨维祯等人都享有盛名，有《雪崖集》。汪蓉峰（叡），字仲鲁，是四友先生的八世孙，师从族祖古逸和黄楚望。元末与弟弟一同组织乡兵，保卫州里。进入本朝后以字行世，授任安庆税令，召入任左春坊左司直郎，号贞一道士，著有《蓉峰集》（见行状）。郑樗庵（潜），字彦昭，是经历绍的儿子。由内台掾历任太子正字、监察御史、福建行省员外郎、海北道廉访副使、泉州路总管。进入本朝后，因原任官职被起用，授任宝应县主簿，升任潞州同知。洪武十年退休，去世。著有《白沙藁》《樗庵集》（见序事）。他的弟弟郑晦，字子明，曾编《朝野诗选》八卷。朱子范（模），休宁苦竹人。师从陈定宇和三山余。载癸卯年参加贡举，授任来安县主簿。当时战乱之后，百姓不足百户，他建议并入清流县，朝廷听从了。改授六安州判，任期届满后再次任职。洪武三年，胡五等人纠集众人作乱，他亲自前往捕捉，遇害。事情上报后，朝廷擒获贼首及其党羽二百多人，全部伏法。有《白沙行藁》二卷。叶茂斋（保翁），字宗茂，以字行世，休宁星洲人。跟随余复卿求学。至正末年，与汪同共同谋划起兵抵御寇乱。本朝初年，授任婺源知州，升任饶州知府，因事获罪被免职。诗文集名《茂斋集》（见序事）。唐白云（桂芳），字仲实，以字行世，号筠轩，是元的儿子，师从洪潜夫。由歙县城迁居槐塘，任南雄路学正。本朝初年代理紫阳书院山长，著有《武夷小藁》（见行状）。姚廷用（琏），又字叔器，歙县渔梁人。元至正年间以文学科举荐，任池州路学正，屡次升任太平路学教授。江西行省平章新济征召他为幕僚，升任理问所知事。曾向参政董孟起献十条计策，不久因病免职。号云一懒翁。本朝初年与唐仲实一同在街口迎接御驾，受到询问，事见《五伦书》。俞子茂（茂），一名荣，休宁溪西人。年轻时读书并授徒，通晓兵法。元末跟随元帅汪同整治、安定宁乡县。进入本朝后，跟随军队攻取婺源，突袭严陵，授任枢密院判官。及至平定三衢、安定德兴、攻克乐平，江西各郡依次归服，他回军驻守南昌，攻打鄱阳，平定平章贡，授武德将军，镇守永新，任正千户。俞茂修筑城池，兴办庙学，刊刻陈定宇的《三传通略》和李一初的《文集》，用来给学者阅读。程德坚（弥寿），祁门善和人。本朝初年跟随军队攻下江西，因功授任行枢密分院都事。后来守卫景德镇，辞职归乡，朝廷征召而不赴，逃到淮西，最终死在家中。有诗集名《仁和遗藁

译》。任本立（原），休宁万安人。父亲任鼐在富川上游修建精舍，请汪环谷主持讲席。任原与弟弟任序都在那里受学。环谷著《春秋纂疏》《纲目考异》，任原、任序都参与其事。后来又跟随赵东山求学，学业有成。适逢天兵攻下徽州，任原出任军需辅佐，参与防守，历任昭武将军、雄峰翼管军万户，死于任上。弟弟任序接替他，跟随军队镇守明越及闽中，因事获罪被废。兄弟二人都有诗文集。

译吴季实（国英），歙县凤凰山人，家境富裕而酷爱读书，跟随汪环谷求学，当时有名的公卿大儒几乎都曾向他求教或与他交游。至正末年因荐举任长洲县学教谕，历任宁国、建平二学教谕，号蓬轩。金元忠（居敬），休宁县阳干人，师从朱风林、赵东山。朱风林的经传旁注、赵东山的《春秋》属辞，大多有赖居敬校订。詹以南（烜），婺源庐坑人。师从赵东山，多次参加乡试荐举。适逢元末战乱，归隐乡里，在龙川东修建青山白云庵。洪武初年，经海宁县令杜岳荐举，授任海宁学教谕。有诗集。他的儿子詹庭芳，洪武年间任户科都给事中。舒道原（頔），绩溪人。洪武初年被举为明经，任台州学正。吴季扬（显），休宁古墩人。他与兄长吴彬都是定宇先生的外甥，前往跟随定宇先生求学，二人都有文名。金伯明（梦岩），休宁人。陈此山（天迪），歙县石门人，号此山翁，博学而喜好古事，与黄后圃的斋名相同。汪德懋（天应），以字行世，休宁万安人。师从汪环谷、赵东山。王士积（善庆），歙县北隅人，号秋斋。元末迁居歙县南面的环溪，有吟诗稿，名为《秋斋野趣》。范缉斋（再），字续卿，是求迩先生的族孙，又号耕隐。洪武年间，知县周德成施政有惠，却被百姓诬告拘捕。范再奔赴南京，为他申诉冤屈。皇帝下诏盘问，他多次应答，终于毅然将周德成释放。周德成带着他一同归来。有诗集名《耕隐藁》。鲍尚褧（颎），山长鲍深的儿子，跟随张子经、郑彦昭求学。洪武初年因荐举被起用，历任翰林修撰、承直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出任地方官，任同知耀州，死于任上（见行状）。黄后圃（枢），字子运，休宁古林人。跟随赵东山、朱风林求学。洪武初年被征召，因左腿跛而获免，隐居授徒。曾与两个弟弟权、机分家产，把祖屋全部让给他们，自己只取后面的空地居住。乡人称他为后圃先生。有遗稿，名为《后圃存集》。吴石溪（舜举），字士源，歙县石潭人。洪武初年因耆儒身份被举荐，授任本府教授。有诗集名《石溪吟藁》。吴汉臣（买），又字之翰，休宁溪口人。洪武初年多次被举荐，都以疾病推辞，自号约溪。郑以孝（忠）是师山的族孙，洪武年间因荐举任歙县学训导，号溪西渔隐。朱礼侍（同），字大同，小字外生，是学士朱升的儿子。洪武年间被举为明经，任本郡教授，修撰《新安志》，进呈朝廷。庚申年被举荐人才，召任吏部司封员外郎。洪武五年二月，因覃恩升任礼部侍郎。后来因事获罪被废，有文集名《覆瓿藁》（见附传）。詹宫保（徽）是承旨詹同的儿子。洪武年间历任左佥都御史，升任左都御史，兼任吏部尚书，因公正勤勉而使他的家族恢复了原有地位。洪武二十五年冬，加授太子少保。后来因事获罪被废，但《大诰》称赞他刚强果断、嫉恶如仇，不容奸伪。他的儿子詹绂任太子洗马，改任尚宝司丞（见附传）。范平仲（准）是缉斋的族子，居住在汉口，跟随朱风林、赵东山、汪蓉峰求学。洪武十一年以明经科被举荐，任本县学训导，升任陕西吴堡知县。任期届满后升任工部主事，死于任上，自号病懒。著有《虀瓮藁》《缪藁》《悉白藁》《何陋轩藁》《西游率藁》。范准与礼部侍郎朱同、中军都督府断事程子静同年出生、同受业、同为学者、同在仕途，且同样死去，实在令人惊异。曹东白（迁），字从善，歙县人。幼年跟随父亲出仕，游历鄱阳，师从覃怀、尚正叔。洪武二十五年以明经科被举荐，授任本府学训导，升任辽府审理。永乐初年退休，去世。吕德昭（旭）是左史汪午的族人。洪武四年以明经科被举荐，授任本府学训导，升任延安府延长县学教谕。有《东篱吟藁》。孙思杰（英），休宁县城南人。洪武十四年应秀才科被举荐，授任县学训导，以字行世。升任江西试佥事，分司九江。裁减官员后闲居很久，召回考试，授任福州怀安县丞。后来贬任河南偃师县主簿，死于任上。有《松萝吟藁》。汪养晦（洗），字彦晖，是柳塘的族人，迁居汉口，跟随朱风林、赵东山求学，有遗稿一编。倪明善（尚德）是道川先生的儿子，早年跟随父亲求学，学业完成于朱风林、赵东山门下。洪武初年，有司以明经科举荐他，他去世，不愿出仕。倪思敬（尚谊）是明善的弟弟，与兄长一同求学。赵东山所著《春秋集传》尚未完成，尚谊为之校订，使其成书。曾出钱资助从叔士仁，请求代替他戍守颍川，尚未出发便去世。赵彦全（顼）是东山的侄子。洪武初年以明经科被举荐，任县学训导，升任河南柘城教谕。程明远（用晦）是正惠公的族人。洪武初年，有司以明经科举荐他，他没有赴任。著有《清隐藁》。程子元（忆）是桂岩的孙子，著有诗集《泉石斋藁》。金舜钦（舜钦），绩溪人。程汝器（昆），休宁横水塘人。师从朱风林、赵东山。洪武初年以明经科授任黟县学训导，经本县知县推荐，授任金华府浦江县职务，调任山东寿张县。永乐三年应求贤科举荐，升任蕲州知州，因病去世。有《覆瓿集》。韩樵墅（廉），字仲廉，婺源人。家境贫寒却喜好学习，能写诗文，又擅长书法绘画，当时人称他为“三绝”。曹汉川（子纯）是弘斋的四世孙，跟随朱风林求学，以儒士身份被举荐，授任汉川知县。余子韶（镛），休宁凤湖人。洪武初年以贤良科被举荐，任荣泽县丞。有诗文集《尚友斋集》（见本传）。吴韫中（斌），休宁隆阜人。师从余子韶。洪武年间经范准荐举，授任温州平阳县主簿，死于任上。著有《韫玉山房集》。郑居贞（桓）是樗庵的儿子，脸颊丰满，姿态俊美，胡须漂亮。跟随父亲在闽中任职，因而与尚书贡泰甫交游。洪武年间以明经科被举荐，授任巩昌府判，升任礼部郎中，最终任河南布政司左参政。因受牵连获罪，死于南京。有文集《闽南集》《关陇行藁》《归来藁》《随藁》《桧庭藁》。他的子孙居住在福州瓜山。

译邵思宜（谊），休宁东门人。洪武初年以文学科被举荐，任本县学训导，调任黟县学。与兄长邵孜都能写文章、擅长绘画，受到前任县尹唐子华及其他前辈的知遇。祝中山（彦晖），婺源人，是朱子的母族后裔。他侍奉母亲极其孝顺。母亲临终遗命，因自己的舅舅夫妇患风病，托付他迎接并奉养他们。彦晖遵照母亲的命令，安葬、祭祀都按礼制办理。彦晖的祖父祝寿朋建造中山书塾，尚书汪泽民为之作记。书塾被战乱毁坏后，后裔孟节、茂瑞、茂隆、茂衍、公瑄等重新修建。叶大年（真寿）是知府叶宗茂的儿子。宗茂因事获罪被拘捕时，大年年仅十九岁，上书请求代父受罪。皇帝下诏嘉奖他的孝行，并释放了宗茂。陈自新（鎜）是定宇的曾孙，师从朱风林、赵东山，号伴竹。洪武年间有人荐举他，他没有赴任。金彦忠（符午），休宁珰溪人，号竹洲渔隐。吴纯中（驽）是达斋的曾孙。洪武年间应当远赴戍守，他因父亲年老而到朝廷上书，请求就近在本郡城中戍守，以便奉养父亲。皇帝下诏准许了他的请求，当时人称赞他的孝行。陈伯固（嵩）是定宇的族玄孙，向朱子范学习《易》。洪武初年以明经科被举荐，授任本府学训导，升任国子学录。胡翠屏（安），字伯康，歙县琶塘人。太守三山黄公举荐他，说他有才学、有德行，但他没有赴任。唐伯和（和）是学正唐仲实的侄子，居住在歙县表城之间，跟随汪彦修求学。本朝初年被平章何文辉征召，授任吏目，升任经历。洪武庚戌年因病辞职。再次被举荐为贤良，授任和州历阳湖泊官，退休后去世。儿子唐吉祥，庚辰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江斐然（敬弘）是石室的族人，师从赵东山，博学而能写诗。洪武初年因任官获罪，被贬谪到濠梁。当时会稽唐肃、钱唐董嚞、吴中王端、临川元瑄、甬东王胄、天台梁楚材、刘昭文，都被贬居濠上，彼此结成诗社。后来获释归乡，所著诗集名《斐然集》。程彦亨（通），绩溪人。洪武年间为太学生。庚午年考中应天府乡试，因孝行闻名。历任辽府长史。靖难初年，被戴上刑具关押，死于狱中（见家传）。吴校书（牧），字彦守，休宁稍云人。由县学学生因事获罪而从军，洪武末年因跟随靖难有功，授任纪善。永乐初年任户科给事中，升任工科左给事中，兼任司经局校书。著有《约斋集》。李本立（道生），休宁五城人。师从黄后圃。有诗集名《清意味集》。俞樵云（韶美），休宁千秋南乡人。洪武年间以明经科被举荐，任黟县学训导。游兰仲（阙），婺源济溪人，师从汪蓉峰，是其族侄。原文又称他洪武年间任靖江府纪善。汪士弘（阙）是东湖兄长伯卫的儿子，有诗集《挠鸣集》。汪士晦（文亮），又字用晦，是士弘的堂弟，晚年号简直翁。唐梧冈（文凤），字子仪，是学正唐仲实的儿子。永乐初年任赣州兴国知县，后被选为赵府纪善。著有《梧冈集》。程叔春（仁发）是山长，逢午的族人，也是义民兼善的儿子。他跟随朱风林、汪蓉峰求学，以孝廉身份被举荐为本县学训导，升任兰溪、开化县学教谕，后被选为楚府伴读。吴子春（生），休宁雁塘人。他的诗作偶见于《海宁风雅续集》。他的儿媳抱着遗腹子。儿子吴嵩的妻子守寡，九十四岁去世，人们称赞她的节操。陈太史（寿），字克永，婺源人。永乐元年中乡贡进士，参与修撰大典。书成后，皇帝亲自考试，称合旨意，便与浦江郑叔美、莆田黄约仲一同授任翰林典籍，多次随从皇帝北征。永乐九年升任检讨，去世，号樗庵。朱詹丞（原贞），婺源香田人。庚辰科进士，授任吏科给事中，升任詹事府丞，出任荆州府知府，因放纵囚犯而降为黄州府同知。金仁本（德玹），休宁汪坑桥人。家境贫寒却酷爱学习，竭力搜访前代名人的遗书三十多种。又编纂《新安文集》十卷，以及《道统源流》《程朱氏录》《小四书音录》。方怡庵（勉），字懋德，歙县潜口人。永乐九年中进士，改任翰林庶吉士，历任湖广布政司右参议。著有《怡庵集》（见行实）。程都宪（富），字好礼，歙县河西人。永乐甲午年中乡贡进士，历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自号冰月道人（见行状）。杨刑书（宁），字彦谧，歙县人。宣德五年中进士，历任南京刑部尚书。著有《白云藁》（见墓志）。吴兵侍（宁），字永清，歙县新墟人。宣德五年中进士，历任兵部右侍郎。汪益谦（敬），婺源城西人。宣德八年中进士，仕途最终任户部主事。程礼曹（思温），字栽玉，婺源种德坊人。正统元年中进士，历任礼部仪制员外郎。正统己巳年随从皇帝北征，死于任上。程襄毅公（信），字彦实，是提举荣秀的六世孙，迁居河间。正统七年中进士，历任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后来还居休宁，去世后追赠太子少保，谥号襄毅。著有《晴洲集》，另有《容轩藁》《榆庄集》《尹东藁》《南征录》（见墓志）。鲍廷谧（宁），任修撰，是颊的孙子。著有《天原发微辨正》，诗文集名《谧斋集》（见行实）。赵文弼（德相），又字汝弼，歙县岩镇人，是宋代尚书郎善璙的后裔，有《复斋遗藁》。吴以恭（逊），歙县人，号可筠（见墓志）。吴以声（篪）是纯中的侄子，号竹野。汪以名（德）是柳塘先生的七世族孙，善于弹琴，擅长写诗，有诗集《袜线藁》。程文实（孟）是文清公的七世孙，曾编纂《程氏诸谱会通》五十卷、《外谱》二卷、《世忠事实源流录》十卷、《明良庆会录》三卷、《黄山小录》一卷（见墓碑）。张九达（逵），休宁南街人，正统辛酉年中乡贡进士，历任邯郸、叶县二学教谕，升任南安府学教授。曾陈述时政十件事，其中多数得到议行。汪思敬（敬），祁门人，诗文集名《养浩斋集》。程文通（亨），休宁县城北人，号友云。

译苏景元（大），休宁县城南人，号钝斋。著有《瓮天集》，并编有《新安文粹》十五卷、《皇明正音》十卷。江伯琛（珑生），歙县江村人。汪希茂（荫）是以名的族子，号市隐。郑腾海（鲸）是师山一带人，有《云遨摘藁》。孙士辉（阳）是休宁县汉口人，号云隐，他的诗间见于《钩玄集》。余存修（修）是歙县岩镇人，号钝斋，著有《缶音》一卷。张惟达（逵）是歙县城东人，号慕庵。《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上卷。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下卷。（明）程敏政撰。唐代。姚常侍（思廉），字简之，吴兴人，后来迁居雍州万年县，是隋代秘书丞姚察的儿子。贞观年间，官至散骑常侍、弘文馆学士。曾奉诏撰写《梁陈二史》，谥号康。李北海（邕），字泰和，江都人，经推荐入仕，历任北海太守，被李林甫陷害，后来洗清冤屈，追赠秘书监。韩庶子（义宾），深州人，任成德军判官，检校太子左庶子、御史中丞，是忠献王的五世祖，详细情况见《茔域记》。张司议（士宾）任职于昌武军，担任推勾官、朝议郎，代理太子司议郎。五代。刘谯公（昫）是归义人，入仕后效力于后唐，历任吏部尚书、门下侍郎，封谯国公，负责监修《唐书》。唐朝灭亡后，他在后晋任司空、同平章事，后来去世。宋代。胡安定（瑗），字翼之，海陵人。经范文正公推荐入仕，历任苏州、湖州二州教授，官至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主持太学事务。追谥文昭。李旴江（觏），字泰伯，南城人，经范文正公推荐入仕，官至太学说书，后来去世。著有《周礼致太平论》《平土书》《礼论》等书。熙宁年间，门人将这些著作上呈朝廷，诏令授予他的儿子官职。张理评（式）在端拱初年入仕，任大理评事，知祁门县。宋宣献公（绶），字公垂，平棘人。大中祥符元年考中进士，历任参知政事，追赠司徒、侍中，谥号宣献。曾奉诏撰写《三朝国史传》。刘原父（敞）是新喻人，考中庆历进士第二名，历任集贤院学士、判南京御史台，号公是。他的弟弟刘攽，字贡父，历任中书舍人，号公非。欧阳文忠公（修），字永叔，庐陵人，考中进士甲科，历任参知政事，后来以观文殿学士身份退休，追赠太师，追封兖国公，谥号文忠，号六一居士。苏子美（舜钦）是铜山人，参知政事苏易简的孙子，因恩荫入仕，历任集贤校理、监进奏院。他才华和声望很高，被中丞王拱辰等人嫉妒，于是唆使台官弹劾他，使他除名。后来起用为湖州长史，最终去世。韩持国（维）是雍丘人，参知政事忠宪公韩亿的儿子，因恩荫入仕，历任资政殿大学士，升任门下侍郎，因元祐党案获罪而被贬，后来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大观初年，全部恢复了他的官职。王岐公（珪），字汝玉，华阳人，后来迁居舒州，考中进士甲科，历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岐国公，追赠太师，谥号文恭。曾奉诏撰写两朝国史。苏文忠公（轼），字子瞻，眉山人，是老泉先生苏洵的儿子。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又参加制举，历任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封武功县伯。因元祐党案获罪被贬，遇赦回归，后

译来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屡次追赠太师，谥号文忠，号东坡。苏文定公（辙），字子由，是文忠公的弟弟，与兄长同年考中进士，历任尚书右丞，升任门下侍郎，封栾城县伯，因元祐党案获罪被贬，后来去世，享年七十四岁。死后恢复官爵，谥号文定，号颍滨。王荆公（安石），字介甫，临川人。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历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荆国公。罢相后任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去世后追赠太傅，谥号文，号半山。陆农师（佃）是山阴人，考中进士，历任尚书左丞，因元祐党案被罢免，后来追复资政殿学士。曾文定公（巩），字子固，南丰人。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历任中书舍人，谥号文定。周都官（颂）在嘉祐年间任都官员外郎，主管婺源县事务。黄文节公（庭坚），字鲁直，分宁人。治平四年考中进士，官至秘书郎，兼任国史编修官。被章惇、蔡卞等人陷害，多次遭到贬谪。去世后追赠直龙图阁，谥号文节，号山谷。曾文清公（几），字吉甫，赣人，后来迁居河南，跟随舅父孔文仲、孔武仲学习，获赐上舍出身；又跟随刘安世、胡安国学习。历任礼部侍郎，去世后谥号文清。著有《经说》二十卷、《茶山集》三十卷。孙端明（觌），字仲益，宜兴人，历任兵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著有《鸿庆集》。胡忠简公（铨），字邦衡，庐陵人。建炎二年考中进士。起初任枢密院编修官，曾请求斩杀秦桧，因此被贬到海外。孝宗朝历任资政殿学士，去世后谥号忠简，号澹庵。刘季高（岑）是武进人，历任徽猷阁直学士。洪文敏公（迈），字景卢，鄱阳人，是学士忠宣公洪皓的小儿子。绍兴十五年考中博学宏词科，历任端明殿学士，谥号文敏，号容斋。曾奉诏撰写四朝国史传。周益公（必大），字子充，庐陵人。绍兴二十年考中进士，历任少傅、左丞相，封益国公。后来因伪学党案首先获罪而被贬，去世时七十九岁。追赠太师，谥号文忠，号平园。陆务观（游）是山阴人，因恩荫入仕，官至宝章阁待制，去世时八十五岁，号放翁。杨文节公（万里），字廷秀，吉水人。绍兴二十四年考中进士，历任宝谟阁学士，谥号文节，号诚斋。黄文肃公（干），字直卿，闽县人，是朱文公的女婿，官职止于承议郎，主管亳州明道宫，追谥文肃，学者称为勉斋先生。陈北溪（淳），字安卿，龙溪人。拜朱子为师，因特奏恩授任泉州安溪主簿，尚未赴任便去世。学者称为北溪先生。傅忠简公（伯成），字景初，济源人，后来迁居闽地。父亲是徽猷阁待制、忠肃公傅察，他跟随朱子学习。隆兴元年考中进士，历任龙图阁学士，谥号忠简。汪子颕（珙）任监丞，是汪若容的儿子。乾道八年考中进士，历任新建县知县，号信山。叶忠定公（适），字正则，永嘉人。淳熙五年考中进士，历任宝文阁学士，谥号忠定，号水心。叶茂叔（秀发）是金华人，曾师从吕东莱、唐说斋。庆元年间考中进士，授任桐城县丞。因抵御金人有功，制阃嫉妒他而加以弹劾，后来得以昭雪。升任休宁县知县。又因论罪被夺职，后来起用为高邮军知军，最终去世。真文忠公（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庆元五年考中进士，

译历任参知政事，谥号文忠。学者称为西山先生，配享先圣庙庭，追封浦城伯。程忠文公（公许），字季与，叙州人。嘉定四年考中进士，历任龙图阁学士，谥号忠文，号沧洲。李秀嵓（心传），字微之，井研人，是隆山先生李舜臣的儿子。经崔与之、魏了翁推荐入仕，历任工部侍郎，多次被谏官排斥，后来去世，享年七十八岁。章山堂（如愚），字俊卿，官至史馆编校，兼任宫讲。著有《山堂考索》。姚橘洲（希得），字逢原，潼川人。嘉定十七年考中进士，历任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退休。去世后追赠少保。

译谈料院（钥）在嘉定年间入仕，任承议郎，主管行在诸军粮料院。李以申（以申）是四明人，端平年间任徽州学教授，续写《新安志》八卷。章秘撰（琰）在嘉熙年间任秘阁修撰、沿江制置副使，兼任江州知州。王伯厚（应麟）是庆元人。淳祐年间考中进士，历任礼部尚书、翰林学士。去世前曾任徽州知州，号厚斋。著述最为丰富，《玉海》就是其中一部。马碧梧（廷鸾），字翔仲，乐平人。淳祐七年考中进士，历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后来退休。正值国家灭亡，死于家中。林竹溪（希逸），字肃翁，是艾轩先生林谦之的孙子，官至直宝谟阁，号鬳斋，著有《三子口义》。周溪园（应合）在景定年间被马光祖征召，授任江东安抚司干办公事，兼任明道书院山长。曾请求为明道先生立后，并编纂程子著作八卷。周郡推（彦约）在景定年间任临川推官，编纂《临川志》三十五卷。杨端如（本）是鄱阳人，曾著《本郡名臣事略》三卷，又编纂《金石录》十卷。元代。胡汲仲（长孺）是永康人，宋代进士，任福宁州通判。进入元代后，被征召，授任集贤修撰，出任海宁县主簿。著有文章集《瓦缶编》。戴帅初（表元）是奉化人。宋代进士，进入元代后被推荐为信州教授。著有《剡源集》。吴文正公（征），字幼清，崇仁人。宋代乡贡进士，进入元代后历任国子司业、翰林学士。去世时八十五岁。追赠江西行省左丞，追封临川郡公，谥号文正。学者称为草庐先生，配享先圣庙庭。邓文肃公（文原），字善之，绵州人，后来迁居钱唐。宋代乡贡进士，经行省征辟入仕，历任翰林侍讲学士，谥号文肃。姚文公（燧），字端甫，柳城人，是翰林承旨姚枢的侄子，也曾任翰林承旨，谥号文。张山长（铉）是金陵人，入仕后任奉元路学古书院山长，续写《金陵志》十五卷。许瑶父（瑶）是乐平人，是程登庸先生的门人。董时乂（时乂）是德兴人。当初，德兴的傅立将康节先生的学说传给廖应淮，傅立又将它传给程直方，程直方再传给董时乂。如今这门传承已经失传了。杜清碧（本），字伯原，清江人，隐居武夷。至正初年，朝廷派使者聘请他担任翰林待制，他称病坚决推辞。著有《四书表义》《六书通》等书，学者称为清碧先生。虞文靖公（集），字伯生，青城人，后来迁居崇仁。是宋代丞相、雍国忠肃公虞允文的五世孙，经推荐入仕，历任奎章阁侍书学士，谥号文靖，号邵庵。揭文安公（徯斯），字曼硕，富州人。经程巨夫、卢挚推荐入仕，历任翰林侍讲学士，谥号文安。贡文靖公（奎），字仲章，宣城人。经行省檄召入仕，历任集贤直学士，谥号文靖。黄文献公（搢），字晋卿，义乌人。延祐二年考中进士，历任翰林侍讲学士，谥号文献。柳文肃公（贯），字道传，浦江人。通过察举入仕，官至翰林待制，谥号文肃。欧阳文公（玄），字元功，庐陵人，后来迁居浏阳。延祐二年考中进士，历任翰林学士承旨，谥号文，号圭斋。于寿道（文传）是平江人，考中延祐二年乙科进士，历任礼部尚书，后来去世。曾任婺源州知州，修复朱子故宅，建祠祭祀朱子，并让朱氏世代守护祠堂。陈众仲（旅）是莆田人。经马祖常、虞集推荐，历任国子监丞。著有《安雅堂集》。杨志行（刚中）是上元人，经推荐入仕，官至翰林待制。著有文章集《霜月斋藁》。他的儿子杨翮，曾任休宁县主簿。曾悔中（策）是茶陵人，乡试第一名，廷试第八名，授任婺源州同知。杨铁崖（维祯），字廉夫，会稽人。泰定四年考中进士，官至江西儒学提举。贡泰甫（师泰）任学士，是文靖公贡奎的儿子。天历二年考中进士，历任户部尚书。巡视闽中各地时，被召任秘书卿。正值国家灭亡，死于途中。贯子素（阿思兰海涯）是畏吾人，是酸斋学士贯云石的儿子，至正年间任宁国等路榷茶都提举。李一初（祁）是茶陵人。元统初年考中进士，官至江浙儒学副提举。曾任婺源州同知。张子长（枢）是东阳人。因修撰三史受到推荐，任翰林修撰，辞谢未赴任。著有文章集《敝帚编》。李季和（孝光，籍贯缺）在至正年间以隐士身份被征召，多次授任秘书监丞，泰不花曾拜他为师。王路总（球）跟随汪太师学习，至正年间任宁国路总管。陈子山（祖仁）是汴人，至正二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历任中书参知政事，国家灭亡时殉节。起初任太常博士，曾多次到新安游历，游览黄山时，赵东山等人作诗为他送行。管子瑜（瑾）是松江人。至正年间任休宁县学教谕。本朝。

译危太朴（素）是金溪人。元代任中书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洪武初年，授任翰林侍讲学士，兼任弘文馆学士。被贬到和州，去世时七十岁。宋濂溪（濂），字景濂，金华人，元代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洪武初年，多次授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任太子赞善大夫，被贬到茂州，死于途中，享年七十二岁。王忠文公（祎），字子充，义乌人。洪武初年因征聘出仕，多次授任翰林待制，奉命出使劝降云南，死守节义，追赠翰林学士，谥号忠文。朱备，字万善，丰城人。洪武初年因推荐起用为府学教授，历任文渊阁大学士，去世，号一斋。刘三吾（如孙）以字行世，是茶陵人。洪武初年因推荐起用，多次授任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左赞善，号坦斋。吴国正（维新）是德兴人。洪武年间任国子学正。沈花溪（梦麟）是吴兴人。元代任婺源州学正，后升任武康县令。洪武年间，五次主持乡试、会试。胡隆成（隆成）是山阴人，号萍轩，在潜邸任长史。王景彰（景）是松阳人。洪武初年为乡贡进士，多次授任山西右参政，被贬到云南。洪武末年授任翰林侍讲，永乐初年升为学士，去世，号常斋。方正学（希直）是宁海人。解学士（缙），字大绅，庐陵人。洪武二十一年考中进士，授任监察御史，被贬到河州。洪武末年召任翰林待诏。永乐初年升为学士，兼任左春坊大学士。出任广西布政司右参议，改任交趾，因事获罪而死。杨文贞公（士奇），名寓，以字行世，庐陵人。洪武末年被举为贤良方正，授任吴府审理正。永乐初年升任编修，官至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追赠太师，谥号文贞，号东里。杨文敏公（荣），字勉仁，建安人。庚辰科进士，起初名叫子荣，皇帝改名为荣。历任少师、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追赠太师，谥号文敏。杨文定公（溥），字公济，石首人。庚辰科进士，历任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追赠太师，谥号文定，号澹庵。胡颐庵（俨），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丁卯乡贡进士，授任华亭教谕，升任桐城县知县。永乐初年授任检讨，历任国子祭酒，兼任翰林侍讲，以太子宾客身份退休，后来去世。曾西墅（棨），字子棨，庐陵人。永乐甲申科进士第一名，历任詹事府少詹事，兼任翰林侍读学士，追赠礼部左侍郎。王文端公（直），字行俭，泰和人。永乐甲申科进士，历任吏部尚书，追赠太保，谥号文端，号抑庵。王文安公（英），字时彦，临川人。永乐甲申科进士，历任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文安，号泉坡。赵子益（曾）是缙云人，永乐二年进士，改任翰林庶吉士，选授周府伴读，因事改任歙县儒学训导。钟启晦（亮）是庐陵人，永乐初年历任赵府伴读，最终任国子学录。魏文靖公（骥），字仲房，萧山人。永乐四年会试乙榜，授任松江府学训导，升任太常博士，历任南京吏部尚书，享年几近百岁，谥号文靖。林宫谕（志），字尚默，闽县人。永乐八年考中进士，历任右春坊右谕德，兼任翰林侍读，号葆斋。张文僖公（益），字士谦，江宁人。永乐十三年考中进士，历任侍读学士，在土木之难中殉难，追赠翰林学士，谥号文僖。张式之（楷）是慈溪人。永乐二十二年考中进士，历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赵辅之（弼）是南平人，乡贡进士，任汉阳县学教谕。江正字（秉心）是开化人，宣德初年任司经局正字，选授襄府纪善。李文达公（贤），字原德，邓州人。宣德八年考中进士，历任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追赠太师，谥号文达，号浣斋。刘文安公（定之），字主静，永新人，正统元年考中进士，历任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安，号呆斋。钱文通公（溥），字原博，华亭人，正统四年考中进士，历任南京吏部尚书，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通。吕文懿公（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统七年考中进士，历任翰林学士，追赠礼部右侍郎，谥号文懿，号介庵。薛兵书（薛远），字季远，巢县人。正统七年考中进士，历任南京兵部尚书。商文毅公（商辂），字弘载，淳安人。正统十年考中第一名进士，历任少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死后追赠太傅，谥号文毅，号素庵。周宫保（周洪谟），字尧佐，长宁人。正统十年考中进士，历任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号箐斋。夏大理（夏时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统十年考中进士，历任南京大理寺卿。彭文宪公（彭时），字纯道，安福人。正统十三年考中第一名进士，历任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死后追赠太师，谥号文宪，号慎庵。刘文和公（刘珝），字叔温，寿光人。正统十三年考中进士，历任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死后追赠太保，谥号文和，号古直。杨文懿公（杨守陈），字维新，鄞县人。景泰二年考中进士，历任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死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懿，号镜川。戚太史（戚澜），字文湍，余姚人。景泰二年考中进士，仕途最后任翰林编修。徐少傅（徐溥），字时用，宜兴人。景泰五年考中进士，现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号谦斋。丘文庄公（丘浚），字仲深，琼州人。景泰五年考中进士，历任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追赠太保，谥号文庄，号深庵。《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下卷。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一。（明）程敏政撰写。辞命。

译李继捧被降授为右千牛卫上将军，封为宥罪侯，赐给京城中的宅第，仍赐姓名为赵保忠。制书由张秉撰写。帝王推车毂任命将领，本来是以赤诚之心来对待臣下。倘若臣子的节操有亏于国法，又怎么能逃避罪责？前定难节度使李继捧，家居边远地区，世代继承骑射武职。近来他自己造成兄弟相争，才请求入宫担任宿卫。朕包容并优待他，恩礼格外优厚；大旗双旌，屡次把十连之地的重任交给他；解衣推食，屡屡使他承受三接之恩。既改授高牙之职，使他返回旧地；又兼佩宰相印信，仍列入宗室盟会。赏赐超越常例，宠爱荣耀达到了极点。然而小人改变态度，狼子野心，暗中结交兄弟亲属，自以为有唇齿相依的援助；离开城郭居住在野外，勾结狡猾少年，诱使戎敌入境侵犯，扰乱并破坏朝廷谋略。这样的罪行如果还可以宽恕，那么还有谁不能容忍？念及他世代功勋，特免去按三章论罪，曲法宽免全家的诛戮，使他列入环卫之班，仍预列侯之中。希望他不要忘记反省过错；朕屈曲典法宽容此事，内心深感惭愧。可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封宥罪侯，赐京城中的宅第，仍恢复赐名赵保忠。讨伐蜀地贼寇李顺，告谕两川招安使的手诏。张秉。朕因凶恶百姓聚众呼啸，蜀郡惊扰不安，所以姑且调动偏师，务必迅速荡平他们。现在已经听说勇猛的军队将要捣毁贼巢，既然显然要诛戮鲸鲵般的贼首，又担心玉石俱焚，必须加以区别，以振扬恩威。应命王继恩等候前军所到之处，其中贼党如果敢肆意凶顽，或擅自抗拒，立即全部杀戮，不得留下；其中有先前被胁迫而从贼的，或能自行归顺的，一概不再问罪，并予以安置保全。这不仅是推行好生恶杀之心，也是用来施行惩恶劝善的法典。想来你统兵的心意，能够明白朕及于万物的恩德。春寒时节，料想你们各自平安，遣书所言不多。真宗即位大赦文。张秉。门下：开创基业、垂示传统，是为了留给后代；继承仁德、承奉宗庙，是为了延续前人的功业。应当成为股肱大臣的首领，使亿万百姓归心。远大的谋划，全在于贤明的君主。朕德行浅薄，怎么能够享有这样的盛大福运？先皇帝承受上天符命，接受太祖遗托，临朝御政几乎超过二十年。他忧劳勤勉，超过历代帝王，没有一天不振举皇纲，没有一件事不亲自审阅。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劳心焦思。禹的疆域已经统一，正要达到太平之世；尧一般的圣心还没有疲倦，却忽然遭遇不豫之灾。先皇帝抛弃帝位升天，把神器交给年幼的后主。上仰遵奉先帝遗命，下又迫于群臣推戴。好像要渡过大河，却不知道水的边际。朕勉强承担重任，敬畏与忧惧交集。因此应当广施解除禁令的恩典，姑且表达奉祀先帝的心意。可大赦天下。恭敬地想到先朝，各项政务都有已经确立的规章，朕谨慎遵守奉行，不敢使它失坠。应当开辟进谏的道路，选拔杰出奇异的人才；鳏寡孤独的百姓，都使他们安宁；一切有生命的动植物，希望都得到复苏。庶几延续祖宗宏大的福泽，招来天地的和气。还要依靠朝廷内外各位百官和左右忠臣，各自竭尽诚心，辅佐朕的不足。应把此诏布告远近，使所有人都知道。平定蜀地贼寇王均，赦免两川的德音。洪湛。门下：朕君临天下，德泽覆盖万民，掌握大道以驾驭时势，顺应上天以治理国家。何尝不把慈惠放在心上，日夜思考如何保全太平、施行至高教化？近来王均包藏叛逆心思，辜负国家恩德，聚众占据危城，使远方受到惊扰。等到将其扑灭，很快就把他的首级悬挂示众。想到百姓突然遭受困苦，既然已经迎来和平的时运，就应当推行宽大赦免的恩典。川峡两路各州、军、监、县，应以德音到达之日为限，在黎明以前，除十恶、故意杀人、劫杀、谋杀以及已经杀人的罪行，和官吏典守犯枉法赃罪不赦免外，其余罪行无论轻重，一律释放。唉！国家施行教化，务必要达到隆盛太平；王者推行恩德，必定采取宽广的方式。凡曾被胁迫而从贼的人，都应宽赦；被拘系在狱中的人，都应加以审议怜悯。有的固守城池，有的抵御妖孽，有的不顺从凶党，有的显著建立功劳，都允许加以恩赏，并令他们上报。还应有所蠲免，使百姓永远得到舒缓复苏，庶几达到养育万物的心愿，符合帝王之道。希望那些士人和百姓体会朕的心意。亲自征讨契丹，回銮后曲赦河北的德音。洪湛。门下：朕继承皇帝大位的重任，承受祖宗神灵的护佑，显明地临朝听政，焦心劳神地思考治理国家，希望天下各地都达到安宁，百姓永远得到治理安定。朕思考的是禁止暴乱、止息凶恶，哪里是喜好用兵、崇尚武力？可恶的北方敌人忽然萌生非分之心，侵入我国边疆，擅自发动无名之战。军队虽然怀有勇锐之气，将臣却在依赖辅佐方面有所失误，以致边朔之民深入疆域之内，欺凌县邑，杀掠居民。朕受命于苍天，常思养育万民；身为百姓父母，对这种伤害尤其痛切。因此亲自穿上戎装，巡幸河朔，选拔寻求各军统帅，分派六军，正要指挥貔虎般的威武军队，一举肃清蠮螉般的边塞。边境各部已经看到清平肃静，百姓却更加想到伤亡残破。应当疏通宽大赦免的恩典，表达哀怜体恤的心意。自咸平三年正月十三日以前，河北各州军以及淄州、济州各类罪人，无论罪行轻重，一律释放。唉！布施恩德、施行惠泽，是为了广泛施行顺从民愿的仁政；包容污垢、隐藏瑕疵，是为了达到止息战争的武功。应把此诏布告北方各部，使他们都体会朕的至深心意。削夺赵元昊的官爵并除去宗族名籍的诏书。聂冠卿。

译从前苗民不肯归顺，首先遭到虞舜放逐；郅支单于自立，最终伏罪受汉朝诛杀。大概违犯顺命的人，国家不会赦免；彰明地铲除残暴者，也不受夷狄身份的限制。这是天下公认的道理，谁敢逾越？赵元昊是戎漠余留下的妖孽，是边关的小族，性情含有毒蛇般的狠毒，志向带有狼一般的贪婪。他年幼时就显出昏昧顽劣，成年后更加傲慢悖逆。从前李德明去世，西夏上表告哀，朝廷记录他一片忠心，怜悯并承认其继嗣之礼，把他从童稚中拔擢出来，授予节旄，使他名义上承袭真王之位，以同姓之礼宠遇他。金紫官服按等级赐给，财物接连不断以周济他的困乏；关市不加禁止，使他的货物得以贸易流通。既然承受我朝明命，取得各羌族的尊重，本应竭尽犬马之劳，报答微薄之恩，守成先业以符合大恩；可是他却背弃恩惠、反常叛逆，毁弃忠义、蔑视孝道，擅自建立国号，煽动蛮族首领，施展井蛙般的跳梁本领，像秋天的螳螂一样抗拒大军。朝廷公开派遣军校，他却冒充使者服饰，陈列文书自行辩解，欺骗上天而毫无畏惧；既然损害臣节，就应当施行明确刑罚。朕深深怜惜他往日的功勋，特意加以包容，压下群臣的议论，秘密赐给亲笔书信，宽免他在辞命方面的过错，为他开辟自新的道路，护送来使，使他返回穹庐居所；他却没有改过向善的消息，反而更加依仗远方而迷失不返，竟敢驱使统率丑恶的部众，侵夺边塞百姓，发布文书，诱骗番族盗寇。然而朝廷大臣纷纷上奏，边境官吏抗言争辩，希望派遣偏师前往荡平奸猾巢穴，迅速斩杀自称叛乱的首领，以纠正不朝之罪。朕常常想到，一个人放肆疯狂，其他人有什么罪？况且赵元昊胁迫部众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滥杀以逞威风，著名首领纷纷逃到外面，各部帐落都心怀二意。假如刀枪一齐推进，那么玉石怎么区别？况且应把赏格列出，只取首恶。赵元昊现有的官爵，都应削夺；仍命宗正寺除去他的宗族名籍。至于各部，本来一向奉事朝廷，只是被这个奸凶逼迫，才受到牵连误入歧途。倘若能够结党归顺，擒获贼首立功，必定为他们昭雪洗清以前的污名，明确给予厚赏。国家有信义誓约，言语如丹青般鲜明；有关赏赐、招募的科条格式，交给中书门下详细制定条件，及时公布，使他们大体明白朕的心意。馆阁校勘欧阳修转任太子中允的制书。聂冠卿。朕崇尚儒雅，广泛考察文章才艺，使优秀人才都能从容并进，以光大我朝太平的事业，恩典也很厚重。你过去参与典校之职，因受到事情牵连而获罪，恰逢有人荐举，又恢复官职荣誉。朕正想着擦拭尘垢、重新任用你，哪里会拘泥于升迁的次序？宫坊中的优美官职，秘书府中的清要仕途，正是嘉许你的俊秀才干，希望你继续努力，以获得将来的声誉。（《年谱》：欧阳修因站在范仲淹一党而被贬官，后来召回，所以旧制词中有“事谴”“叙复”等语。） 求贤诏。吕溱。朕思求得贤能人才，所以开辟荐举之路，虚心接受任用，明白无疑。然而近年以来，荐举大多错误滥杂，不知道却上言，便说是“不知”；知道却不说，便说是“蒙蔽”。用这样的方式侍奉君上，对我有什么帮助？从今以后，所荐举的人不是合适人选的，命令御史台弹劾上奏，应当依法处置。现任监司以上官员，不得参与论荐。禁止进献羡余的诏书。吕溱。转运使的职务，本来是为了澄清官吏、安抚百姓，难道只是负责苛求搜刮来剥削下民吗？有能够把全年收入全部用来增加盈余的，留作本路转运使用，不得进献羡余，务必宽减民力，以符合朕的心意。殿中丞致仕、同详议大乐的胡瑗，授任光禄寺丞，充任国子监直讲的制书。吕溱。敕令：太学是教化的根本，使天下士人守持道义、专心学业，责任极其重大。朝廷谨慎执行荐举法令，任命为成均博士的，不是儒学贤者中的极优人选，从来不轻易授予。你胡瑗行为足以成为世人的法则，经学足以成为人的老师；以处士身份授官，却不屑于从政，退休居住乡里，仍没有忘记讲学。先前奉诏议论礼乐，你欣然前来，辨析论说精深，阐明士人内在的学问，考订校正著述，已经取得很多成效。如今上庠空缺职位，司成推荐你的才能，应当重新出来任职，为君主办事，使你改任膳府丞，训导明白贵胄子弟，扩大演述教化风尚。此时正是彰显你的美德，可以授予前述官职。平定广南贼寇侬智高，曲赦江西、湖南的德音。吕溱。门下：朕继承基业，治理疆域，大力遵循先王燕翼谋划，谨慎巩固已经成就的事业。在内则询问求取文治之道，在外则讲习训练武备之法。希望百姓由此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正逢溪蛮兴起作乱，又由于边吏防守失职，越过土地疆界，骚扰聚居百姓。稍稍问罪，于是命令出兵。小小的狡猾凶徒，很快就被擒获消灭。然而想到江湖一带的郡县，实际上邻近海边山岭的偏远地区，疆域犬牙交错，道路如棋盘般错杂。有的护守巡城城垒，有的运输粮草，奔走于险阻艰难之中，成年男子暴露在外。所有这些征调，难道没有劳苦烦扰吗？朕对此深切顾念，更加叹息怜悯。应当推行宽宥法典，曲意表示怜恤之心。可曲赦江南西路和荆湖南路。唉！盗寇猖狂，既然已经依靠剪除平定的谋略；百姓困苦，也必定要依靠养育恢复的办法。告诫你们各位官员，体会朕的深意。孔子第四十六代孙、文宣公宗愿改封衍圣公的制书。吕溱。敕令：孔子后代用爵号加以褒扬显赫，世世代代不断，这种制度由来已久。自汉元帝封孔子后裔为褒成君以奉祀孔庙，至平帝时改封褒成侯，才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褒成”是国号，“宣尼”是谥号，“公侯”是爵位。后世子孙虽然改易不一，却没有失去其中的意义。到了唐开元年间，又追谥孔子为文宣，以王爵尊奉他，封他的后代褒圣侯为文宣公。孔氏子孙去掉国号而承袭谥号，是礼制上的失误，大概从这里开始。朕考察前代训典，广泛采纳群臣意见，都认为应当除去汉代旧制，革除唐代失误，考察古制、订正名称，这在道理上是适当的。朕想到先帝崇尚儒术，亲自到阙里祭祀，又增加至圣的尊号，务求达到极其尊崇显赫的用意。朕即位以后，继承奉行先帝遗志，尊重儒术、重视道义，不敢使之失坠；至于订正其后裔承袭爵位的名称，难道不是重大之事吗？应改封至圣文宣王第四十六代孙宗愿为衍圣公。元祐太后告谕天下的手书。汪藻。

译近来敌国兴兵，都城失守，妖异之气缠绕宫阙。既使二帝蒙尘受辱，又诬及宗庙，说是上天、地祇、人神三灵另行选择了君主。众人恐怕中原失去统绪，姑且让旧日辅弼临朝。虽然义愤显现在脸上，却以死相辞；然而事情迫于危急，不采用权宜之计便不能挽救。对内可以拯救将要灭亡的百姓，对外可以缓解邻国逼迫的威势。于是保全了九庙的安宁，避免了一城百姓遭受酷害。便把我衰老病弱的身体从闲废之中起用，迎入宫闱，进而加以位号，举行迎回钦圣太后的典礼，完成靖康年间希望恢复国土的心愿。长久追想国运的艰难，眼看国家倾覆。独自抚摸自身仍在，眼泪又能向谁流？远想艺祖开创基业，实在是承受上天的眷顾和命令。历经二百年，百姓不知道战争；传承九位君主，世代没有失德。虽然全族遭受北向迁徙的祸患，但天下人都有共同拥护的心意。于是眷顾贤王，使他越过近畿而居。现在已经顺应众人的请求，使他承受帝位。由康王府旧日藩邸继承宋朝大统。汉家的灾厄延续十世，正应当有光武帝中兴；晋献公的儿子有九人，只有重耳还在。如今这成为天意，哪里是人的谋划？还希望朝廷内外同心协力，共同确定安危存亡的大计。希望稍稍得到休息，共同达到盛大太平。用此文告知各方，使他们深刻明白我的心意。（陈定宇说：龙溪汪公是中兴以来词臣中的冠冕，他的四六文典雅温厚。这篇中的“光武、重耳”一联，尤其为人所脍炙人口。） 修职郎王伦改任朝奉郎，充任大金通问使的制书。汪藻。朕想到边疆事务尚未安宁，父母亲庭又在远方，早晚忧念，希望孝悌之心能够上通神明。访求人才已经很久，如今终于得到你。你出身公侯之家，资质兼有勇气和智慧。想到君主忧患而臣子受辱，哪里还顾得上生命？如果都只顾自己安逸而使别人劳苦，谁来承担责任？你虽然长期停留、尚未得到任用，却独自慷慨请求出使，应该提升郎官品秩的荣耀，仍委以使者的重任。朕既然俯同晋国任用魏绛来和戎，你应当远远仰慕侯生，驾驭太公而归于汉，不要畏惧征途遥远，等待你归来报告佳音。（陈定宇说：这篇用典极其切合，文辞也极其精工。） 张邦昌被降授昭化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潭州的制书。汪藻。以死报偿节操，是臣子应有的本分；求生而损害仁义，是圣人所憎恶的。倘若只把心思放在躯体性命上，那么对君主和亲人的义就会薄弱。某官身受国家厚恩，官位升至宰辅，正当宗庙社稷发生非常变故、臣子应当想着自尽的时候，却不能抗拒虎狼般强暴的威势，只想采取雀鼠般苟且偷生的计策，陷入大恶，这是令人不忍说出的事。虽然是上天夺去了他的明察，愚昧竟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君主不同于器物，国家可以代人匮乏吗？应当大大依照典刑正其罪，以肃清名分。姑且因为事情本来出于被迫胁从，怜悯地暂示宽容，降为散官，流放到荒远地区。希望他体会好生之德，不要忘记自我责问的心。宋齐愈罢免谏议大夫，送御史台根究审查的制书。汪藻。义理重于生命，即使普通人也不能夺去；有志之士失去操守，有时一句话就几乎可以使国家丧亡。某官承受国家厚恩，是当时的显要官员，正当妖气在宫墙之内聚集，甚至军民谋划拥立他人为帝之时，事情已经非常态，人人都失色。幸而探查符验尚未获得，你为什么投笔仓促写成此文？遗留下的毒害直到今天，事情的开端是由你造成的。眭孟关于五行的说法，哪里是应该说的？袁宏关于九锡的文章，在这里怎么忍心写出？解除你谏官的职务，等待廷尉公平审理。国家有固定刑法，朕怎么敢赦免你。耿南仲降为散官，安置于南雄州的制书。汪藻。梁朝相信侯景的奸谋，结果台城失守；唐朝养成安禄山的叛乱，结果只剩灵武保存下来。只是议论者在细微之处失察，才使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迂腐儒生没有决断，只是因循沉默、苟且宽容。道君怀疑萧傅的贤能，选用他参与东宫禁中的事务；渊圣任用曾经做过宰相的旧臣，提拔他参与政机。正当强敌侵凌之时，整个中原都震动骚扰。要平定众多祸难，所依靠的是老臣谋略；可是他竟凭借与敌人交好的言论，坚决主张停止战争，积累昏聩糊涂，造成今天的艰危。朕想到他正处于将近白头的年纪，宁可替你承受任用失当的讥谤；但众多诽谤接连传来，朕也难以再徇私情。姑且贬为散官，流放到荒远地区。你虽然暂且免罪，我的悔恨又哪里能够追补呢？资政殿学士刘韐追赠特进的制书。汪藻。忠，是臣子最根本的品德；能够保全忠节的人很少，而死于天下大难，是由所处的情势决定的。可叹我朝仰赖其成就事业的老臣贤哲，挺然不屈于兵威。既然已经死去，应该加赠爵秩。某官天资庄重，心地深沉明达；在内统领藩镇政务，努力推行政务以治理百姓；在外镇守边疆要塞，扬威敌境建立功勋。正要依赖他谋划朝廷大事，却突然遭遇朝廷变故。不幸在境外声名远播，却将要在境外被迫毁弃节操。龚胜临死装束，内心岂肯改事二姓？仲由临死入穴，人们将要以百身来赎取他。提升一品班秩，用以增饰九泉之下的赠祭，希望他的精神不昧，恭敬地承受此恩。知怀州霍安国追赠延康殿学士的制书。汪藻。贤者侍奉君主，难道是为了保全妻子儿女吗？国家多事之时，最可贵的是死守疆土的臣子。我朝有藩镇宣抚中的英杰，没有被威武强势所夺。既然遭逢奇祸，应该加重恩典。某官年少时便有美好名声，多次经历烦重使职。前些日子接受州郡重任，正处于边疆要冲，守着没有援军的孤城，抵抗正像猛虎咆哮的敌国。壮烈如张巡百战，亲身履行守城职责；可悲如卞壶一家，几乎没有留下活口。朕初次听到这沉冤，想到死者有什么罪过，不禁悲伤地流下眼泪。现在提升他的官位至秘殿，仍加以抚恤他的遗孤，希望你的精忠光耀于我朝信史。故将姚平仲恢复为吉州团练使，在所在之处张榜召他赴行在的制书。汪藻。汉朝守备边疆，恢复魏尚云中太守的职任；秦人抵御敌人，赦免孟明视从殽山败逃的罪过。与其选择众人、收用新进人才，哪里比得上抛弃瑕疵、责成老将建立功效？某官禀性沉着果决，侍奉君主朴实忠诚。先前因外敌入侵，曾授予统领中军的职任；却倚仗军威果断，未能遵从朝廷决胜的谋略，因此多年隐居逃亡。朕即位之初，正寻求能够与敌人同仇的良将，议论者都说你可以任用。如今执掌干戈、保卫社稷，正急需你的雄略；听到战鼓便思念将臣，应当施行特别恩典。于是恢复吉州团练使的秩位，使你赶赴岳狩朝廷，希望分担朕北顾的忧虑，挽救过去在东方的过失。努力谋求功绩，仰望符合朕对你的知遇。徽猷阁待制、提举嵩山崇福宫杨时，授工部侍郎的制书。汪藻。

译朕不能承受这么多艰难，思念见到老成之臣；如同登堂听到箫韶之乐，或许可以恢复淳厚的风俗；又如进入一个国家看见高大的古树，可以由此知道朝廷的尊严。既然得到这样的人，就应当用官秩挽留。某官的言论足以垂名当世，学问足以匹敌前代贤人；必定能够实行并获得师友传承的正道，心中没有其他思虑，只有国家如饥似渴的忧患。现在恢复你列入清要官班，时常向你这位老臣询问。虽然怜悯你因职事繁重而劳苦，却更不愿失去你这样典范人物的辅佐。不是授予副卿之职加以尊崇奖掖，如何慰藉士大夫之心？不是起用你担任清闲的工部职务，如何减轻老人的责任？勉强留下来帮助朕，不要再说归隐。故端明殿学士苏轼之孙苏符改授宣教郎的制书。汪藻。评论世事的人，难道只会因高大的古树而怀念贤人，不能连甘棠也一并怀念吗？伟大啊，千载以来的英杰！这是我朝五代都仰望的人物。朕来不及见到他，但他的孙子很有才干，应该加以改授官秩的荣耀，用来表示爱惜贤才的心意。从前贾谊阐明王道，汉朝录用了贾嘉的才能；魏征进献忠直的规谏，唐朝表彰了魏謩的功烈。后代与前贤兼相任用，是古今相同的道理。你应当振兴家族声望，等待朕任用你的器识才能。御营左军都统制、江浙制置使韩世忠，除授检校少保、武宁昭庆军节度使，进封开国侯，加食邑、食实封的制书。汪藻。门下：率领貔虎般的军队振扬天威，深入山川险阻；擒获鲸鲵般的贼首，抒发国家愤恨，永远成为宗庙社稷的福泽。既然擒获敌人并使他们归来，就应当破格酬赏功勋，所以颁布明确命令，告知朝廷。某官侍奉君主朴实忠诚，临机应变英明果断，天性刚强；平素甘居陈下，兼有六郡良将的才能，决胜于重重包围之中，有关羽、张飞那样抵敌万人的勇力。早年接受军队统领的考验，不久便承受节钺任命。哪里只是勤勤恳恳、不顾自身，每每还表现出兵多将广、越多越能取胜的才能？近来正逢皇帝仓促巡行，因而造成国家形势艰难，小人窥伺朝廷，元凶触犯纲纪。既然罪人尚未擒获，于是王师出征。迎着敌人击鼓进军，不等待前锋侦察；擒获敌人、押送俘虏回报，于是成就独柳之战的诛讨。华夏因此知道朝廷威严，天地也为此收敛妖气。凯歌一奏，盟府交相记载。于是采用历朝最盛大的制度，加上两镇长期空缺的优厚恩典；班秩比拟太保，爵位升为元侯；增加食邑于爰田，扩大实封赋税，一并作为特别恩典，用来表彰首要功勋。唉！面对无礼于君主的敌人，你已经竭尽忠勤；回到宗庙举行饮至礼，我对宠荣褒奖又怎会吝惜？但愿你始终保持功名烈士的操守，也始终遵守国家爵禄的典制，还要谋求后来的功效，继续承继前人的美好功业。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汪藻。门下：抵御敌人，没有什么比自治更重要；发动百姓，应当凭借至诚。朕自继承大位以来，就遭遇许多变故，由于不明白安抚怀柔的长远谋略，造成颠沛流离的深重忧患。虽然眷恋中原，必定期望汉家国运再次恢复，却迫于强敌，商朝人几乎到了五次迁都的地步。此次由于随从仪仗出行，尤其经历江山险阻；老弱相互扶携在道路上，饥饿疲惫又遭受风霜；经过的地方有的苦于骚扰，行程停顿也劳于繁重费用。幸而天地人神共同保佑，水陆道路没有忧患；仿效古代治理天下时的巡行，来到安全的腹地安处。想到连年纷乱，竟使天下百姓流离失所；乡里遭受焚烧劫掠的灾祸，财力困于供应运输的差役，朕早晚忧虑，内心如同冰炭交集。唉，你们有什么罪过？都是由于我的德行不足，所以每每敬畏上天而自我警戒，发誓专心克制自己、焦劳国事。想要与邻国和睦、停止战争，就谦卑措辞、屈己守礼请求和平；想要节省费用、体恤百姓，就减少膳食、减损衣服而实行俭朴。只要能够坐待妖气消散，我几乎将不爱惜自己的毛发肌肤。然而边疆年年惊扰，军队不得不屡次兴起；军粮日益增加，征敛还来不及完全恢复。祖宗八代的恩泽，难道你们能够忘记吗？只是眼下一时社稷的忧患，实在不是我能够停止的。只等盗寇平息，首先谋划蠲免减省的措施。何况近来蒙蔽上听的风气已经形成，以致今日衰败陵夷的祸患急迫。虽然朕每天都在寻求百姓的疾苦，而人情终究被堵塞，无法上达天听。君主的威权并不依靠万钧之重，堂下的事情却自然像远隔千里。既然真假有难以凭信的忧患，那么远近百姓都含有无处申诉的冤屈。已经命令辅臣共同虚心听取采纳意见，也命令在位官员都必须忘掉权势来询问。直言的人不要使他产生危疑，忠告的人不要拘束其细微隐情。希望你们都体会朕的心意，只是仍担心四民发出失去职业的叹息，百姓产生耽误农时的怨恨。科条必须苛急，人心就难以等到稍稍安定；监狱案件日益增多，国家法令又在末减刑罚方面有所迟滞。因此借用迎春之节，特意颁布宽赦在押罪人的恩典。唉！王者居处天下中央，哪里甘心远行狩猎？皇天帮助顺命者，大概将悔改降祸，使交相侵犯停止。希望我朝二三位大臣和亿万百姓，赶快排除外侮，协力成就中兴。（《尚书》孙公觌说：“建炎、绍兴年间，新安汪公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当时的诏令大多出自他手，开示赤诚之心，明白通达，不出门户窥视窗外，天威却近在咫尺，坐在室内便能照察万里。学士大夫传诵这些诏令，把他比作陆宣公。”吴草庐说：“代皇帝起草诏令的臣子，自南渡直到末年，只有显谟阁汪公最为优秀。”） 在多难的时期，德音所覆盖之处，听到的人都感到凄楚激愤，为什么感动人心这样深呢？大概是因为他的文章合乎体制，不只是语言工巧而已。告诫百官勤勉修治职事的诏书。程俱。

译朕认为古代治理天下的时候，在位者都有秉持德行、遵循义理、成为屏障保卫君上的心志；任职者都有守住官职、为国殉身、磨炼节操、勉励品行的操守。所以向下说，臣下像手足保卫头目；向上说，君主像元首拥有股肱。因此有所不做，所做的无不成功；有所征讨，所征讨的无不服从。唉！要怎样修养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朕遭逢时局艰危，枕戈待旦、卧薪尝胆至今已经五年。强大的国家，其侵凌的势头还没有停止；残破的境地，忧愁叹息的声音彼此可闻。仰想祖宗的谋略功业，远远怀念二圣北行，半夜等待天明，好像面对深渊。朕深思熟虑，却不知道怎样才能挽救局势。对内修治政事，对外巩固边疆，本来就是朕的志向。然而明白这个道理并奋发努力，在下面实行它的，难道不是公卿将帅、士大夫的责任吗？如果行为污浊却寄望于治理，口头安静议论而行动却违背；在朝进用不能有像去病辞谢宅第那样的忠心，退居又没有羔羊、素丝那样的节操；收受恩惠、取媚世俗的人没有谁肯革除弊端，窥伺时机、夺取便利的人常怀逐利之心；把长远忧虑当成自己的私忧，把偷懒怠惰当成得计。只要有一种这样的情况，朕还能依赖谁呢？军队已经将近二百年没有兴起，四方没有忧患，士大夫能够保全族类、享受安乐荣耀，本来都是我朝的恩泽。如今天下骚动，你们却不与朕共同安定局势，难道可以吗？《尚书》说：“不要使众官空缺，天的事业由人来代行。”《诗经》说：“安静恭敬地守住你的职位，喜爱正直之人。神明听见这些，就赐给你大福。”既然代行上天的事业，而神明又确实在监临，怎么可以白吃俸禄却怠慢职事呢？士大夫们应当谨慎勤勉，不可忽略，这样也会有无穷的声誉，难道不值得敬畏吗？（石林叶氏说：我从翰苑罢职而领宫观闲职，住在吴地致道，又因为上书论事与时俗意见不合，不能调任，便把家安置在吴地。刚与他相遇时，就发现他的学问和节操卓然不群，不只表现在文章上，于是替他写信给当权者，并上奏他的文章数十篇。宰相看后惊叹说：“这是当今的韩退之啊。”从此二十年间，他最终升任侍从，替天子掌管制诰命令，文章在当时独步一时。） 知枢密院事、川陕宣抚使张浚的弟弟迪功郎张滉改任官职的制书。程俱。敕令某官：枢密大臣张浚具有开创、济世的才略，以忠诚谋略和勤劳辅佐国家，经营山川防务，直到关辅地区，朕非常依赖他。因为你是他的同胞弟弟，长期跟随幕府，请按旧例赏赐，转授你京官。朕正想着勉励为国效力的大臣，成就你兄长的美名，难道会吝惜一个官职吗？希望你恭敬承受此恩，谋求报答称职。杨康国特追赠徽猷阁待制的制书。程俱。敕令：朋党牵连的灾祸，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当时那些依仗权势、欺罔君上的臣子，实在首先残害忠良，以便在天下施展自己的意志。凡是元祐、靖国年间礼法典范所留下的守正之士，都被加以大罪，全部列入黑名单。朕因此极为悲伤，想给予优厚抚恤。何况残酷的祸害还连累他的家门，天下人都为之冤屈呢？某官才华事业出众，奋发于昌盛之时；代理掌管天官，升任显荣的书馆官职，出入朝廷内外，时论都认为合宜。遭受祸难以来，几乎将近三十年。授予延阁待制，虽然不是原来的官职，却是当时优厚的恩典，用来慰藉长期沉抑。同知枢密院事富直柔加封祖父母的制书。程俱。祖父曾任武宁军节度使、太师、守司徒，退休，封韩国公，谥号文忠；富弼追封魏国公，其余如旧。敕令：朕仰念仁祖聪明仁慈俭朴，恩泽延及万方；长久怀念宗臣端正明亮、忠诚美善，功勋光耀于辅弼之臣，足以不朽并施及后代。因此朕完成政事而有所成就，也使他享受深厚恩典的覆盖。某官之祖某官，贤能功业足以经营世道，王室功勋惠及百姓；闭塞邪说、责难君主，没有谁像孟子侍奉君主那样；盛大德行、达到至善，如同卫武公辅佐周王。曾使国家安置于九鼎般的稳固之中，使战争停止达百年之久。到了如今涂炭达到极点，更加显出蓍龟般的明见。应当知道世代相继有人，庆余之报没有差错。举行这种宠异典礼，用显赫大名表彰他，改换国封，同时仍保留公爵之位。对原有封号又有什么增加呢？姑且再宣布恩诏罢了。” 祖母韩国夫人晏氏，追赠魏国夫人。敕令：景祐、庆历年间，有一位饱学旧臣名叫临淄公晏殊，凭借卓越品德和深远事业，能够辅佐圣明君主；喜爱善道而不知疲倦，因此得到天下英才，把他们一一荐举进用，分布在显要职位上，数代都依赖他的功绩。他生有贤能的女儿，嫁给人中杰出之士，行善得福的庆泽延及子孙。某官祖母某氏，端庄安静、明理贤淑，礼法无不合宜；在闺门之中，上下有序，彼此友爱。鱼轩翟茀等命妇车服和诏书命令，她都居有并享受，直到偕老。朕祭祀上帝，广施恩泽遍及四方，恩典首先施行于近亲，宠爱抚恤上及三代，没有比这更加厚重的了。改封大国，不只是使告身宅第增添光彩，也使有家族的人知道应当勉励。故相李纲除授观文殿大学士、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的制书。程俱。敕令：朕顾念荆湘上游一带，旁边连接交州、广州五管之地，震荡骚扰尚未平定，正图谋安集抚绥，必须得到重臣来使远方风俗安定。某官器度资质英迈，才能谋略敏捷明达，忠诚足以感动众心，刚强果断足以担当大事。从前因众望所归，首先置于宰相之列，离开国家多年，仍为公议所归属。晋国任用军队谋士，没人居于郄縠之前；周室任用贤人，也有像召公那样的辅臣。让你专门掌握方面军政，前往宣布恩德之言，仍升入秘殿的荣耀职位，成为南方各地的长官。况且你现在的地位相当于分陕而治，何况国势正处于艰难之时？希望功绩可以比拟平定淮河，不要让古人独自专美。你是朕旧日的辅弼，不必再多说辞。给事中黄叔敖兼任侍读，权摄吏部侍郎廖刚兼任侍讲的制书。程俱。敕令：圣人的言论，好比水火所发挥的作用；前代史书的记载，确实是现成的龟鉴。朕想扩大耳目和明察，借助讲读之臣，希望兼取正直诚实的意见，也希望对艰难局势有所帮助。你黄叔敖，儒雅谨慎修身，性情温和善良；你廖刚，学问有源流，刚劲挺立而不屈。你们都是当时的俊秀，深明古代训诫，继承金华讲读的事业，大概不会拘泥于章句诵说的繁琐。阅读倚相所读的书，也应当有切磋规劝的益处。你们应当阐发其中旨意，用来滋润朕的心。龙图阁待制、利夔路制置使王庶，加授徽猷阁直学士，进官二等的制书。程俱。

译敕令：自从战争相连、灾祸交结，军队在中原肆虐，至今已经六年了；然而平定局势的功绩还没有取得。那些分掌安抚防御权力、控制方面军政事务，且所经历之事都有功绩记载、威名声望显著，至于遭遇平险都不改变志节、功效尤其显著的人，升迁表彰的典礼难道可以延后吗？某官忠诚勤勉出于天性，才略谋划在多次考验中显现，早年便受到器重任用；如庖丁运刀般游刃有余，所到之处没有完整的牛可比。时局危急，正如疾风之后才知道劲草。于是改任各路军职，多次奏报大功；又安抚兴元，善于预先准备。枢密大臣来报告功劳实情，你的功绩卓然，岂只是减轻朕北顾的忧虑，也足以张大我国犄角相辅的形势。延阁深处、学士之班，是清贵华美的职位；用它来表彰功勋，并进官二等，也是向当时人表示劝勉。希望你更加努力发挥才能，以符合这份美好恩宠。起复明州观察使吴玠兼任陕西诸路都统制的制书。程俱。敕令：把孝道转移为忠道，是圣人的格言；以国家为重而忘掉家庭，是臣子的常法。何况接受镇守方面的寄托，统领各路军队，磨炼精神等待时机，枕戈待旦，怎么可以因为亲人丧事而废弃职守？某官近来凭借战功逐渐升至显荣，退敌有沉着果断的机谋，统领军队适宜恩威并用，作战多次取得胜利，厚重赏赐已经施行，却突然遭遇风木之悲，正从事军旅事务。何况临敌之时忌讳轻易更换将领，军队制度也允许夺情起复；应当安守常职，不要荒废你的官职。如果能够在世上扬名，使父母显耀，那么忠孝之道就两全了。你要努力啊！《新安文献志》卷一。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二。（明）程敏政撰写。辞命。绍兴十年九月明堂赦文。程克俊。门下：朕继承帝位，亲身经历许多忧患，正值炎宋国势中衰，以致天下纷扰。只想到二帝出外巡狩，我不敢忘记的是亲爱之恩；而用兵达十二年，尤其令人痛心的是百姓的性命。国家不得安宁，罪责实在我身上。每当想到历朝至仁之德，兼爱两国百姓，只希望停止战争，各自保全疆界，始终以安定天下为心，哪里是在报一个匹夫的私怨？至于派遣使者送去财物，委屈自己求和，然而朕的诚信不足以使强敌信服而改变心意，德行不足以保全遗民而使他们安居。他们不坚守已经订立的盟约，反而重新挑起祸乱，侵扰欺凌，使南北百姓永远没有休息的日子。只因朕资质浅薄，忧病深切而悲伤。幸而依赖上天明察，赐下丰收之年；人心共同愤慨，都怀有抗敌御侮的忠诚，军民粮食充足而无忧，将士同心谋划而有所成就。又想到九筵祭祀的盛典，何不遵循三年举行一次的常典，合天地之神，恭敬奉上圭币，辅佐圣明，进献牲牢醴酒，隆重举行大报之礼，深切致祭。愿上下神祇降临我朝而来享受祭祀；愿祖宗的功德流在人间而永不衰竭。天地阴阳帮助我们顺利，或许能开启偃武息兵的时期；九庙再受休福，更能壮大继承父业的基业。因此广施恩泽，普遍及于各方，向众生显示诚信仁惠，引导他们迎接和顺之气。唉！精诚致意以享神明，和乐之事已经完成，收取福祉赐给百姓，怎么忍心让他们独自在角落里哭泣？以仁爱之心一视同仁，希望天下都能安定，还要依赖文臣武将同心协力，忠臣贤者同德共事，共同平定许多艰难，永远达到太平。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在郾城取得胜利，特降犒赏诏（程克俊）。敕令岳飞：自从金军侵入国境，至今已经十五年。我军临阵作战，何止百万之众？从未听说有人能率领远道而来的孤军，在平原旷野中抵挡这支正在兴盛、合并而来的强敌，如同今天这样奋勇效命。大概是因为卿的忠义贯通神明，威望恩惠使士卒信服；连同你麾下出征的军队，全都怀有战胜敌人的决心，冲陷敌阵、摧毁坚垒，计议已定便不顾自身，激战多次交锋，敌人溃败奔逃。想到这场刀枪交锋，又有许多受伤之苦，使你们到了今天这种地步，朕所希望的，只是军队声威得以发扬、我军正当振作，还希望实现建功立名的志愿，尽快听到奏报凯旋的日期。想到你们的忠诚勤劳，更加深了赞叹。赐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特此奖谕，想来应当知悉。赐少保、枢密副使岳飞上奏请求排在参知政事王次翁之下，不准。批答（程克俊）。敕令岳飞：收到卿的奏章，得知你近来蒙恩授任枢密副使，请求让参知政事王次翁的官位排在你之下。查考参知政事排列官位的旧例，本来在枢密副使之上。臣虽然错误地忝居孤卿之位，哪里能贸然扰乱班次？希望圣上慈爱，让臣只依照旧例，官位排在参知政事之下，也许可以使国家礼制不变，使臣微薄的本分得以安守。朕全都知道了。卿早年建立特殊功勋，显著升任亚保，既参与西枢的政务，又联列左棘的班次。因此同列官员有所陈请，请求在朝会时居于下位。朕嘉许你能够自我抑制，确有谦让的风度。让你位居在前，正好彰显尊崇武臣之意，情理和文义都能兼顾，礼法也没有嫌疑。你为什么还要固守谦让，不能安然接受这个职任？勉力体察朕的眷顾之意，不要再说了。你的请求不准。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尹焞转升一官致仕制（程克俊）。从前孔戣告老，韩愈上疏请求留住他，说这是贪爱贤才的美德。疏广请求退休，路上观看的人都发出“贤明啊”的赞叹。贪爱贤才而舍不得他离去，本来是朝廷的美事；而依据经义、按年退休，以保全进退的节操，也正是士君子的惯常风范。我有一位德高年长的臣子，如今上表请求退休，应当颁布优厚的恩典，以表示我深切的情意。具备某官职的尹焞，品行可与古人相配，声名流传当世，早年接受大儒的学说，独自传承圣学的归旨。近来因特别征召而来朝，位列露门，劝导讲说经义；朕还未厌倦于在真馆详细延请他奉祠，他却突然希望立即退居闲处。时间刚刚过去不久，他又上章请求，于是充分倾诉恳切诚意，希望完全远离政务。朕虽然赞赏你的志向，却实在违背我的心意；你仍旧列于次对的班次，前往实现归隐山林的乐趣。努力亲近药石，增益寿命福气。随州观察使李显忠授任威武军节度使，充任左金吾卫上将军，封爵、食邑和实封仍照旧。制文：汪应辰。

译门下：朕运用文武大权来救济时局，掌握赏罚的最高权力来驾驭臣下。想到秦伯任用孟明的用意，以及冯唐当面向文帝进言的话。顾念你这位强劲的臣子，长久处在闲散之地，所以颁布新的优厚恩典，不受旧有章程限制。随州观察使、提举台州崇道观、陇西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一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李显忠，志向坚强刚正，禀性勇猛锐利，天生便懂得大义。既然怀着抗敌之气追随君王，屡次建立显著功勋，期望献身报国。先前成军出征，只求寻找敌人，正当志向奔驰于伊吾之时，却在■〈衤旬〉邑遭到威势挫败。勉强依从贬黜的典章，以平息舆论。然而割取敌首、擒获俘虏，也可说是竭尽了力量；磨炼心志、忍受性情，又经历了多年。何况群才正在汇聚征用，怎么能因为一次过失就独独抛弃他？本朝的制度，凡是将帅之臣，有的率领大军持节出征，有的统领宿卫执掌金吾，过去很少听说同时授予这两种职务，如今特意施行特殊恩典。对内可以增加京城的威严，对外可以成为屏障辅翼；这都是为了让他们观察政事、建立功业，并不是把官职拿来徒然授人。唉！给予人才周全的安排，几乎就能得到并任用颇牧这样的名将；共同承担武臣的职责吧。你应当继承英布、卫青善于用兵的优点，迅速建立军功，以报答美好的诏命。赐尚书左仆射陈俊卿上表，再次请求解除机务，不准。诏（汪应辰）。敕令俊卿：朕想到近年来大臣屡次更换，施政规模不能确定，凭什么成就功业？朝廷法度容易被陵犯，凭什么严肃国家体统？我认为要想长期任用，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卿的道义纯正完备，谋略深远娴熟，屡次担任众多职务，声名更加显重；参与辅佐大政，力量也更加坚强。经过精审选择，咨询各方都认为合宜，于是把你置于百官之首，用来谋求各项政绩的兴盛。正要采纳你的嘉谋，你却突然请求辞去职位，难道是看惯了近来的事情，只把轻易离去当作高尚，却还没有体察朕的心意吗？正是要把过去作为警戒；如果仍旧纷乱如前，哪里还可期待有所济世成事？你应当体察朕希望借重你的心意，更加勤勉努力，互相勉励。要珍惜每一分光阴，不要徒然烦劳地屡次上奏。你的请求不准，不得再行陈请。赐尚书右仆射虞允文再次请求解除机政，不准。诏（汪应辰）。敕令：允文卿的声名震动华夏和夷狄，掌握经国文武之权，朕正对此寄予厚望，依靠你来成就政事。座席还没有坐暖，你却上章请求离去。道义从何而来，形势哪里适宜这样做？朕已经把至深的心意明白告诉你，你却还要再次陈述前面的说法。朕只希望左右大臣尽力辅佐，正要有所作为；如果不能始终如一，凭什么能够成事？勉力安守职位，更加谋求你的政略。你的请求不准，不得再行陈请。赐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陈良佑请求给予外任祠禄，不准。诏（汪应辰）。敕令良佑：朕想到本朝盛时，谏官、御史大多能够称职，长期任用他们辨明是非、纠正邪曲，总是不遗余力。然而从未听说有人一离开言官之路，就这样忧虑畏惧、顾虑避嫌，也没有人轻易议论他们后来的是非。卿先前在谏省，几乎将近三年，后来又负责发布收纳诏令、考核选任人物，朕所选用的人才，常常因此有所增加。如今忽然因为曾经担任言官，想要躲避仇怨而离去，这是什么缘故呢？传记说：“内心反省而无愧，又有什么忧虑、有什么畏惧呢？” 卿应当安心接受此职，你的请求不准。赐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安远军承宣使吴拱辞免授任兼知兴元军府事、充利州路安抚使的恩命，不准。诏（汪应辰）。敕令吴拱：朕想到你的父亲竭尽力量经历百战，保卫整个蜀地，蜀人感念他的恩德，如同甘棠树下思念召公一样。你又能遵守父亲的教诲，不违背公正、忠诚、清廉的操守，所以士人尤其乐意为你效力。如今就在你驻军的地方，把治理军民的重任交给你，顺从百姓的愿望，利用地势的便利，任用合适的人才，希望做到任命一名官员而三方面的事情都能成功。你前去务必恭敬从事，不要辜负朕的命令。你的请求不准。赐显谟阁直学士、荆湖南路安抚使沈介招募三衙军兵奖谕诏（汪应辰）。敕令沈介：朕常常忧虑如今郡县有所兴办，往往使百姓骚扰、耗费烦多，事情却未必成功。虽然如此，难道不在于用人吗？卿担任统领一方的重任，坚定地体守国家大义，招募选取精锐士卒，送入京城充任禁军。愿意从军的听其自便，中等以上的选取。起初丝毫没有扰民；道路虽然遥远，干粮全都具备，也从来没有向大司农索取供给。唉，这件事也足以观察你的政绩了。朕深深嘉许你。赐新授宝文阁学士致仕凌景夏辞免恩命，不准。诏（汪应辰）。敕令景夏：朕怜悯卿因官职事务而劳苦，所以特意提升你的名位官秩，以表示爱惜贤才而不愿失去他的意思。古代居住乡里的贤者，难道只是为了自己闲适安逸吗？只是希望辅佐成就君王的德业，使尹人那样的贤臣显赫超越。卿应当恭敬接受朕的命令，努力履行这个义务。你的请求不准。察访郡邑廉吏诏（程叔达）。朕想到天下国家的治乱取决于风俗的好坏，风俗的好坏取决于士大夫的崇尚。士大夫是风俗的表率，也是天下赖以得到治理的人。所以在上位者有礼义廉耻的风气，下面就有忠厚纯一的行为；在上位者有险诈怪异、偷薄刻薄的习气，下面就会有乖戾争斗、凌辱侵犯的变乱。朕曾经收敛奸邪贪婪，贬斥浮华奢靡，亲自节俭来给天下作示范，但年历已经很久，治理的成效仍未进步。朕想是在位者还不能遵循德行、改变行为来使风俗敦厚，因此廉洁之士失去职位，贪婪之人长期获利；这样将凭什么帮助朕兴教化、致治理，而不愧于古人呢？各路部使者、郡守，你们替朕察访郡县的廉吏，来朝廷上报。朕将甄别奖赏，破格任用。若有人只图保持俸禄、养成高傲姿态，崇尚粉饰虚名，奉诏却不据实上报，使长期修养德行的君子被阻塞于上闻，这是你们的罪过，必定惩罚，决不宽贷。停止鬻爵诏（程叔达）。朕想到出售爵位并不是古代的制度。治理财物自有道理，只要均衡节制收入和支出就足够了，何必要轻易拿官职换取钱财？朕十分不赞成。从今以后，除了歉收之年百姓愿意交纳粮食以赈济饥荒，并且对众人有所余裕的情况，才听凭取旨补授官职；其余一律停止。立皇侄贵诚为皇子诏（程珌）。朕凭借浅薄的资质得以继承先帝的美好基业，想到国家继承人尚未确立，曾经把皇弟沂靖惠王的儿子收为自己的儿子。经过审慎观察和反复考虑，仍然担忧本宗支系还不强盛。皇侄、邵州防御使贵诚，也是沂靖惠王的儿子，如同朕的儿子一样。他聪明是上天赋予的，学问每天都有进步，既亲近又贤能，朕心中属意于他，让他一同确立为皇子。这是深远长久的考虑，大概是想为将来作无穷的打算。应当立他为皇子，改赐名为昀。（程雪楼说：我年轻时侍奉微庵先生，谈到文章之事，读到宁宗遗诏，其中说“邵州防御使某，沂靖惠王之子，也是朕的犹子”，并且极力称赞洺水所作的文章不在汉代制诰之下。） 理宗即位大赦文。

译上天生育众民，又设立君主，是为了让他承担像父母一样养育安抚百姓的责任。父亲拥有天下而传给儿子，是为了延续祖宗统系的根基。先皇恭敬仰承上天，自从继承宏大的基业，不把帝位当作快乐，只把天下万方当作忧虑。他爱护百姓，敬畏上帝，清除奸佞，提升贤俊；勤劳到夜里穿衣而起，节俭到洗涤旧衣再穿。于是感通天地，终于达到安康太平。阴阳二气和谐调顺，众生繁茂欢悦。中原人心归附，旧有疆土一天天归还。确实正在建立中兴的功业，逐渐恢复太平的景象。但由于长期焦心劳苦，终于损害了调养节制的适宜。怎么忍心听到临终凭几嘱托的话，正深切承受驾崩的悲痛？回顾自己微薄，竟得以继承先皇的光明基业。向上奉行母后的仪范，向下临御海■〈宀禹〉，正在惶恐如火灼烧之际，更增添战战兢兢、始终警惕的思虑。然而创伤惨重、内心摧折，尚且耽误了处理万机的事务；但施政首先应当惠及万物，怎么能拖延施恩四海的政令？现大赦天下。谕示经筵讲读官诏（程珌）。朕刚刚继承帝位，急忙接受太后的慈训。既然进入经筵，每天亲近群儒，深深想到增进德行、建立治道的根本，实在在于研习经典。早晚都不敢懈怠，还要依赖诸位贤臣尽心启发引导，不要有所隐瞒。朕当恭敬听取，更加自我勉励。立即命学士院明白传达朕的意思。仓部郎官潘槱授任大理少卿诏（程珌）。朕想到天下国家的根本在于自身，每当亲身实行之时，尤其谨慎。近来阅读仓部郎官潘槱所上首疏中的奏言，深深符合朕的心意，可以特意授任大理少卿，以表示嘉奖。谕示监司、守令恤刑诏（程珌）。从前成王初立政时，对于各种案件和各种慎重事项，极尽敬慎，忠厚仁慈不断积累，监狱因而空虚，这正是治道昌盛的由来。朕即位以来，举荐廉洁之人、告诫贪婪之人，起用有才能者、提拔被埋没者，也希望郡县听到风声，政治公平，诉讼得到合理处理。然而软弱的人被吏员的奸邪所蒙蔽，不怜恤人命；强横的人动辄心存巧诈，割裂法律、制造两端，长久拘禁、株连牵累，最终容易因饥寒疾病而死。有的人贪婪自肥，仗势夺取财物，犯下五种过失，导致是非错乱，蔑弃中兴之政，百姓的冤屈无法伸张，怜悯体恤之意衰微，剥削聚敛的风气显著，这难道是朕作为百姓父母的本意吗？从今以后，监司、守令各自想到替天牧民的重任，亲自致力于审慎办案，不能擅自篡改供词，不能违抗诏令而不遵行，不能任凭私情而放纵自己，深深培植治理根本，共同守持中和之道，希望各级官吏看到榜样，没有谁敢不遵循。倘若仍然轻慢玩忽，习惯于蒙蔽欺骗，贪婪残暴、拖延案件，却没有人纠察，那么上负朝廷委任，下对不起百姓安居生息，国家自有法典，对失职者加以惩罚，不是我一人敢于徇私。太师、鄂王岳飞改谥忠穆制（程珌）。从前高皇帝中兴炎宋国运，像吕丞相那样的功勋，确实显著于勤王之事；像岳鄂王那样的功烈，更高于保卫国家。抵御外侮、恢复帝位，都是社稷之臣；掌握政事、执掌枢机，也都受到皇帝心腹的托付。既然考察功劳并无差别，哪里容许在品德上有所区别？从前异议不能一致，如今众人的议论已经认为合宜庄重。用同一个谥号来评价他们，使公论流传万世。因此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赠太师，追封鄂王，谥武穆。岳飞具有河朔英雄的姿态，熟悉《左氏》兵法，在深夜危急之时击退乌珠，趁一鼓之余攻取刘豫。西京之地已经收复，河南的疆域也逐渐恢复。正因为他张扬马步军在蒋山俘获敌人的声势，所以能够在江南奠定功业。假使他联合晋、绛、泽、潞的豪杰谋划，想来早已在昔日策立功勋。虽然他以忠诚为国效命，屡次受到皇帝言语的褒奖，却因畏惧敌人、急于求和，深深受到权臣私意的阻挠。这一生最终竟不能保全，天下至今都认为他蒙受冤屈。朕有幸继承宏大基业，怎敢忘记过去的愤恨？正要壮大四海之内的义气，怎么可以不伸张当日忠魂？于是更改美好的谥称，以彰显真实的美德。卑鄙奸人的遗臭，不能到早晨就使人感到肉寒；伟大烈士的英风，将使千秋万代的人头发直竖。究竟谁得谁失？又有谁应当受到劝勉，谁应当受到惩戒？如今有一位有名的孙辈，长期掌管军粮，难道不是忠义得到报偿，足以验证天人相应的征兆吗？唉！遗留下的庙宇高高耸立，即使有人在古鄂游荡神魂；英灵凛然威严，哪里能忘怀中原之志呢？（以上是翰林学士程公珌起草撰写的。先王初年接受宝庆乙酉诏书时，实际上已经先赐谥忠穆。当时程公以刑部尚书与现任吏部侍郎王公塈共同掌管诏令，刚听到朝廷的旨意，便高兴地说：“这是圣上初政的大庆，赏赐足以慰藉天下公论了。”退朝后立即起草制文，等待录黄下发。后来皇帝心意仍未满足，还说：“穆不如武。”应当用诸葛亮、郭子仪两个美好的谥号来特别表彰他。于是又改为忠武，诏旨送到中书省，恰好王公当值起草，于是便看到今天这篇制文。后来程公写信来说：“我很希望附名于英烈之后，只是诏令词头恰好没有相合。想到稿子已经写成，虽然不能恭敬地宣布圣上的美意，但当初欣喜看到此事的心情，不可不使它显现出来。我已经把它放在所编外制中，并在下面说明这件事。”听说将要续编《金陀》的编次，幸望一并流传给后世，因此抄录下来寄去。） 唉！在凤凰池代皇帝起草诏令，是辨明忠邪、裁定是非的地方。只要按照改定的先后次序，就能知道皇上的宠爱；根据所记录的始末，就能看见人心。把它公之于天下，事情的公正便可以看清了。先王也因此不会被遗忘。如今既然刻印了这部编书，不敢辜负程公用来惠及九泉之下岳飞的心意，便略述大概作为附录。云珂谨慎记下。已故崇政殿说书程颐的孙子程源授任籍田令。制文（程珌）。敕令：已故崇政殿说书、赠直龙图阁、谥正的程颐，第四代孙修职郎程源。爵位俸禄是朝廷的名器，本来能够在一时之中砥砺人物；贤者则是风俗的枢纽和关键，确实可以在百世之中兴起教化、激励劝勉，这一道理古今相同。顾念你的祖先贤明正直，完全承自濂溪的正学，尽心探究人的本性，没有不是以大道根本为基础；开启锁钥、抽取缄封，用来开明后世学者。寻求他的后代，得到你这样端正善良、卓然具有承受道统资质的人，真是太好了！为了尊重旧日的典型，赐给你官秩，提升你进入朝班，希望能使他的风范震动听闻，不要偶然踏入邪僻。你要努力继承先训，更加竭尽心力；可以依照原来的修职郎，特授代理籍田令。已故华文阁待制朱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诏（程珌）。朕每次读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注解，看到他阐发圣贤的深意，辅助弘扬斯文，对治理之道有所补益。朕正在励志讲学，远远追怀他的典范，深深为之叹服仰慕。可以特意赠太师，追封信国公，谥号仍旧。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何玮赠推忠佐理同德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梁国公，谥文正制（程文海）。

译文武兼备，却突然引起令人痛惜的哀叹；应当厚加赏赐、隆重授官，用来举行崇高的褒奖典礼。已故具备某官职的何某，家传忠孝，德行兼具柔和与刚强；任军职而敦厚好学，出身于功臣世家而熟悉政务。登上台省任职，使朝廷忌惮有汲黯在廷；勤勉治理藩镇，足以成为樊侯那样的屏障。兴办学校，教化兴盛；恩惠遍及乡里；议论政事，后来往往能验证成败，是国家的蓍龟；以自身关系到国家安危，是朝廷的柱石。朕正要寻求辅佐，上天却不肯留下你，因此用召棠之典追念你，使你升列周代太傅之位，表彰功劳、赐予称号，按节制美谥、改定名号。比照台宰的多种礼仪，列入国家八柱之中，昭示朕特别的眷顾，慰藉你遗留的忠诚。唉！华屋终将变成山丘，更应深深思念已经逝去的贤者；丹书铁券和山河带砺之誓，还将把美好的功业延续到将来。你当顾念并享受这份恩典，这才可以称为不朽。（欧阳公玄说：先生的文章以气势为主，至于代替皇帝发布诏告的文字，雄伟地呈现出国初的气象，体现在辞令之间。） 平章政事王桓，已故祖父金吾卫上将军、知中山府事王善，赠银青荣禄大夫、司徒，追封冀国公，谥武靖。制文：程文海。有功劳应当封赏，即使相隔遥远也一定记录；没有德行也不应不给报偿，即使已经过去也可以追赠。何况是替朕效力的臣子，又有留下谋略的美德，更应提高封赠等级，以完备哀荣之礼。具备某官职的王某，已故祖父某官某，以忠孝立身，以仁义发迹；任用士人使他们献出死力，治理百姓而得到他们的欢心。带领真定的三百多名兵士，平定中山以南四十二郡；不杀投降者以谋求赏赐，常常牺牲自己来救活别人。做官便以廉洁谨慎著称，做将领便被称为有智有勇。子孙繁盛显达，正是德泽深厚长久的结果。因此仿照周代法制为他改定谥号，表彰冀方、开拓疆宇，仍然升进尊崇的官秩，用来显示特殊恩典。唉！官位曾至执金吾，遥想他旧日的功劳；姓名列在太史氏的记载中，荣耀地写入国家和城邑的新典。英灵仿佛仍然存在，光荣的诏命不要废替。安南国王遥授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陈益稷，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制（程文海）。献出信物归顺朝廷，已经离开叛逆而效法顺从；用爵位驾驭尊贵之人，应当尊崇德行、报答功劳。现在广泛发布明白的诏命，使众人信服。具备某官职的陈某，知道敬畏上天的人应当事奉大国，希望保全疆界、使百姓全活；仰慕帝王拥有真正的德业，见到时机便起而行动；害怕祖宗祭祀断绝，自己拔身前来。凭借忠孝的诚心，受到世皇帝的知遇，蒙受天地般的恩典，在故国承袭封爵。起初，周王赫然震怒，讨伐罪人、慰问百姓；后来，舜帝广施恩泽，班师振旅。那些迷失者不肯回头，你守持节操却更加坚定。拯救溺水和火灾，跟随王师总共出兵两次。后来得到馆舍安置和丰盛供给，留在湖右将近三十年。亲身经历四朝事务，志向没有越过最初的节操。因此朕登上帝位，急忙召你入朝，于是增加新的官秩来表示恩典，仍按原来的封爵授予职务。唉！对内安定、对外安抚，朕不会忘记铜柱以南；近处的人喜悦，远方的人来归，你更加拱手面向北方辰星。恭敬地遵守美好的诏命，永远同心担当。侍御史赵世延已故祖父蒙古汉军征行大元帅按扎尔，赠推忠效庸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秦国公，谥武宣制（程文海）。顺应上天、顺从人心，依靠祖宗的仁德圣明；建立国家、开辟疆土，也有赖将帅的辛勤功劳。顾念这份成就已经圆满，再加以褒奖追赠。具备某官职的赵某，已故祖父某官某，文武才干兼备，忠良德行完足；具有非同寻常的资质，辅佐正在兴盛的时运；率军消灭夏国，敌人无不望风投降；借道攻破金国，众人都说这是从天而降。以帝王之兵以不杀为根本，所以秦、蜀众地长驱直入而平定，终于收取百战之功，远远超过诸将。仰慕兴唐的英杰，像卫青那样不辞艰难；正辅佐汉家的贤良，谋略周密，没有遗漏。虽九泉之下不再起身，千载之后仍如同活着。于是提升官位到台衡，表彰柱石般的功勋，冠以四字赐号，按两种美德节制而改定谥名。荣耀地开启白社封爵，载入丹书府库。唉！面对三千名身披组绶、身穿铠甲的军士，古代名将还有谁能超过你？放眼辽阔的百二山河，你的后代子孙应当像你一样吗？尚愿英灵享受这份宠荣。任命宰相诏（程文海）。中书省是政务的根本，军国大事无论大小都由它处理。朕自即位以来，励精图治，于是设立辅弼宰相，统领中书省。然而到现在已经一年多，显著成效还没有出现，难道是选用不当吗？为什么万千政务仍然紊乱，而百姓很少得到安乐？现在特意任命中书左丞相某为右丞相，太保某为左丞相，统领百官，整治各项政务；便利的措施予以施行，有弊病的革除；一切内外应当办理的大小事务，都听凭中书省分别处理。若有奏闻而违越法令的，依法论罪。唉！设置官职、分掌职责，千万不要扰乱条纲；处在富足状态而守住成业，务必要把安定百姓放在首位。科举诏（程文海）。我朝祖宗凭借神武平定天下。世祖皇帝设置官职、分掌职责，征召任用儒雅之士，把尊崇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地方，把议定科举作为选取士人的办法，规模宏大而深远。朕凭借微薄之身，得以继承宏大的帝业，继承先志、述行先事，以祖宗训诫为法式。考察夏、商、周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概括其中本末，举人应当把德行放在首位，考试才艺则以经学为先，辞章次之；浮华超过实际，是朕所不取的。因此命中书省斟酌古今，制定条文制度。应当在皇庆三年八月，由郡县推举贤能者作为贡士；有关部门于次年二月在京师会试，中选者朕将亲自策问。唉！经学明达、品行修洁，或许可以得到真正儒者来任用；风气转变、习俗更易，也将更加达到至治的隆盛。（揭文安公说：当时议论实行贡举法，先生请求采用朱文公私下议论中革除辞章弊病的办法，皇上随即命先生起草诏书施行。） 谕示建立鲁斋书院（程文海）。敕令陕西行省行台大小各衙门的官吏等：中书省上奏，御史台进言，已故中书左丞许衡首先阐明理学，被尊为师儒。世祖皇帝居于潜邸时，曾以礼征召他到六盘山，提举陕西西部学校，文风因此大为兴盛。西台侍御史赵世延请求依照其他郡县先贤教化流传之地的做法，为他建立书院。前齐哩克琨总管王某献出土地房屋来成就此事，请前国子司业某共同主持教导学生。请求下诏拨给田地以供养士人，并酌量加以表彰劝勉王某。依照奏请准许，赐匾额为“鲁斋书院”。命所在地官司酌情拨给系官田土，用于入学者奉行朔望、春秋祭祀，修缮祠堂房舍，供给师生廪饩，务必以培养人才、讲习道义为要，以备选拔任用。由本路正官主持并督促，各省、行台常常加以勉励。王某令有关部门另行加以表彰，同时禁止经过此地的使臣、官员等在书院内停留，亵渎圣贤，饮宴聚会，审理诉讼，制造工役。凡是供养学校的产业和书院事务，不得被任何人侵扰。若有人倚仗此令而过分妄为，难道不知道畏惧吗？

译中书左丞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封宣国公诰（朱升）。君臣相遇，正当开创基业之初；辅佐大臣受到尊崇，正在于得到功勋旧臣来掌理国家政务、辅佐上天的功业。何况朕的股肱之臣，又承担宰衡这样的重任。现在广泛颁布诰命，明白昭示朝廷。中书左丞相李善长，是国家的柱石良才，也是朝廷久负盛名的重臣。当初在举义之始，便首先推许他有辅佐建立帝业的忠诚；在军幕中施展奇谋，在淮甸鼓舞风云；在中书省综理政务，在京师收集图籍。出入早起晚归，精诚贯日。礼乐刑政，都总理其纲要；钱粮甲兵，必定经过他的筹划。意气使将帅信服，恩惠爱护遍及百姓。当朕亲自征讨时，他居中控制镇守；到朕治理国家时，他遇事陈述意见。头发已经花白而丹心不改，勤劳如同一日。清正之风在黄阁中，能够给百官作表率；像金鼎调和元气一样，调理天下运势。辅导太子培养德行，成为师傅的典范。现领兼任官职，增加封国。唉！汉朝任命宰相，萧何排在曹参之前；唐朝记载功勋，房玄龄位居李靖之上。更加扩大长远的治理，以符合朕深厚的心愿。可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兼太子少师，封宣国公。中书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傅、封信国公诰（朱升）。任命将领、出动军队，建立兴王的大业；建立国家、开辟疆土，凭借辅佐时运的功劳。臣下手持斧钺而建立显赫功勋，掌握宰衡而居于右丞相之位。才干属于非凡等级，赏赐也非同寻常。现在郑重告知朝廷，广泛宣布诏令。中书右丞相徐达，资质刚强英杰，器量深远雄厚；像山岳一样高峻，像虎貔一样勇猛。跟随我在濠州起兵，首先怀有捧日效忠之心；到如今在江南定鼎，遂成为擎天的栋梁。气概冠绝万人而无敌，拔旗摧城，威势遍行四方。以推恩安抚百姓，使军旗所到之处安定；指顾之间淮海风清，战鼓轰鸣，湖湘相继归服。西边连接巴蜀，东边直到大海。有征伐便总领水陆军队，军队所向便收取郡邑图籍。削平两个强敌，古代名将还有谁能超过？辛劳奋战十多年，我的封疆因此得以确定。奏报苏州、湖州的胜利，俘获敌方君臣而归，确实可称元勋，应当承受最高爵位。尊荣宰相府，仍加开国的褒奖；辅导储君，更加看重兼任官职的选择。唉！太公的韬略，应当成就一统天下的规制；邓愈的功名，特别列在诸侯的表扬之中。现颁布宠荣的等级，希望你能够恭敬承受。可授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封信国公。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封鄂国公诰（朱升）。朕听说以德行开创帝王基业，是为了实现安定百姓的志向；用武力平定天下，实在有赖开国功臣。古代盛世，事情都如此；英雄奋发，本来就不是偶然。正值群雄逐鹿之时，恰好得到像虎一样的将领，成为朕的心腹和国家的爪牙。于是建立前所未有的功勋，应当考定优厚崇高的典礼。任用人要依靠旧臣，而治理事业要不断更新。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常遇春，见识周全而器量宏大，才干深沉而气势锐利。孕育这样的祥瑞之才，光辉蕴藏在民间。树立我们的义旗，跟随我飞渡长江以东；栉风沐雨，身披铠甲、挥舞戈矛，亲身经历百战的劳苦，勇敢击退万夫之敌。在帷幄中侍奉而决胜千里之外，手持军权而为四方效力。施行号令格外谨严，与士卒同甘共苦。威名使众人服从，武略超群。正当朕在草创艰难中经营时，把朝廷内外的辅佐重任托付给你。正如鱼儿得到水而相互成就，云跟随龙而上升。平定江西，战必胜、攻必取；廓清淮河以西，使老人安定、年轻人归附。及至在鄱湖大战，又在赤壁鏖战，以迅雷之势夺取强大的陈国，传递羽檄，快如星奔。何况旧馆的蜂群般敌军已经消除，姑苏的兔窟也全都攻破。箭和石头像雨一样落下，登上坚城而毫不惊惧。缴获的财物堆积如山，却严禁侵犯百姓一丝一毫。可以说冯异的功劳不小于邓禹，潘美的义行不愧于曹彬。计算他的功勋，按礼应当加以恩赐。调和国家政务，保卫辅佐太子。位居中书平章，升为上公并兼任太子官职。唉！如同股肱扶戴元首，如同船桨帮助渡过大河。用日月旗常记载崇高功勋，使其光大；以山河带砺起誓，使其世代长久。可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兼太子少保，封鄂国公。浙江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朱文忠诰（朱升）。只有上天和祖宗共同保佑我们的国家。朕起身于田野，终于成就大业。命令你这个小子文忠，镇守浙江。浙江作为一省，左有江、右有湖，土地广大、物产丰富，百姓工巧，习俗却奢侈靡费。朕以俭朴为天下先，希望借此移风易俗，使守护这片土地、治理这里百姓的人明白朕的心意。你文忠仁爱而有勇，是国家的至亲。先前你守金华、戍严陵，堵塞乌龙关隘，扫荡苗獠群体，长驱进入邻国境内，浙江的平定，你也有功劳。朕嘉奖你的才能，因此把一方重任托付给你，把腹心之事交给你，官位达到平章，权力兼有将相。责任也很重了。唉！你能够节俭，谁还敢奢侈？你能够勤劳，谁还敢懈怠？你能够正直，谁还敢偏邪？谨慎修养自身，扩大履行职务，我就嘉奖你。御史大夫兼太子谕德邓愈诰（朱升）。开国之初，必定要依靠威武英明之士，拓展疆土，辅佐兴建大业；让他们居于台辅之位，就可以成为朕的股肱；让他们掌管宪台，就可以成为朕的耳目。因此选拔这样的功臣贤德之士，提升到重要而清要的职位。邓愈，起身于虹邑，与我在军门共同效力；阵法合于兵法，射艺精于彀率；辅佐我成就兴盛时运，朕嘉许你策划功勋。从淮泗跟随出征，经过滁州、和州而护卫车驾；飞渡江流，姑熟使人慰藉仰望之情；扫平水寨，建业恢复龙虎争胜的形势。在京口驻扎军队，在桐川建立帅府；攻克宣城，敌人听到长枪之名便震慑归服；安抚歙郡，蠢动的苗族叛乱者也被擒获。踏平浙西以开拓疆界，拓展鄱阳以作为保障。近来已经颁给特殊恩典，官位升至平章；你素来具有表彰善行、憎恶恶行的才能，应当承担纠正过失、整治谬误的职务；兼任辅佐太子，联列严肃朝班。唉！延揽英雄，光武帝采纳邓禹的谋略；激励清正、抑制污浊，唐太宗赞赏王珪的才能。努力向前代贤臣看齐，希望达到至治。太史令刘基诰（朱升）。

译帝王承受上天所定的历数，顺应时令发布政令教化；设置官职、选择人才，更应当没有比这先行的。过去唐帝任命羲和，三代太史的职务，是观察天文、记录时政、占候、记载，这些都出于一官；推求天道而合于人事，是古代的道理。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实在必须是通晓经术的儒者。刘基学问贯通天人，资质兼具文武；年轻壮年时，凭科举取得功名；在天下扰攘之际，掌控治理一方；等到跟随朕，首先陈述长远谋略，说明治国的根本末节、用兵的先后次序。你能够进言，朕能够审察并采用，因此才取得今天的成就。你所提出的各项建议，都已经见到成效；太史的事务，大概正是你所擅长的。因此沿用原来的官职，赐给你新的任命。你应当用来协调五纪，确实整治百官，勉励年高有德者，采纳美善谋议，以符合敬奉上天、谋求治理的心愿，这样朕就高兴了。翰林学士陶安诰（朱升）。听说国家建立，必定有一心一意的臣子，受到尊崇拥戴并加以光大辅佐；张立国家纲纪，树立礼仪表率，端正名号，完善辞令；扩展帝业的宏图，弘扬功业使其昌盛，以显示他弥补前后、周全成事的力量。朕当初渡过长江时，江南士人携带策书到军门拜谒的，陶安到今天已经十三年了。发布号令，军民就信服；掌管文案，重点要领便能成办；治理百姓而百姓安宁，整治官吏而官吏服从；陈述奏议没有愧色，发布收纳诏令都合于允当。即使艰难繁重、事务纷杂，也丝毫不动摇他的心，只以尊崇拥戴、光大辅佐为要务，难道不能说是一心一意吗？近来开设翰苑以崇尚文治，设置学士使其位冠儒臣；重视道术、报答功劳，领受这一新的任命。还要思考政事，整理成篇，进献意见以成就君主，彰明世间教化，润色皇帝的谋略。朕深深嘉许你，特此登上永久的声誉。《新安文献志》卷二。●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三。（明）程敏政撰。○奏疏。论宰相、枢密不应禁止接见宾客的奏疏（谢泌）。臣私下看到王禹偁上奏，请求从今以后宰相、枢密都不得在本厅接见宾客，以防止请托。有诏令同意此事，并令御史台向朝廷内外宣布。臣认为这样做，是把大臣当作有私心的人来怀疑。《尚书》说：“任用贤能不要三心二意，斥退邪恶不要犹豫不决。” 张说对姚元崇说：“对外应当疏朗而善于接待、应对事务，对内则应谨慎地侍奉君主。”这才真正懂得大臣的本分。如今天下极其广大，政务极其繁多，陛下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寄托给辅佐大臣；如果不是接见群臣，怎么能全面了解外面的事情？如果让群臣都到都堂等候接见，那么群臣请求觐见、咨询政事便没有固定时间，大臣就必须常常在政事堂等候百官，连解衣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古人说：“既然怀疑，就不要任用；既已任用，就不要怀疑。”如果政权落在大夫手中，俸禄从公室流失，国家气数衰败，强臣擅自掌权，那时才值得忧虑。如今陛下包举天下，总揽豪杰，朝廷没有巧言令色之士，各地没有苟且姑息之臣，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决定。《尚书》说：“不要偏私，不要结党，王道就会广大平坦。” 说的就是今天的情形。为什么还要怀疑执政大臣是在做衰世才有的事情呢？从前孔光不谈温室中的树，顾雍封侯三天，家人都不知道；谢安石在客人面前下围棋，捷报送到而客人没有察觉。大臣应当如此严密谨慎，即使妻子儿女也不能听闻，何况其他人呢？如果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就应当斥退他；既然已经得到合适的人才，任用他主持政务，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假如设置杜公堂谒见的礼仪，难道就没有私下会见的场所吗？堵塞到宰相府请托的渐进之路，难道就没有其他途径吗？这不是陛下推心置腹地对待大臣、体察群臣并要求他们报效的礼义之道。王禹偁不明白大体，妄加陈述，使圣德受到牵累，使圣明受到蒙蔽；这种狂妄躁急的话不可听信采用。请陛下裁决。（《宋史》本传说：太宗阅览奏疏后，立即追回先前的诏令，仍把谢泌所上的奏疏送交史馆。） 《请求任用旧日老臣、以小人为戒疏》谢泌 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近日那些不安分之徒所陈述的，都是民间猥琐鄙陋之事。臣听说古代贤明的君王，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意见，考察近处流传的话，是担心视听受到堵塞蒙蔽，所以采纳这些意见来通达民情；但很少听说不考察其实际情况，便采用他们的话而立即实行其所说的事情。《易经》说：“小人不可任用，否则一定会使国家混乱。”先朝时期，莫陈利用、陈廷山、郑昌嗣、赵赞这些人喋喋不休、能言善辩，使人心陷于危险；幸赖先帝圣明，后来将他们分别诛除剪灭，但他们造成的祸患已经很深了。这些都是陛下熟知的。自陛下即位以来，完全除去了这类人，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如日月般的明察、如乾坤般的广大。《诗经》说：“没有不是有个好开头的，很少有人能够有始有终。”希望陛下长久实行而不断自我更新。唐明皇早期任用姚崇、宋璟，国家就得到治理；晚年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国家就发生混乱，这也希望陛下深加圣虑。臣听说工匠要把事情做好，必先使工具锋利。古代辅佐圣帝、帮助明王，建立万世基业、树立不可动摇功业的人，必定依靠老成持重之臣。至于成王、康王时期刑罚几乎废置，是听从周公、召公的谋划；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清静无为，也是采用萧何、曹参的谋略。精心整顿国政，斟酌王道法度，从未听说市井之徒、奔走尘埃的官吏能够担当这样的职责。希望陛下深察前代历史，明白任用小人就会混乱，任用大臣就能治理；这样以后小人不敢萌生邪心，大贤也能够竭尽全力。（咸平元年上奏。） 《论征伐辽国札子》洪中孚

译显谟阁直学士、中大夫、真定府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兼知成德军府事、提举本府学事及管内劝农使、兼点检牧马、丹阳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赐紫金鱼袋臣洪中孚，于本月十二日奉到御笔，因臣关于收复燕云故疆的议论与各路帅臣意见不同，命臣把确切的利害具奏上报。臣恭敬地遵奉圣训，分条陈述如下。一、臣先前说政和三年可以大举进兵，正是因为朝廷每年所赐的钱粮，百年来一直有所积蓄；燕山以及山前、山后的州县，粮食物资相当充足，编户百姓富足兴盛，或许可以凭借当地所获得的玉帛、粮草和人民，扩张土地；而谋臣没有在这个时候提出计策，今天只剩下空城，机会已经丧失，不能再举兵。各路帅臣都不了解兵饷的情况，却执意相信燕云人没有根据的话，说：“我们本来是汉人，陷在苦难之中，朝廷不知道救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自行归来，岂只是大旱时盼望云霓吗？”如果以救济百姓为名派出偏师，不仅会准备箪食壶浆，恐怕还会有香花楼子到边界迎接。臣长久经历边疆事务，略知敌情；这些人只是无所事事、不能自给的人，企图南归以窃取爵禄，实际上并不是大姓人家的说法。臣考察维持契丹统治的人员，从公卿、翰林院到州县官员，无不是汉人；他们学习诵读诗书，有文化的必然求取富贵，难道不知道国家英才如林吗？如果南归，即使是权贵显要和仕进要途，燕云数州的读书人又怎么能一个个占有这些位置？可见这些士人并没有归附的意愿。至于只能勉强得到粗粥供给的人，也必定会牵连亲戚里巷；而刘六符辅佐辽国时，病势已经很重，耶律洪基前去探问遗言，说：“燕云实在是大辽的根本之地，希望深深结纳民心，使他们没有南归的念头。” 洪基于是追问深深结纳民心的方法，刘六符回答说应当减省徭役、减轻赋税。洪基深为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把税赋减去三分之一。按照人情推测，谁肯舍弃姻亲而去承受重税呢？这说明大姓人家没有归附的意愿。至于香花楼子迎接之说，果真值得凭信吗？一、物资储备不充厚，是兵家所忌。臣考察朔部、河东的粮草，如果用兵，就不能不增加屯驻军队的供给；不到半年，山前、山后的州县就会倾尽，朝廷的府库也不足以支撑一年。只是臣不知道提出谋略的人，准备以什么办法供给后续所需呢？一、太平日子长久了，士兵骄纵、将领懈怠，一有行动就溃败；却想凭借没有纪律的骄兵去攻伐别国，这和爬到树上去捉鱼有什么不同？轻率妄动，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只是自取羞辱、丧失军队并给后世留下祸患罢了。一、权贵以奢侈华丽自我夸耀，却轻视节义；天下困乏，《小雅》所说的礼义教化完全废弛，维系国家的四种纲纪也没有建立。正应当忧虑别人乘虚攻我，哪里还有时间谋划攻打别人？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伏望陛下施恩，早日改变心意，特地下达圣旨，对内修明文德，对外谨慎守卫边疆，考虑祸患、预先防备，以应对意外变故。切不可轻忽，以招致不可测量的祸患。再想到祖宗积累二百年的基业，以宗庙为念，保佑这些百姓，那就万分幸运了。一、臣蒙受国家深厚的恩德，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如果有所听闻和见解，岂敢因为逃避贬斥责罚而闭口不言，迎合权臣，从而欺骗陛下，为苟且求容而危害国家社稷？如果谋臣一定要收复燕云故疆，臣即使死上万次，也不敢恭敬地奉行诏旨。伏望陛下杀臣以向谋臣谢罪，专门委任他们经营收复之事，或许日后可以诛杀误国之人，以向天下谢罪，使他们不得侥幸免罪。臣昏暗愚钝，不能洞察时机；但内心愚诚感激，按义理不能顾惜自身，言语冲犯忤逆，冒犯天威，甘愿等待斧钺诛戮。以上谨慎记录奏报，恭候敕旨。谨于政和四年四月某日奏上。（武进刘公岑说：洪公这篇奏疏言辞十分恳切，恰逢朝廷派遣宦官谭稹来商议此事，洪公说：“提出这个谋略的人，是国家的贼。”谭稹非常不高兴，最终弹劾洪公，使他奉祠离职，降为待制，后来又夺去其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请求斩杀蔡京等六贼疏》江致 臣等听说，尧在位时有八元、八恺，却来不及任用；有四凶，却来不及除去。尧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可以任用、可以除去，只是料想自己将因勤劳国事而疲倦，必定要把天下交给舜，所以特意把这些人留下来遗给舜，使舜大力施行诛罚和奖赏，以昭示天下。因此传记说：“舜有二十项大功而成为天子，天下人歌颂他，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臣等私下认为，道君皇帝时期，并非没有像四凶一样的奸臣贼子而未被除去；道君也并非不知道，只是特意把他们留下来遗给陛下。今天的事情是：蔡京在前面败坏朝政，梁师成在宫内阴险作恶，李彦在西北结下怨恨，朱勔在东南搜刮聚敛，王黼、童贯又相继在辽、金那里结怨，破坏祖宗与各国的盟约，丧失中原的信用，首先制造边境争端，使天下形势危急得如同一根头发。这六个贼人，名目不同而罪行相同。伏愿陛下擒获这六个贼人，在市朝公开处死，把他们的首级传示四方，以向天下谢罪。（靖康元年正月某日，与陈东一同上奏。） 《请求重新任用李纲、种师道疏》江致

译臣等私下观察今天朝廷中的大臣，奋勇无所顾忌、以自身承担天下重任的，李纲就是这样的人，正是所谓社稷之臣。庸碌昏乱、没有才能，嫉妒贤能，动辄只为自身谋划、不顾国家大计的，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廸、蔡懋、李棁这些人就是这样，正是所谓社稷之贼。陛下把李纲从列卿中拔擢出来，不到一两天就任为执政，朝廷内外都相互庆贺，知道陛下能够任用贤能；斥退白时中而不再任用，知道陛下能够除去邪恶。可是李纲任用而没有专任，白时中被斥退却没有罢免，又重新任命李邦彦为宰相，任命张邦昌为宰相，其余的人也都再次得到擢用，为什么陛下任用贤能仍然不能做到不三心二意，除去邪恶仍然不能做到不犹豫呢？听说因为金人之故而罢免李纲的职务，臣等惊疑不解，不知究竟是什么缘故。李纲从普通官员起家，独自承担大事，李邦彦等人把他视如仇敌，害怕他取得成功；于是乘着李纲用兵略有不利，便找到机会和破绽，把罪责归到李纲身上。一次胜利、一次失败，是用兵的常事；小胜本来不值得特别高兴，小挫难道也值得认为是耻辱吗？何况显示怯弱，奇谋秘计，怎么能仅仅因为这些就使担当大事的大臣受到动摇？臣私下听说李邦彦、白时中等人一再劝陛下到别处巡幸，见事情紧急，就把自己的亲党分别除授为外任，遣送家属跟随他们远走；哪有身为大臣，却不能拿全家性命来承担国家社稷的灾难呢？他们的心意只在仓促之间各自保全妻子儿女罢了。众大臣一齐首先倡议，百官各司又群起附和，于是使京城百姓喧闹骚动，不能安居。如果不是李纲为陛下进言，那么皇帝车驾一旦流离播迁，在外的宗庙社稷已经成为废墟，百姓已经遭受屠戮，陛下将要背负抛弃宗庙社稷的名声。幸赖陛下聪明而不受迷惑，特意听从李纲的请求，朝廷内外听闻此事，即使愚夫愚妇也无不举手加额，仰头感叹圣德的盛大。李纲的力量岂能说只是小有补益吗？因此李邦彦等人的诬陷、诽谤和嫉妒，必然无所不用其极。如果因为李纲用兵略有挫折就应当罢黜，那么童贯首先制造边境争端，造成今天的祸患；近来又率领数十万军队进行云中战役，几乎到了匹马只轮都不能返回的地步，朝廷却从未议论童贯的罪过，为什么李纲稍有挫折就要加罪于他？李邦彦等人主张割让河北土地；河北是朝廷的根本，没有三关四镇，就是放弃河北，朝廷还能重新建都大梁吗？不知道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以北以后，李邦彦等人能够使金人不再毁弃盟约吗？一次进退，对李纲来说是很小的事情，对朝廷来说却是极其重大的事情；社稷的安危，就在这一举。希望陛下立即收回先前的命令，恢复李纲原职，以安定朝廷内外的人心，并把边境以外的事务交给种师道。如果陛下不相信臣等的话，请遍问各国之人，他们一定都会说：“李纲可以任用，李邦彦等人可以斥退。” 在任用和舍弃之间，难道可以不慎重考察吗？请陛下裁决。（靖康元年二月，与陈东一同上奏。） 《论恢复正道六件事疏》胡舜陟 臣看《春秋传》说：“战争就像火一样，如果不停止，最终会焚烧自己。”老子也说：“用道辅佐君主的人，不凭武力逞强于天下，因为这种事情容易招致反作用。”国家自熙宁年间王韶提出开拓边疆的主张，王安石支持他的意见以来，派将用兵，没有一年停止过。泸南、广南频繁出兵远征，到崇宁以来尤其严重。西面开拓青唐，以及夏国；南面修筑溪洞，直到丹州。西南方面则设置祺祥等州，都是不毛之地、不是人居住的地方，却驱使百姓陷入刀兵，死者不计其数，生者耗尽血汗。这样经过五十多年，又有王黼、童贯合谋，抛弃与契丹百年的友好，和金人约定要使契丹灭亡。因此上天震怒，把灾祸降给我国。金人强悍，没有人能够抵御；他们屠杀士人百姓，攻陷城邑，长驱直入中原，到都城问罪。亲王、宰执作为人质，金军深入北方境内仍未停止，举兵进攻也没有停止。我国军队出战，没有不失败的，国土收缩，士气丧失，威势减损，国体受损。这难道不是所谓“不停止就自焚、事情容易招致反作用”吗？陛下登上帝位，正赶上这种时候，日夜忧劳，却还没有看到成效，大概是上天的震怒还没有解除，人的力量怎么能够胜过它呢？然而上天与人相距虽然遥远，它的感应却非常接近。如今想要向上解除上天的震怒，就应当修治人事来回应它。《尚书》说：“只有先感化君王，端正他的政事。”这就是先王修身省察以回应上天、解除上帝震怒的方法。臣观察今天，祖宗宽大仁厚的政令被湮没而没有实行；王安石刻薄急迫的法令仍然成为阻碍而没有革除。法度未能得到端正。士大夫欺骗蒙蔽、荒诞虚妄，仍沿袭旧习；骄奢贪鄙，丝毫没有悔改。风俗未能得到端正。事情还没有见到功效，奖赏已经屡次降下；等到事情失败，却不加惩罚。赏罚未能得到端正。宦官和皇帝身边的亲近之人仍掌握政权，互相抗衡、任意妄为，没有任何忌惮。任用未能得到端正。从前贪冒恩宠的人，没有加以削夺；有才能的人却沉沦在州县。爵禄未能得到端正。从前侥幸获得富贵的人，一丝一毫也不取缔；靠刀耕火种、耕水田为生的百姓，却困于沉重的赋税。赋敛未能得到端正。这几方面都不端正，难道就是所谓“端正他的政事”吗？伏望陛下明发诏令给三省，凡属于这些方面的，全部改正，或许人事得到修治，上天的意旨也能得到回应，震怒一旦解除，妖异之气自然消散，安坐便可以达到太平，增益祖宗的光辉。（靖康元年十月上奏。） 《请求救援中山状》胡舜陟

译臣恭敬地看到陈亨伯送来的蜡书，言辞悲哀恳切，开头陈述真定城被攻破，百姓被屠杀，不知有几万人；金兵凭据高城，想再把他们逼退就更加困难。臣读到这里，流泪痛惜地叹息，朝廷怎么忍心让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却始终没有派出一人一马前去援救？李邈上奏了三四十份状文，朝廷一点也没有答复；朝廷难道不珍惜土地、爱护人民吗？只是因为现在正在讲和，不敢动兵，这实在是太失策了！臣请为陛下说明：古代各国交战时，使者处在其中，推究双方利害，解除两国的忧患，因此使百姓得到休息而以和为贵。如今金人派使者来，我国使者也前往，双方停止用兵不动，这才叫和。但金人用兵不止，今天陷落一座城，明天攻陷一个城邑，逐渐向南侵进，有兼并席卷的意图。他们不时派来一个使者，索求珍宝财物，用欺诈的言辞假装顺服，使人不作防备。我国使者前往，他们便以威势胁迫，使者一句话也不敢说，只把金人甜言蜜语般的话奏报上来；朝廷不察其真伪，便说和议已经确定。宣抚司看到这样的讲和情形，也不派兵救援真定，以至于真定陷落。陈亨伯所说的是，金人接受我方讲和的使者，把他扣留在营寨中，任意攻取城池，却没有人前去解救；他们的计策怎么这样得当，而我们的计策怎么这样失误呢？如今听说金人正在全力进攻中山城，很快就要攻城了。如果朝廷又因为讲和的缘故，不让宣抚司出兵援救，中山必然失守。中山失守，河北各郡就会不战而自行陷落。河北陷落，京师就不能作为都城，宗庙社稷也危险了。陛下为什么不以宗庙社稷为念呢？陈亨伯又说，金人既然攻城，杀人放火，而我国军队前往援救，按道理并没有什么错误。朝廷如果任凭各镇存亡，不再顾惜救助，那就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想保全它们，伏乞迅速下达指挥，命宣抚司火速派兵前来。陈亨伯的话如此，可以说十分恳切了。陛下如果听从大臣的意见，认为既然已经讲和，就不再援救，那么不只是失去保全宗庙社稷的根本计策，臣私下恐怕土地和人心也必将一并失去。如果大臣说今天没有军队，拿什么援救？臣认为河北的百姓全都是兵员；让各郡县倾出府库与百姓共同守御，朝廷用优厚爵禄羁縻他们，何必担心百姓不能为国家所用，只在于安排处置得如何罢了。陈亨伯请求宣抚司的军队从深、冀而来，祁与马忠的军队会合；宣抚军攻击金军西面，祁军攻击其东面，中山作为内应，这样就能转祸为福、把失败转变为成功；他的话似乎也有道理。伏望陛下诏令三省、枢密院，立即详细斟酌施行。（靖康元年十月某日上奏。罗鄂州说：胡舜陟的儿子李子仰任太府丞，轮流奏对时把舜陟论述江淮事务的奏疏进呈。高宗说：“难道不是钦宗朝任台谏官的吗？”我查阅实录，只有你父亲的奏疏很多，大概指的就是这一类。） 《论蔡攸罪状》程瑀 臣听说，祸乱发生在外部，奸邪产生在内部；对奸邪用德来治理，对违法者用刑来治理，这是古代的制度。刑罚与罪行相当，杀一个人而天下都服从，这就是平息祸乱、消除奸邪的方法。蔡攸的罪过，四海之人都认为可以杀掉，陛下却未能明确施行刑罚、严明法令，以致公众的议论郁结至今。臣谨按察，蔡攸属于豺狼一类，本来不能按照人的常理来要求他。考察他凭借谄媚之术以求取权力，施行诡诈计谋以巩固宠幸，暗中玩弄威权，竟然身居师傅的尊位，却亲自做俳优那样卑贱的事情；他侮慢君上，污蔑宫廷，这些罪行即使是他的父亲蔡京或许也没有达到，他实在死有余辜。又何况燕山战役中，蔡攸与童贯同任宣抚使，丧失军队，数量以万计，最终不能取得燕山，反而打开关门招来金人，又给他们丰厚的岁币，拿一座空城换取他们退兵；招来责难、承受侮辱，确实从这里开始。等到金人谋划南侵，在夏初首先提出，秋末决定，蔡攸任枢密院长官，边境官吏来报告，他却不向上奏报；等到金人侵犯边塞，又不再谋划防守之事，全家向南游走，名义上说是护从上皇，实际上都是叛逆。上皇南归，不只是因为思念陛下出于天性，也是由于他深谋远识，正应当这样。蔡攸不过是弄臣，上皇难道还会同他商议事情吗？他竟敢肆意诬陷欺骗，说自己劝上皇南归；这就是欺骗君上、愚弄朝廷，即使已经败露，仍然如此。他的罪恶已经昭彰，天下■〈宀禹〉都愤怒痛恨，弹劾奏章纷纷上呈；名义上说是把他驱逐到广南，实际上却把他安置在优越之地。整顿他的政务和刑法，今天正不可再拖延。伏望陛下振作精神，明断是非，把他投到海岛上去，不让他污秽我大宋境内，这实在大快天下人的愿望。请陛下裁决。《请求在宫中设置簿籍记录台谏章奏疏》程瑀

译臣听说，君主如同人的心，宰执如同人的四肢，台谏如同人的耳目。耳朵负责听、眼睛负责看，视听不废，四肢运用得当，内心无为而天下得到治理，这就是心能够成为君主的原因。人君又能做什么呢？共同讨论治理之道的是台谏，共同实行治理之道的是宰执。天下的事情不过是有利和有害：台谏说有利，宰执说有害，人君考察后，如果确实有害，过错在台谏而不在宰执；如果把有害说成有利，宰执又怎么逃脱罪责呢？宰执说有利，台谏说有害，人君考察后，如果确实有利，过错在宰执而不在台谏；如果把有利说成有害，台谏又怎么逃脱罪责呢？万般政务极其繁多，我运用聪明才智，只在于审察是非、辨别利害；这是以一件根本之事应对万般事务的关键。如果不能做到明察这些，使是非利害在胸中清楚分明，那么真假不分、朱紫混淆，精神劳苦于枝末细节，天下的治理就不可希望了。人并不是尧舜，不可能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正确；不计较他的善处，只喜欢听人赞美自己，这就叫寻求谄谀而造成昏暗蒙昧。从前诸葛亮处在君主年幼、国家初建的时候，独自总领朝廷，难道还依赖群臣什么吗？但他一旦发布教令，便谆谆告诫，竭力要求群臣彼此匡正救助，以补救政治上的空缺和败失。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治理，差不多可以比拟成王、康王时期，当时辅佐大臣也很少受到贬损。他曾对执政大臣说：“我常常担心因一时喜怒而错误地施行赏罚，所以希望你们极力进谏。”你们也应当接受别人的劝谏，不可以因为别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就厌恶他。如果宰执能够这样对待台谏，人君能够这样对待宰执，天下的治理就不难实现了。朝廷之上，事情没有错误和过失，台谏还有什么可再说的呢？等到台谏有所进言，必然与朝廷的意见不同，这正是彼此成就的原因。只要朝廷不把意见不同视为嫌隙，而是寻求事情处理得当，天下就十分幸运了。本朝最盛的时期，没有超过仁宗；考察他的治绩，大概连周成王、汉文帝也不足以相比。宰相前有王曾、李廸，后有韩琦、富弼；执政大臣则有欧阳修、范仲淹这些人。以今天的眼光看，他们是怎样的人呢？然而当时诸臣深深通达治国的根本，朝廷之上已经务求和谐而不强求一致；至于台谏有所论列，不因官位低微而轻视，不因意见不同而压制，只遵从正确的意见而不以为嫌，即使意见不是自己提出的，也不难改正过失、服从善言。当时有人议论宰执，以为他们只是奉行台谏的文书，这是不了解这些大臣深通治道、用心超过常人的地方。到了王安石掌权以来，专门把摧折台谏作为要务；但当时的人才承受历朝培养，砥砺名节的风气没有衰落，议论纷起，把被斥退驱逐视为荣耀，并没有向王安石低头。到了蔡京掌权，他以王安石为师法，而残酷狠毒超过了王安石。议论他的政事的人被置于死地，台臣援引私党，把他们当作鹰犬，攻击撕咬正直之士；创置官司，造成冗官泛滥，像蚕食一样侵夺财物，谏官机构的职位也逐渐空缺而没有补充。恶政弊事的毒害流布四方。陛下已经亲眼见过这些。自陛下即位以来，疏通正直敢言之士，使他们分布在台谏职位，虚心听取采纳意见，下诏郑重勉励，这确实是有意恢复祖宗的治理。然而臣看来，陛下只是喜欢听取人言，还不能说是善于使用这些意见；或者说只是喜欢接受劝谏，还不能说是能够真正听从劝谏。为什么呢？采用意见、听从劝谏，必须深入思考、周密谋划，合乎道理就立即实行，不能等到转眼之后。如果接受了却不能使用，就和不接受一样，实际上没有益处。三代以来，能够采用意见、听从劝谏的，没有比汉高祖、唐太宗更好的。汉高祖的才智谋略本来没有超过别人之处，他凭平民身份奋起取得天下，从未亲自谋划一条计策、提出一个策略，只是善于采用群臣的谋略；不只是张良、陈平这样的心腹，即使是外部的郦食其、娄敬等人，只要一句话合乎道理，他就信任采用而毫不怀疑，这就是他成就帝业的原因。太宗胁迫父亲、杀害兄长来成就大业，他的天资究竟如何呢？只是因为他乐于听到自己的过错，有人进谏就一定听从。起初有孙伏伽这类人，他奖赏他们来鼓励进言；时间久了得到魏征，魏征往往只需在言辞和神色之间委婉地说明意思，不必强行争辩，太宗便能领会，这就是他亲自平定祸乱而安坐达到太平的原因。人主如果确实想听取意见、接受劝谏，以这两位君主为榜样就可以了。陛下天性纯正贤良，忧劳于各种政务，听取意见、接受劝谏，按理不应有困难；只是与这两位君主相比，仍然有所惭愧。臣知道其中的原因。陛下把沉默含蓄作为处事方式，却因此妨碍了明察；把柔顺谦逊作为处事方式，却因此妨碍了决断。明察和决断两方面都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大臣又承袭蔡京留下的风气，不能以韩琦、富弼等人的心志为自己的心志，所以台谏奏疏有的被阻挠而不能施行，有的被拖延而不能下达。不到几个月，已经出现排挤陷害之事。像余应求、陈公辅这样的人，处境孤立而在外，志向操守凛然。金兵来到京郊、京师震动之时，他们上奏请求召见，慷慨议论政事，承蒙陛下召来询问并加以采纳。金兵退去之后，他们被擢升为台谏，士大夫正庆贺言路得到合适的人，而余应求等人也感激奋发，知道的没有不说，正道稍稍得到伸张，邪人侧目。一旦他们议论政事稍稍涉及嫌疑，陛下不能洞察，执政大臣便趁机排挤他们，这和蔡京所做的有什么不同呢？前面的覆辙就在眼前，却不怕再次踏上去，也实在可悲。任用耳目是为了扩大视听，将借此运用四肢；如今却堵塞耳目，反而有伤害耳目的人了！陛下将和谁共同治理天下呢？臣听说真宗时期曾经下诏告谕谏官、御史，各自要求他们履行职责，又命中书记录他们所议论的事情实行了还是没有实行，到年终具奏上报。这不只是为了考察他们所说的是否正确，也是为了了解这些人，同时防止视听受到堵塞的祸患。伏望陛下特意赐准施行，并在宫中创置台谏章疏文籍，凡有所上奏，随即记录。陛下在处理政务之余，从容阅览，不但可以补益治国之道，也可以因此考察那些本来应该施行却被拖延、没有进呈的事情，时时督促责问执政大臣。这样或许能使耳目和四肢的职责不至于偏废，而治理之道也可望在于明察决断并付诸实行。臣充任谏省官员，第一次蒙召对答时，已经恳切地把这些话告诉陛下。伏望陛下曲加留意，天下幸甚。（靖康元年六月某日上奏。胡忠简公说：程公的见识情趣高远卓越，从年轻到老年，没有一天放下书卷，直到深夜才睡，博览群书，所以他的文章宏大深厚、雅正刚健，纯粹而自成一家。他在谏省任职时，台谏论事、思考进言，务必把指出问题视为恭敬之道；对于端正国体、救济民生疾苦、辨别贤能与不肖、分清是非，一定反复尽情进言。） 《论追夺冒进之人的职名、不应叙复状》汪藻

译臣接到中书省送来的词头一道，奉圣旨，宋晦被削夺职务，命臣撰写制词进呈。臣听说，庆赏和刑威，是君主的权柄。施行赏赐而人们不认为是喜庆，施行刑罚而人们不认为是威严，这就不是人君之道。陛下自即位以来，至今已经半年。早起晚睡，恭谨修身治国，并非不精勤劳苦；照理说天下人应当无不畏惧威严、感怀恩德。然而军队出动就叛乱，将领任用就失败，士大夫违抗命令、傲慢懒散，不知道尊奉皇帝，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赏赐不符合功劳，惩罚不符合罪行。赏罚失当，没有比因赦令而恢复职务的人更严重的了。从前齐侯到郭国询问父老说：“郭国为什么灭亡？”父老说：“因为它任善、恶恶。”齐侯说：“照你这样说，它是贤明的君主，为什么会灭亡？”父老说：“郭君虽喜爱善人，却不能任用；厌恶恶人，却不能斥退，所以灭亡。”自崇宁以来，纲纪日益紊乱，那些兼任官职、凭借权势的人，不是用钱财结交权贵宠臣，就是权贵宠臣的亲属；不是误国开边以取得赏赐，就是像奴仆一样侍奉宦官来求取进身。像这样的人，全是仆役奴才的材料，本来不属于士大夫之流，却乘时机胡作非为，像盗贼一样攫取国家公器。考察他们一生，没有一分一毫值得取得这些地位的道理；因此清正的舆论不能伸张，士大夫的正道丧失，天下人咬牙切齿，渐渐造成今天的祸患。幸而陛下中兴，清正的舆论也希望稍稍得到伸张，士大夫也希望能够施展志向，太平时期的风气或许可以恢复。那些一时贪婪窃取的人，即使全部削夺其职名，也不过是让他们恢复本来的身份罢了。何况他们的名位已经达到顶点，家产已经积累，子弟已经做官，亲戚已经显贵。士大夫竟还有人说不可以追夺，这是国家的遗憾。今天陛下已经深知他们的错误，却仅仅因为赦恩的缘故，又让他们接连不断地玷污清明之世，将使他们终身保有宠荣，这岂不是小人总是幸运、君子总是不幸吗？臣恐怕陛下会重蹈郭君不能除恶的戒鉴，使四方离心。有人说，登极时的赦令是人主非常的恩典；在这种情况下不恢复职务，就不是所谓豁然一新。臣认为，赦令所应恢复的只是阶官，职名不应恢复。为什么这样说呢？阶官经过年月积累可以达到，而职名是人主用来对待天下英俊之士的，是一时甄别擢用的权力；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终身也不能得到。况且所谓恢复，是说他的才能足以担任这个职名，只是偶因过失被削夺，如今赦免他的过失而恢复它。既然当初只是凭侥幸取得，本来就没有应当获得的道理，又凭什么称作恢复呢？如果小人当初如此容易取得，既然取得之后却如此难以削夺，那么英俊之士就会有话说了。他们会说：“我们为什么还要磨炼品行呢？即使是司马相如、司马迁，也不过和这些人同等罢了。想要使风节强盛、建立功业，难道不是很难吗？”议论的人又说：“那些职名，朝廷既然已经给了他们；如果削夺之后不归还，怎么面对他们的怨言呢？”臣认为：“人主给予或夺取官职，只问应当给予还是不应当给予罢了。从前管仲夺取伯氏的骈邑三百户，使他吃粗粮，直到终身他也没有怨言，因为管仲是出于公心。李吉甫辅佐宪宗时，裁减冗官八百名、吏员一千四百名，也没有听说有人怨恨。他们李吉甫、管仲不过是臣子，尚且能够使人退让听从到这种程度，难道陛下凭人主权势的重大，革除几十年来名器泛滥的弊病，却要担心这几个卑鄙之人不高兴吗？”臣认为：“像宋晦这一类人，要治理的多得数不清，哪里值得一一烦劳朝廷起草诏命？”伏望陛下诏令有关官司核查，凡有职名的人，从观文殿学士以下、直秘阁以上，共有若干人；每一种职名分为一等，每等汇为一类，分别具列其取得职名、被夺职名的原因，以及本人的功劳、过恶，报送三省，采用祖宗旧法，每等只保留数人；没有合适人选的就空缺，其余听候圣旨。即使尚未被削夺的，也应全部追夺，不只是不给他们叙复而已。又有一些人虽然曾经被削职，但所贪取得到的寄禄官已经达到银青，或通奉、正议、正奉，这些都是从前奸凶邪佞之人本来不应得到的，也请求降到中大夫为止。臣又听说：“此前降下指挥，前宰执的子弟因恩泽而带有贴职及待制以上官职的，一律罢免。但近日郑修、年亿年公然以杂学士请求恩典，朝廷也不追问就答应了。钱盖因为荒诞欺骗被削职，起初从未恢复职务，却在奏状中擅自带有龙图阁待制的称号，群臣也没有一人提及此事。”臣私下不能理解。臣愚昧地请求：像郑修、年亿、年亿年，应当明白下达指挥，哪些人应当保留，哪些人应当罢免，明确指定姓名，刻板公布施行。像钱盖这样的人，应当追问他凭什么恢复职务；如果没有依据，就重新严加贬黜流放。这样或许卿士大夫能够共同为陛下守住名器，辅佐成就中兴大业。至于宋晦削职的词头，臣不敢撰写进呈，谨记录奏报，恭候敕旨。（黄氏东发说：“浮溪的文章明澈高爽，在欧阳修、苏轼之后，远远少有可以匹敌的。他在艰难时期护从皇帝，铺陈陈述、指斥弊病，尤其多有痛快之处，大概具有刚烈丈夫的气概。”） 《请求修撰日历状》汪藻

译臣过去任职翰林院时，曾在经筵当面奏报：本朝实录自从国家遭遇艰难以来，金匮石室中收藏的史书已经没有保存下来的了。臣恭敬地看到，列位圣帝从哲宗皇帝以上，都有已经编成的史书流传民间，颇有一些底本，朝廷已经访求并收藏在御府之中。至于太上皇帝、渊圣皇帝以及陛下自建炎改元至今三十多年，却没有日历，请求诏令有关官司编纂，至今还没有施行。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史书，史书也未曾有一天没有记录。晋国把史书称为《乘》，楚国称为《梼杌》，鲁国称为《春秋》，由此可见没有国家没有史书。《春秋》按事情系于日，按日系于月，按月系于时，按时系于年，必须四时齐备才称作编年，由此可见史书从未有一天没有记录。汉代制度中，太史公的职位相当于丞相，上报天下计簿，先呈给太史公，再副本呈给丞相。唐代以及本朝的宰相都兼任史官，史官地位的重要就是这样。所以记录御座之前议论的言辞，有《时政记》；记录殿柱之下所见所闻的事实，有《起居注》；把这些分类编次称为《日历》，修订完成称为《实录》，用来广泛记录、完备叙述，成为一代的典章。如果空缺三十多年，茫然没有一字流传，将拿什么昭示后世呢？这就是不可不编纂史书的第一个理由。韩宣子到鲁国，看见《易象》和《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了，我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为什么能够称王。”由此可见，国家守成、遵守成法，不能没有史书。萧何进入秦都，首先收取丞相、御史所掌管的律令、图书，收藏起来献给沛公，使他全面了解天下的险要、关塞、户口多少、强弱形势以及百姓的疾苦，这是因为萧何取得了秦国的图书。由此可见，国家开创基业，也不能没有史书。如今陛下亲自接受上天的使命，虽然名义上是中兴，实际上兼有开创基业和守成遵制的事务；但一代典章竟然残缺到这种程度，恐怕在道理上说不通。这是不可不编纂史书的第二个理由。恭敬地思考，太上皇帝具有聪明睿智的资质，具备孝顺友爱、温和恭敬的德行；他广泛询问臣下，所说的话一定形成文章，裁决政务，行动都合乎正道。在位二十多年，从未刑罚一个无罪之人，从未杀害一个无辜之人，涵养百姓，使万里之地都能耕作种桑，考察前代盛世，没有哪一代比得上他。渊圣皇帝恭谨节俭、忧劳勤政，招纳人才、听取意见，虽然登上至尊之位的时间不长，但恩泽已经深入人心，只是因为奸臣误导朝廷，逐渐导致远行北狩。如今如果没有史书记录事实，恐怕千年之后，人们只看见一个朝代衰败覆亡的灾祸迅速到来，却不知道二位圣帝积累功德的深厚。这件事绝非轻微，群臣应当承担责任。这是不可不编纂史书的第三个理由。自古以来，史官没有什么不记录的，何况这三十年间朝廷的施政设置、豪杰的谋略、政事的兴废、人才的进退、礼制文教的沿革、法令制度的废止与施行、年成的丰歉，以及羌人的归附与反叛，都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项法令松弛而不记录，一项法令就会消亡；一件事情简略而不记载，一件事情就会败坏。况且当时群臣中有些人还在世，若认为他们是忠臣贤士，却不写明其平日的操行，怎么知道他们值得嘉许；若认为他们是奸邪佞臣，却不列举其一贯的奸恶，怎么知道他们应该弃置？如果因文献散失，便废弃这部书，难道符合孔子所说的以及保存阙文的道理吗？这就是不可不编纂记述的第四个原因。《公羊传》说：“亲眼见到的，记载各有说法；亲耳听到的，记载各有说法；辗转听闻的，记载各有说法。”孔子作《春秋》，对于鲁定公、鲁哀公时的事情记得详细，对于鲁隐公、鲁桓公时的事情记得简略。圣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中原失去太平，已经三次出现闰年了。趁现在耳目还相互接触，还可以追寻考察；再过几年，事情将要湮没，即使有良史，也没有凭据可知。何况近年风俗衰败，公论不能树立，士大夫的取舍全凭个人爱憎，因一件事而偏为一人作书并流传于世的事情很多。若不乘此时机订正，几代之后，就会把可信的当作可信而流传，把可疑的也当作可疑而流传，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小人的说法得以流行，而君子受到诬陷，难道不可怕吗？这就是不可不编纂记述的第五个原因。臣在政和年间任著作佐郎，修撰太上皇帝的日历，当时东观的编纂体例，臣曾参与知悉。如今所管辖的州，又幸而在经历兵火之后独未残毁；与各旧府相比，案牍还保存齐全，例如御笔手诏以及赏功罚罪的文书，仍然清楚可考。若错过现在不加辑录，臣实在感到惋惜。古代拥有国家的人，即使在颠沛流离之中也不废弃史官，何况如今边疆烽火稍息，群盗已经剿除，正是朝廷搜集补录散佚文献的时候。伏望陛下以睿智慈仁，允许臣在处理本郡政务之余，将本州所有御笔手诏及赏功罚罪的文书，从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间截取出来，按年份编排分类；仍请酌量拨给官钱购买纸张，招募书工之类抄写后进呈，以备修撰日历的官员采择。伏候敕旨。《新安文献志》第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第四卷 （明）程敏政撰 ○奏疏 《上朱昭等忠义奏疏》　朱弁

译绍兴十三年九月某日，大金军前通问副使、右宣教郎、直秘阁、主管佑神观朱弁上奏：臣听说，义气激发人心，知道必死便一定勇敢，并不只是喜好勇猛；忠臣正是凭此报效国家。加给抚恤的典礼，实在是哀悼他们的死亡，并不只是厚待死者；明君正是借此教导忠节。报国的志愿得以伸张，死者就更加荣耀；教导忠节的道理得以实行，生者就知道受到劝勉。这是夏、商、周三代以来防范维持天下的要术。臣恭敬地看到，自军队兴起以来，忠臣义士、勇夫劲卒，奋发赤诚之心，冒着锋利的刀刃，奔赴死亡如同回家一样，各类人物都有。但其中慷慨激烈之士，有的出于仓促，有的出身微贱，姓名湮没而令人怜惜的，多得不可胜数。臣现在根据听闻以及亲眼所见，将事迹明白显著、如震威城朱昭者，专门为他作传；其余虽然首尾不够详尽，但大体可信、并非虚妄的，也逐条编次论列。其中还有身披毳衣的高僧，名列僧籍；以及幽静闲雅的淑女、闺门中的贤妇，守节赴义，坚定不回，足以帮助名教的，也都列在后面。朱昭 宣和年间，边境的隙口大开。北方人冯忠信知道西夏与北方军队约定入侵，便偷取了那份文书，单骑连夜望着星辰穿行于丛生的荆棘中，奔驰告知边境大臣。边臣得知后却没有说出他的姓名，当时主持边疆事务的人也漫不经心，没有察觉。告密者径直奔赴京师，枢密大臣虽然赏给他官职，却没有整饬武备。乙巳年冬，北方军队攻陷我方雁门，又攻陷定襄，越过石岭关，包围太原。所有戍守边疆的士卒都入援太原，西夏人乘虚进犯河外。河外各城，如宁疆、斥堠、宁丰、府谷、安丰、保宁、靖化等处，全都望风丧气。唯独朱昭率领老幼，守着震威城抵抗敌军。敌人进攻更加急迫，朱昭招募蕃汉士兵，得到精锐一千多人，与他们约定说：“敌人知道城中的虚实，因而轻视我们；如果我们出其不意攻打他们的营寨，可以一鼓作气将他们击溃。”于是夜间用绳索把士兵缒下城去，分成几队，朱昭身先士卒，驱兵直逼敌军。敌军果然惊慌混乱，城上擂鼓呐喊，军民全都趁势进攻，斩杀俘获的敌人多得不可计数，众人的斗志更加坚定。敌人设置木鹅、冲车、飞梯靠近城墙，箭如雨下，最终都没有发挥作用，而朱昭派出的士兵往往都能取胜。震威城距离府州三百里，是最为孤立偏远的地方。各城已经先后陷落，敌人唯独没有得到朱昭，十分恼怒。第二年春天，敌人约北方军队从下镇渡河，合力前来进攻，并先派人在城下大声呼喊，想用祸福来打动朱昭。朱昭始终不予回答。过了很久，金军统帅乌勒希苏披挂铠甲前来，用毡牌遮挡身体，请朱昭出来议事。朱昭穿着平常的服装登上城墙，敞开衣襟远远问道：“你是什么人，竟然这样不勇武吗？我本来就知道这座城决不可守，你们想见我，我已经来了，现在有什么事？”希苏撤去毡牌上前说：“宋国天子听信奸臣，失信于邻国。大金约我军夹攻，以黄河为界，河以北归大金，河以西归我国。大金军队已经到了京城，城下订立盟约，划河为界。太原早晚保不住，麟府诸堡也都已经归附。您为什么还等待而不投降呢？”朱昭回答说：“我皇帝知道奸邪误国，具有成汤知错即改而不吝惜的德行，于是实行内禅。新君从东宫即位，圣明的政治焕然一新，难道你们独独不知道吗？”于是宣读太上皇禅位诏书以及嗣皇帝登极赦命等文书，声音清朗流畅，众人都惊讶不已，佩服他的勇敢善辩。当时，各城有投降的将领官吏，其中有许多是朱昭的旧友，从旁对朱昭说：“天下大势已经完了，忠心还能施展在哪里呢？” 朱昭说：“吃了别人的俸禄，就应当为别人办事而死。你们背弃义理、苟且偷生，与狗猪没有区别，竟然还敢用言语诱骗我吗？今天我只有死罢了。”于是破口大骂，箭石纷纷飞来。城下的士兵众皆散逃，敌军于是昼夜不停地进攻。两天后，城墙有地方被攻破，朱昭想出办法派人抵御，都恰当地解决了，众人无不惊惧。不久城将陷落，朱昭坐在治事厅，召集各军商议说：“城快要被攻破了，妻子儿女不能被士兵玷污，希望你们先杀死我的家属，出城作战。若血战获胜，就一路向西谋求大功；若不能取胜，就在境内收葬我的尸骨。大丈夫一生的事情完结了。”众人没有回答。朱昭的小儿子正在台阶下玩耍，朱昭突然起身亲手杀了他。长子惊慌赶来查看，朱昭又杀了他。于是带领几名士卒进入内门，把家人全部杀死，没有留下一个。出来后，他据胡床而坐，让人抬着尸体投入井中。恰好看见部将贾宗望的母亲从前面经过，朱昭起身喊道：“老妇人，我和您是同乡，不愿亲手杀您，请您自己跳进井里。”老妇人听从了他，于是连同尸体一起用土埋葬。军士中有家属在城里的，也全都亲自将家属杀死。朱昭于是对众人说：“我和你们都没有牵挂了。假如我先死，而你们有人能够逃脱，希望赶快进入府谷，把我今天的事情说出去。” 正好有部落子弟估计城将陷落，暗中与敌人联络，并告诉敌人说：“朱昭和他的部众各自杀了妻子儿女，准备出城作战。人数虽然少，却全都是抱定必死之心的勇士。”敌人非常恐惧，便用厚利诱惑守城墙的人，果然得以登城。朱昭知道后，部署军士在通衢迎战，从黄昏一直战到天亮，尸体塞满街道，无法通行。于是朱昭从城墙坍塌处跃马上冲，战马失足，跌入城壕。敌兵从四面聚集，雷鸣般呐喊：“抓到朱将军了！”北方士兵想活捉朱昭送去，朱昭闭上眼睛，手持宝剑，最终没有一个人敢靠近。敌人知道无法生擒，便争相放箭，朱昭大骂着死去，时年四十六岁。朱昭字晋明，是府州府谷人，父亲朱克勤，任礼宾使，追赠潍州团练使。朱昭以效用身份出仕，历任官职至秉义郎。起初他在官员队列中沉浮，并不自我显露；但遇到事情认为不对，便总要同上级争论是非，一点也不屈服。他在震威城时，因帅臣征召，只做到一名兵马监押。等到代理主持城中事务，才凭借一座孤堡抵抗正盛而无人能制的强敌，使众多议论此事的人都为之变色。这样的人，难道是容易被了解的吗？他本性不喜欢读书，却很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城池将要陷落时，他拿出家产和官库中储藏的金帛赏给战士，慷慨流泪，虽然哽咽得说不出话，但他的志气感染了士卒，使他们的勇气增加百倍。

译震威被围是在乙巳年冬十二月，他死亡的月份就是靖康元年夏四月二日。北方军队进入城中，打开仓廪，在积存的粮食中发现几千颗首级；根据形貌辨认，数量很多。朱昭所率亲军跺脚哭泣，命令收葬他们。第二年，今上兴复国家，以建炎为年号。徐徽言字君猷，镇守晋宁军，彰显了忠义壮烈；他与张巡、许远在不同朝代争得不朽的名声。徐徽言平日听人谈论忠义，常常感叹说：“我难道还不如朱九吗？”这样看来，徐徽言的忠心虽然出于天性，也有朱昭激发他的原因。朱弁带着旌节留在平城时，朋友洛阳人吴鼒字英叔，善于谈论忠义；朱弁从保义郎张浚那里得知朱昭的事迹。张浚当时亲眼见过这些事情，朱弁又拿他的话向传闻中的记载加以核实，知道都不是虚妄，于是完整记录下来，说：“知道必死而处身于忠义之中，面对祸患而以果决去克服，这就是舍弃自身、殉国之人的事情。身死而名声显扬，哪里还顾得上其他事情呢？纵观自古以来列入忠义名册的人，大多都是这样。朱昭以孤城作为诱饵来牵制强敌，还考虑到身后的事情，发誓不让妻子儿女受到士兵玷污，于是用义理压倒亲爱之情，亲手杀了他们，同投入一口井中埋葬；面对刀箭，安然如同归家，而且还说自己胸中没有牵挂。这样的事情，寻遍古人，也未曾见过。” 这难道不是真正的刚烈大丈夫吗？朱弁听说，庆历年间，元昊犯境，军队把府州围得非常紧急，折氏的先人聚集全家骨肉，关在西楼里，在楼下堆积柴草，并与众人约定说：“城池一旦攻破，我就亲自把他们焚烧，决不把他们留给敌人。”众人都受到激励奋发，城池因此得以保全。朱昭是府谷人，本来就不喜欢读书，他所熟悉见闻的事迹，难道也有自己的来源吗？即便如此，功业有成有败，取决于上天；至于那种英气激愤、不肯让城池独自陷落的精神，他们的义烈是一致的。史抗 史抗是河内济源人。宣和末年，任代州沿边安抚副使。城池陷落前一夜，他召来两个儿子稽古、稽哲以及门客繁景修，屏退左右，对他们说：“我常对掌权者说：‘雁门控制着一路，应当选择将帅、加重戍守，以挫败正盛的敌军。如果让祸乱横流，就无计可施了。’这些话全都没有被他们重视。如今敌军从外面重重包围，援军却不来。我用六壬之术占卜，第二天到巳时、午时之间，城一定陷落。我将要为国死难了，你们不可以顾念家庭而辜负国家。若能听从我的话，应当让家属自行决绝，可以共同赴义。”到了中午，果然如他所说。史抗和两个儿子突围大战，一同死在城下。张忠辅 张忠辅不知是哪里人。宣和末年，任将领、宣抚司令。同崔中折可一起守卫崞县。张忠辅与折可婴城固守，率领士卒以死抵抗敌军。崔中估计北方军队无法阻挡，便起了二心。张忠辅向众人公开说：“如果一定要投降，请先杀了我。”崔中设下埋伏，假称约他议事，斩下张忠辅的首级，扔到城墙外给敌人看。城门打开后，折可面对敌军主帅，言辞神色都不屈服，被杀。折可的兄长折可求在建炎初年上奏说明此事，朝廷已经施行抚恤，并授予他的儿子和兄弟共五人官职。张忠辅却没有得到这些待遇，士人舆论都为此叹息惋惜。高景平 高景平是代州崞县人。宣和末年，以训武郎身份任隆兴府第六部将。敌军再次攻陷隆兴，士卒奔逃溃散。高景平单骑冲入重围，亲手杀死十多人，众敌稍稍退却，他最终死在包围之中。孙益 孙益在宣和末年任福州观察使，主管朔宁府，奉诏解太原之围。当时北方军队声势正盛，有人说，如果率兵到云中，敌人的亲属都在那里，攻打那里就能迫使他们回救。孙益说：“这个计策固然奇妙，只是君命怎么办？”于是跃马上阵，冲破包围到达城下；由于张孝纯不肯开门，他便战死。孙益天性忠勇，倾尽家财赏赐战士，能够得到他们拼死效力。小呼噜和夏人构成边患，朝廷派将领讨伐他们，孙益的儿子也在出征队伍中，军队没有取得功绩。孙益认为儿子一定已经战死，朝廷抚恤他的遗孤，资助供给十分优厚。过了很久，他的儿子派人带信回来报平安，孙益愤怒地认为儿子不能为国死难，便把情况上报自陈，全部退还官府给予的资助，并杀死了送信的人。孙谷 孙谷是朔宁府人。孙益任朔宁府知府时，知道他可以任用，便奏请让他担任属官，对待他十分优厚。孙益解太原之围以后，把事情交给孙谷办理。太原攻破后，敌军又进攻朔宁，攻势更加急迫；同时另行任命郡中将领，众人商议想要打开关门迎接敌军。孙谷说：“我已经把自身许给大宋了，又不能辜负孙观察使的托付。”众人不容许他这样做，他说：“这里就是我死的地方。”有人用兵器威胁他，孙谷面无惧色，于是被杀。僧真宝 真宝是代州五台山的僧人，曾获赐紫衣，可惜忘记了他的姓氏和师号。他学习佛法，能够超脱生死，威武也不能使他屈服。真宝知道北方军队日益强盛，便与徒众一起整备武装。中山孝慈渊圣皇帝时，召他在便殿对答，恩宠赏赐十分优厚。真宝回到山中，聚集兵力帮助讨伐敌人。代州失守，北方军队大肆搜捕，来到五台山下，真宝抵抗他们，杀伤敌军很多。援军大举到来后，焚毁殿宇，俘获掠夺后逃走，并下令活捉真宝。大概因为敬重他的义行，不愿杀他。真宝被捕后，言辞抗争，毫不屈服。主帅派代州知州刘騊，用各种办法诱骗他，他不听，并且说：“我的戒律中有妄言之罪；我既然已经把死许给大宋皇帝，难道还会说假话吗？”临刑时，他安然顺受，北方人都惊叹奇异，听到的人也为之动容。丁氏 丁氏是丈简公丁度的五世孙，世代为郑州新郑县人。她十六岁时，嫁给进士张晋卿。靖康年间，她和丈夫到大隗山北躲避战乱。敌军进入山中，丁氏遭到掳掠。北方士兵把她挟持着放在马鞍上，丁氏投身落地，大声辱骂，连声喊道：“名节最为重要，我宁愿去死，发誓不在你们这些人手中受辱。”北方士兵起初并不发怒，几次扶她上马。丁氏骂个不停，北方士兵于是愤怒地瞪眼，最终把她打死在棍棒之下。晏氏 晏氏的父亲是孝广，任迪功郎、邓州南阳县尉，是丞相元献公晏殊的四世孙。她十五岁，小字师姑。她的叔父孝纯在广陵任官。建炎三年，北方军队到来时，她在俘虏之中。军人贪恋她的容貌，想要侵犯她，她就把身体摔在地上，僵卧昏绝；有时上吊，有时投井，都被救起而免于死亡。主母爱护她，经常加以保护，抚养她如同亲生女儿。今年她三十一岁，仍然平安无恙。北方传闻夸赞此事，认为千万人中也只有一个这样的人。阎进

译阎进隶属宣武军，被派到通问使司，任副使。到达云中府后，监军提出建议，于是他遭到分散拘押。阎进以逃跑被捕，回到留守高庆裔那里。高庆裔问：“为什么逃走？”阎进说：“因为思念大宋。”又问：“郎主待你非常好，你为什么还要离开？”阎进说：“锦衣玉食，我也不留恋。”高庆裔认为他有义气，便释放了他。后来他又逃走，总共逃了三次才被杀。临刑时，阎进对行刑者说：“我要面向南方受刀，南方就是我皇帝的行在。”行刑者拉他的手臂，让他面向北方；阎进纵身直起，转了好几圈，最终面向南方受死。这件事与魏国审配被曹操杀死时相似：曹操对行刑者说：“让他面向北方，我的君主在北方。”唐代卢奕面向西方再拜，临刑时慷慨激昂，事情完全相类似。没想到阎进出身军伍，却能做到这样，不能不向世人明白彰显。朱绩 朱绩以进武校尉身份充任奉使随行人，分派在尼雅满处。朱绩见到尼雅满几天，就请求给自己娶妻。尼雅满很高兴，命他在被掳来的女子中自行选择。朱绩选了一个最丑的，众人都不明白原因。不到半个月他就逃走了，人们这才明白说：“请求娶妻，是为了让尼雅满安心，使他不怀疑；接受那个丑女子，自己也没有什么留恋。”朱绩被抓回来后，尼雅满也因此大怒。朱绩笑着接受棍棒，一点也不恐惧。阎进、朱绩两个人，在臣子中也是少见的。臣希望查访他们的子孙，特别加以抚恤保存。以上谨慎地把事情列举如前，都是臣在云中时广泛搜集、详细访求，再拿传闻加以核实，确实没有虚妄的。臣常常因长期身陷兵乱、远离朝廷而愤懑，默默向神祷告说：“愿让我这残喘之身早日能够复命。”我竭尽精力思考，提笔记下这些事情，确实希望上达天听，使忠义之鬼在地下得到伸张，并流传无穷。如今既然已经回到朝廷，有幸重见天日，难道敢缄默不言而辜负往日的心愿吗？伏愿皇帝陛下广泛考察古今防范维持天下的要术，将臣所说的内容交付史馆；仍乞请陛下下达睿旨，厚加褒奖抚恤，交给进奏院，刻板遍行天下，使天下后世知道圣宋的德泽存在于人心，愿意为朝廷死难的人并非无人；这样死者更加荣耀，生者知道受到劝勉，而那些贪恋安逸、苟且偷生的人也稍稍知道羞愧。臣微小的志愿就完成了。谨此录写上奏，伏候敕旨。（以上是叔祖奉使直阁公从北方归来，请求表彰朱昭等人死守节义的奏状。叔祖字少章，年轻时曾跟随景迂晁公先生学习。建炎初年，他以诸生身份应募，奉使前往北方，守节不屈，被留在云中，累计十六年。绍兴癸亥年，和约确定后才得以归来。召见于便殿时，公说：“如今虽然议和，但不能依赖和约，应当有所准备以等待变化。” 他又说：“敌国虽然强大，但我朝的陵寝在那里，恢复中原几乎不可错失。”希望更加修养德政、振兴军备，以等待敌情变化。秦丞相已经不高兴，等到看到这篇奏疏后，秦桧更加愤怒，于是把这件事搁置起来，不予答复，而朱公也不久便去世了。朱昭等人的忠义节操从此再没有人谈及。我每次读到他的文章，没有一次不为之抽泣流泪。如今看历阳龚君所编纂的《中兴忠义录》，已经十分详尽了，但其中也没有朱昭等人的姓名，于是我抄录这篇奏状，寄给和州史君、敷文张公，请他刻印后附在书的末尾，希望这几个人能够借此托名而不朽。绍熙辛亥十月辛巳，新安朱熹书。” 《论时事札子》　朱松 臣听说，君主掌握庆赏、刑罚、威势的权柄来驾驭天下的才智和力量，就像把东西运转在手掌之中。大概处理事情，必须切合事理，然后才能深深使人心服。因此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裴度说得好：“如今淮西已经荡平，河北已经安定，承宗收敛锋芒、割让土地，宣武军带病出征讨伐边患，难道是朝廷的力量能够控制他们的命运吗？只是由于处置得当，能够使他们心服罢了。”假如使人心中怀有耿耿不满的情绪，认为这不是君上所建立的，那么即使事情极其容易、没有什么困难，又怎么能够办成呢？臣仰望陛下总揽群臣的谋略，谋求克服艰难，到现在已经八年了。臣认为，要寻求能够使天下人深深心服的办法，没有比专心致志、延请访问，充分听取臣下的谋略更好的了。早朝之时，裁决万般政务，在侍臣站立、进退之间，即使有好的谋略，也未必都能充分说尽，以此向君上效力。唐代制度是，天子有空闲召见大臣，便在延英殿开设问对，从容坐谈，往往经过几个时辰。仁宗皇帝庆历年间，在天章阁召见大臣，赐座并发给纸札，让他们详细写出希望施行的事情。因此人人都能尽情表达心中所想，在反复议论之间，足以全面了解实际情形，曲折地切合事情的关键；甚至连见识思虑的深浅，也足以考察出他们才智所达到的限度。这样，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能办理，而只会粉饰文辞、自谋私利、言语空洞没有实际内容的人，也无法混杂其中，百般弊病全都消除，天下长久安定，原因就在这里。臣私下认为，今天应当恢复并举行延英殿问对和庆历年间的旧例，时常在闲暇宴饮之时广泛召请群臣，一定都去掉琐碎无补、空泛难行的言论，而寻求能够说明安危治乱根由、卓然可以用于实际的意见；总揽考察、参酌订正后，依次施行。政令发布以后，上下都心悦诚服，不敢在心中诽谤、私下议论；即使是强大骄横、不能听从指挥的人，也将屏息退听，急于等待旨意、办理事务，来不及有所抗拒。如此，天下的事情将没有什么不能办成的。请陛下裁决进止。（傅氏自得说：韦斋的文章温和雅正、典重有法度，至于表疏书奏，也都合乎道理而切合实情。大概因为他听闻河南二程先生的遗论，日久而所得更加深厚，所以自然表现在文章中达到这种境界，并非有意追求工巧。） 《论两淮利害状》　金安节

译奉圣旨：杨存中等人考察到淮南西路的事务，打算废除庐州及其所属四县，并入舒州；把和州迁到东关，同时改和州为历阳县；又把合肥、历阳二县都提升为军额，并分别派遣军队和将领驻防。臣私下认为，朝廷有合并裁省、迁移变更州县的意图，命侍从、台谏官详细审察，大体不过有三个目的：一是依据形势险要来抵御敌寇，二是斟酌道路远近来便利百姓，三是减少官吏浮费来充足财用。如今根据杨存中等人的申报，想废掉庐州一郡四县的地方，附益于舒州，这就是舍弃形胜之地而趋向偏僻浅陋之处，怎么防御敌寇呢？想把庐州一郡四县的百姓都交由帅府供输，这就是舍弃近便而奔向险远之处，怎么安抚百姓呢？如今两淮经过兵火之后，城郭房屋焚毁，户口和牛畜散亡，现虽正在招集，仍未恢复产业。帅司想要进行安置，茫然如同捕风，无从着力。如今突然迁移州郡、设置堡寨、创建官府，难道不会造成骚动吗？说是节省费用，能够实现吗？仅从这三个方面看，没有一项可行。然而斟酌事务，权衡轻重、缓急、先后，应当有次序。如今最为急迫的事情，没有比以戍兵为首要、屯田次之、修筑城堡控制要害再次之更重要的了。大概州郡没有兵力就不能守卫，百姓没有兵力保护就不敢安居务农。比如庐州的合肥、和州的濡须，都是古人控制扼守的重要通道。魏明帝曾说：“先帝在东面设置合肥，在南面守卫襄阳，在西面巩固祁山，敌人到来，往往在三座城下就被击破。”这是因为这些地方是必争之地。孙权修筑濡须坞，魏军多次进攻都不能攻克，守将如甘宁等人，常能以少数兵力制胜多数敌军。大凡处在形势险要的地方，攻守的力量会成百倍不同。难道古人占有它就可以成功，而今天拥有它却反而抛弃不问，这不是良策。伏望朝廷特别在沿江地区酌量派遣将校及一二万士兵，早日筹划，分别驻守两州，使堡垒彼此相望，足以形成沿淮一带的声势，断绝敌人窥伺。然后广泛开设屯田，使军民混合耕作，仍然修筑东西关的险要，以备坚守。其余招募弓箭手等，也按次序施行，没有什么不可行的。何况听说濡须、巢湖的水道，上接店埠，下抵江口，可以通行漕运；这样，两州的戍兵与就地取食的沿江军队本没有多少不同，而舒展收缩之间，成效却相差很远。请求朝廷斟酌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二万人〕 《除敷文阁待制举朱熹自代状》　汪应辰 按照法令，各位侍从官接受诏令后三日内，应当举荐一名官员代替自己。右臣恭敬地看到，左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朱熹，志向宏大高远，学识纯正，不拘守章句，而以独立体悟为根本；不从事华丽辞藻，而以亲身实践为作用。他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充实涵养日益深厚。举荐他来代替臣，实在符合公议。《论士大夫敦尚节义札子》　汪应辰 臣近来进见，恭承圣上垂问：怎样才能使士大夫崇尚节义？臣虽然仓促应答，但在突然之间没能穷究事情的始末。后来又蒙圣上命臣陈述自己的见解。臣私下认为，风俗的邪正，没有不取决于君主取舍的。所谓邪正，虽然曲折多变，归根到底不超出利与义罢了。君子所知的是义，所以做臣子就竭尽心力而无所回避，直言正论而没有隐瞒；凡是义理所应当做的，即使死生祸福降临，也不顾惜。小人所知的是利，利益在君上那里，就只知道顺从君上；表面柔顺而实际险恶，表面恭谨而实际欺骗轻慢。等到看见利益就奔趋，看见便利就争夺，又哪里还把君上放在心上呢？所以《左传》说：“没有喜好利益却爱护君主的人，没有喜好义理却忘记君主的人。”邪正的分别，明白就是这样；可是过去的君主常常担心不能辨别它们，大概是因为顺从就能取得欢心，违背不同就招来怀疑，孤高特立就得不到助力，结党阿附就有很多同党，廉洁安静就容易被排斥，巧言谄媚就难以疏远。因此把意见相同或不同当作爱憎，把它们当作是非，取舍全都失去了真实。恭敬地想，陛下明智聪察，洞见幽微隐情，凡中外群臣，他们才能的高下，都逃不过圣明的鉴察。然而风俗仍然不能改变，臣私下认为，当今的过失在于选取人才不观察他的品行，任用人才不核实他的实际能力。现在只要说：“某项事情他能办成”，“他也很能迎合时势”，其他方面就不必过问了。天下的事情，即使用忠信诚实的心去做，尚且担心不能成功，何况把事情交给品行不端的人呢？他们会用欺骗蒙蔽来推销自己的主张，用刻薄剥削来营求私利，大概将无所不至了。可是他们究竟给国家带来了什么益处呢？这就是不观察品行的弊端。如今有人说：“某项利益可以兴办，某项功业可以完成。”往往因此授予他们爵禄，交给他们权力；慢慢考察后却发现名实相反，功绩和成效都没有实现。不但不治他们的罪，爵禄和权力仍然照旧，甚至还会有所增加。这就是不核实实际的弊端。不观察品行，顽钝无耻的人就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不核实实际，浮夸欺诈的人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这是在驱使天下人离开义理而趋向利益。积累日久，流弊日远，将来会有说不尽的后患。伏望陛下为长久安定、长久治理国家谋划，思考清理源头、端正根本的办法；对于邪正、义利的辨别，特别留意圣心，奖赏任用忠厚正直的人，珍视他们的和谐而不要求人人相同，取用他们的大节而不苛求其各方面完备。至于那些浮薄虚妄、轻率躁急、前后反复的人，就应当加以惩戒抑制并区别选择，以明确显示朝廷所好所恶。坚定地实行，长久地坚持，那么公正的舆论就会得到伸张，正道就会明白，人们都会受到感化而成为善人，所得到的都是实际人才，所实行的都是实际事务。还担心什么士风不能美善、节义不能树立呢？请陛下裁决进止。《论讲读官进见希阔札子》　汪应辰

译臣恭敬地看到，近来讲读官进见十分稀少。大概从前君主有所放纵安逸，或者不留意经典；有所偏爱亲近，或者不亲近儒生。如今陛下阅览处理各种政务，不分昼夜，并不是有所放纵安逸；延请接见臣下，不论亲疏贵贱，也不是有所偏爱亲近。只是因为勤劳处理政事，所以没有空闲顾及这件事罢了。然而臣私下认为，六经典籍以及祖宗的谋略训诫，正是政事的根本。因其中有劝勉和警戒而反省自身，就可以得到日新月异的益处；因其中有增损变化而拿今天的事情验证，就可以得到顺应时势施政的适宜办法。汉光武帝、唐太宗都是通过百战取得天下的，却还与臣下讲论治理之道，往往到半夜才睡，大概绝不会白白耗费时间精力去做无益的事情。仁宗皇帝庆历年间下诏，双日到经筵，单日也召侍臣讲读，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伏望陛下特别留意圣心，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论勘合钱比旧增重状》　查钥 左承议郎、直秘阁、权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臣查钥上奏：臣听说，天下的利益，取得时看似很少，造成的危害却很大；施行时看似容易，后患却将无穷。这关系一方百姓的安危祸福，是明君应当深思的事情；分担治理百姓的忧劳、担任耳目寄托的人，所应当做的就是把实际情况全部上报，不能默默坐视而不加以怜恤。臣恭敬地看到，乾道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圣旨依照臣僚奏请：各路州县接受人户缴纳二税等，每钞收取勘合朱墨钱三十【原文作“丈”】；现在想要每贯、每石、每匹、每两以上，按数收取勘合朱墨钱，较旧制减为二十文，仍作为总制钱，每季起运发往左藏西库。下户的钱不满百，米麦不满斗，绸绢不满尺，丝绵不满两的，一概免收，希望能够优待润泽下户，交户部施行。臣私下认为，从表面看，过去收三十，现在减为二十；过去零数减半，现在零数全部免除，可以说是美意，这是陛下所知道的。核实实际情况再讨论，过去的三十是按钞计算；现在虽然减为二十，但钱达到一贯、帛达到一匹、米达到一石、物达到一两的，都要缴纳了。这表面上是减免，实际上却暗中增加了征取。而且所谓下户的赋税收入虽然少，不满百文的钱能有多少？不满一尺的帛能有多少？不满一两的物品能有多少？不满一斗的米麦能有多少？所谓受到优待润泽的，不过十户中有两三户，而被搜刮征取的，常常达到数百、数千万。所征取的名义上说减少十，实际增加的却多达数百、数千倍。虽然名义上说是优待下户，实际上中户、下户都更加深受困苦。这样的曲折情形，陛下哪里能够全都知道呢？而且“勘合钱”这个名称，与“头子钱”的取义不同。头子钱本来起源于除陌钱，这已经是唐末五代的弊法，本朝因循沿用，不能改正。不过旧法只收十三钱，到绍兴十一年增加到四十三钱，乾道元年十月又增加十三钱；如今四川州县每收付一贯，实际要缴出五十六钱。所谓勘合钱，最初因宣和年间讲议司筹措办法，使人户按照方便，在钞票旁边缴纳官库，称为合同印记钱。到绍兴四年因军费需要，临时筹措，改称勘合钱，使人户缴纳税赋时，每份写好的文钞收取勘合钱三十文。由此看来，头子钱是因一贯钱的陌数而除取，勘合钱是因钞票旁边而收取，它们名称和制度的由来各不相同。如今还认为每张钞票收取一次不够，必定要在每贯、每石、每匹、每两上另外加收少量钱，那么连同头子钱的数额，每贯就要收取七十六钱了。再以成都一路计算，一年的赋税收入总共三千万有余；如果按照今天增加的勘合钱数额，应当是六十万缗，而新增头子钱一收一付的数额，又是七十八万缗；一年额外收付的数目，还不知道要是这个数目的多少倍。以四路计算，数目就非常多了。蜀地百姓困于供应军需已有四十多年，凋敝到了极点，只希望能够休息减负，这些情形大概也多次有人上报给陛下了。圣意哀怜，忧念远方，屡次下诏让有关部门商议减免虚额，正担心没有办法仰承陛下宽恤百姓的心意。如今却无缘无故把赋税增加到以百万计，而且也不是只在一时征取而已，从今以后将永无止境。陛下视百姓如同受伤者，保护百姓如同保护子女，又怎么可以不稍稍留意圣心呢？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应当爱护养息民力，以备缓急；这样一旦征取，百姓就不会怨恨，民力也不会受到损伤。如今边境没有忧患，却巧立名目，重新加重搜刮，使国家的根本先行困窘，这不是好的计策。而且两税之外，又有所谓田契税钱。民间典卖田地住宅，每贯缴纳四十钱，这是旧法；如今每贯增加到一百钱，又加头子钱五十六钱、勘合钱二十钱。如果百姓的田宅价值一万缗，就应当缴纳契税钱一千缗，又应当缴纳头子钱五百六十缗；勘合钱旧制每钞收三十钱，如今还要再增加二百缗才可以办成。富户看到租金收入微薄，不足以补偿这些费用，就一定会不肯典卖或买入田宅。贫民受到富民逼迫，即使想变卖自己的产业也无法做到，其中的危害又有说不尽的了。从前唐太宗曾对侍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刻薄百姓来供奉君主，就像割身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虽然饱了，身体却会死亡。”所以君主的祸患，不是从外部到来，常常是由自身造成的。欲望越大，费用越广；费用越广，赋税越重；赋税越重，百姓就越忧愁。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恭敬节俭、节省费用，远远效法舜、禹，区区唐太宗哪里足以与您相比？只是因为经费不足，确实有不得已的地方。又看到臣僚奏请，说比旧制减轻，并且有优待润泽下户的话，所以圣意因而认为可以施行罢了。陛下深居宫中，即使能洞察万里之事，勤于处理各项政务，如果不是内外臣僚上奏，陛下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呢？这就是臣所说的掌管耳目、分担牧养百姓职责的人，臣不敢默默无言而辜负陛下。自古以来，善于搜刮财利的人，必定从细小之处下手，使百姓毫无察觉，这实在是蒙蔽天下人的办法，却不知道这样最为损害王道、伤害国家体统。唐代武后将要建造浮屠大像，估计费用数百万，诏令天下僧人每天施舍一钱来资助，狄仁杰尚且进谏认为不可。何况要让天下百姓交纳官府之物，每贯、每石、每匹、每两都增加赋钱二十文，把它作为长久可行的收入呢？伏望陛下亲自决断，特别下诏停止废罢，使这次下达的指挥不再施行；仍依绍兴九年四月十九日的指挥，每张钞收纳勘合钱三十文，其中一半供四川大军支用，一半作为总制司起发送出的费用。这样，蜀地百姓在凋敝困病之后，才又有重新得到生养的希望了。（汪文定公奏说：臣私下认为，唐代刘晏治理财赋，以养育百姓为先。如今查钥所做的，可以说是懂得理财的根本了。希望圣上特别赐予褒奖和谕示，以表明陛下勤勉体恤民间隐忧的心意，也使远方的监司、守令都知道圣意所在，有所勉励仰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钱〕 奉圣旨：命查钥由学士院下诏褒奖谕示。

译请求停止和议、决意用兵的奏疏　程宏图 臣听说，君主忧患，臣下就感到耻辱；君主受辱，臣下就应当死亡，这是臣子的至情。臣等长久蒙受教诲，正逢今日国家危急疑惧之际，正应当捐躯效命，哪里敢默默无言而不有所贡献？臣听说，近来金国使者到来，傲慢无礼，大肆宣称金主的命令，暂且以归还天眷、减少岁币为借口，实际上却想增加割取淮河、汉水流域的地界，并索取将相大臣。道路上的传闻使内外都愤怒怨恨。况且淮汉是国家的要害。索求淮汉，就是想撤掉我们的藩篱；索要将相，将相是国家所倚重的人，就是想夺去我们的腹心。假使我们的藩篱已经失去，腹心也已经被夺走，那么即使天眷归还、岁币减少，国家还能存在吗？所以这个请求决不能答应。北方谋算我们，本来就不是一天两天了；如今重兵压境，使者又提出这种要求，可知他们明知我们难以答应，正希望我们必然不从。不答应便会产生嫌隙，产生嫌隙便会出兵，变化就在早晚之间，这是明白无疑的。事情就像盗贼在门外向主人索取财物，得不到时，绝没有空手返回的道理。既然财物决不可给，主人就必须有所应对，这是可以做到的。今日国家应对这件事，首先有四项要务：一是留下使者，以缓和北人的谋划；二是下诏书，以感动南北的士人；三是先行举事，以决定进取的策略；四是起用有声望的人，以激发忠义之心。所谓留下使者以缓和北人的谋划，是因为他们侵犯我们的计划已经筹划很久，所需的供给器具也准备得十分充分；他们决意离开旧都，冒险长途跋涉，亲自统率重兵压迫我国边境，于是派使者提出难以答应的要求，这并不是真正来请求，而是制造衅端，等使者回报罢了。况且听说所派的两名使者，都是金国国主的亲信，是平日所亲近信任的人，未必不是主谋之人。前日在殿上的答复，军民士大夫恨不得堵住他们的嘴、夺掉他们的气势。臣等希望朝廷暂且善意地把他们留下，可以这样对他们说：‘前日所提出的要求，都是你们个人说的话，原来并没有写在国书中。我将派遣使者去核实你们的话，不仅要使金国不知道你们所请之事能否办成，我们也可以借此安排前进的策略，同时挫败他们的锐气，表明我国并不软弱。’如果不留下他们，恐怕我国所作的防备，他们都能知道；一旦我们的谋划泄露，那么北国使者今日回到他们的国境，北国军队明日就会进入我国境内，这是必然的。所谓下诏书以感动南北士人，是因为要举天下的大事，必须先有办法振作天下的士气。国家自从和议实行以后，被故相秦桧压制天下忠臣义士的气节，已经三十多年了。如今一旦想要使他们竭力效命，必须有办法感动他们的内心，使他们奋发而起。所以下达哀痛诏书，是不能不赶快做的。圣诏一下，南北百姓应当感激流泪，争相为此奋起，事情哪里还有难以举动的呢？但是诏书也不能白白下达。首先应当正定秦桧的罪行，恢复无辜者的冤屈，以舒解天下不平之心，振作他们敢于任事的气概。秦桧之所以失去我南方百姓的心，是因为赵鼎由于不赞成和议而被流放海外，后来身死家亡，于是学士大夫忠愤的气节受到压制；岳飞因为决意用兵而被诬陷为大逆，遭到杀戮并诛灭全族，于是三军将士忠愤的气节受到压制。后来告讦的风气兴起，罗织罪名制造冤狱，只要有人谈论当时政事，不问是非对错，都必定置于死地，使天下人不知道有陛下，却想让人称自己为圣臣，天下男女百姓的忠愤之气因此完全扫地。秦桧之所以失去中原人心，是因为士大夫一时陷身北国，而家属还在我国；两国既然已经和好，秦桧既不能任用他们的后代，也不能庇护他们的宗族来结交他们的心，反而只让他们怨恨悔恨来报复我国，后来又顺从北人的要求，把他们的家属全部送还，他们对我国还有什么留恋呢？况且他们被遣返时，简直像要前往死地，悲号之声传遍道路。尤其是宇文虚中原有举事的谋划，计策已经安排妥当，便把这件事告诉秦桧；秦桧心中忌恨他的功劳超过自己，既隐瞒不让皇上知道，又私下派告密者把这件事报告给北国，终于导致宇文虚中全族被诛，使中原忠义之士面向南方无声吞泪、含愤，对我国绝望。如今应当命有关部门正定秦桧的罪，追夺他的官爵，籍没他的家财；追赠宇文虚中的爵位，为他建立祠堂；洗雪赵鼎、岳飞的冤屈，然后诏书早晨下达，晚上就会有人奔赴响应。还应当重新撰写檄文，声调哀切，命中书省刻板，把诏告传布四方；选择有深谋密计、甘愿效死的人，授予檄文，并附上空名告牒，命他们秘密进入中原，开导、晓谕、招引那些思念我国君主恩德的人，约定他们的同党仗义而起，约定日期来响应我国。再选择端正诚实、为众人信服、坚守义节的人，授予檄文，并附上空名告牒，命他们往来江浙、淮汉之间，招集土豪、乡兵和贩卖私盐、盗窃之徒，使他们激发忠义、效命而起，约定日期作为我国的援助。陛下然后下亲征诏书，移驾建康，命将帅勉励军士，凡遇敌人所在之处，都命令他们拼死作战，这样他们的气势本来就足以吞灭强敌了。内有我国南方百姓和义兵的援助，外有我国中原反间力量的响应，就会使敌人进不敢前，退不敢后，那么祖宗的疆土便可以传檄而平定了。所谓先行举事以决定进取之计，并不是臣等不能审察时机，胡乱劝陛下轻率动兵，来制造未必发生的祸端。假使败盟生衅的端倪尚未显露，全国长驱直入的形势尚未逼近，那么我国行动本来还不可轻率。如今他们的重兵已经抵达汝颍，他们的先锋也已经到了边境，这究竟想做什么？如果我们不先发制人，那么屯驻汝洛的军队就会直接窥伺襄阳，边境的军队就会突然到达淮泗。襄阳失守，便可以控制蜀地，而且有顺流东下的势头；两淮失守，便会唇亡齿寒，长江也不再是可以依靠的屏障。环绕海路向东，又有不可不早作打算的地方。海岸南北延绵万里，不知有多少处需要防守。若等敌人到来后我们才防备，防守的地方太多，力量就会分散；若我们先行攻击，敌人便不能没有东顾的忧虑，江淮的形势就可以稍稍缓和。朝廷今日如果还在犹豫，想前进却不敢前进，臣恐怕要冲之地被敌人抢先占据，我国就会失去形势。我方一旦失去形势，愿意效命的人将无所措手足。

译只有先于敌人行动，天下人才都会说国家还有人。这样，即使把他们驱赶到万死之地，人们也知道有所依靠而不会恐惧。何况四方奸雄之徒，凡是战争之际，从来没有不存有像鼠窃狗盗那样的野心的。我们又显示软弱而迟疑不决，他们就会伺机而动，大则窃取城池据地，小则聚众呼啸，必然会造成祸患。倘若听从臣等先发制人的谋划，显示恢复失地的意图，那么不仅可以坐待这些祸患自行消除，而且这类人也会起来成为我们的助力。这就是所谓以敌制敌，一举而得到两种好处。所谓任用有声望的人以激发忠义之臣，虽不能全部列举，张浚、张焘、胡铨、辛次膺都是这样的人。况且张浚尤其是天下所寄予希望的人。既然是天下所寄予希望的人，朝廷却还没有任用他，臣明白其中原因了：这难道不是因为他轻率急躁而受到惩罚吗？五路失守、骁将被杀，本来是张浚年轻时轻率急躁的过错。然而他长期身在行阵，熟悉险阻，对敌人的情况一向熟悉研究；又被罢废二十多年，想来他年轻时的心性一定已经深思并痛切改正了。崤山、函谷关的失败不是不应惩罚，但孟明仍被再次任用，最终使秦国称霸，难道能因为一次失败就突然抛弃他吗？我私下听说，张浚在秦桧刚死的时候，也曾上书谈论军事。陛下为什么不试着召见他来询问：怎样应敌？怎样制胜？怎样制定善后策略？如果他的意见没有可取之处，再罢黜他也不晚；如果有可以采用的地方，又何必违背天下人的心意而不用他呢？有人或许怀疑他，认为他被罢废太久，必然有忿恨怨愤和不平之气，这尤其不对。臣曾经根据天下人的期望来考察张浚的内心。天下人的希望不会无缘无故归向一个人，这必定因为他有爱君忧国之心，而天下人也必定因为这种心意而对他寄予希望。况且一个张浚本身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天下的忠义之士实际上把他看作进退的标志。陛下试想：张浚一被任用，忠义之气就受到激发；张浚一被废弃，忠义之气就衰颓。两者的利害哪一个轻，哪一个重？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张浚个人而任用张浚，而要为了天下忠义之士而任用张浚。至于胡铨，他因直言而获罪于秦桧，没有死在秦桧手中，也是上天有所等待。陛下如果能把台谏的职任交给他，他一定知无不言；即使处在多事之时，也可以不必担心奸邪之徒。假使他有一天立于朝廷，那么那些劝说陛下采取苟且偷安之计、持两可之论的人，以及诋毁忠直、轻视事功的人，都会屏息而不敢作恶。至于张焘、辛次膺，陛下本来就曾亲自任用过他们。把他们置于朝廷之上，都可以安定国家根本，裁断国家政论，造就天下英才。如果把他们交付重任，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唉！今日的形势已经十分紧急了。然而臣等又担心朝廷上仍以强弱不敌为忧虑，以财用不足为顾虑。臣看来，提出这些说法的人，都是没有谋略来阻挠有谋略的人。军队的强弱，并不只由兵力多少决定，胜负还在于道义所在。国家自从讲和以来，往来聘问没有不谨慎的，所送玉帛也没有不丰厚的。如今北方使者提出要求，正想割取我们的藩篱之地，夺取我们的腹心之臣，却不知道我们究竟哪里辜负了他们，他们竟敢提出这种要求。内外听到的人都捋袖握腕，想着奋发而起。今日之事，主动权恰恰在我们这里。坚持正义前往作战，士气会增加百倍；整束铠甲渡过淮河，南北响应，他们将完全丧失斗志，即使有百万军队也无从使用。臣等因此知道，强弱形势不足以忧虑。国家自从休兵以来，故相秦桧竭力粉饰太平来彰显自己的功劳，各个官署府库没有不完备的。南北有艰难忧患，难道没有可以削减罢除的项目吗？就学校的事情说，供养士人的名额数以千计，公私每次考试的费用以万计，官吏的俸禄一年又不知有多少。如果根据一时的需要，暂且把这些费用省减罢除，并不是无所作为。然而这只是臣等所知道的，其他冗余费用难道没有多出这里百倍的吗？希望命有关部门逐项列举、分条具奏，凡是不关系军民急务的，不论大小，一概罢除，这样百姓就不必增加征敛，调发之物也会有余。臣等因此知道，财用不足并不值得忧虑。亲自出征这件事，陛下为什么畏惧而不做呢？虽然如此，臣等本来知道陛下一定会这样做。前日和亲的议论，难道是陛下心甘情愿的吗？只是因为徽宗皇帝的梓宫还未归还，太后还没有返回，又担心北方放纵兵力，使渊圣皇帝不得安宁，所以勉强实行此举。臣想陛下二十年间，思念七朝帝王的陵寝，挂念两河的百姓，早晚都放在心上，不能片刻搁置。陛下难道不想奋发神武之威，洗雪父兄的耻辱吗？只是考虑长远、回头顾念，还不敢轻率发动。如今陛下对于父母兄弟，活着没有什么牵累，死后也有未报的怨仇；把从前爱护亲人的心，发为复仇雪耻的举动，那么进攻哪里会不能取胜，作战哪里会不能获胜呢？汉高帝因为义帝之故，使三军穿白衣戴白冠，尚且足以激发义气而取得天下，何况我国要洗雪先帝积累多年的愤恨，这比汉高帝更容易做到。如今看来，北方使者拒绝给我国岁币，又索取我国两淮之地，言辞和气势凶狠暴戾，与从前完全不同，这一定是有所凭借才这样做。臣恐怕他们侵犯凌辱的祸患，就在早晚之间；这件事如果不决断，祸患突然迅速到来，即使想抵御，也已经后悔莫及了。臣等希望陛下果断实行，坚定守持；首先留下北方使者，赶快下达哀痛诏书，催促渡淮军队出发，迅速召用天下所寄予希望的人，以安慰天下人的心。内外响应，士气昂扬，中兴的功业指日可待。然而臣私下还有过分忧虑的事情，不得不向陛下说明。大体说来，北人的心思变化诡诈多端：我们同他们讲和，他们就认为我们软弱，索取无厌，只想坐困我国，一举吞并；我们想同他们交战，他们就担心我们有谋略，放慢脚步不肯前进，以挫伤我们的锐气，等到他们军队疲惫、财力耗尽，又会改变策略。北人的心思，时而讲和，时而变乱，时而迟缓，时而急进，满足他们的欲望，难道只是岁币而已吗？靖康之祸时，使者往来奔走，而敌军已经逼近城下；前车覆辙，难道可以不引以为鉴吗？臣等被形势的紧迫所激发，实在担心朝廷有时会落入他们的计谋，将来仓促应变时，即使后悔又怎么追得回来？所以臣等不避斧钺诛戮，仰求陛下听取。希望陛下把臣的谋划拿去和两三位大臣商议，如果认为可以决意实行，实在是天下苍生的幸运。（《鄱阳名臣事略》说：宏图在绍兴末年以太学生身份上书，陈述进取天下的大计，诏令把他的书刊入《中兴新语》。淳熙年间北方使者入朝，谈话时提到此事，诏令搜求这篇文章进呈。） 《新安文献志》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五 （明）程敏政撰 ○奏疏 请求赐予晋太尉陶桓公庙额的奏状。朱熹。

译据都昌县纳税户董翌等人的奏状，臣等恭敬地看到本军张榜，征询先贤的事迹，其中有一项是晋侍中、太尉、长沙陶桓公举建义旗，恢复晋室，勤劳忠顺，以终其身。谨按图经记载，陶公起初居住在鄱阳，后来迁到浔阳，如今在本军都昌县境内还有遗迹，在本军城内和都昌县也有庙宇，遇到水旱灾害，祈祷禳解都很灵验。尚未核实上述事迹是否属实，但董翌等人确实是都昌县居民；县境南北确有陶威公庙两所，其神明聪慧正直，暗中有所帮助。庙宇建立年代久远，历来居民和商旅前往祈祷，无不得到感应。并且本庙靠近汇泽大江，水势湍急，纲运舟船往来时祈祷，风涛自然平静。前后庙记记述清楚分明。如今董翌等人不敢隐没事实，陈述请求详细考察，具录陶威公显灵感应的事迹，保明后奏报朝廷，请求加赐封号。本军根据上述奏状所述，随即下达都昌县勘验会查，得知董翌等人所陈确实属实，于是保明申报本军，并缴到江南刘羲仲所撰的公赞说：‘晋太尉陶威公陶侃，对晋朝有大功。读他的事迹，令人凛然如同看见他在武昌倡导义举、攻破石头城、斩杀苏峻，是多么壮烈啊！’ 东坡苏公曾经对我说，威公忠贞义烈的节操，横贯秋霜，直冲白日。《晋史》所记折断翅膀的事情，难道真有吗？姑且依照它的说法考察：威公梦见自己生有八只翅膀，登上九重天门，登到第八道门时，用手杖击打守门者，坠落到地上，折断了左翼。等到他手握强兵、居于上游，暗中产生了窥伺觊觎的意图，便常常想到折翼的征兆，自我抑制而停止。心中寄托的叫作志，精神寄托的叫作梦，怎么能凭此知道事情必然如此呢？至于《晋书》中梅陶称赞他机敏神明、识见明察，像魏武帝；忠贞顺从、勤劳尽力，像诸葛孔明，这难道不可信吗？魏武帝从平民起身倡导义兵，并不像威公那样声名显著。凭借汉朝德化的深厚、根基的坚固，本来可以折断马鞭驱赶他，以平息天下祸乱，并不像汉成帝时那样国势削弱。董卓造成的祸乱未必比苏峻更大，魏武帝的功劳未必超过威公。魏武帝保守兖州作为根本，挟持天子作为资本，他的用意在哪里呢？那么他把兴复汉室作为名义，实际上就是窥伺汉室的计谋。名分没有比忠孝更大的，关系没有比君臣更重要的。如果魏武帝没有忠臣的节操，那么所谓机敏神明、识见明察，不过是奸雄罢了，威公难道能同他相比吗？苏峻之乱开始时，贼将要杀害苏峻的儿子，名叫冯铁；冯铁逃奔石勒，成为戍守将领。石勒畏惧威公势力强大，杀掉了冯铁。石勒自以为是一时豪杰，把自己排列在二刘之间，俯视曹孟德、司马仲达，意气自认为超过他们，却如此畏惧威公。威公去世至今有几千年了？各地都在为他建庙祭祀，其中都昌县南北两座庙最为兴盛。庙宇屡次废毁又屡次兴建，是因为他对这里百姓的功德深厚。又收到近代抚州平民吴澥所写的辨论，其中说：‘陶士行的独立操守多么卓异啊！正值魏晋之际，浮华虚妄的风气动摇朝廷内外，当时有名望的士人、达官名士、显贵才俊，没有不陷入末流而不知道如何自处的。只有士行深深痛恨时弊，慨然有所作为，蓄积刚毅沉厚的气概，秉持忠诚笃实、正直坚定的节操，来同流俗抗衡。他虽然一行动就遭人责怪，所到之处都受到冷眼相待，但一进入仕途，面对各种艰难险阻，内心光明耿直的志向从来没有稍稍改变。他整天亲自搬运百块砖，置身竹头木屑之间，细微琐碎都亲自经营，即使只有一束谷穗，也辛劳不懈。当时的名士看他，应该像看老农俗吏一样，认为没有什么可以相提并论的；但士行坚定地这样做，根本不屑于他们的看法。最终他能够扩大才略谋划，建立功业，大大庇护这里的百姓。在晋室倾覆混乱之中，他最终成为中流砥柱。如果不是明智而独立，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呢？然而看庾亮的传记和应詹的书信，却使人怀疑陶侃有跋扈的心思；看温峤的举动和毛宝的谋划，又似乎看出陶侃有观望迟疑的迹象。’ 至于洒血成文、登天折翼之类的事情，动辄怪异可疑，哪里会有这样的事实呢？这大概是因为一个人的品行高于众人，众人必然嫉妒他。又加上苏峻被诛杀，庾亮以向陶侃屈服为耻；后来陶士行突然先于朝廷去世，后代零落，而庾氏世代总揽朝廷大权，庾亮的心愿得以满足，于是就跟着诬蔑他罢了。执掌史笔的人既然有所畏惧，那么还有什么是他们想求而得不到的呢？这些从旁牵强附会、曲意穿凿的说法，正是用来拼凑证明他的罪行。然而看陶士行既已建立义旗，挥军向东，儿子死了也不去临丧，只直奔蔡洲。当时勤王的军队，没有谁在他之前。等到元勋大功得以成就，他实际上主持盟约，却退让而不把功劳据为己有，很快率军返回自己的藩镇。后来他拥有八州，凭借上游的险要，地位重如泰山；晋室轻如鸿毛，要迁移晋朝宗社，反掌之间就可以做到，但他的臣节更加修整，从来没有擅自施行威福来为自己封殖势力。朝廷忌惮他的功名，常常加以疑忌防备，而士行安然处之，心中从未稍有不快。到了晚年，他卧病时封闭府库而登船，所有事情都因误期而自行承担责任；看待离开方伯重任这件事，简直如同脱掉鞋子一样轻松。他始终如一的臣节，无论处顺境还是逆境，都没有一点可以指责的地方。在晋朝二百年间，他卓然独出；说他有不忠的行迹，究竟在哪里呢？如今舍弃这些明显的事实，却相信那些似是而非的虚妄说法，难道能说是善于读史吗？唉！自古以来想要诬陷一个人却没有凭据的，必定拿闺房之事来污蔑他，因为这种事情难以查明。如今《晋史》想要诬陷士行，却拿梦境征兆来作证；梦境难以查明，大概比闺房之事更加难以查明吧！然而如果不知道士行实际上怀有异志，那么这样的梦境征兆，正好符合他的自知之明罢了。别人怎么能够知道呢？《晋史》用这种说法对待士行，它的智慧果然还不如小孩子；这种说法根本不必攻击就会自行破灭。本军如今查得《干道重修令》规定：各道释教神祠祈祷灵验，应当加赐官爵、封号或庙额的，由州府据实申报转运司；转运司核实后具文申报。再详细查看本县缴来的文字，正因为这些材料彰明陶公的心迹，尤其清楚，对维护名教很有补益。按理应当褒扬显彰。况且陶公官位达到三公，爵位居五等之首，当时为他评定谥号、寿考和名望，也已经称述了他行事的事实。如今根据士民的陈请，希望朝廷详细斟酌，特别赐予庙额以表彰忠义，不必另外赐予爵号，谨此申报。奏请均减绍兴府和买负担的奏状　朱熹

译臣听说，祖宗起初制定和预买法时，先支付现钱，后来交纳绸绢，百姓确实从中得到好处，甚至编成歌谣来传唱。当时本路转运使对越州有私情，他的属吏又对会稽有私情，所以这个郡县被摊派的数额特别多。后来请本钱的数额逐渐成为每年的定额钱，不再支付绸绢，价格一天比一天昂贵，以至于今天；而白着的科派反而成为一州无穷的祸害。因此建炎元年太上皇帝即位时的赦书说：‘和预买法本来应当支付实际价格，听说官司定价很低，或者抬高其他物品的价格来折算，或者用没有实际货物的空券充数，严重的甚至收纳货物后仍不支付本钱，不遵守条限，提前催收，急迫得像星火一样。今后上供之类的物品，应依祖宗旧法办理；和预买中有上述违背规定的，守令和转运司都按违制论罪并加二等，仍委托提刑司察访。每年在规定期限后一个月以内，必须具文奏报有没有违犯；如果不据实上报，就与犯同样的罪。’这说明太上皇帝重新建立基业之初，圣虑深远，已经考虑到这件事了。两位圣主相继至今五十多年，迫于军国所需，所要资用极其广泛，最终还是没能仰承圣明谋划，预先支付实价，恢复祖宗旧制。臣等私下考虑，退一步说，只有选择其中祸害最严重的地方，例如绍兴府，稍稍解除它倒悬般的急迫困境，这才差不多可以了。然而想要除去绍兴和买的祸害，使其中没有奸弊，稍微得到均平，如果不先减少当年请本钱的数额，就好比背负千钧重物的人，背部和脊梁的力量已经不能承受，却不知道减少所负的东西，只想把它移到怀里和袖中，也必定无益于事情。因此臣等首先陈述减额的主张，但议论者认为这会损害经费，必定不肯听从。臣等虽然愚钝，却知道事情一定不是这样。臣等仰观陛下爱护养育百姓，如同亲生父母；百姓有病，就像陛下自身患病一样。近年四川虚额、饶州的金、徽州的绢、汀州的银、青阳和星子的税，放免蠲除的不可胜数；连年水旱灾害，施舍和借贷发放的钱粮，何止数十万巨万。为什么唯独对于这件事，明知它危害严重，却不肯拿出数万匹绢来为它缓解呢？何况近来已经蒙受圣恩，减免天庆、攒陵等处和买的一千多匹，这本来已经逐渐显示出救患除弊的端绪了。然而总计到每户人家所减免的数量，每匹才达到一尺多一点，而坊本煎盐、坍江、放生四项所放免的数额，仍然没有除免。所以臣等对陛下的期望，并不只是这样而已。臣等私下看到，浙西和买负担最重的地方没有超过临安府，但它的数额也只有八万多匹。希望圣上慈悲，暂且以临安府为例，把绍兴府的定额也定为这个数目，免除其余数额。至于版曹的经费如果有所缺少，请酌量拨用内府积蓄来补足其数。这样圣恩流布下去，人人都会知道陛下的德意，旧有弊病大概就可以革除了。论恢复失地的奏状　吴儆 臣深切思考，陛下的英明谋略和神武威势，超过汉高祖和光武帝。自从陛下登基以来，锐意恢复失地，日夜忧劳，已经十七年了。考察实际成效，恢复仍遥遥无期。这都是因为前后将相之臣替陛下制定恢复策略时，起初并不了解天下的大势和天下的大计，所以进攻时有的失于过分锐进，退守时有的失于过分迅速。进退迟速屡屡错失时机，逐渐发展到自我挫败，直到今天。间或有人谈论恢复，有人笑他疏狂，有人指责他迎合。即使陛下十七年的锐志，也未必不因听得厌烦而轻视这种议论。臣本是书生，哪里足以谈论恢复的策略？然而臣曾深究自古英雄争夺天下、统一四方的谋略，试为陛下陈述。臣听说，天下的大势有两种，取得天下的大计也有两种：一种是天下纷乱、形势尚未确定；一种是国家已经建立、彼此相持。天下纷乱未定的形势，有利于迅速作战；国家相持的形势，适宜从长远谋划。适宜迅速作战却采取缓慢谋划，就会有养虎遗患的祸害；适宜缓慢谋划却急于作战，就会有丧失军队、使自己陷入困境的灾难。自汉、唐以来，英雄之所以争夺天下、统一四方，虽然所处时代不同，成就的功业各异，但他们的大计没有谁能改变这两条原则。国家在靖康、建炎初年，正处于天下纷乱未定的形势；绍兴年间天下治理安定以后，则处于国家相持的形势。尼雅满、乌珠在靖康、建炎之际不能实现志愿，而海陵王却想在绍兴局势安定之后大举进攻。北人的计谋已经错失了时机。正当海陵王被杀时，中原的形势几乎又进入纷乱未定；等到葛王确定地位，南北形势又重新形成敌对相持。海陵王被杀之初，诸将不能渡过淮河，连一箭也没有发出；葛王确定地位以后，张浚、虞允文却想长驱直入平定中原。从前的策略又已经错失了。如今议论的人不深入研究前日的过失，也不审察天下的形势；所以主张苟且偷安的人，只想保守江左；主张急于求成的人，便说中原可以立即平定。臣希望陛下考察自古英雄取得天下所依据的形势，决定一个确定的策略，公开选择将相并长期任用他们。君臣相互协同，日夜谋划，整治军队、积蓄粮食，涵养勇气、积蓄力量，以等待敌方形势变化。如果敌方形势逐渐衰败，就从东面派水军出击，从西面派蜀兵出击，一边作战一边防守，逐步前进。东面从齐地谋取晋地，西面从陇地谋取秦地，使敌人看到可以进取就进取，便能够争得利益；知道困难就退守，便可以巩固防御。采取祖逖、谯梁那样攻守结合的策略，而没有桓温、刘裕深入远征的祸患，那么中原本来就在我们的筹划之中。如果敌方形势突然已经崩坏混乱，就集合各路军队，水陆并进，陛下亲自统率重兵，以天子的声威震慑他们，那么穿上战衣出兵一次，天下就可以平定。如果敌方形势还没有衰败，也没有崩坏混乱，那么我国的一兵一骑都不可轻易发动。然而自从夹攻燕云以来，甲子已经运行一周，敌方衰败的形态已经显现，崩坏混乱的时期可以预期，唯独希望陛下日夜谋划。如果厌恶迎合的议论，把中原置于考虑之外，顺从苟且偷安的说法，姑且采取保守策略，臣听说，有志于上等目标却止步于中等目标，有志于中等目标却只能落到下等目标。臣是草野间的卑贱之士，本来不应当说这些话，只希望陛下宽恕我的愚昧。（锦溪洪氏扬祖说：这是至理之论。） 论大臣和近臣的奏状　吴儆

译臣听说，治理天下国家，必定要有朝廷大臣，也必定要有左右贵近之臣。这两类人的职分不同，圣人用来对待他们的原则也不同。对朝廷大臣应当以诚相待，使他们承担治理天下的责任；对左右贵近之臣应当以恩相待，不要让他们参与朝廷政事。以诚相待已经做到极致，却不能承担天下的责任，那么国家有公开的法令，不可废弃；以恩相待已经十分优厚，却又参与朝廷政事，那么天下有公开的舆论，也不可能掩盖。陛下圣学高明，博通古今，对于前代帝王的是非得失，本来已经遍览而熟悉研究了，哪里需要臣这样微小的蚂蚁来反复陈说？然而臣私下忧虑过多，希望陛下再垂察圣明，深察事情的体制。凡是对待朝廷大臣，应当公开选择合适的人，用天下之事来责成他们；如果不能承担责任，国家自有法律，只由陛下施行。凡是对待左右贵近之臣，应当提高他们的爵位俸禄，却不要让他们参与朝廷政事；这样天下的公论就无法非议国家的法度。法度既然端正，就能总揽权柄纲纪，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天下的议论既然平息，君臣之间的恩情就可以始终保全。这不仅是盛世的美事，也是左右贵近之臣无穷的福分。臣是草野之人，不懂得避讳；但如果不是倚仗陛下圣明，又哪里敢说到这些事情？只希望陛下宽恕我的愚昧。（朱子给南轩的书信说：吴儆这个人，听他说话，也能做到不苟且、不改变原则。像这样的贤才以及温和厚重之士，世间不怕没有，所遗憾的是没有人能总合他们的长处而任用他们罢了。） 初次开设讲筵的札子　程珌 臣听说，人主学习，最可贵的只是努力实行。傅说告诫高宗说：‘知道并不困难，实行才是困难。’又说：‘君王求取广博的见闻，正是为了建立功业。’知道却必定以实行最为可贵，听闻却必定要落实到事情上，这难道只是求得知识、听取言论而已吗？夏、商、周三代以来，英明的君主、贤德的帝王，知道以讲学为要务的，必定以功业显现于天下。至于衰乱末世，难道没有聪明的君主吗？只是他们不致力于做人君的大德，却喜好文章辞藻的小技，甚至同臣下在一章一咏之间比较文辞工拙，直到纲纪衰败、政令刑法崩坏、百姓陷于涂炭，却从未过问一次。既然如此，那么学习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宋兴起以来，圣明君主代代相承。观察尧、舜施用刑罚，而深切惩戒近代严密的罗网，我宋艺祖难道只是学习而已吗？观察周公不贪图安逸，而郑重告诫人主不要自我放纵，我宋仁皇难道只是学习而已吗？观察大禹节俭勤劳，而竭力反对人主贪心，我宋孝宗难道只是学习而已吗？先皇继承帝位，仰承明君的谋略，把所学推行到自身实践中，于是敬畏上天而爱护百姓，进用贤能而斥退奸佞，痛恨谗言，容纳直言，体恤军队而减少刑罚，减轻徭役而削减赋税，严格选择将帅，谨慎选择符节。因此能够在三十一年之间，使境内安定，旧有疆土逐渐恢复，卓然显现出中兴复古的趋势。这些都是学习体现为治理，而治理根本在于学习。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仰承天命，隆重继承基业，像飞龙升天一样，万物都能看见。既然能够把讲学放在首位，就一定应当把亲身实践作为急务。凡是经书训诫所垂示的、史册所记载的，凡涉及侍奉亲人的事情，都必须反复讲明，并在安定精神、修养心志时亲身实行；凡涉及进用贤能、斥退奸佞的事情，都必须反复讲明，并在观察人物、考察事情时体现出来；凡涉及严格选择监司、牧守、将帅的事情，都必须反复讲明，并在广泛采纳公正意见时体现出来；凡是关系治理体制的事情、涉及教化条文的言论，都必须辨明审察是非而努力实行。至于把博闻当作广博，把记诵德义当作富有，这没有益处，只会扰乱圣明的志向，烦扰圣上的听闻。这样一来，志向和思虑就会坚定，聪明才智更加开启，施行于政事，功业日益兴盛；对上可以符合先皇托付的心意，对下可以报答慈母扶持保佑的恩德。上天的眷顾和福佑将与宋朝无穷无尽，宗庙社稷幸甚，天下百姓幸甚。（曹弘斋说：洛水文章尊重严整，气局宏大，优点极高，这是他的天才不可企及之处；但也有下笔容易的地方。） 论臣下应当同心协力的奏疏　吕午

译臣听说，使天下的治理兴起容易，使士大夫的心意和平一致却很难。因为士大夫的心，正是国家治乱安危所系。假使他们内心和平，没有彼此之分，那么思虑就会一致，致力于治理国家；言论议论也一定以能够实行作为目标。地位高的不会沽名激进、发表苟求奇异的空谈，地位低的不会诡诈顺从、发表苟且求同的腐朽言论。言语与心意相符，事情与言语相应，讲论明白精细，谋划坚定不移。上面据此发布命令，下面据此奉行。纲领条目相互联系，手臂和手指自然协调，内外相互符合，人与自己都同心协力。力量既然整齐，早晚不断申诫警戒，实行一天，就有一天的成效；实行一年，就有一年的功业，何至于惶惶不安而无所作为呢？无奈人心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面貌各不相同一样；私人的见解彼此对立，公正之道消亡。这里提出一个谋划，未必不对；刚要实行，那边的私下议论已经在旁边动摇它了。那边提出一个意见，未必错误；刚要举事，这边的异议又在后面阻塞它。宁可误国，也不肯放下成见相互听从；宁可败事，也不肯委屈心意共同成就。十只羊九个牧人，一个国家三个公卿，取舍既然困难，推行就没有定准。前面的法令被后来的命令搅乱，旧有章程被新的制度弄错。早晨所议定的事，不能保证到了晚上还会照旧；今天的事情，也不能保证明天仍然如此。只听见议论纷繁，却看不见施行的实效。这正是岁月因此虚度、治理的功业因此不能建立，而微臣因此痛心疾首、不能停止进言的原因。如今外患尚未平息，国势正处于艰难之中，陛下日夜勤劳而无暇安息，虚心忘我，希望听到至理之言。宰辅们废寝忘食，耗尽精力，期望共同渡过艰难；可是士大夫不能同心维护国政，竭力共同谋求功业。各人胸中的想法彼此险峻如山川，言语之间互相产生矛盾，如同戈矛。陛下听到这些，不知应该听从哪一方；四海听到这些，更加惊疑迷惑。小事尚且不能希望有所成就，大事的功业又凭什么希望成功？臣担心，楮币称提这种逐渐实行、平稳可行的办法，又将因为求一时痛快而改变；和战、备战、守御相互配合的办法，本来确实不可改变，却又将因为树立偏见而动摇。正值人才缺乏、难以任用之时，想实行舍弃短处、采用长处的办法，未必不会又有人说这是徒劳无功而加以改变。正值财用困乏之时，想实行考核和筹划安排的办法，未必不会又有人说这是滋生事端而加以停止。凡事都这样，日复一日，天下便不再有可以办理的事情，事业功业也不再有可以成功的期限，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推究根本，端在士大夫的内心不能保持平和，所以议论很多却不能归于一致。臣私下思量，天下的事情，开始时不应嫌议论多；到了最后，则一定贵在有人主持这些议论。开始时议论不多，就无法反复讲明，寻求真正正确的结论；最后若没有人主持，就无法果断地努力实行，期待事情成功。一定要让百官各司聚集在下面议论，陛下与二三位大臣在上面共同主持这些议论；不要求议论完全有利而没有害处，只选择害处少而利益多的意见。看得明白，实行果断，不轻易迁就而逐渐改变，不骤然施行又马上停止，那么事情的成功就可以等待，最后也没有忧患了。商鞅不值得称道，却还能坚持以树立信用的主张辅佐秦孝公，最终使秦国强盛；范蠡也不值得过多称赞，却还能坚持以骄纵吴国的策略辅佐勾践，最终使越国称霸。谁说拥有自己的天下反而可以泛泛而谈、没有主持，处在危急逼迫的形势下反而可以悠悠然不早作谋划呢？王猛派麻思出发时，到了傍晚符令已经下达；他出了关，郡县都已经接到了符令。韩滉派何士干出发时，他回到家中，柴米已经准备齐全；登门上船时，资财、行装和器用没有不完备的。哪里有派一个人却迟疑停留而不能果断出发，办理一件事却受到牵制而不能决定的道理？这是因为上面有确定的议论，士大夫的内心就不能不平和，天下的治理也不能不起步振兴。臣这一点愚见，惟请陛下裁决。臣不胜恳切。论述权纲不可向下转移的奏状　吕午

译臣听说，既然要收揽天下的大权，就必须有办法掌握天下的大权。所谓大权，是君主用来使四方奔走、鼓舞群体行动，使他们只听从上面的命令，共同建立治功的东西。所以大权可以收揽，却不能分散；可以掌握，却不能放纵。权力正在分散时，要知道怎样收拢它；收拢之后，又要知道怎样掌握它，这样或许不至于放纵，也不至于分散。臣恭敬地想到，陛下施行新政以来，到现在已经六年了。已经分散的权力，也已经收回了。这本应使天下人都承受皇上的命令，没有人违抗；天下的治理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没有事情不能办成。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下级肆意轻慢，上级一味姑息；发令却没有回应，倡导却没有应和；文书往返，看起来并非不周全，事情功业却空疏迟缓，根本没有实际效果。这难道不是因为大权虽然已经收回，却还不知道怎样掌握它来使人奔走、鼓舞人心吗？况且国家的用度，没有比财赋更紧要的。如今不是违法强取，就是把公物变为私有。国家的事务，没有比军期更紧急的。如今不是傲慢抗命，就是拿具文来应付。被侵占的疆土本应早日收复，谁肯慷慨承担责任呢？只听说敌人占据我们的要害，役使我们的百姓，耕种我们的土地，把它们作为长期驻扎、不肯撤退的凭借；掠取我们的财物，作为等待时机发动进攻的资本。大概从前敌人因为轻视我们而导致丰黄之败，如今将吸取教训，谋划报复，这种祸患更加令人畏惧。流民本应得到安置和聚集，谁能多方筹划、妥善安置他们呢？只听说淮地百姓强者吞并弱者、人数多的兼并人数少的，失去恢复生业的条件，徘徊在沿江各郡之间；他们日益增多，渐渐进入江东腹地。过去军队退去，百姓还可以回归；如今军队留驻，百姓难以返回，转眼又到了枣红，不能不设法逃生。希望各防区同心协力进行防备，却彼此猜忌倾轧得更加厉害，遇到缓急，怎么能互相救援？希望总制彼此融通来充足军需，却互相诋毁残害不止，遇到缓急，怎么能彼此谋划？应天陷落，两淮颇失屏障；江防空虚，内地各郡谁来充当门户？不能不防守，但所用的守备办法未必可靠；不能不讲和，但所用的和议办法未必可信。守将没有预先选好，又有屡次更换的祸患；士卒平日没有得到亲附，又有粮食不足的忧虑。蜀道艰险泥泞，应该改变办法、改换道路，却仍因循旧常；朝廷忘记了把火放在柴薪下面的危险，只顾在岁月中苟且偷安。拥有本来属于自己的天下，却好像处处有阻碍而难以施行；行走在祖宗留下的疆土上，却使它在我们这一代日益缩小。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拥有权力却不能掌握权力，所以想举办公事却没有一件能够办成。踩到秋霜时不加谨慎，坚冰就会到来，这是可以把它当作小事而不对此战战兢兢的吗？用手臂来指挥手指，手指才能运动；如果手指大得像大腿，就难以屈伸。我们不掌握用手臂使手指运动的权力，反而形成手指大得像大腿的局面，那么人就难以驱使。有事情受到牵制、时机被耽误，将来祸患到来时凭什么依靠呢？虽然如此，权力固然忧患在于不能掌握，但也有不难掌握的地方。怎样掌握它？在于得到正确的方法而已。如今朝廷清明，纲纪完备，圣明君主临朝，忠臣贤臣得到任用，难道会有难以驱使的人吗？特别贵在有能够驱使人的方法。方法所在，就是权力得以施行的地方。任用和罢黜必定恰当，以公正的是非为依据，这是任用罢黜得到了正确的方法；赏罚必定分明而迅速，这是赏罚得到了正确的方法；号令必定审慎而守信，这是号令得到了正确的方法；安排处置必定切实而果断，这是安排处置得到了正确的方法。有人感到不平而上报朝廷，就应当明白地剖析裁决，不要含糊其辞，使双方都没有是非可判，这样处理事情的方法就得到了；下属有困迫向上级报告，就应当斟酌情形迅速答复，不要拖延迟缓、漫无可否，这样应对事情的方法就得到了。每件事都得到正确的方法，人人就能同心，权力哪里会有不能施行的，事情哪里会有不能成功的呢？所以臣说：掌握权力并不难，难的是得到正确的方法而已。从前汉宣帝只做到赏罚必信、考察名实相符，因此上下相安，没有人苟且偷安；光武帝只做到总揽权纲、明察谨慎地处理政体，因此恢复前代功业，亲自达到太平；唐朝到宪宗时，形势危急而淮西被平定，河北安定，承宗收敛锋芒、削地归顺，韩弘带病出征讨贼，裴度认为，难道是朝廷的力量能够制伏他们的心志吗？只是因为处置得当，能够使他们心服罢了。所谓处置得当，就是臣所说的得到正确的方法。这三位君主，都是中兴的贤明君主，不过是有掌握权力的方法，所以能够建立中兴的功业。陛下天生聪明，长期亲自处理政事，本来将要超越这三位君主，又何必等待微臣的说法呢？只是正逢可以向明主进言的时候，便不得不尽一片直言无隐的忠心。伏望陛下审慎思考并努力实行，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请求振举纲纪的奏疏　程元凤

译臣听说，善于谋划天下的人，要考察纲纪。纲纪振作还是废弛，天下的治理好坏就由此判定。君主一人站在群臣百姓之上，我方如此少，而他们如此众多，天下人都环绕着面向朝廷，如同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连续有序而不敢紊乱，为什么呢？因为有纲纪维系着他们。一天没有纲纪，勇敢的人就会逞强，怯弱的人就会恐惧，强者就会抗拒，弱者就会离散，玩弄权谋的人逞杰，狡猾、凶暴、强横乖戾的人都将分裂四散而无法控制。所以纲纪端正，天下就安定；扰乱纲纪，灭亡就会接踵而来。自古至今，从没有舍弃纲纪而能够治理国家的。圣人知道这个道理，常常使纲纪在天下有所扶持而不被废弃，有所振作整饬而不至于放纵松弛，使天下的形势常常如同泰山四方支撑那样安稳。纲纪对于国家的关系重大。然而纲纪不能自行树立，必须有人来树立它。朝廷是纲纪产生的地方。心怀私意、自我作主的人，有时会扰乱它。各部门和府署，是纲纪自行张开的地方。不了解舍己奉公节操的人，有时会破坏它。监司、帅府、郡县的职务，是纲纪实际施行的地方。强横者干犯纲纪，贪污浑浊、冒犯法令的人，有时会轻视它。国家所凭恃的就是纲纪，可他们竟然如此，我们还要依靠什么呢？于是有台谏官。台谏官，是君主所依靠来树立纲纪的人。躲避御史的人就停下，正在行进的马也会使人胆寒，为什么这样畏惧台谏官呢？不是畏惧台谏官，而是畏惧纲纪。言及皇帝，天子就改变脸色；事情关系朝廷，宰相就等待治罪。为什么这样重视台谏官呢？不是重视台谏官，而是重视纲纪。苏轼曾说：“奸臣刚开始形成时，用台谏来折服他还绰绰有余；等到奸臣已经形成，再用武力除掉他就不足了。”拥有天下国家的人，怎么可以一天使台谏官的体制受到轻视，使人不知道畏惧呢？陛下亲自选拔言官，主持公论，从未因为直言而治罪于人。间或曾振奋刚强，凭一纸诏令斥退奸邪凶险之徒；罪当诛杀的，当然不容宽赦；有的言语虽然过分，内心确实忠诚，也从未不随即加以擢用。天下没有不畏惧雷霆般的威严、仰赖日月般的明察的，治理的体制尊严安定，国家的形势巩固，实在是以此为基础。近来一两位台臣未能得到应有的言论处置而离去，陛下并未治他们的罪。远近观望，实在令人惊骇诧异。御史弹劾的文书如霜凝结，罪状已经明显，即使有人回护，谁会不知道呢？他们本应羞于面对官吏百姓，裹着被子连夜逃走，如今却顽固无知，慢慢等待替代者，反而张榜禁止台谏奏章的传播。纲纪在哪里？这是他们的职责。言官和御史的耳目之事允许根据传闻上奏，捂住耳朵去偷钟，怎么能欺骗众人？本应退下来反省内心，痛切改正自己的过错；如今却公然强行辩解，巧言肆意诋毁攻击，想把这当作钳制台谏的办法，纲纪在哪里？纲纪衰败，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有识之士为此凛然，陛下不可不赶紧挽救。臣私下考察，干道八年，御史萧之敏因为进言涉及大臣，被授予直秘阁、司臬江东，告词中说：“当面进言，有所触犯而不隐瞒。正直的人离开国家，难道是朕所希望的吗？”孝宗皇帝爱惜正人，褒奖宠遇他离去，这正是扶植纲常的做法。当时朝廷尊严，乱象的萌芽被遏制；中原强盛，人心和谐，难道没有原因而自然如此吗？这就是陛下家传的法则。臣希望陛下像孝宗对待萧之敏那样对待这两位大臣，使天下明白知道陛下果然不因进言而治罪于人，那么言路的气脉就不会堵塞，国家的纲纪就能得到振兴。过去那些扰乱破坏并轻视纲纪的人，也会渐渐知道畏惧，这对于治理体制的关系并非轻微。臣不是替两位大臣打算，而是替纲纪打算。如果像这样顽固无知、公然强辩的人，尚且能够肆无忌惮，我将不避仇怨，弹劾他们上报。（按：淳佑九年，台官潘凯、吴燧弹劾丞相郑清之，郑清之不悦，调任二人的官职，所以上了这篇奏疏。） 论述救灾的奏疏　程元凤

译臣听说，救灾要有实际的政令，消弭灾害要有实际的德行。修明政事可以救灾，但徒具形式的文书不足以安定人心；修养德行可以消弭灾害，但虚浮的文饰不足以挽回天心。天心尚未挽回，人心尚未安定，天下的形势，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臣恭敬地想到，陛下能够符合上天的德行，继承宏大的基业，临朝统治以来将近三十年。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变异，饥荒瘟疫的灾害，兵戎盗贼的警报，足以震动圣心、惊骇众听的事情，史书从未停止记载。如今正值夏秋交替，大雨连日暴发，洪水沸腾奔涌，闽、浙、江乡同日遭水灾，漂浮的尸骸遮蔽江面，哭声震动原野，田地变成砂砾堆积的土阜，城郭变成泥泞的场所，这是头发花白的百姓从未见过的景象。唉！近年以来，百姓死于饥饿、死于疫病、死于战争的，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如今又遭逢这场大变，百姓为什么遭受如此深重的不幸！古人有话说：“即使是没有道的国家，水也不会淹没城郭。”如今却淹没了几十座城，茫茫一片成为沟壑，这不是小灾变。陛下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遇到灾害便感到忧惧，于是命令有关部门赶快赈济抚恤，分别派遣朝臣宣示德意，并且开仓、捐钱，免除租税、缓征赋税，救灾的政令也已经施行了。然而这果真是实际的政令吗？还是徒具形式的文书呢？义仓的储粮，大多只是虚报的数额，无异于唱着量沙的计策；运送粮食前往灾区，道路艰险而遥远，几乎像把西江的水激流引来一样。官员贪婪、吏役狡猾，哪里有空顾及灾民惊魂未定？黄册放出、白催已下，早已对百姓尚未恢复的生计垂涎。这样一来，仁政的施行也只是徒具形式而已。臣认为应当忧心疾首，把弱小者如同自己一样看待，以百姓的性命为重，以府库的储藏为轻；斟酌各地远近的适宜情形，制定钱粮兼用的办法。所发的钱粮，又应当参照曾巩的主张，一次发给，不要让百姓每天只等待一升一合的恩惠。一次得到几硕粮食、几缗钱，才渐渐可以经营生计；每天等待一升一合的恩惠，就势必没有余力谋划其他事情。曾巩的主张在今天是可以实行的。至于免除、缓征的恩惠，更应当显示信用；如果负责征收的官吏隐瞒而不执行，应当命令监司刻榜张贴，遍布各处，使民间百姓没有不知道的。若郡县违背命令，仍像以前一样催征，就应弹劾官员、黥罚吏役，绝不能轻易宽贷。这样或许实际的政令能够修明，实际的恩惠普遍施及，百姓在流离失所、家业荡析之后，才有希望救死扶伤。即便如此，这只是政事，是用来救灾的。假如实际的德行不修养，就没有消弭灾害的办法，那么乖戾之气日益滋长，辗转造成异变，灾祸就不只限于眼前了。所以有九年水灾，却没有因饥寒而瘦弱死亡的百姓，固然是因为平素讲求善政；但洪水警戒我，便惕然修身反省，什么时候曾把它完全交给有关部门去办理呢？陛下只是发布温和的诏书，其中说：“由于朕没有德行，与你们有什么罪过？朕深深感到惭愧忧惧，哪里敢安然处之？”这样反躬自责，已经十分充分了。然而训示告谕虽然详细，修身反省却不努力，也只是空文罢了。大体说来，灾异的到来，一定有招致它的原因。臣曾考察《汉书·五行志》，其中论说阴阳调和，水才各得其性，又详细记载董仲舒的话，认为《春秋》中记载的大水灾害，都是阴气强盛造成的。由此可知水属于阴物，阴胜过阳，水就成为灾害；气类之间相互感应招致，难道可以欺骗吗？从一心来说，公是阳，私是阴；理是阳，欲是阴。从天下国家来说，君子是阳，小人是阴；中国是阳，外藩是阴。陛下一心全都遵循大公，实行至理，难道一丝一毫的私欲能够夹杂其中吗？或者有人妄议，讲求公私之理虽然熟悉，但私心有时会妨害公理；理欲的界限虽然明白，但欲望有时会胜过理。姻亲越过班次而享受高位的礼制，挥霍宠恩而封侯，猥琐之人被授予官职；有时凭中旨任命受奸邪弹劾的人，有时又凭宣谕加以阻止。这是公心吗？还是私心？琼林库藏本应加以戒慎，可内司的田园几乎都在同百姓争利；露台的费用本应爱惜，可精舍寺观蚕食拨赐的田地，动辄以万亩计算。宦官急于求见，事情有时顺从他们的恳求；有关部门奉行办理，诉讼有时竟由得到圣旨决定。这是合乎理吗？还是出于欲望？如果不在这些地方竭力加以惩戒，私欲就会得以损害公理，这不是调和阴阳、消弭灾祸的方法。臣认为应当从圣心反省，痛切地警戒自己，像前面所说的那些病根一样，一旦豁然明白并彻底除去，使私欲完全屏绝，公理光明融通，那么阳明已经胜过阴浊，天下的事情就可以逐步办成。小人是君子的阴面，应当遏制断绝他们。大奸之人被投置闲散，应防备像虎兕冲出笼子；巨贪被屏退安置，应担心狐狸、蜮虫暗中含沙伤人；奸邪朋党、谄佞同伙被斥逐，应堵住苍蝇蚊虫钻入的缝隙。这样，君子与小人之间的阴阳就调和了。外藩是中国的阴面，应当预先防备。选拔将领、训练军队，必须严格准备攻战器具；设置险要、占据要地，必须谨慎筹划守御办法；储备钱财、囤积粮食，必须考虑调度的策略。这样，中国与外藩之间的阴阳就调和了。从一心推广到天下国家，常常使阴不能胜过阳，这才是修德的实际内容，是消弭灾害的根本。陛下深思感应招致灾变的原因，努力寻求消除灾害的办法，恐惧谨慎、修身反省，戒惧得如同危亡逼近一样，这样以后就可以了。从前汉代三辅发生水灾，共杀死四千多人，最终成为王氏祸乱的根基；唐代河南、河北发生水灾，淹死二万多人，最终预兆了藩镇的叛乱。灾异并非虚妄，祸乱会接踵而至，汉唐的覆辙可以作为鉴戒。难道可以说施加一点小恩惠、发布一些空话，就已经足以感动天人的心，于是便漠然不再思虑了吗？臣又听说，裁成辅相天地，是君主的事情；调和阴阳、使万物各得其宜，是大臣的责任。辅佐天子治理阴阳，使万物顺遂，陈平尚且能够谈论这些，何况大儒辅佐执掌国政的人，名德优长者并列于朝廷呢？贤臣辅佐圣主，天下正伸长脖子盼望太平，可灾异接连到来，没有人不疑惑。大体说来，君主的心与上天合一，匡正君心就是匡正上天。二三位大臣用来匡正君心，一定有他们的道理。只是奇怪，公私、理欲有时混淆，却没有听到有人进言正心诚意、使邪僻不能进入的道理，像纯仁那样；任用贤能、斥退奸邪有时不够坚决，却没有听到有人进言要处理欲、理、邪、正这两个方面的道理，像巗叟那样；财物耗尽在无益的用度上，却没有听到有人进言应厚待一个浮屠、恐怕天下竞相仿效的道理，像浩那样；恩惠被亲旧私情亵渎，却没有听到有人进言外戚有才能，何必沿袭唐人斜封官诰的做法，像修那样。

译大臣上殿时听不到争论，下殿后反而失去了和气；内降的诏令听不到封还，却只说确实如同圣上的谕旨。因此，陛下对宰相的畏惧，不能胜过大臣畏惧皇威的心理；大臣规劝陛下改过，也不能成就陛下改过的美德。天变到来，难道会没有它的原因吗？君臣共同修治的实际诚意不足以招致祥瑞，归罪自身的空文也不能帮助消除灾变，悠悠然苟且度日，只是耽误事情罢了。臣希望陛下明白发布训诫，使他们谋划功业，共同竭尽辅佐的诚心，彼此尽到和衷共济的义理，共同兴盛各项功业，协力办理万机，不要用无益的烦琐文饰白白抛掷有用的岁月。君臣相互勉励，天人彼此感应，把灾祸转为祥瑞，或许还可以希望。诗说：“像那泉水流淌，不要一起沉沦而败亡。”惟愿陛下赶快谋划此事。臣不胜言辞急切、震栗恐惧之至。请求停止前往西太乙宫的奏疏　程元凤 臣听说，恭敬致谢的礼仪，是国家固定的典制，本来应当举行。然而东太乙宫和西太乙宫，所祭祀的是同一个神。连续多日恭敬拜谒，未免重复。礼书说：“祭祀不希望次数过多，次数多就烦琐，烦琐就不恭敬。”重复拜谒，难道不是近于烦琐而不恭敬吗？没有看见降福的祥瑞，反而造成不敬的亵渎，这是有损无益之一。冬天渐渐寒冷，人人都希望安居。命令一下达，催促办理必然严急。道路狭窄的地方必定要修治，难道没有劳民动众的扰累吗？民间阻塞妨碍通行的地方必定要拆除，难道没有惊扰老人、使幼儿恐惧的叹息吗？祈福本来是为了百姓，百姓和谐，神才降福；若怨言叹息兴起，乖戾之气便由此产生，这是有损无益之二。陛下临朝统治超过三十年，不奢侈营造宫室，不修饰苑囿，不从事游幸，这是天下共同知道的。龙翔宫建成不久便有集庆宫，集庆宫建成不久又有延祥宫，土木工程繁多兴起，丹漆彩绘华丽，有人已经怀疑这是临幸游玩的开始。可以相信的是，圣心在三十年间坚定不移，必不会在三十年之后改变。如今禋祀礼仪完成，车驾前往西宫，虽然名义上说是恭敬致谢，但羽林卫士来到湖山胜景，勇猛的军队严密驻屯于郊外，传播到四方，人们只看见游幸的疑似迹象，哪里知道恭敬拜谒的本心呢？这样一来，陛下三十多年的诚心实德，一旦无法取得天下人的信任，而从前的怀疑果然如同他们所怀疑的那样，所失难道只是小事吗？这是有损无益之三。《左传》说：“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载；如果记载下来却不合乎法则，后代子孙要看什么呢？” 前些日子，陛下亲笔诏令特别颁下，选择长至日举行资善冠礼，正应当谨慎举动，为后世树立法则。如今刚刚举行成人礼，便要看见前往西宫的行动，恐怕不是用来给子孙示范法则的做法吧？为什么呢？三十年没有举行游幸，百姓没有从见闻中接触到这种事情，却在湖边看见严密的警跸仪仗。人之常情，未必不会习惯于所看见的事情，而忽略没有看见的事情，能不加以考虑吗？这是有损无益之四。从内地来说，年成幸而丰收，可空腹的百姓还没有吃饱；近来的盗寇刚刚平息，创伤还没有痊愈。从边疆来说，蜀地的竹隘虽然已经恢复，愤怒的军队却尚未退去；淮地的合肥虽然获胜，侦察骑兵仍然留在那里。又加上敌人窥伺襄阳、闯入广地，传闻不一，敌人多有狡猾的谋略，善于窥探侦察。万一游幸的消息传出，难道不会启发敌人的心思，使他们说中国没有敢于进谏的大臣吗？这是有损无益之五。天下的事情，即使损益各半，也应当审慎处理；既无益又有损，何苦去做呢？这就是臣痛心疾首、为陛下进言的原因。有人说，仁宗曾因旱魃肆虐而在西太乙宫祈雨，今天前往也是为了百姓；徽宗曾因郊祀礼成而到中太乙宫恭敬致谢，今天前往也是旧日典制。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仁宗当时正值盛暑炎热，撤去车盖，远行祈祷，所以甘霖随即应验，远近百姓欢呼，这不能同今天的恭敬致谢相比。徽宗宣和年间，郊祀礼成后恭敬致谢，遍行阳德、醴泉、凝祥、上清等处，在今天也难以作为法则。今天所应当取法的，是中兴时期已经形成的成法。禋祀礼毕，选择日期前往景灵宫，第二天前往太乙宫，这是干道以来一直遵循绍兴年间的制度，从未改变。陛下率先奉行，恭敬虔诚，没有不尽到礼数的；天心眷顾保佑，人情喜悦，也没有不相互应和的。如今突然增加这一件事，舆论纷纷，都说陛下因为近来在总章举行祼享时雨转晴，圣心欢喜，于是有了这道命令。天道难以确知，祸福相互依伏；倘若喜悦之心一动，放纵之心便乘机而入，那么一时降临的祥瑞虽然可喜，哪里知道后面不会接连出现大的可怕灾祸呢？臣希望陛下不要抛弃草野之言，深入思考，顺应天人之意，察看损益是否相宜；重新颁下圣旨，赶快停止前往西太乙宫的命令，完全依照此前多次恭敬致谢的体例施行。这样，刻印、销印顷刻之间就能完成，而敬天的真实心意暗中相合、默默感通，不仅天下歌颂，外藩畏惧归服，而且天命延长广大，亿万年也不会衰竭。《新安文献志》第五卷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第六卷 （明）程敏政撰写 奏疏 代范丞相（锺）论述时政十件事情的奏疏，方岳。

译臣年老衰朽，没有什么才能，任宰相，面对当务之急，本应知道什么就无不去做，不像言语侍从之臣，只把议论思考、进献意见作为职责。然而臣苟且度日，毫无补益，仰负陛下深厚的知遇，承受了过多训诫，于是分条列举自己的见解。臣由此仰见陛下求治之心迫切，连片刻都嫌迟缓。考察仁宗皇帝开设天章阁的时候，实际也是同样的轨迹，一念奋发，就可以达到隆盛太平。然而臣考察庆历年间所谓宰执，就是范仲淹、韩琦、富弼；他们治理国家、辅佐君主的谋略，必定早已蕴藏在胸中。仁宗以太平责成他们，多次命令他们分条奏陈当时的紧要事务，范仲淹还对人说：“皇上任用我，已经到了极点；然而事情有先后，不是早晚就能办成的。”何况像臣这样碌碌无为的庸材，忝居这个职位，突然承受天子的询问，忧虑恐惧能说得尽吗？臣伏地思量了一个多月，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只是对于一两位同僚，怎么敢不尽情直说？如果有失和衷，难道能逃过圣明的鉴察吗？臣常常自己思量，有所触犯而不隐瞒。臣不如范直谅那样博闻，臣不如似明允那样淳厚诚实，臣不如性传；这些自己难道不知道，岂敢放纵胸中私意？臣曾经同这三位大臣讲求祖宗建立国家的本意；祖宗把这种本意传下数百年，并且使上天的正命承受深厚恩惠而不被遗忘的原因，只是一个“仁”字。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元气。国家的元气，补养它就充实，耗损它就虚弱，调和它就通畅，堵塞它就滞塞。以今天天下的形势来说，把它比作人，四肢百骸已经非常瘦弱疲惫了。之所以还能绵延不绝、看起来同过去一样，是因为元气尚存。正在这种时候，用人参、茯苓来滋养还嫌不够，用野葛来攻伐却绰绰有余。臣像一个庸医，只知道谨慎畏惧，观察这种病情，也姑且慢慢调理，认为使用平常的药剂，虽然不能大大满足人的愿望，却也不至于误事。猛烈眩晕的药，投用得当就可以使人立即起身，投用错误却会有无法挽回的悔恨。所以只有神医才敢使用猛烈的药，庸医不如守用平常药剂。这不是臣借此愚见为自己开脱，实在是因为仅存的一线脉气，不能任意求快而损伤它。从前能够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使君主思念其才而不肯弃置的，如裴延龄一类人，他们筹算谋划见效，难道没有值得欣喜的地方吗？然而胸膈一时痛快，元气却衰弱了，这不是长久生存之道。只有范仲淹、韩琦、富弼，他们经营筹划、辅佐君相的才能接近于世所罕有的匹敌；然而他们都不以聪明自称，也不以权术显名，只能替国家护养元气，所以没有显赫的功绩，而庆历时期的治理，却是盛世也没有超过的。至于王安石、吕惠卿，难道没有才能吗？他们能够用丰盛、亨通、安乐来使皇上大为喜悦，却不知道财物聚集会使百姓离散，军队强盛会使国家根本削弱。于是庆历时期的元气到了熙宁、元丰年间受到损伤，到了绍圣年间就枯竭了。臣年老而且衰迈，虽然见识浅陋，但经历的事情也很多，实在不敢只为迎合一时的观听而提出新奇可喜的言论。谨慎地列举其中大的十条，惟请圣明采择。第一，端正人心。臣私下认为，君主端正内心，大概是老生常谈、迂腐儒生的腐说。臣虽然愚昧，难道不知道吗？然而司马光所说的，遍观古今的政事，竭尽一生的思虑，用圣贤的格言来验证，治理与混乱、安定与危亡、生存与灭亡的道理，全都在这里，是不可移动改变的。臣因此敢为陛下诵说。人的心，最为虚明，最为神灵；天下各种事情和万物纷然来到眼前，都用这颗心照察，便没有一点能够隐藏；但如果被物欲搅乱，被人为的虚伪乘虚而入，那么虚明就会闭塞，明察就会昏暗，神妙灵敏也会变得幽暗。于是邪与正颠倒，公与私反施，君子与小人轮流取胜而最终失败。这样看来，治理与混乱、安定与危亡，难道不是由此产生的吗？陛下以道存心，没有其他嗜好；处理万机，神思一动，天下就随之而应，而臣仍用平常熟套的话来陈说，玷污陛下的聪明听闻，这是因为大臣没有别的职责，职责只在于匡正君心；如果连这一点也不陈说，谁还算大臣呢？希望陛下以天的心作为自己的心，不要有片刻间断；在无人看见时也戒慎，在无人听见时也恐惧；每天都战战兢兢，始终如一。在隐微危险的关头，实在不是其他人能够替您用力的，惟愿陛下留意。（贴黄：臣考察前代的土木营造、玩赏嗜好、女宠进言、宦官干预，都足以蛊惑君主。） 修养心性的学问，圣明的陛下在上，完全没有这些事情。臣所陈说的不过是平庸的议论和拳拳的忠心罢了。第二，确定国家根本。臣遍观前代君主，忌讳谈论储君继承人的事情；他们的大臣即使有长远考虑，也没有人敢公开说出端倪。到了仁宗皇帝，才有人直言此事，仁宗气度宽宏，能够容纳他们，广大如同上天。国史把这记作盛德，这正是仁宗圣明超过千古的地方。臣伏惟陛下年富力强，福庆无穷，前星的祥瑞还没有到晚年才出现的时候，但在这期间，群臣已经有人以宗庙社稷的长远打算进言。宫闱中的教育，像磐石一样的屏障和城墙，恩泽绵延广大，根本深厚牢固，这正是陛下圣明与仁宗相符的地方。那么臣为什么还要进言呢？实在是因为臣身为宰辅，如果连群臣已经说过的话都不能说，就是首鼠两端、畏惧祸患，有负宗庙社稷。伏惟陛下以天下的大忧虑，行天下的大公道；考察圣心，自有真庙时的旧事可以作为先例。若事情已经拖延很久，岁月悠悠过去，那么叔孙通所说的“天下的根本，怎么可以拿天下当作儿戏”，不能说是考虑过度。惟愿广泛听取，精心选择，果断决定，天下幸甚。臣不胜冒死进言。第三，辨别人才。臣听说司马光有话说：德行胜过才能的是君子，才能胜过德行的是小人。自古小人成为天下祸患，难道是因为他们庸碌愚昧、没有才能，不为当世所用吗？如果他们毫无用处，当时的君主又怎么肯倾心向着他们呢？只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确实能让人一时痛快，用他们理财，就真像钱在地上流淌那样富足；用他们审理案件，就真有洞察秋毫般的明察；苛刻核察的能力无不符合心意。所以君主依靠他们办成事情，不免回头看君子，觉得君子没有能力。天下的治理之所以许多君子共同成就还嫌不足，而一个小人败坏它却绰绰有余，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呢？君子虽然多，他们的道却容易孤立；小人虽然少，他们的势力却容易蔓延。苏轼的话说得好：“君子好比嘉禾，培植它非常困难；小人好比恶草，不种也会生长，除掉了又会繁茂。”遍观前代君主，没有不想亲近君子的，可君子常常被疏远；没有不想远离小人的，可小人常常靠近。原因是很明显的。《尚书》说：“从今以后建立政事，不要任用奸邪之人。”又说：“在这时候，不要让他们有任何间隙。”只是因为被小人可喜的表现蒙蔽，忘记了可忧之处，小人才会乘机进入。

译陛下的黜免和升迁都恰当，喜爱和厌恶已经分明，分别加以区分，本来已经处在天运神化之中了。臣仍希望陛下再加以留意。第四，谨慎对待君王的言语。臣听说，君王发言成为命令，在三代称为训诰，在汉唐称为制诏。它用来鼓舞天下，不可轻易使用。汉人有话说：“治理国家不在于言语多，只看实际实行得怎样。”所以古人称赞君主，说他恭敬沉默而思考治道，说他亲自实行而少言，从来不专门发布训令、再三叮咛，大概是担心轻慢亵渎君王的言语，习以为常而把它当作玩笑，那么君主用来鼓动天下行动的东西，有时就会成为空话。伏惟陛下天生圣明，聪慧超过常人，文辞发布、诏令申明，行动都符合时势，宣告天下而毫不隐瞒，圣谟洋洋洒洒。然而臣区区愚见，冒昧有一点意见，深切认为在笔墨之间耗费精神，不如把精神储藏在深沉的听察中；在严厉训诫上疲劳精力，不如集中精力静观。陛下求治深切，曾经没有片刻闲暇，振奋精神、重新开始，也已经多年了；所下的御笔诏令，史书不断记载，传给后世，足以作为综合考核之用。然而圣心清澄宁静，思虑如果有所分散，天还需要说什么呢？四时运行，万物生长。臣希望陛下效法上天，只须恭敬地约束自身。所可贵的是天下人把君王的言语看作重大而歌颂，却不敢把君王的言语当作寻常而轻慢；这样，君心精微之处一旦有所发动，天下没有不肃然响应的。五是节省国家的用度。臣深切想到，圣心最忧虑、今日最紧急的事，难道不是考核图籍和贡赋，以东南一隅的收入，却使开支超过全盛时期吗？如今的东南，也已经不是祖宗时代的东南了；军费和粮饷开支，是从前的十倍，官吏俸禄开支，是从前的一百倍。仅这两件事，已经难以支撑。无论公家还是私人，实在令人悲痛。民力困顿疲惫，几乎无法维持生计。财物若不是上天降下、鬼神输送，那么能够强行运取的，都是君子皱眉而不忍做的事。因此从两税中搜刮，农民便穷困；从盐法中搜刮，商贾便穷困；从牙帖中搜刮，州县便穷困。田野萧条，到处都是忧愁叹息。这样看来，所谓生财之道，本来就是懂得治理的人不敢说的。国家已经非常贫困了，可孔子说：‘不忧虑贫穷，却忧虑不安。’聚敛之臣只知道使国家富足，却不知道百姓如果不能安居乐业，就将离去而成为盗贼。财物聚集在上面，百姓离散在下面，治理国家的人从中又得到什么好处呢？如果不得已，那么也只有节省用度罢了。仁宗皇帝庆历年间的盛治，首先从宫禁中裁减一切用度开始，甚至圣上的供给，也下令停止供应。于是诏令张方平等人商议削减浮费，这是陛下祖宗传下的家法。陛下克制自己，恭敬俭朴，圣德已经显扬于世；但那些流言却说，琳馆只是一堵墙，就要耗费数十万、数百万。像这类可以节省的开支，恐怕也不止这一项。臣愚见，应当按照庆历年间的旧例，从两省官员中选取才思敏捷的人，根据国家每年用度的数目，统筹各项收支，全部裁减，把具体条目列明，由三省共同斟酌后上奏施行。多余的费用既然除去，常规经费自然充足，这同巧取豪夺而胡乱使用的做法相比，差别极大。（贴黄：臣私下见各地州郡，有的进献羡余，但朝廷得到的补益很少。其实是那些刻剥百姓的官吏心中有所不足，姑且取九牛一毛来堵塞众议。朝廷何苦要替奸贪之吏接受这种名声呢？臣愚意请求制定条文，务必加以禁止。） 六是核计军队和奖赏。臣曾说，自从兵农分离，列营的军队坐食，仰赖县官供给，于是国家费用困乏，而军队更加贫弱；军籍减少，而国家更加困窘。竭尽力量供给，也不能满足饥寒，平时尚且怨声叹息，遇到缓急又能依靠什么？由此可知，养兵贵在精干，不贵在杂乱；用兵贵在少而精，不贵在数量多。前代用兵少的往往取胜，昆阳之战，只有六千人便击退王寻百万大军；淝水之战，只有二三万人便击败苻坚百万之众。这不是凭少取胜，而是凭精锐取胜。如今内外军籍不少于七十余万，不能说少了。然而从事手艺的占十分之一，占用军额而不任事的占十分之一，空名军籍占十分之二，老弱者占十分之三，这只是大概的数目。七十万军队中，实际不能得到七八万人使用，难怪人数越增加，实际兵力反而越少，常常作战却常常失败。坐在坊间卖饼，也被称作军人，这正是韩愈所叹息的。如今那些吹竹管、弹丝弦、描金画翠之类的人，实在不能称为军人。而各路帅府、三衙中那些树立旌旗、排列弓箭、夹道快走的人，必定都身材魁伟、勇猛杰出，可以称为军人，却只用来供出入时的车舆护卫，充作堵塞道路的随从罢了。臣希望陛下赫然振作威严，严格告诫各位将领：淘汰从事手艺的人，收回被占用的军额，核实空名军籍，处置老弱之人。这样在七十万军队中，便可以得到四五十万可用之兵。古人能够以一当十，今天固然不敢奢望；但只要能够以一当一，也不至于白白浪费钱粮。否则只顾务求增加人数，耗损百姓、耗损国家，即使边境安静，天下也会坐困。七是纠正士大夫的风气。臣听说，风俗的厚薄，实际上是上面的人造成的，所以士大夫不应当只谈风俗，因为风俗正是从士大夫中产生的。西汉有一个孔光、张禹，便能使风俗变得柔媚谄谀；东汉有一个李固、杜乔，便能使风俗变得沽名激烈。虽然沽激与谄柔不同，但它们的过失是一样的。如今天下的风俗也败坏了，只知道有利禄，不知道有名节；只知道有权势，不知道有义理；像苍蝇一样钻营，像狗一样苟且，只顾奔逐所得。推究这种弊病的根源，必定有应当承担责任的人。一个私心的念头，只是从极细微的萌芽开始；然而顺着这颗心继续下去，便会贪恋爵位俸禄，宁可辜负天子；摒弃贤能而依附权势，也不顾清议。义与利的界限，怎么能不谨慎呢？而世上的士大夫，正有人做官商而船只首尾相接，破坏朝廷的钞法；正有人做牙侩，在市井中交结往来，损害朝廷的楮币法令；正有人成为城狐社鼠，饮酒食肉，囊金柜帛，搜刮朝廷的百姓。这是士大夫心髓中的病，不是针灸所能达到、药石所能医治的；只能依靠陛下清心寡欲，以神妙的教化加以转移。《尚书》说：‘不珍爱远方的财物，远方的人就会归附；所珍爱的只是贤能，近处的人就会安定。’何况亲身实行，以敦厚风俗呢？

译八是澄清士人仕进的道路。臣想到，如今东南一隅的天下，其郡县官署还不到祖宗时期的十分之二三，而入仕的途径中，进士是从前的十倍，特奏名是从前的二十倍，资荫是从前的几十倍；所谓武举、军功、杂流，又不知是从前的几百倍。即使拿祖宗全盛时期的天下来说，尚且无法容纳这些人，苏轼在神宗时已经有‘一个官职由三个人共同占有’的叹息，何况今天呢？因此差注不能施行，浮竞反而更加严重。过去还可以说贤愚一同滞留，如今则连贤者也不能避免壅塞；过去还可以说清浊混杂，如今即使清廉者也不能避免攀附。大概有登科十多年而不能沾染一日俸禄、直到老死的人；有三年一次的省试，整个郡除校官之外没有可以参加考试的人。这样看来，入仕的道路也太不清明了。臣愚见，自唐以来，进士一科最能得到人才，这一点本来不宜轻易议论；至于特奏名，只因乡贡便列入簪绅之列；资荫不限才能贤愚，人人都占据禄位，同进士相比也没有多大差别，充塞铨选机关而没有空缺可补。对于这类情况，为什么不考虑变通之法呢？臣看孙沔关于磨勘迁转的议论、欧阳修关于举主改官的议论，一个认为只要任满三年，不问贤能不肖便按例升一级是错误的；一个认为只要举主的数目足够，不问贤能不肖便给予改官是错误的。倘若把这两位大臣的意见交给有关部门，再加以讨论，只求实际才能，那么公正勤勉的人就有机会显露自己，而浮华竞争的人也不至于过分侥幸。（贴黄：臣私下认为，左戚婣联是自古所重视的，应该使富贵亲厚之家不必烦劳于政事；如果不这样，实际上会白费保全之意。） 九是凝聚人心。臣仰想到，太祖艺祖开始创建天下，传了数百年仍像泰山一样稳固。三代以来有道统的长久，没有比本朝更盛的。这不只是制度纲纪能够维持它，也是因为恩德深入人心，浸润肌肤、透入骨髓，有不可解脱的力量。因此，财富以不聚集为富足，军队以不使用为威势，人民以不自作聪明为贤良。祖宗相传，只有这一条道路。这就是所谓以仁取得天下、以仁守住天下。王安石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因开拓边疆而失去人心；章惇、蔡确之流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因杀戮士大夫而失去人心。可见熙宁、元丰时期的人心曾经怨恨，后来元祐收回了人心；靖康时期的人心曾经怨恨，后来绍兴又挽回了人心。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伏望陛下远览古今，努力超过前代圣君，把治乱兴衰作为鉴戒。陛下从圣学中所得的道理，本已高明；老臣的愚忠，也没有别的，只在这里。臣以为，天下所希望的，只要陛下去实行；天下所厌恶的，只要陛下去除掉。天下人所希望和厌恶的若能与陛下相同，人心就没有离散的道理。《尚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 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十是祈求上天延长国命。臣听说，人君用来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并不是指牺牲玉帛、祝官史官进献祝辞，也不是指占卜推算、到幽深遥远之处求取。因为天命不在天上，而在人事之中，所以所谓祈求上天延长国命，归根到底只是求取德行罢了。《尚书》说：‘永守你的德行，保住你的职位。’又说：‘吉凶并不差误地落在人事之外，天降下灾祥只在于德行。’并不是在人事之外另有一个所谓天命。恭敬地想到，国家能够辅佐上帝，上天屡次降下美命。上天所以眷顾这里的恩意，只会越来越多；可是卜官祝史之流传播错误听闻，荒谬妄言丙午、丁未年，往往与灾祸的征兆相应。他们不知道，祸福没有固定的门路，都是人自己招来的。陛下不可把一切托付给术数，认为厄运本来就应当如此。上天每日监临于此，重大的天命并不容易承受。天与人的关系，如影随形、如响应声。臣因此认为，陛下舍弃自己的意见而考察众人的意见，便可以祈求天命；违背个人欲望而遵循正道，便可以祈求天命；远离奸邪谄佞而亲近忠良，便可以祈求天命；杜绝谗言离间而扩大进谏诤言，便可以祈求天命。这只在陛下一念之间。陛下果真完全实行这条道路，不受阻挠、不存疑惑，那么临近明洁的祭祀、面对上天时便无所惭愧。上帝降下鉴察，正要垂赐亿万年无穷无尽的福祉。臣不胜至诚的愿望。论经界　　汪应元 臣听说，实行经界之政，是为了仁爱百姓，不是为了暴虐百姓；是为了使百姓得利，不是为了使国家得利。如今的经界，难道能完全像古代的井田那样吗？户籍田籍不正确，田税不均等，贫民没有固定产业却有固定税额，公家失去常规赋税却又加重征收，公私双方受到的祸害，实在令人悲痛。国家所以实行经界，本来是希望赋役公平、贫富均衡。然而暴虐的官员、贪污的吏员，有的在上级面前装作欺骗；豪强百姓、狡猾小吏，又肆意欺骗下面的人。臣只看见公私都受到弊害，不知道这究竟给公家带来了什么好处。其祸害大概有四项：一是烦琐耗费而扰民，二是隐瞒实情而欺骗上级，三是虚假的数目没有核实，四是加重的征收没有革除。经界开始实行时，朝廷一定责成部使者，部使者责成郡守，郡守责成县令，县令责成县丞和佐官，亲自到田间地头丈量土地。所以有吏卒的费用、文书檄令的费用、供给供应的费用，还不包括吏员的额外索取。百姓尚未得到利益，却先受到祸害，这是第一项。富人田地连接阡陌，拥有丰厚财产来贿赂官吏，有时把多报成少；贫人家徒四壁，官吏收受富人的贿赂，有时把少报成多。因此富民常常得到利益，贫民常常受到祸害，这是第二项。又有百姓家中的田产被官府没收的，归入寺院或道观的，被水冲毁、被泥沙淤塞的，土地虽然减少，赋税却照旧。县里只按照原有数额催收，百姓根本没有核查田地是否存在，只不过把赋税均摊到有田的人家罢了。富民中的中等人家每天承受这种弊害，这是第三项。经界是井田遗留下来的意思，按照土地的肥瘠来制定赋税，向百姓征取从来不是没有制度。如今有时增加损耗、加大折算，要求缴纳楮币而压低钱价，百姓实际缴纳的都是从前的数倍，名目日益繁多，赋税日益沉重，中等人家必定走向破产离散，这是第四项。丝绵的铢两、折券的奇抄、耗损收入的多少，都应当根据现有产业制定标准；不要按旧有比例责取，不要征收额外数目。这样我们的百姓也许才会有所缓解。否则只是助长贪吏刻剥的风气，使我们的百姓实实在在承受无穷的困苦，还能称作仁政吗？（公论上奏，言辞十分恳切，皇上为之改变脸色，说：‘如今的版籍怎么样？’回答说：‘郡县的政务各不相同，有册籍的还可以考核，没有册籍的就无从知道，这正是公私都困窘的原因。’皇上说：‘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 回答说：‘有这样的人在，政事就能办成；此前停止推行，正是因为没有得到这样的人来任职的缘故。’皇上更加认为有道理，于是下诏天下全部推行。

译论贾似道十罪可斩书　　方回 臣听说，霍光拥立昭帝、宣帝，而他乘车随侍时的逼迫之势，最终给身后的宗族带来了诛灭；李德裕辅佐武宗平定藩镇，宣宗即位后，最终也免不了被贬到朱崖而死。为什么呢？因为权力不是人臣所能窃取的。如今贾似道的才能不及霍光、李德裕，窃取的权力却超过他们。唐明皇尚未踏上蜀道时，天下谁敢指责杨国忠的过错？唐德宗尚未到奉天避难时，即使全国都知道卢杞奸邪，也没有人敢对他怎么样。大概是权势所在，足以杀人并操纵人的命运。如今贾似道的罪恶超过杨国忠、卢杞，而他招来的祸患又比天宝、建中年间更严重。这就是臣日夜痛心、想要陈述却没有机会的原因。况且开禧的祸端还很微小，韩侂胄就被诛杀；开庆的变故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董大全就被杀戮。因此靖康年间，如果没有六贼伏诛，今天的贾似道难道不是六贼中的蔡京吗？臣曾经列举他的罪行，有十项可以斩首；而设身附和贾似道的群贼，也都可以斩。臣请求详细说明：什么叫十罪？第一叫侥幸。所谓侥幸，是分外得到的福分，所以《左传》说：‘小人冒险行事以求侥幸。’贾似道借科举之手，本来不懂书学；作为理宗妃子的弟弟，按法应当换班入仕，却早早窃据统帅重任，沉溺富贵，近四十年，这就是侥幸。他从荆州改调淮东，没有什么大的功勋声誉；任枢密、宣抚而向西进军时，吕文德截断蔺市桥，王坚保全钓鱼城的防守，这也是侥幸。己未年敌军渡过南岸，才像是地下道路分开，史子翚屡次上书告急，王坚却不以为然，完全没有准备一兵一卒，反而专门归罪于袁玠。鄂州被围，多亏印应飞、张胜在前面坚守，吕文德在后面赴援，而贾似道的侥幸之心更加炽盛。彗星出现报告变异，本应斥退他却把他留下；陛下年幼，他便借机谋利，积累这些侥幸，以为抱子弄孙，终身可以无忧。江淮再次失守，他又想靠买和求得侥幸，这一罪可以斩首。第二叫欺诈。朝三暮四，是狙公那种故意玩弄的伎俩；欺骗上天、蒙蔽世人，最终不能容忍虚伪。臣私下听说，庚申年他入相时，实际上曾在鄂州订立城下之盟，答应每年纳币，却欺骗理宗、度宗，自称重新建立功业；为索取偿付而拘留使者于真州，每年耗费粮饷亿万，用来掩饰弥缝。又听说使者到京湖后，长久留在汉阳的沌口，不知后来作了什么处置。这虽然是强行订立盟约，姑且用来缓解危急，但贾似道对上欺骗君主，对下欺骗百姓，对外接受侮辱。如今敌方前来问罪，众人都说贾似道不正直、失信，这难道不是欺诈败露最严重的表现吗？他的其他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无不凭借欺诈来施展颠倒是非、戏弄他人的手段：笑语十分和蔼，弹劾已经随之而来；应答很恭敬，谴责也随之而至。召见这个人，实际上并不想让他来；厌恶这个人，对外却宣扬他的美名。宰相和执政充任虚位，只是姑且代替朝参，台谏也只是充数，被称为每月的功课。人人都看透他的心思，他却把天下人都当作愚人。这一罪可以斩首。第三叫贪婪。太祖革除乱世的贪吏，罪行重的处以弃市。自有天地以来，从没有像贾似道这样贪婪的人，他怎么能不败亡？他侵占国家，把诸蒲的商舶余利经营了三十年，每年一千万而获五倍利息。殿岩的收入也按四六分取。陈碾玉掌管玉器宝物，谭天文辨识古器，赵与枬搜集古董、法书、图画，连御府中没有的也搜罗。石刻《兰亭》多到八千匣。霅州的向推官，是后来成为他后党的人，挖掘祖先坟墓中的珠玉来进献，结果金锤击颐的祸害遍及京畿。余玠的坟墓树木都已合抱，他却倡导‘思忠钉脑’之说，改择葬穴，是为了替贾似道取得玉带。西碉门、北榷场的费用，全都被他占有。马逢胜居住在南浔，号称‘海斡’，垄断天下獒波的利益，恶毒搜取而奢侈挥霍，自己独自富足，却使天下军民没有不贫困的。这一罪可以斩首。第四叫淫乱。经常跳舞、纵酒高歌，穿着贴身内衣在朝廷上戏闹，古代早有明确的禁戒。贾似道游荡如赌博之徒，早早便收纳卑猥的妓女；入相以后，乘轻车往来，每次饮酒必带数十人，名义上说是侍奉母亲，没有人敢过问。巡逻士卒夜间窥探，有人稍微亲近他，立即遭遇不测，有的甚至被贬斥流窜。宫禁中的使令尤其应当避嫌。比如新开的南巷叶氏，出自淑妃宫中，贾似道听说她美貌，便威逼带走。民间有一个特别美貌的女子，即使已经订婚出嫁，也强行掠取。女道士、尼姑替他沟通关节；婢女的丈夫和富家子弟，在京畿强横霸道。光范变成了平康，翘材污秽于狭邪，这一罪可以斩首。第五叫偏狭。国家把容纳直言视为命脉，而贾似道把一切直言都堵塞。赵、谢、陈、杜等人，只要有一人指出他的过错，他便愤恨咬牙，使其终身废弃。陈宗礼任谏官，想要进谏某事，贾似道就把他调到徐州。经孙用简短奏札劝谏公田，虽被召入翰林，不久仍被屏弃不用。魏克愚不奉行公田法，被贬逐至死。高斯得敢于直言，贾似道内心畏惧他，虽招致为从官，最终也不给他要职。李芾因公正忠诚受到贬谪，冷应元因刚直受到审查；他忌恨俞浙，便用催科之事污蔑他。近来徐直方离任，是因为贾似道恼怒他上书，已经比韩侂胄还要远甚。街谈巷议谈到他的错误政令，便制造所谓骗局之狱、赌局之狱，不分黑白，把人陷入死地。科举考场的程文只要稍有指涉，即使已经考中科第，也必定登记此人；稍微有廉洁声誉、才名学问，考试文章显露其心意不附和自己，便使他坠入陷阱。鬼蜮魑魅也不足以比喻其阴险。天下人侧目而视，重叠双脚站立，已经十六年了。这一罪可以斩首。第六叫骄傲。小白九次召集诸侯，因而震慑天下并自以为得意；尸虫从门户出来，贾似道却宣抚上游。浒黄失去险要，吕文德曾对臣说，是贾似道放敌人过江的过错。千百万百姓含冤九泉，都是贾似道的罪。上天反而让他的罪恶得以增长，他把吴潜、向士璧、赵葵互相牵制的功劳全都据为己有。廖莹中、福华编写文章，过分溢美；朝廷诏制，一次称他为师相，两次也称他为师相。臣僚的章奏，一次称他为元臣，两次也称他为元臣。度宗考察后拜谢他，太皇太后也拜谢他。贾似道认为周公是大圣人，也不如自己；年纪还不到五六十岁，便自比文彦博。深居不朝，鄙弃相府，沉溺于葛岭、冷泉之间的湖山享乐。不许有船舫的声音，不许有车马的踪迹。

译他的权术足以劫持人，威势足以恐吓人，于是让他的党徒向人夸耀说：‘我能使贵戚不去治理百姓，但贾似道的姻亲却能治理百姓；我能使宦官不干扰政事，但贾似道的使令却能干扰政事；我能使皇帝亲近的人不参与政事，但贾似道所宠爱的人却能参与政事；我能使宫妾不倚仗宠爱，但贾似道的姬妾侍从却能倚仗宠爱。’他的骄横也太过分了，然而唯独不能使国内盗贼止息、国外敌国退避。这一罪可以斩首。第七叫吝啬。削刻印信、吝惜授爵，乌江自刎、积金惜赏，渐台诛杀，古今道理相同。贾似道起初用捐财来求取声誉，采用吕不韦贩卖的手段，取得宰辅地位，后来本性便显露出来。给人一个官职，始终任意操纵升降，令人无法预测。朝廷内外各个部门，即使只是略微削减一个职位，也要由他决定。近年朝廷官员常常空缺数十人，监司和州郡有好的缺额，往往超过一年还不任命，使那些钻营刺探的人眼巴巴地望着，几乎望穿双眼。按制度本应降等的，不予降等；水旱灾害本应蠲免的，不予蠲免。自从更换关子以来，十八界楮币二百文还不足以买一双草鞋，却要供应战士一天的需要。襄阳失陷后，臣曾竭力请求增加军费，只增加了一百名士兵的供给。楮币由国家发行，本来没有穷尽，究竟根据什么却执意坚持不铸造的说法？百姓饥寒窘困，难道还不能责令他们拼死作战吗？究竟根据什么却一定要困苦戍守边地的人？这一罪可以斩首。第八叫专权。君主不能独自治理，所以设置宰相来负责；大权不能旁落，所以设置台谏来掌管监察。宰相和台谏合为一体，君主就没有权力了。台谏听从宰相的意旨，从王安石开始，章惇、蔡京、秦桧、韩侂胄、贾似道一脉相承，而贾似道尤其严重。理宗时，还暗中倚重何逢年，吴子聪把他推荐到内廷，台长把他推荐到经筵，以此欺骗理宗。到度宗即位，贾似道亲自决定官员的废置，名义上说是革除董大全的弊端，不再由谏议、执政主持；然而凡是任命，没有不先任三次除授为权从、四次除授为正从的。对狡猾险诈的人，装作柔媚而容易控制的样子；凡是君主想提拔、曾经称赞奖赏的人，无不排斥打击；凡是贾似道不取用、最忌恨的人，无不罗织罪名。幸而贾似道的儿子像史弥远的儿子一样，都不成器；否则若移鼎改步，像曹操传给曹丕那样，谁还能议论他？贾似道之所以尊贵超过九五之尊、威势压倒万乘，而度宗徒拥虚器、怏怏而死，实际上是贾似道自己充任台谏，专擅天下权力。这一罪可以斩首。第九叫残忍。祖宗凭忠厚取得人心，百姓拥戴宋朝，至死没有二心。谁知贾似道掌握国政，几乎把这一切都摧毁了。他一味施行申不害、韩非、商鞅、李斯的法术，以沉溺酒色的方式杀害董大全，以毒酒杀害戴庆炣，以刘宗申的罪名杀害吴潜，以李雷应的罪名杀害皮龙荣。众人都说董大全招致寇乱，可以杀；戴庆炣是贾似道谋划后派去九江视察军队，皮龙荣进用不正而有入相之意，并非没有罪，但都不至于像杀吴潜那样杀死，于是天下人为他们鸣冤。十六年没有人敢作自陈词，而一旦被列入刑籍，便很难改正。五更大赦，礼制上两次更改也不属于非常赦免，终身流落瘴乡的人始终不予量移。公田强行驱使佃户，十室九空。他明知错误却固执拒绝进谏，又要推行类田，何其残忍！用治理边镇的威势治理朝廷，用驾驭军队的方法驾驭士大夫和百姓，人人离心，内外瓦解。这一罪可以斩首。第十叫荒谬。是非本来分明，黑白容易辨别；追逐臭味、玩弄粪土，不是愚蠢就是迷乱。公田剥削富民，关子抬高物价，纵容赃贼，囚禁仇怨之人，开设绿柜鼓励告发；任用非人统帅四川，激使整军叛乱；任用非人援救襄阳，误使焕投降。补充内闱舍选、主持省试廷对，大多安排私人，科举只是具文。御史、谏官、宰相、执政，都使用谢启，连胥吏都暗自讥笑。凡是这些事情，天下人都认为不对，唯独贾似道认为正确。近来十二月十四日的战报，难道能推诿说有两个袁玠吗？他平生自夸懂得军事，到了这里却一条计策也没有谋划，只在内廷痛哭，催促限定收复失地的日期，想逼迫三宫乘机渡过越地。正月十四日，他带兵出发督战，从新安走十多天可以到湖口，从四安走七天可以到池口，他却偏偏绕道京口，辎重沿水逆流二十天才到芜湖，这时舒州、池州也已经失守了。军队驻扎在鲁港时，一再以宋京请求议和，敌方使者也前来，正是为了窥探我军，我军却立即松懈戒备。议和不成，就应像光弼那样挥刀苦战才是；他们却相互失色，立即准备快船。臣一听到这些，就知道他们必败。畏惧而退却，退却而溃败，败坏军队、丧失自身，正是应有的结果。如今一个首恶已经受挫，但天下的大难还没有解除，宗庙社稷和百姓有什么罪呢？臣列举贾似道十项罪行，到这一步，即使把他斩成万段也可以。臣因此希望朝廷发布明确诏令，赐贾似道死，取他的首级献上，禁锢他的子孙，没收他的财产，不要像靖康年间处理蔡京那样，只白白耗费岁月。其次是贼臣廖莹中、贼吏翁应龙、贼臣马逢胜、贼将王起宗，已经到达的把他们斩杀，尚未到达的捕获后斩杀；都流放他们的子孙，没收他们的财产。再其次是王庭、黄公绍、张濡、胡元叔、陈协道、赵与枏、俞昕、陈碾玉、谭天文、胡总管、吴鉴、瞿桂堂、蔡幼习、王景思，都应追究罪责、削夺官职并远远贬逐；财产多的没收其财产。还应下令台谏察看那些盘踞城社、尤为罪恶的人，以及那些蛀蚀国家、祸害百姓、失去人心、罪行仅次于刘良贵等人的人，全部弹劾上奏，依法施行。论求才奏状　　程文海

译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必须用尽天下的人才，所以说‘树立贤能不拘一格’，又说‘广泛招致俊杰贤能’。如果用地域加以限制，用技艺加以征求，即使说是在用人，实际上仍等于没有用人。国家既然已经统一江南，南北人才本应共同任用；可是放眼朝廷内外，为什么人才如此寥落？难道是因为他们疏远而就轻视他们吗？这是群臣的私意，不是陛下至公的气度。臣怎么知道呢？臣过去在江南，多次听到明诏：一再说要寻求优秀士人；可是把优秀士人带到陛下面前的有几个人？江南不是没有士人，也不是陛下不喜欢士人，而是群臣辜负了陛下。陛下派使者到江南，反复叮咛他们要寻求好人。所谓好人，大而言之可以用于当世，小而言之可以在事情上得到验证，大概无所不包。然而所有出使者都昏昧浅陋，不能通达圣上的高明意旨，只把卜相、符箓、医药工匠、伎艺之人当作好人中的上等，这算什么呢？他们不但不能通达圣意，还使远方有见识的士人因此浅薄地窥视朝廷，臣私下以此为耻。臣虽然愚陋，不足以成为所谓好人；但世人所说的好人，假如确实存在，臣一定能够认识。江南地域广大，有一百多个州，经过数百余年的涵养，难道没有一两个才德卓异、足以立身当世、不辜负陛下任用使命的人吗？臣奉命前往，宣布陛下的恩德意旨，希望能够遇到这样的人。如果得到此人，来验证臣的话，希望陛下先让他担任一个职位、办理一件政事，使他从低微职位逐步升到高位，从较难的事务逐步处理较易的事务；有小的益处就小步提升，有大的功劳就重用，经过岁月磨炼，自然可以看出他的能力如何。而且陛下如果任用这样的人，便不只是愚臣能够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以后奉命出使的人都会知道陛下的恩德意旨，将会看到奇异人才不断涌现，不远数千里来为朝廷效力，得到人才的盛况，纵观古代也无愧色。臣不胜大的愿望。论灾异五事　　程文海

译中书省臣恭敬接受圣旨，奉命因持续旱热、暴风和星芒的变异，与御史台、集贤院、翰林院共同议论此事。臣私下认为，事情有本末，政务有先后。现在只摘取根本和优先事项来谈，大略有五条：一是敬天，二是尊祖，三是清心，四是持守大体，五是更改政治。具体列在后面。一是敬天。上天养育万物，万物不能自行治理，于是上天为它们树立君主来主持治理。所以君主，是代替上天养育万物的。只有明君能够知道上天在上面监临，威严显赫而且非常接近；凡是一言一动、一项政令，无不战战兢兢、勤勉谨慎，想着合乎天道，希望符合天意。谈到任官，就说：‘天命归于有德之人，五服五章，不敢因一时的喜怒而轻率地授予或罢免官职。’谈到刑罚，就说：‘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刑各有适用，不敢因一时的喜怒而轻率地出罪入罪。’凡事都这样谨慎守持而不失误，于是阴阳调和，风雨按时，万物生长，上天也会辅助他。若政令有所差错，上天必定降下灾异来警告。所谓警告，是上天仁爱君主，希望他长久安定、长久治理，使万物得到养育。因此明君遇到这种事，必定反省自身而知道恐惧，彰明德行而堵塞过失，诚意通达，政事修明，上天的心意才能实现。于是灾变消除，和气恢复。所以即使尧、汤的时代也不能没有水旱灾害，却最终没有造成祸害，是因为尧、汤采用了这条道路。一是尊祖。自古帝王创建国家，无不经历艰难才取得天下，把它传给子孙，就像耕种熟田的人等待播种收获，建造房屋的人等待建成厅堂一样。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太祖皇帝起兵于朔方，亲身经历百战，收服各国，穿粗劣衣服、吃简陋食物，经历风雨劳苦，何等辛勤！世祖皇帝亲自经历战阵，心中筹划谋略，恭敬节俭、敬畏上天，才拥有天下，统一南北，又是何等辛勤！主上凭仁慈明智、天生圣德，继承上天赐予的大命，常常把这些放在心中，想到祖宗开创基业的不易，遇到这样的警告，必定更加战战兢兢、勤勉谨慎。使用一项钱财，必定说：‘这是百姓的力量，是祖宗经历艰难才得到的，怎么可以轻易使用？’任命一个官员，必定说：‘这是国家的权柄，是祖宗经历艰难才取得的，怎么可以轻易授予？’一举一动都整齐严肃，每件事都这样，那么各部门自然共同尽职，各项政务自然得到治理。祖宗在天之灵一定都欢悦，上天也会相应地降下保佑，福禄日益来到，国家的根基更加稳固。一是清心。心是一身的主宰，也是一切事情的根本。眼睛怎样看，耳朵怎样听，嘴怎样说，手怎样拿，脚怎样走，都只听从心的驱使。心能够保持正道，那么接触事物、面对政务时，视听言动都能合乎正道，不会有错误乖戾的祸患。何况四海如此广大，万事如此繁重，全都仰赖一个人治理，而一个人所仰赖的，难道不只是心吗？水一定要平静，才能容纳万物的倒影；镜子一定要明亮，才能分辨美丑。所以帝王贵在清心。所谓清，就是安静专一而不改变。如果声色娱乐、饮宴享乐不能完全没有，也尤其应当节制适度，使它们不至于扰乱内心的清明。心清明，四海之广便没有不能照察的地方；万事之重便没有不能明察的事项。光明透彻，不用言语也能使人信服，谗言谄媚无法施展，邪恶虚伪不敢靠近。百官各司安守职分，没有扰乱阻滞的祸患，那么法制便能流行，纲纪便能振作，灾变停止，天下得到治理。古语说：‘根本树立，道路就会产生。’所以帝王以清心为根本，实际上这是总揽权纲的关键道路。一是持守大体。事情没有不具有大体的；所谓大体，就是抓住事物的要领。君主任用宰辅来驾驭百官，遵守法度来取信于万民，这就是大体。至于任用一个小官、处罚一个小过错，那是有关部门的事情；君主亲自干预，主管部门就会恐惧。上下端正，政令统一，赋税按时征收，开支有所节制，赏罚一定信实，这是天下得以守持的根本。如果早晨施行、晚上改变，使人无所适从，那么臣下就会恐惧，都想着为自己谋利而怠慢职责，祸害波及百姓，怨恨责骂不可避免，也可能招来灾异。因此做君主的道理，在于把握大体，把有关部门放在前面；裁决赏赐和罢免时，一定诚信、一致执行，那么太平和乐的治理就可以坐等实现，又有什么灾异呢？一是更改政治。古书传述说：‘琴瑟不协调，严重时一定要拆开重新调整；政治不能实行，严重时一定要改变而重新治理。’如今有关部门最感到忧患的，不过是财用不足、选官法混乱、官府不能治理这三件事。正是改弦更张的时候。为什么不也想一想它们的原因呢？财用不足，难道不是收入有限而支出无穷吗？选官法混乱，难道不是贤者和不肖者混杂，越格任用的很多，不合资格的也不少吗？官府不能治理，难道不是赏罚不明，而且平素不鼓励名节吗？应当命令有关部门详细核查一年收入的钱粮有多少、支出有多少。如果支出的都属于应当支出，财用不足就没有办法解决；如果仍有不应支出、可以停止的，比如不急迫的营造修缮、没有名目的赏赐，就根据项目名称一律停止，那么财用必定充足。又详细核查铨选，除合格者外，越格和不合格者各有多少；任期届满时衡量其出身根基、功劳过失而定夺，同时追究原来的来历和行迹，一律禁止断绝，那么选官之法必定能够实行。官府的制度，上下内外互相维系、互相资助，各有条理；如果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怎么会治理不好？然而人才不可能完全相同，善恶一定并存，所以才要设置赏罚。如果善人应当奖赏却不奖赏，恶人应当处罚却不处罚，那么善人就会变成恶人，恶人习惯于此而更加严重。又比如犯了罪行达到不应叙用的大罪，有人却用巧计图谋重新任用；年老有病而辞职本是常理，有人却留恋职位不肯离去，以至于贪污欺诈、祸害百姓，善于自我掩饰而没有立即败露；上官不加审察，风宪官不加监察，因循成风，不知羞耻，治理从哪里兴起呢？应当严格命令中书省、御史台公正地施行赏罚，鼓励名节，从京官朝臣开始，那么官府就能自行治理。这三件事，就是更改政治的大略。三件事果真改变，民力必定得到舒缓，人才必定增多，祥瑞必定聚集，国势必定隆盛。然而并不是改变困难，而是实行困难；也不是实行困难，而是守持困难。只要圣明天子凭借敬天尊祖、清心的德行，坚持并实行它，又有什么困难呢？《新安文献志》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七 （明）程敏政撰 ○奏疏 建言时政　　曹子纯

译臣听说，继承上天之命建立天下准则，靠的是承受上圣的资质；救济世人、安定百姓，靠的都是神武的谋略。恭敬地思考，皇上的德行足以匹配唐尧、虞舜，功业高隆足以比拟商汤、周武，却仍担心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安置、有一个官员没有尽到职守，于是访求贤能，使臣这样一个读书人得以入朝觐见圣颜。臣多次听到圣上的教诲：官民的利害，都允许进言。臣朱纯生长于山林，见闻浅陋，既然承蒙皇上垂问，便忘却自己的狂妄愚昧，冒昧进献一些樵夫之言，冒犯圣听。一个儒者的作用，本来是治理国家、辅佐朝廷，使君主达到治国之道、使百姓受到恩泽。然而，能够确立天地间恒常的经义，通晓贯通古今的义理，并且成为经世致用之学的人，往往很难多得。朝廷选取士人，一心一意考虑安定百姓、辅助治道，已经十分周到厚重了。现在所选取的儒士，大多没有经历政务。如果暂且选授他们卑微的官职，让他们学习处理政务，以此考验他们。几年以后，若有人能够辅助圣化、勉励廉耻，就依次提升官秩，也不算晚。如果确实有文学、德行、行政和办事才能，就交给有关部门任职，等到功绩显著，再酌量加以升擢。若立即委以重任，而才能不能胜任职务，反而会成为日后的悔恨。礼是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加以禁止，法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施行。圣人使用刑罚，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舜的刑罚不株及后代，周文王治罪也不连累妻子儿女。一个人作恶，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大多并不知道。陛下远承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遵循舜、文王的典制，把它写入史册，颁行天下，使圣明的子孙后代永远奉为定律。那么，确立百姓生存的命运、建立太平的基础，关键就在这里。一、古代的贡赋，依据各地的物产而定。赋，如夏秋征收的田税粮；贡，则是各地出产的物品，按时进献。如今秋粮出自田地，多数折收布匹，以便利百姓。唯独茶课出自山场，却全部征收粮米。而且产茶之地大多是高山旷野，往往使农民离开本业，到相距百里之外的别郡背米输纳；百姓被留在监狱中，官吏苦于催征，从暮春直到年终，也不能脱离枷锁。陛下把百姓看得如同自己受伤一样，难道不怜悯这种情况吗？然而有关官员地位低微而不敢进言，下面的百姓处在民间而不能申诉。臣有幸接近宫禁，冒昧陈述浅陋的意见：如果秋粮征收本色粮，就在茶粮中收取钞钱和布匹，或者折收军国所需的各种物资，那么百姓又可以两方面都得到便利。（洪武年上） 请赎父罪书　　叶真寿 臣听说《鲁论》说：“侍奉父母能够竭尽自己的力量，侍奉君主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大学》说：“做人子的原则止于孝，做人臣的原则止于敬。”臣年幼时承受父亲和老师的教诲，牢记圣贤的话，立身行事必定以忠孝为根本，所以在家侍奉父亲，出外侍奉君主，只希望不辜负忠孝的实质而已。臣恭敬地想到，臣父早年学习诗书，期望实行忠孝之道，通晓王道霸业的谋略。恰逢中原动乱，他到江东躲避兵乱，举义兵保卫地方。王师渡过长江后，邓平章、胡参政攻克徽州府，当地山寨凭险固守、抗拒王师。邓平章查知臣父的姓名，命李克鲁访寻臣父；臣父知道天命已有归属，奋不顾身地劝说元帅汪同等人，一同到军门投降，使郡县安宁，随后退隐乡里。恰逢婺源邻境的土兵反复叛乱，杀害官民，陛下明察万里之外的情况，采纳众人的意见，任命臣父为婺源知州。臣父不敢推辞逃避，奔赴任所。当时婺源三面都是敌境，山寨占据各处，人民流离失所。臣父披荆斩棘，建立官府，奉行并宣示朝廷的恩德，招抚劝谕一方百姓，修筑城墙栅栏，规划粮食储备，同时耕种、同时守卫。后来院判汪同弃军逃走，头目和士兵背弃恩德而作恶，彼此仇杀。臣父忍死坚守，劝说元帅俞茂方专心归义，诛杀叛贼汪助等人，保全城池、仓库和军马，并迎接亲兵王指挥，尽心协助。王指挥深知臣父的忠义，便与他共同安定这一地区。臣父历任六年，没有公罪私过。任期届满赴京后，奉命出使西川夏国，后来事情中止，不久授任鄱阳知府。到任四个月来，早晚奉行职守，本府的粮储和军需都按期办齐，百姓安居乐业。因按察司官员委托审问刘方寨叛卒程先锋掳掠民妇一事，程先锋本人已经死亡，却把枉法审问的罪名归在臣父身上，贬谪到无为居住。九重宫阙相距遥远，无法申诉。丙申年三月间，天日重新开明，臣父被召回京师听候差遣。后来省府把江北官吏发往各地兴建大城，臣父因为公罪尚未发落，这次也同一般官吏一样被发去修筑砖城。作为臣子，臣父本应报效的心意已经全部尽到，于是把所有家产竭力拿出来办理采买。无奈力量微薄、家境贫寒，一时措手不及，日夜忧愁痛苦。臣祖父多年前曾在徽州府置买田地，臣父急于变卖，但相隔数千里，无法接济，实在担心工程期限迫近而触犯刑责。臣实在痛心，便禀告臣父，愿把本户所有田产全部交给官府，另外愿以自身前往东宫效力从军，以赎救臣父余生的旧罪。太仓令淳于意获罪时，他的小女儿缇萦愿意自身充作官婢，以赎父罪。汉文帝怜悯她的孝心，因而释放了她的父亲。臣今年超过二十岁，面对那个女子的义行，深感惭愧。恭惟陛下的聪明神武远远超过汉文帝，仁德如天，与尧舜相同。愿陛下曲加怜悯，哀怜臣如蝼蚁一般微小的诚意，准许臣父告老还乡，回到山林终老；或者察看臣父始终侍奉君上的心意，使他能够像秦国的孟明、齐国的管仲那样立功补过，这都是臣最大的愿望。臣听说王道霸道的君主，能够以义感动天下，使有智慧的人献出谋略，勇敢的人献出力量，富有的人献出财物。臣父子家财不足以帮助国家，愿效法老马识途的志向，贡献一个人的力量，或许能够补报国家万分之一。当今天下正逢盛运，正建立圣明子孙万世无疆的基业。古书说：“应当从孝子之家寻求忠臣。” 彰明忠孝之道，请从臣开始。将来必会看见忠臣孝子接连出现，使光彩照耀史册；这难道只是臣父子的私人幸运吗？实在是天下和后世的大幸。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悲，乞求赐予怜悯。臣冒犯天威，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洪武十年上） 论边计事　　杨宁

译臣私下看到，正统十四年八月，边塞烽火报警，独石、龙门一带以及永宁、怀来的边将都弃城不守，致使数十年的经营、数十万的积蓄，全都丢弃在草莽之中，罪行实在不可诛赦。事情已经过去，难以再追论；近来听说准备调集官军重新守卫独石、龙门等处，这固然是合宜的。臣深思，治理政事应当先处理内部再顾及外部，守卫边疆应当由近及远。京师是四方的根本，永宁、怀来、宣府直到大同，都是京师的藩篱。各处现有的军马，即使专门用来防守，尚且担心不够坚固；如今又分兵去守独石等处，兵力更加减少，形势更加薄弱。一旦边报突然传来，救援来不及，臣实在担心人心惶惶，事情像前一天一样重演，也未可知。独石等处一旦动摇，永宁各处的人心必定不能安定，实在不能不加以考虑。何况先要粮食充足，之后才能兵力充足；如今宣府、大同都报告缺粮，靠近边境尚且如此，又怎么能够向远处供应粮饷呢？如今筹划边储的人，有的说军队运输，有的说民夫运输，有的说纳粮授冠带，有的说开垦种植盐粮，有的说用银钱杂买，议论纷纷，却都不寻求根本。有播种之后才有收获，春天耕种之后才有秋收，为什么不致力于根本，却只图谋末节？古人在金城屯田，在渭水之滨屯田，在塞下屯田，都有成法；充实边境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但将来的事情还可以补救。中原对于外患，敌人来了就抵御，敌人离去就防备，这是良好的法则。不奖赏边疆战功，以打击那些因贪功而挑起事端的人，这是很好的建议。如今担任边将的人，不体恤士卒，一心只求升迁赏赐；不抵御外敌，却一概虚报功劳。有的只斩获一两个首级，却上报功劳说斩获一二百人；有的只说杀败了敌军，斩获了首级，却完全不报数目。他们的欺骗妄报，不说也可知道。这对朝廷究竟有什么功劳？对边疆究竟有什么好处？至于临阵战死的人，固然都值得怜悯；但是军队获胜而战死，是勇敢前进以至丧生，其忠勇可以褒奖；军队失败而战死，是退逃后被追杀，正应当追究主将的罪责。如今一概升一级，等于让死者把退逃当作功劳，而活着的人不以战败灭亡为戒，这也不是用来显示劝善惩恶的办法。臣愚昧地认为，永宁、怀来、宣府直到大同，是京师的藩篱，应当增加兵力、积储粮食、选派将领坚守。那里坚固了，这里自然安定；独石、龙门等处，暂且等这里有余力之后，再议论防守。遗留的粮米，应设法陆续就近搬运，供应军队。卫拉特新近与我朝和好，必定不会立即成为边患。这一带的田地，可以趁时设法屯田耕种，命总兵、参将等官以及侍郎刘琏、都御史沈固、任宁和巡按御史分头委派官员督促，亲自前往劝导督课。如果田地多而军人少，先全部由军人耕种；剩下的田地，听任靠近边境而有力量的人家尽力开垦。没有种子的，由官府借给，秋收后按斗偿还官府。明白张榜晓谕，景泰二年所产粮食以及地亩税粮全部免于征纳；所得花利，准许自行出售。同时实行纳粟授冠带、开种盐粮、用银钱杂买等办法。人人看到利益而趋向耕种，耕作者就不必劝说也会勤劳，收获的粮食必定加倍，可以用来充实边储。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靠近边境的地方，应当命各卫所、府、州、县官员专门委派一人督促春耕播种，并设法置买耕牛、农具和种子；这些事情都由巡按御史和管屯佥事考核。对于用心勤劳、收获粮食多的人，应当据实具奏，酌量加以褒奖，以劝勉其他人。这样家家富足、人人充裕，便可以供给军粮。沿边守将遇到敌情时，首先要预先把城外的人畜收入城堡，关闭城门坚守，等敌人气势衰弱后，再乘机出击。如果敌人肆无忌惮地越过关隘侵入内部，就让内外军队合兵，使敌人腹背受敌，这样的谋略没有不能取胜的。有功的官军应当按规定升迁赏赐，以取信于人。如果再有像以前那样弃城不守、率众逃亡的，不分贵贱，不论亲疏，一律处死，绝不宽赦；这样以后人们才知道什么应当劝勉、什么应当惩罚。对于斩首很少却虚报功劳很多，以及妄报杀败敌军、斩获首级以求升赏的人，他们的功劳一概不必登记。军队获胜时阵亡的官军，以及军队战败时失陷的官军，升赏也必须酌量削减，以制止贪功冒赏，警戒退缩怯战，这样或许可以使爵位赏赐不至泛滥。臣实在愚昧，仰蒙圣恩，却没有办法报答。近来因为谈到边防之事，想不出长远策略，日夜思考，寝食不安，偶有所见，不敢默然不言。（景泰元年上） 奏甘肃边务六条　　程富

译先前承奉敕谕，命臣在甘肃协助总兵官宁远伯任礼办理军务。除恭敬遵行敕令外，现将访察所得、应当施行的边务逐条列出，请求圣上裁定。一是城堡防护。臣察看兰县过河直到甘肃递运所、马驿，各处都有军夫和余丁，每处不少于一二百人，并且都设置城堡防护。往年番寇侵犯边境时，军民多被掳掠。详细考察其中原因，都是因为各堡军人平日只负责递送，从未操练；等到番寇侵犯时，便束手无策，不能抵御，不免仰赖官军往来策应。如今边境安宁，各项事务有所减省，各堡军人闲散无事。请敕令总兵官宁远伯任礼等，查核各堡现有军夫、屯军以及各户中少壮余丁的确数；将各卫退下存放在库中的军器，按名发给他们。除递送差事外，闲暇的军余每月操练十日或十五日，就命掌堡、掌驿等官分队统领。仍命总兵官选拔武艺精熟、勤勉公正的都指挥，往来督察、考验。这样，堡中的军余习惯并熟悉操练，遇到紧急警报，对内可以保护妻子儿女，对外可以互相救援。二是抵御敌人、消灭盗寇。臣认为抵御敌人、消灭盗寇，全靠勇敢的士卒；如果平时没有恩义和奖劝，临战时凭什么要求他们尽力？例如甘肃、凉州、庄浪等十四卫所，以及从腹里调拨到那里操练备战的官军中，有许多勇敢之士。如今边境安宁，正应当特别加以恩赏，养成他们的锐气，遇到警急时才可以要求他们建立功劳。近来给事中薛谦奏准，命总兵官宁远伯任礼等挑选精壮军士，设法操练，实在是良法。然而，被选出的军士每天操习武艺，比其他军人劳苦加倍，而每月粮饷赏赐仍旧一体发给，这不是倡导勇敢、培养锐气的办法。请敕令有关部门会同官员计议，转行甘肃等处总兵官，将军士严格重新选拔；如果膂力超过常人、气概见识勇敢，就另编队伍，专门委派一名都指挥统领操练。每人每月或者全额支给本色米一石，或者加赏冬衣布一二匹，使他们不同于普通军队。他们一定会感戴特殊恩典，心怀报效之意；遇到盗寇，必定能够拼死尽力。三是土军粮差。臣察看陕西平凉等府、静宁等州，原有土番人民，洪武年间收编登记、安置插入户籍，与民众一样承担差役。永乐十八年选作土民，前往迤北征战，优免杂泛差役。宣德十年又分别选调到凉州等处操练备战，所用军装、脚力都由自己准备，遇到马匹倒毙，还要按规定追赔。户内剩下的人丁，有关部门却不按例免除差役。臣切实查照，各卫旗军中被选调戍守边境的，每年领取冬衣、布花和行粮，家属在卫所领取月粮，又没有其他民差。如今土军、土民和余丁原本同属一户一家居住，三次被调去边境备战，都没有粮饷赏赐；所需军装、脚力以及赔偿马匹的钱，都由家中的余丁筹办。其余家中余丁还要缴纳田粮，承担民差，又要准备边军的衣装、马匹，不免典卖牲畜等物，实在十分艰难。请敕令有关部门行文陕西都、布、按三司，从公查核；各卫如果有这样的土民余丁，一户三人或两人在边境的，本户一切民差全部优免。若营中有余丁屯田，也免除应纳的粮食；或者只征一二石，令其自行办理军装和赔买马匹。如果一户只有一人在边境，则不免除田粮，但仍免除杂泛民差。这样，驻边的土军知道感戴恩德，就可以要求他们尽力效命了。四是屯军备御。臣查得，洪武年间各卫旗军中守城的，每年发给冬衣和布花；下屯的按例不发。近来看到陕西都司所属屯军被调拨到甘肃等处备御，冬衣、布花也按例不给。臣认为，他们原先作为屯军，是因为自己种田、自己吃粮，可以自行准备，所以不给。如今调拨到边地，与马军、步军一样身穿坚甲、手执锐器，劳苦并没有不同，优恤却有所差别。请敕令有关部门行文陕西都、布、按三司，今后腹里屯军被调到边境操练备战的，一律发给冬衣和布花。如果仍有不足，就把各军户中余丁屯田所收的粮食免征一二石，令他们自行准备供给；没有余丁的，由官府供应运送。这样恩赏均平，军士都会尽力。五是分散安置番人。臣访察得知，永乐年间，甘肃寄居的回回杀伤都指挥刘秉谦，占据城池抢劫，屠杀当地居民。又有永昌番人逃叛抢掠。正统三年，甘州北关的回回暗中藏匿阿尔台的奸细，被尚书王骥擒获，斩首示众。臣切实看到，甘州北关仍有寄居的回回等番人玛哈穆特、彻尔等一百八十一户，以牧养羊马、索取钱债为名，出入没有定规，往来十分熟悉道路险易，烽火台远近无不知晓。倘若发生紧急警报，恐怕会产生异谋。请敕令总兵官和陕西行都司按照洪武年间的办法，将上述夷人中通事指挥哈克伞、伊彻千户沙布迪音等通事三五名留下，以备各番使臣往来，不要迁动；其余全部派人押送到腹里分散安置在福建、浙江沿海的卫所居住。这样或许可以永远断绝烽火警患，也可以消除边患的一个端绪。六是科举名额。臣认为，古人选拔贤才没有固定途径，选取士人也不止一条道路。到了唐宋，以科举得到人才最为兴盛；然而有文学才华的人有时迂阔于政务，善于政务的人有时又不擅长文学。如果不广泛选取，恐怕不能尽用人才。请敕令礼部行文各地乡试，不拘泥于名额。至于会试，也应如此。登科以后授予职务，再严格加以考察，那么科举得到的人才一定远胜于通过其他途径选取的人才。（正统七年上） 奏紧急军情事　　程信

译钦差守城吏科给事中臣程信谨慎上题，奏报紧急军情一事。近来奉到敕令：现在命令你前往京城西边一带，协助太监尚义、都督王通、左副都御史杨善守护城池，严格督促军民整顿器械，务必精良锋利；申明号令，务必严肃明确。可以守就守，必须坚固完整；可以攻就攻，必须迅速取胜。京城外四面的军民等人，只要听到一点消息，难免搬迁、惊动，你必须抚慰劝谕、妥善安置，务必使他们镇静并各得其所。九门内外守御、通行、阻塞等事务，你必须处置得当，务必使敌人无法窥伺。有事必须与提督太监尚义等人商议后实行，不得有片刻怠慢疏忽，以致发生差错，否则罪责不轻。钦此。除恭敬遵行敕令，会同各官督令官军严加守备各门外，现谨将应当办理的紧急事项逐条列出，请求圣上裁定。一是更新号令，以振作军威。臣看到大军自土木之败后，人人没有作战意志；如果不大幅更新号令，就无法要求他们拼死效命。例如都督孙镗率军与敌人对阵，各路本来应当分兵策应，军威自然会振作，形势也可以取胜；然而各军都以分守的地界为借口推卸责任，袖手旁观。臣在城上远远看见，西北方向的军马约有三四千人，一见领头部队受挫，其余军队不战便乱，越过城濠逃走，致使五六个敌人乘势追赶。臣与都督王通督令军士，在西北城楼上用短枪、火器射击，敌人当时四散溃逃。然而已经逃走的军队既没有加以诛罚，尚未逃走的军队又没有得到奖赏。都城的安危系于顷刻之间，号令却仍然如此，臣实在寒心。请严令总兵官石亨、尚书于谦等，把大营移到关厢外驻扎。敌众时就坚守营垒不动，设下埋伏等待敌人；敌少时就分兵截击，互相策应。若有退缩、动摇军心的，立即按军法处置，不许坐观成败而贻误大计。一是招募勇敢之士，以备紧急警报。臣切实看到，京城招募军人、工匠等，有的赏赐，有的升迁，所以大家都乐意效力。然而近来听察他们的议论，却说：有功劳，今天就可以得到官职赏赐；没有功劳，将来却免不了承担当兵的负累。因此其中有许多勇壮之人隐藏起来而不肯出来。请敕令兵部再次张榜晓谕，不分军人、百姓、官舍中的人、土人和工匠役夫，只要果敢奋勇、出奇制胜，先授予“勇士”的名号，按例给予赏赐；有功则破格升擢，无功而事情平定后不愿继续者，听凭其自便。这样人们的疑虑就会消除，也就可以谋求建立功劳。一是召集勤王军队，以遏制敌人南侵。臣看到敌人见我城池坚固完整、军马还多，连日分散举火惊扰人心，形势似乎有向南行进的迹象。如果不预先做好御敌准备，实在担心州县百姓听到风声便惊慌迁徙，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请连夜书写敕令，派人调集山东、河南等处勤王的军队，顺便领取从南京取来的、正在路上的衣甲；或者驻扎在真定、保定，或者驻扎在河间、霸州，按兵等待变化，见机行动。敌人逼近，就完固城壁自行防守；敌人远离，就赶赴京师从两面夹攻。这样声援的力量增多，敌人的谋划就会受挫。一是设置武备，以防止内部变乱。臣认为外城既已坚固，内城各门尤其不能不谨慎。像西直等门，虽然有官军二百多人，但各铺已经分拨一百五十多人，又有关闭闸门等事项需要分别使用兵力，门下只剩五六十人，而且都是老弱，不能任事。再加上盔甲被调去使用，门外巷中和城下虽然排列着官军，不过是聚集在那里闲坐。倘若突然发生意外，很难应付。请把城内官军交给各管领头目分管，每门再增选二百人，酌量发给弓箭、枪刀，这样或许可以有备无患。一是养成锐气，以备战守。军人把粮食看作天大的事情，粮食充足，士气才会壮盛，之后作战才能取胜，守卫才能坚固。例如西边一带，多数是上林苑监四署的役夫，原本并不是领取粮食的军人，听说他们守城已经一个多月，承蒙每人发给米三斗。如今又被派往通州，却不敢有片刻离开城下前去领取粮食；这些役夫都住在离城三五十里的地方，家人多被敌人惊散，有的人说一两天没有饭吃，士气萎靡，手足无措。请按照军匠的事例发给他们口粮，以充养锐气，这样遇到紧急情况时，或许可以要求他们尽力效命。（正统十四年十月初十日上） 陈言中兴固本十事　　程信

译臣切实思考，在多事之际安抚国家，中兴最为艰难；在中兴之时讨论政务，巩固根本最为重要。根本不稳固，却想求得中兴的治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仰惟皇上继承大统以来，治理教化焕然一新。北方敌人请求和好，南方蛮夷俯首受诛。到如今二十多年，终于达到盛大太平。天下臣民都已经仰慕拥戴圣上的德行神功，如同祖宗在世时一样。然而安定时不能忘记危险，治理时不能忘记混乱，这是孔子的告诫，明亮得如同日月星辰。何况陛下每天御临经筵，勤勉发扬圣学，早已明白这些道理，平素讲习也不待别人进言。臣只是一个平庸之人，以进言为职责，不敢说圣德已经达到极致，因而不尽到直言责难的恭敬；也不敢说圣治已经完成，因而不履行拾遗补阙的义务。中兴的关键虽然在于巩固根本，但施行的次序必定有具体条目。谨将臣所见列陈十件事上奏，恭敬地请求陛下在万机之余稍加阅览，采纳施行，难道只是臣一人的幸运吗？臣面对宫阙，战栗惶恐至极。一是敬畏上天。臣听说，所谓天，不过是义理罢了。君主的一念之心向上与天道相合，阴阳就会顺调，寒暑就会按时。近来出现日食、星陨、雷雨、阴霾等现象，灾变不止一种，必定是有所感应招致。这固然体现了上天仁爱君主百姓的心意，但修身反省的诚意，绝不能有片刻懈怠。仰惟陛下即位以来，节省供奉，严肃祭祀制度，各种不急迫的事务大多已经停止，而天意仍然如此，难道不是修身反省的诚意还有没有达到的地方吗？君主的一念之心，是万般义理汇聚之处；而寻求端正，首先莫过于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所以孔子说：“孝悌达到极致，就能通达神明，光照四海。”《诗经》说：“他的仪态没有差错，正可以作为四方的准则。”会子解释说：“他作为父子兄弟，足以成为法则，然后百姓才会效法他。”臣认为，敬天的方法，如果不是陛下使此心清明纯正，努力彰明大德，在两宫之间推崇孝友，向天下显示亲爱亲族的道理，恐怕还不足以报答上天仁爱的心意。恭敬地希望圣上留意。二是求取贤臣。臣认为，本朝取士有固定途径，用人有固定制度：文士通过科举、贡举取得，吏员和武官通过荫袭、军功授职取得，中外任用的人才自然并不缺乏。然而朝廷屡次勤恳地下明诏，使吏部荐举人才、兵部举荐将才，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处于多事的年代，希望得到才华深长、能力非凡的人，共同谋划治理功业。无奈有关部门奉行时完全失去了原意，所举荐的人大多是奔走请托之辈，并不是廉正高洁之士。根本已经丧失了，还能把他们用在哪里呢？孔子称“鄙陋的人不能和他共同侍奉君主”，说的是他们患得患失，以达到目的为止，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恭敬地希望陛下在身边的文武群臣中，如果确有朝廷还没有充分任用、宫廷和寺观还不知道其姓名，像古代范仲淹、富弼那样的人，请留心选拔出来，作为倡导。然后敕令有关部门通行天下，如果确有胸怀经世济民之才、精通韬略，隐居山林或屈居低位的人，有关部门务必以礼聘请，送到京师；或者亲自策问治国之道，或者命令考验他的技能，按照才具任用，以救济时局的艰难。没有这样的人就算了，不必勉强搜求。如果有关部门仍像以前一样滥行举荐，就应当以欺罔皇上的罪名治罪。三是接纳谏言。臣察看经史记载，历代帝王没有不因接纳谏言而兴盛、因拒绝谏言而失败的。恭惟陛下即位之初，正值国家多事之际，四方臣民没有不能尽情进言的。陛下也没有一天不容纳进言，即使是尧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舜喜好询问和明察，也不过如此。近来以来，渐渐改变了最初的政治，难道是进言的人也多涉及平常琐事，过于矫激而不合圣心吗？即使如此，也不能抓住一点而废弃其他意见。如果圣心喜好简静，厌烦繁文，臣愚昧地请陛下采用宋仁宗开启天章阁、以十二件事询问近臣的先例，推广开来，敕令文武群臣以及山林草野之士，就政治上的缺失提出意见：如强敌的仇恨，究竟采取什么策略才能报复？天象的变异，究竟采取什么修省才能消除？诸如此类，逐项列出，令他们各自陈述见解，各自畅尽所言。其中一定有能够对圣明略有补益的意见。仍请陛下对平时进言的人，合理的就采纳，狂妄的也不加追究，这样或许可以周全了解民情，使天下得到幸运。四是谨慎对待灾异。臣听说《尚书》说：“先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臣民也能够遵守常法。”由此可知，灾异降临时，如果上下共同修身反省，就不可能不能消除。近来天象发生变化、黄河决口，皇上下诏责备自己说：“君主失去了德行，臣子失去了职守。”臣捧读诏书时，知道陛下一念之诚，已经可以对越上帝了。然而群臣之中，能够像陛下一样敬天修省的，有几个人呢？宋代儒者胡安国说：“体察天元，是君主的职责；调和天元，是大臣的事务。”自汉代以后，遇到灾异便罢免三公，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请敕令台谏官，在内外文武群臣中，对于有的人拖延时日、苟且偷安，心怀奸邪、严重败坏政事，应当据实指明上奏，罢职遣归田里。这样或许可以使天变消退，也使人心得到安慰。五是节省费用。臣听说《易经》说：“以节制制定制度，既不伤害财用，也不损害百姓。”《大学》论述生财，必定说：“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得快，用得从容。”如果这四点反过来，却想求得天下太平，是不可能的。如今京畿千里之内，百姓多有逃亡迁徙；江南数郡，盗贼还在抢劫；河道干涸阻塞，漕运十分艰难。而京师的僧道之徒从四方而来，充斥街巷；内府供事官员比过去增加了十之八九，大多用运输困难而数量有限的粮食，供养这些吃闲饭、没有用处的人。又听说河南、山西运输边饷，遭受风霜之苦，冒着被抢掠的危险，辛苦劳累何止千千万万，费用却只够数月使用。臣认为，北方的战事尚未发动，中原百姓已经疲惫不堪。恭敬地希望皇上节省财物、减少费用，谋划洗雪国家的耻辱；敕令沿边一带的文武官员，随机护卫军队，趁时屯田耕种，以免运输粮饷，也可以防备强敌。并敕令各衙门禁止游荡吃闲饭、没有职役的人，裁汰多余设置和不称职的官员。这样边防充实而浮费减少，民力恢复而根本稳固；然后以安静等待变动，以安逸等待疲劳，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

译六是慎用刑罚。臣听说，战争是刑罚中最大的一种。古代帝王对于一个人的罪行、施加一种刑罚，尚且加以怜恤，何况在用兵之后施行刑罚呢？臣私下看到，福建、广东、浙江、湖广等处的叛贼邓茂七、黄萧养、叶宗留等，本来是因为贪官激起变乱，惊动大军；征讨叛军首领时，虽然幸而将他们诛杀，但善良百姓大多已经受害。近来听说商人和耕作、开凿的人，一概被捆绑押送到官府，将士取得了功劳，平民百姓却遭受了毒害。滥施刑罚以逞威，却想不伤害和气，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尚书》说：“消灭叛乱的首领，胁从者不予治罪。”臣愿陛下以此为法，敕令有关部门把押解到京师的犯人暂行监禁候审，等复核查验其罪情虚实之后，再按轻重定罪。仍敕令各处总兵、镇守等官，今后只把首恶押解到京师，其余胁从者根据情节释放，使他们彼此都能效法顺从，这样可以使百姓没有冤屈压抑，也可以招来和气。七是选拔将领。臣听说，三军的命运系于将领；将领贤能还是不贤，不仅关系到军士的生死，实在也关系到国家形势的强弱，不能不慎重。如今三营的大将，固然也有经过百战考验的人，不可以轻易议论。至于坐营、把司、掌号、领队这几种名目，就是唐代所谓的偏将副将、宋代所谓的首领，也是日后按次序充任大将的人选。近来国家多事以来，选任设置过于泛滥，不能没有贤能与不肖混杂的情况。况且人才难得，如果不预先储备人才，日后就无法任用。过去李光弼从郭子仪的偏将副将起家，岳飞从宗泽的首领起家，那么对这类人选难道可以不慎重吗？请敕令总督、总兵等官整顿军政，辨别贤能与不肖，遇到职位空缺，必须推求访察廉洁、智慧、勇敢之士，列出姓名上奏充任，不许私下互相补授，以免留下严重的后患。八是训练军队。臣看到周代的成王、康王都是守成的贤君，而《尚书》中记载他们的政事，一处说“诘问你们的军队”，一处说“整顿六军”。他们处在太平时期，尚且不敢忘记、轻视武备，何况如今正处于多事之际呢？我国养兵最为优厚，每月的粮食用来供养妻子儿女，行粮用来供养本人，平时不时发给赏赐犒劳的银两，按期发散，衣服棉被也在无事时供给，原本是想在有事之日使用他们。然而统领军队的官员不体察朝廷体恤军士的心意，大肆侵吞军饷，公然行贿受贿，反而把操练当成例行故事。这样却想求得克敌制胜、超过前代的盛况，怎么可能呢？恭敬地希望皇上下敕，总督、总兵等官严加告诫；今后如果还有像以前那样侵吞军士财物、妨碍耽误操练的，按军法处置，示众惩戒，不要姑息。臣又看到，三营的编制中，五军用来操练营阵，神机营用来操练枪手，三千营用来操练巡哨。如今三营各自集中操练，武艺彼此不能贯通，临敌时一定难以互相配合。请把三营军马每月集中在一处，互相配合操练；每五日要严整得如同临阵一样，长久坚持使其成熟，这样或许才会有效。臣又听说军中老弱和幼小混杂，名义上有军籍而实际上没有作用，闲居时白白消耗粮饷，临事时反而拖累精壮军士。请大力进行拣选，不堪任用的退回去守城，精壮的加意训练。这样军队和将领的心意能够相互契合，抵御外敌的功业就可以建立。九是崇尚节俭。臣看到太甲告诫伊尹说：“想要败坏法度，就放纵自己而败坏礼制。”伊尹说：“谨慎保持你的节俭之德，只应当心怀长远的谋划。”汉代史书赞美文帝、景帝，也不过说他们恭敬节俭罢了。由此可知，“俭”这一个字，尤其是守成的君主应当努力实行的。恭惟陛下即位之初，没有兴建宫室，没有巡游出行，每天讲习圣学，亲自总揽各项政务，恭敬节俭的德行可以与前代君王相比。然而百姓的粮食日益艰难，民俗日益浅薄，这是为什么呢？难道陛下因为北方敌人请求和好，国事稍稍空闲，就因此稍有改变了吗？臣又看到，太平日子长久以后，礼法渐渐毁坏；结亲的不再考虑门户高低，送丧办葬的不再根据家产多少，民间得以穿着锦绣，倡优得以装饰金玉，完全没有贵贱等级，只逞骄奢之风，甚至积蓄千日的赢余，也禁不住一天的挥霍。这样却想使百姓粮食充足、民风淳厚，是不可能的。恭敬地希望陛下更加勉励勤俭的德行，以身作则示范天下；仍敕令礼部申明旧制，凡是服饰、饮食、器用都分别等级，不得违背规格，通行禁约。这样或许可以使民德归于淳厚，国家富足也就可以期待了。十是尊崇师道。臣听说先儒周子说：“师道建立，善人就多；善人多，朝廷就正，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如今府、州、县的儒学官，都是接受朝廷任命、作为人师的人。祖宗时期还重视对他们的选拔，有时亲自策问之后才任命。近来以来，有些人在国子监学习多年，害怕耽误岁月而求得出身；有些偶然考中副榜，因为想到求取功名艰难而接受职务；有些儒士不能通过乡试荐举，便向有关部门求情而被举荐任职。这样布列于内外的官员，大多没有选对人。他们拖延岁月，妨碍耽误后学。九年之间，使俊秀子弟中年长的老去、年少的长大，实在可惜。没有实际才能的人被任用，却希望他们能够成就天下大事，难道不困难吗？请敕令有关部门，按照旧制，在南北直隶以及各布政司，推选御史或副使、佥事各一员，专门负责提调学校、造就人才，以符合皇上求贤图治的心意。各地教官，先命提调学校的官员考核；凡是文理不通、教学规条没有建立的，就立即送交吏部另行任用。对于九年考核期满、到吏部等待任用的举人，如果确有学识特别出众的，有关部门仍要加以考察，或者试任台谏官，或者授予州县长官之职。这样人人都会尽心，才能各得其用，时下贤才接连出现，国事就可以办成了。（景泰二年九月上） 《新安文献志》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八 （明）程敏政撰 ○书 责萧衍犯顺书　　程茂 代理中郎将、征虏长史程茂叩头再拜，死罪死罪：将军的学识兼擅文武，权力兼及内外，国家的寄托悬系于将军。主上年纪正轻，良好的德行还没有显扬；我愚昧无知，以为将军应当在外守护军营，专心效忠朝廷，同时从旁招纳贤才，使他们侍奉皇帝。没想到将军高明过人的谋划，竟误听人言，调转军旗向内，甘愿成为叛乱的首领。事情能否成功，虽然在于上天，假如上天不加彰明鉴识，那将怎么办呢？我实在不吝惜性命，冒昧献上肺腑之言，只希望将军认真考虑。南郢城虽小却坚固，张将军忠心贯于金石；将士虽不算勇武，然而人数虽少，力量却是对方的数倍。愿您不要把这些放在心上，从此彼此如风马牛不相及，生死祸福也就此相隔。将军终身留下美名，应当以伊尹、霍光作为成败得失的鉴戒。不尽所言，程茂死罪。

译给人写的信　程颐 前一封信中告诉您，请求撰写光禄丈的神道碑文；现在已经得到范内翰祖禹答应撰写了。此公的文章和德望，是世人共同称许的，完全可以托付此事。我已经把行状送去了，几个月内应当可以得到碑文；得到后就请人带去。程颐敬上。我的子侄共有四人：长侄端懿，近来被长安吕丞相征召，任京兆醴泉县知县，尚未接受诏命；长子端中，被授为汾州介休县尉，正在赴京；次侄端本，应试尚未中第；小儿端彦，今年秋天才参加铨试。承蒙您问及，所以特此说明。（以上是伊川先生亲笔书写的一纸书信，原本出自程氏，早已流落到师山郑氏家中。这封信称“光禄丈”，不知道指的是谁？考查范太史的文集，只有《枢密赵公瞻神道碑》一篇；赵瞻的赠官是银青光禄大夫，难道指的是赵瞻吗？范祖禹又曾为银青光禄大夫宣徽郭公逵撰写墓志；郭逵的儿子郭忠孝确实曾跟随先生游学，那么所谓“光禄丈”又似乎指郭逵。但信中称“碑文”，郭逵的则是墓志铭，名称又不相同。自宋南渡以来，像杜正、谭善心这些人，殷切地访求先生的遗墨，有时只得到他的门状和断简，也要层层包裹、谨慎收藏。何况这是出自海桑变乱之后、焚烧侵蚀之余的亲笔，而纸墨完好，鲜明得像新的一样呢？这实在值得珍藏。师山名玉，是我郡的大儒，子孙居住在歙县以西。敏政经过那里，有幸拜观此信，于是摹写带回，在自家塾中刻石，并恭敬地记在后面。弘治五年，岁次壬子，秋八月初一日，十四世孙敏政恭敬题书。上给曹枢密（辅）论兵书　汪若海 若海裁成此书，献给枢密阁下。从前三国争衡时，凭借险峻崎岖的蜀地，割据一隅，本来不足以抵挡整个魏国。然而蜀国有魏延，他对先主说：“如果曹操率天下军队而来，请让我替大王抵挡；如果只是偏师带十万军队到来，请让我替大王把他们吞掉。”先主称善，众人都为他的话感到壮烈。我每次读到魏延的事，没有一次不掩卷长叹，认为古代处于下位的人竟敢这样说，处于上位的人也肯这样相信。如今金人横行，没有人敢于抗拒，老将名臣接连败事。假如有人在众人中倡言：“如果金人举国而来，我能抵挡；如果只是偏师带十万军队到来，我能把他们吞掉。”那么众人没有不传笑的；不遭到辱骂的，几乎没有。我是江南人，从束发读书起，就不喜欢缀辑时文；太平无事时，只专心谈论兵法，因此遭受父兄朋友的辱骂，几乎伴随终身。近来天子下诏求访懂兵法的人，我锐意应诏，欣喜地以为平生志向终于可以伸展。等到赴有司应试，打开试卷挥笔疾书，手不停笔，不到三刻钟，纸已经写完，白麻袍袖相连，围观的人像墙一样密集。当天众多士人都说：“他一定是第一名。”我自己也因此颇为自负。不久榜单揭晓，我却列在优等第十一名。忽然有人对我说：“刚从主考官那里来，听说你的兵书本来压倒群士，有人认为你的言论像河汉一样漫无边际，超出了绳墨规范，所以把你放在十人之后。”早晨我拜访某位御史，御史说：“听说太学士人都在有司那里谈兵，你不过是个书生，哪里懂得兵法？”我于是猛然醒悟，说：“今天的御史，就是昔日的有司，他们其实不懂兵法。若说文章超出绳墨之外，那么陈平难道是不拘小节，韩信难道是曲意谨慎的人吗？若说书生不可任用，那么杜预本人不跨马，射箭不能穿透铠甲，难道就不能攻取强大的吴国吗？”恭敬地想，枢密阁下在昔日无人敢言的时候敢于进言，今天在别人不能作为的时候一定能有所作为，因此我冒昧借魏延的故事进言。从前魏延向诸葛亮请求，想从子午道出兵，在潼关与诸葛亮会合；诸葛亮加以制止而不答应，魏延因此叹息怨恨，

译认为自己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使用。依我看，金人在大梁旧址屯兵，实际上不是良策。用兵的方法，最下策是攻城；用冲车，堆土山，形势将持续半年，只要我方守城有方，进攻并不足以畏惧。河北，是我们的心腹之地，也是进攻金人的关键。况且耿聂已经把黄河以北交给金人，金人本应自行防守，无暇窥伺中原。然而他们放弃河北这一重要地区，冒险踏过孟津，并不是厌恶河北而不想占取，而是因为得不到河北民心。所以斡里雅布狼狈而退时，河北人认为京师既然已经动摇，河北自然就会安定。如今我们难道不能收取河北的民心，掌握天下的关键，借河北人的愤怒来攻击金人的懈怠吗？却反而怯懦自守，闭关养敌，这样金人就会以逸待劳，而我们只能坐受其害。想要城池不陷于危难，怎么可能呢？只是看朝廷能否使用河北；能用河北，河北就可以拯救中原；不能用河北，河北就可以扰乱中原。为什么说河北可以拯救中原？善于驾驭天下的人，一定会观察天下的形势。从前天下无敌的力量在陕西；今天天下无敌的力量在河北。从前天下有事，从函谷关出兵，指挥天下，无不如意，所以天下所依靠的只是陕西的军队。自从燕云之战以来，陕西军队的纪律大坏，遇到敌人便甩臂逃跑，像鹿一样奔窜；那么汴京以军队作为屏障，又有什么可依靠的呢？如果确实能够使用河北，那么今天的河北就会变成从前的陕西。斡里雅布自从得到真定以来，民心更加怨恨；保伍纷纷起兵，揭竿为旗，所到之处动辄数万人；他们杀掉抛弃土地的使者而拥戴康王，驱逐无能的官吏而自行设置守倅，哀悼国家丢弃土地，并产生不肯臣服金人的心志。这股气势本来足以壮大山河、保卫宋朝社稷。朝廷如果确实能派使者立康王为元帅，让他把军队分为两路：一路从孟津渡过黄河，直捣西洛，进攻尼雅满；一路从相台经大名直抵城下，袭击斡里雅布。那么这两个人将连一辆车轮也回不去，这同魏延想从子午道出兵有什么不同？所以说，使用河北可以拯救中原。为什么说河北也可以扰乱中原？朝廷既然抛弃了河北，就不顾惜那里的百姓了。河北人将说：与其面向北方侍奉金人，哪里比得上跟随衣冠之士的豪杰？所以河北的形势有两点值得忧虑：留下康王，以及自行设置守倅，就是这两点。为什么留下康王值得忧虑？康王如果没有得到权柄，无法号令众人，那么留下康王实际上只是一个空名。为什么自行设置守倅值得忧虑？他们掌握军队已经很久，可以任意废置官吏，于是说：我们是在保护已经被朝廷抛弃的土地，本来就不是叛乱；这样朝廷当然不能仅凭一纸诏书就把他们罢免。这两者本来都是中原的祸患。所以说，不能使用河北，就会使河北扰乱中原。这两者正担心成为中原的祸患，还想指望他们出兵援救王室，怎么可能呢？《史记》说，阖闾只是因为能够使用自己的百姓，所以在柏举击败楚军。既然如此，河北究竟要看怎样使用罢了。如果让康王担任元帅，这就是使用百姓的方法。依我推测，金人的作为，势必会有类似耶律的事情。如果康王能够拥有重兵，那么金人的谋划不用攻打就会自行破灭。据我判断，朝廷不是不知道立康王为元帅的谋划是好的，只是议论含糊而不能决定，原因有两个。朝廷会说：“康王已经位极人臣，将来成功了，不知道应当怎样对待他。”唉，说这种话的人，难道不知道成王任用周公吗？周公是成王的宰相。淮夷已经叛乱，成王说：“你去征讨他们。”成功以后，也没有听说再封他为王。朝廷又会说：“国家从来没有让宗室掌握兵权，恐怕分裂天下人的心，开启五王之乱。”唉，说这种话的人，难道独独不知道

译成王任用周公吗？周公是成王的叔父。淮夷已经叛乱，成王说：“你去征讨他们。”

译因此也没有听说因为他是宗亲而有所疑虑。《鸱鸮》诗说：“我的房屋高高危危，正被风雨漂摇；这不是周公自己的房屋，而是周家的房屋。”《杕杜》诗说：“独自走路孤孤单单，难道没有别的人吗？却不如我的同胞兄弟。唉，行路的人啊，为什么不亲近我？人没有兄弟，为什么不来帮助呢？”这是说卿大夫应当推及兄弟之亲，来辅助君主。枢密阁下，为什么不歌咏《鸱鸮》的志意，申述《杕杜》的情怀，使主上扩大成王那样的器量，去掉晋昭公那样的狭隘呢？我听说，古代能够使用百姓，在于聚拢民力、统一民心。能够统一民心，民力就能聚合。如今河北百姓对金人怀有二心，民心不能统一；各自保卫乡里，民力不能聚合。即使人多，又有什么用呢？必须有豪杰之士在其中倡导义举，团结数百万人的心，使他们像同船遇到风浪时那样同心；联合几十个州郡的力量，使它像常山之蛇那样首尾相应。这样金人所要防备的地方就多，而我方所要交战的地方就少了。我听说鲁仲连不过是布衣之士，凭借义气游说，却能使赵国不向秦称帝。秦、赵双方各有数十万军队，未必能办成这件事，而鲁仲连却在谈笑之间解除了纷争、平定了混乱，那么布衣之士怎么可以忽视呢？依我推测，天下的士人中，能够统一河北的民心、聚合河北的力量，能够扩大康王的志向、巩固元帅的权力，没有谁比得上某人。枢密阁下如果确实能向朝廷请求，立康王为元帅，使我得以参与辅佐，那么将来我愿与枢密阁下一同庆贺太平。伏望枢密阁下不要像诸葛亮那样听而不纳，使我留下魏延式的叹恨，那就万分幸运了。（《宋史·汪若海传》说：若海胸襟开阔、志向高远、深沉而有器度，以学习世俗的章句为可耻；文章和操守兼优，拿起纸笔立即写成，气势奋发，如风骤起。高宗曾在一张纸上写下若海的名字，告诉张浚说：“像这样的人才，卿应当收罗任用。”恰逢张浚离开朝廷，最终没有召用若海。） 给金国尼雅满请求停战讲和的书信　汪若海

译太学生汪若海谨将肺腑剖白，显露真实情意，写信献给大金元帅。听说：懂得天意的人，可以同他讨论安危的谋略；不懂得天意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安危的谋略。天道虽然遥远，人心却可以推知。从前上天将要向宋朝发出警示，才发动燕云之战，借大金之手来实现。我家上皇敬畏天命，惶惧地禅位。于是大金便收起干戈，恢复盟好。我们实在感念恩惠，以名都相赠；我们的寡君早晚谨慎勤勉，以忠信奉事，不敢懈怠。只是有一两个庸臣，轻率地议论、浅薄地谋划，放纵愚昧的私意，来迷惑我们寡君的耳目，因此再次劳驾军师亲临。恭敬地想，大金既已兼并契丹，又降服我宋，由此可以看出元帅的勇武，料敌无遗，百战百胜；由此可以看出元帅的智谋，城邑望风投降，进攻时迎刃而解；由此可以看出元帅的威势，功业震动天下，声威光照邻国；由此可以看出元帅的名望。攻破别人的城池，却不任意屠杀，谁不会归服？仁厚地坚守与上皇的约定，成全我们寡君的孝道，谁不会赞同？仁、义、勇、智因此能够行于世间，但武力不可滥用；威势和名声因此能够使国家显扬，但不能一味凭恃强势；仁义因此能够成就德行，最能获得上天和人的帮助。什么叫武力不可滥用？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冬夏就是这样；智谋发展到极点就会招致危险，层层累棋就是这样。按照古代善于用兵的人的做法，必定观察天时、穷究气数，适可而止，因此能够保全国家，使它日益壮大。如果不是这样，就会杀死别人的父亲，使别人的儿子成为孤儿，尸首相连，暴露在原野上；上天怎么能不厌弃呢？这就是我替元帅担忧的原因。什么叫形势不能一味凭恃？如今元帅对中国，有些命令一定能够执行，有些命令却未必能够执行。战斗必胜、攻城必取，这是一定能执行的命令；如果因而向四方号令说“你们不许叛乱”，这个命令却未必能够执行。为什么？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君主未必足以独自保全自己，平民也可以承接帝王的事业。假使宋不能侍奉大金，那么大金也不能拥有河北。这就是我替元帅担忧的原因。什么叫德行能够获得上天和人的帮助？元帅如果确实能够不骄傲，懂得以勇智保全威名，消除攻伐之心，施行仁义之德，那么人心就会知道归向谁，上天也一定会高兴。这正是我乐意向元帅说明的道理。又曾听说：有个富人的墙坏了，他的儿子说：“不修筑就会有盗贼。”邻人的父亲也这样说。到了晚上果然来了盗贼，富人称赞自己的儿子，却怀疑邻人的父亲。如今我同大金相距数万里，只是风马牛不相及，那么我的关系比邻人父亲还疏远；而元帅身边的心腹大臣，却比富人的儿子还亲近。我竟然修饰浅陋的言辞，触犯雷霆之怒，实在是不自量力。虽然如此，我是为宋人解除倒悬之危，也是在为大金建立不可动摇的根基，这件事利害相当，道理也确实如此。为什么呢？元帅的智勇如此，威名如此，大功已经建立，成效已经显著；苍天在上，必不会违背诺言。然而我私下有一点疑虑：我们的寡君远在草野之中，万民摧心裂肝，呼号上天，而奉使者却说要以金帛作为约束；这样就是把寡君当作人质来索取利益。一个人一天没有君主，便惶惶不安；三天没有君主，到十天没有君主，就会想到作乱。元帅如果不顾这种乱象，而不让寡君归来，就将大大毁灭他的社稷，轻蔑并杀害他的百姓。顺应人心、以此招致上天讨伐的人，果真会这样做吗？古语说：“下达命令要像水源流出一样顺畅，因为要顺应人心。”元帅也知道人心归向哪里吗？昨天南门下面有一位老人，年纪将近九十，弯腰扶杖，含泪说：“我出生的时候，还赶得上仁宗；我出生后的晚年，却遇到了圣明的君主。”于是他望着行在，回头对众人说：“如今皇上宽厚仁慈，像仁宗一样，你们应当拼死侍奉他。我年老无能，今天先死，借此劝勉诸位。”城中听到这话，无论老少，没有不抽泣流泪的，都说：“有这样的君主，怎么忍心辜负他！”人心如此，天意就可以知道了。元帅难道可以不承顺天意、不使人心和谐吗？请用兵器作比喻：箭能够射远、穿透坚硬之物，靠的是力量；能够命中目标、剖析细微之处，靠的是心志。宋朝固然弱小，但人心已经承戴七代仁德；大金固然强大，但人心还没有完全归服。若论大金在河北的政令，大金向河北施布了什么德惠，以至于要百姓怀柔归附？正因为如此，河北人才不敢承受命令。如果恩惠真正施加到河北，只要官府所守的法令合理，谁敢拒绝大金的命令？元帅舍弃这些办法而谋求，只有利益是务。利益的声名日益传播，大德却渐渐衰微，河北将归向哪里呢？河北这片土地号称形势深厚的地区，本来就是取之不尽的粮仓和财府。如果能够镇抚并占有它，还用得着只谈金帛吗？元帅如果一定要得到河北，那就不可行了。大金与大宋结好，根本在于礼；礼不可缺少，没有礼就会发生混乱。这就是我私下忧虑、过度谋划的原因，担心宋朝不能侍奉大金。如今宋朝的存亡，权力掌握在元帅手中；存亡有两种情况，不可不知道。百姓的心愿，是希望宋朝保存；奸雄的心愿，是希望宋朝灭亡。宋朝保存，百姓就能安定，所以说这是百姓所希望的；宋朝灭亡，四方就会蜂拥而起，所以说这是奸雄所获利的。自古取得天下，难道全在炫耀兵力吗？关键在于确定名分。如今天下就像一只奔逃的兔子，百人都去追逐它，并不是一只兔子可以分给百个人，而是名分尚未确定。把兔子卖到市场上，盗贼不敢夺取，是因为名分已经确定。所以名分未定，即使凭元帅的强大，也不能拥有河北；名分一旦确定，即使凭宋朝近在咫尺的一纸诏令，也可以使河北归服。自天地分判以来，疆域有所限制，中外不混杂居住，两国不共同治理。考察前代史事，可以作为证明；契丹取得割让的整个燕地而据有它，是耶律对石晋有恩，并且借助了中原的力量。假如耶律没有挟持石晋的诏命，天下怎么知道名分应当归向谁呢？所以说，为元帅谋划，没有比亲近宋朝更好的办法。元帅不要依仗甲兵众多，而要拥有不灭亡宋朝的心愿。宋朝虽然微小，却连绵占有四百州，怎么知道其中不会有豪杰之士兴起呢？

译古语说：百姓的哀号，是新君主兴起的凭借。豪杰一旦兴起，就不是元帅所能抵挡的了。请让我说明其中的利害。宋朝为什么不能抵挡元帅呢？太平日子太久，百姓不知道战争；而大金的军队把军营当作家，把骑马作战当作生计。宋军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都顾念自己的家人，各自心有所牵挂，所以容易败逃。因此元帅驱使几万军队，可以在中原得志。如果豪杰同时兴起，那么中原人也会把军营当作家，把骑马作战当作生计，于是像蜂群聚集、蚂蚁汇合一样，各自为报国家之难而战；等到拿起武器追逐敌人，元帅还能在中原横行吗？也可知道元帅不能做到。三国鼎立的时候，元帅还能在中原横行吗？我也知道元帅不能做到。因为采取游击进攻容易取胜，坐守防御却难以建立功业。为元帅谋划，不如收起铠甲、休止兵戈，不必向百姓用兵，以此亲近宋朝。宋朝处在倾覆之际，承受您的恩赐，将世世万代报答您的恩德，没有穷尽。我私下担心事情突然发生，元帅舍弃万世之德，却造成新君主的仇恨。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已经十分明白了。我只是一个布衣之士，长久困居太学，平民的性命极其微贱，而牺牲自己又很容易。我居住在这座被围困的城中，既不是为了替宋君办事，也不是守城人的骨肉亲戚。然而每当想到天地之间，以人为贵，便不能不动心。古人砍一棵树、杀一只野兽，尚且有时不忍，何况同样称为人的人，却彼此互相屠杀呢？我私下认为元帅这次出兵如果仰慕义理，功德将无穷无尽，因此冒昧在军前进言。伏望元帅如果认为我的话有可取之处，就宽容文武将士的愤怒；如果认为不对，就请先杀我示众。责张邦昌反正书　胡舜陟 我私下观察，相公登上正位并非出于本心，而是外有金人兵革威势的逼迫，内有对百姓遭受涂炭之苦的忧念，实在是不得已，才总揽权柄。自从您临时摄政以来，谦虚谨慎，畏惧收敛，发布命令和日常起居都不敢与至尊相等；所以从士大夫直到民间的僮仆，全都一致称颂，都知道相公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金石，不肯早晨面向北方侍奉别人，晚上又面向南方而使自己灭亡。由此可知，相公身处富贵尊崇之位，只是暂且采取权宜办法，并非执意把它当作自己的所有。如今金人已经返回本国，君臣之间的大义怎么可以有一天废弃呢？以相公的高明通达，释然交还权位，应当不难。只是恐怕奸邪之言迷惑您的明察，说金人值得依靠，说帝位不可丧失，说自古有亡国就必有兴国；这些都是小人的短见浅谋，只顾眼前利益。天下哪里会有一个人不在心中怀念赵氏？自从二帝播迁以来，人人都为之泣血，只恨敌国势力强大，力量不能挽回；因此，兴灭继绝、报本反始，天下正寄希望于相公。如果振奋起来作出英明决断，斥退奸邪言论，使已经灭亡的赵氏宗祀得以保存，这就是伊尹、周公那样的盛德之事，名声与天地同样长存，福泽流传子孙，无穷无尽。如果委曲迁就小人的话，顿时丧失君臣大义，那么中原的战争将接连不断，百姓遭受屠杀，还会有多少活人呢？相公不得已登上帝位，难道忍心再让他们变成这样吗？如今四方勤王的军队像云气蒸腾、雾气聚集一样，都是为赵氏而来，难道肯听从您的号令吗？关起城门拒绝他们，简直同儿戏一样。伏望立即下达指挥，端正名位，请元祐皇后在内垂帘听政，相公以太宰身份在外处理政务，特别派遣大臣前往迎接康王，并把这件事明确告知将士，谁不会欣然悦服？这实在是天下的大福，也是相公卓越的特殊功勋，是万世难逢的时机。伏望采纳我狂妄浅陋的意见，认真考虑。见谢给事书　汪藻 古代想凭才能在世上显名、又想通过大贤君子来得到任用的人，有的跟在装载礼器的车后站在堂下，有的敲着牛角在车辕之间歌唱。更有甚者，有人扫大贤家的门、拜其车后尘，只希望得到一天的顾盼。我切以为，人的才能如同金石会发出声音，芝兰会散发香气。只要实际才能已经树立、声名已经确立，就自然有显著而不可掩盖的地方，何至于作出区区乞怜、自苦求人的姿态呢？然而假使为了伸展自身而屈曲正道，即使像水北山人、终南捷径那样深居简出、紧闭门户、坚决拒绝别人，这对于出仕和退隐的安排又有什么补益呢？如果确实是委屈自身而伸张道义，那么来求见的人不勤恳，主动告知的人也不真诚；见到他的人不恭敬，他给予帮助的人也不会到来。即使承担陪侍的劳苦、遭受执鞭赶车的屈辱，也不妨碍这仍然是喜好贤才、仰慕善行。大贤君子当从容侍立于君主面前，自己担负天下的重任，吐气如珠玉，叱咤便能生风云。他的权势地位越尊贵，门墙也越高峻；门墙越高峻，不是平素侍奉在身边的人，最终就没有谁能够进去。等到他离开国都多年，对当世事务绝望，解下事权的束缚，自在地生活在逍遥之地，这时不只是普通卑微之人可以接触他的余光、承受他的余泽，即使樵夫和乡野老人，也有时可以与他同游、争席而坐。在这个时候，是他的自身遭遇不幸，而遇到他的人却幸运。所以委屈自身而伸张道义的人，往往会来归附。我从孩童时就听到阁下的名声，如同东方初升的太阳，虽然还没有光耀贯天，但温厚的气息本来就足以感动人；又如清济河的水流，虽然还没有浩荡地流遍大地，但滋润万物的功效本来就足以成就事物。因此评论者把王佐之才的美誉许给阁下。后来我叩访贤士之门，听说南方求学的人和中朝的士大夫，没有不以能够同您交往为荣耀的。我慨然想列身其中，可是阁下当时正任谏官，我以微贱的身份，不能与您交往。近来我隐迹于此地，而阁下也正在这里，我私下感到欣喜庆幸，以为终身希望而不可得到的事，如今竟得以承受您的谈笑。然而又怎知上天不是要让我公暂且留在此地，以满足想见您的人的心愿呢？不过天下的道理，没有比相互知遇更难的了。有求而不得的，也有不求而自己来到的，应当是冥冥中有相助之人，并非人力所能做到。所以有人只凭窗间偶然一面，终身不能忘怀；也有人家中住着名士三年，却始终不能察觉，这难道可以只用相处长短、关系亲疏来计算吗？我对于阁下，生长之地相距千余里，做官时的地位悬殊得无法尽言，而且又没有肺腑之亲，没有介绍人预先替我说情，究竟凭什么能够获得您的知遇呢？若说仅凭这样就取得阁下的知遇，那么同那位三年住在家中却没有被察觉的人相比，已经算幸运了；同只见一面的人相比，更有天壤之别。听他的言语而知道真伪，观察他的仪容而辨识邪正，考察他的文章而看出修养，也足以粗略了解一个人了。若说一定要在办事中考验他，等待很久以后才察看他，那就不是忠厚宽恕之言了。因此我冒昧请求通报求见，并以自称无能的言辞自托，把它作为见面礼。惶恐屏息，等待您的处置。答郑教授论文书　程俱

译近来承蒙您赐给我书信，以及您所写的六篇文章，并且告诉我您读书作文，遗憾不能达到古人作文的境界；您又说世人没有可以交谈的人，想让比自己先行一步的人提出能够警策自己、弥补不足的意见，却过分地推重我。虽然您爱好学习确实如此，但您过分推重我以及那些称赞借重的话，我都不敢承当。不过讲论学问已经废弃很久了。古代士人彼此相处于闲暇之中，所谓互相切磋琢磨的益处，正是为此，难道只是老师长辈的责任吗？然而古代所讲的学问，不过是品行和文章罢了。文章用于世间的历史已经很久，六经和诸子百家的著作都是文章。世人有人把经学和文章分别视为两件事，这样一来，他的文章就没有穷尽实质。况且六经正是义理所在；文章如果不以义理为根本，哪里配称为文章呢？文章本来就不能轻易谈论。从前的作者，从六经、诸子百家，到世代相传的史书、方外之书，没有不读的；读过之后，对取舍是非便能明白于心。探究它们的根源，撮取其中的精华，摘取其中的实际内容，胸中充满浩瀚宏阔、纵横奔放的思想，然后时时从文章辞句中发露出来。因此，不违背圣人之道，能够经世致用、流传久远的文章，都是由此而成。那些灿然显现出来的，是我的文章；为它提供资粮的，实际上是六经、诸子百家以及历代典籍的传承，也是我自己领悟所得的东西。然而看不见它们的具体痕迹。这就像饮食：稻米高粱、肉脍烤肉、腌肉肉酱、水果蔬菜，没有不吃的；它们用来滋养血气、充实肌肤，其中的作用无法逐一计算，却渐渐浸润于体内，充盈融合到全身，这实在是饮食的滋养。若吃一升饭，背上就果真长出一块饭；吃一片烤肉，脸上就突兀地隐现一块烤肉，那也就不能算人了。说的不是这种情形。所以知道诵读六经、诸子百家和历代典籍的传承，并将所得发露于文章，绝非一日积累、仓促之间便能完成的功夫；这正是学问可贵的地方。把道理发露出来而见于自身的行为，也是同一个道理。既然如此，文章本来就不能轻易谈论。看您的文章，如您给我看的书信和策问之类，以及《下蔡县门记》《毛内相书》，似乎已经有明显进步了。按时间来算，不过才几年；而您又不断进步，像这样发展下去，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我确实喜爱您的才质之美，因为您对于细微言语和琐碎事情都不苟且，又如此嗜好学习；既然有志于此，长期从事下去，我知道这件事不能轻易论定。我只希望您达到古人所达到的境界罢了。我本来空疏无能，却承蒙您殷勤相问，冒昧把浅陋的见解陈述在前，只希望您加以选择罢了。我荒疏昏愦，文章也不好，常常记住一件忘掉十件，不能把所谈的话全部说完；我的见识浅薄，只能姑且希望将来再详谈。上个月当面谈到您所说的“文章以气为主”，并不是指豪迈张扬、盛怒外露、言辞高亢、节奏急促，而近似柳子厚所说的情形，大概是不按寻常次序而自然流露。给李枢密（纲）论事书　程俱 我私下认为，天下多事，选取人才的途径虽然不可不扩大，但也应当使君子和小人各自处在适当的位置，不可以因为艰难多故便颠倒施用、错置上下。什么叫各得其位？就是一向让君子役使别人，让小人被别人役使；君子治理人，让小人接受治理。这样，即使市井中的屠夫商贩、会鸡鸣狗盗之术的人，以及成群的盗贼和大奸猾混杂在一起并被任用，也不会造成危害。何况如今同汉高祖时不同：汉高祖从平民起兵，正与豪杰争逐天下，所任用的不过是将领、人才和谋士，不像如今建国拥有天下已经二百年，所谓圣明智慧的法度、适合治理的工具，都具备于主上；继承事业、传下基业，正应当同贤能之人对内维持纲纪，对外抵御防备敌寇，即使在艰难时期，也不可失去体统。况且汉高祖所取用的，都是确实有名的将帅之才，只是乱世中无处施展，恰好在市井屠贩之中，并不是取得市井屠贩的才能而授予他们名位。至于叔孙通所推荐的群盗，也都只是善于作战而已，并没有让他们参与经邦治国、谋划国家、治理百姓。萧何、曹参虽出身刀笔小吏，也有贤相的才能，只是乱世中无处施展，正好处在刀笔吏之中。看他们所建立的功业，可以发现他们有宏大的谋略和深远的见识，又有把天下公事置于私利之上的心志，持身恭敬谨慎，辅佐治理清静无为；后世的名相和大儒有许多感到惭愧叹服而不能及，不能把他们一概而论。我私下担忧，主持国政、承担事务的贤人急于建立功业，广泛搜罗人才，却不研究古人为何如此做，只执取他们表面上所说的道理；既不遗弃市井屠贩，也不遗弃“任用贪婪者、任用犯过者”之说，但思考却没有达到其真正含义，因而取人不精。事业确实不能拖延，但如果使君子和小人不能各居其位，就只足以败坏事情罢了。几十年来，把凶暴强横、冒犯上级、无所顾忌的人当作敢作敢为；把刻薄、贪婪、浮躁、夸诞、傲慢的人当作有智谋；把居家时专门抓住官吏的短处、靠奸诈谋利而致富，做官时对下属如同捆湿物一样严酷、任凭喜怒施展私意的人当作才干豪迈；把窥伺上级脸色、在权利争逐之际钻营求取的人当作机警。像这类人，虽有一点小才，可以让他们受别人役使，却不可以让他们担任一方师表的职务；可以让他们受人治理，却不可以让他们处在承接政令、宣扬教化的位置；可以让他们任一官、办一事，却不可以让他们牧养百姓，更何况超过这些的职任呢？让这种人治理一个州，一个州就不得安宁；治理一路，一路就不得安宁。不但不安宁，百姓也不服从。天下人既不安宁又不服从，还想建立功业，难道可能吗？否则，放纵他们极其凶暴急躁的心和谋求利益的手段，也会终于导致祸乱。那就只有灭亡罢了。天下的百姓遭受兵革、经历离乱之后，如果又让这类人来临治其上，使他们依仗权势、倚靠法令来肆意施毒，这也是极其不仁的行为。譬如用荙草作柱子，让狼去牧羊，结果只能是倾覆压毁、伤残百姓；那些百姓本来都是无辜的。这正是我这个寡妇也要忧虑国家经纬之事的心情，所以不得不强行絮叨而深深忧虑。愿明公不要忽视我浅薄鄙陋的想法，假如认为它有道理，请替明主精心说明，这也是天下的幸运。上给赵枢密（鼎）论恢复书　朱松

译我从来没有一天在门下效过洒扫之劳，但一直在下风听闻。阁下评论天下士人中可以参与此道的人，即使是没有听说过姓名的人，也一定列在其中。因此我长久以来想搜集平昔那些粗陋的文章，借助介绍，把它们作为见面礼献给您。只是又想到自己自成年以来，曾妄自有志于古人之学，回头看年轻时所作那些可惭愧的文章，虽没有扬雄雕篆那样的工巧，却也有过同样的悔恨。我实在不愿拿这些东西在当世求见，更何况君主和宰相正在朝廷上忧劳，统揽群策，率领激励众人的志气来谋划恢复，尤其不应当只凭篇章言语来衡量人才。因此我小小的愿望又没有机会在阁下面前呈现。近来天子提拔阁下掌握兵权，又把四路之地交给您：东面抵达河、华，西面包有巴蜀，向外连接陇阪，南面直到荆、汉，延伸数千里，使阁下持一节统护诸将，节制他们的进退。从太守、部刺史的升降黜陟，到政令施行，都可以不必请示；所承担的权力、责任和忧患，可以说是重大了。有人说阁下肩负四海的希望，应当留在朝廷调护根本。我却认为不然。近来枢密院的大臣承袭家学，提出误国的计策，说秦、蜀、襄、沔的得失不足以影响我们的轻重，因此漠然置之，不加考虑；直到现在赖宗庙社稷之灵使圣心醒悟，才贬斥其说而不采用。金人保有三秦，又分兵不停地袭扰，来使我们疲惫；他们的意图没有一天不在东南。假如不幸秦、蜀边郊出现像蚁穴漏水一样可以乘隙而入的机会，那么东南将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还谈什么中原呢？假如阁下能够安抚平定反侧之人，安辑离散的民众，抚慰士大夫，使他们向东响应，以发扬祖宗盛大的德业和遗烈，那么中兴的功业仍然可以指望在数年之间实现。我之所以虽然有幸承蒙门下知遇，却正因忧虑天下大势，不敢因为您远离我所依归之处而产生私怨。区区管见，心中不能自已，怎敢不把它告诉执事。身处朝廷之外而承担事务，外面有垂涎侧目的人，危机交相逼迫，片刻也不能停息；内则率领、激励士大夫，使各自履行职责，奔赴边疆效命。因此这种形势不能不使权力专一，权柄不能不加重。权重而势专，是君主最为厌恶的事情，间言也容易被君主听进去。人只要无所贪求还好；人人都求得到自己所想要的，而形势又有不能满足的地方，于是失职的人增多，谗言奸邪也越来越多。积累众人的谗言，投向君主容易听信的时机，这就是天下的危机，也是仁人志士深深忧虑的地方。君子在这种时候，一定要寻求同心。同心同德地加以辅助，使他们处在君主身边，启发君主的聪明，完善君主的心志，而不要产生妨碍功业、损害人才的意图，这样功业才能成就，国家也可以保全。《诗经》说：“那位贤臣是谁？是张仲，孝友兼备；吉甫出征，四方贤才都在君王身边。”就是说，应当有像张仲这样的人在其中调和辅佐。因此才能舒展四肢、竭尽全力报效国家，而没有后患。裴度率太原军队讨伐镇州人时，元稹一类人在其中阻挠，所以大奸猾之徒得以逃脱诛杀，最终不能建立功业。如今正当战火在原野交错、战机取决于朝廷之时，君主身边的人只要稍有不合君心，那么即使在皱眉微笑、俯仰顾盼、唯唯应答之间，也足以败坏我们的事情；并不一定非要坚持力争，才能满足自己的私意。为阁下谋划，如今朝廷中的大臣，凡有像张仲那样可以同心同德、协助您的，就应当明确向皇上说明，并厚意结交他们，一定要寻求有利于国家，而不要顾忌他们会使我们的功业成功；这样我们就没有内顾之忧，可以专心处理疆场事务。今天的忧虑，还有什么比这更急迫呢？其次不如弘扬德义，培养忠信，以挫败那些穷极奸诈、凶暴到极点的人。世人常常忧虑儒者的言论迂缓而不切合实际；等到看见羊祜、陆抗处在倾侧动荡的形势中，却仍然从容拱手揖让，具有三代辅佐君王的遗风，然后才知道先王所以能够得志于天下的道理，完全可以在后世实行，并没有什么困难。古代君子处在敌国相互倾轧的局势中，覆灭敌军不足以称为勇武，毁坏敌城不足以称为强大；只有能够秉持天下的大义，以宽和渐进的方式浸润百姓之心，使他们想要放弃我方却又做不到。这样一来，谁还会同我们为敌？到了后世，却把苟且当作原则，凡是能够欺诈敌人而达到目的的事情，即使触犯天下公认的错误，只要能获得片刻安宁，也安然去做。秦凭区区虎狼般的强力，自称天下无敌，气息尚未平定，子孙便被屠戮，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后世君子对于羊、陆的事迹，私下有所取法。北方军队自从覆灭京师以后，横行中原，饮马于江海之滨，仍在四方徘徊，似乎还带着不满足的神情。即使拓跋、耶律的暴虐，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善于观察天下形势的人，必定利用我们的短处，设法做到敌人所不能做到的事。如今的计策，应当依照羊、陆的规矩，努力扩大安抚和防御的谋略，不必一定要斤斤计较于首先立功、俘获多少之间；要使沦陷的百姓知道，我们之所以动用兵革，完全是想把自己从水深火热中拔救出来，并不是为了谋取利益，使敌人咆哮吞噬的势头不能得逞。敌人因而萧条疲惫，终将不待折损便自行灭亡。这就叫作日计不足而岁计有余，是不可忽视的。另外我又听说，纠正弯曲的东西必定会矫枉过正；君子对于道，只求合乎中正罢了。如果存心矫正，这本身也未免带有私意。过去西帅的失误，正是由于自以为大功必定能够成就；因此从今天看来，不能不说有夸大之过。如今如果惩戒过去的过失而过分自我贬损，恐怕会使精神气概消沉，士气不能振作；君子们仰慕此人，只怕他不能成功，因此又不能不为过分计较得失而忧虑。阁下幸而留心听取，其中或许有一两点可取之处。（朱文公说：先父吏部公的文章汪洋恣肆，看不见边际，好像河水刚刚到来而奔腾拥挤，浑厚浩大，流转不息，片刻之间变化万端，难以形容，别人也很少能够赶得上他。然而先父从未因此自我得意。有一天，他感慨地看着自己的文章，叹息说：‘这样写文章，文名固然昌盛了，却离道越来越远。为什么呢？’于是又发愤自我约束，更加广泛地取读六经、诸史和诸子百家的书，伏案研读，来探求天下国家兴亡、治理与混乱的变化，以及当时君子应时通变、先后本末的次序，期望能够有所发挥，形成议论，落实到事业上，成为贾长沙、陆宣公那样的文章。） 《答张定夫书》　汪应辰

译承蒙您把旧作四篇赐示，其中至理和深奥旨意，都是自有心得而后世学者尚未听闻的，实在庆幸，实在庆幸。不过其中关于鄙人的浅陋看法，仍有不能没有疑问的地方，冒昧试着说出来，以求教于执事。听说圣人的教诲有小学和大学之分。像《周官》所说的六艺，以及来信所说胡安定教人学习吏事、了解兵事和水利、象数等事务，这属于小学。像《中庸》《大学》所说的内容，则属于大学。学习本没有大小之分，小学大概正是用来成就大学的。孔子说：‘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知识，就可以做老师了。’又说：‘从下学起而通达上理，了解我的，大概只有上天吧。’假如局限于一项技艺，而没有获得新知、通达上理的功夫，便不免停留在技艺完成而境界低下的地步，远离戒惧而陷于拘泥。后世学者高谈微妙玄理，却疏略名物制度，超越规矩法度，空荡荡地没有可以执持遵守的东西，空虚而不适用于实际。像这样的人，不仅不懂小学，也不是大学所应有的学习。有人以刑名法术来标榜自己的学派，以章句训诂传授门徒，浅陋而没有法度，广博却缺少纲要。像这样的人，不仅不懂大学，也不是小学所应有的学习。由此看来，学习没有大小之分；懂得其中一端，便可贯通万事，否则两方面都会失掉。自秦汉以来，直到二程先生，才有人能够阐明精微的言论，使学者知道本末并不是两件事，体用同出一源，圣人的书也才真正可以读懂。他们对于道的功劳非常大。来信说荀子、扬雄、王安石、韩愈当然不能同他们相比，这可以作为定论。但您仍说他们所讲的道是对的，只是教人的方法不对。我私下认为，学者所学的就是这个道，教师所教的也就是这个道，不应在道之外另有一套东西来教人。让人沉浸渐染其中，像冰块融化一样豁然明白，心情怡悦而道理顺畅，那么即使不重责、不严禁，人也会自然归向善道。那些欺诈虚伪的做法当然不对；用这种道理来治经、读书、作文，又有什么不可呢？那些自甘处于卑陋境地的做法也不对。胡安定的学问，后来的学者不能知道它的详情；还是说他的学问止于这一层呢？或者还有所谓获得新知、通达上理的功夫呢？这一点我还不敢轻率评论。《与朱元晦书一》　汪应辰 承蒙您把延平先生的铭文交给我撰写。我自顾才德浅薄，哪里足以阐明道学的美好？所幸元晦已经为它编次论述，内容都很详备，或许可以有所佐证罢了。福唐久旱，我奔走祈请，仍没有得到充分降雨，早晚忧惧，不知如何是好，怎么办，怎么办！如有教诲督正，实在是我的幸运。魏公再次前往淮上，他的用意一定有不能让人知道的地方。只是同堂同席，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不知这样做是否可以？令人时时念念不忘。私下听说元晦日后一定会再次到延平，如果能因此屈驾来访，那是莫大的幸运。二 丞相说曾写信招请您，又用堂帖催促您动身。自从收到您亲笔的帖子以后，便寂然没有后续消息，不知君子的行止如何？我早晚勤切仰望。夏日炎热多雨，恭敬地祝愿您的德业和身体都平安幸福。元晦应当来一次，似乎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如果来了以后还有什么不安，那责任就在我了。总之，自己所能做到的都已经做到，然后才可以无愧于道。希望以这个道理为准，不必过分疑虑。我的疏浅拙劣最没有补益，仍希望您不要怪罪。临行之间，或许能在这里得以拜见，以便尽情谈说想说的话。《新安文献志》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九 （明）程敏政撰 ○书 《答程成甫书》　朱熹 我服膺二程先生的教诲已经多年了，虽然有幸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却仍以没有能够认识他们的子孙为遗憾。如今承蒙您赐信，欣喜感动无以复加。又承蒙您详细叙述家世世系和品行事迹，使我得以听闻；同时又感叹大贤的后代中间流落而不得志，竟到了这种地步。更严重的甚至沦陷隔绝而无人知晓，唯独庆幸贤者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守住家门，不失去他们问学的传承，这还足以自慰。如今本郡博士又能屈尊延请您，使您成为学校的重望。他所寄望于贤者的，难道不是希望您穿先生所穿的衣服，诵先生所说的话，行先生所实行的道，以此警策激励那些求学的人吗？承蒙厚意殷勤，我冒昧申述这些话，以表达我的一点心意，只希望左右能够记取。《与程允夫书》　朱熹 往年我错误地想要作文，近年颇觉那不是我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于是已经停止，不再留意其中。这样一来颇觉省事。我讲学近来拜见延平李先生，才略微窥见门径，却又被疾病乘袭，不知最终还能不能从事于此。大体说来，这件事以涵养本原为先，讲论经书旨意只是用来辅助它罢了。从前涉猎太广、出入不定，没有适从之处，名义上叫作学问，实际上有什么呢？也很可笑。您来信谈到苏氏、程氏之学，我的意见是两家的学说不能相提并论。黄门的议论和所守持的，仅仅推尊他的兄长，认为是颜子以来第一人，恐怕并不正确。近来因读《孟子》，发现他论说到紧要处便有偏差，养气一章尤其缺乏条理；由此看来，他的学术渊源和来历并不深。《正蒙》建阳旧日有刻本，近来很久没有见到，等病情稍缓，当替您寻找询问。不过这部书精深而难以窥测，归根结底，它的根本原则不超出六经、《语》《孟》。您且熟读《语》《孟》，用程门诸公的学说去求索，涵泳其中，自然会有所心得；然后再按次序读这类文字，才会看出它的好处。如今不必杂乱广博地阅读，那样反而无济于事，也无法收拾。如果果真能从这里得到意味，那么世间有一种无关紧要的文字全都是妄言和浮华之语，自然没有工夫去看了。近来把诸家论《孟子》的文字汇编成一部书，已经完成稿本；又把《诗集传》编成了，现在也将完成。《国风》《小雅》两部书都颇值得观览，或许对初学者有益。遗憾不能让我的弟弟看到，也遗憾相隔稍远，不能让弟弟来帮助我共同完成它。（程君允夫，是文公先生的内弟，曾经撰写《尊德性斋铭》。家书中的问候诚恳周到，尤其充满忠厚亲爱之情；君子的片言只语，都足以使人观感，竟然如此。虞集恭敬记。）紫阳朱夫子对于程氏是外甥，允夫是他的内弟。这封帖子言辞和心意质朴直率，亲近爱护之情格外深厚。世上的人即使是同胞兄弟尚且不相体恤，何况关系疏远的人呢？读到它的人也可以自行反省了。（乡后学汪泽民恭敬记。） 《与汪伯虞书》　朱熹

译正月十一日，同郡朱熹叩首回复：伯虞茂才、乡中前辈执事，熹的外家与您有姻亲之好，而您又是文人中的前辈，久客闽中，我未能得到一次拜见；只是庆幸能从亲友之间听到您的美好声誉，稍稍以此自慰。如今承蒙您不以路远为嫌，寄来长信，礼意已经很隆重，而信中称许期望我的话又超过了实际，我不敢当。承蒙您告诉我尚书金公名堂的用意，使我能够赞说一言，实在庆幸，实在庆幸。金公也是我先辈的朋友，我前些年曾经拜见过他，距临安转眼已经十七年了。把您的教诲反复读了三遍，仿佛又能够望见他的衣冠、听到他的声音，感慨不已。金公对您厚爱有加，而他劝告您的话又恳切而恰当。邕州使君曾来相见，张荆州、吕著作都称赞他的才华；如今读到这篇记文，又由此看见他的内在修养，更加遗憾没有能够听到您议论的余音。只是二公对您的期望，都不是别人所能相比的，关键只在于您明辨精择并努力实行罢了。何况像我这样浅陋的人，又将凭什么来辱没您殷勤的礼意和聘请呢？加上我本来拙劣疏浅，刚刚接触政务，公事私事都匆忙繁忙，每天没有空闲，尤其觉得荒疏生涩，不能把胸中想说的话一吐为快，只能借着风来恭敬致谢，先行回复。早晚如果能够脱离这里的羁绊，回到田间躺卧，在呻吟病痛的间隙，才当有机会报答执事。您惠赐的墨迹很多而且珍贵，我还没有东西可以回报；这里的石刻各送一份给您，幸望您加以观览。还没有承蒙会面的日子，正希望您增进德业、珍重自己，以慰藉我的愿望。不再详述。《答汪太初书》　朱熹 四月八日，同郡朱熹叩首回复：汪君太初茂才足下，我与您虽有幸同处一乡，却因为先世流落闽中，所以很少能够同故乡的贤人君子交游。不过我的心一天也不曾忘记父母之邦。近来随着任职文书来到庐阜，同郡诸生中偶尔有肯来拜访的，而足下却先寄来了亲笔信。把您的教诲反复读了三遍，欣喜庆幸无穷。又承蒙您把文章编本给我看，更加敬仰您德业学问的盛大，只遗憾没有能够从容地稍稍侍奉请教。不过我私下曾忧虑近世学者不知道圣门实学的根本和次序，沉溺于老氏、佛氏的学说，没有致知的功夫，没有力行的实际，却常常妄想在天地万物、人伦日用之外另有一种东西，空灵玄妙而不可测度。他们的心悬悬不安，只希望侥幸一见这种东西，便把它当作最高境界；至于天地万物本然的道理、人伦日用当然的事务，都认为不是重要精妙之处，只可以姑且保存而不妨害罢了。天下的士人如果不立志求学，就会泛泛无所执持，听任物欲驱使；幸而知道立志求学，却没有不懈怠于这一方面的。这个弊病困扰我已经很久了，却不知道应该怎样改正。我曾经深切地把这些话对康、胡二位说过，如今又冒昧把它作为对左右的奉献。不知道高明认为这些话对不对？或者我曾听说：学问驳杂的人看似广博，学问简约的人看似浅陋；只有先广博而后简约，才能不流于驳杂，也不被浅陋遮蔽。所以《中庸》把明辨善道放在诚身之前，《大学》把诚意放在格物之后，这些都是圣贤言论中可以考察的次序。足下请试着思考。尚未立即会面，唯愿您增进学业、珍爱自己，这是我的祈愿。《答程泰之书》　朱熹 我昨天听说《禹贡》一书已经编成，辗转借阅多年，才得到全本；仍遗憾图绘容易出错，其中有些地方难以考究。近来才得到温陵刻本，展开地图对照说明，便如同指点掌中之物，实在庆幸，实在庆幸！这部书流传下来，对学者很有益处。不过我先前在南康住了两年，那一带应当在彭蠡、九江、东陵、敷浅原之间；但考察它山川形势的实际情况，却很不相合。因此考究各家说法，怀疑晁氏关于九江、东陵的说法，认为把它们解释为洞庭、巴陵是可信的。长江水流从澧水向东，便到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以东。如果说九江就是今天江州一带，那么在它下游稍向东，便会合于彭蠡湖口，不应说到东陵之后才向东转而向北，在汇水处会合。晁氏论敷浅原，也有道理但还不完备；详细考察经文，敷浅原应当是衡山东北一支山脉的尽头，我怀疑就是今天的庐阜，只是没有明确文字可以考证。德安县的敷阳山在庐山西南，所以称为敷阳，并不是因为那里就是敷浅原。如果按照旧说，把敷阳当作敷浅原，那么这座山很小，也不是山脉的尽头。如果又按照晁氏的说法，把它解释为江水入海的地方，那么应当是今天京口所经过的水道，也就不只是九江了。如果从衡山东北的尽头来说，那无疑就是庐阜。大概长江水系从岷山向东南到衡山，又从衡山东北到这里；九江的源流从这三座山以北流出，都汇入洞庭而注入岷江，所以从衡山到这里，必定要经过九江。这是我根据地势考察，冒昧认为如此；不知道再参照其他书籍，是否相合，又会怎样？只是著书的人大多凭臆测，并不一定亲自到过、走遍过，因此他们的说法也难以完全依据，未必像今天亲眼看见那样真切明确。阁下从前本来就曾经行经此地并留意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又以博览著称，一定有办法加以验证，所以我冒昧献上自己的疑惑，恭敬地希望您能够教诲我，这是我的幸运。《答滕德粹书》　朱熹

译我与足下虽有幸同处一乡，但先世以来已经离开故乡，中间才回去过一次，扫墓并探望宗族姻亲，如今又过了二十多年，因此对于乡里后来出现的俊秀人物，很少有机会接识；算来彼此没有往来，也已经很久了。如今您的兄弟二位竟特意屈尊来信，信中称说过于盛美，不是我所敢当的。不过您所谈的求学之意，正是我对乡里人所殷切期望的，实在庆幸，实在庆幸！求学的人最怕不知道归依趋向，也不知道遮蔽损害自己的东西，因此在岔路上徘徊，找不到入门之处。如今足下既然知道程氏之学不异于孔孟的传承，又读过他们的书；也知道科举会夺去人的志向，佛老之学归趣不同，这些都不足以从事，那么只要沿着这个方向确定取舍就是了，还有什么疑惑，要千里迢迢来问我这个无能之人呢？想来是对于想要舍弃的东西，还没有在胸中彻底摆脱；想要追求的东西，又杂乱地一齐推进，未免有贪多求快的心意，所以虽然知道道理，却仍不免有茫然无所得的叹息。足下如果确实有志向，就暂且把那些放在一边，把精力专注于这里；选取一本书，从头到尾阅读，每天玩味的内容不要超过一两章，用心思考并亲身实行，好像不知道还有其他书一样。像这样读完一部书，然后再换读另一部，那么长期渐渐涵养，内心会安定，道理会明白，也就将能够自有所得了。《论语》一书，是圣门亲切的教训，程氏用来教人的内容，尤其把它放在首位。足下如果不认为我的话不可信，希望就从这部书开始。我借风寄托谢意，其他事情来不及谈了。您兄弟的来信主旨没有不同，所以不再分别回复，幸望体察。《答汪叔耕书》　朱熹 十月二十三日，朱熹叩首启告：叔耕茂才、乡中朋友，承蒙您屈尊来信，又把诗文论说寄示甚多；我反复读了几遍而不忍放下，足以看出您尊崇乡里、勤勉求道的情意和捍卫道统的迫切，也看出您在词章方面用力如此广博而专笃。只是我年老衰退，对于道没有什么见闻，不足以承受您希望我过目的心意；年轻时粗略接近笔墨砚台，始终不能窥见作者的门径，而且自己也觉得那些东西原本对自身和世事没有补益，于是便决意放弃，不做这件事已有几十年了。对于您所论说的内容是否正确，我又没有办法加以判断和评定。不过我私下考虑，尊崇乡里、捍卫道统的殷切，不如探求所谓的道，并在自己身上修养它作为根本；在文章辞藻上用力，不如穷究经书、考察历史以求义理，并把它落实到事业上来得实际。人既有这个身体，那么所禀受的常性和法则本来就在自身，不断向别人求取，哪里比得上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求取？与其凭口舌奔走游说，希望自己的主张在世上实行，哪里比得上自己先得到它，再听凭上天决定它是否被采用？至于文章辞藻，不过是一种小技艺罢了；说它切近自身，它不足以治理自己；说它影响长远，它又不能用来治理别人。这对于人心的存亡、世道的兴衰究竟有什么关系，值得这样比较利害，勤恳反复，写成连篇累牍还不厌倦吗？足下志向高远，才气明敏果断，远远超过常人；可是您所采取的学习方法还不足以配合这种天资之美，我私下为此感到惋惜。又想到您这样厚重地看待我，不忍忘怀，也不敢不把我的愚见全部告诉您。足下试着想一想，如果果真能够舍弃旧习而谋求更新，那么保持操守、存养心性和探究学问的方法，自然本来就有次序。请容我以后再说；来人将要回去，姑且先这样答复。天气渐寒，请千万顺应时节，亲自珍重自己。不再详述。《与祝直清书》　朱熹 朱熹叩首。直清贤表，解元昨天回到乡里，多次有幸得到拜见，承蒙您抚慰存问并加以教诲，恩爱十分深厚。分别以来时时记挂，祝您起居万福。我在侍奉家人身旁，幸而还没有什么不足之处，劳烦您远方挂念。我闭门隐居，读书中有值得快乐的地方，只遗憾不能与您共同分享。近来拜见太叔翁，他读到《论》《孟》训释，能够透彻地看出程氏的道理，涵泳其中，颇多好处，很合我的浅见。其间有疑惑之处，我不敢凭自己的看法作定论，等您荣归后再讨论，暂且留下不说。遗憾这里的前辈寥寥无几，幸好古田林择之邀请我到他的家馆教授学生；野二人所见明白而切近。又得到湖南张魏公子钦夫的一两篇文字，看来其中见解正当，颇有发明，想前往拜见他，一同讲解我所疑惑的地方。一千多年间，道学不明，士人局限于耳闻目见，不能知道如何入道成德，他们的见识和趣向往往就是这样。然而世道衰微、道统衰弱，邪说放纵流行，却没有人禁止，士大夫的心术怎么能不一天比一天败坏呢？大体说来，求学是自己分内的事情，孟子说‘回去求取，处处都有老师’，就是这个意思。随信附上二程先生语录，内容详备而值得观览；只担心人们不去读它，也必须不断积累、涵泳其中，熟悉之后，自然会豁然有所知晓。人只要能够自我勉励，学习古人的用功方法，把求学当作一件事情，深思并努力实行，就不必担心达不到圣贤的境界。这两年来我搜集《孟子》论说的稿本已经完成，或许对初学者有益，日后当抄录一本送去。没有机会见面，千万珍重爱护自己。问候老母，阁中郎侄一一都很好。就此奉上书信，不再详述。《答程傅之书》　朱熹 我与足下同为一郡之人，但彼此尚未见面，而足下先寄来书信，这份情意很厚。佛、老的言论不能以道来称呼，足下的说法是对的。至于我所谓的道，以及求道的方法，足下的言论还有简略而未能探究其内涵的地方；没有机会当面讨论，临风惆怅。日后如果您前来，希望能够把这些话告诉我，我非常盼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是我这个衰病拙劣之人所敢妄谈的事情，不知道该怎样答报。（又答程傅之子次卿的信：您来信说明存心之说，这固然是求学的根本。不过来信又说‘有这样的事情就必定有这样的道理’，不知道又该从哪里察知它呢？如果像您所说，必须遇到事情以后才思考这件事的道理，必须接触外物以后才思考这个物的道理，恐怕思考不能预先进行，届时便来不及。如果预先讲求，又会陷入所谓超越本位而思虑纷扰的弊病。我私下认为，用功日久，一定已经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了，希望明白告诉我，使我能够反复研讨。） 《答孙吉甫书》　朱熹 德粹来访，远道承蒙您惠赐书信；虽然尚未见面，却足以知道贤者的志向。您说自己的气质过于刚强，不能自我克制，想寻求转移变化的方法。知道自己有所偏失而想要克服它，就在日常生活中反复自我省察，并严厉惩戒自己罢了。所以周子有‘自行改变自己的恶，自己达到中正’的说法，这哪里是别人能够参与其中的呢？不过这件事也有一层道理：如果不明白道理，只想挽救自己的偏失，恐怕会矫枉过正，反而失去中正。所以古人的学习，虽然没有比自我修养更急迫的事情，但读书讲学的功夫也不能废弃；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看见道体的完整，也无法审察是非邪正的端绪。尚未有机会相见，希望您暂且努力。

译《答汪会之书》　朱熹 您寄来的《大学》，承蒙费心刊刻，跋语尤其看出您的用心。千圣相传的学问，门径道路不过如此。前代儒者没有熟读并深入探求它的意义，所以他们求学的方法不知道从这里入手，反而堕入记诵文章辞藻的末流。那些好高骛远的人又转而进入老子、释氏的门径；道因此不能明白、不能实行，人才减少，风俗衰败。如今我虽然有幸略微窥见大旨，但依照它的次序实际用功，仍遗憾不能达到古人的境界。因此常想把这些道理推求出来告诉志同道合者，求得他们辅助我修仁的帮助。如今竟在中表亲友之间得到我会之，难道不是非常幸运吗？更希望您深入考察它，并切实依此从事，使学习的次序和功程每天都能看见实际的验证，那么进步自然不会停止。《答汪次山书》　朱熹 承蒙您另纸来信教诲，实在感谢您不以我为鄙陋。我已经托德和弟把事情的曲折转告您了。千万，千万。周礼方面的文字，这里没有。令郎如今多少岁了？其他经书有什么不研治的，为什么一定要学习这一部呢？大凡治经的方法，首先要熟读经文原文，其次再参考注疏。至于礼乐制度、名物和数目，注疏中尤其有很多资料。不知道令郎曾经这样下过功夫没有？即使资质非常聪敏，也必须在这方面下三年功夫，自然会精熟贯通，何必再向别处寻求？那些学业有成、名声显著的人，难道必定都有异本奇书吗？如今人们急于求成，做每件事都想找一条快捷道路，不肯安心按次序下实在功夫，因而受到这种风气误导，一件事情也做不成的人很多，不能不自己醒悟。我在这方面愚陋无知，却曾经用心研究，颇为看见其中的利弊，冒昧把这些告诉您，以回应您的厚意。其他方面不能给左右带来益处，只能徒然惭愧罢了。（我家与朱子家世代联结姻亲，这两封帖子中的亲眷情谊缠绵深厚，洋溢于言辞之外。《四友堂记》已经满足了他的请求，而关于明经的教诲，所得实在很多，正大而详尽，真足以作为百世师法，读到的人还应当受到激发。从叔仲禹家收藏这份本子已经超过二百年，层层包裹珍藏并传下去，传至百世也是可以的。） 至正戊子十月丙戌，后学汪泽民恭谨记。所谓两帖，就是这封信和请求撰写《四友堂记》的信。《答詹帅（体仁）请停止刊刻诸书的信》　朱熹 先前承蒙您来信说想看看我对诸经的浅陋说法，我起初认为见解浅薄，不足以推荐给人看；只是想着或许可以借此求教，所以立即抄写呈上，不敢隐藏。不过我也知道其中必定有悖谬、失去圣贤本意以及误导学者眼目的地方，因此曾恳切请求您不要给别人看。我这点意思，并不只是为了做一时谦逊的姿态罢了。没想到我的诚意积累得不够，不能感动您；如今承蒙您来信，才听说已经刊刻，听到后先是惘然，继而惊惧。当初如果预先知道您派人抄录的用意在于此，那么我早就不敢接受您的命令了。知道事情太晚，即使后悔也无法挽回。我私下认为，这件事的利弊正如前面所说，所牵涉的关系已经不小。何况我近来正因虚浮的声名而横遭流言诬蔑、贬黜的灾祸，甚至牵连前贤；为我考虑，即使深深隐藏自己，恐怕仍不能免祸。如今侍郎丈却因为爱护我深、捍卫道统切，不顾消息盈虚的道理，竟刻印我的书，使它流传远近，仿佛要凭此同别人较量强弱、争夺胜负。我恐怕这不但不能补益世教，反而会加重我不敏的罪责，而且对于门下也未免有结党树党的讥讽。暂且不说东京禁锢白马清流的灾祸，就是近世程伯禹、洪庆善的事情，也足以作为鉴戒。难道可以仓促断定今天的君子不能成为从前那样的贤德大臣吗？何况我所讲的经书本来就有可能触犯时事而不能避忌，若被指为讥讪皇上而加以刑罚诛戮，又有什么不可能呢？去年建昌学官偶然刻印旧作《感兴诗》，于是被诸生作注解释为诽谤，送交台谏；这位教官差一点就和林子方一起被论列，这尤其是近来的明鉴。即使看起来没有什么值得畏惧躲避的，又何必苦苦直接触犯这种奸邪的锋芒呢？我想把愚诚公布出来，立即请求停止此事；又恐怕已经开工，使用了官钱，不能自行停止。如今我已有公状申报使府，希望把书押送入案，收回焚毁；已经用掉的工费，也请您告诉我实际数目，即使我贫困到破产而偿还，也不推辞。如果不这样做，这些人决不会只牵连我一身；眼前的利害本来不足道，真正恐怕的是由此反而给道统造成无穷的祸害。恳切请求您再加思虑，不怕迅速改正，千万幸甚。德庆刻本又承蒙您赐予序文，更使我惶恐不安。这篇书与现在的刻本争议不多，只是关键紧要之处多不合人意。序中所用‘善学圣贤’一语，意味极好；但如今纷纷攻击，本来不是针对程氏，只是迎合风向，专门看准某个人来攻击。他们看准某人所在的地方就攻击某人。这个人如果稍微崇尚清静虚无，他们便连老子一起攻击；如果幸而修习斋戒，他们便又兼带诋毁释迦。曾经读过三经字说，便攻击王氏；曾经读过权书衡论，便斥责三苏。他们像盛怒的室女，又像在市场上争吵，哪里曾经有过一定的论断，能够同他们较量是非曲直呢？只是如果不察觉这一点，却要用力同他们争辩，就必定反而激成他们的声势，使他们更加坚守自己的说法，甚至真成为道学的祸害，也不是不可能。这一点尤其不可不考虑。（附给杨教授的信：我忝居此地长吏，却让同僚使用学校的钱粮刊刻我自己所著的书。对内有朋友的责备，对外有世俗的讥笑。即使这不是我的本心，难道容许我自行辩解吗？何况我孤危的行迹，平白无故常常招来非议。如今竟自己制造这样的事情，使那些不喜欢我的人有了靶子来射击。不仅会有嘈杂琐碎的议论，使人厌烦；甚至把它搜集起来构成罪名，也并非难事。正如前些年魏安行刊刻程尚书《论语》，以至于被坐以贪赃罪论处，这就是不远的鉴戒。近来听说婺源有人刊刻我关于《西铭》等的说法，我正要写信责毁它。书还没有流行多久，我却突然自己做起这样的事来。那些听说的人，难道不会惊怪嘲笑吗？那些被我责毁的人，难道不会怨恨愤怒吗？这又使我更加得罪乡党宗族，而执事者反而说这是我虚伪的谦逊、不合情理的话。他们对我的心意如此不体察，也太过分了。我的愚见迫切，不能不竭力恳求您。幸望您怜悯体察，一句话停止已经刻印的书。我愿意用私钱赎回并毁掉它；至于已经制成的版片，则可以当面商议另刻一部书，以实现仁人扩大弘扬道术的意愿，这自然仍不失为一件好事。不知道尊意认为怎样。） 《复表兄朱元晦编修书》　程洵

译程洵拜复至孝编修表兄座前。洵去年在祁门奉上请安的书信，起初不知道表伯母恭人的讣告。回去拜读您赐予的教诲后，才听说遭受了这样的惨重祸患，惊呼失声，不能自已。想到她以淑德懿范成为闺门的表率，却突然离开荣养她的家庭，谁能不惊叹？何况中表兄弟、子侄、姻亲和交情深厚的人，那哀悼悲痛的情怀应当怎样呢？恭敬地想，天性中孝敬之情最为深重，遭逢这样的巨大变故，悲痛又将如何！来信说家世南来八人，如今已经没有一个存世，读来使人感叹不已。洵不肖，常常遗憾自己出生得晚，后来没有赶上侍奉祖父；曾听祖母和先君说起朱、程两家从前内外往来亲善，乡里无人能比。自从先表伯到闽中任官，遭逢时局多变，于是定居建州，两家骨肉才开始有南北之别。自此分别将近五十年，其间人事变迁如雾如电，有说不尽的事情。如今两家当时的人还在世的，只有祖母幸而无恙；她每次对洵谈起这些事，没有一次不流泪长叹。祖母已经八十四岁，视力听力幸好还没有太衰退，饮食也健康，只是屡经忧患，子孙没有能够稍稍慰藉她的心意。前些天听到表伯母去世的消息，她感动流泪不止；大概人到晚年遭遇这样的逆境，伤今怀昔的感情本来就应当比别人更加深重。今年本不想远行到您身边侍奉，因为刘丞坚决挽留，不得已又来到这里。二月初到达，原想这个月底稍稍回去；恰逢刘丞奉檄出往建宁审理案件，必须等他回来才能安排后续，看来要到闰月末了。来信中的教诲曲折详尽，都是极为恰当的论断，我哪里敢不铭记在心？又承蒙您把程氏遗书寄给我，大大慰藉了我的愿望。洵先前见到的只有建阳旧刻《必明集》《河南夫子书》和《大全语录》，这几种书都有颠倒错乱之处，《大全》尤其严重。如今兄长编订的书，虽然中间还有一些存疑而未定的地方，但大体已经条理清楚、没有紊乱了。兄长对于程氏的功劳非常大，而洵拜受兄长的赐予也极其深厚。洵本来想准备一点祭奠礼物，以表达微薄心意，恰逢刘丞行程匆忙，姑且把心意寄托在这张纸上，托便人送达。其余等到仲夏回家，再写信来协助丧事。听说在去年冬天已经把事情办完了；路途遥远，不能帮助执绋送葬，表达一次悲痛的哀情，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惆怅遗憾呢？四月二十日，表弟洵拜复。《上周益公书》　程洵 洵是新安书生。年轻时没有估量自己，妄想通过做官求取俸禄，于是学习进士业来追求它；讲授经书之余，便拿所谓时文来，低声诵读学习，但那并不是我的爱好。偶尔独自取来河南程氏、眉山苏氏的书阅读，便心开目明，肃然增加敬意，恍惚间仿佛与几位先生相对坐在书卷中，亲自听到他们的声音。久而久之，今秘阁修撰朱公从七闽回来，一见我便认为可以教导，因而勉励我使我成就。朱公是洵的外兄，他爱护我非常深厚，对我的启发引导也非常用力；但洵天资本来低下，凡是辛苦努力而勉强得到的一点东西，终究不足以进入圣贤境界；而所谓进士业又更加荒废。从有志之士的角度说，抛弃它而不再做，一心求学就可以了；但洵不能坚定地忍受贫困，又做不到这一点。大概到了五十岁，才因多次参加考试而得到一个官职，任主衡之衡阳簿。奔走尘俗，没人知道我。恰逢故奉常属吏刘侯从常州调任衡阳太守，洵以县吏身份拜见刘侯；见他容貌憔悴，毫无声望仪表，便命我坐下问道：‘你留给我的书，是自己写的，还是请别人代写的？’洵回答说：‘是我自己写的。’ 刘侯点头表示认可。后来又召我谈话，竟大为惊异，说：‘你是我们这一类人。’从此我每次到府中议论公事，他往往把我请进便斋，一同讲论疑难之处：上至圣贤精微义理和致用的关键，下至古今属辞比事的旨趣，没有不谈到的。风晨月夕，杯酒传递，又更相唱和，以抒写其中的快乐，并不把我当作属吏对待。洵哪里值得有幸得到刘侯这样的知遇？难道也是因为朱公的缘故吗？过了两年，刘侯获准奉祠离任，洵也解职北归，声闻于是断绝。洵到流内铨查看缺额榜文，恰好这个州缺少录事，于是自行报名署任，心想将再次跟随刘侯来到这里。又过了一年，才听说刘侯因病去世。洵滞留田间，也经过了五个寒暑，才再次入仕。想到再也见不到刘侯，悲戚不已，久久不能停止。近来听说明公奉命调任镇守之地，已经上章竭力辞谢，准备在乡里停留等待回复；听到这个消息我又跃然欣喜。以天子宰辅的地位，尊贵的仪表和名号，礼数高出百官；而参军是古人所说位居百官之末的人，贵贱相差如此悬殊，我的行迹凭什么能够轻易传入您的听闻？但洵内心独自欢喜，并不只是因为一代宗师、三朝元老能够让人瞻仰仪范，慰藉平生敬慕之心；又听说朱、刘二位君子都是明公昔日屈尊与之交往的同道，是斯文道统的盟主、善类中的宗师。主人如今正在这里，而我苏洵又因为官职卑微的缘故，得以跟随在您的门下做门生。我私下听到您一二分议论和旨意，难道不是非常幸运吗？难道不是非常值得高兴吗？如今我来这里，难道不是因为有事求见，还是我的志向本来就另有所在呢？苏洵早年喜爱作文，只是才气低弱，不能从流俗中自拔，没有什么值得向明公陈说的。只是过去的心愿尚未完全放下，于是又抄写了一篇献上。伏望明公功业盛大，已经追踪韩琦、富弼；道德文章的精妙，也足以和程颐、苏轼媲美。您闲居之时，请试着看一看吧。即使没有可取之处，也足以看出我困顿之中不改旧业，年老了仍然能够学习。冒犯您的尊严，实在惭愧而又恐惧。（莆田方氏直孺的序说：“克庵的文章简洁而深刻，纯粹而典雅，从容恬淡而没有过分显露的华饰，大概他的学术渊源确实有所承继。”） 辞谢晦庵朱侍讲的书　汪莘

译我读史书，读到那些拥有国家的人使敌对和仇怨发生在父子兄弟之间时，没有一次不为此伤心，甚至流泪。我说：唉！父子兄弟，是天伦中最亲密的关系。他们祸福忧乐的轻重深浅，常常会与天地鬼神相互感应，更何况人呢？我私下看到今天的事情，其中有值得伤心的。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事情还可以努力。先生在经筵中担任劝讲，实际上处在师保的职位上。前些日子的责任在大臣，今天的责任也分给先生了。财富不必依靠先生才能富足，军队不必依靠先生才能强大；唯独皇上父子之间，诸位公卿不能挽救的事情，要等待先生来挽救。先生道术宏大而德性纯粹，才智高明而义理精深，一定有办法处理这件事。可惜这些不是我所能听到的。虽然如此，您若从容地实实在在感动皇上，又急切地为泰安之居奔走，恐怕未必能够如愿。若畏惧建立父子深厚亲爱的根本，却只在意以礼貌体恤臣工这种末节来治理国家，从来没有能够长久的。莘平生听闻先生的风范，仰慕喜爱您，如同父母一般；尊敬您，如同神明一般。我想象着愿意拜见您却不能如愿，前后整整二十年，事情的始末都在这里。凭着二十年来尊敬、仰慕、喜爱并想望您的心情，幸而一旦上天给了我得以相见的机会，难道我是想用违背时宜的话扰乱您的亲长、轻慢您的神明吗？实在是因为言行一向高尚的人，是流俗所忌恨的。过去任用得越隆重，窥伺和伺机陷害也就越厉害。近来众人把道学作为口实，互相诋毁争辩。加上时局多艰难，名节很难保全；事情的苗头变化多端，机会很容易失去。今天的事情，先生若申明道理稍微迟缓或不够急切，恐怕言官已经窥伺在后面了。这样不仅不能为天下学习道学的人争得立足之地，也不能为后世学习道学的人争得立足之地。皇上发布明诏，设置优厚的赏赐等待进言的人，我的志向并不在这里。大的方面不能保全我的性命，小的方面不能救济我的饥寒。之所以来上封事，拳拳之心只是把皇上父子之间的关系作为要务，并不是敢于轻视其他事情。起初我对此有所疑虑，最终认为不必疑虑；起初有所畏惧，最终认为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我反复徘徊、四处观察，考虑得十分周全；所说的话十分明白，施行起来一定有效。诸位公卿把它看作违背时宜的言论，没有人能够提出来实行。因此我徘徊在京城，日日夜夜等待先生到来。不随流俗，不回避权贵，在众人昏暗之中申明道理，在众人都醉的时候加以振作，说众人不敢说的话，辨明众人不能辨明的道理。这样以后，先生一贯践履的志向即使不用说明也会得到理解和信任，经世治国的事业也可以按次序推行。我上封事所论说的皇上父子之间的关系，以及百姓困穷、官吏污浊的弊病，已经都献给先生了。先生曾告诉我说：“所论过宫的事情很好，应当说给诸位公卿听。”如今您将赴任西归，我冒昧地再次告诉您。这就是先生应做的事情，也是先生的责任。对我苏莘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冒犯老师的威严，实在万分激切而恐惧。致张南轩先生书　王炎

译我听说：年少者侍奉年长者，卑贱者侍奉尊贵者，不肖者侍奉贤者，可以有想要拜见的心，却不可以有急于求见的念头。对外不失礼于人，对内不失掉自己，然后双方的道义才能都尽到。因此求学的人要谨慎：行三次揖礼才进见，辞别一次便退下。古人对于离去和任职的时机，用义来权衡，用礼来节制。炎年幼时求学，学成后做官，并不是为了求道，而是出于贫困。因此长期沉浮于低位，不敢求当世君子了解自己。后来敷文刘公亲自过访，在众人中引荐提携我。炎侍奉刘公，有公事而没有私人的请求。刘公也察觉我大概能够安守本分和道义，便把我的名声传到下位。执事您因为刘公的话而相信我，以为我可以教导，也引荐提携我。炎于是踊跃前来，心意只是为了求学，不敢另有所求。我曾听说，学习圣人之道，像颜子、曾子那样，是见到圣人而了解道；像孟子那样，则是听闻圣人之道而了解道。孟子以后，道的正统断绝而不再流传。自汉代以来，士人不是不学习，但他们所学的不是道，而是章句、言语和文章。章句之学拘泥于陈旧言辞，却不了解古人的用心。那些看重言语文章的人，也没有能够进入圣人的门径而窥见其中的奥妙。如今世人谈论道学的传承，学者往往说：孟子以后，汉代有扬雄，唐代有韩愈。然而扬雄凭言语求道，韩愈凭文章求道。正因为凭言语求道，所以作《法言》时说：“我是仿效《论语》的。”作《太玄》时说：“我是以《易》为准则的。”没有西施那样的美貌却去仿效她的皱眉，只是增加自己的丑态罢了。正因为凭文章求道，所以他说：“《易》奇特，《诗》华美，《盘庚》《大诰》文辞铿锵，而《春秋》谨严，却把它们同《庄子》《离骚》和太史公的文章一概而论。”六经的旨意因此晦暗了。况且言语不是不可以用来求道，但道并不就是言语；文章不是不可以用来求道，但道并不就是文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舍弃它的华饰而探求它的实质。炎所谓的学习，不过是举子应试的功业罢了，是言语的辨析、文章的工巧，而这些技艺已经达到极致；至于道，却还没有见到。伏羲开始创制《易》，文王使它明白；尧舜开始有《书》，商周才形成《诗》；《春秋》则由夫子删削编定。在还没有《易》《书》《诗》《春秋》的时候，禹、皋陶、伊尹、周公这些人，他们的学问是从哪里得到的呢？这几位君子成为圣人、贤人，静时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行动时开通万物、成就事务；天下的事情不能迷惑他们明察的见识，成败死生不能动摇他们坚定的立场，可见他们的学问本来就超越了言语文章，在言语文章之外，是从内心相传、默默领受而得到的。炎反过来在内心寻求，以思考探索，却茫然没有所得。所以愿意拜见先生，向您请教。我认为学习道的人，开始时一定有所传授，最后还要能够自己有所领悟。有所传授，是求学的方法；自己有所领悟，是学问的极致。孟子的学问由子思传授，子思又传授给曾子；曾子亲自见过圣人，并以圣人为师，领会一以贯之的妙处。夫子不把这个道理告诉门弟子，即使子贡通达，也没有告诉他，却唯独告诉了曾子。曾子说“只有一个”，这个“唯”字之外从未容纳其他声音；门人来问，曾子才用忠恕来说明。忠恕并不是“一”，既然不是“一”，为什么还要说成忠恕呢？正因为它不是“一”，却可以由此进入道。子思所传的是忠恕，说中庸，说至诚，子思自己又有所领悟。孟子所传的是中庸，说尽心，说养性，孟子自己又有所领悟。所以说：“自己有所领悟，就能安稳地守住它，积累得深厚，取用时就能遇到源头。”然而自己真正有所领悟实在很难。进入道虽然有门径，但开始时不能没有传授。大概自孟子以后，道的正统断绝而不再流传；二程先生在伊洛之间阐明道学，于是道的正统断绝后又重新流传。如今谈论伊洛之学的人并不是没有，但其中较低下的不能落实于践履，较高明的也不免有偏差。不能落实于践履，就会言辞高远而旨意浅近，似乎通达而实际蒙蔽；不免有偏差，就会本想阐明道，反而只是损害道罢了。先生的学问，所传授的得到宗旨，实践它很努力，守护它很坚定，自信也很坚强，这是当今学者的指南。古语说：“君子吃饭不求饱足，居住不求安逸，做事敏捷，说话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纠正自己。”求学的人对自己所见的细微差别，必定要加以考察，害怕有所偏差，所以一定要到有道的人那里去求正。何况自己尚未有所见解的人，难道可以没有人来启发他的昏昧吗？炎做举子时，迫于伏腊祭祀费用不足，无法供奉父母甘美的食物，于是借住在别人门下，得到的求学功夫只有十分之三。后来出仕做官，虽然不敢有一天舍弃学习而嬉游，但有官府的事务，领取官府的俸禄，也不敢苟且懈怠，得到的求学功夫只有十分之一。如今将带着家属归去，在歙山南面闭门谢客、扫除尘务，早起晚睡，以求增加自己尚未具备的学问，勉励自己赶上所不能及的地方。因此希望拜见先生，请您开导、医治我的愚昧。矫正弯木的工具，常常要接触弯木，否则木材就不会变直；良医所面对的多是病人，否则病人就不会痊愈。圣贤之门对于来求学的人从来没有拒绝的道理。先生认为我可以教导而教导我，那就是幸运了。我把十篇论说作为贽礼，原本也是请您判断它们的是非。诗说：“高山令人仰望，美好的德行令人遵行。”先生的道，是四海之人都尊敬仰望的。诗又说：“内心把它藏起来，什么时候能够忘记它？”先生若肯赐予我教诲之言，炎不敢不奉行并周旋实践。冒犯您的尊严，实在惶恐不安。与朱元晦先生论谅闇中开讲书《王炎》

译炎近来读邸报，恭敬地看到八月八日的指挥，增设讲读官，并且将在月中选择日期开讲。开始时政治清明，崇尚儒学来辅佐圣德，这固然是帝王盛大的美德；但选择日期开讲，炎私下对此有所疑惑。三年服丧，是三代通行的礼制；二十七日后解除公服，是后世权宜的制度。它的意思大概是说，军国大事不能不亲自听取裁断，所以二十七日后除去公服、亲临政务，也是形势所迫而不得已。外在的服制虽然解除，内心的哀痛仍然存在，那么礼的节文虽然改变，礼的真实情感却没有消失。古礼已经不能详细考见了。《礼记》说：斩衰之服只应答而不回答对方，齐衰之服可以回答但不多说，大功之服可以说话但不议论。大功服相对于衰麻之服，情感有所减杀，所以服制有等级差别。礼书又说，服大功期间要停止学业；又说大功之服可以诵读，可以诵读但不可以议论。大功服尚且如此，何况身穿衰麻、处在极其悲痛之中呢？居丧尚未下葬时，应读丧礼；下葬以后，应读祭礼。身边的讲读官，用来准备顾问。丧祭之礼想要知道详细情况，每件事都向他们询问即可。一天有万般政务，不得已而亲自到朝廷处理政事，听取裁断时若有疑问，时常向他们咨询也可以。大行至尊寿皇的梓宫还停放在殡宫，重新覆土的日期尚未确定，却在清闲燕居之时开讲，炎因此感到疑惑。三代的礼制固然没有可以考察的依据，汉唐的事情也不足以证明。不知道祖宗的典故中是否有这样的事？炎是后生晚辈，哪里足以议论礼制？然而待制是本乡的前辈，后学所尊崇的人，而且担任经筵长官，所以炎特此有所请教。乞望赐予教诲，以解开我的疑惑，实在万幸。（世间传说双溪与朱文公不合，但没有见到出处。考察《双溪集》，其中有与文公讨论谅闇中开讲的事情，朱文公集中却没有答书，难道就是指这件事吗？） 答友人论读《尚书》书　程实之 前辈说，读书要认识圣贤的气象；我认为读《尚书》也应当认识唐虞三代的气象。唐虞时期君臣相互警戒，夏商以后则多是臣下劝戒君主。禹、皋陶劝戒君主，是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警告，言辞也不繁费。夏商以后则是事情已经显现后才纠正挽救，如《太甲》《高宗肜日》《旅獒》等篇，反复详尽，不怕言辞烦琐。启与有扈氏在甘地交战，以天子的尊贵，统率六军同一个强大的诸侯对敌，此前从未听说过。汤讨伐夏，除了《汤誓》《汤诰》之外，从未列举桀的罪恶，而且还流露出惭愧之德。武王讨伐纣，则有《泰誓》《牧誓》《武成》等共五篇，清清楚楚地陈述，唯恐纣的罪恶不能昭白，自己内心的意图不被明白，丝毫没有回护的意思。伊尹劝谏太甲，太甲不听，伊尹便放逐他，此前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伊尹的志向，他同鬻拳相差不多。然而太甲的天资和力量远远超过成王，太甲悔悟以后，伊尹便可以告老归去。周公则遭到谗言和猜疑一齐兴起，即使在风雷彰显其德、居中谋划大事之后，也不敢离开国都，又恳切地挽留召公同心辅佐，做起来是多么艰难啊！尧把天下这个重大责任授予舜，舜把天下这个重大责任授予禹，这难道是小事吗？可是天下人安然服从，没有不同的言论。盘庚因为耿地毁坏而迁都，本来想使万民安定获利，可臣民却喧哗反对，直到反复用三篇诰辞训诫晓谕，才勉强成功；但盘庚仍然算是容易的。周朝安置处理商朝遗民，从《大诰》以后到《毕命》以前，君臣把各种劝戒和告诫当作苦口良药，一方面把他们当作凶猛的龙蛇，一方面又把他们当作幼小的赤子，历经三纪那样长久的时间，君臣共同把这当作国家最重大、最重要的事情，幸而最终没有忧患。与尧舜安置处理苗民和顽民相比，又是多么从容而辛劳啊！若能做到精心专一、执守中道，就不需要《洪范》皇极那样烦琐的言辞；若能敬慎怜恤、彰明刑罚，又何至于有《吕刑》那样众口宣讲的刑书？再往下，鲁国、秦国的两篇誓辞被收入经书，而王道的事业熄灭，霸业的图谋开始出现了。世道的变化有兴盛衰败，风俗有淳厚浇薄，所以本来就应当如此。由此引申推广，触类旁通而不断增长见识，读书的人难道可以苟且吗？《新安文献志》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十 （明）程敏政撰 ○书 致史丞相书　程珌

译近日淮北的事情，明公也全都知道了吗？船只车辆被焚烧，辎重运输全都沉没，三军积存的粮食反而资助了敌人，精良的铠甲和锋利的武器又被敌人使用，这正是前史所记载的殷浩山桑之败，而今天的情况又超过了它。近来寿阳之战，叛兵捉住并出卖主将，官军和民兵互相屠杀，有的投降，有的溃散逃回，逃亡者纷纷不断，百里之内不绝，连一只车轮、一尺铁器都没有返回，淮南绍兴年间的器用至此全部毁灭。如今两淮骚动，形势已经动摇长江了。然而众议纷纷，都认为朝廷仍有许多事情被阻塞蒙蔽，凡是奏请的事情都被阻挠压下。唉，这是什么时候，竟然还有像众议所说的那样的情形吗？四月二十五日，大星像瓮一样坠落在建康。六月四日，黑气围绕太阳，太阳落山后才散去。上天显示的灾变已经不小了。天变出现在上面，人心在下面离散，而朝廷却不知道；从古以来危亡的鉴戒，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明公忠义奋发，侍奉上天、地、人三灵，可是身边的人阻塞您的耳目，使您陷于万世罪人的境地，明公却不知道。如今天下利害所在以及应当施行、罢止、实行的事情，人人都能说出来；所担心的是，他们说的话未必能上达，听到以后又未必能向下施行罢了。所以没有时间逐一列举那些事情，只愿斥退身边的人，彻底屏除阻塞；四方的章奏一到就为之陈述，将有功的将帅按照公议加以奖赏，不能因为没有关节而不施行。至于拖延不进、怀有奸心而误国、专门从事贿赂，如今罪行全部暴露的人，就按照公议加以杀戮，不能因为有关系而轻易罢休。您是天下人的公仆，应接受天下人的意见，不偏听，不私下亲近；这样上下就能流通，人心就会奋发，转祸为福也不过反掌之间。如果这样做仍然没有成效，那么明公的忠义之心也可以向天下申辩了。前些日子误导明公的人，固然已经来不及追究，今天难道还经得起再次被误导吗？世上的士大夫号称强干有力者，因为官爵的缘故不敢吐露心声；地位低下的人又害怕获罪而不敢说话。我这区区愚昧之人，先把忧国爱君的心情冒昧说出来，只愿明公郑重谋划。（按：这封书说淮北的事情如前史所记殷浩山桑之败，寿阳之战叛兵捉住并出卖主将，两淮骚动、形势动摇长江；考《宋史》，宝庆三年六月，楚州忠义李福作乱，驱逐制置副使姚翀；八月，盱眙忠义张惠捉住知军事彭■〈忄乇〉投降金国，大概就是指这件事。） 我郡虚谷方公常说，端明与弥远参与废立之事；但这封书却斥责端明的错误，并且说身边的人使明公成为万世罪人。“前些日子误导明公的人，固然已经来不及追究；今天难道还经得起再次被误导”等话，凛然如斧钺，没有丝毫阿谀偏私的意思。这难道是乘时谋利而不顾大义的人吗？又考察史书，第二年端明出任建宁府知府，那么他的邪正、趋向和背离的踪迹，也有不能掩盖的地方。大概宁宗立理宗为皇子时，诏书确实是端明起草的；理宗即位后，首先提拔端明为讲官，所以虚谷怀疑他。《宋史》据此立论，确实有如静修所说的无端受屈了。虚谷又曾撰写《宋季诸臣小传》，东山赵先生驳斥他，认为这是出于愤恨嫉妒。那么他这样记述端明，哪里足以作为可靠依据呢？蒲圻回覆叶殿院论钱会书　陈庆勉

译我私下看到，近年来关于整理钱钞制度，有人主张每天增加一文，有人主张每月申报一陌一百文，有人主张改用十九界会子，有人主张铸造当十钱，为什么这样纷纷不一呢？在这些说法中权衡优劣，只有铸钱的主张较为接近实际。大概事情从改用纸币开始造成祸患，又因折陌而遗留祸害，前人错了一次，后人又错了一次。四十多年间，只谈纸币而不谈钱，所以钱一天天减少，纸币也一天天贬值。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钱币受到的损耗，没有什么比私自夹带出境的禁令失效更严重，私自铸熔其次，藏钱又次之。藏起来的钱还在，只是没有办法使它流通罢了。至于私自铸熔的人，一郡一邑都有，一市一镇都有，以此为业、靠此为食的人不知有多少，日夜制造，无非是耗费钱币来做器物。东南只有一个钱监铸钱，东南却有千百万家熔钱。铸钱的人按日计算尚且不足，熔钱的人按月计算却有余。端平年间，达来侵犯边境时，两淮的铁钱堆积如山。如今过了几年，几乎都被冶炼耗尽，由此可知私自铸熔的危害实在不小。而私自流出境外更加严重。浙西的钱流到浙东，到了浙东又流向海上。江东的钱流到江西，江西的钱流到福建，到了福建又流向海上。湖北的钱流到湖南，湖南的钱流到东广，到了东广又流向海上。私自流出的禁令不能实行，像漏水的器皿一样难以堵塞，钱币的耗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庆勉前两年在东广做官，看见民间交易，即使金额达到千缗也全用钱币；官府缴纳和发放，即使达到万缗也全用钱币。因此我曾认为，天下的纸币集中在江浙，而救济江浙纸币的方法，应当用钱币来调节；天下的钱币集中在二广，而调节二广钱币的方法，应当用纸币来疏导。这种主张我曾详细陈述，献给先生了。那时东广大交一缗可以兑换钱三百文，如今不知道可以兑换多少了。我去年到下鄂，看见大交一缗只能兑换钱二百五十文；今年到上岳，看见大交一缗只能兑换钱一百八十文。听说湖南往下已经降到一百五十文；其他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不敢说。然而湖阴一路，大抵不过折作陌二百文罢了。两三年之间，从三百降到二百，又从二百降到一百五十，这难道不是所谓称提之法，上面不申明、下面不奉行吗？可是左边这样做，百姓不相信；右边那样做，百姓也不相信。大概是因为没有一个官员专门负责此事，早晨颁行、晚上就不遵守，前面倡导、后面却不响应；信用越失去，纸币就越轻贱。所以我曾认为，今天整理钱钞制度，不能局限于一种说法，只应设置一名专官，以更新天下人的耳目；加重他的责任，授予他权力，任用他长久，使他朝夕思考、日夜查访。某路应当实行出钱的主张，某路应当申明藏钱的禁令，某路应当采用钱币和纸币各半的办法，随着各地的病症使用相应方策，依据各地的习俗制定办法。钱从哪里流失，就一定要思考遏制其流失的办法；钱在哪里被熔毁，就一定要思考禁止熔毁的办法。由此推开，某处的钱监可以恢复，某处的铜矿可以开采；搜集天下的铜锡，杂铸成当二、当三、当五的大钱。凡是沿海各郡，允许使用大钱，不许使用小钱；允许使用新钱，不许使用旧钱。大概南方番国所珍爱的只是小钱，而不珍爱大钱；他们所珍爱的是国家的银铜钱，而不珍爱铜锡钱。就用他们所珍爱的东西在内郡调节，用他们不珍爱的东西在沿海使用，加重赏罚来严格禁令，多设防范来遏制流出。再由此推开，淮交、湖交以及我们十七界小交，都应当分别处理。如今十七界小交折陌，多的只有十三四文，少的只有十一二文，整个淮湘之间没有超过这个数的。人们看见淮交、湖交名义上都叫一贯，但折陌日益下降，谁不会推测它将像川引那样只值一文呢？拿川引来对照淮交、湖交，又怎么不会由淮交、湖交推测十七界会子也会变成这样呢？如今十七界交子被拖垮，都是因为淮交、湖交以一贯之名收取它。人们看见十七界小交也名叫一贯，但折陌日益下降，谁不会推测它将来会降到淮交、湖交那样的十二三文呢？拿淮交、湖交来对照十七界会子，又怎么不会由十七界推测十八界会子也会变成这样呢？如今十八界交子被拖垮，都是因为十七界以一贯之名收取它。名称不正，体制又没有区别，就像泉水流淌，彼此牵连而败坏名义。何况十七界那些破碎拼补的会子，百姓把它看作废纸；而京城之内，表面收取、暗中使用，反而强行流通。用这种东西交易，物价怎么能不加重呢？物价一旦上涨，就再也无法减轻；纸币价格一旦下跌，也再没有办法使它回升。所以如今造成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根源，也都是从损坏的会子不回收、不销毁开始的。如今的办法，不如暗中把十七界损坏的会子熔化制成纸币，再铸造十八界的二百、三百、五百，以二百、三百、五百的十八界会子统算十七界会子。三贯十七界会子可以改造成十八界小会，一贯十八界小会可以收取十七界五贯。这样，十七界三万可以改造后暗中收回五万，十七界三十万可以改造后暗中收回五十万，关键只在一次改造之间罢了。如果一两年之间改造几乎完成，民间流通的全是十八界会子，如淮会、湖会、十七界新造小会，都一并废除。这样，小额二百的是十八界会，大额一贯的也是十八界会，体制统一而命令可以施行，明白通达而百姓不再疑惑。我们的纸币既没有这么多种类，我们的新钱又不流向海上，旧钱不被工匠熔毁，新旧钱又都不被外戚、府第、富民、巨商之家收藏。钱可以救济纸币，纸币也就可以提高折陌。长久实行，坚定守持，使纸币的气脉日日都有蓬勃渐长的趋势，那么一切用来苏醒民生、延长国运的事情就都在这里了。如今若不谋划，等到大坏大弊之后才来挽救，就来不及了。只希望先生在论思之余能够考虑此事。（陈定宇说：“论说利害也很明白。”） 答汪帅卿（纲）书　钱时

译我私下认为，四阳正盛，东郊之事兴起，恭敬地祝愿判府、安抚、提刑、龙图大卿、尊乡丈声望隆盛，教化遍及一方和京畿，能够侍奉并符合神明，您的起居动止万福。我仰慕执事您宏大博厚的声誉，光耀当世；我这个林下幽居之人，不敢攀援往日的交情，以求得到您一次顾盼，素来的身份本来就是如此。去年春天，小儿槱有幸随您进见，您对他的顾盼十分深厚；他回来后父子相互谈说，虽然极为感激铭记，终究不敢冒昧通报姓名，以为合乎礼数。谁知您谦逊的德行光辉四射，特地洒下珍贵的汗水，派遣使者跋涉数百里，寻访我这穷山深谷中的下等居所，一开始就尊重旧日交情，情谊卓异，而且以古道相期许，向我这个愚陋卑贱的人谋划风俗的根本；若不是您洞察道心，胸中不存丝毫权势地位的念头，尚且能够这样谈论古人，更何况把这种事情施于不才的我，岂不是使我承受了不应有的荣幸？伊川义学的建立，使人肃然起敬又感慨叹息。士人的习气已经十分浇薄虚伪，沉沦颠倒，日益陷入污浊险恶却不自知，看古代圣贤几乎如同看待异类。这就像婴儿患病，药一送到便服下；他是死是活，都悬在医者手中，婴儿本身有什么罪呢？我常说，力量足以影响一个乡的人，就应当用来使一个乡向善；力量足以影响一个县的人，就应当用来使一个县向善；随着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推行扩大，也或许可以挽救、纠正万分之一。然而有力量的人却想不到这些，积聚财产、抬高私欲，被束缚在蜗角般的狭小天地里；在自身之外隔着藩篱，哪里有空闲怜悯乡人不能成为君子，并思考救助提拔他们呢？我为此深深痛心，却无可奈何！恭敬地听到您的高论，正如发痒时得到搔抓；四海同受教化，这就是开始，怎敢不端正行礼、恭敬赞颂，把它看作我们乡里的最大幸运呢？孔子说：“工匠想要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使工具锋利。”执事您举荐我并托付此事，大概是过分听信我了。我资质平庸低下，没有一点可以胜任的地方；半生陷在支离庞杂的俗学中，到了老年才渐渐知道用力的地方，只怕已经来不及完成自己的本分，辜负此生，哪里敢立即做别人的老师呢？如今家事已经交给儿子们，我从容住在山谷之间，正与鹤鸣猿啸共度朝夕；处在英俊之士上面，把解除蒙蔽、去除疑惑作为自己的责任，不只是我不敢端正教导，实在是自己也做不到。因此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承受您的嘱托，也来不及顾及违背您的命令会获罪。虽然如此，执事您此举关系风俗，意义不小，天地之间终究会有承担这项责任的人；只要不因我的出仕或退隐而牵累事情的举措，那就万幸了。我又承蒙您下达台谕，命令我的子侄中有一人与您的儿子共同相处；执事不以我愚陋，而且连我家的子弟也一并信任并加以选录，这更使我难以承受。人心不是木石，怎么能够忘记呢？只是我的子侄们向来不熟悉寄馆教书的事情，其中气质尚未成熟的，本来难以贸然出任；可以出任的又不免受到牵制，因此很难找到合适的人。小儿槱早晚要经过慈溪，我恭敬地让他前去拜见，当面陈说我的诚恳心意。谨此熏沐整洁、折叠信笺，仰报您先前的厚意，无法尽述感谢之情，对您的仰望和盼待实在深切。执事您是一代伟人，将要受到重用，以福泽天下。世俗间的客套长话，我不敢再赘述。区区心意，一并恳请您明察。致贾平章（似道）书　汪立信 如今天下的形势已经十去八九，可君臣仍然安于宴乐，不把它当作忧患。上天的变化不容轻易改变，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现在实在应当上下共同修治，以迎接、延续天命将要到来的时机，珍惜每一分光阴，赶快办事、赴工。可是他们却在深宫中纵情歌舞，在湖山之间长啸傲游，玩乐岁月、消磨时日，把缓急次序完全颠倒。卿士们个个师法彼此，违背法度；百姓忧郁怨恨，却没有从上面得到他们所期待的东西。要合乎天心，俯顺民情，拱手揖让、发号施令，却想在万里之外制胜，难道不是很困难吗？为今天谋划，策略有三条。内地还要做什么呢？兵力多的地方应当全部派到江边，以充实外部防御。计算兵籍，现有士兵可达七十余万人；老弱柔脆者淘汰十分之二，选出五十余万精兵。沿江防守不过七千里，如果每隔百里驻扎一屯，每屯设置守将，十屯组成一府，府设置总督。在尤其重要险要的地方，就把兵力增加到三倍。无事时便乘船巡行淮河，往来巡视；有事时东西两方同时会合，战守并用，刁斗之声彼此相闻，粮饷不断，互相援助，以此形成牢固的联络。选取忠良而有才干的宗室亲王和大臣，任命为统制，分设东西二府；若任用得人，形成顺畅的势势，这就是上策。长期扣留聘使对我们没有好处，只会使敌人得到借口；应当以礼相待送他们回去，答应输送岁币来缓和出兵日期。不到两三年，边境的紧张稍微缓解，藩篱防线稍微巩固，生力军日益增加，便可以作战也可以防守，这是中策。若这两策果然都不能实行，那就是上天要亡我了。至于衔璧、舆榇投降的礼仪，就请准备好以等待时机。（按：史书说似道得到此信后大怒，以危法陷害他；汪立信被废黜斥退以后，元兵大举入侵，立信死于高邮。伯颜得到他的两条策略，叹息说：“宋朝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言论吗？假使果真采用我的建议，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无名氏有诗说：“加厚我的藩篱，却助长了他的贪欲；不这样做，便只能成为衔璧投降的小国男子。朝廷若听从劝谏真能随手转变，最终却采用了先生的第三策。”） 上谢迭山先生书　胡一桂

译二月六日，新安学生、前乡贡进士胡一桂谨慎沐浴整洁后写信，拜了又拜，献给提刑殿讲迭山先生阁下。我曾读周元公《易通》，其中说：“天地之间最尊贵的是道，最宝贵的是德，最难得的是人；人之中最难得的，是身上具有道德。”所谓道德，是什么呢？它的纲领有三条，它的伦理有五伦。它根源于上天，由圣人制定品节，通行于千万世。遵循它就安定，不遵循它就危险；遵循它就是诸夏之人，不遵循它就成为蛮貊之人、禽兽。这个论断确实不可改变。然而我曾奇怪，自开天辟地以来，宇宙不知经历了多少变化，而所谓道德似乎也随着它一同变化。冥冥之上，大概有上天存在。每逢世道交替之际，必定产生一两个杰出奇伟的人，以自身承担道德的寄托，把握、扶植它，使它处在不坏不灭的境地。上天既然把道德的重大托付寄托在他们身上，本应爱护他们，使他们能够从容舒展、顺遂心志，以顺应自己的天性。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有时使他们遭受忧患困苦，直到牺牲自身之后才勉强成就仁；有时扰乱他们所做的事情，使他们饥寒交迫、流离失所，濒临无数次死亡却不能死去，惶惶然只身寄居在偏远荒僻之地。而当时的世俗之人富贵显达、洋洋得意，咬牙切齿地唾骂他们，认为他们至愚至痴，不通晓时势变化，是自己陷入困穷，所谓可怜却不值得救助的人。像这样，还希望他们把握、扶植道德，使它处在不坏不灭的境地，真不亚于用一根头发牵引千钧重物那样艰难，为什么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天地之间万物形体都有败坏，只有理独自不朽。宇宙间固然有受气数限制而不得不如此的事情，但所谓道德之理，确实从未有一刻可以改变。若不是这样的人，道德也不能自行流行，所以一定要托付给人。然而人的品格并不相同：有窃取名声欺骗世人的，有羡慕名声而故意矫饰抗拒的，有不能忍受饥寒而对富贵垂涎的，有起初牢牢关闭、坚决拒绝，最终却丧失节操的，有自认为才能足以应付世事而姑且安守贫穷简约的，有起初没有力量奋发自立，忽然乘机而仓促起身的。这些人都不足以承担道德的托付。上天往往也曾厌弃他们，所以把道德托付给世上的一两个人，必定使他们遭受忧患困苦，牺牲自身来成就仁；必定扰乱他们所做的事情，使他们饥寒流落、濒临万死却不能死去，如同精金经过百次冶炼，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操守，以仁为己任，直到死去才停止，也是因为他们把自身看得不值得珍爱而…… 把道德看作可珍爱之物，并且将以此使天下那些曾经承受人爵、享用俸禄的人感到惭愧。像这样的人，才真正可以承担道德的托付。这就是昌黎韩子所说的“千万世一人”，周子所说的“身上具有道德的人”。放眼八方，希望找到身上具有道德的大人君子来作为归依，除了先生之外，还能有谁呢？恭敬地想，先生怀抱日月星辰、五岳正气，肩负三纲五常的重大责任，在强仕之年涉身世事，在立于朝廷之日守持操节。当时的权奸如虎豹守在九重关门，磨牙摇毒；但先生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正直涵养它而不使其受损，始终没有被他们动摇屈服。平日居住时常抱膝于林泉之间，高声诵读先生大雅的文章，想见您这样的豪杰，只觉如云泥相隔，无法找到阶梯前去拜谒。如今恭敬地听说，您像蛰伏九渊的神龙一样，凤凰在千仞高空飞翔。您以俭朴的德行自我持守，爵禄不能使您改变；以高尚的品格自立，王侯不能使您屈服。斯文把您视为命脉，士大夫和衣冠之士依靠您维系纲常，义夫节妇因此有了表率而更加坚定，乱臣贼子有所顾忌而感到羞愧。道德的兴盛和废弛，关系到先生一身，而把握、扶植道德的责任十分重大，绝非轻微。所以从前说话正直、行为正直，人们无法拿他的过激来非议他；如今行为正直而言语谦逊，人们也不能拿他的圆滑来非议他。梅福对于炎刘，陶渊明对于司马氏，时代不同，处境也不同。唉！天地尚且有遗憾，但先生的操守纯粹无瑕，终究不能挑出毛病；日月尚且有亏蚀，但先生的心地光明，终究不能遮蔽；雷霆尚且有潜伏，但先生的气节刚烈，终究不能遏止。这正是所谓自身具备道德，而千百世才有一个这样的人。稍稍有志于道德的人，难道敢不承受先生的教诲，仰望先生的余光吗？我安定人氏，是古歙州的士族，五六岁便读父亲的书，十八岁考中进入天府，年少气盛，也粗略算是一个有志于当世的人。哪里料到天池大鹏的翅膀还没有展开，回溪之鸟的翅膀已经下垂；孟明视的战船还没有焚毁，郏鄏的鼎已经更换。事情实在有极大的错误和出人意料之处；既然我成为这样的我，也再没有志向于这个世道了。况且近年以来，上天使我的身体患病，夺去了我的听力，连庸人和小孩都没有谁肯稍稍帮助我。我在半夜屈身沉思，默默地有所领悟。莫非造物主深深地仁爱我，所以想使我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专心致志地求学，行走在仁义的道路上，游涉于道德的源流之中，不迷失道路，不断绝源流罢了？环视他的家中，图书堆满屋子，幸而已经进入紫阳夫子《易》学的门庭，只是认为《本义》虽然提纲挈领，却没有详细说明各个条目，于是又取《语录》附在后面，汇集各家学说，间或加入自己的意见。至于卦象的异同、《文言》的疑义，从汉代儒者以来一千多年，还没有人能够明确了解其中的道理。我有一天仿佛得到冥冥中的帮助，默默地受到启发，于是写成《卦象图说》，又写成《疑文言辨》。《卦体》以前没有图，我便为它作图；《十翼》以前没有论述，我便为它论述。《启蒙本义》对于天下后世有大功，而人们却不知道，于是又把它表彰出来。这些做法，难道是认为雕章琢句便算有才能、记录事实汇编言论便算博学吗？也只是因为阐明经书本来就是儒者的职责。何况大的方面是天地，幽深的方面是鬼神，明白地说明君臣和治乱，分别贤能与奸邪、进用与退处；用它来建立三才的道理，用它来顺应性命的法则，用它来穷尽事物的情状，贯通天下的事理，没有不完备于《易》之中的。在这里有所领会，也差不多可以使身心收敛，不至于向外驰逐；所谓最尊贵的道、最珍贵的德，也由此而不致失掉罢了。书写成后，乡里的老师和宿儒也有的表示赞许。我也自行庆幸没有虚度岁月。如今海内把先生视为道德的宗主、人物的权衡者，我因此不远千里前来拜见，承受您书信中的尘滓，从您的言谈见闻中求取片言只语，用来作为文章的文饰。倘若能够借助先生的高名美誉，使它流传无穷、施行无边，我多么幸运，我所作的《易》又多么幸运！只希望先生进一步赐予我指教，这实在是门下弟子最大的愿望。冒犯师长的威严，内心不胜战栗，等待您的命令。

译《答方虚谷问〈天原发微书〉》一篇，鲍云龙。来信说，冬至子时中点以前的半个月属于旧岁，之后的半个月属于新岁；半夜子时以前的四刻属于今天，之后的四刻属于明天，于是推衍出玄武龟蛇二物的说法，认为以“朔易”对“罔冥”是不对的；又列举朔方、朔漠、朔党、朔雪，都说“朔”字指北方，却不曾把西北分称为朔；“东作、南讹、西成”和“朔易”只是一个意思，也不曾把“朔易”分为两个意思。先生的说法高明极了。我认为不是这样：若从地理方位来说，称北方为“朔方”就够了；若从包涵义理来说，就不能不改变文辞，命名为“朔易”。所以《尧典》所说三方都称东西南，唯独这里不说北而说朔易，这是第一点不同；三方都说“平秩”，唯独这一方说“平在”，这是第二点不同。蔡九峰解释“朔”字，说万物到此死而复苏，就像月亮晦暗之后出现朔日，这已经说明它有两个含义了。他又解释“易”字，说冬月的岁时事务已经完毕，革除旧的、布置新的，是应当改变更易的事情，这也说明它有两个含义。至于《月令》所说“数将几终，岁且更始”，程子也说：“北方终结它的阴气而开始它的阳气。”把“朔易”二字分作两个含义，更是明白。所谓“玄有、罔有、冥释”，是说乾卦守正而有一种德，罔、冥则有两层含义；“冥”应当是北，“罔”应当是中正，与“朔易”相对待。这种正固的两种含义、龟蛇两种动物、人的两肾，都从北方朔易的形象中有所对应，不能胡乱否定。由此推论，坎是北方的卦，也有两层含义。在先天图中，它本来是一个坤卦，只是处在北方；乾卦以九二的阳爻向下交于坤卦六二的阴爻，于是形成坎卦的形象。两者合而为一，而一又分为两爻，阳阴、阴阳相互交合，生生化化，变化为十、百、千、万等无穷差别的事物，全都不能逃脱坎精的两重性，深远而微妙啊。二 来信不到二百多字，却剖析了天地的奥秘。因此记得小时候曾侍奉东里的叶公，他是懂得天道的人。我问乘槎的故事，他说水从海中逆流进入天河，天地之间循环往复全都是水。水涨满了没有去处，那怎么办呢？叶公笑而不答。有位朋友在旁代他回答，说海中有沃焦石，水一到那里便被吸干；海中有尾闾穴，水一到那里便泄尽。我说：吸和泄都有限，而水却无穷，我仍然不相信。后来读《隋志》，说太阳的精气炽热，进入水中水便干竭；百川汇流，足以互相补充，所以干旱时水不会减少，水浸时也不会泛滥。这个说法固然很好，但遗漏了气，解释仍不明白。直到子方先生的说法出现，不取沃焦、尾闾，而取法于太阳，众多聋聩之人都醒悟了，真是至理名言，足以破解千百年的疑惑。我还有关于水与气的说法附在后面，请求验证。葛洪解释浑天说：地处在天之内，天大而地小，内外都有水，天地各自乘着气而浮动。这是把水和气一起说的。何承天说：天的形状正圆，水占它的一半；地处中央高而四周低，水环绕在地的下方；太阳从东边的旸谷升起，从西边的蒙汜落下，也叫咸池；四方都是水，所以称为四海。朱子说：太阳、月亮从水中出来，才升到天上；它们在西边落下，又进入水中。这专门从水来说，起初并没有说太阳能够使水干涸，那么水又流到哪里去呢？虞耸说：天的形状像穹顶，如同鸡蛋的覆膜，周围连接着四海的表面，浮在元气之上，好比把匣子倒扣在水面上而匣子不沉，是因为其中充满了气。张子说：虚空就是气，地面减少一尺，便有一尺的气，只是人自己看不见罢了。又说：气散布在太虚之中，就像冰在水中凝结又融化。邵子说：它的形体有边际，它的气却没有边际。程叔子说：凡是有气的地方，无不属于天。岐伯回答黄帝的问话说：“大气托举着它们。”这些都是从气来说的。我认为，只说水而不说气，水从哪里产生？说水和气而不说太阳，这两者又凭什么消长？合起来说，水、气、太阳三者在无穷之中循环往复，这就是天地成为天地的原因。所以说：“天依托形体，地附着于气。”邵子的说法是对的。水不是被沃焦、尾闾弄干，而是被天上的太阳晒干，先生的说法卓越啊。太阳像圆镜，千里之内没有幽暗之处不能照破；升上天空，万物都被晒焦；进入海中，所有的水都干涸。水不干涸便会盈满而溢出，很容易造成泛滥；如果水干涸而不再产生，气和水便一同枯竭，天又凭什么包围大地、运行不止呢？我姑且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说：天包在地的外面，使地浮起的是气，使气浮起的是水，气和水相合而产生。产生无穷无尽，所以能够使天地浮动并升降。所谓“天一生水”，神是气的主宰，神一动气便随之而动，气是水的母体。气聚集，水便产生，所以呵气便能形成湿润。如今云气蒸腾、雾气弥漫，水珠便流出；山川升起云气，及时雨便降下，这就是证据。所以天地阴阳二气，昼夜流转，昼夜蒸腾，氤氲相互感应，自然有许多气，也自然有许多水。气产生，水便产生；水产生，又帮助气；气和水从来没有分离。假使水泛滥而没有太阳从地下使它干涸，阴气就会日益旺盛，阳气日益衰微。有太阳来帮助它，就能扶助阳气、抑制阴气，使水不能成为天地之间的灾害。然而太阳属于火而常明，月亮属于水而有盈亏，是随着太阳而进退的。以潮汐来验证便可看出。《易》说：“光明进入地中，叫作明夷。”这是说太阳从地下运行。天在水中叫作需，是水使它浮起来。所以太阳一升起，天上的阴气没有不消散的，因此成为白天；太阳一落下，地下的水气没有不消散的，因此成为黑夜。太阳正是用来向下抑制阴气、向上扶助阳气，与天地相互长久存在的吗？代胡安国致书吴草庐，请求撰写《求明经书院记》的信。胡炳文。

译九月十五日，新安后学胡淀再拜奉书，呈给司业草庐先生座前。这一天正是文公先生诞生的日子。从前臧荣绪在庚子日拜祭《五经》，因为那是孔子诞生的日子。婺源是文公先生父母的故乡，礼制上根据义理创立仪式，黎明时举行释菜礼，礼毕后又再拜，于是写下这封信。希望先生鉴察。胡淀私下认为，六经是圣人向天下万世阐明的大经，也是治理天下万世的经常之道。它的体是完整的体，它的用是宏大的作用。六经没有产生以前，六经的道理存在于天地化育之中，存在于圣贤的事业之中。六经产生以后，天地万物的蕴含、圣贤的心志和事业，又都存在于六经之中。三代以前，经书尚未完备，但经书的道理已经施行。秦代焚书以后，经书不完整，而经书的道理更加破碎。到了宝元、明道年间，安定先生开始教人明白经学，此后做士人的人才逐渐知道经书有体有用。后来在伊洛得到阐明，在我们新安得到充分发扬，经学并不是不明白。然而学者沉沦于旧习，不是把离群绝伦当作高尚，就是用迎合世俗来求取宠爱而安于卑下，于是经学开始好像对天下没有用处。近年以来科举没有兴盛，学的是晋人法帖，诵读的是晚唐诗歌，笔迹声调稍稍像它们，便夸张地自称为士人，完全不知道经学是什么事情。我出生在新安，出仕较晚，对于道理还没有通晓；但是从我明经翁以来，已经十四世了。经学衰微，我不能不日夜把它作为自己的忧患，便不自量力地创办书院，题名为“明经”。三年才开始建成，报告给有关官府；又过了三年才得到批准，延请明师，供给膳食，讲学肄业，作为日常制度。近来传来科举诏令，新班第一场考试题目正是“明经书院”，好像预先知道天意而这样做的；上天帮助斯文，难道就在这里吗？然而没有大手笔来作记，恐怕无法昭示后人，流传久远。仰想先生道德高尚、器量宏大，经学明白、文章古雅，主持学校而登上讲席，天下士人都仰慕您的风采。等到您毅然归来，又没有不钦敬仰慕您的德义的。《易》学中流传的见解只有一二条，如把开合往来视为神物分合的妙理；明白经学达到如此地步，才真可以称为明经。为我记述明经之义，如果没有先生，还有谁能胜任呢？希望先生慈爱，特意挥笔，阐明六经完整的体和宏大的用，使求学之士有所觉悟，一扫旧习，可以继承断绝的学术，可以开启太平，使经学终于不至于对天下没有用处。这件事所关系的难道浅薄吗？现将创建缘由和上梁文一并呈上，谨拜奉呈，随信附上币帛，深怕冒犯轻慢，惟愿先生慈心采纳。答复。《高岩起论潮书》，吴观望。

译至元十八年秋八月十八日，您在浙江亭观潮，作了一首诗。第二天写下来送给我。您如果对逆流而上的潮水感到疑惑，有什么可以诘问的吗？唉！究竟可以诘问，还是不可以诘问呢？我也不知道。然而朱子注释《离骚》，说潮水在月亮经过子午方位的时候，一天两次到来，那么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冒昧就此试着把听闻的道理诵告给您。坎，是月亮的形体；月亮，是水的精华。月亮和水本来就是一回事：在天上是月，在地上是水。天有阴阳太少，月属于太阴；地有刚柔太少，水属于太柔。古人用方诸从月亮取水，它们的气类本来就相互感应，何况子午的位置正是阴阳的起始之处？在它开始的地方月亮经过，于是阴与阳感应，阴气上升；阴与阴相遇，阴气更加旺盛。水属于阴类，正当月亮经过的时候，便涌起逆流而上，这是顺从同类。月亮一昼夜大约经过午位一次，所以潮水一天产生两次。月亮每天在天上退行十三度又十九分度之七，所以潮水每天比前一天迟一些。因此初三的潮水白天退迟而进入，十八日的潮水夜间退迟而进入初三的白天。一个月之中，月亮生明、生魄，潮水也有两次盛大。生明时的潮水，从前月二十六日水势开始增长，称为“起信”；经过晦日、朔日到初三，称为“大信”；初四潮势逐渐减弱，称为“落信”；经过上弦到初十，称为“小信”。生魄时的潮水，从十一日开始增长，经过望日到十八日达到盛大；从十九日开始减弱，经过下弦到二十五日衰退。它起落、大小的潮信，也是这样。天下最守信用的，没有比潮水更甚的了。它的起、落、盛、衰各有时刻，所以潮水可以用“信”来称说。月亮在一个月之间逐渐迟缓，每天缩退；潮水在两次潮信之间逐渐迟缓，两次潮水也逐渐缩退。秋天的月亮最明，秋天的潮水最盛，也是同样的道理。我又曾根据《易》来考察它：坎是月魄，离是月魂；震是生明，兑是上弦，乾是望卦，巽是生魄，艮是下弦，坤是晦卦。生明时的潮水盛大，并不是没有原因：坤卦一爻求索而得到长男震，所以潮势超过兑卦这个少女；往后便衰落。生魄时的潮水盛大，也不是没有原因：乾卦一爻求索而得到长女巽，所以潮势超过艮卦这个少女；往后便衰落。拿月亮来验证，再参照卦象，潮水的道理大概接近真相了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有人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阳气的盛大没有比得上乾，阴气的盛大没有比得上坤，潮水为什么不在乾、坤时最大，反而在震的生明和巽的生魄时最大呢？”回答说：“这又涉及先天、后天的说法。不根据先天，不能看见造化的整体；不参照后天，不能看见造化的妙用。先天说卦体，乾、坤、离、坎位于四正，震、巽、艮、兑位于四维；而月亮周行于天空，实际上配合的是后天卦的作用。乾退居西北，坤退居西南，父母年老而不再起作用，长男代替父亲，长女代替母亲，居于东南生长之方。天地之间的万物万事，都在这里开始，所以它们的气没有比这里更盛的，潮水的大信正与之相配。月亮配合卦体时，阳是明，阴是魄；乾、坤处在望、晦的位置，是阴阳的极点。潮水配合卦的作用时，长男、长女为盛，少男、少女为衰；震、巽处在大信的时节，是阴阳生长之处。这样看来，潮水不在乾、坤而在震、巽，是有原因的。又有人问：‘怎么知道它一定取法于卦呢？’回答说：‘从纳甲家可以知道。纳甲说，像生明的月亮，黄昏时在庚方出现，所以震卦纳庚；生魄的月亮，清晨在辛方出现，所以巽卦纳辛，之类就是这样。阴阳流动运用的规律可以验证，因此月亮和卦彼此配合发生作用，这是很清楚的。潮水取法于月亮，难道不也取法于卦吗？’又有人问：‘月亮的说法确实如此吗？那么潮水的时令，也应当在月半以前由微小逐渐变大，月半以后由大逐渐变小，像三五日月盈满、三五日月亏损一样，这就可以了。如今却在生明、生魄时各有一次盛大，为什么呢？’回答说：‘生明、生魄的盛大，固然已经如前面所说。但是月亮一个月绕天一周，而在一天之内，则一次经过子位，一次经过午位。潮水在月亮经过子午时一天两次到来，所以也在月亮生明、生魄的日子，一个月两次盛大。月亮为一，潮水为二，表面看似乎不相似，实际上彼此感应召引；不是深通义理的人，很难对他说清楚。’又有人问：‘您所论的是浙江潮，其他江也有潮，它们的迟速不同，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潮水的产生，必定始于月亮所出的海。浙江距离海近，所以潮水到达时如同按时而来；其他江距离海有远有近，所以到达时有迟有速。’又有人问：‘古今谈潮水的，必定推重浙江，也说它像银山雪屋，潮头有数丈高，这是它奇异的地方。’ 其他江河的潮水，只像涌起的水流，又和这里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浙江距离潮水产生的地方近，掀天沃日的气势正盛，无法遏止；赭山、龛山横向锁住江口，水势顿时由宽变窄，必然冲激奔射。其他江河距离潮水产生的地方远，距离远，潮势必然减弱，所以只是水流涌动罢了，还有什么可疑的呢？’这些只是我的管窥蠡测，不知道是否与先儒相合，也不敢自以为是，更不敢拿出来告诉别人。既然承蒙您的教诲，怎能徒然辜负您的垂问？我依照诗韵续作奉呈，并且附上这番说法。若不是您，便无法引发我勉强成篇的言论；还希望您和我一起订正它，那就十分幸运了。《上苏参政（天爵）书》，赵汸。

译我赵汸生长在穷山之下，天性愚钝笨拙，就连修养自身尚且受到阻滞而不能胜任，更何况四方事务，自然不用说。因此每逢科举诏令屡次颁布、群才会集进用的时期，我始终不敢凭借不足的资质去侥幸求得一官半职。羽毛短的鸟飞得近，脚步艰难的人走得慢，道理和形势本来如此，并不是故意矫饰。然而阁下一见到我，却独独怜悯我沉沦，想把我推进俊秀人才的选拔场所，以补益我尚未达到的地方。唉，阁下的用心，难道只是为了提拔我吗？我估计天下的贤者，阁下没有一个不想让他们出仕为世所用；不贤的人，阁下也没有一个不想加以提拔教导。只是小子不值得承受您的厚意；推究阁下的用心，用它在天下取得成效才是可以的。因此在姑苏舟中侍坐时，我曾以郡邑学校废弛的情况作为话题，只因使者急着来，话未能说完，所以冒昧重申这些意见献给阁下，希望您抽空一看。我私下听说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士大夫荒废学业、百姓不懂义理更大的了。假使士大夫都懂得学习，百姓都懂得义理，那么学习道术、爱护人民的政治就能兴起，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风俗就能形成。政治兴起，掠夺百姓、残酷剥削的风气就会停止；风俗形成，背叛离散的祸乱就没有由此产生的条件。它的得失是很明白的。三代兴盛的时候，教导百姓、培养士人的制度遍及天下，都是由内到外，相互承接始终。任官从政的人，全都从已经成才的人中选取任用。若有上下不能相互协调，任其散漫四处，而想有朝一日再收罗这些人充任职务、把他们的心当作城墙来依靠，这种事从来没有。国家统一天下以后，许文正公首先创设成均的教育，以辅助成就治世的盛况。历代圣君都责成办理，拥有明确制度，所以即使稍有废弛，也容易重新兴办。郡县无论远近大小，庙学都整治修缮，先贤的遗迹历历可见；民间义塾以及列入学官的学校，多得数不清，也可以说盛大了。然而唯独教育和供养没有制度，教师和弟子的去留不固定；严重的，大都和市井中聚集徒众相类似，人才德行是否养成，又从哪里看得出来？田租、廪粟被庸人鄙夫侵蚀，往往只是附会生员的姓名，连篇累牍地等待查考；奸民又互相挟持，各处钱粮狼藉不堪。前代想聚集士人加以教育，常常忧虑没有办法供给他们粮食。我世祖皇帝制定制度，郡县长吏不得擅自使用一文钱，唯独学校所收取的钱粮可以用来供给士人，从不吝惜；恩德十分厚重，而士人最终却没有享受到它的好处，实在值得长久叹息。它的弊病在于生员没有固定名额，选补、考察、升贡没有统一制度；担任教官的又都是按资历而来，所以长吏可以按照自己的好恶决定缓急，掌管风纪的机构也无从查明实际情况。大体说来，下级对上级不是听从它的命令，而是迎合它的意思。如今征收货物粟米的政令，督责严密，几乎没有一点空隙；至于培养人才、兴起教化的方法，却完全不知道反省。西方秘密的教派凌驾于王公大人之上，祷告、禳解、祝祷，结伴呼喊、俯身膜拜，各家自成风俗，各人自立法则，竟纷纷盛行于卿大夫之间。道观佛寺，各处越来越兴盛，支流旁出，与居民杂处，无法尽述。可是所谓先王之道、教导人伦的学说，在天下郡县之间却湮没衰微、消亡废弃；这样还想使士大夫都懂得学习、百姓都懂得义理，太难了。我私下认为，当今的办法应由朝廷制定条文，使郡县长吏选取民间可教的子弟，按各地情况斟酌设置大学、小学的名额。流官的子孙都补为郡学生员，乡贡落选归来而愿意入学的，也听其自便。人数多的，便平均分配到书院以及廪食有余的地方。大小学的职官由科举入仕，并且采纳前代优待尊崇的办法，提高他们的品秩，均赐印章，使他们能够编制官府严密的簿籍，治理田粮，实行赏罚。专门负责训导启发的教师，应当让本乡年老的士大夫、有官职而等待补缺的人、山林中的博学之士，都有资格担任。但必须使诸生寻求那些道德和经艺足以成为一乡一邑表率的人；长吏要降低身份、厚备礼物去聘请他们，亲自率领学生恭敬侍奉，以尽到古代公卿大夫尊师取友的情谊。田租少的地方，准许从官田中增加供给，或者接受义民捐输。教育所依据的内容，以国学既有规制为准；又依照前代法制，在经书之外增加吉礼、凶礼二礼，以及律令、书法、算术，都允许兼习。对于学习敏捷、品行修养、安静自守的人，长吏要加以礼遇，以表彰其特别之处。县中每年考核，把优秀者贡送到郡；没有被选中的，可以推举选取为县吏。非常不遵守教令的，斥退到郡中。三年考试中等以上的人，与乡贡之士一起赴省；没有被选中的，可以择用为郡吏。自行参加省试而落选归来的，就在郡学讲习学业，等待再次贡举。乡里推举的人，也必须先在郡中考试，然后才能遣送，以革除庸劣轻浮、妄自扰乱考场的弊病。凡郡县学校考试，只把经义和对策合为一场，由长吏亲自监临，糊去姓名并誊录，然后考察各经；每经各取一句作为题目，那么不通晓全经的人就不敢侥幸考中。经书题目在临考时各拟十多个，让一人抽取其中一个，并张榜向众人公布，这样请托就不能实行。凡部使者到学校，诸生都可以报名参见；在拜谒之间，抽取一两人考察他们所学，用来勉励他们。假借户籍冒充入学的，清除出去。这样，做士人的能够真正受到教育，在官府任职的人能够得到师友的益处，然后才可以堵塞庸吏冒充儒者的道路，拓宽贤才出仕的途径，挽回百姓向往道义的心，改变天下各地尚未统一的风俗。又必须从细微处考察，长久坚持，使善人日益增多，不再有世间缺乏人才的叹息；民风逐渐改善，人们怀有尊敬上级的心。这样，学校的设置才不至于等同于徒具形式。先王担心百姓容易离散而难以聚合、容易分裂而难以统一，所以用井田来供养他们，用学校来教育他们，并依靠这些制度维系他们，收取其中贤能的人共同治理，使内外远近都均衡端正，精神彼此贯通，呼吸相连，天地之间共同成为一体。即使占卜国运所得年数不长，最终也一定会超过它。如今国土广大，亘古以来没有可比，正是前代帝王想看见却没有得到的。既然划分土地为界限，标举各类品级的名称，把它们区别开来，亲疏贵贱、尊卑劳逸的差别就更加悬殊了。

译只有教育百姓、培养士人，不分远近；如果因为它广泛涉及各种事务，便不加整治兴办，那么用来统一道德、同一风俗、启发百姓的见闻并凝聚他们的心，究竟在哪里呢？如今圣明天子求治若有所不及，既然选拔贤能的太守县令来惠及疲困的百姓，那么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改变风俗，正是时候。阁下把人才和世道作为自己的责任，志向和意念都显露在言辞神色之间，所以我冒昧忘记自己的僭越，私下叙述这些意见来献给您。效法先王乡校的实际办法，完成许公尚未完成的心愿，以无穷地赞助本朝教化的美政，除了阁下还能指望谁呢？京学兴盛，必然已有成法，也可以推广到天下。我赵汸就在家奉养父母，读书希望稍有进步，以免辜负您的门墙。只是静修先生曹学士、虞先生的碑文，我没有机会亲眼见到罢了。冒犯清高尊严，内心不胜惶恐。《答倪仲弘先生论〈中庸辑释〉书》，赵汸。我多次阅读《中庸辑释》和《纂录儒先精义》，大体上没有遗漏，实在很不容易。我本想竭尽愚见，稍稍报答您谦逊美德的万分之一；但对于所听闻的道理沉潜涵泳，至今还没有所得。袁氏所记录的吴先生各家说法，大多尊奉程子；其中异同的原因，也不是读一两遍就能突然决定的。因此虽然想妄自有所指陈，却自知不对，不敢轻率地说完自己的意见。我曾看到朱子自序说：“沉潜反复，大概也有多年；有一天恍然之间，似乎有所领会，抓住了它的要领。”这大概是在告诉人们，他先前经历了困难、后来才得到领悟的原因，使人不要抱着轻易的心态去求取它。既然说“恍然”，又说“似有”，那么其中有些东西，并不是“指要纲领”四个字所能阐明的。这就是所谓知德，这就是所谓知道，而“知”只是它的功效。朱子说“然后才敢汇合众说而折中其道理”，可见在这以前大概还有来不及完成的地方。他对于明辨善恶、使自身诚实、真实修养、亲身实践，就像行路人奔赴家乡，必定可以到达；像饥饿的人得到食物，必定可以吃饱。至于有一天豁然贯通之后，众说的同异得失，才能在这里加以裁断，没有一项不能得到它的中正。这不是那些只靠揣摩比较、从事文字抄录的人可以相提并论的。像我赵汸这一类人，资质平凡浅近，心思粗疏浅薄；如果不能在为自己和为他人之间当机立断，发愤去除杂念，然后真正寻求反求诸己的亲切训诫，以求达到下学上达的功夫，却只是早晨翻阅、晚上阅读，口中诵读、手中抄写，那么终身都没有办法知道最高境界，一生也不能使意念真诚，难道释迦、达摩果真比孔子、孟子贤能吗？至于先生志向意念的真诚坚定，功夫力量的专一勤勉，虚心取善，不把外物与自身分开，您的存心和成就，哪里是晚学之人所能知道的呢？只是近来前辈的著述，大概像借用仆人的店铺、张君的锦绣来装饰自己，恐怕不值得拿来对先生说罢了。仰仗您亲近爱护的深厚情谊，我常常深感惭愧叹息，深怕辜负您的期望，所以冒昧倾吐胸中私意。是非对错，还希望您明白地给予教诲，这是我的愿望。《新安文献志》卷十。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十一。（明）程敏政撰。记。《歙州披云亭记》，张友正。处在高明之处，可以荡涤阴暗滞塞；面对显豁开敞之地，可以尽情远眺。所以有的山岳高耸九层，云气巍峨延展百里，极尽天地神功来壮大基址，耗尽山中的木材来建造高楼，这是人力所为。如今却排开层层天空，架在重重山峰之上，高高超过星汉，坐在那里便能驰骋目光于天下之外，这是天造之功。州城的南面渐渐接近水，水的北面群山聚集；山中有佛寺，回廊像鸟翼般回旋，飞阁高耸入云，万家居民和城邑都在亭子的檐宇之下，实在是一方胜景。柱史魏公将要驾临游览，徘徊欣赏，兴致很高，常常赞美中峰高耸绝立、灵气纷繁郁积，于是振起有力的马鞭，踏着轻便的木屐，攀着藤蔓、登上悬崖小径，到达山巅。高峻而空旷，果然是天下绝境。于是命人铲除险峻的岩石，平治幽暗的草木，精心设计营造。亭子的形制空灵，宾客却无法窥见。随后跨过深谷，扶着高大的树木，层层垒石作为台基，没有几丈方圆的土地；台基的高低、宽窄和长短，都与断木、朽土、涂泥等工序相称。巍峨的绝顶，高达千仞，一经营建，不久便高高耸立，冠绝其上。正值东风和畅，春日万物灿烂满山，魏公于是敞开高轩，面对晴空，凭借九霄向高处远望，环视八方，群山小得像土块，百川分流如杯中之物，吴楚的疆域尽收眼底，江湖的气象都聚于视野，足以开阔胸怀、抒发旷达的抱负。眺望观览还没有结束，酒壶酒杯便纷纷举起；乐工陈列技艺，笙簧合奏。仁爱的风化洋溢四方，乡野百姓一同观看；吴地的歌声缭绕空中，楚地的舞姿使春色更加骄艳，随着天然的乐声远远传去，映照着花林时隐时现。前来迎接的，仿佛有仙人子乔、方平，弄玉、飞琼，共同与群仙在上清仙境欢乐。自从魏公公务之余治理这里，抚慰受伤受难的人，关怀流离失所的人，流离者陆续归来，受伤者渐渐痊愈；但使风俗丰厚、百姓安康的志愿，仍然没有满足。如今市场的喧嚣在耳边，村庄的炊烟映入眼帘，可以考察风俗的趣尚，察看农桑的丰歉；何况还能够舒展四肢，抒发七情，精神旺盛、元气充足，传播和谐之气，自然会使恩泽渊源普遍畅达，上下彼此蒙受恩泽，何况还有《襦袴谣》呢？魏公询问民俗的情形，四季已经分明；莲府将要恢复，却不能留住星轩，令人感到惋惜。凡是脚步所到之处，有一件事符合平素的心意，即使细小也必定记录，何况亲眼所见、用心摄取，获得了千古流传的遗胜，喜爱它却不写下来，难道不会日夜思念吗？然而歙地百姓承受魏公的仁德教化，深知将来想攀附魏公的车辕却赶不上，一定会来瞻望这座亭子。友正的家就在这座山下，有幸游览这座亭子，想要刻录魏公的功绩，便勉强写下平庸的词句，好比用竹筷敲钟、用蠡勺测海；微弱的声音、浩渺的波涛，哪里能够希望达到魏公功德的万一呢？又因为这座山峰高耸，栖立在天宇之上，早晨接近云层，傍晚云气聚集弥漫。亭子没有固定的处所，晴日一照，便高远地耸立在空中。如今命名为“披云”，意义就在这里。它的润泽沾濡寺院，光辉照耀郡城，增添东南的壮丽景色，难道会有尽头吗？贞元壬午年夏四月，大火星运行到南方第七日记。（见《文苑英华》。虽然还没有脱离骈俪文体，但叙事整齐简洁，也是一时的佳作。） 《浯溪三绝堂记》，孙适。

译永州祁阳县南面浯溪的北边有一块奇石。元次山的颂文、歌颂唐朝中兴的内容、颜鲁公的书法，世人称为“三绝”。元次山离开道州后，就在溪边安家，在两座山峰间建亭；经过将近三百年，碑石残缺，亭子坍塌，任县职的官员没有能够兴复它。皇祐五年，平乐齐君术刚来任县令，一个月便治理有声，巡视到这座亭子，怜惜它的破败，于是建堂保护碑文，又修复东西两峰上两位公的遗迹，使江山景观焕然一新。设宴请僚属来落成，并嘱托我作记。鲁公的端方，元子的耿介，文章书法的刚劲，都发自内心；凡是接触它们的人没有不仰慕的，传布学习到天下各地，难道只是因为珍重他们本人而爱惜他们的糟粕吗？如果内心不取法他们的精神，只徒然追求外在的遗迹，我没有见过这样能够真正得到它的人。齐君整治修饰、夸耀宣扬，使后来者受到感动，他的志向难道不美吗？东厓的山岭上，次山曾经把铭文刻在右边，堂屋把颂文刻在左边；皇甫湜的诗文漫漶不清，齐君也把它们洗刷修整，使之清楚明白。旁边还有徐彦若题写的石刻，水流映照，发出光彩，可以洞见百里，于是把它也一并列出，给观览者看。皇祐六年三月一日记。《婺源新开巽渠记》，王汝舟。婺源作为县邑，处在山溪之间。县城中的冈阜盘曲相连，仿佛用手捧起的掌心。县治正当其中，而地势东北极高。夏秋水势暴涨，集中而来，穿过县城的墙向西流；每年都修补缺口，终究不能长久完整。不仅百姓住宅被水淹坏，府库和监狱大多位于东边正墙缺口处，府库没有被穿墙盗取，监狱没有囚犯逃走，只是上天的幸运罢了。绍圣戊寅年三月，宣德刘全美来治理县事，询问县中百姓，没有谁不忧患此事，都认为无可奈何。于是他巡视地势，找到叶家■〈土幻〉，在县城巽方，可以把东北的水引通。可是议论的人怀疑那里地势高而不能通水，有人认为地下有石头而不能开凿，甚至想阻止这件事，又说百姓住宅不能不受到损害；刘全美决意不顾这些，于是开沟作渠，随着地势高低确定沟渠的深浅。浅处砌砖成为明渠，深处砌石成为暗渠，不到十天便建成，既没有耗费公家的钱，也没有扰害百姓。众水从东北流向溪中，不再有冲坏城墙的忧患；百姓得到安居，不再有房屋被淹坏的忧虑。多年的弊病一旦革除，人们开始安宁，并获得无穷的利益。刘全美的辞学和政绩是当时闻名的人物，今后将推展他的蕴藏，使之显现于世。有人认为，县邑的利害关系大概还有比这更大的，这件事哪里值得对全美称道呢？我说：不是这样。天下的事情，能够治理大事的人固然可以兼顾小事；但从来没有小事治理不好却能够办成大事的。全美在这件小事上都不忍放弃，那么他更大的作为，今后就可以拭目以待了。县中百姓想记载这件事，所以我为它作记。这一年五月改元元符，八月二十一日，朝请郎、前知虔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事、提举南安军和南雄州兵甲司公事、借紫王汝舟记。《双应堂记》，凌唐佐。歙县的休宁县有个叫夏俅、字载道的人，早年就具有极为深厚的孝性。他的母亲曹氏，是官宦人家的后代，守寡时年仅二十八岁。夏俅当时还年幼，曹氏便自行发誓守节，享年七十一岁，得以善终。夏俅因为早年丧父，又没有兄弟，想要早晚侍奉在母亲墓穴的旁边，于是在大观元年九月初吉这一天，就在住宅后面的园圃中安葬了她。墓葬完成后，他便栽花种竹，又在墓旁建了一座堂，以此寄托对母亲在世时的孝心。大观三年春天，墓后生出一根祥瑞的竹子：从下面数起第十节以下，竹节并合为一；第十节以上，则分岔为二，枝条交错，叶子相对，有许多值得称美之处。第二年四月，墓前东南角又开出一枝双头芍药。政和改元时，这株芍药的根部又生出一枝。于是乡里的士人君子中乐于称道善行的人，时常到他的堂中游览，认为这可以劝勉县里居家行善的人。这实在是休宁县的盛事，也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夏载道的祖母是我的祖姑，于是他绘下这两种祥瑞，托我为他的堂题名，并且记述他孝行感应的实情。我因而用“双应”来命名这座堂，并为此写道：“从前有七个儿子的母亲，尚且不能安守自己的居室；而公卿士大夫中，居丧时仍有美好容貌，以及咬破手臂也不归来守墓、却在墓旁生子的事情，实在多得很。如今您的母亲在您孤苦无依的情况下，能够坚定地守住节义，而您又把她安葬在住宅附近的丘墓中，在园圃里划定墓域，以表示思念亲人、永不忘怀的心意，您的贤德远远超过常人。天道虽然遥远，却对人的感应十分迅速。孝行所感召的祥瑞，如冬天生笋、树木连理之类，其应验并不只有一种。如今您对亲人情意深厚，而草木接连呈现祥瑞，大概正是有所感召才会这样。您应当更加努力，我将看到您从此建立高大的门第、走上宽广的仕途，并把福庆留给子孙。”政和元年六月十五日，朝散郎、权发遣提举江南东路常平公事凌唐佐，字公弼撰写。《婺源县清风堂记》　汪藻

译婺源县距离州治二百多里，往来都要取道山间，许多地方险峻得不能通行舟车，处在四方交通的尽头，并不是人物聚集的都会。当地土著百姓将近十万人，欲求很少而容易满足；但其中许多人仗恃豪强、意气用事，争相逞强称雄，因此很难治理。过去在婺源任县令的官吏，往往畏惧躲避，隐退离去，就像手探沸汤一样。婺源蒙受恶名，时间久了仍未消退。然而县中有秀美的溪山，足以登临游览；有珍美的鱼稻，足以宴饮欢乐。太平年景没有过往使者带来的厨传供应之劳，也足以使人安闲舒适。这里的人其实聪明、廉洁而勇武，喜好义行而崇尚施舍。假如有幸得到安定，他们一生也有不肯违法的人。因此，官员来到这里而完全了解当地风俗后，也会乐于留居并感到安适。崇宁三年，叔孙元功任婺源长官时，胸中是非界限非常分明。他到任后了解到百姓之所以容易治理的道理，便大略革除烦琐苛细的政令，以清静无为来镇守全县。还不到几个月，数百年来的鄙陋风气便在谈笑之间完全消失了。于是从前那些结党营私、窥伺间隙、钻营投机、像打洞的老鼠一样首尾两端的官吏习俗，已经转变成亲信和得力助手；而那些埋伏行劫、轻视法度、武断乡里的恶人，像蜂群和乳虎一样凶暴的，也随之变得像婴儿和少女一样柔顺。元功使百姓受到洗涤、磨砺和改造，果然可以同他们共同治理政事了。于是他修筑了闲居的厅堂，把它命名为“清风堂”。我听说后感叹道：天下的事物，大概没有什么是不能教化改变的。然而，能够实现这种教化，如果不是深明事理的人，是做不到的。那在万物之外自在徜徉、而人们得到它便能消除烦闷、解除暑热的，只有清风才是这样。因此，至德之人所驾御的，隐逸君子所欣赏的，文人才士大夫所喜爱的，正是这种足以使人快乐的清风。假如不善于治理政事的人，把心思拘泥在绳墨法度的末端，把百姓置于牛羊般的困境中，那么人与事都会一同困敝。他们于是开始像整理纷乱的丝线、捕杀禽兽那样繁琐苛急地处理事务，政事越办越劳苦，弊害也越发炽盛，距离治理之道反而越来越远了；哪里还能够懂得清风涤除烦闷、消解愤懑的道理，和百姓共同享受舒畅适意的快乐呢？只有元功才智有余，又不把精力局限在琐碎的俗务上，只是从容地实行无为而治，使百姓焕然一新、心情舒畅而喜悦。元功也将由此逐步升迁，成为朝廷的表率。他所得的清风之意尤其多，这是理所当然的。况且我们县向来有很多秀异的百姓，怎么知道其中不会有儒者写出温和美好的颂歌，歌咏您，以使您的名声与这座堂长久相配呢？元功是博通古今、沉静深厚的君子；看他命名的用意，就足以知道他的为人。《永州柳先生祠堂记》　汪藻 先生在永贞元年冬天由尚书郎外调为邵州刺史，取道永州时被贬为永州司马；到了元和九年十二月，朝廷下诏召他回京，他又出任柳州刺史。先生居住在零陵大约十年，到今天谈论先生的人必定说到零陵，谈论零陵的人也必定说到先生。零陵距离长安四千多里，是最南端、最偏远落后的地区，而先生屈身居住在那里。说零陵只是因为先生居住过才闻名天下，可以；但零陵难道不是因此而幸运吗？先生起初住在龙兴寺西厢房的下面，偶尔坐在法华西亭，望见西山而喜爱它，便命仆夫渡过潇水，砍除杂树和荒草，搜寻奇景、选择胜地，任情放意于山水之间。进入冉溪二三里，找到其中最幽绝的地方，便在那里安家；于是结草庐、种蔬菜，修筑池沼、洲渚、台榭，命名为“愚溪”，并把《八愚诗》刻在溪边的石头上。所谓钴鉧潭、西小丘、小石潭，都是沿着愚溪向外走可以到达的地方；所谓南涧、朝阳岩、袁家渴、芜江、百家濑，都是溯潇水而上可以到达的地方，它们全在愚溪方圆几里的范围内，是先生拄杖穿履漫游的地方。只有黄溪距离最远，离郡城七十多里，游人从来没有到过；那么，难道先生像谢康乐一样喜爱奇景，砍伐树木、开辟道路，以穷尽山水的趣味，却也没有多次游览那里吗？绍兴十四年，我来到零陵，距离先生已经三百多年，寻找先生留下的遗迹，如愚溪、钴鉧潭、南涧、朝阳岩之类，都还存在。唯独龙兴寺以及先生的故居愚堂、愚亭，已经湮没荒芜，无法再辨认，《八愚诗》的刻石也寻找不到。黄溪则被洞獠侵占耕种，山路险峻、道路堵塞，无法进入。郡人指着高山寺说，这里就是法华亭的旧址；龙兴寺如今是太平寺，向西俯瞰大江的地方就是。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周代衰微以后，说文章兴盛，没有比得上汉唐的。贾谊在汉孝文帝初年纵横驰骋，那时汉朝兴起才三十多年罢了；他谈论治国之道、铺述骚体辞赋，已经能够追还三代的风气到如此程度。此后接踵而有作者，到了末期的刘向、扬雄，更加精深高妙而不可企及。这是因为距离古代还不远。唐朝承接贞观、开元时期崇尚治理的余风，以文章显名的有陈子昂、萧颍士、李邕、燕许等人，本来并不是没有人才。只是东汉以来，鄙陋杂乱的风气还没有消除。到了元和年间，文章才纯粹地重新归于正道；能够达到这一境界，难道不是先生和昌黎韩公的力量吗？所以唐朝三百年中世人所推尊的，不过称韩柳二人而已，难道不是盛况吗？先生虽然因贞元党争获罪，和刘梦得一样，但刘梦得到会昌年间还在朝廷受到尊崇显贵。先生还来不及得到当时君主的察识，便突然死于元和年间，事业终于没有在当时充分显现，实在令人深深惋惜！然而零陵的一泉一石、一草一木，经先生品评题咏过的，没有不成为后世向往、借以想见先生风采的。先生的文章收入文集，其中凡是瑰奇绝特的篇章，也都是居住零陵时所作。那么我所说的零陵是幸运还是不幸，难道不是这样吗？零陵人把先生供奉在县学和愚溪之上，历任郡守不知有多少，却没有人敢废止。只是还没有人寻找他的遗迹并加以记述。我于是采集先生文集和刘梦得诗中可以考见的内容，写下来放在祠堂中，附在《零陵图志》末尾，希望后来的人有所考察。《广德军范文正公祠堂记》　汪藻

译孟子谈“气”说：气最为广大、最为刚强，以正直来涵养它而不加以伤害，就会充满天地之间。所谓正直，是大公至正的道理。坚守并努力实行大公至正的道理，不因富贵、贫贱、威武而动摇改变；即使担任乘田、委吏这样的卑微职务，也一定竭尽我的诚心，完成我的职责，最终达到建立国家、安定社稷、安抚边境、使羌戎降服的境界；他的功业与日月争辉，精神在万里之外折冲制胜，说他的气充塞天地之间，也是可以的。后世看见古人功名的盛大，以为大多出于偶然，却不知道早年确立的正大志向，胸中早有根基；铭刻在鼎彝、书写在竹帛上的功业，也不是一天积累而成。文正范公未中进士时，已经慨然有治理天下的志向，不因死生祸福而动摇心志。等到遇上贤明而有作为的天子，他在朝廷上像史鱼、汲黯一样正直，在忧虑国事方面像贾谊、刘向一样深切，在守卫边疆方面像马伏波、羊叔子一样有功，这些事即使庸人和小孩也没有不知道的。只是他初次出仕时，有卓然超出常人的事迹，国史失去了记载，所以不能不为他记述。范公凭进士身份脱去布衣，担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每天抱着案卷狱讼与太守争辩是非；太守多次带着盛怒来压迫他，范公从未稍有屈服，回去后一定把双方往复辩论的话写在屏风上，等到离任时，屏风上连一个字也没有空处。他贫穷得只剩一匹马，便卖掉马匹，徒步回去；如果不是明确懂得自己所应修养的道理，能够这样做吗？狱官有一座以范公命名的亭子，已经很久了。范公去世二十年后，高邮人孙觉、字莘老，开始用诗歌记述范公的事迹，并刻在亭中。又过了六十九年，丹阳人洪兴祖、字庆善，来任广德军长官，读到莘老的诗而仰慕范公。起初，广德人还不知道求学，范公找到三位名士做他们的老师，于是郡中考中进士的人接连不断。于是庆善便寻找范公的遗像，绘制后放在学校里，让求学者世世代代祭祀他，并嘱托我记述此事。唉！范公盛大的德行，难道要等文章记述以后才流传吗？我汪藻难道是专门记述范公的人吗？从前段秀实竭尽忠诚于唐朝，只被看作一时奋发求取功名的人，却不知道他任官时一定有值得记载的事情。柳宗元把他的实际事迹搜集出来献给史官，今天我们之所以知道《段太尉逸事》，正是柳宗元发掘出来的。段秀实本来远不足以和范公相比，但我有幸从庆善那里得到范公详细的事迹，以及他征讨夏国、无愧于董生的事情，怎么知道后世不会采纳这些内容，补足史官的缺漏呢？庆善治理政事时首先想到范公，可以说是知道根本所在了。“柔弱者也不吞食，刚强者也不吐弃”，文正公具备这种品德。他像《缁衣》所说的那样喜爱贤才，庆善也具备这种品德。这些事情难道可以不记载吗？《殖斋记》　汪藻 我年轻时喜欢观察农事。有一次在田垄上和懂得耕田的人交谈。第一次经过那里时，禾苗长得茂盛，好像孩子站起来想要直立。第二次经过时，庄稼长得密集，好像成年人立定志愿而想要前进。第三次经过时，谷物成熟整齐，好像壮年人的才能已经具备而想要施展。于是我三次经过，三次都有所得。我说：唉，万物变化得这样迅速吗？难道是得到了天时地利吗？农夫说：我在这里尽力了，才进而利用了天时地利。自从土地肥力恢复以来，我从未有过吃一顿饭的时间离开田地去像孩子一样嬉游，怕它倒伏；每天两次查看处于成人阶段的庄稼，怕它被水淹没；每天三次查看处于壮年阶段的庄稼，怕它摇动；每天查看五次。天时有雨有晴，雨水过多会使它腐烂，晴热过度会使它枯槁，我就用沟渠水量的盈亏来调节。地利有肥沃和贫瘠，土地过于肥沃会使庄稼生长过度，过于贫瘠会使它耗损，我就根据熟田、生荒田耕作深浅的不同来安排。至于杂草的伤害、螟蠈的灾害，我忧惧地加以防范，比盗贼拿着武器闯入我家还要厉害。所以我常常能够获得丰收。优秀农夫耕作，收获在于三分勤劳；普通农夫耕作，收获中有一半是懈怠造成的。我在这里用力耕田已经好几代了，却从未遭受洪水毁坏、树木饥乏、火灾、旱灾等变化。汪先生听后感叹道：好啊！我听说努力耕田而获得学问，可以明白每日更新的道理。闵子马说：学习就像培植庄稼，难道会欺骗我吗？长兴人周如愚在住宅旁辟建一间便于休息的屋子，来请我为它题名，大概是有志于学习的人，所以我在门楣上题写“殖斋”，并且把这篇说明一同写下来告诉他。（黄氏东发说：这篇说明本于刘向《说苑》，以禾苗比喻德行，文章极为曲折委婉。） 《梁新安太守任公祠堂记》　罗愿

译任彦升在南朝以学问文章和沈约齐名，但品行义理超过沈约，尤其喜欢品评人物，具有许劭、郭泰那样的鉴识。凡是经过他品评选拔的人，一定能够声名显达，所以当时士人朋友都尊奉他，称为“任君”，把他和汉代三位君子相比；他受到推重仰慕到了这样的程度。听到他的风范的人，至今仍会慨然产生仰慕之情，何况我们新安州曾经承蒙他镇守，遗留下来的恩惠还在，思念他的德政，什么时候会止息呢？城北四十里有一条溪，旧名昉溪；溪旁有个村子，名叫昉村，实际上都因为任公而得名。任公在梁天监年间出任新安太守，常常因春日巡行而喜爱富资水，连续多日不回去，就是这个地方。事情见于《图经》和故老传说，既然如此，却又要废弃他的名字，这是什么道理呢？从前郢州有一座亭，名叫“浩然”，郑诚把它改为“孟亭”；商山有一处驿站，名叫“阳城”，元稹把它改为“避贤驿”。这只是因为心中特别归向敬重，所以不忍直呼其名罢了。荆州人思念羊祜，房屋都以门来称呼，甚至把户曹改称辞曹；即使名称有所忌讳，也要避开它。像任彦升这样的人，实在是我们新安州的羊祜。用“昉”来命名地方，比荆州人还差得多。唐大中九年，刺史卢公才把这条溪改名为“任公溪”，把村子改名为“任公村”。乡里人已经习惯了旧称，不能完全改掉；其中有一座精舍，还称作“昉寺”。这座寺建于何时，没有详细记载，后来荒废了很久。国朝祥符初年，僧人如泰向州府请求，在旧址上重建废寺，以承接旧匾额。元丰元年，县里发文命令改名，悬挂“任公”的匾号，这是遵循大中年间的命令。此后相继增修，寺院逐渐兴盛，建有数百楹房屋，前面有飞阁，尤其雄伟。凡是用来尊崇他的老师、安顿他的徒众的设施，一应俱全；只是唯独不知道把这里作为任公祠堂，难道是等待后人吗？起初，任公任始兴太守时，捐出俸禄救活饥民，境内没有流民；拿出钱财救济孕妇，当地没有弃婴。赋税十份只收一份，其余全部减免或借贷，政绩本来就非同寻常。他治理新安时，所筹划的事务不减于治理始兴时，但清简省约的政绩，只有少数流传下来。然而看他减除调运香料的骚扰，放弃采蜜的利益；对八十岁以上的父老，派属官去问候寒暖，甚至亲自拄杖步行，审理词讼于道路之中，慈祥的风范清楚可想。他去世时，只剩桃花米二十斛，还告诫家人不要把新安的物产带回都城。唉，他多么贤良啊！我们州的人世世代代祭祀他，并不过分。本传称他曾在城南建立祠堂，但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能够就着这处遗迹追寻并恢复它，稍稍慰藉本地人的思念，不也是好事吗？后来我把这件事婉转告诉主持僧行迪，住持可惟谨回去后共同察看，在法堂右边得到一间屋子，扩大修整，略加涂饰，把任公的塑像安置其中，早晚供奉，并且商议在岁时举行祭享，值得称赞。我曾经读过《甘棠》三章，那确实是赞美召伯的诗，追思他停留、休息、住宿的地方，告诫人们不要砍伐、毁坏、践踏，大概是怀念那位贤人，也思念他留下的甘棠。如今这里也说是任公旧日游览之地，而他的画像庄严端坐，仿佛侍奉他宴坐，仿佛亲承他的教诲；寄托典范的地方，难道不比树荫蔽日的甘棠更好吗？在此以前，行迪和他的师兄行遵商议，想把任公的事迹写下来，放在寺院庭中，使访古的人有所考察。居士许君德准赞成这件事，并且愿意出资刻石，于是和教授俞君舜凯一同向我求文，我答应了。不久祠堂建成，我便论述事情的始末，为它写下这篇记，希望后人更加知道严肃奉祀，永远不懈。至于把狭小处扩为广大、革除破败而更新，以及内外修缮的功劳，僧人子忠最大。推究其起源，不能略去。子忠之后，静方继承此事，到了行进便使它大为完成。行进和行迪、行遵都曾向静方学习，把子忠视为祖师。《饱山阁记》　程俱 我的同宗宗伯■〈宀禹〉世代居住在浮梁。浮梁山水的胜景，闻名于番阳。绍兴七年，伯■〈宀禹〉以提举太平观的身份回到故乡，已经两年了。开始在龙潭之上修建住宅，凭借这里聚集山水胜景的形势。住宅东面有座山，名叫洞灵山，番水从这里发源。行三里便是龙潭，水流汇聚成渠，映带左右，水声琤琮，曲折流淌，婉转形成情趣。水浅处有荪草、白芷，水深处有蒲草、荷花，茂密的树林和丰盛的草木，形成浓荫，繁盛柔美。他在水上建亭，命名为“漫吾”。徘徊四望，百里以内奇峰秀岭，时而出现，层层叠出，但伯■〈宀禹〉仍认为不够。又在东边建阁，以尽览登临的胜景，取名“饱山”。他写信给我，说明事情的详细经过，嘱托我为此作记。我当时正抱着未痊愈的疾病，心神志意衰败，未能答应。后来伯■〈宀禹〉来信，总要谈到“饱山”。我想到伯■〈宀禹〉年轻时就游学于太学，壮年在朝廷做官。那时他的身体疲惫于道路的遥远艰险，衣服磨破于京城汴梁的尘土，心力劳苦于声名利禄的险途，梦中想念龙潭之上，而那里却远在千里之外。对于故乡山林的胜景，他就像饥渴的人思念饮食一样，从来没有片刻忘记。如今因为辞去繁剧职务而得到闲暇，能够在其中徜徉、饮食、休息，不离开高大屋舍之间、几席之上，俯身可以观赏，仰头可以听闻；能够使心意畅快满足，使耳目愉悦并恢复旧日情怀，在举手顾盼之间从容自得，当然会感到快乐而不厌倦。不过，朝廷中的士人进去了却不能出来，山林中的士人前往了却不能回来；他们偏离中道而被外物拘困，其实是一样的。伯■〈宀禹〉少年时努力学习、自我奋发，正值大比，在两学三舍以及郡国荐举的士人中，荣列第一；取得荣耀的名声、登上显达的仕途，仿佛拾取地上的草芥一样容易。伯■〈宀禹〉并不是对世事毫无意趣的人。他一旦被朝廷任用，常常怀有进献忠言、陈述善策、爱戴君主、报效国家的心，也不是漠然无情，像秦人看待越人胖瘦那样毫不相关。何况皇上正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专心任用人才而兼听各方意见，修治各种政务，整顿六军，将要恢复伟大的功业、成就中兴；这正是寻求贤能、任用善士的时候。像伯■〈宀禹〉这样的人，难道能够长久放任自己置身山林吗？浮梁是饶州所属的县。饶、歙、开化各地的程氏支系，都出自黄墩陈安西将军、司空忠壮公之后。我和伯■〈宀禹〉同姓、同宗、同朝为官、志向相同、道路一致。起初我们都隶属职道山，后来又以给事中、中书舍人的身份分别在东西两省任职，还是同僚。以伯■〈宀禹〉质朴厚重、端正诚信，而我愚钝褊狭、耿介自守，看来我们的性情似乎志趣不同，还是因为气味相投呢？所以我乐意为他写这篇记，也借此显明他出仕和退处的大概情形。《婺源义役记》　李缯

译淳熙七年春二月，玉山周侯来任婺源县令。事情刚过十天，李缯趁空拜见周侯，周侯对我说：“婺源一向蒙受最为难治的名声，吏部张榜，任期超过一年时，大家常常只是仔细看着而不敢正视，难道不是因为赋税和差役繁重而苦恼吗？说到赋税，条目制度都在那里；把没有的说成有，供给费用过多，本来就值得畏惧。说到差役，强健与危险的差役名目，是非变乱迷惑，不是更加可怕吗？过去刚强果断的官吏，尚且有时引身退避，何况像我这样柔弱怯懦、衰老迟钝，自己还妄称有过失，即使后悔又怎么追得回来？如今精神已经耗费在诉讼文书上，开始时没有谋划好，将来怎样收场？国家的良法美意都具备了，究竟哪一种办法最便利？唉，三代以前，闾里族党之间和乐融洽的教化盛行，家家都可以受到封赏，记载在《诗》《书》中，使人羡慕；如今却不是这样，兄弟亲戚不顾情义，彼此视为仇敌。推究根源，全都由差役引起。人们逞强好斗，计较先后，互相告发，家破产尽，甚至超过流离颠沛，却完全不知道反省。本来就有服役时诉讼、服役期满后仍诉讼的情况，几十年来一直不止；议论的人纷纷而来，却始终没有定论。于是有人提出实行义役的主张，所谓因不义而建立义役的名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您是一个乡里的望族贤士，何不采取这个办法，告知父老兄弟子弟，选择适中的办法来实行，请从您开始。”李缯推辞说自己没有才干，却没有拒绝而承担了这件事。我所居住的里集合士人和百姓共十六人，一同查看各户人口、赋税多少以及事务劳力的难易，凑集金钱和粮食，聚集田地一百亩，估量租税收入，招募一名役夫。被招募的人乐意前来，订立三十九条约定；遇到田地收成有丰歉，就按多少相互比较，以增加补助，所招募的役夫不会缺额。从此每年秋季七月开始，众人的心情都和顺一致，再没有乖戾变乱。即使凶悍的差吏到来，东西叫嚣，南北冲撞，从前喧闹惊慌的情形，也不过是被募之人起来应付而已；士人安于士业，农民安于农事，和乐兴盛而喜悦，谨慎恭顺而和谐，成效如此容易显现。于是把这件事上报县里，县里又报告州府和常平司。又过了两年，李缯因事来到县里，周侯的屋室又说：“全县有六乡，总共五十都。自从我告诉您实行这种差役以来，其他各都的事情，我也用同样的方法告诉他们；但各地风气不一样，很难一律施行。我希望它迅速成功，却不愿只因袭当地习俗；想求得像你们二都这样订立约约的好处，却做不到。不过，从一开始实行这件事，大体只以平息争斗为主罢了。自从我来到这个县，水灾、旱灾、饥荒接连发生，各种事情纷至沓来，数也数不清。假使诉讼不断，我将每天都没有空闲；彼此抵触、处置过失，能够避免吗？”我离开这里已经有日期了，任期末段的艰难，比刚到任时还更难以作为，因此更加感到畏惧。天下的事情，本来有花费一百年完成却仍不足，一天毁掉却绰绰有余的，为什么唯独对此事怀疑呢？不过这并不是法律制度，只是推行上面的命令，把它交给百姓罢了。哪里知道几年以后，不会有暴戾昏昧、贪婪苟且的人，喜欢任意作为，因为这种办法虽便利百姓，却不利于官吏，于是把一切政事都以催促办理为先，难道能够避免它不受阻挠、不遭败坏吗？又有奸猾愚顽的百姓，只顾眼前，以强凌弱，吝惜一铢两、斗斛的收入，使被招募的人不肯前来；他们窥伺空隙，侦察漏洞，纷争纷纷发生，难道能够避免它不受阻挠、不遭破坏吗？古人说，与人谋划开创很难，却可以共同享受成功；我担心成功还不容易共同享受。幸而您告诉那些都中的人，向他们说明利害祸福所在，不要让他们最终固守于我所担忧的情形，或许会有益处吧？李缯退下后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第二都义役庄记》。周侯名师清，官职是通直郎。淳熙九年十一月谷旦，钟山园翁李缯记。《新安文献志》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十二 （明）程敏政撰 ○记 《名堂室记》　朱熹

译紫阳山在徽州城南五里，过去曾有隐士君子居住在那里。如今山上有老子祠。我的先父祖籍婺源，年轻时在郡学求学，因而前往游览并喜爱那里。后来到了闽中，唯独对紫阳山思念不忘，所以曾经把“紫阳书堂”刻在自己的印章上，大概他的心意从未有一天忘记归乡。后来终究不能回去，临终前才命令孤儿熹来居住在漳溪之上。如今已经三十年了，我贫困多病，勉强活着，既不能回到故乡，又不能扩大家门来奉祀先祖；但不敢忘记先父的志愿，恭敬地把印章上所刻的字题在所居厅堂上，希望所谓“以先祖所自生为乐，行礼不忘根本”的道理，后世还能够有所考察。先父又常常为自己性情急躁、妨害道义而忧虑。他任尤溪县尉时，曾取古人身佩熟韦以自我警戒的意义，把厅堂东边的屋子题为“韦斋”，用来闲居读书。延平罗公仲素先生确实为此作过记，沙阳曹君令德又为此作过铭。官署中后来遭遇盗火，遗迹全无。近年我的朋友石君子重主管县政，才重新题匾，并且把记和铭刻在石上，以示后来人。我想到先父的志向不可以不在家中传承，而我的急躁迫切更加严重，更不能忘记先人的训诫，于是又把这些文字取来悬挂在寝室，用来鞭策自己，也给子孙看。厅堂和寝室是家中的正处，如今都用先父所命的名称来命名。唉！我朱熹难道敢不早起晚睡，进退升降都处在这些训诫之中，没有一刻不虔敬，以至于辱没先父的教训吗？“晦庵”是闲居的地方。我十四岁时，先父抛下我们这些孤儿，遗命让我到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刘先生那里求学。三位先生在饮食和教诲方面无不尽心，而屏山先生曾给我取字并祝愿说：“树木把根藏在幽暗处，到了春天花容就灿然开放；人把自身藏晦起来，精神就会在内里充实。”后来我又侍奉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教导我的内容，大概和三位先生的说法没有不同；他所说的“晦”，也仍然是屏山先生的心意。我只是不能践行修养、服从实行，所以颠沛困顿；如今便用这个意义来命名书堂，表示不敢忘记诸位先生的教诲，也记下我的“晦”，从今开始，希望重新从事于此。书堂旁边有两间夹室，闲暇时我在其中默坐读书，把左边命名为“敬斋”，右边命名为“义斋”。这是因为我曾经读《易》，领会其中两句话：“以敬使内心正直，以义使外在方正。”我认为这是求学的要领，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只是还不知道应该怎样用力实行。等到读《中庸》，看见其中论述修道的教导，必定以戒慎恐惧作为开始，然后才得到持守敬意的根本；又读《大学》，看见其中论述彰明德性的次序，必定以穷究事物、取得知识为先，然后才得到彰明义理的端绪。后来观察这两方面的功夫，一动一静，互相发挥作用，又和周子关于太极的论述相合。于是又知道天下的道理，无论幽明、大小、远近、浅深，没有不贯通于“一”的。以此为乐而玩味它，本来足以终身不厌，又哪里有闲暇去羡慕外物呢？因此用“敬义”来命名我的两间斋室，并且逐一叙述给堂室命名的用意，以表明我从父亲、老师那里所接受的教诲，以及我在微末的讲学中所能听闻的大致内容。把这些话写在屋壁上，出入时观看反省，用来告诫自己。《婺源县学藏书阁记》　朱熹 道存在于天下，其实质源于天命所赋予的本性，实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它的文字形态则出自圣人之手，存在于《易》《书》《诗》《礼》《乐》《春秋》以及孔子、孟子的典籍之中。它的根本和末节互相依存，各种说法彼此发明，都是一天也不能废弃的。天理和民间伦理既是自然存在的事物，那么五伦大纲和根本法则所在之处，本来有不依靠文字也能建立的；然而古代圣人想把这种道理昭明于天下、流传给万世，那么它精微曲折之处，如果不托付于文字，也不能自行流传。所以自伏羲以来，历代圣人相继兴起，直到孔子，能够用来流传后世、建立教化的工具才灿然完备。天下后世的人，若不是生来就知道一切的圣人，就必须通过这些典籍穷究其中的道理，然后达到认识，再努力实行到底；本来没有饱食安坐、无所修为，却忽然知道、突然得到的道理。因此傅说告诫高宗说：“向古代的训诫学习，才会有所收获。”孔子教导人，也说：“喜好古道，勤勉地去求取。”由此可知君子用来求学、达到道的途径，也就可以明白了。然而自秦汉以来，士人求取书籍，大多把记诵抄掠当作功劳，却达不到穷理修身的要旨；其中过分的人，竟然断绝学问、抛弃书籍，一同奔逐于荒诞空虚浮夸的境地。两者的弊病虽然不同，但对于古人的本意却都失去了。唉！道之所以不能彰明、不能实行，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婺源学宫讲堂上面有一座重屋，匾额题为“藏书”，却还没有书可藏。莆田人林侯虙主管县政后，首先拿出自己珍藏的太帝神笔《石经》若干卷来充实书阁，又广泛购买书籍，共一千四百多卷，排列收藏在楼上，让求学者能够在此讲习、诵读。熹本是故乡人，却客居闽地；这次因事回乡，拜谒学校时，林侯已经离任到朝廷任职了。学生们还指着他的书互相谈论，感叹了很久。一天，他们便相继来到我门前，对我说：“近年来，乡里的子弟愿意求学的人很多，却苦于不知道应当怎样学习。您实在没有忘记先人之国，难道唯独不能借此说一句话来开导他们吗？”熹起身回答说：“如果一定要记载贤能大夫的功绩，以告诫后学、流传给将来，那么本县自有先生成德的君子在此，我没有什么值得辱没使命的地方；只是父老兄弟子弟的话，又是我不忍违背的，我岂敢不恭敬地答应呢？”于是我私下记述所听到的这些情况，告诉乡里愿意求学的人，使他们知道读书求道的事情不可停止，并尽心去做，用来修养自身、整齐家庭，进而推及乡里，通达天下，流传后世，也用来使林侯的德行永远得到信实的证明。这就是记。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日，邑人朱熹记。《婺源县学三先生祠记》　朱熹

译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周县令开始在县学中建造周程三先生祠堂，并派人写信来对我说：“您本来是我们县的人，曾经听闻三位先生的学说；三位先生已经在南康建祠供奉了。况且濂溪的故宅，以及豫章、宜春的祠堂，又都是您所记述的。您也请为我谈谈这件事吧。”我想到三位先生的道理确实高尚美好；然而婺源不是他们的故乡，不是他们寄居的地方，也不是他们曾经游历或任官的地区。况且国家祀典中还没有规定相应的品秩，在这里祭祀，礼制依据在哪里，道义根据又是什么呢？于是把这些意见全部告诉周侯并表示谢绝，不敢拖延。几个月后，周侯又和本县处士李缯以及学官、弟子几十人一同写信来说：“濂溪先生的著作说明本性根源于上天、诚实落实于自身，并且符合前代圣人传授的统绪；又得到河南二程先生承传，于是他的学说流布天下。它没有爵位赏赐来劝诱，也没有刑罚威势来强迫，但天下学士无不纷纷归向它。十多年来，即使不是三位先生的故乡、不是他们寄居之地、不是他们游历任官的国家，又没有祀典规定，各地学官仍争相建造祠堂，以表达尊敬奉祀之意。这并不是敢于以此妨碍国家规定的祭祀，只是想塑绘他们道德的容貌，使求学者早晚瞻望而受到激励罢了。况且我们县的人之所以能够听到三位先生的言论，您的先父也出了很大力量。如今祠堂已经建成，您怎么能够不为它写一篇文章呢？或者说，先生学说从始到终、从本到末的旨趣，希望您全部陈述出来，或许能够有所阐发。”熹打开信后忧伤地说：“明府的教诲、诸位的言论，既然命令我来记述，我不敢再推辞了。”至于三位先生的学说，以我的愚昧，恐怕不足以谈论。即便如此，诸位难道没有看过濂溪先生的图和著作吗？它们虽然简约古奥、深邃难测，但大意不过是告诉学者讲学致思，穷究天地万物的道理，战胜私欲而恢复本性。它的施行，是把善行从家庭开始，推广到天下；它的具体办法，是恢复古代礼制、改变当今音乐，用礼乐来养育百姓，再用刑罚来整肃他们。这就是所谓伊尹的志向、颜子的学问，由程氏传承下来以觉悟世人，难道又在诸位日常生活之外吗？只是诸位独自没有察觉罢了。如今幸而借贤能县令的力量，已经能够每天看到先生的画像而瞻仰，那么为什么不进一步读他们的书，探求其中旨趣，返回自身而努力实行呢？后来便把这件事及其言辞写成这样，作为记述。求学的人由此努力实行，或许就可以使三位先生的心志不至于坠落在地，也可以不辜负我先父的志愿和贤能县令的心意了。诸位也要努力啊！祠堂在讲堂北墙下，濂溪先生面向南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面向东西坐在两旁作为陪祀。周侯名师清，是玉山人，好学而有文才，曾经在朝廷任职。他治理这个县，宽厚地安抚百姓，以礼对待士人，而像这样教诲他们，更不是如今做官的人所能比的。秋八月癸丑，县人朱熹记。《休宁县新安道院记》　朱熹 休宁大夫、信安祝侯汝玉写信来说：“休宁作为一个县，虽然有难治理的名声，但我治理它已经两年了。刚开始，不能不把人们的议论放在心上；后来才认为情况并不是那样，而如今终于有了足以证明它果然不是那样的事实。大概它的疆域实际上在鄣山的左麓，浙江水从这里流出。山势峻峭，水流清急，因此这里的人禀受山水之气、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性情习俗不能不刚强而喜欢争斗。然而君子却致力于把这种刚强化为高尚的品行和奇特的节操，尤其以做不义之事为羞耻，所以这里的风俗难以用武力制服，却容易用道理胜过。假如我所做的事出于公论所认为正确的，即使有时违背他们的私意，他们最终也不敢认为不对。因此我刚到这里时，大概不能没有不高兴的人，而如今却都欢喜地不再同我有异议了。我曾经被繁多的事务困扰，感到无法胜任；如今却豁然开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我将把厅事的东面重新修葺，采集宾客和属吏吟咏的诗篇，题名为‘新安道院子’。如果您能替我作记，那么后来的君子就会更加知道治理这里的方法，也不会有我当初那样的忧虑了。”我认为，汝玉能这样说，足以看出他的政绩已经成就，百姓已经服从，官府也没有什么事务了。然而，“道”之所以得名，正是因为它是人人共同行走的道路，并不是说无事可做。汝玉刚到任时，坐在公堂之上，左边是文书，右边是法律，日夜费心劳力，不能休息。偶尔稍有空闲，又不得不冒着寒风、顶着烈日，出入田间乡陌，不敢懈怠。凡是用来劝导百姓行善、惩罚百姓作恶，兴办百姓有利之事、除去百姓有害之事的措施，如果没有道来推行，又怎么能达到今天的无事呢？只是如今给它命名，似乎专门取意于今日无事，反而把前日勤于政事看作不合于道，莫非这是出自老子、佛教所谓的道，而汝玉没有想到这一点吗？还是他曾经思考过：天下的事情虽然有动静、劳逸的区别，但所谓的道，却没有彼此、精粗的差别。汝玉的学问本来就足以使他明白这一点。他之所以为政绩成就、政务无事而喜悦，却不避讳别人把这种说法看作异端之学，难道不是因为他还想在这些日子里从容地处于此地，深入思考前日已经实行的政事，更加寻求尚未达到的境界，最终穷究那没有彼此、精粗差别的道，并把它充分发挥在功名事业之中吗？我本来是这里的乡人，而且和汝玉是旧交。我喜欢他的心意，所以写下事情的始末给后来的人看，使他们能够考察这个地方的风俗和贤能县令的志向。” 淳熙戊申八月甲申，朱熹记。《通州三贤堂记》　程大昌

译三代以后，选取士人的方法，大体上对实际行为考察简略，对言论考察详细。到了唐代，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点，但仍允许兼采声誉和名望。虽然询问、听取的情况未免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有时也会因为请托而扰乱法令；但陆贽、梁肃、王起等人，凡是他们所选拔推荐的人，后来都以实际行动符合他们的评价，不愧于古人。由此可知，法令本身没有偏差，只要有人能够使它贯通实行，就都能达到完善。我同年进士蒋元肃，见识足以周全处理事务，才干足以通达自己的学问。淳熙十年，他任通州知州，正逢大比之年，却没有考试的场所，只好很快修葺别的房屋来举行考试。他感叹说：‘这难道是礼遇士人、防患于未然的方法吗？’于是先使百姓富裕，再加强教化养育。事情办成之后，便拿出多余的钱财，在地势高敞明亮的地方建屋一百多楹，以供将来大比考试使用。他写信告诉我，详细说明其中的缘由，并且说：‘我这次营建，除了考试之外，还有另外的创意，或许能够同考试制度相互辅助。’本州有位贤士叫张次山，守道而不屈曲徇私。他因包孝肃推荐而任县令，后来升为京西转运判官。因为和程明道、邵康节同样的是非好恶而获罪，那么他的贤能就不必再问可知了。徽宗初年，谏官陈莹中、任德翁因为排斥攻击权臣，屡次遭到陷害责罚，被隶属于本州，他们的声望和风采至今仍令人凛然起敬。陈莹中、任德翁受到天下敬仰，张君在通州任职，也同样如此。扬子云说：‘学问和品行是最高的，言论次之。’那么，专门以学问闻名的人，并不是扬子云所推崇的最高一等。这三个人对于学问，不是苟且地知道它，也确实实行它。古人所说的有道、有德，活着可以为人师表，死后可以祭祀，正是这三个人。于是就在试堂西边另建祠堂，塑造三人的像而恭敬祭礼，题写匾额为‘三贤’。难道看到它的人不会在心中有所感慨吗？士人凭学问成就功名，到了这里，这些通州人以及出仕后从别处来寄居的人，不知有多少同类；而这三个人独自受到不同寻常的礼敬，实际上是要把品德而不是言论树立为士人的准则。要使德行流传久远，没有什么比文章更好；幸而我知道这件事，希望这种心意能够长久流传。我说：‘您树立的榜样好啊！’乡里荐举、地方选拔，后世已经不能再实行，而主管部门的鉴别评判又达不到考察实际品行的程度，法令便纷乱而没有办法挽救。从考试事务出发，在进士选拔中表彰三贤的实践来激励士人，这是采用乡举里选的实质，并且要求士人在考取科名、决定仕进之后仍然如此。科举始于汉代，而圣门之中也有类似的制度，人的高下常常由此相互比较。” 公孙弘、董仲舒都以大儒身份在贤良科举中名列前茅，但万世公认的道理，并不因为公孙弘做过汉朝宰相，就把他置于江都相董仲舒之上，这是因为天爵本来就高于人爵。至于人爵，通州的优秀士人们，你们应当努力啊！元肃名雝。《莆田人淳安县社坛记》　罗愿

译有些士人出自五帝时代，却至今仍受到祭祀；有些礼制在三代时很隆盛，后来也没有废弃。这不仅是因为那些人值得尊敬，更是因为其中所包含的意义极其深远。大概自从离上古已经很遥远以后，五帝的臣子流传下来的没有几人，而高阳氏的土神、虞氏的谷神，只有在展禽、史墨的言论中还可见到世代任官者共同祭祀社稷的事。祭礼设坛而不建屋，用生肉而不用熟肉，有俎豆而没有酒杯食器，这些也都是商周的旧典。上下数千年，继承王位的人都不敢擅自改变，难道可以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吗？先王的治理以诚为本，只有能够致知而使事理贯通，所以遇到事情时，无论精粗、表里都没有区别。知道土地和谷物是百姓最看重的，而社神、稷神正掌管这些，于是从庶民以上，各依所在之地封土祭祀。天子以此建立诸侯，诸侯因此拥有自己的国家，君主和百姓的情感就是这样相同。因为他们生前有使土地平整、谷物生长的能力，明确知道他们的精神不会因死而泯灭，于是把雨旸寒燠等事务交付给他们，没有不得其所愿的；天与人的关系又是这样没有差异。由于祭祀时沐浴、斋戒、住宿，登坛、降坛、献祭、撤祭，其中包含着做人臣下的道理，于是便借此教导百姓把它作为侍奉君主的法则。” 由于水旱灾害发生变化，便设置相应的解释和仪式；诸侯中不尽职的，也不能逃脱这种责罚，于是把同样的原则施加于他们，作为驾驭臣下的方法。一年之中，春天出火，秋天占卜庄稼，冬天使老人得到休息；有让所属百姓学习法令的事情，有利用祭祀器物来救助灾变的事情。有时不得已而征用百姓参军，小规模时接受脤肉便出兵，大规模时祭祀主神、举行衅礼后出境；有功劳在这里献礼，有罪过在这里处死，就像一家父子出门告辞、回来相见，然后在庭院中办事，并不是把这些当作罕见的礼典才实行。重视百姓居住的地方，敬重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所以风俗淳厚而不迁变；彰明有功者并祭祀他们，所以百姓端正诚实而不迷惑；依据事物的常理寄托教化，所以命令得到执行，禁止得到遵守，风俗由此形成。百姓每天都看见上级亲近自己，而所施行的又不违背四时的秩序，因此上级容易治理，神灵也容易降福。唉！古代求社神、稷神的道理，详细到了这种程度，并不是只想把他们神化而已。大概认识达到极点而意念真诚，就不会有精粗、表里的差别；这样，从分散在事务中的现象可以了解政治，从寄托在政治中的意义可以观察礼制，这就是所谓不二。后世与百姓相接触的方式已经十分简略，只有治理财赋、审理诉讼这些施行于官府的事情，才被当作政治，起初根本没有把它们混杂在社祭中并加以降低。” 像这样，神灵固然没有参与其中。乡里的社祭，只是喧闹、醉饱，把熟悉仪式当作全部内容；事情办完后，只有留存在主管官府中的部分，才被当作礼制。鸡鸣时举行仪式，天还未亮就埋葬祭品。像这样，百姓也什么都不知道。况且耳目不能接触这些事情，却想改变他们的心术，已经不可能了；何况所谓出火的早晚、来年五谷适宜与否、所要休息的事物、所要救助的灾变，那些说法已经古老了。兵与农已经分开，军队祭祀也迁移了。此后世人求社神、稷神的做法就非常简略了。然而根据今天还保存的情况，进一步考察它的缘故，那么这些神大概是五帝的辅佐，而这种礼制则是三代的旧典。人类之所以能够相互扶助而延续到今天，更多地依赖他们的力量；前代祭祀礼制仅存的，也只有这一项。因此人们仍共同守护它，学者也仍乐于讲述它。长乐陈君晔来任淳安县令，正当这时，议论者认为社稷坛墙大多没有修葺，诏令长吏修筑守护，并每月检查。陈君于是就在县城西二里原来所谓社稷坛的地方，连同风神、雷神、雨神、师神的坛墙一起，重新采石修治，并建造三座屋舍，以备祭祀之用；又筑墙七百尺，从外面加以封闭。淳熙七年二月上戊日，工程完毕并举行祭祀，请我作记。我替这件事说道：坛墙的修缮费用，是可以筹办的。长吏刚到任，亲自前往拜谒查看；巡行各部的使者，察看修整是否合乎礼仪，这又是甲令中已有的规定。法令明白写在那里，可是官吏有时仍不肯尽力，为什么呢？他们心里私下认为这些事情迂远而不切实际，究竟愿不愿意推明古代的意义，使它同百姓的事务结合起来，以符合国家命令祭祀的本意呢？由此可知其中的困难。陈君五世从祖、枢密直学士，凭经学和品行闻名当世，起初任仙居县令时，经过社稷坛和孔子庙，必定下车快步而行。因此陈君因上级命令而懂得奔走办理此事。我虽然不认识陈君，但听说他审理诉讼公平宽恕，修建学校，治理桥梁、道路和沟渠，又劝大户拿出田地作为义役之用，大体上都是有意于百姓的事；所以我推考古代社稷的意义，认为当今贤能的官吏或许可以从中有所取法。（弘斋曹成日《鄂州此记》引据精博，晦庵见后佩服，认为是一集之冠。） 《陶令祠堂记》　罗愿

译陶渊明任县令八十多天，人们便尊称他为陶彭泽，用县名配在他的姓氏之后来传称他，并且世世代代祭祀他。体味这个人的风致意趣，不靠雕饰，只从胸中直接取出，便自然宏大深远。有句话说：‘恭敬接近礼，节俭接近仁，诚信接近真情。人与人相处，正在于真情实意之中。三代以前，大家共同遵循这条道路，不知道心里和口头、表面和内里会有不同。因此对自己无愧，对他人也不劳心。’时代远去，道术衰微，风俗已经流荡退避，士人也不能深切领会教化的本意。凡是流露真情的，全都加以掩盖、仰抑和遮护。考察他们的心意，本来想求得周全，却反而陷入不合真情。他们不知道人情本来应当有的状态，如饥而吃、渴而饮、劳累疲惫便想休息，在有形的生命中都是谁也不能避免的。假如只是因为这些事情直接显露在外，未必是明文教令所禁止的；而还要曲折遮掩，只是吝惜之心没有消除罢了。《易》的卦辞说，天地万物都凭自己的真情显现；而礼经说，天下大顺的时代，人们才不吝惜自己的真情，由此可知真情被隐藏，已经很久了。又自东汉末年起，矫正偏差却超过了限度；正始以来，开始崇尚旷达，本来想稍稍返回真情实意，但人们以此相互夸耀，流弊到后来更加无法忍受其虚伪。大声呼喊、赤身裸体，竟然就足以欺骗世人；即使倾身遮挡竹篮，也仍被视为名士。假如陶渊明生在百代之后，独自颓然任由真实情性流露，虽然他的清风高节遥远而难以继承，但他的言论所表现的、诗篇所寄托的，大多只是书生平常的事业，或老农日常的事务。他出仕，不说是施行自己的志向，只不过借以维持三径的生活罢了；离职，不说是为了显示高尚，只是因为真情促使他急切奔赴罢了。饥饿时便乞食，醉了便打发客人；不借琴来显示雅致，所以没有琴弦也可以；不凭借饮酒来表现旷达，所以手持菊花便已满足。他的真实风气传播开来，径直扫除了晋、魏以来浇薄的习气。他曾有诗说：‘羲农离我们已经很久，世上满是人，很少再有真性情。鲁国那位勤勉的老人，竭力弥补修复，使风俗重新淳厚。’唉！近来那些人承袭庄子的余论，都说淳厚流失、朴实离散，是周公、孔子的礼教造成的。谁知道鲁叟孔子这样做，正是要使风俗淳厚呢？大概陶渊明的志向达到这里，那么他安身处世的道理就已经很明白了。他任县令的时间很短，事情虽然不能全部看见，但他起初并没有把家属带在身边，只送一名仆役帮助他的儿子；其中慈祥亲切、缱绻关怀的情意，同对待子俨没有不同。仅凭这一句话，就足以祭祀他百世。他求任彭泽县，虽然说是把公田的收成用来酿酒，但他来去都在秋冬仲月，并不是播种栽植的时节，而传记却记载他曾计算种高粱的数量。至于督邮这个小人，即使不束衣带，向来本来未必就妨害了什么，也不必立即以这一点决定他的去留。这样说，是因为还没有深入了解陶渊明。祠堂屋舍和塑像，日久更加破败。我的兄长端翔任县令时，开始重新修建它，并命我作记。兄长为人没有机心，出仕升进常常听任命运；任陶渊明曾任职的县令，更加心怀仰慕，大概想要仰承前人的遗风，却还未能做到。如今官职是奉议郎，名颉，字端翔。附记：朱文公在给刘子澄的信中说：‘将来李文的奏议和罗鄂州的小集，都希望在后面附上我的名字；但我也只能作题跋，没有力量写成大篇文字。社记朴拙粗疏，不能算文章，不知道端良认为怎样？他的文字细密而有条理，很可爱。’ 《竹洲记》　吴儆

译我吴儆，从永宁郡丞任满回到朝廷，淳熙戊戌四月某日，蒙恩获赐面对皇帝陈奏。我说：‘朝廷用来防备北方边境的措施已经十分周密，但对于南方边境的长久防备，可能还有未尽之处。’第二天，诏令擢升我为邕管守，并且命令我迅速赶赴戍所。我又说：‘我有父亲，年纪将近八十，把我当作生活的依靠。南方边境的事务，难道缺少像我这样的人吗？只希望朝廷怜悯我侍奉父亲的日子短，而侍奉君主的日子长，允许我得到一个闲散的职位，以便奉养父亲。’宰臣把这件事报告皇上，皇上正以孝道治理天下，因而为之恻然，改授我祠禄官。我自二十岁开始从事仕宦和求学，漂泊了三十多年，大约每隔一两年才能回一次家。因此新安以南六十里有田一百亩，有住宅一处，只有古代井田制下的农民那样的产业。自祖父以上共七代人，都安于耕种、守护祖坟，没有冒险涉险、折腰忍耻、匍匐趋走的劳苦。到了我和兄长益章，才开始放弃祖父的产业，把自己置身于科场之中。益章通过占卜选定仕途，做了太学官，不幸早逝。我先后任三次州县官，都不得志；不仅不得志，而且屡次获罪，使父母忧虑。因此我想到要把自己屏居在无人之地，藏身于平庸简陋而少有过失的地方，逐渐恢复祖父的产业，以安慰父亲的心。到这时，我才因为没有什么功劳，不再冒昧接受过分的恩典；每月俸钱三万，米五斛，按照收入节约使用，可以养鸡养猪，供春秋宴饮。于是就在旧居稍稍修葺治理。住宅前有一片约数亩宽的洲地，原有竹子一千多竿；根据地势低洼而挖成四个小池，种菊花数百株，根部环绕水池；把其中一个挖深，用来蓄养鱼鳖之类，以备不时之需；另外三个用来种荷花、菱角、芡实，取江村的景象，也采收它们的果实来助供酒席。后来又借地势较高、竹荫覆盖之处，建了两座小亭。一座面向溪流，溪流上方有山，山上多松、杉、槠、樟之类的树木，葱郁茂盛，贯穿四季而不凋，是老人尤其喜欢、常常休息的地方，便以‘流憩’命名。另一座叫‘静香’，因为前面有竹，后面有荷花，取杜子美‘风摇翠筱娟娟，静雨浥红蕖冉冉香’的诗句为名。亭子南面有三间堂屋，四周环绕岩桂、万年枝以及各种冬天不凋、年老不衰的树木；东西两边的房间开有窗洞，让那些还不能胜任耕作的子弟在那里读书。堂屋北面仿照上庠炉亭的式样建一间小斋，堂名‘仁寿’，意思是庆幸生在尧舜的时代，能够奉养父亲，长久看见太平，像击壤歌唱的百姓一样。斋名叫‘静观’，取明道先生诗中‘万物静观皆自得’以及‘四时佳兴与人同之’的意思。这里面有极大的妙处，只有天下真正安静的人才能看见。静香亭东面有一株杉树，十分挺直秀美，枝条向下垂，如同倚着伞盖，树下可以容纳几个人屈膝而坐，因此命名为‘直节庵’。大概树木种类极多，而最挺直的没有比杉树更好的了。苏少翁的直节堂就是以杉树命名的。庵西有一株梅树，过去被灌木遮蔽，枝干弯曲，苔藓附着其上，同会稽的古梅没有不同。大概梅树中的隐士，年老而十分清瘦，就像山泽中的儒者；树下平坦，可以摆放十多张胡床。但胡床只适合随意走到那里时临时使用，并不方便，于是砍木做成鼓的形状，能够倚坐的木座排列在树下，共有十个。冬天仰望它的花，夏天休息在它的树荫下，口渴时想象它的滋味；不用修建屋宇，梅树的美就都具备在俯仰之间，因此命名为‘梅隐庵’。庵西种桃、李、卢橘、杨梅之类，过几年便可以用来馈赠宾客和邻里。桃树小径之外，又向邻人借得一亩多地，杂种蜀葵、枸杞、四时蔬菜、地黄、荆芥以及闲居时适用的东西。庵西开一条小路，旁边贯穿竹林，沿路两旁种兰草、蕙草数百株，根部环绕在路旁，和土地相宜，长得很茂盛。沿着小路向南有一座堤，像荒废的城墙，高高耸出尘埃，旁边面对旷野，溪水在下面潺潺流淌，随着风时快时慢；登上堤去，令人心胸和眼界都豁然开朗。又依堤建两座亭，名叫‘遐观’和‘风雩’，借此看见天空辽阔、大地广大、万物共同生长的情趣。柳子厚说，凡是游览观赏的美景，有的深奥幽静，有的开阔明朗。这片洲地虽然很小，但高低曲折、幽深开阔、时隐时现，几乎是把那些景致缩小而完整地具备了。有时准备酒壶酒杯，侍奉老人，也招来老人亲近的人，在其中徜徉；直到夜晚或遇到风雨才回去。老人虽然不喝酒，但看见别人痛饮，便拍掌大笑，感到快乐；我就在他们尽兴之际，作小词描写他们闲适的心情和眼前经过的景物，让童稚们歌唱来助酒兴。唉！能使我忘掉贫贱，安于农田园圃，不再有奔赴四方的志向，难道不是这片洲地的乐趣吗？《尊己堂记》　吴儆 新安汪伯举在住宅西面建了一座堂，和弟弟伯虞、伯言在里面藏书修业、游息居处。那里幽静深远、简朴洁净，令人心情愉悦。弹琴读书，和乐自在，竟不知道自己身处闹市之中。因此尚书金公经过时很喜欢，便用‘尊己’为它命名。我曾向金公询问这样命名的意义，金公对我说：‘士大夫大多丧失自身，都是因为不知道自我尊重的缘故。天爵所带来的道义荣耀，是自己本来拥有的，可以永远尊重；人爵所带来的权势荣耀，得失由命运决定，给予和剥夺掌握在别人手中，不能永远拥有。士大夫丧失了自己本来可以长久保持的尊严，就无法自重，也无法取得别人的尊重。于是他们急切地凭借那些不能长久保持的尊荣来装饰自己，得到时便荣耀得不能自持，失去时便忧愁得不能承受，甚至丧失廉耻。只要得到它，便洋洋得意，戴高冠，乘高车，自以为十分舒适。世俗之人也跟着尊敬、称羡他们，却不知道回头思考这种获得本身是可耻的。孟子说，那些在坟墓间祭祀、吃得醉饱的人，回家后向妻妾夸耀；妻妾正在羞惭哭泣，而那人还得意洋洋，丝毫不知道。’尚书金公凭直节敢于进言，通晓大体，侍奉光尧太上皇帝，任殿中侍御史；他排斥攻击权臣党羽，因此被排斥不用达二十年。后来他侍奉今上皇帝，历任给事中、礼部尚书，又因为处处触犯权贵，最终没有得到重用。然而金公的道德更加尊崇，名声更加隆重；他自己所得、自己树立的事业，大概都根本于能够尊重自己。伯举兄弟孝顺友爱，没有人有不同的议论。伯虞虽然参加进士考试，取得乡荐，在得失、出仕和退处之间，态度十分从容。将来如果出仕于当世，希望他不会丧失自身，也不要忘记金公为堂命名的用意。（朱文公说：‘从前张荆州、吕著作都称赞吴邕州的才干，今天读到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的内在修养了。’） 《相公桥记》　吴儆

译淳熙七年秋九月，尚书郎曹侯来任新安太守。这一年大旱，粮仓没有多余的积存，百姓没有隔夜的藏粮，人心惶惶，不知道该怎么办。曹侯考求古今救灾的政令，凡是适合本地风俗、方便百姓的，都竭力实行，勤勤恳恳，没有什么方法不用尽。后来又利用闲暇，寻找一切可以使百姓获利的事情。郡境内多山，山中多涧谷，水流贯穿其中，脉络像织布一样。断崖绝壑之间往往有通道，曹侯说桥梁不修，古人认为是刺史的过错，于是拿出自己的俸禄，托付富民在险绝的道路上架桥，以安顿百姓最为苦恼的地方。有将仕郎程仔，曾经捐出谷价来帮助曹侯实行救灾命令，在休宁、歙县交界、相公湖旁建了两座石桥。桥建成后，请我作记。我曾经痛恨如今做郡守的，奢侈地游览观赏以自娱，修饰馆舍和厨房来夸耀接待过客，而对我们的百姓不加体恤；不只是没有体恤，还要耗尽百姓的脂膏血汗，却把这种事当作甘美，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责怪之外的了。至于那些宽厚慈惠、号称长者的人，往往却过于优游迂阔，只图姑息，装点表面文章，使豪民奸吏得意放纵，而善良贫弱的百姓真正受到祸害。曹侯是贵公子，却治理郡政不从事游观和修饰馆舍厨房，而知道怎样惠及百姓；不做姑息敷衍的表面文章，而知道怎样施行政令，所以他下令百姓一定服从，办理事情一定成功。大的方面已经在救灾中表现出来，小的方面还能够顾及架桥这件事，这值得记载。我闲居而且贫穷，势力不足以使别人获利，力量也不能帮助有利于百姓的事业，只有用文章来施加影响，或许可以劝勉后来的人，因此没有推辞而作了这篇记。曹侯名耜，字仲本，是故节使开府公的儿子。桥在淳熙八年十月建成。相公湖，是南朝陈国骁将程忠壮公发迹起家的地方；乡里习俗相传，便用他的名字命名湖，又用湖名命名桥，路上的人都在为曹侯祝愿。程仔家世相传是忠壮公的后裔，能够舍弃自己所珍爱的财物，承接曹侯的志向，在其祖先发迹起家的地方做有利于百姓的事，比那些倚仗财富而作恶的人贤能得多。《衡州杜黄二先生祠堂记》　程洵 衡阳在湘中是美好的郡，但城附近没有著名的山可以登临观览，只有城南数里有座山叫花光山，山坡起伏绵延，竹树茂密；其中有佛寺精舍，依山临壑，清幽而远离尘俗。淳熙甲辰，我刚到任，便前往游览。寺僧引我从寺后俯身穿过繁茂的树木，登上山顶；我倚着竹杖向东南望去，只见云涛和彩色的山林，空旷地同天空相接，而所谓耒阳县，大概可以在空濛幽远的云雾之间依稀想见。那里只剩下一处废亭遗址，僧人说这是思杜亭。我问它为什么得名，僧人说：‘从前有位郡守仰慕少陵杜公的为人，听说耒阳有杜公的墓，想亲自到那里洒酒祭奠、凭吊，却不能如愿，于是就在这里建亭，以寄托遥望追思之意。可是亭子倒塌毁坏已经很久了，没有人继承修建，我们因此共同叹息了很久。’两年以后，临江刘侯开始来主持州政，闲暇时又登上这里，慨然有意重建，并且寻找图记，才又知道这座山过去是豫章黄公南迁时曾游览过的地方。黄公以诗名闻天下，而他的句法全部以杜公为本；他的操守行为也大致相似。当他们没有病患时，本来已经在精神上跨越千年相互交往；假如死后有知，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因志趣相同而在幽冥中相互追随呢？于是刘侯捐出钱财，叫寺主僧普泾在旧亭基址上建堂，举行祭祀杜公的礼仪，并以黄公配祀。后来又命程洵作记。程洵说：‘湖湘山岭自古以来就是被贬的臣子、被放逐的宾客，以及怀抱才华和道义却郁结不得施展之人的羁旅游览之地；衡阳又是舟车往来的汇聚处。自唐代以来，经过这里并在此徘徊登临观览的人，不知有多少，往往十之八九都湮没无闻，唯独两位先生能够使后世这样追思感慨、仰慕不已，难道只是因为他们诗文言语的精妙能够激发人们吗？大概他们立身于世，本来就有风采节操留存，所以才这样巍然，使人不能忘怀。杜公遭逢多难的时代，流离而饥寒，终身不得志，却从未因一顿饭而忘记君主。黄公整理金匮石室中的典籍，不肯稍稍屈曲董狐那样的直笔，最终因权臣排挤，获罪于党争而死，至死不悔。两位先生的风节在具体事迹上不同，却同样忠于君主；他们都被人思慕而不能忘记，是应当的。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却不知道他这个人，可以吗？’所以要评论他所处的时代，这也是把古人当作朋友。刘侯生在当今时代，却能以千百年前的人为友，他的志向节操也由此可见。然而祠堂尚未建成，刘侯就离开了郡，最终成就刘侯志愿的人，是普泾。’ 普泾虽然是佛门中人，却喜爱诗歌，他能够成就刘侯的志愿，本来是很自然的。刘侯名清之，字子澄。附记：周益公说，允夫的诗文议论平正，言辞气韵和谐醇厚。《新安文献志》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十三 （明）程敏政撰 ○记 《景吕堂记》　滕璘

译我的弟弟德璋起初出仕，任旌德县主簿，听说前辈中丞吕公诲曾任此官，心中欣然仰慕。后来考察各种传记，寻求吕公的事迹，在心中反复体会，并想在自身实行。又在听事堂东面，利用前人建造的大鳌轩，稍加修葺，改匾为‘景吕’。早晚居住其中，以表达仰慕高山、景仰德行的心意，并且作诗自述。当时知名人士应和赋诗的，已经装满了书册。他曾写信请我作记，起初我没有空闲。后来有一天我去他的县里探望父亲，登上这座堂，诵读他的诗，心中有所感触，于是对他说：求学一定要以圣贤为老师，而圣贤的言行散见于典籍；泛泛地观看、广泛地浏览，有时会习惯于此却不能察觉，只有受到触动而奋发的人，仰慕一定努力，得到的一定深刻；这本来是人的常性自然流露，不能磨灭。况且我的弟弟德璋，二十岁进入太学，近二十年才回家。他和同伴居处讲学，涉猎经史，从前人美好的言论和行为中所听闻的，也已经很多了。难道他心中没有感慨，想要践行前人的事迹吗？初次选择仕途，便任职于中丞公曾经任职的官位，能够这样踊跃，难道是有什么勉强才如此吗？我又考察中丞公历仕三朝，遍任谏官；对于国家重大的典礼和谋议，只要有疑惑，必定直言，即使被贬也不后悔；甚至一件事稍有不对，一个官职稍有空缺，也不肯只求罢休。忠肝义胆，至死不改，这本来不是平常人所能仿佛的。至于他在荆舒被任用之初便抗言争辩，预先陈述祸患必然到来，这又是所谓能从远处预见近处、从风向知道风的来源、从细微处看出显著后果的人。即使司马文正也佩服他的先见之明，自认为比不上他。唉，吕公的见识、谋虑和操守品行如此光明显著，我料想他内心的修养一定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当他在一个县任副职时，他治理百姓以爱护和利益百姓为主，痛恨奸邪暴虐，大体都以公平为准则，应该一定有可以传于后世的地方，正如温公的志向一样。德璋在办理文书、核查事务的空闲，试着访求这些事迹，也足以把它们作为准则来效法，从而求得无愧于今天命名此堂的意义。登高要从低处开始，走远要从近处开始，不要只仰慕他的高名、崇尚他的高节，反而忽略了他的起点。德璋说是，于是我写下来作为记。德璋名珙，是淳熙丁未进士。绍熙改元九月壬子，从政郎、新鄂州儒学教授滕璘记。（滕德章寄来这册子，请求我作《景吕堂诗》。朱熹说：后学仰慕前辈，表彰他们的遗迹，本来是美事；但默默记住其中意义，求取达到他们境界的方法并努力实行，也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作诗呢？） 至于使它流传长久，让人们不能忘记，那么德粹的记文和诸位公的诗，都足以流传后世，也不需要等待我的言语了。于是我把这些话写在后面，归还给他。绍熙辛亥十月戊寅，朱熹仲晦父题。《醉经堂记》　王炎 士人立志求学，一定要立志求道。六经是承载道的器物，圣人告诫天下和后世的人，恩意十分深厚。因此立志求道的人，学习应当从经书开始。但如今的学习，不是古代的学习。士人正不得志时，拿圣人的经书伏案诵读，大概心里想的是富贵利达。老师和弟子所讨论的，训诂家所解释的，以及那些拿出来作为新意的内容，通常都只是从经书的文辞中寻求，把它当作议论文章；在乡试中中式，在礼部考试中中式，在殿试中对策，幸而被选入其中，大家一定指着他说：‘这是通晓经书的人。’而那个人也以此自居。唉！我不知道圣人创作经书，果真是为后世追求富贵利达的人设置的吗？如果不是，那么只从言语上求取经义，就是守着古人的糟粕。一定要在言语之外寻求，才算有所收获。古人得志时不放纵，不得志时不忧戚，大概是因为进则能够实行这种道，退则能够修养自身，是在经书中有所领会的人。可是如今富贵利达的人未必能做到这样，穷困而处于下位的人也未必不能做到这样。拿穷达来评判学术，君子是不赞同的。我的乡人程彦信，隐居以自我韬晦，所以不是急于追求利达的人。他为人明白简易，不显露棱角，不设置界限，用自己实行的道理率领子弟，因此他的子弟大多贤良；又专心于学习，在堂中储藏书籍，题匾为‘醉经’，请我作记来表明他的心意。王炎说：‘这件事不能不记。我曾听说圣人的经书，法则简明而严正，文辞简约而典雅，所以学习它容易明白；它的言语深远而精微，意味淡泊却不会令人厌倦，所以容易明白却难以穷尽。如果学习得不熟，思考得不精，不能长久切磋琢磨，不能真诚地藏修、游息，那么就无法涵泳体会、细细品味经书的滋味。我知道程君教导子弟求学是有根本的，所以愿意替他作记，并且把他的求学方法一并写下，告诉他的子弟；至于富贵利达，则不在讨论之列。这并不是禁止他们追求那些东西，强迫他们追求这一方面。熟习经书而在道上有所收获，俸禄就在其中了。’ 《飞翼楼记》　汪纲 越地作为都城，距今已有二千年，遗留下来的宫殿和旧苑，漫无边际，已经无法考察。唯独飞翼楼是范蠡所建，雄踞西山之巅。楼虽已不存在，本地人仍有能够指出它旧址的。后来有人改建为亭，名叫望海亭、五桂亭；不久亭和桂树都废弃了，又重建为望海亭。宝庆丁亥六月，我任越地统帅，到这里已经六年了。望日那天刮大风下大雨，屋瓦飞落，亭子几乎被压坏。于是拆掉重建，在上面建成三楹楼房，恢复飞翼楼的旧名，而楼下仍保留望海的名称。万山千岩，四面望去没有边际；云涛烟浪，渺茫得使我忧愁。希望登上这座楼的人，抚摸霸业留下的根基，思考卧薪尝胆的雄伟气概，感奋激烈，从而不要忘记古人复仇的义举；这样或许可以使鸱夷子的风尚，在千百世之后仍有后继的余响。我老了，不能亲自效力，姑且记下岁月而已。《游金华三洞记》　程珌

译出了蓝溪门，走了十多里，到达上、中、下三个洞。下洞石壁高耸直立，水深三尺；人仰卧在船中，众仆人站在岸边，用竹竿撑入一丈多，才登上岸。抬头看石门，离人的脸只有四五寸；举火照亮四壁，壁上有题名，都是五代、国初的人所题，因不见风日，墨迹像新的一样。洞中有捣药臼，石臼宽约三尺，有泉水正好滴入其中，一年到头也灌不满。旁边有仙人田，田界和井渠整齐，有耕犁的痕迹；又有仙人衣，像折叠起来的罗帛。洞中有蝙蝠，大得像乌鸦，白得像玉，正像苏东坡所记碧落洞中的蝙蝠。观赏完后才出洞，洞口约宽十丈，这就是下洞。中洞有水帘，飞沫四溅；有一只石壶，深不可测，脚稍不小心就会掉进去，幸好有石天窗，光线照亮那里，这就是中洞。上洞也有石天窗，石头像乱云，又像堆积的卵石，仿佛崩裂就要坠落，人都不敢抬头看；然而从古到今始终没有掉下来。里面有洞房，只能侧身进入；上面有玉女端坐，像观音一样，璎珞等装饰齐备。观音像前有泉水，甜如蜂蜜，能够治病；人们喝过之后，又用竹筐、竹篮装着带回去。当时一同出行的共有八个人，其中七人因为害怕险峻，不敢登上去。我姑且记下这件事，给没有游览过的人看。《徽州新城记》　罗似臣 徽州在江东只是一个支郡，但唐代已经是大州；如今的疆域，全都沿袭唐代旧制。它的土地连接杭州、睦州、宣州、饶州，四面交通无不通达。州城依山而筑，以溪水为护城壕；而溪山又是天下的胜景。南宋中兴时，徽州实际成为辅郡，经过四朝涵养，人口日益繁盛，土地开发日益扩大，人力日益充足，溪山景色也日益增胜。唯独城墙没有在旧有基础上增修，经过的人都认为它简陋。宣和年间，睦州盗寇平定后，城池迁到溪北，适逢卢宗原公任太守，因百姓不便，请求迁回旧城；但旧城已经不足以凭恃，朝廷下诏拨费重新修筑，一年之后才完成。砖上隐约凸起的文字共有一百多字，是用来警戒后人的，考虑得十分深远。太平日久，人们习惯于无事，积久的习惯产生了轻忽；城墙又遭雨水冲毁、积水侵蚀，不能及时修补，路径和隧道纵横交错，旧日工程逐渐湮没崩坏。若不趁现在整治，日后的筹划就更加艰难。天台宋侯济到任不久，便整顿法令制度，使郡中安宁无事；他巡视荒芜之处，修复废毁、剔除弊病，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紧急，于是会集众人筹划，检查漏洞缝隙，节省多余费用，十天积蓄、逐月储备，渐渐有了头绪。第二年召集工匠、聚集材料，兴起版筑工程；从州中选出曾隶属军中、熟悉此事的两人，命僚属分头督理。工程始于嘉定庚辰年春二月，完成于同年秋九月。城墙共长五百三十丈有余，层叠砌石作为基址，比旧城墙高；凡是原来依山势作为险要之处，都没有改动开辟，又修缮、装饰前人未完备之处八十多丈。雉堞相连，像彩羽飞翔般鲜明灿烂，形势更加厚重，往来的人都惊叹注目。南面逼近溪流，地势陡峻；一遇连绵大雨，急流奔涌冲击，年年受到推挤，于是筑堤加固，共修成两道相连的堤级，堰的长度超过旧城；沿岸种植桃树、柳树和木芙蓉，春花秋卉，浓淡相间地开放，水光山色左右相映，足以增添百姓游览的乐趣。城共有六座门，每门都有楼，全都拆除重建；劳宾馆和饯宾馆加以修葺的有四处，称得上互相辅佐的佳胜。木材、石材、瓦和砖等材料，以及工匠的工钱和伙食费用，共耗钱四万五千缗、米二千四百石；又没有劳役一个平民，征敛没有涉及六县一铢一分，费用也没有推诿给上级，这实在是很难做到的。诸侯对于天子，有藩篱、屏障、辅佐的职责；古代国家无论大小，都有城池来守卫，百姓正是用来保卫上位者的。徽州处于内地，又靠近王室，百姓的休戚利害关系到根本，责任并不轻；况且城池也不是一天就能仓促建成的，所以应当趁闲暇时为预防意外作准备，这也是形势所不容推辞的。工程过大就难以兴办，费用过重就难以持续；预先确定规模，筹划不劳数月，便恢复了百年以前的旧日景观，百姓以工程完成为乐，歌颂勤劳而赞美这项工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治理政务的成效了。这正如我从前私下听说的：中书公镇守宛陵时，首先整顿防备，崇高的城墙耸立，细小尘埃也未曾惊动，百姓至今仍感念他的恩德。宋侯是中书公的幼子，是朝廷选任而来的；他才智见识通达敏捷，处理政务、面对百姓，都有一定的法度，各种废弛的事务都得到修举，没有一件劳苦之事不加以宣扬办理。如今徽州城上击柝的声音传到宛陵，他乘安车来迎养老父，向东眺望敬亭山，感慨地追念旧事，那么宋侯对于这座城的用心，确实由来已久了。现在城池雄伟对峙相望，在江左首屈一指，所以一并写下这些，来夸耀两邦的盛事。嘉定十三年十一月旦日，文林郎、监行在省仓下界罗似臣记。休宁县修建学校记　方岳

译学校和井田制度相伴而生，古代本来没有学校，是废弃井田制度以后才设置学校的。因此从五家编为一比开始，鳞次相连、纵横编制，于是每家有塾，每党有庠，每术有序。这不就是古代所说的乡校吗？每族有老师，每州有长官，每乡有老人。这不就是古代所说的乡先生吗？士人生在那个时代，出门便在同一井田的田地里互相配合，回家便在同一学校中互相亲爱。他们大概只是知道敬爱我父亲那样敬爱别人的父亲，爱护我子女那样爱护别人的子女，尊敬我老人那样尊敬别人的老人，抚养我幼小那样抚养别人的幼小罢了；然而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理，都具备在其中。井田制度败坏，学校随之废弃，士人带着粮食出外游学而没有固定方向，于是专门名家的学术兴起。大师多至一千余人，其中不违背父母、舍弃坟墓而离去的人几乎没有，而人心从此开始涣散。所以汉代号称儒者的，低一等的不过是桓荣那样考究古事，较高的不过是郑康成、孔安国那样训释经义，再高的不过是董仲舒那样阐明阴阳，也就到此为止了。三代之所以能使道德归一、风俗相同，并不在于此。本朝学校兴盛，遍布各郡各邑。虽然田地不再按井田制度授予，但希望士人不离开乡土而求学，这仍然是古代的意思。休宁县是个大县，讲习经书训诂、互相传授学习的风气，过去一向在本州名列前茅。从前校官中有一位声望很高、胸襟开阔的人，主持评第，大概是锡山陈公茂任县尉时所建的。到如今已经一百零六年了。那些栋梁已经摧毁，砖瓦也已颓坏。望着宫室庭院，士人的额头都沁出了汗。每逢岁时举行释菜礼，不过勉强不至于废弛罢了。内相程公归乡时，大规模修葺了一番。新建的宫室一间接一间，远远不同于往日。这一年方岳起家入朝掌管典故，听到休阳人说程公的话：“这是乡校，我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学习，难道可以把我的父兄子弟托付给那些所谓闻达之士吗？”程公说：“这是乡先生，学问如此，品行如此，做官又如此亨通，难道可以忘记我的父兄子弟吗？”这样看来，程公兴修学校，虽然没有井田制度，却还保存着井田的本意吗？县大夫吴君于是同所有在学校任职的人互相拜访，又进一步请我写记。我推辞不得，便对众人说：“圣人有明确的教训：言语忠信，行为笃厚恭敬，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能行得通；言语不忠信，行为不笃厚恭敬，即使在本州本乡能够行得通吗？”然而在蛮貊之邦实行这些容易，在本州本乡实行却困难。这是为什么呢？本州本乡从日常相处中得到它，蛮貊之邦则从短暂的接触中得到它。短暂的接触容易勉力维持，日常相处却难以长久坚持。士人固然有人戴着冠冕、佩着玉饰，拥有天下通行的尊贵地位，却不被乡里的士大夫看得起。每月初一的品评，竟然可怕到这种程度。所以士人修养自身，越是接近乡里，便越困难。事情的表面也许可以欺骗天下人，却不能欺骗妻子儿女。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不过是因为在乡党中实践一部书中的道理；至于所谓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也没有超出其中的内涵。诸位如果能够耕田时互相谦让田界，即使在田野之间也可以成为伊尹、周公；如果能够先实行起来再作长者，即使在道路上也可以成为颜回、冉耕。何必要说考究训诂才算博学，阐明阴阳才算高明，然后才称作学问呢？这就是乡先生对乡校所寄托的希望。众人都说：“是。”并说：“怎敢不早晚恭敬戒慎，以免忘记程公的恩德。”程公名珌，字懐古，先皇朝翰林学士，今为端明殿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嘉熙五年，祁门方岳记。（陈定宇说：秋崖也是近年的高才，时文、议论、策论都很好。） 新安建造石梁记　钱时 新安山脚截断水流建成石梁、蓄水成为深潭，来历已经很久了。中间遭遇冲毁，乡里人每每用木头筑障，往往刚筑好便又被冲坏。我的时候不懂阴阳家的说法，曾经经过星源、祁山，那里各条水流都向西流入番江；其他各县的水则向东流入浙江。我询问三位老人，他们说各有三百六十处险滩，石头林立，水势陡降，尤其险绝的地方竖立桩木作为标志，超过三十尺。这是因为新安地势最高，环城三面都可以徒涉，水势本来如此。若从人的角度开通它，并不会浅涩；让水流澄澈涵蓄，气象自然宽裕，建梁来取得水利，本来是适宜的。然而在粗砺的沙石上竖栅栏，再把石头聚集其中，遇到暴雨洪水，怎么能坚固长久？每年修葺一次，或隔年大修一次，征发民夫，祸害并不小。何况用木头挡水，就像用细葛布挡风，只会破裂渗漏、任水穿泄，草草而已。嘉定十七年秋，著作都官袁公甫解除郡守职务将要东归，感慨地想到：只兴办有利之事而不除去祸害，不便之处必将大为固结；只有用石头筑成不朽的工程，才是长久之计。于是登记缗钱一万五千，向上奏报。绍定二年，负责巡视的庾台才得以议定这项工程。推官赵希愬主持此事，找到十分精巧的闽地工匠，凿山取料，材料分为三等。平直方正的叫“眉石”，层层堆砌，绳墨整齐，严密地构成边幅。狭长而头方尾削，像钉子又像斧头的叫“筭石”，斜着穿入，使中间相通、彼此交锁。那些大块而无法用尺度衡量的叫“囊石”，用来填补漏洞缝隙，充实关键部位。大体上，石梁雄伟高大、盘曲有力，像梯子一样转折向下，又像木筏漂浮而来，借助机具运送上去，各处都极其巧妙便利。眉石、筭石交替使用，左右篷卷，共有十八层，随后内里周密坚固、外形圆整，不与水势相争。斗门向东泄水，水流不急；梁面宽三丈，高为宽的一半，横向延伸约二十倍。经过四年，到九月工程完毕。此前我经过郡城，赵君请我写记，我推辞未能成行；后来他招我前往观看。太守谢公采伯也来一同观看，分班坐在石梁上。清澈的潭水浸润着碧色，谢公回头叹道：“贤使者的恩泽，将与这座石梁一同不朽，哪里还用写什么记呢？”我说：“唉！谢公从庾台掌管司法以来，连续遇到大灾荒，连续大规模开仓赈济，把百姓的性命当作自己的责任；九州四十三县都有像父母一样慈爱的官长。往年群盗在闽中呼啸，又在江右呼啸；今年又在常山呼啸，都逼近我的属部，却不敢侵犯邻近四境，实在像堤防使水流获得利益一样。又正要崇尚儒学、阐明大道，把移风易俗作为第一要务，巍然屹立，正如挽救将要倾覆的洪流的底柱，难道只有这座石梁如此吗？”即使这样，邦人承受谢公的恩泽却是没有边际的，于是我把这些写下。绍定四年十二月既望，郡人钱时记。三潭记　钱时

译淳安以西一百里，有三座潭。它们在高山僻岭的极深处，源头出自昱岭，到这里才折向东流；瀑布倾泻而下，像斗一样陡绝，积水成为潭，接连三道垂瀑和三座潭，高低相接。上潭约有一亩，中潭尤其大，下潭则稍小。潭旁全是崖石，圆形拱起，潭口收束而潭腹宽阔，形势像锅一样被两山夹住；水流倾注，浩荡有声，震动山林。道路靠近潭上，似乎摇撼得将要漂浮起来；但潭水寒冷碧澄，水波纹丝不动。听老人说，曾有人把一轮麻线垂到石下测量，麻线全部用完也没有测到潭底。中潭岸边有一座小山孤独突起，古祠从青烟老树之间显露出来，下面有岩穴，可以容纳几十人。潭水继续向东流出，在乱石之间淙淙流去。道路左边有一块侧立的片石，经过它时常听见飕飕的松风声，因此叫作响石。再走几十到一百步，两岸对峙如同墙壁，水流从中间通过，宛如穿过门阙。上面有许多奇石，其中有一块突出如手掌，叫作僊人掌。三潭的另一支流应当汇合富流、浆二水的冲口，有一根石柱尤其奇异，方圆约三丈，从涧底挺立拔起，高达七十寻左右，上下相对笔直，没有偏斜。盘曲的松树、长寿的藤蔓，曲折高低地缠绕在一起，真是奇异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步〕 三潭这个名字，我小时候就曾听说过。至于石柱，则是我亲眼见到的新发现。这两处都是天地间的奇观，从天地开辟直到如今，从未改变。生长在这里的人，往往寂寂无闻，竟没有人知道。于是想到深山大泽中那些瑰伟绝特的胜景，名称没有载入典籍，也没有被高人雅士题咏，埋没无闻于世间，像这样的又有多少呢？上天揭开这个秘密，使我得以饱览一番，大概并不是偶然的。七年以后，有一位擅长水墨画的人，依照追忆所得的大概形貌，画成两幅图挂在墙壁之间；我又写下这篇文章来记载。即使如此，这也不是玩赏外物，只不过姑且记下我的感受罢了。昭勲崇徳阁记　程源 恭敬地想，皇帝陛下禀承上圣的资质，隆重地接受天命，继承守护宏大的基业，尊重贤能、崇尚功劳，励志求治，已经在缉熙十三朝的美好传统上，培植下亿万年长久的伟大根基了。正值社稷尊贵安定、四海清平，陛下感慨艰难事业的累积，思念辅佐者的勤劳，长久追念宁考在位时曾有崇显功臣、配享太庙的诏旨；当时工程尚未完成，于宝庆元年八月又命奉常官开基建阁，把赵韩王普以下二十四人全部绘像登列，表彰他们的功绩，并亲自挥洒御笔，赐以隆重的名称，称为“昭勲崇徳之阁”。光彩照耀之下，万物都为之增饰。臣等整肃衣襟、恭敬容色，端正叩拜，肃然仰观，切实认为：各位先贤正士，遇逢圣明时代，在天下初定之时成就功业，在极其微妙的关头谋划大义，在危疑的时刻决断策略，扶持盛运而实现中兴，辅佐潜在的德业而确定大计；无论文臣武将，都有伟大的功绩，可以说是明君良臣相逢的盛会。贵臣冠缨庄严装饰，列于烝祭、合祭和配享之中，可以说享尽了始终的荣耀。至于把功绩记载于后世，把杰出的功臣尊崇在颂台之上，完备地彰明盛典，以示永久珍藏，这实在是千古罕见的盛仪，也是皇帝一人的深厚恩赐。陛下敬慎承继先帝遗志，深邃的殿宇由此更新，匾额高悬，光辉映照高空。美盛啊！汉代的麒麟阁、唐代的凌烟阁，旧有的意义已不足以表达这次典礼；与此次典礼相比，恩典更重、事情也更为特殊。哪里只是使元勋故老的精魂飞动，暗中感通于神灵之间，也使后世的臣子和有志之士修养名节，无不在这种激励劝勉之下奋发图强；于是龙吟虎啸，事业更加宏大，天清地平，国家永远安定。这一切将从今天开始。臣等才能浅薄，却恭敬地承办此事，有幸遇到明盛时代，亲眼看到盛大举动，虔诚奉持御笔，刻在青玉石上，怎敢不叩首拜手，恭敬书写在下面，以报答并宣扬这伟大而显赫的美好诏命。谨记。韩忠献王赵普，周武惠王曹彬，卫国文惠公薛居正，代国元懿公石熙载，郑武惠王潘美，祁国文靖公李沆，魏国文正公王旦，陇西忠武王李继隆，沂国文正公王曾，许国文靖公吕夷简，冀国武穆公曹玮，魏忠献王韩琦，鲁国宣靖公曾公亮，韩国文忠公富弼，温国文正公司马光，仪国文定公韩忠彦，秦国忠穆公吕颐浩，丰国忠简公赵鼎，蕲忠武王韩世忠，循忠烈王张浚，鲁国文恭公陈康伯，越忠定王史浩，郕国文定公葛邲，福忠定王赵汝愚。游雪矼记　汪炎昶

译江伯几在住所一里多的地方、阳昕山南面，遇到层层山崖和飞瀑，便买下了这处地方。瀑布源头从别山石缝中流出，向西流到这里才汇合，喷涌悬激而下，高达几十至一百尺，水声轰鸣，颜色像洁白的缟雪；山崖高耸，山势参差险峻，岩洞空旷回旋，形成平坦的石台，蓄积山涧瀑布。石台与瀑布相互映衬成为奇景，并不是人工开凿而成。他的岳父山屋先生许公，取欧阳子“雪矼”的话为它命名。从此每天都要来一次，到了便欣喜而舍不得离去。旁边都是土山，却多有石头；因而除去丛生的荆棘，奇景自然显露出来。最奇的地方叫倚天，从阳昕山顶拔起数丈，仿佛鬼神劈削而成。下面有石室，可以容纳一两个人。石室旁的石头像台、像几案，可以弹琴、可以下棋。又有峭壁弯曲环绕，香荪成丛生长；峭壁上有断石伸临岸边，孔穴暗中相通，泉水激荡成风，发出翏翏的声音，从孔穴中吹出，全都来自雪矼。右边有一座山峰非常秀美，特意在绝顶挖成水池，池中长满荷花，认为它与泰山、华山相当，便以少华命名。雪矼左边，前面有一座高出地面的草阁，是冲陶隐居居住的地方。凡是诗友前来游览，都从谷口沿着悬崖直上，这条路名叫缘云径。有一块石头像印章，另有像鹤爪留下的痕迹，名叫鹤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尺〕 有一眼泉水在下雨之前就会涌溢出来，名叫雨泉。下面有一座石潭叫冲漭，俯视它深黑莫测，大概是雪矼的瀑布流到这里汇聚而成。巨石枕着水潭，叫作栁矶；石矶后面有半个山坞，曲折而幽深，其中有田地、竹林和树木，树外排列着绵延的山峦，里面重叠着苍翠的屏障。南边是石耳，北边是芙蓉等群峰，杰出地环绕对峙。晴朗白天登上雪矼远望，一切都像图画一样，仿佛全都拱卫飞翔在雪矼周围，而雪矼尤其是最美的。于是我在西边山脚建屋，名为乐此之堂，每天侍奉族父冲陶君，与各位兄弟、朋友在其中游玩，大概大家都从这里得到快乐。若不是你，这景色就无法显现，人们又怎能享受它呢？然而天地开辟以来就有此景，到如今有多少年了？你的先人居住在这里，又有多少代了？为什么唯独从前没有人知道呢？山林泉石，是不得志者所喜爱的。你的先人世代列名仕籍，参加贡试礼闱，志向急切地在于推行大道，只是所处时代不同罢了。至元癸巳年秋，乡人汪炎昶多次随诸位君子游览，感慨而有所触动，认为景物能够遇到知音，而喜爱这些景物的人，大多又是不被世俗所遇合的人，于是写下此记。游龙潭记　汪炎昶 龙潭在婺源城东一百里，处于山涧偏僻之地，很有灵异之名。距离我寄居的馆舍不到五里，主人也爱好高雅清洁，因为那里有悬崖飞瀑的胜景，便约我一同游览。我也欣然想去，已经约定日期，却连日下雨不停。我姑且默默向龙祈祷，它是否感应，本来未必知道。到了这天早晨，雨渐渐稀疏停歇，随后天大晴，于是同去游览，共有八人。进入境内，两岸的石头形成险峻的山崖，风景忽然大不相同。左边崖壁间不时看见瀑布，奇异非常；像帘子一样垂下的有一处，分成三折；直流悬下的又各有一处。稍稍向前，山势更加峻峭幽寂，我们摸索着攀援藤萝，涉过起伏的水纹，大概已经深入虎豹蛇虫出没的区域。我怀疑已经逼近神灵居处，主人说：“还没有。”又向前走一里左右，越过山涧，沿着石崖前行；青色石壁崩塌，崖壁裂开，巨石压在下面；再越过山涧，从左边进入潭中。潭在大石峰与绝壁之下，石头分成两股形成崖瀑，瀑布从后面借着高势怒喷而出，直下几十尺；远望像从洞穴中喷出的冰雹，狂雨般轰鸣不绝，细碎的水雾又空蒙霏微，如同薄雾。潭水凹曲而承接瀑布，周围约二百多步，水光摇曳、碧色荡漾，深度无法测量。从这里开始，水流在平地上汇成涧水；潭上阴暗幽深，风与水气相合，清冷之气使人的肌肤和骨骼都感到悚然。听说潭上面还有一座小潭，也是龙的洞窟，水从石门流入并汇注其中；道路曲折险峻，无法上去，我们只在潭边徘徊了很久便返回。忽然下了一阵小雨，随即停止；回到山家稍稍饮酒，完全没有下雨的征兆。回来后雨却大作，涧水暴涨溢出。我想，也许龙虽然以灵异著称于此地，但它的洞窟处在偏僻穷远之处，没有借助文字来大为显扬，所以用这场雨来彰显它感应我的祈祷而显出异兆吗？我虽然不善于文辞，但这件事颇为奇异，不能让它湮没，于是写下这篇记。（赵东山说：古逸先生在文章方面领会古人用意深处，常常指出文章的格律尺度和剪裁法度给人看，并告诫不可轻易作文。他自己写文章奇特而有法度。） 《新安文献志》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十四 （明）程敏政撰 ○记 徽州重建紫阳书院记　方回

译紫阳山距离古歙郡南门五里左右，故待制、侍讲、赠太师、徽国文公先生就是本郡人。郡人把山和人合称为紫阳夫子，就像洙泗的先圣一样。这就是建造这所书院、并命名为紫阳的原因。起初，郡守上饶韩公补建书院，位置在南门外，背靠山、俯临溪水。登上门阶，朱红榜额上写着金字；曲折经过风泉云壑轩，拜谒夫子祠，然后快步横向进入左右斋庑，在明明徳堂讲习。前面是书楼，后面是宸奎阁，阁上又有披云阁。阁后最高处是大成殿，经过六任官员之后才大体完备。有文字记载，有图画刻石，流传于世。至元十三年丙子冬，距离最初创建已经三十一年了。镇帅设置险要、巩固边防，拆除了城外所有房屋改作栅栏。郡府发檄文命令书院迁到南门以内，江东道院正是古郡学的遗址。诸生编列礼仪、安置神灵，第二年在道院西边建祠，作为外门。至元十五年，按察使到任，与总府商议，把书院地基和古郡学地基互换，以溪山的伟丽景观作为明明徳堂，并题写堂额。请到前进士汪一龙、曹泾任教师，前贡士许豫立任学正。他们共同节省租税收入，用这些钱在当年冬天开始筹划兴复。经由赵仲璋和现任治中汪元龙向总府申报，他们都捐出资财，并率领同僚相助；士人也集资共同服役。填平低洼、削平高处，按照亥、巽方向安排布局，在先圣庙前后各建三间，配享的廊庑各加倍。讲堂东西斋庑的数量，依照庙制；又在讲堂西边的西侧，增建旧有重屋三间，使大门更加宏大。另建三间小重屋，面向水流、朝西，以仿照旧日的披云阁，服用器物也都齐备。至元十七年仲春丁日祭告完成。于是诸生相互说道：“从前的书院，曾把紫阳山靠在左边；如今的书院，无论庙、祠还是堂，都向南而建，正面得到紫阳山。学者低头读书，抬头瞻望，由此来想象夫子的步履、言谈声息，一定会有人得到他的正传。哪里知道书院迁移，不正是风气所适宜的吗？”但方回听说，土地有宽窄，形势有向背，屋宇有高低，礼仪文饰有多有少，这些都是外在事物；还有不是外在事物的道理。先圣说过：“殷承袭夏，礼制增减的情况可以知道；周承袭殷，礼制增减的情况也可以知道。如果有继承周的朝代，即使百世之后也可以知道。” 崇尚忠信质朴还是文饰华美，采用寅、丑、子三个月作为岁首，都可以随时代而有所增减。若说纲常和常道，则千百世都一样，哪里有什么可以增减的呢？古代祭祀用尸、用神主，后世则塑造形象来象征它。古代就座用席、用几，后世则设置高座来加以华饰。古代功臣在大烝祭中配享，后世则在祭祀先圣时，以他的门弟子和贤者配享。汉代孔庙不出阙里之外，天下设置原庙，是从唐贞观年间开始的。唐代释奠只配享颜子，加上孟子，是从宋元丰年间开始的。宋初只有四所书院，诏令各郡县都建立学校，是从庆历年间开始的。近世到处都有庙、学、书院，又增加曾子、子思配享，从濂溪到东莱都列入祭祀，又无不专门为他们建祠。这样越来越顺从当今的崇尚，增减礼制而与古代不同。难道所谓即使百世也可知的道理，也能够随着时代而增减吗？我曾登上古兖城郭，观看鲁地的泰山和洙泗之水，也辨认出孔林所在。汉高祖率天下军队到那里，听到了弦歌之声。鲁恭王想拆毁孔子住宅，却得到蝌蚪文字的古书，最终完整保护下来，历代都没有发生祸患。如今歙县就是鲁地，紫阳就是洙泗。夫子的教诲，经过百世千世，也将与紫阳一同不朽。士人如果想和它一同不朽，也有相应的道理：文章足以作为征验，典籍献纳足以作为征验。五典、五礼，六德、六行，都要等待合适的人才能实行。天地间的常道，古今始终如一日。至元十八年八月望日，郡人方回记。钓台书院清风堂记　方回 清风堂，是桐庐郡钓台书院的讲堂。各郡县学校的讲堂大多叫“明伦”，为什么这里唯独叫“清风”呢？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最清白的。”又说：“听到伯夷遗风的人，贪婪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会立定志向。”子陵先生，大概接近伯夷的清风吧？伯夷的父亲是孤竹君，武王的父亲是西伯；子陵是西汉都城的老儒，光武帝是南阳宗室。他们同样都是面向北方侍奉他人的人，所以地位相等。假使商代没有纣王，武王怎能拥有天下，太公望又怎能封在齐国？周公旦怎能封在鲁国？假使汉代没有王莽，光武帝不能拥有天下，邓禹怎能成为平定天下的文学掾，区区侯霸又怎能做到三公？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是乘时而运用权力；一个普通士人，则守护自己的志向和常道。伯夷宁愿牺牲生命来成全仁德，是想彰明万世君臣的伦理；子陵不屈服于权势来伸展自身，是想彰明万世朋友的伦理。一个如同龙逢、比干，一个如同巢父、许由，都不因时势而改变志向，不因权力而废弃常道。即使望旦拥有裂土封侯的权力，禹霸掌握执政大权，内心有所不安，便不会去做；难道他们是有意于使自己的清风清名激动天下后世的观听吗？首阳山和富春濑的清风没有不同，万世都将永远承赖它们；这都是为了彰明人伦。最初建堂并取这个名称的，是前郡守赵与歴捐出私财；重建清风堂的，是郡人、山长骆正大和方文豹；前郡守方回为此写记。广平府重建成信侯殿记　方回

译托付遗孤的困难，还不如扶立遗孤困难。抚养幼儿长大，使宗庙危急转为安定，托付遗孤本来就困难；使死者得到延续，使将要断绝的血食得以延续，扶立遗孤尤其困难。周成王十三岁登基，姬旦摄政，四国流言纷起，七年后才把政权归还成王，这就是抚养幼儿长大、使宗庙危急得到安定的困难。夏代寒浞之乱时，后缗正在怀孕，从城门小洞逃出；后来夏国只剩一成之地、一旅之众，遗臣无人可立，少康却没有失掉祖先的旧业，这就是使将亡者复生、延续断绝的血食，不也是困难中的极困难吗？所以汉代霍光拥立、辅佐昭帝，保养幼主，称为托孤，功劳很大；但还不如丙吉、张贺对宣帝有恩，使濒死者重新获得生命，这可以称为扶立遗孤，德行更大。如今广平府原属洺州肥乡县，春秋时曾扶立赵氏孤儿，近世封为成信侯；程姓，是婴的名讳所在之里。周简王三年、晋景公在位时，屠岸贾攻杀赵同、赵括，赵氏几乎灭绝。赵武是赵朔的庶子。成信侯与公孙杵臼谋划把他藏起来，后来祁奚、韩厥向晋景公进言，重新扶立赵武。《史记·晋赵世家》《春秋》内外传以及刘道原《通鉴外纪》的记载各不相同；然而成季的功勋、宣孟的勤劳，就像一根头发悬挂千钧重物一样，直到今天赵氏宗社没有坠亡，究竟是谁的力量呢？这是肥乡的程侯。因此肥乡人祭祀他，难道他只是一个乡、一个国家的善士吗？后来江南也有程侯的庙宇，规模十分盛大，封爵也不止这一处；但肥乡仍旧如此，南北情况不同。程侯的后代世代居住在肥乡，程君玉想要翻新侯庙，没有成功。蒋君思做了程君玉的养子，继承养父的志愿，把庙宇彻底翻新，建成四间高大的殿宇，雕饰完备。元贞初年，元年末秋天召集工匠，历时一年完工，使用中统钞作为钱，共一百五十万有余。当地人省郎王君英永远记载这件事。享受他人俸禄而使死者存续、断绝者延续，是忠臣；程侯应当被记载。作为别人的后代，肯修建祖先的堂宇，是孝子；蒋君思也应当被记载。这就是记。横舟亭记　曹泾 吴叔震已经翻新了自己的住宅，在住宅西边建了燕宾堂，轩窗高敞明亮，廊庑修长宽广，中间有花圃；面积方正宽广也很足够，真可称为赏心乐事。后来又在两廊之外得到一块空地，建了一座亭子，高度与廊庑相平，宽度与厅堂相当；上面有像蓬船一样的阁，旁边的栏杆如同船唇，形制像船，用丹青加以装饰。靠近它饮酒，就像风停浪静、帆收棹歇，彼此慰劳辛苦而享受快乐；凭栏而睡，就像湖中船只随意航行，停泊在林园边，收起竹篙来回倚立，花繁柳绿，莺蝶娇媚，观赏得忘记回去，不知太阳将要落山。从西堂忽然进入、抬头看它，又像巨龙昂首、载着万斛之重，与岸边一同悠闲；渔郎往来，鳬鸥上下，自然形成景色和情趣，而主人仿佛无所事事，于是给它命名为“横舟”，并认为我曹泾应当为它作记。我回答说：“这是韦苏州、寇莱公诗意的体现。”韦苏州的事情暂且不论，寇莱公在澶渊之战中，君子可以从中看出他预先确定的谋略。水上有船，是为了渡过险阻；但把船横放，难道是为了观望变化吗？天下的道理，是先谋定而后行动，临事而后应对，然后才能从容整肃、舒展自如，直到最后在成功中收束；莘地的伊尹、隆中的诸葛亮就是这样。如果没有三次聘请、三次拜访，哪里会有亲自耕田、高卧不出的结果呢？不这样做的人，有怜悯困窘、侥幸求进的心思，把这种做法视为仪、秦那样的浅陋，把它鄙视为光武、禹那样的行为；更有甚者如李林甫、杨国忠之流，或在浮沉摇摆中窥伺琐细机会，在蒲苇洲渚之间驾驭他人，只图苟且度过朝夕；或冒着贪利和危险，试探着向前，风涛突然兴起，自己和对手两败俱伤，最后被鱼腹吞食，终究成为世人的笑柄。等到这时才想到先谋定后行动、临事后应对的人，就知道那种方法并不疏浅轻易。叔震在这件事上的志向实在远大。如今朝廷正崇尚儒学、兴办学校，明令天下郡国把才华出众的人荐举上来，难道他能没有这个心意吗？疾走赶路的人是谁在呼唤渡船？正在急切地希望收起船桨，船郎解开缆绳迅速出发。曹泾记。（洪潜夫说：曹清甫的文章典雅古朴。） 南阳诸葛忠武侯祠亭记。程文海。楚地有才俊，来历已久；到了丞相忠武侯，便成为古今人物中的最高典范。南阳书院之所以取这个名称、之所以祭祀诸葛亮，是因为书院建成六十年后已经破败，部使者广平程某前来重新修建，使内外完好，祠堂也在修补旧制的基础上加以装饰。行省都事冠氏杨处恭，又在祠堂前筑台建屋；江夏尹滑台赵仁协同谋划、共同出力，于是很快完成。屋宇翼然高敞华美而深邃，其中大概包含着对“高山景行”的殷切敬意。孔明已经不可能复生了；看他困处偏僻一隅，成就没有得到酬报，愿望没有实现，如果从太平时代的臣子角度看，哪里值得稍稍放在心上？但诸位却与他神交意会，生出为平原君执鞭的想象；有志于功业的人，固然不是世俗之人所能相比的。即使这样，我还是试着说一说：假使孔明生在建武中元年间，事情本来就难以预料；假使玄徳不来三次拜访，他大概最终只能亲自耕田而已。古代君子未尝没有志在天下的抱负，但也不因所遇到的机缘而决定自身价值的高低，这正是孔明不可企及的地方。既已和南阳的父老旧人感慨叹息，于是命人把这些话刻在石上，使求学者知道应当勉励，也不要忘记杨君的美德、赵君的勤劳。大德七年某月某日记。（道园虞氏说：宋朝将亡时，士人的习气卑下浅陋，把时文作为崇尚对象；厌恶它的陈腐，便又以奇特险怪互相夸尚，江西尤其严重，有见识的人对此感到忧虑。） 最初归附元朝时，公正在朝廷，以平易正大的文章振兴文风、振作士气，把险怪的文风改变为青天白日般舒徐明朗，把腐烂的文风改变为名山大川般浩荡；当代古文的兴盛，实在是由公倡导起来的。崇阳县重建乖崖祠记　程文海

译喜爱一个人，进而喜爱他经过、游历和居处的地方，距离越远反而越亲切，时间越久越不会忘记。所以看见河洛便思念禹，看见甘棠便如同看见召伯。这是真实的一念。乖崖张公在崇阳留下遗爱，县人至今祭祀他。唉，实在令人感动。考察张公任期届满离去时，百姓思念他，便在他所建的美美亭中建立生祠，春秋祭祀从未断绝。绍圣年间迁置到浄刹院，绍兴年间又迁回美美亭。隆兴二年，县令陶楙认为北峯亭也是张公的遗迹，于是迁到那里，并命僧人梵安主持祠事。郡志如此记载。如今郡别驾白云翁转述父老的话说：“美美亭旧有张公祠，前任县令新建亭子后，祠堂废弃了。大德庚子年，县长在亭前改建社坛，于是又重新建立祠堂，并在祠中刻石。”一念不忘，便可穷尽天地、横贯万世而仍然存在，起初并不取决于祠堂有无。百姓居住时唯恐他早日离去，离去后又希望他重新回来；他也是人，凭什么能从百姓那里得到这样的感情呢？拥有百姓和土地的人可以以此为鉴。仁是人的本心，我有这样的本心，难道他偏偏没有吗？这就是所谓真实的一念。拥有百姓和土地的人也可以因此自我勉励。这就是我在此再次深受感动的原因。因此写下这些话留赠白云翁，让他刻在石上。青田书院记　程文海 道理并不系于土地。然而从遗迹可以了解事情，沿着事情可以看见人物，使后世求学者有所观仰、倾慕、感发，那么土地也仿佛参与其中了。这就是建造青田书院的原因。谨按：陆氏居住在青田，到象山文安公时已经十代同灶而居。先代免除他们的赋税，表彰他们的闾门。文安公兄弟又以道德和师表成为当世楷模，于是青田陆氏闻名天下。后来遭逢盗寇破坏，家族星散瓦解，陆氏的先祠也不能建屋保存。至元二十三年，广平程某以侍御史身份奉旨巡行江南，经过金溪，回望遗址，悲悯地生出感慨。乡中父老都请求恢复陆氏义居，并且建立三陆先生祠，于是把此事告诉郡府。郡府下达到县，县中没有其人，文书处理也十分草率。大德五年，公的孙子如山，慨然与贤士大夫谋划，又带着文书到郡府请求。众人都认为这合乎义理，便帮助筹集费用。恰逢县令尹张居怿政绩正盛，又有志于斯文，欣然把此事当作自己的功业。于是就在义居旧址上创建屋宇数十间，春秋有祠，讲学有堂，廊庑、门、室、房大致齐备，题名为青田书院，并请我写记。我曾希望它建成，如今终于能够建成，实在可喜。这难道还不值得叹息吗？《传》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罢了。”假使家家都是陆氏那样，人人都是文安的兄弟，治理百姓的人哪里还会劳心呢？然而事实既不是这样，对于树立风气、示范效法的方法，又如此轻视，竟然一点也不加省察，这难道不是值得叹息吗！张县令能够知道什么是首先应办的事，真美好啊！贤士大夫能够帮助子孙继承先人的志业，真美盛啊！公的道德历久而更加彰明，真伟大啊！公与徽国朱文公生在同一时代，出仕同一朝廷，所学志趣相同；不同之处，只是著述有丰厚、简约的差别。因此如今懂得求学的人，知道文公的很多，知道公的却很少。知不知道，本来不是道所计较的。但像这样数千人同居守义，又这样不幸遭遇祸患，行路之人尚且会挂念他们，何况这是大贤的故里，是政教急于关注的地方，怎么可以这样轻视，完全不加省察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了解的过错。我虽然还不足以了解公，却也曾经懂得求学。公曾说：“即使我不识字，也应当做天地之间堂堂正正的大丈夫。”如今这家族的子孙和乡里的优秀百姓，辛劳于营作，欣喜于成就，希望能够长久地藏修、休息、游息，他们对此又会有什么感受呢？必然会有所仰慕。但仰慕其人，不如师法他的心志；居住在他的居所，不如践行他的道。否则，名义虽存而实际废弃，屋舍虽近而人已远，只足以招来无穷的感慨叹息罢了。那么父兄师友能够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吗？这项工程于七月二日开工，十月完工，第二年三月作此记。《此君轩记》　程文海 古代爵位有五等，有土地、有人民的人才称为“君”。没有土地和人民却获得这个称号的，一定是因为他的德行有值得尊崇之处。人能够做到这样，也很少见。竹子只是植物，为什么子猷却把“君”这个称号加在它身上呢？竹子的品德本来就值得尊崇：内心空虚而精神清明，贯穿四时而不改变。晋人崇尚高雅情趣，很以不问世事为清虚。唉！把德行比作竹子，难道仅仅就是这样吗？我到任后，借住在别人家里，又在西轩外种竹，便借用子猷以竹为号的旧意，为我的轩题名。唉！我的轩是借来的，轩的名字也是借来的，都不是我自己所有的。唯独我有如竹的地方，不是可以向别人借来的，我想子猷或许还不知道这一点。那么子猷称竹为“此君”，也是借来的称呼吗？不是吗？这还不能确定。我将要去问问他。“此君轩”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五日记。《孝友堂记》　汪曙

译王君京祥住在城南，和我是同郡人。京祥的先祖本来姓汪，后来由外祖家抚养，所以也随外家姓，这样算来本来和我是同宗。他的次子璏跟随我学习将近十年，出入起居必定相伴。他对于学问既敏捷又专心，而且最为彼此信任友爱，能作文，善书法，德行气度温厚宽裕。我中途得到璏这样的好友，因此在交游之中与他最为亲密深厚。像璏这样的人并不多，大概就是所谓志趣相同、心意相合的人。京祥年近六十，他的母亲也将近九十岁，但京祥的孝心没有衰减。每逢节令为母亲祝寿庆贺，他一定率领儿子、儿媳排列行拜礼，使母亲极其欢喜。早晚问安，寒暑调节冷暖，一定亲自办理而且谨慎。至于衣服的裁制、饮食的滋味，也一定做到极为合宜、调和、齐备才停止。他平常常说：“做子女的对于父母，活着时不能竭尽爱敬来奉养，等父母去世后徒然哭号，像小儿一样悲哀仰慕，是没有用的。”所以他奉养母亲而使母亲快乐，乡邻都赞叹羡慕。他的两个儿子侍奉双亲，也像京祥侍奉母亲一样。长子瑛，承担父亲留下的家业，勤勤恳恳，不敢贪图闲逸。家中的事务一点也不拿来烦劳京祥。璏能够从容地求学问、取得成就，是瑛给予了他资助。我趁着闲暇题写他的堂名为“孝友”，并为此说道：“子女对于父母尽孝，对于兄弟友爱，本来是人的天性。然而先王教导百姓，必定把孝友放在首位；用八种刑罚纠正百姓，也把不孝、不悌列在前面。《书》《诗》中，以孝友受到称赞的，也不过是君、陈、张仲等几个人罢了。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孝友虽然出于天性，但人的意气昏昧、欲望炽盛，不能不失去本心吗？所以先王即使希望人们自然实行孝友，也仍然用刑罚加以纠正。作《书》、作《诗》的人，即使不想称道歌咏来彰显那些人的善行，也做不到。如今京祥父子孝友到了这样的程度，我怎么能不把它写下来呢？”世道衰败，道德衰微，品行败坏，风俗毁坏；以德行颜色相向、挥锄争斗、恶言相骂，兄弟像簸箕和扫帚一样在墙内争斗、扭打手臂，真可叹可悲。能够孝敬、能够友爱的人，万中或许有一个，却没有上达于上位者的耳目。善恶没有分别，士君子又没有人肯加以奖励、记述，并用歌诗表现出来，那凭什么使这些蒙昧的百姓觉悟，又把劝善戒恶传示无穷呢？我听说孝悌的德行可以上通神明，光照四海；至和之气薰蒸流行，还一定会降下祥瑞，使福庆延续到后世多代。将来王氏家中本来应当可以看到这些。我虽然才华比不上昌黎公，尚且能够作诗歌咏王氏，把它附在《董生行》后面。《游钟山记》　胡炳文 江南的山川形势，没有比升钟山更优胜的，而升钟山又以其中最胜的地方为最美。我到升地，先经过上元，拜谒明道先生祠，行礼完毕便越过关隘游山。道路两旁松树的阴影绵延八九里，清风不时吹来，寒涛在空中怒吼。片刻之间又寂静下来，一切如故。道路左边通入半山，那里原先是谢太傅的园池，后来荆公把住宅捐作寺院，至今还祭祀荆公和传法沙门等人。走出三四里，又进入一座寺院，宏伟华丽，是半山寺的百倍。佛龛雕镂、墙壁绘画，光彩夺目，形状奇诡，千姿万态。两侧廊庑沿石阶登上去，四五十丈后才到宝公塔。塔旁有一座轩，名叫木末。脚步和鞋履之下，天籁缓缓响起；浮动的山岚和青翠景色，俯身便可汲取。下面有王羲之的墨池，投入小石，远远能听见声音从丛苇之间传出。小路狭窄荒芜，游客很少到这里，只有拜塔的人络绎不绝。长老说：“宝公是鸟巢中出生的人，朱氏把他收养为子，后来成了佛。”凡是祈求水旱、疾病、瘟疫，往往应验如响，所说的话多不合常理。由塔后沿山向左走，经过安石读书的地方。山石高低不平，忽然出现开阔平原；修长的竹子、苍老的桧树，万种绿色相互扶持，风声交相作响，仿佛还发出当年读书的咿唔声。又走了几里，在观音亭休息。亭旁有八功德泉，水声铿锵，汩汩流到亭下，便深深地汇聚成潭。有人说病人喝了这里的水就会立即痊愈，众人都喝了，我因为没有病便没有喝，于是回去。由塔后攀着松树登上石磴，走了六七里，到达山顶，那里有巨石像人一样直立。我登上巨石坐下，凤台、鹭洲遥远得不知在什么地方，只觉得白色和青色缭绕，隐现在烟雾之间。城中数万户人家的楼阁像画一样，其中空旷无人之处，就是六朝的故宫。向北望扬子江头，一叶小舟像树叶一样，行驶移动很久仍不满咫尺；浪花、船桨、风帆，想来相距已有数十里之遥。盘龙踞虎，绵延横亘于长江之间，它的险峻就是这样。黄旗紫盖，王气有时仍然显现，却终究使人久久感到凄然。下山到七佛庵，白云凄清润泽，喧嚣尘土无法来到这里。一名僧人吹开石炉中的灰，点染得须眉像雪一样；另一名僧人披发赤脚在崖边，拾松子回来。他们说话和仪态质朴木讷，完全不像前面寺院里的僧人。听说山下有猛公庵、子文庙，山水稍微奇丽一些，大都被侍奉神佛的人家占居。我没有再去，想访问猿鹤山堂，却没有找到它的所在。于是放声吟诵《小山招隐》，沿原路乘着天风下山，两袖飘动如飞。半山寺的僧人在门口迎接，想设斋供养我，我极力推辞，急忙入关，又到明道精舍稍作休息后回来。于是感叹道：升地自从紫髯翁以来，不知经历了多少兴衰。眼前的花草已经不再有当时的景象，但伯子所说的春风，千年之后仍将能够见到。至于熙宁年间的宰相功业，不是没有显赫之处，光彩炫耀人们的耳目，却终究不如主持上元簿的人能够在学校得到祠祀，这是为什么呢？欣喜和感慨交集，于是记下此事。同游的人有：王士晦、黄元卿、茅安、上饶林畔。《徽州乡贤祠记》　胡炳文

译歙县、婺源是朱子之乡，已经有专门的祠堂了。州学的乡贤祠又一同祭祀二程夫子，为什么呢？孔子的先祖是宋人孟子，孟子是鲁国公族；河南程氏实际上是我们新安黄墩忠壮公的后代。忠壮公名灵洗，字不详，曾在梁、陈任职，追赠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对百姓有功德，配享大祀，《南史》有传。宋代称为世忠庙，封为忠烈王，《新安志》叙述先达时把他列在第一位。我谨按程叔子撰写的纯公行状说，河南程氏出自中山博野。又按欧阳公撰写的程文简公父亲冀国公碑铭说，中山博野的程氏出自灵洗。文简公名琳，与太中公珦是兄弟。如此说来，新安是河南程氏的源流所在，还有什么疑问呢？有人说：朱子亲自书写“新安程子”，为什么不书写河南程氏呢？大概是因为从新安到建宁只隔一代而且关系近，所以书写；从新安到河南共二十多代，中间迁徙不固定，所以没有书写程子。但程子难道可以不书吗？新安记载新安人物而不记程子，就像记载宋代以后而不记孔子；记载鲁国公族而不记孟子，不是典章上的缺失吗？近来有谈论道统的人说：圣贤的出生，是天地气化彼此循环的结果。冀在北方，岐周在西方，鲁在东方，舂陵、新安在南方。道统的断绝和延续，是天意。从北方到南方，圣贤接连出生，以延续道统的传承，并不是偶然的。如今程子的学说传行天下，即使在四海之外、偏远僻陋的地方，也还有学习他学说的人。何况这里有这样美好的山水，正是程子学说的泰山、黄河的昆仑啊！这就是乡贤祠所以建造的缘由。《诗经》不是说：“巍巍高山降下神灵，生下甫侯和申伯”吗？我们新安应当以此自勉；《诗经》又不是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行走”吗？我们新安的士人应当以此自勉。祠堂建成于泰定甲子年，首先提出这项建议的是州学宾前两贡诸生，京学谕草庭程公鼎新；主持此事的是提学官、太守史奉议光祖；撰写记文的是胡炳文；书写的是王仪，都是本州人。（礼部为崇祀先贤之事，礼部祠祭清吏司呈报案情，礼科抄录直隶徽州府休宁县知县欧阳旦等奏报的前事，通政司官在奉天门奏闻，奉圣旨：“礼部知道。”谨此遵行。查得先前保定府博野县知县裴泰奏称：二程先生的先祖是博野人，旧有祠堂，春秋两季在次丁日祭祀；因为没有明文规定，恐怕不能长久。） 本部已经复奏，听从祭祀办理。此后，休宁县知县欧阳旦奏称：二程先生是本府应当祭祀的梁将军忠壮公程灵洗的子孙，后来迁到博野，又迁到河南伊川，子孙重新在休宁县置业，这些都有可以考证的依据。县学旧有企德堂，东面祭祀名宦宋丞相吕大防等人，西面祭祀乡贤唐御史中丞程澐等人，如今酌量加以修缮完备。中堂专门祭祀二程，请求按照博野县的例子祭祀一项。经查，二程先生是程澐族属的后代，不应僭越而祭祀先世的祖先；应当发文给该县，另选空地建造二程祠，名宦、乡贤仍在原处祭祀。如果没有空地，就在现今所建的名宦乡贤祠中，与二程祠并列。每年仲春、仲秋，置办祭品，酌情举行祭祀。成化十九年八月初四日。） 《平川楼记》　王仪 “平川”是朱伯时父亲的号，他又用它给楼命名。伯时家族庞大而繁盛，聚居得像一座城邑，并不是没有其他楼房。登楼远望，南边的屋脊、北边的栋梁逼近眼前、拥挤堵塞，想找出一丝空隙稍稍放眼远望都不可能。既然如此，楼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只是伯时背山而居，占据地势爽朗高燥之处，本来已经开阔地摆脱了低湿狭窄，吸纳高远明朗；而这座楼又高高突出在居所之上。从堂上看它的后面，隆隆相连的全都是山；从楼上向左右走去，山势绵延如同大道，几乎不知道那是山。因此一登楼便心胸开阔、精神愉悦，恍然看到了从未见过的景象。伯时多次和我在楼上徘徊，他也常常因此忘记离去；请我写记，我难道可以推辞吗？天下没有不是川流的地方，东南的河川通常不险峻激越而平缓；然而一旦平缓，土地必然深厚，水潭必然深，原野必然平坦，视野必然遥远，草木必然茂盛，人口必然繁多。因此凡是河川平缓的地方，都以平为贵。如今伯时的乡里，深潭多鱼，田野多庄稼，居民聚成村落，百年老树高耸入天，而它的河川最为平缓。伯时取“平川”自号，本来已经独自领会了其中的旨趣；又建造这座楼来极尽眺望，使一方的胜景不必离开席榻便尽收眼底。河川之外，云山烟霭淡淡地连接天际，如同躺在吴山上面对西兴，又如倚靠平山的栏杆，望见江南一片空蒙；飞鸟来去，哪里还会在意地面上的丘陵险阻呢？又把“平川”这个自号用来命名楼宇，谁说不合适呢？当初还没有这座楼时，邻近各家的楼房，有的显露，有的隐伏，有的仰卧，有的像投掷出去；只有我能远望它们，却没有谁能和我争胜。由此可知，处置外物不能不平和，而自处不能不高明。处置外物不平和，外物就会对自己有所怨恨；自处不高明，自己就和外物没有区别。伯时既以河川的平缓来处置外物，在这座楼上又体现了他的自处之道，这正是众人所不能及的。假如我的说法不违背道理，那么还有不必仿效河川而平和、不必依赖楼台而高明的境界；伯时如果能进到这一步，应当还有另一番高妙的赏鉴，哪里只是这篇记文而已呢？《碧环亭记》　王仪

译凡是描绘山川、草木、天空、烟云的色彩，并把兴致寄托在悠远境界上的，大多称作“碧”。碧和青相近却不同，都是事物的颜色；近看是青，远看是碧。秋天的景物多呈碧色，是因为空气清澄而视野远。董君直卿在溪园上建亭，题名“碧环”。亭内有苔藓、藤萝、竹树，亭外有云山、烟水，极目四望，上有天空笼罩，千般品类、万种事物混合成一片碧色。这座亭子宛然处在其中，虽只迈步于门庭之间，寄托的兴致却十分悠远。客人常常向我说起它的胜景。董君是我的老朋友，我乘兴前去拜访，来不及行礼，便握手登上亭子；这时天已将晚，烟中的船桅全都停泊，沙洲上的鸟也已经归巢。不一会儿渔火在江面、道路旁、洲尾忽隐忽现，苍茫昏暗的烟霭弥漫开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供我的眼睛寄托。到了夜深，酒喝到一半，我起身倚着栏杆面对陡岸，只见一片茫然如同虚空；大星璀璨，倒影落入潭底，风露清冷逼人，不知道自身究竟处在什么地方。回去放下帘子，重新点燃蜡烛，尽情欢乐后才停止。于是对在座客人说：“世间美景何其多，沉溺于声名、财利、权势场中的人不知道。有些人厌弃卑下浑浊，专心追求超然高远，于是又脱离群体、远离同类，离开尘世而放浪于江湖之外。两者相互比较虽然有差别，却都免不了有所欲求。如果真正做到无欲，那么众人所受役使的事情本来不足以成为我的忧患，即使在江湖上放浪，也可以不必离开。庄子说：‘门轴开始得到环的中心，因而能够应对无穷变化，自以为已经能够齐同万物了，但还是有所应对。’像董君这样悠然自得地玩味这个环，又还要应对什么呢？”从前秦陇山泽之间有一个散人，眼睛碧色，头发绿色，身体轻盈飞举而不衰老，世人都认为奇异。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的饮食、呼吸、睡卧、行动都不离开山泽清美秀润的气息，这种气息灌注浸润到骨髓，和他一同变化，而他自己并不知道。假使我抛弃隔绝世俗事务，和您在这里交游很久，难道不会成为异人吗？客人都大笑，笑得跌倒；主人却悠然自得，仿佛领会了我的意思，请我写下来作记。《晋新安太守程公墓志》　程逢午 徽州程氏从晋代新安太守程元谭开始。晋元帝在江左兴起，程太守由襄州刺史出任新安太守，任期届满时，百姓拦路挽留，使他不能启程；皇帝下诏褒奖嘉许，赐宅第于新安的歙县，子孙便在此安家。他的墓在州城西十里，如今名为“双石前”，大概是指墓前的两个石人。那里有一片广阔土地，可以容纳数万人；先端明少师曾经掌管这片墓地，到如今已有孙、曾四代。大德丁酉九月，后裔深甫奉檄经过故乡，因而得以回家上坟，和族人亲戚欢聚畅谈。到了这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返程时来到太守墓前拜扫，环顾徘徊，只见两个石人露出半截身体，其余土地已经被铲平，分成田畦耕种了。询问得知，原来已归属于别姓。于是想到：程氏是新安的望族，繁衍兴盛，家大业大，诗书世代相传，簪笏不断；散居各郡的族人也多有显贵。这样经过世代封植培护之久，子孙又有千亿之多，一旦让农夫、樵夫背着东西、扛着锄头在墓地纵横往来，过路的人尚且会为之叹息哀悼，作为他们的后裔，怎么忍心到这种地步呢！到达郡城的第二天，访问程逢午精舍，把这件事告诉他并申明其中道理。府公率领支派子孙，约定二十六日到墓地会集。第二天早晨风雪大作，大家不怕冒着严寒，聚集乡里的父老，指明划定疆界，又把土地归还原主。嘱托住在墓地附近的子孙崧主持此事，收取土地的收入，按时前来巡视祭扫，世世代代不得更替。根本牢固，枝叶才会茂盛；枝叶茂盛，也足以庇护根本。祖先的德泽深厚，实在是子孙长久延续的基础；作为子孙，怎么可以忘记自己的来处，不把祖坟放在心上呢？尊敬祖先，所以敬重宗族；敬重宗族，所以亲睦族人。深甫可以说是完全尽到了这份道义，也因为他天性仁厚，知道什么重要，不敢忽略。于是记下这件事，用来留给后人。闰月己未朔日，后裔、紫阳书院山长逢午百拜，谨慎地写于明明德堂西舍。《游黄山记》　汪泽民

译黄山在宣州、歙州的边境，雄踞东南群山的南面；向南超过百里便是歙郡治所，向北三十里是太平县，再向北到宣州治所二百四十里。它不在交通四通、巨邑舟车聚集之处，所以游客很少；今年四月九日，我才开始游览。山西面的山脚下田地宽广肥沃，名叫蕉村。莲峰呈丹红青碧之色，峭拔高耸，簇聚紧密，有的像竖立的玉圭，有的像倾斜的帽子，有的像排列的戈矛，有的像芙蓉、荷花初初开放；云烟、晴雨、早晚，姿态万千。从蕉村向南走二十五里到汤岭，向上仰望，群峰仍在云霄之间；山冈丘阜盘绕交结，凿石开路，山崖倾斜险危，瀑布声轰鸣如雷，怪石林立，半壁飞泉洒在衣巾袖袂上，正值初夏暑气，却凄清得像秋天。再走十里，在祥符寺休息。寺前的水流穿行在万石之间，山上都是挺直的松树和著名的杉树，藤蔓缠绕，莎草覆盖，茂密繁盛。有灵泉从朱砂峰流来，沿岩石通入两个小池。上池清澈明净，宽约七尺，深约一半，连细微的毛发都能照见；泉水从石底涌出，颗颗相连如串珠，连续不断；水气芬芳，像汤一样，饮之甘甜芳香，当然不是其他硫黄泉所能相比。第二天便试着洗浴，污垢随即流出，细小尘埃一点不留，使人心境清旷，气爽体舒。相传久病的人洗浴后立即痊愈，这个道理或许确实如此。寺中有南唐碑，最初名叫灵泉院，宋祥符年间改为现在的匾额。又有龙池，距离寺左约三里，水流奔腾喷涌，倾泻入石潭；正午阳光照耀，水光闪耀出五彩，确实像是神灵所居。夜里听见鸟鸣，声音十分奇异，像歌唱又像应答，节奏有快有慢；这种名山中的音乐鸟，下山后便再也没有了。走到寺旁附近，看见几座山峰凌空而立，僧人指着说是天都峰、芙蓉峰、朱砂峰，其中最高的是天都峰。峰上有许多名贵药材，采药人带着粮食上山，三天才能到达峰顶。我心里很想游览，但山路像一条细线，无法通行，只好停止。总共在寺中住了两夜，回到蕉村的第三天，走三十里游翠微寺。那里有古松修竹，石涧横在道路上，僧人在上面架桥并盖屋，供游人休息；环境清冷幽静深邃，已经与尘世隔绝，我题名为“翼然”。到寺院庭院中有井泉，僧人说这是麻衣师卓锡之处，泉水也清澈甘美，不满溢也不干涸。有一座山峰卓然独秀，直立在东南角，名叫翠微峰；它的支脉曲折交错，寺院盘踞其中，所以其他山峰都隐藏看不见。第二天出发走十五里经过白沙岭，常常要攀援崖壁、牵引藤萝，有时踩着贴在岩壁上的小树，像走栈道一样通过，几乎连脚都无法容下；旁边就是深不可测的绝壑，心中战战兢兢，不敢俯身下看。又走七里到达最高处，山顶平坦开阔，约有平常山顶的两倍。我正靠着石头稍作休息，山雨忽然停了，气象澄澈明净，环视数百里，冈峦、村落、遗墟清清楚楚，历历可数。九华山沿着青翠山色展开，像莲花开放。先前从蕉村看到的那些山峰，全都平平地呈现在座席之间。不一会儿白云蓬勃升起，远山近岭像在海涛中时隐时现，只剩最高峰像木筏一样漂浮在天河中。忽然又收拢隐藏起来，仿佛被扫除一般。这样反复三次，真可称为奇观。天晚时才抵达寺院，也在那里住了两夜。又过两天，从村北走十里登上仙源观。至元年间，新安的吴万竹曾在此地静心修习，曾经推衍《易》学，向宛陵夸赞这里的胜景。我写诗赠给他，返回山中时，吴万竹还在，而如今他已经去世很久了。这里树林山丘四面严密，南面排列着翠峰，修炼形体、延年益寿的人，本来就适合在这里。回来后又在同宗公仲云的松楼休息。过了十天，越过兴岭向南走，所谓三十六峰并列舒展，横亘在天际；众多山峰层层叠叠，争献奇姿秀色，尽收眼底。走完田野后登上横岭，又登小丘。道路左边竹树杉木阴森茂密，中间有小路盘曲，只有几间屋子。一位相貌奇异的僧人将近八十岁，煮茶进果，自称靠建屋、种田为生，闲暇时持经玩味空寂，已经历二十个闰年了。他在外面搭建草亭，供来往者休息。草亭低矮简陋而且破败，我打算在亭右一丈多的地方重新修建。南峰像飞翔起舞，逼近前方；北岭奔腾跳跃，停驻在后方；左右山势像鸟翼展开，景色更加清明，于是取名“芙蓉亭”，但还没有来得及建成。沿着山岩曲折行走，到达白龙潭；巨石参差空洞，水流汹涌冲激，深得无法测量。每逢旱年，百姓来此祈求雨水，立即就会下雨。又经过木板桥，有一座小庵，住着几名粗食淡泊、苦心修行的人。过去曾有逃入空谷的人，拿出奇异药方给人治病，救治了很多人，死后埋葬在浮图中。我特别考察了这里山水环绕，在高峰下面自成幽深区域。从兴岭到这里有四十五里，人的踪迹遥远稀少，可以屏绝尘世事务，于是住了一夜，听着泉声离去。各段道路共有多少里，都是樵夫、牧人、背货贩卖者估计而说的，并没有设置里堠来步量计算。世人传说黄帝和浮丘公、容成公在这座山上升天，于是改名黄山。江浙各处大山的分支由此产生，它的广大形势和胜景如此奇异、形状如此诡奇，本来不必一一探究。然而若不是神人列仙，也不能配得上居住这样的地方；我虽然来不及遍游并选择胜景、搜寻奇观，但大概已经可以看见了。从前大德戊戌年得到这部山图经，心神飞越，却因迟延直到头发全白才成行；如今刚刚幸而来了一次，却又不能久留便离去了。每次登山时，通常都是宿云收尽、雨意消散，紫色青色的山景像刚刚沐浴过一样。山下的人都认为山川的英灵有神灵相助，我也暗自感到欣喜。回想我在南安的时候，曾到南原山的龙湫祈雨，赤脚提衣在乱石急流中行走，腰系绳索、攀着梯藤登上悬崖，再下到潭边；那里的岩石险峻，比这次行程还要厉害，所以我乐于欣赏清幽景色，借此补偿过去忘记攀登的辛劳，却不知道山的高深也值得畏惧。我将来应当辞去职务，和两三个朋友筑屋读书，以终了余生。和那些困顿于声名财利而不知道止足的人相比，不是好得多吗？时为至元再元之六年庚辰岁。《堪老园记》　汪泽民

译古代读书人，年幼时学习，成年后出仕，等到辞去政务、获得退职许可，便回到故乡养老并得到供养。这样看来，难道不是可以安享晚年了吗？泽民的七世祖龙溪先生，在政和年间凭借奇才伟器在翰林文坛闻名，恰逢奸佞之人居于相位，便由符宝郎出任宣州通判，曾题写官舍诗的末章说：“生涯还没有安排妥当，也足以养老。”传到四世祖大父宛溪翁时，他中年颇治亭台花木，把他的园圃题名为“堪老”。古代养老的礼制隆盛，优待士人的恩意深厚；虞代有燕礼，夏代有飨礼，殷代有食礼，周人兼用这些礼制。大概人的衣服饮食、起居和一切行动，没有不依赖供养的。人老了，有人供养，就能够安享晚年。后世这种礼制废弃，在四方做官的人，体力已经衰退，对故乡的思念更加迫切，却没有田地供给伏腊祭祀，没有房屋遮挡风雨，人人都因此感到不堪。有些人只是被官职牵累、占着职位，我家世代清白，祖先正当壮年出仕时便已经吟咏“堪老”，并不计较生计究竟有没有安排。宛溪翁以祖先的德行作为根本，采用程氏的话给园圃命名，超然处在困顿、得失、荣辱之外，他看待纷繁华丽的世俗生活又是怎样呢？泽民有幸没有丢弃诗书传统，勉强领取俸禄超过三十年，如今终于能够辞职归来，在靠近城郭的洲上，空地仅有若干步，围成一个小园，打算建造草亭。两条水流曲折环绕，洲地夹在其中，四面远离喧嚣尘土；俯视清澈的水流，南面尽览文脊山的秀色，北面遥望敬亭山的云气。闲暇时便带着孙子们渡小船，任意拄杖穿鞋行走，汲取泉水煮茶，采摘蔬菜斟酒，在人世间排除俗念，在尘世之外延续真正的趣味。这座园子确实不能比拟前人，而我的生计微薄又超过他们；但我也已经忘记它究竟是否称得上“堪老”了。于是作《堪老园记》。至正六年丙戌岁春三月朔，新安汪泽民记。《新安文献志》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十五 （明）程敏政撰 ○记 《小金山记》　郑玉 我十七八岁时，向东游览京口，登上多景楼，望见金山坐落在扬子江心，挺然成为江流中的砥柱，便想有一天登上它的山顶，饮一饮中泠泉，以满足平生的乐事；最终因为其他事情耽搁，没能成行。如今大概过了七八年，才因“小金山”这个名称有所触发。新安江从率山发源，向东流三百里，到达淳安县；还没到县城十里，在江心偏靠南面稍向西的地方，有这座山。东北面江面宽十多丈，西南面仅有一条小溪环绕，形状像带子。大旱时有时可以挽起衣服涉水，四季之中若非乘船不能渡过。古树萧疏，浮现在烟霭、苍水、黄土之间；石色高峻不平，苔藓像绣品。山上有佛寺，从前极为壮丽，年久之后渐渐倾塌，僧徒四散，如今没有保存下来的，只剩几间破屋。然而这座山的景色没有改变。渡过江岸向南，攀援到山腰，有三个石洞，高拱如夏屋，大的可以容纳二三十人，中等的一半大小，可以容纳十几人；此外还有一处岩石高险嵌立，特别像佛寺塑造的观音像。坐在石上向东望西洲溪，只见溪水分成两派；居民的房舍排列密集，如梳齿鱼鳞；黄花翠竹、果树桑麻一类，繁茂青葱，无所不有。旁边有一块石头从沙滩急流中露出，形状像乌龟，逆流而上，那里叫龟石滩。向西距离锦沙村只有一两里，燕石岩相对耸立，像楼阁和飞帘突出临水；一个县的山川胜景，大都聚集在这里，百里之内没有能与它匹敌的地方。唉，山这种东西，不过是许多石头聚集起来罢了，它的大小本来不足以论定；至于景物的多少、胜景的优劣，却也有不能不加以比较的地方。这座山所缺少的，只是中泠一泉罢了；至于幽深的岩洞、锦沙和燕石的胜景、西洲和龟石的奇观，都是金山所没有的。试着约请两座山的山灵相互比较，看看能否分出伯仲，而忘掉它们大小的差别，怎么样？我住处向西一舍的地方，近来有一座山从水中突起，叫岑山，气势景象很像这座山。我曾想用“小焦山”来称呼它，却没有实现。如今就先为它取了这个名称，我将回去给它题名为“小焦山”。《耕读堂记》　郑玉 鲍生在住宅前深深筑起房屋，作为堆积物品的地方；有空时就在其中弹琴歌咏，把它命名为“耕读”，请我作记。我本来没有什么可记的。有人对鲍生感到疑惑，问我说：“耕田，是农夫、乡野人的事情；读书，是士君子用来求学的事情。鲍君想把两件事并列看待，不也是很困难吗？”我说：“唉，你的话错了！古代的时候，一个男子接受田地百亩，没有不耕作的士人；家里有塾，党里有庠，乡里有序，没有不学习的人。秦朝废除井田制，开通阡陌，焚烧《诗》《书》，坑杀学士，先王之道就灭亡了。汉朝兴起，虽然达到隆盛太平的治理，最终也不能恢复淳厚古朴的风俗，于是士人与农民分离了。这样一来，从事学习的人便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从事农业的人便不知道礼义从哪里产生。后世有人能够白天耕作、夜晚读书，以尽到人的常道，人们反而把他视为奇异而称赞他，这说明距离古道更加遥远了。鲍生跟随我学习，大略懂得喜爱古人的道理，所以能够耕田来奉养父母，读书来修养自身。假使相邻各家的百姓都像鲍生一样，都竭尽耕田的力量，都有读书的功效，那么人情自然会厚重，风俗自然会淳朴，即使恢复三代的制度，也不难了。你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鲍生上前说：“先生这些话难道不是记文吗？请把它写下来，刻在屋子的墙壁上。” 《富登钓台记》　郑玉 歙县南部的山水最为优胜，浙江就发源在那里。从浙江源头行走一百多里到达县境，有个地方叫富登渡。一块巨石高高耸立在江面上，气势仿佛要飞入江中。我经过吴虎臣那里，多次往来这个地方，每次登临，或坐或垂钓，总是徘徊不能离去。人们因此把它叫作郑公钓台。石淮阃余公廷心的篆书、隶书天下无双，听说我有这样一块石头，便大书“郑公钓台”四字寄给我。至正十六年秋八月，我因奉诏辞官返乡，留在吴虎臣家，才取出余公所写的字，刻在钓台前，并记述它得名的缘故，镌刻在石后。乡人鲍叶在钓台旁为我建了一座草堂。虎臣字道威，叶字君茂。这一月辛未日记。《拄笏轩记》　程文

译崌山的南面、箬岭的山谷，是我程氏世代居住的地方，已经五百年了。这里土地肥沃，泉水清洁；群山环绕，风气绵密，风俗崇尚雅正朴素，不浮华，也不粗俗。没有金玉锦绣的储藏，没有高牙大纛那样的权贵，也没有鱼盐商贾的利益。居住的人安于田里，出游的人轻视四海。谈论者认为这里有先祖忠壮公遗留下来的风气。戊寅年夏五月，长兄宸卿依照住宅左边的廊屋，开辟为轩，用来领略山谷中的胜景。不施丹青，不加雕刻，空旷敞亮而高明，游息起来绰绰有余。抬头观看西山，低头俯瞰方施。左边山冈、右边丘陵，青色有的昂然、有的伏卧，如同拱手，又如同作揖。幽深的地方像鱼潜伏，茂密的地方像鸟飞翔。樵夫的歌声从烟霭之外传来，农人的话语从竹林外传来。朝阳从东方升起，屋檐的影子落在水上；夕阳和月色从西面照来，花影映入帘中。云霞的鲜明、风雨的幽暗，四时景物的变化，全都把奇景秀色送到几席之上。而这座轩又比谷中景色更胜一筹。我的文章面向西山，便援引王徽之的故事，请求把轩命名为“拄笏之轩”。兄长说：“我听说笏是公卿大夫士拿着来侍奉君主的东西。我没有这样的职位却有这样的名称，怎么办呢？” 我说：“名称可以有，职位不一定要有。何况兄长如果有公卿大夫士的职位，就将拿着笏侍奉君主了。西山虽然美丽，您还能够坐在这里面对它吗？”从前王徽之做桓冲的参军时，桓冲问他府中的事务，他不知道；问他属吏的事务，他也不知道；他只是说：“西山今天早晨送来了清爽的空气罢了。”西山的清爽空气，和政务有什么关系，而王徽之却喜欢它，宁可荒废职守也不顾？可见他那种洒脱卓绝的胸怀，一定有超越这些事务的地方，而区区骑曹这个职务，恰好足以成为他一身的负累。桓冲大概没有理解这一点。百世以后的人，在百世以前仍能遇到古人，尚且能够想望古人的风采。何况兄长的先父瓯宁公，本来曾经在这里拄着笏。用这个意义来命名轩，难道是空话吗？虽然如此，“笏”又通“忽”，是使人不要忽略、不要忘记的意思。兄长早晚在这座轩上，看到山川风气如此，想到故家旧俗如此，难道不应当更加修习诗书之业，用来教导子孙，从而不忘先父的德行吗？”兄长说：“这话说得好！我哪里敢忘记呢？”于是写下这些，作为《拄笏轩记》。这一年是至元四年七月甲午，十八弟文谨记。（陈氏基序说：程文客居京师，孤高自守，不肯苟且求取进身之路；即使处于困穷、恪守约束，别人难以忍受，他也未曾有一天不钻研六艺、推求百家学说，洗涤磨炼自己，与古人为伍。大概他天性所能做到的，以及喜爱这些事情的专一程度，就是如此；并不只是从事剽窃、炫耀华美辞藻，以追逐声势而已。我曾评论他的文章，像泰山上的松树，气势凌驾青云；天风在夜里惊动，万籁一同发作，侧耳听去，犹如季札到鲁国时听到雅乐演奏。莆田陈公众仲以文章著名于世，也认为我的话是对的。《遂闲堂记》　程文 济南和东海合为一郡，这里有崇山和巨大的水泽，当地人敦厚豁达而且多有大节。自从伏生以经学开导教化民众以来，崇尚文教儒学的风俗，大概自古就很有名了。至于我滨国张文忠公的为人，道义能够施行于朝廷，凡是思考怎样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事，都将竭尽自己的心力。只要认为某事可做，就直言不讳而不顾虑；一旦有不合心意的地方，便拂袖离去。于是进入山林，藏身岩穴，诵读古人的书籍，用诗歌吟咏圣贤之道，仿佛要终身如此，这就是他的志向。所以在至治末年，他由礼部尚书改任中书参议后，便归家奉养老母。在华不注、鹊山之南，趵突泉之北建造厅堂，题名为“遂闲”。每日逍遥自得，认为世上如果没有巢父、许由那样的人，就无法见到唐尧、虞舜时代的盛治。天子甚至六次派遣使者征召他，他也不起身赴任。君子说，张公在这件事上确实能够遂其闲适之志了。到文皇帝即位，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与百姓重新开始，首先下诏任命张公为西台御史中丞。当时西部土地正遭饥荒，百姓又发生大疫，张公对此深感悲痛，当天便奉诏上路。等到了关口，只见流离饿死者遍野，张公打开自己的行装，一边赶路一边赈济。关中百姓望见张公，嗷嗷待哺，仿佛赤子盼望母亲一样。张公制定救济方略，向朝廷请求，大量发放钱粮，并亲自安抚巡视。饥饿的人给他们粥喝，患病的人给他们药，死去的人给他们棺材；他流着眼泪慰问、招抚百姓，整日整夜都不停歇。郡县也照此办理，关中百姓得以苏醒复生，而张公最终却因忧劳勤勉而去世了。君子又为张公不能实现自己的闲居之志而悲伤。后来过了十八年，我在京师认识了张公的儿子、著作郎引惟远，于是得以读到张公的文章，考察并了解他的事迹。惟远说：“遂闲堂还没有记文，请您追写一篇。”唉！我这个后辈小子，哪里足以了解张公并为他的堂屋作记呢？然而我私下听说，古代的圣贤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天下。张公难道真是追求闲适的人吗？一定要等到圣明的天子在上面垂拱而治，贤能的公卿和百官在下面各尽职守，四方没有战乱的忧患，百姓有奉养生者、安葬死者的依靠，天下和乐融洽而进入无为之治，然后闲适才可希望得到。然而能否遂愿，是天意。假如世上的君子没有忧虑天下的心就罢了；如果有忧虑天下的心，即使想要闲适，又怎么能够得到呢？张公的功勋事业在朝廷，文章在典籍，德泽在子孙；能够流传不朽、昭示无穷的地方，难道在于这座堂有没有记文吗？不过回头看看，在张公那个时代，和张公同朝上下、凭借富贵和声势的人家，高门大宅如今还剩下多少？可是张公的堂屋仍然翼然高耸，园池亭榭以及所栽的花果竹树也没有改变，春天花木灿烂茂盛，秋天果实丰硕；鸟在山岭鸣叫，鱼在深渊跳跃，仍然和从前一样。乡人登临这里更加敬重，宾客经过这里都下马致敬；琴书图画等玩赏之物仍在，陈列祭器、俎豆、酒杯酒爵的次序仍如旧，人们游赏、长啸、歌咏，也像张公在世时一样。由此可以观察世代的德行，因此这座堂的记文也不能没有。我遗憾没有见过张公，却幸而认识了张公的儿子，又能借文章把自己的名字寄托在这座堂上，这是多么幸运啊！如果说文章鄙陋拙劣而不肯谦让，难道这种罪过可以推辞吗？某年某月某日记。《玩斋记》　程文

译国子司业贡君住在京师，在仁寿坊北面的偏僻小巷中租屋，整治出两间小室：一间用来接待宾客，一间作为宴饮休息的地方。室前有一块一丈见方的空地，种了几十株葵、菊和杂花，插上芦苇围护。墙外有一株佳树，苍翠茂盛，像伞一样遮护；还有两株小椿树，分开挺立，仿佛彼此支撑，掩映着天光，望去如同图画，正好与屋子相对。鸟鸣声仿佛从空谷中传来，野外的情趣纷纷汇集，使人不知道这里其实处在闹市之中。室内只有砖床、木榻、几案和砚台，把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圆图挂在墙上，抹去其中的方形部分，以显示环中的奥妙；河图、洛书、周子太极图等也全都陈列在这里。经书典籍之外，没有别的多余物品。贡君让外甥阮文锐在这里读书学习，并且按时打扫。贡君从太学回来，就脱下官帽、解下佩饰，戴圆冠、穿方头鞋，穿宽衣、系宽带，焚香默坐，流连观览四面墙壁，悠然看见古代圣王开辟万物、成就事业的功绩，后世贤人留名后世、树立教化的意旨，考察阴阳动静、消长变化的规律，以验证百姓日常生活中进退存亡的道理，借此洗涤心灵、澄清思虑。有时享受风光日色，打开南窗，俯视幽花，眺望佳树，又足以放眼远望、舒展胸怀。屋子虽狭窄逼仄，却不受拘束；生活优游自得而且宽裕，他自己认为，即使广阔的庭院、高大的宅第、著名的园林和幽深的胜地，也没有什么能超过这里的。贡君思考怎样给自己的书斋命名，恰好新安人程文经过并看到了这里，因为贡君喜爱读《易》，便请他题名为“玩斋”，并告诉他说：“您知道‘玩’的含义吗？有把玩弄外物当作快乐的，有把玩世不恭当作高明的。把玩弄外物当作快乐，是志趣荒废；把玩世不恭当作高明，是行为狂妄。您难道是这样吗？《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理：一是象，二是辞，三是变，四是占。卦辞用来显明卦象，所以应当玩味卦辞、观察卦象；占筮用来决断变化，所以应当观察变化、玩味占辞。所谓玩，就是观察得详细；这就是我的老师孔子之所以把编联《易》的竹简绳子多次磨断，到五十岁以后才学习《易》的原因。如果真能遵循这种道理，那么天地的变化，我就能使它成就；日月的照耀，我就能使它明亮；四时的运行，我就能乘势而行；万物的繁多，我就能使它们安宁。幽微处成为鬼神，显著处成为水火雷风山泽，我就顺着它们而延续施行。向前追溯千万年，看不见它们开始结合；向后推演千万年，看不见它们最终分离，我就将要引领并迎接它们。天下一切令人喜悦、惊愕、忧虑、快乐的事，以及死生、夭寿、富贵、贫贱、穷达、得失等万般变化交相出现在眼前，却没有什么能够扰乱我。如果这样，那么驾驭六气，跨越八方极远之地，驾着风、鞭打雷霆，俯视宇宙；看上去很近，真正接近它却很遥远，随着大道曲折前行，万物没有什么能够伤害我，这不也就是玩弄万物的大智者、玩世不恭的豪杰了吗！”贡君说：“您不要多说了，我姑且和您谈谈《易》吧。”于是贡君自号为“玩斋生”。《山雨楼记》　程文 叶村的山中，最秀丽高拔的是飞来峰。住在山下的百姓，抬头仰望也不能看见它的全貌。只有洪君节夫住在北山脚下，能够看到它的全貌，而且他的房屋朝东，飞来峰就在屋子的右边。他一出门就看见飞来峰，因而觉得遗憾。于是就在左边廊屋的空隙处，顺着高处的地势，建造三间小楼，使它正对着这座山峰。这样一来，飞来峰聚集青色、挤拥翠色，排开云彩、驾驭长风，跳跃奋发、迅疾而动，从天而降，仿佛鸟儿窥视巢穴、马匹奔向马厩。旁边的群山像飞来峰的羽翼，也都搜寻奇异、剔抉怪石，主动显现自己，没有一点隐藏。楼虽小，却是当地景胜之冠。楼中放置图书、几案、砚台以及各种供张之物。客人到来，便一起纵目远眺、游乐嬉戏。然而来客有的停留一顿饭工夫便离去，有的停留一日、两日，甚至十日、一个月才离去。我独自在这里居住了一年，早晨的阳光、傍晚的阴影，四季的变化，万物的变迁，花草竹木的形态，烟霞雪月的姿态，一切可喜可惊之景，都汇聚在眼前。虽然我所遭遇的事情有喜有忧、各不相同，但这座山峰向我倾倒的情意，也可以说达到极点了。我曾想记下它的大概情形，张贴在楼壁上，只是含着这个意思没有写出来，时间久了便丢失了。后来有一天我把这件事告诉郑隐君，隐君说：“我曾经睡在这座楼里，看见白云从山坳中升起，飘风清凉，忽然下起阵雨，潇潇淅淅，经过我的楼阁向东而去。我非常喜爱这种景象，认为这座楼最壮观的景色没有什么能超过山雨，所以想把它命名为‘山雨之楼’，却从未把这件事告诉节夫。”程文于是感叹说：“古人有句话：一个人游览观赏什么，可以看出他所见到的东西；我所游览观赏的，是万物的变化。郑隐君真是善于观察变化啊！”于是借山雨从眼前经过这件事，使这座楼的名称流传不朽。滋润万物的心胸是宏大的，超越世俗的志向是深远的，启示世人的用意是微妙的。舞雩台上的风、北窗下的卧眠，原本是同一个道理。后来登上这座楼的人，希望都能从这里有所领悟。于是写下此文留赠节夫，定名为《山雨楼记》。《永思亭记》　朱升

译休宁陪郭的程君和卿，和他的从父、饶州路铜冶场提领贵老，在祖墓旁建亭，题名为“永思”，用来祭享先祖；又置办祭祀坟茔的田地，订立合族的约定，使后人世代遵守，并请我朱升作记。我从和卿那里得到程氏族谱，知道新安的程氏都出自晋代太守程元谭。程太守在永嘉末年有德政，朝廷赐第宅于郡中的黄墩，于是定居在那里。到了梁代将军、忠壮公程灵洗，率领乡兵抵抗侯景，乡里为他立庙祭祀，子孙从此兴盛。唐代御史中丞、都使公程澐又率乡兵抵抗黄巢，他的次子南节领军保卫永宁，于是迁居本县。南节的后代中，有宋代开州团练使程全，与金人交战，战死在池州；他的儿子程先誓死守护祖墓，不出仕，晚年向考亭请教道学，自号东隐先生。程先有三个儿子：程永正，任宋代带御器械，分居杭州、睦州；程永奇，跟随考亭游学，自号格斋；程永彰，为乡贡进士。这两支都在休宁显达，就是所谓的陪郭程氏。起初，伊川先生的儿子程端彦随南宋南渡，居住在池州；团练使程全任池州统制，于是两支族谱相互接通。程端彦的六世孙程祉任休宁尉，住在县城小东门；格斋的元孙程六三没有后代，程祉的侄子程荣继承其家业，官至江浙儒学提举，这就是贵老的父亲。乡贡进士五世孙程隆，在国朝初年朝廷平定江南时，徽州发生兵变，他冒着刀刃劝说并阻止屠杀百姓，因此被授为本县县尉；他的儿子程永盈任库副使，忠甫是他的儿子，也是和卿的父亲。从南节到和卿，共有十六世，坟墓众多，不可没有修墓祭谒的规矩；子孙繁盛，也不可没有聚集全族的场所。因此和卿与贵老共同商定建造这座亭子。今后每年按时祭奠，可以施行，昭穆次序也可以得到安排，确实可以说是永远表达孝思了。然而《诗经》说孝思之后，必定接着说‘维则’，意思是前人如果值得效法，而后人却不求以他们为准则，怎么能称为孝呢？所以程氏的先人中，晋代太守、梁代忠壮公、唐代都使、宋代团练使以及本朝县尉，都能够世代继承他们平定乱事、救活百姓的功业，这些都是值得效法的功业；东隐、格斋对于考亭的学问，提举对于伊川的学问，都私下学习他们穷究事理、尽明本性的学说，这些都是值得效法的学问。程氏后人登上这座亭子，进来祭享先祖，瞻仰祖先的功烈而深远追思；退下来饮酒，又担心自己的德行不能与先人相似。一定要在家做良士，出仕做良臣，才差不多能够使‘永思’这个名称符合它的本意吧？贵老名文，和卿名岘山，两人都读书而崇尚义行；贵老的兄长福孙，和卿的从弟子…… 社子华乐于出资出力，尤其多而且辛劳，事情应当附记在这里。至正八年戊子年春正月晦日，乡贡进士、县人朱升记。《共学斋记》　赵汸 后世君王施行德教的道路不再明白，士人君子能够反求自身来做学问的，千百年来大略有三次变化，才逐渐恢复古道，异端不计算在内。处在污浊的世道中，不忍心使自己同流合污于普通百姓，又担心自己的资质不足，于是有人佩韦以警戒自己的缓慢、佩弦以纠正自己的急躁；有人运砖来锻炼意志、把圆木当枕头以警戒懒惰；白天有所作为，夜晚必定焚香向神明质问；念头中善恶刚刚萌发，就一定加以察看，并分别用相应的物件作标记，以观察它们的消长。大概只有这样使心意受到震动、使性情受到忍耐，才能在当时立得住脚，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于是有君子出现，以忠孝为主来修饰自身，以平民身份树立师道，使君臣、父子、夫妇三纲的意义鲜明地昭示天下。后来有作为的人不敢忘记这一点；至于把专心做一件善事、树立一种美名看作目标，就又差得很远了。于是又有君子出现，把自己从天性中得到、又在自身成就的道理，依据经书训诫来教化人们，使先传后倦的教法、由下学而上达的旨趣重新在世间明白起来。大概秦汉以来，学术已经很多，到这时才归于中正大道，可以说是明白本体而通达作用了。自从这种教化施行，才高意远、卓异通达的士人纷纷归附其中。然而其中善于学习的人，又根据自己性情所接近的方面，静坐默默体会，以穷尽反求自身、推求事物曲折的功夫，然后传授下去而不产生弊病。那么君子的学问，哪里是容易说清楚的呢？我向古人学习，却还没有能够有所进步，私下担心自己气质昏昧、力量微薄，不足以达到成功，于是在山居读书精舍的西室题名为“共学”，和志同道合的人居住在这里相互勉励。唉！人本来是和各种生物一同生成的，如果不能反求自身，那么在情感、认识和利害的牵引之间，就没有办法使自己区别于其他事物。何况学习如果不能达到知至、意诚的境界，那么气机暗中发动时，往往从极细微处开始，而天理保存在心中的部分就少了。那些发愤努力、坚决克制自己、志向高迈而卓绝、凭此从凡俗行为中拔身而出的人，又怎么可以少呢？《易》说：‘智崇礼卑，智崇效天，礼卑法地。’圣贤的话没有两样。整日和众人相处，却有道义不能从这里产生，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共学斋记》。（虞邵庵说：‘反巳，音读为仄古切。’至此） 《月潭八景记》　赵汸

译从屯溪逆流向西南进入张公山二百里，便到了浙江水系的源头。水都从高处流向低处，水流湍急深迅，遇到浅滩时可以提起衣裳涉水而过。在山水奇景汇聚的地方，往往汇成蛟龙栖息的潭窟。从浮游潭到龙深潭，以潭命名的地方有十多个，其中月潭最为奇特。潭上两山相对而揖，像牛在溪边饮水，两山的鼻端都是巨石，夹着溪水相对耸立，像一道门户。它的南面有山，许多小水流来汇聚，群山分立而如拱，所以潭的形状正圆。潭水深不可测。每到春夏溪流大涨，水流被束缚在石门之中，涌起后又坠落，于是震荡回旋，声势震动天地，力量足以摧毁山岳。水流进入潭中，深得仿佛归入虚空；水流涌出时旋转如车轮，使人眼花心悸，不敢正面注视。水落之后波平如镜，深浅都呈一片碧色，晶莹澄澈，没有一点瑕疵。鸟儿飞翔、鱼儿跳跃在溪光山色之间，都悠然自得。溪水两岸多是白沙翠竹，商船渔艇往来其间，宛如一幅图画。然而下雪时尤其清幽绝美，这就是月潭的大致景色。朱君伯初的父亲世代居住在潭上，心中独自以此为乐。于是他在潭南建阁，称为临清亭；在潭北岸建屋，称为观澜。他制作小船，在船中放置书床和茶灶，称为钓雪舟。他从这座潭取得的景物已经齐备，游览观赏的乐趣也达到极点了。潭的北面叫平林，竹树茂密，有隐士君子居住在那里。平林向东五里有一座古老的丛林寺院，名叫星洲寺。朱君常常和客人在寺下停船，兴致一来便淡然忘记回去。向南七里有颜公山，相传过去曾有隐士在这里成仙而去。朱君有空时便拄杖穿鞋独自游览，每次游览总要过几天才回来。大概朱君所爱好、所享受的就是这样；而且他心胸开阔，在其中毫无牵累，又是如此。因此他的精神不劳累，形体不衰老，优游自在、顺其自然，仿佛准备终身如此而不感到厌倦。于是有好事者根据潭边的景物，命名为月潭、石门、临清阁、观澜亭、钓雪舟、平林小隐、星洲寺、颜公山，作诗共八首，赠给朱君，并嘱托我赵汸作记。我当时还没有空闲。到了至正十七年夏五月，才来到潭上游览，内心深有感触。当时郡县屡经兵火，水村山郭、名乡大宅、高台别墅，凡是过去以繁华壮丽相互夸耀的地方，无不化为丘墟瓦砾和荒田野草。那么人和物相继变化消灭的情况实在太多了。只有朱君和这八处景物都安然无恙。既然如此，朱君不以那些东西来替换这些景物，是很自然的。我听说，聪明的人如果没有思虑的变化就不会快乐，明察的人如果没有凌厉诘问的辨析就不会快乐；钱财不积聚，贪婪的人就忧虑；权势不厚重，夸耀的人就悲伤；这些人全都被外物所局限。他们岂只是被外物局限而已呢？船已经毁坏了，可乘风破浪的人正要重新开始；车已经翻覆了，可早早驾车、快速奔驰的人仍未停止。这仿佛是有某种外物使他们如此。那么世上的人终究不肯用那些东西来替换这些东西，也是应该的。我对此又深有感触，于是为他作记，使后人知道月潭八景在当时显名，实在是从朱君开始的。（虞邵庵说：篇末的议论，切合时势而合乎事理。） 《栎轩记》　赵汸 郑之恒寄居在黟水之南、乌聊山之北，把自己的空屋题名为“栎轩”。他说：“栎树，是不成材的树木，没有什么用处，因此能够终享天年。我听庄生说：‘不久之后，大夫、士人作诗作文来解释“栎轩”这个名称含义的很多，说法各不相同。’郑之恒很不高兴，趁着空闲日子到犂阳山中，见到支离无谓，便问他：‘我用“栎”来给轩命名，可是很少有人能明白我的志趣；我一说起这件事，他们的说法就各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支离无谓说：‘您不要为人们说法不同而疑惑。世人所看重的是成材，而您却独以不成材自称；成材之所以可贵，在于有用，而您却独以无用而得以保全。您不要为人们说法不同而疑惑。虽然如此，生命有长寿和夭折，难道真是由成材与不成材决定的吗？深山中的楩木、楠木、豫章，经历千百年也没有人经过那里去询问；道路旁的樗树、栎树，还没有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就夭折在斧头之下。它们所处的环境不同罢了。栎树不成材，和樗树一样；栎树因为被立为社树而保存下来，也和樗树因为有神灵凭依而保存一样。社祀有变更废置的时候，如果有人把它全部废除，那么樗树和栎树难道能够自行保全吗？说不成材的树木独自能够终享天年，并不是庄氏的本意。’ 那个庄子，是悲悯世俗士人把成材当作负累，认为还不如不成材、没有用处的人，所以才说出这种不得已的话；他又悲悯不成材的人有时也不能免于祸患。他想要把自己处在成材与不成材之间，然而处在二者之间只是似是而非，仍然不能免除负累。那么能够伤害生命的，难道只有成材吗？国君对于国家，圣哲对于声名，也都是负累。庄子还想让鲁侯洗涤心志、去除欲望，遨游于无人之野；让仲尼辞去交游、抛开弟子而逃往大泽。他对于整个世代忧虑如此深重，难道有尽头吗？唉！乱世中祸害很多，聪明的、愚笨的、贤能的、不肖的都陷于困境，却没有人知道怎样解除忧患；这是世人最值得悲哀的地方，并不是只为个人的私事。您把自己处在不成材的位置上，难道就是这个意思吗？’郑之恒说：‘那么，庄氏过去所说的难道不对吗？’支离无谓说：‘庄子确实曾经说过这些话。他所保全的东西和众人不同。您也曾听说过所谓“万物的初始”吗？遨游于万物的初始，就不会被外物当作外物所役使；不被外物所役使的人，增加他也不会更加受益，减少他也不会更加受损；天地不过是暂时的旅舍，古今只是一息之间，死生只是夜与旦的交替。老虎和犀牛无从安放爪子，铠甲和兵器也没有地方施展锋刃；既不伤害外物，外物也不能伤害他。这哪里是在讨论成材与不成材呢？不过，要使栎树真正有道理，就应当像您居住在这里一样，实行您的志向，使董梧没有机会施展他的帮助，而让住屋的人彼此争着让座；这样，成材与不成材都不能成为您的负累，又何必忧虑别人怎么说呢？”郑之恒惊然起身，释然领悟，说：“说得好，这已经更进一步接近大道了！不过，我对于栎树还是有所取法。”于是请我把这些话写在轩中，作为记文。《新安文献志》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十六 （明）程敏政　撰 ○记 《华川书舍记》　赵汸

译婺州义乌县有一处水泽，名叫华川，王君子充的书舍就建在它上面。同门友人宋君景濂详细叙述了上古以来文章作者的得失，最后归结到圣人，并以此作文记。文章辨析广博、精深透彻，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至正十一年冬天，我赵汸在钱塘与子充相见。子充又让我申述他的意思，既然实在不能始终推辞，便回答说：“圣人的文章，不是一家一派的言论。过去成周盛治之时，帝王制作的典章制度极为完备，那些载在方册上、用来为当世垂示规范的，称为经书。像韩宣子到鲁国所见到的，大概就属于这一类。诗歌采集自民间，策书和诏命由史官掌管，从未要求求学的人执笔学习写作这些东西。我的老师孔子顺着先王的《诗》《书》和六艺来设立教化，而关于学习文章的训诫，门人记载下来，也只是说要考察、观察圣贤已经完成的法则，以尽到自己职责分内应做的事情罢了。大概从自身推及天下，所包容贯通的范围越来越明显，并不是向外寻求；从小学开始达到大成，品格节操越来越严整，却没有两个根本。众多成就德行、通达才干的人，都是由此而来。若只是以文学著称，并不是圣人的本意。因此孔子曾删定《诗经》、整理《尚书》、赞述《易经》、修订《春秋》，为万世彰明法则，却一定说‘述而不作’，又说‘我遵从周礼’，难道是把从口中说出来的话才叫作文章吗？战国时代各国争强，学术道术分裂，于是一家一派的言论兴起，异端也随之出现。从此以后，吏治不足，又继之以武功，治国者才开始想到用黄老之术使百姓休养生息。经学义理没有得到阐明，流变为笺注训疏；能够反求自身的人，只知道在佛教中洗涤心灵。于是马融、班固、崔骃、蔡邕一类人以文章成名，文辞凌厉纵横，浩大得无法遏止，而先王治理天下的学术逐渐衰微。贾谊、董仲舒从残缺的典籍中搜拾学说，却没有人施行；诸葛孔明、范希文鞠躬尽瘁，也仍不足以使它完全彰明。舂陵、河南的大儒相继出现之后，二帝三王相互传授的道理，才在当时重新焕然明白。关中的张子由此而来，尊崇执守礼法的教化，精心思考以达到大道，修饰文辞而决断事务，以一乡为标准来推求天下，考察三代制度以为后世指示方向，真是学者的卓越楷模。到了新安朱子继承周敦颐、二程的学统，大力阐明经书训诫以启发世人；浙河以东的吕氏、薛氏、二郑氏，则取周公旧有的典章，分解交错、条理清晰，如同把一切放在手掌上展示，使学者由此得以窥见圣人制作典章的盛大。然而当时陆子静在临川兴起，把自己从内心所得的学问施行于家国，充实自足，于是诸位君子的志向就荒废了。薛氏、郑氏最终归依朱子，而吕氏则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陈君举是薛氏一派的人，于是亲自写信向陆氏请教增益之处。这也是乡土中谈论先哲的人所应当慎重思考、明确辨析的事情，何况那些有志于文章学术的人呢？子充早年跟随同郡学士黄公学习，黄公表现在文章中的气象，如高山般沉静、如深渊般澄澈，不故意张扬声势，原本就不是想凭言语文字扬名于世的人；而子充通晓经学、品行高洁，卓越不群，承接乡先生精神、思想所存，以端正著述的根本源头，穷尽古人的才力，一定会有所凭据。那么，他即使俯仰于一室之中，却能够寄托我们这些人的希望，这种作用哪里可以估量呢？浙东有许多世代传承文献的名门望族，其他地方都比不上。过去我曾想前往游历，却未能成行；将来考察德行、聚会作文的快乐，除了华川还到哪里去呢？至正十一年十一月辛未日，冬至，来自新安的赵汸谨记。《万川家塾记》　汪克宽 古代的教化制度，是每个闾里有塾，并不是每一家都有塾。二十五家组成一闾，闾里共用一条巷道，巷口有门，门旁的堂屋称为塾。准备出仕的人，就在这里受教，早晚出入，始终在塾中接受教育。其教育的方法，都是依据人的本性来教化百姓，使他们内归于至善的境域；用礼来熔铸、用乐来陶冶，以成就他们的德行、通达他们的才干。恭敬、聪敏、担当、恒心，闾里便记录下来；孝顺、友爱、和睦、亲亲，族师便记录下来。士人生在这个时代，不必离开桑梓远游，便有学校和老师。人才的盛多、风俗的美好，是后世无法比拟的。井田制度废除以后，乡里没有了学校，士人常常轻易离开故乡，去从事远游。他们品行修养的优劣，没有地方可以考察。教人的只把训诂看作贤能，学习的只把华美辞藻看作功业。不仅没有办法使人成为善人，反而砍伐损伤了人本来具有的天性。近代以来，濂洛诸儒相继在我们这里出现，紫阳夫子集其大成，揭开昏暗中的日月，开启千古以来盲者和聋者的心智。于是天下四方、海外之外，家家诵读他的书，人们研习他的学说；我们这一地区的儒学风气大为振兴，俊秀人才纷纷出现，被称为东南邹鲁，远近都以此为宗。近些年刀兵纷乱，各座城池遭受兵火，学者逃难离散；不仅乡里废弃了学校，郡县的学校也全都变成了废墟。这就是建造家塾的原因。我的宗族朋友德懋，长久跟随我游学并有所收获，世代居住在休宁的万川。他感慨学校教育不能兴盛，而士人的习气日益败坏，于是把从我这里听到的学问用于家中教学，召集亲族、闾里中的若干子弟，早晚修习诵读来勉励自己，这也有古代家塾教化百姓的遗意。于是把他的堂屋命名为“万川家塾”，请我题写匾额并为之作记。我说：人在本性初始时，浑然纯粹，古今没有差别；如果真能涵养正道，以圣人为希望而努力，那么既能成就自己，也能成就万物，其功效不可估量，哪里只是没有辜负我，实际上也会使紫阳夫子的故里增光呢？希望你们努力啊。《栖云轩记》　汪叡 自从我第二次来到郡城，马生良德总是把我安排在城东新建的轩中居住。我卧病在那里，仿佛平素一样安适。马生请我给轩命名，我回答说：“栖云。”马生又请我作记，我又回答说：“我年老而且有病，已经忘记这座轩了，还作什么记呢？”虽然如此，有病的是我的身体，而作为我身体本身的那个我，起初并没有生病。况且我为什么来到这里？又为什么停留在这里？我也曾观察过云吗？它无所思、无所作为，在太虚中飘游，迫近日月而遮蔽光明，向大地降雨而滋润万物。等到它归来栖息时，忽然收敛藏匿，不见踪迹，是谁使它这样的呢？这是静止时无形、运动时有形的道理。如今良德逍遥于人世，顺着空地建造这座轩，山冈土阜环绕排列，幽静安稳而有常态；山涧泉水细细流淌，清凉自在，仿佛与人彼此契合。我来到这里，在这里游览，又在这里停留，和良德往日就已经相契合了。是云吗？那是天上的遨游；是人吗？那是像云一样安卧。我知道什么呢？我又做什么呢？然而也没有什么是我不知道、没有什么是我不去做的。何况我和良德早已忘却是非利害，内心没有留下它们，外在也没有表现出来，又何必作记呢？德称默默领会我的话，让他的朋友把这些话写在轩中作为记文。《石假山记》　朱模

译新安的山水，是天下奇异的景观。休宁县处在其中，清秀淑美的气息集中于此，所以比其他县最为优胜。当地百姓文雅驯顺，风俗简朴平易。在这里做官，没有争讼文书繁多的烦劳，却有登临游玩的乐趣。卸任离去的人，往往得到最好的评价，被称为能干的官员。因此凡是在东南做官的人，都把我们徽州看作乐土，而尤其喜欢休宁。壬辰年以来，战乱发生了。从城镇村落直到山谷之间，荡然一空，再也没有百姓居住，民生几乎将要断绝。做百姓父母官的人，即使有山川之美，哪里还能以此为乐呢？过了七年，今天钱侯来治理这个县，慨然把百姓和万物当作自己的责任，扶助伤残、救济濒死，修复废弃之处、振兴衰败之事，急急忙忙、惶惶不安，不敢稍有闲暇。又过了一年，政令得到信任，风俗恢复，境内逐渐趋于安定，大家都说钱侯可以在山水之乐中自得其意了。但钱侯并没有因此荒废民政；他在倒塌的基础、破败的遗址之间，找到十几块石头做的假山，排列起来放在庭院中；凿石为池，引泉灌木，外面设置栏杆加以遮护。又取出所收藏的云山图，挂在堂上。公事退下后，便在其中弹琴读书；凭栏远望，石峰层叠在眼前；登堂回望，云山在身后时隐时现，仿佛不知道松树藤萝就在近处，而黄山却在远方。县中的士人百姓共同欣悦于钱侯的教化，已经写了颂美之辞；又有人记述钱侯的事迹，于是把这件事交给我朱模。只是休宁百姓在它最繁盛的时候，并不满足于享受自己拥有的东西，反而寻找类似之物来作为快乐。计算当时园池亭榭的胜景、宾客酒器的盛况，大概没有什么能超过这里的。不久之后，那些东西像受惊的尘土一样消散，像飘风一样离去；这座山如果也只能像铜驼石马一样，在荆棘中凄凉地存在，难道还不是幸运吗？何况它登上君子的厅堂，在琴书几案之间占有一席之地，早晨吟咏、晚上歌咏，与过去宾客宴饮的盛况相比，相距已经很远了。唉！一件微小的事物，其盛衰兴废也相继无穷；那么休宁百姓遭受丧亡困苦到了极点，怎么知道上天不会因为仁厚的钱侯施恩于我乡百姓，而使这里的治理在今日重新兴盛呢？使百姓出离水深火热、登上安定的席位，所涉及的将不只是这一件物品得到安置而已。这正是我们百姓的希望，也是钱侯所乐于听到的，所以写下这些话。《游钓石记》　唐桂芳 去年冬天，我到灵山拜访周彦明，当时我患有疾病，行走不便，不能游览所谓有茅屋三间的方坞。今年春天，郑希贡和彦明、陈自新、郑以孝一起强拉我去游览茅三间。我又还不知道钓石的胜景，第二天清晨，穿着芒鞋踏雨而行，沙路沙沙作响，却一点泥污也没有。彦明命女奴提着酒器，请我到钓石饮酒为我饯别，我这才得以坐在石上，诸位朋友也依次排列而坐。钓石高十几丈，宽度约为高度的两倍，颜色深黑，形状十分方正，像印章一样却没有磨损，像台子一样却不偏斜、不倾倚。唉！这是上天造就、大地设置的景物，英华已经在这里凝聚很久了。为什么却郁积而没有显扬呢？荆棘草莽之中，樵夫牧童每天从它旁边经过，却都不加理会。一天有幸遇到我们这些人，笑语歌唱、徘徊留连，又把踪迹寄托在文字之间，用来赠给世人；那么钓石的际遇，确实也有自己的时机啊！给它作画的是郑以孝，陪侍随从的是程氏子若渊，买下这块石头的是鲍尚炅。由他们喜爱这块石头，也可以想见他们的为人，大概都是我的朋友。《游石照记》　舒頔 绩溪县东面，涉过急流浅滩，越过起伏山坡，在山中行走五六里，只见巨石嵌立在崖谷之间，高峻而晶莹，明亮得像镜子，能清楚照见人的毛发，是全县的一大胜景。文人骚客和高逸之士仰慕奇景、崇尚幽静，不怕跋山涉水，想凭借游览观赏来获得乐趣的，一定要到这里。山路迂回，路径转折，荆棘遮蔽，崎岖不平，苔藓堆积，藤萝交错缠绕，山涧泉水涓涓流淌；一直向下走，有一座亭子可以稍作休息。行人到达北面，再走几十步，便有几间老屋；群峰夹峙高耸，正午也见不到太阳。寺院因石照而得名，确实是有原因的。世间相传，自李唐以来这里就已经存在，有两三个僧人居住其中，远离尘世，处于荒僻之地；林木茂盛，鸟鸣彼此应答，仿佛听见天宫的音乐。如果不是本性空明、领悟寂静，超然于万物之外，就不能在这里住上一天。住持名叫悟心，很聪明，也擅长修饰整治。时值春雨忽然放晴，我和客人在石照上徘徊，回头感慨说：‘自从天地形成，就有这块石头；它光明洁净，一定能照见美丑。它像性空一样幽深寂静、不受尘俗污染，又像悟寂一样。应当让悟心一边吃粥、一边盘坐，思考它为什么成为石头，又为什么能够光明。’如果有一天他豁然领悟，澄清本原，那么过去积累的蒙蔽也会逐渐被驱除。说到底，最顽固的东西是石头，却还能明亮地照见万物；我的心并不是石头，本来具有的光明还没有昏暗，为什么反而不能像石头一样呢？谨慎思考、笃实行事，含藏光明而探究细微之处，难道只是石头能够照见我，我的心也同样能够照见石头吗！悟心没有回答。不久，天风清凉，声音震动万山深谷，我恍惚如同幻化升入高远的天空。洪武四年辛亥年夏五月，舒頔道原书。《双节堂记》　朱同

译所谓“双节”，是什么？就是马可道夫妇都为节义而死。所谓“堂”，是什么？就是他的儿子建造用来祭祀父母的房屋。他们为什么都死于节义呢？可道接受元朝的任命，担任新安休宁县的县令；强圉作噩年，国朝军队到来，他想抵抗却没有军队，想逃避又不可能，于是带着全家到邻郡求援。敌兵随后到达，他被擒获后不屈服而死。他的妻子也不肯接受侮辱，于是和他一起死去。国君死于社稷，大夫死于众人，士人死于法制。如今可道不是死在任所，而是死在其他地方，为什么称为“双节”呢？死在任所，是常理；明知只是白白送死、没有补益，却还想求援以便为以后谋划，这就是应变的权宜之策。谋划没有成功，正常的道路无法实现，于是采取权宜之策之后才死。这才知道他先前没有立即死去，是为国家打算，而不是为自身谋求。然而这样说来，凡是没有死在任所的人，也可以借此作为借口吗？回答说：假如后来被擒获却不死，那么李陵、卫律的罪责就无法掩盖了。只有不屈服而死，才能由此看出他的节义。臣子面对君父的危难，只要有可以挽救的办法，哪怕卑鄙、污秽、低下的事情也不推辞，不求名声显扬，只求尽到自己的心意。因此事情的表面经过虽然不同，归根到底，其心志都同样归于忠诚。殷代的三位仁人就是这样。可道的先祖是谁？是定西王某的后代。他的儿子是谁？德称是他的字，良是他的名。春秋祭祀，按时追思先人，是人子通常应做的事情。为什么要把堂命名为“双节”呢？因为程良认为，他的父亲和母亲都为节义而死，史书没有为他们立传，世人也没有听闻，担心最终湮没无闻，后世无法彰明，所以借祭祀于堂中为它命名。堂已经命名了，为什么又要作记呢？回答说：言语没有文采，事迹就不能流传久远，因此必须请当世擅长文章的人作记并传播，以取得后世的信任。在后世扬名，使父母显赫，是孝子的事情。堂在什么地方？在新安乌聊山脚下。作记的人是谁？是同乡人朱同。《西溪渔隐记》　唐文凤 新安作为一个郡，处在两浙上游，练溪环绕郡城。溯流而上考察它的源头，分为三支：一支发源于扬之水，经过朱砂崖，在绩溪县的油潭汇合，直泻而下如同白练，抵达城东；一支发源于箬岭，流成昉溪，蓄积成钓潭，任公钓台就在这里，水流曲折回旋，横穿沙溪而经过城北；一支从汤泉的水池涌出，曲折流入曹溪、阮溪，在昌堨处深澄清澈，冲刷石头、摇荡沙砾，经过石门岭，汇聚成龙王潭，在城西门外翻腾激荡。三支水流合在一起，平缓开阔而水质淳厚清澈，成为西溪，当地人称为河西。碎月滩引导着它的前方，披云峰高耸在它右侧，渔梁横截于下方，城墙雉堞耸立在上方，这就是西溪的胜景。而巴永升家世代居住在这里。永升为人天资聪敏，素来喜爱山水，又沉迷于绘画，曾经得到李唐所画的溪景，装裱成卷，题名为《西溪渔隐》，请我为它作记。我考察李唐是马远的老师，他的画苍劲古朴、浑厚质实，没有纤巧的姿态，笔迹简约而意境淡远，大概是名家之笔。永升本来就应该用心学习他的画法，造诣达到其中的妙处，进而进入高明的境界；而西溪的景色本来就是天然形成的图画，不需要笔墨就可以知道了。清晨有风、夜晚有月时，驾着一叶小舟，穿青箬笠、披绿蓑衣，带着笔床和茶灶，举随身携带；有时吮墨作画，有时划桨高歌。天地之间有这样的真正快乐，而永升能够得到它；他把自己寄托在渔业上，难道只是暂时隐居吗？还是要终身隐居呢？我认为，人才降生于世，若把有用之才置于无用之地，是不可以的。如今正值文明昌盛、政治清明的时代，有人在渭水之滨被起用，有人在严滩受到征召，成为国家所用，难道一定要像陆龟蒙、张志和那样老死于烟波之上，才值得称许吗？既然如此，我们永升难道能够终身隐居在西溪吗？《游问政山记》　方勉 问政山，是歙县的佳山。山脉发源于黟山，曲折蜿蜒，不只是像瓜藤萝蔓那样绵延。山中笋、蔬、瓜、果四时交替生长，味道胜过其他地方。因此，唐代刺史的从兄曾任掌书记，在山中筑室，题名为“问政山房”。聂真人、谢谏议也都葬在山房旁边。如今老子祠所在之处，就是山房的旧址。从前这里华表、碑碣、楼台、殿庑高大峻拔，金碧辉煌，光照四方。宾客以及本地登山游览的人，无不在这里休息。然而，山光景物在春天最为美好。我自郡学充数到京城求学，已经将近二十四年了，却一直没有能够同志同道合的人一道凭吊古迹、探寻奇景，实在很辜负山灵，令人惭愧。宣德甲寅年春三月，郡中几位儒生带着琴、载着酒，相约前往此山。我高兴地随他们同去。到了那里，风景明丽和美，花卉灿烂。山路和山岭曲折回旋，鸟鸣交相合奏。抬头看天都诸峰，高高插入北方云霄；低头俯瞰紫阳余脉，横断南港。徘徊纵览，只见群山群水如屏风、白练般铺陈开来，交相映入眼帘。所谓通达之人的宏阔观览，大概就是这样了。唉！一年不会总是春天，太阳也不会两次出现在早晨。相聚、离别、欢乐、悲伤，都是常情，谁都如此。何况我守丧期满，入朝觐见也有日期了。将来归田时，我一定比现在更加衰老了。又怎么知道还能不能再同诸位握手欢聚呢？所以我提笔记下这次游览的胜景，并附诗一章，来酬答同游者的高雅情意，也请诸位作诗唱和。《晴洲记》　程信

译晴洲，是我的别号。我在宣德八年进入河间学，成为诸生。看到《诗经》注释中解释“洲”说，洲是水中可以居住的地方。我私下认为，河间郡城四面都被瀛水环绕，所以郡名叫瀛海。又因为国家太平，百姓繁盛幸福，同古人感叹晴日常少的情况不同，于是想以“晴洲”自号，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心中。后来我在城东涧河旁得到一块空地，建成一处村庄，便于游览垂钓。先人的墓地就在涧河南金沙岭的原野上，所以过去编列家园十景时，其中一景就叫“晴洲钓月”，指的也是这里。八年后考中进士，奉命出使，顺路到徽州休宁县祭扫祖墓。闲暇时随乡中父老在芝山脚下休息，渡过纹溪洲。那时风和日丽，鸥鹭飞翔聚集，洲上的景色远胜河间；我回望欣赏，恍然产生了思念故土之情，开始觉得像这样的地方，才可以配得上“晴洲”这个名称。三十年来岁月匆匆，我被官职羁绊，多次请求退休归乡，但圣上宽厚容许，所请始终没有实现。近来我奉诏在南都参赞机务，便把积存的俸金拿出来，买下故尚书李公居住过的清溪之地。地上有池塘，池塘中有洲。柳树和竹子交相成荫，荷花菱角散发阵阵香气。于是我在其中修建亭子，宴饮闲坐之时，宛然就是晴洲的胜景，竟不知道涧河在北面、纹溪在南面了。唉，我以微不足道之身，随时随地都能在太平盛世仰观雨过天晴的景色，那么“晴洲”这个名号难道可以黯淡而不使它彰明吗？何况休宁是祖先的故乡。长子敏政命家人割茅结庐，为我安排养老的地方，并且遍寻名胜，作诗作赋歌咏它们，装裱成卷，快马送来为我祝寿。我得到它十分高兴，于是记述事情的始末，以表明自己的心志。成化八年秋八月十五日，晴洲钓者书。《环佩重来轩记》　鲍宁 有人生在数百年前，而他的手泽却保存到数百年后；这固然是盛德所造成的，但也有赖于他的子孙贤能而善于继承。我对程氏所谓“环佩重来”，私下很有感触。程氏世代居住在歙西槐塘。他们的先世有一位文清公，宋宝祐年间担任宰相，辅佐理宗治理天下，进退都合乎道义。他有一张琴，在琴上篆刻“环佩”二字，无论出仕还是退隐，都与琴相伴。不久文清公去世，这张环佩琴也流落在田野之间，差不多二百年。到他的五世孙彦美才重新得到它，抚摩拂拭，手泽仍然如新，又加刻“重来”二字，以庆贺它重新归来。彦美的孙子孟念，认为这张琴来之不易，便建造一座轩作为珍藏之所，请我写文章记述此事。我听《礼记》说：“君子用音乐来调治心性。”又说：“礼乐片刻也不能离开自身。”还说：“君子没有特殊缘故，玉佩不离身；行走时便有环佩的声音。”如此说来，琴这种东西，难道就是君子修养心性的器具吗？给名琴题作“环佩”，固然是因为琴声清越，难道也因为音乐是不能离身的东西吗？唉！这张“环佩”琴，是文清公的琴。从前文清公名闻天下，凡是经过他品题的物件，无不为后世所看重，何况是这张琴呢？文清公的隐退与显达，正如琴的隐没与显现；琴的存亡，也就是手泽的存亡。文清公做宰相时，辅佐当时的君主使万民受惠，而这张琴的声音便在朝廷中响起，和融如春日的温暖，肃穆如南风的熏拂，含有使财物丰足、解除愁怨的意味。等到他辞去政务归来时，笑傲于山林泉石之间，起居自得，这张琴的声音又在山谷丘壑中响起，洋洋然无所不至，巍巍然令人仰望，具有高山流水的兴味。后来人亡物变，这张琴虽不幸流落山林田野之间，却也幸而没有腐烂毁灭，终于被子孙得到。从前离去，如今复归，其中寄托的气数，难道是偶然的吗？孟念得到它以后，又珍重收藏，重新整治琴上的金徽，时常弹奏二三曲，琴声清微深远、和穆宁静，使神人都得到和谐；这难道可以振扬文清公遗留下来的声誉吗？难道可以彰显文清公的盛德吗？如果可以，那么文清公真可以说有贤能的子孙了。将来青毡家业光彩重现，或许就在这里吧？所以我对于这张琴重新归来，不只是庆贺文清公的手泽仍然存在，也借此赞美孟念的贤肖和善于承继。于是写下这篇文章。《新安文献志》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十七 （明）程敏政撰 ○序 《冬日洛下登楼宴序》　吴少微 我怀抱书剑，流寓河洛已经多年了。哪里曾经不思念郭林宗、想望李元礼呢？感慨古今，追思他们的盛德。有太原庄生，才华雄奇卓异，诚信而又喜好办事，也算是千载难逢的人物。他取出文章书翰给我们看，使这番风景不至于空负；摆设美酒，命诸位公卿列坐在高楼上，观看天地间的烟霞仿佛近在咫尺；左右陪侍宾客，山水凄清，纵横景象尽收眼底。此时天色已经晚了，太阳将要落山。感受北窗吹来的凉风，俯看南方急流上的白日。面对景物而增添思绪，游子多有怀想。于是眷恋这篇文章，希望它不要失传罢了。（见姚铉编《唐文粹》。虽然这篇文章的体制还没有脱离六朝的习气，但文字简洁刚健、悲壮动人，值得喜爱。） 《尔雅注疏序》　舒雅

译《尔雅》是先代儒者传授教诲的方法，也是后学探索隐微义理的途径，确实是传注的源头、经籍的关键。混沌初开，天地人三才开始定位；圣人兴起，六艺于是兴盛。这些都根本在于从内心发扬德性，目的在于使百姓归于善。等到人的淳厚与浇薄已经不同，行为规范也不一致，同一事物有许多名称，取决于各地方的俗语；片言只语有不同训释，便使今人与古人的情意受到阻滞。为了使后学能够钻研，于是圣贤相继出现，训诂不断陈述。周公在前面倡导，子夏在后面应和；虫鱼草木从此得到彰明；礼乐诗书也都由此显现光彩。然而后来经历战国，秦朝又焚书，传授经学的人日渐减少，阐发经义的方法也因此缺乏。各篇中所作的解释，世人很少能够听到。只有汉代终军深深通晓这门学问，辨明豹鼠之后，这种学术后来才兴盛起来，传授也逐渐能够详尽。作注的人，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虽然各自成为名家，仍然不够完备。只有东晋郭景纯用心近二十年，才完成注解，极为得到六经的旨意，也很详细地说明各种事物的形状，学者以他为宗师，最受推重。作义疏的人，民间有孙炎、高琏，都只是浅近的俗儒，没有经过名师传授。如今既然奉诏校定此书，考察核实其中的事情，必定以经籍为依据；至于义理的裁定，则以郭景纯为主。虽然我们反复精研深思，仍担心学识浅薄、理解疏略。因此谨与尚书驾部员外郎、直秘阁臣杜镐，尚书都官员外郎、秘阁校理臣舒雅，太常博士、直集贤院臣利瓦伊，诸王府侍讲、太常博士兼国子监直讲臣孙奭，殿中丞臣李慕清，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臣王涣，大理评事、国子监直讲臣崔偓佺，前知洺州永年县事臣刘士元等，共同讨论，为它作疏释。上面虽然遵奉圣明旨意，共同竭尽我们蒙昧的心力；下面为了给后世显示，却仍惭愧于内容疏略。谨作此序。（按：根据本传，宋初编纂《文苑英华》，校订《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修撰《续通典》，校定《周礼》《公羊传》《谷梁传》的疏以及另行编纂《孝经》《论语》的正义，校订《七经疏义》，《尔雅》一定也参与其中。此篇在本集中题为《代学士邢昺作》。） 《春秋指南序》　汪藻 六经之中，只有《春秋》是仲尼所作，是圣人显明自己志向的一部书。学习而不能明白是非，凭什么做人？治理国家而不能明白刑罚和赏赐，凭什么治国？这就是此书创作的原因，也是它成为万世法则的原因。虽然说这是以平民身份来行天子的事业，所谓措辞委婉而成篇章；但其中的褒贬全都出自天下公认的是非，难道是故意提出特别绝高、使后人感叹无法达到的议论吗？不知道班固从哪里接受这种说法，竟把它立为弟子之说，退而宣扬不同的言论，开创了后世诸儒相互诟病的端绪。假使当时确有不同意见，就不应又说子游、子夏一类人不能在孔子的著作中增添一句话。孟子说：“孔子在书上删定了一百多年，《武成》的诗中说到‘汉’，尚且没有不表示怀疑的。至于《春秋》，却说：‘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就《春秋》，乱臣贼子因此恐惧。了解我的，是《春秋》；责备我的，也是《春秋》罢了。”他从没有在其中放置一句表示怀疑的话。那些乱臣贼子，难道是明白道理的人吗？他们一见《春秋》就知道恐惧，并不是害怕圣人的书，而是害怕天下公认的是非。自从三传兴起，圣人的经文才开始被繁琐的解释弄得不胜其烦。喜好标新立异的人说：“圣人的话幽深玄远，必定有不能用近情常理来推测的地方，应当冥思苦想，竭力探求。”于是枝蔓繁生，无所不至；人人都致力于使自己的说法胜过别人，却没有人知道寻求最恰当的归宿。以至于儿子认为父亲的学说错误，弟子认为老师的说法愚蠢，何况其他事情呢？这样一来，《春秋》的义理就不明白了，是三传扰乱了它。我国自熙宁以来，学者废弃《春秋》而不学习；几十年间，笃实好学而喜爱《春秋》的人，大概并不是没有。然而当时章分句析的学问盛行，所以即使是《春秋》，也被穿凿割裂，不能看见圣人思想的完整浑然。政和年间，我经过山阳吴园，张先生正住在那里。先生对我说：“学习《春秋》而不按年代编排，就不能算学习。我曾把各国的事情纵横排列，使它们分类呈现，圣人的心意便清楚了。应当让你看看我的书。”我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这部书，先生就去世了。不久，先生的书在士大夫间广泛流传，我于是伏案读它，说：“唉！圣人的心意哪里远在他处呢？只是被曲解的学问遮蔽罢了。”先生闭门读书二十多年，他在世上显现出来的学问，本来已经博大光明，但所发表的不过一二分而已。那么，探求圣人的心而得到它的人，难道只有在这部书中吗？即便如此，以这部书来考察，先生的志向也可以大略看见了。《汉儒授经图序》　程俱

译古人尊敬老师而重视道理，从天子直到平民都是如此。所以孔安国传授经书，汉昭帝去世时，曾为他服丧；桓荣在东宫给明帝讲学，明帝即位后，亲临他的宅第，到了里门便下车，捧着经书上前，可见对老师的尊敬到了这种程度。汉朝建立后，诸儒以经义专门教授，所以学习的人必定有师承，学术的源流派别都可以推究考察。经历东汉、两晋直到唐代，这种遗风仍有保存。然而其间也有大儒间或出现，并不专门用一部经书的章句教授学生，例如王通在河汾之间推行自己的道术，韩愈在元和年间抗颜讲学；跟随他们学习的人，在修身成事、写作文章方面都足以闻名当世并流传后世，如魏征、王珪、李翱、皇甫湜这些人就是。夏侯胜的话多么浅陋啊！他说：“士人忧患的是经术不明，经术如果明白，取得青紫官服就像俯身拾取地上的草芥一样容易。”学习所可贵的地方，难道只是为了这个吗？夏侯胜却用利禄诱导诸生，为什么呢？西汉的风俗，本来已经崇尚通达而急于进取了。又使士人专门为了利禄而学习，因学习而做官，因做官而显贵，那不过成为逢迎讨好、患得患失的人罢了。例如张禹以经学做皇帝的老师，官至丞相，却被视为佞臣；后世议论者甚至认为西汉的灭亡，同张禹有关。谷永也号称博通各经，然而在回答灾异时，歪曲公议来阿附王氏；这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用来作决断的人，也是有识之士所寄望的人，却处在汉朝存亡的关键时刻。然而他们难道还不顾自己正怀着奸心、追逐私利，难道本来的志向就是为了取得青紫官服吗？还是天性如此呢？后世君子一心追求青紫官位的很多，寻求老师、致力学习的却很少；学习的人也没有师承。这就是我常常遗憾自己出生太晚的原因。正当祖宗盛大兴隆之时，孙明复、胡翼之凭经术，杨文公、欧阳文忠公凭学问文章，成为一时的宗师，学者有可以折中取正、请教求学的对象，也可以说是盛况了。我因病卧居乡里，读《西汉儒林传》，看到师生之间传授接受的严格，所谓源流派别都可以推究考察，私下很有感触。况且佛教从释迦文佛传授心法及讲解教义的宗师起，到今天将近二千年，源流派系和谱牒仍然像数家珍一样清楚；下至医、巫、祝、卜以及百工技艺，无不有自己的师承。像我们儒家师承的道理，如今却被轻视了。所谓学官中的师生，简直像在道路上偶然相遇的人罢了，实在可叹。因此他们事业不能成就，言语不能工巧，名节不能树立，也就不足为怪了。于是我把汉儒传授经书的情形绘成图，以便想见汉朝建立时的风范。（石林叶氏说：北山文章精确深远，议论都以仁义为根本；至于纵横交错、组织周密之处，则有左丘明、班孟坚的用意。） 《西汉诏令序》　程俱 以上是西汉诏令四百零一篇。旧传《西汉文类》所收载的，仍有许多疏漏。吴郡林德祖虙实，才开始采集各类传记志书，参照本纪，凡是断章析简的文字，都搜集无遗。当时只是汇集在纸上，还没有来得及解释编录，偶尔拿来给我看。我于是取来他的完整稿本，按照世次先后，从高祖到平帝，每位皇帝各编为一篇，又一一考订年月，纂集成书。并在书末写序说：“古代盛德的君王与道合一，所以他们日常应对、乡里言语和遗留事迹，都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因此，事情写成《春秋》，言语写成《尚书》；而《尚书》所传，从唐、虞、夏、商、周以来，上下数千百年之间，保存到今天的不过五十八篇罢了。自秦汉以来，设置学官和弟子，诵读、讲说、研究这些经书，以至于有人到老死一生，也不能达到它的极致。伟大啊，君王的言语，大概是圣人树立的规范。从五十八篇以后，起自衰周，直到五代末年，又经过数千百年；各代诏令中，温厚醇正、简洁完备，而又时常保有三代遗法的，只有西汉是这样。它们褒贬人物，不用夸张的言辞掩盖事实；它们申明告诫，都极为诚恳明白，文辞舒缓而思虑深远。即使到了积弊丛生、政教大坏之后，措施虽然已经不合古道，符合人心，却仍然义理陈述恳切周到，从容而不急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一章〕 这就是本朝一代的文章，流传下来的风气还没有消失；然而回头看，仍然不能赶上古人，更何况古代文章本来就兼具盛美呢。昔日文中子把承当圣人之重任自许，于是开始从七位制礼作乐的君主说起，列出四种典范，以接续《典谟》《训诰》《誓命》一类的文章。然而他的著作世间没有流传下来，无法加以论述，所以我像这样把有关内容一并详载。德祖凭学问和品行在士大夫中闻名，正要凭文章辞令为当时所用。如今皇帝光明盛大的诏令，以及诏书文辞的美盛，本来已经超过中古，汉、唐也显得浅陋而不能相提并论。这部书虽然还不能同唐、虞、夏、商、周的盛况相比，或许也足以成为帝王言论的文饰、《尚书》的伴奏了。《侑坐元龟序》　程俱 天下治乱的端倪，通常都隐藏在日常生活中极细微、极不显眼的地方。起初似乎没有什么可怕的，后来不断积累并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善恶都是如此，治乱也由此而生。考察秦、汉以来历代享有国祚的朝代，只有唐朝延续得最久；但后来中断于奸后，败乱于艳妃，衰落于宦官，削弱于藩镇。它所经历的变故不止一种，却没有一种不是起于有所忽视、积累于极其细微之处，最后造成大的崩坏而再也无法振兴。假如祸福的到来总像山崩川决、雷霆震击那样突然，那么即使最愚蠢的人，谁不知道应该躲避或趋就呢？只是它们隐藏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起初似乎不足以畏惧，所以人们总是重蹈已经倾覆的道路而不自知，彼此接踵如此。当天下刚刚安定时，魏征劝太宗实行仁义以达到太平，像封伦一类的人往往对此加以嘲笑和排斥。只有太宗能够采纳魏征的话，把它贯彻在睡眠饮食、日常起居以及仓促困顿之间，终于成就了贞观之治。然而若要寻找那些看起来像仁、像义的具体事情，却不容易一一明白地说出。这难道不是因为从细微处积累，所以成效才来得快吗？到了明皇在位已久、正处于盈满成功和富足安乐之时，他年纪已经很大，却还宠爱一个妇人，提拔一个小人，贬退一个正直之士，逍遥游宴，只管姑且享受当年的心意。他一定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难道足以伤害生命、败坏治理吗？更何况会因此扰乱天下吗？结果各种弊病接连发生，局势纷乱，行为悖谬，终于酿成战争，攻陷西京，焚毁九庙，四海横遭溃乱，最终导致国家衰微。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是起于有所忽视、积累于极细微之处，终于发展到这种地步吗？唐朝治乱善恶的大致情形，前代贤哲已经论述得很完备而明白了。我唯独选取唐朝治乱善恶的萌芽，以及祸乱由此产生、足以作为世人警戒的事例，汇编成书，题名为《侑坐元龟》。《贺方回诗集序》　程俱

译鉴湖遗老的诗共有四百七十二篇，其中五言八句诗在古今诗歌之间锤炼取舍，是诗集中的第一等；其余大多也是名家之作。我年轻时读唐代实录和会稽石刻，看到贺季真弃官的始末：当时正值开元、天宝交替之际，天下号称无事，文学之士受到尊重，季真出入宫禁，位列道山，和太子相交，享尽当时的荣宠；然而一旦决意离去，便成为千秋观的道士，使人望着他超然如在云汉之间。每当经过秦望山、行走剡川，我没有一次不悠然产生遥远的遐想。季真离去后四百二十年，到了建中辛巳年，我才开始认识他的孙子方回；他在五湖之上，大概就是鉴湖遗老。方回洒脱而有才干，看他的诗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他中间曾被罢免钱塘县令，又任两郡通守，却总是以有病为由辞官离去，做了祠岳之吏；后来又有一天挂起官服，客居吴下。他的穷困和显达虽然不同，但勇于退隐、乐于闲居这一点，却仍然有鉴湖遗老的余韵。然而我认为方回的为人，大概有一些难以解释之处。方回年轻时很有侠气，常常让满座之人驰马走狗，饮酒像长鲸吞饮一样；但遇到空闲无事的时候，又低头坐在北窗下写牛毛般细小的楷书，手中片刻不离校订文字的工具，反而像一个贫寒困苦的书生。方回仪表相貌很是伟岸，如同羽人、剑客；他戏作长短句，篇篇都雍容美丽，把极其幽静闲适的情怀和深微的恩怨表现得淋漓尽致。方回慷慨而多感奋之情，他谈论理财和治理繁剧事务的方法，连续不断而且条理清楚，似乎并不是对世事毫无兴趣；然而遇到官场上争逐轩裳、竞求仕进的场合，却常常像怯懦的男子和处子的女子一样。我认为难以解释的，正在这一点。我奇怪自己穷困潦倒、品行孤直而令人厌憎，方回却交游广泛，竟独独把诗集副本交给我，说：‘你喜欢直截了当地评定美丑，不说过头的话，请替我评论并作序。’这难道不也是一件难以解释的事吗？《送日者苏君序》　朱松 《小雅》的诗说：‘上天生下了我，我的生辰在哪里？’解释这句的人说，所谓生辰，是指一个人所值遇的年、时、日、月、星、辰六种因素的吉凶。既然如此，推算人生出生时所值遇的条件，用来占测人的贵贱、寿夭，从周代以来就已经有了。后世关于卜筮、相术、地理的学问，大多著名于世，而关于六种因素的说法，也时常清楚地见于典籍。自贾谊、王充以来，都有禄命方面的论说；详细考察它们的旨意，大概同解说《诗经》的人所说的意思相合。吕才虽然著文极力斥责这种说法的虚妄，可以挽救一时沉溺其中的弊病，但对于天人关系的精微之处，他却没有达到。可是凭这种学问而显著闻名于世的人，大概很少。到了唐代殿中侍御史李虚中，才凭借超绝高深、精微奥妙的思考，把其中的秘密完全揭示出来。他的学说见于韩退之的墓志，其中说：‘根据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所对应的日辰干支，斟酌推断这个人的寿夭贵贱，百次中不会错一二次。’如今那些哗众取宠、追逐利益的人，都继承阐述他的著作，却没有听说有人能够窥见其中的关键和机要。大概这种技艺兼有五行家、星历家的学问：既根据出生的日时推求节气交分的深浅，推步日月五星所处的次舍；又依据五行的生死、旺相、清浊、爱恶，互相参验、交错征考，像用铢来称、用寸来量一样精细比较，以判定一个人所禀赋的贤愚、厚薄。所以他们的说法浩荡空泛而无法执定，偶尔有不相符合的地方，便说：‘这个时辰难道是按照竖立表木、观察漏刻所确定的吗？’这就是为什么同其他各家的技艺相比，更难看出他的工夫。近世士大夫束起书本而不学习，却急切地迎合世俗，唯恐赶不上，因此这种技艺大多能够售卖，而他们的话也往往能够应验。我常常为这种情形悲悼，却无力挽救，只能长叹而已。福唐人苏生凭这种技艺来拜见我，于是拿我所认识的十多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来评论，大概十个人中有八九个说中了。我原以为他还兼用其他术数，追究他的学说后，却发现都自有道理，和我从古人那里听到的说法相距不远，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果不是，韩退之所称许的李虚中，凭什么能超过他呢？然而我正准备经营百亩田地，亲自在深山长谷中耕作，共同尽子女的职责来实现先人的志向，把世间的一切富贵看作什么呢？不就是浮云从眼前飘过吗？苏生却说我将要在世上求取功名；我既感叹他有学问而且多有应验，又想到这句话将来不会实现，所以把这些话记下来留给他。苏生名叫黻，眼睛有病，视力不能超过一尺，因此不能把他的技艺驰骋于四方。《伊川先生文集后序》　程端中 以上是《伊川先生文》八卷。政和二年壬辰七月，孤子端中作序说：道存在于天下，百姓每天都在运用它；圣人担心后世不能认识它，于是把它载入六经之中，反复认真地教导告诫，细微详尽之处全都具备，似乎人们只要看见就应该能够明白。然而自秦、汉以后，它逐渐湮没而不再流传。只有伊川先生凭超出常人的才资，独自挺立在百世之后，天下的学者和士大夫一致尊奉他为老师。圣人的道理被遮蔽了一千四百年，到先生这里才重新明白起来。过去的评论者说，孟子的功劳可以同禹相比，因为他辨析异端、排斥邪说。当时距离圣人还不远，异端对于教化的危害也还不深，哪里像后世那样沉积深厚、根结牢固，即使豪杰之士也无法自行摆脱呢？先生独能像醉酒的人醒来、做梦的人觉醒一样，这功劳难道不是超过孟子吗？元祐初年，大臣把先生的道义推荐给朝廷，朝廷召他担任崇政殿讲官。哲宗信任并敬重他。后来同朝中有一位以文章在当时受到重视的人，嫉恨先生的声名超过自己，便同他的党羽巧妙地制造谤毁和诋斥，于是先生被罢职离去。此后朝廷多次加以征召，最终仍未能起用；他居住在洛阳，天下人都尊敬仰慕他。绍圣年间，朝廷治罪元祐诸臣，先生因为曾经被他们推荐而获罪，被贬为涪州。」 今上继承圣统后，先生得以归来，于是居住在伊川；过了七年便去世了。先生去世以后，过去的门人和高足都已经先他而亡，没有人能够描绘他的德行和美善。然而先生曾对门人张绎说：‘我过去曾为明道先生撰写行状，我的道大概同明道相同。将来想要了解我的人，从这篇文章中寻找就可以了。’我这个不肖孤子既然没有能力继承并传扬所听闻的道，只好姑且把他这句话记下来；同时又让侄子昺编排整理他的遗文，使后来的学者能够看到他经术的通达明晰、议论的纯正统一、谋划思虑的宏大深远，以及进退出处的完美清白。虽然这样仍不能完备地看出先生之道的纯粹完整，也或许可以接近一些了。《新安文献志》第十七卷。●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第十八卷。（明）程敏政撰写。《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后序》　朱熹

译我从先父太史吏部府君那里高兴地听说：我们家祖先世代居住在歙州歙县的黄墩（旧谱说是长春乡呈坎人），相传郡望出自吴郡，秋季祭祀通常使用鱼鳖（旧谱说有一位名介的人，世代数目已经无法考察了。又考察《奉使公聘游集目》，说其世系出自金陵，大概是唐代孝友先生的后代。考察《唐书》，孝友先生名仁轨，本来是丹阳朱氏，却居住在亳州永城，因为孝义而世代受到旌表和赏赐，一门之中显贵相望，并不是吴郡一族。奉使公作《先吏部诗》，又说：‘迢迢建业水，高台下凤凰。鼻祖有故庐，于今草树荒。’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唐天祐年间，陶雅任歙州刺史，刚刚攻克婺源，便命令我们的祖先率领三千军队戍守那里，这就是所谓制置茶院。府君去世后，葬在连同，子孙于是便在那里安家。他生了三个儿子，在南唐做官，得到‘补常侍丞’的称号（今族谱中也看不到了）；后来也有人分散居住在其他郡县（以上都见于吏部所录、芦村府君所作《歙溪府君诗序》）。熹考察：如今连同另有朱氏，过去彼此不通族谱，近年才有人自称是茶院昆弟的后代，还保存着南唐的补牒，也应当是当时镇戍的将校。大概其中的是非已经无法考证了。先吏部是茶院的第八世孙，宣和年间才开始在建州做官，政和年间把承事府君安葬在当地，于是成为建州人。到现在已经六十年，而我熹已经抱上孙子了，这样算来我们居住在福建已有五代。淳熙丙申年，我回到故乡，准备去修整连同的墓，却发现它同方夫人、十五公、冯夫人的墓全都已经失去了踪迹；于是急忙寻访，找到连同墓地所在，便率领族人向有关官府申报，之后才得以确认。有关文书证据收藏在家中，副本在族弟那里。然而这三座墓最终还是不能再找到。癸卯五月辛卯日，我因翻阅旧谱，感叹世代次序容易疏远，骨肉亲情容易淡薄，而坟墓也不容易长久保存，于是重新编排次序，定名为《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并把这些情况写在后面，同时抄录一份给族人看。十一世以下的后代还会不断繁衍，徽州、建州两族从今以后每年都应当把新收录的人数互相告知，并附录增补，使相隔千里的两部族谱如同一部，长久流传，以免忘记宗族之间的情谊。至于芦村府君，他的墓距离更远，居住在故乡的人尤其应当按时相互带领前往祭扫，并更加努力地寻找三座墓的所在，立碑标记，以尽到子孙的责任。而我的曾祖父王桥府君没有其他儿子，他的墓在故乡，幸亏墓下有少量田地，才得以供奉守护而没有废弃；应当把这件事交给有关官府核实，将田地定为祭田，使后来的子孙即使贫穷，也不得把它卖掉。九世孙、宣教郎、直徽猷阁、主管台州崇道观熹作序。《考古编序》　程大昌 我天性朴拙，琴、棋、博戏、射箭、法书、名画，凡是可以娱乐闲暇、消磨时日的事情，一概都不会。我又任性率真、听任命运，向来不相信祈祷禳祭可以求得福气，也不相信卜筮、相术、推占可以选择利益、躲避灾害，所以僧人、道士和方术之士没有机会来到我面前。偶尔在任官接待人事的空隙，独自坐着无所作为时，我所交往应酬的，也只有古今、新旧的书籍罢了。从古至今，无论圣人还是贤人，有创作的、有著述的，有解释的、有驳论的，到我这里，精微的言语、深奥的义理，几乎没有遗漏的关键了。我正奉行教诲尚且没有闲暇，哪里敢再把自己的见解赘述出来呢？至于诸位儒者解释经书、传述历代旧事，我顺着他们所传的内容，考察它的起源；如果有的地方还没有达到安妥惬意的程度，我便默默记在心里。若有疑结未能解释，就从旁搜求资料加以参证；经过长久探究，忽然得到结论，从根本上推求便明白了，同旁证相互印证也能吻合，于是欣然庆幸自己，仿佛身处黑暗而忽然见到天明，不知不觉笔下飞快，书写也一气呵成。唉！固然有人因我发明古义而欣喜雀跃、不能自制，却怎么知道不会有人忌讳我的说法，像非难伏生、郑玄那样责怪我多事呢？别人了解我或怪罪我，都不是我所忧虑的；我姑且依从务实求真的人，实行自己的志向，这就够了。古语说：‘有不能辨明的，便去辨明；已经辨明而还不清楚，就不能停止。’ 又说：‘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认识。’我难道敢满足于已经停止探究的状态，在年老以后便安然歇息吗？如果有了闲暇而事情能够完成，我就更加拿平日所疑惑的事情来追究到底；五十九年中的是非，忽然自行显现出来，这种可以得到的快乐，哪里有比它更丰厚的呢？我担心过去的著作最终散失，便辑录成一编，以便查寻研读，并写序记述它们写作的缘由；以后如果还有新的见解，应当接续编在后面。淳熙辛丑七月一日，新安程大昌泰之在泉南安静堂书写。《古今长者录序》　罗愿

译我罗愿小时候，每天傍晚跟随几位兄长从私塾退学回家，先父拿《后汉书》来，指着马援告诫兄长子弟的事，让我背诵；又选取卓茂、刘宽等人的传记，略加解释，使我熟习诵读，从小便知道世间有谦退礼让、宽厚长者的行为。自从涉世以来，我经历了许多艰险和平顺，即使有人无理地加害于我，我也只是自己不屑一顾，正是因为先人的教诲铭刻在心中，取舍早已确定。私下认为，‘长者’这个名称在前代并不显著，只有在战国、秦、汉之间才说得详细；它兴起于世道衰落、正道微弱之时。当时议论逼仄，人们互相争论长短、比较险易，各自只求接近自己想要的东西，推远自己厌恶的东西，再也没有忠厚纯正坚定的气象。那些有见识的人，内心不与人争竞，又深知天下事理，知道毁誉没有固定说法，也不是一时口舌所能决定；利害也没有固定端绪，趋利的人未必得到利益，避害的人也未必立即免除灾祸。因此，自己所安处的事情，别人或许斜眼看待，他便舍弃而不争辩；别人把众人所厌恶的事、昏暗不明的事加到他身上，他也悠然处之而不屑计较。这同《论语》所说的‘受到冒犯而不计较’，与《礼记》所说的‘不报复无道之人’，以及《尚书》所说的‘诚恳专一而没有别的本领，却能够容人’相合。譬如有一个人年长而经历世事，处在一群幼稚的人中间，自己犯了过错而被他们欺凌，也不过容纳他们罢了，必定不会同他们琐屑争执。这种行为虽然不是英明的君主、严厉的父亲用来教导督促并造就人的方式，却也绝不是一般幼稚之人所能做到的，大概是超然地具有做长者的道理，所以称为‘长者’。昔日汉武帝刚即位时，首先询问天下的长者，田叔便推荐孟舒；后来张释之也称赞绛侯、东阳侯张相如的为人，以此阻止啬夫升任东阳令；又因太子傅获罪免职，选择可以担任太子傅的人，便任用万石君；到景帝设置丞相时，也因魏其侯只是沾沾自喜，便任用了建陵侯卫绾。在那个时候，人们厌恶秦代风俗的刻薄，彼此勉励而趋向浑厚；文帝尤其具备长者风范，以此倡导，一时朝廷内外的议论都如此。其影响流传到孝景帝时期，几十年间，人人都自重身份，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礼让兴起，刑罚减少，谁能说关于长者的议论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呢？所以我把先世的教诲作为资助和补益，选取前代有这类行为的人，总汇成若干卷，命名为《古今长者录》。详细说来，古人这样做，并不是有意求得声名，只是他们内心不与人争竞，认为世俗之事不值得拿来相互告说，宁可让自己稍稍忍让而容纳别人；幸而事情恰好显著，便为人所称叹；不幸而事情没有在当时显明，也就算了。然而总的说来，天下的事情中，把利益让给别人而自己放弃利益的人，利益既然离去，名声便归于他；承受恶名而不推辞的人，经过长久以后，公论自然会显现。因此过去的长者总是努力成全别人，常常享有天下最显著的名号。但他们内心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得到这种名声才这样做的。假如能够把道理告诉对方，不必等到自己推让利益、招引恶名，即使自己不能获得长者的名声，却可以使对方不陷入不义，那么古人尤其乐意这样做。只是形势往往使他们无法做到罢了。长者之道的弊病，在于可能使人无所惩戒。我又担心有些人不去推究古人的本心，只是喜欢他们的名声而袭取他们的做法，姑且以德报怨，把恶名自行承受，使自己格外宽厚，却让那个人反而无处安身。这不是天下通行的正道，也不是我罗愿所说的长者之道。因此我把这个道理充分说明，使阅读的人能够自行选择。《张仲思字序》　罗愿 我先前在赣州时，向郡中贤者寻求宾客，得到了安福县尉李君。李君说，他有位朋友张生，与张生相处很久而不厌。张生名合，字仲权。他认为“权”不是求学进德者所应当取的字，请求改用我原来为他拟的“仲思”二字。于是我为他说道：天下的道理没有彼此隔绝的，思考如果能够达到极深之处，大概就都能会通了。古时候天下各种器具还没有创制，聪明人凭借心意加以制作，使金属和木材相连接而飞行，把心和眼的技巧传到百步之外。又担心这样劳苦而且遥远，于是便用人的心意来揣度马的意向，把它合在六条缰绳上，动作分明得像牵引绳索一样，于是燕地、越地虽相距遥远，也都受制于缰绳了。人体内的疾病无法直接知道，于是又用数术测量病人的长短、斜直，望着体表的征候来刺治，针刺进去就像芒刺一样。至于临近死亡、神情僵直，而活人的谋略已经穷尽，便选择昆虫草木中年老而有智慧的，把它们尊奉起来任用，以此沟通那些不可测知的鬼神。像这些事情，本来都相距很远，最后却能符合人的愿望，只是因为其中有可以由隔绝而会合的道理。古今的智者看出其中的道理，因而积聚思考使之贯通，用来造福天下。开始时很疏远，逐渐就一定会周密，最后便完全像人所希望的那样去做，没有一丝一毫不能达到。千百年后的人把这看作本来如此，却不知道最初运用心力竟达到这样的极致。儒者之道，是去除自己的私欲，尽力完成自己所承受的职责，并施行于君臣、亲疏等各种关系之中。后来智慧更加发达的人，承接前人凭借心力所成就的事业；前人本来已经由思考而睿智，由睿智而圣明了。他们将流传后世的大经大法都具备了。如今的求学者，也不过是与他们相合罢了。与他们相合的就遵循；不相合的，就再加以思考，早晚积累而不停。回头看前人周密的地方，天天重新审察，反而觉得还很疏略，于是就知道应当如何取舍了。人的心，是容易觉醒的，是能够顺从他人的，是善于变化的，是不可穷尽的。只是如果把它搁置不用，就会沉滞而不灵活，败坏而没有力量，整天暗中运行却没有人察觉。若不是这样，而是使这明亮的心发挥作用并得到正确的方法，它自然就能巧妙变化，淘汰掉浮游、散漫、偏离的念头，日益趋近切实之处，忽然之间自己也不知道已经与道理相合了。古人所说“思考而不能得到，鬼神会教给他”，并不是鬼神的力量，而是精气思虑达到极点的结果，难道说的就是这个吗？《论语》说：“只是没有思考罢了，还有什么遥远的呢？”我希望你把这件事探究到底，只是还没有做到，仲思要努力啊。《新安志》序　罗愿

译新安在秦、汉时是黟县、歙县二县，汉末从丹阳郡分出，自立为郡；它的山川风土，在中古时期已经见于记载。渐江的水发源于鄣山，这就是章亥所走过、禹所记载的地方。桐汭一带是黟县的旧境，正是楚国子西、子期争夺过的地方，也是左丘明记载过的地方。到了汉代，两次以疏远封赏宗室骨肉为诸侯王国；又有丹阳都尉所管辖的政务、会稽太守所交通往来的事务，都清楚地有所记载。到梁朝萧几任新安太守时，喜爱这里的山水，才开始为它作记。又有王笃的《新安记》。唐代有《歙州图经》。本朝太平兴国年间，诏令编纂广泛的地理记载，往往采集这些书的内容。到大中祥符年间，将李宗谔所修的《新图经》颁行天下，于是此前的各书被废置而不再显著；后来官府不久遭逢睦州盗乱，又丢失了祥符年间颁行的书，只好时时抄取计簿，再加上里魁、亭父等人隐瞒而未报的实际情况，编成册子，至今已有五六十年了。我私下为此悲悼，因而阅读前代史书和国家典籍，以及诸家杂说中涉及此事的内容，逐渐附录下来。后来在民间得到祥符年间的《图经》，于是粗略编成总目，又访求老人，搜集遗闻，想辑成一部书，但始终没有完成。恰逢本州长官赵侯听说此事，勉励我完成全书，约束告诫各曹官吏，凡有所询问就立即答复；又告谕属县，搜罗金石文字，使它们能够帮助完成我的论述，于是这部书便问世了。记载山川道路里程，并不是为了显示疆域广大辽远，而是务必了解险易，不忘记戒备。记录人口和田亩，并不是为了让人观看财富丰厚，而是务必考察人口增减、物力消耗，不要因徭役而掠夺民力。记载赋税、贡品和物产，并不是为了满足嗜好欲望，而是务必调节宽严，使民众得到利益。至于州土沿革、吏治得失、风俗的美恶，以及人才的多寡，这些都各有深意，必须使读书求学的人能够有所涉猎。编纂地方志，始于上古九州的记载，与《三坟》《五典》并列，被称为帝王遗书；《禹贡》《职方氏》又经孔子订定，成为经典。如果只是抄取计簿来写书，那么凡是善于书写的官吏都足以担任此事了。把它施用于政事也是如此；如果只依据法令条文来治理，那么凡是没有过错的官吏都足以听任其事了。大概世人常常因此认为儒者无事可做，可是儒者最终又不能被世间废弃。哪里只是这样呢？全书共十卷，名叫《新安志》。赵侯是皇室后裔，他的父亲、儿子和兄弟都凭文学考取功名；他为政廉洁清明，不扰害百姓，百姓也共同安于他的治理。他将要离任时还对我们的土地恋恋不舍，想要表彰它，大概有些情意是不可忘记的。淳熙二年三月癸未，郡人罗愿作序。（曹宏斋说：汤东涧收藏的小集。每次作文，必定诵读几十遍、上百遍，才落笔。客人突然到来时，关闭箱箧，谨慎收藏。） 《送陈守入觐序》　吴儆 尚书陈公任新安太守到第二年，将要入朝觐见皇帝。全郡六县，二十万户人家，无论官吏、百姓，还是士人君子，没有不叹息感慨，思念陈公的恩德而惋惜他离去的。此前，新安土地贫瘠而赋税沉重，百姓生活十分辛劳，却畏惧法令，奉公守法非常谨慎。近年太守只看到本地征收容易，却不知道百姓缴纳困难，征收越来越暴虐，期限越来越急迫。所征的绢帛一定要极其厚重，而且又把本郡比其他郡更早完成当作能事，务必穷尽织机织造的技巧。百姓不能交纳的，中等人家破产，也不足以缴纳；贫苦百姓逃避赋税，流离转徙的将近十分之五。愁苦叹息之声传到朝廷，皇上为此悲悯，下诏每年将所输绢帛减少六分之一。陈公恰好在这时到任，体察圣天子怜悯这些下民的心意，为此制定折中的办法，使上面足以供应国家所需，下面又不至于穷尽百姓的力量。主管赋税的官吏遵循往年惯例，害怕不能如数交纳而获罪，并且连累陈公，陈公便亲自承担责任，实行这种办法达二年之久。朝廷起初没有责怪他超出规定，百姓因此稍稍得到安定聚居。新安每年缴纳给郡里的粮食，通常还有余数。此前官府贪图余粮多，便进一步用大斛收纳，官吏借机作弊，百姓实际交纳的费用往往是二石才能抵一石。陈公到任后，衡量本郡实际所需，把多余的粮食推还给百姓；又每天告诫负责收发的官吏，不得超过规定巧取豪夺。因此六县二十万户人家，人人都蒙受陈公的恩惠。小民知道应当爱戴谁，君子知道应当敬重谁。希望从今以后，凡是治理这个州郡的人，都知道奉行皇上的德意，使赋税征收有一定标准，不让百姓受到过分的困苦；这种局面，大概是从陈公开始的。我家世代务农，又正因奉祀而居住在乡里，亲眼看见了本州百姓的情形，所以记下这些事。（程端明序说：“竹洲的词章峭拔正直而又曲折有余韵，严谨洁净而平和淡泊，有手持笏板、垂着绅带、从容处于朝廷的风度。”） 《王昭君辞序》　吕午

译女子无论美丑，一进宫便会遭人嫉妒；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一入朝便会遭人嫉恨。世人通常把这当作名言。依我看来：女子正因为美丽，所以丑陋的女子嫉妒她；士人正因为贤能，所以不肖之人嫉恨他。明妃进入汉宫，容貌绝世而独立，她的同辈早已嫉妒她很久了。当元帝按图召见、临幸宫人时，宫女们都重金贿赂画工，为自己谋求进身。明妃自负美色，唯独没有送礼，所以画工厌恶她，故意把她画得丑陋，使她不能被皇帝看见。人们无不把罪过归给毛延寿之流，却不知道正是宫女们重金贿赂，才使画工厌恶并丑化明妃。明妃本来完全可以进见皇帝。后来有一天因和亲之事被召见，元帝才开始惊讶后悔；画工们都被杀死了，但最终又有什么益处呢？前辈说“蛾眉先遭嫉妒，明妃因此成为离开故国的人”，确实如此。我曾因此议论说：贤者不幸与群小并立，群小不惜金银珍宝，交结佞幸之臣来谋求进用；贤者正厌恶、唾骂他们还来不及，决不会仿效他们。他们又害怕贤者进用后对自己不利，于是交结佞幸不仅是为自己谋求进身，还想倾陷诬陷贤者。等到事变发生，贤者已经被排挤离去。直到发现朝中没有可用的大臣，君主才开始追究左右近臣平日毁誉失实的过错，显赫震怒，重重施加刑法，难道不是到了噬脐后悔的时候吗？所以，做君主的人，对于贤者和不肖之人的进退，能够预先察觉而不留下后悔，不至于像元帝对待明妃那样，就很好了。不过，明妃近在掖庭，却被左右近臣蒙蔽，不能得到召见，可见元帝昏昧迷惑。后来因事情而醒悟，还能奋发威严，果断杀死画工。可是王望之被恭显诬陷而死，元帝对于恭显却默默不闻，也没有施行杀画工那样的惩罚，这是什么原因呢？莫非是看重女色而轻视贤者吗？虽然有所觉悟，却仍然等于没有觉悟，正如涑水所说的“容易受欺骗而难以醒悟，最终不能醒悟”之言，这确实可以作为万世的警戒。九华陈君民瞻搜集明妃出仕与退处的事迹以及古今吟咏，汇编成书，并且准备刻印。有人疑惑：为什么一定要如此用心于一个妇人？陈民瞻有一次带着书稿登门告诉我说：“看各位所咏明妃的诗文，人人说法不同，但对于世道人教或许有益，请替我再说一转，说明我并不只是编次这些作品的用意。”我说：从前编定《国风》的人，对于歌咏妇女女子的诗篇没有不完备收录的，圣人也不删去它们，正是用来显示劝善惩恶的意义。陈民瞻的用意，大概正出于此，所以我就把其中关系到君主之道的重大意义记下来。《送程德章归新安序》　吕午 起初我游览黟县的桃源，从墨岭进入，两座山石对峙，像剑门一样；左边山坡丘陇绵延，右边沟壑深邃，我已经觉得十分奇异了。稍微前行，群峰四面环绕，岩洞空嵌，山路曲折幽深，约有二十多里，到了黄陂，忽然开阔平坦。古木挺拔，排列在道路两旁；山脉从北方而来，横向绵延，端正高耸，宛如屏障；东西两侧的山势都重重叠叠、蜿蜒曲折。南面是丁峰、巽峰，秀丽奇特，高入云霄；四周群山相互拱卫，如同彼此作揖，环绕连接，像城郭一样。中间有两条溪水沿着两侧山臂流淌，滩头瀑布湍急，交汇在霭峰前面。公侯的居所、士人的房舍，与山光水色相互映照；耕作的人、垂钓的人、飞翔的鸟、潜游的鱼，如同处在图画之中，使人心动目眩，应接不暇。这正是李太白所说的“另有一个天地，不是人间”。我想，山川如此秀美，一定会把灵秀之气集中到人物身上；其中显达的人，已经登上政府，位列侍从，执掌旌麾、持有符节，成为当世显赫人物，于是山川英灵之气也就蓬勃向上升腾了。那么那些尚未显达的人，难道没有人在书林艺圃中钻研精微的道理，风晨月夕吟咏性情，像把珍贵的席上之物等待征聘一样，处在烟霞泉石之间，正如山川英灵之气郁积而尚未发露吗？我希望能够见到这样的人。一天偶然遇到程德章，他清正自持、娴雅文静，和蔼而有操守；书无所不读，偶尔创作词章诗句，没有不超过常人的；篆书、隶书、行书、草书，以及棋艺、琴艺，也都达到精深境界。德章年轻时有志于科场，才华突出，显露头角，以为功名可以凭借努力取得；到如今仍未能施展抱负，于是以词翰、琴棋自娱，这难道不是所谓英灵之气郁积而未发吗？见到奇异的人，胜过得到奇异的书。我们分别两年后，又在行都相会，饮酒叙旧，十分欢快，只惭愧自己没有什么可以与他较量高下的地方。又听说，积累长久的东西，一旦发出必然宏大，渭水之滨、隆中之中的人物，决不会与草木一同腐朽。我对德章寄予很深的希望，因他回乡，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赠言。《史权序》　汪宋符 史书为什么要写作？回答说：是为了权衡是非。谁来权衡呢？回答说：是心。心就是天，是最公正的居所，是贯通古今而始终如一的东西。古时候人的根本常常树立，人心没有被斫伤，权衡所达到之处，是非就确定了。《尚书》的规范、《春秋》的褒贬，就是这样。后世人心失去涵养，虽为人却不再纯全天然，但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天性本来并没有泯灭，所以有的是非在当时确定，有的是非在后世确定；左氏、班固、司马迁以来的论赞，就是这样。唉！秦、汉以来，简册繁多极了。一句话说得恰当，万世都不能改变；一句话说错了，后世难道就没有公论吗？六经和仁义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损减，正直守节也不会因此被轻易看轻。仪廙的名声流传，诸葛亮、瞻的实际功业显著；松、璞相争，几、兢的真伪也难以诬蔑。对于混浊的加以澄清，对于错误的加以纠正，大概自然有真正的是非。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用心来权衡罢了。现在秤之所以取信于天下，是因为平；秤之所以能够平，是因为有权。世上有人拿着一杆秤，或许能够把东西抬高压低，任意说轻说重；但一旦定准了，就再也不能欺骗它。若推说它可以欺骗，拿它与西邻的秤比较，就会失败。史书啊史书，你可以成为权衡吗？我的朋友赵戣，天性俊秀丰茂，喜爱学习，博览广见。他在整理、研读、翻阅书籍之余，摘取古今已经确定的是非论断，编成一部书，向我询问书名，我用《史权》给它命名，并且为它的写作意旨作序。太史公说：“懂得《春秋》的人，无论做君主还是做臣子，处在什么位置都能得到恰当的判断。”这就是所谓的权衡，难道只是为了判定古今的是非吗？《深衣翼序》　程时登

译《深衣》一书，司马氏最先撰成。王氏以司马氏为祖本时，虽有不同之处，却都不能不受到唐代孔氏的影响。朱子大概曾经对此感到不满，所以晚年所穿的深衣有与《家礼》不同的地方，如接续衣襟、钩连衣边之类。可惜《家礼》是朱子早年的版本，既然遗失，来不及重新订定。信斋杨氏已经把从节斋蔡氏那里听到的内容附注在《家礼》之后。然而朱先生对于诸家学说的取舍折中，并不只有这一条。时登因而不自量力，以传文为纲领，凡是注释能够阐发传文的，就列在传文左边；凡是疏解能够解释注释的，就附在注释下面，参照编排诸家学说而作出判断。朱子名为《补疏》，又附列冠、巾、屦等内容，总名为《深衣翼》。对于经传中找不到依据、在其他书中寻求也不知道旁证的地方，间或凭自己的意见妄加说明，等待后人订正。本篇除司马氏、王氏之外，还有曹易的说法，他颇多采用朱子的书来指责朱子的错误。然而，他依照朱先生的说法加以订正的地方，既不明说出处，仿佛以为是自己的心得；朱先生引用而没有阐发的地方，他又不能参合考订以求得其义，反而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并且重复烦琐而不明晰。看起来这两家的学说似乎详细，实际上却很简略；似乎醇正，实际上却有瑕疵。黄氏的学说本于朱子，杨氏早年向朱子学习，晚年又从黄氏受学稿本，所以附注尤其详尽。唉！自从秦朝焚毁六籍，古代制度荡然无存；汉代兴起后也不能改变旧状，只能依靠专门的儒者收集残余，窥见一二。然而他们所重视的是训诂，有时反而背离经义；所涉及的是制度，却没有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自从河间献王所得的礼书散失后，就再也没有完整的礼经了。朱子虽曾经把恢复礼学当作自己的责任，但从家乡、邦国、王朝制度开始，尚未及修订传授，就交给了勉斋。勉斋去世，尚未完成，也未能修订祭礼，又把这件事托付给信斋。这样一来，不仅《家礼》不是朱先生已经定稿的学说，《仪礼》也成了师门尚未完成的著作。唉！难道上天不想使这些礼制有条理吗？为什么失去它这样容易，而完成它这样困难；昏暗了这么久，而光明却不能大大显现呢？那么，先王的法服只剩下这些而没有泯灭，穿着先王遗留下来的礼文，竟还能这样有所凭据、能够说明，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读这部书的人，应当知道自己该从哪里下功夫。时登虽然不聪敏，实在愿意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勉励，使穿这种衣服的人能够因训诂而理解经义，因制度而领会道理，谨慎名分，崇尚仁爱敬意，修养自身而整齐家庭；这难道不也是朱先生所希望的吗？于是冒昧地把我的这些意思记在这里。《新安文献志》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十九 （明）程敏政撰 ○序 《送呼延参议入蜀调兵诗序》　方回 我读《春秋左氏传》，其中的兵制写得清楚明白，令人欣喜。书中关于攻城、围困、侵犯、征伐之事，关于驰驱、攻击、刺杀的技艺，关于披甲戴胄、手执干戈、击鼓进军、挟弓带箭的时候，当时名卿贤大夫的祖父、父亲、子孙，有的担任将领，有的担任辅佐，有的驾驭战车，有的居于车右，很少有不能胜任的。读《史记·孔子世家》时，我私下感慨叹息。孔子是圣人，却还要在齐、鲁、晋、宋、郑、卫、陈、蔡各国的郊外往来奔走，遭遇拔木断粮之困，受颜刻之祸，被长沮、桀溺讥讽，终身也不后悔。这样看来，古代人在朝廷中任职、在国家中做官，没有不知道军事的；他们经历险阻，冒犯霜露，周游天下，即使圣明如孔子，也有不畏惧的地方。我私下奇怪后世士人，雍容闲坐高谈，取得当代声名，偶尔听到军旅战阵的话，便咋舌缩颈，认为那不是自己职责所应当做的事。在宫阙之下，主持文墨、执掌议论的臣子，有的人本人从未走出都门，却取得公卿的职位。四方百姓和万物的利弊、风俗的美恶、道路的远近，他们全都茫然无知。难道古人比今人的智慧差、今人比古人聪明吗？这种人平时无事也就罢了，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如果不是成为墙壁沟壑之间的尸体，就会丧失节操求生，苟且延续一口气罢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平素所学习的只是务求安逸，不知道危险。自从国家经历蜀地弊乱、江南震动以来，凡是出仕游宦而来到荆楚、中都的人，贵族子弟已经暗中嘲笑他们；稍有不合群，便共同排斥，称为粗疏无能之才。至于蜀地，更没有人愿意迈出左脚朝那里走。即使平时担任偏将、副将的名将，熟悉军事，也还看重自身，不肯前往，何况儒生文士呢？简城人呼延君，号称出自世代将门之家，但因官籍通于闺门，实际上是儒生文士。他对于当世事务没有不通晓的。景定五年春，皇上命令荆阃派出数十名勇将，带领数万精锐步兵、骑兵，向西进入蜀地，直捣敌人巢穴。呼延君以参议的身份前往调遣他们。军队本来听从将领的命令，称为“调遣”，就是说士兵听将领的命令，而将领又都应听从呼延君的命令。他所承担的责任重大了。况且调遣兵将本就是重任，进入如今的蜀地又是难事。责任重大、事情艰难，呼延君却以一个儒生文士的身份慨然承担下来。我所说的如今那些像庸夫下材一样的人，真可以惭愧而死了。我前来送别的前夕，正有中年人作别的感叹，而呼延君却高声歌唱，没有丝毫黯然的神态。我因此赞赏他的壮志。不过，奋不顾身，是臣子侍奉君主的义理；不能不为离别而悲伤，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叙述这些意思，写成诗来为他送行。（洪潜夫说：方总管性情洒脱不拘，作诗作文，天才杰出。） 《送安定书院洪山长序》　方回 做学问的人，应当先研究义理，后谈事功。义理是衡量事功的标准。明白义理之后再建立事业、创成功业，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施行呢？如果先把事功放进心里，境界就狭隘了。夷礼、夔乐这些事务，我没有听说有人在未出仕时，先学习俎豆、管弦等具体礼乐之事。仁宗宝元、康定年间，湖学十分兴盛。王介甫作诗赞美胡安定，三次以“先生”尊称他，并取得了他关于边防、水利、治道和命名书斋的思想。熙宁年间王介甫执掌国政，安定已经去世，于是推行免役、青苗、市易、自实、保甲、保马、农田、水利等政策，这些大概都是他平日只想着事功的结果吧？王介甫年轻时曾见过濂溪，却以向后辈请教为可耻，濂溪也不屑于教他。王介甫为相的庚戌年，濂溪五十四岁，横渠五十一岁，明道、伊川三十八九岁，王介甫都不能认识他们这些人，所以也不能任用他们。他所任用的，是吕惠卿、曾布、蔡京、蔡卞之流；他们急于追求事功而不明白义理，所以才会这样。学术上的弊病，遗留下来的祸患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因此，二陆之学高于事功，考亭之学则不是这样；永康、陈同父的学说专门讲求事功，更是不对。求学的人不可不知道这一点。因此，趁安定书院山长洪君赴任之际，略微阐发一些道理。《送张子敬赴湖南宣慰司都事诗序》　方回

译从前戊午年，我已经三十二岁了。年纪壮盛、意气旺盛，把万里路程看得如同几步之近。春夏间从杭州、苏州、常州、润州游历轸翼一带，在金山、焦山脚下乘大风逆长江而上，一天之内经过仪真、朱金、沙至金陵龙湾，登上雨花台；天还没黑，心中大为畅快。梅雨时江水上涨，从采石、濡须坞以上，步步攀援牵挽，十分艰难，而且正值盛暑，闷热难受。秋夜泛舟湓城，乘小轿奔驰进入九天山，采访使者宫万竹都粗大如椽，水流曲折穿行其中，凉意直透骨髓，心中又大为畅快。经过兴国、大冶，道路泥泞，十分辛苦；出了寿昌到达武昌，吟诵崔颢“晴川树，芳草洲”的诗句，心中又大为畅快。又过了很久，才登上岳阳楼，向东下行到君山，僧人迎接我们吃饭，古木掩映，猿猴跳跃，我心中也以为大为畅快，却不是这样。大概行旅中因迟滞而忧愁烦闷，不能称意；而山川林壑的奇异、城邑房屋和人物的繁盛、风涛云物变化的不同，以及故国遗墟和成败兴亡各不相同的原因，使人由外界有所感触，在内心有所发抒；饮酒吟古咏今，也不能没有畅快之意。当时有幸随湖北常平使者魏公户部同行，最畅快的没有超过洞庭湖。四只大船从君山西面出发，雪白的浪涛直达天际，只能远远看见桅杆顶端在浪中出没；锅里的水跃出船外，人躺着不能起身，猫狗也全都呕吐。不久抵达鼓楼，山中降帆，几位船客告诉我们：“不能降帆，今天傍晚船若不能进入武口，就危险了。”于是再次挂帆驶入武口，大雨降下，风停了，太阳刚刚落山。这一天没有吃饭，却不知道饥饿；虽然困窘艰险，同船的人都责骂这件事，我心中却独自认为非常畅快。后来从常州、武进应试前往长沙。长沙是大郡壮邑，在南方首屈一指。我曾到丞相张魏公的府第，和潭帅府没有什么不同；西廊下面、东边屋宇有三间，匾额题为“南轩宣公先生读书之所”。如今将近四十年，往事如梦；过去所谓的大为畅快，随着年老衰弱、迟钝胆怯，已经不再萌生这种心情了。只是还记得宣公先生的书斋，不知如今战乱之后是否还安然无恙？湖南宣慰使司都事张君子敬将要赴任，烦请替我问候这座书斋；如果方便，希望顺着风捎信告知，以慰藉我仰慕高山的思念。元贞二年十二月，紫阳山方回作序。《文公丧礼考异序》　曹泾 读书困难，读礼更困难，读丧礼又比读一般的礼更困难。郑玄叔父郑玄曳着笏板退后站立，对孙昌允说：“你举行冠礼，关我什么事？”这是不学习礼制的过错。宰我亲自得到圣人孔子的教诲并拜他为师，当时又还没有秦人灭学毁礼的事情，却只因为认为服期丧可以吃稻米、穿锦衣来求安逸，那么又怎么能责怪昌邑王、阮嗣宗之辈呢？丧礼确实难读，它又特别难。科举盛行以后，士人把剽窃当作学问，甚至有人不知道《仪礼》是什么书。他们的父亲、老师教授他们读《戴记》，却把《问丧》等篇看作不吉祥，废弃不读；要他们再对礼文分毫缕析、内心潜心体会、身体亲自实践，去寻求如何自我尽责尽心，就困难了。风气像水流一样传播，士大夫中有人竟把百日当作卒哭，因而饮酒吃肉也不认为奇怪；即使有独自行持的人，反而还遭到诟骂。唉！礼本来有学习和教化的责任，上层人物的责任反而被世俗风气同化，难道一点也不感到惭愧吗？吴君孟阳写成一部书，名叫《文公丧礼考异》。从男子到妇人，从初死到祥禫，从斩衰到缌麻，从辟领、加领到笄纚、总髽，有说明，有图，有像；贯通经纬，追溯源流，条理井然。他的论说以《仪礼》《礼记》为根本，参考注疏，并用《文公家礼》和朱子曾经谈到的内容加以折中，再稍微用自己的见解帮助作出判断。这部书比《家礼》详细得多，例如论述一溢米的数量，旁征细考，接近五百字；它不苟且，大多都像这样。孟阳的父亲还没有过小祥，他所作的考究就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可见孟阳思考艰苦，用力也非常勤奋。匠人测量材料建造房屋，郊野与原地各有不同，杞、梓、松、柏名称不同，长短大小形状也各异。既用墨线校正，又用斧子加工，终于建成；梁、栋、桷、榱，门、庭、堂、室，布置得像图画一样，既圆满又壮美。然而谁知道这个人完成这些，也经历了多么艰难辛勤的劳作啊！孟阳这部书也是如此。孟阳的高祖友堂先生程昶，确实是朱文公的三传弟子，号古梅君；他生下孟阳，使孟阳有了这部书，即使称他为文公的忠臣也可以。过去永嘉有位张淳，字忠甫，好学而笃行；郡守曾公在他的倚庐中见到他，仿佛见到古人，观察他的居处衣服，察看他的脸色，听闻他的饮食，没有一件不合乎礼，于是把《仪礼》交给他校订。忠甫考究精细详尽，特意写成一书，名叫《识误》，曾公非常称赞。一个人不学习，凭什么辨识错误？而笃实行礼又怎能说只是空话呢？正因为有忠甫这样的学问和行为，所以才有忠甫这样的书。孟阳继承了他的家学，居丧行礼如同他的先辈一样好学笃行，难道会逊于忠甫吗？忠甫的《识误》和孟阳的《考异》，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不正是所谓善于言说德行吗？子思说：“先王制定礼制时，超过礼制要求的人就俯身降低来遵循它；达不到礼制要求的人就踮起脚来努力赶上它。礼制败坏、教化衰落，达不到的人就多了。”这部书如果真能让人把礼制看得清清楚楚，本来就应当让每个人抄写一部，使其熟习于心、见于目，仍然希望恢复先王盛世的风俗，使自己区别于不知礼的人。这难道只是丧礼一件事而已吗？孟阳应当继续深入研究并完成它。《双峰先生文集序》　程文海

译书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圣人创作、贤人阐明的道理，明白地完整保存着；这就像医术，确定标本，察看虚实，按方施用，没有什么困难。然而仍有人说药方很多而见效很少，这不是药方的罪过。理学到了伊洛而大为明白，到了考亭又更加精密。求学者家中收藏着这些书，回去加以探求，已经很充足了。但拘泥的人束缚于章句，空虚的人掠取声名，专门标榜门户以为高明，铺陈游辞以为通达，若有若无，愚者和智者都受到弊病。双峰饶先生出世最晚，只能跟随那些高门弟子交游，却独自深入水泽、穷究源头，剖开根本、披析枝条，同一水流而分成支流，出处不同而归宿相同，在这里豁然明白、灿然显著。我的才能不肖，年轻时有幸侍奉徽庵程先生，因此详细知道双峰的学问。大概两位先生的志向相同，造诣也相同。如今看双峰关于言论文章的著述，为什么这样丰富啊！大道不能明白，并不是书籍不多；像双峰这样的书，真正忧虑的反而是还不够多。他的儿子常常抱着书来给我看，共有若干卷，并且请求我写些话来阐发双峰之书，难道它还要等待我来阐发吗？只是想到前辈的典范日渐衰落，后生只知道自己的闻见，诵诗读书却不知道作者其人，难道可以吗？所以我为它叙述大概。双峰很早就仰慕学问，竭力放弃科场，寻访老师、结交朋友，专心致力于斯文，所以最终成就了这样一家学问。唉，士人实在不可不立定志向！后生可畏，难道不确实如此吗？爱好道德的人，如果有人能够把这部书刊刻并传播到四方，那么后世的求学者即使不幸没有遇到亲自为他们诊治、开药的老师，只要能够读到这部书，大概也就不至于始终沉溺于弊病之中了。《王氏孝节序》　程文海 我在临汝书院求学时，信之贵溪月岩先生担任院长。先生与我是同宗，他的学问浑厚广大，行为刚正而和顺，说话诚恳并善于诱导。他的儿子程植非常贤能，结婚五年后去世。程植的妻子是余干王氏，也非常贤德。宋咸淳壬申年，她十九岁嫁给程植。程植死后，她服完丧，发誓不再改嫁；侍奉公婆，无论生前死后都没有违背礼法。先生去世后，到了至元壬午年，一天夜里盗贼进入家中，婆婆病卧在床，王氏守在那里不肯离开。盗贼想刺杀她的婆婆，王氏叩头号哭，请求用自己的身体代替婆婆，盗贼两次都放过了她们。婆婆因此得以寿终正寝。唉！世上没有比父子兄弟更亲近的关系了，可惜孝友之道不明白，遇到一点小利小害，彼此就像秦国、越国那样疏远。王氏只是一个普通妇人，却能守持自身，侍奉亲人，死生患难都不能动摇她的心志，卓然如此，不也是极难得的吗？由此我知道，先生的道虽没有在当世大为显著，但他用来规范家庭、训导后人的影响，实在深厚。王氏如今已六十岁，身体康健，少有疾病，勤俭而有法度；儿子孝顺，媳妇恭顺，像亲自侍奉自己的公婆一样；乡里、宗族、亲戚都把她当作典范，士人们歌颂她。我又由此知道，先生的家世一定会因此更加昌盛，天道不差谬，显然可见。我自从离开先生，奔走于王事，出入朝廷内外，差不多四十年，幸而没有大的过错。每次想起在临汝亲自承受先生教诲的时候，仿佛就在昨天。如今又听说王氏孝顺守节的盛美，于是写下其中重要的事迹，交给先生的孙子程同文。天下凡是能够树立教化、移易风俗、辅助太平之治的事情，从这里一定可以有所取法。王氏名静婉。皇庆元年九月，程某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徽风序》　江浚 风，是天地运行的作用。所以《易经》说：“扰动万物的，没有比风更迅疾的。”古代圣人治理天下，说到风、使风发动、以风化民，都是这个意思。《诗经》中出自各诸侯国的诗篇称为“风”，政治的得失、民俗的淳厚或浇薄，都从这里显现。所以说：“声音的道理，与政治相通。”夏、商、周三代以前，专门设置官员采集民间诗歌，诗难道是小事吗？孔子删定《诗经》，有正风，也有变风；像曹、桧那样鄙陋的，像强秦那样夷狄化的，像郑、卫那样淫靡的，也都各有风。可是吴国偏偏不以风诗显现，这是为什么呢？说到它的地方，是扬州的原野；说到它的君主，是太王的后代；说到它的风俗，春秋时期廉洁谦让的风气仍然鲜明。何况季札观乐而知政，不深入理解《诗经》是不可能的。寻求其中的解释，却无法得到，莫非是因为它离王畿太远而造成的吗？如今新安属于吴地，山高水清；高峙的山岭，将成为江左、浙右的名山名城，所以有黄山、灵岭、花屏、问政等奇景。流淌的水，将向东汇入浙江，向西入彭蠡而归于江，因此有汤泉、白水、练川、绣溪等奇异景观。正因为如此，歌唱、奏弦、诵读的声音世代不断。文公朱熹弘扬道统的脉络，所以他的诗声和谐平正；宣平先生振扬超越尘俗的踪迹，所以他的诗声清廉而峻厉。浮溪、竹洲、双溪、虚谷诸位先生，身处文章功名汇聚之地，得到虞廷唱和诗歌的遗风，却没有白驹空谷的韵味；那些安处一丘一壑、粗茶淡饭而自得其乐的人，有风瓢、击壤的声音，却没有濑絷、山困的神态。诗风的气质习尚虽然各不相同，却也渐渐接近齐、鲁了。他们的诗作，在古代已经无法考知；隋、唐以后，有的见于编集，有的流传在人们的吟诵记忆中。这里距离天子大道又有数千里之远，怎么能保证它们长久流传而不被遗忘呢？这就是编纂《徽风》的原因。辞赋是风雅的变体，俚语表现性情的真实，所以一并搜集，按时代先后编次，希望观览地方风俗的人能够从中有所采择。（方虚谷说：“顺德的文章古雅而奇特。”） 《四书通序》　胡炳文 《四书通》为什么要写作呢？是担心读者只得到它的文辞，却没有贯通它的意义。六经好比天地，四书好比运行于天地之间的日月。这里凝聚着朱子一生的精力，也寄托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的心意。四书向上推究，穷尽天地万物的奥秘；向下追溯，根本都在日常人伦生活的美善。合起来看，它可以达到极其广大；分开考察，又精细到极微小之处。言语似乎极其浅近，却包含着绵延长久的意味；事情全都极其真实，却涵盖极其精妙的道理。求学的人如果不能曲折地畅通其义、从旁融会贯通，就不容易说是懂得其中的滋味；如果不能长久用力而在某一天豁然贯通，也不容易说是穷究了道理。我已经老了，专心研究这些道理有五十多年，说自己已经贯通了，其实还没有。只是可惜那些疏解文字的作品，有的浮泛，有的乖谬，这将使求学者在取舍之间凭什么作出判断呢？唉！这就是我不能不汇合它们的相同之处、辨析它们的不同之处的原因。汇合它们，希望不失去根本；辨析它们，希望不被相似之处迷惑。我不敢说自己能够贯通朱子的心意；后世如果有人真正能够贯通，希望能够宽恕我的僭越，并订正其中不正确的地方，这就是我深切的愿望。泰定甲子九月朔日，新安后学胡炳文作序。《送张以道序》　王仪

译“儒”这个名称，考察夏、商、周三代的典籍，还没有出现。周代官制中才开始把儒列在三类职官之中，其中已经有治理之道了。太史公却把儒列为九家之一，那就错了。到了汉、唐，儒林传又同货殖、游侠、文艺、方术诸传相互排列，时代越往下，人物中的风气越卑下，脱离儒者自成一类。学者不明白这一点，也气愤而自以为是地称自己为儒。唉，儒果真是这样的吗？皋陶、夔、后稷、契，是唐尧虞舜时代的儒者；伊尹、傅说、周公、召公，是商、周时代的儒者。他们的事业都清楚可见。孔子、孟子的道在当时不能实行，便垂示法则、建立教化，以造福万世。近代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子五六位大儒，又继而把它阐明。学者这才重新知道儒者的可贵，而过去同货殖、游侠、文艺、方术诸传相互排列、杂见其中的人，并不是儒者中的最高者。班固赞誉董仲舒说：“潜心于大业，使后来的学者有所统一，是群儒之首。”唐史赞誉韩愈说：“排斥佛、老二家，比拟孟子，拒斥杨朱、墨子，功劳可与孟子相齐，而力量超过他。”学者仰望他们，如同仰望泰山北斗，对他们的尊崇已经达到极点。然而他们都另立专传，不列入儒林，大概正是知道不能把他们当作当世普通儒者看待。那么，与儒林人物并列的人，又何必洋洋自得地夸耀自己呢？如今郡县都设有儒学，儒学中有儒官，坐在虎皮讲席上，谈论六艺，是学者的表率，这样的人可以称为儒者了。不过，儒者所采用的学术各不相同。王君、张君世代交好，因为以道是我的兄弟，所以将要到当涂去教书，特意把这件事托付给我。过去我住在南山脚下，离以道家不到二里路，那时常常拄杖穿鞋，冒着风烟去谈论文章。如今虽然彼此久别，旧日情意却还在。何况赠言可贵的不在于夸诞，而在于有见闻、有道理；除了以道，还有谁值得我同他谈论呢？送郑彦昭侍奉双亲回西江序　唐元 虞廷任用贤才时说：“把意见用言语陈奏上来，再以功绩加以考核。”大概奏陈言论如果没有文章就不能彰显，这实际上开启了后世以词章取士的源头。汉代考试士人，如晁错、董仲舒诸公，以荐举姓名、入对陈说来取士，事情还接近古代。后来风气越来越衰败，试卷糊名，搜查夹带，设置各种防范，待遇士人的心意也逐渐淡薄。假使有不世出的豪杰，像荀子、王通、庄子、屈原这一类人，尚肯在这种制度中低眉俯首吗？同乡郑君彦昭是我的朋友，号称隐汪先生的外孙。他的气质有所来由，学问也有传承。年轻时已经凭诗名负有声望，尽力钻研经术，参加科举考试已经很久了。秋试失利，于是到湖山之间吟诗长啸，心中似乎有些不能释然。我告诉他说：孟子所说的“使内心受到震动，使性情受到忍耐，从而增加原来所没有的能力”，和《易经》所说的“献出生命以成全志向”，都是先困厄而后通达的意思。如今你回南方省亲，在奉养亲人的志愿得到实现之余，超脱于凡近之事，磨炼、温习过去的学问，日后考中一第，即使混在士子之中，又怎么会算晚呢？近来宣文阁检讨太朴危公奉诏，因为修撰三朝史的事来到徽州，经过我这里，详细说彦昭才智出众，应当向朝廷推荐。到上国观光，看来有在这里而不在那里的地方了。科举功名这一条路，哪里足以完全衡量天下士人呢？徽国文公诞辰致祭诗序　唐元 上天降生圣贤，并不频繁，大概是要为万世建立法则，为人心树立重大防范。因此，周庚戌年生孔子，宋庚戌年生文公。尼丘山祈祷而山顶凹陷立即应验，以及文公住宅井中紫气上升，都是他一生荣耀的征兆；山崩、树毁，大风拔木，洪水冲垮山岭，则是他死后人们哀痛的征兆。孔子的道显现在心中，写入书籍，于是六经形成；先王未能完成的事业，他又加以辅佐，于是传注产生。他的道与孔子相同，孔子周游天下，仅仅做过诸侯国的司寇；先生在朝廷任职四十天，便请求祠禄而出任外官，神色安然。他们的出处也相同。孟子说：“君子的恩泽五代之后就会断绝。”先圣后贤的恩泽，即使延续千万代也可以不绝。如今天下学者都知道尊崇紫阳朱子，文公的父母之邦又专门建有祠庙。至正二年壬午九月十六日，正是文公诞生的日子，书院遵循旧日典章举行释菜礼：初献由广信张公景范担任，亚献由番昜朱公克用担任，终献由三衢张公仲亨担任。灌酒献祭，有神灵临格、昭然应答之意。礼毕退下，在明德堂设宴，杯盏依次传行，酬酢都有礼节，众人和谐从容，儿童与冠者依次侍立，谈笑声交相响起，芝兰般的香气袭人，神人都欢喜。于是新安唐元赋诗，以彰显这次盛会；第二天，和诗接连而来。番昜公命唐元为诗集作序，将要刻板流传。山长史君仲衡是溧水人，唐元是紫阳书院的老学生。这就是序。琴所序　汪巽元 琴，就是禁止邪念的意思。它用来闭塞邪恶，纳入正道，宣畅和气，涵养本真，所以古人多喜爱它。陶渊明常常收藏一张无弦琴，范文正公极其爱琴，只弹《履霜》一曲，人们便称他为“范履霜”。这说明他寄托情趣，却不把心思滞留在琴本身。同乡孙君道坚博学雅正，喜好古物，以善琴闻名。他常在厅堂后面开辟一间小斋，题名“琴所”。图籍史书横陈其中，花木也安排得很有情致。每天以教导子孙为乐，轻视官位爵禄而爱好琴书，这种立志也值得赞美。我年老懒散，喜欢清静，退居乡里，和他成为莫逆之交。风和日丽时，一定到他的琴所去，焚香默坐，弹奏一两遍，仿佛听到淳厚的古乐和仙曲，心中清润舒畅，自然而然地感到喜悦。那些从江湖来游历的人，茫然不知道太古的琴音，却用浙操、江西操来迎合时俗。唉，怎么才能和道坚同时谈论古音呢？怎么才能等到天下太平、百姓富足，向上与重华舜帝共同唱和一曲《薰风》，以此为快呢？至元己卯年三月十五日，七十八岁的老人汪巽元书。送侄济舟售砚序　江光启

译唐代开元年间，猎人叶氏在长城里得到一块石头，便把它制成砚，从此歙砚闻名天下。产砚之山是羊鬬岭的山峰，两条水夹着它，到了尽头才出产砚石。其中一处叫紧足坑，其次叫罗纹坑，现在称为旧坑；又其次叫庄基坑，彼此相距不到一百步，但石质完全不同。旧坑之中，又分为三支，叫泥浆、枣心、绿石。离旧坑才几尺，石质也已经不同了。从庄基坑向北走二里，沿溪水稍稍上行，叫眉子坑，就是苏东坡诗中歌咏的地方。坑如今在水底，无法开采，这难道是山谷变迁的验证吗？旧坑的丝石为世人所珍视。砚材藏在石头之中，就像树根藏在土里，大小曲直都与之相似。采石的人先剥去顽石，随后得到可以制砚的石料，但质地极粗，工匠称它为“粗麻”。石头中心最紧密的地方叫“浪”，再向外到较为松漫的地方叫“丝”，更外层越来越松漫的地方叫“罗纹”。所以我郡双溪王公的记载说：“紧处为浪，漫处为丝。”这是最正确的论断。如今拿我们乡里的杉木板来作比喻，木心是浪，向外是丝，再向外就是罗纹，这也是物性自然如此。丝石的品种不止一种，有刷丝、内里丝、丛丝、马尾丝，都是根据形状相似而命名的，不必一一列举。由于石理坚劲挺直，所以纹理像丝，而旁边形成墙壁，唯独吐出丝纹，十分奇异。平视时，稀疏可见黑点，像洒落的墨；从侧面斜看，刷丝便灿然显现。工匠所说的“砚宝”，只有旧坑的枣心坑偶尔有它，大概是石头的精华吐出光彩，形成丝纹。至元十四年辛巳年，达官嘱托婺源县尹汪月山求取砚石，征发了数都的民夫，开采石头直到力尽，山体崩塌，压死了几个人，才停止。如今得到的石头，都是过去开凿剩下的，随着湍流冲出几里之外的石块。每当梅雨初退，工匠沿水流捡拾，残缺的玉圭和断裂的玉璧，能够满五寸长的，大概很少。世上求砚的人，大多要求形制端正、大小合乎尺度，不合这些条件的就不要。工匠对此忧虑，于是采集别的山上顽劣、黝黑、光滑、枯槁、粗燥而带有丝纹的石头，冒充旧坑石出售，有时反而卖得高价，而真正的石头最终卖不出去。三衢丝石黑而顽劣，南路丝石暗而黝黑，绵潭丝石浮松而光滑，夹路丝石红而枯槁，水池山丝石枯槁而干燥，都不适合研墨写字，得到它们的人却反而把它们当作宝物。我有个侄子济舟，忽然带着砚游走，我很奇怪，于是对他说：“你二十岁时，南到交趾、广州，北渡易水，将要寻求掌权的贵人，最终却没有得到契合。” “如今你将带着旧坑的真材，去承受卖不出去的羞辱吗？还是带着假石，去骗人吗？”济舟默然无言。即使如此，荆山的璞玉也是献了三次之后，才被世人珍视。况且你出售砚石时，不改变它的价格，不拿假石混淆真石，这不就是获得不欺骗人的方法吗？看看工匠制砚，先用锤凿雕琢，再用砂石研磨，循序渐进而不急躁，这不就是得到自我修养的方法吗？如果能够这样，就不必疑惑，尽管出发吧。我家离产砚之处只有三十里左右，所以对砚石了解得很详细。我比济舟年长三十岁，所以极力勉励济舟，临行写下这些话来告诫他。希望懂得砚石的人，也把这些话告诉那些希望了解济舟的人。旧坑在双溪时已经淤塞，不知哪一年再次开采。至元辛巳年再次淤塞，石头也采尽了，当时只有紧足坑还颇有大石。如今至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夜间，淤塞时发出的声音如同惊雷，隔着溪水的房屋瓦片都被震动，鸟禽惊飞，野兽惊骇。几年前工匠告诉我，紧足坑的石头已经凿尽，我不相信，到这时果然如此。六十年间两次见到这种事，也足以令人叹息。谢公奕之任徽州知州时，同理宗有椒房亲属关系。他向朝廷进贡新安四宝：澄心堂纸、汪伯立笔、李廷珪墨，砚则取自旧坑。在此以前，坑上有五色云气，像锦绣的被子。接到郡府文书后，顺着云气覆盖的地方，得到优良石材，石头两边有白气环绕，曲折宛转如同两条龙。等到挖到坑池，得到一块像珍珠一样的白石，于是题名为“二龙争珠”。进贡之后，云气就再也不出现了。唉，砚是微小的物品，它的通达与闭塞、际遇和命运，似乎也有某种定数存在其中。济舟，你要出发了吗？希望你还能体会我的话。王仲仪文集序　汪泽民 至正戊子年冬天，泽民到婺源巡视省察，在武口溪边住了两夜。同乡朱仲纪拿着王仲仪的文集，请我为它作序。大概朱氏曾经跟随仲仪交游，因此得以读到这部文集。他抚摸书卷，长叹道：“内容多么丰富啊！赋诗杂著、歌行铭赞、题序碑志，总共有若干篇。长篇短章，浩瀚而明洁。他的笔力纵横驰骋，就像悬崖上的瀑布，一落千尺，喷涌轰鸣，使人眼花心动。即使樵夫野老，也会惊叹这是奇观。又像擂响迅疾的雷霆，奋发如猛烈的火焰，驱散暑气以解除闷热，身处酷热中的人没有不汲取清凉、在一时感到畅快的。可惜不能用这些文章来装饰宏大的功业，配入管弦，歌颂太平盛世，竟然到此就停止了。”即使如此，士人所求的是对得起自己的内心，是否遇合又哪里值得计较呢？延祐初年，我和仲仪一同领着荐书北上。我祖上世代居住在婺源长涂，我们在旅舍中相互交谈，使乡里之间的情谊更加深厚。后来竟没能再次握手，而仲仪已经永远诀别了。他一生的文章书翰，朱氏搜集汇编，没有遗漏，本来就可以向世人表彰。再说，作文是用来承载道理的，难道只是空话吗？看《时思记》《白云记》二篇，其中写凡为人子女者对父母，应有和悦的脸色、柔顺的容态，以及对父母生死存亡的哀痛、惊惧和思慕之诚，曲折详尽，没有一丝一毫的蕴藏不发，足以引发孝思，砥砺浅薄的世俗。大概无论聪明还是愚笨，无论贤能还是不肖，人人都共同具有这种上天赋予而不可泯灭的东西。唉，我年老头白得更加厉害，想到自己生前哀痛、死后归于墓墟，早晚都不能忘记。假使仲仪还在，我应当同他反复诵读这篇文章，痛哭流泪，想到父母恩德无穷而无法报答，洗雪无边的悲痛。（宋濂说：“汪公作文，不讲究雕琢华丽的章句，而义理自然充足。”） 《新安文献志》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 明代程敏政撰 序 送葛子熙到武昌任学录序　郑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