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一

译先生姓汪，名炎昶，字懋远，自号古逸民，求学的人称他为古逸先生。曾祖父汪冲，祖父汪天衢，父亲汪季安，世代居住在新安婺源。新安汪氏自唐代越国公汪华开始显达。大中年间有个叫道安的人，以歙州兵马使的身份充任婺源镇都虞候，生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濆。起初他从婺源镇将要迁往三吴镇，因而在上游十里的大畈安家，如今大畈汪氏都是他的后代。先生幼年便有非凡的志向，但记诵方面有所不足，常常用坚忍刻苦来激励自己，以至于废寝忘食，于是没有哪种书不读，探究深奥隐微之处，彻底通晓幽深的义理，即使一向以博学著称的人，也很少能超过他。他的学问以六经为源流，在言语文字的表面之外领会到程朱性理学的要旨；他取朱子关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论说，博采群书，阐发其中精微的意义，每有心得就加以疏解，却不急于写成完整的书。他身材高大，留着修长的胡须，衣冠十分壮伟；无论行动、静止、言语、沉默以及进退之间，都超然于世俗，不随流俗。那些工于巧利、鄙陋奸诈的人听到他的声名便意气消沮，见到他的人无不恍惚若有所失。宋代太学生孙公嵩在元朝灭宋后，回归隐居在海宁山中，闭门作诗，历经锻炼磨砺，心情凄凉断绝、沉沦无望，以寄托自己终身无穷的悲哀。先生早年跟随孙公交游，也擅长作诗，于是彻底断绝了求取当世功名的念头。婺源有个江凯伯，字几者，是许公月卿的门客。许公是宋代著名进士，宋朝灭亡后回到婺源山中隐居，制作齐衰服穿着居住。奇异的是，江君因为女儿的缘故归来，江君也不再求仕，只与先生交游。江氏居所称为雪矼，那里有涧流、泉水和林木的胜景；他每天都和先生在其间徜徉，作诗饮酒，上下纵论古今，拍掌畅谈，以此相互娱乐。世人有时把他们比作古代山泽中的列仙同类，认为不是当今的读书人。然而先生虽然年老，仍然不废弃讲学。当时海宁有陈寿翁，先生正在家中著书，陈寿翁曾请求观看先生所注的四书。先生起初并不认识陈公，却把自己的书全部送给他，并且告诉陈公说：“我平生没有别的技能，只有不护短、不忌讳别人给我治病这一点算是长处，请你千万不要因为直言而怀疑我。”当时先生将近七十岁，仍然这样求取增益而不知满足。陈公常常诵述他的话，来激励登门求学的人。先生教导别人，一定使他们循序渐进，去掉浮华而致力于实际，不要在古代文章上追逐虚名；要领会古人用意深刻的地方，他常常指出文章的法度、尺度和删改处给人看，并告诫他们不要轻易写作。他自己写的文章奇崛而有法度，诗作稍逊；诗风婉转而遒劲，有时也流露出悲壮激烈的情调。他早年丧父，侍奉母亲很孝顺，每逢先处理事情，总是周全安排，常常唯恐稍有失误。母亲说一句话，他都谨慎地奉行。家中平常连饮食都不足，但他从不把这些看作可以有所作为的凭借。教授之余，他从未为自己的生活作打算，有时反而闭门不出，动辄十几年。然而每到时节，他一定竭力置办美味珍馐供奉母亲，即使年老也不懈怠。太夫人活到九十岁，他仿佛完全忘记了家中的贫困。至元戊寅年夏四月，先生卧病，叫儿子淮琛，让他准备粗饭和菜羹。饭菜摆好后，他整理衣冠起身坐着，稍稍进食饮羹。羹放下筷子后，他对淮琛说：“侍奉死者要像侍奉生者一样，祭祀不必丰盛，说的就是羹饭这些东西。”说完，他回到席上，端正身体，收拢双手，安详地去世。这一天是当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八岁。娶江氏为妻，有三个儿子：淮琛、照乘、为弟禹玉；后棠金早年去世。女儿嫁给詹某。孙子有三人：药树、琪树、芳树。先生去世时，他们都还年幼。先生所注《四书集疏》尚未脱稿，诗文大多散失不存。淮琛曾在家中刻印诗五卷。同郡的方公万里看到先生所作的诗，常常感叹说：“没想到我们州里又有这样的人。” 巴西的邓公善之与孙公有世代交谊。他任宪江东行部时，到休宁寻访孙公，孙公已经去世，于是得到先生所作的一篇赋和其他文章，说：“这是柳子厚的笔法啊！”又有传到江西的先生诗作几十篇，蜀郡虞公伯生见到后感叹说：“这是豪杰之士啊，山林之中竟然有这样著名的作品吗？”先生受到名流称赞，就是如此。新安自朱子以后，儒学兴盛而天下闻名，号称东南邹鲁。宋朝灭亡时，年老的儒者还有几十人，他们的学问全都以朱子为宗，其议论和风旨都足以成为后人的师表，他们的文采和辞章也都足以光耀一代。国初，我的祖父汸任星源长卿的副职，从许公以下，像胡公济鼎、吴公遯翁等人，没有不能与之交友的。滕公山臞当时正任主簿，因此故家在承平时期收藏的诸公文翰最多。汸曾抚摸书卷，慨然以生得太晚、不能见到前辈为遗憾。等到跟随先生交游以后，才知道前代贤士之所以不可企及，是因为他们立身行事所留下的风范和余韵，没有一样不是有所本源的。先生去世后，孙叡和淮琛来见我，说汸应当为先生写行状。汸推辞说：“我曾听说，记录贤者必须详细写明他的身后之事；如今入葬的日期还没有确定。幸而能够办妥安葬之事，我哪里敢推辞呢？”后来过了十九年，孙叡才在同乡黄荆山高路的源头买到墓地，把先生的灵柩奉葬在那里，并写信来告知这件事。这时淮琛去世已经超过一年了。唉！凭我汸这点不才，难道能够了解先生所蕴含的学问并为他称述吗？如果先生卓然不群，能够在上与千古圣贤为友，那么自然有不需后学言说也不会磨灭的东西。姑且把大概情形记录如下。后来的君子，希望能够替他表彰发扬。元代故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程公（荣秀）墓志铭，陈祖仁撰。

译公名荣秀，字孟敷，姓程，世代是徽州休宁人。程氏的先祖有梁代将军、忠壮公程灵洗，他因忠诚功勋而获赐庙食，于是成为一郡著名的大姓；子孙散居南北，河南二夫子也是他的后裔。忠壮公第十四代孙程澐，唐朝末年任歙州都知兵马使；他的儿子程南节从歙州黄墩迁到休宁。陪郭的第五代孙程全，宋朝末年任开州团练使，驻守池州；当时伊川先生的儿子端彦避乱住在州中，于是互相查通族谱。程全生程先，程先生生程永奇，又迁到县城小东门。永奇生程瑜，官至将仕郎。瑜生程仔，仔生程伯祥，伯祥生程圉，程圉是公的继父。端彦任会州司户参军，生江州德化县丞程旸；旸生徽州直学程谦之，程谦之与程永奇一起拜考亭为师。谦之生将作监丞程源，程源生宣州倅程振孙，振孙生程志学，程志学是公的亲生父亲。公显贵以后，追赠继父为奉训大夫、中书左司员外郎、飞骑尉，追封休宁县男；继母郑氏为荣阳县君。公生来诚实恭谨而不平凡，具有深厚的天性孝心，侍奉继父如同侍奉亲生父亲。早在永奇跟从朱文公学习时，子孙便以诗书继承家业。程仔跟从竹洲吴公学习，伯祥跟从秋崖方公学习，程圉跟从虚谷方公学习，他们都在当时很有名，而公也曾以童子的身份到虚谷门下游学。宋朝将要灭亡时，虚谷以睦州归附元朝，准备把公列入仕籍，公内心鄙薄此事，极力推辞离去，转而到婺源山中的许公那里学习《周易》。许公认为他奇异不凡，他学成归来后，以讲学授徒为业，常常自称是伊洛学派之后、考亭门下的从学者；除程朱之书外，大概没有他所喜爱的。延佑年间，学士邓公文原任宪江东，考察到他的名声，便以教官的身份举荐，授任建康路明道书院山长。公任教时，率先实行义理，之后才督促考试；尤其不拘泥于钱粮是否有余，只以整理濂洛诸书、校正错误、补充缺漏为要务，刊刻的书本大多得以完备，求学者一致佩服他的教导。由于多次考核合格，升任平江路儒学录，后来又调任嘉兴路儒学教授；所教导的内容和在建康时一样，而在以风范勉励学者方面更加尽力。他在这两个地方任职时，请求部使者修葺范文正公、陆宣公的祠堂，订正他们的遗书，汇集祀典，编成《景行录》流传。后来因母亲去世服丧归家，办理丧事不采用佛教仪式。又认为朱氏礼书是在文公去世之后才出现的，其中有许多尚未确定的议论，于是再次选取文公言行中有关礼制的内容，编成《翼礼》流传。服丧期满后，授任饶州德兴县主簿，但尚未赴任，江浙行省便以遗逸荐举他入朝，授任江浙儒学副提举。他到任主持教化的那天，庭院中生出了灵芝。当时吴兴赵公裕实，字贯公，正以词章书法闻名天下，往来于浙江一带；公却独自不去拜访他，并且对学生说：“儒者在经史之中自有快乐的天地，不希望你们崇尚这种辞藻。”过了很久，提举一职出现空缺，有人因荐举而被补任；公则自认为年老，请求退休，并举荐婺源胡一桂、四明程端礼来代替自己，于是得以致仕。公治学一向以修治内心为根本，每到一处，必定把《四箴》和《敬斋箴》张贴在墙上，用来警戒自己。他居家待人，举止总以古人为师；衣服饮食、睡眠起居，全都有固定的法度。谈论当世事务的利弊，明白切实，完全可以有所作为，但他的官位没有达到与德行见识相称的程度，人们都为此惋惜。各部经书、诸子、史书，他都有记录；用朱笔黄笔校勘的书，动辄数百卷，其中多有发明儒学前辈尚未阐发的内容。他对诗章文章从不刻意经营，但兴致到来有所创作时，也浑厚而足以流传；专门从事诗文的人反而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在临终之际，他神气不乱，整肃衣襟端坐，命人拿笔写下“谨礼守法”四字交给子弟，然后去世。享年七十一岁，时间是至顺四年十月八日。娶刘氏为妻，她能够很好地辅佐君子，被封为彭城县君。儿子一人，名文贵，当时任饶州路德兴县铜冶场提领，在公去世那年把公安葬在县城东面的程家源。很久没有人为公撰写墓志铭，文贵便拿着行状，托同县士人赵汸来请我撰写。唉！像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通晓经学、研习古道的士人，也没有辱没他的先祖；为他作铭是适宜的。铭文说：嵩山高峻巍峨，是四方共同仰望的地方。多么显赫的两位贤人，灵秀之气都集中于此。闽海浩荡，是众多水流汇聚之处。如果不是鸿儒大才，谁能显明其中隐晦的道理？有一位美好的程公，学问优长，品行醇厚；他的功名发端于嵩山，私下受教于闽地。分别在三所学校教诲学生，总领各路的教育事务。前来求学的诸生，都以一套法度为准则，明白体会义理而适用于实际。理应让他的施展更加广大，谁能阻止他呢？却只得止步于此。肥美高亢的原野，是献卜所得的极吉之兆。水流拥抱山陵，山势环绕墓地，玄室将永远稳固。那些后代子孙，应当敬重这座墓门。这里是朱子的门徒，也是程氏的子孙。王太古（埜翁）墓志铭，方回撰。

译新安郡婺源的王氏，祖先是太原王氏。我的朋友埜翁，字太古。唐代巢寇之乱时，远祖从歙州黄墩迁到县中的武溪。修撰王愈、提刑王汝舟、大监王炎，都是这一支的后代。大监王炎与朱文公的学说如冰炭不相容，但他的书却广为流行，于是迁到上寒，又迁到桐川。五世祖字显道，富裕而喜欢施舍。他结识了掌管架阁、嗜好搜集古书的汲古周公正，便把女儿嫁给他；汲古果然考中进士。高祖、曾祖姓名不详，祖父姓名不详，字季武，号松川先生，崇尚义理而轻视钱财，九十岁时无病去世。父亲姓名不详，娶汲古曾孙女周氏为妻，五十岁去世，后来又娶董氏。太古幼年喜欢孙武、吴起的学说，不屑于求学。到了二十岁时忽然大彻大悟，遍读经史子集，考究制度和历数，擅长词章，诗歌学习韩昌黎；晚年又爱好《易》。许公月卿、吴公都认为他非同寻常。先儒论《易》，认为阳为实、阴为虚；太古作注却独自说，天之气运行而地的形势静止，阳虚而阴实，似乎是从形迹上立论，自成一家之说，与当时的学说很不相合，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终身没有改变。许公月卿曾经为他的书作序。他曾跟随浙东按察胡公绍开交游，由胡公介绍到江东拜见御史中丞吴公曼卿。有人说中丞已经把他的《易》推荐上去了，但最终也没有实行。他十七岁时母亲去世，哭号悲痛至极。二十八岁时游历郡中的黄山，寄居在蒋氏家，所骑的心爱白骡死了，他为它撰写铭文并埋葬。主客之间常常相对忘言，足迹遍及东南各地。江浙行省任用他为镇江学正，他认为这个职位即使做几十年也到不了执政之位，便弃之不顾而归。大德二年戊戌，他迁居上章半舍，许公为他题匾“行易广”。跟从他学习的人很多。他曾登上上章岭，想在那里建亭，说：“向东可以望见旧居，向西可以回望新屋，饮酒作诗，带着《易》来自我娱乐，这就足够了。”第二年，他患脾病，接受柳城齐侯英的邀请，为他的儿子讲授《易》。几个月后，又到了第二年庚子年秋天，病情突然加重。八月，他生了孙子，因为祖父和孙子同属庚子年，便取名叫后庚。他对侍奉病人的人说：“后庚既然来了，先庚就可以离去了。”他去世时六十一岁，时间是闰八月十四日。一个月以后，后庚也去世了。他娶同郡俞氏为孺人，早他四年去世，享年六十岁。儿子祖念，是胡氏所生；胡氏是弟弟可翁的女儿，弟弟恭娶郡中士人俞腾龙的孙女蕤宾庚池为妻。占卜定于辛丑年十月某日葬在上寒，与孺人同穴。祖念带着行状来到武林回去时，删削其中繁杂之处，为父亲作了墓志铭。祖念当时刚三十一岁，文雅而举止雍容。从这里可以看出太古的家训。铭文说：唉，太古啊，身在今世而心存古道；止息于此，永远如此。（王幼凤《续志》说：王太古号太古遗民，隐居授徒，没有不读的书，必定推究其本源，尤其专心研究《易》学。）他把自己所得的学说加以论述并汇编成书，在《易》篇中极力说明卦画、象数所以如此的道理，而且都以《河图》《洛书》自然形成的法则和形象为根本。他说：“我曾经观察《易》，心意与幽深渺茫的道理相契合，看见九宫以五为宗，四象之数蕴藏其中，彼此参合交错、综合错综，分离与会合纵横交织，湿与燥、草与木相互制约成形，以此触类而及万物，没有一处不能贯通。于是知道伏羲画卦，是河图自然显现；乾卦先在下方重叠，奇数为太阳，金由此而生；艮、坤从水中出现；数以六为太阳之详，所以天在南方较多，河川泽水向旁边注流；昆仑在亥地，地势厚重而北方广大；离、震是少阴木之子，巽、坎是它们的父亲；火属少阳，所以大明尚未完全通彻；阴气消解而雷行，阳气冲破而凉风生，月亮在西方孕育光辉。这就叫先天，是《易》的总纲。”他又看见《洛书》出于十数，五与五相合而得其位，生成之类聚集在一起；金火变化而到凉秋炎夏，《周易》以此作比拟：男女掌握权柄，父母年老而退隐于野；坎下降而离产生，中气于是执掌子午；左边的兄长掌管木，春天使阳气初生；右边的姐姐掌管金，秋天使阴气肃杀未尽。因此取巽为阴气萌发，恒卦随雷，兑卦以重刚而不违背父亲；艮卦重叠便成为坤德，与中土相对峙；寅、申以水为食，以火为寝；五行的消长和四时的次序顺次铺陈开来。” 这就是说，后天八卦以《洛书》为祖本。为什么汉代孔氏的臆说、豕亥鱼鲁的讹误，以及二刘的附和，彼此肆意轻慢而流传了一千五百年，竟像日月被遮蔽一样？我虽然愚昧，却唯独不能明白《洛龟》《河马》的道理。于是驳斥众说，恢复经文本义，撰成《见易紬圣言证今质古沿委遡原》，一逆一顺，体用分明；方图的斜竖与《易》的门户相同。我不顾鬼神责难，也不管别人非议，为《易》洗雪冤屈，杂记于墙屋之间，言语精妙而词句繁多，于是总括其旨意来告诫后人，也足以自我娱乐。何必一定要等后世的扬雄呢？他的自序就是这样。既然依照图书详细论述，又说明取法画卦、创立范式的缘故；还考证《洛书》在神禹以前已经出现，并引用《列御寇》《子华子》《干凿度》和《黄庭经》的话，来证明刘长民“九为图”的说法；又辨明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以及伪托关氏《易》相承立说的错误。另有《周易分注》，主张阐明卦象以考察变化和占断，其中说：“传文说：‘《易》就是象。象，就是模拟。’圣人确立卦象以穷尽意旨；解说《易》而不依据卦象，就像捕风捉影一样。先儒取象拘泥于《说卦》，却不知道《说卦》是河内女子所献的，和伪造的《秦誓》一起流传，得失各半。先师文公说：‘《易》本来是为占筮而作的，其中的言辞都依照象数来判断吉凶。’我如今把各经中的有关内容列出，作为仪象和卦爻；从中大致可以知道取用象数的例子。有取用一画之仪的，有取用二画之象的，有取用三画之卦以及互体、积体、覆体的，有取用六爻位置的。传文说：“变化运动没有固定停留之处，周遍流转于六虚之间；上下没有常态，刚柔相互变易；不能把它规定为固定的法则，只能随着变化所适应的情况而行。” 互体、积体、覆体的道理就是由此寄寓其中的。触类旁通，推衍而长于《易》，道理就显得焕然明白。又说：“彖辞、爻辞各自都有象和占。有象而无占，占意显现在象中；有占而无象，象意显现在占中。”贯通变化来观察就可以了。这部书完成后，他颇为自重。当时诏令有山林隐逸中著述的人，主管官署要把他们的书具名上报。因此本府把先生注解的《易》进献朝廷，交付翰林院、国史院校勘。当时程朱《易》说还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大家对这种说法都感到惊异；我见吴草庐先生正在担任胄监师，给他看后，他很赞赏。因此他所注的《易纂言》多采纳了吴先生的说法。休宁朱端叔先生说：“王先生的学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兵乱以后，即使他的子孙也不能了解他的学说了。《定宇陈先生（栎）墓志铭》，揭傒斯撰。

译圣人的学问传到新安诸子这里，朱子之学已经广大而完备。朱子去世以后，天下的学者纷纷著书，各有所得也各有失误，各自树立门户，争相标新立异，牵强附会、纠缠繁绕，使朱子的学说因此昏暗不明。然而朱子去世五十三年后，陈先生栎生于新安。他三岁时，祖母吴夫人亲口教授《孝经》《论语》，听过便能背诵。五岁进入小学，便开始涉猎经史。七岁通晓进士应试的学业，十五岁就成为别人的老师。二十三岁时宋朝灭亡，科举废止，他慨然发愤学习圣人之学，长期涵养、玩味、探究，废寝忘食，贯通古今，搜罗百家。认为对圣人之学贡献最大的是朱子，又担心各家的说法扰乱朱子的本真学说，于是撰写《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义》等书，文字总计数十万。他删去背离朱子的内容，阐发其中隐微的言辞和深藏的意义，补充朱子尚未完备之处。这样一来，朱子之学便焕然明白了。当时，只有江西吴先生澄以经学自任，善于著书，独自称赞陈先生对朱子有功。凡是江东来求学的人，他都全部送到陈先生那里。但吴先生多居住在交通便利的大都市，又多次被朝廷任用，天下学者从四面八方归附他，所以他的学说传播遥远而显著，地位尊贵而明白。陈先生居住在万山之中，与树木山石为伴，长期不出门户，往往数十年如此，所以他的学问必须等到著作流传天下以后，人们才能知道。等到他的著作流传开来，也没有谁能够阻挡，先生真可以说是豪杰之士了。先生字寿翁，所居之堂名为“定宇之堂”，自称“东阜老人”。唐朝末年，他的先祖中有一位名禧的人，从桐庐开辟土地迁居新安，住在休宁县西三十里藤溪之上，世代多有博学之士和显达之人。如今当地以他的姓命名为陈村。曾大父名伯仝，大父名庆，父亲名源长，以《春秋》教授先生。先生孝顺友爱、刚强正直，一举一动都合乎礼法，不因权势而交合，不因利益而结交。四方来求学的人，他都耐心诚恳地善加诱导。延祐年间举行宾兴，有司逼迫他参加考试；他既被贡举，本应赴礼部会试，却称病坚决推辞。他的学问大体以朱子为归依。他严肃事奉的人叫黄常甫，与先生交游的人有方公回、曹公泾。元统三年甲戌二月十四日，先生去世，享年八十三岁。五天以后，配偶朱氏七十九岁，也去世了，二人都没有疾病。他们去世的月份正是初昏之月，又在该月癸未日合葬于居所之后的祖坟中。朱氏有贤德，家中政务无论大小都亲自料理，从不以劳苦为意。先生能够专心致力于学问，也是由于妻子的帮助。儿子二人。照勲有孙子三人：埜、圻、基。勲、圻先去世；有女一人，嫁给程怡。曾孙一人：鎜。第二年，陈先生的遗孤拿着其父亲的朋友汪君炎昶所作的行状，托他的门人朱粲请求我撰写墓志铭。铭文说：先生的学问，既广博又简约；先生的品行，既专一又沉静。不因利益而忧困，不因名声而自高。闭门居于空山，与大道自由遨游。他的著作极其丰富，他的后代也极其茂盛。八十岁并不算长寿，他将与天地同久。《胡云峯（炳文）传》，汪幼鳯撰。胡云峯炳文，字仲虎，是婺源人。父亲斗元，向前进士朱洪范学习《易》学。他每天玩味一爻，七天玩味一卦，周而复始。教授门徒五十年，曾说：“乾卦专门讲善的本性，坤卦兼讲善与不善的性情。乾卦所说的善，我这一生无法达到；坤卦所说的积善，我差不多可以努力做到。”他自号“勉斋”，后来去世。门人俞洪等私下为他定谥号“孝善先生”。炳文幼年便酷爱学习，十二岁时夜间读书不停。父母担心他因此生病，想让他停止，他便用衣服遮住窗缝，整夜默诵。长大以后，专心致志学习朱子之学，上溯伊洛诸儒。凡诸子百家、阴阳、医药、卜筮、星历、术数，没有不加以推究的。四方学者云集，他曾担任信州道一书院山长。他的族侄淀创建明经书院，用来接待四方来求学的人。炳文回去担任山长，制定课试来训导诸生，造就了许多成材之士。后来调任兰溪州学正，没有赴任便去世了。炳文汇集各家学说加以参校订正，撰成《易本义通释》，尤其在朱子所注《四书》上用力最深。余干饶鲁的学问本来出自朱子，但他所作的解释多与朱子相抵牾。炳文深入订正其中的错误，撰成《四书通》。凡是言辞不同而道理相同的，就合并为一；言辞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就分别辨析，常常阐发其中尚未穷尽的深意。对于性理三书、朱子的《启蒙》《易五赞》，都有通释流传于世。《春秋》曾撰有集解，《礼书》也都有纂述。他认为修改尚未定稿，门人也有人得到过他的稿本。另有《大学指掌图》《四书辨疑》《五经会意》《纯正蒙求》《尔雅韵语》《云峯笔记》《讲议》二百篇、《文集》二十卷。东南学者因他的自号而称他为云峯先生。《畏斋程先生（端礼）墓志铭》，黄溍撰。

译先生名端礼，字敬叔，姓程。他的先世源远而世系相承，但家谱记载不详。能够考见的，汉代有海西令曾，唐代有太子左卫率府胄曹参军。他的先祖从番易迁居鄞县，则始于胄曹的祖父珍，所以如今是庆元鄞县人。（按：忠壮公的第十二世孙是纂，纂的第四世孙是煜，煜生承恭，承恭生公曾，公曾生珍；珍的第六世孙良弼生振父，振父生在孙，在孙生立，立的儿子就是畏斋兄弟。撰写志文的人看见公曾之名，误把他归为汉代海西令曾的后代，世系上下相差悬远，错误极其严重。）经历五代直到宋代，做官的人一直没有断绝。曾祖振父，任承务郎、平江府百万仓司。祖父在孙，任通直郎、平江府常熟县知县。父亲立，是乡贡进士，入元朝后追赠从仕郎、郊祀署丞。母亲王氏、曹氏，都封为宜人。先生是徐氏所生。起初通过举荐，任广德建平县、池州建德县儒学教谕。又历任信州稼轩、建康江东两书院山长。因多次考核合格，姓名上报中书省，授铅山州儒学学正。任期届满后，便以将仕佐郎的身份在台州路儒学教授任上退休。他在建平时，兴办和恢复废弛的事务；诸生中贫穷的，他一定周济供给。县尹王君起宗带领属吏听他讲论，又在赤岩上修筑房舍，让自己的儿子楚鳌从他学习。楚鳌后来出入台阁，终于成为当时的名人。继王君之后任该县县尹的人，又倡导好事之家出资，购买书籍一万卷，建高阁加以收藏。永康胡先生长孺为此作记。他在建德时，增建学舍安置门徒，把百姓被占去的田地全部恢复。刚到任时，学田只有三百亩；到任满交代离开时，已有一千亩。稼轩旧有的前贤遗迹大多被人占据，他依据簿籍查明后夺回归还。江东书院刚得到新的院额，台府命有关部门选拔人才来阐明教化，学者欣然知道了所应尊奉仰望的对象。文宗尚在潜邸时，派近侍子弟前来求学，赐给金帛、酒肉，礼遇极其优厚。到了铅山，他修整庙学；豪强人家筑屋侵入宫墙，长久无人能够纠正。先生向部使者申明，部使者命令拆毁房屋，他们害怕了，便请求用肥沃田地二十亩来交换。鹅湖书院旁边有一座道观，先生偶然到那里，看见一头驴在堂前空地上乱跑，把它赶走后又跑回来。先生默默占卜说：“地下果真有东西的话，驴一定会再来。” 不久驴果然又来，而且跑得更加用力，于是他访求观主，请求挖掘，得到十多块石碑，上面刻着众贤人的像，于是便修建了群贤堂。此前，平章政事赵鲁公和王御史理曾举荐先生可以教授国子，赵御史承禧又举荐先生可以提举儒学，都没有得到答复。先生回去以后，郡守王侯允恭登门行礼邀请，先生成为学者的老师；帅阃以及邻近各郡举行乡饮酒礼，都要等先生讨论后才决定。郡中原有宋丞相史越王设置的义廪，用来帮助仕宦家族和儒生在婚丧方面的不足；自从先生负责督察后，贫困者才真正受到它的恩惠。先生平素厚交的一两位达官名士相继去世，先生似乎很不快乐。一天，他乘船游东湖，诸生载着酒追上他，在湖心饮酒。酒喝到半醉时，他指着自己卜定的墓地说：“你们难道知道我不久就要归葬于此吗？求学问道的方法都在圣人经典和贤人传记中，读书有一定方法，我曾经讲述过了。真正的知晓和实践，在于各人自己，努力吧！”诸生为此默然，各自举杯祝寿后离去。从此先生多因病不出门，过了很久病势加重。有客人将要上京，经过这里来告别，便和他一起谈论宋末的事情，娓娓道来，毫不疲倦。先生戴正帽子送客时，脸色忽然改变，痰气发作。医生进献丹药，先生拒绝说：“不敢服用。”他的眼睛已经闭上，头微微偏向一边。门人乐良进来说：“先生的头稍微偏了。”先生又睁开眼睛，端坐着去世了。这是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日，享年七十五岁；至正六年正月，葬在县东阳堂乡的陶岙。娶潘氏，潘氏是建平的望族；先生主持教务时仰慕她的贤德，便把女儿嫁给她，先生死后因此葬在建平，到这时才奉迁回来合葬。儿子一人衍，女儿四人，孙子一人循理，孙女三人。宋末的士人大都致力于把记诵和辞章作为谋生求宠的工具，而在这时谈论道学的人也没有比这更兴盛的了。四明的学术以陆氏为祖、以杨氏和袁氏为宗；讲朱子之学的，从黄氏震、史氏蒙乡开始；继承朱子之学的，从晏氏渊、大阳先生枋、小阳先生岊直到史氏，先生承接了这一传统。黄氏主张亲身实行，史氏致力于阐明本体以通达实际应用。先生一向有志于当世，可惜仕途没有大显，因此一生的积蓄未能在施政中充分发挥；但他私下传授给他人的学问，对名教也不能说没有功劳。所以礼部郎中韩公居仁曾向小阳先生求学，他在先生的家乡做官时，与先生的议论没有不完全契合的。行省多次聘请先生主持乡试评文，先生认为国朝设置科举的最初本意，是专门取用朱子关于贡举的私议，如今却多有违背；如果前往，恐怕不能合力，所以坚决辞谢不去。从他的学术源流和始末，大概可以看出这一点。先生面色严肃而气度平和，善于诱导学者，使他们日有所改、月有所化；他的二弟太史公端学，举止都有老师的法度，学者因为他刚明严正，尤其敬畏他，人们把他们比作河南程氏两位先生。先生著有《读书日程》若干卷，国子监已经颁行到各郡县，学使把它作为教学法式，中书省又上报此事并再次下令，使各地遵照实行。诗文有《畏斋集》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先生下葬两年后，门人徐仁文等若干人共同带着宣文阁授经郎危素所作的行状，前来请求撰写墓志铭。我幸而曾经与先生交往，从行状中考察没有不相合的地方，于是又把平日所了解的情况一并编次，写成墓志铭。铭文说：大道极其平坦，圣贤共同趋向。政事繁乱，风俗离析，老师各异，旨趣不同。真正的儒者有所作为，才揭开蒙蔽。先生所传承的学问，自有端绪。既不急促，也不迟缓，践行那至中的大道。居心宽厚，宽和而有容。观察他的实践，便以他的学法为制度。四方以此受教，写入法令。志向受限于职位，他的施展未能丰厚。只是他的教化和思念，将流传到无穷。门人来请求铭辞，论述并撰写他的遗德。把它留给后来的人，永远作为敬仰效法的准则。《积斋程君（端学）墓志铭》，欧阳玄撰。

译程君时叔去世二十年后，他的儿子徐来请求撰写墓志铭。君名端学，字时叔，号积斋。程氏世系出自广平，唐代以来世居鄱阳。君的先世有一位名珍的府君，从鄱阳迁到四明的鄞县。他的孙子在唐代任文林郎、卫率府胄曹参军，杜工部有诗送程率府归四明，说的就是他。到了宋代，有闻名之人。曾祖振父任承务郎、平江府百万仓司，曾祖母为畲氏；祖父在孙任通直郎、平江府常熟县知县，祖母为卓氏；父亲立，十八岁时成为乡贡五经都魁，归附元朝后，地方长官多次推荐他入仕却没有接受；如今因儿子显贵追赠从仕郎、郊祀署丞，母亲王氏、曹氏都封为宜人。至治癸亥年，我任鸠兹县令，浙江行省聘我为秋闱试官。第二场考试的四灵赋，本房得到一卷，喜爱它文辞气势高远，打算列入选中。复考官却说不是赋体，想把它黜落。我极力争辩，并且说：‘此人的赋能写到这种程度，经义一定是高手。’试卷上写的是三个不成字的字号，督掌卷官按照字号查找，取出他的经义试卷看，读到那里，果然是笔力雄健、老成凝练的文章。主考官采纳了我的意见，于是录取了他。我默默记住了这卷试卷，拆封揭晓字号后，同考官秦邮龚璛子敬平素知道君的姓名，对我说：‘这是四明处士程敬叔先生的弟弟时叔。’ 如果不是您的话，差一点就失去了这位优秀人才。第二年，君参加会试，考中高等；榜单传到江南，我暗自高兴，觉得自己先前的识鉴还不至于迂腐无用。这是我最初从程文中认识时叔。泰定乙丑年，我任武攸县令，被召为国子博士；时叔已经升任国子助教。皇上有一天让他和同僚史駉、孙车甫以门生之礼来拜见我，史駉也是我选取的人才。我辞谢而不能推辞，行礼完毕后，我们才一起登上讲席，旁观者都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从此我与时叔结交，见他的内心和容貌都古朴，文章和品行都卓异。恰逢国学改变积分制度，按升斋等第，他帮助我议定了许多事情。诸生讲授稍有空闲，他便拿自己所作的《春秋本义》来同我讨论。大概君的精神心术全都集中在这部书中，早晚不停删改，以至废寝忘食。我曾对他说：‘从前杜元凯有《左传》癖，您难道有《春秋》癖吗？’不久，孙车甫因勤苦读书而得病去世，君也逐渐消瘦，多病。我常以此劝诫他，他的勤劳却仍旧如常。这是我后来从学问和品行方面认识时叔。后来至元丙子年，我以国子祭酒的身份请假南归，取道筠州；君任筠州幕长，但已经去世两年了。筠州的正副长官、属官以及本地士人中，凡有朋友来见我，我一定询问时叔的情况。他们都说君治理政务廉洁、沉静而明达，刚到任时，属吏以为他是儒者，恐怕不熟悉吏事；后来发现他熟悉章程，通晓事务，很快连老吏健胥也拱手服从了。太守僧嘉讷非常贤明，凡事都向君请示决定。君去世后，他穿着丧服悲痛哭泣，仰天呼喊：“正人已经去世，我还依靠谁呢？”当天便发文告老离任而去。能够使长官把他的生死作为自己去留的依据，君为官的才能也就可知了。这是我最后从吏治方面认识时叔。宋代乾道、淳熙年间，朱学与陆学同时兴起，四明学者多奉陆氏，只有黄氏震、史氏蒙卿独自尊奉朱氏。君与兄长端礼、敬叔师从史先生，完全得到朱子阐明本体、通达应用的宗旨。于是兄弟二人互为师友，平时一举一动必合礼法。当时人因他们方正严肃、刚强正直，把他们比作二程。敬叔阐发朱子的读书方法，著有《读书工程》若干卷，国子监取用他的书，颁示四方郡县教官，作为学者的规范。后来中书省把此事上报，又再次申令告诫。君先与乡里同道孙君友仁感慨《春秋》在诸经中独独没有统一的解释，于是遍查前代解释《春秋》的著作，共一百三十家，折中异同，续作《春秋记》。因此他沉潜钻研、反复绎理二十多年，才撰成《春秋本义》三十卷、《三传辨疑》二十卷、《或问》十卷。经筵官以此申请，有司把他的书刻印流传于世。君早年不屑于从事举子业，朋友竭力劝他参加考试；等到两次应试两次取胜，平素有所学习的人也没有超过他。会试时经义和策论名列全场第一，试官惊叹不已，向宰相说明：“这篇试卷不是有三十年学问不能写成的；即使允许举子带书入场，在考场短暂的时间里也未必写得出。请把它列为总榜第一。”后来受到旧制度限制，只能把他作为南士第一名，列总榜第二。起初调任僊居县丞，尚未赴任，不久改授国子助教。当时隐士张临慎任司业，君与助教王瓉在国子监中与张讨论文章意见不合；当权者听信张的说法，君与王瓉尚未参加考核便被注定替代。平章乌公素来听说二人有学问，传达旨意给吏部，特别按照考核和评论提升转任，君与王瓉和我一同被授为从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君在翰林院撰述议论，常常受到学士雍郡虞公伯生的推重。中书省选拔考官，分赴各地主持乡试，号称选得人才。国子生贺据徳、李哲曾亲自向君受经，后来都成为南宫第一名。君任筠州幕长不久，朝廷拟授他太常博士，任命将要下达时，他却死在任所。如今因儿子显贵而追赠为奉训大夫、礼部郎中、飞骑尉，追封鄞县男。娶余氏，是宋参政珍的曾孙，先去世，追赠宜人，进封鄞县君；继娶周氏，是宋进士应龙的孙女，封恭人，进封县君。儿子四人：复因荫补，多次调任，官至江浙行省理问所知事；次子徐，由翰林从事起家，在太史院任校书郎，迁奉礼郎，选为中书东曹掾，随太师丞相出军；徐升任礼部主事，改任刑部、户部主事，升中书检校官，授监察御史，升本台都事，以才智著称于当时；次子赉，是国子生，能写文章，在胄馆中颇有声望，早逝；次子卫，任林州书院山长。女儿一人，嫁同乡乐旭。孙子四人：孚，国学生；式，鄞县教谕；谦、诚。曾孙二人：祖伊，均年幼。君生于至元十五年戊寅，五月丁未去世；元统二年甲戌十一月癸卯，享年五十七岁，于次年闰十二月乙酉葬在本县阳堂乡太白里原野。余氏从青山迁来，与君合葬。君寿命不长，德行和官位也没有得到相称的回报；能够留下的余庆，应当会施及他的后人。

译然而我两次主持贡举，两次主持会试，又多次考核国学公试以及大都、各行省的乡试，所取人才大概有数百人，其中后来成为著名公卿、建立事功的不少；但要寻找像我的时叔这样通晓经学、研习古道的人，却十分困难。他这样的人难以得到，所以我才观察得特别仔细、叙述得特别详尽吗？铭文说：生于鄞县，死于筠州。作为儒者醇厚，作为官吏循谨。怀抱鲁国麒麟般的贤德，直到终身。呜呼！他是我元代的贤民，百世不变的正人，是素王孔氏的忠臣。《故海盐州教授程君（逢午）墓志铭》，邓文原撰。大德七年，新安程君信叔去世，过了六年才下葬。他的儿子愿学留在京师，拿着行状来请求说：“先人努力学习、砥砺品行，在世时没有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死后又没有著述来使他流传不朽；这既不能继承先人的志向，也加重了我的不孝之罪。希望先生哀怜，赐给他一篇墓志铭。”考察程氏世代居住在广平，东晋时有一位名元谭的人任镇东军谋，湘州刺史出任新安太守，因而在这里安家。到第十三世孙灵洗时，仕梁有功，死后谥忠壮，百姓在当地公祀他。又过十三世，有孙澐在唐代任检校御史中丞，居住在休宁汊口，是君的第十二世祖。君的父亲名自得，德行隐晦而不显耀。母亲俞氏，共生五个儿子，君排行居中。幼年聪颖，喜欢读书。长大后学习举子业，探究义理深奥之处，删去浮华靡丽的内容，许多大儒名士都屈尊与他交往。宋宝祐、咸淳年间，两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未中，有见识的人讥笑主管考试的官员；君却淡然处之，不因得失而恼怒，反而喜爱学习，学问更加精深。至元丙子年，文教制度统一，他闭门以诗书教育儿子，不再有做官求禄的打算。元贞丙申年，郡侯把君推荐给行省，于是用版授方式任紫阳书院山长。紫阳是朱先生的故乡，君出生时还来得及结识当地的诸位老先生，熟悉听闻他们的绪论，早晚研讨考察，获得了学问的宗旨。到任后，他为诸生反复讲解《中庸》，辑成讲义三卷，经过十八个月才完成。郡中认为他的文章可以流传，便命令书院刻印。他的学说本于朱先生，而言语之外那些不可传授的精妙之处，则是他自己心得所得。任期届满后，授海盐州儒学教授，尚未赴任便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君名逢午，字信叔。娶俞氏，继娶吴氏。儿子二人，长子就是愿学，次子幼学。女儿三人。当初我客居钱塘时，李君公略以照磨身份居于行省幕府，信叔寄居在公略处。我常常去见公略，总能看见信叔不停地亲手写字；同他讨论古今之事，上下贯通，滔滔可听。我曾说：“如今担任师道的人，如果能得到像信叔这样的人，大概就可以了吧？”公略也常常向我称赞他的贤能。如今君和公略相继去世，而我来为他的墓志作文，真令人悲伤啊！愿学悲痛父亲困顿终身而死，常常想着奋发迅速以光大宗族，这样，信叔也就不会灭亡了。墓在休宁县和睦乡上山林祖墓旁，于大德戊申正月七日下葬。铭文说：呜呼！信叔是读书人，孜孜不倦地追求名声，你却不争逐名利。有的人故意矫异以标新立异，你始终保持本性。穷尽丹砂铅墨来写作，直到白头，真令人悲伤啊，这是命运。把铭文刻在贞石上，告示后来的人，希望这是子孙的福庆。《倪仲弘先生（士毅）改葬志》，赵汸撰。新安有一位品行贤能的君子，名叫倪仲弘先生，在黟县教授学问二十三年。去世以后家中贫困，不能下葬，过了四年才得以归葬休宁故里赤丘的原野；但墓地下湿，想迁到高爽干燥之地，又没有力量办到。黟县人怀念先生的德行，长久不能忘记。门人汪志道和他的弟弟存心一起谋议说：“先生在我们县设馆教书，后来便留下家来，这大概就是所说的死后可以由地方社祭祀的人。我们乡西北黄坑有一块好地，请把先生改葬在那里，以寄托县人的思念，可以吗？”他的遗孤听见后，谦逊地不敢承受。又过了两年，即至正十四年冬十二月，县令永嘉周侯希濓赴饶州任职，路过汪氏居所，听到他们的话，赞叹说：“我从这里才知道先生的贤德；何况用弟子的土地安葬老师，在义理上没有不可以的。”当天便命志道、存心按照自己的意思写信交给先生家，又命几个遗孤赶快选择日期营办葬事，然后离去。于是就在今年己未正月癸酉，把先生改葬在黟县南坑畲思坞的原野，顺从黟县人的心愿。先生守持自身、约束品行，不以名声自高；侍奉双亲极其孝顺，待人以诚，不是值得交往的人不交，不是自己应得的东西不取。不是仁义道德的学说，且没有经过本郡先师朱子评定的，他不拿来教人。凡是污秽苟且、卑贱低下的事情，不让它接触自身；对于利害得失的揣摩计较之辞，也不挂在口头。即使严寒酷暑，也未曾有一天停下学业去嬉游；终其一生，人们从未见他疾言厉色、神色急迫。因此黟县人相信他的言论，尊敬他的品行；他去世以后，仍然思念他。倪氏世代居住休宁，到先生时更加贫困，无以谋生，平日靠在黟县授徒来养活自己。汪君泰初听说他的贤德，恭敬地礼聘他，在下阜里修筑房舍，请先生奉养双亲来居住，亲自率领子弟向他求学。志道、存心都是他的儿子。先生名士毅，字仲弘。曾祖机，祖父文虎，父亲良弼，都凭文学教授；先生的老师是陈寿翁先生，也是休宁人。他所注的书叫《四书辑释》，闽地书坊买得初稿加以刻印；他曾另行创立纂释的体例，十分精密。书稿尚未完成，又准备依次整理其他经书，都没有完成便去世了。他于戊子年四月九日去世，享年四十六岁。娶吴氏，儿子四人：尚絅、尚徳、尚谊、尚礼。尚絅后来娶汪氏；尚谊是从父士安的女儿，嫁给徐显孙；有孙子铨，孙女尚幼。起初先生居父丧，尚未服丧期满便感病不起；又过三年，太夫人和吴氏相继去世。因此黟县人更加哀痛他。下葬那天，凡是先生的宾客、朋友、门人、弟子，都深切感激黟县人的知义和周侯的乐善，也因此更加彰显先生亲身教化的道理。下葬以后，众人便商议买石刻文，立在墓旁。因为赵汸从幼年起就受到先生的了解，又被称为最能了解先生的人，于是把笔交给了我。我考察战国、秦汉以来，大道虽然已经隐没，但忠信孝友、敦厚的士人从来没有断绝。近代圣学重新明白以后，士人才开始以知晓大道为宗旨；时间久了，又失去了这种传承，求学的人更加用空泛言论自我蒙蔽。因此高尚的节操、卓异的品行，很少再被当时人称道，民间虚伪日益增加，世道变化也达到了极点。像我们仲弘这样的人，哪里还容易得到呢？姑且借这篇改葬志，略略记述他的为人如此，使君子有所考察。《程教授（复心）传》，汪幼鳯撰。

译程教授复心，字子见，婺源人，号林隐。天性聪敏敦厚，从小喜欢读书。师从朱文公的从孙洪范，与云峯胡炳文为友。中年以后更加专心学习、努力实践，曾取朱文公《四书集注》，汇合黄氏、辅氏等人的众说而加以折中，分章绘图，间或附上自己的意见。积累三十多年，才完成，命名为《四书章图》。又取语录等书，辨别考证异同，增补删削详略，撰成纂释二十卷，阐明濂洛诸儒尚未说尽的宗旨，对后学有功。元至大戊申年，浙江儒学提举司向行省报告。皇庆癸丑年，行省进献朝廷。翰林院、国史院考订他的书，大都称赞。学士赵孟俯请求把它收藏在馆阁，阐明大典；但平章李道复对此表示异议，于是议定从江南各路教授中选拔任用复心。此时他将近六十岁，因父母年老坚决推辞。朝廷特授他徽州路儒学教授，退休后发给一半俸禄，终身如此。方回、程巨夫、王约、元明善、邓文原、虞集、杨载、范徳机等名士大夫，都有文章称述，极力赞美他。至元六年庚辰十二月十八日去世，享年八十四岁。学者称为林隐先生。（江浙行省缴申程复心《四书章图》咨文）皇帝圣旨谕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据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申报，据杭州路儒学申报，据耆宿儒人赵与虎等呈文：切见徽州路婺源州儒人程复心，出生在朱子同乡，早年便接受先儒的教训。他曾取《大学》《中庸》的章句以及《论语》《孟子》的集注，分章分析义理，分别绘成图表。又对纂疏、语录等书辨别考证异同，增删详略，撰成纂释二十多卷，阐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旨，条理分明、逐层列举，光彩鲜明，确实有补于后学。像这样著书的功劳，实在值得嘉奖尊崇。呈请详细查照，得到答复如下：本学现在把本人所著文字连同文书一并送上，呈请查照施行。又收到松江府知事邵从仕的牒文：切见徽州路老儒程复心，年将六十，学问贯通《四书》，乐于道义而安于贫困，久已享有老成的声誉；修身谨慎，品行端正，实在是才德优异的人才。本儒生居住在朱文公的故乡，曾将文公《四书》分章绘图，阐析文辞和意义，本末终始、精粗细节全都完备，鲜明可观。又取纂疏、语录等书参校订正异同，增删详略，编成注释纂释二十多卷。总共用功二三十年，才完成全书。其中如《大学》讲心而不讲性，《中庸》讲性而不讲心，《论语》专门讲仁，《孟子》专门讲义等语，都阐发了濂洛诸儒尚未穷尽的深意，确实有功于后学。前建德路总管方虚谷以及前浙东海右道廉访副使臧鲁山先生，都有序跋，对他深加赞赏。本儒生苦心著书，才德都很美好，不求仕进；如果不加以举荐彰明，岂不是辜负朝廷崇尚儒学、尊重道统的用意？如果承蒙准许保举，请备文申报上司，依照成例优先提拔任用，也可避免遗失人才。依此进行考校，发现程复心所著《四书发明》能够阐发深奥义理，使学者开悟，用意精密核实，确实值得嘉许。现将程复心所著文字连同文书一并送上，呈请查验。事情得到本省答复：现将程复心所著文字随咨文送上，咨请详细查照施行。《王伯武先生传》，汪幼鳯撰。王伯武，名偁，号绝侪。早年聪颖，师从胡云峰炳文；考订明晰族谱世系，撰成《惇叙图》。他的族兄懋伯因八世祖的墓地长久被富家占为产业，无法收回，伯父便用自己的田地交换，将墓地归还。王伯武博览群书，凡是天文历法、象数、江河海岛、山经地志、源流先后、古今州郡地域疆界的异同、礼乐名物度数的详略、三代及汉唐历代的制度典章，他早晚都加以讨论，图象全部列出，义理注疏完备陈述，折中采用先儒的意见，并阐明先儒未详之处，补充先儒未备之处。积累日久，卷帙繁多，于是将它概括整理：关于天的称为《天象考》，属于地的称为《坤象考》；又对朱子《仪礼经传通释》分门别类，精心考察论述，理出头绪，按次编集；旁及阴阳、医药、百家和各种技艺，没有不全部记载的，共二十多册，总题名为《格物编》。壬辰年全都毁于兵乱。休宁朱升一向以博学著称，凡是制度中有疑难、不能贯通的地方，必定告诫他的门徒记下来，说：“将来要拿去问伯武。”他当时受到推重，就是这样。弟弟与，字仲全，自号容安散人，刻苦清贫，亲身实践、努力达到，最终有所成就，乡里称他们兄弟为“二难”。《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一。（明）程敏政撰。○行实（儒硕）。《汪古逸先生（炎昶）行状》，赵汸撰。

译先生姓汪，名炎昶，字懋远，自号古逸民，学者称他为古逸先生。曾祖父汪冲，祖父汪天衢，父亲汪季安，世代居住在新安婺源。新安汪氏自唐越国公汪华开始显贵。大中年间，有汪道安任歙州兵马使，充任婺源镇都虞候，生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汪濆。汪濆最初将从婺源镇将迁往三吴镇，因而在上游十里的大畈定居，如今大畈的汪氏都是他的后代。先生幼年便有奇异的志向，但记诵方面有所不足，常常以坚苦自我激励，甚至忘记睡眠和饮食，后来便无书不读，探究深奥隐微之处，彻底洞察幽深的义理，即使一向以博学著称的人，也很少能超过他。他的学问以六经为源流，在言语文字之外领会程朱性理学的要旨；取朱子《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采择群书，阐发其中精微的义旨，有所心得便加以疏解，并不急于著成一部完整的书。他身材高大，长须飘然，衣冠十分伟岸；举止、动静、言语、沉默、进退之间，都超然于世俗，不随流俗。那些工于巧利、鄙陋奸诈的人听到他的声名，便意气消沮；见到他的人无不恍惚若有所失。宋代太学生孙嵩，元朝灭宋后，归隐海宁山中，闭门作诗，艰苦锻炼，心情凄楚断绝、沉沦绝望，以寄托自己终身无尽的悲哀。先生早年便跟随孙公交游，也善于作诗，于是彻底断绝了在当世求取功名的念头。婺源有位江凯，字伯几，是许月卿的门客。许公是宋代著名进士，宋亡后归隐婺源山中，制作齐衰服穿着居丧。许公认为江君奇异，归隐也有女儿的缘故；江君同样不求仕进，只与先生交游。江氏居处名叫雪矼，涧泉林木景色优美，江君每天和先生在其中徜徉，作诗饮酒，上下纵论古今，拍掌纵谈，以此互相娱乐。世人有时把他们比作古代山泽间的列仙，认为他们不是当今之士。然而先生虽然年老，仍然不废讲学。当时海宁有陈寿翁，先生正在家中著书，陈公曾请求观看先生所注的四书。先生起初并不认识陈公，却把书全部送给他，并对陈公说：“我平生没有别的技能，只有不护短、不忌讳求医问药算是长处；请千万不要因为直言而疑虑。”当时先生已将近七十岁，仍然求取增益而不知满足，就是如此。陈公常常诵说这些话来激励登门求学的人。先生教人，一定使他们循序渐进，去掉浮华而致力于实际，不要在古代文章上追逐虚名；领会前人用意深远之处后，他常常指出文章的格律法度和删削安排给人看，并告诫人不可轻率作文。他自己写的文章奇特而有法度，诗作较少，婉转而遒劲，有时也流露出悲壮激烈的情调。先生早年丧父，侍奉母亲很孝顺，每逢先处理事务再周旋应对，常常唯恐稍有过失。母亲说一句话，他都恭敬谨慎地奉行。家中常常缺少食物，但他自视为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的人。教学之余，从不计较谋划，有时反而关门不出，动辄十多年。然而逢年过节，他一定尽力置办美食珍馐供养母亲，即使年老也不懈怠。太夫人活到九十岁，他仿佛忘记了家境贫困。至元戊寅年夏四月，先生卧病，叫儿子淮琛准备粗饭菜羹。饭菜摆好后，他整理衣冠起身坐下，略进食饮羹。把羹放在筷子旁，对淮琛说：“侍奉死者要像侍奉活人一样，祭祀不必丰厚，说的就是羹饭这些东西。”说完，他回到席上，端正身体，收拢双手，安然而逝。这天是本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八岁。娶江氏，儿子三人：淮琛、照乘，以及弟禹玉；后棠、金早年去世。女儿嫁给詹某。孙子三人：药树、琪树、芳树。先生去世时，他们都还年幼。先生所注《四书集疏》尚未脱稿，诗文大多散失不存。淮琛曾在家刻印诗五卷。同郡方万里公见到先生所作的诗，便感叹说：“没想到我州又有这样的人。” 巴西邓善之公与孙公有世代交谊。邓公巡行江东时在休宁停留，寻找孙公，却得知孙公已经去世，于是得到先生所作的一篇赋和其他文章，说：“这是柳子厚的笔法。”又有先生的几十篇诗传到江西，蜀郡虞伯生公见到后感叹说：“这是豪杰之士啊，山林之中竟然有这样著名的作品吗？”他受到名流称许，就是如此。新安自朱子以后，儒学兴盛闻名天下，号称“东南邹鲁”。宋亡时，年老的儒者还有几十人，他们的学问全都以朱子为宗，其议论风旨都足以作后人的师表，其文章辞藻都足以光耀一代。元朝初年，我的祖父任星源长、卿贰时，从许公以后，又有胡济鼎公、吴遯翁公等，都得以同他们交友。滕山臞公当时任主簿，旧家在太平时代收藏的诸公文翰最多。我曾抚摸这些书卷慨然叹息，以生得太晚、不能见到前辈为遗憾。后来跟随先生交游，才知道前辈之士之所以不可企及，他们立身行事所留下的风范和余韵，无不有所源流。先生去世后，孙叡和淮琛来见我，说我应当为先生撰写行状。我推辞说：“曾听说记录贤者，必须详述他的身后事；如今安葬之期还没有确定。” 幸而能够办成安葬之事，我怎敢推辞呢？后来过了十九年，孙叡才在同乡黄荆山高路之源买到土地，奉先生的灵柩下葬，并写信来告知这件事。此时淮琛去世已经超过一年了。唉！凭我汸这点不才，难道能够了解先生所蕴含的学问并为他称述吗？如果先生卓然不群，能够向上与千古圣贤为友，那么就有不必等待后学之言、自然不会湮没的地方了。姑且把大概情形记录如此。后来有君子，希望能够为他表彰发扬。《元故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程公（荣秀）墓志铭》，陈祖仁撰。

译公名荣秀，字孟敷，姓程，世代是徽州休宁人。程氏的先祖中，有梁朝将军忠壮公程灵洗，因忠勇功勋获得朝廷赐予庙食，于是成为一郡著姓；子孙散居南北，河南二夫子也是他的后裔。忠壮公第十四世孙程澐，唐末任歙州都知兵马使；他的儿子程南节从歙县黄墩迁居休宁。陪郭的第五世孙程全，宋末任开州团练使，驻守池州；当时伊川先生的儿子端彦在州中避乱，因而互相联络谱系。程全生程先，程先生生永奇，又迁到本县小东门。永奇生瑜，任将仕郎。瑜生仔，仔生伯祥，伯祥生圉，圉是公的所后父。端彦任会州司户参军，生江州德化丞旸；旸生徽州直学谦之，谦之与永奇一同师从考亭。谦之生将作监丞源，源生宣州倅振孙，振孙生志学，志学是公的生父。公显贵后，追赠所后父为奉训大夫、中书左司员外郎、飞骑尉，追封休宁县男；所后母郑氏封为荣阳县君。公生来谨慎朴实而非同寻常，天性至孝，侍奉所后父如同亲生父亲。程氏自永奇起便跟从朱文公学习，子孙世代以诗书继承家业。程仔跟从竹洲吴公学习，伯祥跟从秋崖方公学习，圉跟从虚谷方公学习，他们都在当时知名；公也曾以童子身份到虚谷门下求学。宋朝将要灭亡时，虚谷因睦州归附元朝，准备把公列入仕籍，公内心轻视此事，坚决辞去，跟随婺源山屋的许公学习《周易》。许公认为他奇异，他学成归来后，以讲学授徒为业。公常常自称是伊洛学派之后，跟随考亭朱子学习；除程朱之书外，其他书大概都不喜爱。延祐年间，学士邓文原任江东宪司，访察到他的名声，便以教官身份荐授他为建康路明道书院山长。公任教时，首先实行义理教化，后来才考课试业，尤其不拘泥于钱谷是否有余，专心整理濂洛诸儒的著作，订正讹误、补足缺漏，刻本大多得以完备，学者都欣然服从他的教导。因多次考核合格，升任平江路儒学录，又调任嘉兴路儒学教授，所教与在建康时一样，并且更加努力地以风教激励学者。他在这两个地方，请求部使者重新修建范文正公、陆宣公的祠堂，订正他们的遗书，汇集祭祀典礼，编成《景行录》流传。后来因母丧回家，办理丧事不用佛教仪式。又认为朱氏《礼》书出于文公去世以后，其中有许多尚未确定的说法，于是重新取文公言行中涉及礼制的内容，编成《翼礼》流传。服丧期满，授任饶州德兴县主簿，尚未赴任，江浙行省便以隐逸荐举朝廷，授任江浙儒学副提举。到任主持教化的那天，庭院中长出了灵芝。当时吴兴赵裕实公确实以文章辞翰闻名天下，往来于浙中，公却独独不去拜访他，还对学生说：“儒者在经史中自有快乐的境地，不希望你们崇尚这种浮华辞藻。”过了很久，提举出现空缺，公因荐举而补任；但公自己以年老请求退职。他举荐婺源胡一桂、四明程端礼来代替自己，于是得以致仕。公治学始终以修养心性为主，所到之处一定把《四箴》和《敬斋箴》张贴在墙上，用来自我警戒。在家居处和待人接物，举动都以古人为准则；衣食起居，全都有固定的常度。谈论当世事情的利弊，明白切实，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只可惜他的官位没有达到与德行见识相称的程度。诸经、诸子、史书，他都有记录，朱笔黄笔校勘过的书动辄数百卷，其中多有阐发儒学先贤尚未阐发的内容。诗文写作从不刻意经营，但兴致来时也有作品，浑厚而足以流传，专门从事文学的人反而不能及。临终之际，他神志气息不乱，整理衣襟端坐，命人执笔写下“谨礼守法”四字，交给子弟后去世。享年七十一岁，是至顺四年十月八日。娶刘氏，能够辅佐君子，被封为彭城县君。儿子一人，名文贵，当时任饶州路德兴县铜冶场提领，在公去世那年把公安葬在县城东面的程家源。过了很久还没有人为他撰写墓志，文贵便把行状托付邑人赵汸，请他来请我撰铭。唉！像公这样，可以说是通晓经学、研习古道的人，而且没有辱没自己的家世。为他作铭是合宜的。铭文说：嵩山高峻巍峨，是四方仰望的所在。多么显赫的两位贤人，兼具天地灵秀。闽海浩荡，是众水汇聚的地方。若不是鸿儒大贤，谁能使隐晦的道理显明？有位美好的程公，学问优长、品行醇厚；学业发端于嵩山，私下师法于闽地。分别教导三所学校，总领各路教育。前来求学的诸生，都遵守一套规矩法度，明白义理而适用于实际。应当施展宏大的事业，谁能阻止他呢？却终于止步于此。肥沃高阜之地，墓地兆象极为吉祥。水流环抱山岭，永远坚固幽深的墓室。那些后代子孙，应当来到这座墓门之前瞻仰。这里安葬的是朱子门徒，也是程氏后人。《王太古（埜翁）墓志铭》，方回撰。

译新安郡婺源的王氏，先祖是太原王氏。我的朋友埜翁，字太古。唐代巢寇之乱时，远祖从歙县黄墩迁到本县武溪。修撰王愈、提刑王汝舟、大监王炎，都是这一支的后代。大监王炎与朱文公关系如冰炭，后来他的书和注解盛行，迁居上寒，又迁到桐川。五世祖字显道，富裕而喜好施舍；认识架阁汲古周公正，便把女儿嫁给他。汲古果然考中进士。高祖、曾祖姓名失载，祖父名某，字季武，号松川先生，重义轻财，九十岁时无病去世。父亲名某，娶周氏，周氏是汲古的曾孙女，五十岁去世；后来又娶董氏。太古幼年喜欢孙武、吴起的学说，不屑于读书求学。到二十岁时大为醒悟，遍读经史子集，考究典章制度和历法数术，擅长词章，诗歌学习韩昌黎；晚年特别爱好《易》。许月卿公、吴觉公都认为他非同寻常。先儒论《易》，认为阳为实、阴为虚；太古作注却独自认为天气运行、地形停聚，阳虚而阴实，似乎是从形迹方面立论，自成一家之说，与当时流行的说法很不相合，但他坚决执守此说，终身不变。许月卿公曾为他的书作序。他又曾随浙东按察胡绍开公游历，胡公介绍他到江东拜见御史中丞吴曼卿公。有人说中丞已经推荐了他的《易》学，但最终也没有实行。十七岁时母亲去世，他哭号到声嘶力竭。二十八岁时游历郡中的黄山，在蒋氏家居住；所骑、所喜爱的白骡死了，便为它作铭并埋葬。宾主之间甚至忘记说话，足迹遍及东南各地。江浙行省任命他为镇江学正，他认为这个职位几十年也不可能做到执政，于是弃之不顾，回家而去。大德二年戊戌，他迁居上章半舍，许公题匾为“行易广”。跟从他学习的人很多。他曾登上上章岭，想在那里建亭，说：“向东可以眺望旧居，向西可以回顾新屋，饮酒作诗，带着《易》书自我娱乐，这就足够了。”第二年患脾病，赴柳城齐侯英的邀请，教授他的儿子《易》。几个月后，第二年庚子秋天，病情突然加重。八月孙子出生，因为祖父和孙子同属庚子年，便取名后庚。他对侍奉病人的人说：“后庚既然来了，先庚可以离去了。”去世时六十一岁，是闰八月十四日。一个月后，后庚也去世了。娶同郡俞氏孺人，早他四年去世，享年六十岁。儿子祖念，是胡氏所生；胡氏是弟弟可翁的女儿。弟弟恭把女儿嫁给郡中士人俞腾龙的孙女蕤宾、庚池。占卜选定辛丑年十月某日葬在上寒，与孺人同穴。祖念带着行状来到武林回见我，我删去繁冗文字，为他作铭。祖念年仅三十一岁，文雅端庄。太古的家训，在他身上可以看见。铭文说：啊，太古，身处今世而心怀古道，止息于此直到永远。（王幼凤《续志》说：王太古号太古遗民，隐居授徒，无书不读，必定推究本源，尤其潜心于《易》学。）他把自己所得的学说加以叙述编集，认为《易》篇极力说明卦画、象数的所以然，而一切都根本源于《河图》《洛书》自然形成的法象。他说：“我曾经观察《易》，心意与幽深茫昧的境界相契合，看到九宫以五为宗，四象之数藏在其中，彼此参互错综，离合纵横；湿与燥、草与木相互逆制成形，以此触类旁通于万物，没有什么不通。于是知道伏羲画卦，河图自然显现；乾卦先在下方重叠，奇数为太阳，金由此产生；艮、坤从水中出现，数以六为太阳的详数。所以天在南方的数较多，河川湖泽向旁边汇注；昆仑在亥位，土地在北方深厚；离、震为少阴木之子，巽、坎为它们的父亲；火属少阳，所以大明尚未完全显现，阴气消解而雷运行，阳气突破而凉风生起，月亮在西方孕育光辉。这叫作先天，是《易》的总纲。”他又看到《洛书》从十这个数出发，五五之位相合，生成之族聚集；金火变化而达到凉秋炎夏。《周易》以此比拟男女当权，父母年老退居野外；坎下降、离产生，中气于是执掌子午；左边的兄长主持木与春、生发阳气的开始，右边的姐姐掌握金与秋、肃杀阴气尚未尽；于是取巽表示阴气萌发，恒卦随雷，兑卦以重刚而不违背父亲；艮卦层层累积，坤德配合中央土而相对峙；寅申以水为食、以火为寝，五行消长和四时次序顺次排列。这叫作后天，《洛书》是它的祖本。为什么汉代孔氏凭臆测妄说，猪亥、鱼鲁等讹误，以及二刘附和其说，交相放肆轻慢悔恨，绵延经历一千五百年，仿佛日月都没有被看见？我虽然愚昧专陋，却独自不能明白洛龟河马之理。于是驳斥众说，重新依据本文，作《见易紬圣言证今质古沿委遡原》；一逆一顺，体用分明；方图的斜竖与《易》的门户相同。我不顾鬼神责怪、人们非难，为《易》雪冤，杂记于墙屋之间；言语精妙、词句繁多，于是总括其中旨意，告示后代，也足以自我娱乐。何必等待后世的扬雄呢？他的自序就是这样。既然依照《河图》《洛书》详论人事，说明取法天地、画卦立范的缘故，又考证《洛书》在神禹以前已经显现，并援引《列御寇》《子华子》《干凿度》和《黄庭经》的文辞，来证明刘长民“九为图”的说法，又重新辨明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以及伪关氏《易》相承立说的错误。另有《周易分注》，主旨在于阐明卦象，以考察变化和占筮。他说：“《易传》说：‘易就是象；象就是仿像。’圣人树立卦象来尽其意旨；解说《易》却不依据卦象，便如同捕风捉影。先儒取象拘泥于《说卦》，却不知道《说卦》出自河内女子所献，与伪《秦誓》一同流传，其中得失各半。” 先师文公说：‘《易》本来是为占筮而作的，其中的言辞都依据象数来判断吉凶。’我如今把各经放在一起，作为仪象和卦爻来说明，大略可以知道取用象数的例证。取象有取用一画之仪的，有取用二画之象的，有取用三画之卦以及互体、积体、覆体的，有取用六爻位置的。《易传》说：“变化运动从不固定停留，周遍流转于六个虚位，上下没有常规，刚柔彼此交换，不能制定固定的典要，只能随变化所趋而适应。” 这就是互体、积体、覆体所寄寓的道理。触类旁通而在《易》中不断推展，便会豁然明白。又说：“彖辞、爻辞各自都有象和占。有象而没有占的，占的意义显现在象中；有占而没有象的，象的意义显现在占中。”贯通变化来观察就可以了。他的书写成后，颇为自重。当时诏令山林中有著述的人，有关部门要把他们的书具名上报。因此本府把先生所注的《易》进献朝廷，交给翰林院、国史院校勘。当时崇尚程朱《易》说的人都对他的见解感到惊异；吴草庐先生当时正任胄监师，他拜见吴先生，吴先生看后很喜欢。因此他所注的《易纂言》多采纳吴先生的说法。休宁朱端叔先生说：“王先生的学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兵乱之后，即使他的子孙也不能理解他的学说。《定宇陈先生（栎）墓志铭》，揭傒斯撰。

译圣人的学问传到新安朱子这里，朱子的学问广大而完备。朱子去世后，天下学者纷纷著书，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各自树立门派，争相标新立异，牵强附会、纠缠纷杂，使朱子的学说被遮蔽而昏暗不明。然而朱子去世五十三年后，陈先生栎出生在新安。他三岁时，祖母吴夫人口授《孝经》《论语》，听过便能背诵。五岁进入小学，就开始涉猎经史。七岁通晓进士学业，十五岁便做人之师。二十三岁时宋朝灭亡，科举废止，他慨然发愤学习圣人之学，沉浸玩索，废寝忘食，贯通古今，搜罗百家。认为对圣人之学贡献最大的莫过于朱子，又担心诸家学说扰乱朱子的本来面貌，于是著成《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义》等书，文字总数达数十万。他删去违背朱子的内容，阐发隐微的言辞和深藏的义理，补充朱子尚未完备之处。于是朱子之学焕然明白。当时只有江西吴澄先生以经学自任，善于著书，独自称说陈先生有功于朱子。凡是江东来求学的人，吴先生都全部送到陈先生那里。但吴先生多居住在交通发达的大城市，又多次被朝廷任用，天下学者从四面归附他，所以他的学说传播较远、声名显著，地位尊崇而学说明白。陈先生居住在群山之间，与木石为伴，闭门不出，动辄数十年，因此他的学问必须等到著作流行天下后人们才知道。等到他的书流传开来，也没有人能够阻挡，先生可以说是豪杰之士。先生字寿翁，居所的堂名叫“定宇之堂”，自称“东阜老人”。唐朝末年，他的先祖中有一人名禧，从桐庐开辟土地迁入新安，居住在休宁以西三十里的藤溪之上，世代多有通达之士和显贵人物。现在那一里因此姓陈，称为陈村。曾祖父名伯仝，祖父名庆，父亲名源长，以《春秋》教授先生。先生孝顺友爱、刚正不阿，举止总合礼法，不因权势而交合，不因利益而交往。四方来求学的人，他都耐心善诱。延祐年间举行宾兴，有司逼迫他参加考试；他已经被贡举，却临赴礼部考试时称病坚决推辞。他的学问大体以朱子为归依。他严肃尊奉的人是黄常甫先生，与他交游的是方回公、曹泾公。元统三年甲戌二月十四日去世，享年八十三岁。五天以后，配偶朱氏，七十九岁，也去世了，两人都没有疾病。他们去世时正是初昏的月份，又在这一月癸未日合葬于居所后的祖茔。朱氏有贤德，家中政务无论大小都亲自处理，从不以劳苦为意。先生能够专心致力于学问，也有赖于妻子的帮助。儿子二人。照勋，孙子三人：埜、圻、基。照勋和圻先去世。女儿一人，嫁给程怡。曾孙一人，名鎜。第二年，他的遗孤拿着父亲的朋友汪炎昶所作行状，请他的门人朱粲代为请求墓铭。铭文说：先生的学问，既广博又简约；先生的品行，既专一又沉静。不因利益而忧惧，不因名声而自高。闭门居于空山，与大道一同遨游。他的著作极其丰富，他的后代也极其繁盛。八十岁并不算长寿，他将与天地同久。《胡云峰（炳文）传》，汪幼凤撰。胡云峰炳文，字仲虎，婺源人。父亲斗元从前进士朱洪范学习《易》学。每天玩味一爻，七天通读玩味一卦，周而复始。斗元授徒五十年，曾说：“乾卦专门讲善的本性，坤卦兼讲善与不善的性情。乾的善，世上恐怕无人能达到；坤的积善，我大概可以努力做到。”自号勉斋，去世后，门人俞洪等私谥为孝善先生。炳文幼年爱好学习，十二岁时夜读不停止，父母担心他因此成病，想让他停下，他便用衣服遮住窗缝，整夜默诵。长大后专心研究朱子之学，上溯伊洛诸儒；凡诸子百家、阴阳医卜、星历术数，没有不推究的。四方学者云集于他门下，他曾任信州道一书院山长。他的族侄淀创建建明经书院，接待四方来求学的人。炳文回去担任山长，制定课试来教导诸生，成才的人很多。后来调任兰溪州学正，没有赴任便去世。炳文汇集各家学说加以参订，写成《易本义通释》；对于朱子所注四书尤其用力。余干饶鲁的学问本出于朱子，但他的许多说法与朱子相抵触。炳文深入纠正其中的错误，作《四书通》。凡是言辞不同而道理相同的，就合并为一；言辞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就分析辨别，往往发掘出其中尚未尽显的内蕴。对于性理三书、朱子的《启蒙》《易五赞》，他都有通释流传于世。《春秋》曾作集解，《礼书》也都有编纂著述。他自己认为修改尚未确定，门人也有人得到过他的稿本。另有《大学指掌图》《四书辨疑》《五经会意》《纯正蒙求》《尔雅韵语》《云峰笔记》《讲议》二百篇、《文集》二十卷。东南学者便因他的自号称他为云峰先生。《畏斋程先生（端礼）墓志铭》，黄溍撰。

译先生名端礼，字敬叔，姓程。他的先世久远，世系虽然存在，但谱牒记载不详。能查见的，汉代有海西令程曾，唐代有太子左卫率府胄曹参军。程氏从番易迁居鄞县，是从胄曹的祖父程珍开始的，所以现在是庆元鄞县人。（按：忠壮公第十二世孙程纂，纂的四世孙程煜，煜生承恭，承恭生公曾，公曾生程珍；程珍的六世孙良弼生振父，振父生在孙，在孙生立，立的儿子就是畏斋兄弟。撰写志文的人看见公曾这个名字，误以为是汉代海西令程曾，年代相差极远，错误非常严重。）历经五代到宋代，出仕的人始终不断。曾祖父振父，任承务郎、平江府百万仓司；祖父在孙，任通直郎、平江府常熟县知县；父亲立，是乡贡进士，入元朝后追赠从仕郎、郊祀署丞。母亲王氏、曹氏，都封为宜人。先生是徐氏所生。起初因举荐任广德建平县、池州建德县儒学教谕，历任信州稼轩、建康江东两书院山长；因多次考核合格，名列中书，授任铅山州儒学学正。任期届满后，以将仕佐郎身份任台州路儒学教授，后来致仕。他在建平时，兴办废弛的教化事业，对贫困的诸生一定周济。县尹王起宗率领僚属听他讲说，又在赤岩上修建房屋，让自己的儿子楚鳌拜他为师。楚鳌后来出入台阁，终于成为当时的名人。继王君之后任该县县尹的人，又倡导好事之家出资，购买书籍一万卷，建造高阁覆盖其上。永康胡长孺先生为此作记。他在建德时，增建学舍安置学生，完全收回被百姓侵占的学田。他刚到任时，学田有三百亩；到任满交代离去时，已有一千亩。稼轩前贤的遗迹大多被人占据，他全部依据簿籍查明并夺回归还。江东书院新获赐院额，台府命有关部门选拔聘用他来阐明教化，学者都欣然知道应当尊奉谁。文宗还在潜邸时，派近侍子弟来求学，赐给他金帛、酒肉，礼遇极为优厚。在铅山时，他修缮庙学；豪强之家修屋侵入宫墙，长久无人能够纠正。先生向部使者禀告，部使者命令拆毁那些房屋，他们于是害怕，请求用二十亩肥田交换。鹅湖书院旁边有一座道观，先生偶然来到那里，有一头驴在堂前空地上奔跑，把它赶走后又回来。先生默默占断说：“地下果然有东西，驴一定还会再来。” 不久驴果然回来，奔跑得更加用力，于是他访问观主，请求挖掘那里，得到十多块石碑，刻有群贤像，便为它们建造群贤堂。在此以前，平章政事赵鲁公和王御史理曾经举荐先生可以教授国子监；赵御史承禧又举荐先生可以提举儒学，都没有得到答复。先生归来后，郡守王允恭侯登门以礼相请，先生便做学者的老师；帅府和邻近各郡举行乡饮酒礼，都等先生讨论后才确定。郡中原有宋丞相史越王设置的义廪，用来帮助仕宦家族和儒生办理婚丧时的不足；自从先生负责督察后，贫困者才真正受到它的恩惠。先生一向厚待的一两个达官魁士相继去世，先生似乎很不快乐。有一天，他驾船游东湖，诸生带着酒追上他，在湖心饮酒。酒喝到半酣，他指着自己占定的墓地说：“你们难道知道我不久就要归葬于此吗？学问之道都在圣贤经典和传记中，读书有方法，我曾经说明过了。真正的认识和实践在于各人自己，努力吧！”诸生因此默然无语，各自举杯为他祝寿后离去。从此他多因病不出门，过了很久病情加重。有客人将要上京，经过这里来与他告别，两人共同谈论宋末的事情，娓娓不倦。他整理衣冠送客时，脸色忽然改变，痰气发作。医生进献丹药，先生推辞说：“不敢服用。”他的眼睛已经闭上，头微微偏着。门人乐良上前说：“先生的头稍微偏了。”先生再次睁眼端坐而逝。时为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日，享年七十五岁；至正六年正月葬于县东阳堂乡陶岙。娶潘氏，潘氏是建平的望族；先生主持教务时仰慕她的贤德，便把女儿嫁给她，先生去世后因此葬在建平，至此才迁葬合祔。儿子一人，名衍；女儿四人；孙子一人，名循理；孙女三人。宋末的士人，大都把记诵辞章作为求取功名、博取宠誉的工具，而当时谈论道学的人也没有比这一时期更盛的。四明学术以陆氏为祖、以杨氏袁氏为宗；讲朱子之学的，从黄震、史蒙卿开始；继承朱子之学的，从晏渊、大阳先生枋、小阳先生岊直到史氏，先生继承了这一传统。黄氏重在亲身践行，史氏致力于阐明本体以通达实用。先生一向有志于当世，可惜仕途没有大显，因此平生所积蓄的学问未能完全施展；但他私下师法诸位先贤，对名教也并非没有功劳。所以礼部郎中韩居仁公曾向小阳先生求学；他在先生的乡里任职时，与先生的议论没有不完全相合的。行省多次聘请先生主持乡试阅文，先生认为本朝设置科举的初衷专门取用朱子关于贡举的私人议论，如今却多有违背；如果前往，恐怕意见不合，所以坚决推辞不去。由此可以大概看见他的学术源流和始末。先生面色庄重而气度平和，善于诱导学者，使他们日渐改变、月月进步；他的二弟太史公端学，举止都有师法，学者认为他刚正明察，对他尤其敬畏，人们把他们比作河南程氏二位夫子。先生著有《读书日程》若干卷，国子监已经颁行到郡县，学使把它作为治学法则；中书又上报朝廷，重新申令诫告，使各地遵行。诗文有《畏斋集》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先生下葬两年后，门人徐仁文等人共同拿着宣文阁授经郎危素所作的行状，来请求撰写墓铭。黄溍有幸曾蒙先生交往，从行状中考核，没有不相符合的，于是把平日所知道的情况一并编次，为他作铭。铭文说：大道极其平坦，圣贤共同趋向。政事纷繁，风俗分裂，老师各异，旨趣不同。真正的儒者有所作为，才揭开遮蔽。先生传承的学问，有其端绪。既不急促，也不迟缓，践行大中之道。以宽厚自处，宽裕而有容。考察他所履行的，已经制定为治学法则。四方都受其教诲，并著录于法令。志向受限于官位，他的施展尚不丰盛。惟有他的教化和思泽，将流传无穷。门人来请求墓志，论述并撰写他的遗德。把它交给后来的世人，永远作为矜式。《积斋程君（端学）墓志铭》，欧阳玄撰。

译程君时叔去世二十年后，儿子徐来请求为他作墓铭。君名端学，讳时叔，字号积斋。程氏出自广平，唐代以来居住在鄱阳。君的先世有府君程珍，从鄱阳迁到四明鄞县。他的孙子任唐代文林郎、卫率府胄曹参军，杜工部有诗送程率府归四明，说的就是此人。到了宋代，有闻名之人。曾祖父振父，任承务郎、平江府百万仓司；曾祖母畲氏。祖父在孙，任通直郎、平江府常熟县知县；祖母卓氏。父亲立，十八岁时为乡贡五经都魁；归附元朝后，朝廷多次荐举他入仕，他都没有就任。后来因儿子显贵而追赠从仕郎、郊祀署丞；母亲王氏、曹氏都封为宜人。至治癸亥年，我任鸠兹县令、淛省官员，聘请他为秋闱试官。第二场考试的四灵赋，本房得到一篇试卷，喜爱它文辞气势高远，准备列入选中的等第。复考官说它不合赋体，想要黜落。我力争，并且说：“此人作赋尚且如此，经义一定是高手。”于是写下三个不成字的字号，督掌卷官按字号查取试卷，拿到他的经义试卷一看，原来笔力雄健老成。主考官认可我的话，便录取了他。我默默记住了这篇试卷，等到拆开字号，与我同列的秦邮龚璛、字子敬，素来知道他的姓名，对我说：“这是四明处士程敬叔先生的弟弟时叔。” 若不是你告诉我，差一点就错过这位佳士了。第二年，君在会试中名列高等，榜文传到江南，我自己很高兴，觉得当年识人鉴才并不是老学究式的迂腐。这是我第一次从程文中认识我的时叔。泰定乙丑年，我任武攸县令，被召为国子博士；当时，时叔已经升任国子助教。皇上有一天和同僚史駉、孙车甫以门生礼来拜见，史駉也是我所取中的士人。我推辞而不能获准，礼仪完毕后，才一同登上讲席，旁观者都认为这是适宜的。我从此托身与时叔交往，见他内心和容貌都古朴，文章和品行都卓异。当时国学把原来的积分制度改为升斋等第，他帮助我议定的内容很多。诸生讲授稍有空闲，便拿自己所作的《春秋本义》来同我讨论。大概君的精神心术全都集中在这部书中，早晚不停删改，以至废寝忘食。我曾对他说：“从前杜元凯有《左传》癖，你难道有《春秋》癖吗？”不久孙车甫因勤苦读书得病去世，君也渐渐瘦弱憔悴、疾病增多。我常常以此劝诫他，但他的勤劳仍旧如常。这是我后来从学问和品行方面认识我的时叔。后至元丙子年，我任国子祭酒，请假南归，借道于筠州；君任筠州幕长，而去世已经两年了。筠州的长官、副职、属官以及当地士人中，凡是来见我的朋友，我一定询问时叔的情况。他们都说君处理政务廉洁、安静而明达；刚到任时，属吏认为他是儒者，恐怕不熟悉吏事，后来发现他熟悉章程、通晓事务，老吏和健胥也都拱手服从。太守僧嘉讷十分贤明，凡事都向君请决。君去世后，他穿着丧服痛哭，仰天呼喊：“正人已经去世，我还依靠谁呢？”当天就发文告老离去。能够使长官把他的生死看作自己去留的依据，君任官的才能也就可以知道了。这是我最后从吏治方面认识我的时叔。宋代乾道、淳熙年间，朱子、陆九渊的学说同时兴起，四明学者多尊奉陆氏，只有黄震、史蒙卿独自尊奉朱氏。君和长兄端礼、敬叔一起师从史先生，完全得到朱子明体达用的旨意。于是两位兄弟彼此为师友，平时一举一动都合乎礼法，当时人因他们方正严肃、刚强正直，把他们比作二程。敬叔阐发朱子的读书方法，著有《读书工程》若干卷，国子监取用他的书颁示四方郡县教官，作为学者的规范。后来中书上报朝廷，又重新申令整饬。君先前与乡里同道孙友仁感慨《春秋》在诸经中独独没有统一的解释，于是遍搜前代讲说《春秋》的著作，共一百三十家，折衷异同，续作《春秋记》。从此，他潜心钻研、反复考述二十多年，才撰成《春秋本义》三十卷、《三传辨疑》二十卷、《或问》十卷。经筵官以此上奏，有司便取他的书刊刻流传于世。先生早年不屑于从事举子业，朋友极力劝他参加科试，等到再次应试而再次考中时，那些一向研习此业的人都不能超过他。会试中，他的经义和策问列为全场第一，考官惊叹不已，向宰相禀告说：“这篇文章不是有三十年学问功底不能写成；即使允许举子夹带书籍入场，在考场的一点时间内也未必写得出来，请把他列为通榜第一。”后来因受旧制限制，只能以南士第一名置于第二名。起初调任僊居县丞，还未赴任，不久改授国子助教。当时隐士张临慎任司业，先生与助教王瓉同在其中；先生和王瓉因与张临慎议论文义不合，有当权者听信张临慎的话，先生和王瓉还未及参加考核，就被注定替代。平章乌公一向听说二人有学问，便传谕天官，特许根据考核、评论来升迁转调，先生和王瓉一同授从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先生在翰林院撰写论议文章，常常受到学士雍郡虞公伯生的推重佩服。中书选派考官到各处主持乡试，号称选得人才。国子生贺据徳、李哲曾亲自向先生受学经书，后来都成为南宫第一人。先生在筠幕任职不久，朝廷拟任他为太常博士，任命将要下达时，却死在任上。如今因儿子显贵而追赠官爵：奉训大夫、礼部郎中、飞骑尉，追封鄞县男。先生娶余氏，是宋参政珍的曾孙女，先于先生去世，赠宜人，进封鄞县君；续娶周氏，是宋进士应龙的孙女，封恭人，进封县君。儿子四人：复，因荫补及数次调任，任江浙行省理问所知事；次子徐，起初任翰林从事，从太史院校书郎升为奉礼郎，选任中书东曹掾，跟随太师丞相出征。徐升任礼部主事，改任刑部、户部主事，升中书检校官，授监察御史，又升任本台都事，以才干机智闻名当时；次子赉，是国子生，能写文章，在胄馆中颇有声望，早逝；次子卫，任林州书院山长。女一人，嫁给同乡乐旭。孙子四人：孚，国学生；式，鄞县教谕；谦、诚。曾孙二人：祖、伊，都还年幼。先生生于至元十五年戊寅五月丁未，卒于元统二年甲戌十一月癸卯，享年五十七岁。次年闰十二月乙酉，葬在本县阳堂乡太白里原野。

译余氏从青山迁来，也合葬在那里。先生寿命不长，德行和官位没有得到相称的回报，但他留下的余庆，应该会施及后人。然而我两次主持贡举，两次主持会试，又曾多次主持国学公试以及大都、各行省乡试，录取的士人不下数百人，其中后来成为著名公卿、建立事功的也不少；可是要寻找像我时叔这样通晓经学、研习古学的人，却十分困难。大概正因为这样的人难以得到，所以考察得格外仔细，记述得格外详尽吧？铭文说：生在鄞地，死在筠地；是儒者中的醇厚之士，是官吏中的循良之人；怀抱鲁国麒麟般的经学理想，直到终身不改。呜呼！他是我大元朝的贤士，是百世传颂的正直之人，是素王孔氏的忠臣。故海盐州教授程君（逢午）墓志铭。邓文原。大德七年，新安程君信叔去世，过了六年才下葬。他的儿子愿学留在京师，带着行状来请求我说：“先人努力学习、砥砺品行，在世时没有得到施展才用的机会，死后又没有记述来使他流传不朽，这既不是继承先人遗志的办法，也加重了我的不孝之罪。希望先生哀怜我，赐下一篇墓铭。”考察程氏世代居住在广平，东晋时有一位名元谭的人，任镇东军谋；湘州刺史出任新安太守，于是便在这里安家。传到第十三世孙灵洗，仕梁有功，死后谥忠壮，百姓在当地立庙祭祀他。又传十三世孙澐，仕唐任检校御史中丞，居住在休宁汊口，是先生的十二世祖。先生父亲名自得，隐居守德而不显扬。母亲俞氏，生有五个儿子，先生排行居中。先生幼年聪颖悟性高，喜欢读书。长大后学习举子业，探究义理的深奥，剔除浮华靡丽的文辞，许多大儒硕彦都屈尊与他交往。宋宝祐、咸淳年间，两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中，有见识的人都讥刺主考官；先生却淡然处之，不因得失而恼怒，反而更加喜爱学习，学问日益精深。至元丙子年，文教车轨统一，他闭门以诗书教育子弟，不再有求取禄位、出仕的念头。元贞丙申年，郡侯把先生荐举给行省，于是以版授身份任紫阳书院山长。紫阳是朱先生的故乡，先生出生时还来得及结识当地诸位老先生，常听闻他们传述的学术源流，早晚研习考订，领会其中的宗旨。到任后，他为诸生反复讲析《中庸》，辑成讲义三卷，共用十八个月才完成。郡府认为他的文章可以流传，命书院刊刻。其学说本于朱先生，而言语之外那些未曾传授的精微之处，则是他自己心得到的。任期届满后，授海盐州儒学教授，尚未赴任，便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先生名逢午，字信叔。娶俞氏，续娶吴氏。儿子二人，长子就是愿学，次子幼学。女儿三人。当初我客居钱塘时，李君公略任照磨，居于省幕，信叔寄居在公略处。我时时到公略那里去，总能看见信叔手不停笔地抄写，和他讨论古今之事，纵横畅达，十分可听。我曾说：“如今担任师道的人，能够像信叔这样，大概就差不多了！”公略也常常向我称赞他的贤能。如今先生和公略相继去世，而我来为先生写墓志，怎能不悲伤！愿学痛惜父亲一生困顿而死，常想着奋发有为、光大宗族，这样，信叔也就不会真正灭亡了。墓在休宁县和睦乡上山林祖墓旁，于大德戊申正月七日下葬。铭文说：呜呼！信叔先生孜孜不倦地读书，是为了追求声名，而您的儿子却不争逐声名；有人矫异自立、故意与众不同，而您的儿子始终保持本性。穷尽丹铅之功，直到白头，真是命运令人悲伤！把铭文刻在坚贞的石头上，用来告示后来的世人，也希望成为子孙的福庆。倪仲弘先生（士毅）改葬志。赵汸。

译新安有一位品行贤良的君子，名叫倪仲弘先生，凭借学问在黟地教授学生，共二十三年。去世后家贫，不能下葬，过了四年才得以将遗骸运回，葬在休宁故里的赤丘原。由于地下潮湿，想迁到地势高爽干燥的地方，但力量不足，未能实现。黟地百姓思念先生的德行，长久不曾忘记。门人汪志道和他的弟弟存心共同商议说：“先生在我们县设馆教学，后来便留居在这里，这大概就是所谓死后可以在乡社中祭祀的人。我们乡西北黄坑有一块好地，请把先生改葬在那里，以寄托本县人的思念，可以吗？”先生的遗孤听说后，谦逊地表示不敢当。又过了两年，即至正十四年冬十二月，县令永嘉周侯希濓赴任饶州，路过汪氏居所，听到这件事后赞叹说：“我从这件事中得以知道先生的贤德，而且用弟子的土地来安葬老师，从道义上说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当天就命汪志道、存心按照自己的意思写信交给先生家属，又命几个遗孤赶快择日营办葬事，然后才离去。于是就在今年己未正月癸酉，把先生改葬在黟县南面坑畲思坞的原野，遵从了黟地人的意愿。先生守持自身、制约品行，从不以求取名声为目的，侍奉父母极为孝顺。他以诚心待人，不是合适的人便不交往，不是自己应得的东西便不取。凡不是仁义道德的言论，或未经郡中先师朱子论定的学说，他都不用来教人。凡是污秽苟且、卑贱下作的事情，都不让自己沾染。关于利害得失、揣摩计较的话，一句也不挂在嘴边。即使大寒大暑，也不曾有一天停止学业去嬉游；终其一生，人们从未见过他疾言厉色或神色急躁。因此黟地人相信他的言论，尊重他的品行，他去世以后仍然思念他。倪氏世代居住在休宁，到先生这一代更加贫困，没有谋生的办法。平日靠在黟地授徒来养活自己。汪君泰初听说先生贤能，便恭敬地以礼相待，在下阜里修建房屋，请先生带着双亲来居住，亲自率领子弟向先生请教学问。志道、存心都是泰初的儿子。先生名士毅，字仲弘。曾祖父机，祖父文虎，父亲良弼，都凭文学任教授。先生的老师是陈寿翁先生，也为休宁人。他所注的书叫《四书辑释》，闽地书坊购买了他的初稿并刻印；他还另行制定纂释体例，十分精密。书稿尚未脱稿，又准备依次注释其他经书，都没有完成便去世了。他于戊子年四月九日去世，享年四十六岁。娶吴氏，儿子四人：尚絅、尚徳、尚谊、尚礼。尚絅后来承继汪氏；尚谊作为从父士安的儿子，女儿嫁给徐显孙；儿子名铨，女儿尚幼。当初先生居父丧尚未结束，便因染病不起；又过了三年，太夫人和吴氏相继去世。因此黟地人更加悲痛。下葬那天，凡是先生的宾客、朋友、门生、弟子，都深切感佩黟地人知义，也感佩周侯乐于行善；而先生以身作则的教化之道，也更加彰明了。下葬之后，大家便商议购买墓石，在墓旁刻写文章。因为赵汸从幼年起就受先生知遇，又被称为最能了解先生的人，于是把笔交给了他。赵汸考察战国、秦汉以来的历史，大道虽然已经隐没，但忠信孝友、敦厚朴实的士人从来不曾断绝。圣人之学在近代重新彰明，士人开始把明白道理作为根本；但过了很久又失去了传承，求学者更加用空泛的言论自我蒙蔽。因此高尚节操和卓异品行，极少再被当时人称道，民风虚伪日益滋长，世道变化也到了极点。像我们仲弘这样的人，哪里还容易得到呢？姑且借这篇改葬志，略略记下他的为人，使君子有所考察。程教授（复心）传　汪幼鳯

译程教授复心，字子见，婺源人，号林隐。性情聪敏悟性高而敦厚，自幼喜爱读书。曾拜朱文公的从孙洪范为师，与云峰胡炳文交友。中年以后更加专心求学、努力践行，曾取朱文公《四书集注》，汇合黄氏、辅氏等人的众说加以裁定，分章绘图，间或附入自己的意见。积累三十多年，才完成一书，名为《四书章图》。又取语录等书，辨析异同，增删详略，撰成纂释二十卷，阐发濂洛诸儒没有说尽的旨意，对后世学者很有功劳。元至大戊申年，浙江儒学提举司向行省陈述此事。皇庆癸丑年，行省把书进呈朝廷，翰林国史院考订此书，大都予以称赞。学士赵孟俯请求把它收藏在馆阁，阐明圣贤大典。但平章李道复对此表示异议，于是朝廷议定从江南各路教授中擢用复心。复心年将六十，以父母年老坚决推辞，朝廷特授他徽州路儒学教授，准其致仕并发给半俸，终身如此。名士大夫如方回、程巨夫、王约、元明善、邓文原、虞集、杨载、范徳机诸公，都曾撰文赞誉他。至元六年庚辰十二月十八日去世，享年八十四岁。学者称他为林隐先生。（江浙行省缴申程复心《四书章图》咨文：皇帝圣旨告谕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据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申报，据杭州路儒学申报，据耆宿儒人赵与虎等呈状：切见徽州路婺源州儒人程复心，出生在朱子故乡，早年接受先儒教诲，曾取《大学》《中庸》的章句以及《论语》《孟子》的集注，分章析义，各自绘成图表。） 又从纂疏、语录等书中辨析考订异同，增删详略，撰成纂释二十多卷，阐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旨，条理分明，铺陈有序，灿然可观，确实有补于后世学者。像这样著书立说的功劳，实在值得嘉奖。谨呈请详细查照，奉此。卑职现将此人所著文字连同公文一并送上，申请查照施行。奉此。又准松江府知事邵从仕牒呈：切见徽州路老儒程复心，年将六十，学问贯通四书，乐于道义、安于贫困，久已享有老成的声誉，修身谨慎，品行端正，实在是杰出的人才。本儒生居住在朱文公故里，曾把文公《四书》分章绘图，分析说明其中言语意义，始末本末、精粗详略都完备，灿然可观。又取纂疏、语录等书参互订正异同，增删详略，编成注释纂释二十多卷，前后用功二三十年，才完成全书。其中如《大学》说心而不说性，《中庸》说性而不说心，《论语》专门说仁，《孟子》专门说义等语，都发明了濂洛诸儒没有穷尽的深意，确实有功于后世学者。前任建德路总管方虚谷以及前任浙东海右道廉访副使臧鲁山先生，都曾作序跋，深加赞赏。这位儒生苦心著书，才华和品德都很优美，却不求仕进；如果不予举荐彰明，岂不是辜负朝廷崇尚儒学、尊重道统的用意吗？如果蒙准予保举，便详细申报上司，依照惯例优先提拔任用，也可避免遗弃人才。依此考核，程复心所著《四书发明》蕴含深奥道理，能启发学者，构思精密严核，实在值得嘉奖。现将程复心所著文字连同公文一并送上，申请查验。事情奉准于本省，现将程复心所著文字随咨文送上，咨请详细查照施行。） 王伯武先生传　汪幼鳯 王伯武，名偁，号绝侪，早年聪颖悟性高，拜胡云峰炳文为师，考订宗族谱系，撰成《惇叙图》。他的族兄懋伯，因为八世祖的墓地长期被富家占为产业，无法收回，伯父便用自己的田地交换，把墓地归还。王伯武博览群书，凡是天文历法、象数、江河海岛、山经地志、源流委曲和次第、古今州郡地域疆界的异同、礼乐名物度数的详略，以及三代、汉、唐历代制度文采礼仪，早晚都加以讨论，绘图罗列，义理注疏完备陈述，取先儒之论折衷裁定，并阐发前人没有详尽说明的地方，补足前人没有完备的地方。积累日久，卷帙繁多，于是加以归约：凡关于天的，称为《天象考》；关于地的，称为《坤象考》；又对朱子《仪礼经传通释》分类精细考究、论述，理清端绪，编次成集；旁及阴阳、医药、百家以及各种技艺，无不全部载录，共二十多册，总题为《格物编》。壬辰年全部毁于战乱。休宁朱升一向以博学著称，凡遇制度上疑难不通之处，必告诫他的弟子记下来，说：“将来要拿去问伯武。”他当时受到推重，就是如此。他的弟弟与字仲全，自号容安散人，刻苦自励，清贫自守，亲身践履、努力实践，最终也有所成就，乡里称他们为“二难”。《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二 （明）程敏政撰 ○行实（儒硕） 东山赵先生（汸）行状　詹烜

译先生名汸，字子常，姓赵。他的先世是陇西人。唐中和年间，有一位名思的人，为躲避战乱迁到新安海宁的龙源里。第八世孙名安庆，当时正逢盗寇作乱，他率领义民将其剿平，事迹上报后，被授为西隅总管。安庆生光祖，任宋代京城学校的学官。遇到大灾荒，他拿出官仓粮食赈济贫民。提刑汪文振曾为他的墓作铭。光祖有两个儿子，次子名大振，任淮东漕司总管。大振有两个儿子，长子梦营，任将仕郎。梦营有两个儿子，长子弥孝，任浦江税官。弥孝的儿子象元，号可斋，才智见识超群。元朝平定江南后，徽州已经归附，但邻县还有手持武器不肯服从的人，朝廷将要对他们大肆杀戮。可斋拿出全部私人藏财，到军门请求，于是杀戮得以停止。因此他被任为休宁副县令，升任婺源县丞，改授信州司狱，因病辞职。后来入朝，授杭州仁和县令，还未到任，便在扬州去世。他有两个年幼的儿子，其中名克明，号松庄，孝顺友爱、敦厚善良，乡里称为善人，正是先生的父亲。娶同县汪氏，生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先生排行最小。当初夫人梦见飞鸟从齐云岩飞来，聚集到自己怀中，醒来后便怀了孕。第二年，即延祐六年己未三月癸亥，先生出生。先生天资卓异，从孩提时听到别人读书，便能成诵。等到跟随外傅读书，读朱子的四书，遇到的疑难很多。老师告诉他，初学者不可过分追求深意，他却不能释然；夜里回家后，便取出文公《大全集》、语录等书翻阅，直到五更才停止。由此有所领悟，于是立志学习圣贤之学，不从事举子业。稍长后，他遍访郡中的师儒，便产生了背着书箱游学四方的想法。他卖掉恒产，用来置办行粮和拜师的礼物。亲友有人议论他这样做不对，他也不顾。听说九江黄楚望先生闭门著述，便于丁丑年去拜访他。黄先生以穷究经书、积累思考而自行领悟为主，所以教人时只是引导而不直接说破，让学生自己思考。先生登门一两次后，黄先生才传授给他六经疑义一千多条，让他带回去。辛巳年秋天，先生再次前往，留住两年，得到黄先生口授六十四卦的义理以及学习《春秋》的要旨。经过严陵时，请求夏先生进一步指教。他详细询问《易》象、《春秋》书法究竟怎样，夏先生便用从黄先生那里听到的内容回答。夏先生感叹说，这只是白费心力，并以此告诫他，随即拿出家中相传的先天易书说：“这是伏羲《易》的一大象。”后来又到杭州，去官署拜见黄文献公；黄公以师道自居，并不稍加辞色。等到先生诵读自己进呈的文章，黄公大为惊异，便以特殊礼节接待他。甲申年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先生到临川拜访翰林虞公，在他家授馆一年。他所上呈的书信说：“圣贤之道广大无边，求学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它的要领吗？我曾听说，我最尊贵、最宝贵的东西，即使把天下万物全都加在一起也不能超过它的，就是这颗心。我最亲近、最切要的事情，即使把天下一切学问全都加在一起也不能先于它的，就是所谓求回放失之心。然而，如果没有真正的见识，就无法成为日常生活和实际践行的根基；如果没有真正的所得，就无法达到学问造诣的最高归宿。所谓求学的要领，大概就在这里。这正是我赵汸日夜忧惧、寻求听闻先觉教诲，却一直没有得到的原因。然而我年幼时，听说江西有吴先生，品行修明、道术树立，足以成为世人的表率；他成就自己又教导别人，却深深悲叹空言没有益处。后来看到您所作的行状，才知道先生求学的方法。伏望您察知我有志于此，把您从吴先生那里得到的学问赐教给我，使我在进入道德境界的门径上不至于迷失方向，并且使上天赋予我的最尊贵、最宝贵之物，能够通过反省自身而有所获得，那么您的恩赐就太大了。当时江西宪司举行考试，请求出题，虞公拟定策问，询问江右先贤以及朱、陆二氏立教方法的异同；我详细作答，最终说：刘侍读对于圣贤经典很有功劳，至于论说朱、陆二位先生进入道德境界的门径，尤其精确周详。文章末尾举朱子的话说：“子静所说的，专门是尊崇德性；而我朱熹平日所论，却多在道问学方面。如今应当反省自身，努力实践，去掉短处，集中长处，这样或许不至于陷入片面。”又举陆子的说法：“回想从前，粗心浮躁，徒然造成彼此参商不合，哪里足以应付这场讨论。”以这两种说法为证，使它们在晚年留下的精微言论和深义中合而为一，一定会有所契合。子静已经去世了。虞公后来评论说：“我常常生在朱子的故乡，却能够从朱、陆两家关于成就自己、教导别人的道理中得到陆氏的学说，反复探究而明白其中究竟；这大概是平素在这件事上用过功夫，并不是拼凑附会之作。”后来先生再次前往，虞公对他更加敬重惊异。虞公病危时，先生正好在他身边，所有丧葬事务的增减取舍都托付给先生。虞公的几个儿子请先生为他写行状。丙戌年先生再次游历九江时，黄先生已经去世。有个叫袁诚夫的人，是文正公门下的高第弟子，辑录老师的学说成为《四书日录》，但宗旨与朱子多有不同，请先生为之商订；先生替他分条辨别是非，写了数万字，袁公心悦诚服，许多地方都作了改定。赵郡苏公伯修，是虞公的门徒，任浙省参政，与先生交情很好。等到他入朝任守邦畿要职时，先生和他一同前往，又因母亲年老而辞职归乡，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东山精舍”。虞公曾为此作记，其中引用先生的话说：“我早年在乡里求学，只是寻求程子、朱子的绪余，诵习经书训释，辨析解释其文义以外，便没有再下功夫。我实在担心终身不能知道什么叫至善，毕生不能做到意念诚实；古代圣贤的老师，难道弟子之间的传授就只是这样吗？我曾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想寻求正确的路径。至于道南一派的感叹，我也有所感触。大概他们所传承的龟山学脉，必然有其所在；而豫章、延平传授给朱子的，也并没有别的道路。不然，罗、李二位先生既没有事业功名可以在当时显现，也没有文章文采可以流传后世，那么他们所学的是什么学问，所从事的是什么事业？而朱子所说的潜心思考、努力践行、担当重任、达到极致，又究竟指什么呢？这就是我建立精舍、希望尽心用力的原因。《大学》方面，他认为三纲是圣人事业的标准，八目是教导学者用功的方法。因此《明明德》《新民》传中没有讲学者的功夫，《修身》传中没有讲圣人的气象。他列举古代想要在天下彰明光明德性的人，再反推他们用功的次序，说明古代圣人也必定由学习而达到圣境；

译而学者所下的功夫也一定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他又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的道理，这就是程子所说的讲明义理、分别是非之类；致知就是程子所说的明察人心，又说潜心默识、长久玩味探索，或许能够自己有所领悟之类。这两件事不能合并为一件，只有程子的说法最为明白。如果说“致知在格物”，只是因为“在”字的含义不同，便怀疑格物、致知分成两件事，那么《大学》传中说“齐家在修身，修身在正心”，难道能说这两者应当合成一件吗？况且我听说明道先生说，求学者如果没有事情可以实行，就暂且去静坐；而伊川先生每次看到有人静坐，总是赞叹他善于学习。后来朱子从罗、李二位先生彼此传授的学问中得到启发，也必定端正地坐一整天，以考察喜怒哀乐尚未发出之前的心气状态究竟如何，并寻求所谓‘中’。时间久了，才知道天下万物的根本确实存在于这里。因此每天鸡刚叫便起床，澄清心念，默坐涵养本源，把它作为深入思考的根基；然后凡是从老师指点以及文字深义中得到、却还没有通晓的内容，都必定用向上求进的功夫去探求。于是造诣日益精深，终于有一天豁然贯通。大概他虽然在内心志向上不肯苟且求仕，但在实际才能方面却完全能够胜任仕途。四方纷扰之时，他曾议论说：治理国家的人不能总览天下大势来确定攻守的适宜方略，各地却任意浪战；不去寻求有智有勇、真正可以任命为将领统率军队的人，反而让台省的贵人和郡县的庸吏共同掌握军旅权力；依靠行省出兵讨乱，御史台仍像平时一样督察，而征敛、勒索、劫夺的弊病以及反复败坏的根源，朝廷始终不知道，结果兵力和财力两方面都匮乏。郡县一概用虚假手段来扰害百姓，上级官员却还固守旧法，常常不知道通达时变、谋求长久的道理；赏罚不明，所以是非混乱；治理安定、平息祸乱的方法以及行军克敌的方略，全都废弃不讲，只想靠年年月月慢慢削平祸乱，怎么可能做到呢？近年以来用兵的过失，大体不超出这些话；先生经世济民的才干，也由此可见。精舍建成后，四方学者尊称他为东山先生。壬辰年战乱兴起，先生奉母亲避居外地，尽心调养保护。郡县相继恢复后，母亲享尽天年去世。丙申年天兵攻克平定各郡县，主将仰慕先生的名声，想以德礼征召他，但未能成功。丁酉年寄居衢州柯山，己亥年在星溪古阆山结茅居住。山中深僻寂静，几乎与人事隔绝，他专心著述；即使颠沛流离，进德修业的功夫也没有稍稍停止。壬寅年春天回到东山。当时明朝刚刚兴起，在金陵创业，而我们县已经归附明朝六年了。有司多次奉命征召他出仕，后来又以议礼之事召用，他都以生病为由辞谢。己酉年起用山林遗逸之士共同修撰《元史》，先生也在征召之列；等到修史完毕获准还乡，不久疾病复发，十一月丙申日便去世了，享年只有五十一岁。唉，真令人痛惜！妻子是同县程氏，女儿二人，长女嫁汪瓛，次女嫁苏旼。儿子一人，名梦吉甫，是入学的学生，为侧室朱氏所生。先生孝敬奉养双亲，出于天性；居丧时哀伤憔悴超过礼制规定；侍奉兄长极尽敬爱；抚养幼小慈爱有加。三个兄长死在异乡，他们的儿子不能置办丧葬器具，先生便护送灵柩回乡安葬。从兄子弼留下遗孤，先生把他抚养成人。在赋税征敛繁重的时候，又使他能够保住原有产业。吴氏的外甥失去父母，无所依靠，先生便收养了他。像这些事情，对先生来说都是轻而易举、尽力而为的事，还有许多不能全部记述。新安自朱子以后，儒学兴盛，四方称它为东南邹鲁；但其末流有的只把辨析义理、汇编众说当作朱子之学。先生却独自超然有见于圣贤相互传授的真意，认为不只在于推究文字意义之间；所以他读书总是寻求其中的真实道理，再返回自身加以验证，若不是能够确信其必然如此，便不会停止探究。当时乡里的先生们都留心著述，辅翼程朱之教的著作也都有所成。先生接受这些书来读，却仍说不知道求学的要领，常说：“读书最怕疑惑太多，每次打开书卷，群疑便竞相涌起，像刺猬身上的毛一样；一定要等程子、朱子重新出现，面对面给我指教，然后才能释然。”因此，向老师请教仍得不到答案的，最终便从程子、朱子的遗说中寻求，终于有所领会。他在穷究经书的要领方面，是从黄先生那里得到启发并推究到极致的。他初次见黄先生时，问黄先生的生年，黄先生回答说：“己未年。”黄先生说：“这是我刊刻《六经补注》的那一年。”有人说：“书已经刊行了，恐怕没有读者。”我说：“应当是读者还没有出生罢了。哪里知道您恰好就在这一年出生呢？”而且《春秋》托始的年份也是己未年。这种文章和缘分的契合，难道确实就在这里吗？先生请问穷究经书的要领，黄先生只告诉他在于致思。先生又问致思的方法，黄先生便举一件事作例子。《礼记》说：“女子有五种情况不能娶，其中一种是父亲去世而长子在。”先儒把它解释为“父亲去世而没有兄长”。如果这句话说的是已经发生的事实，那么“父亲去世而没有兄长的女子”有什么罪过，竟会这样被世人拒绝？先生思考很久，后来才得到解释，说：“这大概是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一类的情况。” 所以古注说“没有接受命令”，还没有失去婚嫁的资格。如果父亲去世而没有兄长，那么期服、功服以内的亲属都可以为她作主。黄先生大为称善，于是传授给他探求《春秋》书法的方法：“‘楚杀其大夫得臣’，这是《春秋》的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去寻求；‘夫人姜氏如齐师’，这是《春秋》的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去寻求。”后来又替换其中的说法：“‘楚杀其大夫得臣’，这是《春秋》的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去寻求；‘夫人姜氏如齐师’，这是《春秋》的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去寻求。”先生接受了他的说法，退回来思考很久，才领悟其中的意思：所谓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是指鲁国史官的书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内，是指圣人的书法。黄先生把两个意义贯通为一个道理的宗旨，认为圣贤单传密付的精义，全在这里。先生依据《黄先生六经补注》等书，凡是解释《春秋》的言论，都参照亲耳听闻的内容，分类汇集成《春秋师说》三卷。又依照黄先生的意思撰成《春秋集传》十五卷。后来再从经文中寻求，仍觉得没有穷尽圣人的旨意。于是想到《戴记·经解》说：“连属文辞，比较事例，这是《春秋》的教法。”

译他这才开始领悟，这部经完全是通过一字之笔、一字之削来显示意义的。如果不连缀文辞、比较事实，考察其中异同的原因来求解，就不可能领会它的学说。左氏和杜预的注解，大概得到了鲁国史书遗留下来的体例，主张依据史书解释经文，却不知道还有笔削之法。至于公羊、谷梁以及啖助、赵匡、陈氏，都掌握了连缀文辞的遗意，知道探求笔削的旨趣，却不知道先考察鲁史旧文。两方面各自得到一偏，因此不能没有弊病。把两方面合起来求索，就能全部看出各自的得失。于是失传的宗旨重新灿然显明。他常说，如果不是黄先生教他先考察史书体例，然后才能求取经义，他就没有进入门径的地方。等到重新改订《集传》，过了四年，才完成编纂。又思考这部经以伦理类别的分别来构成义理，其中精微之处彼此参错、交互综合，容易互相矛盾；如果不推求类别、贯通其义，难道不会留下遗憾吗？于是撰成《春秋属辞》八篇。这样，即使事变万千、不能齐一，始终也各有条理，于是这部经的根本旨意才算完整。他常说，苦心思考的功夫仿佛有神灵相助，即使圣人复生，也不会改变我的说法。又认为研究《春秋》，必须先考察《左传》的事实；杜元凯、陈君举都在这方面有所心得，但各有局限，于是撰成《左氏补注》十卷。我们乡里的风林先生也以穷究经书为务，不肯与人雷同；一见到这部书，便说：“前无古人，《春秋》的旨意在这里已经论定了！”当时驸马都尉和阳王公镇守徽州，便以《春秋属辞》《春秋师说》《左氏补注》为教材，命商山义塾刊刻传播。然而《属辞》详细说明笔削之权，《集传》则阐明经世济民的志意，必须两书互相表里，然后经书的旨意才不会有所遗漏。等到《属辞》成书后，先生又改订《集传》，使两者归于一致；到昭公二十七年时，先生还没有完成心愿便去世了。门人倪尚谊依据《属辞》的义例，又拿平日从先生那里听到的内容相互参证、考据，才补足完成此书。像尚谊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对先生门下有功了。至于《易经》，先生从黄先生那里听说，必须先明白卦象。黄先生又说：“《易》的卦象和《春秋》的书法之所以废失，大致相同；如果通晓其中一方面，就可以触类旁通、突然领悟另一面。”先生既然通过《易》明白了《春秋》的本旨，便日夜不能忘怀，每当思考有所领悟，就感叹说：“黄先生难道欺骗了我吗！”他曾说：“《春秋》的文义依靠孟子的话才有根据；对于《周易》，也一定要看到像孟子论《春秋》那样的说法，然后才能推求圣人的心情。” 先生常作《序卦图说》，以及解释经文开头《乾》《坤》《屯》三卦的文章，大体认为：伏羲创设六十四卦，系辞给它们命名为《易》，《系辞传》上篇所赞述的，全是伏羲创制卦象之事。神农、黄帝相继制作，又各自依据伏羲的《易》重新排列卦序，成为各自时代的典籍。到了夏、商两代，卦辞不断由后世增益，大概已经无不完备，都是为了占筮之用，这就是《连山》《归藏》。到了周文王，凭借至高的德行，却仍不能免于被囚禁羑里的灾难，于是依据伏羲的《易》，按照卦象交易对待、反易相因的关系，确定为上下两篇；用天地之道来说明君臣之义，借阴阳消长、盈虚变化来显示人事进退存亡的戒惧。所系的卦辞，一定有与这些道理相关的地方，并不是圣人一时随意说出的。到了周公辅佐成王，二叔散布流言，召公心中不悦，也因先王的忧患而有所感，于是就根据卦、爻、彖、象中所表现的爱恶、远近、相攻、相取之情制作爻辞，与先王的著作相互表里；他的制作宗旨与《连山》《归藏》略有不同，所以题名为《周易》。这部书和另外两种《易》都由太史和掌管占筮的官家掌握，可以通用，但其义理并不专门以占筮为主。孔子说：“《易》的兴起，是在殷代末世、周代盛德之时吗？是由于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吗？”所以《周易》的文辞令人警惧；使危险者趋于平安，使平易者转为倾覆，它的道理极其广大，万物无不包括在内，以警惧贯穿始终，最重要的是使人没有过失。这就是《周易》的本义。先生所寻求、论说的《周易》本旨，大概正如孟子论《春秋》一样，最终从孔子这段话中有所获得，不再借助其他地方探求。诗歌五言，起初学习六朝诗，后来改学建安诸子和老杜近体诗，于是又学习唐人。他写文章说：“一定要以义理胜过一切为主，然后谋划意旨、遣用文辞，文章就会奔涌而出。”我詹烜私下观察先生的学问，以积累思考为根本，以自我领悟为归宿，勉励自己从切实关系自身、不断向上的功夫做起，终于达到穷究经书、复兴古学的成效，难道是偶然的吗？我自从有幸与先生交游，他不因我疏漏谬误而拒绝我，反而教导我；我往来请教，终于听闻穷究经书的要领以及《春秋》笔削的旨意，才悔恨从前所学不对，又痛惜自己闻道太晚。本来希望晚年能和先生共同讲授《周易》卦象之学，先生却突然已经去世了，这是后学的不幸啊！或者说，这种学术的兴衰关系到天运，本来就不是人所能预测和认识的吗？” 尚谊和他的儿子梦吉嘱托我詹烜撰写行状。我学识浅陋，哪里足以了解先生呢？但我承蒙先生知遇最深厚，从道义上不能推辞，只好姑且把我所见所闻如此记述下来。希望博学的君子加以表彰，使它长久流传；这不只是使先生在九泉之下增光，也实在是斯文的幸运。诸生星源詹烜谨慎撰写行状。环谷汪先生（克寛）行状　吴国英

译先生名克寛，字德辅，又字仲裕，姓汪。他的先世从歙县黄墩迁到祁门县北的石山，传到名钊的人，又迁居县南的韩溪。五代之后，有兄弟七人，都以才华名闻乡里。第五子世容生深，深生敏，敏生黻。黻有两个儿子，长子若思没有儿子，便以弟弟若谷的儿子侨作为继嗣。侨补试中中国学进士，生晔；晔生灿，字明夫，继承家学。当时同族的堂兄弟们都是各经讲师，学问文章成为乡里的规范。堂弟国学进士东山府君华，字荣夫，曾和族兄二教府君相，字魏夫，一同在双峰饶子的门下求学。饶子是勉斋先生、黄文肃公的高第弟子。二教和东山反复质问请教，完全得到其中的深奥义理。祁门县理学的兴盛，就是由这两位先生开创的。东山早年又曾跟随鄱阳庐窗赵先生介如学习，并与故中书右丞五峰先生燕公楠同门。至元初年，燕公任江浙行中书省事，路过祁门，访求东山，与他叙说旧交，准备把他荐举给朝廷，东山坚决辞谢。明夫没有儿子，东山有五个儿子，都熟悉听闻家传的学问。明夫人的丈夫是王氏，请他的第三个儿子应新、字字符美承继宗嗣，这就是中山处士。处士记诵见识广博，议论慷慨，曾经撰写《便民二十条》，竭力陈述当世的重要事务，想把它上呈台省，但没有成功，听闻此事的人都为他惋惜。处士娶同邑贡士石溪先生康鼎实的第二个女儿为妻，生了五个儿子，第四个就是先生。大德八年甲辰正月八日，太阳刚刚升起，先生出生在桃墅里的宅第。出生便显得不凡，处士对康夫人说：“我们的祖先积累的善行和暗中积下的德行已经很多了，或许正得到福报，这个孩子能使我们宗族兴盛吗？”先生刚满六岁，石溪教他《孝经》《论语》《孟子》，他随口便能背诵，每天记诵数百字。过了两年冬天，石溪对处士说：“我老了，来不及教导各位外孙了。你的第四个儿子骨相不凡，应当选择良师好好教导他。”从此先生跟随乡里的先生学习，常常使老师屈服于自己的见解，学业日新月异。到十岁时，处士见先生所学更加精进，便拿出东山向饶先生请教求学时获得的讲授之书和当时问答的言论，与先生一同研读玩味，于是渐渐领悟理学，便取朱子《四书》亲自确定句读，昼夜诵读，仿佛懂得了求学的要领，专心勤奋远异于同辈，有时直到天亮还不睡觉。母夫人见先生用功过度，对处士说：“这个孩子读书太勤苦了，万一因此得病，不可不加以劝戒。”处士便叫来先生告诫他说：“读书应以涵养气质为主，不宜过度劳累。”先生说：“我自己以此为乐，并不觉得劳累。”从此，他所读的六经、诸子、历代史书以及《通鉴纲目》等，全都能够背诵。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十四岁。这年秋天，乡里传抄录下江浙秋试三场的题目，先生一看便挥笔写成文章。乡里的先生们惊异地说：“这是天才啊。”第二年戊午，郡守以礼聘请婺源道一书院山长云峰胡先生炳文到郡学堂开堂考试，以激励后进。先生多次在郡学考试和堂试中取中，已经能够同学校中的诸位老成之士相抗衡了。到壬戌年春天，处士与先生一同前往饶州浮梁，在州学拜见可堂吴先生仲迂。吴先生对各位门人说：“新安汪克宽远道而来跟随我学习，聪颖出众，非同寻常，勇于求学，将来一定会有所成就。”后来他把先生所作的文章拿给吴先生印证认可。吴先生说：“读书是为了明白道理，并且求得在自身实践；文章到了将来，即使不专门学习也能够写成。”先生既然得到吴先生的教诲，于是专心致志地学习圣贤之道。回去以后，先生修葺旧居，在住宅东边开辟书斋，题名为“思复”，并在书斋墙壁上撰写铭文来激励自己。第二年，吴先生在武林讲道，勉励先生充任贡生。先生回答说：“我对这些还没有真正确信，越级谋求进身，我哪里敢这样做呢？”泰定丙寅年春天，先生听说严陵吴先生朝阳凭《春秋》考中甲子进士，任鄱阳丞，便特意前去拜访。朝阳先生听到他的言论，高兴地说：“你可以说是真正懂得作《春秋》的心法了。”这年秋天，县令听说先生的学问和品行远超同辈，便举荐他参加江浙乡试，先生果然考中前列。第二年春天，先生到京城参加会试，因为对《春秋》的论说与主考官不合，加上对策切直，于是被中书省黜退。先生高兴地南归，实现了奉养父母的志愿。当时贡待制师泰说：“德辅年纪轻而资质纯正，才能优异而学问广博，鼓起勇气参加秋闱便考中高等，但到了春官考试却总是与主考官不合。这是从数千人中取得他，又在数千人之外失去他，天道真是无常啊。”先生从京师回来后，更加刻苦自励地求学，严厉地修养整治自己，于是厌弃科举文章，慨然说：“道在当世是行不通的了。”便取圣人亲笔写成的《春秋》，广泛考察诸家学说的异同和得失，以胡文定公的传注为主，又研究各家学说，汇集编成一书，命名为《春秋经传附录纂疏》。翰林学士虞公为他的事迹作序，流传于世。关于《易》，有《程朱传义音考》；关于《诗》，有《集传音义会通》；关于《礼》，有《经礼补逸》；关于《纲目》，有《凡例考异》，其余论著还无法一一列举。先生对于经史和圣贤的言论，心中融会、精神领悟，造诣深厚，因此写文章几乎不费心思，便能浑然融通而典雅。他教导学生，诱导扶持、鼓励劝勉，没有不能成人成才的。后来先生在宣州、歙州一带教授经学，多次与师山先生郑公讲论义理、研究学问，彼此意气相投。尚书巢深先生汪公辞官居家，于是派他的孙子世贤带着经书到先生门下求学。四方学者知道先生道学的美善，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先生曾对学者说：“圣贤之学，以亲身实行、践履实践，以及持守心志、反省察看为先；至于文章，只不过是余事。”鳌峰、玉署的诸位老臣都想以文章举荐先生，但先生专心著述，不因丝毫利禄而动心。各位跟从学习的人因先生所居之处山谷环绕，称其地为“环谷”，四方学者都称先生为“环谷先生”。到至元戊寅年五月，住宅遭遇火灾，先生半夜侍奉处士迁到另一间屋子居住，奉养极为周到。这年九月，处士因病去世，先生悲哀憔悴，超过丧礼规定。

译至正壬辰年，蕲州、黄州的军队到来，先生率领老幼到深山躲避兵乱，所居房屋和财产几乎全被贼兵焚烧抢掠，生活屡次贫困到无以为继，先生却安然自若。从此连年兵戈扰攘，直到圣朝平定祸乱，先生才返回旧居。洪武二年正月，朝廷命行人带着财物和礼品聘请先生到京城，与翰林潜溪宋公一同删修《元史》。这年九月事情完成，皇帝特地下旨把这一批人全部留下授禄任职，先生以年老多病竭力辞谢不接受，于是皇帝命礼部设宴，赐白金三十两、彩色缎料二表里，供应驿站车马让他回去。先生到家后，于洪武五年壬子十一月十二日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先生平日曾对两个儿子说：“我死后，就附葬在盛村的祖坟。”他的孤子于是按照遗命，于这一年某月某日把他葬在那里。先生娶同邑聘君和溪先生程公的女儿为妻，以勤俭共同成就家业。程夫人与先生同年出生，比先生早十九年去世，卒于癸巳五月八日。儿子二人：希、偕。女儿二人：长女嫁同邑李杰夫，李杰夫早逝；次女嫁同里谢子原，谢子原去世后守节，发誓终身不改嫁。孙子六人：銈、镡、锭、钺、铧、鏕。国英早年跟随先生学习，受先生教诲最深，承蒙先生知遇也最厚，恭敬地把大概事迹述写在这里，使他的孤子请求当世名公撰写墓铭，以求流传不朽。门人、长洲县学教谕、歙县人吴国英撰。明故承务郎、左春坊左司直郎贞一汪先生（叡）的行状，程汝器撰。先生讳叡，字仲鲁，号贞一道人，晚年患哮喘病，自称贞一病叟。汪氏世代居住在徽州婺源，是当地的大族。先生曾祖名瑗，祖父名宾，父亲名闰，都宽厚有礼、谦让守礼，不希求做官进身。先生天性聪敏，颖悟过人，幼年便知道致力于学习，十二岁能作诗，十五岁能写文章。夏天不乘凉，冬天不靠近火炉。他的族叔祖古逸翁喜爱他资质超迈、勤于学习，收他教导后，他每天诵读经传一千多字。凡有疑难，一定登记下来逐一询问辨析；他的志向更加专一，同住的人都推重谦让于他。不久，古逸翁去世，这是至元戊寅年夏四月的事，先生穿着弟子丧服，悲痛哭泣。古逸翁的儿子淮弥先在父亲去世一年多后去世，他的孙子奇树、奇芳无力安葬，过了十九年，到丁酉年，先生按照礼制把古逸翁安葬在乡里的高路。先生成年以后，游历江淮、两浙，当时知名人士没有不器重他的。至正壬午年秋天，他曾参加浙江乡试，因不合有司之意而未中，回到家乡后便在乡里寻求朋友，与倪仲弘、郑子美、朱允升、赵子常、吕安贞等前辈共同讨论学问。后来又与族人茂昭、子文一起，在乡里的碧云庵、玉莲僧舍中，日夜潜心研究各类经书、诸子和史书，无不深入研求、考订辨析，融会贯通性命道德的本原以及古今事物的变化；至于山川岳渎、草木昆虫，凡是上天所覆盖、土地所承载的事物，无不极力探究其所以如此的缘故，然后再返回自身而有所体悟，实际体认、持守保存并扩充其善端，以此付诸实践。适逢元朝末年战乱兴起，天下沸腾，乡里横遭溃乱，杀人如割草芥。先生悲悯不忍，于是筹划对策，与弟弟共同召集义军，以安定乡邦，协同官军恢复郡县，铲除凶恶之徒，扶助柔弱善良的人。各大族前来依附的，也加以警告劝化，共同设法保全他们。事情平定后便退归田里，不希求出仕，只把使父母喜悦作为心愿。至正丁酉年七月，服母丧，九月葬于鸿村仙人池。己亥年七月，服父丧，过了五年，到癸卯年十一月，葬于鸿村瑶竹园。三年之间不与人交谈，哀伤憔悴，几乎丧命；安葬、祭祀都遵守礼制，在墓旁结庐居住，把楼题名为“春晖”。庚子年秋天，弟弟同率兵争夺鄱阳，未能取胜，抛下妻子儿女、军马和粮库逃亡到西浙。朝廷因其用兵姑苏而怀疑他，下檄令把先生、夫人程氏以及寄居江宁的次子渊一同拘来作为人质。不久得知同遭张士诚杀害，才释放先生，授任安庆税令，夫人也一同前往。壬寅年夏天，先生因奏请事务回到京师，而安庆城陷于陈氏贼兵；夫人与邻妇带着襁褓中的婴儿逃入山谷，情势危急，只得把婴儿丢在荒草中，自己逃生，家僮和奴仆也跟着逃避。后来他们看见被遗弃的婴儿，抱着去寻找夫人，却没有找到，只好向村妇求乳，十多天后母子才得以保全。安庆城重新平定后，先生从京师回去复任，不到一个月，朝廷选任儒官，委派参军詹同率军进入川蜀，随军参与谋划，先生以肺病辞谢，获准归田。洪武初年，驸马和阳王公克恭从新安移镇会稽，又奉调前往八闽，先生的长子泽先在王公幕下任职。王公一向知道先生的学问品行，于是专门派使者以礼聘请先生到三山，在中山之阳设置馆舍；过了两年，先生因病辞归。洪武甲寅、乙卯年间，先生屡次奉朝廷命令，郡县交相发文查问先生的病是否痊愈，郡府命医诊视，说肺病难以治疗，因此再次上报，先生得以回到田园旧居。先生即使卧病在床，仍然激励乡里子弟中喜好学习的人，如本县李文征，以及休阳的范平仲、吴韫中、程子静，都得到他的造就。先生受朝廷任用时，凡是远近祖宗坟墓有倾塌损坏的，都务必修坚完好；荒芜的就砍除荆棘，立石碑来标明。有个叫白谦的人，是濠梁人，壬寅年到婺源任县令，清廉而有威严，强暴之人畏惧并憎恨他。甲辰年冬天，邻境发生盗乱，攻打州城并使其陷落，白公遇害，尸体暴露在河边。事情平定后，先生备办衣衾、棺椁，买地于环村，营造坟墓，将他安葬。乡里发生兵变后，有丧事不能安葬的人，也都由先生替他们安葬。他奉祀宗祠、举行祭享，完全按照古代制度，划出田地四十亩，制定固定规约，使子孙永远遵守。祠堂题额为“著存”。战乱之后，邻近的银峰、洎水、浮梁有流离颠沛前来投奔的人，先生全都捐出粮食给他们吃，又把村落中的房屋借给他们居住，时局平定后都让他们恢复原业。洪武甲子年初秋，朝廷再次颁下征召贤才的诏书，有司敦促逼迫先生上路；到京后，司礼官引见，皇帝举出《尚书》“西伯戡黎”篇，命先生解释。先生详细分析阐发，深深符合圣意，于是经常受到顾问，命他辅佐储君，授承务郎、左春坊左司直郎。皇帝又每天召他入侍讲说，使他往来于两宫之间；他与朱善、刘三吾两位学士上朝时同班，赐坐时同席，入内则称为“三老”，从容陈述善道，进献意见，皇帝每每因此消解威怒。皇帝曾怜悯先生年老气喘，下令赐给朝房，使他便于上朝；在万机之余，又命他续作“薰风南来”等诗篇，作品都符合圣意，受到近臣称赞，侍臣们也都推重谦让于他。每逢春夏万物生长之时，有人犯下死罪，先生总是流泪俯伏进谏，请求按时处决，不要损伤天地生养万物的仁德。

译皇帝同意了他的奏请，常常称先生为善人。第二年颁下诰书宠幸慰谕。又过了两年，到丙寅年仲春，先生的喘病大作，勉强支撑病体上奏请求回家治病，约定秋天再来。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三月初三，皇帝驾临奉天门，命中使传旨召先生。先生到后，皇帝赐座。谈话之间回头问道：“你知道召见你的用意吗？”先生起身回答：“不知道。”皇帝说：“前些日子你不是因为年老多病请求暂时回婺源，约定秋天再来见朕吗？朕已批准了你的请求，原本有不必辞别的意思。后来想来，你们的光阴有限，说回去也有日期。仲鲁的喘嗽病确实很重，但通常患这种病的人往往长寿，何况你两鬓斑白，这是长寿的征兆。你的心事，朕很了解。孔子不是说过：‘乡里人中善良的喜欢他，不善良的厌恶他。’你读了很多书，还有什么道理不能穷究？只是你的心向来善于对待善人，所以固然喜欢善人；对于不善的人却也不加厌恶，这样便还没有完全做到好善之心。朕现在准许你回乡，不必再来了。所要戒备的是，近侍官员回到郡县或邑里，按官势必定会来拜见你，你应当闭门拒绝，以断绝往来；否则就把这些话写在纸上，让僮仆们给他们看。你可以说：‘仲鲁有幸蒙受圣恩，准许告假回乡，按理应闭门谢客；至于交纳租税、承担差役，自有常规制度。’ 难道我敢因此自取罪责吗？这样做就可以安享天年了。”先生叩头谢恩说：“圣上以德爱护臣民，恰好承受了圣上的训诫；这是想让我保全晚节，我怎敢不敬佩，并期望不辜负圣上的心意？”第二天辞别朝廷，京城门外送行的车辆有百辆，观看的人挤满道路，没有不感叹赞叹的，都认为这是千年难遇的事情。先生的道德平和而纯正，施用时庄重而刚毅；内在有孝，外在有仁；沉默时有智慧，说话时守信用；困穷时不忧愁，快乐时不过度放纵。求学以孔孟之道为准，必定在内心求得。所作文章深厚博大，平淡而古雅；赋、颂、诗、歌，其宗旨全都归于正道。积累有十帙，名为《浯溪集》。又过了十六年，先生在正寝考终。先生生于元至治三年癸亥冬十月二十三日，卒于大明洪武三十四年辛巳春三月二十三日。先生卧病刚三天，第四天早晨，命儿子泽捧水进来给他洗手脸。洗毕便整理衣冠，端正坐着，形神清朗完整。准备蔬食进献，他又略微增加了一些。正要撤下饭食时，他对儿子和孙子说：“你们应当安守本分，遵守礼义，谨慎言语行为来保全自身；对待死者要像侍奉生者一样，不要做佛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丧事祭祀只须遵照礼仪，不必丰盛，关键在于诚心和恭敬。说完便端正身体、收拢双手，安然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儿子四人：嫡长子泽，二十岁时在金陵、两浙、八闽、两广岭海一带从事远方戍守，五十岁才告老归来，奉养父母直到终老，完成了孝道。嫡次子渊，四十四岁时因呈进田亩图册，被有关部门责罚延误编造京官宅第之事，死于江宁。嫡次子淮，二十九岁，也因图册之事受罚服役未完，跟随死于京城石城门。庶子潭，三十一岁，接替服役回京后，染病而死。继子一人，名渚，幸而无恙。女儿一人，名浯，十六岁时嫁给同里的江里仁。孙子八人：柱、梁、枢、栌、荣、柽、杞、楚。其中梁改名为良士，由县学秀才考中永乐癸未乡试，登甲申进士第，升任虞城县令。孙女九人：樟、楣、庆、栱、楹、楠、楷、栘、桐。曾孙五人：熙、照、煜、烜、焰。曾孙女二人：美、罄。唉！先生信奉道义非常坚定，正是所谓富贵不能使他放纵，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威武不能使他屈服的人。在丧乱流离之中，他使危急者得到扶持，使倾倒者得到救助，安定人民、施惠万物，直到天下达到太平。他的嫡子、庶子以及继子共五人，不幸的是渊、潭、淮都因王事死于京外和京中。幸而嫡长子泽虽曾从事远方戍守，年老后归来奉养父母并送终，渚又从旁辅助，这难道不是皇天不忍让一位老人没有留下后人的意思吗？前三个月，泽选择吉日，卜定将先生安葬在鸿村瑶竹园，墓穴坐己向丙、挹壬亥，这是这一年四月十五日的事。夫人程氏与先生同穴，夫人比先生早十年去世，时为洪武二十三年庚午秋七月十五日前一日，享年六十九岁，八月十五日安葬。侧室许氏六十九岁，仍然健在。汝器曾经在先生门下游学，不能没有记述，于是把自己耳闻目见的大概情况写在篇章简册上，还希望请名公作志并撰铭文，使其流传不朽。时为永乐乙酉年秋八月十五日前，前承务郎、金华府浦江县知县松萝程汝器撰写。（按：洪武十七年八月乙未，任命儒士汪仲鲁为左春坊左司直郎，诰书说：“朕的继承人寻求善人来辅导，以成就他的德行，哪里是容易的事呢！”有的人善于言说而行为赶不上，有的人善于实行而不善言辞；大概没有言语就无法表达心意，没有行为又凭什么取得信任呢？） 只有善于言说而不逼迫人，所以听起来不会厌烦；善于行事而不亏损德行，所以亲近他也不会轻慢。从出入宫禁、侍奉起居，到纠正过错而不屈挠，承接皇帝顾问、进讲经说，都要随时在场。用事物作比喻，小事便加以讽谏，大事便加以告诫。好比不断积累土筐，期望最终堆成高山；好比引导众多水流，期望最终汇合成大海。如果不能具备这些，怎么能称职呢？现在特授予你仲鲁承务郎、左春坊左司直郎。你应当竭尽忠心、效尽诚意，陈述善道、闭塞邪说，不要有所隐瞒，这才是美善的。仲鲁是徽州婺源人，因为通晓经书而被征召到京。皇帝诏令各位儒者讲论，仲鲁讲解《尚书》“西伯戡黎”篇，言辞旨意明白流畅，皇帝非常嘉许，于是授予他这一职务。洪武十九年三月辛未，左春坊左司直郎汪仲鲁因肺病请求回乡，皇帝准许了他。第二天又召他到便殿，赐座，对他说：“你昨天以疾病为由告假回乡，约定秋天再来见朕。朕知道你的病很重，应当休养来延长老年寿命。你平生努力行善，如今两鬓斑白，正是长寿的征兆。以后更加谨慎起居，精心服用药物，以终享余年，不必再来了。”仲鲁为人敦厚诚实，简朴沉静，不轻易说笑。他在两宫进讲，历经三年，遇到事情总是发言，明白简直。皇帝曾称他为善人，始终以礼相待。《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二。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三。（明）程敏政撰。行实（勋贤）。宋故中大夫、龙图阁待制、致仕、丹阳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赠光禄大夫、少师洪公（中孚）神道碑，刘岑撰。

译徽宗皇帝下诏说：“朕想到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贿赂给契丹，已经二百年了。如今海东的圣主兴起，十五年间完全占有了那片土地，即皇帝位，国号大金，派人从海上来约定联合进攻，并答应把燕云之地归还给我们。朕秘密诏令你们河北各位将帅经营谋划此事。各位将帅争相把燕云传来的好消息报告上来，只有显谟阁学士、真定路安抚使兼知成德军府事洪公中孚极力论说此事不可行。他还说：‘臣长期游历边地，熟悉燕人的情状。他们质朴正直、崇尚气节义理而少有文饰。过去辽主洪基听从宰相刘六符的话，大幅减免燕云赋税。辽国虽然衰弱，但那里的民心并未忘记这件事。朝廷同辽人长期交好，突然想与大金共同覆灭辽国，在道理上说得通吗？恐怕灭掉辽国以后，大金会成为难以对付的大患。’总共数百字，句句都切中要害。恰逢派中贵人谭稹来商议此事，公说：‘策划这种事情的人，是国家的贼。’谭稹非常不高兴，最终弹劾洪公，使他奉祠离职，降为待制，后来又夺去这一官职。当时是政和六年。四年以后恢复待制，任扬州知州。那年大旱，飞蝗遮天，洪公到任的晚上便下了雨。朝廷当时正崇尚黄老之术，道士林灵素声势极盛，他的门徒从东南用大船重载货物经过淮阳水道，时常擅自开启水闸，守闸官吏不敢过问，洪公查明此事后，把他们全都依法惩办。不久，洪公以直学士身份提举南京鸿庆宫，归居许昌。宣和末年，河北、京东盗贼兴起，张仙最为猖獗，皇帝命洪公以礼部尚书身份前去抚慰招谕。中人李彦在许昌主持西域事务，平日就对洪公不满；洪公听说张仙想投降，立即把大夫、刺史的锦袍金带送给他。李彦既夺取了洪公的功劳，又诬陷洪公等人有罪，于是属吏都被交付开封府监狱。洪公于是请求告老，获授龙图阁学士、提举亳州明道宫。不久又被夺职，案件审结后又削去一官，停职居家。不久北方军队兴起，从燕云、赵、冀而来，直抵京师；朝廷命李回回到河上劳军，他在许昌见到洪公。洪公极力说京师不可守，李回回没有采纳，于是感叹说：‘退避也有危险，我还是回故乡吧？’便南下抵达钱塘。禁军士卒陈通判杀死提点刑狱周格，气势非常嚣张，洪公奋然用祸福开导晓谕他，士卒不敢纵掠。事情平定后，洪公回到徽州休宁居住。建炎二年冬天，举行大礼，恢复洪公龙图阁待制之职，任其致仕。绍兴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洪公在乡里住宅的正寝去世，享年八十三岁。官阶累升至中大夫，爵为丹阳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根据遗表特升四阶，举行大礼时追赠光禄大夫，进而追赠少师。洪公讳中孚，字思诚。高祖、曾祖以来，都隐居不仕。父亲讳文演，因为儿子显贵，追赠金紫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教子非常用力，洪公能够继承他的志向。洪公幼年聪颖颖悟，读书一遍便不会忘记。十四岁成为乡试首选，却避让前辈而居第二。成年后游学太学，声名很大。当时神宗已经知道他的姓名，名流如苏东坡，也同他交情深厚。元丰二年考中进士，起家任将仕郎，试任秘书省校书郎、黄冈尉。邻境盗贼张韬率三辈扰乱边境，长期不能擒获，洪公单骑出境追赶，发三箭将他射死。接连遭逢永嘉夫人和金紫光禄大夫父母的丧事。元祐四年，任成都府属官。碉门蛮人叛乱，主帅把此事交给洪公，他当天便渡过笮桥，召见酋长加以慰抚，使其归顺。人们说洪公的胆量大于他的身体。因荐举改任宣德郎，知蜀州新津县，任襄州光化县通判、代州河东漕司属官。近臣推荐洪公的文学和政事才能，皇帝召他到便殿应对，他论说钱币的来源流变以及河东的费用，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命他提举河东常平，每年为大司农节省数以亿万计的费用，增加俸秩，改任转运判官。洪公赴京奏报政务，到了郑州，听说夏人入侵，立即返回治所，皇帝秘密下旨命他节制军队，深入敌境，六次渡过无定河。恰逢诸将商议修筑银州城的事情完毕，他便按住马缰缓缓行进，鼓吹仪仗在道路上跟随，返回朝廷。朝廷上奏任命他为直龙图阁，升任转运副使，赏赐三品服色。洪公经营修筑慕柰城，进入敌境三百里，半夜到达城下，察看山川地势，秘密绘图上报。熙河新边缺少军费，他拿出余金五百万资助那里，皇帝高兴地说：“得到刘晏了。”改任熙河、兰湟路转运副使，升任集贤修撰。兴办鼓铸、榷酤、市易，又使安西成为产米之地，广泛收购粮食并给予厚赏，招募人运输边粮，清乐不拘常格，人们都乐于跟从。即使漕运要经过潢、二水，水深水浅，最终也没有把这当作困难，边地于是没有粮食缺乏。枢密院忧虑军力不足，创置崇威、崇锐两军；洪公偶然入朝应对，极力论说国家养兵已经很多，又增加新军，费用从哪里来，皇帝醒悟，于是取消了这两军。湟州、鄯州、廓州都是最边远的地方，行旅艰苦，常遭剽掠；洪公修筑烽火台，设置驿传，在险要处立石为界，又把闲田给候望之人，让他们自行耕种，边患于是平息。又清查河东戍卒中代替兰州驻军、按团编制的人，发给铠甲兵器，使他们遇到贼兵能够自行攻击。设置通川、通津二堡，来扼制敌人的咽喉。七宝山出产金、银、铜、锡、雄黄等，极其丰富。有人劝说开采废矿来资助国用，洪公说：“这足以启发敌人的贪心。”青塘归附朝廷，洪公傍晚出发离开宁州，半夜到达宣威城；经过铁葫芦时，酋长拦路献上牛肉和酒。洪公知道他们没有别的心思，入朝上奏后升任显谟阁待制，又奉制升为都转运使。皇帝知道洪公立身中正、不偏不倚，对他的慰问非常优厚。洪公叩头谢恩。洪公自己认为受到皇帝的深切了解，每当论说人情利害、人才是否胜任，都毫不隐瞒内心意见。皇帝几乎要授给他宰政，却总有阻挠的人。洪公听说后叹息说：“我即使做不了宰相，也不过是越不过这道岭罢了。”出行以后，皇帝命他宣慰青海丙灵族帐，著名酋长们在道路左边罗列拜迎，听宣诏后还请求佛像十多尊。洪公于是把诗留在青唐古寺的墙壁上。召任户部侍郎，又以待制身份任开德府知府。当时正接受八宝礼，赏赐规格如同南郊大礼，有司报告物资不足，皇帝急召洪公入户部。到了离京师三十里的地方，使者催促他入都堂议事。洪公命属吏说：“赏赐用品已经准备齐全，应当据实上报。”属吏战战兢兢，不敢下笔，连尚书也如此。洪公独自上奏，果然没有缺少。属吏害怕洪公聪明，想找机会陷害他。于是向开封府官吏说明有人包庇郑伸、对他的拖欠不追究，洪公说：“后父之外，难道还有另一个郑伸吗？”

译属吏战栗不已，张口结舌。夏人带着金玉珍宝来请求出售，洪公坐在驿馆中，让他们到庭上来见。夏人说：“我虽然地位卑微，也是奉命出使的人。”洪公便派译官说明：“你带货物来，是来做买卖的，为什么还要摆出使者的身份？”于是只给了他们一半价钱。夏人说洪公不要戏弄他们，洪公说：“从前回鹘入贡，途中被你们掠夺了财物并据为己有，旧事我们都没有追究，难道还敢计较吗？”夏人这才知道洪公的姓氏，惊讶地说：“原来不知道是河东洪老子！”行礼后离去。皇帝很高兴，下诏褒奖洪公。有一天讨论陕西茶马税课没有达到数额，皇帝说神宗朝时，岷山的一堆茶可以换一匹马，马厩从未报告缺马，如今茶叶数量多了几倍，马却送不来，怎么办？洪公说：“番部每天饮用酥乳，把茶当作性命；如果稍微加重茶禁，不把买马看得急迫，马自然会送来。”解州盐池每年供应八十万，盐池损坏后，开始运用东北盐，每年收入达到三百万，但议论者想恢复解盐。洪公说：“解盐如果不是经过烈日曝晒、南风鼓吹，就不能制成；现在靠大量灌水使它积聚成盐，味道苦涩而不能食用。朝廷内外已经习惯海盐的甘美，哪里肯立刻改用解盐呢？如果推广东北制盐的方法，每年收入何止三百万呢？” 后来果然按照洪公的建议施行。不久，洪公以疾病上报，获授徽猷阁直学士、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太原府。夏人以重兵压境，前来商议地界，洪公告诫诸将应当乘机袭击，敌人全都逃走，并且送来书信停止议界。过了很久，调任颖昌府，又恢复任太原帅，迁任真定。经过宫阙时，推荐十多名可以担任都司、版曹官员的人。朝廷讨论明堂制度，不久充任京兆府路安抚使兼知永兴军。入朝觐见时，他极力陈说军政的弊病，又说祖宗优礼厚待近臣，虽然身在远方，听到朝廷政令有不恰当之处，便总是极力论说，即使大臣和台谏官也不敢妄加议论。熙宁以来政事发生变化，朝廷大臣、侍从、台谏以法度约束官员，使他们连一句话也不能发表，政事的治乱都听不到。近来又提升走马承受廉访使者，让他们监领外台，即使安抚使、转运使也不敢过问，所属官吏苟且蒙蔽的事情多得数不清。皇帝称善。过了很久，又任颖昌知府，提举嵩山崇福宫，任东平府知府，再调任真定军。城寨靠近山地，山中有很多大树，已有百年之久。北伐日期将近，洪公请求削平山势、加深壕堑来防备意外，但没有得到答复，洪公已经离任。后来北方军队进入边塞，果然从这条道路而来。唉！天下太平一百多年，人们习惯了柔软安逸，言语上只求彼此容让取悦；在当时的近臣中，肯不顾自身安危、直陈政事得失而像洪公这样的人，有几个呢？宣和五年将要取得燕地时，刘岑也跟随洪公。后来辽主的军队在瓦桥等待消息，辽臣王芮来到童贯军中，请求把燕云之地归还，保存辽国的祭祀，并作为朝廷的屏障。童贯不听。王芮说：‘我国以骑射为生，尚且不能制服西夏，何况以礼义治国的中原呢？接受忠言却不采用，两国的祸患还没有终止啊。’说完痛哭离去。当初，僚属曾命刘岑作奏疏，请求停止这次战役，奏疏上报后也没有得到答复。可惜啊！洪公于绍兴庚申年十一月葬在挟山。二十七年后，时在乾道丙戌年，洪公的季子彚任抚州军事推官，写信来告诉我说：‘先君墓上的树木已经合抱很久了，碑铭还没有完成；但知道先君旧事、可以告诉后人的，除了杼山先生还有谁呢？’于是我不能推辞，替他撰写了铭文。洪公的夫人是福国夫人程氏，比洪公早二十五年去世。儿子五人：知微、知彰早亡；知柔以右承奉郎、河东提举坑冶铸钱兼经略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身份，死于任所；知彝现任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知彚任抚州军事推官。女儿二人：长女嫁左朝散大夫、亳州通判刘勋，次女早夭。孙子六人：邦彦，任右从政郎、保康军令；邦杰，任右承务郎；邦■〈广外多内〉，任右迪功郎、襄阳州谷城县尉；邦廱，任右迪功郎、保康军节度推官；邦膺，任右迪功郎、舒州太湖县主簿；邦应，被推荐但尚未授官。孙女四人：长女嫁左承议郎、尚书比部郎官陈祖言，次女嫁右迪功郎赵公俨，其余尚年幼。我所上的洪公祖先，原籍青州北海，建国初年为澭州，后来迁到下邳；如今淮阳军洪氏的第十一世祖经纶，在唐德宗时任黜陟使，主张议论停止藩镇、把兵权收归朝廷，担心召来祸乱，因此被贬为宣歙观察使，便在此安家，于是成为休宁人。铭文说：七朝的英杰，南国的精灵。忠烈之声驰名蜀汉，翱翔而出使北方，慰劳那西凉之地。于是统治六州，像古代诸侯中的齐、晋一样。正当朝廷要夺取燕地时，洪公独自慨然上疏，叩问苍天，秉持本心；刚强忠贞，却终究没有被采纳。气节直冲苍穹，这样的人竟然丧失了。将近四十个春秋，才寻求坚硬的石碑，刻下这篇铭诗的声名，用来表彰高大的坟茔，并告知后代子孙。宋故敷文阁学士、中奉大夫、致仕、休宁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累赠开府仪同三司、少保、谥忠肃金公（安节）家传，金文刚撰。

译先公讳安节，字彦亨。他的祖先是京兆人，唐末迁到歙州休宁，于是成为休宁县人。曾祖讳仁用，曾祖母姓苏；祖父讳应辰，祖母姓洪；父亲讳裕，追赠通议大夫，母亲姓朱，追赠太淑人。先公出生便聪颖， daily记诵千言，见识志趣不凡，仪容举止庄重严肃。家境贫寒，仍专心致力于学习。太淑人亲自纺织劳作来供给学习费用。年轻时进入学校，声誉日益振兴，操行日益严厉，贯通经史，尤其精通《易》，学者大多尊奉他。曾经撰写《易解》留给后人。葛司成胜仲从礼部郎出任乡邑县令时，一见到先公，便期望他将来有远大成就。先公凭沈公晦榜考中进士，当时是宣和六年。最初任洪州新建县主簿，任期届满，范丞相宗开引荐他任删定官。绍兴初年，法令散失，正要命人修订编次，同僚因为先公通晓熟练、博学广洽，一切文法都交给他办理。书成之时，恰好广南得到旧本，与他修订的内容完全相合。改任宣义郎，旧例改秩后大多立即升迁，唯独先公仍滞留在原官。谢祖信升任寺丞，见宰相说：‘金删定改官应当排在众人之前，只因他不事请托拜谒，没有人为他进言。’谢祖信不敢把他排在前面。绍兴五年，皇帝召见他，他奏对合乎圣意。太上皇说：“金安节是个优秀的士人，如果再加以涵养，将来会成为有用的人才。”于是授任司农丞。有人问先公是否知道召命，说如今侍郎张致远任中司时曾推荐他，按理应前往致谢。先公说：“他是替朝廷推荐人才，难道是私下推荐我吗？”最终没有去。渡江初期，他首先论述说，自军兴以来，国家每年的费用日益增加，谈论财利的人也越来越多，但都只是琐碎地搜刮克扣，对国家没有益处。古代从民间征取的不过是租赋，自汉代以后，征取的法令越来越严密，搜取也越来越细碎，到今天已经不可能再增加了。假如还想增加，那只是替国家招来怨恨。如今的计策，只有推行营田制度，以节省边地的转运；命令郡邑守令禁止游荡懒惰，招抚流亡百姓，利用水泽陂池的资源，以防备水旱灾害；使百姓专心根本、努力务农，广泛播种栽植。这样或许可以使田野得到开辟、粮食增多，在紧急时能够供给朝廷的需求，又不致引起百姓怨恨，这才是长久的策略。他又论述说，臣子侍奉君主，首先应当考虑国事，不可以经营自己的私利；应当勉励自己做好职守，不可以只求自身安逸。何况如今国势还没有安定，四方边境多有战事，正是臣子忘却自身、竭尽劳瘁、共同渡过艰难的日子。假如只图谋利禄，却不以不能树立节义为羞耻；把安逸享乐放在心上，却不忧虑政事没有治理好，这样还能够依靠谁呢？臣希望陛下诏令主管股肱、耳目的官署，考察他们的志趣趋向，考核他们的勤勉或懒惰。对于能够忧虑国事、忘却私家，勤勉任事而不懈怠的人，不惜破格提拔；对于心怀私念、苟且偷安、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的人，赶快加以淘汰贬黜。这样或许能够使群臣竭尽诚心和力量，仰望着符合陛下忧劳勤政、谋求治理的心意。”这些话都十分恳切。绍兴六年夏，调任仓部郎官。第二年五月，皇帝临幸金陵，而先公留下没有随行，朝廷另行授给他郎官之职，于是请求解除职务。当时朝廷以国子监丞安排他，他以母亲年老为由辞职归乡。同月，又召他到行在所。他入对合乎圣意，授任监察御史。他上奏说：“四方都知道朝廷有人才，因此没有谁敢不服从，是因为谋划没有遗漏，行动没有过失的缘故。假如谋划不善、举措失当，使百姓私下议论，使强悍之人得以轻视朝廷，那就不是用来向四方显示朝廷的办法了。陛下即位以来，推诚待人、任用人才，即使与古代相比也没有什么惭愧；但栋梁之臣有时动摇，没有谁能够胜任，都是因为自以为是。凭个人微小的智慧，却没有办法衡量天下事务，所以观察事理不明，制定计划不审慎，屡次举措而屡次不当。国家设置辅弼大臣，把他们安排在左右，绝不是只求有人充任职位而已。如今天下多事，正是奔驰不定的时候，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从圣心决断，多设置大臣，使他们平均承担责任。这样或许可以分掌职务、统率属官，而不至于形成专权；同心敬业、协力恭谨，而不至于尸位充数；彼此补救可否，谋划无不成功，行动全都适当，能够成就功业，从而彰显朝廷有人才，并在万里之外挫败敌人的谋略。” 他又论述说：“战胜敌人没有什么比先治理自身更重要。要治理自身，就要选拔将领训练士兵，选择官吏安定百姓，节省费用以充实财用，这些确实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务。军队之所以骄横，是因为将领不是合适的人，爱护士兵却不能号令，优厚供给却不能役使。要选拔将领，就应当戒除姑息，选取能够安抚和统御军队的人。百姓之所以困苦，是因为官吏不是合适的人，依仗权势作威作福，倚仗法令来削剥百姓。要选择官吏，就应当罢黜贪婪残暴者，选取有仁惠爱民之心的人。至于节省费用，就要禁止浮华靡费，革除冗余弊害，公家和私家的费用，没有一项不应当节省。然后积蓄力量、培植威势，等待时机行动，作战就必定胜利，进攻就必定攻克，还有什么敌人值得忧虑呢？”他又奏道：“法令施行于世上，不可能没有弊病，只有知道它的弊病并加以救治，弊病才可以使它恢复治理。假如坐视不管，那么危害会越来越严重，治理就不可指望了。如今天下都知道官员冗滥是祸患，但每逢大礼之年，又推恩授官数百人。近来因为臣僚请求奏议，于是诏令侍从讨论，这大概是知道弊病而寻求救治办法。到现在已经过了几个月，却没有听说有所施行，难道不是大臣不肯承担怨恨，正如议论者所说的那样，所以虽然知道弊病，最终仍然不能实行吗？违背百姓而顺从自己的欲望，对天下实际上没有好处，这样的人足以招来怨恨，而这种怨恨不能不加以顾恤。” 如果依据天下共同的议论，去除大家共同忧患的事情，恐怕不是招致怨恨的做法。即使有无知而不高兴的人，也不值得顾恤。臣希望陛下再次命令侍从，赶快加以讨论；从宰执、侍从直到普通官员，都为此规定限额，把前后奏补的人数合并计算，至于致仕、遗表、恩泽，也各自不得超过规定的员数。这样或许稍微合乎人情。即使不能完全消除官员冗滥的弊病，也可以稍稍减轻。当时公卿大夫虽然有人不乐意，但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是正确的。过了两个月，调任殿中侍御史。当时这一职务空缺已久，他接受任命后，皇帝对他说：“这是朕亲自提拔你的，因为你忠诚正直，你的奏文朕都看到了，你应当安于职守。”当时秦丞相再次被任用，正得到皇帝宠信，权势炽盛，没有人敢违逆他。他推荐自己的哥哥秦梓任台州知州。先公接连上章论列秦梓的侥幸冒进，说他先由校尉换任文学，继而由文学官直接参加殿试，从改官直到后来所受差遣，都不是他应当得到的；他依仗权门，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哪里还知道朝廷有公道、士大夫有公议呢？皇帝虽然委曲求全地勉强听从了秦相，自此先公大大触犯了权相。接连遇到太淑人去世，服丧期间竭尽哀痛，三年不进入内室，乡里都称赞他的孝行。

译服丧期满后，任主管台州崇道观。秦氏的势力更加兴盛，朝廷内外都侧目而视。先公既然与他不合，便不再互通问候。有人劝他说，稍微应该低头示弱，因为秦氏能够给人制造祸患。先公说：“得失、困厄和通达都有命定，又怎么可以丧失自己一向的操守呢？”他总共三次奉祠任职，都是借赦令请求，俸禄收入接不上，仍然处之泰然，因此被排斥废置了十八年。权相死后，天子振作精神处理各项政事，先前因直言而受到压抑的人相继被召回任用。过了一个月，起用他为严州知州，两次降旨催促他赴任。到任后，他上奏五件事：平定民间租税折价，免除私人欠债的利息和过额征收，均平船户差拨的法令，以及限制军兵借请的制度，并裁减钱监官吏的冗余费用。奏章上报后全都得到采纳，各县科买的惯例和进献羡余的做法，一概废除。他在郡中任职一年，俸禄余下的钱全都没有拿来置办宅第，而是寄存在府库，登记附入版籍，直到今天当地父老都还能够说起这件事。授任浙西提点刑狱，奉命出巡审决积压的案件，每次都得到数百份讼牒，便闭阁秉烛，平心静气地阅看，多能查明实情，百姓因此没有受到冤屈，全路肃然。他长期处于闲散废置的地位，起用为掌管刑狱的官员，按惯例册上供给的物品十分丰厚，他都退还了；即使是厨传、器物、帷帐、篮舆之类，也没有留下一件，说：“这些是有关官署的物品，对私人家庭有什么用呢？” 皇帝下诏召见他，授任大理少卿。他首先论述说：“审理狱讼，不能没有出错。发生错误，是因为奸猾的官吏依附权势、追逐利益，有办法把真相蒙蔽起来。依附权势，就会观望形势，使权豪势胜；追逐利益，就会贪污受贿，使贿赂流行。伯州犁上下其手，是因为权势；羊舌鲋贪得财货没有满足，是因为利益；何况胥吏差役呢？所以治理狱讼没有比先治理官吏更重要的。官吏的奸邪得到治理，聪明公正就可以充分发挥，忠诚爱民就可以得到。希望陛下圣断，重申告诫守臣，虔诚奉行诏令条文；审理案件一定要亲自思虑，率领僚属纠正驳斥胥吏，严格察访他们的奸猾行为，首先斥退他们，使观望的念头断绝，贿赂无法流行，审判案件能够得到实情，人人没有冤屈滥刑，从而仰副陛下哀怜慎刑的心意。”当时有人被捕，罪名是伪造盐引，中书省一定要把他处死，先公竭力争辩，认为盐引伪造已经十多年，盐官中应当追捕查办的人很多，显贵之人也已经死亡了将近一半；而且案情审问时他已经自首，法律并没有规定应当处死，因此得以减轻刑等。两浙转运使派属官王悦道审讯仁和县令王绩的案件，审理不合实情，于是交给大理寺。先公认为审讯者没有查实，应当追究审问。王悦道就是医师王继先的儿子，他受到权贵宠信，多次托人请求免罪。先公一定要依法治他的罪，又论述说，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的，并不是谈论治理国家的人首先应当强调的事情。舜命令后稷播种百谷，命令契推行五教，然后才命令皋陶明确刑法来辅助教化，可以说懂得了根本与末节、先后次序。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和统帅；如今却只把文书、钱粮视为急务，至于风俗淳厚或浇薄、民情善良或邪恶，都认为与自己无关。主管部门中负责巡视、观察风俗的人，也只是以赋税供输能按期完成、文书合乎格式、没有被下属诉讼为满足。至于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方法，从来不曾过问。百姓没有达到知耻守法的地步，是很自然的。请下令明确告诫监司和守令，不要只专门使用法令，只要有能够帮助教化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实行，这样或许可以在百姓犯法之前先使他们受到教化。没过多久，因为监狱空虚，皇帝下诏加以褒奖。绍兴二十九年四月，调任宗正卿。这年冬天，奉命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当时正值国丧，仍然系着黑带。船行至淮河中流，北使施宜生迟疑不肯前进。先公命人告诉他说：“按照以日代月的服丧制度，这是太后遗诏；皇帝孝敬思慕，因为丧期尚未终了，所以仍穿素服，我们这些臣下也理应如此。”施宜生说：“先前使者到北方时，我朝因为他们来报哀，向他们表示感谢，所以不想使用音乐。如今我施宜生作为贺正旦使前来，为什么不以吉礼接待？”先公又回答说：“上一次前来报哀的使者虽然也在服制期间，但因为要趋赴上国，不敢系黑带。如今安节等人在本朝境内，按道义可以有所伸张，不应拿前一件事来相比。”这样往返争辩了四次，施宜生的话才无法继续。第二年春天，先公再次充任送伴使，送北使到楚州。北方副使耶律翼的随从登岸后，想解下马匹；巡检王松的马，王松不敢交出，耶律翼便把他拖去见耶律翼。耶律翼大怒，立即鞭打王松。先公派人对耶律翼说：“即使王松等人有过错，也只能用文书交送所属机构审判处置，怎么可以任意鞭打？”言辞和神色都很严厉，耶律翼才放了王松。当时先公官任朝散大夫，朝廷担心因此惹出事端、引起争衅，于是将他连降两官，并把这件事移交给对方境内处理。后来枢密叶义问出使北方，金主谈到当时耶律翼夺马的事情，说：“如果耶律翼以公文索取马匹而没有得到，还可以推诿；但他竟然自行取马而引起争端，又无理鞭打王松，过错在我们。”已经鞭打耶律翼二百下，命令他自我效力赎罪。金国方面认为某人并非有罪，回国后可以详细奏报。到了七月，先公恢复原官。到这时，他在卿寺之间辗转任职共四年。有人说他孤立无援，皇帝说：“朕也知道，已经有所安排。”八月，升任礼部侍郎。他谢恩那天，皇帝当面告诉他说：“卿早就应该任从官了。”第二年，升任侍讲；九月，升任给事中。皇帝对大臣说：“朕很了解这个人，他老成而且极其正直，必定不会为了求取虚名而故意沽名激进。”这一年举行宗庙祭祀，当年夏天已经听闻渊圣皇帝去世，于是先公上奏说：“宗庙祭祀都应当由大臣代理主持。”当时议论此事的人不同意。殿中侍御史杜萃老进言不合皇帝心意，请求出任遂宁府，先公把诏命封还。皇帝派宰臣宣谕，说杜萃老所说不合事实；先公奏道：“台谏官所说的话，是因为内侍担心有损政体。”过了很久，皇帝的意思也就消解了。边境战报相当紧急，军务繁多兴起，先公首先提出进取、招纳、备守三项策略，说：“去年海陵王兴兵侵犯淮甸，兵威正盛，却突然北返，虽然可以作为庆幸之事，却不能因此依赖。天道善于报应它所倾覆的事，常常要借助人的作为。如今中原土地都是我们的土地，有机会夺取，为什么不夺取？中原百姓都是我们的百姓，有机会招纳，为什么不招纳？然而观察古来那些削平祸乱的英雄君主，没有不先巩固根本、然后出兵征讨，因而达到安宁统一的，例如汉高祖巩固关中、光武帝巩固河内就是这样。由此说来，备守是进取、招纳的根本。备守已经稳固，用它来进取，兵势就会更强，也容易成功；

译用它来招纳，人民知道有所依靠，就乐于听从命令，这件事不可不早作谋划。自古以来防备边境的方法，各代都有不同，没有比我太祖皇帝深远的谋略、睿智的方略更完善的了。他的要点只在于选择人才并长期任用，所以施行的方法非常简约，而取得的功效非常广泛。把军市的租税全都赐给诸将，不过问收入支出，因此既没有拘束限制，使用上也不缺乏，用来养兵就足够；用来培养士卒，就能得到他们拼死效力；用来使用间谍，就足以探得敌情。他长期任用的人，有的达到三十四年，年限较少的也不低于十多年，因此都能够充分发挥才能。当时平定僭伪政权，命令将领出兵，几乎没有一年空闲，直到天下完全安定，也不知道有边疆战场的忧患。如今淮甸的土地控制着边境要地，今天和过去一样。如果想制定防备抵御的计划，希望诏令大臣遴选有智谋、勇敢果断并有志于功名的人，不分文武，不拘品秩，交给他一个州，责成他自行守卫。凡土地出产、财赋收入，全部交给他，使他能够自行使用，即使是上供的数额，也一概不加过问。至于修治城墙壕沟、整修器械、犒劳士卒、招募间谍之类的事情，都可以酌情自行办理。只有关系国家体制的大事，才报告朝廷，由朝廷裁定是否可行后施行。还要向他们说明长期任用的意图，使他们都知道不会立即更换，那么一定会竭尽心力，不会采取苟且敷衍的办法。听说刘豫被金国擒获，先公上言说：邻国的情况难以从远处推测，应当加强守御以巩固我国边疆，多派间谍去招抚他们内部离心背叛的人。通好的使者暂时不宜立即派出，顺势行动的计划更应缓慢谋划，使民心不动摇，军队听令而不迷惑，养成威势、持重观望，慢慢观察事变，然后起兵图谋，这样制定的计划就会审慎，临机就能迅速行动，不会遗漏策略。杨存中前往淮南西路考察采访事务，想废除庐州，把辖下四县并入舒州；将和州迁到东关，改和州为历阳县；又把合肥、历阳两县一并升为军额，各自派遣兵将屯戍。先公上言说：朝廷想合并、裁省、迁移州县，根本意图不过有三点：一是专门据守形势险要之地来抵御侵侮，二是斟酌远近道路以便利百姓，三是裁减官吏浮费以充足财用。如今根据杨存中等人的申报，想把庐州一郡四县的土地附益给舒州，这是舍弃形势险要而前往偏僻之地，如何防备抵御？想让庐州一郡四县的百姓到帅府供输，这是舍弃近便而趋向艰难遥远，如何安抚治理？” 如今两淮经过兵火之后，城郭房屋焚毁，户口、牛畜逃散死亡，现在虽然正在招集，仍未恢复旧业。帅司想要施行安排，茫然就像捕捉风一样。如今突然迁移郡治、设置堡寨、创建官府，难道不会造成骚动吗？说这是节省费用，能行得通吗？仅就这三点而言，没有一项可以实行。然而，斟酌事务，权衡轻重、缓急、先后，应当有次序。如今的策略，不如以屯驻士兵为首要，屯田次之，修筑城堡以控制险要，又次之。州郡没有兵力，不能守卫；百姓没有兵力，也不能安定从业。比如庐州的合肥、和州的濡须，都是古人控制交通要道的地方。魏明帝曾说：“先帝在东面设置合肥，南面守卫襄阳，西面巩固祁山，敌人到来总是在这三座城下被击破。孙权修筑濡须坞，多次进攻都不能攻克，守将如甘宁等人，也能以少数制服多数。可见地势的险要，对于攻守有百倍的作用。难道古人占有它可以成功，我今天拥有它反而自行放弃，这不是良策。”希望朝廷特别在沿江地区酌情派遣一万或两万将士，分驻两州，使壁垒彼此相望，足以形成沿淮一带的声势；然后广泛开设屯田，使军民混合耕作，同时修筑东西关的险要，以备坚固防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二万人〕 何况濡须、巢湖的水道，上接店埠，下抵江口，可以通行漕运，那么两州的戍兵与其在沿江就食，起初并没有多少不同，但在收放进退之间，成效却相差很远。隆兴初年，金国布色忠义给三省枢密院写信，论述和议确定四件事：第一，叔侄关系往来书信的格式；第二，割让唐州、邓州、海州、泗州的土地；第三，每年金银绢帛岁币的数目；第四，叛逃、逃亡和俘获人员的处理。有诏令侍从、台谏在后省集体议论，先公逐条奏道：“今天的形势，不只是中原希望迅速议和，北朝也未尝不想议和。近来北使到来，书信措辞虽然傲慢，但结尾处的情态大略可以看出。然而他们又害怕我们测知他们的来意，因而产生轻视他们的心，所以故意说大话，索求旧日礼仪。假如我们只按真实情形径直行事，却不向他们表示愿意接纳的意思，那么边防尚未巩固，国力正困乏，仓促同他们交战，能不危险吗？假如因为他们一封很短的书信就立即屈服，又怎么知道他们不会趁我方怯弱，接着提出难以答应的请求？不答应，就会使此前的成果毁弃；答应了，又凭什么治理国家呢？”如今的计策是，北朝既然想议和，按理难以拒绝，应当权衡时势，暂且与它通好，以使兵事停止、百姓得到休息。” 但是议和之后，更应当选拔将领、训练军队，积蓄威势、养精蓄锐，大力整顿军政，以便为将来谋划。又说，既然已经答应通好，两国使者就不得不往来。但我们所希望的是削除旧有礼仪；即使对方愿意听从，也还有没有尽如人意之处，例如世人所说的侄国国号上不加“大”字，以及使用“再拜”二字。考察祖宗与大辽往来书信的礼仪格式，也有不同之处，都是经过协商确定，使其合乎适宜。海州、泗州、唐州、邓州是两淮、襄汉的屏障，恐怕会断绝中原士民归附的道路；如果实在不得已，宁可把岁币稍微增加一些，以满足他们的贪求。但是修缮奉祀陵寝、迎接护送梓宫，应当放在首要位置，应该在国书中首先提到这两件事。然而陵寝位于河南，如今想让他们把土地归还给我们，他们未必肯答应。应该议定归还陵寝所在的疆土。每次派遣使者进入金国，都恭敬前往陵寝，朝拜致祭。当时朝廷大臣各有建议，主张并不一致。到了十二月，汤思退丞相奏请派王之望、龙大渊等人前往通问，出发到行在所。第二年正月，金国回信，大意说四州是本朝内地，不应拿来谈判，其余事项也不是帅府所能决定的。皇帝不想回信，但汤思退丞相坚持请求答复。奏书呈上后，皇帝认为信中措辞示弱，便没有采用。

译随后布色忠义以没有达到自己愿望为理由，于是和完颜志宁分兵南下，从清河渡过淮河，守将魏胜战死。皇帝听说有金军，于是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兵马，又诏令荆襄、川陕严格加强边备。汤思退没有执行，而台臣上奏请求设置狱案，逮捕那些不肯撤除边备和放弃土地的人，弹劾他们的罪行，希望和议能够决定并最终成功。于是太学生张观、宋鼎、葛用中等七十二人伏在宫阙前上书，请求斩杀三名奸臣，任用胡铨、金安节、虞允文、龚茂良等人共同谋划、同心协力，以确定大计。当时有人起草白札子，想让皇帝车驾临幸金陵，皇帝下诏让众人共同商议后一同奏报。先公上奏说：“我私下认为，建康江山险要坚固，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帝王之都，大概是因为它南面控制楚越，西面连接巴蜀，北面接近中原，是最好的形胜之地。如今将要谋划经营治理、指挥号令，当然应当驻跸于此。然而两淮经历战事之后，藩篱尚未建立，自古以来用来壮大根本、巩固形势的设施，一概还没有准备好。宗庙宫室、官舍城墙、仓廪营垒，都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办置齐全的。百姓盼望拯救，如同处在火焚水溺之中。应当颁布诏令，把建康、临安比作唐代的东西二都；如今虽然暂时返回临安，从此应当往来巡幸。” 还应诏令有关官署考察寻求吴、晋以来城垒的旧迹，依次营建，以等待皇帝驻跸。这样或许可以慰藉远近百姓的期望，成就宏大的救济事业。”当时淫雨成为灾害，损伤了蚕桑和麦子，皇帝下诏让侍从陈述消除灾害的方法。先公上奏说：“阴阳之气运行在天地之间，气息惨烈或舒缓形成寒冷或温暖，湿润或干燥形成雨或晴。气息均匀就和谐，气息偏颇就寒冷。虽然说天运有一定的规律，实际上也和人事相互对应。圣人在安泰时，就调节万物、辅助天地，以保持和谐；遇到灾害时，就恐惧自省、修明自身，以求使天时发挥正常作用。能够引导、迎来善气，就可以把灾害变成祥瑞。至于卿士之列、郡邑之间，刑罚失当，赋役不平，贪婪之人侵蚀掠夺而伤害民财，暴虐官吏肆意残害而伤害民命，其中只要有一项，都是造成灾害的原因。在朝廷内部，应令掌管风宪的官员弹劾；在地方，应令廉察官员查究揭发，使官署清明肃正，百姓没有冤屈滥刑，那么和气就可以招致。”这样灾害就不会发生了。当时边境安宁，上下和乐。皇帝图谋治理国家十分迫切，于是赐给臣下纸笔，命令他们把当今的弊病尽意奏报。先公于是上奏：“圣王治理天下，就像天地覆盖承载万物、日月照临四方一样，一视同仁，起初没有偏私牵系。但小有才智而苟且求取的人，只致力于增长私利，不顾天下公议，妄自提出请求；假如让他们实现欲望，实际上就是损害国家的大政。” 仁宗皇帝开辟公正的道路，堵塞邪曲枉行的门户，特地下诏禁止内降，要求中书、枢密院以及承受这类诏令的官司不得施行。有人敢用财物贿赂、结交托付贵近之人，就命令谏官、御史弹劾奏报。陛下亲自掌握权柄和纲纪，不容许别人侵夺扰乱，但贵近之人沿袭旧习，尚未完全改变态度，仍然从事侥幸求取，请求从宫中出诏。假如不严格加以压制杜绝，恐怕会开启侥幸求取的门路。希望陛下特地下达指挥，普遍加以告诫训敕；如有敢于违犯的，一律施以严厉的科罚，这样或许能使人知道警戒畏惧。他又说：聚集人民就叫作财，治理财用就叫作义。义，是天下共同的制度。以义为主，斟酌损益，使事情恰当，那么人情就会满足，事情也都可以施行。近来献计的臣僚因为边境没有安宁、军费开支很大，多从财赋方面提出主张。有的想征收天下田地的财利，有的想征收各郡公使钱，有的想停止宫观庙宇的差遣，有的想向豪户借贷钱财，以至于搜括道宫、佛祠供养费用的余财，减少现任、待阙、寄禄官的俸禄。过于苛细的办法有时会损害国体，过分严厉的办法有时会违背人情，只是纷纷扰扰，最终却不能实行。这对国家财计究竟有什么补益呢？臣听说仁宗宝元二年，贾昌朝上书，请求把景德以来直到景祐年间的一切用度，无论大小，都核对其收入支出之数，参照祖宗旧制，凡是不急需的全部裁减。” 皇帝下诏让枢密直学士张若谷、右谏议大夫任中师、右司谏韩琦与三司详细核议所奏事项，裁减节省后上报。韩琦说：要减少浮费，没有比从宫中开始更好的。请令三司把从前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在先朝以及近来赏赐支出的项目取来比较斟酌，全部加以削减；没有名目的，一概废除。如今正是多事之时，减省费用的计划实在是当务之急。希望圣明考察宝元年间的诏旨，命令官员详细核对，所有浮费无论大小一概裁去，这样或许能够把弊害全部清除，使国家财计逐渐富足，仰副陛下崇尚节俭、巩固国家根本的心意。当时朝廷集议奉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先公奏道：臣侍奉君主、儿子侍奉父亲，尊崇报答、推扬美德的心意，哪里有穷尽呢？然而自尧舜和三代以来，能够尽到侍奉君亲之道、成为天下万世臣子法则的，根本全在礼制而已。礼制所有的，不敢不尽；礼制没有的，即使一丝一毫也不敢增加。谨按三皇称皇，五帝称帝，既然已经兼用三皇五帝作为尊号，而天下人的父亲称为太上皇帝，这是尊崇到了极点。” 唐明皇不考察义理，竟把“皇帝”当作通常的称号，于是又加上“开元圣文神武”等尊号，违背礼制、悖逆义理，前代儒者本来已经批评过他。到了神宗皇帝，才毅然不接受，于是成为万世的法则。从此历朝遵守奉行，作为旧例，子孙应当世代守持而不能失掉。臣希望陛下侍奉双亲的孝心没有一件不合于礼，而太上皇盛大的德行和完美的品德也更加彰显于天下。请圣明裁察。隆兴初年，臣僚上奏请求把改秩、关升、荐章暂时停止，朝廷集议后准备施行。先公说：法令有弊病就废除法令；法令本身没有弊病而被人自行弄坏，那么责任在人。本朝自太祖以来，担心州县幕职、丞、簿、尉等官职授任混乱泛滥，所以从内廷的翰林学士到外任的监司、长史，都允许推荐、升迁和改任。期间只是任期长短、员额多少随时有所增减，而荐举制度从未废除。如今如果因为担心官员奔走竞争就把它停止，和因为噎住便废止吃饭有什么不同，实在不可行。要挽救这种弊病，不如坚决实行连坐法。然而犯罪者事情败露后，举主临时自首，想侥幸免罪，这就造成立法虽严而执法过于宽恕，是造成弊病的最大原因。”

译应当遵循旧制，不许举主自首；根据情节轻重，削减品秩、停止任职；仍然按照大中祥符年间的诏令，如果年终没有推荐官员的文状，就必须具文奏报，依法施行责罚。这样或许可以同时革除不荐举的弊病，又不会有改变古制的讥议。当时有诏令起用杨存中为江淮荆襄宣抚使，先公于是上奏说：近来陛下在江边检阅军队，号令焕然一新，天下正注目观看、侧耳倾听。凡是擢用的人，都应该确实得到合适的人选。何况想要全面统御群雄，同时兼领数路，所托付的权柄尤其应当审慎谋划。国家的安危就在这一次举措。想要成就天下的大功，应当有办法使豪杰之心服从，慰藉远近人的期望。杨存中已经施行的功效，不必等臣等一一陈述。近来因为他的权势太盛，议论纷纷，陛下委曲表示保全，使他解除军政，这实在是仁圣对臣下始终如一的待遇，也是人臣最大的幸运。如今又把这个职任授给他，事情的权力更加重大，哪里只是不能慰藉四海之人的心，恐怕也不是保全他的办法。皇帝说：如果你不肯签署诏书，那你认为谁可以担任？正好刘宝、王权将要叙用，先公又奏道：这两人获罪的原因，都是长期掌握兵权，积累了很大的罪过。刘宝贪婪刻剥，扰乱军政；王权庸弱怯懦，丧失军队，几乎误国。” 近来因为臣僚论列，他们的罪状十分明显，太上皇帝夺去刘宝的节旄，把他投置于散地；王权则免除死罪、削去名籍，永远不再收录叙用。朝廷内外听到这件事，没有不欣喜快意的。如今陛下刚刚登上大宝，正应当大力彰明赏罚、激励将士，却首先把贪污、贪黩、刻剥百姓、丧师误国的人放回军队，表示还要重新任用。臣不知道两淮将士听到这件事，将凭什么受到激励？况且这会使人认为朝廷初政的威令竟然如此，难道不会彼此相视而离心吗？这严重违背陛下修明政治、整顿军队、谋求收复失地的心意。孝宗皇帝即位初年，首先诏令讲读官在学士院值宿，召见宴谈、咨询访察十分周详。当时先公启奏陈述的意见，都切合治理国家的根本。例如严禁援用成例的弊病，革除内降的恩典，去除浮冗的费用；曾任三衙管军大将、总领、钤辖的人，让他们各自推荐将才，限一个月奏报，堂除差遣。应当省并归入吏部，允许长吏自行辟除，以减轻中书的事务。不是统率军队、负责战守的官员，不得援例请求领取实俸。荫补的文武官员，应当各自依照本来所属的类别，不要让他们请求奏补文资，以免妨害崇尚武备的道理。臣僚致仕后，遗表恩降不应允许奏荐异姓，使人能够拿它与高额资财交易。平生只要发现不正之事，便幸而冒任职位，或遇到类似情况，他从来没有稍稍放置不问。” 他又曾进言，应当扩大荐举，严格赏罚。文臣升转奉直大夫、朝议大夫，不许用功赏抵充磨勘；武臣从观察使、承宣使、节度使、太尉到开府仪同三司，不许越级超迁。即使任一官后升转，也应如此；对于长期任用的将帅，要谨慎守卫边境；推行营田以节省转运；使百姓专心根本、努力务农，以广泛播种栽植。凡是现在已经见于施行的，都是他提出的建议。李唐卿起初因为在宫禁中犯罪，被降职充任祗应内品；即使遇到大赦，也永远不再收录叙用，并且不得充任入内省的官员。现在却依据指挥让他叙复原官，除去过去的罪名，不追究以往的缺额。先公坚持上奏说：李唐卿过去获罪时，处罚如此严厉；如今蒙受恩典又如此优厚，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成王告诫君陈说过：“商朝百姓触犯刑法，我说判处你们，只是不要判处；我说宽宥你们，只是不要宽宥；关键在于合乎中道。”所谓中道，是没有过分和不足的意思，并不只是施行法令、宽宥过错而已。希望陛下明断，对李唐卿原先犯罪的指挥重新详细斟酌施行。他又论述王继先罪恶累积已久，不应适用赦恩；从便成彦忠以遥郡刺史任职，不应因日前的恩赏连续升两官；李珂是潜邸旧人，过去因上书而补官，资序非常低，不应突然授任编修。” 他担心损害大体，凡是权势显赫的贵人提出不合条令的请求，必定上奏论列，毫不回避。皇帝曾当面对大臣称赞他的诚实。有一天奏事结束后，皇帝当面慰劳他说：“近来都没有看见卿缴驳，有什么意见只管缴进来，朕没有不听的。”皇帝起初住在建王府时，龙大渊、曾觌任内知客，受到恩宠。即位后，授龙大渊枢密副都承旨，曾觌任带御器械。刘公度当时任谏议大夫，多次上疏论述龙大渊等人凭仗恩遇、颠倒是非，并且说：“不要让■〈执上目下〉御干预枢密院事务。”诏令龙大渊改任知合门事，曾觌代理知合门事。台谏官相继论列，奏章送入却没有发出，皇帝的意旨没有改变。宰相预先知道先公一定会进言，于是通过在朝廷任职的同乡私下对他说：“假如你签署施行这件事，也许暂时称病休假，就会有政府的任命。”先公首先拒绝，不肯接受，立即上奏论列说：舜称赞尧曾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尧有如神明般的智慧，他的臣下没有人能赶得上，尚且不依仗自己而乐于听从别人。何况进退臣工，难道是小事吗？为什么一定要违背谏诤的忠言，压制天下的公议呢？臣对龙大渊、曾觌的功过起初并不详细了解，只是看见士大夫和百姓无不指指点点，又听说台谏官接连进言。” 如今龙大渊罢去都承旨，曾觌罢去带御器械，一并安排到合门任职。若论职事，是舍弃繁剧而转任清闲；若论班次，却都是越级升迁。反而因为众说纷纭把他们提升安置在这个地方，议论者说，陛下即位以来，凡是台谏弹劾奏报的，即使是两府大臣如叶义问、大将如成闵，直到侍从和重要官员，想罢免就罢免，想贬黜就贬黜，一概交付公论，毫无亲疏取舍。唯独对这两个人却迁就回避，恐怕不是尧考察众议、舍己从人的道理。臣等如果奉行明诏，就是臣等承担朝廷内外的诽谤；大臣如果不把实情陈述出来，就是大臣承担朝廷内外的责任；陛下如果不俯从公议，恐怕朝廷内外纷纷议论仍不会停止。”皇帝发怒，认为金安节煽动群议，命宰臣宣示御札，告诫他说，在太上皇帝时的小事都不敢这样做。于是先公上抗章自我弹劾，又说自己身在职守，正应当尽力贡献愚见，伏望圣明宽容；如果不忍立即加以诛戮，就请求重重地流放责罚，以彰明国家法令、警戒官场常法。两次都得到诏旨，表示没有罪责可待。第二天，才发下给事中、中书舍人的缴驳章，皇帝下旨说：“给舍并不了解他们的功过，台谏只是防患于未然；罢去繁剧职务而改任清闲职务，已经符合公议。如今还把诏书缴回，可以特别依从。”

译张魏公入朝时对众人说：“金给事是个真正如金石般坚定的人，不可以用私情求动他，极力推荐先公是可以的。”他任执政时，因为论列曾觌、龙大渊的事情，正好违逆皇帝的心意，所以没有果真升迁。不久，授任兵部侍郎。先公早就想离开官位，到这时有人认为这不是升迁，劝他坚决离去，说：“如果这样做，就是急躁。侍奉君主的道理，不应当如此。”过了几个月，他才请求奉祠退休，共上了四次奏章，都降诏不准。执政者也替他说情，于是以敷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当时胡澹庵铨在后省，立即办理缴驳上奏：“臣听《尚书》说：‘任用旧臣，共同治理政事。’《诗经》说：‘虽然没有年老成德之人，尚且还有先王的典章法度。’金安节是太上皇帝的旧臣，也是陛下的老成之臣。臣曾两次奉受圣训，陛下决不会让他离开职位。臣私下欣喜庆幸，认为陛下采纳谏言的诚意远远追及尧舜，爱惜贤才的美德不亚于商汤、周武王。臣退下后把这些话写下来，认为这是万世的美谈。”圣上的声音还在耳边，忽然却授予金安节职名宫观，臣实在不明白。陛下只是因为金安节年满应当致仕，便听从了他的请求。汉代张苍七十多岁时尚且不应再任柱下史，唐代张柬之八十岁时不应再任宰相，何况本朝富弼、文彦博八十多岁时，朝廷还不准许他们离职。” 金安节的牙齿头发还没有衰败，筋力仍然健壮，专心处理职务，比壮年时更加勤勉；忧虑国事的心，也不落在众人之后，怎么可以突然让他引退呢？陛下让他留在经筵，又有什么不可以？像臣等这些人，比金安节差得远了；金安节一旦离去，臣等还有什么脸面？伏望圣慈收回已经作出的成命，仍依从臣的奏请。随后先公又申述前次请求，皇帝说：“前天因为卿请求不止，姑且勉强听从了；后来有人缴留诏命，正合朕意。台谏官也来挽留卿，卿应当安心任职。”隆兴二年正月，授任吏部侍郎兼权尚书。他见识鉴别精明，使官员流品得到澄清。首先论述铨曹援用成例的弊病，说圣人的制度依据道理建立法令，颁给有关官署，考核查验、审议决定，都有确定的制度。但推行时有些情况不合条令，难以拘泥于文字，就应当为此申明；事情体类似，可以援引作为先例，就应该允许。所谓用例的“例”，并不是有所增减而制造这样的赘文，而是推究法令的本意，使它归于完整周备。时间一久，同类的条例过于繁多，居官者不能全部察看，做吏的人便得以把它当作交易，弊病自然越来越多，简直说不尽。近年以来，吏员人数众多，而职位空缺不足以安置他们，即使朝廷已经授官，也不能不让他们等待次序；士大夫也靠此谋求资序，无人敢于■〈垂夬〉望。因为员额多而空缺少，形势本来就是这样。若遇到调任、改任或事故等情况，后来的人都能按次序得到任职；即使急于求进的人，也不允许越次争先，安静守分的人也不用担心尚未到期便被夺职，所以一旦得到一个空缺，便可安心等待。近来却有些不同。每逢调任、改任或事故，另派人冲替，使从未等待次序的人突然得到现成的空缺，而先前授任的人反而被命令改任，求仕进取的人于是开始不能安守本分。圣明深知其中缘故，特地下令：凡在外任堂除的人，如果现任者以及等待次序、准备入任别省差遣的人因事故出现空缺，都不许另派人承接填补，这是因为以圣上的口谕明白下达，使私情不得夹杂其中。臣愚昧地希望请求：凡在外任堂除之处，如现任者及等待次序、准备入任别省差遣者，也都依照事故空缺的办法，令已经授任的人按次序任职；这样或许授受之际全都归于至公，人人不再觊觎，各自安守本分。四月，授任吏部尚书。当时议论者想铸造铁钱，与铜钱并行使用，于是上奏说：铸铁钱的主张，本来是因为铜钱不足而提出的。如今负责廉察按问的机构和掌管监铸的官吏没有选得其人，竭尽胆水等资源的利益，求取盈余以图赏赐；剥削铜户的实际所得，侵吞渔利以谋求私利，所得到的铜钱很是少于旧额。这说明铜钱不足，是官吏的弊病，并不是钱法的弊病。官吏有弊病而没有革除，钱法没有弊病却想更改，于是谋划铸铁作为钱，这难道是理财的良策吗？议论者便说，祖宗朝常常铜铁各用一半，却完全不知道这是因为唐末五代战乱，无法取得铜，才有时铸铁，所以国初沿用这种办法，没有时间仓促革除。后来知道民间感到不便，才命令专用铜钱；那么铜铁各半并不是出于不得已而始终不改。如今想铸造铁钱施行于沿边沿海地区，是想挽救铜钱出塞越海的弊病；但实在恐怕铜钱会积藏在有势力的人家，秘密藏在地窖屋室之中，不容易全部收回。这即使加重钱法来禁止铜钱流往外地，那些人也必定加倍提高铜钱价值来招募它流入，于是便是驱使铜钱去使塞外的人富裕，却让我们的百姓忍受贫穷和长期怨恨而使用铁钱。哪有违背民情、夺取民利、资助奸豪，却还能不失民心的道理呢？凡是所论奏的事情，都忠诚激切，不惜把话全部说尽；从此以后，他请求辞职更加用力，奏章屡次上呈而未获允许，皇帝还下诏让他安心任职。他接连七次上奏抗章，辞情恳切到了极点，终于不能强行留任，皇帝下诏以敷文阁学士身份转一官致仕，并赐给对衣、金带、鞍马。当时距郊祀不远，特许他的奏荐不降等享受恩泽，并给予他的侄子承受。到了入宫辞行那天，皇帝说：“卿暂且回去，早晚还会再次召用你。”他目送皇帝很久，看见皇帝的官服只系着带子。皇帝回来复命时，从容地问候慰劳他说：“卿还没有佩鱼袋，特地把这条金带赐给卿。”离开都城那天，从属官以下来送行的有几百人，大家都一起感叹羡慕，认为自中兴以来，像这样保全名声、保持高节的人很少。道路旁观看的人多得像墙一样，都说可惜。这位老人离去时，受到当时人的敬重竟到了如此地步。皇帝又对宰相说：“金某请求离去，可以委婉劝告他，早晚应当再次召用。”先公回乡后不久，太学生许衍等一百多人伏在宫阙前上书，请求召用他。及至从官、台谏相继出面请求，仍连续不断。按法令，致仕者尚且可以请求俸禄的一半，唯独先公什么也不取，生活萧条，收入不能接续，只有伯祖通奉义拨给的田地，用来供给家中食用。退居共七年，安静守分，自处与平民没有不同。有空闲日子便拄杖穿鞋独自出行，走过近郊，在葆真山下徘徊游赏，超然自得。每次面对客人都说：“臣侍奉君主，应当献出自身。如今既已辞职，这个身体才算归我所有。”居家不饮酒，有亲戚故旧或关系深厚的人来访，便清谈一整天，以贫穷为乐，出仕或退处始终不变。

译到了乾道七年正月二十一日，他因病死于正寝，神志清明而不昏昧，如同悟道之人。这都是平时学习修养达到的境界。他享年七十七岁，官至中奉大夫。遗表上报后，追赠通奉大夫，封休宁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后来屡次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少保，谥号忠肃。淑人张氏在先公去世后八个月突然去世，后来屡赠为和国夫人。儿子二人：长子俌，文林郎，四川总所干办公事；次子侃，朝请大夫，通判扬州。女儿二人：长女嫁宣教郎汪择善；次女嫁迪功郎汪潢。孙子四人：簴，朝请大夫，通判瑞州；篪，承直郎，泉司检踏官；■〈▯毅〉，通直郎，吉州太和县丞；简，文林郎，广东市舶监官。乾道八年春，遵奉遗命，将先公与夫人张氏合葬在县南葆真山祖茔的左边。下葬那天，家中没有多余资财，于是卖掉所赐金带来办理丧葬。先公天性和乐平易，胸襟气度坦荡宽厚，凡所议论政事，都以教化为根本，尤其恰当得体。他与兄长友爱，几乎没有一句隔阂的话。等到郊祀恩典奏报时，兄长的儿子■〈亻与〉所住的房屋，仅仅能够遮蔽风雨，却唯独喜欢诵读书籍，常常读到半夜。年纪虽然大了，却更加精明。有的人问他缘故，先公说：“我平生不喜欢谈禅，也不擅长导引，只是少思虑、独自睡觉罢了。”他与人交往，敞开心胸、以诚相待，喜怒不表现在脸色上，受到他接待的人都深以为荣。有人辜负自己，他也不与之计较。他住在杂乱的小巷中，曾有显贵者告诫门人前来拜访，久等而无人应门，那人便从屏风间慢慢取了名刺出来，交给仆人，让仆人传递茶具；那位显贵者回去后反而心悦诚服。西蜀有来访的人说：“我们乡里甚至把他比作司马。”县里有的人若犯了过错，必定说：“金夫子恐怕听说了吗？”便立即畏缩，不敢再犯。后辈尊崇他的德行，在县学为他建立生祠。他在朝廷上神色严正，不随意曲从，职守所在，必定提出意见。至于君德的缺失、时事的得失，别人不敢说的，他一定全部说出，毫不隐瞒。曾说：“自古士大夫刚开始入仕，大多致力于迎合，稍稍如意便患得患失，不能再兑现从前的话，因此被君主厌弃。从来没有舍弃富贵、洁身自守而被当时人轻视的。”大概因为他的主张一向坚定，所以从小官时便号称恬淡退处，绝不因富贵改变自己的操守。每次在皇帝榻前议论政事，都忠直鲠亮，坚定地表现出不可动摇的态度。他在琐闼任职时封还驳正的奏章尤其多，曾当面推荐晁公武、龚茂良可以担任台谏，他们后来全都称职。又推荐汪龙溪藻、程显学迈充任参与论议思考的官员，后来都成为当时的名臣。又推荐汪龙学勃可以担任亲民官，程龙图大昌可以充任文学之臣。凡是推荐引进人才，他总是主持公议，暗中加以奖拔，从不向被荐者显示恩惠，因此很多人并不知道。起初代理郎曹时，受到执政者压制；等到任副端，有人上疏揭发他的短处，他却拒绝接受。晦庵朱文公曾写信答复汪伯虞说：“尚书金公，是我先前的朋友。我前些年曾在临安得以晋见他，转眼十七年过去了，把他这次来信反复读了三遍。假如还能再见到他的衣冠、听到他的咳嗽声，必定会更加敬重、仰慕。”他受到当世推重，竟到了如此地步。家中收藏文集三十卷，奏议十卷，表疏一册，《周易》解只保存了一部分。可惜其余文章散落在各位叔父家中，未能搜集归于一处。又担心年代渐远，后代子孙不知道先公的遗事，终于湮没无闻，于是谨慎叙述记录他的始末，作为家传。《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七十四 （明）程敏政撰写 ○行实（功勋贤能） 《观文殿学士汪庄敏公（澈）传》，见《宋史》。

译汪澈，字明远，从新安迁居饶州浮梁，考中进士，任衡州、沅州教授。因万俟卨推荐，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他轮流入对时，请求命令帅臣、监司、侍从、台谏各自推荐将帅，高宗认为很好，便采纳了他的意见，授任监察御史，升为殿中侍御史，特赐鞍马。当时与金国议和已经多年，边防逐渐松弛，汪澈陈述养民、养兵、自治、预备等主张，累计数千字。显仁皇后的攒宫工程完毕后，议论者想扩大四周士庶坟墓的范围，二十里以内的坟墓都应迁移，命汪澈前往察看。他回来上奏说：“昭慈、徽宗、显肃、懿节四陵，旧时占地百步，已经几十年了，今天为什么又纷纷议论？汉代长乐宫、未央宫夹着樗里疾的墓，从未迁移。国朝宫陵的礼制规定，在封堠界以内不许开掘，所以应当合葬。愿意迁出的就听其自便，其中的意义很深。”高宗大悟，全部依照旧制办理。叶义问出使金国回来，知道金国颇有侵犯边境的谋划，汪澈说：“平时不作准备，事情突然发生时就仓促应付，靖康之变足以作为鉴戒。如今将士骄惰，应当加强搜阅，使他们具有战斗之心。文武官职都应选用实才，不限资格。”于是授任侍御史。左相汤思退不得人望，汪澈与殿中侍御史陈俊卿共同弹劾，使其罢职。他又论列镇江大将刘宝十条罪状，诏令夺去节度使之职，改任祠禄官。绍兴三十一年上元节前一夜，风雷雨雪交相发生，汪澈说：“《春秋》记载鲁隐公时，大雷震电，接着下雨雪，孔子认为八天之内两次发生大变，因此谨慎地记载下来。如今一夜之间两种异象交相出现，这是非常的变化，恐怕是战争发生的征兆。”当时荆襄没有统督，江海地区缺乏防备，他于是陈述修治内政、抵御外敌的十二件事。殿帅杨存中长期掌握兵权，在内结交宦官，王十朋、陈俊卿等接连论列他的罪过，高宗想加以保护让他离去，汪澈与陈俊卿共同上奏，杨存中才被罢免。适逢金使高景山前来寻衅，汪澈说：“天下的形势，强弱没有定势，关键在于我们怎样运用它。陛下委屈自己求和，厚重赠送金帛，如今他们却突然说出恶毒的话来动摇我国，愿陛下赫然作出英明决断，增加兵力、严密防备，并向内外宣布；这样就将看到上下同心，士气增加百倍了。”于是授任御史中丞。不久，派马帅成闵率领所属三万人驻屯京襄，以汪澈为湖北京西宣谕使，诏令凡官吏的能与不能、百姓的利益与疾苦，都全部上报。经过九江时，王炎会见汪澈，谈论边防事务，征召他为属官，一同到襄阳，抚慰各军。鄂州帅臣田师中年老而胆怯，汪澈立即上奏请求更换。正当朝廷想设置襄阳守臣兼管荆南时，汪澈上奏说：“襄阳地势重要，是荆楚的门户，不可放弃。”敌将刘蕚拥兵十万，扬言要攻取荆南，又想分兵从光州、黄州进攻武昌，朝廷因为敌人过去曾从这里进入江西，命令吴拱严密守护武昌津渡。吴拱准备率兵返回鄂州，汪澈听说后，急忙写信阻止吴拱，自己则调发鄂州剩余军队戍守黄州，使吴拱留守襄阳。敌骑突然到达樊城，吴拱在汉水上大战，敌军败逃。当时唐州、邓州、陈州、蔡州、汝州、颍州相继归入职方。没过多久，海陵王去世，汪澈请求出兵淮甸，与荆州、襄阳军队夹击金军回师。奏请尚未得到答复，金国新君便停止用兵请求讲和，召汪澈入朝任参知政事，与宰相陈康伯共同辅佐内禅。孝宗即位后，锐意恢复，首先任用张浚出使江淮；汪澈以参预身份督军荆、襄，准备分道进讨。赵樽守唐州，王宣守邓州，在蔡州、襄阳招募皇甫倜。汉地土壤肥沃，但遍地荆棘，汪澈请求利用古长渠筑堰，招募闲散百姓，裁汰冗兵，军民杂耕，规划三十八屯，发给种子和耕牛，授予房舍，每年可以收获谷物七十余万斛；百姓偿还种子本钱，其余由官府用钱收购。事情大略有了成效，隆兴元年入朝奏事，返回武昌。但张浚确定日期准备大举进攻，诏令汪澈出师响应。汪澈因意见不合，请求令张浚兼领荆、襄。谏议大夫王大宝论说汪澈没有制胜的策略。皇甫倜以忠义结交山寨，扼守敌军要冲，汪澈不能节制，坐视孤军落入敌军计谋。赵樽率一千五百人救援方城，战败溃散五百多人，汪澈却漫不经心，王大宝请求罢免他的官职。汪澈也请求解除官职，授除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王大宝再次上疏，汪澈被降职而仍享有祠禄。第二年任建康府知府，不久授枢密使，在任两年，以观文殿学士身份奉祠洞霄宫。不久任鄂州知州兼安抚使。孝宗询问边防事务，汪澈上奏说：“从前我方有唐州、邓州作为藩篱，又有皇甫倜控制陈州、蔡州，敌人不敢窥伺襄阳。既已失去两郡，皇甫倜又向内地迁移，敌人屯驻新野，彼此相距一百里。如今臣命赵樽、王宣筑城储粮，分兵防守要害，已有办法等待敌人。”至于机会到来与否，难以预先料定。孝宗认为他说得好。当时有人议论废除江州军，汪澈说不可。任宁国府知府，改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又请求奉祠。不久致仕，去世，享年六十三岁，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号庄敏。汪澈任殿中侍御史时，推荐陈俊卿、王十朋、陈之茂为台官，高宗说：“都是名士，已经依次任用了。”任枢密院官时，孝宗秘密访求人才，他推荐了一百一十八人。曾上奏说：“臣出身寒微偏远之地，因此报效国家，只求做到没有私心、不欺骗罢了。”他生活俭朴，即使身居贵位仍像平民一样。当时有文集二十卷、奏议十二卷。《大宋故正议大夫、守同知枢密院事致仕、新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程公（卓）行状》，傅伯成撰。

译曾祖士彦，故追赠太子少保，曾祖母咸宁郡夫人金氏。祖父畎，追赠太子少傅，祖母高平郡夫人陈氏。父亲世昌，追赠太子少师，母亲新安郡夫人朱氏。公讳卓，字从元，是徽州休宁人。自仪同忠壮公程灵洗在梁朝效忠立功，居住在新安海宁，今天籍贯在这里的，都是他的后裔。只是程氏的先祖，出自重黎氏，世代掌管天地之官，经历夏、商、周三代，后来失去了职守。到了周宣王时，伯休父任周司马，开始见于《诗经》，以程为国，子孙于是以程为氏。他们的世系久远而分支众多，到唐代确定氏族时，程氏的望族分为七支，只有忠壮公的后代独自在此地繁衍，成为新安的第一大族。少保豪迈不羁而崇尚志向，气度充沛而仁厚，延请礼遇名儒，教导子弟；士人前来求学，都供给住宿饮食而不知疲倦，经由他家私塾而成名的人很多。少傅通晓文史，能够继承他的志向。长子尚书文简公大昌，开始因奇异的文章和正直的操守受到阜陵的知遇，成为当时儒学宗师。少师则把家事担当起来，成就兄长文简公的学业，传承德行、承袭教诲，尤其笃厚于风义；祖先积累的美德和福祉，都集中到公身上，程氏因而更加兴盛。公天生神采高朗清彻，聪颖过人，纯静无杂好，唯独专心潜研经术。文简公十分惊异他，把自己的学问全部传授给他。淳熙十一年，考中南宫别院，廷试又列入首等，授扬州司户参军。绍熙元年，因推荐升为从事郎，任抚州崇仁县丞。五年，按登极恩典递升为文林郎。庆元二年，遇庆典，递升为儒林郎。四年，因推荐人员考核合格入班朝见，改任通直郎，任处州龙泉县知县。还未来得及赴任，少师父亲去世服丧。六年七月，服丧期满，再调任吉州龙泉县。嘉泰二年十月，有诏与六院差遣，转任奉议郎。四年五月，差遣办理行在诸军粮料院事务。开禧元年正月，差充礼部贡院点检试卷官。五月，因为堂兄太府寺丞程准的亲属关系而有避嫌，改任监行在都进奏院。九月，授宗正寺簿，转任奉议郎。二年五月，授司农寺丞。十二月，因为亲老上疏请求外任，差遣任嘉兴府知府。母亲新安郡夫人去世服丧。嘉定三年八月，服丧期满，因为治理嘉兴成绩最好，授朝奉郎。九月，入朝任大理寺丞，转任朝散郎。四年正月，差充省试参详官。二月就地升任正职，五月授尚书刑部员外郎。十月，借授朝请大夫，任工部尚书，充任贺金国正旦使。第二年春天使者回来，以劳绩授朝请郎。五月，任刑部郎中。九月，授军器监兼吏部右司郎官，赐六品服。六年四月，升任权太府少卿。八月，因言官弹劾离开朝廷。七年三月，差遣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转任朝奉大夫。十二月，起任泉州知州，转任朝散大夫。九年六月，就地授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兼泉州知州。十年二月，回到原职。三月，兼任福州知州。十一月，授直秘阁、知福州，主管福建路安抚司公事，转任朝请大夫。十二年七月，召赴行在，入朝奏事。十二月，授秘书少监。过了十三天，授起居郎。十三年正月，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五月，差充殿试详定官。六月，经筵讲读完成，以修注之功推恩，特授朝议大夫。七月，进呈玉牒，因为公曾经考核宗室谱籍，授中奉大夫。十月，授权工部侍郎，升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赐三品服，转任中大夫。十四年四月，兼任权吏部侍郎。六月，因进献书籍之恩，特授太中大夫。八月，授给事中，赐对衣、金带。十一月，因禋礼完成，封休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十五年三月，遇到宝玺恩典，授通议大夫，进封休宁县开国子，加食邑三百户。四月，进献宝礼完成，授通议大夫。九月，授同知枢密院事，进封休宁县开国伯，加食邑四百户，食实封一百户。十六年四月，公因病请假。六月五日，病情稍有好转，出门赴朝参见。退朝后，疾病再次发作。二十三日，便上奏请求辞去俸禄。有诏转任正议大夫，以守同知枢密院事致仕，进封新安郡开国侯，加食邑四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过了一天，公死于正寝，享年七十一岁。遗表上报皇帝后，皇帝震惊悲痛，停止视朝一天，派中使抚恤他的家属，赐东园秘器、龙脑、水银用来入殓，赐银绢一千匹两；因他不愿接受敕令安葬，又加赐五百匹两。追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授予他的后代六人官职。公仪表容貌秀美伟岸，凝重如山，胸襟气量宏大宽厚，喜怒不表现在脸色上，没有人能够窥见他的深浅。从他还是生员时，了解他的人已经预期他有宰辅的才器。他天资一向高明，又加上笃实求学、努力践行，以诚信为根本，以厚道修养自己，以正直操守自己；用这些来立身，用这些来侍奉君主，用这些来治理百姓，出仕入仕、在朝在外将近五十年，名声节操完美无瑕，始终如一。虽然官位达到两处高位，不能说没有受到知遇，只可惜在位时间短，未能完成他的功业。然而他一生所树立的事业，也可以无愧了。当初他任民漕掾属时，杨帅都丞郑公兴商驾驭属吏非常严厉，幕府中有个险诈之人，专门揭发别人的过错来取悦长官。杨帅曾把一两件事拿来询问公，公说：“卓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职务，其他事情没有必要知道。”杨帅恼怒地说：“你也结党吗？”神色颇为严厉，公始终没有被动摇。杨帅这才察觉他的真诚，更加以礼相待、另眼看待。诋毁诬陷他的人反而因此获罪，人们都佩服他的忠厚。淮河以北土地肥沃，百姓多有储蓄，有个大胥吏献计统计其数额并征收其税，获利非常丰厚。后来有人相互告发，便把全部积蓄登记没收，用来充作赏赐，百姓苦于骚扰，命令公前往处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公说：“百姓储粮是为了防备灾荒，也足以减轻公家的忧患。况且他们每年已经缴纳租税，又从来没有贩卖这些粮食，如今征收它凭什么名义呢？”杨帅醒悟说：“若不是户曹说这番话，胥吏几乎误了我。”于是追问并查办那个胥吏，把他依法处置，地方百姓非常感激他。崇仁是江右的险要县，百姓还崇尚佩笔，有个无赖宗室子弟纠集一群不法之徒，专门把持县中事务，横行霸道，县人侧目而视。公将他捉拿戴上刑具关进狱中，严厉惩治，跟随他的人也都被治罪，凶恶狡猾之徒这才收敛。漕使吴公猎委任公代理县事，公首先把教育作为急务，时常到学校与诸生讲明义理，礼遇年长者，奖拔杰出人才，以此激励风化。县中有杨田、茭陂、省庄屯田，共计二万八千余石，每年输送给郡府；然而百姓交入县里的只有十分之一二。每次转移到其他县代为解送，所在县因此受到严重困扰。公分条陈述其危害，申报外台，详细分析后上报，终于停止此事，公私都认为便利。泉州江中有人遇害，尸身和首级失踪，没有人知道是谁杀的。公燕坐默默思考，恍惚间像有所看见，说：“只要寻找他的亲人。”于是召来死者的妻子，问她：“你知道你丈夫平日同什么人结怨吗？”妇人沉吟很久，说：“过去曾经因为争夺坟地的土界，同伯父结下怨恨。” 于是逮捕那个人，派官吏搜查他的家，找到一件僧衣，拿给死者的妻子看。妻子一见便号哭说：“这就是我亲手缝给丈夫的衣服。”又追问那个人是从哪里得到的，他才惊骇服罪，于是审定了这件案件。刚刚写完初考，就有别院的任命，起初没有人知道他是因什么而得到，后来才知道是参政袁公说友推荐的。公与袁公平素并不相识，也没有人为他疏通关系，当时人都佩服袁公至公无私，也赞叹他能识拔人才。当时诚斋杨公万里听说此事，作诗有“拜了除书却问媒之”一句，大概是记载事实。公刚入朝时，慷慨地想救治时弊，以宗正寺簿身份轮流入对，首先论述各州公帑的妄费。他说，祖宗的制度规定，各州军的公用必须出于皇帝给赐的恩典，但各有等级差别，所以人心有所止，不敢越过界限。如今的公使钱，名义上说是分隶，往往耗尽普通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也不够供一次宴席；耗尽贫民一生的供奉，也不足抵一宴的费用。互相送迎，没有限度，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国家根本更加败坏。制度没有节制，用度便没有规范，这是必然的道理。请求统计各州军公使钱的数目，随着所辖地区大小，确定所用钱数多少，总要限定在一年之内达到若干数额便停止。各路监司大体依照这个办法制定固定标准，今后交接时把数目上报，据此加以考核，这样或许可以没有过度征取、过度使用的弊病。又论述马政的弊病说：马是军队的根本。臣昨天在诸军粮料院任职，统计一年所收的钱粮数目，仅仅足以补充这一年死亡损耗的一半，那么一年所损失的，可以说很多了。臣又曾把此前几年的数目拿来考察，大体上每年收得总是少，损耗总是多，几年以后，马匹必定严重缺乏，这难道不是军政的大害吗？用百姓来养兵，用军队来养马，官府供给草料粮食，可马匹常常吃不饱，甚至有“用马养人”的讥讽。臣希望请求责成内外主帅，尽力采用牧养马匹的方法，核查损耗，防止克扣削减，并严格追究处罚。皇帝深深认为他说得对。檇李是辅郡，公因推举选任而出任郡守，处理决断像流水一样迅速，没有不切中事情实情的，但最终总归于公平宽恕。有人伪造倅厅印纸，与奸民交易，用来充作契约，流传已经很广。官吏因办事察觉，视为奇货，认为不论真假，都应逐一追查验证，这样所得可以补益郡府财政不少。公说：这不过是伪造者的罪过罢了；如果逐一查验，编户百姓都会受到骚扰。我以安定百姓为先，获利不是急务。于是告诉百姓，凡误买了伪印纸的，允许自行陈报，立即为他们更换印纸。来陈报的人全部聚集后，全郡安定下来。不久因母亲去世服丧而离开郡职。公在宪部任职时，论述胥吏的弊病说：有官府就有胥吏，不可以缺少，也不可以冗滥。胥吏越多，百姓受到的侵害就越严重；百姓受到的侵害越严重，官府就越没有办法清明，狱讼越没有办法公平，百姓生活也越没有办法日益富厚。希望申令整饬各道，检照条令，按照州县大小确定胥吏员额；私人名下设置的胥吏一律罢除驱逐，这样或许胥徒减少，文书事务得到省减，政务公平、百姓安乐，也不是没有补益。诏令有关部门颁行到各郡各县，加意遵守。不久，北方又恢复玉帛往来，人情危疑，没有人敢前往，唯独公请求出使，并且想借此窥察中原的事势，节使判宗赵公师岩与他一同前往。公威严容貌端正庄肃，专对清楚明辨，于是对方更加以礼相待。回来后上奏大意说：“臣私下观察邻国凭借虚张声势建立国家，所以它所能依靠的是强势，而所欠缺的是道理。道理既已丧失，强势也会随之衰落；这种涣散衰弱的征兆，今天就可以预先看见。从军队方面说，鞑靼占据偏远一方，并不是土地广大、力量强盛，也没有比往日增加多少，却频繁侵掠，没有人能够抵挡，仓皇周章，束手无策，于是把民众和军队全部迁来，不遗下老弱，倾尽全国来防御。” 怨恨和诽谤纷纷兴起，溃败四处蔓延，于是下令说：‘溃散的士兵五天内不出战就处死。’只是张贴在墙壁上，军队仍旧溃散如故。他们正日夜惶恐不安，向南清理田野，只怕本朝军队乘其危急、攻其空虚，使他们腹背受敌。这就是他们的军队不足以依靠的地方。再从百姓方面看，螟蝗、水旱灾害连年为害，去年幸而略有收成，战事兴起后，又横征暴取没有节制；正常赋税之外，又有所谓和籴、和借，财力耗尽，叹息声遍布道路，乖戾之气招来灾祸，从冬天到春天，几个月不下雨。如今河南的粮价已经是平常的两倍，燕山的粮价达到一万钱一石，饥民嗷嗷，没有一点活下去的意愿，怏怏不乐地把过错归于上面；他们的民心又同样不足以依靠。可是他们竟然整饰虚伪来欺骗人，以事物的外在形迹向外界显示，过去使事情往来，大多让州县官吏奔走服役；如今却让骑士向乡民索取，让甲兵向市户索取，粮食由百姓自己准备，弓刀也由他们自己随身携带。像这一类事情，他们自以为可以迷惑别人，但其中空虚，已经无法掩盖在众人议论之下。虚张声势的弊失如今已经如此，将来的后患不知道会到什么地步。臣希望陛下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制约别人，以近处的办法驾驭远方，彰明政教来建立治理，厚施德泽来惠及万物，使义理积累而国家根本更加强固，思虑深远而人心更加坚定；选择将帅，训练军队，修整车马，准备器械，慢慢发动而收复失地。

译齐人归还疆土、宣王收复国土，大概就在今天吧？”皇帝高兴，对他特别优厚地褒奖慰劳。从此开始议论停止断绝岁币，端正敌国的名分，不再同他们进行大义上的往来，这一点开始明确了。公任戎监时上奏说：“古代善于用兵的将领，不是到了临战以后才谋划，遇到敌人以后才筹谋。他们向古代寻求兵法，考察图志中的地理，用来启发心智，发现随机应变的方法。什么叫兵法？摧毁坚固、击破锐势，攻击空虚、打击实处；进攻有一定方法，挖深沟、筑高垒、使城上雉堞彼此相望；防守有一定谋略，船舰遮蔽江面、铁骑如风奔驰；使用这些，也各有适宜的时机。这一类事情，都是平日应当讲明的。什么叫地理？两军相接，必须知道哪里可以加倍赶路，哪里可以设伏，哪里可以截断后路，哪里可以横冲直取粮食，哪里可以会合军队，哪里可以利用地势。诸如此类，也都是平日应当讲明的。如今的将帅，果真能够全部知道这些吗？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严令远近军帅，凡各卫之间、沿江诸军，从偏将副将以上，都让他们分别条陈方略，绘图说明形势，用来洗涤昏昧、开启明智，启发蒙昧、发动机变；不责求文辞，只考察智略，仔细选择、汇集后上报枢府，再选取可以施行的，颁发到各个屯驻地点，使他们互相告知。时间久了，见闻日益广博，胸中所藏的兵法和帷幄中的筹划，确实足以成为将来谋求恢复疆土的基础。” 当时皇帝正要任用他，希望他辅佐中兴，却有忌妒他的人横加散布谗言。皇帝给他祠禄官职不久，又起用他镇守温陵。凡是多年积压未决的诉讼，一经裁断，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公深入思考便利百姓、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主要有两项：一是减免上供银的数额，二是疏通境内楮币。大意说，本州过去有银矿，而紬、绵、绢、帛并非本州出产；朝廷为了使有无相通，拨台、信、邵武、建昌四州军合计解送上供银，命泉州代为缴纳，却又让四州军把所产的紬绵绢帛折价还给泉州，由泉州分发给官兵。自从泉州银矿闭废，银价逐日增加，比旧价高出十分之七；四州所收绢帛遇到歉收还会减免放宽，又逐年拖欠，动辄数万。希望请求把本州代纳的上供银一半改为向民间征取，用来购买紬绵绢帛分发给官兵；另一半则按照四州军应当供给紬绵绢帛的数额，令四州自行出售并起运，或许泉州百姓可以稍稍宽解。此前淳熙年间，文简公任泉州守时曾详细上奏但未实行，公申述前说并加以更详细的说明。执政部门很认为正确，事情交给都司后却被阻止，议论者都感到可惜。过了四年，大卿宋公钧任泉州知州，将公的主张报告皇帝，当时公掌管从槖事务，事情最终得以施行。他的忠诚信实、体恤怜悯，专心厚爱百姓，始终不知疲倦，大概就是这样。至于论述楮币，他认为本州田地少而土壤贫瘠，每年都完全依靠广南的米粮接济，估计一年收买粮食的费用为钱一百四五十万缗；适逢其中一半而广南尚未奉行朝廷关于使用官会的指挥，导致本州会子积聚而无法流通。请求下札给广东经略，将应当解送上供名目的钱银，收买贩运米粮的官会整纲起运；再下札给本州，告示各户，收粮时一半用钱、一半用会子；把会子带回广南，交给官府兑换钱或白金，用来充抵上供银钱的数额。这样本州楮币虽然流入很多，也会转运流通到广南各郡，不至于积压。施政一年，政事成功，百姓大为和乐，歌谣四处兴起。于是士人在学校为公立祠，商人、百姓、老人们在道路旁为公立祠，僧人道士也在佛寺道观为公立祠。尚书杨公炳、侍郎李公谌，都是先朝德高望重的老臣，寄居此地，敬佩公说：“这是古代的君子。”福建恰好谋划选任帅臣，皇帝想到没有人可以替代公，便就地授予他阃帅之职。公极力推辞，朝廷不准。公认为百姓最大的祸害，没有什么比盗贼更严重，也没有什么比官吏更严重，于是铲除奸邪、剔除弊害，彻底清理整顿，税籍开始清楚，狱讼没有积滞。郡府监狱所关押的，涉及十二县的案件，总共只有十五人。公于是整修学校，清理学粮，增加供养士子的名额。等到论述三山海盗难以制服的原因时，他说军队将领都不熟悉海道的险要，想要选择统领以及所使用的巡兵，使他们早晚阅习，长于水战，那么盗贼所擅长的技能便无从施展了。皇帝想到公长期在外劳苦，下诏催促他入朝觐见。公辞谢而没有得到允许，只好入朝应对，论述旧将不可以专门依靠，虚报的军籍也不可以白白耗费。大概富贵已经满足之后，壮锐之气就会消磨，不如从偏将和下级军官中选拔，志气旺盛强健，必定想要自我表现。至于尺籍伍符，核实还没有全部完成，或者有战败、差遣在外、疾病受伤等情况，却不如实上报；所损失的军资凭证，主将又加以掩盖据为己有，虚耗费用大多都是这样。应当把这件事交给总所，更加考察核实，使供军没有虚报损耗的弊病，士卒确实有可用之实，这是内修外攘的急务。又说泉州的钱币流出外国，被销熔制成器物，法律禁止也不能制止；如果不赶快救治，中国的铜会越来越少。皇帝说：“不只是越来越少，恐怕将要达到完全没有的地步。”公想把铁、铜、锡三种金属合铸成钱，像过去夹锡铁铜钱那样；外国得到这种钱便没有用处，百姓销熔它也不能制成器物。这样一来，重量大的钱反而变轻，法律不必严酷而弊病就能停止。皇帝全都嘉许并采纳了。不满一年，公升任副职。冬官任职期间，将帅大多从事克扣剥削，士卒贫困，公极力论列其弊，认为将领所凭恃的是士兵，士兵所凭恃的是粮食。如今克扣剥削日益滋长，士卒之心逐渐丧失；请领的供给被削减，干求利益、获取盈余，上面的恩惠无法施行，下面的怨恨却由此产生。从今以后，军饷供给的分发，不应交给军将总所，而应委托属官；州郡则委托通判，让他们加以弹劾监督，这样上面的恩惠可以下达，士气也会稍稍舒缓。公每次因经筵进读，必定把规谏时事寄寓其中，提出意见说州郡不可轻易授予，必须考验其办事能力，不能只拘泥于资格。又说三边的形势中，两淮是最重要的上游。黄河水多浅，秋冬可以涉渡；依靠水势作为险阻的，是淮河以东；依靠山势作为险阻的，是淮河以西。防守的计策，关键在于任用得当的兵将。又认为近来州郡税赋折纳，成为百姓的大患。艺祖有关于折纳违制的论说，孝宗有不能既取实物又取钱财的说法，请求明确告示州郡，使他们遵守。又说如今军队冗滥，应当严格考核，以革除徒有虚名而没有实际的弊病；官员冗滥也应裁减，包括遥领而不管理事务的官员，以及琳馆中的虚设人员。

译费冗应当节省，迎送、修造以及额外增给等，都不应任意耗用。又说援引成例而废弃法令，实际上是打开侥幸之门，导致赏罚没有章法，私情胜过公道而公道泯灭。应当遵守既成法度。凡是公所陈述的，都切中时弊，十分应当受到皇上的重视。到任东台，担任封驳之职时，他抑制侥幸，振举纲纪，珍惜名器，凡所争执，都关系重大。有位台臣论事，专门依从贿赂，已经按罪黜罚了，但皇上恩宽，又恢复了他的职名。公上疏驳斥说：贪婪的人依从财利，因而玷辱言路，却置之不问，政刑还在哪里？皇上由此知道公确实可以大用。所以他虽自认为年老，屡次上封章请求任祠禄官，但皇上的眷顾正殷切，并未准许。不久，升任枢密院副职，天下人都想听闻他的风采。公承担重任，早晚都费心操劳，想到自己的职守和忧患，常常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他仍然想到，新疆虽已扩入版图，费用却没有限度；归附的人还要烦劳笼络，他们的心志也难以测量。边疆方面的老将相继沦没，还有谁可以倚仗？守卫城池的宿将凋零殆尽，还有谁能够供驱驰使用？再加上逃亡者没有补充，军籍多有空额；将帅刻剥士卒，士卒因此怨恨猜忌。一定要搜求训练充实军队，奖拔人才，警戒整饬营屯，申明纪律。对于三边的险要和平易、虚实，各将领的勇怯和能否任用，粮储的丰歉，城池的修缮和毁坏，铠甲兵器的锋利和钝劣，以及边地条例和防务，没有不准备周全的。至于所谓宏大的谋略、深沉的机谋和秘密的策略，关系国家大体的轻重以及邻敌的利害，他每天都同朝廷详细讲明、讨论，秘密辅佐朝廷谋划，没有人能够预先听闻。他常常因为先皇倚重托付之深，想竭尽自己来仰报隆厚的恩眷，各种忧虑萦绕胸中，积久成了烦闷。皇上非常忧虑，想派宦官询问病情，增减病状，但公极力辞谢，事情于是停止。病稍好后入朝谢恩，皇上看着公，面有喜色，亲口慰劳说：“听说卿近来稍有不适，幸而已经平复，应当好好自行调养。”公拜谢两次，退朝后立即勉力处理政事。疾病再次发作，御医诊视，已经不可救治了。他去世时，士林互相吊唁，诸位公卿哭得十分悲痛。公为人忠厚朴实，表里洞然，不耍机心，操守非常严谨，待人却宽恕。虽然年纪、德行、职位和声望都很高，但接待人谦逊克制，无论贤愚贵贱，都一律以礼相待。公自幼笃行孝敬，年少时老师对弟子向来严厉，公总是先体察老师的心意而顺承，唯恐顺从得不够。虽然他天性喜爱读书，不喜欢俗务，但东西奔走全听从吩咐，劳累繁忙也不推辞，必定带着书册前往，学业从未荒废。程家没有一件事处理不妥，人们都认为这很难做到。他恩厚于族党，远近族人几百口，和睦相处，没有一句间隙之言。他同人交往始终不变，乐于救济他人的急难，解下自己的衣服、推给别人食物，即使花费很重也毫不吝惜。故旧去世后，他赠送抚恤直到丧事终了，并替他们料理家务，哪怕细小如一粒米也考虑周全。凡是乡里的利弊，他看待它们不只是像看待自己的事情。比如折帛输钱，是朝廷旧有的规定，每匹帛折钱六贯五百文便停止征收。歙县、休宁二县的田赋已经很重，百姓唯独承受不了，歙县过去已经减免，只有休宁还没有援引成例上奏陈请。公在宥府任职时，恰逢臣僚上奏议论此事，公竭力向朝廷说明，奏议正在下达户部时，正好公去世，过了一年，朝廷特意依照所申报的意见办理：本县每年减免各种钱一万五千缗，折帛每匹减去二贯。因此乡邑感念公遗留下来的恩德，相继建立祠堂，以寄托无穷的报答。公平日不喜欢谈论别人的过错，对一丝长处、一点善行都加以表扬和提拔，不遗余力，因此因公所荐举而进用并知名的人很多。他供养自己极其俭约，既然显贵，饮食、衣服和器用仍不超过寒素之家；乡里的宅第仍是旧居，只建了一座楼收藏图画、一座厅堂用来安坐而已。他曾说：富贵在于天命，不是人的力量可以求得的；命中有的，就听任它自己到来；命中没有的，就相信它自己离去。至于为官之道，尤其应当以廉洁勤勉为根本，我一生能够减少忧患、得到便利，靠的就是这个。公当初考中进士回乡，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带着经书来到他的门下求学；一经他的传授，学生所得必定精纯，文章也必定有可观的体制。门人中有许多显达者，如右史吴公格，便同公一起在朝廷显贵。我登上桂籍，参加乡试，升入贤关的学生接踵而来、迅速进步，几乎多得数不清。师友传承在江左尤其兴盛。奏议和文集共二十卷，收藏在家中。公娶齐安郡夫人朱氏，谨慎安静而贤淑，侍奉公婆极其孝顺，没有违背礼法的地方。她随公出仕游宦，勤俭节约以供应宾客馈赠，延请礼聘师儒，从未稍微把心思放在自己的供奉上。她比先公早二十年去世。儿子一人，名以思，任从事郎、监西京中岳庙，因为哀痛服丧期间在中山行走，选择墓地时受到风湿，得病后在公去世十一月后也去世，追赠为宣议郎致仕。女儿二人，长女嫁给朝奉郎、赐绯鱼袋姚元廸，是廷魁颖的儿子；小女尚未出嫁，二人都先于公去世。孙子一人，刚中，原任修职郎、监西京中岳庙，现在承受祖上遗泽，改授承务郎。孙女二人，长孙女早亡，次孙女嫁给从事郎。新宁国府旌德县尉、巡捕私茶盐矾兼催江纲来刚中，将在这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把公葬在歙县长寿乡龙归里龙山的原野。他从千里之外派使者送来书信，对伯成说：“先祖父向来同公友善，冒昧地把公的生平事迹托付给伯成，希望借此使公流传不朽，辞文不敢自认为已经写成。我私下认为，公凭借儒学起家，靠勤勉取得仕进，历经四十多年，最终升至宥府。对外没有显耀表彰的事迹，但始终坚定不移、没有别的心思，宽裕有容，具有古代大臣的风范。他在闲居安处时斋心勤勉，百姓则自然在田间耕作、田陇桑地上获得安宁。假使公没有去世，那么他的施政和成就，哪里会止于此呢？”伯成是泉人，公镇守这个地方时，伯成曾有幸拜访公的门下，而且蒙受公的眷顾，彼此相知最深。公立身行事，足以成为当世的典范；而他的一言一语，又可以垂范后世。至于慈祥和善的政绩，乡人歌咏成篇；如甘棠树荫般庇护百姓的恩德，遗爱至今没有泯灭。我恭敬地摘录公的言行实迹，写下来交给他的子孙，以等待善于立言的君子来作传。谨此撰状。宝庆元年四月日，显谟阁学士、正奉大夫致仕傅伯成撰状。”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五 （明）程敏政撰 行实（勋贤） 宋特进、少保、观文殿大学士致仕、新安郡开国公，食邑八千九百户、食实封三千三百户，赠少师，谥文清程公（元凤）家传　程述祖

译曾祖讳大圭，赠太师、魏国公，曾祖母谢氏，赠魏国夫人。祖父讳正，赠太师、齐国公，祖母方氏，赠齐国夫人。父亲讳放，赠太师、鲁国公，母亲吴氏，赠鲁国夫人。先公讳元凤，字申甫，姓程，出自重黎氏之后，伯休父是周宣王的大司马。魏国有昱，吴国有普，都以功勋劳绩闻名。到了晋代，有一位名叫元谭的人，守郡时对百姓有功德，诏令赐给他歙地的田宅，于是就在此安家。梁代有名叫灵洗的人，官至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壮；他的子孙繁衍，散居四方，唯独先公这一支留在故乡，所以世代都是歙人。高祖、曾祖都潜藏德行而不显耀，齐公轻视钱财、乐于施舍，以行义闻名乡里。鲁公博学强记，擅长词赋，参加科举却屡次不遇，便辞去仕进，自号拙庵居士。吴夫人临产时，乡里人梦见她所居屋顶烟雾缭绕，光彩奇异，有人把所见告诉鲁公说：‘您家世代积德修善，一定会生出非凡之人。’先公天资聪颖，刚脱离襁褓，就端庄稳重如同成人。二十岁时已经完全通晓六经。绍定初年，他在乡试中以诗作列第二；第二年参加春宫考试，当时流传说国学读书人夜里梦见登天，看见天门劈开，上面悬挂着金书，龙凤纹彩中显出‘四大字’。等到省试张榜揭晓，程松龙第一，先公第二，袁文焴第三，赵采第四。当时人们羡慕不已，说造物主降下的任用自有安排。五月在集英殿接受赐对，主考官忌惮他的正直，把他压在第三等，授任江陵文学掾。到任不久，就奉檄到鄂渚主持考试，居于上客次。刚离开任所，迎接同僚并登上上客次的屋子，房屋突然倒塌。阃帅大参听说后，对公说：‘仅凭这件事，就可以知道您将来会达到很远的境地。’任期届满，因边功循次升为文林郎。端平元年八月，差遣充任江南西路转运司干办公事。后来奉台司檄令主持清江考试，任满回乡途中遭逢母亲鲁国夫人去世之丧，几天水浆不进，哀伤得形销骨立。淳祐元年服丧期满，授任主管礼部、兵部架阁文字。十月授太学正，因为祖父名讳辞谢，改任国子录，转为宣教郎。又遭鲁国公丧，悲哀憔悴比鲁国夫人服丧时更加严重；五年二月服丧期满，七月授太学博士，八月授宗学博士，轮流在荣王府讲授《诗经》和《礼经》。荣王倾心敬重相待，每次侍奉皇上都称赞他的贤能；因为讲完这两部经书的全部篇章，转升两阶。十一月参加轮对，把天运和人事盛衰往复的机理辨析得十分详细，大略说：‘臣听说上天的剥落而复盛，是因为阳气足以胜过阴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八月〕 ‘政治由复盛转为剥落，是因为阴气足以侵害阳气。’刚强果决，是阳；柔弱懦怯，是阴。宣明通达，是阳；壅塞蒙蔽，是阴。忠诚正直，是阳；反复奸邪，是阴。端正之人和正直之士，是阳；宦官和女子，是阴。陛下能够扶助所谓的阳、抑制所谓的阴，那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必定都以效法上天为根本，天下的治理便会由剥落转为复盛，由复盛转为泰平。臣请详细说明所谓效法上天：主持国器之位不可空缺，辅弼的职务不可缺少，君子和小人的分别不可不严明，内修和外攘的策略不可不谨慎。这些都是天道，也都是人君应当效法的。陛下难道不知道这些是当今的急务吗？然而天下人伸长脖子盼望，仍没有什么能够满足他们殷切的期待，反而忧虑世道日益趋于剥落，这是为什么呢？或许有人可以冒昧议论：陛下容纳意见有余，而施行却不够有力；高明虽然无人能及，但刚强果断或还有不足。这就是主持阳德，却不能不受到阴气牵累。臣对陛下忠诚爱护的心情，实在十分恳切。理宗看后说：‘言语完尽而旨意深远，有古代遗直之风。’从此更加锐意想要任用他。六年冬，授秘书丞，兼权刑部郎官。七年春，兼权右司郎官，暂兼礼部郎官。丁丑日，授著作郎，仍权任右司郎官。又应当轮对，当年正值严重旱灾，于是提前积蓄忠忱，以天心、君心为主旨上奏，指陈时弊，尤其激切恳挚。理宗赞赏他的忠诚，都和颜接受，但当时也不免稍有触忤。屡次上章请求到外地任职。七月，差遣任饶州知州，暂兼冶事，访察百姓疾苦，施政公平质实。比如修缮毁坏的城墙，使它成为侯邦的屏障；设置义阡，改变火葬的习俗，这些都清楚可考。九年三月，授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公事。冶司每年有冬夏帐银，本来是准备供使者住宿供应之用，先公不肯接受，把全部银钱拿来补充郡中历年各种名目的欠缺。五月，因年资和劳绩转为朝请郎，授右曹郎官。首次上奏两篇奏疏，其中一篇陈述实学、实政、国本、人才、吏治、民生、财计、兵威八件事；另一篇谈版籍不清、税赋流失等事。理宗变了脸色说：‘很久没有听到卿的议论了，今天得到这份奏疏，越发觉得精神振作。’从此任用他的意图更加坚定。八月，差遣充任殿试覆考官，方逢辰、黄大任都出自他的评定之下。又兼任右司郎官。十一月乙酉日，授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他一再辞谢，皇上不准。丞相郑清之不理政事，当时兴起了讥讽他像池边蹲着不走的说法。前任台官潘凯、吴燧联名上章弹劾，郑清之很不高兴。朝廷要升任二人担任御史，二人不接受诏命，立即拂袖离去。先公上疏极力论说此事，大略说：公论，是国家的元气。元气流畅，四肢百体就健康强壮；元气壅塞，百骸就会生病。陛下圣明宽厚，超过千古，危言激论没有不包容的。一两个台臣忽然进入又骤然离开，有人或许对此疑惑。万一果真因为言事失实，于是本来应当得到美迁却反而被斥退，臣私下替陛下惋惜。草野之士直言激烈，尚且依赖陛下宽容；台臣尽情进言，也是他们的职分。因为言论而驱逐人，不是盛世应有的事。臣愿陛下思考元气所系，应当使它流畅，不要使它壅塞，这样宗庙社稷就万幸了。皇上的心意仍未立即改变，他又上疏申说：人主以一身立在群臣百姓之上，是靠纲纪维系的。一天没有纲纪，就会灭亡。从古到今，没有舍弃纲纪而能够治理国家的。近来一两个台臣因为言论不合而离去，陛下却没有责罪被他们论列的人，远近观望，实在令人惊骇。

译弹劾的奏章像凝结的霜一样，罪状显著暴露，即使有人回护，谁会不知道？本来应当羞于见到官吏百姓，裹着被褥连夜逃走。如今却顽固无知，慢慢等待交代，反而张榜禁止台章流传，纲纪在哪里？台谏官掌管耳目之职，事情允许依据传闻进言，捂住耳朵去偷钟，怎么能欺骗众人？本来应当退下来反省内察，痛改自己的过失。如今却公然强词辨解，巧言肆意诋毁攻击，想把这作为钳制台谏的办法，纲纪在哪里？纲纪衰败，还有什么做不出来？臣私下考察乾道八年，御史萧之敏因为论事以及大臣授予直秘阁、司臬江东，告词中说：‘当面进言，犯颜直谏而无所隐瞒。正人离开国都，难道是朕所希望的吗？’孝宗皇帝爱惜正人，褒奖宠遇他离去，达到如此程度。这是陛下家传的法则。臣愿陛下用孝宗对待萧之敏的方式对待这两位臣子，那么言路的气脉就不会壅塞，国家的纲纪就能够振作，这对于治国大体关系重大。像这样顽固无知、公然强辩的人，尚且还能够肆无忌惮，臣将不顾避嫌和仇怨，弹劾揭发他们。于是两位御史都被召回，奏疏传遍四方，士人击节赞叹说：‘这就是所谓朝阳之鸣，无愧于古人了。’ 十一年，今上初到资善堂，先公就上疏请求选拔端正方直、纯厚谨慎的人士，增加辅导翊赞的人员；任用厚重笃实的人，供给事使令之役。这样或许出入起居没有不正当的，举止言语和沉默没有不善的，不只是说以讲读充数，勤习句读而已。二月考核资历，转为朝请郎；四月讲完《周易》全篇，转为朝奉大夫，随后又升迁。高宗、孝宗两朝日历、会要转两阶的时候，理宗在秋季恭敬占卜，完成明堂祭祀之事。明堂祭祀前，先公立即上疏请求以实心祈天，不要只重形式，说：‘臣听说礼有根本也有形式，没有根本就无法成立，没有形式就无法施行。什么叫根本？就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直到治国平天下。什么叫形式？就是典章制度、钟鼓笾豆，直到上下登降、俯仰行礼的节度。这两者不可以偏废。然而与其根本不足而形式有余，不如形式不足而根本有余。臣请允许我谈谈根本：上帝正在监临你，不要使你的心有二。人主细微的一念，无处不是上天的体现。放纵的念头，或许萌发在燕居私处之时；敬畏的心，或许间断在安逸享乐之际。这样嗜欲便能侵入防线，亲近嬖幸之人便能乘隙而入，意念还不诚实，内心还不端正，奉事上天的根本就已经有愧了。上上下下的臣民，每天都在这里受到上天的监察。人主的一句话之间，无处不是上天的体现。好恶的端倪，或许没有在极细微的皱眉和微笑中察觉；内外的分别，或许没有在严密的防范限制中谨慎对待。这样号令就容易在细微处被轻视，请托就难以堵塞于小径之中；自身还没有修养好，家庭还没有整齐好，奉事上天的根本就已经有愧了。推而至于治国平天下，无不是承顺天意来办事，而不是人主可以凭私意行事的。招来贤才，三次聘请，仍不能使楚国的贤士改变高隐不仕的歌；斥逐一位进谏者，正好阻塞了贤士手持旄节来仕的征召。尊崇贤俊、尊奉上帝，难道应当这样吗？剥削肌肤、搜刮骨髓，州县肆意进行没有限度的征收；砍伐树木、运输木材，京畿兴起无益的劳役。惠爱百姓、奉事上天，难道应当这样吗？把符节授予名郡，往往都是受恩泽的侯爵；振作武职、清理班列，却连续升用姻亲之人。天命归于有德者，难道应当这样吗？丹书屡次挂起，卑微地贪受旌节之荣；弹劾的墨迹还没有干，随即又授予祠庭禄养。上天讨伐有罪者，难道应当这样吗？一件纲纪没有振作，一项政事没有醇正，一项施设没有恰当，都不是尽到治国平天下之道，奉事上天的根本也就有愧了。臣愿陛下肃穆地思考，警惕地反省，急切地向内寻求，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之处戒慎恐惧，在制定政令、办理事务之时敬畏谨慎，不因私情损害公义，不因欲望胜过义理。当他安静时，内心无所作为而守持至正；等到行动时，发布号令、施行政令没有一样不善，那么礼的根本大体就在这里，难道只在于外在形式吗？’又上疏说边防疏漏简略，应当想到祸患而预先防备，申明警戒军事实力，以扭转长期因懈怠而形成的局势。接着又上疏说刑狱泛滥、审讯残酷、囚禁拖延、报应稽滞四种弊端。十月，理宗亲笔书写‘奎章昭光清忠儒硕’六个大字颁下。士大夫都以此为荣。十二年正月，授右正言，兼侍讲。他请求免任并请求避祖父名讳，诏旨不准，权且以右补阙的名衔系属。先公感念理宗的知遇，想以竭尽忠忱来报答。第一篇奏疏讲帝王端正心性的学问，第二篇论说革除士大夫的风俗。应当革除士大夫的心术。至于论说文风弊病、边防储备、人才、民心、储备将帅、救济灾异等，没有一项不是畅所欲言。余晦凭借堂叔天锡，倚仗理宗旧日府邸的恩宠，攀附求进。越次任京畿长官，凭恃皇恩，任意妄为。三学学生叩宫门上书陈述他的罪状，卷起堂上的坐席离去。司业蔡抗把奏札藏在袖中，向朝廷说明，请求罢免，以平息沸腾的清议。先公急忙起草奏疏，列数余晦罪状，弹劾他。奏疏呈上后，授余晦大理少卿，授蔡抗宗正少卿。先公率领全台官员拜上奏疏，请求留下蔡抗而贬黜余晦，以安定士人的心。不久奉诏，蔡抗仍兼任司业。余晦和郡学、三学的诸生才开始回来。十月，授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讲。辞谢，皇上不准。当时蒙古两位王子争夺王位，朝廷内外都有敌人离去而为之舞蹈庆幸的心情。可是台谏官自吴燧、潘凯离去后，都依附逢迎以求取容身。先公借进讲《孟子》“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国非其国”的话题，立即起草奏疏上奏，说如今不能说没有法家拂士，也不能说没有敌国外患，而上下全都不知道有畏惧之心。人心所畏惧的是义理，希望陛下坚定圣心中的畏惧，以警醒和震动内外之人的畏惧。不久京城发生灾害，他又上疏极力陈述导致灾害的几件根源，请求停止土木等无益的劳役，用来救济暴露在野外的百姓；移用过度施给僧道的恩泽，用来供给颠沛憔悴的民众；务必实行宽大政策，牢固团结亿万百姓的心，这样就能转危为安、化祸为福，天下也还可以治理。宝祐元年，讲完《孟子》全篇，转为朝议大夫。不久差遣护送礼闱考试。六月，四次上疏请求任祠禄官，不准。八月，屡次上疏请求到外地任职，也不准。

译先公又上疏，直截了当地说自己久居言责之职，丝毫没有补益，恐怕妨碍贤者进用。理宗再三勉励挽留，而当朝宰相又奉旨附札说：‘皇上的眷顾极其深厚，希望卿暂且留下。’九月，升任兼侍读。甲午日，授侍御史，职务仍照旧兼任。屡次辞谢，不准。首先上疏请求取法孝宗八件事，结尾说：人君的学习，难的不在于知道，艰难的在于实行。又说荐举贤才、报效国家，是前辈的盛大志愿；自己长久怀有这个心愿，还担心被认为是借此求取近名。臣想到这些却不说，就没有再合适的时机了。于是逐一选取当时才望和政绩显著的人，陈昉、方岳等二十多人，在皇帝御榻前极力推荐，后来都成为卓异之才。卓能够立身自持，成为当时的名人。先公任职言路，前后总共四年，先后上奏约百篇，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的没有不尽的，都足以扶持是非的公道，严明正邪的界限；内容纯正充实，明白流畅，确切切中时弊，不故意标新立异以求取名声，也不因私怨弹劾以快自己的意。因而他所弹劾的人，都心服而没有怨言。他在经筵讲学时，神色温和、气息平和，尤其善于开导。所讲《孟子》《礼记》《春秋》三部书，依据经义剖析道理，借事理辅助治理，语言简约而义理明白，对于光明兴盛的学术尤其有功。二年四月乙丑日，授尚书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仍兼侍读。他急忙起草辞任奏疏，走出宫门等待诏命。诏书下达不准，宰执当面承受皇帝口谕，派官员到门前宣谕，命他入朝供职。朝臣带着诏旨来到，先公又起草辞任奏疏，请求依照此前的请求授予祠禄。诏旨不准，并说不得再行陈请。奉诏者接连前来，详细说明理宗委以重任的心意，他才勉强就职。一次进读完毕，他趁机奏报外间近来纷纷传言宫禁守卫十分严密。皇上说：‘宫中近来有妖异的气氛。’先公奏说：‘陛下亲眼看见了吗？’皇上说：‘朕没有看见，是宫人们看见了。’先公奏说：‘妖异是由人兴起的，虎豹守卫九重关门，妖异从哪里进入？陛下应当以安静镇定它，不必张皇宫禁，使天下听闻。一句话传出，会讹传成百句话，难道可以不审慎吗？’皇上说：‘非常正确。’六月，因考核资历转为中奉大夫。九月举行明堂祭祀，充任执绥官。皇上询问禋祀礼仪文物，说中兴以后同祖宗时期相比怎样。先公奏说：‘祖宗时期承平日久，礼仪文物十分完备，大驾卤簿共有二万六千人，法驾减少三分之一，小驾又减去一半，由此可见礼仪文物的盛大。中兴初年，草创未暇。绍兴十二年才开始制造玉辂，第二年又制造金、象、革、木四种辂，卤簿只有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二人，礼仪文物稍显简略。然而祖宗敬畏上天的实心，还是存在于礼仪文物之外的。’皇上点头表示赞同。西太一宫在钱塘门附近二里之处，实际占据湖山交会的胜地。奸臣长期诱导车驾游幸而没有正当名目，便借明禋恭谢之机，突然颁旨选择日期前往拜谒。先公急忙起草奏疏上奏说：‘陛下临朝超过三十年，从不进行游幸，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虽然以恭谢为名，但羽卫来到湖山胜地，勇猛的士卒严密驻扎在郊外，消息传布四方，人们只看见像是游幸的情形，哪里知道拜谒的本心？这样一来，陛下三十多年的诚心实德，一旦不能取得天下人的信任，所失难道是小事吗？从内地来说，年成幸而丰收，百姓却仍空着肚子；近来的寇乱刚刚平息，百姓的创伤还没有痊愈。从边疆来说，蜀地的竹隘虽已收复，但忿怒的军队还没有退去；淮地的合肥虽已取胜，但侦察骑兵仍然留在那里。加上敌人窥伺襄阳、闯入广地，传闻不一。敌人多有狡猾谋略，善于侦察窥伺。万一游幸的消息一传出去，难道不会启发敌人的战意吗？难道要说中原没有敢于进谏的大臣吗？舆论纷纷，都说陛下因为近来在总章举行祼享时由雨转晴，圣心欢喜，于是才有这个命令。天道难以测知，祸福相互依伏。假如欢喜之心一动，放纵之心便乘机而入，那么一时之间降下恩泽固然可喜，哪里知道后面不会接着有大的可怕之事？不久奉旨停止这次出行。十一月三次上奏请求任祠禄官，诏书不准。他又当面申请，理宗说：‘卿留下一天，就有一天思考论议的益处，为什么屡屡以离去来相告？朕不能明白。’三年春，授权任工部尚书，辞谢不准。随后在经筵当面极力奏请放还山林。理宗说：‘还不可以，如今正依赖卿辅佐赞助，怎么能说离去？’理宗察知先公求去的志向坚定，便亲笔给台长写信说：‘程某议论笃实，心地纯明，独立无朋党，不阿附也不偏激。朕已经仔细察知他很久了。他再三抗疏，极力请求引退；近来在经筵又屡次当面控诉衷情，朕考虑朝班人才寥落，众望所归的人不多，已经勉强挽留他。卿应当转告同僚，使他们知道朕的意思。’先公虽然感激皇上的眷顾而留下，求去的志愿却没有消除。不久又五次上奏，恭谨地申明归田的请求。六月丙子日，依旧任中奉大夫，特授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先公因为祈求退隐反而得到升进，这不是他的本心，于是一再更加恳切地辞谢，批答仍不准。当时蜀地形势非常紧张，边疆祸患再次萌发，按道义也难以坚决辞去。谢表中所说：‘何况边地的战乱气氛还没有安定，正是应当整顿军事实力的时候。一定要修缮门户、做好防备，以预防阴雨；一定要备齐舟楫，谋划渡过大河。’说的都是实际情形。冬天，蜀境同沅靖交战紧急，朝廷想选择重臣开府督领，先公上疏请求任用徐敏子替换蜀帅，任用向士璧镇抚；让吕文德率军进攻沅靖，希望能够形成犄角之势，朝廷全部听从了他的意见。史嵩之因违背公议获罪，忽然又进职名并授致仕，先公担心人们怀疑朝廷将要再次起用他，不肯在黄敕上署名，认为应当趁他辞免之机，特意依从他的请求，这样或许可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他又条陈财计五件事，衡量调剂十分恰当，尤其受到理宗赞叹赏识。八月乙丑日，依旧任端明殿学士，授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三次上免职文书，批答不准。当时矩堂董公槐凭借人望主持国政，先公尽心协助赞襄，朝廷内外没有异议。四年三次上奏请求任祠禄官，有时请求补任外职，也不准。四月，授参知政事，请求免任，不准。先公感念皇上知遇深厚，认为归还美誉、报答皇上，没有比充分培植根本更急迫的，所以把仁厚作为第一要义。

译七月，授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新安郡开国公，提举国史实录院，监修国史日历，提举编修国朝会要，提举编修玉牒，提举编修敕令，提举编修《经武要略》。三次上表恳切辞谢，皇上不准。最后皇帝亲笔下诏勉励说：‘亲自临政以来，任命宰相有几人了，都多有无所成就的，不但危害国家，也连累自身，即使后悔又怎能追回？往事可以作为鉴戒。卿向来清正忠诚著名，洁白无瑕；担任言责之职时，不是仁义之事就不陈奏；处在政务职位上，对辅相之事有补益，所以把卿置于右丞相之位，以救济诸多艰难。卿很适宜开诚布公，同心协力修治内政、抵御外敌，痛切革除弊病，谋求建立伟大功业。’先公虽感激皇上知遇，但仍担心不能胜任，于是边拜受边辞谢，反复多日后才开始处理政事。首先摘取时政最急迫的八件事，分条陈奏：一是端正内心，二是对待臣下，三是进用贤才，四是爱护百姓，五是备边，六是守法，七是谨慎细微，八是审慎号令。大略说：‘臣听说人主是天下的主人，而人主的一颗心，又是人主自身的主人。所主不正，外来的邪恶便交相攻入，治乱安危，就在这里分判。古代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内心无所妄为，以守持至正，唯恐片刻不正，乘隙而来的人和事便纷纷而至。臣愿陛下以敬畏持守内心，以安静安顿内心，以减少欲望涵养内心，那么清明就会存于自身，志气就会如神明一般；对上可以延长弘大天命，对下可以牢固团结人心，近处可以给子孙树立法则，远处可以垂示万世，都是陛下一心所奠定的。’《尚书》说：‘任用贤人不要有二心。’《中庸》说：‘敬重大臣，体恤群臣。’这是帝王对待臣下的重要原则。后世却不是这样，选择不审慎，任用不专一，就像医生诊察脉象后杂乱地投药，手肘本想画圆却被牵制着画成方形；臣下收缩畏惧、谨慎退让，就说他没有长处；放手施展、办理事务，就怀疑他另有企图。最终整天忙于补救过失还来不及，天下的事情也没有一件能让人满意。这固然是因为臣下庸庸碌碌，无法启发人主的信任之心，但人主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臣愿陛下想到君主和辅臣本为一体，以礼接待他们，以诚意对待他们；如果确实没有才能，就按礼节让他退下，不要强迫他做不能做的事；如果确实贤能，就以真心委任，不要用疑心和二意从中离间，不要表面厚待而内心薄待，也不要暗中夺取权力却表面给予。这样，君臣相处的道义就尽到了。自古以来，没有不信任仁人贤士而能够治理好国家的，何况现在呢？朝班人才寥落，几乎像早晨的星星一样稀少。遇到事情需要人才，动不动就担心没有人可用，难道人才偏偏在这个时候吝于出现吗？选拔十人而得到五人，确实是可靠的论断。臣愿陛下广泛搜求、博采众长，兼收并用：长于谋划财计的，让他治理赋税；擅长韬略的，让他筹划边防；德行纯厚温和的，不要因其迟钝而怀疑；议论慷慨激烈的，不要厌恶他的矫激。取用他们的长处，略去他们的短处；记录他们的功劳，忘记他们的过错。一点长处、一项善行，都能得到施展，那么士人的意气就会被招徕，精神就会聚合，弱小的势力可以变强，轻微的权势可以变重。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安宁。从来没有百姓困苦憔悴而国势尊崇安定的。如今边境百姓流离奔逃，虽曾减免租赋，武夫和奸佞之人却反而肆意施加苛征的毒害；内地百姓忧愁怨恨、叹息不止，应当加以抚慰，贪官暴吏哪里会想到他们饥寒的痛苦？臣愿陛下严厉告诫制阃和监司，选择其中贪污暴虐、罪状显著的人，逐条列举上奏，严加削职斥退；铲除稂莠，是为了使禾稼生长；驱逐狐狸，是为了使鸡鸭繁衍。实行仁政，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国家的财物，耗费在军队上的十之常有七八，但军籍中的空额仍然很多，老弱疲病之人也没有听说改换军籍。军器铠甲则腐朽钝坏，武艺则粗疏蛮拙，训练学习则徒具形式。担任将帅的人，又趁机无限度地搜刮聚敛，平时尚且不能使士卒安生，遇到紧急情况怎么能够拼死效命？这实在令人寒心。臣愿陛下严厉告诫各阃，核实军籍，招收强壮之人，精良武器，考核技能，同时严惩贪婪将领的无度索取，这样或许士卒能够听命，就可以抵御敌人。祖宗的法令明亮如日月星辰，废法而援用成例，弊病越来越严重。其中废法最严重的，没有比贵戚到地方统治百姓更甚的了。然而最初接受符节时，贪婪庸碌、没有政绩的人还不能逃脱吏议；如今不但没有人敢议论他们，反而想要议论别人了。愿陛下遵守祖宗法度，凡贵戚中贪暴或庸谬的人，都授予祠禄，让他们坐享富贵；其中有才干而温和善良、有德行而通达的人，即使偶尔慎重地授予郡守之职，也一定要使内外台能够以公正廉察的权力监察他们，这样或许能使他们知道有所畏惧，不至于倚仗势力逞威，伤害国家根本。古代侍从仆役没有不是正人的，因为没有细微之处可以不谨慎。汉唐以来，只知道亲近熟习的人可以亲信，却不知道权柄会从旁边落入他人手中。不谨慎于细微之处，流传的祸患就会惨重。陛下英明果断，驾驭他们有法，但道路上的传闻仍说请托的路径没有完全堵塞，攀援钻营的习气也没有完全消除。在细微处不谨慎，显露出来了将怎么办？臣愿陛下用祸患来警戒他们，用保全自身之道来训导他们，谨慎于细微之处而自守，不要同外界交结。没有可乘的空隙，趋附者自然会停止。这不只是国家的福分，也是近习之人的福分。君主的号令不可不谨慎。陛下一纸札子十行字，无不是军国大事；至于小小的武职，也常常劳烦内批。有的人说这已经失于轻亵，而小吏的省札、僧道的敕牒，也还频繁下达宣谕并索取。陛下任用宰臣，是要责成他经营治理国家的大事呢，还是让他办理这些琐碎事务呢？臣愿陛下显示天威的尊严，断绝小人的轻慢亵渎，这对于事务体统关系重大。皇帝亲笔批示说：‘朕任命宰相，正是想仰赖他成就政事。既然得到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皇上看了奏疏，认为旨意极好，于是说只管服从任事，还希望他勤勉辅佐，能够建立功勋。先公在宰相职位上，每件事都顾全大体，不致力于纷纷更改以惊动视听，不从事矫激行为以求夸耀，只希望上下相安无事。当时敌人长期蓄积窥伺的意图，前任董相主持国政时，曾亲自请求统督蜀地军队。到了第二年秋天，蜀地军情转而紧急，荆阃以光枣的警报相告，桂阃以诸蛮的警报相告。理宗日夜忧劳，内心悲痛而不得安宁。

译先公想到自己身负重大寄托，难道应当让敌国把忧患遗留给君父吗？退朝后便讨论险要之处，安排方略，调集军队、选择将领，储备粮食、修筑堡垒；有时当面详细陈述，有时亲笔秘密奏告，没有不细致周全地办理，处置也都恰当。因此荆地有荆门之捷，蜀地有苦竹之捷、嘉定之捷、襄汉之捷，其余琐碎战事多得无法一一记载。至于修复沿边城池、修筑防御工事，虽说是因为一时分阃任用得人，但忧虑边防、思考职守，从未有片刻放下。敌国狡猾，图谋开启疆界、侵略边境，已经不是一天了。幸而依赖朝廷谋划深远，臣下献尽谋略，足以挫败他们的气势，折断他们的野心。等到交还政权还不到两年，百姓的灾祸便有说不尽的了。史院修撰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国史，久未完成。先公上奏请求专门任用尤焴主持此事，五年春书成进呈，转为金紫光禄大夫。六月五次上奏请求任祠禄官，诏书不准。当初先公镇守饶州时，丁大全任浮梁县令，略有才干，受到当权者称许。但他为人奸邪狡黠、刻薄，先公内心轻视他；不过公素来宽厚包容，从未轻易在言语上表现出来。后来先公登上政路，丁大全当时在柏台任职，上疏极力诋毁董相，使董相被罢免。等到他调动台牒催促董相离职时，心意是想借此撼动对方。赖理宗对他宠爱深厚，而且在他刚刚建立功业之初，不敢立即动他。不久，贾大全由谏官升任枢密院，权势地位彼此倾轧。他自恃凭借自己的手段取得皇帝信任，志得意满，意气骄横，喜欢压倒他人，以至于和同列在中书堂争执，交臂相争，朝廷上下都为之惊骇。先公看见他的所作所为，越发强横悖逆，知道难以同他共同执政；而且他在议论之间，屡屡流露出觊觎宰相职位的意思。理宗虽然暗中察觉他的奸狡，但小人容易进用而难以斥退，只想着赶快离去以避开他。十月五次上疏请求任祠禄官，理宗亲笔写信勉强挽留，其中说：“看了卿荐省送来的奏章，足以看出你的高雅志趣。只为一身打算，已经绰绰有余了；但国家万机事务，谁来同朕共同处理？决定应当留下任事，不要再请求了。”先公想离去已经很久，最终感念理宗的宠爱挽留，始终不改初衷，不敢骤然舍去，再次勉强入列任职。六年春天，又五次上疏请求任祠禄官，理宗谕令挽留得更加恳切，其中说：“如果以疾病为辞，那么卿正当年富力强，处理应酬事务尚有余力；如果担心不能善后，那么卿表里纯一，有什么瑕疵可以指责？绝不能允许你勇于退隐，应当把这些话全都置之不论，为了朕勉强留下，朕对此深寄希望。”四月间一个多月没有下雨，他竭力以调和阴阳失职为由引咎，上疏请求解除机要政务。皇上多次下诏挽留，又说：“朕任用十三位宰相才得到卿，卿不到两年就舍弃朕离去，难道合乎人情吗？”从此他不敢再上疏辞职，只引用先朝宰臣赵雄的奏言：“近年宰相很少有善终罢免的，大的被流放，小的被驱逐。希望趁着皇上的宠眷还没有衰减，授予我藩镇职务，使天下知道宰辅之中也有能够保全的人。”孝宗皇帝感动于他的话而听从了。臣的才力虽然比不上赵雄，但陛下的圣明同孝宗如同符契相合，因此一再倾吐愚诚，频繁烦扰天听。然而臣身体瘦弱多病，不敢像赵雄那样请求授予藩镇职务，只求解除职务离去，从事服药调养，实在是接受君父保全臣下的恩赐。于是皇上的意志被打动，知道先公离去的心意已经决定，授任观文殿大学士、判福州福建安抚使，内府拿出金器、精缣、薫茗、果脯等物，来荣耀他的归去。理宗自端平以来设置宰相共十三人，进退始终完备的，自范仲游以后只有先公一人而已。他执政才两年，朝廷没有异议，百姓没有疾苦呼号；虽然从表面看声势不够精彩，似乎不合人意，却如同服用参苓之剂，厚实培补、滋养身体，对于元气的益处实在很多。四次上奏请求归还闽地节钺，皇上也怜悯先公劳苦，七月依照原职任命他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听任他选择居住之地。退居两年，只以书籍史册自娱，世间的嗜好玩物没有一样能够动摇他的心。他头戴幅巾，手执藜杖，逍遥于田野之间。行路的人初见他，根本不知道他曾是宰辅。他居住的宅第简朴，门外有几亩田，亲自督促家僮耕耘锄草，向子孙显示农事的艰难。每逢旧日朋友和过去的属官接踵登门，他从容地接待款留，有时谈论整日，却一句也不谈及时政的异同；一定要叹息、仔细询问，忧虑之情显现在脸上。因为他的身体虽然身在江湖，心实际上仍在国家社稷。理宗思念先公更加深厚，每逢生日和元旦，宣赐银币从未稍有减少。始终受到这样的宠遇，哪里料到贾大全掌握国政，蒙蔽皇上的聪明，任凭私情而废弃公道，丑化正人而结党邪佞，终于酿成鄂渚敌人偷渡的警报。内有阻隔，外有纷争，皇上内心忧惧不安。最初颁下天诏，询问应对之策；先公立即亲自上疏，提出收拢人心、严明赏罚以及团结民兵等数件事。理宗亲笔写信，一再褒奖嘉许。最后说：“阅览卿所条陈的边防策略，完全看出你的忠诚恳切，帮助朕分忧勤政，应当立即斟酌施行。以后若有见解，陆续奏闻。”次年八月壬寅，诏令依照旧职判平江府，兼任淮浙发运大使。四次上疏请求免任，皇上都不准许，总共三次颁下亲笔诏札勉励晓谕，甚至说：“某已经八十多岁了，还要替朕出任抚治七闽之职；卿才六十岁，却拿年老多病来说，实在过分了。幸好不要有远离朝廷的心思，以符合朕久久盼望你来的心意。”先公知道皇上的意旨坚定明确，不容许再坚决推辞，于是勉强出任。到任后访求百姓疾苦，核查粮饷事务，首先务求施行宽大政策，稍稍使疲惫困苦的百姓得到苏息。他亲自上疏请求增加买粮、减少征数；前任太守希图得到意外的恩赏，取六县的户籍版图，纷纷更改名号，修明农寺每年增加解送农寺米五万石，把无说成有，以猎取美名；等到农寺索要偿还时，便移文补足以敷衍塞责。先公怜悯地担心后来者长此以往，吴地百姓更加无法承受，于是上疏豁免废除这项弊政。先公认为买粮事务已经多有补足，郡政也大体修整，多次上疏请求归去，诏令不准。十月授特进，仍任观文殿大学士，充任醴泉观使兼侍读。他接连上呈免职奏牍，皇帝派使者驰送亲笔诏札晓谕旨意，他又上疏恳切辞谢。诏旨特别准给假两个月。三年六月，诏令他迅速入朝，他又三次上疏陈述辞职。诏旨特别依从所请，免去兼任侍读。皇帝亲笔褒奖晓谕说：“卿学问深奥，德行厚重，朕心中早已记取；盼望卿肯来，或许可以借助你的启发辅导。”多次下诏催促出发，他的辞意却和最初一样。既然陈述的情由确实真诚，高尚的节操难以挽回，便勉强顺遂他的高雅志愿，让他供奉外祠，稍待身体康健强壮，日后再有光宠。景定五年五月，再任醴泉观使。

译咸淳初年，因当今皇帝登极的恩典，进升少保。三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吉国公。辞职奏牍刚刚上呈，台臣论列他的奏疏就下发了。诏旨依旧任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六月，四次上奏请求致仕，不准。四年四月，罢免醴泉观使。过了一年，突然感染寒疾，于是请求办理致仕。诏旨依从所请，以少保、观文殿大学士身份致仕。当时是五年三月。自从任同签枢密院事以后，受到的授官恩典极为优厚，加食邑至八千九百户，食实封三千三百户，阶官回授给子孙的有五人。丙申，死于正寝。距离他出生的庆元六年十二月甲申，享年七十岁。遗奏传到皇上那里，皇上震惊悲悼，停止临朝两日，特赠少师，谥号文清。前母吴氏，比先公早二十七年去世，追赠周国夫人；继母汪氏，比先公早八年去世，追赠汉国夫人。儿子三人：象祖，原任朝奉郎、直秘阁、知处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比先公早七年去世；述祖，承奉郎，等待铨选；崇祖，承奉郎，等待铨选，二人都由江东漕司选授。女儿一人，嫁奉议郎、通判隆兴军府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事罗鼐。孙子二人：梓，承奉郎，等待铨选，由两浙漕司选授；桂，还年幼。孙女二人：长孙女嫁将仕郎吴克绍，次孙女尚未出嫁。述祖等将在咸淳七年十月忍痛捧着灵柩，安葬在歙西古城关，距离居所十里左右，这是遵照先公遗命。朝廷特意派修职郎汪仪凤护送办理安葬事务，按照旧有典礼办理。先公气质容貌清正纯粹，胸襟气度宽和坦荡，不设狭隘的界限和陡峭的壕堑；待人接物，像春风一样和蔼可亲。然而他胸中对于是非界限分得极严，对长短轻重一寸一铢都加以衡量，如同黑白分明，凿然不可混淆。平日退处时只是一个谦逊的儒者，说话仿佛不从口中说出；等到面对决定大事，虽然千条万绪纷乱地摆在眼前，他审察义理所得，毅然自行担当，如山岳一般不可动摇。事情办成后，脸上全无自矜自夸的神色。他对于军事并非平素所长，但当边疆纷扰时，审慎筹划、深思熟虑，每次行动都切中事机，即使老将宿将也有赶不上的地方。他所保举的一两个将帅，尤其与众人的心意相合。他对于财赋，通常依据义理加以裁断；遇到调度频繁、财用困乏的时候，能够缓解匮乏、支撑困难，连桑弘羊、刘晏也会缩手的事情，他处理起来却宽裕自如。他引荐天下贤能俊杰，即使搜罗奇才、拔取精英，仍唯恐遗漏人才；但人们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甚至有的人终身都没有见过他的面。他尤其爱惜朝廷的名器，所以姻亲、亲戚、朋友中没有一个人敢萌生非分求取的念头。他的门下虽然没有我这样的门客，但界限庄严肃然。有一个旧日恩人的儿子还未入学，托制干求任副令，先公谢绝他说：“授官必须依据资格。”那人再三请求而不肯放弃，并且拿先世的情分来说。先公说：“先大夫过去因为认为我略知恬淡退让，所以曾推荐我。如今所求似乎越级，难道是先大夫的意思吗？何况拿国家的官爵来报答私人恩情，是我不敢做的。”那人虽不满意地离去，心里却未曾不服。他过去任言官时曾经弹劾过先公，后来先公身居执政之地，看出他有可用之处，从未忘记荐举提拔，每每说：“前日的弹劾，是为了成就他的才干；今日的擢用，是为了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因此许多人都得到通达显贵的地位。有一个郡守过去曾列名于弹劾官员的白简中，多年被废黜禁锢。有一天到京城，自陈先公正在辅政，畏缩得不敢前进。朝廷官员把原因告诉先公，并且教他前来拜见。先公一见面便询问他的出身和任职经历。郡守正起身道谢，先公说：“我难道会因为一次过失就抛弃人才吗？希望你不要疑惧。”郡守感动得说不出话，流着眼泪离去。不久便得到郡守之职离京赴任，那位郡守也知道重新做人。他胸襟洞达，不为外物所滞碍，就是这样深厚。他早年从平民中奋发起身，没有丝毫援助，承蒙理宗给予世所罕有的知遇，任言官，历任禁近之职，直到登上宰辅之位，前后达三十多年；皇帝对他的宠遇和委任历时越久便越深厚，朝野之间从来没有不同的议论。中间遇到奸邪小人专擅朝政，他飘然远去，如同冥鸿高飞。虽然在报效国家的忠诚方面未能完全竭尽，但在察觉事机、明哲自处的智慧方面，也可以说没有遗漏了。恭逢先皇改弦更张，圣上继承政事，天下清明。他一旦不幸去世，舆论忽然兴起，几乎到了苛求完美、加以毁谤的地步。若不是朝廷大力扶持公道，察知他的心迹没有别的私情，那么他未必能够成为太平时代保全性命的百姓而完整归去。刚去世那天，堂上祭奠的文章说：“幸而邪正没有彼此掩盖，也不幸出仕和退处恰好相逢。”当时人们把这句话指为名言。他自号讷斋居士，有《讷斋文集》、经筵讲义、奏稿、制文、诗记，共若干卷。唉，实在令人悲痛，难道还忍心说下去吗？再想到述祖等人不肖而又不好学，才智不足以发扬先人的光辉，文章不足以阐发先公隐而未显的德行，于是谨慎地泣血叙述先公一生始末和大略事迹如上。向当世的大君子百拜请求文章，希望您仁慈恻隐，哀怜我们的诚恳请求，为他编次并赐作行状，使我们能够借此交给太史氏，难道不是不肖孤儿最大的幸运和愿望吗？倘若九泉之下有知，先公一定会与之共同感到增添荣耀。咸淳七年某月某日，孤子述祖等泣血百拜谨书。（以上是文清公家传，后面有乡先生唐子仪的跋语。公前后两次入相，前一次被丁大全阻挠，后一次被贾似道压制。公子述祖撰写这篇传记，大力称述丁大全而不提贾似道，只说“台臣论列者”。当时贾似道正掌握国政，所以这样写。唐先生的跋语也没有深入考察，恐怕读者对此产生疑问，所以特意表明出来。） 大元敕赐故翰林学士承旨、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文宪程公（巨夫）神道碑铭——危素。

译延祐五年七月丙子，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程公在建昌里宅第去世。泰定二年，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文宪。至正十九年四月甲子，丞相太平认为公侍奉世祖皇帝尽到了臣子的道义，应当赐建神道碑并撰写碑铭，于是有诏命臣危素撰文，臣雍书写碑文，臣伯琦篆写碑额。臣危素谨据已故翰林侍讲学士臣徯斯所撰行状，又听取故老的言论，为他编次叙述。公讳文海，为避武宗皇帝御名，按字行世，字巨夫，姓程氏。他的先祖，在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开始以程为国名，子孙因而以程为姓。周宣王中兴时，有贤臣辅佐名叫伯休父。春秋时，有赵氏的忠臣名叫赵婴。西晋有循吏程元谭，任广平太守，持节出任新安，因而在此定居。后来家族从歙县迁到休宁，到公的高祖宥兴时，又迁居郢州京山。曾祖子明又因躲避战乱迁到武昌，死后葬在那里，皇帝追赠集贤侍读学士、中奉大夫、护军，追封楚郡公，谥安僖。曾祖母姚氏，追封楚郡夫人。祖父德秀从武昌向东上行至彭蠡，寄居在龙兴吴城山；宋朝擢升他为宣义郎，参与淮西、寿春两帅府事务；皇帝追赠资善大夫、中书左丞、上护军，追封楚郡公，谥简懿。祖母李氏，追封楚郡夫人。父亲翔卿，任朝列大夫、管军总管，累次追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孝肃。母亲李氏，累次追封楚国夫人。公生于宋淳祐九年四月十七日，出生时目光如炬，有见识的人都认为奇异。宗族长老若庸任抚州临汝书院山长，公和翰林学士吴澄跟随他讲学。德祐元年，叔父飞卿以军器监身份知建昌军事，公侍奉孝肃公陪同祖母李夫人前去接受供养；没过几天，我朝军队来到城下，建昌归附。至元十三年，公随叔父到开平朝见，于是留下担任宿卫，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十五年十一月九日，世祖在香殿召见他，问宋朝为什么灭亡，他回答：“孟子说过，三代得天下和失天下，在于仁与不仁。宋并不是不仁，而是权臣贾似道误了它。”世祖问贾似道是怎样的人，他回答：“当他任边臣时，是一个贾似道；等到任宰相时，又是一个贾似道。”皇帝面容大为喜悦，命人发给纸笔记录他的话，并当面用银盆研墨，书写二十多幅进呈，深合皇帝的旨意。世祖问他现在担任什么官，又对近臣说：“这个人的相貌应当显贵，听他说话聪明而有见识。” 又对公说：“国家政务的得失，朝廷臣子的邪正，你都替朕详细说来。”公叩头谢恩说：“臣是疏远的儒生，蒙受陛下破格知遇，怎敢不竭尽驽钝之力来报答。”第二年授应奉翰林文字、朝列大夫。又过一年升任修撰，再过一年升中顺大夫、秘书少监。不久调任集贤直学士、中议大夫兼秘书少监，条陈五件事：一是汇集江南士人的名籍，二是沟通南北选官制度，三是设置考功历，四是设置贪赃官吏名籍，五是发给江南官吏俸禄，这些建议都被采纳施行。至元二十年，加翰林直学士，兼领会同馆事务。二十三年改任集贤直学士，进阶少中大夫。入朝觐见时，首先请求兴建国学。又上疏说：“臣听说治理天下必定要任用天下的人才，所以说要广泛招致俊杰，又说任用贤才不应限于地域。如果用地域加以限制，用专门技能来征取，即使说是在用人，实际上仍等于没有用人。国家既然已经统一南北，南北人才应当视为一体；如果有所偏重，有所遗弃，这是群臣的旧有计谋，并不是陛下至公的心意。明诏屡次下达，一再说求取贤才，但能够把贤才送到陛下面前的人有几个？出使的人只把占卜、相面、医药工艺等技术人员当作贤才，这能叫作什么贤才呢？况且这样会使有见识的士人得以从旁窥见朝廷，臣私下以此为耻。”不久又上疏说：“国家自从平定江南，内外各部门都参用南方人，只有御史台、按察司独不参用南方人。臣不知道其中是什么道理。南北人的情性风俗不同，如果想熟悉各地的利害，就必须参用各地的人。何况江南归附已经十多年，而偏远险恶的地方盗贼时时发生，这虽然是官吏贪婪残暴所激成的，也由于台宪和按察官员按问失职所致。按察司官员名义上是巡察，实际上从未遍历各地，只停留在安静的地方，拖延盘旋，至于偏远之处，几年都未曾到过一次。小民受到官吏苛虐，没有地方申诉，被激怒而成为盗贼，官吏反而想借机一并掳掠，百姓所受的祸害哪里说得尽。设置行台按察司，正是要察访民间利弊；中丞、察使以下，都应公开选用南方有德望、清正有声望的人，同北方官员共同讨论筹划，使他们差不多能够熟悉江南事务，全面了解远方百姓的真情和伪情。内台从中丞到监察御史，也应参用南方官员，以便负责采访。”此事交给中书省集体讨论，集贤大学士阿噜威、萨里等人请求依照程文海所说办理，于是授公嘉议大夫、侍御史。主持行御史台事务，同时又奉诏在江南求取贤才。起初诏令都使用国字，到这时特意命令用汉字书写。世祖一向听说赵孟适、叶李的名声，秘密告谕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招来。又荐举赵孟俯、万一鹗、余恁、张伯淳、凌时中、胡梦魁、包铸、曾冲子、孔洙等二十多人，他们都立即获得清要职位。回到京城时，宫门已经关闭，他叩击宫门，到傍晚才得以进见。世祖听说后非常高兴，不觉起身说：“程秀才来了！”他陈述民间利弊五件事，越级授任集贤学士，仍旧主持行御史台事务。当时宰相僧格专擅政权，朝廷内外都危险不安。二十六年，公再次入朝，上疏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选择宰相更大的；宰相的职责，没有比进用贤才更大的。如果不把进用贤才当作急务，却把聚敛财货放在心上，那就不是替君上树立德行、替臣下和百姓谋利的意思。汉文帝曾以判决案件和钱粮之事询问丞相陈平，陈平回答：‘判决案件应当责成廷尉，钱粮之事应当责成治粟内史。’宰相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下使万物各得其宜；对外镇抚四方夷狄；对内亲近使百姓归附。如今尚书省只把钩考钱粮、剥削伤害百姓作为事务，所委任的大多是贪婪逐利之徒，四方盗贼不断暗中发生，实在就是这个原因。

译臣私下认为，应当清理尚书省的政务，削弱行省的权力，罢免专门言利的官员，施行抚恤百姓的法典，这对国家有利。”僧格大怒，把他拘留在京城，不让他遣返。总共六次请求加害于他，世祖察知他的忠诚，都没有准许。不久僧格败亡，世人都佩服公敢于直言。公回到行御史台。二十九年，召公与胡祇遹、姚燧、王恽、雷膺、陈天祥、杨恭懿、高凝、陈俨、赵居信共十人入朝，赐予对答。三十年，授正议大夫、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把各属吏全部召来告诫说：“治理他人的方法，要从自我治理开始。你们若能不借机作奸犯科，贪污就会自然收敛。谁违背我的话，一定惩处，绝不宽赦。”上下因此肃然。他考察举劾属吏，尤其留意，不因小罪便抛弃人才，于是众人相继改过向善。大德四年，调任江南湖北道，首先惩治行省平章家中那些危害百姓的奴仆，百姓大为喜悦。当年发生灾荒，便拿一年的俸禄和粮禄赈济百姓。八年，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第二年，加任商议中书省事。集体讨论久旱和暴风的灾变时，公奉诏上言五件事，题目是：“敬天、尊祖、清心、持体、更化”，都切中当时的弊病。十一年，授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又留任学士，加正奉大夫。至大二年，负责铨选湖广行省官员。第二年，再次持节出任山南。又过一年，仁宗即位，召公与李谦、尚文等十六人入朝，在便殿赐对，调任浙东海右道，不久授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皇庆二年发生大旱，皇帝以桑林祈雨六事自责，公应诏进言，触犯了宰相的意旨。第二天，皇帝命中使携带上等酒慰劳他说：“中书省集体讨论时，只有卿的话最为恰当；以后遇到事情，要尽管直言，不要有所隐瞒。”讨论实行贡举法时，公请求按照朱文公关于贡举制度利弊的私议施行。经学应当以程朱的传注为宗，文章辞采应当革除宋、金以来的积弊，这道诏书实际上是公所起草的。进阶荣禄大夫，多次请求归田，不准。延祐二年患末疾，皇帝命近臣抚问慰劳他说：“卿是先朝旧臣，向来以忠诚正直著称，应当努力进食，好好自行调养，以符合朕的心意。”又授他的儿子大本为郊祀署令，以便奉养父亲；公请求离去更加坚决。第二年得到诏旨南归，加光禄大夫，赐上等酒和华丽锦缎。皇帝命朝臣在文明门外为他饯行，行省和有关官署常常加以存问。七十岁时去世。去世第二年的正月庚申，安葬在南城县可封乡绕堆大盘山的南面。娶徐氏，早于公去世，追封楚国夫人；继娶俞氏，封楚国夫人，比公早四个月去世。儿子五人：大年，承德郎，任抚州路金溪县尹兼劝农事，去世后追赠奉直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飞骑尉、建昌县男；大光，早卒；大本，奉直大夫、秘书监著作郎，去世；大来；大观，将仕佐郎、建昌路南源务税课使司提领。女儿四人：长女早卒；次女嫁国子生聂公晋；次女嫁饶林；幼女嫁江某。孙子十三人：世昌，奉直大夫、扬州路崇明州知州兼劝农事；世臣，进义副尉、武冈路武冈县主簿；世延，国子生；世忠；世京，应奉翰林文字、承务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世良；世师；世郢；世德；世宏；世禄；世哲；世济。孙女若干人。曾孙十八人：嗣光；嗣英；嗣禄；嗣乂；嗣原，国子生；嗣远；嗣淳；嗣真；嗣德；嗣晋；嗣珹。嗣肃；嗣阳；嗣良；嗣畏；嗣■〈亻癸〉；嗣贤；嗣应。曾孙女若干人。玄孙有位、育、琮、璘、瑄。公博闻强记，没有不加以研究的；在家庭中以孝顺闻名，对宗族、亲戚、朋友极尽礼意，救济他人的急难，拿出私库钱财、发放官仓粮食，从不显出吝惜的神色。他曾说：“士人生在天地之间，应当把救助他人、使万物获利作为心愿，怎么能琐碎计较，只求使自己一身丰厚呢？”等到面对大事、裁决大义，便凛然不可侵犯。世祖曾要夺取赐给他、位于安贞门的一处土地，让他居住在那里。公给自己的居室题名为“远斋”，取《易经》“远多誉之”的意思。至元年间，朝廷任命公为参知政事，又命他为御史中丞，他都坚决辞谢而不就任。至大年间，特意追赠父母谥号，授予大年官职。仁宗每每称他为“程雪楼”，而不直呼其名。大概郢地有白雪楼，公曾取此自号，用来表示不忘本源。皇帝命待诏为他画像，命儒臣撰写赞文，每年都赏赐不断。他获准归乡以后，皇帝仍命词臣撰写颂扬其世代功德的碑文。他的遭遇也可说盛大了。公在朝廷时，以平易正大的学问振兴文风，振作士气；他的词章和议论成为海内所宗尚的典范。历时四十年，历朝实录、诏书制文、典册以及纪功颂德的碑文，大多出自公的裁定。撰有文集四十五卷，尤其擅长书写大字。每当接待后学中有才艺的人，便叹赏勉励、加以提拔；有时还替他们建造馆舍、提供居室，有的人终身留在门下而不离去。他所荐举的人后来大多成为名臣。建昌城西十五里，有一处名叫麻源第三谷的地方，晋代谢灵运的遗迹就在这里。公建造山房收藏书籍，闲暇时便带宾客到那里宴饮游览；有时头戴幅巾、手执藜杖，独自走在田野间，同樵夫、乡野老人问答。县中小吏骑马经过，正好在城门遇到公，竟发怒辱骂公，守城士卒把小吏擒住送到公府。公命令释放他，人们都佩服公宽容的德行。臣危素过去任史馆官，曾论述公的事迹，如今竟承蒙明诏，能够显扬公隐而未彰的德行，这不仅是发明公的潜德，也使天下后世知道我圣祖得到人才的盛况。唉，多么美善啊！谨行拜手稽首礼为他作铭，铭曰：

译统一天下的盛业，考察至元大帝登极之时，俊杰贤才如飞鸟高举；直言敢谏的程公很早便崭露头角，在南方服役并担任禁廷宿卫，受到的宠遇越来越深厚。美好的声名和荣誉，使他在馆阁间往来任职；他陈述时政，用来警戒国家如苞桑般的基业。皇帝拥有天下万方，无不成为臣民；任用贤才不限地域，于是各种政务都能协调。御史台府高大崇隆，冠绝江东；公前往辅佐执法，很快使病困者得到苏息。朝廷上下共同欢悦，他像星驰一般入朝奏事，指斥奸佞、触犯邪党；谗言接连构陷，而皇帝终于能够明察。皇帝圣明，公身着绣衣、手持斧钺，整肃清明宪度；又召回词林，成为国家的蓍龟。桑林祈雨之事，引述古代事例进言劝戒；从容奉身退处，归老于丘园。百官为他祖道饯行，赏赐丰厚。碧绿的山涧和红色的泉水，是公游息之处；与鱼鸟相忘，放开胸怀而志趣高远；正色直言，刚正不阿，功劳遍及四朝。赠官和赐谥极为厚重，用来劝勉群臣。可封乡、大盘山的坟墓，子孙前来瞻仰；春雨霜露之时，树立碑石于神道，奉朝廷诏命的臣子撰写碑文，使金石永不朽坏，永远彰显皇帝的仁德。《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五。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七十六。（明）程敏政撰。行实（勋贤）。《朱学士（升）传》——朱同。朱升，字允升，休宁人，后来迁居歙县。幼年拜乡贡进士陈栎为师，剖析讲击、质问辩难，多有发明，陈栎非常器重他。至正癸未年，听说资中的黄楚望在湓浦讲道，便和赵汸、字子常一同前往跟随他游学。第二年春天，回到郡城讲学。紫阳祠刚开始修建时，他书写旁注。同年秋天，考中乡进士。遭逢母亲丧事。四年以后，戊子年，省里授任他为池州路儒学正。庚寅年才赴任；学校的田产每年收入比其他学校丰厚，却被官吏侵蚀吞食。学生每天仅能吃一顿饭，教养没有办法，师生离心。朱升刚到任，便举出吴文正公吴澄关于鼠牛的譬喻，集中整顿出入，整治斋厨，革除长期弊病。每天早晨起身讲授，以自身示范法则，江南、江北的学者纷纷云集。第二年淮甸战事兴起，又过一年壬辰，任期届满南归，而蕲州、黄州的军队已经到达徽州。从此连年胜负相继，而他的居所偏僻在深山中，虽然为躲避战乱奔走逃亡，却常常闭门著述不曾中断。又过五年丁酉，大军攻下徽州，奉诏在潜邸被召见。冬天辞别归去。第二年，梅花初月楼建成，皇帝亲笔题写楼名赐给他。此后连续多年被征召，接受命令后已经上路，从不推辞；等到抵达，皇上有所询问，后来也不再强行留他。吴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第二年，圣上刚刚登上大宝，改元洪武，车驾前往汴地，朱升得到告假回乡祭扫祖墓。冬末再次出行，不久因年老获准请求致仕而归。第二年庚戌冬十二月，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他自幼求学，便以历代圣贤传授的心法为主，以践履和致用为功夫。向上穷究道体，深入探索天地造化；认为圣人精微义理达到神妙境界的功夫，有时寄托在百家众技的末流之中，所以对一事一物没有不旁搜曲探、沿流溯源的。他认为濂洛之学兴起以后，考亭朱熹继而有所建树，道学已经在世间大为光明；但后来的学者往往沿着道路、守着旧车辙，不再深入思考。对于已经明白的，既不追求真正知晓；对于尚未明白的，便认为终究不可能知道，这难道是前贤对后人寄予的深切期望吗？再加上浮华靡丽的文辞习气从内部动摇人心，科举利禄的念头从外部诱惑人心，因此圣学虽然显明，实际却昏暗，学者飘流而忘记回头，他慨然思考救治的方法。于是考察六书的源流，探究制作文字的起始，以求得名言的义味和笺注的旨意，畅通经书指趣的归宿；这样，圣贤之心在典籍中所显现的内容，才开始能够被真正看见。

译然后旁参传注的文章，穷究濂洛之学的主张，熟玩其中已经阐明的内容，深入研究其中尚未阐明的内容。他曾说：先儒传注的用意，是为了求得经书的明白；可是近世的科举学业往往把经文和注释混在一起诵读。既不能体会传注，反而割裂经文，使它文脉不相贯通，首尾不能照应。知道经书的滋味、以学习为乐，又从哪里产生呢？于是开始作各种旁注。分开看时，是逐字解释；合起来诵读时，文义便成为篇章，提纲挈领，举目便能知道全貌。其中有些训释尚未归类，有些疑义尚未安定，他一定穷尽研究、极力思考，不合于圣经就不停止。他曾说：旁注的写作，知道其粗浅的一面的人，会认为它是小学训诂的入门；领悟其精妙的一面的人，会知道它是精研学问、进达道体的重要方法。我平生之所以能够从圣经的深蕴中有所获得，就是依靠这个。这是求学明道的大概。对于《易》，由此可以看出河图、洛书虽然不同而根本相同，先天、后天虽然有别而实质为一。《序卦》的说法，根本取自吴澄的《卦统》，用来总括纲领；又表彰萧汉中的学说，以穷极其旨趣。其他如四卦从中间开始的原因，方圆往来逆顺的奥妙，蓍七卦八的实际踪迹，用九用六的微妙关键，卦象的神奇，卦变的定法，贞悔元吉的大义，三陈九卦的要旨等。诸如此类，凡是从前代圣贤心中有所领会的内容，旁注不足以穷尽其深蕴的，便又列在前面的图中加以表明。于是千百年来无法解释的疑问，也就得以确定。对于《书》，蔡沈奉命作传，可惜成书于朱熹去世之后、门人语录尚未汇集之前，所以仍有不完备的地方。于是他参照考订各家说法，折衷取舍，完成《书传缉补》，弥补缺漏、订正伪误。又直接撮要作成《书传补正》，作为辅翼；朱熹、蔡沈的旨意到此便完备了。其他如《礼经》大祭祀的未详之处，《春秋》书法的未明之处，三圣执中的根本旨意，孔门求仁的关键义理，《中庸》知仁勇三者的统贯，尊崇德性与讲求学问的学说，孟子存心养气的不同作用，诗经作者诗章的体制，音韵的学说等，诸如此类，都反复涵泳、玩味探索，凡有所领会，必求得圣贤的旨意。他的不同，不是故意标新立异以求名；他的相同，也不是盲目附和、苟且求合。现在不能全部记录。他平生对待自己以俭约为准，对待万物以仁爱为本；以恩惠救济乡邻，以谦逊应对患难；受到冒犯也不计较，宽厚而有容人之量。因此远近都尊他为宗师，无论大人物小人物都心悦诚服。然而他天性刚直，不肯苟同；因为他的意见出自公心，受到他责备的人也从未因此怨恨他。从幼年求学直到去世，六十年间，虽然出仕和退处并不固定，却没有一天放下书卷。编录、考索日积月累，往往形成卷帙。他所注的书有《易》《书》《诗》《周官》《仪礼》《礼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小学》的旁注；阅读《老子》《孙子》时，也作了旁注。其他如《小四书》《小学名数》、医家诸书的奥义、葬书的学说，也都有记录，这里不全部记载。他在本朝所拟议的文字，后来随即废毁而没有保存下来。制诰、表笺前后的文稿有若干卷，都收藏在家中。（吴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讲学士的制书说：朕听说洙泗汇集群圣的大成，新安是文公朱熹的故乡，前后相望，斯文昌盛。何况新安有人与前贤同姓，实在是博古通今之士，是年高而声望卓著的英才。理应在内廷充任顾问，在翰苑参与机密诏命。现在用这个华要职位来宠遇师儒，朱升步入礼法铿锵的场所，超越卓异，传注方面无人能比。群经独能得到其中的旨趣，诸子百家也没有谁能逃脱他的理解。他罗列百家，驰骋千古；从潜心积虑直到白发苍颜，用功实在勤苦。朕自开创基业以来，每年都征召聘用人才，用微薄的束帛在国内树立榜样，使年轻的读书人来到馆舍之下

译。议定礼制、制作音乐，是郊庙礼仪所依赖的；修养自身并推及他人，是国家所崇尚的。现在擢升你登上玉署，陪侍讲读于彤庭，兼掌翰林院的诏令文书，仍参与史册的编修。天地交泰，有赖于你赞襄辅弼的功劳；天河星汉光明回旋，共同成就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

译○吴元年七月乙亥，在此以前，曾命令选取道童中的俊秀者充任乐舞生，到这时才集合起来。皇上驾临戟门，召学士朱升带领乐舞生入见，设置雅乐加以考阅试验。皇上亲自敲击石磬，命朱升辨识五音。朱升把宫音辨作徵音，皇上说：“怎么竟把宫音当作徵音呢？”起居注熊鼎回答说：“八音之中，石声最难调和。所以《尚书》说：‘让我击打石磬，百兽全都随之起舞。’”皇上说：“石声固然难以调和，然而音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和谐，八音就都和谐了。”于是命令乐生登台歌唱一曲。皇上又叹息说：“古人制作音乐，是为了调和民众的声音，使神与人相通，并同天地共享和谐。近世的儒者很少懂得音律之学，想要使音乐和谐，难道不困难吗？”朱升等回答说：“音乐的和谐不必向外寻求，实在取决于君主的一颗心。君心和谐，天地之气也会和谐；天地之气和谐，音乐便没有不和谐的了。”皇上深深认为这话正确。○十一月壬辰，因为翰林侍讲学士朱升年老，免除他入朝拜见。○洪武元年二月，确定宗庙按时祭享的礼仪。翰林侍讲学士朱升、待制詹同等奏道：“按照礼制，古代春祭、夏祭、秋祭、冬祭四时的祭祀，三种祭祀都合祭于祖庙；在祖庙祭祀而分别到各庙举行的，只有春祭。然而自汉代以后，宗庙都共处一堂而分为不同的室，于是四时都合祭了。如今四庙按时祭享，也应仿照近代制度，合祭于第一庙，这样或许合乎礼制的中正，又不至于烦琐亵渎。”皇上命令春季特祭，其余三季合祭。○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命令翰林官修订《女诫》，并对学士朱升等说：“治理天下的人，以修身为根本，以端正家庭为先。端正家风的方法，始于谨慎处理夫妇关系。后妃虽然以母仪天下，却不可让她们参与政事。至于嫔妃之类，不过是供职内宫、侍奉宫中的人员罢了。如果宠爱过度，就会使她们骄纵放肆，冒犯名分，导致上下失序。考察历代宫闱，政令从内宫发出，很少有不成为祸乱根源的。内宫的宠妾迷惑人，比鸩毒还厉害。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察觉；其他人没有不受其迷惑的。你们替我编述《女戒》以及古代贤妃中可以作为法则的事迹，使后世子孙知道应当持守什么。洪武元年三月戊戌，翰林学士朱升因年老请求退休，诏令准许。朱升字允升，是徽州休宁人，曾拜同郡陈栎为师，博览通晓群书，隐居在石门。王师攻下徽州后，他被召见，多次承受皇帝的顾问。太祖即位后，授予他现任官职；到这时因年老退休，回到石门，后来在家中去世。他所著有《易》《诗》《书》《周官》《仪礼》《礼记》《四书》《孝经》《小学》的旁注注解，以及《书传补正辑注》，流传于世。洪武十五年二月丙寅，升任吏部司封员外郎的朱同为礼部试侍郎；朱同是翰林学士朱升的儿子。洪武十六年十二月，赐给礼部侍郎朱同等人袭衣。詹承旨朱同传　王景

译詹承旨朱同，字同文，是徽州新安人，年少时聪颖好学。元朝奎章学士虞集见到他，说：“这是个才子。”便把自己的弟弟盘的女儿嫁给他。朱同以茂才异等被举荐，任郴州路儒学正；遇到战乱，于是迁居黄州。陈友谅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承旨兼御史。甲辰年，王师攻下武昌，朱同拜见太祖，太祖厚待他。回到京城后，授国子博士，升考功郎、起居注、翰林待制。洪武元年，转任直学士。二年，升侍读学士。四年，升吏部尚书。六年七月，任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七年五月，命令他退休。诏书说：“朕出身平民，手提三尺剑，统率六军，以拯救百姓的艰难；延揽群英，以谋求天下大治，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从前亲征武昌，攻下城池那天，你朱同凭文章才华，随从朕一同出游。后来任用你为国子博士、起居注、翰林学士，你都能履行职责。等到你执掌吏部，辨别人才的贤能与否，审察职务任用的轻重，全都处理得合宜。今年你虽然已经年老，仍然竭诚贡献谋略，始终没有丝毫懈怠，可以说是贤能之臣了。朕不忍心让你在衰老之年再承受奔走劳苦，特命你以翰林学士承旨之职退休。你应当恭敬接受这道命令。丙午年四月庚寅，太祖曾命有关部门访求古今书籍，收藏在秘府，以供阅览。于是对侍臣詹同说：“三皇五帝的书籍没有全部流传于世，所以后世很少知道他们的事迹。汉武帝搜求散佚的书籍，六经才开始出现，唐、虞、三代的治理，才可以由此看见。汉武帝才略雄伟，后世少有人能及；至于表彰六经，阐明圣贤之学，他对后世又有功劳。我每当在宫中无事时，总是拿孔子的话来阅读，例如‘节省用度而爱护人民’、‘按农时役使人民’，这真是治理国家的良好准则。孔子的话，确实是万世的老师。” 吴元年四月壬子，太祖对起居注詹同等人说：“国史最可贵的是秉笔直书，是非善恶都应当记载。从前唐太宗观看国史，虽然失去了史书的大体，但仍命令如实记载李建成的事情，这是想以公正示于天下。朕平日言行中可以记录的事情，无论是非善恶，你们都应当明白直书，不应隐讳，使后世观看时不失其真实。”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诏令以直学士詹同为侍读学士。太祖与侍臣谈论对待大臣的礼节，御史中丞刘基对太祖说：“古代公卿获罪，就端着盛水的盘子、带着宝剑，到请室自裁；从未因此侮辱他们，是为了保存对待大臣的体统。” 当时侍读学士詹同陪坐，于是取来《大戴礼》和贾谊的奏疏进呈，并说：“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是为了激励他们守廉知耻，同时使君臣之间的恩义两方面都得到保全。”太祖深以为然。三月戊申，太祖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说：“古人写文章，有的是为了阐明道德，有的是为了通晓当世的事务。例如《典》《谟》中的话，都明白易懂，没有深奥怪异、险僻难解的语言。至于诸葛孔明的《出师表》，又何曾刻意雕琢文辞？但它的诚意充分流露，直到今天仍使人诵读时自然产生忠义激昂之情。近世士人不探究道德的根本，不通晓当世的事务，文辞虽然艰深，意思却实在浅近；即使超过司马相如、扬雄，又对实际应用有什么帮助？从今以后，翰林撰写文章，只取能够通达道理、明白世务的，不必追求浮华藻饰。” 洪武六年正月，太祖对儒臣詹同说：“朕曾经想到，声色是砍伐性命的斧头，容易使人沉溺。一旦沉溺其中，祸患败亡就会随之而来，所以它的危害比鸩毒还大。朕观察前代君主因声色而败亡的，不在少数。君主身处天下最尊贵的位置，享有四海的财富，艳丽的女色、窈窕的歌声，有什么是求不到的？如果不知道远离它们，那么小人就会乘机把淫邪之物送来，使人不被迷惑的能有几个？何况开创基业、传承国统的君主，是子孙后代效法的榜样，尤其不能不谨慎。”詹同回答说：“不亲近声色，是昔日成汤能够把福泽留给后代的原因。陛下这番话正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道理，确实是万世子孙的法则。” 洪武六年四月丙辰，任命詹同为翰林学士承旨，仍兼任吏部尚书。九月壬寅，翰林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詹同等人说：“自从陛下起兵渡江以来，征讨平定的经过，以及礼乐和治国之道的详细情况，虽然已有记载，却还没有编成书。请编纂《日历》，收藏在金匮之中，流传给后世。” 太祖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命詹同与侍讲学士宋濂为总裁官，侍讲学士乐韶凤为催纂官，礼部员外郎吴伯宗、儒士朱右、赵埙、徐一夔、孙作、徐尊生共同编修，乡贡士黄昶、国子生陈益旸等人负责誊写。洪武七年五月丙寅朔，《大明日历》修成。从太祖起兵于临濠起，到即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止，凡是征伐次序、礼乐沿革、刑政设置、群臣功过、四夷朝贡等事，无不详尽记载，共一百卷。承旨詹同、侍讲学士宋濂率领诸儒进呈，太祖命令收藏在金匮中，副本收藏在秘书监。宋濂等又对太祖说：“《日历》收藏在天府，人们想要看到却无法得到。臣请仿照《唐太宗贞观政要》，分类重新编纂圣政，成为一部书，流传给天下后世。”太祖同意了，于是分为四十类，从“敬天”到“制蛮夷”，编成五卷，共四万五千五百多字，命名为《皇明宝训》。从此以后，凡是圣政，史官每天记录，随类增补进去。戊午，太祖对翰林学士承旨詹同说：“大祀已经结束，献官才开始举行分献礼，按照礼制不恰当，你们应当议定此事。” 于是詹同与学士宋濂商议，认为太祖举行初献礼、奠献玉帛将要结束时，就让分献官举行初献礼，亚献礼、终献礼也都如此。太祖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又说：“古人祭祀使用香和烛，都是用来引导通达阴阳、接近神明，起初并没有上香的礼节。”于是下令今后所有祭祀都取消上香。洪武十六年十二月，赐给佥都御史詹徽等人袭衣。洪武十七年正月，以左佥都御史詹徽为左都御史。洪武十九年七月，太祖认为左都御史詹徽在任上公正勤勉，诏令有关部门免除他家的徭役。洪武二十三年十月，以太子洗马詹绂为尚宝司丞。詹绂是左都御史兼吏部尚书詹徽的儿子。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任命詹徽为太子少保兼吏部尚书。

译《大诰·都察院》说：詹徽与刑部掌部事唐铎二人，处事各有不同；下面的人对他们所办的事情，也各有不同。詹徽刚强果断，嫉恶如仇，不能容忍奸邪虚伪。他所役使的官吏，头发蓬乱、满面污垢，面容忧愁、肌肉消瘦，和囚徒没有不同，大概是因为不能放纵他们贪污，有些人就是这样。唐铎起初与朕交往并为臣，至今已经三十四年。他为人交往始终不知改变，脸色从不显露恶声；德行有余而才干稍有不足，多次被小人牵连，陷入死刑的境地有两三次。朕深知他的德行，所以宽免他不治罪，以此顾念他的德行。如今奸人小人却不是这样：詹徽刚强，他们就诽谤讥刺，弄得满朝皆是；唐铎厚重而没有过失，他们反而说他懦弱无能。一切公文移送、计划禀报，他们都舞文弄法来愚弄他，公然行贿，唐铎对此无可奈何。唉！聪明果断的人被他们认为不是深沉如渊泉，德行宽厚、能容纳万物的人又被他们认为愚笨，人心不如古代，竟到了这种地步。资德大夫南京刑部尚书杨公（宁）墓碑铭。彭时。天顺戊寅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刑部尚书、歙县人杨公在家中去世。第二年庚辰，他的弟弟宜的儿子埏到京城参加会试，请求我说：“先伯父在朝廷任职将近三十年，功名事业著称于朝廷内外，只是墓道上的碑还应当有文章来昭示后世，却一直没有，冒昧以此相请。倘若能赐下一篇文章，也许可以使他永垂不朽。”说完，便把行状交给我。我按照行状考察，杨公名宁，字彦谧，姓杨，世代是钱塘人。高祖世隆，任元朝教授；曾祖本仁、祖父源，都有隐德而未显扬。父亲名升，有文学和品行，死于徽州府学教授任上，于是留下家人居住在那里。杨公生来聪颖奇异，刚满三岁，祖父把他抱到膝下，口授诗歌，他立即应声背诵。八岁能通晓《大学》《论语》《孟子》，十一岁就能写文章。十八岁凭《春秋》在永乐丁酉京闱乡试中夺魁，两次参加会试，中了乙榜却未能登第。宣德庚戌年，在林震榜中为第二甲进士第一人。不久奉诏回朝进学。壬子年赴召，第二年授刑部主事。他审理案件明察宽恕，很有当时的声望。正统乙未年，麓川宣慰思任发反叛，侵扰虐害邻近地区，朝廷命将征讨，选拔有才能见识的文臣随军出征，杨公是第一人。军队驻扎在麓川境内，贼人派人到军门请求投降，主将想答应，众人无不高兴，只有杨公进言说：“不可以。军队还没有进攻敌人就投降，这一定是用诈术诱骗我们；如果答应了，恐怕会后悔。”主将不听。他又说：“如果一定要答应，请严整军队，以防意外。”主将仍不听。他坚持请求不止，众人都说他迂腐，发檄文命他到金齿督运。不到一个月，贼众突然到来，士卒多被陷害。等到回京，带兵的人都因贻误战机受到谴责，只有杨公因劳绩受到褒奖，特升为郎中。辛酉年，大举征伐麓川，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王骥知道杨公判断敌情准确，仍让他随军出征。军队进入境内，王骥向诸将指示进攻策略，命杨公督战，于是渡江攻打上江贼寨。贼军箭石像雨一样落下，杨公奋不顾身，督战更加用力，士卒都拼命作战，于是攻克贼寨。又进攻杉木笼山贼栅，贼人依险固守。杨公说：“贼人因前次获胜而骄纵，应当从多方面迷惑他们，使他们来不及集中力量，才可以图谋攻取。”王骥采纳了他的话，命诸将各自看准地势便利进攻，各路军队一齐奋勇作战，接连攻破七座营寨，斩杀陶孟鼒等人，其余贼众逃散，于是乘势捣毁贼巢。包围之后，贼人拼死防守，昼夜攻战不停；军队乘风放火，烟火冲天，贼人不知如何应对，死于箭矢刀枪以及坠崖溺水的，不计其数。军队回师后，太祖亲自在奉天门设宴慰劳，赐给杨公白金、纸币，任命他为刑部右侍郎。壬戌年遭逢母亲袁夫人丧事。甲子年奉命参与谋划云南军务，到任

译后训练军队，督促屯田耕作，兴利除害，不因私情受干扰；对于安抚怀柔远方人民，尤其尽心。此前有个名叫恭项的头目，曾经出力随军征讨，杨公于是请求设置陇川宣抚司，任恭项为宣抚，以表彰他的义举，百姓和夷人都悦服。有言论认为腾冲地势险要，应当筑城来控制蛮夷，太祖命杨公前往筑城。有人说那里地势险恶、瘴气很多，不合时令冒险前往就会死亡，何不慢慢筹划？杨公说：“我只知道奉命办事，哪里顾得上其他。”立即前往察看地形，估计工程、计算财费，勉励将士使他们尽力，过了四十五天工程完毕。于是修建学校，选取学生，训令他们专心学习，以改变夷人的风俗；亲自撰文刻石记载此事，人们都敬重佩服他。此前麓川贼首逃到缅甸，到这时杨公因城池已经完工、百姓又已归顺，谋划招致贼首的办法，于是挑选精锐部队，装作将要向某处进发，先派使者带着文书责问缅甸。缅甸人害怕，哀求交出贼首来效忠，最终诛杀了首恶，把他的首级装在匣中献上。从此朝廷没有南方的忧患。丙寅年，侍郎侯琎代替杨公回朝。丁卯年到戊辰年春，太祖因清明节拜谒祭祀三陵，都命杨公留守。不久福建、浙江、广东的草寇相继发动，征讨军队尚未平定；江西靠近这三地，担心有侵扰越境的祸患，朝廷命杨公巡抚。杨公到任后巡视郡县，凡处在贼军冲要之地，便增修城墙，设置栅栏截断要路，集合乡兵，训练武艺；贼人有侵扰越境的，就立即攻击斩杀，因此贼人听到消息便畏惧躲避，不敢侵犯。杨公这时更加以简静治理政务，有空便遍历各郡，宣扬皇上的恩德，传达下情，崇尚奖励学校，询问百姓疾苦并加以调节，远近都敬畏仰慕他。景泰初年回京，奏对符合皇帝旨意，获赐金织文绮、羊和酒。第二天拜为礼部尚书，与毗陵胡公同心办理政务，以宽和济以严厉，人们都说处理得合乎体统。两年后因脚病难以行走，调任南京刑部，这是表示优待礼遇。他在刑部共五六年，审断案件一概采用宽恕原则，百姓因此没有受到冤屈；朝廷追赠他的曾祖、祖父都为尚书，曾祖母、祖母都为夫人。天顺改元后退休居家，过了一年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讣告传来，朝廷派官员赐祭并主持营葬，于这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安葬在一都金山下。配偶曹氏，封夫人，没有儿子。嫡子宜之，次子埒视同亲生。侧室吴氏生二子，长子堣因杨公平定南方有功，被授予徽州卫世袭副千户，次子名城。女儿一人，都还年幼。杨公天性孝友，十四岁时，父亲教授先生奉诏参与编修《永乐大典》，杨公随侍来到京城。后来父亲患病将死，杨公在侍奉汤药、准备棺材殓葬等方面，无不极其谨慎；他扶柩回钱塘安葬，不畏惧道路险远。考中进士后，回家时母亲夫人还在世，他早晚侍奉供养，非常恭谨。适逢弟弟宜之考中乡试，而杨公也被召用，于是对弟弟说：‘母亲所生的只有我和你，如今我们都出外做官，拿什么来供养她呢？’弟弟被这番话感动，先奉养母亲直到寿终，才出来做官。杨公始终友爱弟弟，从不间断；对待乡亲朋友，一概以信义相交。侍奉上级忠诚，处理政务勤勉，面对百姓、统领众人，严厉而不苛刻，宽厚而不放纵。他所到之处都给人带来恩惠；而且性情见识机敏，才干器量宏大，处理事务总顾全大体，在众人之中发言清楚明辨而有条理，听的人都忘了疲倦。因此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没有不称道其为人的，都仰慕他。他学问广博，遍览经史，尤其长于《春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杨公年轻时就在科场中声名远播，所作文章有《白云稿》《卧云稿》，收藏在家中。杨公的弟弟宜之考中进士，授监察御史，如今任广东按察副使。他的儿子埏，是景泰癸酉乡贡士，科举功名接连取得，实在是杨公启发了他。埏又

译知道要为杨公谋求不朽，可以说没有辜负杨公的教诲了。铭文说：

译绵延不绝的杨氏宗族，世代德行远播，又有人两度出仕于外地；虽然没有大力施展，福泽祥瑞却积蓄下来。杨公才华杰出磊落，资质深沉厚重，于是考中贤能科目，出任郎署官员；谨慎而勤勉，于是声名清正远扬。滇南边外，蛮夷盗寇纵横，他两次随军征讨，杨公都在军中，协力谋划，妖异的战乱之气于是消灭，最终以安静镇守，远方的人都仰慕悦服。江右形势危急，与贼寇为邻，天子担忧隐患，命杨公巡抚。杨公施政，像春天施生、秋天施杀，使百姓不感到恐惧，也怀念他的德泽。积累这些劳苦勤勉，终于位列六卿，宏大的声名和卓著的声望充满南京、北京两京。归来才过了多久，却突然长逝了！寿命虽未能延长，名声却少有人能与之匹敌。金山山麓，高大的坟墓巍然耸立；刻铭以昭示他的功德，百世也不会磨灭。《大明故资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致仕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赠太子少保、谥襄毅程公（信）墓志铭》，刘翊撰〔原文末有不明符号“「”〕。成化己亥年秋九月二十七日，南京致仕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休宁人程公在正寝去世。有关部门把讣告上报，诏令追赠太子少保，赐谥襄毅，派官员前往祭告并主持营葬。朝廷官员都说：“程公是一代人杰，如今却去世了，实在可惜。”不过，朝廷在他生前给他加授高等级官爵，退休时用玺书褒奖，死后又以优厚的抚恤典礼相待，而且还有贤能的儿子，能够使他的事业发扬光大。这样看来，程公虽死犹生，可以说没有遗憾了。后来他的儿子敏政悲痛地对我说：“先生与先父交往三十多年，我又曾经听过先生一天的教诲，如今墓中的志铭，冒昧托付给您。”于是为他作志：程公名信，字彦实，世代居住在徽州休宁。他的先祖中有著名大臣和大儒，记载在史册中，可以考察。高祖名调元，至正末年因被推荐起用为承奉班都知，却没有赴任。曾祖名吉辅，曾祖母、祖母两代都姓吴。祖父名社寿，国朝洪武年间谪居河间。父亲名晟，都因程公显贵而追赠兵部尚书兼大理卿。祖母汪氏、母亲张氏，都追赠夫人。程公凭《易经》考中正统辛酉顺天府乡试，第二年考中进士，授吏科给事中。己巳年，英宗北征，程公与朝廷大臣一起上疏劝阻，没有得到答复。不久军队在土木堡溃败，敌军于是南侵，京城戒严，命程公守卫西城。他上言五件事：“更新号令以振作军威，招募勇敢之士以应对紧急警报，召集勤王军队以遏制南侵，设置武备以防止内乱，养成锐气以准备战守。”都被采纳了。敌人先从西山一带进逼都城，都督孙镗抵御失利，请求率众入城，程公坚持不许，亲自督率各军在城上用火铳、炮石和鼓噪声为孙镗助威，敌军退去。景泰元年，命程公充任副使，持节册封华阳王妃；凡是王府馈赠的礼物，他一概拒绝。回朝后升任左给事中。辛未年九月，英宗从迤北回来，居住在南宫，程公再次上疏陈述中兴固本十事：“敬天、求贤、纳谏、谨灾、节用、详刑、选将、练兵、尚俭、隆师。”其中“敬天”一事，是因为当时天象屡次变化，请景泰帝发扬孝友的实际德行，以回应上天仁爱之心，听到的人都认为这番话壮烈。壬申年升任山东右参政，总理辽东边饷。巡抚都御史上奏说：“仓库官吏和士卒盗窃粮食一石以上的处死。” 于是有人制造新斛，比旧斛增加二寸，交给程公。程公立即把它砸碎并烧掉，说：“如果他们真的盗窃，死了也不足怜惜；如今却故意制造这种斛来置人于死地，难道合乎情理吗？”辽东士卒至今还能够讲述这件事。适逢母忧，程公离职。后来转任四川分巡，到了那里便询问百姓疾苦。松潘夷人作乱，程公与侍郎罗绮进攻，攻破黑虎等寨。天顺丁丑年，英宗复辟，程公奉表入朝祝贺。当时正登记景泰年间上书进言的人，于是留下程公任太仆卿。辽东巡抚缺员，升程公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赐敕令他赴任。守将海宁伯董兴与曹钦结为姻亲，程公一概依法裁处。又制造战车，创设义仓，实行赎罪法，设置按月轮值簿册，各项号令都焕然一新。建州卫有董山，暗中与朝鲜结交，程公派土官佟成授以谋略，前往查访，取得朝鲜授予董山中枢院使的制书回来。程公上疏说：“趁他们还没有发动，赶快派两名使者去责问他们，可以挫败他们的阴谋。”朝廷于是命一名给事中前往朝鲜，命一名锦衣卫译者前往建州。两国起初都不肯承认，程公拿出制书给他们看，双方都惊愕相顾，各自进贡马匹谢罪。间谍报告孛来聚集人众，想要入侵，程公亲自率军巡边，在境外扎营共三个月，因此患上风湿病，此病从这时开始。都指挥夏霖有许多违法行为，与董兴相互勾结。佥事胡鼎查究他的罪行四十条，程公把情况上报，诏令宦官和锦衣卫郭指挥逮捕夏霖并抄没其家。不料他们在途中收受贿赂，于是上奏说事实真假各半。都御史寇深因此连同弹劾程公轻信胡佥事的话，将他调任南京太仆少卿。刑部缺少堂上官，朝廷大臣说非程公不可，于是召回升为右侍郎。不久因母忧回到河间。今上皇帝即位后，起复程公任兵部官，又转任左侍郎。成化丁亥年，四川、贵州的山都掌蛮占据大坝山箐的险要之地，时而叛乱、时而归顺。升程公为尚书，提督军务，与襄城伯李瑾统率番汉军队征讨。程公到永宁，亲自督率大军进入金鹅池，又分兵四路，约定会师于大坝。将士按照程公的谋略，使用神铳和强弩攻打贼军，贼军不能支撑，接连攻破二十多座寨子，缴获铜鼓数十面，斩首五千级，生擒贼人二千多人。贼人又逃入深洞，程公命军士用土石堵住洞门，用军队包围一个多月，贼人死在洞中，臭气传到十多里外。又暗中侦察依附贼人的九姓土獠，回师袭击他们。不到一年，都掌蛮全部平定。又安排衙门和边境事务使之安定，凯旋后兼任大理卿，获赐白金、彩币和袭衣。此前程公在大坝驻扎共两个月，淫雨不时而下，瘴疠接连发生，旧病又复发。到这时他四次上疏请求退休，都没有获准。辛卯年春，皇帝因雨雪不降而求言，程公上言军事方面可以改革的四件事、军队弊病可以申理的五件事。诏令交给有关部门办理，执政者却觉得为难。不久三边发生事情，全部如程公所预料。南京缺少参与谋划机务的大臣，朝廷大臣纷纷上章推荐程公合适，皇帝准许了请求。程公到南京时，恰逢彗星出现在轩辕星附近，于是与六卿共同商议，再次上言兴利除害三十多件，大多得到施行。其他如裁汰贪纵、遵循旧典等可以记载的事情还有很多。他在南京参与谋划政务已经四年，又上疏请求退休，皇帝不愿违背他的心愿，赐敕令他还乡。皇帝说有病似乎就会离职，应当体谅他不愿长久安居家中的意思。第二年，程公回到休宁乡里住宅。又过了四年，去世。从他的出生计算，是永乐丁酉闰五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三岁。葬在县城东南南山的原野。配偶林氏，多次获封夫人。儿子三人：长子就是敏政，成化丙戌年进士及第，授翰林编修，屡次升任左春坊谕德，学问品行受到当时人的赞许；次子敏德，太学生；次子敏行，县学学生，早年去世。

译女儿一人，许配给忠义前卫指挥的儿子凌云汉。孙子三人：埙、圻、垲。孙女三人，都还年幼。唉！程公仪表魁伟，性情刚强果断，六经百家无不涉猎。作诗作文略不费意，却雄浑而足以流传。侍奉父母孝顺，年轻时曾经亲自耕作来供养父母。居丧时在墓旁结庐，墓中生芝草作为祥瑞。他教育子弟严格而有方法，对待内外亲族恩义都尽到了。遇到故人的子弟，怜悯救济，唯恐来不及。凡是玩赏之物，一件也不放在眼里。任谏官时，知道的事情没有不说的，说话一定顾及大体，但嫉恶过于严厉。辅佐两藩和法司时，必定以恭敬正直来辅佐、匡正长官，不隐忍旁观，因而被认为贤能。掌管两京兵政和征伐，都有成绩，而且能够承担怨恨。南京守臣有时想干预钱粮和诉讼，程公说：“守备和机务，是为了谨慎防备非常之事；像这些都是有关部门的事务，绝不可以预先议论。”人们认为这合乎体统。征讨四川、贵州时，诏令把便宜行事的权力交给程公；程公从调发军队到凯旋，既没有封爵一人，也没有杀戮一人。同事因此责问他，程公说：“刑罚和奖赏是君主的大权，我担心边外事务未能办成而把权力假借给别人；如果侥幸事情办成了，又有人窃取权力擅自施行，这难道是臣子的道理吗？” 评论的人又说：“这是古代名臣的心意、名臣的话，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至于如今敏政这些人，登上显赫的科第，做了高贵的官职，能够使他的事业发扬光大，怎么知道上天报答程公不在这里呢？晚年号晴洲钓者，有《晴洲集》若干卷，收藏在家中。铭文说：啊，襄毅公，是晋臣的后代、宋代儒者的后裔，才华如豪杰，气概刚强宏大。啊，光明的襄毅公，科举高中，禄位逐步得到，掌管兵刑之事，又把后代托付给他；果断啊，襄毅公！众人正纷乱，我却从容自如；不用几句话，便能决定大事，伟大啊，襄毅公！车马所到之处，我的百姓都得到利益；威势震服蛮夷，名声传遍当世，无可忧虑啊，襄毅公！文治武备，都有人继承；大大振兴前代功业，使它延续不衰，没有遗憾啊，襄毅公！善始善终，皇恩特别优厚；归葬南山，福泽流传千年。《新安文献志》卷七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七 （明）程敏政撰写 行实（风节） 宋谏议谢公（泌）墓记　周叔虎 我周叔虎来到新安的头一年，曾游览问政山，在兴道观的左边看见一座坟墓，坟地范围只剩一点，墓碑标志也没有了。我询问掌管道观事务的骆如石，他说：“这是国初谢谏议的墓。”我想求得详细情况，却无法找到。问他的子孙，他们说：“已经很久没有人来了。”道观过去有遗田几十亩，作为道士焚香供神的费用，所以每年按时祭奠，道观中不敢缺少。唉！谏议官做到四品，已经不低了，而且死去还没有很久，却湮没无闻，大概是中间经历了大规模兵乱破坏，又因世系散乱，才到了这种地步吧？两年后，偶然得到罗使君的《新安事实》来读，才知道谏议的行状清楚地记载在其中。我反复恭敬地阅读他那样高尚的风操、严峻的节义，于是把事情的始末告诉太守赵寺丞师端：难道不应当把他的行状刻在坚硬的美石上，立在墓左，使那几乎坠落的幽光重新显扬吗？歙县县令孙评事泾在旁边赞同说：“请让我来负责这件事。”于是依据事实，在兴道观刻下谏议的行状。唉！从前苏东坡为王元之的画像作序，赞叹他说：“想象他的余风遗烈，愿意为他执鞭赶车，却已经无法做到。”谢谏议当时议论事情从容有礼，颇像王元之；否则，我太宗皇帝盛大的德行，而谢谏议因正直受到称赞褒奖，大概也近似汲长孺一类的人，这又像苏东坡比拟王元之的事情。有这样的人存在，恩泽却能惠及五代，上天实在不是可以追问明白的。至于尊尚贤能、崇尚德行，无论古今都没有间隔，那么感情所集中之处，正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把这些写下并刻出来，也是宣扬善行的意思。嘉定乙亥年秋七月十五日，泗人周叔虎谨慎题写。谢谏议传　罗愿

译谢谏议谢泌，字宗源，歙县人。自称是晋太傅谢安的第二十七世孙。年少时喜欢学习，有志向和操守。贾黄中一见到他就惊异，告诉别人说：“这个孩子的才干器量不同寻常，日后一定会在当世显名。”考中进士，任龙州、清川、绵州、彰明县知县，三次升迁为殿中丞。任期届满回朝，进献所著文章二十篇、《古今类要》三十卷。皇帝召他到中书省考试，以本官身份任直史馆，赐绯衣。当时上书言事的人很多，诏令除非涉及侥幸求进的事情，才允许接收。谢泌上抗疏陈述这样做不可，又请求仿照唐代把经、史、子、集分为四库，每个人掌管其中一库。太宗嘉奖他，于是让谢泌兼任集库主管。淳化年间，王禹偁请求群臣拜谒宰相，必须在早朝结束后于政事堂进行；拜见枢密使则在都堂进行，二者都同时接见，以防止请托。谢泌认为：“这样做，是怀疑大臣会徇私。把天下万机托付给辅臣，如果不接见宾客，凭什么详细了解外面的事情？如果只在都堂等候接见并向他们咨询，连脱衣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古人说：‘既然怀疑，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要怀疑。’假设废除公堂谒见的礼节，难道就没有私下会见的地方吗？要堵塞到相府请托的开端，难道就没有其他途径吗？” 皇帝看了奏疏，赞赏感叹，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把奏疏送到史馆。适逢修建正殿，谢泌认为不应施加彩绘，皇帝立即命令改用红土涂饰，并且奖励他的忠诚。授任左司谏，赐金印紫绶，又赐钱三十万。曾经在便殿应对时，皇帝称赞他狂直敢言。谢泌上奏说：“陛下听从劝谏像流水一样，所以臣能够竭尽所知。从前唐末有个孟昌图，早晨上谏疏，晚上便不知他去了哪里。诗人郑谷作诗哀悯他。前代这样，怎么能不乱？”皇帝听后动容，沉默了很久。后来任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上元节观灯时，皇帝特意召他参加，从此成为惯例。不久任三司盐铁副使，当时他的岳父魏羽任盐铁使，因亲属关系需要避嫌，改任度支副使。真宗即位，改任主客郎中，任虢州知州。在州任上上疏，认为要达到太平，没有超出姚崇献给唐明皇的十条建议。臣记得雍熙末年，赵普曾把这些建议献给先帝，先帝深以为然。不久命赵普入朝任宰相，后来赵普生病，北方军队扰乱边境，未能施行。如今北方军队已经停息，李继迁请求受命，正是实行这十条建议、实现太平的时候。至于省去不急迫的事务，削除烦苛的政令，不任用小人，不与奔走竞争之徒交往，以官爵开辟直言的道路，这些都是达到太平的方法。陛下已经实行其中八九条了。李继迁稍有不恭，不足以深责。平城的事情实在太软弱了，汉高祖曾实行它来安定天下。近代石晋采用景延广的意见，断绝和议，导致天下大乱，怎么能说是强硬呢？听说李继迁所贪恋的，是女色和财利欲望；汉高祖、唐明皇所采用的计策，正可以消除他的这种心思。又自古以来辅佐圣明君主、建立万世功业、树立不可动摇策略的人，没有不是依靠久经任事的旧大臣，从未听说市井之徒、奔走办事的小吏能够做到。愿陛下明察这一点，那么奸邪小人就不敢萌生心思，大贤之臣也能够竭尽力量了。”奏疏上奏后，皇帝很是赞赏感叹。后来任福州知州，任期届满回朝，百姓在他经过的桥上刻石纪念，命名为“去思”。谢泌知人善任，很少随意认可别人，一生推荐士人，从未超过几个人，后来都做到卿相。每当想要发出推荐文书，必定设置几案，把奏章放在上面，面向宫阙拜了两拜说：“老臣又替陛下得到一个人才。”王文正公王旦，就是他所推荐的人。任襄州知州时，邓城县令张逸有良好政绩。县城距离州城十多里，谢泌闲暇日乘小车，带着几个属吏，渡过汉水到邓城境内，来观察民间歌谣。有时还带酒邀请张逸到野外饮酒，吟诗长啸一整天才离去。他推荐张逸，张逸后来官至枢密直学士，成为当时的名臣。谢泌从西部祭祀回来后，授任右谏议大夫，主管吏部铨选。他沐浴后戴巾穿褐，端正坐着，一生从不偏斜。去世时六十三岁，归葬故乡，录用他的儿子衍为太常寺奉礼郎，衒为将作监主簿。汪推官汪汲传（儿子汪奕、汪襄）　罗愿 汪宣德汲，字子迁，绩溪人。二十岁时考中嘉祐年间进士，曾任慈溪县令。德门乡的河道堵塞了几十年，他加以疏导，灌溉荒废田地数千顷，百姓歌颂他并为他立祠。任太平州推官时，审理赞善大夫陈知规的案件。当时天气正热，被拘押的人有一百多个，多患疾病；汪汲让他们得到释放、洗浴和饮食，审讯后查明实情，陈知规得以复官。被拘押的人获释后，设佛斋报答他。汪汲性情清廉，与人相处不相冲突，而处理政务以强干明察著称。元丰年间去世。儿子汪奕，字公伟，当时正恢复以词赋取士，汪奕年纪还小，参加太学考试便列为第三名。他与弟弟汪襄相继登第，兄弟友爱尤其深厚。汪奕任东流县令时，有个书生因妄言被捕入狱，宪使想把他置于极刑，汪奕认为这是狂病，奏报皇帝后果然免除死罪。宪使写信道谢说：“如果没有您，我几乎就要陷入误杀的罪过了。”汪襄，字公弼，年轻时跟随哥哥在太学游学，商河人常瓌号称有知人之名，见到他后惊喜，与他订交。后来出仕任南陵主簿，太守翟汝文引荐他任兵曹，推荐说他的文史足以任用，文辞有古风。他写信送给朝廷士大夫，说自己不喜欢做宣城太守，却喜欢结识汪主簿。起初汪襄在太学时，朝廷下诏从内舍生中选择人员任使臣学教谕，来教导诸位小内侍。大司成汪澥因汪襄的名声而知道他。当时梁师成任提领，正受宠显贵，见到汪襄颇为礼敬而又有所忌惮。适逢汪襄三次参加内舍考试都未考中，按规定应当降退舍籍。梁师成从容地向皇帝进言，皇帝下旨特意免除这一规定。汪襄自己陈述愿意退舍，不可以因为自己而扰乱学校法令。皇帝命令跟随汪襄学习的小内侍押送他到内舍，他最终没有就任。考中进士后，梁师成想推荐他任馆职，汪襄自己说在学校任职已久，正想先到州县任职历练，不愿留在馆阁。梁师成察觉他有疏远自己的意思，渐渐恼怒，对人说：“他是老儒生，难道我还敢玷辱他吗？”到这时任期将满，有内侍作为走马承受经过县城，弹劾县中没有按时赈济，县令、县丞都被停职审问；有人说这是梁师成出力的结果。后来汪襄改任宣教郎，押送白银出使契丹；契丹使用本国的权衡，而重量只有宋制的一半，契丹人很愤怒，同去的人都吓得两腿发抖，汪襄从容辩解，最终洗清了罪责。曾作《吊陶朱西子赋》，寄托高远。汪奕的儿子安世、汪襄的儿子安行都考中进士。安世资质端正厚重，教育后辈很有方法，仕途未能显达便去世。安行笃实守义，能够任官，做了金华县令。王修撰王愈传　洪焱祖

译王修撰王愈，字原道，起初名悰，是婺源人。他年轻时聪敏颖悟，十四岁在国学应试，所作《腐草化为萤赋》压倒全场，名列众士之首。后来考中进士，任职所到之处都施行良好的政绩。他任建昌令时，适逢年成歉收，百姓聚集起来成为盗贼；他制定法令赈济灾民，使数万人得以活命。各部门核计功劳，把他的事迹列名荐举朝廷。徽宗命中书省登记他的姓名。政和二年，任期届满入朝，皇帝在垂拱殿召见赐对，回答符合圣意，便亲笔改赐他现在的名字，任命他为信州知州，赐给银鱼袋、绯色官服。他上奏请求把恩赏转授给父亲王汝平，朝廷下诏，王愈父子一同赐银鱼袋、绯色官服。后来却不许再援引这个先例。宣和二年十月，睦州盗贼方腊开始骚扰东南，攻陷杭州、睦州、歙州、处州、婺州、衢州等州，随即乘胜进犯信州。王愈上奏，请任用铅山县令王舜举监理铸钱，并任命高至临共同办理军事。盗贼攻城未能得逞，稍稍退兵驻扎在柳家都。高至临率领精锐士卒，衔枚悄无声息地焚烧他们的营寨，盗贼狼狈逃走。王愈放兵追击激战，大败盗贼，俘获了他们的伪统兵，盗贼逃散。皇帝下诏嘉奖，授任秘阁修撰，赐金鱼紫服。王愈上奏极力陈说宪臣张苑、闽帅韩玘等放纵盗贼的罪行。当时王黼掌权，过去与王愈有嫌隙，便掩盖他的功劳，改任他为严州知州。皇帝不久醒悟过来，让他回任信州。王愈到任后，在城角修建两间屋子，题匾为“示喜后乐”，取自诏书中的话。内翰龙溪汪公藻为此写了记文。宣和四年，王黼仍然嫉恨王愈先前的功劳，于是暗示御史弹劾王愈，张苑又从旁协助罗织罪名，王愈因此被贬逐。高宗中兴后，吕颐浩首先荐举王愈，朝廷把他原来的官秩全部恢复。绍兴二年，起用为无为军知军，半年后因年老交还官印归家。绍兴六年去世，有文集若干卷。（焱祖按：大监王炎的序文说，信州的功劳，在罗端良编修《新安志》时，王愈的子孙没有把此事告诉罗端良，于是书中略而不载。查考国史，徽宗《帝纪》没有记载王愈破贼一事，《方腊传》中“首先在信州失败”一节也没有记载。大概是王黼在朝廷掌权，固然嫉妒王愈的功劳；童贯在外统领军队，又想独占这项功劳，所以史官自然无从记载。新乡贡进士王仪说：有些事情在当时本来昏暗不明，后来却会真相大白；天理是不可欺骗的。从宣和至今已经一百八十年，郡志修订了一两次，但信州的功劳终究不可能磨灭。后来的读者由此知道天意注定的事情可以依靠，感慨忠义难以磨灭，这对维护名教也算是一种帮助。○靖康元年九月一日，徽州免举进士、臣汪存冒死百拜上书皇帝陛下：臣听说，良弓可以射得高处的鸟，良犬可以捕得狡猾的兔；这虽然是古人的常谈，却有很深的比喻意义。近来北方军队深入南侵，四方人心汹汹，还依赖皇上的威武挫败敌军，使他们在酒席之间提出求和。然而他们索要我们的金帛，想要我们的土地，还想割取河北的三镇；这与《春秋》中在城下订立盟约的屈辱相比，也不过如此罢了。既然这样，选拔将帅、修治铠甲兵器，就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士人有志向和谋略却没有忠义，就不足以同他商议守御；有忠义却没有智谋，也不足以同他应对变化。只有两者兼备，才算才能全面。我私下见到朝散大夫、充任秘阁修撰、前任信州知州王愈，在宣和二年睦州盗贼肆意作恶、屠杀焚烧州县、首先从浙东作乱时，盗贼一阵冲击，杭州、衢州便没有一座完整的城池；接着窥伺江左，徽州也化为灰烬。信州处于江浙交界，环顾四面，都是盗贼。王愈在这时亲自率先带领僚属，反复恳切地训导百姓，痛切地鼓励他们效死守卫。又命令县里的豪强富户倾尽仓廪，招募百姓中勇猛强悍的人，让他们穿坚固的铠甲、拿锐利的兵器来保卫自己，挖掘山地作为阻隔，依靠水势作为护城池。盗贼多次来犯，触到防线便自行退去，因此千里之内的老幼百姓全都依靠他而得以保全性命。朝廷念及他的功劳很多，提升并加授他的爵位官秩，正要用来慰藉舆论和民望。却因为属吏揭发他一些细小的过失，把他斥退流放到偏远之地。昨天承蒙恩典赦免，又回到乡里，戴着便帽、拄着手杖、穿着鞋履，怡然自得，丝毫没有把得失放在心上；这说明他的修养远远超过常人。何况他的忠义和智谋明明白白地显在人们耳目之前，哪里是能够掩盖的，岂不是正如前面所说吗？我私下听说，枢密院、元帅府以上的将领，已经亲自整顿六军，准备在朔方筑城，心里想的是：收复我国河内的旧有疆土，迎回我们的皇弟肃王。天神地祇、祖先的功业和德泽，以及宋朝兴起二百多年积累的威灵，都足以显著感通。堂堂大军出征，过不了多久便应当当天凯旋，举行宴饮庆贺、接受福祉；这次行动就能实现这些愿望。即使有天山三箭的本领，也不值得一提。但汾州、晋州一带正处在军队进出的要冲，边防是国家最重要的谋略，不能不深思熟虑。敢问今日的事情，应当怎样安抚百姓，使他们不受侵犯？应当怎样防备抵御，使财用充足？应当怎样训练，使士卒足以应对仓促发生的变化？应当怎样修治，使器械足以达到极其锋利坚固的程度？还要充分了解山川的险要，以及风云变化的吉凶征兆。他的威武足以弹压四方，能够使士卒之心归服；坚固营垒、清理野外，即使不交战也能使敌军屈服。我认为王愈的忠义和智谋足以做到这些。陛下不妨举用他，把他安置在边疆，略去他的短处，毫不怀疑地把事情交给他；这样不只是汾州、朔方一带，陛下也可以安枕无忧。将来会看到天下士人各自奋勇，成为陛下的爪牙；像周宣王中兴那样，或许可以在靖康初年重新写出《六月》篇所歌咏的北伐盛事，那时才知道“草雠儒”…… 有些人说的话也有可采纳之处。祁奚论荐人才，举出自己的考虑有三点：一是嫌疑，二是亲属关系，三是偏私。臣对于王愈虽没有这三种关系，但想到臣与他同乡，对他的为人了解得尤其详细。现在正是陛下开始寻求谏言的时候，所以冒昧替陛下说明这些情况。如果因为言官列举他的过错而加以论罪，那是不可宽恕的。假使魏尚无罪，却不能由冯唐为他申雪，陛下仁爱而周及万物，难道不能以汉文帝为鉴吗？臣冒犯天听，实在惶恐不安，百拜谨言。○《朱大同续志》载：王舜举，字伯俞，祁门人，考中绍圣年间进士，官至信州通判。当时青溪洞方腊起兵反叛，进犯州境，王舜举埋伏军队，大败盗贼，追到衢州后盗贼被平定。他入朝觐见，授朝请大夫、直秘阁，赐银五百两、绢五百匹，以表彰他的功劳。不久授江东提刑，去世后追赠太中大夫。○考汪龙溪《信州二堂碑》说：王舜举与王愈都有防御盗贼、守卫城池的功劳，所以附带记载于此。黄侍御（葆光）传　洪迈

译黄侍御葆光，字元晖，黟县人。他幼年丧父，专心致力于学业。十六岁时居住在太学，已经颇有声望。四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没有考中。县里想让他应试八行科，他推辞没有参加。随使者出使高丽，补授将仕郎。因铨试成绩优等，赐进士出身。调任齐州司理，审阅那些案情枝蔓的囚犯，一夜之间释放了几百人。通判对此感到疑惑，查看案牍后发现没有一件不恰当，便上报此事，黄葆光因此晋升官秩为修职郎。政和三年，召入授太学博士。又因被人荐举而获得赐对，改官秩，授校书郎。后来任左司谏，因为进谏论事触犯蔡京，调任符宝郎。政和七年，授侍御史。他上言常平法已经败坏，又请求推举陕西监司到所属各地宴请，并禁止在各路颁行。郊祭时百官的饮食给养要用羊数万只，宰杀切割、烹煮煎熬，腥膻之气淋漓四处，请求一并发给食钱，以符合严肃恭敬的心意。北方归顺的人李良嗣，撰写《北夷录》《平夷书》，大臣们支持他。李良嗣被擢升为秘书丞。黄葆光上言说，李良嗣因犯罪逃亡，希求免死，已经妄撰《平夷符书》来求取进用；万一言语泄露，便会导致嫌隙产生。况且李良嗣私下打听亲属的消息一直没有断绝，可见他的内心也不容易揣测。从祖宗以来，接纳土地、携带族帐来归附的人，不过是用虚名尊崇他们，用丰厚俸禄供养他们，把他们安置在闲散职位上加以羁縻，从未听说过把他们养在华美的省署中。因此他列举五项危害，把防微杜渐作为警戒。他逐条说明三省、枢密院中不属于元丰旧制的吏员，指出其最大的弊端有十项；革除这些弊端后，每月节省费用数万。于是又请求更改中外援引成例而突破条文以及没有条文依据却直接陈奏请求的做法，命令各自遵守既成法令。他又说，君尊臣卑，刚健是君主的德性，其正道不可屈服；柔顺是臣下的常态，其本分不可抗拒。他引用《洪范》中关于威福、刚柔的说法，认为施行威福的权柄掌握在我手中；对于和顺服从的人，用柔来制服；对于强硬而不肯帮助的人，用刚来制服。使用刚来制服，是把奸邪沉潜压制在内部，用来控制奸恶；使用柔来制服，是把忠信显露在外部，用来彰明忠诚。先王之所以能够掌握有利的形势、驾驭众人而没有人敢于触犯他们，就是这个道理。徽宗命令左丞在殿中宣读他的奏章，用来给大臣们看。兖州知州方邵擅自来到国都城门，请求进入政事堂陈述意见。黄葆光上奏请求把他重重流放。皇帝很高兴，当面告诉他说：“从来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黄葆光又论述崇宁以后增设兼任机构所增加的费用有一百项，皇帝命令蔡京裁减决定。蔡京于是表面上请求全部废除，士大夫议论纷纷。皇帝怀疑这样不可实行。黄葆光说：“比如礼制局详议官七员、检讨官十六员、制造局文武官三十多人，难道没有可以裁定削减、符合皇上心意的吗？” 有一天，因雨水迟迟不到，他在奏对时说，君臣同心、相互帮助，才可以共同辅佐治理天下。如今师臣蔡京开辟僭越仿效的道路，辜负皇帝委任的心意，助长了跋扈之心。太宰郑居中、少宰余深都依违观望、畏惧躲避，这就是所谓天气下降而地气不能相应。奏章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蔡京暗中借事把他调任卿寺，尚未赴任，便被贬到昭州安置。宣和二年，命令他听便自处；不久以职方员外郎召用，还未到任，又改为主管江州太平观。他的谢恩表说：“进言还没有说尽，实在后悔。”绍兴四年，任处州知州。州里经过盗贼劫掠，先前租住官地的百姓，到这时豪强富户提高租价，黄葆光强行请求他们，他全部加以审查治理，使他们像原来一样缴纳赋税。他审阅囚犯，对每件事都认真处理。为了兴建学校，请求监管书籍、校阅经书；两年后授直秘阁，再次任职。病势将要危重时，听到蔡京被罢免，高兴得神色都变了。他去世那天晚上，家中还没有画像，便到民间寻找，竟得到一百多本。黄葆光崇尚气节，乐于提拔后进，开口议论政事，从不隐讳。他广泛涉猎经史，又崇尚义理，向来厌恶积聚钱财，俸禄有余便用来周济亲友，给女子置办嫁妆、为丧家提供丧事费用，自己没有剩余。郡中人集资五十万作为赙仪，他的儿子黄由中却推辞不接受。大家一起叙述他勤于办事、因劳累而得病的情状，向朝廷申诉，朝廷于是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青溪汪先生（革）传　周彦约 先生名革，字信民，临川人。（先生本是越国公的后代，从歙州迁居临川。）他天性孝顺友爱，家境贫寒却喜爱学习，三次在乡试中中选。绍圣四年参加礼部考试，列第一甲；他常认为科举败坏了自己平生的志气。分教长沙时，帅臣张芸叟以特别的礼遇对待他，跟随他学习。遭逢父亲丧事时，同僚集资送丧礼，他推辞不接受，并命家人不要带走官府中的任何东西。临行时看见妻子置办的锡制水壶，忧伤地说：“用这个玷污我。”便把它投入江中。后来任宿州教授，荥阳吕希哲见到他，把他比作黄宪、茅容，让他与自己的孙子吕本中一起切磋琢磨，两人尤其情意相投。他在溪旁修建房屋，取杜甫《移居》诗的意思，题名为青溪堂。蔡氏掌权时，想招致知名士人依附自己，以周王宫教召他，他没有赴任，说：“我将来不愿意依附著名的奸臣。”后来又任楚州教官，去世时四十岁。他一生深沉厚重而不自我夸耀，没有言辞和脸色上的矫饰，在众人中好像不善于说话。他人亲友有急难，便解衣推食相助，从不面露难色。他曾对人说：“一个人如果能咬得菜根，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他的学问追求辨明善恶、区别是非。张右史耒、陈司谏瓘游历汉阳时，都爱护敬重他。他去世时，荥阳公哭得非常悲痛，并为他写了墓铭。他的诗在江西诗派中流传，《青溪类稿》《论语直解》通行于世。淳熙丙申年，太守赵公在溪堂为他绘像，并把他的牌位合祀于学校。他的弟弟汪萃，字叔野，专心好学而有操守，喜爱创作歌诗。东莱吕氏、豫章洪氏诸人争相称誉他，与二谢尤其亲厚。他取韩愈的话，把书斋命名为“归愚”。建炎二年考中丙科，历任洪州司理；帅臣李回、赵林都以礼待他，把他当作上宾，后来转任分宜县丞。御史李宷巡行宣谕江西，到了袁州见到他，只说：“早就听说您的贤德了。”便推举他为清白第一。他去世时七十三岁，有《归愚集》。他的侄孙汪大经，字淳夫，博学多闻，曾经汇集溪堂师友的书信，并撰写《临川耆旧传》，人们大多称赞他。宋代左朝请大夫、司农少卿、主管台州崇道观的汪公（叔詹）生平事迹，汪若海撰

译公讳叔詹，字致道，是新安歙州平辽乡新平里人。曾祖汪承吉、祖父汪瀚，都以隐逸的德行终老。父亲汪世基，原任通直郎，退休后获赐绯鱼袋，累次追赠至右中大夫。母亲是太令人鲍氏。公年少时聪敏警悟，见闻广博而记忆力强，写文章无论难易，拿起笔就能写成，从不打草稿，因此未满二十岁便在学校中享有声誉。崇宁四年，在鄱阳参加会试，以第二名与计偕入京。次年春天登进士第，授将仕郎、虔州会昌县尉，尚未赴任，改任宣州州学教授。任期届满，转从事郎，调任郓州州学教授。任期届满，转宣教郎。朝廷实行三舍法，专门用经学取士，禁止苏轼、黄庭坚的学说。公非常赞同，私下研读他们的书，因此文章雄健超迈，不同流俗。政和六年到京师，请求参加词学兼茂科考试，考官把他的文章列入优等。宰相见到文章，说其中有苏轼、黄庭坚的风气，害怕改变当时的文体，便斥退他，不让他列名。授南京敦宗院宗子博士，任满罢职。宣和五年春天，有人荐举他的文章和品行，授太常博士。这年冬天，他才到京师供职，转奉议郎。契丹大将军郭药师前来投降，受到宠信，皇帝任命他为燕云招讨使。公上奏说：“夷狄之人有狼一样的野心，自古以来把他们当作臣属畜养并亲近他们，很少有不成为祸患的。难道唯独不能鉴戒梁朝侯景、唐朝仆固怀恩的叛乱吗？侯景以反叛的敌人身份归附梁朝，意在逃避死亡，一旦猖狂起来，便攻陷台城。仆固怀恩从蕃部降唐，爵位达到王侯，后来自己产生疑惧，终于走向反叛。如今郭药师是契丹的叛臣，也是我们的仇敌。把他宠信在朝廷内部，荆轲那样的事情就足以令人寒心；把他用于外部军事，侯景、仆固怀恩的覆辙就在眼前。臣伏愿陛下把浑邪王当作奴婢，赐给随军战死者的家属财物，像汉代汲黯所说的那样；这将是天下的幸运、社稷的福气。”皇帝没有听从。公因为正直进谏触犯宰相王黼，王黼暗示言官以其他事情弹劾他，他被斥退归吏部。降为无为军庐江县丞。从供职到这时，才十六天就被罢免，有见识的人都替他感到冤屈。于是公带着老小回到新平隐居，整日以读书为事，家中没有一担粮食的储蓄，却安然自得。过了很久，当涂、芜湖缺少县令，外台听说公的名声，召他代理县令。公推辞得更加坚决，后来勉强赴任，施政宽缓安静，不鞭打一个人，县邑因而大为治理。任职不久，发运使卢宗原建议把丹阳湖排干，可以得到数百万顷田地，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征发几个郡的百姓，总共十多万人服役。卢宗原因为接近宠臣而得到进用，通过中书省获准此事，众人都责怪他的荒诞，却没有人敢公开说出来。只有公挺身而出，认为这件事不对，不肯征发百姓会集服役。卢宗原大怒，弹劾公阻挠诏书，极为不恭，派属下从事霍蠡督促县里的役夫。霍蠡到来，公不派遣役夫，派人迎接也不肯与他相见。霍蠡大怒，直接到县衙责问。公不得已设宴接待他，向霍蠡道歉说：“我年老有病，不能前去拜见您，请您不要见怪。”霍蠡怒气冲冲地说：“您曾经是太常博士，怎么肯先来拜见我？”公拂袖起身，把官印放在厅堂，叫佐吏谨慎看守官印，说：“上官这样行事，这个县令就无法做下去了。”于是日夜兼程赶往京师，在宫阙前上书，说李白《丹阳湖》诗写道：“湖与元气相连，风波浩大难以平息。”陛下看看这首诗，就知道湖面究竟多么广阔了，怎么可以用人力排干呢？如今卢宗原欺骗陛下，说服役很久却还没有完成；死者一定很多，富裕人家的财产也会损失十分之八九，百姓无辜受害，实在可怜。应当赶快停止此事，以救活十万百姓。奏书上达后，徽宗皇帝大为醒悟，亲笔批示当天停止役事，提升公为潼川府路常平等事提举。实际时间是宣和七年春二月。公到潼川任职半年，因被权贵所嫉恨，又被章奏免职。此前，东川百姓争相逐利，经营盐井；年久以后卤水枯竭，盐课逐渐亏欠，即使变卖家产偿还官府也仍然不足，只得被监禁拘押，始终没有办法脱身。汪公一概上奏请求免除他们拖欠的盐课，删除旧有的户籍记录，使数百家百姓免于监禁拘押，直到今天仍然从中获利。潼川府户曹牟邦彦、广安军新明县丞杨昺、渠州邻山县尉陈陆，都是奸诈狡猾、玩弄法律的人，长期收受贿赂，数额超过百金，其他使者都无法查办。汪公把他们全部弹劾罢免，贪官污吏因此收敛行迹。汪公被免职离开后，当时太尉刘锜担任廉访使，上奏说汪公的政绩十分显著，一路百姓都心悦诚服，应当受到褒奖宠遇，不应反而被罢黜。朝廷没有答复。渊圣皇帝即位后，因普遍施恩而升任承议郎。汪公到京师后，写信给枢密李纲，讨论时事。李纲在朝廷上称赞他说：“真是天下罕见的人才啊！”李纲征召他担任编修官，任职数月后，朝廷下诏，李纲所征召的官员一律罢免。汪公被罢免十三天后，金人包围京师。汪公羁旅在围城之中，食物多次断绝，却从未因此介意，始终深深忧虑国家社稷。伪楚政权建立后，汪公的朋友中有人接受伪政权的任命，汪公竭力劝诫他不要这样做，但他不听，汪公于是同他绝交。金兵退去后，汪公迎接皇帝到南京，多次上表劝皇帝登基。大元帅府任命他暂代太常博士，又命他担任彻币官。皇帝即位时所用的仪式礼制，都是汪公起草制定的。汪公劝汪伯彦推荐李纲、邓肃、潘良贵，说他们可以担当大任。皇帝召李纲任宰相，任邓肃为右正言，任潘良贵为左司谏。李纲刚到任，汪公便去拜见他。李纲说了些轻视汪伯彦、黄潜善的话，汪公说：“汪伯彦、黄潜善虽然声望不高，但他们与皇上共同在艰难困顿之际起事，不可以离间。相公应当委婉周全地设法使事情成功。”在国家艰难之时，不应同他们发生矛盾，但李纲没有采纳。恰好汪公有一位同乡朋友接受了伪政权的任命，又凭借巧言谄媚取得了权贵的信任，便在李纲、汪伯彦面前不断诋毁汪公，因此汪公渐渐处境不顺。朝廷正好商议把皇帝的驻跸地设在维扬，汪公拜见宰执，极力说明这样做不可，但宰执都不以为然。于是汪公劝皇叔士■〈亻褭〉向皇帝建议驻跸金陵，并替他起草奏章。皇帝看了奏章后大为醒悟，回头对士■〈亻褭〉说：“这篇奏章是谁起草的？”士■〈亻褭〉如实回答。皇帝传旨说：“只让汪叔詹把诏书草稿呈上来。”诏书草稿中有“暂且留在金陵，等二三年后再返回京都”的话，皇帝删去“二三年”三字，改为“明年春天”。诏书张贴在道路各处，众人互相庆贺。宰执极力劝皇帝驻跸维扬，催促尚书省官吏把诏书收回。汪公料定此举必然坏事，于是拂袖离去，回家隐居。

译朝廷任命他知太平州，又任命他为检讨官，他都没有赴任。因普遍施恩而升任朝奉郎，并赐绯鱼袋。当初渊圣皇帝即位时，汪公本应得到赐服，便请求把这项恩典转授给别人。朝廷考察旧例，虽然明文规定不许这样做，仍特意批准了他的请求。到这时，他才亲自接受赐绯鱼袋的恩典，主管舒州灵仙观，升任朝散郎。后来父亲去世，他服丧；服丧期满后，主管台州崇道观，升任左朝请郎。朝廷重新起用他，任命他知池州。汪公自从拂袖归隐后，仕途困顿十年，年近六十岁才开始掌管一郡。此时大丞相陈康伯提举江东茶盐，也同时在池阳任职。汪公常说：“陈公气度深沉高远，将来一定会受到重用。”他识人的能力就是这样。任期结束后，升任左朝奉大夫，任命为知鄂州。数月后调任知永州，又任命他暂代发遣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兼任提举本路营田公事，并兼任京西路转运提刑、提举茶盐常平等事，治所设在武昌。朝廷任命他为直秘阁，再次任知鄂州，升任朝散大夫，任期届满后离任。又任命他为江西提点刑狱公事，改任湖南提点刑狱公事，升任左朝请大夫。朝廷免除天下行户承担差役供应的命令，改为征收免行钱，并把各州郡分为六等来出钱，各等数额有所不同。湖南所辖八郡中，长沙每月缴纳三百万，衡州、永州、邵州每月六十万，金华每月四十万，郴阳、武冈、桂阳每月二十万。所摊派的数额太重，百姓大多逃亡迁徙，其中郴阳、武冈最为严重。汪公于是先免除三郡十分之八的负担，并把情况报告朝廷，请求连同其他各郡一并再免除三分之一；朝廷依从他的请求，百姓因此得以安居乐业。湖南与二广接壤，当地风俗喜欢聚集使用药物和毒物，因而死亡的人很多。汪公发布文书加以禁止，并悬重赏捉拿犯禁者。不久当地风俗便大为改变。南蛮多次侵犯，郡县不能制止。汪公派人前去晓谕，凡投降者都厚加赏赐，并让他们回去；于是成群结队前来投降的人前后相接，汪公全都遣返，边境于是安定。有个县令李氏的儿子品行不端，勾结奸人；奸人向他借钱而没有得到，便诬陷李氏之子怀有异心，还常常指着他的婴孩说那是唐太宗，后来到朝廷控告此事。朝廷命令把这件事作为制狱审讯，牵连的人很多，汪公最终查明李氏之子无罪，将他释放，并使数十人得以活命。汪公代理长沙帅数月后，被任命为司农少卿，总管湖广、江西、京西路的财赋以及湖广、京西路的军马文书。汪公在武昌总领所任职共八年，使勇猛的军队粮饷充足，军队还有余粮。前后更换了好几任总领，只有汪公被称为称职，因此获赐金紫。秦桧掌握朝政时，偏袒他的妻侄王子渭，让他担任总领属官。王子渭依仗权势，贪婪狡猾而且傲慢无礼，甚至盗取军队储粮、奸淫官婢，汪公便上奏弹劾他的罪行。秦桧大怒，任命王子渭为版曹属官，改派吕愿中代替汪公。吕愿中是小人，尤其奸险，诬陷汪公有罪；幸亏秦桧去世，汪公才得以免祸，回家主管台州崇道观。秦桧死后的第二年，朝廷召汪公到行在所任职。当时有一位新近显贵的人素来与汪公不和，于是加以中伤，汪公又被派去主管台州崇道观。绍兴三十年四月，汪公以原有官职退休。这年四月十六日，他在家中去世。汪公一共四次主持一郡政务，五次持使节出任使者，散阶升至左朝请大夫，职官做到司农少卿，享年八十一岁。汪公仪表轩昂，志向气节慷慨豪迈，博通经史，尤其擅长写诗。他同人交往时，胸中没有丝毫隐藏，因此士大夫都以这一点称许他。他见到奸邪谄佞之人，憎恨得如同仇敌，面对面斥责他们，不能容忍；因此也多次遭到排斥贬抑。他禀赋异于常人，善于保养身体，八十岁时，起居饮食仍像四五十岁的人一样，处理事务更加精明，笔力也没有丝毫衰退。至于面对客人谈论天下大事，他滔滔不绝，从不疲倦，而且都很有条理，值得记载。当初他赴任武昌太守时，入朝辞行并陈奏政事，言辞明白有条理，举止从容缓和，皇帝再三称赞并表示特别优待。他一生做官所到之处都以善于治理著称，确实没有辜负所学，只可惜最终没有得到更大的任用。他娶郑氏为妻，郑氏被封为恭人，深明妇德，能够甘于贫苦，帮助汪公成就家业。汪公第二次任武昌太守的第二年，郑氏去世。汪公有五个儿子：若水，官为右从事郎，任福建路安抚司准备差遣，早于汪公去世；若海，官为右朝请大夫、直秘阁，知江州军州，主管学事；若川，官为右文林郎，任江南东路安抚司准偹差遣；若愚，官为右通直郎，知隆兴府丰城县；若金，官为将仕郎，早于汪公去世。有一个女儿，嫁给右朝请大夫、知德安府事张璹。孙子十八人：取善，官为将仕郎；闻善，早逝；择善，官为右迪功郎，任江陵府公安縣主簿，主管学事；好善，官为将仕郎；其余尚未做官。孙女六人，曾孙五人，曾孙女八人。几个遗孤奉着汪公的灵柩，葬在古城山山麓。谨慎记述他的官爵和事业，希望借立言君子的文辞，把这些事传给后世。绍兴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谨作此状。《江石室（致一）传》，李以申撰。

译江石室名致一，字致一，是休宁石佛人。他年轻时和哥哥致虚一起游学于安定胡公门下。致虚凭借优等成绩脱去布衣，授任太学录，号称松菊先生。致一在宣和乙卯年乡试中名列首选，随后进入太学。靖康年间，他伏在宫阙前上书，共有六件奏书，请求斩杀京、贯等六名奸臣，恢复李纲的宰相职位，所请求的事情都得到实行，因此声名震动朝廷内外。不久，他在兵科考试中取得优等，被授予承信郎。高宗即位后，赦书下达到江东，寻访征求致一，皇帝下诏特意把他的文职资历改授为正录；他竭力推辞，不肯接受任命，于是回乡修建别墅。求学者称他为石室先生，他有文集五十卷。他的三个儿子裒衮、褒衮跟从东莱吕公求学，号为南斋，并著有《临淄家传》。褒衮的儿子宋符，两次在乡贡考试中夺魁，被授为本府儒学正。宋符的儿子应求，在漕试中夺魁，被授为登仕郎，号畏斋（《万松书隐记》）。古人给堂屋命名，有的用来标明它所在的地方，有的用来表现自己的志向，有的用来彰明训诫；一个名称同时具备这三种作用，徽州休宁江氏的万松书隐便是如此。徽州是古代侯国，万松是徽州望族江氏的居处，又是万松钟秀彦铭江氏的书隐。江氏贤良的子孙历经一千数百年，仍然能够不忘万松这个名称。从前江氏用它作为庄园，如今又因它作为隐居之所，难道仅仅是为了给大夫君子登临观览、宴饮游乐、闲暇安逸之用吗？居住在万松山下的江氏，有一人名叫石室。石室曾游学于安定胡先生门下，居住太学期间，正值宣和、靖康年间，他伏在皇帝宫阙前上书六次，请求斩杀京、贯等六名奸臣，恢复李纲的宰相职位，所请求的事情都得到实行，因此声名震动朝廷内外。名为主敬的人，是东莱吕成公的门人，凭借文章在当时显扬。到了畏斋、推斋二位先生，更能继承和发扬本家的学问，家中藏有《畏斋文集》。名为梅友、仲文的，也都是有隐逸德行而不轻易自我炫耀的人。如今彦铭的书隐寄托于万松，难道是偶然的吗？一抬头就能急切地瞻望祖先的坟墓，一迈步就能意气扬扬地踏入祖先的家庙；走出门便能看见本宗的■〈尚阝〉里族人，低头便能亲近山泉、山石、鱼鸟。那么彦铭用万松来命名他的书隐，正是为了彰明旧邦，表示追念远祖，昭示后代的训诫，也就是所谓一个名称同时具备三种作用。江氏留给子孙的谋划和教诲，做得多么好啊！近世的旧日世家和大族，南北迁徙播散，做子孙的往往离散而不能收聚，于是人伦纲纪也衰落了。哪里有能像江氏这样的呢？彦铭博学古今，和我一样以学官身份参加吏部考试，所以我替他写下这篇记。彦铭的学问，大概出自他的同乡先生东山赵公。洪武六年，岁次癸丑，秋季七月十五日，萍轩居士山阴胡隆成记。《新安文献志》第七十七卷。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第七十八卷。明代程敏政撰写。行实（风节）。《胡待制（舜陟）传》，罗愿撰。

译胡待制舜陟，字汝明，是绩溪人。他从小端庄稳重，大观三年考中上舍，调任山阴县主簿，历任会州、秀州教授，改任宣教郎，担任睦亲宅宗子博士，又由御史台检法官升任监察御史。母亲去世后，他服丧，丧期结束，恢复原职。靖康初年，金军突然到来，朝廷内外多事，舜陟建议按照祖宗旧法，允许六察官员上书议论政事。于是他极力陈述军国大事的利弊，没有任何隐瞒，得到皇帝信任。皇帝曾当面告诉他说：“遇到事情要全部说出来，不得观望。”从此每五天召见他一次，往往直到漏下五刻才结束。他曾上奏说：“如今皇帝的威令还没有振作起来，是非纠缠混乱，四方边境多有战事，骄横的将领专横跋扈，大臣没有同心协力、恭敬共事的情谊，小吏却有徇私背公的风气。罪行大的反而引用经典为其辩护，同样的恶行却受到不同的惩罚；功劳尚未显现，赏赐却很快到来；过错已经明显，任用反而更加优厚。还应当议论那些不合常规的恩赏中有可以削夺的，以及卑贱之人中有应当罢免的，并说明治理国家时事情先后、缓急的次序。”他于是劝皇帝凭借刚健果断的意志独自决断。皇帝肃然起敬地说：“这些话深深补救了我的过失，如果不是你忠诚正直，我怎么能听到这些话呢？”舜陟升任殿中侍御史。不久，他负责监考秋试进士。有人对宰相吴敏说：“现在正值多事之时，正需要台官评论政事，为什么还要让胡殿中进入试院呢？” 吴敏说：“姑且教汝明闭嘴一个月。”于是授舜陟侍御史，当面赐给绯鱼袋，又赐文犀带。王云出使北方返回，想借用皇帝的名义、车马服饰去恭敬进献，以求和。舜陟说：“敌国正强大，有什么值得畏惧却要向它求解？一旦落入他们的计谋，就后悔不及了。”不久朝廷商议派康王出使，舜陟又说：“肃王出使被扣作人质而没有回来，应当把这件事作为教训。”没过多久，金兵逼近国境，皇帝单独召见舜陟问道：“你曾说和议不可信，如今果然如此，将怎么办呢？”舜陟回答：“今日有两项策略，关键在于守住黄河。大臣们的意见只想守城，那是错误的计策。”退朝后，他陈述防备抵御的方法，又说：“如果宰执任用得人，国家就可以保全。”奏章下达三省，宰执大怒，拟定把他降调为光禄官，皇帝不许。金兵逼近青城驻扎，舜陟说：“听说康王在河北，人们都佩服他的忠义，请多派蜡书，以元帅的名义招募勇武之士前来援助。”于是派秦仔等八人，持大元帅命令前往。王等人共同商议进献金帛求和，舜陟奉诏督促索取，并以言辞抗争，因此被鞭打，几乎死去。伪楚建立后，他在病中写信给伪楚，劝其赶快把政权归还元祐皇后，又请求皇后留下来统率勤王军队，迎回徽宗、钦宗二圣，言辞十分恳切，并请求下诏迎立康王。于是太上皇在南京即位，舜陟以身上疮痍为由请求离职，授秘阁修撰、庐州知州。当时淮西盗贼遍地，舜陟上奏请求在庐州恢复帅府，增筑东西水门，组织乡民成立巡社，首先招降大盗刘文舜、髙胜，授给他们官职，把他们的部众编为军队。从此各郡一有警报，便发檄文召他们，没有办不成的。张遇从濠州突然来到梁县，舜陟命人毁掉竹里桥，在河西埋伏军队。张遇渡河渡到一半，伏兵弩箭齐发，他惊慌逃走。孙琦来围城，向城中索要粮食，没有得到答复，舜陟却不时出兵攻击他抢掠的部队。孙琦曾绕城观望，奇怪城中寂静得听不到人声；后来听到城中应诺之声如雷，又看到垂挂的灯火照亮壕沟，四面城墙都严整如一，惊叹后逃走。丁进进攻光州，刘正彦前去讨伐，到了庐州时丁进已经离去。舜陟把刘正彦挡在城外，刘正彦想夺取庐州的士卒来扩充自己，舜陟又不答应，刘正彦十分愤怒，把此事报告朝廷。舜陟也弹劾他怀有异心。第二年刘正彦果然作乱，他的党羽范琼焚烧劫掠寿春，派五名骑兵来责令供应军饷。舜陟呵斥并斩杀其中四人，留下一个回去报告，同时告诫各郡不要给他们粮食，暗中派士卒跟踪。范琼卷起铠甲向南逃走，所部大多被诛杀。当时淮西八州，只有庐州安然无事，百姓为舜陟建立祠堂。因平定事变积累功劳，舜陟两次升官，加授集英殿修撰。过了三年，他上疏说：“我愿把所属的将兵、民兵与刘文舜的部队合在一起，不少于二万人；再在本路招募恶少年也二万人，由我率领向北进军，在敌军必争之地迎击，希望允许臣亲自奉上方略。”诏书说：“胡舜陟的议论慷慨激昂，请求军队督战以应国家的急难。”授徽猷阁待制、淮西制置使，催促他入朝觐见。舜陟见到皇帝，直言说：“如今士大夫都说国势不容易振作，因此军备松弛，国土被侵夺。自古以来从未听说专门一味退避而能够建立国家的，只有陛下坚定意志、不可屈服，效法汉高祖必定交战的做法，以振奋士人的心。”皇帝嘉许赞叹他。正逢杜充以宰相身份宣抚淮南，制置司被撤销，调舜陟为提领水军、沿江措置使。不久任建康府知府兼措置水军使，杜充仍未离任，以杀人树立威势，甚至派将领擅自进入官府库藏取用经制钱。舜陟争辩无效，便自我弹劾，改任两浙宣抚司参谋官。周望以宣抚使镇守平江，却不修治防备；舜陟提出建议没有被采纳，于是亲自上奏请求分兵在前方控制防御。言官把他争相进取作为罪过，降为右文殿修撰。舜陟又劝说周望把军队移到吴江扼守，敌军通过时用几千艘船从旁边攻击，可以取得胜利。周望没有采纳。等敌军渡过长江，舜陟私下派副将陈思恭率数百只小船从太湖出击抄袭敌军。正好有焚烧敌船、作为内应的人，所获战利品多得无法计算。不久提举江州太平观，升任临安府知府，上奏请求停止和买绢十万匹、铁三万斤、牛驴鹿皮二千张。新城县豪强徐权出力捕杀群盗，盗贼中有逃脱者胡乱控告说徐权杀害平民，徐权几乎因此偿命。舜陟审问一次便查明实情，诛杀盗贼，释放豪强，全府都称快。不久遭逢父亲丧事。绍兴初年，诏令他夺情起复，乘驿马赶赴行在，以原职身份宣谕京东、淮南、湖北。因与当时的宰相意见不合，辞职归去。绍兴二年起复，任江州知州兼沿江安抚使。当时江州刚遭李成之乱，只剩空城堡垒。舜陟修缮城池，训练士兵。后来刘忠来到城下，听说已有防备便离去，不久又回来。舜陟任徽猷阁待制、庐州、寿州等州安抚使。此前舜陟离开后，州境遭到残破，守将是武人，向百姓追讨数万的拖欠官税，催逼得很紧；又借修缮军队之名，命令商贩缴纳钱财。舜陟到任后把这些全部免除。于是招集流散百姓，官府替他们修筑房屋，借给种子，简选编集乡兵，威名声势十分震动。

译伪齐的豪帅王彦充派他的弟弟王谷来请求归附，舜陟将要同他约定合力攻取刘豫，众人会集商议后才作罢。后来，他任静江府知府兼广西经略。审理诉讼常常直到辰时漏尽，庭院中一片肃静。海寇周聪和东寇陈旺相继逃窜。周聪侵犯高化等三州，陈旺逃入雷州境内。舜陟认为不能到海上同他们争利，便命将领严守渡口岸边，使他们不能登陆。周聪没有水可喝，粮食也将吃尽，转而停泊南恩，请求向东路投降。陈旺不久也被捉住。自从国家南迁以后，在横山各蕃部增购战马，但马政尚未建立。舜陟替它制定规画，设置官员、建立机构，谨慎管理火印，减少徭役，召集所买战马，比往年多获四倍。南丹州的猺人莫公晟被任命为南丹知州，凶悍狡黠，不接受诏令，纠集猺人侵扰省地。舜陟在各洞张榜，招募能够擒获或斩杀莫公晟的人，把他的官爵和资财赏给他们，又增赏钱和盐数以万计。猺人因此动心，莫公晟便销声匿迹。当时人们认为，胡公一张榜文胜过数万军队。不久，他奉祠归乡。过了两年，又起任静江府知府。宜章的大盗骆科自称镇东王，成为湖广的祸害已有十五年。诏令舜陟节制三路军队讨伐他。他当天赶赴贺州，攻打李松科，骆科挺身投降；舜陟带兵突然袭击他的营栅，所到之处无不披靡。舜陟从江华出兵到桂阳，当时其他各军已经离散，只有他带着本路二千人同行，而贼军处处屯聚。舜陟从囚徒和奴隶中提拔郭振，让他担任先锋，深入追踪到临武洞中，五战全胜，投降和被斩首的敌人以万计。郭振从此得到升用，最终掌握节钺，世人都认为舜陟善于识人。舜陟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州人因此停市，集资致祭，修饰西山旧日的生祠，每年按时祭享他。当初舜陟显贵时，父亲尚在，曾把应当赏赐给自己的五品服转授给父亲。弟弟舜申、舜举已经出仕后，便与他们约定，把全部租税和田产给了留在家中的弟弟舜俞雅。舜俞雅喜爱读书，著述很多，晚年号三山老人。他的奏议、文集、《论语义》、《孔子编年》、《咏古诗师律阵图》都收藏在家中。舜申后来历任官职，做到舒州通判。舜举考中进士，任建昌军、南剑州知州。乾道年间，舜陟的小儿子仰任太府丞，轮流入对时，把舜陟所论江淮事务的奏章进呈。皇上对仰说：“难道不是钦宗朝担任台谏官的人吗？”朕看实录，只有你父亲的奏疏最多。仰如今以直秘阁提举湖南常平。云（方虚谷《渔隐丛话》考证：《苕溪渔隐丛话》前十六卷、后四十卷，是我州绩溪人胡仔，字元任所著。胡仔的父亲舜陟，号三山老人，官至待制、广西帅，死在静江府狱中，实际上是秦桧杀害了他。罗鄂州的《新安志》略去不载。我曾经见过他的族孙给我看家传六大帙，其中记载靖康围城时关于战守事务的奏议很多，所以极力诋毁郭京。后来所说的两位统帅，是庐州文臣中善于用兵的人。秦桧杀害他，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胡元任寄居在霅上，说阮阅的《闳休诗总成》遗漏了宣和年间以前的元祐诸公，于是增补编纂，从《国风》、汉魏六朝一直到南渡初年，所收诗家最多，尤其突出其姓名。我把它收入杂记，按年代先后排列。我小时候喜爱这部书，学习作诗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元任认为《闳休分门》还没有完成；有个叫汤岩起的人，是《闳休》的同乡，著有《诗海遗珠》，又认为元任的说法不对。我听说，本州的罗任臣毅卿所不满的，只是元任记载自己所作的诗不太好罢了。元任按照历代诗人的世次编排先后，对各家的诗话有取有舍，间或用自己的意见作判断；与皇朝《类苑》那种概括收取、并列书写的做法相比，难道不是更好吗？我近来所著《名僧诗话》，实际上采用了元任的条例。元任历任官职的事迹，应当等待续书再行考述。《宋史》本传和家传说：舜陟任广西经略时，因为邕州知州俞儋贪赃，被转运副使吕源查办，事情牵连到舜陟，便提举太平观。在此以前，舜陟与吕源有嫌隙；舜陟因讨伐柳州的贼寇，弹劾吕源妨碍军务。吕源写信给秦桧，控告舜陟收受金钱、盗取马匹，并诽谤朝政。秦桧一向厌恶舜陟，便听信他的谗言，上奏派大理寺官员袁柟、燕仰之前去推问弹劾。过了二十天，舜陟仍不服罪，死在狱中。舜陟施政有惠爱，百姓听说他死了，都为他哭泣。他的妻子汪氏向朝廷申诉，朝廷命通判德庆府洪元英查究事实。元英说，舜陟收金盗马之事含混可疑；他深得人心，即使古代的循吏也没有超过他的。皇帝对秦桧说：“舜陟是从官，罪过又不至于死，审问他的官员不可不惩罚。”于是把袁柟、燕仰之送交吏部。后来舜陟追赠少师，他的儿子胡仔因荫补授迪功郎，任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六次转官至奉议郎，任常州晋陵县知县。按《罗鄂州新安志》说：“对于王黼害死王愈、秦桧杀害舜陟两件事，都略去不记载。” 如果不是杏庭、虚谷两位先生把这些事情全部揭示出来，那么他们的事迹就湮没了。既然如此，这部书精审博大，虽然不容易达到；但至于义例和取舍之间，恐怕很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姑且记下两件事，供读者考察。宋龙图阁学士、左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观、广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四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赠左通奉大夫程公（瑀）墓志铭　　胡铨

译淳熙三年秋，宣教郎、充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司干办公事的程宏靖，把他先父龙图阁学士、广平郡侯的行状送给我胡铨，请求我撰写墓志铭。宣和乙巳年冬，我在太学，正遇金军包围京城，诏令征求愿意出使太原的人，众人没有敢去的，程公毅然请求前往。我听闻他的气概而赞叹，愿意为他执鞭随行，却未能如愿。如今有机会写下程公盛大的德行和美好的风范，已经是我的荣幸，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公名瑀，字伯寓，出自高阳氏。黎氏是祝融的后代，到周代有伯符，受封于程，后来便以程为氏。到了伯休父任周宣王的大司马。晋泰兴年间，元谭持节出任新安太守，任满回朝时，百姓拦路请求留下他；诏书加以褒奖慰谕。元谭去世后，元帝把田宅赐给他的子孙，置于新安的歙县，于是他们居住在黄墩。侯景之乱时，灵洗聚集乡里保卫黟、歙有功，仕于陈，官至司空。太建年间，朝廷论定辅佐创业的功劳，下诏让他配享武帝庙庭。后来分支迁居浮梁程山的人，是程公的十世祖。曾祖仲卿，资性孝友，五兄弟共同烧饭、同居一处。祖父御，性情倜傥而有大节，乐于施舍，因为这个缘故家境更加贫困，但居处十分安适，乡里称他为长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 程公的父亲考抖，通晓各部经书，尤其精通《易》。考进士没有成功，便高尚自守，归隐山林；后来因程公的缘故，被追封为承议郎，累次追赠至宣奉大夫。程公的母亲金氏，累次追赠为淑人。在这以前，祖父把小女嫁给同县的臧氏，过了很久还没有正式成婚。祖父挂念她，等程公出生后，便命淑人收养他，让他继承姑母，因此程公起初姓臧。他在童年时，志气就与众不同；稍长便善于写文章，诸位老先生都收敛姿态，敬佩服从。于是他由上舍生擢为天下第一，脱去布衣，授承事郎、太学博士，当时是政和六年。宣和元年转任宣教郎，二年授提举京兆府等路学事，借给五品服，向徽宗辞行。徽宗突然说：“你不必去了，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不久转为奉议郎，遭逢臧氏父母的丧事；服丧期满，授兵部员外郎，转承议郎。宣和七年，高丽使者回国，程公充任伴送使。徽宗当面告谕说：“朕优厚接待远方来人，他们所到之处如果供应不合法，应当奏报弹劾。”程公到南京时，副使刘士元想弹劾府中办事草率，程公说：“我没有看见有办事草率的地方；如果突然查办，恐怕州县听到风声就夸大事态，仓促之间公私都会承受弊害。”在此以前，使者往来淮、浙，通常征发丁夫拉船，一个县就有一千人，每年有时水涨，很多人溺死；朝廷已有诏令禁止这种做法，但提举人船王珣不高兴，另拟敕令，允许遇到风向不顺或水浅时趁潮水征发。丁夫按规定拉船的事，被中书舍人孙傅封还诏书，徽宗大怒，把孙傅以散官安置。给事中许翰驳正上奏，认为处罚孙傅太重，孙傅又被降职到宫观任职。等程公渡过淮、浙，所经过的地方又像往日一样征发民夫。程公便告谕县令：“已经有皇帝亲笔下令禁止役使百姓，为什么还不遵守？”县令说：“漕运提举王珣的约束就是这样，谁敢违背呢？”于是程公约刘士元一起列奏此事。刘士元畏惧王珣，不敢下笔，程公独自把事情压在心中上奏。不久传来消息，被弹劾的漕运官和县令都被罢免，并分别取勘内外官员，这才知道天子爱护百姓。当时封还驳正的制度废弛已久，朝廷正要设置讲议司，讨论使百姓富足、国家富强的政事。孙傅、许翰是当时的名流，相继上奏驳正，士大夫交相庆贺。程公的奏章送到后，意见与他们不谋而合，公议更加推重他。王珣依仗门司王通，势必要用法律陷害程公，诬奏程公所到之处只顾宴饮，专门务求沽名钓誉，便把他送交淮南提举常平司查验。王珣最终因诬告欺罔获罪。这年秋天，程公援引法令回到本宗。冬天，金军进入燕山，又攻入太原。金国国书送到后，朝廷选派使者商议和议，众人犹豫观望，程公独自抗疏请求出使。于是借给事中的身份出使河东。有人因此责怪他，程公严厉地说：“正当朝廷危急之时，只要有利于国家，即使捐弃性命也不必计较。” 将要出发时，恰逢钦宗皇帝即位。众人听说传位，相互看着都变了脸色，这才有了讲和的意图。等金军将到黄河边，宋军却焚毁桥梁而不交战；北京城大为震动，朝廷秘密商议南迁。右丞李纲坚持守城的主张，众人的心稍稍安定。金国使者来邀请大臣议事，诏令右丞李棁、右司郎中郑望之前往。议定金帛的数目，并且答应割让三镇土地后，有旨令程公暂任户部侍郎、河东路干当公事。秦桧暂任礼部侍郎，前往河中。程公和秦桧上奏说：“臣等只愿奉命出使讲和，从未请求割地。如今和议已经议定，割地却自有主张这件事的人。”奏章没有得到答复。程公随即拜见少宰吴敏，申明先前的意见；吴敏坚决拒绝，于是程公出发。夜里到达军营，无所隶属，枢密路允迪把坐毡借给程公，让他铺在地上睡觉。天将亮时上马向北走，晚上便支起帐篷，铺草露宿。过了几天，粮食和干粮都吃完了，只能分食一瓢粥。将到中山时，只命一名士卒和程公同行。到了城下，各位将帅已经先得到朝廷密谕，叫他们不要割地，因此城防十分严密。金使王汭来到城下，在远处说话，仍不能入城，于是和程公一同到燕山后返回。当时是靖康元年四月。回到京师后，程公在崇政殿答对，皇帝慰劳得十分周备。程公上奏请求修缮塘泺，整顿土兵，增加莫州的守军。又奏道：“北方军队所依仗的是战马，现在应当修治武备，利用险阻使他们不能纵马突进；这样才可以同他们较量胜负。”钦宗说：“你料定大国的军队会来吗？”程公说：“臣认为一定会来。”朝廷认为臣是在故意张大声势，然而臣不敢保证他们不会来。陛下只管竭力制定战守的计策，使缓急之时都有准备。”登极覃恩时，程公转为朝奉郎。到这时又有诏令特意连升三官，他三次辞谢都不获准，于是授任左正言。他有见解便全部说出，毫不避讳。曾经说：“如今成就太平的事业已经受损，衰败混乱的形势已经显现，而辅佐大臣没有谁肯以自身承担天下的事务。想要仰慕祖宗而追继其事业，却没有办法；想要斥退宦官，宠信任用反而更加坚定；想要铲除奸恶，却只轻轻施以刑典；想要裁汰谬误和滥用，却姑息容忍侥幸。兼听各方意见，却不能实行他们的建议；委以重任，却不能责求其成效。调发军队，失在没有及早熟议；储备粮食，失在没有及早筹划。轻易发布号令，不怕反复更改；以谈论财利为可耻，却不忧虑财用匮乏。爱护百姓、使万物得利的官吏还没有全部任用，战死疆场和斩获敌级的士卒也没有全部登记录用。像这样溃败混乱，臣担心前车已经倾覆，后车却仍然不知戒惧。”

译钦宗说：“朕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只是担心考虑得还不周全，若决意施行，必然会有所失误。”程公说：“天下的事情本来就应当这样办；然而谋划已经成熟却优柔寡断，实际上会毁坏功业。”他又说：“近来宰执入对时留在宫中单独进见，没有一天没有这种事。有的人认为这是公事，同列自然应当共同讨论；有的人认为机密事务不可不保密，那么在职的官员中谁又是不应当让他知道的呢？臣深恐议论纷纷、枝节过多，足以扰乱陛下的听察。请明诏宰执各自竭尽意见，互相评议可否，务必归于最恰当的结论，然后一同退下，不再单独留身，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偏听偏信的迷惑。”钦宗认为有道理，因而问近来派李纲任两路宣抚，外间议论如何。程公回答：“外间议论本来都认为合宜；然而李纲与大臣的议论不同，接到命令那天再三辞免，大概是担心内外不能相互呼应。如今既然已经统率军队向北出发，就必须依靠圣明的君主任用他，不要怀疑。”当时台谏的奏章下发中书省后，很多被阻止不施行，有的甚至扣留不下。程公上疏说：“君主如同心脏，宰执如同四肢，台谏如同耳目。任用耳目来扩大视听，是为了运用四肢。如今四肢反而遮蔽耳目，陛下将和谁共同治理天下呢？请在宫中设置台谏奏章的总目，考察其中有应当施行却被拖延的事情，督责执政大臣，这样或许使耳目和四肢的职责不至于偏废。” 他又论道：“陛下即位以来，搜求被疏远的正直敢言之士，安排在台谏之中，虚心听取意见，这确实是有意追慕祖宗的政治。然而接受意见却不能采用，和不接受是一样的。”钦宗嘉许并采纳了这些话。余应求、陈公辅违逆执政的意旨，相继离开京城。公论认为余应求是公正的。陈公辅志向操守凛然，陛下擢升他为台谏，士大夫正庆幸谏官得到了人才；一旦他议论政事稍稍涉及疑忌，大臣已经有人要排挤陷害他，臣担心从此正直敢言的人不能安居其职。钦宗说：“他们二人结为朋党，先前伏阙，大概就是二人倡导的。”程公说：“伏阙的有几千人，二位大臣当时只是馆职，恐怕不能鼓动号召。”钦宗说：“耿南仲亲眼见到这件事。”程公说：“当时士人百姓伏阙，二人进入官署替众人请求；南仲留下来宣谕圣旨时，却是陈公辅转告众人。”钦宗说：“南仲绝不是这样说的。”程公说：“陛下既然认为南仲的话是对的，就应当因鼓动伏阙而罢黜他们，不应当因这件事指责他们观望。而且南仲既然认为他们做过这件事，当初任命他们为谏官时为什么不奏报呢？”他又议论说，众人都认为徐处仁庸碌荒谬、吴敏昏聩懦弱、唐恪奸险倾侧，这正是政事不能振作的原因。陛下深思社稷安危，把他们全部罢免，另选英明贤能的人，共同谋划大计，或许才能达到安定救治。他又说：“陛下采取苟且的办法，实行姑息的政策；说是节省费用，浮华奢侈却仍然很多；说是爱护百姓，民生凋敝却没有停止；官员冗滥却不知道澄清裁汰，军队骄纵却不知道控制；名义上说斥逐邪佞，实际上却多方庇护；名义上说爱惜名器，却不禁止随意授官。凡是类似这样的事情，仓促数说也不能说尽。最紧急的是，宦官反复无常，快要在宫中作乱，却不知道削弱他们的势力；百姓凋敝耗损，快要在外面成为盗寇，却不知道收结他们的民心。臣不知道诸臣在朝廷共同奏事以及留身面谈时，是否也曾说到这些。后来入见时，他又论道：四方万里之远，所依靠的是监司。臣看现任和候补的官员中，仍有许多不才之人，请精选省曹、台察、卿监中忠诚正直、刚强明敏的人，分别到各部任职，这样或许使远近都受到实惠。蔡京父子、童贯、朱勔罪大而责罚太轻，程公多次上疏请求严格按照典刑惩处。又论何执中、余深从前奴颜事奉蔡京，欺骗君主、误害国家，请追夺何执中的王爵，诏令太常另定谥号；给余深授散官，把他流放到蜀地边远之处。他又曾历数汉、唐宦官的祸患，说现在不应让宦官参与外事，连写数百字；一共两次上章请求出任外官，都没有获准。恰逢侍御史李光说星象发生变异，钦宗问：“你看见了吗？” 朕在宫中连续几夜派人察看，问徐处仁时，他也都说没有看见。”程公说：“灾异到来，关键在于端正事情、修养德行。愿陛下不要追问有没有灾异，只管察看事情是否正当、德行是否修养；上天明察，变异自然可以消除。”当初程公再次论说蔡京等人的罪行，钦宗说：“总是吴敏竭力庇护他们。”程公说：“陛下既然已经察知，就应当亲自给予处置。”钦宗说：“我马上批示发出。”几天以后事情被搁置，程公又入内奏报，略微提到皇帝当面告谕的意思。吴敏于是上奏，指责程公泄露御前谈话。钦宗不认为这是罪过，秘密命近臣传谕，并且说：“程某在谏官任上，很是尽力。”这时钦宗又问程公：“李光怎么样？”程公说：“台端的职责，在于刚正而有操守，众人都认为他合适。”钦宗说：“他只有一篇文字，论朱勔却遮蔽袒护蔡京。”程公说：“臣看李光不是党附蔡京的人，应当是因为看见臣等已经有奏章，而朝廷也已经有所处置，所以不再议论。”钦宗说：“你必须替我写一篇文字。”程公说：“臣应当恭敬地领受圣训；但臣过去与李光是朋友，陛下如果顾全臣的私交之义，请传谕其他台谏官。” 因此违逆了皇帝的旨意，被授任屯田郎官。又过了几天，有旨意把他调为远地小监当，于是添差为漳州监税。程公任谏官五十四天便被罢免。光尧太上皇帝即位后，授任司封员外郎。第二年转为朝散大夫，升任光禄少卿。参加进士廷策，改任国子司业。太淑人患了晚年疾病，请求出任外祠，主管亳州明道宫。绍兴元年，召他赴行在所，他入内应对，上疏说南北连年交战至今已经七年，陛下从南都迁到维扬，又从维扬迁到会稽，只知道奔波逃避，这难道是谋求生存的上策吗？只是我们不敢同敌人交战罢了。”于是提出十件事：“激励志气，亲自奉行勤俭，访求贤才，寻求将帅，申明纪律，治理财赋，广泛招募，整治水军，谨慎发布命令，责求实际成效。”又说：“国家承平将近二百年，兴兵结怨，盗贼乘机而起。陛下早晚勤勉，何尝不是把兵戈未息当作忧患？然而积弊到了极点，文书被繁多事务困扰，士风沉溺于奔走竞争，职事因因循而荒废，财用被浮华浪费所蛀蚀；把放纵奸邪当作宽厚，把废弃事务当作简静，毁誉失去真实，偏私损害公正。不能大力革除旧弊、彻底改变，使一切归于简易朴实，以威严加以整饬，振作肃清纲纪。”

译臣私下担心只是白白耗尽日力，希望下诏让大臣彻底更新政治，这样或许可以振兴衰败、拨乱反正。”他又说：“去年冬天伪齐偶然没有南渡，如今剧贼李成的势力稍稍衰弱，臣深怕危急困苦的言论不能传达到圣听，因贪恋安逸而日久忘忧，不能预料祸患突然发生。愿陛下深思远虑，早晚以扶危定倾为务，激励志气，或许可以消除祸乱。”太上皇正想提拔任用程公，但掌权办事的大臣与他议论不合，于是他竭力请求出任外官，便授任直秘阁、提点江东刑狱。过了一年，授任太常少卿，入朝觐见时进言：“近年军队接连不断，输送粮饷正急，而州县的常赋不能供应，势必发展到横征骚扰。请明诏宰执，让他们寻求通晓、熟悉财计的人，共同讲求利弊，节省浮费，修复废弛、举发弊端，使国用充裕，仓促之时不至于征敛。又请每州设置一名教官，专门负责教导。”皇上说：“士大夫称赞你，内外都一样。”当天任命为给事中，赐三品服。他曾说，治理天下的道路一定从教育开始；然而人君的学习不在于章句，而在于考察治乱兴衰的事迹，辨别贤能和不肖；其中的关键，又在于端正内心、意念真诚。又说土地被侵削，从未有今天这样严重；然而物极必反，希望同大臣竭力谋求恢复。不久，兼任侍讲入内谢恩，进言说：“夏代有后羿作乱，而少康成就了复兴之功；周代有懿王时的厄运，而宣王安定了周室的事业。愿陛下广泛阅读少康、宣王的事迹，思考用来伸张愤懑、洗雪耻辱的方法。”诏令大臣放下末节事务，每天谋划恢复之策，那么中兴的功业大概一定能够成功。又说，今天各位将领官位高而不能任使，兵力众多却不肯分拨；臣私下担心他们的副将中或许有可以搜拔任用的人，请下达圣旨，命各大将秉公推荐，指挥官各举荐数人，由陛下加以选用，逐渐分拨他们所统率的军队，遇到紧急警报时再根据形势斟酌派遣。这样或许兵力不会过于集中，副将中的能人也能自行显露。又说，伪齐蚕食宋国，而两年没有最终南下牧马，是因为关陕的军队牵制了它。请陛下在淮南建立藩篱，在江上设置控制要害的防线，并大力整治水军，以防敌人越境突袭。过了不久，程公请求在便殿应对，进言说：“宋室中兴到现在已经八年，却没有看到恢复失地的一点成效，这实在是诸臣无能的过错。请陛下首先思考任用贤能、驾驭英雄、推诚尽礼的办法；其次采取磨砺驽马、磨利钝器、弃除瑕疵而录用优点、打破朋党和破坏党争的办法。” 又说，政和年间曾设置裕民局，宣和、政和年间曾设置讲议司，都是舒缓紧急、挽救弊病的举措，本意并非不好；一个是被掌权大臣夺去权力，随即奉命罢废；一个是琐碎地罗列小事，只白白耗费日月。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权要无法借此收买恩惠，近幸无法借此窃取宠爱，吃闲饭的冗员无法借此侵耗太仓；实际上这些事有利于国家而无害于百姓，小人却都觉得不方便。建立修政局，宗旨是节省费用、使国家富裕，强大军队、安息百姓；这些在今天已经成为迟后的事情，希望陛下用不受迷惑的明察来照见，用不可动摇的刚断来决定。所谓中兴的政事，这就是它的根基。又论说国家自从迁徙流离以来，祭祀事务极为简略，请下诏让礼官酌定孟飨的仪式，按时设立神位，皇帝亲自举行献享，天子嘉许并采纳了。他又说：“三衙的军队单薄衰弱，空缺的名额又不补充；五军所统率的，多是招抚收纳来的人员。应当逐渐补足旧有名额，随宜改换安置，这样或许可以使禁卫军更加壮盛，控制驾驭各得其所，不至于产生意外忧患。”又说：“卫国的君子多，吴季札认为没有忧患；晋国的君子多，季武子却认为不能因此苟安。如今侍从才十多人，从卿监到馆职，建炎初年裁定员额，未免太少。” 正应当招致英杰，使侍从官不至于有太多空缺，增加卿监以下的员额，这样或许可以在遇到事情时不再有缺乏人才的叹息。”他又说：“汉光武帝亲自到战场。皇上说：‘朕正要安排江上军队的将领，等确定日期就亲自骑马前往察看并抚慰，以激励士气。’程公说：‘这些年我军临阵，都望风逃跑。陛下如果能屈尊亲临，士气自然会振作。’程公任职门下省后，把章奏当作自己的职责，抗言论事，从不阿谀回避。恰逢任命权邦彦签书枢密院，程公论说邦彦有五条罪状，前后三次上疏都没有得到答复，朝廷只把他交给次一级官职办理。诏书读完后，程公便请求免去现职，授任兵部侍郎，但没有接受。他抗章自陈说：‘臣蒙受陛下深厚恩典，擢升置于省闼，近来每每提出驳正奏议；事情既然不能挽回，按道义应当离开职位。况且臣的双亲年老而且有病，不能跟随臣在外为官；臣侍奉君主和双亲的道义，都没有做到尽善。’皇上被他的话感动，亲自用御笔在奏章末尾批示，优厚地给他官名，选择善郡以便照料私事，于是授任龙图阁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跻、左司谏方孟卿上疏挽留程公，又授任他为给事中，并命秦桧传达旨意给参政翟汝文说：‘给事官看到皇上委曲挽留到这个地步，怎么还可以再辞谢呢？’ 程公入内谢恩，皇上说：“设置给事中的职责，就是要驳正不同意见，难道在于一味附和吗？朕因为你三番五次请求离去，勉强顺从你的请求；但我实在不愿你离开，特意赐给你象笏，表示深厚的眷顾。”南渡以后，内藏不再有积储，每年从左藏库拨出数万钱帛充入内藏；到这时又命令支拨兑换，供给颇多。程公说：“建立内藏，小的意图是帮助有关部门供应经费，大的意图是经营燕云；最仁厚长远的考虑，是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取用，不至于横向向百姓索取。所以真宗皇帝曾告谕群臣，说储存金帛是为了军国之用，不是供自己享受。神宗皇帝作诗说：‘每每怀着警惕之心，妄想遵循祖宗遗业；只顾自己没有勇武资质，不知何日才能献上克敌的捷报。’历朝以来，三司财用缺乏就从内库借取，有时多年不能偿还，便免除这笔债务，这些事情都可以考见。南渡以来，内藏不再有积储，所以每年从左藏库拨出数万钱帛，已经不能算少。陛下也曾向臣僚宣谕亲自奉行节俭的话；然而今年刚进入秋天，左藏库一年的供给数目已经用尽。近来又命令兑换借取钱帛，不知道费用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希望陛下向下忧虑时事的艰难，向上仰观祖宗的志虑，践行节俭的言语，体恤输送供给的困苦，使四方百姓都明白地知道圣德。”

译当时建立都督府很合乎众人的心意，朝廷接着又派沿海制置使，外间议论十分喧嚣。程公说：“臣看今天退避的计策多，防守的计策少。”希望陛下专门以征伐的责任要求将帅，以富民理财的责任要求宰执；而皇上内心勤勉，致力于修养德行，上合天心，下合民情，那么即使早年有所失，也可以在晚年收回来。皇上说：“你可以说是责难君主的人了。”过了很久，程公再次申明先前的请求，皇帝批示授予官名和郡守之职，以便他回家奉养父母；又讨论恢复原来的官名，改任知信州。给事中胡安国、中书舍人刘一止接连上疏，论说程公忠诚守信，可以担任献纳之职；正直，可以掌管风宪。留在朝廷官列中，嘉言正论就能上达圣听，所得益处很广。于是程公再次被留在朝中。闽地盗贼范汝为已经平定，朝廷因为密院人员和属吏刘希房等十九人有功，各自升一官资。程公说：“将士在外面冒着箭石作战，属吏却在内廷接受恩赏，这在事理体制上是不对的。”正要振作士气、建立武功，怎么可以承袭侥幸求赏的弊病？临安府营造修缮，从上至侍从，近至宦官，外至属官，下至胥吏，都分别得到赏赐。程公说：“皇帝移跸后的营造修缮，是官吏的职分。如果没有荒废和缺失，哪里有什么功劳？”他请求全部停罢这些赏赐。当时皇上正振作精神考察古事，留心经学。有一天，他和程公从容讨论《左氏春秋》，深入探究它的旨趣，并且说：“胡安国近来进呈的政论非常好。”程公说：“安国经术和品行一向很高，又通晓治理国家的体要；朱震也深深精通这门学问。”皇上于是召用他们。接着又向程公询问人才，程公便推荐徐俯、曾开、程俱、范冲、赵思成、萧振，都是当时的名流。五月，诏令侍从逐条陈述自己的见解；凡是能够节省费用、富裕国家、强大军队、安息百姓的事情，程公上疏逐条陈说当时的十四项急务，论说十分完备，切实恳切，完全符合圣意。自从程公驳斥邦彦以后，当时的宰相对他怀恨很深，秘密以中书后省封还驳正纷争、削夺宰相权柄的说法打动皇上。有一天，宰相私下推荐席益；皇帝已经接受意见，准备召他，于是召后省官员出来，把御批给他们看，同僚相互看着默然不语。程公说：“席益为人，相公难道不知道吗？何必引用他？”随即入内上疏论说席益。几天以后，程公被台谏奏章论罢，提举亳州明道宫。绍兴四年，授徽猷阁待制，任抚州知州。抚州处于交通要冲，迎来送往事务繁杂，府库空虚，连年饥荒；崇仁、宜黄的盗寇同时兴起，过了很久也不能擒获制服。程公到任后招募有才勇的士卒，核实兵力，重加赏赐，不久贼党全部平定。并且命令所属县劝诱豪强富户，降低粮价、广泛出售粮食，四境因此安定聚集。遇到旱灾祈祷必定下雨，一年之中没有大的灾荒。因为双亲想回归故里，程公两次上表请求奉祠，获授提举江州太平观。绍兴六年，遭逢太淑人丧事；第二年，又遭逢宣奉公丧事。服丧期满，转任朝议大夫，以原来的官名任严州知州，尚未出发便改任宣州知州。听说北方军队将来，程公疏浚护城河，增高城墙，整治铠甲兵器，充实仓廪储备，威势隐然成为江右的重镇。等到朝廷商议请求和议，他坚决辞去郡守职务，再次上表请求奉祠。绍兴十二年春，召他赴行在。这时和议已经达成，程公想激励皇上的意志，使他更加努力治理国家。入朝拜见时，首先说：“陛下向上挂念太母，向下忧虑百姓，甘愿屈己求全，竭力主持和议，最终双方以玉帛相见，终于如圣上所愿。还希望陛下不要认为今天比过去好，就以为可以稍稍休息，仍然更加用圣心勉励自己。”董仲舒说过：“上天想扶持并保全某件事，关键在于努力勉强，并不是空话。”皇上再三嘉奖采纳，授程公兵部侍郎兼侍读，赐爵鄱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程公又上疏说：“今天祖宗旧有的土地还没有收复，父兄的深仇还没有洗雪，难道可以就此把停兵息武作为打算吗？臣只愿陛下激励自己的志向。”景灵宫朝献之后，程公趁机进见说：“土木工程劳民伤财，营造过度，祸败也会随之而来。比如近来景灵宫和外殿的工程，实在有不能停止的地方。臣希望除此之外的一切营造都禁止。”臣私下观察，自古中兴的君主，没有比周宣王更盛大的了，但也不能没有过失，所以诗人不断进谏，因而有‘规规而不已’，又有‘诲诲而不已’，又有‘刺’。由此可见，身处成功之中是很难的。皇上改变脸色，嘉许采纳。讲读官旧例都有讲义进呈；后来担任侍读的人因循简陋，只记录旧事进读，不再约束文辞、申明义理、发明经义。程公于是就所读的内容，随事深入，清楚阐明。后来他入侍时，谈话之间，皇上说：“近年侍读不进讲义，得到你以后，每件事都铺陈得很好。”程公说：“讲义本来不一定非要进呈；但如果只是读完就退下，那就太像充数的官员了。臣曾读《三朝宝训》，读到真宗向李至询问通晓经义的人时，李至说：‘当时李至所称的只有崔颐正一人，因为通晓经学的人最难得到。自从科举重新采用词赋以后，士人只工于剽窃拼缀，苟且求取科第；如今治经学的人同诗赋相比才有十分之一，恐怕几年以后再也没有通晓经学的人了，应当斟酌让两科并进。’ 对士人稍加抑扬取舍，使经术不至于废弛，这是长久培养人才的道路。”秦桧对程公说：“皇上曾传谕伯寓在经筵时说，两科中学习经学的人很少，应当怎样安排？”程公说：“想使两方面不偏废，不如把经义和诗赋合为一科。”后来便交付礼部施行。资善堂有职位空缺，特意授程公进爵，给他的儿子增加食邑五百户。程公又曾读《真宗奖擢刘锴》的记载，便说：“功臣的后代以及贤能之人的后裔，不可以抛弃。陛下加恩于众多士人，修建太学；但选拔、考试、教育国子生的制度，还没有听说。希望考察有虞和成周的制度，下诏告谕有关部门。”他又上疏论说，治乱安危相互反复；如今虽然胜过往年，但江淮已经失去险要。讲和以后，近则几年，远则一二十年，不敢保证敌人一定不会再来。希望强大军队、厚待百姓，预先作长远打算。安定时不忘危险，生存时不忘灭亡，太平时不忘混乱，这才是使和好长久的策略。不久，转为中奉大夫，试任兵部尚书兼侍读翊善。皇上对他的恩礼虽然十分优厚，但程公实际上与宰相的议论相违背，深深害怕猜忌的祸患，于是竭力请求奉祠，便授任龙图阁学、知信州。

译辞别皇帝时，皇帝特赐御书真草《千字文》、象笏和犀带。当时执政和侍从都还没有得到过这些，朝廷内外艳羡不已。甲子年，夏季发大水，毁坏城郭，所属各县有近千处发生洪水，百姓的田地房屋毁坏，漂流溺死，无法救治。程公详细奏报水灾异常以及宽免抚恤的事项，请求朝廷办理。当时宰相正在歌咏太平，厌恶听到灾异之言；看完奏章后，回头对同僚说：“尧时的洪水也没有到这种程度。”程公听见后说：“时势已经不可为矣。”于是称病请求奉祠，提举江州太平观。绍兴十六年，转为中大夫，进爵为伯，增加食邑八百户。十九年，再次任职，升为太中大夫，进封广平郡开国侯，增加食邑三百户。又因郊祀恩典增加食邑三百户，共一千四百户，实封一百户。第二年，陆升之诬告前参知政事李光私自撰写野史，棘寺承受执政大臣的意旨，罗织罪名上报，说程公不应当同李光通信问候、寄送衣帛，降授朝议大夫。绍兴二十二年正月，程公因病请求退休，授左中奉大夫。辛亥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遗表上报后，特追赠左通奉大夫。程宏靖于当年十二月把父亲的灵柩归葬在程山左边久之墓旁，那里有泉水从栏槛下奔涌而出；后来根据青乌家的说法，于乾道丙戌年改葬到龙潭以东五里、白南乡松林寺右边。夫人沈氏确实与公合葬。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宏雅，未及冠便去世；次子宏齐，任通直郎、士监建康府榷货务都茶场，死于任所；幼子宏靖。四个女儿：长女嫁给已故文林郎、监镇江府榷货务门臧栯；次女嫁给奉议郎、通判南安军胡璪；三女嫁给奉议郎、新权知汀州汪赓；幼女嫁给进士臧桶。孙子八人：有功，任宣义郎、新通判秀州；有孚，任承奉郎、广州增城县丞；有元、有章、有尚、有大、有渝、有嘉。公见识情趣高超，从小到老没有一天放下书卷，总要到半夜才睡。他博览群书，所以文章宏大深厚、典雅刚健，纯然自成一家。去世后，他留下的著述有《论语说》四卷、《论语集解》十卷、《周礼义》十卷、《尚书说》一卷，《谏垣论疏》《奏议》各四卷，《黄门忠告》《经筵讲读》《三朝对语》各五卷，《资善堂口义》二卷，《饱山集》六十卷，《野叟谈古》《两汉索隐》《唐传摘奇》《诗话杂志》各一编。只是公的学问根本在于至正之道，涵养完全出于刚大之气；对于贫富贵贱、利害得失，从不让它们扰乱自己的内心，所以仕进退处只看是否合乎道义。公初入仕时在学省任职。道教一流的林灵素翻译道书，夹杂俚俗语言和戏谑之辞，朝野上下都一致相信并归向他。大司成李邦彦率领官员、属吏和学生清晨前去听讲，公愤然拒绝。蔡佃任司业时，一天对公说：“为什么不去拜见太师？”太师非常喜欢公，曾说“应当让他处在立螭的职位上”，公只是连声答应并谦逊推辞，始终没有去拜访。在谏省中，公参与朝廷议论、谋划和进言，务必以犯颜直谏为恭敬；凡是端正国体、救济民生疾苦、辨别贤能与不肖、明辨是非，都反复向天子直言。治理郡县一定抓住大纲，略去琐细事务，以简约安静镇抚；同时体恤百姓，常常设法聚集百姓所需要的，除去他们厌恶的，崇尚礼教。对官员严格实行月试、季考，依法亲自评定他们才艺的高下，求学之士都纷纷受到感召。任职临川、宣城时，正赶上朝廷多故，军队征发四方，调役纷繁。公应对变化，事无巨细都安排得有条理，军队供应没有匮乏，百姓也没有因此困苦。任职法从二十年间，三次执掌州郡，所到之处还未等到记载考绩便离任。入朝任职仅五个多月，之后都奉祠退居乡里。他在龙潭之南营建住宅，闭口不谈时事。以礼宾待贤能、老师，督促教导子侄，亲口讲解、亲手指授，早晚都不厌倦。间或有人与计偕同行、参加科举，公对他们严厉训诫说：“读书修养自己，责任重大而道路长远。君子致力于长远而重大的事情，你们不要把应试求官当作满足的道路。”公自号“愚翁”，并亲自作传，大意说：我不善于曲折周旋，有人因此认为我直率；不明白趋时迎合，有人因此认为我耿介；不怀疑别人欺骗自己，有人又认为我诚实；不喜欢同人争较，有人又认为我是长者。我做事一向苟且，从未精心思考，后来知道悔恨，之后又反复如此；知道这是自己的毛病，却不能改正，真可以说是愚了。因此以“愚”自称，大概是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对别人要求宽厚，勇于行善而不愿追求名声。这就是公的志向。公首先推恩荫及臧氏弟弟，后来做到郎官，用以报答养育之恩，丝毫没有遗憾。升至八座、可以任用子弟时，先把恩荫给同胞弟弟，再给孤侄，然后才轮到自己的儿子。官职恩荫不能及的人，便替他们经营生计；又十分优厚地供奉家庙，严格举行春秋二祭，簿籍、仪物都整理得端正，丰俭适中，作为可以继承、传后的制度。公简朴平易、端正诚信，不置办田产园宅，收入仅够供给伏腊祭祀。有一次有人要出售良田，故参知政事张焘公听说后，借给他一大箱白金。公惊醒般说道：“人生大致能满足眼前需要就够了，何必辛苦追求多余的财物？”立即命人拿着契券把田还给田主，并归还张公的金钱。公敬重贤者、礼待士人，急切得唯恐来不及。别人有一点长处，他爱惜得不亚于那长处出自自己。有人的内心深藏私情、外表厚道，靠矫饰来求取名利，公虽然洞察他的内心，却仍以诚相待，不厌恶他而又严正对待他。这样的人往往也会悔悟，深深为平生行为感到惭愧、自责。替人写荐举文书，从不只派一个使者，也不让人借助宠臣的姻亲旧交来求进；对于寒门出身的下级官吏尤其加以推举援引，一定期望使他们成功。至于平民士子，有的袖藏书信、诗赋，带着举子所学，突然前来通报求见，既非亲戚也非旧交，公仍倒屣出迎。即使他们所作的文章，也和他们相互切磋，讨论是非，一时之间，维护名教的人都以公为依靠。公酷爱《论语》，精研深思，随有所见便写在册子上。练塘洪先生兴祖早年因这部书跟随公二十年，分析疑义、辨明惑理；晚年得到公的《论语说》，便作序置于书前。其中有这样的话：“培养孝悌的根本，阐明忠恕不二的道理；因孔子射箭一事而受到感发，因周公的四句话而流泪。”凡是这类论断，都是古今学者所不能达到的；考察公的实际行为，却如同符契相合。

译公培养了浩然之气，具有仁者的勇气，是当世的古人。公去世后，他的书广泛流传。尚书郎魏安行将要主持京西漕运，刻板印刷以传播。有人把书拿给秦桧看，秦桧大怒说：“伯■〈宀禹〉竟敢著书来诽谤我，后世若相信他的话是对的，那会把我看作什么人？洪兴祖、魏安行怎么竟然作序刻板印书呢？”于是暗示言官弹劾洪兴祖、魏安行，使他们被夺官并贬谪南方；台省的公文下达京西，搜取书籍和书板焚毁，而公的儿子、孙子的姓名也在其中。凡是仕籍中有记载的人，都被废弃禁锢，不予调任；又谋划如何排挤程氏学者，但秦桧不久便死了。起初，公患病一个多月，病势渐重。一天早晨，他起床草拟遗奏，交给门下士，并让故吏部侍郎余时言把它上呈。他又写信详细说明丧葬始末，告诫不得仿效俚俗浮靡的做法。至于孝、友、恭、俭，他谆谆告诫说：“能够这样做，就可以保全家族；否则，个人和名声都会败坏。”随后慢慢看着左右的人说：“距离上元节已经不远了。”催促命人把卧具铺设在中堂，到了约定的时日便去世。孔子说：“大臣以道义侍奉君主，不能这样做就辞职。”子夏论说君子有三种变化：远望他庄严肃穆，接近他温和可亲，听他说话又严厉。公确实都具备这些品德。铭文说：气魄宏大而刚强，充满天地之间。孟轲的浩然正气，正好与韶濩之乐相谐，刚劲得足以撼动金石。韩愈浑厚自然，曾折槛进谏、犯颜直言，又能扭转乾坤。谏诤的奏草凛然可畏：由我而行的，我不居功；由我引发的，也有上天保全。名声灿然，有儿有孙，越来越兴盛昌隆。大概会这样绵延不断地刻在石上、写成铭辞，与山岳一同永不磨灭。舆论都这样说。《胡制机（闳休）传》——胡升 胡制机闳休，字良■〈弓弓攵〉，是婺源人。宣和初年进入太学，和陈东、汪若海以义气相互信许。汪若海把妹妹嫁给闳休为妻，当时正值朝廷忌讳谈论兵事。闳休著有兵书二卷。靖康初年创设知兵科，闳休应试考中优等，补授进义校尉，升承信郎。金人围城，闳休分区防守。二帝到金营，闳休想结集义士劫夺他们。何■〈〈卤，仌代乂〉上木下〉禁止二帝北迁。范琼遣散勤王军，闳休说：“勤王军可以前进，不能后退。”檄令中随军行动，却没有使用“靖康”年号。闳休得到檄文后流下眼泪，怀揣檄文逃走。他跟随辛道宗勤王，南渡后因忠义升任保义郎。鼎州钟相作乱，钟相死后，余党杨么率领部众盘踞湖湘，聚集数万兵力，拥立钟相的儿子仪，伪称太子。有人说应招抚，有人说应讨伐。闳休作《致寇》《御寇》二篇，认为天地之气先春后秋，对方不服招抚就应讨伐。于是任命岳飞为招讨使，岳飞征召闳休为主管机宜文字。因诛杀杨么有功，升成忠郎兼正将，驻扎鄂州。岳飞被诬陷而死，闳休愤懑不平，闭门佯称有病，十年后去世。家中收藏有《勤王忠义集》。孙子孙照，任德安太守。（按：《宋史》称闳休是开封人，大概是闳休本来居住在婺源而户籍在开封，就像近世富户迁移户籍一样；宋代吕溱称扬州人、汪介然称开封人，也都是这种情况。） 《汪敷文（大猷）本传》——《宋史》

译汪大猷，字仲嘉，庆元府鄞县人。（按：大猷的祖先是婺源大坂人。如今考察他的家谱，记载说：端公濆生中元，中元生敬，敬有六个儿子，幼子惟谨迁居鄞县；惟谨生元吉，元吉生洙；正奉大夫洙生思温，知临安府思温生四个儿子，次子就是大猷。）绍兴七年，因父亲的恩荫补官，授衢州江山县尉，通晓熟练吏事。绍兴十五年考中进士，授婺州金华县丞。有人争夺财产，他便用长幼之礼开导，双方心悦诚服地离去。李椿年推行经界法，约束非常严厉，发檄令大猷复查龙游县。大猷请求允许不实者自行申诉，不要立即加罪。改任建德，升任昆山县知县。遭父丧，服丧期满后，调任总领淮西、江东钱粮干官，改任行在诸司粮料院干办公事。参知政事钱端礼宣谕淮东，征召他任干办公事，充任参议官；升任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户部右曹。入朝应对时说：“总核名实，把责任交给臣下；根据才能任用，不要违背他们的长处；衡量能力授予官职，不要拘泥于资品流等。”孝宗回头对左右说：“他疏通详雅而且善于议论，是有用的人才。” 授任礼部员外郎。丞相洪适推荐他兼任吏部侍郎，仍升任主管左选。庄文太子初建东宫时，兼任太子左谕德、侍讲，每两天讲授一次《孟子》，其中多寓规劝戒勉之意。太子曾拿出龙大渊在宫禁中进献的侍燕乐章，命宫僚共同作赋，大猷说：“郑、卫之音是近习之人所倡导的，不是讲读官应当参与的。”他把这件事禀告太子，事情便停止了。升任秘书少监，修撰《五礼会要》。金人来祝贺，暂代吏部尚书任接伴使；不久兼任权刑部侍郎，又兼任崇政殿说书、给事中。孝宗在清燕时常询问政事，曾说：“朕常常厌恶宦官、宫女的话，想同你们从容交谈，想知道朝政的缺失和百姓的利病，如果听到什么，都可以尽情议论。”大猷于是陈奏：“耆长的雇值隶属于经总制司，又借法令之意，使里正兼任催收赋税的差役，给百姓造成很大危害。”又论说：“亭户从未煮盐，却住在盐场附近，向盐场借钱取利，并隐寄田产，祸害波及编户百姓，应当选取二等以上的亭户充任差役。”又论说：“赐给功臣、外戚的田地，豪强争相强夺，凌辱州县；只应赐给他们金钱，让他们自行购买。”又论说：“没收入官的财产，只能施用于强盗赃吏；至于仓库、纲运中因负欠而被没收的财产，只应就其原有产业收租抵偿，偿足以后归还，使其恢复原业。” 轮到他当面奏对时，他说：“禁酒所造成的危害，以及任官者不得铸铜制器的问题，都应当考虑。”皇帝嘉奖他说：“你前后所说的，都是今天可以实行的事情。”代理刑部侍郎升任侍讲时，他说有关部门往往采用新制度，废弃旧法，轻重失当、彼此矛盾，没有遵循承用的依据，使舞文弄法的官吏不时出现，以此售弄奸诈；请下明诏编纂法令，成书后进呈。皇帝非常高兴。尚书周执羔、韩元吉、枢密刘珙认为强盗大多不处死，没有什么可以惩戒。右司林栗说，太祖朝强盗赃物满三贯便处死，不分首犯、从犯；景祐年间因杀伤人又增加到五贯，已经是从宽了。如今设置六项法，若不是亲手杀人，按例奏请裁定黥面、发配，拿什么惩罚他们？请恢复旧法，赃物满三贯者斩首。大猷说：“这是我的职责。”于是详细奏陈：“平息盗贼怎么可以宽纵？采用旧法严厉惩治，固然可以。但天圣以来逐渐采用中等刑法，慢慢失去了禁止奸恶的本意。如今所议六项法，犯罪者依此法执行；不属于这些情形而只是夺取财物的，只有再犯才处死，可以说宽严适中。如果一概置于死地，未必能禁止他们做盗贼；盗贼知道必死，反而会甘心铤而走险、杀害主家。希望稍稍给他们留出生路。”于是奏报说，采用六项法会处死十七人，采用现行法律会处死十四人，采用旧法则一百七十人都要处死。于是采纳了大猷的意见。他暂代吏部尚书，任贺金国正旦使，走到盱眙时得到印发的榜文，上面说：“强盗一律采用旧法，废止六项法。”回朝后，他自我弹劾，请求离职。皇帝听说后，又恢复实行六项法。改任代理吏部侍郎兼代理尚书。一天夜里传旨学士院，拿出唐代沈既济论述选举的文章，说：“今天也有这种弊病，可以实行吗？”第二天早晨应当当面奏对，他便奏明当时情形与今天不同，弊病虽然相似，所说的办法却难以实行。皇帝说：“你说得很明白。”郊祀后，调任卤簿使；因进言而离职，授敷文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起任泉州知州。毗舍邪曾劫掠海边居民，泉州每年派兵戍守防备，劳费不可计量。大猷建造二百所屋舍，派将领留下驻屯，持续了很久。戍兵以真腊大商人冒充毗舍邪侵犯边境，大猷说：“毗舍邪面目黑得像漆，语言又不通，这个人不是毗舍邪。”于是把他遣走。按照旧例，蕃商与人争斗，只要没有伤残罪行，便用牛赎罪。大猷说：“哪有中国采用岛夷风俗的道理？只要在我的辖境内，就应当采用我国的法律。”三佛齐请求铸造三万片铜瓦，诏令泉州、广州两州守臣督造后交给他们。大猷奏说：“律法规定铜不得出海，中国正禁止销熔铜器，怎么能反而替他们役使民力？” 最终没有答应三佛齐的请求。升任敷文阁直学士，留任泉州知州。一年多后，提举太平兴国宫，改任隆兴府知府、江西安抚使；因在大暑中讨伐永新禾山洞贼寇失利，自我弹劾，降为龙图阁待制，免去职任，居住南康军，提举太平兴国宫；恢复龙图阁待制，提举上清太平宫；又恢复敷文阁待制，升任学士，死后追赠二官。大猷与丞相史浩同乡，又是同年进士，但从未依附史浩以求进用，史浩深为赞叹。大猷乐于周济他人，撰写宗族、外族的谱系，作《兴仁录》，率领乡人创办义庄二十多亩，以此倡导义举，众人都欣然响应。著作有《适斋存稿》《备忘》《训鉴》等书。《新安文献志》卷七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九 （明）程敏政撰 ○行实（风节） 宋故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致仕、歙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赠华文阁学士、通奉大夫吕公（午）家传——方回

译公名午，字伯可，是徽州歙县人。曾祖父升，祖父玗，父亲大用，追赠中散大夫，世代居住在岩寺镇。我的先父吕琢曾拜四明舒先生璘为师。先父比公年长六岁，是同经之友；后来先后考中进士，彼此相处如同亲兄弟。先父兄弟四人，侍奉父母而远赴外地做官。先父起初授任四川蓬州教授，后来进入西广，因获罪被贬，最终死在那里。公奉养双亲，不肯到远方做官。起初授任湖州乌程主簿，接着任太平州当涂县丞，又任监温州天富北盐场，改任知临安府余杭县。谏官弹劾知县，十人中已有九人，唯独缺一人。因为公赋役治理得当、审理诉讼公平，无可指责，只因过去一点小小的积怨，便把他补入这十人之数。奏疏发出后，舆论沸腾，大家非常不平，公因此更加闻名于一时。公在乌程时，三任太守都把他请入幕府，郡中事务全由公裁决，他的名声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张魏公的儿子定叟、尚书之子忠恕，都是郡中的名士，尤其极力推荐公。忠恕的母亲夫人到郡中奉养父母，且父母俱在；每次都亲自到主簿廨舍迎接双亲进入郡治。二千石太守与一名主簿穿彩衣陪侍饮酒，当时人都以此为荣耀。在当涂时，公被郡守吴柔胜赏识。吴柔胜认为公有操守，便让两个儿子渊、濳同公结交，又发檄召入幕府掌理曹务，代理芜湖县事。淮西庐州派两名士兵来会办公事，理曹向郡府申报，说庐州士兵夺取了县民的财物。吴柔胜大怒，把两人全都关进狱中，委派公前去审问。公说，庐州既然已有公文，就不能说是夺取百姓财物。吴柔胜更加愤怒，命公审查。公审查完后入内禀告，柔胜先让身边人问他结果如何，公坚持原先的说法。柔胜更加恼怒，说庐州兵夺了我的百姓，不能忍受不出迎接公。公坐在客位上不退，也不进食。柔胜听说后，勉强带着怒气出来，并没有懈怠，想给两名士兵刺字。公慢慢说道：“如果庐州起初没有公文，那还可以这样；既然已有公文，而县里不予处置，反倒治庐州士兵的罪，恐怕不能长久。”于是柔胜听从公的请求，只判庐州士兵扰乱地方的罪，把他们押回本州，由本州自行惩处。这就是吴柔胜称许公有操守的原因。陈贵谊来接替职务，负责淮南流民；南渡以来，流民从采石绵延到各处，挤满城中，便委任公安置他们。公分类编排开禧年间的旧文书，用来防守江面、抵御敌人。知和州徐侨升任江东提举，在和陈贵谊会面时得知公在郡中，惊喜地请他入幕。公因郡中事务尚未办完，想全部处理完毕再离开。催促公的公帖送到十八次，他都没有把这事告诉贵谊。徐侨写信给贵谊，公才出行。徐侨巡行部属时因田赋之事触犯丞相史弥远，便弹劾公，使他回任当涂监盐场。浙东提举章良明把公留在幕府，不久又兼管沿海制置司事务。当时海盗尚未平定，章良明问应当用什么策略安定局势。公暗中查知情况，调军出海；粮食吃尽便返回，军队缴获的贼人物资全被官府拘收，这就是海盗始终未能平定的原因。公与制干施一飞商议，粮尽后再次供给，不许擅自返回；贼船上的一切物资全部分给军队，于是海道清平。绍定二年己丑，调任常德府龙阳县知县。公过去没有家宅，长女婿忠翊郎卜筑在杭州北关门外西马城建造营屋，公才开始在那里寄居。治理龙阳县时，公区分差役，百姓争着先行承担。富民陶守忠杀人，公依法审正其罪。当时史弥远虽不是贤相，却仍把人才登记在簿册中，贤士大夫都等待任用。他把公治理县政的成绩写入人才簿，调公任两浙转运司主管文字，又调任监三省枢密院门兼监提辖封桩上库。遭父丧。绍定四年辛卯，杭州发生大火，史弥远委任公监造太庙，二人共同负责；其中一人是贵游子弟，常常不来办事，每顿饭都陈列珍馔。巡逻者看到公每天都在官署，饮食十分俭朴，便把这件事也记入人才簿，但最终仍不能把公提拔到清要职位。史弥远于绍定六年癸巳去世。端平元年甲午，郑清之任宰相，名义上说要改革，实际上并未真正改革。三京的军队大败时，公正处在服丧期间。嘉熙元年丁酉六月，授太府寺簿；十月，授监察御史。郑清之被罢免，左相是乔行简，右相崔与之没有到任。理宗知道公治理县政的成绩，所以特意有这次任命。公在台省任职十五个月；嘉熙三年己亥正月，授宗正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检讨官。二月，调任泉州知州。当时朝廷的任命大多偏袒亲戚故旧，朋党盘踞，贪赃贪污遍地，公极力陈说这些问题。州县提高价格折纳两税，双倍征收酒课、商税，公奏请把这些收入拘收以充国用。徽州一向不出产银、米、绢以外的物品，官赋全用会子缴纳；户部忽然把嘉熙元年茶租折纳绵布改为银、会子各半。当时一两银子值十五贯会子，户部却估为三贯，郡守倪祖常十分困窘。公奏说：新安山多地瘠，赋税缴纳是一钱征收十钱，过去有时增加一文、二文，州人已经困苦；近三年来增加到十五文、二十文，又增加到三十文。百姓缴纳一文税要付三十文，又按五倍价格缴纳一两银子的折价；追收折价越急，银价越上涨。希望下令省部免除银两征收，仍旧使用会子。诏旨同意了，核计银三万三百四十二两。郡人罗瑞州源为此作记。随后又像所请求的那样，请求免除本州和籴，并请郡守向省部申报，停止岩寺镇官营，把镇务酒税均分给万户。免除罗织罪名，给居民和行商带来乡里的长久恩惠，都是这类事情。最大的祸患是郑清之丧失军队、挑衅敌人；到这时丁黼死于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史嵩之不久升任督府；陈韡、杜杲在淮西，各处都很危急。王鉴在黄州，计算需要十七万兵力，包围才得以解除。唯独赵葵在淮东没有遭受兵祸，却坐视淮西被围，不肯出兵援救。诏令催促进兵，语气不能说不严厉急切，但赵葵最终仍拖延不前。公多次上奏，毫不停歇。赵葵捏造诽谤，说公和京湖制司结党，公因此被逐出台省，随后又与郡职相违。然而公的奏疏说，边境将帅彼此对立，没有同舟遇风时同心协力的心，不应幸灾乐祸；应当同心协力、消除嫌隙，而史嵩之也因此怨恨公。当时乔行简拜少傅，平章李宗勉先在政府中任职，对赵葵攻击公的话深感怀疑。后来有从淮东来见宗勉的人，说台官都曾写信与赵葵往来，只有吕御史没有。宗勉这才非常认为公贤能，公开向人称道，说吕伯可原来是独立无党的人，而赵葵和史嵩之都怨恨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万人〕

译公等待郡职空缺达七年。淳祐二年壬寅正月，迎接任职的使者到了，公以泉南是货物珍宝聚集之地为由，托说奉养父母不便而推辞。当时史嵩之在嘉熙庚子四月从督府入朝，与李宗勉一同任相；过了很久，乔行简以少师、保宁军节度使身份离职，李宗勉死于任上，史嵩之独任宰相，大权旁落。彗星出现在营室星宿，天下大旱，西湖干涸见底，人相互食食；江潮将要吞没菜市、艮山门，又有客星出现在尾宿，世事于是大坏。史嵩之虽然得到史弥远的人才簿，内心知道应敬重公，却暗中怨恨台省对边将事实的议论，忌惮公。四月，改授浙东提刑；数日后，史嵩之命邓泳唆使董复亨弹劾罢免公。朝廷内外都认为史嵩之不公，而赵葵获得赐出身，也在枢府任职。五月，调任提举建康府崇禧观，依照惯例上书自陈。九月，再次授任浙东提刑；任职半年，监察御史刘汉弼和中书舍人华贲哄闹着一同被逐出。理宗临朝时告谕台谏，说他们不懂事体，只好寻找一位旧人，并说到了公的姓名。史嵩之恨不得由自己提出，退下后拟定两人，进用其中一个以遂私意。皇帝亲自批示特意任命公。于是淳祐三年癸卯四月，公再次入朝任监察御史；到宫阙时，皇帝特旨召见，对他说：“你一向的议论很明切。”又说他所论边事很好，接连称许三次；还谕令史嵩之兼任崇政殿说书。史嵩之一向不想让公进入经筵，暗中多方阻挠压制。当时项容孙授任殿中侍御史，与公同在言路；项容孙的儿子娶了上泾吕氏的女儿，这女子是公的从侄女。史嵩之让项容孙上疏请求回避，想动摇公的职位，但按法律并没有需要回避的理由。史嵩之于是与言路官员秘密谋划，认为王瓒不喜欢公，又爱喧闹，便授王瓒为右正言；这是十月五日的事。公曾弹劾王瓒的姻亲史洽，史嵩之想激使王瓒同公互相攻击，公当天便离开灵芝寺请求回避。理宗亲自书写诏谕说：“吕某请求离职，朕已经下旨不准；可以让都司传谕，仍在御笔‘已’字旁添一个‘先’字表示意思。”史嵩之见皇帝如此眷顾公，不得已才委派都司检正韩祥、都丞陈一荐二人挽留公入关；史嵩之又亲自写信调停。公说台谏官既然已经出任外职，就没有再次入台的道理，与二人相持了一昼夜。二人说既出任外职后再入台有先例，应暂且奉行君命，回到台省再以文字请求离职，皇帝最终仍不准许。言路同僚于是请约王德成先到公的厅堂拜见。王德成就是王瓒，杭州人，是史嵩之的门客，极其凶悍；因此公再次被留下，但彼此议论更加不合。一天，省札规定不许台谏官接受短卷，同僚都在客位张贴榜文，唯独公上奏争辩说：短卷固然不可全信，但如果不许接受短卷，就是堵塞台谏官的耳目，不是天子把耳目寄托于台谏官的本意。奏疏发出后，人人都认为公说得对。史嵩之锐意推行经界法，把事务全交给州县吏员，吏员又与豪强百姓互相勾结，暗中增加下户的税额；公因此弹劾乌程县令诸葛千里。史嵩之大怒，斥骂都司韩履善，对公说：“韩祥等也像这样，希望他暂且停止。”但他刚一禀报便发怒；如今有察院官员进言，姑且搁置此事。史嵩之从督府入朝为相，蜀、襄、淮三地没有一年不毁坏城池、丧失军队，战死者达数十万、数百万。稍有小胜，便在皇帝面前张扬夸大，借此向君主邀功，说边事若不是我就无人能够承担。后来又说有情报称北境内部发生叛乱，想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从寿春逐渐谋划进取。公认为在败绩狼狈之后，怎么能再次重蹈前车之覆；但当时还不想明说，奏疏只说：“我们所得到的间谍情报从未确实可靠，不应轻易相信而妄自行动。”史嵩之的弟弟宾之知徽州，贪婪暴虐、任意妄为，公不避乡里之嫌而弹劾他。史嵩之最厌恶公议论边事。淳祐四年甲辰五月，授起居郎，出任台省并兼史院官，公多次请求离职。八月遭母亲潘氏夫人丧，九月四日史嵩之遭父亲弥忠丧，回四明服丧，谋求起复。徐霖、冯棻等人以及太学生群起攻击他。史嵩之失败后，议论者不知道公曾两次任御史，都是理宗亲自擢用；公起初确实不认识史嵩之，也不是因为作为他的门客而触犯他，得罪史嵩之的事情不止一件。此后掌国政的人便按惯例认为公是史嵩之所任用的，不再起用他。公当时已经六十六岁。闲居十二年，官阶和祠禄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回到故乡养老。方回二十二岁时到岩寺镇，见到公的父亲吕琢已经八年，那年是戊申。公怜悯方回孤苦无依，谆谆开导教诲。到十一年辛亥，方回从临封归来，公给他取字“万里”。第二年壬子，公的儿子吕沆任知于潜，又改任淮西饷管，都迎接方回侍行。方回奔走于东西各地，来不及再见公；公在金陵宝祐三年乙卯十二月九日去世，这一天正是方回出生的第二天。公享年七十七岁。方回曾说：“人才的盛衰，关系到世运的盛衰。”近世有时人才日益兴盛，世运却日益衰败，那是什么缘故？前三代，就是夏、商、周；后三代，就是汉、唐、宋。文章兴盛，宋代不愧于汉、唐；学问兴盛，则超过汉、唐。熙宁、元丰年间的邪党把元祐之学列为禁学；程氏之学和苏轼、黄庭坚的学说都被禁止，于是失去了中原。学禁一解除，光尧便因此中兴。到了乾道、淳熙年间，苏轼、黄庭坚的诗文成为学者所崇尚的；只有朱文公继承伊洛之学，却没有人能够深切喜爱。庆元年间党禁之论再次兴起，又把它列为禁学。奸臣韩侂胄被诛死，嘉定以来，没有见过朱文公却能继承其学脉的，有西山真公德秀、鹤山魏公了翁，公也是其中之一。公娶祝氏夫人，比公早十年去世，实际上是文公母亲夫人的侄女。公得到她家传的学问，阐发说明文公之学，逐渐得到其中的余绪。公考中著名进士，建安刊刻《竹坡类稿》若干卷，流传于世。“竹坡”这个名号，是因为公初居西马城时种竹，因而自号竹坡。元祐年间人才并非不盛，但符观、宣靖年间世运衰败，是章惇、蔡京等人使它衰落的。庆元、嘉定、淳祐年间也仍有人才，但世运更加衰败，不可救治。像文公、真公、魏公和公这样的人才，是史弥远、韩侂胄、史嵩之等人使他们消损的。总的说来，宋代人才并非不兴盛，而是被宋代权臣消磨了。消磨人才，也就是消磨世运。消磨到贾似道时，世运已经无可再消，而有了归宿。公被废弃以后，像谢方叔、丁大全这样的庸碌谬妄之人玷污宰辅职位，处处可见。公一生所敬重的，只有参政徐清叟、丞相董槐；公的儿子沆也以他们为师、为尊长。丞相程元凤与公同乡、同经，出生比公晚二十一年，二人友善。公死后，追授右文殿修撰，知严州。

译四年丙辰春，诏令以原官致仕，用在世时的身份发布命令。这是董、程二位宰相在政府中替他争取的。官至中奉大夫、歙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屡次追赠至华文阁学士、通奉大夫，最终去世。第二年正月，灵柩运到马城；九月，归葬岩镇。儿子一人，沆；长女嫁给谁，前文已经记载。次女嫁给迪功郎刘泳。孙子五人，见《沆传》。文集尚未刊行的，收藏在家中。公夫人娘家有祝二居士景先，生有男女十四人。枢密汪公勃的妻子排行第四，生下作砺；作砺在子辈中排行第一。作砺的妻子排行第三，生下义和、义荣、义端。吏部朱公松的妻子排行第五，生下文公；这些孙辈都排行第二。公的夫人排行第三，属于曾孙辈排行第三。祝穆，字和甫，是文公表弟的儿子，撰有《方舆胜览》，公为它作序。祝穆的儿子洙任太学博士，以公为老师。评论说：宋朝的天下因台谏而兴盛，也因台谏而败亡。宰相不贤，用台谏官罢黜他，是容易的事；否则，就会有苏轼所说的：“即使用兵取天下，也还不足以解决问题。”那么，台谏官可以同宰相相互勾结吗？台谏官迎合宰相的意旨，从王安石推行新法开始；章惇、蔡京等人继承旧党争论，台谏官于是同宰相相互勾结。但当时仍有陈瓘、刘安世，屡遭挫折也不屈服。中原丧失以后，东南一隅之地，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都暗中同台谏官结为一体，用来除去自己厌恶的人、专擅权力、巩固职位。唯独我乡里的左史公两次任御史，都是理宗亲自擢用；前一次与乔行简不合，后一次又与李宗勉、史嵩之不合。当时正值理宗在端平年间亲政之后，惩戒史弥远专门任用台谏官的做法；荣王赵与芮每月秘密上疏，间或还有节帖传谕，庇护保存姻亲故旧，严防宰相与言路合谋。然而理宗却又感念史弥远拥立自己的恩德，以边事让他的侄子史嵩之任相。大奸虽有许多台谏官是他的私人，仍不敢完全欺骗皇帝。理宗之所以还让左史公稍微施展自己的志向，议论者没有察觉这一点，是错误的。公在乙卯年去世，董丞相槐、程丞相元凤都没有同台谏官勾结的迹象；可是大宦官董宋臣掌权，台谏官全都出自他的门下。郑清之再次任相以后，便同周坦、陈求鲁、陈垓、蔡荣互相勾结，向董宋臣献媚，以蒙蔽理宗。吴丞相潜起初因触犯董宋臣而被逐，谢丞相方叔则因儿子谢循与董宋臣争夺湖山游乐之地而离职。实际上，泉州人洪天锡表面上师法吕中，内里却作为董宋臣的门客；他在史馆任职时，多次同洪天锡讨论政事，感叹没有机会面见皇帝，无法把胸中积蓄一吐为快。像董宋臣、谢堂、厉文翁这些近习、外戚的横暴，无人敢于议论。吕中不知道天锡实际暗中刺探董宋臣，因而得以列入六院班次；忽然有一天，天锡授任监察御史，这是董宋臣的力量。吕中问他应当说什么事情、弹劾什么人。天锡装作不知道，吕中便一件件教给他。天锡得以进用后，又暗中同谢修深交，以此求助于方叔，于是打算借董宋臣的路径进入言路，再反过来弹劾他以取得名声。谢修结党扶持方叔入台，第一份奏疏就弹劾董宋臣等人，理宗惊骇，不予施行；又两次下诏传谕，仍不施行。天锡离开后，天下因此敬重他，却不知道他的狡猾险诈。天锡晚年，贾似道显贵到极点，他升为列位尚书，最终仍畏惧洪天锡入朝；洪天锡、谢修因为痛恨方叔而严厉治罪他，事情的始末就是如此。董槐、程元凤二位宰相拿董宋臣没有办法，董宋臣甚至提拔丁大全为台谏官，弹劾并驱逐董槐，使其前往行都。弓手、火夫抬着董槐出了关；如果把他交给大理寺审理，恐怕会使人害怕。程元凤任相时，丁大全参与其中，利用吴衍、翁应弼进言，把大宗正武学的诸生贬逐，这些都是董宋臣所为。丁大全失败，赵潜去世，理宗升遐；从此咸淳年间的台谏官十年间全都听命于贾似道，弹劾的全部奏疏都出自贾似道，送下以后由贴黄决定是否施行，任凭贾似道取舍。宋朝的覆亡，难道不是前后台谏官同宰相勾结为一体的罪过吗？所以借这篇家传极力评论此事。赞说：从前的科举，士人担心不能考中；等到考中以后，又担心得不到任用。怎样任用他们？让他们治理百姓，名叫亲民官，这才足以施展抱负、起步立身。审理狱讼、办理赋役，改任县令治理一邑，各种事务无不接受考验，于是达到朝廷的政绩。头戴两只獬豸冠，身穿两重绣衣。公两次出任、两次入朝，威势深沉庄重。先后立在三位宰相之间：行简年老，宗勉早逝，嵩之如盗，三人都同公不合。谁知道有君主？左螭一旦出任，便终身耕耘于云山之间。丁大全、贾似道败坏国家，残害我们的台谏官。幸好公在世时还没有这种祸患。周敦颐、程颢、程颐的学问，欧阳修、苏轼的文章，令人仰望如高山；千古以来，最为尊崇的仍是朱紫阳。《方吏部（岳）传》——洪焱祖

译方吏部岳，字巨山，是祁门人。他父亲方钦祖，乡人称他为方长者，多年主持维义役。方岳七岁便能作诗，长大后进入郡学。严陵人叶子仪任教授时，带着广博的学问来困勉苦学的学生，登上讲堂考课诸生，反复追问到底，只有方岳和方瑑能够应对。他们约定，每当讲到《资治通鉴》的某件事，就必须说出有关人物的姓名和事情始末；叶子仪再查问出自哪一卷，他们也都能回答，叶子仪于是无言可答。绍定五年，漕试和别省试都列为第一等，详定官认为他的言语触犯史弥远丞相，便把他定为甲科第七人。调任南康军教授，尚未赴任，便遭母丧。服丧期满，调任滁州教授。淮东制置使赵葵认为他才干奇异，聘入幕府，任命为制干，他辞谢不就。到考核时，授淮东安抚司干官。高邮军士卒喧闹，他奉制命前去诛戮几个首恶，一城随即安定。赵公说：“儒者而知兵法的，就是我的巨山。”任期届满，升任礼部、兵部架阁，兼任淮东制司干官。又遭父丧。此前，史嵩之在鄂渚，王檝划江要求议和，史嵩之主张和议，方岳曾代赵葵起草书信，言辞触犯史嵩之，因此获罪于他。服丧期满，史嵩之入朝为相，便安排他任刑部、工部架阁，又指使言官弹劾他，使他闲居四年。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去世后，他通过营求而被起复，因此得罪天下。范锺任左丞相时，以礼部、工部架阁召方岳，不久授任太学正兼景献府教授。轮流入对时，他首先说：“外在的教化琴瑟虽然更换了，圣心却没有统一。说当今是刚强果断之时，实际上却暗中柔弱；说当今是清明之时，实际上却暗中昏暗。耗尽土地资源兴造土木来彰显宠幸、贿赂，用什么来教导官吏廉洁？任用环列近臣来表示亲昵私恩，用什么来杜绝奸邪请托？”奏毕，又谈到东西两阃关于和战的争论，以及代替赵葵起草书信而触怒史嵩之的缘由。皇帝再三嘉许赞叹。淳祐六年，升任宗学博士，再次入对，说：“政权和朝纲，没有取得任何成效。上天的运行和神妙的化育，也只完成了通常的事务。陛下的德行没有归于一，这是二三位大臣多次远避嫌疑、很少经营政事的原因；弘济艰难的意愿浅薄，计较利害的心思深重。群臣百官都叹息儒者无益而畏缩不前。如今最好的谋略，是忧虑群邪再次兴起，却暗中躲避将来的奇祸。”第二篇奏疏说：“丙午是自古以来的厄运，考察本朝，正是李邦彦追随宋钦宗的年份；烛武已经老了，乞求退休而离去，这是幸运。王陵年轻而愚直，不知道谁可以代替他；万一到了进食时思考政事的情形，慨然发出‘还不如从前’的叹息，那么天下之事就有许多无法说出的隐讳了。” 这一年是淳祐六年丙午，方岳说史嵩之将要服丧期满，范锺也以年老请求退休，游似又像王陵那样愚直，朝廷没有人可以接替他们。他的话也确实深切。方岳在荣王府通讲。此前，讲官每天到客厅等候，只有方岳坚持不肯这样做，赵与芮十分敬重他。淳祐七年，授秘书郎。方岳正准备扫除革新省中的旧弊，恰逢赵葵以枢密使身份出任督帅，征召他任参议官，于是以宗正丞兼权工部郎官，随军出行。刚到任，就因禡祭违背礼制，与同僚争论而不合。又有人想搜括金陵的空闲土地，种菜出售以谋利；又有人把阵亡说成死节，方岳都极力驳斥，并请求离职，却没有获准。赵葵出行边地，方岳亲自向朝廷陈述，请求任祠禄官，获任南康军知军。南康郡处在扬澜、左蠡水道的要冲，风浪险恶，于是设置闸门以便利船只通行。湖广总领所的纲梢占据闸口，向百姓索钱一万才让他们进闸，民船因此有覆没溺水的。方岳把纲梢抓来杖打，百京湖阃兼总领贾似道大怒，认为这是没有体统，发文命方岳详细申辩。方岳愤怒地说，湖广总领所难道可以在江东的郡中寻找体统吗？便在公文上大书数百字，其中有一句：“难道不知道天地之间有一个方岳吗？”把公文退还给贾似道，贾似道更加不能忍受，于是向朝廷弹劾他。朝廷不认为贾似道有理，因此两次调动方岳，任邵武军知军；他极力请求任祠禄官、请求罢免，都没有获准。还没有到邵武二百里，峒寇发生，他骑快马带着急脚文书张榜晓谕，寇盗知道他的威名，迎到车下行礼后便散去。郡中廖姓峒丁派中，廖教授复之与峒人内外勾结，杀人聚财，成为郡中的祸患。方岳上奏请求把廖复之流放，并诛杀财产很多、早有谋划的廖宗禹、廖复之等人。奏疏被搁置不下，却下给福建帅赵希瀞复核事实。赵希瀞下令郡中追捕人员、索取案卷，方岳说：“我不能留下。”三次上疏请求离去，尚未得到答复，便拜章交出郡印给副职而离开。回去以后，才得到诏旨，准许按所奏办理；改任饶州知州，尚未赴任便被罢免。起任宁国府知府，尚未赴任又被罢免。当时是宝祐四、五年乙卯、丙辰之间。过了七年，程元凤执政，起任袁州知州。他整修桥梁、城墙和城门，成为大工程。后来邕州、广州连续出兵，从湖湘旁边经过江西向北进犯，袁州有城池可以依恃，是方岳的力量。此时丁大全执政，因为方岳先前不肯为他请求举荐任官而发怒，又牵连到令张生这个人：张生带着私信请求替丁大全营造宅第，方岳派船去买钉子，船已经派出，却不给买钉子的钱。不久授任尚左郎官，丁大全又嘱托沿江副阃袁玠弹劾他；方岳被罢官后，下郡核算支发若干，追偿那些钱，因审讯勘问而死了数人。袁玠派校官到方岳家索要卖田置业的钱来偿还，又有两个强悍的士卒来索取考功印历。印历已经交给他们，过了几天，他们却把印历送回来，索要领状。方岳在印历上题诗解嘲说：“一钱太守如今成了贪官，五柳先生和歙地富民，都是贪官富民。”这些话是袁玠奏疏中的话。贾似道任相后，起任方岳为抚州知州，方岳已经辞谢，并在废弃的印历上题字，表示没有出仕的意思。贾似道又给他印历，恢复他的原官，这是欺骗他。方岳不得已委婉辞谢，以此答复，认为贾似道能够消除怨恨；但事实并非如此，果然因为言官的进言而搁置了新的任命。景定三年壬戌，方岳因疽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官至朝散大夫。自号秋崖，把所居的堂宇命名为归来馆、著图书所、荷葭坞；荷葭坞本来叫何家坞，是他为自己归藏之所命名为茧窝。他气质容貌清峻古雅，声音如钟。他的诗文和四六文不采用古体、律体的固定格式，只令文章依照意旨表达，言语有时如天外自然涌出。有《秋崖小稿》流传于世，另有重修《南北史》一百七十卷、《宗维训录》十卷，尚未流传。（方虚谷跋《方秋崖壬戌书》）秋崖方先生岳，字巨山，是徽州祁门人，与我方回的先祖同姓而不同县。宝庆己丑年，丞相讷斋程先生元凤为省试第二名。

译绍定壬辰年，秋崖在别省试中取第一名，殿试原本也应是第一名，因为言语触犯史弥远，便被定为甲科第七名。范丞相锺任郡守时，吴遇龙是婺源人，在太学中以《易》义闻名，通过舍选得中。后来范锺执政，授讷斋、秋崖以及吴遇龙都为太宗学博士，号称“新安三博士”。吴遇龙先任太学正，添倅隆兴府；授太博的任命下达后，还未到任便去世。讷斋任宗学博士，给荣王讲经时，到了轿厅便下轿，依照惯例进入书院。秋崖也任宗学博士，却在厅上不下轿，要求嗣荣王赵与芮出来迎接。赵与芮因此忌恨秋崖的刚直。秋崖出仕和退处都很正直，起初因任滁州教授而被知遇，淮东阃帅赵公赵葵征召他入幕。史嵩之任淮西阃帅兼沿江副阃，主张议和，王檝前来请求割江，秋崖代赵葵起草书信责备史嵩之；而史嵩之怨恨赵葵，便奏请授秋崖添差淮东制干，兼礼部、兵部架阁。方岳遭父丧，服丧期满时史嵩之已任宰相。秋崖作诗离去，不久便有任刑部、工部架阁的命令，随即遭史嵩之指使言官弹劾，闲居四年。史嵩之因父丧离职，范锺与杜范任左右丞相，因此才有三博士的任命。方岳从宗学博士升任秘书郎、宗正丞。不久丞相游似被罢免，陈韡谋求相位，却被郑清之胜过；郑清之经营谋划，得以再次任相。赵葵以枢密使身份出任督帅，陈韡任潭州帅，秋崖出任赵葵的参议官，兼权工部郎官；他一经出仕，便再也无法进入朝廷。赵葵幕府中的朱申、舒滋，秋崖以为与他们共事可耻。赵葵出行边地，秋崖向朝廷自陈，请求任祠禄官，得任南康军知军。贾似道当时任荆阃帅兼湖广总赋，南康郡临近左蠡。当地设置闸门便利百姓，湖广纲梢占据闸门不许船只进入，百姓的船有的覆没溺亡，秋崖把他们杖打一百。贾似道大怒，认为没有体统，发文要求详细申辩。秋崖说，湖广总领所难道可以在江东郡中寻找体统吗？在公文上大书数百字后退回，其中有一句：“难道不知道天地之间有一个方岳吗？”贾似道更加不能忍受。陆壑替贾似道撰写粉饰诬蔑之辞，说秋崖避赵制置使父亲的名讳，所以称作“万岳”；避丘制置使的名讳，所以称作“方山”。这岂不是不知道天地之间有一个方岳吗？赵葵父亲的名讳是“方”，官吏不敢触犯。秋崖在客位时，客将赞礼说：“请万制干。”秋崖挺立不动。赵葵亲自到客位，拉着他的手入座，说：“客将是小人，懂得什么？” 太学生陈应子能够说明这件事。丘岳当时任淮东运使，在真州；后来虽然任淮东阃帅，秋崖也从未进入他的幕府。陆壑的诬蔑，本来就不必辨明。陆壑后来改名景思，因为字形相似而避度宗庙讳，这是上天报应他吗？然而贾似道当时终于弹劾秋崖，朝廷不认为贾似道有理，两次调动秋崖任邵武军知军。秋崖触犯福建帅赵希瀞，自己弹劾自己而离职；改任饶州知州，尚未赴任便被罢免；又任宁国府知府，等待轮次，计其闲居七年。讷斋执政，得以任袁州知州，整修城池；广西军队入侵，城池没有陷落，是秋崖的力量。丁大全执政时，书信所嘱之事没有全部听从，广南制阃李曾伯征召他任参谋，他没有前往。授尚左郎官，丁大全又指使江西帅袁玠弹劾罢免他，下郡核算支账，因狱事而死了数人。适逢阳罗失守，丁大全被罢免，事情才停止。贾似道入相后，起任秋崖为抚州知州，秋崖以考功历已被袁玠索取毁掉为由辞谢。贾似道又给他印历，恢复原官，都是欺骗。随即有人论奏，新的任命被搁置；不久去世，是景定三年壬戌三月十八日，享年六十四岁。方回曾私下为先生作传，写得很详细。静思，我这个鄙陋小子见到先生时二十九岁，先生去世时我三十六岁。这部书收藏了三十五年，明年我方回年满七十岁，科举名次有幸接续先生的足迹，殿试策对也考居第一。贾似道忌恨我，把我的名次改置为次甲第一；文章和名节远远比不上先生，而寿命稍微超过先生，又是多么幸运啊。） 记述国史，定庵胡公（胡升）丁巳年的事。方回。屈子《远游》说：“只是天地没有穷尽啊，可悲人生长久劳苦。过去的事我来不及知道，未来的事我也无法听闻。”我的晦庵先生朱熹解释说：“过去的事既然无法赶上，自己已经无可奈何；只是未来的事又不能听闻，那么世间那些行善却还没有得到吉祥、作恶却还没有遭遇凶祸的人，我都不能等到他们反复变化、事情彻底明白，从而看见天理最终胜过人力的极点。这样，怎么能使人不产生没世无穷的悲恨呢？”这就是屈子希望暂且多活一会儿，不要死去，以侥幸期待万分之一成仙度世机会的原因。方回每次读到这里，没有不把这段话反复诵读三遍并深深悲悯他的。宝祐丙辰年，丁大全控制言路，将要得志掌权，驱逐董丞相槐，指使天府将卒数百人拿着杖棒喧哗，抬着董槐经过大理寺来恐吓他，然后把他丢置在北关之外。丞相如果有罪，当然可以罢免；小人如此逞威，蔑视国家体统，却是不可以的。当时士大夫和学校中的人都咬牙切齿，愤愤不平。端明尤公焴掌管史事，对客人私下叹息，立即上疏列举此事，请求离职。我婺源同州的胡公升任史馆编校，是尤公一向厚待的客人。丁大全大怒，驱逐尤公。有人告发胡公是替尤公起草奏疏的人，天府暗中奉旨逮捕胡公，登记并查问他，抄检箱囊纸张加以查看，却没有找到奏稿，于是便从宝庆以来的史事中搜罗挑剔，说一朝已经立传、臣僚还没有应当修纂，竟说胡公为某人、某人作传，以此诽谤讥刺。他们索要奏稿，胡公回答得合乎道理，却仍因其他诬陷获罪，被贬九江，又迁临江，再迁南安。如今保存的丁巳年以后杂稿，是他从被贬居至今所作的文章。文辞平和纯粹而缜密，古雅清瘦而淡远，幽深却有光彩，微妙却能显明，正如他的为人。胡公生在晦庵先生的乡里，先生的高第弟子叶公味道就是他的老师。胡公被捕后，衣物、器具、书籍、砚台全被荡尽，平生著述连一张纸也没有留下。他曾经为《四书》增补解释，访求旧日朋友，偶尔得到所抄的《中庸》《大学》《论语》，但《孟子》始终不能重新得到。这些文章大概都是胡公亲笔所写。一个人学习圣贤之学，领悟性命之理，又经历世故和患难，他文章的精深奥妙不必说也可以知道。方回唯一感到欣慰的，是胡公的寿命。屈子所说“未来的事我无法听闻”，晦庵所说“希望暂且多活一会儿而不死，以看见天理最终胜过人力的极点”，屈子和晦庵最终都抱恨九泉，未能听闻、看见。胡公享年七十六岁，巍然长寿，是世间全德之人。而丁大全及其党羽的气焰早已消灭、踪影全无。胡公虽地位低下、力量微薄，但外物的得失来去有什么值得把玩执着的呢（“控搏”就是把玩，见贾谊《鵩鸟赋》）；天理最终确定的结果，他还来得及看见，那么他的胸襟洒脱明净，应当是怎样的呢？监簿吕公（吕沆）家传　方回

译先生姓吕，名沆，字叔朝，是左史、右撰、知郡、开国先生吕某的儿子。开禧元年乙丑十二月九日出生。后来左史去世，第二天即绍定六年癸巳，因明堂恩补授将仕郎。端平三年丙申，铨试第一名，授迪功郎、台州黄岩县主簿。嘉熙元年丁酉十月，左史授监察御史，依条例改任监西京中岳庙。下一任为湖广、江西财赋总领所准备差遣；所谓总领，就是贾似道。吕公比贾似道大八岁，在幕府中稍有嫌隙。左史再次任监察御史时，吕公再次任中岳庙官，彼此交好如初。甲辰年，左史出任台谏中的螭官，因服丧居乡，从此不再做官。吕公第二次任中岳庙官时，遭逢母亲祝夫人丧，改任临安府于潜县知县。壬子年赴任时，父子二人已经一同闲居九年。迎接父亲到任所奉养，任期将满，淮西总领赵与■〈弓弓百〉征召他任本所主管文字。乙卯年十二月吕公生日，左史在金陵去世；吕公护送丧柩由西马城返回岩镇安葬。服丧期满后，戊午年请求两淮漕解；贾似道入相，吕公任婺州通判、代理知州，护持浙东提刑司印，并特命充任提领两浙转运盐事使司主管文字。又特命充任行在检点膳军激赏库所主管文字，护持浙西安抚司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入朝后，历任四辖、六院的文思官，办理告书、拟定尚书左右郎官等事务。贾似道在景定三年癸亥实行公田制，起初想在东南各路推行，认为这样可以免除和籴。魏克愚任临安方面官员时，应当奉行此事，暗中上疏列举七条不可行之处，因而遭到严厉弹劾，公田制于是只在浙西六郡实行。甲子年七月彗星出现，他与贾似道联名上札，请求罢废公田，将田地归还原来的主人。咸淳四年戊辰九月轮对时，他又说，改换新佃户、把田庄改由官府管理很不便利，不如责成原来的卖主办理，每年自行收取租米并运送缴纳会子。会子起始于孝宗时期，用四川纸印造，一贯折合足额铜钱七百七十文；后来其会价终于低于这个数目。端平初年，第十五界和第十六界会子并行，宰相郑清之首先废除第十五界，改行第十七界，以一贯折合第十六界二贯，因而物价飞涨，新旧会子的会价都下跌，甚至到了想要按每亩收取楮币的地步；这就是郑清之的大罪。董宋臣废除第十六界，改行第十八界，以一贯折合第十七界五贯；可是第十七界仅值铜钱五十文，第十八界却值二百五十文。从庚子年到甲子年，经过二十五年，百姓对这种制度颇为安定。理宗尚未即位时，实行的是第十七界；福王赵与芮实行的是第十八界，这就是理宗心意不愿废除这两种楮币的原因。贾似道改铸铜钱关子，以一贯折合第十八界三贯。理宗对此感到为难，于是在升遐之日，有人伪造遗诏，废除第十七界，恢复关子的旧例，并允许用旧楮币兑换官府发行的新楮币。假如第十七界会子值五十文，官府应当收进旧币、发给新币，那么十五贯第十七界换成一贯关子也可以。但贾似道直接废除第十七界，根本不兑换新关子。四川失守以后，第十八界会子和关子都使用徽州纸，容易破烂，破币聚集在行都；民间每贯还要贴补会钱，官府收纳时却一定要完好、崭新的楮币。贾似道设置兑换局，命百姓拿钱兑换新的关子。当时第十七界称为“瓶楮”，第十八界称为“芝楮”，都是取绘画物品的名称；关子的名称叫“关楮”。百姓戏言，过了这一关就不能公平交易，意思是关子虽然柔软腐朽，但官府收纳、通行使用，仍然可以流通。设置兑换局，允许百姓换取新的好币，这就是自己贬低柔软腐朽的楮币，百姓怎么能不怀疑呢？贾似道在彗星出现时，用请求停止公田法来试探理宗的意旨，并非真心如此。吕公劝谏贾似道，尚且没有被怪罪；到了这里又同时谈到公田和关子，贾似道大怒。吕公急忙入朝递札请求离去，贾似道便伪造任命，让他任将作监簿。又急忙命言官弹劾，搁置了很久；后来以华州云台观祠禄官起任兴国军知军，尚未赴任，又被弹劾，仍以云台观祠禄官起任全州知州，尚未赴任，又被弹劾，改任建昌军仙都祠祠禄官。贾似道用这种方式对待士大夫，全都如此。德祐元年乙亥，三学学生伏在宫阙前上书为吕公申诉冤屈，朝廷召他赴行在，吕公从此不再出仕。贾似道失败后被诛死，国家也随之灭亡。吕公的老师徐参政清叟、董丞相槐，都崇尚朱文公的学说。岳鄂王岳飞的黄金一千两，朝廷把它存入镇库；前任官员用这些黄金抵押，购买米粮供应军队，米粮归制司所有，黄金却没有归还，于是总领所前后争论不休。吕公详细查阅旧公文，草拟制帅孟珙的意见，孟珙见后说分析清楚，于是归还黄金，并认为此事奇特。吕公再次任中岳庙官，经过吴门时，吴丞相潜任太守，与巡视部属的监司关系恶劣，写信嘱托吕公在旁边说一句，希望两人都被弹劾罢免，信尾还赠送黄金一百两。吕公答复说，做人子的从未参与外间事务，谨慎不敢在使者面前答话，严词拒绝了他；从此以清廉耿介闻名。得到杏城的土地后，安葬母亲祝夫人，旁边有古墓，其后人希望把吕公的墓迁改，说：“你家的墓在先，我母亲葬在后，骨肉同处，怎么忍心这样？”于是全都筑墙围起来，共成一处墓地。在于潜时，有重囚越狱，看见告示，感念吕公从未审讯杖打自己，便自行回到狱中。在婺州寄居时，有人诬告平民为盗，熔化铜汁封住铁锁，把人关进监狱；吕公奉命疏理案件，释放了他们。朱章四十二年没有判决的田地诉讼因此平息。吴王两府二十九年没有判决的墓地诉讼也因此平息。贾似道舍弃相府，借平章身份游宴，吕公认为这关系到国家体统，三次写信规劝他，贾似道因此愤恨不已。这是关于公田和关子的奏疏。至元十三年丙子以后，吕公在杏城、岩镇之间逍遥生活，十年之中，南北士大夫都交相敬重他。他的义理、典故、词章和书法文章，都像先左史；学问以朱文公为本，而文章兼有欧阳修、苏轼的风格，后辈都以他为老师。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十二月五日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官至朝议大夫，赐紫金鱼袋。妻为宜人孙氏、戴氏。五个儿子：长子相，授将仕郎，早卒；当时他所聘的松木汪氏女，汪氏先去世，官府拨田三百亩作为吕将仕郎的户产，准备议定续婚，吕公认为婚姻尚未完成，谢绝并退还了田产。次子本，原为修职郎、浙漕贡士，也先于父亲去世。枢、机、标都任将仕郎，贫穷而做州县学官。五个女儿，女婿戴孔孙原任登仕郎，吴应紫原为太学守约斋生，谢楠原任宣慰司札差、永丰仓大使，章明佑任从仕郎、休宁县尹，方师圣都是进士。孙、孙女，曾孙、曾孙女，数不胜数，不能一一记载。去世后二年丁亥二月，葬在母亲祝夫人墓西、汪枢密勃墓之内；那里也是祝夫人的祖姑、汪公义和、义荣、义端的母亲以及朱文公母亲的墓地，她们都是祝夫人的姑母。世人说祝氏世代生贵女，因为吕公显贵，屡次追赠至硕人，仿佛早有预兆，又追赠为淑人。

译评论说：“士大夫出仕或退处的时候，难道不正是由天意决定的吗！” 先左史公两次任监察御史，都没有被宰相推荐拟授宰相职。甲辰八月，因服丧离开朝廷；九月，史嵩之失败，继任宰相的人没有察举他，他也因此闲居九年，之后才出任百里之地的县宰。乙卯、丙辰、丁巳三年，丞相董槐是他的老师，丞相程元凤又与他同乡同辈，可是他正在服丧，得不到两位丞相丝毫的帮助。丁大全失败、贾似道入相后，吕公本是贾似道长期交往的旧友，在游似掌管京局辖院时，稍有升迁，却因上疏谈公田、关子，又斥责元台在宴饮游览湖山时表面给予、暗中夺取，虽有一郡之才也不能得到任用。闲居十四年，朝廷鼎革更新，又闲居十年，吕公可以说是太委屈了。然而享年达到八十岁，且有一项大节可以流传无穷，那么上天爱护吕公的地方，在这里也未尝没有得到伸张吧！赞语说：“彗星出现的变异时，吕公说应停止公田法，把土地还给百姓，福泽难道不会绵长吗？官府侵渔、吏员蛀蚀，又要改换庄田佃户，吕公认为不能因这件事获罪。瓶楮、芝楮同时流通于当时，忽然废除瓶楮，以一贯三贯兑换芝楮；新币发行不久，自己又厌弃它的腐朽，吕公认为不能因这件事招来嫉妒。还没有宰相走出宅第到郊外关隘游乐，执掌大权的臣子却傲慢地带着君主游览湖山，左右还有妓女侍奉，这哪里是调和鼎鼐的宰相？吕公认为不能因此获罪。” 他的父亲身处言路时，严词拒绝私信；吕公归隐后，父子一同闲居，郎官只做到代理郡守，始终没有得到任用。有比这更重要的，那就是继承了家学。胡大监（胡崇）传　洪焱祖 胡大监崇，字宗叟，是黟县人，殿院胡汝明的堂孙。父亲胡正臣，充任郡学职事，入赘金氏，因而成为歙人。胡崇幼年丧父，与兄胡嵩侍奉母亲极为孝顺，同在淳祐四年考中进士。郡守饶虎臣建立双桂坊来表彰他们。胡嵩起初调任鄂州教授，最终任湖北运干。胡崇起初授句容县主簿，制置使吴潜征召他入阃幕，无论事情繁难或容易，都全部交给他办理。军资库亏空钱数十万缗，审理案件查出库吏的奸弊，全部释放了被冤枉关押的人。富裕人家的儿子因分割财产不公而诉讼，胡崇只严厉责备族长，使其公平处理，诉讼于是平息。溧阳一向号称难治，豪强大户多假借姓名逃避差役；阃帅委托他实行经界法，在僧寺设置办事机构，在各乡张贴八字榜文：“一丝一毫都不扰民，一寸土地都必须查明。”乡官和寄居职官佩服他的廉明，按照期限缴纳自实簿，不必实际丈量土地，最终能把十万户缩减为三万户，按照赏格升任文林郎。制置使王埜征召他任制干，督造军器十五万件、战船二千艘。不久充任沿江统制，代理江州通判，建造寨屋七百间，都能凭勤勉敏捷完成事务。历任太常丞兼尚书右司郎官，上疏说公田和七司法、绿柜制度的错误，触犯当时的宰相，出任台州知州。台州是贾似道的乡郡，胡崇一切按公正办理，豪强不敢干预政事。东湖每年所得利钱一万缗，拨给上蔡书院，又建立四贤祠来勉励学者。恰逢秋雨，天台、仙居山水暴涨，冲入城中，他上奏请求捐出数十万石米救济饥民。贾似道说水灾是台州的常事，何至于如此惊慌，多次上奏都没有得到答复。朝廷召他赴行在，他极力请求撤销召命免于赴任，得到诏旨奉祠。不久，任命他为抚州知州；贾似道指使江西安抚曾渊子等候胡崇到任，暗中图谋中伤。胡崇察觉苗头，勇于退处，寄居在吴兴龟溪之上。贾似道被贬到南方后，朝廷以将作大监召他，命令下达时世道已经更新，他便徒步回到歙州。至元二十年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岁，官至中奉大夫。胡崇精通经学，多次担任考试官，考核选拔了马廷鸾、厉文翁等人才。他做官清白，死时家中没有余财，自号平心老人。儿子桂发，任安吉狱掾；桂荣，任将仕郎；孙孔昭，后来改姓汪。汪御史（汪良臣）传　汪幼凤 汪御史良臣，号梅庵，是饶州路治中汪元圭的长子。因恩荫授都昌县尹，升任鄱阳县尹、台州宁海县尹。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声誉，特旨授奉议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他褒扬清廉、惩治贪浊，贪官暴吏无处容身。分道巡察浙东，几乎全部清除弊政；再次分道巡察福建，也与浙东没有不同。人们称他为铁面御史。他曾建议免除婺源的楮皮税以及夏税折纳轻赍，地方百姓感激他。弹劾台大夫彻尔的不法之事，奏章送入后，同僚都股战恐惧。汪公直言进谏，举止行动和平常一样。上下都赞叹佩服，说：“这才是真正的御史。”他以正直自许，因此不被当时权势所容，便有了奉化知州的任命。他立即弃官归隐山中，筑庵种梅，称为梅庵。当时在朝的群臣都推重他的操守，作诗歌咏诵他。唉！沉溺于富贵显达的人，又哪里知道像汪公这样出仕退处的合宜呢？可以说是无愧于心的人了。《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八十 （明）程敏政撰 ○行实（才望） 南唐查尚书（查文徽）传　陆游

译查文徽，是歙州休宁人。他幼年喜爱学习，能亲自刻苦用功，手抄经史数百卷。稍长后，意气任性而喜好侠义，听说有人困苦贫乏，即使不认识，也一定救济他。家里本来富裕，因为这件事而贫穷耗尽，他也不后悔。有人送给他金帛，一天夜里盗贼进入他家，把东西全取走，文徽没有声张，即使邻里也没有人知道。过了很久，盗贼在邻县败露，官府移文查验，人们才知道此事，都推重他的气量。烈祖辅政时，他初次入谒。烈祖召他交谈，认为他的议论伟异，宋齐丘也称赞推荐他。徐知谔镇守浙西，以文徽任判官。有人献玉杯，徐知谔很高兴，赏钱一百万，催促设宴，拿出玉杯传酒；传到文徽时，玉杯偶然掉在地上摔碎，满座都惊慌，而文徽神色自若。烈祖受禅后，文徽入朝任监察御史。元宗即位，升任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枢密副使。闽王王延羲与兄王延政互相攻伐，延政以建州建国，称殷；延羲被部下杀死，部下推立大将朱文进。元宗想讨伐朱文进，文徽认为延政才是首先作乱的人，应先讨伐他。有个翰林待诏臧循，与文徽同乡同里，年轻时曾经经商，进入闽地，熟悉当地山川险易，于是为他陈述进兵策略。文徽本来就喜好谈论军事，于是请求出征。元宗便任命他为江西安抚使，命他到边境审察是否可行。文徽到上饶后复命，大力说一定能够取胜。诏令调发洪州屯驻军队，以边镐为将，跟随文徽进攻建州。建州人厌恶王氏的动乱，砍伐树木开路，迎接我军。军队行进到盖竹，遇到建州军队，又听说泉州、漳州、汀州都归附王延政，便恐惧退守建阳。当时臧循也任别将，驻守郡中，武延政袭击并攻破了他的营地。元宗派何敬洙等人前来援救，何敬洙、边镐与建州军队相持。文徽得到建州降将孟坚，让他率领秘密部队从后面出击，建州军大败溃散，于是进逼建州城。论功行赏，升任抚州观察使，又授建州留后。当时李弘义挟持吴越军队占据福州，假意派间谍来报告说福州发生叛乱。文徽率剑州刺史陈诲前往。陈诲率水军到福州城下，击败李弘义的军队，擒获吴越将领马先进等三人。文徽率步骑兵随后到达，李弘义假装派数百名士卒出城迎接，却在西门设置伏兵等待。文徽进入城中，陷入伏击，被押送到钱塘。元宗派使者把马先进送还吴越，同时索求文徽。吴越王派人把文徽送还将领马先进时，为他设酒饯行，文徽遇到了毒酒。回到金陵，毒性才发作。元宗派医生诊治，医生把珍珠放入他口中，不久珍珠颜色变黑。医生说：“这病无法医治，但还要十年才会死。”文徽于是生病失去声音，以工部尚书的身份退休。朱元降周，因为亲属党羽获罪，被安置在宣州，后来去世，享年七十岁。距离遇毒的年份，正好十年。谥号为宣。儿子有元方、元规、元素、元范、元赏。元方侍奉后主，任水部员外郎。吉王李从谦任掌书记，李从谦入朝到京师。太祖命知制诰卢多逊在馆舍宴请李从谦，卢多逊下棋时，回头问元方：“江南究竟怎么样？”元方整理衣襟说：“江南侍奉大朝十多年，极尽君臣之礼，其他事情我不知道。”卢多逊推开棋盘惭愧道歉说：“不要说江南没有人才。”元方出使回来，任建州通判。卢绛占据歙州，传檄文到建州，元方立即斩杀来使。卢绛平定后，太祖听说元方所作所为，非常高兴，提拔他为殿中侍御史，任泉州知州，死于任上。元方的儿子查道任龙图阁待制，开始把家迁到海陵；他是纯厚长者，以文章品行闻名于当时。查道的堂兄查陶也侍奉后主，国家灭亡后入朝，官至秘书少监、知审刑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年〕 查陶与查道尤其友爱。金陵攻破后，士族流离失所，很多人贫困失职，只有查道兄弟竭力收养救济，聚在一起吃饭的常有几十、上百人。他们得到任子恩典，都把名额让给族人，按年长年幼排列先后，不分亲疏；异姓之人也分给俸禄，帮助他们婚嫁。因此他们常常苦于贫穷，而查氏直到今天仍是海陵的望族，许国钥等人都是他们的后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宋司封员外郎许公（许逖）行状　欧阳修

译先生名逖，字景山，世代居住在歙州。年轻时在伪唐任官，担任监察御史。李氏政权灭亡后，他随族人北迁。献上若干篇文章，获得召试，任汲县县尉、冠氏县主簿。任主簿两年，县中七百名百姓到京师，请求让他任县令。升任秘书省校书郎，主持县政。他多次上书议论北方边境事务。当时赵普任宰相，四方奏疏中不合他心意的，全都投入两个大瓮，瓮装满就取出焚烧，从未有过批准；唯独称赞先生有才能，说：“他的意见与我多有契合。”又过了两年，调任江华县令，尚未出发，转运使樊知古推荐他的才能，授太仆寺丞，负责磨勘钱帛粮草。监理永城和籴，任海陵监。三年后，因任监最有成绩，升大理寺丞，赐绯衣银鱼。监理泗州排岸司，升赞善大夫。监理永兴军搉货务，升太常丞，任鼎州知州。鼎州杂居蛮蜑，喜欢以攻劫为生，有一百多个年轻人私自给自己设置名号，常常等到夜间出去抢掠居民；居民痛恨他们，却没有人敢指认。先生到任后叹息说：“政事，是百姓的庇护。如果威势不能先除去他们的恶行，恩惠也不能施及百姓。”先生的政令实行后，盗贼全都逃入其他境内，约定等先生离任后再回来。升任国子博士，奉命出使两浙、江南，陈述茶盐利弊，裁省州县差役，都符合皇帝的旨意。出任兴元府知府，大规模修治山河堰。堰水过去灌溉民田四万多顷，世代相传说是汉代萧何所建。先生巡视时看见堰坏了，回头对属官说：“鄼侯当时正辅佐汉高祖夺取天下，尚且有闲暇做这件事来灌溉农田；古代圣贤有利于百姓的事，没有不做的。如今我难道能害怕一时的劳苦，而废弃古人造福万世的事业吗？”于是带领工徒亲自治理木石，石头坠落砸伤他的左脚，先生更加不懈怠。堰修成后，年年粮食大丰收，得到十二茎嘉禾献上。升任尚书主客员外郎、京西转运使，又调任荆湖南路。荆湖南面连接溪洞诸蛮，每年都出来成为州县的祸患。先生说：“鸟兽尚且可以驯服，何况蛮人也是人吗？”于是召来各部首领豪杰，向他们说明祸福，诸蛮都认为先生的话可信，连续三年没有因蛮事向朝廷报告。先生罢任入朝，真宗当面称赞他的才能。适逢有关部门说荆南长期治理不好，真宗授先生度支员外郎、荆南知府。荆南统辖北路兵马，在荆湖地区是大府，所以通常任用重臣；先生因才能被特别选中，以员外郎身份任府长官从他开始。第二年升任司封员外郎，赐金紫，调任扬州知州。扬州处在南方交通会聚之地，世上在南方做官以及死在那里不能归葬的人，都把家属安置在扬州；因此他们的子弟混杂在居民之间，往往倚仗权贵、依靠法律赎罪，出入里巷做违法之事，有时甚至毁坏百姓的家产。先生逮捕其中最严重的，鞭打他们说：“这不是官府的法律，而是我代替你们的父兄来教训你们。”这些子弟感到羞愧而悔改，渐渐学习求知，成为善良的人，风俗因此大为改变。任期届满，在路上得病，死于高邮。先生幼年丧父，侍奉母亲和兄长，以孝顺谨慎闻名。他常告诫妻子要像侍奉姑母一样侍奉嫂子，从不敢先于兄长吃饭。衣服即使破旧，只要兄长没有换衣，他也不敢换。起初，违命侯派他的弟弟入朝京师，先生的旧友全惟岳应当同行，便把家属托付给先生。全惟岳果然留在京师没有回来，先生善于抚养他的家属，替他们嫁出几个女儿。李氏政权灭亡后，先生带着全惟岳的家属北归京师，把他们交还给他。全惟岳做官四十年，不问家事，喜好学习，尤其喜爱孙武、吴起的兵法。起初在伪唐时，他多次上书议论政事，得任校书郎，后来升任御史。宋军包围金陵时，李氏大将李雄拥兵数万，驻留在上江，采取两面观望的态度。李氏对此忧虑，认为除了您没有人能够召来雄。您于是赶到上江，用言语打动雄，雄立即听从命令。不久，李氏又写蜡书阻止雄留在溧水，您说：“这里不是屯兵的地方，留下必败。”于是告诫雄说：“敌兵来时千万不要出动，等我一夜，我当入城禀报，可以和您的军队一同进城。”您离开后，王师挑衅，雄便出战，果然战败而死。您到达后，收集他的余部一千人离去。您年轻时意气慷慨，最终能够在当时自立；您的孝顺谨慎在族中闻名，您的信义为朋友所称道，您的才干能力与官职相称，这些都值得记录下来流传。谨此写成行状。魏太尉（羽）传　罗愿 魏太尉公名羽，字垂天，是婺源人，唐代郑公的后代（《真宗名臣传》说：魏羽自称是郑公的第十四世孙。考察陈无己所作《魏嘉州铭》，称他是司徒謩的儿子，分居歙州婺源，传到第四代才到魏羽；这样说来，魏羽其实是郑公的第十世孙）。起初在江南任职，任昭文馆校书郎，出任雄远军判官，即今太平州。王师渡江，经过城下，魏羽归附到辕门。太祖听说后嘉奖他，特授太子中舍，命他主管兴州，不久又任京兆府知府。当时河间守将把征赋和榷酤所得盗为己有，派魏羽去核查实情，一年后查得盈余，数以亿计。魏羽于是说，本州录事参军郭震十年未调任，河间县令崔能先前任即墨县令未满一年便调任调官部门，颇为不公平。太宗认为他敢于直言，下诏加以褒奖并升迁。后来任户部郎中，上疏请求裁减三司官职的一半，以便责成办事，并分条陈述利弊二十件事，交给有关部门议论，大家都认为可行。升任盐铁最上案判官，所处职位成为三司判官之首。皇上认为唐代重视台阁，把卿监看作冗官，想要恢复古制，慎重选任，凡诸曹正郎中有才望的，一并补为少卿、少监，于是任魏羽为秘书少监。他曾请求从轻处理许王府僚属史官的过失，请求依照唐制设置封驳司，命大臣主管，所议事情都得到采纳。皇上称赞他有谋略，通晓吏治。真宗即位后，历任礼部侍郎，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因他的长子魏玠任奉礼郎。魏玠去世后，魏羽的妻子自陈家贫，没有俸禄，其子校书郎魏瓘于是改任奉礼郎。后来追赠魏羽为太尉。魏羽刚强有力，善于处理繁重事务，在三司任职出入十八年，熟悉财赋事务。《广西转运使孙君（抗）墓碑》，王安石。

译孙君年轻时勤奋学习，寄居在浮屠山中求食，徒步数百里借书，登楼诵读后拆去楼梯离开；这样过了几年，便通晓了各种经典，后来终于博览天下书籍。他写文章时拿起笔铺开纸张，说只是正在构思，几百上千字便已经写成。天圣五年以同学究出身补任滁州来安县主簿，后任洪州右司理。再次考中进士甲科，升大理丞，任常州晋陵县知县，调任浔州知州。当时浔州的人还不热衷学习，他便改建庙学，召集官吏和百姓子弟中优秀的人，亲自凭案讲说，用文章技艺诱导劝勉他们。任职不久，邻州士人都来求学，求学的人由此增多。经选拔任耀州通判。有士兵因财物诉讼而不占理，安抚使却认为他有理，孙君争辩不能获准，于是上奏请求大理寺裁决。大理寺认为孙君争辩的是正确的，便采用他的意见编入敕令。庆历二年，升任监察御史里行。当时他弹劾狄武襄公不应阻挠败坏刘沪修筑永洛城之事，又因日食上言，以后宫阴气过盛作为警戒。仁宗在城南举行大规模狩猎，卫士来不及整队，连夜返回；第二天将要再次出猎时，有一只雉鸟坠落在殿中，孙君上奏疏。当夜便有诏令停止狩猎。蛮人唐和侵犯湖南，孙君作为安抚使奏报的事情有不合之处，因而自我弹劾，于是改任复州知州。后来又任金州通判，知汉阳军。稍后升至尚书都官员外郎，提点江南西路刑狱。有人说常平仓遇到荒年，应当稍微提高粮价，以便增加买粮的本钱，诏令采纳了这个意见。孙君说这并不是常平仓的本意，诏令又采纳了他的意见。侬智高反叛，孙君立即出兵二千越过岭地，援助英州、韶州。适逢被任命为广西转运使，他迅速赶到辖区，而侬智高正煽动叛乱；天子派大臣统领各将领的数万军队进攻他。孙君驱散那些逃亡溃败的残兵，官吏百姓在惶恐忙乱之中转运粮草，又以余力督促守臣修治城墙壕堑、整修器械，所属各州大多完备，军队也粮食充足。因为立功，孙君功劳居多，以此升任尚书司封员外郎。起初孙君请求斩杀败逃的大将，调发骑兵讨伐贼寇，后来贼寇之所以被消灭，都如同他的计策。军队撤退后，百姓更加困苦，正依靠孙君安抚；孙君冒着险阻和瘴毒，筹划处理事务，往来奔走，起居没有固定时间。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死于任所，享年五十四岁。官至尚书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勋位至上骑都尉。孙君治理州政，整顿大体而略去细枝末节。与宾客谈说、奏乐、饮酒，往往整日如此，却能听取僚属的意见，使他们尽力办事而不荒废。他任御史时上言论事，计算曲直利害，从不顾虑得失，希望大臣因此不要再助长错误的作为。他从年轻到临终所写的文章，按类别编集起来，共有一百卷。关于天德、地业、人事治理的内容，搜集贯通，无所不谈，其中诗歌最多。孙君名抗，字和叔，姓孙。孙姓得姓于卫国，得声望于富春。孙氏居住在黟县，是从他的高祖为躲避孙儒之乱而离开广陵开始的；传到曾祖父孙师睦时，善于经营生计而致富。荒年粮价低时，他便低价出售粮食，把粮食按升斗卖给买粮的人，因此在乡里得到欢心。祖父名旦，开始完全舍弃自己的产业，却能够招纳士人来教导儿子。父亲名遂良，父亲临终时，孙君才十多岁。后来因为孙君的缘故，追赠父亲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孙君最初娶张氏，后来又娶吴氏，再娶舒氏，封为太康县君。五个儿子：长子适，次子邈，迪，次子适遘，适曾经跟我交游。适十四岁时，议论著书，足以惊人，最终任永州军事推官。邈如今任潞州上党县令，也爱好学习、能写文章；写孙君行状来请求我作铭的人，就是邈。孙君去世时，天子任命适为秘书省校书郎。两个女儿：一个嫁太庙斋郎李简夫，一个嫁进士郑安平。孙君在去世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于黟县怀远乡上林村。歙州作为州，处在山岭涧谷崎岖之中，自五代之乱以后，一百年来也往往有名士大夫出自这里，但并不多。黟县尤其偏僻简陋，中州的能人贤士很少到达。孙君只是孤苦的童子，徒步求学做官，最终成就立身，被朝廷重用。我于是叙述他的始末，作成铭诗，难道只是为了显扬孙氏、安慰他的子孙吗？也是为了留给他的乡里。铭文说：在仁宗时代，蛮人跳梁而不能制服；供给军队、治理百姓，确实有优秀的使者。履行艰难任务，冒着危险，筹划改革，设计奇策；瘭毒既已除去，便以膏药熨治。主将既已陨亡，哀痛遍及山夷。只有这位优秀的使者，文章优长而且出仕；俸禄并不丰厚，但著作装满书箱。书藏在家中，铭刻在墓前，用来告诉黟县人孙氏的墓道。《永州军事推官孙君（适）墓志铭》，曾巩。黟县孙氏中，有一人考中进士，官至尚书工部郎中、广南西路转运使，去世者名抗；他以文学闻名于世，葬在黟县上林。他有一个儿子也考中进士，任永州推官，去世时二十八岁，名适，也以文学著称，葬在他父亲的左边。现在将要安葬他的弟弟邈，邈于是把情况告诉我，请南丰曾巩作铭。铭文的序说：孙氏世代居住富春，唐代有人迁居歙州黟县，名师睦，从此另成为黟县孙氏。师睦生延绪，延绪生旦，旦生遂良，遂良因儿子的恩典被追赠为尚书职方员外郎。职方生工部，工部就是孙君的父亲。孙君十四岁时，辞别父母求学，江东已经有人听说他的名声；后来前往临川向王安石学习，王安石称赞他。之后任越州上虞县主簿，离任时因父亲的恩典得到永州推官之职。父亲去世，他从万里之外奔赴丧事，因而得病；不忍心废弃职事，安葬父亲后，扶携老幼，准备到淮南谋食，病势更加严重，最终在池州大安镇去世，时间是至和二年。当初工部任御史，因为不合而外调；后来出使南方，仆人将要起身，他却突然去世。孙君尤其努力求学修行，认为才学积蓄必定能够施展。到了孙君这里，也只能止步于此。孙君对于学问，喜欢谈论国家治乱得失，不拘泥于浅近的文章写作，以古人为归依，不用浮华夸饰。虽然身体一向羸弱，也不停止读书；虽然有所进步，也不懈怠而止步。学问已经纵横通达，却未能达到最高境界。铭文说：孙氏世代来到黟县，奋力摆脱艰难，所以闻名于世。家业开始于工部，工部有什么呢？有书百篇。永州的学问，从他的父亲传来。他的成就由于勤力，他的敏捷由于聪明。内在有真实的质地，外在显现华美的光彩。两次都未能成就仕进，后来应当更加显达。您没有儿子，却有许多兄弟。《吏部侍郎魏公（瓘）神道碑》（代李尚书作），黄庭坚。

译魏公名瓘，字用之，三司使、尚书礼部侍郎、追赠太尉魏羽的次子，追赠兵部尚书魏遂的孙子，追赠礼部尚书魏昌的曾孙。章圣皇帝任用太尉主管财政十八年，魏羽有功劳，于是提拔魏公试任吏事。魏公年轻时便以有风度、有才干闻名，历任内外官职，使所到之处治理严明；请求告老后离职居家，按照自己所听闻的教导子弟。享年七十一岁，按照礼制有始有终。儿子魏演等十一人奉他的灵柩，葬在寿春。魏公的原配下蔡县君、继室新安县君，两位刁氏都附葬。翰林侍读学士张瓌唐公已经为他的墓作铭，吴兴陈舜俞令举又写状叙述他亲身实行吏治的事迹，告知太史氏。过了若干年，魏公的儿子魏纶因才干被提拔为吉州知州，想到要像他的先人一样，请我作歌诗刻在墓道上。谨按魏公的世系，出自毕万受封的魏氏；从汉代兖州刺史魏衡以来，三十九代传到魏公，名士望族不断。史公能够不废弃并引述这些事迹，确实应当有金石铭刻而无遗憾。我曾两次娶司农卿琰的女儿，司农卿是魏公的舅父。魏公在朝廷任职，得到天子的识拔；又任十二州长官，持有五次将帅使节，事实都值得记载。士大夫中有很多人传述他的事，所以我作为姻亲来称道魏公的美德，并没有什么嫌疑。诗说：巨鹿侯毕万之后，有魏昭献公，功业严整而简约，功利长久，文武相继，开创国家，成为师法，贤能智慧由此兴起。郑公在贞观年间功劳相同，謩官至司徒，继承祖先的风范。锋镝向东，士大夫向南奔逃。太尉魏羽最初卜居，起自歙州婺源；以陪臣身份侍奉君主，有功劳有勋绩。魏公任校书郎时还未成年便试任吏职，担任开封仓曹，起初从不畏惧回避。宫门灯火燃起，忽然感叹而观察事情成败。内侍轻视魏公同僚的事务，擅自征召魏公，并把文书上报；魏公论其罪，请求惩罚。诏令将他召来交给官吏处理，府中大为震惊。魏公任循州知州，不采用夷狄的除授方式，任用当地人士，使他们调养士卒；不因百姓不识五谷便任意征税，而加以抚恤。审理邕州、桂州的刑狱，随后主管转运，男女被当作人质、沦为蜑户的，户口租税都予以免除。请缨出镇中原，救济淮、蔡、江、湖以及大河南北，无论远近。爱护百姓、体恤国家，年少时便佩金鱼袋；持节到番禺，官吏畏惧他的清明严肃，百姓却苟且偷安。蒲鱼堑海，新筑城门，修建蓄水工程，用工十一万，公私都感到困乏。人们说没有战事，魏公最终仍奏报功绩；升任谏大夫，却还因此受到讥刺。蛮人掠夺五管，把精锐都集中到广州府，挑水的人背着水担五十天不离开。广州人坚守城壁，使用奇计，逃走的贼寇和诽谤者都收敛行迹。天子叹息，任命魏公为侍郎、工部学士，召回广州，并给他士兵五千人。魏公调集兵粮，辅助王师勇将；百姓望见他的旌旗，便像有了父母，逃亡者纷纷回来，给孤苦幼弱者发放粮食。各部官吏封闭坟墓，道路上没有僵死者。魏公任京兆尹，政令能够通达巨室，权贵子弟闭门在家，吏史也不敢露面。他察看案件的神色言辞，从怀中取出材料；事情的关键和机密细节，连风也不能透入。有人触犯他的锋芒，便以巧言诬陷，流言传到皇上那里；魏公被放逐到越州等待查验，最终没有查出丝毫罪过。天子把奉公看作治家，嘉奖他，宠赐慰劳。朝廷议论堵塞商人运输的河道，六塔河的利弊在朝廷上争论不决，诏令魏公核实。魏公回来报告说不可行，但最终仍采用原来的谋划，耗费二百万，令商人改从河北向北运输，致使军队到了蛮荆。魏公主张安抚招纳，王师抵御外敌，不纠缠曲直，奋力施展武功，像驱逐禽兽一样消灭敌人，最终采用了魏公的策略。魏公的儿子顺来到广州府任职，把当地的荔枝、甘蔗和霜余等物带回朝廷交给执政；整治岁常赋税，遇到灾荒便救济。史沆告发魏公收受贿赂，诏令派人审查弹劾；因灾荒而获罪于荆州、澶州、滑州，升任吏部官员，出任开南阳持节安抚使。归还符节后请求告老，拄着藜杖，戴着角巾，在寿阳逍遥自得，教导儿子，逗弄孙子。魏公高大严正，淮水环绕住宅；风声鹤唳之中，燕居而接待宾客。既长寿又得善终，值得思念而不能忘怀。摆脱了政治风波，在堂中安然蜕化。魏公闲暇宴饮时，身边常有书诗相伴，温和恭谨、喜爱贤者，直到白头也没有衰减。庖丁的刀遇到事物，总能游刃有余；剩下的余地不试探，便会有偶然和奇异。唉！巨鹿侯之后的魏氏，谁不是同功一体？许多执掌政务的人和枢密大臣，魏公都能窥见其处；但车轮尚且不能容纳的狭小地方，印章却层层累累。上天夺走生命，鬼神俯视，开启我的手足；魏公则没有遗憾。楚望山、霍丘在墓的北面，只有淮水作为魏公的寝宫，永远不会毁坏坍塌。墓门有诗，后来者都应知晓。我的后人中若有能干的儿子，也有能干的孙子，一定要修治继承祖先的相似品德。（《罗鄂州志》）小魏太尉魏瓘，字用之，因恩荫补任校书郎，任开封府仓曹参军。适逢上元节与内侍督造灯山，内侍横征暴敛、扰害百姓，魏瓘秘密把情况上报，诏令在省中杖责内侍。魏瓘任襄邑县税官时，门人魏纲上章诋毁天书，被流放海岛；魏瓘也因此获罪停官。后来任衡山县知县，衡山祠旁旧有禁止采伐的规定，寺僧倚仗权贵，常常违犯禁令，没有人敢过问。魏瓘将其捕送州府，州将犹豫不决，不肯裁断。魏瓘不断上疏，最终把寺僧依法治罪。历任提点广西刑狱、转运使。溪洞妇女因拖欠赋债被没入邕州作为佣工的有二千多人，魏瓘全部把她们遣还。刘鋹时期，船只都按人口征税，只有雷州、化州、廉州、高州、窦州五州尚未废除。魏瓘替这些州废除了船税，又废除柳州无名的徭役四百人。后来以太常少卿知广州，广州一向没有城墙，便修筑城墙环绕全城；又疏通江东门，开凿东西两处水澳设置水闸。侬智高入侵时，围攻广州五十天仍不能攻下，朝廷认为这是魏瓘的功劳。当时魏瓘正任越州知州，特意升为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重新任知广州，给禁军五十人，允许他便宜行事。任满回朝后，负责纠察京城刑狱；特意议论开通六塔河、堵塞商人湖北流的河道。魏瓘察看后认为不可行，后来河道决口，最终无法堵塞，德州、博州百姓因此遭受严重水灾。五溪蛮反叛，授龙图阁直学士、荆南知府。朝廷正议论征讨，魏瓘认为五溪地势险要，军队只能行走鸟道，而各将领贪图功名、制造事端，并非国家之利，于是分条提出三种策略：招安为上策，守御次之，进攻和防守并用为下策。朝廷没有答复，后来最终还是招安。以吏部侍郎退休，去世后追赠太尉，享年七十一岁。儿子有演、纁、绛、纮、绅、纯、絪、纶、纪、绍；魏纶因才干升任吉州知州。魏绍字承之，因父亲任职得恩荫任将作监主簿，曾任虞城县知县，禁止蒲博，盗贼便停止。留守把这项法律下达到各地；魏绍主管合流镇时，正逢大饥荒，估计请示上报来不及办事，于是先开仓发粮，后来才上报，附近百姓都依赖他。

译他任绛州通判，代理州政，修建新庙学，配备教师。士人原来沉溺于世俗传闻，他便发文告知各县，把他们召出，按时讲学考试。魏绍和他的属官曾到那里巡视。后来以右朝散郎任嘉州知州。自唐代开元年间进献荔枝以来，近世喜欢使用朱崖所产的荔枝，时间一久品质越来越差，供应不上，因索求荔枝而受刑的人很多。嘉祐年间有一位贤能的太守对此哀怜，作了两首诗刻在石上加以讽谏。魏绍将要赴任时，权贵显要多有索求荔枝的人，便摹拓石上的诗来回复他们。有狡猾商人夺取别人的盐井，历经几任太守诉讼都没有裁决，魏绍依法惩治他，将盐井归还原主。他为人孝顺友爱，温和审慎，不接受私人请托。属下没有弟子亲族，但出入任职的官吏有才能，常有功劳，合乎考核标准却得不到奖赏，他也不替自己申说。绍圣初年去世，有子名汶。《程待制（节）传》（弟筠，侄祁），杨本。程待制名节，字信叔。他的祖先从歙县迁到浮梁。嘉祐六年考中进士。年少时就有将略，立志治理国家。熙宁年间，朝廷在南方用兵，派他单骑带着帅府的命令去晓谕各蛮部。敌众前来送还俘虏、表示归顺后，皇上对苗时中说：“我还没有见过程节的面，他真是奇才啊！”他升任广西军使，统帅桂府十三年，非常了解蛮人的情况。每次诏书下令让他任期届满后继续留任，桂地百姓都相互庆贺。交趾入朝进贡时，感叹说：“天子派老成持重的人来安抚我国，哪里敢自行招致天子的讨伐！”他起初开通西融道路，著有《本道录》、设置隆兑州的记文、又有《竹溪集》三十卷，最终官至宝文阁待制。他的儿子程邻，字钦之。程节刚去世时，蛮人和蜑人十分猖獗，朝廷商议想让他继承父亲的功业，便夺情起复，让他继承父亲的旌节和斧钺，十多年间威名稍稍不及父亲，但朝廷对他的恩遇更厚，最终官至徽猷阁待制。当时人称他们为“大待制”和“小待制”。程节的弟弟程筠，字德林，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和苏轼兄弟同年登第；即使身在贬谪官籍中，也和他们音信不断。他任陈留县知县时，差役触犯了外戚亲属，那人哭诉到太后面前，太后说：“听说这个人是清廉的官吏，我难道可以扰乱他的政务吗？”苏轼送他赴任真州，诗中说：“您担任赤县县令，具有古代遗风；您的政声一直传入明光宫。” 程筠任户部郎中时去世，著有《葆光集》。他的儿子程祁，字忠彦，也考中进士，历任都官员外郎，撰写《程氏世谱》三十卷，江南程氏大多以它为宗本。程节的女儿程洙，通晓经书和传注，能作唐体诗。她成年后嫁给史迅，史迅去世时留下遗孤，程洙后来又没有生育，便立即取下首饰，把自己所作的全部文章稿本都烧掉。父母想改变她守志的决定，她不肯；病重将死时，仍亲手写信向丈夫致谢。族弟程祁为她题写墓铭，称她为“卓行夫人”。附载苏文忠公送程德林赴真州的诗：“您在元丰年间担任县令，官吏贪图功利，使农民受到困苦；您想把这件事说出来，却没有途径，于是写信给谏臣来沟通自己的意见（谏臣是蹇受之）。元丰年间，天子因此改变了脸色。我当时骑着一匹马奔走于江西东西，向旅店中人询问此事，他们的说法很相同：老人爱戴您，如同百姓爱戴刘宠；小孩子敬仰您，如同百姓敬仰鲁恭。如今您使皇帝能够明察四方、通达四方的听闻，收罗冀北地区空置的良马。您担任赤县县令，具有古代遗风；您的政声一直传入明光宫。天子的马厩像大海一样，能够养育群龙；连您的儿子也一并收用，难道不是公平吗（您的儿子程祁考中制策，文学和品行都受到当时人的称赞）？白沙，哪里还需要烦劳这位老人呢。”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一。（明）程敏政撰写。行实（才望）。《宋太中大夫、行尚书刑部侍郎、致仕、上柱国、歙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赐紫金鱼袋俞公（献卿）墓志铭》　刘敞。

译俞公名献卿，字谏臣。他的祖先是河间人，晋代永嘉之乱时，迁居到黟县、歙县一带。俞公的父亲名某，追赠工部尚书。尚书的父亲名某，某的父亲名某，他们都积蓄德行而不出仕，把福德留给后代。尚书娶闵氏，追赠太原郡君，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献可，官至某官、天章阁待制；次子就是俞公。俞公起初求学时，以兄长为老师和朋友，勤奋有力而又聪敏敏捷，以儒学自任，后来兄弟相继考中进士，名声传遍天下。俞公被任命为寿州安丰县尉，处理事务明察，善于揣摩人的情状，能够推究显露的事直到隐秘的缘故；盗贼不敢作案，一旦发生，总能立即捕获。有人告发他的师父和尚外出游荡，俞公猜测其中有奸情，派官吏把和尚拘来，并搜查他的住处，搜出了和尚的尸体，全县大为惊异，认为他有神明般的能力。后来调任昭州军事推官。陈进在岭南作乱时，象州危急得很，官吏百姓都不能自保，太守想弃城逃跑，派俞公前去守护。俞公到达后，向太守说明利害，又教他坚守城池、整治军队，使城池成为不可攻破之势。太守赶快听从他的意见，因此免于被贼军诛杀，贼军也没有到达。驻扎在宜州的官军需要粮食，俞公安排昭州百姓前往输送粮食。事情平定后，有人建议留下昭州百姓砍伐山林来修治官府，俞公说：“以后会成为祸患，不能不显示信用。请限定三天，答应他们三天后离开。” 百姓听说俞公发布了命令，知道不会被长期役使，都争相努力赶办，事情完成得和他们平时一样。陈进死后，俞公报功列为第一，但赏赐还没有执行，就遭逢丁尚书之忧。服丧期满后，调任大理寺丞，任本寺详断官；选任殿中丞，任庐州慎县知县，后来又调任杭州仁和县知县。又遭逢母亲夫人之忧，服丧期满后，改任太常博士，任南雄州潮阳知县。官吏和百姓彼此不能相容，诉讼和争斗无法裁决，全郡骚动不安，于是调俞公任潮州知州，审断是非曲直。潮阳又多水灾，俞公亲自察看地势，在金山修筑堤防，百姓因此得到便利。调任屯田员外郎，大臣推荐他可以担任执法官，历任两院御史，兼任左军巡使，举荐考察都称职。任三司盐铁判官。皇帝刚即位时，俞公上疏说：“民力不足，弊端在于征取过于苛急、使用过于奢侈，可以削减冗余的俸禄和各种无益的支出。”他引用先帝的做法作为准则，连续写了数百字。天子称许他，裁撤各卫兵士，并省去浮屠、老子祠中的祭醮，这些都是俞公原先谋划的。淮南和二浙一年消耗盐十三万，尚书经费不足，俞公前往察看。到那里后，他逐条揭发旧有弊病，按照新法办理，官吏全部偿还所欠，又增加五百万石。他因兄长任盐铁副使，改任开封府推官。适逢陕西上奏说军粮不足，转运使不是合适的人选，朝廷为此忧虑，皇上也很重视这项任命。宰相多次提出人选，都没有合乎皇帝心意的，于是召俞公询问情况。俞公没有推辞谦让，便入朝陈说此事，天子因此记住了他。皇帝说俞公的才能确实如此，批准了他此前治理淮南时的奏议。俞公到任部中三天，便取得可供半年使用的储粮；到年终时，余粮足够再吃两年。虽然把各项事务全部变更调整，但当地百姓富裕的没有受到困扰，贫穷的也没有受到扰乱。泾原塞外的武延川原本是羌人的土地，各位将领想求取功名，请求筑堡、挖壕来守卫。俞公上奏认为这是无端生事，不可批准。不久贼寇果然来到，杀掠官吏士卒，填平所挖的壕沟后离去。调任兵部员外郎，迁任京西转运使；皇帝召见他询问边境事务，他推荐某人可以担任将帅，皇帝赐给他三品官服。因兄长去世，应当回去安葬，俞公请求任东南地区的官职，于是改任福建官职；后来召回，任盐铁勾院判官。调任刑部郎中，任职两年，奉命供职史馆，任荆南府知府。入朝进见时，他谈论政事，皇上听得不厌，喜悦地说：“你不应当前往荆州。”当天就任命他为三司户部副使，历任度支、盐铁三部，调任右谏议大夫，又出任荆南知府。任期满一年，授任集贤院学士，任杭州知州，开采石料筑堤，以抵御江涛，水灾没有造成祸害。召回朝廷，任三班院及银台门下省判官，出任宣州知州。元昊叛乱后，西部边境大为骚动，皇帝下诏询问应当采取哪些措施，俞公分条上奏十多件事，朝廷称许他通晓时务。调任应天府知府，改任工部侍郎；他因病请求退休，天子优待他，任命他为刑部侍郎致仕。听说他居住在杭州，便把两个儿子的官职都调到吴中，以便奉养父亲。庆历五年四月十七日，俞公在住所去世，享年七十六岁。第二年某月某日，安葬在歙州某县的某原，跟随先人的墓地。夫人冯翊郡君钱氏，性情柔顺贤淑，知晓礼法，是与俞公相称的配偶。儿子四人：长子希楚，任某官；次子希元，进士及第，早夭；次子希和希仲，都任将作监主簿。女儿三人：长女嫁给秘书丞江杞，其余两个尚未出嫁。俞公为人高明刚正而严厉，议论政事建立规矩时，仿佛不能容纳异己；但到掌管法令、审理狱讼时，却平易宽厚，不肯任意加重或减轻刑罚。他在京西任职时，钱丞相任许州知州，厚待宾客，年费达千万。执政者一向不喜欢钱丞相，又怀疑其中有私情。俞公到京师奏事，皇帝从这件事开头询问他，俞公回答说没有别的情况。世人认为俞公是长者，他的官阶屡次升迁至太中大夫，勋位升至上柱国，爵位升至开国伯，食邑增至九百户。和他交游的同僚中，有很多人历任两府，而俞公唯独没有实现这一点，这可以说是命运如此了。铭文说：俞氏的先世，积累德行而代代相承，德业盛大而显著。到了俞公兄弟，在家中和乐恭敬，在官场上刚健出众；经历各种艰难的考验，身居富贵而没有失误。忠诚而且善于谋划，天子因此向他询问；功劳成就于西方，国人却不知道如何用言辞称颂。他年老退休，也没有越出规矩；这种风范非常崇高，足以使那些一味求取仕进的人感到惭愧。仲尼有句话说：“积累善行，后代就会得到余庆。”俞公确实有子孙继承他的事业，家族兴盛（《罗鄂州志》说：俞待制献可，字昌言，歙县人；他的祖先居住在河间，晋永嘉之乱时迁到新安。端拱初年考中进士，历任归州军事推官，代理主持州事。适逢李顺反叛，峡州官吏多弃城逃跑，城中的老幼也纷纷逃散。献可料想州兵屯驻在会江棚，来阻止逃亡者，但无法禁止，于是抓到两个亡命之徒，斩首示众，众人这才安定下来。后来经御史中丞王嗣宗推荐，任监察御史，提出天下所进献的祥瑞之物，凡是不见于图册簿籍的，不得上报。历任广西提点刑狱。起初抚水蛮多次入侵，献可认为是前任守臣姑息养奸的过错，请求发兵彻底讨伐。遭逢母丧，特意起复任转运使，最终平定了他们；又为他们设立互市，修筑要塞来扼守险要之处，从此蛮人不再侵犯边境。他把功劳推给属官，从未自己夸耀。仁宗在位时，提拔他为龙图阁待制，代理吏部流内铨。儿子希甫、希孟都考中进士，希甫最终任和州推官，希孟在皇祐年间任殿中侍御史。希孟的孙子正图又在政和五年考中进士。） 《尚书工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许公（元）墓志铭》　欧阳修。

译许公名元，字子春，姓许，是宣州宣城人（按：欧阳公撰写许公父亲司封的行状说，许氏世代以歙州为家；现在这里却说是宣州，大概是许氏本来居住在歙州，但在宣州有别业，子孙轮流居住在那里。欧阳公撰文时，常常想通过彼此参照来显示文字简约，所以这样说）。许氏世代以孝顺谨慎著称于乡里。许公的父亲去世时，兄弟中有一个儿子尚未入仕，做官的兄弟互相谦让；过了很久，父亲说：“我的弟弟有才能，将来一定会庇护我这一宗族。”于是让许公补任郊社斋郎，迁居海陵，努力耕作来奉养母亲。调任明州定海、南剑州顺昌县尉，任泰州军事推官时，驻军有一千人，其中有士兵从海上逃回，州守听说发生变故，不知如何处理。许公盘问他们为什么回来，有两三个人出面回答，许公呵斥左右把他们抓起来，说：“惑乱众人的就是这几个人，其余人有什么罪？慰劳他们的同伴后遣送他们回去。”升任镇东军节度推官，任润州丹阳县知县。县中练湖决开一寸，漕渠的水就会高一尺，所以旧法规定，盗决练湖的人，罪行等同于杀人。适逢当年大旱，许公请求借用湖水灌溉民田，没有等待批复就挖开湖堤放水。州守派官吏查问，许公说：“便利百姓，即使获罪于法令也可以。”最终无法追究他的罪责，因此灌溉民田一万多顷，当年便获得大丰收。再次升任太子中舍，监管扬州博盐和籴仓，任泰州如皋县知县，所到之处都受到百姓爱戴和思念。许公做官时，喜欢修治废坏的事物，尤其擅长理财。自从元昊在河西叛乱以来，军队出动很久却没有功效，天下疲惫困弊。三司使称许公有才能，让他主管榷货。许公说：“从前商人把粮食运入塞下，京师没有足够的钱偿付；钱越不足，运入的粮食就越少，价格也越高，这就叫内外俱困。请提高塞下粮食的价格，降低南方盐的价格来偿付，使东南地区能够消除积压的盐，而西北地区的粮食充足。”他又说：“这就是调节轻重的方法。”实行后果然便利。当时京师粮食缺少，而江淮每年漕运的粮食又供应不足，三司使害怕，大臣们也为此忧虑。参知政事范仲淹认为只有许公能够办成，于是任命许公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判官。许公说：“六路七十二州的粮食，怎么会不能供足京师呢？我不相信。”到任后，他立即整治一千艘船，沿江向上运输；船只经过的州县留下三个月的粮食，其余全部发运，州县粮仓则按照距离远近依次互相补充。因此不到几个月，京师的粮食就充足了。后来他感叹说：“这件事可以在粮食缺乏时应急办理；但是每年漕运不足，是有关部门的职务荒废了。”于是考察旧有成例，明确约束、申明号令，从粮食的征发、收取、转运、迁徙，到风浪、远近、迟速，都制定了赏罚法则。凡是江湖数千里以外的事务，他都能谈笑之间治理妥当，不扰民、不劳民，却使物资供应充足。许公起初以殿中丞身份任发运判官，不久升为副使，后来任发运使。每年年终来朝廷核算账目，天子必定加以恩礼，特意赐给他进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他总共任职十三年，后来说：“臣已经疲惫了，希望请求任一州长官。”天子想到很难找到能够代替许公的人，他八九次提出请求，过了很久，皇帝察觉他确实又病又老，才任命他为扬州知州。任职一年多，调任越州知州；许公病得更重，又调任泰州。到州后还没有处理政务，就在嘉祐二年四月某日死于家中，享年六十九岁。曾祖父名稠，任池州录事参军；祖父名规，追赠大理评事；父亲名逖，任尚书司封员外郎，追赠工部侍郎。许公娶冯氏，封崇德县君，先于许公去世。儿子二人：长子宗旦，任真州扬子县主簿；次子宗孟，守将作监主簿。女儿一人，嫁给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在此以前，江淮每年漕运到京师的粮食通常有六百万石；后来十多年间，每年的数量越来越不足。到了许公负责此事，每年必定达到六百万石，并且通常还剩余一百万石以备非常之需。他将要离职时，有人劝他把余粮进献上去以求升迁，许公说：“我难道是聚敛之人吗？怎么敢用这些余粮来希求宠幸？” 许公为人善于谈论，同人交往时间越久，感情越深厚。对家人尤其孝顺友爱，所得俸禄分给宗族，不分亲疏。他的遗孤宗旦等在某年某月某日，将许公安葬在真州扬子县甘露乡的某原。他所交游的庐陵人欧阳修为他的墓志说：“唉，治理天下的人，固然常常要在无事之时培养人才；大概一定要遇到事情，人才才会显现。自宝元、庆历以来，臣出仕其中，兵事在一方发生，奔走劳碌、参与其间的人，都号称天下豪杰。他们中有智慧的出谋划策，有才能的贡献力量，直到最后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实现自己的志愿。然而许公正逢这样的时代，凭借自己的长处长期任职，因此能够最终成就事业，形成这样的名声；这就是可以记载下来的原因。”于是替他作铭说：“人才实在难得，有才华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遇到时机也很难，有用武之地却不能充分施展。功业难以成就却容易毁坏，即使明智通达的人，有时也不能自己觉察。许公的才华敏捷啊，所任之职正合其宜。志向正十分壮盛啊，力量却先已衰弱。在家中留下德行，在国家施展劳绩；长久幽闭于墓穴啊，作铭来哀悼他。” 《胡司业（伸）传》　罗愿。胡司业伸，字彦时，幼年聪颖敏悟。七岁时，父亲让他的两个哥哥伟、伋作《庄周梦蝶》诗，胡伸也跟着作诗，末句说：“谁能分辨梦境和清醒，真实与虚妄两者都渺茫悠远。”父亲十分惊异。十四岁时，他跟随哥哥到杭州游学，每月考试总是最先交卷，又多次名列第一。教官命人挪动座席，靠近他来察看，问他引用的典故，他应答如响声回应一般迅速。苏文忠公任太守时，听说了这件事，派鞍马召他来交谈，对他非常惊叹。登第后，参加学官考试，授任颍州教授。部使者联名推荐，崇宁初年，召任太学正，升任博士。几年后，调任秘书丞、著作佐郎，参与修撰《神宗日历》和礼书。授任右正言，数月后因亲属关系可能引起嫌疑，改任符宝郎，升任辟雍司业。两年后，被责罚监管杭州楼店务，接着任无为军知军。当时巢县有刁猾百姓控告县令，通常收敛数百千钱，装在匣中藏在各家店铺里。胡伸察觉诉状不实，便查找这些财物，找到匣子和账簿，账簿详细记载了送给官吏的财物，于是依法追究告发者的罪行，并慰问、致歉于县令；他的政务仍以慈爱宽恕为主。百姓把他的画像绘在学校里。他长期与名士交往，提拔荐举了许多人。后来遭逢丧乱，遗稿保存下来的还有二十万字。他的堂弟侃，字彦和，起初名叫侔，考中进士乙科，曾经做官任宰，离职后不久得到昭雪，最终不再出仕。几十年间，他自号柳湖居士，性情恬淡安静，喜爱读书。晚年苦于眼疾，仍然让子孙诵读书籍给自己听。临终前，他亲自撰写墓志；官职累积至大夫（旧志说：胡伸在太学时和汪龙溪齐名，当时人编成话说：“江南二宝，胡伸、汪藻。”他受到当时人的推重就是如此）。《朝请大夫、直秘阁汪公（若海）行状》　汪若容。

译公讳若海，字东叟，是新安歙县人。出生时就聪慧不凡，容貌俊美，气度挺拔奇特。十八岁时游学京师，进入太学，连续两次参加礼部试。靖康元年，金兵到来，所经过的地方没有坚固的城池能够抵挡。朝廷下诏征求懂军事的人，公锐意响应诏令。等到赴有关部门应试时，还不到三刻钟，纸笔就用尽了，榜文公布后于是列居优等。当时朝廷已经派耿聂割让河北土地给敌人。这年冬天，公再次来到京师，认为河北是国家的重地，应当凭借河北来掌握天下的权势，不能怯懦自守，闭关养敌，坐等受其祸害。高宗皇帝以康王身份聚集军队，任宰相的何■〈〈卤，仌代乂〉上木下〉持不同意见，以道路阻塞为理由加以解释，最终没有派遣。王城失守后，公写成《述麟书》献上，认为两宫蒙受尘辱，按道义不能苟且偷生，便把书稿藏在衣袖中，面见尼雅满，请求保全赵氏及异姓僭伪政权的拟议，随后用绳索缒出城外，冒着兵刃，奔赴山东，在芒鞋短衣的情况下，到济州拜见高宗，首先劝进，认为神器空置已久，异姓盗窃帝位，应当早日登上大宝，以谋求中兴。一天之内公三次受到召见询问，皇帝赐给他衣服、头巾和鞋子，宠遇非常优厚，补授修职郎，充任帐前差使，留在帐下。偶然误从中军帐门出去，再回来时守门人因他没有号牌而阻止他，于是腹痛成大病，濒临死亡，便不再进见。随从皇帝到南京后，高宗皇帝登上帝位，大元帅府结束事务并推恩，改授承奉郎，任命为江南经制使；遇到覃恩，转任承事郎，任监登闻鼓院。五府争相征辟，改隶右府。朝廷准备派张和公宣抚陕西，议论尚未决定，公说：“天下的形势，像常山之蛇一样，秦、蜀是蛇头，东南是蛇尾，中原是蛇脊。凭东南这个蛇尾，怎么能够振起天下的脊梁呢？要谋求恢复，必定在川陕。”他把自己的见解藏在袖中拿给和公看，书中所说的就是这些，纵论此事直到终日。和公惊醒，想向皇帝进言，征召公随从自己，公以母亲年老为由辞谢。后来公论说军粮之事，触犯执政者的意旨，请求补任外职，任沅州通判。谗毁者趁机进言，夺去他的官籍，贬谪英州。途中经过临川，当时节制江夏军马的李允文拥兵数十万，跋扈而不奉朝廷命令。朝廷命招讨使张俊驻军江西，他的参谋官汤东野与公有旧交，在路上遇到公，非常高兴，对他说：“李允文心怀反复，除了您没有人能够使他打开自新的道路。” 公立即骑马赶去，把成败利害告诉李允文，向他说明顺逆，显示朝廷的威势和恩德，又提出三条策略来打动他。言辞意义明白流畅，允文深受感悟，当即率军向东进发。公又写信招抚他的部属张用、曹成、李宏、马友，使他们一同归顺朝廷。张用一见公，就带着二十万人解除武装表示顺从。只有曹成心怀疑贰，另有图谋，公写信责备他。曹成大怒，准备杀死公。公夜宿王林军营，用计取得王林的军印，于是夺取了他的五千部众。第二天，曹成便逃走了。公给李宏送信，让他刺杀曹成以自归朝廷。李宏得到信后图谋杀曹成，但力量不能取胜，又逃往长沙。马友被刺杀后，群盗解散。公于是带领王林的五千人归附招讨使张俊，张俊这才班师凯旋，军容更加壮盛。当时朝廷正分派偏师出去消灭残余盗寇，公认为治理天下，应当把盗贼转化为我方所用，不能放过英雄而使其成为国家的祸患，于是写成《平寇策》献上。朝廷全部采用了公的策略。后来李宏被刘忠吞并，死于长沙；刘忠被韩世忠击败，逃往刘豫处；曹成逃到广南，后来投降，湖湘于是安定。公不久恢复承务郎，任监潭州南岳庙，又任辰州通判。绍兴九年收复三京，公参与恭敬拜谒陵寝的事务，回来后凭借先前的功劳，一个月内连续四次升迁至承议郎，任顺昌府通判。江淮失守，敌兵聚集城下，营垒遍布原野。当时太尉刘公锜刚刚到达，军队不到三万人，派人向朝廷请求援兵，却没有人敢前往。公毅然出发，终于到达所在之地，详细陈述刘公明达的方略和善于用兵之处，认为如果用偏师援助他，一定能够成功。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敌军果然大败。后来授任淮北宣抚司机幕。柘皋之战，又因功劳连续两次升迁至朝散郎，任洪州通判。尚未赴任，遭逢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添差任信州通判。任期届满，参与湖北帅司的议事。这一年又经过五次升迁至朝请大夫，任知道州。入朝辞行时得到召对，皇帝说：“卿很久没有见到了，一向在哪里呢？”授直秘阁，改任江州知州。到任一年多，遭逢司农公丧事。当时正筹划经营中原，朝廷商议起用公守护上游，但公不幸已经去世了。这是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享年六十一岁。同月二十八日葬于渔梁山。妻子是硕人赵氏，皇叔、故循王士■〈亻褭〉的女儿；有一个女儿，嫁给朝散郎、通判常州的择善。孙子五人，孙女四人。公性情豁达高明，深沉而有器度，自幼不与众同，耻于学习世俗的章句之学；楷书、行书、草书自成一家，文章无所不能，拿起纸笔立刻写成，开始似乎毫不经意，写成之后却笔势奋发，气韵飞动，人人传诵喜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他论说军事的几篇策论，对时事的判断如同决开银河，灼龟蓍草也不足以比拟其豪迈而审慎。他的《述麟书》引用禽兽来合论事理，罗列百兽而尊崇麒麟，使那些卖国叛君的人读了也面带羞惭。他写给群盗的招抚书以及《平寇策》，纵横开阔、辨析明白，听到的人都乐于听从。等到天下平定，全都如同他预先谋划的那样。平日里他自许喜好奇异伟岸之事，倜傥而仰慕鲁仲连，慷慨而多有大志，又仰慕马文渊。高宗曾在一张纸上写下公的姓名，告诉张和公说：“像这样的人才，卿应当收罗任用。”恰逢和公离开朝廷，没能召用。故相秦桧忌惮他的才干，加上他是潜邸旧臣，便使他长期远离朝廷而不得任用，即使任用，也百件事中难有一件真正试用。等到秦桧死后，公才又有机会仰望圣颜。两人站着交谈片刻，皇帝很快分给他宠爱，并说：“这是朕起兵时的主簿，朕是按照光武帝对待冯异的意思来对待公的。”考察他后来得到际遇，如果长期居于朝列，近来所建立的功业，应该会如何呢？他治理九江，清廉而仁惠。等到离任时，全城百姓相互哭泣，哀声不断，不忍舍弃他。公与人交往，胸怀开阔，不论贵贱，都能使对方得到欢心。救济急难、帮助贫乏，倾尽粮仓也不吝惜。遇到郊祀恩典而延赏时，首先为弟弟授官。他轻财施舍、笃守义行，在家中实行并施及他人，大多如此。谨慎地撮述其大概，等待能够为他立言的君子来论定。

译宋故中奉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新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追复龙图阁学士汪公勃墓志铭　叶适 乾道七年四月十二日，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汪公勃去世，享年八十四岁。十月己酉日，葬于会昌乡蜀里北庄村。嘉定十三年，曾孙纲拿着墓铭来请求撰文。公字彦及，是徽州黟县人。十八岁时，州里推荐士人，他名列第一。参加辟雍太学考试，锋芒锐利，明敏过人，同舍都敬畏佩服他。因年长而受到尊重，前后将近三十年。绍兴三年，参加类省试于饶州。绍兴二年，考中进士，任严州建德县主簿、池州建德县丞。京口制置沿江安抚司征辟他为属官。绍兴十三年，任太常寺主簿。高宗厌倦长期的战争，想让天下暂时休息。和议既已确定，罢免诸将兵权，但名士大夫都说父兄之仇尚未报，军队不应罢免。皇帝忧虑此事，选择年高德重、质朴厚道且不与赵、张同好恶的人处在纲纪之地，共同主持国政。公由御史台检法官任监察御史，在殿中奏事。皇帝正在书写《孝经》，公上奏说：“显仁后归还，这是孝道的大事，请刻石摹拓来赐给群臣和诸生，向天下显示为子之道。”又说：“新学刚刚建立，科举考试正好开设，天下人的趋向正在这里。学者不能纯粹一归于孔氏，却让专门曲学来扰乱它，这可以吗？” 皇帝说：“这正是用来端正人心的。”于是下诏有关部门，凡是出于私意的臆说全部黜退。大理少卿朱斐回答皇帝时，皇帝指大理寺为诏狱，公评论朱斐不知道自己的职分是什么，不学习也没有见识，最终罢免朱斐。蔡攸的家人来到行在，公逐条陈述靖康年间的灾祸变故，说那是臣子不忍听闻的事情。皇帝读了奏疏，悲愤不已，立即命令把蔡攸押回临安原先被贬的州，其在京城的子孙不得依照赦令迁入内地。公升任侍御史，上言：“陛下近来根据各郡土地风俗和利害，因地制宜地增减政令，以宽裕养护民力，具体条目非常多，给事中和舍人已经分条上奏了。应当命令监司依照这些条文刻印，普遍下发各州县，使百姓家家知晓，并弹劾那些拖延违背的人。”因此皇帝更加认为公懂得国家大体、明白治理之道，提拔授任谏议大夫兼侍讲。押班赵辙倚仗宠幸作威作福，擅自侵占他人房舍，公上奏斥逐了他。皇帝说：“逐出一个内侍，而同类都感到震恐，人人知道畏惧了。”更加认为公是奇才，可以重用。公升任御史中丞。绍兴十八年，因端明殿学士副枢密院事段拂被罢免，公兼摄东府事务。自从秦桧得志，憎恨同列逼近自己，开始废除按资序升迁的制度，有人刚签署或参知政事，就立即被罢去。不久又反复贬调。公上奏说明那些任用的人并非秦桧引荐，每次来到秦桧面前，秦桧都倾身接待，俞咈在旁边便走下殿阶，目送他们离去，一定以与秦桧同等的礼节相待。秦桧不断在片刻之间暗示意旨加以牵制，一年多也没有达到目的。公看出秦桧凶狠残忍，想有所建言。他向皇帝陈述谢答恩遇之情，却常常被秦桧阻塞，找不到机会，便叹息说：“这里难道是陪着吃饭的地方吗？”等到皇帝赐秦桧犀带，秦桧忽然问枢密院有没有得到赏赐。使者说：“有两条，一条赐给枢密院。”秦桧怅然说：“皇帝果然特别厚待枢密院吗？”更加不平。公也慨然说：“我可以离去了。”立即向皇帝请求：“陛下如果怜悯臣母亲年老多病，就让臣退居田里吧。”皇帝素来知道公是因为秦桧而提出请求，便深加慰藉，让他以旧职领取宫观禄，秦桧在世时不敢动摇公的地位，是皇帝的力量。秦桧死后，起用公任湖州知州。他廉洁俭朴到了极点，不耗费官府的一件物品。内室用蜡烛，捻作灯芯来代替火把；治理以慈爱为主，劝讼者不要争执，措辞殷切厚重，百姓感动喜悦，合掌结交而散去。霅上百姓相互说：“不要激恼这位佛一样的老人。”皇帝始终思念公，越级提升三等。诏书说：“为了百姓挽留叶义问，故人心中也有隐痛。”有人上奏章诋毁公，夺去他的学士职。孝宗初年，特地下诏恢复，言官仍未停止，又命令暂缓；后来再次下诏恢复龙图阁学士，而公已经去世，于是追复其职。大概秦桧死后，一时之间他的党羽和援助者被铲除焚烧，几乎如同草木被割除，唯独公年老而德重，众人没有异议。虽然公曾被叶义问排斥诋毁，但公死后叶义问最终也亲自悔恨，而高宗、孝宗两位皇帝对公的眷顾竟如此。唉，是非贤否的真实情况，难道终究不能确定吗？汪氏在黄陂有声望，世代流传很远，但此前没有做官的人。公开始追赠曾祖昌龄为太子少保，祖父惟立为少傅，父亲才贵为太师，当时都在饶州。张琪的军队突然攻入黟县，家人逃散溃乱，彼此不知下落。母亲舒氏陷入贼军，几乎不能逃脱；盗寇退去后，县邑中死者和逃者有十分之三四，但公上榜后回来，长幼亲族各自聚集在数里之内，没有一人失散。乡人惊异地说：“这是公向来孝顺谨慎，上天大概使他得以活命。”公显贵以后，封舒氏为延康郡夫人，直到公进入西府任职时仍奉养她。追赠他的配偶：祝氏为高平郡夫人，唐氏为南昌郡夫人，都是郡夫人。四个儿子：作砺，湖北提刑；作舟，监行在都茶场；作霖，京西安抚司干官；作乂，清江县丞。孙子十一人：义和，侍御史；义荣，大理寺丞；义端，徽猷阁待制；义质，蕲春县主簿；义的，太学内舍生；义路、义处、义方、义实、义善、义准。曾孙：纲，直秘阁、浙东提刑；纪，赣县县丞。统，楚州通判；綋，监平江府赡军库；绛，龙阳县知县；缜，永兴县知县；绶，丰城县知县；绎，安丰军通判。公诚实厚重、情意周尽，从少年到老年，不欺骗，不妄为，尤其简朴安详。曾经走在田垄之间，农民坐在桑树下交谈，他和他们彼此以“你我”相称，如同普通一人。遇到年成荒歉，就倒空粮仓降低价格出售，大姓都说：“枢密尚且减价，我怎么敢求取赢利？”所以市场上的粮食和常平仓的粮食价格常常相同，黟县人也把公看作佛。公在世时，诸孙已经取得高等功名，后来侍从之臣接连出现。纲已是第三代，卓然为异才，应当使朝廷内外善类合为一体。追述祖先的德行，消除诬蔑和妄言。这就是太史公所说的以忠信行道来奉事君上，是世家流传的事业，不只是刻铭于墓而已。铭文说：

译古代君臣治理天下，与道合则与道合，与道离则与道离；选用宰相，贵在至公而不徇私。舜任命伯禹、稷、契共同辅佐，早晚勤勉不懈，国家因此得到辅助。恭敬谨慎的高宗，任用臣子以恭敬相待，君臣交相修明而不抛弃彼此，你不要只求附和。忠诚专一的汪公以忠心辅佐君王，臣子难道不应与之相比吗？他说：只是跟随君主办事，前往论说而转移群臣的诽谤，虽然与秦桧不同，却难以自行申明。只有两位圣人深深看清他的成就，才使他先被贬黜而最终恢复。活着含冤，死后获得荣誉，坟墓在那北庄，墓下没有刻石。蜀地的笋仍然存在，翁仲仍旧沉默，新的碑铭独特地由纲来撰写。思念德行，碑石虽坚也会磨损，铭文坚固而不会差错。（汪提刑作砺，字必成，是黟县人，枢密汪勃的长子。少年时在科场已有声誉，参加乡荐后进入太学，补授承务郎，授浙西仓属，任江右帅幕主管、临安府城北右厢。乾道初年发生歉收，朝廷录用救荒有功之人，任主奉常簿，知桐川县。枢密去世，服丧期满后任延平知州。适逢莆田知州因嫌疑被盗寇攻击，公两次任满入朝应对，请求把二十年间宽恤百姓的诏令汇编成一部书，在开头冠以戒勉之辞，等监司、守臣辞朝时各赐一本，任期届满仍命令把施行情况上报皇帝，以论赏罚。又请求免除兴化三县百姓丁米钱一万零四十余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岁〕 任提举湖南常平茶盐，接着任提点湖北刑狱，后来请求奉祠，终于家中，享年七十三岁。在家时一定按时制作良药施给病人，买纸被施给受寒的人，又施棺木收殓无力办理丧葬的人。做官时也是如此。三个儿子义和、义荣、义端，都是弟弟作舟之后的侍御；义和字谦之，任隆兴新建县知县时，把荒政条目筹划得十分完备。他察看旱情后向府帅报告说：“旱势特别严重，已经批示发放八成了。”府帅恼怒他擅自作主，公坚持更加坚决，府帅改变脸色而听从了他。淳熙八年考中进士，治理县政有声誉。堂审时命为绍兴通判，接连遭逢父母内外丧事，服丧期满后任武冈知州。每逢大比，他把附试安排在州郡，每年贡士一名。公认为本郡统辖的溪洞百姓崇尚武勇强健，要改变这种习俗，没有比尊重学校、发展科举更好的办法，于是向朝廷请求，最终获得允许设置贡闱并增加贡员，士子刻碑颂扬。任期届满，任太常博士兼礼部郎官、枢密院检详、馆伴正旦使。当时慈福宫的几筵尚未撤除，使者请求奏乐，公责备说：“国家的音乐尚且禁止，使者怎么能以此提出请求？”使者惭愧而停止。任右司郎中兼检讨玉牒，任起居舍人，随后任侍御史兼侍讲，两个月后去世。四个儿子：纲最终任户部侍郎；纪继承弟弟义的之后，最终任赣县县丞；统任吏部郎官；缜任浙东帅、宪，后为汉阳守、寺丞。义荣字焕之，与弟义端同登乾道五年进士第，任提刑、桐川县知县。入朝辞行时委婉谢恩，皇帝连他的子侄也一并赐予进士出身，亲口褒奖说：“都是卿的儿子，足以看出义方之训。”任崇仁县知县时，有豪强奸猾横行霸道，掌握县中短长，使县令不敢出声，于是登记他的姓名，奸猾之徒望风而知警戒。遇到旱灾，专心研究荒政；遭逢父母内外丧事，服丧期满后，差任江东机幕、干办诸司审计，任桂阳军知军。该郡经历蛮寇焚掠以后，城墙楼堞坍毁，于是增筑城楼，重新规划道路，开始以政绩第一闻名，任大理寺丞，去世时官至绶直宝章阁。此前任太平州知州，曾任军器监丞。义端任给事中，字充之，二十岁时在廷试中列第三名，祖父枢密公还在世，正是乾道五年。授奉国军节度推官，遭逢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充任南外宗学教授，尚未赴任，改任太学博士，升任枢密院编修、太常丞，权摄吏部郎官，改任工部，任温州知州。一年后两次改任严州，主管冲佑观，起任秀州知州。有形势户占有数千亩田地，不向官府缴纳赋税，便责令他们缴纳，并把田地退还给原主。镇守池阳时，入朝接受召对，任侍左郎官。绍熙四年，任监察御史，改任军器监，知舒州。入朝辞行时，任起居舍人。宁宗即位后，差任贺金国生辰使，回来后上言：“金国受到鞑靼扰乱，如今和议虽然还不能违背，但应当秘密地做好自治准备，以等待时机。”任中书舍人兼侍讲，升任给事中，任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改知宁国府，升任华文阁待制，任绍兴帅。公想到这个地方和买的负担比其他地方重一倍，上奏极力说明下户被科敷的困扰，以及代为缴纳和买钱和五等未纳之税。任徽猷阁侍制，遭逢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起任婺州知州。任隆兴帅时，多次请求奉祠，后来任鄂州知州。到任不久，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八岁。有《盘隐类稿》《奏议》收藏在家中。儿子纮考中庆元龙飞科，绛知兴国军，绎知宁国府，绘任监簿。《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二 （明）程敏政撰 ○行实（才望） 宋故华文阁直学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一百户、赠特进程公叔达墓志铭　杨万里

译淳熙甲辰年十月一日，万里刚为先母硕人的丧事服丧完毕，过了三天，江西安抚使、给事程公派骑兵来到门前，送来书信说：“江西诗人是深厚的渊林，祖源在山谷先生，流派分自陈、徐诸位贤人，称作诗社，而社中有许多散佚的诗。我曾经搜集得到它们，如今刻印传播，但序引缺少了，除了您还有谁适宜撰写呢？”万里推辞却未能获得允许，文章写成后呈给公看，公没有认为不可以。当时万里还不认识公。从此书信往来更加频繁，感情更加亲厚。又过了八年，万里将任江东转运使，奉诏前往上饶，审问囚犯途中经过新安，到了休宁，公派人送酒慰劳，又派儿子铉在旅舍迎见。当时因出使事务有明确指示，万里想见公却不敢。私下想着归途应当实现这个愿望，后来山路崎岖险峻，难以再次经过，只好驾船东归，至今仍以未能见到公为遗憾。大概万里一生中有旧相识却彼此不相知的很多，却没有不相识而相知的人；不相识而相知的，只有公一人。公去世后，万里哭着派家僮前往吊祭。如今铉又拿着兵部王寅所写的公行状来请求撰写墓铭，万里痛哭说：“完了，世上再没有这样了解我的人了！铭文怎么忍心推辞呢？公姓程，讳叔达，字元诚，是徽州黟县人，后裔出自重黎氏。自伯休到婴，晋元帝时谭任新安太守，百姓感念他的德行，诏令在歙县赐给田地住宅，于是定居在那里。梁朝灵洗起兵抵抗侯景，后来进入陈朝，因功封重安公，谥忠壮，直到今天仍享受祭祀。到了天旺才开始迁居黟县。曾祖宗颜，因儿子显谟阁直学士程迈而追赠正议大夫；祖父远，因儿子程楫之的千岁恩典而追赠奉议郎；父亲晋之，因公而追赠太中大夫。三代都娶胡氏，分别追赠为硕人、太孺人、硕人。公少年时聪颖奇异，伯父认为他不凡，让他跟随枢密巫公学习，刚到童年就已有俊秀声誉。二十三岁考中进士，中书省连续授任兴国军、光化军教授；因推荐改任宣教郎，任湖州教授。任期届满入朝，当时海陵王将要背弃盟约，朝廷中有二三位官员写信给当时的宰相陈康伯，请求整治兵马、守卫淮河汉水，招募义军，派遣间谍并整顿财用。陈康伯非常高兴，认为这些意见足以振奋人心。公任临安府通判，府尹赵子潚待下简慢而傲慢，公不向他屈服，赵子潚认为他有台谏之才，便把府中事务交给他，又让人从屏风后窥察。看到公剖析裁决如流水般迅速，于是与公深相知契。任通州知州时，诸位御史推荐他为台主簿，不到三个月升任监察御史。乾道二年，两浙发生大饥荒，孝宗皇帝为此忧虑，分派郎官、御史巡行察看并赈济借贷。公负责巡行临安诸县，先从府城开始。他上奏说：“施粥的命令只到市镇，却没有到乡野，请把范围均等施行。”皇帝非常高兴，对执政说：“谁肯像这样为朕尽心呢？”巡遍诸县后，公入见皇帝，皇帝迎接慰劳说：“卿赈济百姓辛苦了。”公分条上奏便宜之策说：“丰收还是灾荒在于天时，能否感通上天在于人的修养，希望陛下更加修身反省，以招来至和。至于祖宗朝已经实行的荒政，例如赵抃治理会稽、范纯仁治理襄邑，这两种办法都可以重新施行。如今的急务，希望诏令监司和帅臣察看所辖官吏，有的软弱不能胜任，就罢免；有的奉行政令不合诏书，就惩罚。这两件事都不能迟缓。”皇帝称善，任右正言。入见皇帝时，首先论说君臣之间听取和采纳意见，言辞意义恳切直截。当时已经讲和，公说：“不要依仗和议就以为安定，必须借助和议来作准备。”又说：“广南盗寇刚刚平定，湘地盗寇又兴起，大概因为在湖广任官的人，有的昏庸贪残，有的是迁客和左官，要使百姓得到适宜的治理，就困难了。应当精心选择部使者来考察郡守，精妙地选任郡守来考察县令，辨明谁公正廉洁，谁苛刻暴虐；有的应征辟任用，有的应罢免黜退。至于一切科敷扰民的政令，尤其应当减免。”皇帝立即召集群臣在御史府集议，选定一名监司，于是任命张维为广西提点刑狱。郴州盗寇李金叛乱，公又上奏请求广泛打开赦免招降的门路，迅速派发附近精锐军队，及时讨伐平定，不要让叛乱越过二广。又说：“龚遂治理渤海，把拿锄头的转为良民，把持兵器的转为盗贼，这是安抚他们的策略；张敞治理胶东，明确设置招募和赏赐，使人互相捕杀，这是战胜他们的策略。希望下令有关部门制定捕获、斩杀和免罪的法令。”潭州帅刘珙写信说：“依赖公的建言，上下内外相互响应，盗寇于是平定。”中书省违法授官，公说：“法制是用来维持国家体统的，应当遵守。对上来说，这样侥幸求进的事就会停止；对下来说，不符合铨选资格的人，吏部不拟定官职，这是法令；尚未出阶官的人，中书省不授官，也有法令。现在却让将仕郎、登仕郎担任岳祠官了；不是词学上舍、甲科出身的人不得注授教官，这也是法令。现在却连州学文学也任作教官了。近来有宜州文学高衮，被任命为襄阳教授，考察他的爵位籍贯，原来只是临时借补，扰乱法令实在太严重了。”皇帝下旨押送他回本贯。公又说：“各位郎官都是华选，近来有人任县丞十天就仓促代理员职，有人任监门数月就突然权摄郎官，希望诏令执政从今以后一定考察人才声望的高下和资历深浅。”当时有一个担任淮南转运官的人进献死蝗，公说：“日前庐州守臣张师颜上奏蝗虫遍布田野，如今却说蝗虫自行死亡，这种阿谀之言，罪责难道可以逃脱吗？”又有曾任从臣的人被召回，请求恢复免役钱。公说：身为近臣，不以道德、宽厚、雅正来扩大皇上的恩惠，反而引导皇上实行刻剥，这种人不能不斥退。升任左司谏。上言百姓困于差役和和籴的四种弊病。皇帝说：“朕应当派使者巡察。”公在谏省仅四个月，因为母亲年老且有病，四次请求外任，皇帝再三挽留。此后任命官员办事，必须具列事情的始末和人物的门第资历。（此处有缺字，旧制缴奏，十一月召见，赐（缺）制诏十分得体。公（缺）称谢，重新坐下说：“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尽量说明。”公（缺）选人授官有超越常格的，皇帝问：“为什么？”公请求保留京局的空缺，来等待资历浅而有才干的选人；如今既然归入铨部，无法安置他们，于是径行（缺）事官。

译希望把京局的各项空缺仍旧归还朝廷。公每次进谏，皇帝一定赞叹并立即施行；（此处有缺字）曾论说敬天、爱民、有志于事功三件事。他论敬天说：“臣承乏主持宗室谱牒的纂修，（缺字）得以仰观陛下的盛德，如同读《尚书》而作成敬天图。臣希望陛下鉴览此图，效法文（缺字）的心意，不要因为丰收就懈怠忧勤，不要因为太平就忘记警惕恐惧。”皇帝说：“朕自己作此图，（缺字）觉得很有益处。每逢水旱就一定披览此图，修身反省，常常能够感通上天。”后来再次召见，皇帝看着左右（缺字），指给公说：“君主享有国家长久，都是由于严肃恭敬、敬慎畏惧，尤其应当以此为法。”公说：“陛下既（缺字）戒，又知道怎样效法，这是社稷和百姓的幸运。”公又以亲老请求外任，皇帝说：“朕正要任用卿，（缺字）求去而退居，并且竭力（缺字）。”任龙图阁提（缺字）佑观（缺字）运副使。帅刘焞久病不能任事，（缺字）并免除租税、赈济百姓，人们欢呼说：“若非运使，我们全都应当（缺字）。”以本司缗钱帮助衡州、郴州、道州、永州，共一万三千缗；又代道州（缺字）七千缗；积欠大军钱三万八千缗。又与总领赵汝谊上奏，除去（缺字）万余石。百姓感受到实际的恩惠，成百上千的人相继到安抚司，请求立表上奏，乞求借留公任职九年。（缺字）任浙西提点刑狱，送行的人堵塞道路。后来潭州帅李椿终于把百姓的请求上报，（缺字）谋求帅职，皇帝命执政列举人选，皇帝指着公的姓名说：“某人也可以接近任用。”李椿上奏说某人非常（缺字）心。八月任秘阁修撰，知隆兴府。入见皇帝时极力论说郴州、桂州盗贼产生的原因，安抚任用的适宜办法以及消除平息的策略。到达洪州后，因辖区盗贼很多，申明并严厉执行同恶及其他盗贼的捕捉（缺字）。城郭外的僧舍有盗寇，盗寇同党前来告发，公免除他的罪并犒赏他，于是把郡中盗寇全部捆绑，在（缺字）示众。每年赋税有十分之二三拖欠，大概因为有的百姓已经流徙，而田地实际荒芜；田地荒芜而产业没有主名的，称为逃阁。公分派县官中精明敏捷的人核查其中的欺（缺字），多年积弊（缺字）一天就清除了州中一千名材官，称为亲兵的；又清除选中禁军的（缺字）。皇帝说：“朕正要任用卿。”不久因母亲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后任直敷文阁、知池州。当时为四年二月（缺字），因避嫌改任衢州，当权者有人不喜欢他，任期届满时就总是让别人代替，五年后言官（缺字）其不当，才得以任官。辞行时首先说：“陛下励精图治，从来没有不想大有作为的；然而有志不能不培养，培养志向不能不审慎。精力耗费在事务上就容易懈怠，任用过于急迫就可能受挫，希望不要习惯宴安，不要急于追求事功。”皇帝指着“养志”二字说：“这话非常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五月改任江西转运副使，十月改任江东转运副使，立即在家中接受任命，奉养亲亲赴官，当地人称作“昼绣”。到任后，凡是本司耗米、和籴本钱、去秋苗钱、宣城寨木钱，都免除，并且减少（缺字）来赈济宣州的困乏。徽州杂征中有一种驿料豆钱，往往多取八十缗，公立即上奏请求免除（缺字）。绢帛一铢两从前很轻而现在变重（缺字），使百姓更加困苦，有诏令十二万匹减去四分之一（缺字）。圣王的仁德多么伟大，一举革除（缺字）年的弊病。（缺字）月任浙（缺字），辞行时皇帝上（缺字）想留住卿但未（缺字）。庶子（缺字）询问宰执（缺字）。凡例（缺字）不网罗（缺字）国家（缺字）上天（缺字）。府中于是说其（缺字）惠及百姓，但（缺字）承受其弊，使用经常性赋税（缺字）多至加倍。审理诉讼案件（缺字），收取负（缺字）余，结交权贵；小的则私自（缺字），更应当痛加革除（缺字）。为朝廷祝贺，不久兼任（缺字）免去。有一天召见，因而说传（缺字）心意相悦而天意获得。皇帝说：“也听说（缺字）可喜。汉、唐灭亡都由于年成荒歉（缺字）。”对人说：“有这样的君主，天下国家（缺字）。”后来到达琐闼，有时在黄昏或半夜处理事务（缺字）。军营和市民居所各占一半，因此士兵骄横放纵。公为他们修筑房屋三百多所，集中居住于一处营地，按月发给粮饷、按时发给衣服，只在适当时候进行白天操练。晚上实行警戒，没有人敢喧哗；又请求州里设置一名准备将，选择长期熟悉军队事务的人来管辖。皇帝把他的办法刻板下发各州郡。云吉的军队在衙门喧闹，公认为守臣与掌兵权者不和，弹劾罢免了他们。张榜悬赏捕获盗贼，盗贼全部伏法，军政于是肃然，整个道路上的人都屏息畏惧。十二月，升任集英殿修撰，仍旧任职。公对上体察圣意，对下体恤民间隐情，爱惜官府财物胜过自家财产。任洪州帅前后五年，免除百姓赋税达二十三万多缗，米一十一万多斛。评论者认为这比王仲舒还多。绍熙十三年八月一日，忽然宣召，议论说执政程叔达治理隆兴的政绩非常美好，升任敷文阁待制，仍旧任职。年成有时稍微不下雨，公每次祈雨，全家都不吃荤，感应如同回声。辖境内连续多年丰收，百姓歌唱他说：“公来江西熟，公去江西旱。”十四年因病请求奉祠，奏章接连上呈。四月四日，特升一官，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离任时如同初到任时一样，任职期间按规定应收的礼物，近来累计有八千多缗，都收入公帑。两次继续任职，按理应收的礼物也都用来犒赏军队。归来后，在住宅旁边修建小园圃，名为西野，有两座堂，名为葵心、秀野。

译开凿池塘，种植花木竹子，逍遥游赏而忘记回去。十六年二月，太上皇帝登极，升一官；因为曾任东宫讲官，又升两官。当时旧学之士都被召回，唯独公因为在隆兴任职时与执政意见相合，稍有触忤便被壅塞而不使上闻，奉祠四年后，以年老请求致仕，最终以显谟阁待制退休。今上皇帝即位后，有诏抚问，派使者赐银盒、药物和茶，诏书中有渴望相见的意思，公感动流泪，拜谢恩赐。庆元二年十月，特授华文阁学士，赐衣服和腰带，众人的议论才得到伸张。公年纪虽高而更加健壮，一天接待客人时，忽然说出不屑于人世的言语。后来得病并不痛苦，只是每天进食逐渐减少。忽然命令左右扶持他，端坐在正寝中，突然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官至宣奉大夫，爵为新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一百户。遗表上达后，天子哀悼他，加赠特进。妻黄氏，封硕人，比公早五年去世。儿子四人：铸，十九岁时参加国子监荐试列第二，早逝；铉，朝请郎、行将作监主簿；锡，承议郎、知江州彭泽县事；镐，早夭。女儿四人：一人嫁进士黄汝崇，即奉议郎、知潭州湘阴县事；黄荣，通判台州；金■〈亻与〉，枢密汪公的孙子义实，均先于公去世。孙子源洵，都任登仕郎。孙女一人，尚且年幼。公天性安静庄重，历事四朝，守正不屈，始终如一。感念孝宗的厚爱，每天都想着报答。所论列和封驳的奏章，没有一点顾忌，因此常与人龃龉。曾经因起草诏书，孝宗嘉奖赞赏，回头问左右学士是谁，左右却以另一位学士回答，公始终没有自己说明。立身恭敬，事奉亲人，孝顺而和睦族人；对朋友守信；抚养姐姐、妹妹、外甥、侄子，全都尽到爱护之情；婚丧之事周济他们，一定十分丰厚。因为认为奉养先夫人没有尽到终身的孝养而成为终生遗憾，又拿出太中大夫的资产分给侄子，并且为伯氏的儿子授官，以安慰九泉之下的心意。族人苦于乡正的差役，公便分割自己的田地，倡导义役，各乡都仿效，所获利益非常广。去世以后，乡里人修筑祠堂，塑造他的像来祭祀。他爱好学习直到老年仍不放下书卷，对六经诸史都探究根本。书法得到急就体。平生著述有《玉堂制草》《玉堂备草》《表笺》《论谏》《承华故实》《诗笺》《宏词赋颂》《歌诗书启记序杂文》，共六十八卷，收藏在家中。关于他一生出仕退处大节的自述，有《四朝遗老传》。公在病前数日的一个晚上，忽然有大星陨落在庭院中，家人大为惊异。公于庆元三年七月十四日去世，庆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下葬，葬在本乡东亭的潭口山冈。铭文说：温和敦厚的程公啊，如太阳运行在冬日，如风行于东方，万物因而融和。刚毅坚贞的程公啊，如玉挺立在嵩山，如雪立于松枝，是众多正直之士的宗主。既正直又通达，不同流合污，也不故意标异。是国家的夔龙，是百姓的黄龚。上天眷顾他并非不厚重，却没有使他诡曲地随从，也没有使他穷尽一生，实在是与他的际遇相违。（森曾说：谱牒是重要的事情，纂修的责任首先在于刊正错误；如果考订疏略而随声附和，以讹传讹，就是诬蔑祖先。考察显学所载，光禄公的墓文说：“忠壮公有二十二个儿子，分散居住在江浙，名叫天旺的迁到黟县。”庄节公的墓文说，后裔出自忠壮公，到了天旺迁居黟县。说忠壮公之后有天旺，并不对；说天旺是迁黟的祖先，也不对。这两篇阁老墓志铭，实际是程龙学瑀和杨待制万里所撰。大抵墓志铭虽属于名家之笔，但纂述家世门阀是子孙的责任。考订疏略，难道是执笔者的错误吗？） 《宋故通议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致仕、休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赠宣奉大夫朱公（晞颜）行状》，谈钥撰。曾祖朱温舒，过去没有做官。曾祖母程氏。祖父朱瑺，过去没有做官。祖母吴氏。父亲朱逢时，去世后追赠中大夫。母亲吴氏，追赠令人。

译朱公名晞颜，字子渊，是徽州休宁人。他的祖先积累德行而不显露，在山林田园间逐渐发家；履行善行尤其依靠自己的努力，常说：“功名富贵未必能落在我这一代，但我后代一定有显达的人。”不久，他感应朱峰羽仙托梦，后来便生下朱公。朱公生来就秀异，童年时便能写文章，刚满二十岁就进入国学，背着书箱学习孙氏之业，声名更加显著。过了一年，考中进士，当时是隆兴二年。尚未参加铨选，偶然听说母亲去世，便连夜奔赴，号哭哀毁，仿佛不能承受；服丧期满后，调任荆门军当阳县尉。当阳地处边境，是个小县，朱公协助县令防备御敌、安抚存恤百姓，全境因此安定。湖北沌河水势漫延数百里，芦苇茂密，是盗贼聚集的渊薮，船只经过那里，没有能够逃脱的。朱公请求各有关部门，要求治理那些停泊、藏匿资财并供给盗贼的人家，严格实行防守巡禁、禁止盗贼的法令；盗贼在哪个地区出现，便据实上报，有隐瞒的，允许别人越级申诉。宣抚使王炎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就下檄文让朱公负责处理。朱公又请求：凡船只进入沌河，警司应划定日期和时刻，船只向各有关部门申报；出沌河时也照此办理。超过期限仍未出来的，就应知道它已经遭盗，应立即会合兵力加以包围捕捉。他又设置了各种方略，擒获贼首及其同党，使其惊骇逃散，从此盗患便绝迹，直到现在仍沿用他的规制。当时韩侂胄代理夷陵县令，监司中有人不喜欢他，便借助访闻把他下狱，又诱使负责审讯的官员用荐举文书罗织他的赃罪；拷打审问，皮肤没有一处完好，韩侂胄于是被诬陷而服罪，案件办成。王炎下檄文让朱公复核审问，朱公查看案卷，发现钱物都不是韩侂胄本人收受的，经过驳正原来的审讯，只用三天便平反了这起案件。任期满后，朱公因被荐举而升为从政郎，调任靖州永平县令。靖州处在夷獠之间，永平是附郭县，号称难以治理；朱公用恩德和信义安抚他们，人人都得到欢悦。每逢岁时成熟之际，边界各户的丁壮来到县庭，踏歌击鼓表示感谢，郡人放纵地观看，都说此前从未有过这种事。百姓感念他的恩德，活着时便为他建立祠堂。淳熙元年，举员书考核合格，改任京官，出知蕲州广济县。淮右民兵自从停战以后，每年都被调往合肥教阅，贫弱之人多狼狈奔波于道路上，愁怨之声喧嚣不止。当时王希吕任帅，朱公写信极力陈说其中利害，请求就在各州县进行阅习，遇有缓急可以保卫乡里；王希吕认为他的意见正确，便上报朝廷。四年，任期届满，任阆州通判。阆州位于蜀地四路中央，属总制司管辖，每年收入缗钱近数百万，有关部门又责令增加余利，百姓十分困苦。朱公按照收入来安排支出，斟酌三军所需的数额，极力向总领所申明，要求制定定额，公私双方都认为便利。总领李昌图委派朱公巡视边境要地。朱公一向有经略四方的志向，欣然从剑门进入汉中，经过岷州、凤州，俯瞰秦地和陇地，考察山川险要以及秦、汉、魏、蜀的遗迹；途中经过武兴，吴挺为他说话。吴挺惊叹说：“西州没有谁能和他相匹敌。”成州知州马琥得罪了宪使，宪使查核他的赃款，其中一项为钱一万八千缗。当时宪使可以用粉牌直接通达四路，办事官吏都侧目观望，揣摩风向而相互迎合；朝廷下令兴元帅司选择清廉强干的官员审讯此案。帅司把这件事交给朱公，朱公把全部券历搜集来核查，考验证明这些钱是此前发往总所、在鱼关充作籴本的款项，收取和交付都十分清楚，最终为马琥辨白。李昌图与制帅商议，想选择一个好郡上奏举荐朱公，但朱公因母亲年老而极力辞谢。淳熙八年，朱公赴京，授任兴国军知军。入朝应对时，他首先论说士大夫荒诞欺诈的习气，彼此仿效而成为风气；今后凡有建议的人，如果只是夸夸其谈而没有成效，请求由皇帝亲自明察裁断，如同太宗朝那样削除名籍、罢免官职、追缴所赐金帛，使天下人砥砺名节，趋事赴功。他又论说西南夷近来挑起边境事端，是从官吏开始的：有的亏损与夷人的互市价格，豪强百姓有的侵占其邻近边界的产业，以此激起他们的愤怒，终于使他们解除仇怨、结党联合，反过来向我方寻仇。又说镇寨官平日虐待役使土丁，使他们逃亡到夷人那里充当向导，请求下令制置司和各路监司，严格实行禁约。又论说四川茶马司在宕昌、黎文等地买马一万二千余匹，其中不合规格的，官府既不购买，又禁止民间私自出售。马匹归官府所有和藏在民间，实际上是一样的；与其任由它们丢弃在化外之地，哪里比得上让百姓养着，成为我方的外厩呢？请求听任军民按方便收买，紧急时可以征用；既能收服夷人的人心，又能获得省地的利益。又论说铜钱渗漏到南北二番，请求禁止解盐进入其境，在沿边地区不得使用铜钱；有市舶的地方，也只准使用铁钱流通。孝宗全都嘉许并采纳了。没多久，吴令人去世，朱公居丧尤其尽礼。房屋中长出两株灵芝，服丧期满后，调任靖州知州。入便殿应对，首先论说通判拥有辅佐郡守的权力，参议有赞助帅臣的职责，请求加以选择；年老、患病、贪婪、懦弱而没有才干的人，不得参与这种选任。又论说各州审讯案件，狱官必须先写具案情节略以探察守臣的意向，于是轻重高下都不再依据朝廷法令。况且狱官承办审讯如果不公，自有签厅和司法官可以疏驳，州郡和监司可以按察揭发，何必先写具节略？请求下令各路实行，违者允许监司按劾，台谏弹劾。又论说襄阳、汉中的地区位于上游，地位十分重要，正因为它能够使吴、蜀相通而成为一体。其边境连接唐州、邓州，土地平坦开阔，汉江水浅狭窄，隆冬时可以涉水通过；如果派出戍守的军队和马匹，遇到调发之事便听鄂州都统节制。襄阳逼近北方边界，距离鄂州又远，遇到紧急情况等鄂州军队往返，必定来不及办事。况且鄂州属于内地，不必驻扎重兵；襄阳是最前沿，戍守人员又少，应当把武昌的大军移来戍守襄阳，留下水军控制沔州、鄂州，这样防守就稳固了。将来进取的计划，又有什么不能实现的呢？孝宗再三称赞他，说：“你说得非常对。”并且同朱公反复讨论边疆事务，朱公详细说明始末，于是逐一批评辛巳年谋臣、战将的过失，又论述进取时应当先做的事以及应当储备的粮食。孝宗说：“朕将来用兵，也只是因为粮食罢了。”又说：“除了你，没有人能够替朕办成这件事。”朱公感受到这种特殊的知遇，又陈说数千言，言辞意气激昂。当时孝宗还没有进早膳。朱公退下后，扈带环合在殿门迎接他，对他说：“应对称合圣上的心意，从来没有像您这样的，您将要受到重用了。”第二天，宰执进奏，孝宗对他们说：“昨天朱某上殿议论，极有可采之处。他有这样的才干，却把他弃置在远郡，难道是替朕选用人才的本意吗？”

译“可以另行给他一项靠近京城的差遣。”诸位大臣没有预料到这件事，惊愕得无言以对。恰逢庐陵选择知州，于是便用它交换靖州、吉州的差遣。当地风俗号称人人都执笔打官司，诉讼文书纷纷而来；朱公处理政务简约安静，裁断果断明快，强悍狡猾之徒退避，监狱案件逐渐减少。正值年中歉收，朱公从早到晚讲求筹划，事先做好准备，明确赏格以鼓励富户分粮，公布刑禁以遏制盗贼；前后上奏三次，取得数万石米赈济孤弱，禁止奸邪侵害，百姓都得到实际好处，豪强不能阻止粮食外运，贫民也没有流离失所。第二年年成丰收，朱公又大力裁减冗余费用，整治材料、聚集工匠，增修城郭，改建学舍，百姓竟不知道服了劳役，士大夫舆论尤其归附于他。考核后转任朝奉大夫。广右盐法中客钞无法流通，孝宗精心选派帅臣和漕臣前往考察利弊，于是任命应孟明统领帅司事务，授朱公为转运判官，并催促他赴京。朱公入朝觐见，皇帝多次以天语慰劳询问，又说：“本来想留你在西广处理盐法，那里的弊病太严重，除了你没有人能整顿这件事。你可以和应某一起核实实际情况，使它成为长久可行的办法。”朱公谢答说：“臣愚钝，不能仰报陛下深厚的知遇，但不敢吝惜自己的力量。”孝宗听后为之动容。朱公又上奏论述西蜀事务，大意说：“如今所谓的边境，不是唐代所谓的边境。” 唐代造成边患的地方只限于云南六诏，所以把益州作为咽喉之地，便于经略；韦皋、李德裕、高骈等人也都驻守剑南。至于今日的西蜀，自太祖艺祖皇帝断然出自圣明谋略，以大渡河划为防守界线，使夷人震慑天威，二百年不敢侵犯边塞。到了今天，益州更加衰弱，这说明防备不在成都。如今的蜀地，正如三国时的蜀国，北面与曹魏为邻；诸葛亮占据箕谷，进攻祁山，出散关，围攻陈仓，出斜谷，占据武功、五丈原，在渭南与司马懿对垒，从来没有一天能够安居益州。而如今的制置使却住在成都，任期内从未到过汉中，难道还能替陛下控制险要、谋取中原吗？如今的六诏，成都帅司的军队自然可以防御；请求把制置司迁到兴元，与荆州、鄂州建立节度，使首尾相互呼应。兴元是汉高帝兴起的地方，褒斜谷正在其中。过去魏延对诸葛亮说，请给他精兵五千，从褒中出发，沿秦岭向东走，不到十天就可以到达长安。如果从斜谷出兵，那么一举就可以平定咸阳以西，这正是今天的形势。又论说士大夫的风俗，任意发泄私怨，互相诋毁揭发；请求告诫百官，纯洁专一地奉行公事。” 皇上下达催促朱公立即成行的诏旨，朱公兼程翻越山岭，于是上奏盐法。他的大意说：“臣进入静江境内，延请询问父老，他们都皱着眉头告诉臣贩卖客钞的弊害。他们说，客钞制度刚开始实行时，静江还有几十家富商可以招诱；自从乾道年间变法后，富商的财产全被侵吞，多数迁往湖湘，留下的也已经破家荡产了。府里每年把盐发给各县去销售，县令便设置酒席招来上户、中户，劝诱他们认购定额；实际上是看他们资产和税额的多少，强行勒令承买。不听从，就用刑法威胁，令他们先把砧基簿抵押给官府。得到钞票请求买盐以后，又有川途的路程和舟车费用，日积月累，耗损不可计算。然而收下钞票没有多久，官府便催促缴纳盐款，急迫得像星火，枷锁囚禁、鞭打拷问，无所不用。近一两年来，上户、中户也都穷困而降为下户；但官府每年的科派仍不停止，有的三五箩，有的十几箩。他们没有力量亲自前去搬取，必定只好低价转卖，按照应缴的钱数计算，所折损的已经超过一半了。又有荒废的产业，赊欠抵押在官府，有的沉没遗失，有的债户死亡，官府不得不强迫邻里保甲认缴；一个人的钱，牵连到几十个人，人人愁怨，已经无法生活。一个府尚且如此，各郡哪里还会有商人可以劝诱呢？” 当初提出改行客钞建议的人，只是因为官府搬运、科配会造成食盐昂贵的弊害，便说不如实行客钞以便利百姓，使朝廷贪图爱民的美名而改变盐法。现在看来，静江实行官搬以前，每斤盐值钱一百；改为客钞以后，每斤却值钱一百三十，这哪里还有便利百姓可言？各州守臣中想出巧计的人，派衙前和出职的吏人，假冒客商贩卖，公然由官府出售；既取得其中利润，又获得每年的增给，使经费宽裕。有的请求免除年度计额，有的请求放免剩余税款，声称这样便能节省开支；那些胆敢荒诞欺骗、希望侥幸升迁而提出建议的人，又相互包庇，以此作为盐法的成效。凡是用来作为州郡防备的物资，全都因此废弛，我担心会造成萧墙之祸，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陛下先前因为人们的意见而改变盐法，现在又因为人们的意见而恢复旧法，怎么能存有偏私呢？”奏章送入后，诏令让有关部门从长计议，恢复旧法，不要再发生强行科派压榨的事。朱公于是早晚研究变通的策略，有时分列条目陈述，有时逐事指明奏报，详细充实而清楚明白，所涉及的事情全都得到施行。这套法令直到今天百姓仍然安于其便利，是因为孝宗刚明，也因为朱公能够极力主持他的主张。朱公因为离开祖坟已经很久，极力上奏请求奉祠，诏令让他再次任职。朱公遵守法令更加虔敬，处理政事也更加精细。又过一年，因恢复盐法有功，授任直秘阁、京西转运判官。朱公到襄阳后，分条陈述备边便民的策略：论说控制险要冲要之地，有分屯江陵的奏议；论说额外效用人员，有收取刺面子弟的奏议；论说剥浅船卒，有节省费用、去除扰民的奏议；论说请求佃种官田，有规定年限、申报实情和购买田契的奏议。朱公深知民间各种细微的利弊。当时张杓任襄阳帅，二人相处十分融洽，张杓尤其佩服朱公的见识和鉴识。又过两年，授任静江府知府，主管广西经略安抚司公事，升为直焕章阁。当时是绍熙四年，朱公已经六十岁了。他再次进入炎热的岭南，毫无顾忌。起初朱公任漕臣时，平易近人地抚恤下属，对他们都有恩惠和勤劳；等到开府后，号令严明，规矩整肃，胥吏恐惧警惕，部属警醒自励，旧日亲友也不敢以私事求托。谈论政事的人认为这正是治理政务的恰当方式。帅司每年派官吏到邕州横山寨买马，按惯例买马不下三千匹，耗费锦彩、盐、银约二十万贯，因循旧习弊病很多。朱公申明并安排了十九件事。第二年，蛮人送来的马匹纷纷而至，而且大多优良。他疏浚兴安县灵渠；灵渠是秦代史禄开凿、用来通达湖广漕运的水道；又增加修治城墙，建造房屋一千八百八十间，十个月便完工。

译南方土地干燥，城墙一定要加盖屋顶才可以长久；屋顶制度如果像平常那样，就无法设置守御器具。朱公于是创制样式，像战棚一样，里面低而外面高，上面设置带枋，密密排列成梳齿状的圆角；圆角上又铺设席箦，载上泥土，再用瓦砌盖。它坚固雄壮，可以抵挡炮石；在外檐立起战士，在女墙外包砌墙垣，可以施放弓弩。使用竹、瓦、木、砖，役使工匠数以万计，却没有丝毫取自百姓。事情上报后，特授中大夫，以奖赏他的劳绩。庆元初元年冬，召他赴行在所。二年三月入朝应对，不久授任军器监。刚过五天，丞相余某对朱公说：“皇上知道您可以任用，正好选拔负责军饷的大臣，您能替朝廷去一趟吗？”朱公回答：“东西南北，唯听皇上命令，不敢以朝廷内外为区别。”第二天，授任太府少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朱公到达治所后，考察财货的来源，叹息说：“国家的财计到了这种地步，使用时还常常不足，是因为漏洞太多、浮费太奢侈。”于是痛下决心节省损耗，堵塞漏洞，剔除弊病，不顾众人的怨恨。比如各州纲运送到仓库的物资，监守胥吏以至篙工舵手，内外勾结制造弊端，所缴纳的货物潮湿恶劣，储藏起来容易腐烂。朱公查阅仓吏，人数超过一百，供养仓官的车夫仆役又是这个数目的两倍。朱公说：“这些人全都是雀鼠。”于是把冗余的供养人员全部裁汰，疏列成定额，明确公布规约，没有人敢欺骗他。朝廷每年下令和籴，朱公亲自筹划收购，买得米十四万石，价格比旧额低十分之一，办理聚集又比各路先行。维扬城起初估计修筑费用为缗钱二百多万，每天役使一万人，历时半年；诏令朱公往来督察。朱公看见城墙坚固雄壮，认为只是徒然造成巨大费用，便据实上奏说：“扬州城是太祖皇帝平定江南时所修筑的。我挖掘它的根基，土坚硬如铁，砖有几寻之厚；查看砖上的文字，有饶、歙、袁、抚、衡、鄂、莱、海等字，这才知道艺祖统一天下以后，集合各郡的力量修筑此城，规模谋划深远。史臣说周世宗命韩令坤修筑盖屋，是传闻错误。”查验实际材料，所用费用只需原计划的百分之一。庆元二年正月，升任本寺卿，因为修城节省费用、和籴先行办妥。运渠位于润州境内，共一百三十七里，年久淤塞，稍有旱情船只就会搁浅。朱公查看图经，发现丹徒平地可以直接看见江潮，于是疏浚两条水渠直通江面，各自设置斗门，随着潮水进退而启闭，使水渠不缺水，百姓都享受到它的利益。四年春，诏令他赴寺供职。朱公归班面奏两件事：一是积存军粮，二是招收刺面子弟。” 大意是说：朝廷每年下令四个总所和籴各数十万石，令守臣认领数额，积存管理，作为首先的储备。然而总所常规储备的米，有时因为州县歉收，有时因为纲运亏欠折损，期限催逼得紧，不免借用挪兑；一年又一年，所欠数额越来越多。所谓积存管理，只是徒有虚名。请求把每年各州因水旱灾害而减免的数额以及纲运亏欠折损的数额汇总，另行科拨，以补足总司所规定的积存数额；只允许用陈米换新米，不准挪兑使用，这样或许在缓急时可以依靠。又说，与其从乡里的贫民中招募身披坚甲、手执锐器的士兵，不如从军人的子弟中选取。他们生长在军营，向来熟习翘关、弓箭、骑马，身体强壮有力，与乡里的贫民不同。如今军队兵额缺额严重，而招刺的办法又不涉及他们，使他们只能依靠父兄供给，连吃饭都常常不足，难道不会有意外的忧患吗？请求下令各军，遇到兵额空缺，全部用军人子弟充任刺面兵员，这样数千上百名精锐一朝之间就可以得到。八月，升任权工部侍郎，不久兼任实录院同修撰。五年六月，兼任临安府知府，兼带浙西帅司事务，事务尤其繁重。朱公凭借近侍、史馆官员的身份兼任此职，处理起来从容自如，（原文缺字）然而（原文缺字）服任。九月，改任太中大夫。十一月，代理（缺字）职。第二年春季三个月，狱中都报告没有积案，皇上赐下玺书嘉奖慰谕。公近来任职于蜀地时患有足疾，到这时病情更加严重，竭力上奏请求辞官奉祠。圣上的恩宠（缺字）隆厚，褒奖的诏书（缺字）给，才开始免去知府之职。四月，因病不起，享年六十六岁。遗表上达朝廷，朝廷（缺字）赠（缺字）奉大夫，赐爵休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公的风骨峭拔整肃，仿佛不可以（缺字）接近；但与人交往却平和宽易。他的言辞气度质朴简洁，仿佛不善于委曲周旋；但分析事理却丰富精深。他天性友爱（缺字），自己的产业全都推让给兄弟，俸禄有余又经营资助他们的生活。官位已经通达显贵后，还给他的侄子三人授官；其中二人因为（缺字）义气襟怀倜傥，亲族故旧中有因贫困来求告的，他甚至停下自己的衣食来赈济他们。公治学务求有用，尤其留意诗歌；他在南中的作品，大多载入《续桂林志》。遗留下来的稿本有大箱，收藏在家中，尚未编次。他自从持有旌节任职以来，尤其致力于搜集和任用人才；属吏中有才干品行的，边将中有勇气谋略的，常常受到荐举提拔，担任显要职务。娶洪氏为妻，是忠宣公的小女儿，累次加封至令人。令人尚未出嫁时，她的兄长枢密遵时当时在翰苑，写信给兄长丞相适说：“如果一定要给妹妹找个归宿，没有比朱君更合适的了，所以令人便嫁给了公。” 令人言语行动都有法度，勤劳俭朴，恭敬诚实，人们都说公的贤德有内助之功。公去世时，令人因哭泣悲伤而得病，后来在公去世十二旬后也辞世。儿子三人：克己，修职郎，原任衡州司户参军；立巳，将仕郎；成巳，登仕郎。他们都秀美而勤于学习。女儿一人，嫁给宣教郎、主管佑神观的汪纲；汪纲是侍御史义和的长子，才华器识深厚博大。公和令人十分疼爱女儿，所以对汪君格外优厚。公临终更换衣服时，司户在衡阳任职，将仕郎和登仕郎还年幼，公把身后之事托付给他们，并且字呼他们说：“我可以瞑目了，因为有仲举在。”孙子一人，尚未取名。几个孤儿在嘉定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把公葬在枫林原，令人附葬于旁，遵照先人的墓地规制。墓志应当从祖坟的次序书写；将要下葬时，司户派使者带信来，说：“先君子的德行事迹不可以没有传记，您何不替他写下来呢？”我谈钥愚钝不文，却曾蒙公厚待。公任广右帅时，深知我的才能，曾荐举公担任贰冬卿，又荐举我代替自己。如今我还怎么推辞呢？谨把公历任官职和事迹按上述记载下来，使名世之士为他撰写墓道碑表、阡表，也让史官在此编录吗？根据考订，谨此记载。嘉定元年某月某日。门生、承议郎、干办行在诸军粮料院谈钥谨状。宋朝故中大夫、司农卿、守集英殿修撰、致仕、休宁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赠通议大夫程公（覃）墓志铭。程珌撰。

译唐、虞以及夏商周三代任用人才，一定选取精明刚毅、强干敏捷、端正善良、淑美丰茂的人才，用来成就天下的大顺，用来取得天下的大利；这样民生便会富厚，国运便能绵长，这一点确实不可欺罔。唉！像公这样的人，大概可以算是才德兼优的人吧？我过去和公一同担任宰掾多年，看见他对于军国的大政、州县的细务、人才的优劣、边方的缓急，事情一来便能明察，到了面前便能决断。随后把这些禀告宰相，言辞简约而不繁杂，辨析明白而不受挫折，谁不期待他受到重用，只是最终没有实现罢了？这大概是命运吧！公自从最初占卜选择仕途，就不远离父母，遇事必定请示禀告，去世后也把事情告知墓中，人们都称道他的孝行。在内外官职中历任五十多年；他任州官时，背负并携带百姓，约束整顿属吏；任部使者时，公正明察而果断，声势使各城都受感化。他宣扬教化时，所到之处都兴办学校、教导生员、实行乡饮酒礼，人们说其气象广大从容，有成周洙泗之间的风范。他又派人跋涉万里，购买蜀地刻本的书籍。他供给军队时，不增加赋税而军饷不枯竭；总理国家财计时，经营周密而调度后反有盈余；治理天府时，抑制豪强，严格防火政令，审决积滞诉讼，增加解试名额，减少官府事务。在这样人口众多、事务繁重的地区，却能使监狱空置，天子下诏嘉奖；他担任尚书馆北使时，直到事情办完都合乎礼制。他赈济灾荒时，不等待监司的命令便发放常平仓粮；他筹措调节物价时，刚过十天，便全部恢复了原来的价格。他任右铨时，寒门士人没有滞留淹抑的叹息，膏粱子弟也没有侥幸求进的门路。他创制相风之乌，以断绝纲运的迟滞；按田亩分摊和买之法，除去物力之征；修葺先贤墓葬，以敦厚风俗教化。凡是游览观赏之地，一律斥退而不营建；至于修缮营垒、修筑仓廪，以及一切能够给公家带来利益的事情，都不遗余力；例如加修战舰，轮番供应巡逻船只，因此防守江面的设施十分完备。他裁减酒官，以创建战崎寨；调动海内巡检，以镇守定海的乌崎；核查盐钞的资金次序，使商贾得以流通；取消宜兴茶引，以断绝后来的祸害；折定新城麦价，以便利百姓输纳；退还圭田收入，以使长官廉洁并为属下表率；建造钱清浮梁，使百姓免于被登记征用船只；杜绝军中升补的弊端，严明招刺等仗的法令；革除虚报名籍冒领请给的弊端。当初公统帅粤地，因为衢州盗寇的缘故，到了那里便将其削平，第二年便恢复安定。公的各种政绩，满粤人都在明家祠中祭祀，百姓传诵至今还没有停止。购买田地来除去钱湖的水草，创设仓库来修缮东津桥；他兴利除害，必定为长远持久作打算，大体都像这样，并不只是除去水草、修建浮梁这一件事而已；他的遗迹都可以推寻考察出来。凡是公以显著政绩闻名于当时的事情，都是他终身佩服文简公训诫的结果。他汇集家中收藏的副本书籍，用来充实乡校；翻新稽古阁，以壮大儒学风气。他建造四座桥来惠及乡里，即使居家之日，仍对此念念不忘。唉！这足以看出他的仁德极其深厚、义行极其周全，永远没有穷尽。他舍弃近处的次舍而改住远处的次舍，以便暑途上交接任职的人；为兄姊的后事营办丧葬，辞让给堂弟授官。士人舆论称许他的义行。他的儿子端升参加漕试预选时，他高兴得显露于脸色，说：“得到一次荐举不值得高兴，姑且高兴的是诗书的气脉没有断绝；这样看来，他传承家业的方式，显然不在于积聚黄金。”他的孤子端升来信说：“先君下葬已经很久了，但墓志还没有写成，冒昧来请求您。”我与公同宗同谱，居住同里，又同在朝廷任职，志趣和道义相同，难道可以推辞吗？然而，要汇集各种美德来为他撰写铭文，我只惭愧自己的文笔不足。铭文说：上天降生人才，使万物各有实体、各有法则；君王分设职官，根据才能和德行授予职位。伟大的我朝，遵循远古的法式；一旦登进朝廷，便应受到百年封植。啊，公的才华，是万方之中特别的禀赐；了解一端，便能推知两端，了解十分，便能通达全部；不迎合也不吐弃，刚强地立于中正之道。好比善于解牛的庖丁，刀锋剖解自如，必定能切中筋骨交错的关键；安坐时如子仪，驰骋时如光弼。圣门设置科目，虞廷排列官秩，二十二种才德，哪里容得一人全部兼有？公的才能却独自全备，卓然挺立而出。登上四品阶官，等待朝见只需一息，难道能说他没有受到际遇吗？只是仍然令人感叹时运对他有所惋惜。霅水清澄如蓝，卞山翠色如壁；千年之后的子孙后代，还会来这里省视他的宅第。（《宁波志·名宦》记载：程覃，字会元，任两浙东路常平茶盐提举，代理沿淮制置司；去世。嘉定八年到任。他认为东钱湖、它山堰灌溉范围很广，却常常担心淤塞毁坏，于是开始设置田租，把每年收入用于供给疏浚导流者；考虑到这项规划要长久实行，又拨出钱和田地制造器具、衣服来奖励学习，免除海产、果蔬的赋税来惠及百姓；对于城郭、兵器、仓场、桥梁道路，乃至公府和乡饮所用的器具，也都细致周全地留意，人们佩服他的整饬严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二人〕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二。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三。（明）程敏政撰。行实（才望）。宋朝故提刑汪公（应元）墓志铭。程元凤撰。

译公名应元，字尹卿。曾祖友成，祖父大昕，号养拙居士。父亲言忠，赠奉议郎。母亲吴氏，赠安人。公在绍定辛卯年考取乡荐，五经中《书经》列第一。第二年考中进士，调任长沙户曹。他没有通过请托介绍，凭才能得到知遇。台郡荐举的奏章接连上报，当时连帅忽视自己的属官，没有人敢赞成或反对他。郡库粮食出纳的计量不同，一年有万斛盈余。运饷官廉察得知后，要求按纳入的数量交米。公独自请求说：“假使这些米不归入运饷部门而归入州府，尚且不可以，何况百姓受到损害，郡府也没有得到利益，更应当一律使用公家的计量标准。”连帅听从了他，百姓至今还享受这一恩惠。郡博士偶然空缺，他暂时代理其职，阐明理学，士人心悦诚服。任期届满，调任北外酒库。京兆尹大资赵公与他共事，急切称许他的才能，把他罗致到幕府，辅佐赞助的功劳很多。不久，考中法科，授任大理评事。他昭雪冤枉，平反积滞案件，议论精审详明。王公伯大、谢公方叔担任宪司长官和副长官，都器重他，争相荐举。改任奉议郎，出任广德县建平县宰。拜见郡守陈述政务时，首先谈到免除积欠，确定按月解送，放宽期限。持论公平，郡府并不因此怨恨他。到了县里，铲除苛细征税，疏理清除积滞诉讼。原被告双方在公堂对质，属吏不能借机欺骗。县境土地狭小而人口稠密，只能勉强自给。有人拿着淮西军饷的檄文强行收购粮食，公竭力拒绝，百姓因此得以免于饥荒。在县任职一年多，诏令召还，恢复原来的班秩。不久授太府寺丞，兼代理刑部郎官。四方送来的案件都具文上报，条目极其繁多；他审阅核实案情，细微之处也没有遗漏。升任太常丞，兼职依旧，礼部、刑部事务一并掌管，朝廷士大夫都以此为荣。他逐渐受到朝廷重用，以外任功绩请求调职，转任朝奉郎，知泉州，兼提举福建市舶事务。泉州一向号称富饶，但接连几年公私都困乏。他到任后访求百姓疾苦，以俭约救济宽缓，断绝私宴，屏除惯例账册。与各县约定，郡府不派吏员催督，各县也不得派吏员催督，乡官和百姓都感到便利。任满一年，善政事迹著名上闻，升任直中秘。泉州濒临海边，禁止私自泄漏钱财的法令十分严厉。有商贩被捕获后，拿着乡中权要人物的书信请求免罪，公不听从，最终依法惩处。因此招致祸患而离职，军民恋恋不舍，不忍心让他离开。公正的舆论随后使真相大白，授任主管建康府崇禧观。他逍遥游览山林，完全没有追求荣进的意思。皇上想到左冯地区广大、物产繁多，而监狱事务积滞郁结，想得到通晓经术、明白法理的人去掌管刑狱事务，于是以详刑之职起用他。诏书说：“你的志向高尚端正，连续考中两科；位居丞郎时，裁决案件明白公允；执掌旌节时，百姓和军队都信任爱戴你；你与正道一同前行，不因宠辱而惊动。” 朕对此非常嘉许。歙州离京城很近，特地从观察刑狱的人中起用吉士，去治理百姓、辅助常道。当时公正卧病在床，感激皇上格外知遇，勉强带病上路。进入辖境后，处理事务遵循简约俭省，迎接官吏的费用取自行帑，一丝一毫也不使郡县承担。从衢州、婺州到越州，他亲自审问囚徒，立即遣送或决断；他的声威所到之处，贪污的官吏恐惧得如同站在冰上。檄文下达到各郡县，简明而有信用，没有谁敢误期。他常说：“明察谨慎地使用刑罚而不使案件滞留，这是格言，我怎敢不勉力实行？”审察供词必定周密，议定罪名必定恰当，夜以继日，勤勉不懈地尽心办理。旧病频繁发作，他扶着疲惫的身体处理政务而不停止，最终因身体羸弱不能支撑，死于官舍。宝祐丙辰七月五日，享年五十岁。娶罗氏，封安人。儿子几先，因祭祀恩补授将仕郎。女儿嫁给进士鲍庆云，鲍庆云也是他的外甥。公自幼聪明敏锐，勤于学习，与人交往不讲究外在礼节。至于任官处理事务，给予或剥夺都一概以理为准，从不回避屈挠。他能够从孤寒中奋起，以职事才能显现于世。入朝任丞郎，出外执掌旌节，声名显赫；只是上天没有给他足够的寿命，未能完全施展其蕴藏的才华，众人都为之惋惜。当初居家闲暇时，曾游览■〈君邑〉西面的颍源，喜爱那里山水明丽秀美，感慨地发出“这座山丘真令人快乐”的赞叹。去世两年后，几先在这里选择墓地，于十一月庚申日奉柩下葬，这是遵从公临终的遗命。下葬前，他叙述公出仕和退处的大概，前来请我撰写墓志。我又曾与公同朝，每当谈到侍从边地时所听闻的事情，总是没有不互相以善道相勉、期望彼此成就，以继承先志的。看他用来要求自己的标准，本来还没有止境，却突然止步于此，实在可惜。铭文说：秀美而整肃啊，如玉般清洁，如霜般凛然；聪颖而明悟啊，今世之学与古代典籍都能涵泳贯通。两次考中科举啊，名声高悬如羲娥。登上仕途啊，脚步从不迟缓。车轴突然折断啊，永远埋葬在这座山丘。愿后代受到福泽啊，子孙繁盛而众多。工部侍郎程公（元岳）传。程子敬。先父名元岳，字远甫，是歙县槐塘人，丞相文清公的堂弟。淳祐六年考取贡士，七年进入太学。宝祐元年考中别省，五月参加廷试，列于姚勉榜，赐进士出身。起初授迪功郎、真州司户参军，改派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所准备差遣。四年，改派沿江制置司干办公事，按资历升从仕郎，转承直郎。六年，授史馆检阅。开庆元年，改任奉议郎，授太学录，继而授武学博士。景定元年，率领学馆同僚上疏，极力陈说时事，三次叩击宫门请求进谏，于是被遣出国都，后来有诏命他留下。不久，添差通判建康军府，兼管辖境内劝农营田事务。二年，改派江南西路安抚司参议官，经磨勘转承议郎，发遣兴化军。四年，转朝奉郎，授宗学博士。御笔说：“怀抱俊异声望而重新来任，知道你正直的内心依然如故。”授监察御史，继而授右正言兼侍讲。咸淳元年，转朝散郎，御笔授殿中侍御史。二年，转朝请郎，八月授权工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十月代理尚左郎官。三年，因恩典封为歙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二月，多次上疏请求退闲，诏令授予职名并主管一郡事务；同日升任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兼管辖境内劝农营田事务，节制屯戍军马；诏令他迅速赴任。恰逢父亲去世服丧，他在家中去世，享年五十一岁。当时是咸淳戊辰年五月甲戌日，距离他出生于嘉定戊寅年十一月十二日。他自号山窗，著有《山窗集》若干卷。妻子汪氏，赠淑人，与他合葬于二十四都烟村。生有三个儿子，名膺祖、昭祖、崇祖。因丞相恩典授承奉郎，等待铨选，任江东漕运（《宋史·度宗纪》记载：咸淳二年四月甲申，侍御史程元岳上言：“帝王获得长寿的方法，在于修养德行。后世被邪说迷惑而求长寿，过去的覆辙可以作为鉴戒。修德有三件事：一是清心，二是少欲，三是崇尚节俭；这些都是获得长寿的根本。”皇上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宋朝故朝奉郎、太府寺丞、赠朝请大夫、知庆元府陆公（梦发）墓表。方回撰。我的朋友、已故太府寺丞陆公名梦发，字太初，生于嘉定十五年壬午秋八月二十三日；德祐元年乙亥秋七月二十四日因国事舍身，享年五十四岁。这年冬十一月，他的妻子、封为孺人的刘氏和他的孤子文麟等把灵柩送回家乡；第二年夏四月，葬在歙县南乡辰岭的原野上。过了八年，我访问文麟，在他母亲堂上拜见，才知道当年下葬时兵乱气焰正盛，叙述公的德行、铭记他的功德之事尚未办理，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刻表在墓上。唉，我难道忍心为我的朋友撰写墓表吗？当初公以承节郎身份在江东转运司解送礼部别院奏名中，宝祐四年丙辰考中进士丙科，改授迪功郎，监泰州富安盐场，没有赴任。监建康府大军仓，受江东安抚司、无为军节制司征辟并任准备差遣，又任淮西转运司干办公事。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受江东安抚司征辟任干办公事，按班秩改任奉议郎，受征辟知溧阳县，任期结束后又受淮东总领所征辟主管文字，未赴任。江东提刑司因为县中逃脱囚犯而弹劾，免去他两个官职；公又恰逢父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由堂除授临安府城南左厢公事，监行在所榷务茶盐的两个职务。这些职位不是有才干的人不能授予，公转瞬之间便可升入朝廷，进入清要之职。适逢奸人贾败国作乱，他的亲信党羽、御胗医工蔡幼习逃到广州华亭县的上海。那里有个富人也姓蔡，便贿赂蔡幼习，把自己的户籍命名为“蔡御胗”，借此逃避科差徭役。按例应没收其财产，朝廷命公前往登记收缴；同行的武臣、永嘉人蔡起莘只远远坐在屋外，把进入屋内查验的事推给公。等公出来时，一群凶徒聚集持槊抵抗官吏，蔡起莘逃走免死，公却与贼交战，最终沉没水中而死。事情上报后，朝廷擒获贼人，押送广州审理，斩了蔡幼习，并追赠公为朝请大夫、知庆元府。所谓“生前”云云，是因为不愿直说小民杀害奉使之人的实情。文麟到海边、河岸哭号，过了很久才找到公的尸身，备办棺木收殓。士大夫为国事殉难，冒着刀锋、沉入深渊，已经实现了以身许国的道义，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只是厚施于人而薄待自己，君子却为此痛惜。公的先世本是吴人，迁居开封府。五世祖惇彦是绍圣进士，官至武经大夫，建炎年间随从皇帝南渡，任职于金陵。曾祖荣又迁到徽州歙县；祖父安国都积善好隐居，畏惧出仕。父亲师夔因公的缘故累官至宣义郎；师夔精通创伤医术，不夸耀才能，也不要求报答，因此生下了文人文麟，使家业大为兴盛。公未满二十岁时参加郡学考试，总是名列诸生之首。公以诗名闻于深居的冯去非公，作诗苦心锤炼，极力精研深探，深入汲取而忘记吃饭、废寝忘睡，不满意就不停笔。至于作文，他说这是最初的心意。冯梦得曾对他说，所以一个俗语一定要换成雅语，一个熟字一定要换成生僻字；从今追溯到古代，在诸子百家中穷尽剔抉，直到经书，达到再没有可替换的字才停止。因此他的诗用意常常幽深遥远，文章则有樊宗师、宋景文遗风。公未脱离选官以前，历任都留在金陵，最受制使裕斋马光祖公知遇。他专门撰写治理事务的笺牍，张祠部之于韩魏公、李姑溪之于苏定武，学者都说公可以与他们媲美。公深思善谋，但始终不把心思表现得过于深沉，也不疏忽。对家人孝友，对邻里谦和，间或喜欢帮助朋友的急难。经学、文章都足以讲授，任文职并治理县邑，以吏治才能自任，处置事务周密细致；溧阳的政绩受到士民感念。公常想在南徐置办居所，后来又回到故里，建成新屋，把旧宅让给哥哥。公的母亲洪氏，封为安人。儿子五人：长子文麟，是孺人刘氏所生；次子文凤，二人都为将仕郎；次子文彬、文龙、文虎。女儿一人，名定姑，尚未出嫁。孙子一人，名景星。遗留下来的文章有《乌衣集》《圻南集》，另有别集，是公亲自编纂、亲笔题名为《晓山零集》的。诗总共有七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同我唱和的作品。其他文章还来不及编次。我比公小五岁，公第一次参加廷对时，曾与我同行；后来两次参加科举，才开始做官。我们在湖海、桑梓之间，或出仕或退居，往来相从，悲伤酣饮、欢乐游赏，所遇之事十分奇异。我感慨一生知己很少，想到公从前的遭际，感到惨怆哀伤。曾见公辛苦俭朴、卓然崛起，众人都以此为荣；又见公遭逢患难、沉沦逝去，时运孤单，事业更替，终身未能一展抱负，却抱着无穷遗恨归于九泉。那么世间那些逞强争胜而不知道收敛的人，哪里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呢？为故叶太守（宗茂）事作序　　朱升

译新安叶宗茂有清俊的才华，年仅四十四岁，就死在金陵的寓所。见闻此事的人都哀叹他生不逢时，为他作诗；他的乡里老友朱升又为他作序。序文说：宗茂是叶廉翁的儿子。两岁时，随家迁居蓼地。他从小就以机敏能干闻名，稍长后学习进士业，跟随余复卿先生学习戴氏《礼记》。丁亥年，回乡参加乡籍考试。第二年，我从燕山回来，取道到蓼地拜访他。又过了五年，淮地军队起事，宗茂避乱返回乡里。军队随即来到，蹂躏郡县。宗茂跟随乡兵奋力抵御，因能干而受到称赞。又过了四年，江南开设行省，有人推荐他，便起家任婺源州知州。当时州境尚未平定，这并不是美职。后来镇守的军官恰好是他从前统率乡兵时的旧部，于是上下相安，他得以施行抚慰养民的政务。任期考核两次后才被替代，继任者对百姓不好，宗茂的美名更加远播。朝廷派他出使蜀地，因为看重他的长处。后来又没有派遣他，改令他督造战船；事情办成后，又命他守饶州。饶州与婺源接壤，百姓欢喜他的到来。戍守将领与他不和，不久他便被罢职，贬到濡须。两年间他读书治学不停止，有人又揭发他督造战船不善，再次受到谴责。去年朝廷派他负责城墙修筑，随即把应缴赋额增加到原来的十倍，即使耗尽他的家产也不够。他的儿子仁效法缇萦上书，于是得以免罪。今年夏天，宗茂因病去世。唉，宗茂的生命难道只能止于此吗？宗茂风度神采秀美清朗，言谈笑容娟秀和善；读书史不过几遍就能背诵，给人作比拟、解释，没有不明白的。他尊敬老师，亲近朋友，喜欢宾客，急于救助贫困危难之人，有国士的风范。他作诗有构思、有情致，议论述说起来滔滔不绝而不感厌倦。当时有志于在世上有所作为的人，往往都把他当作有才器谋略的人来期待。然而他天性率直，不能曲意谦退、推让，以求苟且取悦别人；看待自己的善处如同看待别人的善处，看待别人的不善如同看待自己的不善。不是具有古人的心志和古人的道义的人，便不能不与他发生龃龉。宗茂得到赞誉或毁谤，原因就在这里。扬子云说：“世道混乱时，贤人圣人奔走忙碌仍然不够；世道太平时，庸人却能高枕无忧而绰绰有余。”乱世的百姓困于供给军需，做官的人又困于责任；不能办成事情的人获罪，灾祸很快降临，能办成事情的人，事情反而越来越归到他身上。田赋、兵事、钱粮、抚慰安辑、应答交涉，难道是一个人的身体所能全部承担的吗？只要有一件事办不好，最终就不能免罪。假如宗茂经历世事时，能有三四十年没有战乱，最终凭经学成名为进士，施展政事才能成为优秀的地方官，再加上年寿，收敛华彩而充实内在，成为贤能的公卿、乡里的先生，用善行影响后世，使衰老的人有所依靠，岂不是非常好的吗？如今却只能止于此，难道仅仅是他一身一家气运的问题吗？当初宗茂跟随我交游，和婺源俞仲谦一起；两家如同兄弟，出仕或退居都必定相伴。仲谦能够以道义纠正他，即使看起来像是不能相容。宗茂死后，平生与他交好、依附他的人很多，但能够记挂他的孤儿、使他的身后名声长存的，只有仲谦一人。因此我虽然认为宗茂能够得到具有古人心志和古人道义的朋友，并非完全无人可以自我安慰，却又更加想到人世的可悲。唉，宗茂已经如此了，我和仲谦的悲痛，又何时才能停止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李主事（厚）传　　杨宁 李君名厚，字执中，是唐代诸王后裔的后代。因广明年间的战乱，迁居避难于祁州新田，昭三兄弟分居后，李源一带人口日渐繁盛，于是便以居地为姓。李君自幼孝顺，姿容俊美，洒脱而孤高特立。洪武年间，被选补为弟子员。永乐初年，凭太学生身份授刑部主事。他存心忠厚宽恕，遇事决断，在官籍声誉很高。当时京城秘密察访民情十分严厉，有人因孙子殴打祖母而被定罪。李君审问得知，孩子年幼无知，并非真的殴打祖母，便上疏请求宽恤；皇上不听，他接着流泪请求。第二天，皇上拿筯当面试问那个孩子，说：“连左右都能辨认，怎么能说无知？”于是把李君贬为安南掾。李君高兴地上路，说：“我难道敢把人附会成死罪案件来逢迎皇上吗？”到任后，他与文人骚客饮酒吟咏，并不后悔。安南人相互说：“金钟大镛混在土鼓瓦缶之中，然而声音韵律是不同的。”三年后，皇上醒悟了他所说的话，又召回他任吏部主事。人们又相互说：“金钟大镛已经陈列在东序了。”不到一个月，他又因进言不被采纳，请求归乡养老。此前李君奉召赴京时，才过五天安南便再次发生变乱，华人多不能回来，人们认为这是忠诚得到报应的验证。赞说：冒犯皇上直言劝谏而不躲避灾难，是忠；事情既然不可行便停止，不存贪恋俸禄之心，是义。李君在这方面已经具有大臣的气节了。一念真诚，足以感动君心而获得天理的报偿，把这件事传下来作为世人的劝戒，是应该的。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程公（富）行状。苏大。

译公讳富，字好礼，姓程。他的先祖出自重黎，历经夏、商、周三代；伯休父受封于程，子孙便以国名为姓。到东晋元谭公时，他从广平持节任新安太守，对百姓有德，于是家居歙县。传了十三世，生下灵洗，在梁朝任官，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壮，在黄墩享受祭祀。又传十三世，生下汾，任唐朝防御使，从黄墩迁到郡城河西。又传十三世，生下雷甫；雷甫生顺道，赠嘉议大夫、右副都御史。母亲吴氏，继母汪氏，都赠淑人。顺道生八个儿子，长子仲仁，赠中宪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加赠右副都御史，就是公的父亲。生母江氏以及继母刘氏，都赠淑人。公出生时聪慧秀异，十三岁进入郡学成为弟子员，主管教育的人惊异地说：“这是宰相的材料。”他读书过目即能成诵，落笔文章卓异洒脱。永乐甲午年，因《春秋》学科考中乡试回乡，遭逢父母丧服。癸卯年赴礼部会试，完成学业于成均。宣宗皇帝即位第三年，大量罢黜不称职的御史，选取国学中才识优秀的人任用，授公为陕西道监察御史。公整顿纲纪，铲除豪强狡猾之徒，颇有桓典的风范。庚戌年，朝廷命他巡察广东。那里山海阻隔，使者往往畏惧前往。公到任后不避瘴疠，亲自走遍蛮荒地区，像蚂蚁聚集一样察看百姓的利弊；广施太和之政以惠及鳏寡，用重法威慑奸邪暴徒，使官吏没有侵吞财物的祸患，百姓得到安居的快乐。都察院内原有荔枝树一百棵，守门人养猪鸡鹅来供使者取用，公说：“这是设置诱饵。”于是砍掉荔枝树，命守门人把牲畜带回去。凡是官吏、农民、贪赃的土豪中危害百姓的人，全都清除，不畏惧权势，声威震动一方，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奏报考绩优异，授文林郎。甲寅年秋，江西连年灾荒，百姓不得安宁，朝廷命公前往巡察。公到后顾不上解衣休息，下令打开放粮仓的锁，扩大仓门，全部拿出仓中储粮，救活的百姓不计其数。乐安、永丰、新淦三县之间有一座大盘山，山势陡峭险阻。顽民曾子良以妖术煽动民众，聚集数万人，筑栅占据岩穴，竖立旗号，假称永顺王、成国公、太师、万户都督等官号，焚烧抢掠、杀人，势力猖獗，有司不能制伏。适逢府中把情况报告上来，认为应当招抚晓谕以使他们安定。公说：“所谓招谕，应当施用于盗贼困窘的时候；如今他们趁百姓饥荒蛊惑人心，气势正盛，怎么肯归顺服从呢？” 如果稍微迟延，便会像燎原之火一样，后患不浅。现在应当迅速进攻。当时都司缺少军队，公便发檄文命守长河都指挥吴坚领兵讨伐，又担心他不能敌过贼军，便调集吉安军队和民壮，亲自率领援军抵达贼境。吴坚的军队尚未到达，公先张榜晓谕朝廷的威德以及顺从、违抗的利害，以离间贼党。贼人依仗人多，像蜂群、蚁聚一样前来抵抗官军，公出奇兵击败他们。贼人施用蚩尤的法术，公召来术士破解，并告诫众人等候，说：“雾气散去，贼人必然到来。”不一会贼人果然来到，公击鼓进军，亲自勇猛地率军攻击，无不一人抵挡百人。贼人不能支撑，败逃；公乘势捣毁其巢穴，俘获男女二千多人。不久吴坚的军队会合，府兵也相继到达，贼人更加困窘，全部俘获其众。众人都想把他们杀光，公说：“其中很多人是被胁迫跟从的，如果一概杀掉，哪里是仁义之师呢？”于是审查后释放平民一千零十五人，一郡安宁。民谣说：“程御史打破大盘山，逆贼死了，我民安宁。”捷报上奏，皇帝下诏褒奖，升任大理寺左少卿，赐纻丝二表里、钞二千贯。当时江西苦于造纸、铸钱两局，公上奏请求撤罢。又奏请免除桅心、杉、樟等木材二百四十多万，以缓解百姓困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一十五人〕 有十九个人抢夺猫和猪，司法部门拟按强盗罪判处死刑，公察知其中有冤，说：“这就是《左传》所说的牵牛走过别人田地，却夺取那头牛的情况。”于是释放他们并为之辨明。等到他离任时，缝掖之士以及农夫、村童、屠户、商贩、衙役士卒等二千多人，拥挤在道路上拦留他，请求为他建立生祠；他回到署中后，交还棘寺印信，平反了许多案件，百姓都称说没有冤屈。正统三年，进阶中宪大夫。他推荐本县士人江彦杰、休宁人汪永华，以贤良身份得到任用。第二年请假回乡祭扫祖墓，焚烧黄纸，上皇怜悯他的孝思，赐给宝钞和路费。回乡后，在歙县东边的古城关建造寿藏。第二年回京，当时甘肃缺少贤能的参赞，朝廷大臣共同商议，认为公在江西消灭大盗，仁爱和才智兼备，足以担任此职，于是诏令升公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镇张掖，裁决军务，纠察清廉与贪污，访求博学多识的人来咨询疑难，制定未来的策略以防备突然变故；小事立即处理，大事通过驿站上报，边防因此井然有序。上至统兵将领，下至部曲卒伍，没有不畏惧服从的。辛酉年任期届满回京。公在边地时，凡军民的利弊，知道的无不进言：第一，陕西行都司梁州等卫，城内有许多空地，被官员豪强占据，军士租住困难而无处申诉；请求把各城被占的空地全部拨给贫困军士，由官府替他们建造房屋，使其能够安居以培养锐气。第二，被没收入官的田土被加征税粮，不能由其子孙承受，反而给乡里留下负担。从今以后，登记没收的田产，请按照时价卖掉，将米交入仓中使用，使百姓免受连累，官府也没有拖欠租税。第三，抵御敌人、消灭盗寇，全靠勇敢的士卒；如果平日没有恩养，临时凭什么要求他们取得成效？甘肃、梁州、庄浪等十四卫的官军中有许多勇士，应精选出来另编队伍，足额发给月粮，再加赏冬衣，使他们区别于一般士卒；遇到盗寇，必定能取得成效。第四，从兰县渡河到甘肃城堡，往年边兵侵犯边境，常遭掳掠。详细考察原因，是各堡军人从未操练，所以贼人到来时不能抵御；请求把闲散军余都发给军器，每月操练十日，命掌堡官统领，遇到紧急警报便可以相互救援。第五，古人任用贤才没有固定办法，选取士人也不只一条途径；科举选得人才最多，但其中有文学才华的人或许不擅长政务，擅长政务的人或许文章较差。如果不广泛求取，恐怕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请求今后每逢科举，不拘泥于名额，凡文章可以录取的都录取，会试也如此；授职以后严格考核升降，那么人才就能得到任用。这些话都切中当时的政务。他平日进言很多，不能全部记载。

译云南连年征讨麓川，边地储粮供应不足，朝廷命公前往筹划粮饷运输。他考虑到道路崎岖、背负运送艰难，谋划上下各级对粮道的赞成与反对、善与不善，沿途督察登记核验，众人乐意奔走，粮食和草料充足有余，士卒没有饥色，百姓也不诉说劳苦，大功终于完成；公在军中升为左佥都御史。甲子年事情办完回京，赐白金八十两、纻丝八表里、钞八千缗，升任右副都御史。不久，公因南北奔波劳累而得病，第二年上章请求回乡调养。皇上想到他的贤能和劳苦，命光禄寺准备饭食，兵部供应驿站车辆送他回故乡。辞别皇帝那天，公卿百官都在都门外为他饯行，车马堵塞道路，观看的人都以此为荣。回乡后，在服汤药之余，他在寿藏前建造别业居住。那里松竹万株，石栏曲折，池水清浅，名花异果四时俱全，琴瑟声和酬酢声早晚不断。松竹之间建有几间小屋，窗户几案明亮洁净，图书摆放整齐；闲暇时他戴着幅巾、拄着藜杖，与两三个好友在其中长啸自得，宛如神仙洞府。公存心十分仁厚，不斤斤计较财利；住宅周围五七里内有四处渡口，他不吝资财修建舟桥。古城关驿路崎岖，行人常绊伤脚趾，他捐出钱财，开山凿石，修路四千八百丈，往来的人都感到便利。荒年煮粥救济饥民，寒冬施舍夹衣给贫民；死后没有棺木的人，替他们置办棺木；生病没有药的人，给他们药。堂弟没有房屋，他买下东关胡氏的房子给堂弟居住；又为他的先师、赠礼部尚书杨公在学宫东边建祠堂；在东山重建旧有匾额的福田寺；划出肥沃田地五十多亩；远近祖先的坟墓都置办祭祀田产，为长久祭祀作打算。公生于洪武己巳年十二月十三日，天顺二年七月七日卒于正寝，享年七十岁。他的居所有冰月轩，自号冰月道人。原配毕氏有贤德，先于公去世；继配许氏是苏州人，两人都封为淑人。儿子二人：长子镛，是毕氏所生，授新安卫世袭百户；次子鉴，尚且年幼。女儿二人：长女惠，嫁给詹宗文；次女耐，嫁给项佐。孙子三人：璋、珪、珍。孙女一人：寿。全公曾亲手编纂本支族谱，并收集朝廷褒奖、封赠三代的诰命以及各位名公卿赠送的诗文，编成《流芳集》。监察御史、族人程璥编次为十卷，刊刻流传。公自己所作的杂文及任官时的政务典章，共若干卷，都收藏在家中。公气质俊逸，胸襟气度豪迈开阔，外表似有城府，内心却坦荡平易。在朝廷内外，从未听见他急促行走、大声呼喊。待人接物，和蔼如春风，温和有礼。他辅佐君主的志向，勤勤恳恳，丝毫不懈怠；建立诚信的操守，刚正直率，毫不屈服。因此在朝廷任职时能够振作、整肃纲纪，出巡时能够兴利除害。丰茂的功绩、奇特的功劳，显著于天下。他诚实质朴的忠心，深深得到皇帝的记念。恩惠足以振兴乡邦，德行足以昌盛后世。至于面对疑难能够独立决断，是智慧；遇到危难不躲避，是勇敢；辨明并释放无辜，是仁爱；在形势有利时勇于退处，是明智保身。这些品德只要具备一种，尚且会受到君子的敬仰爱慕，何况公兼备全部呢？我是公的同郡人，多次登临公的别业，又奉命订正他的家谱，因此详细了解他的家世。还曾听公过去的属吏讲述他历任官职、施行政务的实际情况。我私下认为公即使与古代名臣相比也没有愧色，不敢默然不记，便写下大概作为行状。只希望当代博学的大儒君子为他表彰，使他的名声流传不朽。晚生休阳苏景元撰状。嘉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吴公（宁）墓志铭。商辂

译兵部右侍郎、 新安吴公永清因病辞官居家三十多年，于成化壬寅年十一月十日在正寝去世。他生于洪武己卯年三月七日，享年八十四岁。死讯传到朝廷，皇上特意派官员前往宣谕祭奠，命工部营造墓地，恩典极为隆重。诸子吴纲等担心父亲潜藏的德行不能显明，便请他的外甥、南京户部员外郎汪正叙述事状，来到我在淳安的山中住所，哭泣拜请我撰写铭文，刻在墓道石上，希望借此图谋不朽。他的考绩确实值得如此。按事状，公姓吴，名宁，字永清，家世出自吴泰伯之后。唐代有一位名少微的，考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实为新安人，是公的远祖。少微的后代名开先，迁居歙县澄潭；到宋代有名大用的，又迁居莘墟。大用的儿子永年，任融州司户；司户的儿子靖，是嘉定壬午年省元；传了几代到雷应，因无子，便以侄子明善为嗣，明善是公的祖父。明善无子，又以公的父亲仕仁为嗣。仕仁自幼倜傥不受拘束，品行道义受到乡里重视；娶许氏门第之女为妻，许氏有贤淑的品行。生有三个儿子，公是最小的。公天资聪敏，从小立志远大，言谈举止老成，和普通孩子不同。十一岁时，有司选拔补入郡学成为生员。祖父想辞谢、避开此事，公说：“卿相都从这里出身，为什么要躲避呢？”祖父认为他的志向壮烈，便依从了他。公从此尽心求学，经书、诸子、史书无不涉猎，昼夜磨炼自己，希望达到成就。不久祖父相继去世，公守丧完全合乎礼制；服丧期满后，凭《春秋》学于永乐庚子年领乡荐。乙巳年，许安人也去世。公担心找不到吉地来办理大事，哀伤不已，忽然梦见有人指示墓地所在；派术士察看，果然是吉地，于是安葬，世人认为这是孝心感动所致。宣德庚戌年考中进士，乙卯年列名在前，授任行在兵部武库司主事。公廉洁勤勉而有作为，声誉非常显著。正统戊午年，陕西凉州守臣认为回回人迭力等族杂居内地不便，上奏请求送往京师；皇上命公乘驿马转送到浙江沿海一带安置，听任他们贸易谋生。公说这些人多半贫困，如果只允许贸易而不给粮食资助，恐怕由于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难免失去所有，也有损于怀柔远人的仁德。皇帝下诏同意：成年男子每月给粮四斗，未成年者减半，于是成为定例。这年考核政绩，按例追赠父亲仕仁甫为承德郎、兵部主事，母亲许氏为安人。乙丑年升任职方司郎中；丁卯年命公充任副使，持节前往楚府册封通山王及王妃周氏；凡是王府馈赠的物品全都推辞不受，临行时各位亲藩相继作诗送他归来。不久，公认为卫喇特额森的势力逐渐猖獗，不能不预先防备，便向尚书邝公进言：应把湖广、南畿征讨麓川凯旋的官军拨出充任运输粮饷之用，把江东、河南、江北直隶负责漕运的官军留在京城操练，一旦有警，便容易调遣。邝公赞同他的意见。戊辰年实行了这项安排。长沙尤其盗贼兴起，命都督刘聚率军征讨，皇帝命公前往南京，会同守备丰城侯李贤等检阅军士，交给刘聚统领。公到后，清查出私自占用的军士数量很多，人心称快。己巳年，北方军队侵犯顺天，英宗皇帝亲自率领六军征讨。邝公认为公老成练达，便留他处理兵部事务。公于是招募报效者王敬等五千多人，分拨给留守的五卫带领操守，又督率山东、河南等地的官军。到京后，授给他们器械，合力抵御贼军。不久土木堡战败，公料想敌人必然侵犯京畿，急忙陈奏防边十事，请求留下山东下班都指挥卫颍等人，派朝廷大臣分赴江北各地征集民壮，并命江南漕运尚未返回的官军留守京城；同时令河南等地正在实际操练的官军、舍余以及守海官军全都赴京操练防守。八月三十日，升公为兵部右侍郎，又因任前郎中时的劳绩颁给诰命，进赠仕仁甫为职方司郎中，许氏为宜人。九月，敌军入侵大同，边地告急的报告十分紧迫，景皇帝命尚书统领诸军抵御，公独自掌管兵部事务。十月，敌军攻入紫荆关，列阵于京城郊外，皇上命公出城与总兵商议杀敌方略。公到德胜门外军营议事后返回，到了城门却没有开门，敌军骑兵遍布四周，随从各自惊散。城外居民溃逃入城，堵塞道路，公站在连绵阴雨中很久，衣服全被淋湿。直到贼军退去才得以入城。当时京畿百姓早晚相互结伴向南逃奔，无法阻止。总兵想请皇帝下诏命天下起兵勤王，公不同意，说：“这样只会使人心更加惊疑，不如把官军战胜贼军的始末传檄郡县，张榜安抚百姓，也许可以消弭变乱。”于是具奏实行。贼军远逃以后，京畿安定下来，而公因劳累受伤成病。第二年景泰改元，病势大作，不能处理事务，便恳切上疏陈述情况，请求归还田里，皇帝下优诏准许。回乡后，病情逐渐平复，他闭门谢绝宾客，脚步不进入城府。建造祠堂奉祀祖先，督促耕种养蚕以供税赋，教训子孙以图报答皇恩。客人到来，便尽情备办酒食，有时吟诗作咏以为快乐。对待族人、姻亲、故旧，恩义都很周到。与乡人相处时，完全不显露官位尊贵和权势。从郡县长官直到街巷百姓，没有不敬重爱戴他的。他去世那天，远近的人都赶来吊唁，门内都容纳不下。原配汪氏，累次追赠为宜人；继配周氏、吕氏。儿子五人：长子纲，汪氏所生；次子缙；次子绅，吕氏所生；次子纹；次子绮，周氏所生。绅凭《春秋》学于丙子年领应天府乡荐，授都昌县尹，升沂州知州；纹凭《春秋》学于辛卯年领顺天府乡荐。女儿一人，汪氏所生，嫁给士人汪惠，生下儿子汪正，即员外郎正；汪正于成化己丑年考中进士，历任南京户部主事，按其官职追封父亲，母亲为安人。这是公的恩泽所及。孙子十二人：潾、瀚、汶、浪、沧、源、澍、润、濂、潭、潜、渊。瀚是纲的儿子，也凭《春秋》学于丁酉年领应天府乡荐，众人都等待按次序考中进士；其余各人也都有志向学习。孙女十人，婚嫁对象都是大族。曾孙男四人：椿、楫、楷、槐；曾孙女三人，都还年幼。纲等择定癸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将公安葬在十四都龙摆溪北岸，遵从先祖墓地。唉！公是耿介之士，与人交往推开心胸、以诚相见；在辨明是非时直言无隐，起初从不因势力、利害、有无而决定亲疏取舍。他所著的诗文，也典雅端正而雄浑，和他的为人相似。我有幸与他同朝为官，彼此相知很深，于是节略事状，为他作序并撰写铭文。铭曰：

译歙县的山川，既秀美又清丽，挺拔地孕育出奇异人才，成为当时的贤者英才。科举登第高步前行，在郎署声名远播；升任辅佐司马的官职，地位尊隆，仅次于卿相。卫喇特额森制造祸乱，京城百姓震惊；兵威振作之后，狐兔般的敌人逃遁无踪。竭力辅佐朝廷谋略，安坐而看天下升平。功业成就便退居，名声在朝廷更加显重。贤肖的儿子、聪哲的孙子，繁盛而有序；诗书事业能够继承，仕宦功业相继不绝。恩泽的盛大，是德行善举的证明；拿什么来考察它呢？看这篇刻石铭文便知道了。《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四 （明）程敏政撰 ○行实（吏治） 宋代循吏程殿撰（师孟）传，见《宋史》。程师孟，字公辟，是吴地人。（按程氏族谱，忠壮公十二世孙名谅，谅的四世孙名端，才迁到吴门；端的曾孙立信，就是师孟的父亲。）他中进士甲科，历任南康军知军、楚州知州、夔路提点刑狱。泸戎多次侵犯渝州边境，使者治所在万州，距离很远，发生警报往往十天后才能到达。师孟上奏请求把治所迁到渝州。夔部没有常平仓粮，他建议设置粮仓。正赶上灾年，赈济百姓仍不足，便擅自发放其他仓储，不等候上报回复。属吏害怕，报告说这样不可以。师孟说：“如果一定要等回复，饥民都要死光了！”最终还是发放了粮食。后来调任河东路，晋地多为土山，旁边连接川谷；春夏大雨时，水浑浊如黄河，当地称为天河，可以用来灌溉。师孟出钱开渠筑堰，淤灌良田一万八千顷，把这件事汇编成《水利图经》，颁发给各州县。任度支判官时，任洪州知州，堆石修筑江堤，疏浚章沟，启闭北闸调节水位升降，后来没有水患。任三司都磨勘司判官时，接待契丹使者萧惟辅。萧惟辅说：“白沟之地应当由两国共同管辖，如今南朝种了几里柳树，却把北人到界河捕鱼视为罪过，哪里有这个道理？”师孟说：“两朝应当遵守盟誓，涿郡有案牍可以查验，你舍弃文书而只凭口头说法，难道想突然制造事端吗？” 萧惟辅惭愧道歉。师孟出任江西转运使，袁州盗贼兴起，州中官吏充当耳目，长久不能捕获。师孟把几批属吏戴上刑具押送狱中，盗贼立即被擒。加任直昭文馆，任福州知州，修筑子城，建立学校，治理政绩为东南第一。调任广州时，州城被侬寇毁坏。后来一有警报，百姓便惊慌逃散，前后到任的长官都说土质疏松恶劣，无法筑城。师孟在广州六年，建成西城。交趾攻陷邕管后，听说广州守备坚固，不敢向东进犯。当时师孟已经被召回朝廷，朝廷念及他从前的功劳，任命他为给事中、集贤殿修撰、判都水监。出使契丹祝贺生辰，到了涿州，契丹命负责迎接的官员面向正南，涿州官员面向西，宋朝使者和副使面向东。师孟说：“这是轻视我方！”不肯入列。从太阳西斜争论到傍晚，随从都吓得变色，师孟的言辞气势更加严厉，还呵斥接待官员让他们改换方位，于是改为迎接官员与宋使东西相向。第二天，涿州人在郊外设宴送行，师孟纵马疾驰而过，不加理会。涿州人把此事转告雄州，雄州据此上奏，他因而获罪，被罢职回到原班。后来再次起用，任越州知州、青州知州，最终退休，以光禄大夫身份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师孟多次统领重要州镇，施政简明而严厉；罪不至死的，不交给属吏审理；揭发隐情、查出伏案如有神助；发现豪强恶徒以及放纵不法的人，必定严厉惩处，直到剿灭才停止，所辖地区因此肃然。洪州、福州、广州、越州的百姓都为他建立祠堂。王提刑（汝舟）传　　罗愿

译提刑王汝舟，字公济，是婺源人。三岁时父亲去世，他不喜欢嬉戏玩耍。刚成年便考中进士，性情豁达，以有风操节气自得；凡与人意见不合，便不肯降低自己的言辞神色。任舒城县知县。熙宁年间，连年饥荒，他全面推行赈荒政务，救活的人多得无法计算。后来任南剑州知州，当时沙县捕获强盗十三人，已经杀了首领，其余十二人都应判死刑。汝舟查阅案卷，发现捕盗官为了增加赏钱而把赃物数额加大的情状，三天内便作出判决，十二人全部免于死刑。因治理政绩第一，授任建州知州。后来又任虔州知州。汝舟才力明敏爽利，无论事务繁简，都以施惠利民为根本；压服豪强，使贫弱百姓各得其所，因此所到之处人们都安宁。三州诉讼的人喜欢援引律文来陈词，似乎无从驳倒。汝舟慢慢用恩义开导譬喻，他们都心服意折地离去。哲宗提升他为京东转运判官，他上奏说：“要厚植风俗，没有比教化和养育更优先的。希望诏令长吏每月亲临巡视学校，教授应限定任职年限，革除让少年新进和本地人担任教授的做法。”又说：“官吏贪暴，大概出于天性；如今即使因此获罪，才满一年便又叙用，希望永远不要让这种人担任直接管理百姓的官职。”又说：“百姓典卖田产、推割户籍后，不能立即合并归入一户，官府失于察看，遂形成假名户籍，时间久了更加难以查明，所以赋税积欠很多。” 臣曾三次任县令，每次编造二税簿时，都把它同五等丁税相互核对；如果发现户籍人数有多有少，便把多出的户数让百姓自行申报，并让乡里的书手核对，收并到一处缴纳，于是便没有挂欠，也节省了簿书费用。希望诏令监司加以检查：如果簿书整齐，就没有积欠的弊病，对国家财政也有补益。”他又请求立法，委托监司考察各县事务繁简以及官员能否胜任，令其调换任地；如果因这项法令而选取人员，希望把情况连同奏章一起书写上报裁决；监司若涉私舞弊，按违制论罪。他从京东转任河北时，韩忠彦由北京入朝为相，汝舟想逐步退归故里，托请改任江西。韩忠彦到中书省替他说情，执政大臣都认为这是降职，不能答应。韩忠彦说：“王某这是以退为进。”朝廷旨意下令减损购买北珠的数量。汝舟上奏说：“真宗时下诏增加购买锦缎六千匹，知州赵稹只购买一千匹。到天圣年间，仁宗因赵稹上奏进言而嘉奖他体恤百姓。臣在元符初年任京东官时，依照省府符文购买锦缎，不久调任河北，又摊派购买北珠，一颗珠子的价格竟达到九十四千。陛下即位之初，圣政焕然一新；锦缎和珍珠如果还不能停止，仍希望诏令有关部门削减数量，以留下难得的钱财，稍微补助经费。” 奏疏上去当天，朝廷就停止了这两项采购。他又说：“河北的小盐产地很深，冀、邢、赵、洺、霸所产极少。自元符二年命客商到所前往的州县，召集保人、发给凭据，再前往购买，往返奔波、受到阻滞，因此多有私下购买，而各盐场停积的盐又卖不出去。希望只命客商到盐场召保购买。解池经过水灾尚未恢复，请暂时把河北现存的大、小盐运入陕西销售。”他从江西调任夔州路提刑，告老还乡；历任官职十七任以上，五十年从未有过过失。闲居六年，安然卧床去世，享年七十九岁。汝舟内在品行修养深厚，侍奉祖父母孝顺；继祖母胡氏去世时，叔父守丧百日便去世了。汝舟当时在南剑，便上表说诸位叔父没有在世的，自己是适孙，请求解除官职来接替服丧，终满丧制；此事交礼官议论，皇帝特许，于是写入法令。他最初在南丰开始做官时，曾巩赠诗给他说：“身子被簿书差役劳顿虽纷扰，竭尽力量于文史仍然刚健。”李清臣曾劝他学习制科，他没有参加；晚年号云溪翁，有文集一百卷，亲手校订的书一万多卷。胡金部（伋）传　　罗愿 金部郎中胡伋，字彦思，是婺源人。父亲胡绍，年幼时努力求学。嘉祐年间，林希任州试考官，胡绍名列首荐。礼部尚书评定天下优秀文章，把胡绍列为第一。晚年任剡县主簿，州府派官员分赴各县核查旱灾。七县都申诉说核查不实，只有胡绍所核查的山阴县没有人申诉。太守于是把复查之事全部交给胡绍。新昌县尤其多大族，胡绍按例减免下等户赋税后，负责分头核查的七个人都被撤职。胡绍因此更加出名。胡伋在绍圣年间与弟弟胡伸一同考中进士，历任内外官职。政和四年，任深州通判。官署中有菜圃一千六百多畦，每年所得钱超过二百万。胡伋把菜圃交给公使库。当时州县官员很有些经营菜圃谋利的。河北副将下令查禁士卒按虚高价格卖菜，共有五十六人。北平军稻田务的官员因菜钱责打士兵，导致一名士兵手腕折断。适逢监籴使沈积中把胡伋的事情上报，皇帝下诏嘉奖他说：“君子不把利益全部占尽而不给百姓，也不苟且求取而忘记道义。公仪休身为鲁国宰相，发怒拔掉园中的葵菜；孔奋任姑臧长，不愿从中取利润身。旧史记载这些事，把它们作为美谈。你久任郎省，出任一方州郡的副职，遵守条令诏书的严肃规定，挺立清廉洁白的操守，能够拒绝菜圃利益，全部归还官府，差不多可以比得上古人，足以激励世俗。你复查核实后上报，朕因此嘉许你。”于是，审讯那两名士兵的官员被召赴朝，胡伋最终任金部郎中。左朝请大夫、知全州事汪君（恺）墓志铭。汪藻

译新安汪氏，见于隋末、唐初以及五代之乱时。其先有人从黄墩迁到婺源，凭借资财在歙州一带富强起来。传了几代，到君的高祖汪震，考中进士，起家任秘书丞，赠光禄少卿；曾祖汪宗颜，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赠中大夫；祖父汪谷，官至奉议郎，赠少傅。三代相继考中进士，世代都有清正的德行，是江南著名的家族。先父汪盘，是少傅的长子，因为少傅年事已高，便留在身边奉养，不求做官，却让弟弟汪藻专心求学；汪藻又与君连续考中科第，乡里人都以此为荣。先父因君的缘故，赠太中大夫。君名恺，字伯疆，年少时聪颖奇异而性情浑厚，刚到二十岁便被有关部门推举，进入太学做诸生，以能写文章闻名。绍圣四年，脱去布衣出仕，调任常州晋陵县主簿；因推荐升为通仕郎，任宣州太平县令，因犯小法被免职，授岳州录事参军。遭逢太中大夫之丧，服丧期满后，任泗州军资库监。适逢盐政兴办，朝廷选君监理泰州海安镇盐场，考核成绩第一，改任宣义郎，知淮阳军宿迁县、宣州宁国县。又遭逢太硕人王氏之丧，服丧期满后，改任饶州通判，授知常州、汉阳军、吉州，尚未赴任，又调任知处州。到任不久，再改任知抚州。一年后请求奉祠，获任主管江州太平观。任期届满，起任知袁州。当时资[缺]士叶梦得、给事中胡交修，以十项善于治理财赋的事迹推荐君，于是擢升为提举两浙[缺]江南西路转运判官。任职两个月，授知江州；请求奉祠，获任主管台州崇道观。过了很久，起任知全州。这大概就是君的仕宦经历。岳州平江百姓因赛龙舟争斗而打死人，案件上报州府，知州厌恶县令，想要深入追究此案，牵连数百人。当时正值酷暑，监狱都已住满，君只把确实有罪的几个人关押起来，其余全部平反释放。知州大怒，君援引法律据理力争，知州不能使他屈服。太平县有信奉五斗米道的人，传说能够招来雷雨，冒犯他的人立即会死；县里发文命县尉捕捉他，县尉推辞，君不等众人同意，亲自到他的住所去。人们都替君担心，最终还是把那人捕获，依法处置。靖康初年，朝廷的诏令尚未通达，饶州酒官郝升出身军伍，倚仗勇力而怀挟奸诈，掌握郡中的利害，郡守无法制约他，郡守又深深怨恨他。适逢盗贼侵犯邻郡，全城人都逃跑，郝升的儿子也佩剑出城，被关卡官吏记录下来，郡守便诬陷他谋反，把他和父亲一起械送狱中，将要斩首。君说：“仓促收拾行装时拿刀剑自卫，是人之常情，难道可以把他们全都杀了吗？” 君坚持了几天，郝升父子都获免。君将要前往处州时，北方军队抵达，会稽人都劝君的母亲离开，君不听。后来溃兵四处聚集，君设法安抚驾驭他们，甚至有两个月没有脱衣睡觉。不久调任抚州，尚未出发，王燮、马俊的军队侵入所属县邑，州境南北数百里都震动起来。新任知州进入州境却不敢前行，百姓挽留君。君说：“这正是我的心愿。”于是调度保护百姓，使他们出境，而百姓起初并不知道。不到一个月，盗贼攻陷并焚烧处州，这时人人都思念君，甚至感动得流泪。抚州百姓许诺把女儿嫁给邻人，已经很久了，后来却反悔。有一天，邻人到官府报告说女子死于兵乱，请求半年后再到公署作日后凭证。君立即把那人戴上刑具关进狱中，同僚们都惊愕不已。君笑着说：“女子如果真的死了，就不会来官府报案；一定是女方家里不正派，她的丈夫想盗取我的判词罢了。”于是请诸位同僚替他把女子带来，第二天女子果然出现，人们都认为君神明。绍兴十二年八月某甲子，君因病卒于饶州德兴县住所，享年七十三岁。官至左朝请大夫。君专心治学，想直接达到作者的境界，却不喜欢写科举文章。尚未中第时，曾在括苍见到秦少游，秦少游认为他的文章奇异，亲笔写信勉励他，但君从未借此自我标榜。平日居家时，君孝顺友爱，清正自守，每天都以仰慕古人、追慕前辈为事，循循然是有德的君子。等到任官治理百姓，便精明刚正，人不能欺骗他，也不能夺取他的意志，最终归于忠厚。太中大夫还健在时，家承数代清德，却贫困得不能自给，君奉养父亲、周旋家事，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当时两个妹妹尚未出嫁，太中大夫为此忧虑。君后来娶进两位妻子，都是公卿大家的女儿，于是把她们出嫁时的衣饰首饰全部拿出来，分给妹妹们，一文钱也没有私留。等到官至五品，遇到恩典应当任用子弟时，首先任用了弟弟，人们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此前君淡泊于仕进，多次因故免职，升迁稀少，闲居的日子很多。等到太中大夫和太硕人相继抛下几个孤儿，家中只剩四堵墙，站立之处连一根锥子都无处插，也没有土地可耕。君让兄弟几房合在一起吃饭，把所得俸禄拿出来，别人看着仿佛不能承受这种困苦，但君从不贪图甘美，分配少数财物时，长幼亲疏一律公平，从未从别人那里取得一丝一毫。客人来了，便以蔬菜饭食相对，清谈一整天，全出于至诚；即使家中的仆役、儿童，也都怡然自得，没有不满足的神色，真可以说是贤者了。因此他去世那天，听到消息的人没有不流泪的。君一共娶过三位妻子，第一位是吕氏，第二位是蒋氏，第三位是李氏。她们分别是朝散郎、赠通奉大夫吕全，宣德郎蒋珍，中散大夫李演的女儿；蒋氏又是观文殿学士蒋之奇的孙女，李氏是枢密使李谘的孙女，都封为宜人。有三个儿子：尧举，考取右迪功郎，任铸钱司催纲官；舜举，任右修职郎、漳州龙岩县尉；仲举，任右修职郎、漳州龙岩县尉，尚未做官。一个女儿嫁给进士俞允恭。尧举等在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丁酉，把君安葬在饶州德兴县龙溪源少傅墓南三里处。汪藻虽然是君的叔父，却比君小九岁，年少时一同求学，长大后又一同做官，因此应当为君作墓志铭。铭文说：唉！别人都以自己忧虑的事为乐，而君独自以别人所乐的事为忧；别人都使自己所节制的方面丰足，而君独自节制自己所丰足的方面。凭借孝顺友爱和纯正真诚来培植根本，凭借安康、宁静、长寿和福禄来成就终身。因此，君所居住的地方，人们仰慕他；君所治理的百姓，思念他。内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惭愧，大概就是古代的有德之人、当今的循吏。愿他的宅墓千万年不被毁坏。宋故显谟阁学士、左中大夫、致仕文安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光禄大夫程公迈家传　程森

译公名迈，字进道，姓程。程氏世代是新安的望族，都以晋代新安太守程元谭、梁代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忠壮公程灵洗为祖先。程氏先世从歙县黄墩迁到开化北原，又从北原迁到黟县南山。曾祖名懿，祖母洪氏；祖父名适，祖母汪氏；父亲名宗颜，因公显贵，赠正议大夫，母亲胡氏，赠太硕人。公聪颖过人，元符三年考中进士乙科，脱去布衣补授将仕郎，任杭州仁和县尉。任期届满，升任知衢州西安县，政事强干明察。赛龙舟的人持杖喧闹，官兵不能禁止，知州把这件事告诉公。公派一名吏员拿着判词给他们看，说：“立即散去，不然就跟我一起到官府来。”众人惊呼：“这是知县的判词啊！”立即散去。部使者督促各郡清理水旱灾害造成的积欠，郡中于是发文催征那些因暂缓缴纳而逃亡、绝户的税款。公说：“衢州数年没有水旱灾害，哪里来的积欠？”知州不能使他屈服，因此其他县那些零散、逃亡、绝户的欠税也都免除。公从处州考试回来，县中有七件死刑案件，他审阅案卷后释放了其中三人，没有人提出异议。调任知楚州盐城县。宰相刘正夫押送诏敕，看见他的姓名，召见并交谈说：“从前在太学见过你，如今治理县政很有成绩。” 刘正夫便推荐了他。徽宗赞赏他的应对，授任提举江西常平。出仕不到十年，便乘使者车回到故乡，乡里人都以此为荣。有百姓争讼田地，二十年没有判决。公查阅案卷，问当事人年纪多少，对方说：“六十六岁。”公说：“你拿来的契券是庆历三年的，那时你才七岁，怎么能娶妻、置办财产、购买田产？”当事人感叹公如神明，说：“如果早二十年遇到您，就可以没有这场诉讼了。”旱灾之年，招募流民疏浚洪州东湖，水患因此平息。饥荒之年，打开常平仓赈济灾民。不久调任南京提举。此前，陈彦文任豫州守，倚仗权势暴虐放纵，公依法绳治他。不久陈彦文入朝任户部侍郎，公弹劾他在江西任职时开仓发粮超过规定，陈彦文因此获罪罢职。不久公调任知道州，召回任户部员外郎，授提举措置河北籴便使，因办事有成而闻名，第二次任此职。随后授直秘阁，因违逆中使宣谕李彦中，山帅迎合李彦中的意图弹劾他，公被削夺官职、罢任。任知信州，尚未赴任，遭逢母亲之丧。高宗即位，召入授左司员外郎，不久升太府卿，兼任郊祀大礼提点一行事务。当时皇帝巡幸刚开始，不能全部遵循旧典，公加以讨论斟酌，务求省减十之六七，于是编纂进呈，诏令交付史馆。礼仪完成后，升任起居郎。适逢叛贼叶侬久攻不下，诏令选派能臣前往抚慰安定，授公直龙图阁、福建路转运使。召回任太常卿，改任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兼权吏部侍郎。当时叛兵杨勍窥伺福唐，公选募军队和百姓，用战船守卫水口。杨勍于是奔向漳州、泉州，公命军队尾随追击，杨勍便逃往广南。叶侬败后，范汝为又聚众作乱，朝廷委任公负责处置招抚。统制李捧被范汝为击败，公派人约定投降，约定的日期已经确定。谢向等奉命出使募兵，却派人诱骗贼众，想把功劳归于自己，于是贼众再次反叛。各地盗贼又纷纷兴起，往往聚集万人，建州、剑州、汀州、邵武都成了盗区。公一面招抚，一面捕捉，所到之处全都平定，只有范汝为尚未投降。于是派新近招降的张毅守卫古田，责令他立功，又谨慎守住南剑州边界。移文命制置使调兵屯驻田地，范汝为因此不敢再窥伺兴化、漳州、泉州。公又估计大将辛企宗、谢向等最终不能平定贼乱，秘密请求王师渡海，不到五天就可以抵达福州，希望一战消灭贼军。奏章上了十次都没有答复，于是上奏说谢向勾结贼人，辛企宗玩忽寇患，而且贼人不可赦免。皇帝醒悟，命大臣从海道出兵，使贼军出乎意料。王师抵达后，不久便平定了叛乱，费用没有加重百姓负担。于是请求登记死难的义士，随后给那些被胁迫从贼、无处归宿的人发放粮食和田地房屋，并掩埋暴露在外的尸骨。选派循吏抚养百姓，留下广东舶来的五万石米，以宽减民间赋税；又请求酌量留下部分大军镇压残余贼党，获准留下三千人。后来松溪以及汀州、漳州发生寇乱，依靠这支军队得以平定。从此瓯闽八州安宁，百姓恢复耕种养蚕。绍兴二年，召入升为徽猷阁待制，知温州。把平阳县四十名官吏刺面发配，其他县的奸猾之徒也相继逃走。皇帝对宰相说：“程迈治理温州的政绩，光耀绝伦，前后无人可比，是当今官吏的师表。”遭逢父丧，服丧期满后，任提举江州太平观。不久召赴行在，公竭力辞谢，改任知信州。信州百姓顽劣好讼，官吏又善于钻法律空子，公查获奸恶之人，严厉惩治，境内都震慑服从，诉讼因而减少。第二年，郡中先遭水涝又遇旱灾，蝗虫吞食庄稼，多次祈祷都立即应验，蝗虫抱着庄稼死去，年成大丰收，州人作《感应记》。朝廷商议恢复发运司，让公充任使者。公认为祖宗时期发运司的事权很重，如今属官只有八人，又没有授予辟选官员的文书，那么责任太重而权力太轻。给了二百万缗钱，想一年见成效、三年有积蓄，但财源太窄，要求成效又太急。如今再给二百万缗，也抵不上从前用一百万缗所能买到的粮食，规模本来就不大，而仓船、稍脚等费用也都没有着落。如果把责任推给州县，我很担心扰害百姓；况且谋划不周就难以推行长久，要求成效太急，聪明人也不能妥善处理后续。因此公竭力辞谢，皇帝安慰劝谕他，并命令增加购粮本钱。公辞行告别时，又上奏说：“从前唐代刘晏兼任九使，财赋全都归于一处。到了本朝才分成三部分，但三司使在朝廷内部，发运使在外，仍然互相内外配合。如今天下财赋更加分散：租税专属于转运司，常平专属于提举司，盐铁又有茶盐司，鼓铸又有坑冶司，平准又有市易司。户税虽然总归发运司管理，却只保留了这个名目罢了。何况如今朝廷内外对发运司要求很重，却把发运司看得很轻。希望下诏让使者明确知道恢复旧制的意图并据此施行，如同祖宗时期那样，那么臣就不敢辞职。”皇帝说：‘已经下诏给三省，授卿杂学士，以增加使职的权力。’适逢后省缴还奏章，此事便停止了。于是把发运司设在平江府，趁秋收时以平价收购粮食，各依郡县情况定价，稍稍提高价格，买入四十多万石，而所用购粮本钱几乎用去一半。朝廷大臣多次把这件事作为问题上奏，皇帝总是制止。不久公代理府事，又说：‘如今购粮本钱还有二百多万缗，可以买五六十万石粮食；但如果把一个司的官吏费用和将来漕运费用合计起来，民间粮价又提高十分之四五，那么收购粮食最终对国家毫无补益，只是白白耗费钱财。’

译于是停止发运司事务，改授知镇江，兼任沿江安抚使。军兴之后，重新整修官府，烧制陶瓦借给百姓，因而兴修学校。鄱阳年成歉收、盗贼很多，皇帝忧虑此事，升公为徽猷阁直学士，知饶州。公制定宽恤百姓的措施三十多条，张贴在城门上，民情大为喜悦。于是上奏请求免除舟车征税，增加米价以招来远方商人，查察征商中的各种弊端，使它们不能成为阻碍。不久，米粮大量聚集，数目达到六十多万斛，粮价因此降低一半，百姓粮食极为充足，余粮还供给徽州、信州。过了一年调任温州，到任时正赶上火灾之后，便营建官舍一千区，开凿河渠、修建望楼，组织火保，更建新学，许多士人纷纷来求学。诏书褒奖慰谕，转任左中奉大夫，升显谟阁直学士，再任知福州。福州有旧日招安的贼首某某等二百多人，官府以使臣的廪禄供养并羁縻他们，郡中人常常侧目而视。适逢戍守军队还朝，便把他们全部遣返回去，枢密院听任使臣处理。一年后任提举江州太平观。绍兴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家中，享年七十八岁。遗表上报后，升四官，累积官阶至左中大夫，爵封文安县开国子，葬在本县后冈。著有《漫浪编》五卷、《奏议表启》三十卷、诗二百篇。（公与汪龙溪藻同时，汪藻掌管词翰，以文雅著称；公多次更任节度使，凭功劳业绩闻名，高宗十分器重他。） 御屏上有这样的评语：“文章汪藻，政事程迈。”《庄节所述四朝遗老传》中可以见到这件事。公的妻子是同乡胡氏，封硕人，赠咸宁郡夫人。三个儿子：长子延年，奉议郎，通判洪州军州，兼管辖境内劝农事务；次子永年，承奉郎，任福州制置司主管机宜文字；次子修年。孙子六人：长孙莘老，承议郎、淮东安抚司干办公事；次孙渭老，承议郎、抚州录事参军；次孙传老，朝散大夫、知靖州军州，兼管辖境内劝农事务；次孙汉老，文林郎；次孙彭老；次孙森，宣教郎、添差通判抚州军州，兼管辖内劝农营田公事，借绯。程森谨慎地记述。罗郢州墓志　罗颀 先兄姓罗，名颂，字端规，是徽州歙县人。曾祖名承吉，祖父名举，官朝请大夫；父亲名汝楫，官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屡次追赠少师；母亲鲁国夫人俞氏。绍兴二十二年，凭先父任子恩补授承务郎，注授临安府余杭县浣坎镇，改任潭州南岳庙。接连遭逢父母丧，除服后任镇江府排岸监，又升任行在左藏东库监，尚未赴省便罢职，调任湖北司主管机宜文字，任行在检点赡军酒库所干办公事，通判镇江府，知郢州。绍熙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因病卒于郡中，官至朝奉大夫。同年六月灵柩归乡，第二年正月二十九日，葬在歙县永丰乡干村的源头。娶宋氏，封安人。儿子阜臣早逝，女儿二人，长女嫁给进士张泰初，次女尚未出嫁。孙子榞，按例应凭致仕恩得官。先兄资质超群，身高七尺，眉目高耸奇异，从小就胸怀志气，努力学习几乎像出于天性。同辈人有时稍作休息，他却始终不停。侍奉父亲接受教诲时，每次拿出一篇文章，先父没有不称赞的。长大以后直到晚年，读书著述像完成日课一样，即使疲倦至极，仍倚靠着拿着书卷不肯放手。得到奇异的书，便高兴得像得到别的珍宝一样。喜欢美色，嗜好甘甜，然而在守丧期间始终严格遵守丧制，睡在苫草铺的屋里，断绝荤食，吃素合乎礼制。他本性不谄媚使者，也不肯阿谀依附以求得大官要职。他在荆州帅叶公衡幕府时，叶公自称幕中得到了天下的士人。丞相周益公周必大在后省任职时，因封还奏章阻止武枢张说出任后又复职，后来升为翰林学士，宾客都前往祝贺，只有先兄写信劝周公不要凭一时的操守高出众人便自满；名声越无愧，天下人的期望就越大，应当屏弃纷华，奉行简朴。凡是孟子所说的得志后仍不改变操守的原则，都应当置之度外。周益公因此更加敬重他。季兄在鄂州任职，也受到周益公器重，所以周公常常以二程期许他们。他辅佐京口时，多次争论政事。当时兵部侍郎耿公秉任郡守，常说僚属都雷同附和、互相迎合，请特别推举罗君守郢州入朝应对。他入对时提出三项建议：第一，请求申明诏令，让四方主帅整顿军政，禁止私自役使军民；第二，希望仿照西汉武帝、宣帝颁发玺书严厉责令州郡，以及光武帝用一纸诏书告谕方国的做法，作为震动人心的手段，以劝勉建立功业；第三，按县邑事务繁简选任能吏。皇帝询问京口军民的情况，他条分缕析，回答得十分详尽。到郡后政事清简安静，公堂上没有积压的诉讼。京山县百姓董小大，有个妹妹被张复礼奸污，张复礼想娶她，未能如愿，便醉酒捶打她的父母；董小大和同党将张复礼打死，众人都认为这是死刑重罪，先兄却认为其中情节较轻，便上奏部使者，部使者不以为然，命令重新勘查。公说：“张复礼奸污别人的女儿，使她的父母受到极大羞辱；董小大在这种情况下偶然做出此事，情理上值得怜悯。”奏章上报后，果然得到批准，改判杖刑并免除死罪。不久，悍卒吴顺在妓院踢死百姓陈舍，僧人大吏包庇他，没有人敢说话。陈舍的僧人孤身一人，有人请求先取得状纸以便安葬。先兄知道后，杖责大吏，捕捉吴顺，完成案件审理。部使者大怒，认为前后量刑轻重不一致。先兄说：“军人杀死平民，还能让大吏替他包庇，实在太横暴了。”后来取旨，最终把吴顺在郢州绞死。马纲道路所经过的地方，过去把供给粮草的责任交给都保，到这时郡中全部自行承担，因此免除了十一项差役征发的扰民事项。先兄历任官职，值得记述的事很多，但他从不自己夸说；他的性情大概就是这样。先兄最初考中进士，多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没有中第。他写的诗文，收藏的稿本有几十卷，笔力高古，尤其出奇诡谲、跌宕多姿，有见识的人认为具有西汉文章的风格。他一生的抱负，受到当时名士推许，只是年寿和官位都不长久，难道仅仅是家门的不幸吗？弟弟朝散郎、新任权通判蕲州事，赐绯的罗颀谨慎作此志。宋故朝议大夫、太府寺丞、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休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黄公何行状　汪泳

译曾祖宗议，祖母程氏；祖父中理，祖母吴氏；父亲杰，赠奉直大夫，母亲吴氏，赠太恭人。徽州府休宁县千秋乡永庆里的黄何，字景萧，享年七十四岁。黄氏世代门第显赫，历代都有杰出人物。在新安休宁开始显达起来的，是公。奉直大夫二十岁时便以文章闻名，却未到壮年就去世。公出生才三个月，祖父认为他应当振兴我宗族，格外疼爱，和其他孙子不同。奉议郎吴舜选公是公祖母的弟弟。祖父临终时，把公托付给吴公，吴公让他与自己的两个儿子一同游学。吴氏二人是乡里的先生，收徒极多，兄弟二人名声远播，当时太学中有人说“眉山三苏，江东二吴”，说的就是他们。不久公又跟随文简程大昌游学，所得更加高深，凭贤书考中丙戌科。那时太恭人头发已经花白，公调任吉州泰和县主簿后回家，喜悦之情使母亲容颜焕发，乡里亲党都羡慕，侍奉膝下共三年。遭逢太恭人丧事，又调任饶州鄱阳县主簿。公认为赋税簿籍关系公私，责任很重，收支一丝也不敢放松。三年中三次更换知州，知州们都知道他的才能，委任文书接连而来，公都尽心办理，上下和睦。有部使者因私怨惩罚一名县尉，让余干县丞查核他的罪行；县丞据实报告说没有罪，使者大怒，又把此事交给公。公查明事实，确实没有罪，便连同为县丞申明公道，使者更加恼怒，在公府厅堂斥责公，说应当和县尉一起查核。公不为所动。不久使者罢职，公才得以免祸。公平时说话总像担心伤害别人，到了面对义理时却丝毫不屈，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任期届满，郡守王师愈挽留他做属官，过了几个月，公辞职归家。关升用了三道表章，公只升了五级，从从事郎堂除为三衢教官。衢州士人很多，但学政不严，有宗室子弟做学生，因为他的父亲与公交情很好，便逾越规矩，公仍然屏退他，毫不宽恕。无论职务大小，升补都一定通过考试；有人托郡府或外台送来请托文书，公一概不接受，士人都以他的公正为乐。又购买田地、租赁房屋，每年增加收入数万，使教育和供养都具备；荐举之事按规定办理，改任宣教郎，知兴国大冶县。大冶处在交通要道，凋敝非常严重，公坚决革除浮费，使每一铢每一粒都有定规。到任一年，公私逐渐融洽。蜀地骑兵向西而来，几乎没有一个月不发生战事；此前草料粮食供应不足，凡是负责押送的人员都把马拴在县庭，殴打吏员。公经营闲置田地，允许百姓耕种租佃，专门交一个部门掌管，以备马纲之用；又把情况详细告诉郡守和部使者，请他们不要破坏此事，直到今天仍依赖这项措施。当地出产铁，境内湖中耸立着三座山。适逢两淮严禁盗铸，聚集到山上的人多达四千余人。县尉出兵警戒，常常与他们交战；县尉担心其中另有变故，便不向州县公开报告，而秘密把情况告诉帅司、宪司。帅司听说后，早朝调九江官军，军队将要到达。公说：“那些不过是百姓，何至于如此？”于是发文给驻军主将，派一名使者拿一张纸去说明祸福，同时抽调戍兵，打开间道，使他们可以趋向生路、避开死路。这些人起初不相信，派几批人来窥探，得知戍兵果然撤走，便在一夜之间逃走了将近一半。公又单骑进入他们的巢穴。剩下的人看见公单骑乘小船从湖中来，便互相说：“知县果然没有要害我们的意思。”于是相继全部离去。公又取来房屋、栅栏、寨堡以及所有盗铸器具，全部烧毁后才回去。不费一支箭，不杀一个人，最终使全县安定。县人一致说，如果不这样做，必然会发生大变乱，滥杀无辜，应该像奚山茶商事件那样。士人和百姓共同在乡校祭祀公，有人认为这可以用来言说功劳，公却默然不提。起初县里有学校，却没有经费，讲堂尘封。公筹备钱粮，邀请乡里的优秀士人，其中万人英曾跟随晦翁先生游学，请他担任学官，劝导学生来求学、讲习、质疑问难，不专门把科举作为目标。在处理县政的空闲时间，公又亲自为他们讲经，阐明大义。从此诵读声日益兴盛，县里参加科举的人比从前增加一倍，能够随郡计赴试的人也渐渐增多。学校宫舍毁坏，公便全部修缮；春秋祭祀的礼器、服饰，不仅不完备，而且很多不合制度。于是选派学生带着书籍到邻郡，请齐公庆胄在淳熙年间讨论制度，又重新制作俎豆、冠冕，焕然一新。每次释菜礼，学生们济济一堂，气象盛大，观看的人都知道应当向往什么了。任期届满，恰逢四明签判任期将近，公立即前往就职。适逢甲寅、乙卯年，明州、越州发生大灾荒，死亡者接连不断。公辅佐长官整顿、施行救荒政务，认为如果让需要赈济的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必然混乱。于是逐家逐户前往，不避道路泥泞、雨雪天气，即使只有一圭一撮米，也一定亲自查验，不做表面文章。当时枢密何澹任四明帅，知道公确实劳苦，又一向厚待公，便把他的事上奏，减免磨勘，擢升提举榷务。榷务弊端多如牛毛，公随事剔除疏理，洞察隐秘，吏员不敢欺骗。又请求取消优厚的加价以惠及商人，革除坐贾专利的弊端，因此每年增加收入四十万缗。升任司农寺主簿，又升太府寺丞，都是掌管出纳的职位。公专心研究职务，铲除奸弊，无论早晚出入、寒暑变化都不改变。起初，内帑中有积存的金钱，前后称量校验、折算损耗相差很大，朝廷对此疑惑，命公重新称量。公衡量得精密准确，只有增加没有亏损，吏员们在旁边叉手观看，十分害怕不能免罪。朝廷认为他能干，枢密何公尤其加以称赞。公做官从不苟且，即使细小事物大多如此。前后两次转任时，面对皇帝上奏四篇奏议，恳切忧思，想要扩大圣德、凝聚人心、严肃郡守，实行注重实际成效的政治，增强县令的权力，皇帝称许他，请他出任外官。当时丞相谢深甫与公是同年进士，三番五次劝公何不稍作留任。升迁就在早晚之间，公请求更加坚决，于是分任括苍、处州左符。括苍山深，盗贼很多。凡有诉讼，公想显示急于捕盗的意思，必定发文命县尉拘捕，哪怕造成小小扰动也不顾。至于保护、扶植幼弱善良之人，则像哺乳孩子一样周到，首先同属县约定彼此情谊如同一家；凡应当逮捕会集的人，都记录在历囊中随身往来，不派一个吏员。县旁有贪婪苟且、扰乱政事的人，无论事情大小，公都必定根据私情和道理判定取舍，多半不能满足其欲望，于是那人往来派人，编造各种说辞。侍御史陆峻写信给公说：“这些喧嚣争辩的人，哪里值得忧虑？希望你更加推广所学，以恩惠救助衰敝的郡。若因浮泛的言论就随意退缩，那么设置官署、任用官吏都可以废除了。”公没有写一封信送入长安，只是相信自己的志向。

译不久流传说公将被奉祠退职，公笑着说：“朝廷的黜免和升迁，哪里能预先知道呢？”后来任命下达，在一个多月以后，原先喧嚷的人果然自己先倡议。此前郡中的经费已经赤贫，凡前后各项政务每月从四方收取的供给，公到任后全部停止，因此怨言诽谤已经喧然四起。恰好又有人以宗室身份请求祠禄，实际上已经超过定额，公拖延办理，渐渐使他们不高兴，于是他们同那些喧嚷者共同酝酿成这件事。公回乡才几个月，清正的舆论更加明白，于是又授任岳阳，所有施政都如同在括苍时一样。任政不久，士人百姓便一致看见他的声望，称他为“仁明十事”。岳州太守刚入境时，义勇军七千多人按惯例到境外迎接，公担心耽误事务，急忙遣散他们。州府按惯例接受诉状，五更时投进箱中，由职官检视、吏员批注朱字，但诉求尚未得到伸张，费用已经不少。公在卯时打开谯门，任由百姓投状，检视和批注一概不用；又张榜说明岳州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官府赋税征收一律酌情减免，幅度超过平常。不能判决的案件，全部调取旧案卷，反复详细审查，全部判决遣送完毕，使受冤者得到伸张，强横者屏息不敢妄动。巴陵百姓正依赖公，把他当作父母般的官长，却有游士对公不满，恰好当权者又有与此前喧嚷者结为姻亲的，于是再次下达让公奉祠的命令。公笑着说：“我已经很久无意于做官了，如今正好实现我的志愿。”当天便向东归去，父老拦住车子，号哭声一路不断。回途中经过武昌，转运使总管卿见到公说：“巴陵到武昌也很远了，但巴陵的士人百姓来到这里，恳切地请求挽留你，这足以看出你如此得民心，令人叹息。”公在外任官四十年，到这时才回到新安的故山，拜望祖先的坟墓，探访故旧老人；仲姊年已八十，公像侍奉母亲一样侍奉她。乡里有水堨，名叫清陂，能够灌溉一千多亩田地。水堨长久废弃，田地也无人治理。公有一天经过那里，说：“这也可以用来使百姓获利。”于是捐出资财，率领众人修筑。那年春天干旱，秧苗不能及时下田，唯独水堨下的田地按时插秧，秋收增加一倍，百姓欢欣拥戴他。公又为水堨选择主持管理的人，交给他经营管理，直到现在已经数年，从前的贫瘠荒地都变成了肥沃田地。乡里想要祭祀公。公居住在山间，又过了两年，山深地湿，平时没有疾病，到这时却患了肺虚之病。家人以医药不便为由请求，于是买船再次沿严濑而下。又过了几个月，脾虚病渐渐加重，终于在正寝中去世。官阶为朝议大夫，爵位为休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娶方氏，是故京西转运方礽的孙女、承议郎杰的女儿，封恭人。公先于其父二十六年去世。有四个儿子：长子焕，曾任江州德化县主簿，居任三年，太守认为他有才，没有一天不让他兼任其他职务。关升为修职郎，任满谢职回朝侍奉，不到几天，公便去世了。次子闶，迪功郎，任安丰军安丰县主簿，尚未赴任；笃实好学，才干敏捷，都能够光大父亲的事业。次子仝，次子兴早逝。一个女儿嫁给迪功郎、新宁国府旌德县主簿史渭的孙子。一个孙子华，将请求承受公的遗泽。两个孙女。公天性极其孝顺，侍奉太恭人患病时，严寒中也不解衣带。想到幼年孤儿被视为天地间的孽子，公终身以此为痛。又说祖父养育他的恩德无法报答，想凭多年劳绩升一级官阶，稍稍报答于冥冥之中，却未能实现便去世了。侍奉兄姐更加深厚，把先人的财产全部交给长兄，一点也不询问。长兄去世后，又替他料理孤儿。大姐嫁给承务郎程文夷，有个儿子程珌，当时还只有童年年龄，公看出他不是平庸之子，对他抱有远大的期望。后来便把他带在身边，疼爱他如同亲生儿子，最终使他在当时有所成就。他做官所到之处都不苟且，都是公教导的结果。有舅舅的儿子年老孤独，公便收留供养他终身。此人死后，公选择地势爽朗高燥之处安葬他，公的深厚风义就是如此。他的遗孤考察选择墓穴，终于在淳安县神童峰的原野找到墓地，定于嘉定三年十月十五日把公下葬。公天资清正刻苦，努力依靠自己立身；但一接近他，便有纯厚和善的气息感染人。他的学问浩博无边，只以格物穷理为宗旨。比如论《洪范》五行，他说：水的性质寒冷，出自水的东西应该更加寒冷，但它的味道却成为咸味；咸味是温的。火的性质猛烈，出自火的东西应该更加猛烈，但它的味道却成为苦味；苦味是凉的。这些都是事物发展到极端便反转，由激发而产生变化，所以寒冷不会再生寒冷，反而由一阳产生；暑热不会再生暑热，反而由一阴产生。他以此成为后辈讲学的宗师。他的文章声韵平和而思虑深远，随口吐纳都能成篇，只是著述大多来不及完成。他编排整理文献，性情清廉耿介，做官时两袖清风。入仕四十多年，居所四壁狭小，厅堂庭院都不完备；年成上等时，饭食也不充足。公去世半年后，他的遗孤靠卖粥的产业完成了葬礼和祭祀。乡里的评论更加仰慕他的清廉。我汪泳与公同乡，又同朝为官，了解公既久且深，按情义不能推辞，所以详细记下他的爵位、乡里、历任官职和德行事迹，等待执笔者采用。嘉定二年二月某日，朝请大夫、新知处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借紫汪泳。宋代汪侍郎汪纲本传　《宋史》

译汪纲字仲举，黟县人，是签书枢密院汪勃的曾孙。因祖父任官的恩荫入仕，淳熙十四年通过铨试，调任镇江府司户参军。马大同镇守京口，刚强自任，汪纲的言论却独不随声附和。有人提议在沿江地区发行两淮铁钱和交子，朝廷商议命马大同带头推行。汪纲写信说：“在边境实行铁钱，是担心铜钱流到境外；由于私铸盛行，所以钱币贬值而物价上涨。如今如果场务出纳不以铁钱作为利息，坚持使用四色钱，请求购买旧制冶铸的定额，不求多余的盈利，严格禁绝私铸以使其收敛；把钱发给边境戍军和军中将士，其中一半与其他钱币相同，不用铁钱折算，那么淮地百姓自然会便利，何必把弊端带到内地郡县呢？”马大同这才醒悟。汪纲参加湖南转运司试，又一次中选。汪纲笑着说：“这难道足以用来经世济民吗？”于是专心求学，博通古今，精研义理，深入思考根本原理。调任桂阳军平阳县令。县境与溪峒蛮蜑杂居。汪纲一到任，便以恩信对待他们，革除科罚之害，这种弊端已经存在三十年。汪纲到任后，首先向各台申明，请求停止这些做法。桂阳每年贡银二万九千余两，而平阳县承担其中三分之二。汪纲说，从前银矿大量开采，价格低，所以还可以勉强供应；如今当地矿藏已经枯竭，只能到别郡购买，价格翻了几倍。汪纲希望竭力请求大幅减免这项负担。饥荒之年，邻县有曹伍等人，聚集恶少进入县境，强行借粮；县里打开粮仓，聚集的人达到一千多，又挟持界头牛桥两座寨堡的兵力作为援助，占据万山之间。以前历任县令从未踏入他们的地界，没料到汪纲会到来，他们便一起出来迎接。汪纲早已准备好酒食，对他们命令说：“你们怎么敢作乱？顺从的有饭吃，作乱的就受诛杀。”当夜住在寨中，召来寨官，责问他们不能防守的情况，寨官都惊恐地伏地请死。汪纲杖责其中八名首恶，发放粮食赈济并平价出售，百姓依靠此举得以安定。改任知金坛县，亲自去迎接更调到弋阳县的任命。父亲义和任侍御史，主管佑神观。不久遭逢父丧，服丧期满后，任知兰溪县，查察奸弊如有神助。旱灾之年，郡中倚赖劝分之法办理赈济，汪纲认为劝分只是用来帮助义仓，若一概施行，并不是所谓安富恤贫。希望借用常平钱作为购粮本钱，使粮食能够循环周转、交替救济。又亲自劝说富民疏浚、修筑塘堰，大力兴修水利，使饥民得到粮食，许多人因此保全性命。郡守张抑和部使者把汪纲列为全道救荒政绩第一的人，因而准备上奏荐举；乡邑百姓相继投匦，为他的事情申辩，汪纲竭力制止。后来任知太平县，主管两浙转运司文字，尚未赴任，遭逢母丧。升任监行在左藏西库，金国有卫王之事，宋宣宗即位后，派使者来告知袭位。议论此事的人当即想派送币帛，纲说使者名号不恭，应当在边境上阻止，只暂命左帑按照旧例核算办理，或者暂且把使者留在京口总司，命令盱眙。皇帝晓谕他说：“纪年和名号都触犯先朝避讳，岁币又是你们前主增加的；如今既已改朝换代，应当恢复隆兴、嘉定年间的旧制。等这件事议定以后，再派遣正旦、生辰使。即使拖延一些年月，我也要选择边将，修葺城堡，整顿军需，储备干粮，使沿边形成巍然不可侵犯的形势，听任他们自相攻伐，然后用全部力量制约其后方。”朝廷认为他说得对。提辖东西库，又兼干办诸司审计司，因选任为知高邮军。辞行入朝时说：“扬州、楚州应当各屯驻二万人，以壮大声势，并把高邮作为家计寨。高邮三面有水阻隔，湖泽深险，战马不能驰骋，只有西南一路直通天长，没有险要可守，因此应在距城六十里的地方因地筹划，有的疏浚沟堑，有的设置伏兵以扼守要冲。又考虑到湖水可以通入淮河，招募水军五千人，制造战船一百艘，设置三座水寨以防非常。” 兴化的民田濒临海边，从前范仲淹修筑堰坝来抵挡盐碱，守臣毛泽民设置石达函管以疏导运河水势，年久都已毁坏，纲于是增修它们。部使者把此事报告朝廷，纲升一秩，任提举淮东常平。淮米不得越过长江，这是禁令；纲想到淮地百姓一旦有警，房屋就无法保全，遇到灾荒就会迁徙而无处归宿，丰年还可以稍得苏息，却又加上苛刻禁令而自行分隔疆域，这难道是做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于是请求从金陵籴买三十万石，以畅通淮西的运输；从京口籴买五十万石，以畅通淮东的运输。他又说，两淮的积粮不能多到一升不增，润州的积粮却不能少；平江积米数百万石，陈粮压着旧粮，久而久之便红腐，应当根据所储粮食的新旧情况取用粮饷。京城百司、诸军每年从江上运来、应送到京城的粮食，应储存在京口、金陵，再转运到两淮、中都各仓，也应广泛籴粮来补足数额。制置使询问纲防备御敌应先做什么，纲说：淮地自古号称财赋渊薮，西边有铁冶，东边富有鱼稻，足以自给；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如果真能把两淮合为一家，使兵力、财力相互调剂，声势合为一体，即使不借助江浙的力量也可以。祖宗强盛时，边郡储备足以支撑十年；庆历年间，中山一镇尚且有一百八十万石。如今应当效法先朝，令商旅把粮食运入边塞，再到京师领取钱币；准许运粮者以此拜爵，并以诚信守持，运输粮食的人一定会多，边地储粮不愁不丰足。” 州郡的禁兵本来不是供人役使的，只是领取粮饷而已。如今不把他们用于战斗，却让他们共同服劳役；遇到缓急，戍守专靠大军，指望按日等待换防，不能安于当地风土。哪里比得上土兵生长在边地，坟墓、房屋、家人都在那里，人人自行守卫呢？应当精心选择强壮者，扩大他们的尺籍，全部隶属于御前军的名额，分别发给券契，以帮助州郡供给衣粮。大体采用山阳武锋军的制度，那么边面不必抽调江上的戍卒，江上也不必派出禁卫之师；轮番休养，劳费都能减免。当时有人提出建议，制司广泛设置荒田，开垦作为营田。纲认为，荒瘠之地不难开办，但工程、水利需要人力，不能长久维持，所产还不如官府的良田，最终不可能得到收益；耗费公帑，开垦又难以完成。不如劝百姓全部耕种闲田，沟渠淤塞的地方由官府帮助疏通，把瘠地变成沃土，使百姓有余蓄。鼌错提出的入粟之议，本朝实行的便籴之法，也都包含在其中了。制司知道此举没有益处，于是停止。淮东煮盐的收益原来占天下一半，年久弊病滋生，盐本日益侵耗，府库储蓄空竭。欠两总司五十余万缗，亭户二十八万缗，又向朝廷借拨五十万缗。

译后来会饷所恢复盐钞旧制，不许商人预先缴纳供贴钞钱，盐司因此困窘，无法支撑。纲揭发隐伏的弊端，凡是虚报数额而无实物、诡诈地出入账目、飞快转移变易等事情，都加以查办。他严密防范，整顿盐课，于是盐利盈余全部偿还了所欠债务，又赢得三十万缗钱，作为桩办库的储备，以防盐本不足，并增置新灶五十所。各盐场全部按照乾道年间的旧额办理，共三百九十万石，合计一千三百万缗。考核征课官吏的优劣，纲约束自己，带头辞去台郡之间的互相馈赠，只增加盐场官员的俸禄，以养成他们的廉洁。升任户部员外郎，总领淮东军马财赋。当时边面常有新编军籍，山东归附后，每月军饷钱粮按缗计算增加三十三万，米按石计算增加六万。真州、楚州等州又新招募一万名弩手，都依靠总所供给。浙西盐利所积欠款达到七十余万缗，各州漕运又不能按时到达，纲核查名实，警告、稽察怠慢者，区分办理粮饷事务，依靠这些措施才没有匮乏。因病请求闲退，得授直秘阁，任知婺州，改任提点浙东刑狱，都多次辞谢而未获准许。审理囚犯到婺州时，有个奴仆持刀想杀害主人，未能得手，却杀了主人的儿子；对于那些荒诞牵连的供词，纲径直将其斩首。他为衢州囚犯洗雪冤情：台州盗犯钟百一并未共同参与盗窃，县尉想贪图赏赐，越级申报给制司，纲说，治理盗贼虽然崇尚严厉，难道可以用刑讯逼供、牵强附会来构成他的罪名吗？于是钟百一得以减免死刑。到龙瑞宫祈雨时，有一种朱红色的东西蜿蜒盘旋在坛上，连续三天。纲说：“我只想要下雨，不要制造怪异来迷惑众人。”话还没有说完，雷雨大作，当年因此获得大丰收。升任直焕章阁，任知绍兴府，主管浙东安抚司公事，兼提点刑狱，访察民间疾苦，革除弊政尤其迫切。萧山有一条古运河，西通钱塘，东达台明，泥沙淤积了三十余里，船行其中就会搁浅，于是疏浚八千余丈，又在江口修建水闸，使泥沙不能进入；河水不能泄入道路的地方，就全部砌石使其通达城门。每十里修建一座庐舍，命名为“施水”，由道士主管。这样一来，水陆舟车不论昼夜寒暑，都能随意通行，百姓欢欣而忘却劳苦。所属各县濒临海边，而诸暨十六乡濒临湖荡泺泽，灌溉的利益非常广泛。豪门大族大多私自修筑堤埂岸坝，围湖造田；湖水流道一旦被束窄，水就无法排出，雨水稍多便漫入县城和田间。濒海之地依靠塘堤为屏障，堤岸容易崩毁，咸水损害庄稼，每年损失动辄数十万亩，减免的租税也以万计。根据纲的意见，诏令提举常平司发掘田园中的奇异援引和巧诈请托，一概严厉驳回，于是湖田开始恢复。郡中准备缗钱三万，专门用于修筑堤岸，于是海田才得以稳固。纲说：“这个州控制着海道，紧密拱卫都城，而军籍单薄羸弱。”于是招募水军，训练义勇，训练十分专一，不让他们从事其他差役；修建营房一千余间，宽敞整齐而坚固严密；增加设置铠甲兵器，威名声势显赫。兼任权司农卿，不久任直龙图阁，仍留任原职。宋理宗即位，召任右文殿修撰，加集英殿修撰，又留任原职，再加宝谟阁待制。宝庆三年发生大水，纲发放粮食三万八千余缗、钱五万以赈济灾民，减免租税六万余石，贫病困顿的人顿时复苏，没有出现异常死亡。越地有经总制名目下的四十一万缗，其中二十五万是绍兴以来的虚额；前后任帅臣害怕因亏欠考核落职，便为修缮奉攒宫而伪造增加。纲说：“负担亏欠的责任小，欺骗皇上的罪过大。”于是摘取事实报告朝廷，诏令免除九万五千缗，而长期的弊病也因此显明了。绍定元年，召赴行在，纲入朝觐见，说：“臣下追逐私利的心超过了遵循义理的心，为自身打算超过了谋划国家，偷安懒惰、退缩畏避，奔竞贪污，彼此互相欺骗，应当设法改变这种风气。” 皇帝说：“听说你的政绩和操行都很好，越中百姓的力量怎么样？”他回答说：“去年水灾，诸暨最为严重；今年幸好收成中等。十年之间，千里之内安宁无事，都是朝廷威德所及，臣有什么力量呢？”权任户部侍郎，过了几个月，上奏章请求退休，特意授予二秩，仍任户部侍郎，并赐金带，后来去世。越地人听说后，很多人流下眼泪，有人相继到寺观中哭吊。纲学问有根本，见闻广博，兵、农、医、卜、阴阳、律历等书，没有不研究的；心思神明而敏锐，遇到事情立即决断。他在越地佩带四枚印章，文书堆积如山，却能掌握简约、驾驭繁琐，处理政事不过二十刻，公堂清静如水。卑微的官员和下吏只要有一句话合乎道理，他就慨然听从。写文章尤其擅长议论政事，征引古今，辨析广博，气势雄健。衣服器用不喜欢奢华艳丽，帐幕、车辆即使破旧也不更换。所著有《恕斋集》《左帑志》《漫存录》。《新安文献志》卷八十四。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五。（明）程敏政撰写。行实（吏治）。程珌撰写的《宋代已故朝请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观、获赐紫金鱼袋的朱公（权）行状》。

译朱公名权，字圣与，生年若干，本籍徽州休宁县千秋乡千秋里。朱氏出自颛帝，周代封于邾，后来子孙去掉邑旁，以朱为氏，世代居住在沛国相县。唐末有避乱迁居新安的人，住在歙县黄墩；十六世祖朱春才开始在首村置家。父亲朝议大夫朱某慷慨而有大志，尊重礼遇名儒，笃厚重义。朱公生来聪慧异常，童年时就像成年人。六岁入小学，有一天偶然丢失了所学的课册，先生颇为生气，说：“不要多虑，我能全部默记。”于是重新抄写下来。后来找到旧书卷，竟一个字也没有错。八岁便能作文，读书常常夜以继日，寒暑也不稍有间断。乡南有座山叫颜公山，高三十里，上面有精舍，他住在那里，亲手编纂各家《易》说，共一百多万字，写作文章，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淳熙庚子年秋试，便在乡荐中取得第一。淳熙十四年考中进士，授迪功郎，调任隆兴府分宁县主簿，尚未赴任便遭父亲朝议大夫之丧，服丧期满后调任福州连江县主簿。等待补缺期间，工部侍郎朱晞颜任广西帅，改为征辟他任象州连山县尉兼主簿，留在当地代理干官，竭尽忠诚参与谋划，很多方面都有辅助和赞益。庆元五年因举主关升任从事郎，调绍兴府会稽县丞。县邑处在浙东会府之下，三司交付的文书纷至沓来，他昼夜不倦地判决处理；前后几任帅臣如辛弃疾、李大性、李浃，都敬重并赞赏他。开禧元年调任泰州如皋县买纳盐场官，考核举荐合格。嘉定七年改任宣教郎，知饶州余干县。县城处在交通要道，败坏和亏缺的状况已无法治理；他到任时正逢灾荒歉收，便竭力抚恤百姓、养育民众。虽然上司催逼赋税急如星火，他仍亲自承担，不忍有丝毫扰民。百姓感念他，一起为他画像立祠。嘉定十一年转奉议郎，赐绯鱼袋。嘉定十二年任期届满赴吏部，朝廷因他治理县邑有声望，差任监行在左藏东库。当时淮北战事接连不断，岁币积存在左帑，几乎有二百万匹，逐渐出现损坏腐烂；朱公分条具奏朝廷，提出变通开合、因时制宜的办法，朝廷采纳了，百姓认为便利。金、元相互攻伐，山东归附，朝廷正商议防备边境的策略，于是他陈述七件事。第一是任用有声望的人。他说，一代之中自然有众望所归的人才，如汉代任用赵充国讨伐羌人，羌人早已知道他善于用兵；唐代任用郭子仪驻守泾阳，回鹘见到他便下马列队拜见；仁祖任用范文正公统帅陕西，西夏贼兵吓破了胆。大体说来，众望所归的人，远近都信服他，即使不费力施为，人们也自然敬畏，因为素来信任服从他。”}], 这是向来如此。如今荆襄的制帅，是众望所归的人，所以蒙古不敢侵犯他的辖境；即使偶尔前来窥伺，也很快就会败退。蜀地道路在此前屡遭骚扰，不止一次；等到朝廷颁下制命，起用已经历练过的旧人，把宣司的权柄交给他，局势便能转乱为治，容易得如同翻掌。这些都说明，只要朝廷处理得当，四方万里之内就没有敢不服从的。如今两淮是重要地区，防秋之期即将到来，假如选用威望一向很高、不逊于蜀地和荆襄宣制司人才的人，授予他制使的权力，把守藩篱的重任交给他，那么皇上的顾虑和忧患就可以减轻了。第二，要谋划战守之策。自从贞佑年间边界迁移以后，那里便与我国接壤，议论此事的人常常认为交战是危险的事情，避而不谈，只说守备才是保全的办法，而且众口一词。这固然是爱护国家、保全百姓的善意，但自古以来面对敌人、守卫边境，从来没有不能作战却能够守住的。孙氏保有江东，是因为周瑜善于作战，在赤璧击败了曹操。刘氏保全巴蜀，是因为诸葛亮出兵，魏人像害怕老虎一样畏惧他。前些时候金军进入蜀地，曾经进到兴元、大安一带，是我军挫败了他们的锐气，他们才停止进攻；他们又曾侵犯淮地、进犯濠梁，逼近安丰，是忠义军擒获了他们的首领，他们才退去。这就是先能作战、然后才能守备的明确证明。应当明确告诫宣制司沿边各将领，整顿军队、研习武备，修缮铠甲、整治兵器；要像汉代将领出兵时必定做好战斗准备，像唐代将领训练士卒时常常如同敌人即将到来。平时就要防守关隘，谨慎设置烽火，明察侦察情况，当然不能轻率出兵以求战功；如果敌人有时暗中出兵侵掠边境，就一定要彼此配合作战，设置伏兵进行掩袭，出奇制胜，使他们不能达到目的而返回。这样才能使敌人受到惩罚和创伤、心生畏惧而退缩，不敢轻易窥伺边境，然后才可以谈得上守备。第三，要讲求防备边境的根本计策。前些时候淮河一带遭到兵祸，守臣大多关闭城门、据守营垒而不出战，以致敌军卷起铠甲迅速奔驰，如同进入无人之境，驱赶杀害百姓，摧残毁坏乡村城邑，抢劫财物，焚烧荡平房屋。那些担任守将的人，就像秦国人看待越国人的肥瘦一样，从未越过边境询问一声。等到百姓家中空无所有、田野里连青草也没有了，敌人才慢慢撤去，而守军也没有听说出兵追击。询问原因，他们就推托说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支撑，所以才造成这种局面。唉，难道不应该深切惩戒过去的过失，赶快谋划今后的对策吗？当苏秦主张合纵时，他约合六国合纵的力量，用来抗拒强大如虎狼的秦国，秦军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六国本来是最难联合的，苏秦凭三寸不烂之舌，尚且能够把它们联合成一家，并取得这样的成效。如今凭借我国本来就拥有的天下，实行我们认为应当实行的事情，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何况双方形势相当、力量相敌，难道还不足以指望取得胜利，达到秦国万分之一的成效吗？应当下令两淮帅司，迅速查勘各将领驻屯戍守的兵力，核实他们的实际兵力和战斗能力。预先筹划好方案：将来淮东一旦有警，就派某处的军队牵制敌人的左翼，某处的军队抵御敌人的右翼，某处的军队迎击敌人的正面，某处的军队从后方袭击。这样既可以阻止敌人抢掠，又可以伺机在有利时机出兵攻击。淮西也依照这个办法办理，专门命令制帅司主持此事。如果发生紧急情况，立即用羽檄调动应当前往援助的各处军队，派兵会合。凡是停留不前的，国家自有严刑，必定处罚，绝不宽贷。计划一经确定，长淮的形势就会像常山之蛇一样首尾相应，以逸待劳，必定能够取胜。第四，要大力兴办屯田，以取得巨大利益。千里之外运送粮食，士卒就会面有饥色；向边境运输一石粮食，费用要达到三千锺。我国家中兴时，高宗曾因营田官请求召见而对他说：‘营田的事务办成了，也许可以稍稍减轻百姓的负担。’朕先前在会稽时，曾经书写《赵充国传》赐给各位将领。孝宗干道年间下诏说：‘想要储备军粮，就必须讲求屯田的制度。’

译名册上登记的军籍，每天都在增加；国家征收的赋税收入，每年都有固定的类别。既然不能剥削百姓来满足军需，当然不如兴办田地，让军队兼事耕作。这是圣明君主留意屯田的家法。如今戍守边境的军队连年不能撤换，转运粮饷也没有停止，百姓的疲惫由此可知。何况两淮、荆襄一向有很多荒地，应当明确告诫制帅司和州郡，一并开办屯田，设置主管官员、建立专门机构，专门办理这件事。要考察土地形势，开垦荒草，准备牛和犁，办理粮食种子，各自落实实际政务，不得只做表面文章。春天要列明开垦了多少顷亩、安排了多少耕作人员；秋天要列明庄稼的成熟和收获情况以及收获了多少斗斛，详细申报朝廷，考察屯田事务办理得成败、每年收入的丰歉，并实行考核优劣、赏罚升降的制度。这样或许可以看见屯田的利益，军粮从此也会充足。第五，要发挥民兵的作用。人人都说，自从民兵制度分立以后，百姓就不能再让他们充当士兵。却不知道这种话可以在天下安宁、没有战事时说，不能在有警报、事务繁多的日子里说。就像汉代鼌错所论述的、唐代李抱真所实行的那样，今天不必一一列举。我真宗在位时，陜西每年征取边地有力量的人充当弓箭手，却不给他们发放财物。曹玮在边塞废弃的土地上招募人员担任弓箭手，这些人都成了精锐部队。仁宗在位时，元昊叛乱，范文正公任延州知州，清点召集乡兵，下令在他们手上刺字。这就是我朝使用民兵的旧例。沿边百姓受到当地风俗习气影响，刚强勇悍、果断敢为，骑马持戈本来就是他们熟悉的事情。他们长期居住在本地，家室、坟墓、牛羊、农具，全都是为子孙打算；保卫乡里的心愿，人人都有，只是担心没有人倡导率领、组织联合罢了。官府如果能够使他们心力合一，激发他们的志气，让他们互相保卫乡里，谁会不乐意听从呢？应当明令制帅司，在荆襄、两淮的州郡都组织民兵，采用三丁选一的办法，编成队伍，选择首领，发给器械，教给战法，同时实行招募、诱导、激励和劝勉的办法，使他们乐于为我所用，那么这些人都是良农，也都是精兵。不由官府供给粮饷，却可以拥有数十万众，有什么可害怕而不去做的呢？第六是坚定忠义之心。中原遗民都是我们的赤子，他们看到中兴有望，便背负幼儿前来归附；国家用恩惠抚慰他们，用信义结交他们，没有不感激奋发、愿意充当先锋的。有些人却因为归附者众多、粮饷难以筹办而忧虑，却不知道古人只担心别人不归附自己，从没有听说归附我国的人多反而成为祸患。秦地百姓归心于汉高祖，因此创立了大业；汉地百姓归心于光武帝，因此成就了中兴。所以说：得到百姓，就得到了天下。如今前来归附的都是山东人，他们迫于贪暴残酷的政治，为了逃避灾祸而来；我们只要为他们作主，治理他们的政令，宽减刑罚和徭役，归还他们的田地，使他们安定地从事生产，又何必担心衣食不能供给呢？如今忠义之将功效已经显著，应当把所得到的城邑全部交给他们统领。他们凭借国家的威灵，不仅能在一时建立功劳，而且将来还会竭力效命，留下功名，保有富贵；这正是他们乐意忠于国家、永无穷尽的原因。第七是确定乘机取胜的策略。曾考察战国时，魏国派庞涓攻打韩国，齐国派田忌带兵救援，孙膑教田忌领兵迅速奔向大梁。庞涓听说后，离开韩国返回魏国，齐军于是大败魏军，庞涓自杀。古代的大梁就是今天的汴州，古代的齐国就是今天的山东。假如从此战争能够停止，那就算了；如果不能停止，只要让山东忠义之众迅速奔向大梁，冲击魏军空虚的地方，攻击其必然救援之处，邻国怎么能不赶快返回去救援中都？一旦返回，就会像庞涓那样失败，这是明摆着的。这是安定边境、制胜敌人的奇策。嘉定十三年正月，差任省试中门官；四月，差任御试对读，仍兼初考官。嘉定十四年三月，转任承奉郎，监行在都进奏院；八月，转任朝奉郎。嘉定十五年正月，差任通判常州，尚未赴任，又差任知惠州。五月，转任朝散郎。刚到郡时，飞蝗极为猖獗，他默默向诸神祈祷，同时深深自责，请求用自己的身体代替百姓受害。当晚下起大雨，水势上涨；第二天忽然有数以千万计的鹰、隼、鸟、雀一起喧叫，把蝗虫驱赶到江中淹死。治理政务时崇尚正学，奖掖善类；先施教化，后用刑罚；劝导农耕，减轻赋税，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做的。一次考核以后，郡中财计稍微宽裕，便捐出自己的俸禄帮助公帑；城墙、仓库、官署、住宅、桥梁、祠庙全都焕然一新，各项政务都得到修整兴办。当时东广各州盗贼聚集啸乱，劫掠乡里，有时数百人成群，有时几处同时发作，凶恶势力所到之处，村落都成为废墟。他们的首领叫曾官、苏况等，都是骁勇之人，一个可以抵挡百人。朝廷多次发下省札给本路，重赏招募人手进行捕捉。朱公察看僚属中可以委任的人，秘密授给他们方略，又多给金帛，让他们派遣间谍，务必查知盗贼踪迹；设置伏兵，突然袭捕，果然活捉盗首数十人，送到帅司斩首示众，其余党羽全部平定，一路因此安宁。广帅应纯之上奏朱公的功劳，得到诏旨褒奖，转任朝请郎，诰词说：“你治理州郡，政务用来安定百姓，军队用来铲除盗贼，恩惠和威严的施行各得其宜。帅臣说，别州发生的盗贼并不只是一处，而你能把他们全部擒获，使濒海以南如今都安宁无事，那么你的功劳实际上惠及数州，哪里只是一个州境清平呢？姑且进升你的官阶，等待进一步升迁。”朱公拜受诏命说：“平息盗贼、安定百姓，是臣的职责，哪里敢说是功劳？”嘉定十七年遇龙飞覃恩，转任朝奉大夫，离职回乡。郡人舍不得他离去，为他攀援送行的有数百上千人，甚至有人流泪哭泣，他得到人心就是这样。那年他七十岁，叹息说：“我年轻时参加科举，不肯减损年岁来欺骗君主，如今应当辞职，哪里还应再进入修门？”当即上奏章请求退休。宝庆元年七月，差任主管绍兴府千秋鸿禧观。宝庆三年六月任期届满，再次请求退休，又差任主管成都府玉局观。绍定二年，多次上奏竭力申述原先的请求，九月得到诏旨，特意转升一官后退休，进为朝散大夫。于是说自己一向瘦弱，旅途艰难、翻越山岭，每每估量自己不能长久活在世上；今年超过七十岁，恩泽已经及于三个儿子，足够了，于是把全家的事务都交付给儿子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译他居所前面临清溪，乔木和修竹交相掩映，满目青翠秀美，于是就在那地方筑室，名为芳洲，楼名景星，亭名濯缨，另一亭名拂云，每天和宾客在那里徜徉唱和。绍定四年正月遇覃恩，转任朝请大夫，赐紫金鱼袋。绍定五年五月下旬，忽然患胃病。当时长子在浙东任官，次子在海陵，幼子等待铨选在中都；家人请医生，他不答应，说：“寿命长短是命数。”写了三封信给三个儿子，没有涉及其他事情，只勉励他们廉洁、公正、勤勉而已；写完放下笔闭目而逝，时间是六月初一早晨。朱公天性纯厚真诚，表里如一；对待自己和接待他人，正直而谦和；内在聪明，却不自我炫耀；做官清廉耿介，正常俸禄以外一丝一毫也不取。诉讼文书纷纷到来，他裁决如流水，不能用私情动摇他。饮食器物只取够用的，不追求奢华。即使做官达到可用五匹马迎送的显贵地位，人们以此为荣，他自处却和寒门平民没有不同。训诫子孙，只把遵循义理、读书作为要务。有人有美好的言语和善行，他称赞不止，从来不说别人的过失。喜怒不表现在脸色上。枢密程卓被任命为工部侍郎时，举荐他来代替自己，举荐词说：“朱某做士人时，曾在萧寺读书。寺院坐落在深山穷谷，人迹罕至，他刻苦攻读、甘于淡食，这样过了好几年。” 他发挥所学，终于成为一郡士人的第一名。后来接连考中科举，后辈晚进大多师从他。考察他居乡时的情况，他心境恬淡、气度和缓，从未到公堂控告别人，也从未在私室谋求私利，乡中的老少都对他敬仰爱慕。等到他试任鄱江一县，以诗书之道施行抚育教化，没有急迫严厉的政令，只有宽裕从容的美善；县民共同安于他的治理，为他建立生祠。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循吏吧？如今他分掌左帑，钱财出纳十分谨慎。我对他了解既详细，信任又深厚，举荐他代替我，确实符合公议。他一生的大略可以从这里看出。他直到退休仍爱好学习，从不放下书册。前后有求学者来跟随他，即使相距千里也来，通常有一百多人；他按照各人的才能诱导扶助，后来大多成为知名人士。他常说，人心一天也不能没有用处，从前贤人搬运砖瓦的故事可以作为法则。一生著有《纳言》十篇、《末议》四篇、《默斋文集》二十卷，收藏在家塾中。起初朱氏聚族十分兴盛，然而没有人凭儒学起家。朱公开始进入太学，考中儒学等级，后来分掌符竹、列于朝班，从此族中子弟更加知道努力向学。侄子朱申、从侄朱况相继登科，于是诗礼之风传播开来。朱公生于绍兴乙亥十月十日，死于绍定壬辰六月一日，享年七十八岁。娶程氏为妻，早于朱公十五年去世，屡次追赠为恭人。儿子三人：长子沂，儒林郎，辟差监绍兴府石堰盐场；汶，从事郎，监泰州丁溪刘庄盐场；沫，将仕郎。女儿二人，进士吴去非、程明是她们的女婿。孙子七人：锡、钥、镇、铸、钺、鉴、锜。孙女七人，尚未成年，预定于绍定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归葬首村西山原。一子又居住在故里，这些都是朱公临终安排的。程珌正营造选择松冈墓地，孟季朋来给我看他的行述；考虑到我们同乡、同朝为官，情谊上不能推辞。于是依据他的行述，把他的行状列在这里，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通守陈公（庆勉）传，陈栎。

译陈公名庆勉，字志问，世代居住在海宁陈村。曾祖父嘉闻，开始迁居五城；祖父仁杰、父亲克绍，都没有做官。叔父是唯深。绍熙壬子年，参加乡试中举；庆元丙辰年考中，调任德安府应城尉，却去世了。陈公生于淳熙癸卯年，甲子年时刚二十二岁，以《诗经》贡于乡。五次参加礼部试，绍定壬辰年徐元杰榜中考取丙科，年纪已经五十岁了。授任庐州舒城尉。端平甲午年，全子才、孟珙的军队进入河南，认为中原指日可待便能收复。府里委派陈公主管运送粮饷到汴京，米按石计算有一万五千石，用一百艘船装载，从合肥调集船只到京口，换装后经湖入江，又逆河而上到淮北，经过徐、泗，向南经过盱眙，途经濠梁，抵达寿春。不久敌军决开潼关水道，淹灌军营，军事部署出现极大谬误；陈公也只骑一匹马向南奔驰，与吏士一起饥饿疲惫，采摘野瓜、柿子、梨、枣充饥，幸而得以回来。陈公任职期间，曾率士卒捕获盗贼二十一人，查看山寨数十处，教导他们防备边民，使进入堡寨的人得到安置聚集；这些都是文士深深畏避、不敢去做的事情。端平丙申年，任期届满回归，授任嘉兴府华亭县浦东监盐场。嘉熙己亥年赴任，庚子年淫雨、大疫，又发生大饥荒；四百五十多户亭户只剩一百九十户，穷困得无法维持生活，因此盐课大为亏损。庾台起初索取陈公的政绩材料，后来寄存在库中；继而察知陈公廉洁勤勉，没有什么可以归罪之处，便上报朝廷，命陈公解除现任，另行注授一等，合于入选差遣，奉诏特依淳祐辛丑年的成例办理。陈公任职时，有个奸民萧元辅把亭荡二万亩冒充献给御马院。陈公亲自到庾台，分条陈述事情的源流和利弊，请求上奏朝廷。石孝淳详细依据陈公的话上奏，得到诏旨，把元荡归还亭户。石公命陈公代作碑颂，使这件事流传不朽。陈公曾上书说：“淮西的粮饷、汴海东的疫病和饥荒，都是百年来未有的事情；而我任警曹时遇上了前一件，任盐局时又遇上了后一件，难道是因为我的骨相注定清寒困苦吗？”三次授任韶州推官，淳祐乙巳年七月赴任。在此之前，捕盗赏典多次上报却没有施行，左司徐公把榜文下达到士人中，为孤寒无援者向朝廷进言。丁未年，吏部符文下达，转任儒林郎，次年改为合入官方。陈公任职时，曾用札文向部使者陈说两件事：一件说寺院的弊病，一件说州兵的单薄。他说：“官府根据常住钱财收入的多少，制定措息的定额；为了取得措息的收入，便打开了告发攻讦之门。大体上，常住有一千缗收入，措息就收取其中一半；今天僧人请求增加输纳，乙就可以夺取甲所据有的常住；明天又告发甲的小过失，丁就可以毁掉丙所据有的常住。这是官府和僧人共同盗取常住财产，请求委派本路监司察访其中的请托关系，凡有类似情况的，一律以赃罪论处。谈到兵事，他说：广东各郡多与章贡、郴、桂相邻，溪峒纵横，盗贼有时出没盘踞而起，终于造成震动惊扰；开始时害怕而张皇，最后却发展蔓延，原因是兵力不足。从前侬智高之祸，足以作为鉴戒。近一两年来，如韶州有九峰之扰，章贡有宁都之扰；既然要以前事为戒，就应当防患于后，策略将从哪里出呢？他说：补足官兵，安置民兵就是办法。什么叫补足官兵？各郡厢军、禁军有名无实，近来实行招募补充，无奈招募容易而供养困难。然而就韶州一郡来说，虽然没有创造财源的办法，却有增加收入的计策。我私下看到，江浙郡县全靠酒课，唯独广南不实行；百姓擅自经营酒业所得的利润日益富足，官府却因日常供给不足而日益贫困。倘若允许官府自行设法，与江浙一样施行，官营酒业范围之外不妨让民间酿酒，那么酒息就可以帮助招募补充军队了。广南邻郡自行贩卖盐，现今本郡有寄桩省钱一万缗，倘若借用这笔钱充作官营盐业的本钱，使它与邻郡一样施行，而在官营范围之外不妨让钞客经营，那么盐息就可以帮助招募补充军队了。本州有一万缗解库，每年约有二千缗利息，倘若允许把这笔利息也用于衣粮费用，那么解库利息就可以帮助招募补充军队了。合并这三项来资助招募补充，对百姓没有损害，对军队却有供养。军籍缺额用强壮者补足，老弱者用子弟替代；委托监司用檄文核定原额，告诫郡守严格训练考阅，那么厢军、禁军有名无实的弊病或许可以革除。什么叫安置民兵？陕西义勇、两淮万弩手，都是民兵。二广号称乐土，土地空旷、百姓稀少，所以安置流民、设置兵籍，还有可以商议的余地。试以韶州一郡来说，冒名占据绝户的田地，官司诉讼无时无之；没有开辟、没有耕种的土地，茅草芦苇相望。凡是这种田地，倘若由朝廷下令，官府不许出卖，百姓不许请占，全部搜括登记为官田，核查它的亩步，用来安置江上的流民，把他们迁来耕种；经过州县时按情形给予资助，为他们建造房屋，借给牛和种子，免除他们的租税徭役。每户登记一名强壮者服半年兵役，春夏耕耘，秋冬训练。从县到一郡、从一郡到一路，如果登记出的田地可以安置一万户，就能得到一万人作为军队。如今江上的流民动辄以万计，与其让他们在沙洲上耕作，聚集争夺不足的土地，哪里比得上让他们到二广耕作，分散居住在富余的地方？与其让他们冒着轮流哨守的危险，给敌人提供向导，哪里比得上让他们成为乐土之兵，以备我国缓急之用？大体就像淮地的万弩手。用利息供养州兵，以作缓急时守城的准备；用闲田供养民兵，以作缓急时调发的准备。这样两者都不需要官府承担养兵费用，却可以坐享养兵的利益，难道不胜过束手无策吗？这些办法全都确凿可行。韶州太守张贵洪举荐陈公说：“洞察奸诈、揭发虚伪，好像能看见人的肺肝；官吏佩服他的公正，百姓怀念他的恩惠。”湖北漕臣萧逢辰举荐陈公说：“天性纯厚恭谨，学问老成；考中科举第二十年仍然清寒自守，邑中百姓都叹服。”他有清静无欲的教化，我作为当职官亲自见到，并非过分赞美。戊申年赴吏部班，只授任鄂州蒲圻县丞。辛亥年五月任期届满回归，五次授任签书威武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兼西外宗正簿。福建提刑胡颕任福州知州，陈昉交章举荐陈公。

译后来知福州陈德与举荐他说：“禀赋质朴丰厚，处理事务谨慎勤勉，人们认为这评价并不虚妄。”宝祐乙卯年任期届满回归，第六次授任荆湖南路转运司主管文字。当时漕使章清孙赴朝受召离任，新任漕使洪焘尚未来到，诏旨命陈公护持官印。当时战事兴起，军队像云一样聚集，等待供养的招募、籴粮、供应、运输文书接连不断。他曾因减少籴粮数额多次申报朝省，又写信说明此事；乡绅程元凤议论度牒、登仕诰难以出售，程公回信称赞他用心研究职务，并说裁减诰书数量也就是暗中减少籴粮数量。后来又有诏旨，命湖南和籴二十万石；宝庆、全州二郡请求免除。陈公担心上江四郡纷纷援引先例，那么所籴粮食将由谁来摊派？于是分别说明利弊，把事情曲折详尽地讲清楚。丁巳年九月，省札下达说：“湖南运管陈宣义陈述详明，极为可嘉，交付湖南转运司严加督促。”戊午年八月，漕司封锁考场试士，史漕岩之委任陈公主持考试，并让他告诫考官命题立说，应以正大为主。这次选取士人确实符合舆论，陈公是有功劳的。九月出院任期届满回乡。开庆己未年，通过请求获任通判武冈军。不久改任福州通判，是景定庚申年。公曾任本州签判，离任后百姓思念他，先前的声望传播开来，士人和百姓都欢欣鼓舞。没想到在二年辛酉六月七日突然去世。公自幼便有俊秀的声名，叔侄兄弟之间相互为师友；他和应城公研治经学虽不相同，但学术源流却一致。他在州县任职将近三十年，并非没有功劳，只是仕途止步于此。然而他一生谨慎自守，始终清白如冰霜蕨草。去世之日，田地还不到百亩，许多人因为他年老而贫困替他惋惜。公历任官职，必定尽到职责；所得俸禄不能抵偿他的劳苦，就像万物的早晚、大小、时节和分量，全都听凭上天安排。菊花开放得晚，并不羡慕梅花先于春天开放；鸒鸠只能飞上榆树，也不羡慕云鹏搏击扶摇而上。我正因为公能以长寿和安于贫困为幸，而不因他年老贫穷而替他惋惜。识者应当从这些话中有所取法。他历经迁转，官至宣议，因任官年限不足，受到限制，最终未能为父母追赠官职。公写文章，长于论述政事，有陆宣公的风格。五言、七言、四六等文章，都典雅厚重而纯正高洁。可惜他的遗文散失很多；我栎是公的族侄孙，不忍心让公默默无闻、死后没有传记，便根据所见所闻，追述写成这篇传。泰定元年春二月二日戊子，栎谨慎记述。元代已故奉训大夫、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副总管郑侯（昭祖）的墓志铭，虞集撰写。侯名昭祖，字孔明，姓郑，是徽州歙县人。曾祖父郑悦，祖父郑南凤，曾任迪功郎、江东提刑司干办公事。父亲郑申道，曾任宣教郎。公十一岁时父亲去世，他善于侍奉祖母，能够自立成家。至元丙子年，江南刚刚被编入图籍、开始缴纳贡赋，郡中没有人敢担任繁重的职务。公十六岁时，唯独因才能被推选，负责管理钱库并到江淮行省上计。事情办完后，以聪明敏捷著称。二十七岁时，根据推荐者的意见，被授为将仕郎、广南西道儒学提举，但没有赴任，在家居住十多年。四十四岁时，有司把他的姓名上报天子，天子下玺书任用他为承事郎、保定等路管民提举。又过一年，朝廷下诏设置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于是加授奉训大夫，提升为副总管。在任一年多便归家。四十九岁时，又过一年去世，享年五十岁。是在至大庚戌年十一月去世的。夫人许氏先于公去世。儿子二人：郑渊，又名也先，任承事郎、平江等处财赋提举，深以凭父亲任官而得官为荣。现夫人罗氏生子二人：以文、以忠。女儿一人，嫁给程极。孙子一人，孙女二人。延祐五年夏四月乙酉日，葬在他居所西北十五里的乌石冈，许夫人也附葬在那里。狮潭这个地方，曾有仙人罗君居住，得道后骑着白狼，越过潭东的大石飞去，从此不再出现。这里大概是神明游行、山川奇异会聚的地方。因此这里所生的人也不寻常，死后安葬在这里也很安宁。郑氏一向是这里的著姓，到公时更加显赫。公做官，从布衣起步，授予一命官职便做了劝学使者，再授一命，玺书亲自送到；第三次授命便拜为大夫，可以说十分荣耀了。这些任命都是官职主动来到门前授予他，他从未出门求取官禄。他居家时，官府有徭役，便命家中仆役站出来准备，从没有人落后。遇到年成歉收，他能够周济乡里，却从不出门拜谒长官；遇到贤者才去拜见，也从不有所请托。他喜欢收藏书籍，教育儿子。前进士鲍云龙精通朱氏之学，著有《天原发微》，当时世人还不知道这部书，公却独自喜爱，刻板印行使它流传。他曾亲自题写自己的书斋为“敬通”。议大夫、建德方侯回博学而有盛名，也是同郡人，为公详细记述了“敬通”的含义。从此公的声名在士大夫之间盛大传播。公的婚姻尤其看重门第，许夫人是高阳令的族人；罗夫人则是宋丞相程公元凤的外甥女、奉直大夫程鼐的女儿，是郑渊和程深的妻子，吴地都保存有她们的仕宦谱牒。程极又是丞相的嫡孙。于是郑氏子孙接连进入文官士绅之列，他们积累的诚德达到这种地步，岂不是由来已久吗？铭文说：谁还要显耀地奔忙，使自己的马车疲敝？我安闲舒缓地居处。身着紫袍拖着朱绶，不走出乡里。朝廷有礼遇贤才的诏书，我出仕只是施展平生所学的余绪。掌管钱粮，储备物资，事情不能全部做到，也不争强、不自夸。追溯事情的本源，支流便可以得到验证。山石高峻，潭水幽深。活着乘着阳气上升，死后安葬在安宁的山阴。确实利于后代而不损失，使后世子孙心中得到安慰。从仕郎扬州路通州判官弗斋先生陈公（宜孙）行状　曹泾

译公名宜孙，字行可，号弗斋，取《中庸》中“五弗措”的意思。姓陈，是徽州休宁人。他的先祖在唐广明年间从桐庐郡迁居县南的藤溪，因为一姓繁衍壮大，于是编入陈村税籍。陈氏世代以儒业为仕进之途，文章声名在全县最为雄盛。公的高祖开始居住县城，生有必达，号默轩。公放情于山水之间，有诗名。默轩生观，观生登，号沩涯公，就是公的父亲。公的诗像他的祖父，书法文章端庄秀丽，老于文学。两次进入太学应试都没有成功，便把福分寄托在公身上。公仪表秀美魁伟，双眼炯炯有神。他写文章落笔便惊人。戊午年被贡举，第二年考中。廷试本已列入乙科，偶然因策论言语不合权贵心意，只取得同进士出身，被授为迪功郎、江州瑞昌县主簿。沿江制副、集撰汪公立信改任他为蕲州广信簿，兼任制帅两幕的属官。他的吏治才能十分显著，声誉很高。明禋时推恩，父母被封为承务郎和孺人。孺人姓吴，族人乡里都以此为荣。为母亲服丧，服丧期满。广德知军贾公蕃世想征召他任县令。东部诸侯都争着想让他出仕，但因母亲生病都未能成行。辛未年，月山赵公日起镇守姑孰，便以节制司干官的身份发文征召他，公侍奉母亲跟随前往。诉讼文书和狱讼判辞多交给公处理，众人都赞叹他的决断。月山认为他非同寻常，准备上奏朝廷，想使他升入清要之职。适逢承务公去世，公号哭赤脚护送灵柩回家，服满丧期。后来循资升为文林郎，授常州州学教授。等待任职期间，时局紧急。郡守存耕王公积翁征召他任太平县事，后来改任婺源县事。尚未来得及赴任，至元丙子年，全县盗乱如沸腾的米粥一样爆发。公竭尽自己的力量，激发勇气、聚集智慧，勉力协助百姓保卫聚落，等待王师到来。功劳上报外省，于是任休宁县事。守卫一方土地本来就困难，在自己的乡土上尤其困难，处于改朝换代之际更是困难。公才识超群，不畏惧也不暴戾，制服强暴、抚慰柔弱，扶助倾危、修缮毁坏，做事无不竭尽全力，功劳多得无法记载。他向郡守直言，终于使本县能够用籼米代替缴纳秔米，解决了困窘，这是最为长久便利的措施。任职三年，乡县得到大治。本道按察使鄂通竹庵公刚开始巡行各部，因公的声誉和威望而了解他，请他担任郡学官。自乙亥年兵乱兴起，宏大的学宫被驻军占用，四面墙壁倾颓，践踏成厕所，几乎不能遮身立足。公详细筹划修复，使殿堂重新建成，修墙盖屋，修葺茅草屋顶；又收回被侵占的田地，添置斋舍器具，题写“鼎”字，创建先贤阁，并撰文刻在梁板上。徽州学校的大规模毁坏而后重新建立，是公的力量所成。辛巳年入朝觐见，授为将仕郎、开化县尹。衢州风俗强悍，开化县又是事务繁重之地。公到任后讲明利害，使百姓知道什么应当避开、什么可以趋赴。乙酉年秋，百姓刘元五等倡乱，焚烧劫掠；公擒获十多个首领，将他们杀掉，随后分批招抚其余人众，没有耗费一支箭。县学毁于战火，他激励学生，很快恢复旧貌。奉行宽大的条文，免除百姓徭役，直到今天仍有人思念他。后来再次赴选，补任江西道儒学提举；集贤院、翰林院诸公联名推荐，公已经补任此职，任命也将下达，恰逢当时宰相获罪，公的意兴也已倦怠，最终授为通州判官而归。甲午年，（缺）司因维扬路纸钞昏烂，委托他押解到汴省，制成锭钞一万七千余锭，公没有推辞。乘船浮行于淮河，（缺）河进入汴水，不到半月便办完了事情。看到庙宇宫室变成禾黍之地，城郭人民残破凋零，感慨无穷，作《赋万岁山》，而（缺）。任职满年，交代职务后归来，行李萧然，这时是元贞乙未三月。公尚未来通州时，已筑成一所住宅，不很高峻，却十分宽敞。一座厅堂深邃幽静，两旁轩窗如翼展开，旁边有空地，种花栽竹。他每天说：“把这里作为我余生的归宿，也就可以了。”可是钟声响、漏水尽，仍然年年奔走；腹胁之间停饮，到了（缺）丙申年尤其严重，进入丁酉年更加厉害。他对两个儿子说：“我今年六十七岁，做官将近四十年，守着这副身体往来于江、浙、蓟、汴之间，能够回到先人的坟墓旁边，有什么不可以？难道还要祈求长生不死吗？我一生平心正道，大概可以无愧；把这些留给你们，应该还不算笨拙，只希望你们努力继承我的志向罢了。”说完，取水洗手漱口，端坐着去世了，是二月初九申时。公出生时也是申时，年月日是绍定辛卯年九月十二日。公年轻时便享有俊秀声名，壮年到老年始终如一；在太平时期，读书作文的士人都避开他的锋芒，遇到危难时，拘泥章句的人又都佩服他的谋略。他教子弟尊敬父兄，教父兄向子弟推诚；在考察品德、询问学业方面，有教导和善的忠心；在喜庆和急难时，有互通财物、相互救济的义气。他兼具体用，能通晓常道和变通，文武相合，几乎可以说是全才，只可惜最终止步于州县劳务。公娶吴氏，与公同生于辛卯年，在德行上相配。儿子二人：元方，曾任浦城县丞；季方，曾任休宁县南五岭巡检，都能做官，足以继承家业。女儿三人：分别嫁给永春县主簿朱彰、休宁县学教谕吴绮、遂安县主簿朱宗周，都是女婿。孙女三人。元方等将于大德己亥年三月三日甲申，在县城南嘉善乡善庆原办理安葬之事。下葬前，他写信给曹泾，请我根据他的生平事迹撰写文章。按理说，撰写行状是门生、旧属和子弟的责任；我在（缺）大院时取得功名，我参加别头试时，曾与公有同在灯烛下读书的雅谊。我入仕较浅，但公掌管郡学时，我任长紫阳，有往日同僚的契谊；公出生又比我早三年，那么对于公来说，我本来就是弟辈。因为我对公了解得很详细，公的品行也确实值得记述，于是不推辞撰写，谨作此行状。徽州路治中汪公（元龙）的传记，洪焱祖撰写。

译汪治中元龙，字云甫，是婺源人。他从太学考中进士，授任迪功郎、绍兴府司户。德祐乙亥年战事兴起，他奉宪司檄文前往剿灭乡邑间的剧贼，于是代理知县职事。归附元朝后，授任朝列大夫、徽州路治中。绩溪、祁门盗贼起事，议论此事的人想把他们全部杀掉，元龙只杀了带头倡乱的几个人，其余许多人因此得以保全。弟弟元圭，字功甫，由武学舍选入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幕府，充任幕属。咸淳末年，授承节郎、徽州兵马钤辖，随后接替兄长元龙主管婺源县事。当时婺源经历战乱，百姓大多逃亡迁徙，元圭尽心抚恤安置，使他们大都恢复原来的产业。他申请免除购买屯田牛只的费用，改为折收夏税丝绵，并实行轻赍；凡是能够便利百姓的事情，他都一定尽力去做。后来授奉直大夫、饶州路治中，尚未赴任便去世了。元圭有两个儿子：良臣，任监察御史；良垕，任嘉兴路治中。程文宪公《婺源山万寿灵顺五菩萨庙记》说：五显神不知道起源于何处，但徽州的婺源以及吴、楚、闽、越之间都祭祀它，历代屡次加封，神号极为尊贵显赫。宋德祐元年，庙宇毁于寇乱。当时乡里人汪元龙镇守本郡，他的弟弟元圭任县令，便重新修建庙宇，施舍若干亩田地供奉时令祭祀，庙田名为景福庄。元世祖平定天下后，礼敬百神，奉送香和币帛前来致祭。至大四年，庙宇再次毁坏。元圭的儿子、任佥广东肃政廉访司事的良臣和某路治中良垕，首先建立正殿；众人争相捐献财物，门、廊、楼、观、厨房、仓库等建筑也都建成了，规模壮丽宏大，在全郡首屈一指。当初庙宇附属于智林寺，智林寺也曾两次毁坏、两次重建，这些工程都出自汪氏之力。延祐元年，朝廷赐庙额为“万寿灵顺五菩萨之庙”，赐寺名为“万寿之寺”。第二年，良臣请我把此事刻在石碑上。只是因为神明威灵显赫，变化莫测，所显示的灵验和响应闻名天下；而这座庙宇能够两次兴建，汪氏的功劳最大，这也是乡里众所周知的。元朝建立初期，元龙兄弟保全百姓的功劳尤其多；他们做官都做到治中：长兄任朝列大夫，次弟任奉直大夫；良臣曾任监察御史，也有能干的声誉。这篇文字就是为此而作。饶州路治中汪公（元圭）的墓志铭，方回撰写。古代那些树立德行、建立功业、创立学说后去世的人，即使死了也不会朽没。士大夫死后能够达到不朽，是很难的。我们州的婺源，厚重地孕育了太师徽国文公朱熹，他就是不朽之人。他在庆元庚申年去世，距今已经九十三年了。到四十七年后的丙午年，州里的紫阳书院兴建起来，郡守韩公补实主持了这件事。到八十八年后的丁亥年，县里的晦庵书院兴建起来，县尹汪公元圭亲自主持了这件事。紫阳书院所传的书、晦庵所传的学问，向前可以光显先圣，向后可以造福后来的贤哲；创办这两所书院的人，对斯文都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足以和文公一同不朽。啊，真是盛大啊！徽州婺源回岭汪氏，是世代显赫的大族。公字功甫，晚年号月山老人。曾祖父晋臣，祖父大才，任迪功郎、永平监知监，娶倪氏为妻，生长子琰，早年去世；公便承继为他的后嗣。公的生父是乡贡进士应雷，他是公祖父大才的从兄。公三岁时，永平收养并抚育他；八岁时永平去世，由母亲潘氏教育他。他读书注重通晓大义，写文章以铺陈雕饰、篆刻般的辞藻为可耻；但在议论是非和利弊时，前辈往往都退让不如。公性情极为孝顺，凡事先请示长辈然后才行动。他嫁出两个姐姐。遭遇养母丧和生父丧时，他因哀毁而形销骨立，生活俭慎，办事节约。二十五六岁时，他便拥有了较多财产，却能拿出来施舍。他曾向旧朝献上治军治国的十条策略，因此特意补授承信郎。起初，他任嘉兴澉浦酒务监官；丁卯年，请求两浙漕司举荐，浙东安抚使王霖龙征召他充任准遣，后来又调任侍卫马军司干办公事。乙亥年，授任江东兵马副都监，驻扎徽州。剧盗周胜等人聚众占据县邑，公和同胞兄长、知郡事元龙将他们生擒，押送到郡府；公因此升任武翼郎，擢任江东兵马钤辖。松坡早年进入太学，到同年壬戍考中进士；因稍微触犯权贵，十多年没有得到调任。到了这时，他以迪功郎、黄州司户的身份代理婺源县尉、知县事。至元十三年丙子正月十九

译日，杭州旧朝大臣把国土献给大元；二十五日，徽州城归附。公兄弟使百姓都得以保全，并平息盗乱，竭力守护乡里。正逢二李之变，富珠哩敬率军到来，赞许公兄弟功劳很多，向行省呈报，改授公为江东军马总管，同时任命松坡知徽州事，以公代任知县事。这一年，李巳投降后又依附闽地，把徽州视为掠夺之地，时常出来抢掠。公扼守险要、设置关卡，使寇盗不能侵犯。那年冬天，张九元帅征讨闽地，军队经过之处百姓都震惊恐惧；公按礼迎送并赠送财物，其他借道经过的军队也都这样对待。将士们敬佩感叹，不敢施暴。境内耕种、播植、收割，都和太平时期一样。起初接管县政时，县人担心公曾经统领军队，做事会使用重典；公却收敛威势，以恩惠治理，使宽缓和严厉恰到好处。万山之间桑树柘树很少，丝绵质量很差，有司又严厉催逼赋税，公亲自到行省请求每年折收楮币，名为轻赍，六县百姓直到今天仍然感到便利。祠庙、寺院、道观被火焚毁的，他减损自己的财物购置材料，重建后的规模比原来还大。有的地方产业已经丧失，税却仍然保留；有的地方有田地却没有赋税；贫困饥饿的人被富户吞并，弱者承担差役而强者逃避，这些问题他全部加以厘正。至元十五年，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奥屯行部兴办学校，公非常高兴，请来名进士九江人文天佑主持考试选拔，选拔出许多儒学人才。又制定税帑赏赐的等级，免除徭役并发给廪粮，使衰落的士人重新振作起来。官府在鄱阳造船，期限紧迫，工匠多有死亡；公让属下按时供应他们饮食，人人都竭尽全力办理，因此既节省了费用，也减少了工役，造出的船只坚固耐用。至元十七年，接替他的官员到任，百姓挽留他，不愿让他离去；甚至哭泣悲伤、思念不已，于是纷纷投递文书请求借留，数量多达千余份。公前往都省选曹，请求让他再次任职。至元十九年，朝廷下达敕牒，授任他为承务郎、婺源县尹。他对百姓的惠爱日益增加，声誉日益隆盛，政绩也日益显著。他建造馆驿供丞官使用，建造厅堂作为县尹官署，又改建鼓楼；经过那里的人都说：“县城真雄壮啊！”而这些费用全都没有向官府索取。每年四月八日，四方百姓以五显神为佛会，天下商贾都聚集到这里；除按规定征办官课之外，公丝毫也没有取用。至于书院这件事，关系到风俗教化尤其重大。郡守更换了二十多人，并不是没有贤能的郡守，但郡中有紫阳书院，是从韩守开始的。县尹更换了三四十人，并不是没有贤能的县尹，但县中有晦庵书院，是从汪尹开始的。本道提刑按察副使疎斋卢公挚对此十分赞许，向行省呈报，起用乡里人吴觉江、雷为山担任山长，他们都是名进士。公任山长时，建有房屋百楹、田地六顷、藏书万卷；先圣殿居中，文公祠、讲堂、斋舍、序舍分列左右。我为此撰写记文，这就是公的大节所在。任期届满后，朝廷宣命授他为奉直大夫、饶州路总管府治中，但他病势沉重，未能起身赴任。公有两个同胞兄长：长兄松坡，起初凭行省文书任知乡郡，后来奉宣命改授朝列大夫、徽州路总管治中，比公早四年去世；次兄英发，先前任登仕郎第一人。云龙曾任礼部进士，后凭行省文书任龙兴路同知；他叙述公的事迹，请我为公撰写墓铭。公生活俭朴，平日饮酒不沾一滴，家中没有姬妾侍从，衣服破旧，饮食清淡；但把肥沃的田地分给族中兄弟时，却一点也不吝惜。他代替百姓缴纳酒课以及下户的两项税，每年大约数千缗，也尤其不吝惜，可以说是富有而好礼，不只是没有骄傲而已。生于癸巳年二月十九日，卒于庚寅年二月十七日，享年五十八岁。夫人詹氏比公晚八个月去世，生于同一年，去世时间也相同。由于公贤良，知道妇人的内在美德，这里不再记述。儿子二人：良臣，松坡。公三岁时被立为公的后嗣，曾任前国学进士、从仕郎、都昌县尹，升为承务郎、鄱阳县尹；良垕，是詹夫人所生，任承事郎、江东等路木绵提举，改任宣授扬州营田提举。女儿一人，名来弟，嫁给同县将仕郎、建宁等路木绵提举俞攴翁。孙子四人：安、孙焘、祖兴、祖爱。孙女二人：长孙嫁给休宁武冈金主簿，次孙尚未出嫁。占卜决定于三十

译一年甲午十二月二十日，把公与夫人合葬在县东长田源，这是公生前的遗命。铭文说：世上有没有一种善行胜过一百种善行呢？回答说：有。星源有晦庵，就像鲁有孔子、邹有孟子一样。建立祠堂、兴办学校，是承载天地之心、维系百姓命运的大事。开仓发粮，能使千家仓廪充实、百姓不挨饿；传授一线学术灯火，能使后世出现贤人。我认为这比那些更为可贵，所以星源的这片土地，将世世代代受到福泽。

译歙县郑令君（安）庙碑　程文 所谓郑令君庙，是歙县人把已故县令郑君供奉在庙中。郑君名安，是歙县西乡人，凭一句话使屠城的军队停止屠杀；他任歙县令三年，百姓得到大治。他去世后，百姓思念他几十年不能忘，甚至有人祭祀他。父老将死时告诫子孙乡人说：“如果没有郑君，我们这些人就没有一个能活下来。况且郑君正直，日后一定会成为神明，何不共同祭祀他呢？”开始并没有专门的祠庙，于是大家在城西的憇棠庵设立香火，尊称为“郑令君”。过了很久，大家认为这还不足以表达崇敬礼奉的心意，便在庵旁建立庙宇。适逢郡太守不喜欢百姓，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百姓大为喧闹。此事上报行中书，行中书查核令君的功德符合祭祀之法，于是下令县令听从百姓，在适当时节按请求建庙祭祀，百姓非常高兴。后来又认为庵旁的庙临近大道，喧闹不适合神明居住，便占卜迁庙的吉日，越过溪水二里，选择高敞之地营建新庙，靠近令君的墓地，于是重新建成新庙。歙县人祭祀令君不敢怠慢，常常在每年仲春中旬选择吉日，宰杀牲畜、滤酒，大会于庙下，陈列簠、簋、笾、豆，奏乐歌舞，以此供献娱乐神明。礼仪结束后，大家醉饱而归，仿佛得到神明赐福，闭户退去。仲秋时节也如此。正月十五夜晚，便奉着令君的衣冠出游；灯烛、箫鼓相随，香花遍野，老人和孩子欢呼雀跃，争相拿着纸制金银和纸钱，在道路上迎接、远望、拜伏，亲近他又敬畏他，俨然像令君重新活过来一样。饮食一定先祭告，出入一定先禀告；心怀私念、身负曲直的人不敢到令君庙中祈祷。庙宇建成的那一年，风雨调和，疾病不生，盗贼收敛，五谷大熟，连续三年如此，百姓都说：“令君给我们降福了！”于是备好石碑，请新安程文记述此事，刻在庙中以传永久。程文认为，东南山川奇秀绝特的地方，没有比歙县更好的；镇护歙县的高山中，最大而且最远的是黄山。山有三十六峰，其中最高的是天都峰。世代相传黄帝曾经登临此山，所以得名。环绕城郭的问政、紫阳、披云、金紫、灵山等山峰，像画卷一样林立。河流奔腾险急数百里，汇入浙江。因此，这一带聚积和散发的风气，落实在人身上就是贤能，体现在神明身上就是灵验。这里的人往往死后成为神明；上古时代太过遥远，无法详知。近代以来，大的如具有出世资质、开创并继承圣学的人，享受国家和天下千万年的祭祀；小的如刚烈的男子、孝顺的女子、仙翁、僧人，受乡里祭祀，以及他们的门徒和在外县受祭祀的人，更不必论说。从汉代以来，凡是在这里有功德、享受血食而祭祀不断的人，有东汉被追赠尚书令的方黟侯，庙在白羊山村后；过了三百多年，有陈仪同、程忠壮公的庙在黄墩；又过了一百多年，有唐越国汪公的庙在乌聊山，最为显著；又过了四百多年，有宋代钱氏兄弟的庙在汝溪；再过一百五十多年，就有郑令君。这些都是所谓生前有来历，死后有所作为而不止于偶然的人。啊，真是盛大啊！汉代盛世时做县令的，如卓茂在密县、鲁恭在中牟、朱邑在桐乡，得到祭祀的人大概不少，但都不是他们的乡土。到了汉朝末世，诸葛忠武侯去世后，蜀人多次请求建立庙宇，朝廷不准，只能在道路田陌上祭祀。幸亏习隆、向充抗疏上言，过了很久才得以在沔阳建庙。啊，建立祠庙又是何等困难！我朝崇尚明祀、顺应民心，歙县人报答功德、厚植风俗，都足以彰明往古、光耀后世；而令君的威灵显赫，流行于天地之间，足以成为国家和百姓无穷无尽的庇护和福祐，这一点是无法掩盖的。庙最初建于后至元某年某月某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迁建。屠城之事记载在郡志以及翰林学士揭公所撰的墓碑中。这里特意记述建庙的始末，并附上迎神、享神、送神的歌词。歌词说：灵山啊青翠，沙水啊清冷。中间有平坦宽广的原野和低湿地，树木繁茂，花影幽深。庭院门户宽敞而深邃，窗牖空明；几案席位庄严地陈设，簠簋等祭器受到尊崇。两楹之间悬挂着钟鼓，登堂奏响；等待令君，却还没有到来，大家屏息肃立，恭敬地倾听。忽然奔云涌来、浓雾相拥，令君翩然从天而降。驾着仙鹤，羽翼般的侍卫护行，又让两只鳧鸟在前面引路；马匹声声，佩玉珊珊。祖父们跟随着他，酒注入尊中，肉装在俎上。恭敬地献上祭品，俯身拜礼；繁复的乐声响起，众人纷纷起舞，声音铿锵有力。撞钟击鼓，神明欣喜回顾。仿佛开口说话，仿佛目光注视，说我在天地上下、上帝所在之处，主管福祉。赐予丰年，驱逐厉鬼，不论远近四方，何况这里的乡里。旋风飒然，神明于是归去；我们的百姓永远报答祭祀。（《朱大同续志》：郑安，歙县人，早年丧父，侍奉母亲以孝闻名。两个哥哥想分割财产、分居另立门户，不能劝止，他便把财产全部让给他们，寸田尺宅也没有取。宋朝灭亡的第二年，李世达背叛富珠哩敬，驻兵昱岭，因为徽州反复不定，准备屠城，百姓也互相焚杀。郑安说：“不可以。”于是拄杖拜见军门，对他说：“将军奉天子命令，攻城略地，是想慰问百姓。作乱的只是李世达一个人罢了。”不久李世达败逃，百姓争相准备牛肉和酒等待将军。百姓又有什么罪，为什么要屠杀他们？况且将军杀人来树立威信，哪里比得上不杀人而获得众人拥戴呢？富珠哩敬于是答应了他，军队没有流血，百姓全都安居。那时丘龙友代理郡政，任命郑安为歙县令。不到一年，县政将要改易，百姓到府署请求留任，并上报他的事迹；朝廷于是改赐铜章，正式任命他为从仕郎、歙县尹。他去世后，乡人思念他的恩惠，请求在乡里建立祠庙祭祀他。） 竹溪方公（贡孙）治理乡县记　黄应旗

译祁门是有声望的县邑，东面有山峰高耸、峰峦雄伟险峻，那就是祁山；清溪向南奔流，石崖相对耸立，那就是阊门山。重重山冈、列列峰峦，隐隐隆隆，从四面环绕而来，蜿蜒承托大地，清明淑美的气息在这里融聚，因此名贤接连出现，必定以功业显露于世。太平时便兴礼乐以陶冶民心，患难时便铲除奸凶以保卫宗庙社稷，不会白白生在世上。县治始建于唐永泰年间，当时因大盗猖獗，占据黟县、歙县之间，酿成祸患危及东南，乡里的豪士长史吴公率众剿灭。州刺史上报此事，唐代宗嘉奖他，授朝散大夫、石州刺史，赐金鱼袋和紫服。第二年，分割黟县六乡以及鄱阳、浮梁的土地，设置为县，把祁山、阊门山合在县名中，称为祁门，并任命长史为县令。如今方县令又在祁门建立功业，前后相隔五百年，成为一县盛事，竟像出自同一篇章，看来名世之才的出现确实有定数。方公是祁门的望族，世代积累阴德，代代都有兴盛之人。秋崖先生以词藻闻名于名家，文章声誉流传；至于县令，他考中进士，奉常寺初次任职时为金陵的属官，任期满后调任毗陵节度推官，后来东淮饷台征召他置于幕府，奉檄回乡，正好遇上时局纷乱。县令尚未归来时，人们盼望他；归来之后，人们都为他高兴。当时县宰逃亡隐居，百姓离散，井邑变成废墟；众人联名向朝廷推荐他，使他主持县政。公正处于空虚困迫之际，竭力支撑，处置事情却安然镇定；号令严明，铲除奸邪、驱逐暴徒，县境因此安定下来。归附之后，丙子年春三月，县南有干讨虏军突然闯入，所过之处残杀毁灭，逼近城郭，百姓不堪其苦。公于是远道迎接三万户，停止进食赶去，如同抢救溺水者、扑灭火灾一样；不到片刻便逮捕拘押应捕之人，释放流离者，使百姓安定聚居，一切恢复原状。秋七月，邻县黟县的强暴之徒煽动叛乱，焚烧、杀戮、抢掠，冲撞震撼，蔓延到祁门的砂溪。公又严加防御，公开张贴文榜，依据道理加以抚慰劝谕，于是盗贼听到风声便消散平息。那黟县百姓却被当作鱼肉，房屋化为灰烬；而我们祁门则使刀剑变成农具，使牛犊安然成长，脱离涂炭而获得安宁，这究竟是谁的力量呢？唉！祁门百姓起初像受惊的鱼鸟一样逃散，带着老人、扶着孩子进入深山穷谷；后来能够返回故居，在简陋的房舍中相互谈笑，谁不举手加额说：“没想到今天还能重新有相见的日子，这都是我们的父母官让我们再生啊！”过去长史吴公平定一方突然兴起的盗贼，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公在四郊动荡、洪水般混乱之时，独自镇静地保护乡土，使户口没有损失；拿他与前代长史的功劳相比，难道是偶然的吗？公器宇轩昂，胸襟宽广，德望很高；才干敏捷，革新县政，清除积弊，使赋役均平，诉讼简少。遇到公家需要的事务，大多都不扰民便能办成。至于劝导督促农桑，田野得到更多开辟，使百姓能够在春日郊野种桑麻、秋社时烹鸡豚，这些都是公赐予的。凡有不便于百姓的事情，他必定亲自向上级陈述，勤勤恳恳，不怕劳苦，一定要为百姓求得便利才停止。公治理政事，六项事务全都完备，得到当道推荐。有人说：“奉公守职，谨慎敬畏；约束自己廉洁明察。”全县士人百姓没有不赞美他的。美好啊，盛大啊！可以说对下没有辜负所学，对上没有辜负知遇。公有大的抱负，必然会有大的施展，将要把胸中蕴藏的才略推广开来，使天下百姓得到福祉，这不是一个乡县所能私自占有的。祁门人感念公的恩惠，请求把他的事迹写在石碑上，大概是要使它流传不朽。公名贡孙，字去言，号竹溪。当时是至元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儒学教谕黄应旗记。进义副尉、徽州路休宁县尉程君（隆）墓表　于文传

译这是已故休宁县尉程君的墓。程君的孙子子岘，因为我曾经在新安任官，写信请我为墓碑撰文。我不禁感慨叹息说：“这位公从前对乡县有功，不能埋没。”于是追述他的事迹，为他写墓表说：昔日至元丙子年春，丞相巴延奉诏攻下临安。当时宋都统制李铨以徽州投降，副统制李世达杀死守将，拒绝投降。丞相特意分派万户富珠哩敬率一军向西，攻破昱关，进逼徽州。李世达败逃到闽地，各处兵乱又起，万户急忙下令屠杀歙县、休宁县等县。于是歙县人丘龙友等率领父老到军门，说作乱的是李世达，不是百姓的意愿，请求保全百姓性命，以扩大吊民伐罪的仁德。万户答应了，并且商议徽州地势险远，应当得到当地贤能之人分别守卫，才可以安集百姓。于是众人承奉制命，让丘龙友代理徽州知州；前绍兴府司户、婺源人汪元龙辅佐他；歙县人郑安代理歙县知县；前常州教授、休宁人陈宜孙知休宁县事，程隆和赵象元辅佐他；元龙的弟弟元圭代理婺源县事；祁门人方贡孙代理祁门县事，程克柔辅佐他。于是军队没有流血，政令没有超过时限，作乱者恢复旧业，四境安居。诸位君子对乡邦的恩惠功烈都极其重大，乡人直到今天仍歌颂不衰。公名隆，字君熙，是休宁陪郭人。性情疏朗爽直，不同流俗，喜爱求学，曾跟随已故弘斋曹公游学，与同邑金革、宋焕齐名，当时号称“三俊”。然而多次参加有司考试都不顺利，始终未能施展才能。曾经上书郡守王应麟公、赵必槐公，以数万言议论时事，两位公都认为奇异，却没有人能够推荐他。适逢王积翁继任郡守，开始访求部中名士，得到公和歙县人郑天麟，于是征召公任休宁县典史。郑天麟任歙州路钤辖，过了几个月，两人都以才干器局闻名，但宋朝已经灭亡。李世达叛乱时，公请已故宣参毕祈凤主持县政，竭力协助保卫聚落。乱平后毕公离职，不再出仕。公又请陈宜孙主持县政，县邑依赖他得以保全；又想到百姓正处于创伤之时，极力抚慰安置，征税徭役不烦扰百姓，狱讼稀少，盗贼收敛，部使者称赞他的才能。当时县中像野山孙元京、黄原吴达斋这一类人，都是宋朝遗民，品格高洁而贫困，公逐一加以存恤，识者尤其认为这很难得。任职三年后因病去世。公的先祖居住在歙县黄墩，有名元谭的，晋朝东渡时任新安太守，施行善政，百姓请求他留任。太守之后有灵洗，梁、陈之间起兵乡兵讨伐侯景，历任镇将、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壮。忠壮公之后有澐。唐朝末年又起兵乡兵抵抗黄巢，历任歙州都知兵马使。他的儿子南节定居休宁，陪郭一带传承五代。到宋代，有开州团练使全在池州抵御金人。当时伊川先生的子孙避乱来到州中，于是两家互相通谱。全后来因守节而死，他的儿子先发誓不做官，生有三子：长子永正，任带御器械，居住临安；次子永奇，号格斋先生，跟随朱文公学习；三子永彰，是宋代乡贡进士，就是公的五世祖。格斋的四世孙圉没有儿子，便由伊川七世孙荣秀承继。因此公这一族与伊川一支关系很近。识者又认为，程氏世代对徽州都有功劳，忠烈功勋的成就，远远地都有源流。像公这样，也可以说是能够继承祖先的遗风。公的高祖琬，任宣议郎；曾祖茂，官至临安府磨勘司主押官；祖父梓、父亲陵，都没有出仕。母亲姓凌，是宋忠臣、徽猷阁待制唐佐的族孙女；娶何氏，有贤德的品行。生子二人：长子忠甫，因恩荫授休宁永盈库副使；次子清甫，任建康路玄妙观提举。孙子五人：子观、子岘、子善、子华、子美。墓在县城第一都断石村。荣秀是公的堂弟。延祐年间，历任江浙儒学提举。子文贵也因推荐任饶州路德兴县铜冶场提领。他与忠甫、清甫竭力修复祖先的事业，而子岘尤其继承他的志向，捐出田地供养祖坟，续修族谱以聚合族人。又想到公的墓长期没有金石刻文，于是拿着荣秀所写的行状请我撰文。子岘的志向值得赞美，而元龙的孙子、行诸路金玉府副总管思礼，郑安的孙子玉象，元的孙子汸，也分别写信说明此事。通家之谊，显然可以想见。因此我把他的重大功绩写在前面，下面详细记载他的官职、事迹和世系，用来告示他的子孙及乡里之人，也使后世执掌史笔的人能够据此考察。元故青阳县尹汪君（维祺）行状　家乘

译公名维祺，字寿甫，姓汪。他的先祖居住在歙县唐模，自唐越国公汪华以来就是显赫大族。宋绍兴初年，有一位获赠金紫光禄大夫、名叫叔敖的人，从唐模迁到潜口。他的长子若容任将作监丞，幼子若思任秘书丞，先后考中进士；中子若虚能够继承家业，却没有出仕。若虚生福州福清县令淮，淮生铸，铸生师俭，师俭又从潜口迁到信行，与秘书监若思的后代相邻居住。公就是师俭的儿子。公天资聪颖敏捷，喜爱学习，凡是书籍史册看过便能记住，始终不忘。文章古雅，所作内容都对风俗教化有所补益，尤其能以刚正耿介自守。他在居所东面题匾“介庵”。宗族长老尚书文节公到他家中，亲自大书题写此匾。他受到当时人重视到了这种程度。公因推荐被授为石峡书院山长，所教育陶冶的学生大多成名。升任杭州路儒学教授后，严格制定规约，以自身行为示范教导。适逢灾年，学校廪粮有拖欠，到年末仍不足，属吏禀告请求把欠粮者下狱。公说：“贫困人家到了年末，难道他们的父母不盼望儿女奉养菽水吗？”于是用自己的俸禄代为偿还，并释放他们；欠粮者大多感念他的恩惠，再也没有拖欠。任期届满，提升为池州青阳县令。到任办事，一概以公正勤勉为准；县里民风强悍险恶、盗贼众多，百姓畏惧得不敢出行。您下令减免并晓谕百姓，有人违犯时，便稍微给他一些资本，让他经营生产和贩卖，因此盗贼也平息了。张氏的哥哥想独占他已亡弟弟的财产，便诬陷弟媳通奸；又有巡逻捕盗的案件，赃物数目与失主所报不符，这些案件都已经具备结案条件。唯独您审察出其中有冤情，坚持不结案，暗中出访查问，全部弄清实情，为他们昭雪。到了己巳年，饥荒发生，百姓又大规模染病，您不等请求便开仓赈济，召集医生诊治，每天前往抚恤，因此救活了很多人。百姓欢喜拥戴，互相说道：“汪尹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过了不久，您因母亲年老请求辞官，百姓相互携手拦在道路上为您送行，哭号声震动大地，即使古代的良吏，大概也没有超过您的。您回乡以后，早晚不离亲人身边，衣服饮食若不是亲手奉上便不进用。闲暇时，取秘监的《竹野怡吟集》编次成卷，以便流传。祖坟旁的庵堂名为“金紫院”，僧人利他姓募捐舍施，准备割出其中一半祭祀收入供养您，您毅然拒绝，说：“这座院是朝廷定额设立、用来奉祀先大夫的，异姓怎么能参与呢？”于是率领族人重建，主要靠您的力量。母亲去世后，葬在大富山，您在墓旁结庐守墓，又修建重檐屋舍祭祀祖先和父亲，把守墓人安置在旁边，自号“富山主人”。有《富山余稿》四卷。丙寅年某月某日去世，享年八十五岁。您的原配郑氏早逝，葬在汪坑口。生有两个儿子，名叫怡、恢；续娶王氏后生一子，名叫申。申与孙盘等人因为您的去世，在第二年某月某日，把您的灵柩与王氏合葬在大富山的祖坟。于是，他们提前拿着您的事迹和履历，请求我按次序写成行状，以便向有德行文章的君子求取墓铭。通家晚辈、双桥人郑千龄撰写。《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八十六 （明）程敏政撰 行实（吏治） 元中宪大夫浙东道宣慰副使程公（相）墓铭，扬刚中撰

译公讳相，字仲和，姓程，是徽州歙县人。宋咸淳初年，因为从祖丞相吉国公元凤参加郊祀所获的恩典，奏请补授登仕郎。等到朔方和南方已经统一，礼部尚书谢昌元公按照旧官职推荐他，得以任信州录判。任职刚满一年，因为母亲生病离职，改任徽州路司狱，转任从仕郎、婺州路兰溪州判官，调任承事郎、台州路宁海县丞，转任承直郎、临江路清江县尹，转任奉议大夫，掌管宁州知州并兼任劝农事。后来以中宪大夫、浙东道宣慰副使的身份辞官。至顺三年二月丁卯日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七岁。“环谷”是他的自号。曾祖父名放，宋朝追赠太师、鲁国公，曾祖母吴氏，追封鲁国夫人。祖父名元定，是吉国公同母兄，考中进士，宋朝时任朝议郎。父亲名宏祖，宋朝时任浙西发运大使司主管机宜文字，因为公的缘故追赠中宪大夫、汉阳府知府、上骑都尉，追封广平郡伯；母亲胡氏，名淑能，追封广平郡君。公的生父名有能，宋朝时官至提刑司干办公事。吉国公因为兄长朝议郎的儿子去世而没有后嗣，便从族中收养公作为他的后嗣。妻子汪氏名德繁，是宋朝枢密使汪纲的孙女、前进士望江县尉汪琦的女儿。儿子燧，凭公的恩荫授任进义校尉、两浙运司石堰场司丞。女儿三人：女婿分别是池州路儒学录汪之纯、曹州人匠官汪完泽，以及郑以文的孙子。孙子五人：宗观、玄观、佑观、元观、山观；孙女三人。公自幼端庄稳重，少言寡语，吉国公认为他奇异不凡，说他一定能光大宗族。任司狱时，为囚犯洗濯，供给衣食，尽力体察他们的情状；查出受冤的，便为之昭雪释放。他任职八年，举重若轻，大家都暗中感受他的恩惠。大德丁未年发生饥荒，兰溪在浙东各郡中尤其严重。公劝本州富户开仓赈济后，行省又下令婺州运粮救济萧山。当时疫病正盛，没人敢去，公接到命令毫不推辞，事情办完后疫病最终也没有传染到他。后来乘船经过萧山，夜间整治船务，成群盗贼喧叫着赶来，船夫举起火把，盗贼看见公，惊讶地说：“这不是萧溪县判，曾经运粮来救活我们的人吗？”随即放弃而去。州中有个妇人与情夫私通并杀死丈夫，把尸体藏起来，又剖开他的肠子，剥下衣服，丢在道路上，装作被老虎吞噬的样子，并以找不到尸骨为由报案。公看见那妇人脸上没有悲戚之色，便骗她说：“你的丈夫如果不幸死了，老虎把遗骨带走，埋葬起来也就够了。” 妇人离开后，公暗中派人跟踪她，发现她在路上与一个男子低声说话，便将两人捉来审问，查明了杀人情状，并找到了尸体，因此人们把公视为神明。宁海有人因夹带私盐而犯法，杀死幼女，却诬陷巡逻卒。卒长因为私人怨恨拷打那名士卒。公查看他的伤势，发现与供词不符，立即为他平反。清江县有些没有田地却要缴粮的人，每年合计达一万石。这是宋靖康年间权宜地借给百姓、用来供给军队的田产，刻石文书还完整保存着。经理官巡视郡县时，想把这笔数目据为己有，增加百姓负担来作为自己的功劳。公极力争辩，但没有被听从。郡守震怒，侮辱他，准备诬陷他有罪。公毫不顾忌，只缓缓说道：“我为百姓而死，没有遗憾。”恰逢上级官员来到，为他说明真相，事情最终果然如公所说。宁都发生盗乱，军需催得像流星飞火一样紧急。公夜以继日，竭力筹办，终于全部供应完毕，没有缺乏，盗乱也平定了。廉访司委托他复核各县旱灾，大家都带着金钱来等候。公亲自走遍百姓田地，凡查出并未受旱的，便以虚报私情治罪。莫干县的小吏不是按名额补授的，趁公外出，纷纷进入县城，操纵事务，没有人能够整治。公回来后依法惩办他们，直到任期结束。县中还有一类人，常常因为拖欠赋税而杀死子女，诬陷债主；县官每每以此取利。公查出其中诬陷蒙蔽的罪行，风俗于是改变。行省命令他把本郡数万石粮食运往真州，邻县官员都行贿求免，只有公不推辞。船出江后大风骤起，船只危险，几乎倾覆。公正酣睡，梦见一个身长一丈多的神人，对他说：“你的心与天道相合，我应当护送你脱离险境，不要害怕。”醒来时船已经平稳。等到授任常宁，他便援引年老请求退休，于是告老还乡。在任时从不因财物贿赂而玷污自己，只要有利于百姓，无论事情艰难还是容易，都一定竭力去做，从不顾惜自身而被人阻挠；他所树立的事业卓然可见。他的政绩之所以这样，确实有其根源；只是没有赶上时势得到充分施展、被任用执掌大政，以继承前人的光辉。辞官以后，面容日益丰润，内心舒展而外表光泽，步履不衰，夜里还能写细字，像五六十岁的人。他和哥哥承直郎、松江府判文彬尤其友爱，出游居处必定相伴。妻子贤惠，子女孝顺，孙辈满堂；身穿紫袍，腰横金带，使宗族光彩焕发，安闲享乐以度晚年。这样看来，上天的施予和报偿究竟如何呢？他曾预先选择墓穴，挖得很深，并把金帛层层缠在身上，作为切戒疾病的办法。病势转重后，他立即梳洗沐浴、更换衣服，端坐而逝。燧准备在他去世两年后的某月某日把他安葬在歙县东部潜川。此前，他请同乡奉政大夫、前饶州路总管府治中方存心写下行状，来向我求取墓铭，于是我为他作铭。铭文说：程氏的先祖，显赫而有久远的承继。到了周代戒、周、旅、伯休，声名在煌煌史册中著称。后代承接前人，一直到如今元朝，清整而有功烈，世无同类。振兴自身于田野乡里，配享于陈氏宗祠。本源隆盛，支派繁茂，足以潜藏，也足以承继。宋代有天球，于是辅佐昭陵。统领官职不过百人，吉国公徐徐兴起。考察并树立成就，考定名声功勋，终于全部登列为崇高的中宪大夫。立志追随前贤，辅佐州县，历任各地。按次升迁，年年进阶，什么艰难不能承担？什么重任不能胜任？最终参与使节事务。官职因才干而光大，身着一袭缁衣也不能遮蔽其光辉。美玉般晶莹，深潭般澄澈，笃实平和而安适。凭此安享余年，还能得到康宁和福禄，并把恩惠流传给孙辈曾孙。有茂盛的墓道，水流融汇，山势凝峙，最能彰显世代荣耀，使幽深墓门永远光耀。（孙辈曾孙有茂盛的墓道，水流融汇，山势凝峙，最能彰显世代荣耀，使幽深墓门永远光耀。按：宋丞相吉国文清公世代居住在歙县槐塘，但在绩溪仁里有别业。公的哥哥朝议郎的儿子运机，就是宏祖；宏祖的儿子是宣慰使相；相的儿子是司丞燧；燧的儿子是主簿宗观。这些人都凭公的恩荫入仕，子孙于是居住在仁里。如今乡贡进士传承的就是他们的后代。宣慰使的这篇志文，在兵火中失传。我曾经查阅中秘书，从扬待制《霜月斋稿》中得到它，因而抄录出来交给后人，以补足家谱的缺漏。） 元朝龙泉主簿胡公（淀）墓志铭。胡长孺撰。

译延祐五年二月戊午日，前吉安路龙泉县主簿胡公去世。他的家在婺源州，十一月己未日葬在该州高仓里。龙泉的族父炳文准备好文书，以及前进士江雷所撰的一篇行状，交给龙泉的侄子宗海，让他到建昌去，郑重地把这些话送给曾经相识的永康人胡长孺。伯父去世后的第二天，子弟便实际奔走请求墓铭。恰逢先生考试江右归来，还没有到达。宗海回来后，又向西奔赴此地，只是身体已经很衰弱。几位孤子哭踊、伏跪、叩拜，反复诉说；这些话传到耳边，仿佛还要跋涉两千里、经过五程。恰逢朔日，请求办事的礼数和劳顿都很严肃，我不敢说长孺和礼让之事已经告成，但说：“这封书信固然这样说，可我怎么忍心始终拒绝呢？”于是撰述墓志并作铭。龙泉名淀，字安国。他的祖先是陇西李氏，是唐朝诸王的后裔。朱温将要篡位时，屠杀灭绝宗室，几乎杀尽。在此以前，淮南将领高骈死后，杨行密、徐知诰相继承接事业，占有淮河、长江以东以西的土地。徽州原来就是偏僻险绝的歙州，与吴越相邻，朱温不敢窥伺；逃亡的人乐于奔往那里。有个叫昌翼的人逃到婺源，投靠考水的大姓胡氏，胡氏把他藏起来并以义相待；他于是随从胡姓，以明经科中第。到了南唐，不再使用公族本姓，这就是所谓明经公。八世孙朝散大夫、权知无为军州事胡伸，和哥哥胡伋一同考中绍圣四年进士，文章号称《棣华集》。无为最有声望，所以元符年间太学中有话说：“江南两件宝物，是胡伸和汪藻。”两人都是本州人。无为的侄子朝奉郎、通判南康军胡持，和哥哥胡搏在绍兴十四年考取乡贡进士，十五年登第。南康在隆兴元年登第，这就是龙泉的六世祖。曾祖父自厚，朝奉大夫、权知泸州军州事胡繇，太学中开禧元年登第。祖父知先，号经训翁；父亲名万，是太学中舍生。龙泉性情豪迈卓异，仰慕汉丞相、武乡忠武侯诸葛亮。他把琐碎委屈看得如尘土灰烬、泥泞污秽，一旦遇上就厌恶恐惧，不敢接近。他作《江左卧龙诗》抒发愤懑。当时天下刚刚统一，还没有设立科举官学，没有人敢参与教育。道路上整日无人往来，听不到琴声和读书声。龙泉便向父亲以及伯父次焱请求，在明经公书堂求学。两位父亲担任老师，集合乡里子弟讲授经书，经过十年，终于都懂得圣贤之学。他撰发《易十疑》，远近来人分析讲解其中义理，积至一千多卷。学生学有所成后，龙泉与族父炳文及弟弟澄商议，迁到西山脚下，修建明经书院。书院的宫室规模，比岳麓、白鹿洞还要宏大。置办养士田三顷，约定把三分之一的租入作为义学的膳食费用。族父担任院长，讲论经书的日子，听讲者多达千人。集贤学士吴澄幼清为此作记，于是把学生名额报给官府，但仍未登记到礼部。州学遭火灾，便为它建造大成殿。浮梁州境内一百八十里处，在徽州、饶州交界的地方，有一处名叫太白渡。用铁连接的舟桥长二千尺有余，买田供给修葺、补助以及守祠之用。公又修建长寿桥、明经桥，在乡里修建甘泉、湖山二亭，烧茶煮水供过路客饮用。起初，太学喜欢山水，于是种花种药，栽竹植树，凿池架亭，在富春芳坞之间自称“两山翁”。龙泉每天设置酒席，邀请公所敬爱宾客，在其中游玩、歌咏。公预定自己活到八十岁，并准备把储藏的粮食全部拿出来周济贫困；还没到预定年限便去世了，但当年仍像往常一样散财施米。龙泉早年失去生父，侍奉继母与侍奉亲生母亲完全一样；兄弟共同饮食五十年，从没有不悦的脸色或违逆的话。族中无论亲疏，贫困老人每月都有供养；乡里的贤者年老时，他常有遗赠；附近百姓有丧事或疾病，他都相互救助抚恤；遇到争斗诉讼，便用义理譬喻开导，从容一句话就能立即化解。到了龙泉县，他拜访学校，只询问前代贤人的子孙；诸生讲说经书、撰写文章，稍微与其他人不同，他就感到惊异，即使年幼的人也以平等礼节相待。学校的膳田被天宝、桑林两个僧坊贪占倚赖，府县查取旧籍，准备把它们恢复归还学校。学吏因为收受贿赂，故意拖延不给；等到对方来取，又索要文书才交出，态度傲慢，往往不能屈己办事。上级长官不高兴，呵斥不停，叹道：“主簿还能够任职吗？”公当天便称病辞官回乡。二月丙辰日，他梦见火光充满房屋，早晨诊视自己的梦，告诉子弟说：“我的死期大概就在戊午日吧？我这一生的年岁运行，正好已经满一周了。”当天果然去世。他曾创建书楼，家中收藏许多书，又抄写疏解，用来教导子孙；有钱财的人容易损害志向，愚昧的人反而更加过分。他在室内墙壁上安置平生的议论文字：为人疏放，却处事详密；生计宽裕，却自奉俭省；自己吃羹汤清淡，却用肥美浓厚的食物招待客人。这种用意本来就不在于把财利私藏给自己和子孙。娶同乡周架阁公的孙女。铭文说：竭力钻研经术，想使众人都得到善化；尊敬教育、勉励学习，这是接近仁和勇。抛弃自己的私利，以他人的利益为重；饮用枯井之水，救济深陷之人，这是深厚的义。世间存在正气，浩大而崇高；说轻侮的话、违背正道，怎么能称为豪杰？如果连病痹都不明白，走着不同的道路、采取诡异的途径，不能融会为一家之言，又哪里配称杰出？确实啊，龙泉笃实践行义而接近仁，既孝顺又和睦，超越众人而不群。志向和事业都有考据，铭文的言辞没有多余。高堂巍然，山岳长存；碑石仍将传达真实。刘彦明（德智）墓志铭，柳贯撰

译彦明名德智，字彦明，姓刘，世代居住在歙县。曾祖父名元佐，祖父名儒望，父亲名震，都隐藏德行而不出仕，乡里称他们为善人。当初，彦明的父亲给张氏作继子，彦明四岁时父亲去世；而张氏的父亲还在世，实际上由他料理家事，把彦明教育成人。张氏有五个儿子，其中一个早夭；她家一向富裕，彦明又是祖父最疼爱的人，祖父想让他回去继承那个早夭儿子的宗祧。彦明哭着回答：“刘氏没有儿子，所以让我的父亲继嗣；如今父亲已经死在刘氏家中，明白地说，我就是刘氏的人了。德智一身关系着刘氏的宗族，实在不敢再次获罪于我的父亲和刘氏。”祖父被他的话感动，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彦明年少时就知道归心于学问，喜欢读孙武、吴起的兵法，又旁涉佛教、道教和方术医技之书。曾因此感到疾病，后来大彻大悟，转而从四书中求取学问，获得了丰富的心得。过了很久，他下笔作文，觉得文思源源不断、连绵流畅，于是通过学校选拔，任建德路儒学正、会教授缺，代理其职。郡守暗示他捏造文辞来治直学之罪，彦明不为所动，等有机会便反过来为直学申辩。任期考核期满后，入教授铨选翰林院，正要推荐他为翰林属官，彦明却突然辞归。不久授任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儒学教授，还未赴任，中书刑部征召他任本部令史。有个官员因对同僚发怒，准备把同僚罢黜。彦明说：“没有满足他的意愿，恐怕就要牵连到我了。”于是放下笔辞去。后来都水监又搜罗并请他出任，逐渐升任寿福院掾。寿福院负责收支五台诸寺的钱粮，这些寺院的田租收入隶属于浙西数郡。连年浙西遭受水灾，主管部门按实际情况应当检核减免，寿福院却仍不断责令征偿。彦明恰好随同判官出行江南，查看文书后叹道：“官府和百姓的粮税已经停止征收，难道我院的田租就能独自不受灾害影响吗？”于是全部下令放宽征收。各位使者恼怒他擅自作主，但最终也没有人能够推翻他的决定。嘉兴有个豪民诬称占有寺田三百亩，旁证十分清楚，而寿福院派去的使者收受贿赂，不能判决。彦明到任后，请求把案件移交并断绝原有的关系，最终把田地归还寺院。考核合格后，授将仕佐郎、衢州路常山县主簿。任满一年，江西省有了解他的人，征召他任掾。新任执政官到任后，杖责一名掾吏，而那名掾吏其实无罪。彦明最终辞归，说：“我只是不能随俗俯仰，所以落到这个地步，难道还要再次受辱吗？”晋升将仕郎，任平江路总管府知事。平江是事务繁剧的地区，案件积压而杂乱，彦明处理起来毫不厌倦，选取其中涉及名分大义的一两件事，逐渐加以厘正；既不以奇异激烈的方式处理，也不因随俗而毁坏原则。闲暇时，他便退去坐骑，进入里巷，访求年高有德的老人，聚在一起品茶畅谈，仍然保持着书生的旧日习性。任职两年。后来死在任所，享年五十五岁，时间是天历二年七月十四日。议论政事的人往往以为儒生处理政务迂腐而不切合实际，却不知道圣人的法制都具备在经书之中。儒者能够依据经义和法则，所以能够通达权变而知晓变化。那些随时势判断轻重、观察形势的趋向和背离，以窃取超过他人的名声的人，难道就是所谓的政事吗？彦明从所学中获得了这些道理，历经内外官职的考验，因此没有丧失操守、败坏名声，也不能说他在世间毫无见识和作为。彦明的妻子李氏，是姑母的女儿，先于他去世。儿子两个：耀、煜。女儿两个，长女嫁给徐梅，次女尚未出嫁。选择墓地，得到了建德淳安县开化乡驼马原，距离家中一百多里，准备在某年某月某日下葬。事先，他的儿子煜写好文书，列述世系、爵位和年岁，作为行状，托某郡杜某的父亲向我求取墓铭。他说：“下葬却没有墓铭，就好像没有安葬一样。”我过去曾在京师认识彦明，了解他的为人，而杜君又不轻易向我求文，这篇铭文是可以写的。彦明起初字千里，认为这个字取义不够广，便改用现在的字；晚年又号知非子。他的诗文名为《紫溪集》，乡先生方回公为它作序，收藏在家中。家中有仁本堂，乡里的宰相程元凤公亲笔大书匾额，陵阳牟巘公为它作记。彦明的祖母是程公的外甥女。所谓“仁本”，彦明本来就奉行并实践着。铭文说：守住经义是根本，掌握权变才通达；能够通达，所以能够承继并实行它。彦明亲自实践，以仁为本、从学问出发，把学问充实起来并用于经世办事；办事合乎中道，考察他的成绩，确实有始有终。上天没有赐给他更长的寿命，只能归于堂墓之中。有德行，有文章，遗留给后人的财富丰厚；愿经过千百年，仍安然守护这幽深的宫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白先生郑公（千龄）行状，程文撰

译公名千龄，字耆卿，姓郑，是徽州歙县人，已故歙县令郑安君的儿子。他的祖先中有一位名球，最初居住在歙县双桥里，以财产雄厚称于乡里，号称“双桥郑家”。从曾祖父孝全、祖父文政开始，崇尚德行、喜爱义举，乐于施舍。到了郑安君，做得更加深厚，曾徒步行走千里去迎接内兄黄婴，把家中全部财产推让给两个兄长，自己一分田、一尺房屋也没有留下。淮帅秦琳听说他的贤能，征召他任符离尉，他没有出仕。至元年间，唐、邓、均三州招讨使富珠哩敬率军来到徽州，讨伐叛将李世达；李世达败退，元军进兵昱岭关城，准备屠城。郑安君奋然起身，拄杖来到招讨使门前，作揖禀告：“招讨使应当把祸乱归于李世达，并不是百姓的罪过。”招讨使本来就认为郑安奇异不凡，听从了他的意见，没有屠城，因而任命郑安为歙县令。三年之间，他对百姓施行恩德，百姓为他立祠，称为“郑令君”。公自幼卓异，七岁时听人讲吕东莱的《春秋》，回家后便能推演讲述其义理。随郑令君到沙上时，他抬头看见飞翔的鸢鸟，便问：“它凭借什么东西飞翔呢？”稍长，拜乡先生鲁斋鲍公为师，始终把亲身实践作为学问。成年后，随郑令君进入京师，出入各位公卿贵人之间，一时之间众人都一致称许他。礼部尚书谢敬德公、吏部尚书刘伯宣公、侍郎夹谷之奇公，交相向朝廷推荐他，授公八品官职。宋朝降臣留梦炎新近掌权，吏部按照白身南人的惯例黜退公，等待调任行省时，遭逢父亲之丧。大德元年，才用文书授任宁国路太平县弦歌乡巡检。当时有个徐道者用妖术迷惑众人，弦歌百姓都迁到市镇和山上，妄言祸福。公捉拿他的首领，查出欺诳的情状，众人全都惊骇散去；他制定防盗的方略，侦察奸邪，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起初，他买地修建官舍，又在旁边建屋，题名“弦歌书院”，每天政务无事时便讨论典籍，后来进者都把他当作老师。六年，调任镇江路丹阳县延陵镇巡检。他上任后首先拜谒吴季子庙，召集父老说：“从前季子轻视方圆千里的吴国而不肯称王，百代以后遗风尚在；吴地百姓哪里肯做盗贼呢？各位幸而替我约束门户，把这个意思传达下去，不要陷入刑法。”当月十五日，他率领吏卒到祠堂下拜谒，远近百姓都受到感化而服从。练湖决堤，郡里发文命公督治，公背着畚箕铁锹，亲自走在士卒前面，连续昼夜冒着风雨而不疲倦，湖水因此没有造成灾害。又遭逢母亲之丧。至大二年，调任处州缙云县美化乡巡检。当时剧盗金卒二纠集无赖，在温州、台州、处州、婺州之间往来，白天抢掠，官吏没有人敢把他们怎样。公暗中派人在道路旁堆积石块，又把壮士藏在山上的草莽中，等盗贼经过便飞石袭击。盗贼惊慌逃走，草丛中的壮士大声呼喊追赶，盗贼困窘无路，被包围后，其党羽全部被擒。皇庆二年，调任建康路江宁县江宁镇巡检。流民数千人经过丹阳市，手持弓箭、刀矛，残害居民，百姓不堪其苦，起身抵抗。流民有数万人击鼓包围他们，使他们不能离去。公听闻后，迅速赶到，解除包围。他单骑进入流民队伍，呼叫他们的首领，斥责说：“你们都是上天的百姓，只是不幸流离迁徙，本来想逃生，却反而加速死亡；为什么要残害我们的百姓？”他呵斥其中几个作乱的人，把他们捆绑起来，扣押其兵器，驱散其徒众，送他们渡过长江。一次在野外看见一名妇人哭得很悲哀，公派人询问缘故。妇人抱着婴儿上前拜见，说：“我是寡妇，家里贫穷，只有这一个儿子。有几亩田地与势家相连，势家伪造契约把田地夺走，母子没有东西吃，所以悲哀。”公说：“为什么不向官府申诉？”妇人说：“势家不可申诉，只有死路一条。”后来公召来势家对他说话，又向他说明祸福利害，势家醒悟并谢罪，于是把寡妇的田地归还给她。有个背着箱子、傍晚投宿在主人家的人，主人当时正在养蚕，便在堂下摆设床榻，并告诫他说：“东墙破损空缺，要谨慎看守箱中的财物。” 东邻的老人看见了这件事。当天夜里箱子丢失，主人怀疑东邻老人，官吏便把他捉来审问。老人的儿子从外面回来，脸上毁伤、衣服撕裂，像是从墙洞缝隙中钻过造成的。官吏高兴地以为抓到了盗贼，案件也已经定成。公说：“他的行迹像是这样，但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于是宽缓处理。不久，别的郡捕获盗贼，原来正是曾经盗窃箱子的人。众人这才叹服公的明察，并把老人释放。每天百姓都拦在道路上，使公不能通行；公举手向他们致谢，百姓都拜谢哭泣着离去。延祐六年，朝廷才任命他为建德路淳安县尉。淳安处在万山之中，多有高大森林和深谷，是盗贼出没之地，守御官员又往往借机谋取奸利。公到任后，盗贼渐渐退去。但千户汪元宝贪婪残酷，成为百姓的祸害，公说：“盗贼就在这里。”立即分条上奏他的罪行，府和行省判定汪元宝有罪，将他罢免，境内于是安宁。县尉署倾塌，公拆除后重新修建，取孔子回答季康子的话，把他办公的堂题名为“不欲”。署衙东面原有梅隐轩，西面原有拄笏轩，都已荒废，公又都重建起来。建立朱子祠，标志钱公墓，修订《淳安志》。推荐全县士人吴暾、洪震以及老成的夏溥参加有司考试，后来都出了名。泰定元年，调任徽州路祁门县尉。祁门也是乡邑中难以治理的地方，公召集长老，善意地告诫他们说：“替我约束乡里，勤于坚固门户，谨慎守望，千万不要犯法。”人们一向敬服公的威望，于是人人都自我约束。县衙丢失了一柜文书，毫无踪迹，便发文命公查究盗贼。公说：“这不是盗窃，必定是愚民有案件不能解决，走投无路，故意这样做来消灭痕迹罢了。”于是询问吏员：“现在官府所办案件中，最重大的是什么？”吏员说：“某乡某公的案件。”公立即驰往他家搜查，却没有发现什么，只有一口棺材。打开棺材，文书果然都在里面。县民冯华甫把孙子的女婿收为继子，按当地习俗称为补代。冯华甫已经去世二十年，他的族人也已经争讼十年，官府始终不能判决。公代理县政时，援引《春秋》中莒国、鄫国的义理，立冯氏之子为后。有个僧人说，他的弟子由自己抚养了十八年；弟子的叔父想把他夺回去，立为自己的继子。公说：“百姓没有后嗣，让兄弟的儿子继承，这是礼制。法律限制百姓出家为僧，所以有复核事实的条文，是说不能替别人继嗣。如今叔父没有儿子，立哥哥的儿子为后，正是为了扩大户籍、彰明人伦，僧人怎么能想断绝这件事？”命叔父偿还抚养侄子的衣食费用，把侄子归还给他，立为继嗣。

译有人控告康氏兄长死后没有为他立嗣，却占有他的财产。公召来询问案情，又听说他有母亲，便说：“天下疼爱子女的人，没有比母亲更深的。儿子死了没有后嗣，难道母亲忍心吗？”于是召见母亲询问缘故。母亲说，儿子死时只有七岁。公说：“未成年夭折的孩子不应当立后。”这场诉讼于是平息。公大规模修缮县学，建造明伦堂，门、廊、斋舍都高大壮丽。县尉署被风雨毁坏，公拿出自己的俸禄修缮更新。属吏争先恐后地办理，公说：“一定要完备、坚固，不要让后人担忧。”祁门与石埭、青阳、浮梁、太平诸县接壤，奸民多次用伪钞之事诬陷牵连本县。公查明他们的奸计，用公文往返驳斥十次，最终没有逮捕一个百姓。一天早晨，公带着几个士卒向东奔驰，不到十里，突然进入山中一户人家，众人都猜不出他要做什么。到那里后，他捆绑那家人，搜查其住宅，搜得伪钞和制造伪钞的器具后带回。十五天后，他又进入山中拘捕其家属，丝毫没有扰民，所经过的百姓都相继在道路上拜谢。任期届满回乡时，老人和孩子相互扶携，送到城门外十多里还没有断绝。至顺元年，升任从仕郎、泉州录事。当时朝廷大臣有人说：“泉州以南靠近海边，有很多各国商人的珍宝货物，应当选择清廉能干的官员担任守令。” 因此朝廷起用公，让他乘驿马赴任。公叹息说：“我老了，不要因为贪恋官位而自取羞辱。”立即亲手写好辞官章表上奏。第二年夏四月，他在杭州驿舍染病卧床，三天后，儿子玉侍奉在身边，他从容地说：“我想一生所作所为，内心和身体都没有可惭愧的地方，这样可以去见九泉下的先人了。”说完安然闭眼去世，身边没有留下衣物，只有布被和破靴罢了。他的朋友、宜兴人王仁源向亲友借钱，凑足钱置办棺材和敛服。玉扶柩归葬，船经过淳安时，淳安人都哭着迎送，说：“我们的公再也见不到了。”五月壬午日，玉把灵柩运回家中正寝，并选择葬地，请严陵县尉吴暾作志。涿郡副使张士弘、太原教授王萱和他们的学生共同致辞说：“明公的德行明洁，正直不屈，请私谥为‘贞白先生’。”第二年，乡里父老向主管官府报告，请求把善福里改名为贞白建里，并在门前立石刻辞，以表彰公的德行。又过一年，朝廷根据公此前的辞官章表，追赠他为承事郎、徽州路休宁县尹，妻子汪氏追赠宜人，诏命才下达。公身材高大修长，面容和眼神清秀古雅，性情恬淡，没有特殊嗜好；穿布衣如同穿锦绣，吃粗粮如同吃粱肉。乡邻中有贫穷、疾病、患难的人，他救助他们唯恐来不及；与人谈话和缓宽厚，孝顺、重义、忠诚、仁爱，不饮酒。面对宾客总是欢欣有余；进入郡县从不骑马，面色苍老、头发花白，行走在市井之间，只有一个童仆随从。起初他想与兄弟共同居住，嫁娶、丧葬、祭祀各有礼仪；后来愿望未能实现，便怅然把田地中贫瘠的、器物中破旧的拿来自己退居偏处，把正屋让给兄弟。居住乡里时像未出嫁的女子一样谨慎；担任官职、面对事务时，却刚毅奋发、积极有为，不阿附长官，不迎合上级意旨，同僚属吏没有不敬畏他的。部使者巡视县境，都说：“郑尉是长者，一定要更加以礼相待。”公前后四十年担任捕盗官，从未正式任职亲民官；只有一次代理祁门县令，十天之内，百姓便称赞他的政务如神明；他所到之处礼敬儒学先贤，兴办学校，举起废弛的事业，功绩反而超过县令、县丞。离任后，有人为他立下“去思惠爱之碑”。他的职权专一而地位卑微，德行没有得到广泛施展，才能也没有完全发挥。公生于宋景定六年十月甲午日，死于元至顺二年四月癸亥日，享年六十七岁。娶同乡汪氏，即宜人，先公十四年去世。儿子二人，长子名玉，次子名琏；女儿一人，名柔贞，嫁同郡吴虎。孙子玉，是柔贞宜人的儿子。孙男一人，孙女一人。元统二年甲戌年十一月壬寅日，葬在乡里东方村的原野，宜人汪氏与他同墓。文是郡中诸生，起初在京师旅舍拜见公，承蒙公知遇和喜爱，多次与公的儿子玉交游。后来任黄竹寨吏，经过通往祁门的道路时，听到祁门人谈论公，更加相信公一生的德政；又从公的宾客胡默先生那里得到较为详尽的遗事记载，于是谨慎地编次如下。玉将要向能立言的君子求取墓铭，以求不朽。长乐县程令君（愿学）行状，赵汸撰

译令君名愿学，字希圣，别字节卿，是徽州休宁人。他的祖先是晋代新安太守元谭；元谭治理郡政有功，朝廷下诏褒奖，赐给田宅，于是留居此地。传了十三代，到忠壮公时，父子因义节显名于梁、陈，乡里立庙祭祀他们。子孙像棋子一样分布天下，而休宁这一支尤其繁衍，出了很多闻名之人。君上距忠壮公二十六世，十二世祖是南唐检校中丞澐，才开始占籍居住在县城南面的汊川。曾祖父大明，祖父自得，父亲逢午，字信叔，曾两次领乡荐，一次考中魁首却没有登第，便放弃科举，不再从事举子业，居家教授，学问日益精深。族父勿斋先生一向敬重他，每次经过公的住处，谈论总要持续一整天。几个郡交相推荐，朝廷用文书授他紫阳书院山长；他撰写《中庸义说》数万言，更加畅明朱子的旨意，对教授学生多有启发。任期届满，授任嘉兴路海盐州文学，任命下达便去世，追赠承事郎、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母亲吴氏，追封宜人。儿子二人，令君是嫡长子。令君年轻时卓越不凡，有奇异志向，谨慎交游，重视诺言，以实行道义自我磨砺。刚成年便游学京师，巨公名士没有不为之倾倒的。一次黎明时，他与朋友出城，路过一座大宅，朋友进去拜谒，告诉令君稍候；朋友出来时天已经黑了，令君仍然严肃地站在那里，没有离去。蜀人赵炞公任职秘府，听说后称赞他，立即去拜访令君，与他交谈后十分高兴，当天便带着行李到他的馆舍，给他丰盛的饭食。不久，朝廷下诏修撰《职方氏书》，赵公立即推荐令君进入书局。书成之后，同僚都受到优厚任用，唯独令君长期没有升迁，后来才提拔为从事。数十人中只有令君是南方士人，他毅然独立，同列都不敢轻视他。一次奉诏把段帛送给戍守和林的诸侯王以示慰劳，后来又因王事多次往来岭北，从不以路途艰险遥远为辞。任期届满，调任镇江路司狱；他早晚出入监狱，察看囚犯中寒冷、饥饿、病弱和患病的人，并按时给他们衣服食物。曾叹息说：“他们固然是罪人，但有的人若因无罪而死，难道能说是上天的惩罚吗？”任期将满时，他几乎没有钱回乡，恰好有诏令下达到府中，公便让令君到各县宣读诏书。当时使者所到的郡县，都向百姓征收财物作为路费赠礼。府公一向敬重令君，原想借此为他筹备回乡费用。到达属县后，事情办完，吏员按照惯例送来路费，令君呵斥说：“我是带着诏书来的，难道还要拿百姓的钱离开吗？” 他督促吏员把钱财退还给百姓，然后才离开。到了另一个县，也照样如此。后来升任湖州武康县主簿，他明察法令，申明约束，革除弊政；豪强恶霸因此嫉恨他，联合起来重重贿赂大府，请求罢免他。令君因其他事务入京，回来时却已经因为父亲之忧离职了。服丧期满，转任循州长乐县尹。循州位于闽、广交界，远离中原，民间法令松弛、规矩废弃，贪婪残暴之人肆意妄为；他们依托官府，剥削下层归附上层，县中这样的人成百上千，长乐地处偏远，尤其严重。居民被逼迫掠夺，困于征敛，大多逃往别郡；其中最强悍狡黠的，凭借险要之地，拿着锄头木棒自卫。偶尔有人出仕奉公，不逃避徭役，贪赃的奸猾之徒便觊觎他的财产，借其他祸端陷害他，只要涉足城中，家产便会破败。君刚到任，便全部查出这些奸党的巢穴，借其他案件揭发他们，把他们全都判决遣送回原籍。他整顿案牍，申明德政，扶助贫弱，宽免徭役赋税，分别派遣乡中老人进入各村，传达朝廷的深切旨意。百姓信服他的作为，逃亡后归来的多得无法计算。县治所在之处，聚集的居民日益增多，渐渐可以与内地郡县的城邑相比。于是他在县治西南的胜地修建先圣庙，选择县中有学问的人担任教师。山谷中的百姓戴着高冠，穿着长衣，前来游学、休息，显现出彬彬有礼的先代遗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当时上司往来各属县，往往托词索取地方特产来钓取重贿，县里便搜刮百姓来赠送。唯独您拒绝不收，反而自己从俸禄中拿出钱来赠给他们。人们知道您的风采操守，便不敢接受，也不再来了。在别的县，他们就暗中行事，不敢让您知道。县中有赖某诬告黄某抢劫财物一案，牵连数十人。黄某被告后不知如何是好，全族逃藏，已经五年了。州府发檄文下来急切追捕罪犯，黄某听说您到任，立即到公堂自首。您斥责说：“你是盗贼，为什么逃跑？”黄某哭着申诉说：“我只是和赖某争夺水坝，并不是盗贼。不逃走，全家就会被杀得粉身碎骨。如今听说县里有贤明的县令，希望能亲自申明真相。”您说：“你们逃走的人很多，如今只来一个，怎么能申明真相？”于是与他约定日期，命他把一同逃走的人全都带来。黄某答应了，但上司却以您擅自放纵强盗的罪名追究。黄某所带领的人在约定期限前到了城外，听说此事后全都四散逃走。黄某独自叹息说：“我宁可死，也不忍连累程县令。”于是接受逮捕。州府曾以其他名目搜刮民财，因您不奉命而恼怒，想借此中伤您，便命黄某诬称您以前曾经收受贿赂。黄某说：“我陷于无罪之中，尚且不能为自己申辩，难道还能忍心让盗贼陷害忠良吗？” 州府对他拷打审讯，酷毒手段无所不用，直到他死，也始终没有一句话牵涉到您。州府仍然审讯，牵连定罪十多人。恰逢部使者詹侯巡视各郡，判明此案冤屈，您才得以免罪。县中有百姓非正常死亡，他的妻子上诉却不愿审理，您斥责说：“这就是杀人的贼。”一审讯他便认罪。此事牵涉到一个富人，富人想送给您一万缗钱，您不接受。富人害怕重贿之罪，大吏便把案件移到别县审理，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办成，并借此定您的罪。您仰天叹息说：“假如杀人者都可以用钱免罪，那么有钱人就都可以杀人了。天地鬼神，难道可以欺骗吗？”别县果然按照富人的意图审问，官吏抱着已经写成的案卷准备署名，忽然雷雨大作，白昼昏暗，屋梁折断、瓦片坠落，官吏惊骇万分，连文书放在哪里都找不到了，最终把案件搁置，再也不敢审问。罗江五峡一带的各族獠人，时常出来劫掠边境。大府发兵捕治，他们害怕盗贼，不敢逼近，只派使者诱导晓谕，命盗贼交出残缺的弓刀，便把所获盗贼当作战果，回去复命。豪强首领把官府视若无物，暴行更加厉害，百姓十分痛苦。适逢郡中獠人进入邻境抢劫财物，杀人遍地，郡县官吏不敢追究，反而送羊和酒，请他们离开。盗贼果然进入长乐境内，您亲自率领士卒在道路上截击，捆绑了七名首领，其余全都逃散。

译县丞和县尉害怕发生变故，全家都住在船中，观察形势缓急，准备决定去留。您不为所动，说：“盗贼来了，我自会抵挡。”您召集官吏和百姓，教给他们方略，让他们分别守卫险要之处，又增派士卒追捕。其余獠人非常害怕，直到您任期结束，再也不敢踏入长乐境内。县里一向火灾很多，百姓说是城隍神穿朱红衣服导致的，请求为他改换衣服。您说：“火灾是由于百姓不谨慎罢了。”于是下令疏浚沟池，修整灭火器具，把茅草覆盖的房屋改用瓦片覆盖。您任职五年，火灾不再发生，百姓便认为是神明在帮助您。长乐距离您的家乡数千里，您只带一个童仆随行，五六年间始终如一。任期届满回乡，船行到庐陵的十八滩，因病去世。当时儿子植在身边，于是用当时所穿的衣服为您收殓。这是元统乙亥年六月十七日。您生于至元丙子五月四日，享年六十岁。植奉灵柩回乡，安葬在本里深坑源。十年后的甲申年，您的故友别驾王公巴延彻尔到徽州任职，访得您的儿子讲，二人结为通家之好。王公任满后到京城谒选，便向吏部请求查取您历任官职的政绩。朝廷下令授您承直郎、真定路中山府判官，并准许您退休，实际是在至正八年六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程令君天性刚正明敏，资质容貌挺拔奇特，操守清廉刻苦，又承袭了故家美德；他所交往的，都是国初老成持重的伟大人物，他所受的熏陶和成就，都有来由。因此他历任内外官职，忠诚而不谄媚，勤勉而不扰民，以廉洁自守，以诚信待人，又以明练法律来辅助自己，所以遇到事情能够有所作为，不因祸害而改变自己的操守，而掌管政务的人也都能显著地面对他、鉴察他。若不是他存心正直、行事无愧无怍，能够这样吗？您去世后，有客人游学于江西虞公伯生门下，虞公听说您已经去世，叹息说：“这个人有治世之才；如果活在今天，国家有缓急之事可以倚仗他。可惜他去世的年头还不算太远，官位又不足以施展他的才能。”他受到当世名流知遇，大致就是如此。夫人滕氏，追赠宜人。您没有儿子，弟令学年幼早逝。共有子女四人，您抚养他们如同亲生子，植是最小的一个，于是继承了您的后嗣。孙子二人：性上、经；孙女三人。汸虽然没有机会认识程令君，却与植结交，又详细听闻了您的家世以及您立身行事、治理官务的实际情况，认为您无愧于古代的循吏。因此写下这篇传记的大概，交给太史氏，希望使您流传不朽。新 繁胡大尹（寿安）传　　赵弼 胡侯名寿安，字克仁，世代居住在新安，相传是安定先生的后代。洪武庚辰年秋，考取乡荐，入国子监读书，历任天曹属官，初任河南信阳知县，声名大振。不久调任真定的获鹿县，政绩声誉更加显著。不到两年，遭逢母丧。永乐甲午年冬，服丧期满，重新出任新繁县令。刚接任时，首先询问百姓的疾苦。凡是不便于百姓的事情，便废止；凡是有益于百姓的事情，便推行。每年年初，亲自巡视乡村，劝导百姓播种耕作。遇到田地荒芜、墙垣房屋毁坏的人，便询问其困窘贫乏的原因，一定拿出俸禄资助他们。他常常把古灵先生教导百姓的话告诫乡老里甲，使他们懂得亲睦和安分守己的道理，百姓大多受到教化。胡侯性情清廉俭朴，在官府中只穿粗衣、吃粗粮，像普通平民读书人一样。他曾经睡在一顶纸帐子里，亲自题诗说：“紫色丝绸制成的屏障簇拥着春天的繁华，我躺在雪中、睡在云里，自成一家。雪又不寒冷，云又温暖，扶持着清幽的梦境直到梅花。”他高雅淡泊的情怀，大概可以由此看出。永乐乙未年夏天，几个月没有下雨，田地龟裂。胡侯斋戒沐浴后向神明祈祷，第二天果然下了大雨。他在后园种了几畦萝卜，让来往的客人采摘，供给盘中食物，有时也作为馈赠之礼，人们便称他为“菜知县”。他的儿子从新安来探望他，两个月内煮了两只鸡，侯公生气地责备说：“贪图饮食享受的人，就会被人看轻。我做官二十多年，常常把奢侈作为戒律，还担心自己不能始终保全这一志向。你如今喜欢大口吃肉，难道不是给我增添负累吗？”他的儿子接受教训，也甘愿过清淡俭朴的生活。侯公三次任大县长，从未带妻子儿女赴任。有人说：“您的名声固然美好，只是妻子儿女怎么办呢？”侯公笑着说：“这是庸人的见识。我难道没有夫妻相依的情义而不挂念她吗？只是这件事我曾反复思量，已经考虑得非常透彻了。况且我们这些人从前读圣贤书，谈论居官治理百姓的方法，谁不想砥砺名节，把操守作为志向？等到进入仕途，却因为耳目所好、玩赏之物和声色享受而败坏自身和家业的，比比皆是。何况妇人和孩子一类人，性情更像水一样容易受影响；若有金珠锦绣等动人眼目的东西迷惑他们的心，他们一定会欺瞒我而偷取这些东西。即使侥幸没有暴露，等我卸任之后，人们也一定会讥骂嘲笑说：‘胡某表面上假装清廉，内里其实贪婪。’这样盘算起来，所以我不愿让妻子儿女成为连累自身的因素。”这时，彭邑前任县令鲁姓者的寡妻王氏，是兵家女子，年纪轻而容貌艳丽，拥有价值千计的财产。她一向仰慕侯公的才德，想嫁给他，便恳求亲近的人替她传达心意，暗中劝说侯公。侯公说：“我将近五十岁，从未做过有失节操的事。如今如果娶这个失节的妇人，接受这些不义之财，那么我也就成了失节之人，进退行止都将彻底扫地了。”传话的人深感惭愧。戊戌年春天，侯公将要接受考核评定政绩，行囊空空，只有一匹马，想卖掉它作为路费。马忽然病了，他命兽医陈某医治，几天仍未痊愈。陈某的家人来报告说：“你的妻子死了，等你回去才下葬。”陈某听后悲痛了很久，说：“妻子已经死了，我回到家又怎么能使她活过来？我家县令平日穿粗衣、吃粗粮，抚养百姓如同子女，从未向我的百姓取过半文钱，吏员也不敢欺压他们，我们里甲没有人敢来骚扰我，使我的百姓能够安于耕作和凿井，这都是县令的恩德。如今他赴京，马却病成这样；我如果离开，马一定会有危险。县令靠什么作路费呢？我宁可辜负亡妻，也不能辜负县令。”于是他写信告诉儿子说：“丧葬用品只按家中有无置办，选定吉日就下葬，母亲等我回来再办。”侯公设立祖帐饯行的那天，前来送行的百姓纷纷拥在道路上哭泣，人数多达千人；即使妇女和孩子，也像哀悼亲属一样悲痛。百姓送来路费礼物，他都一概推辞。诗僧解定一向受到侯公敬重，拿来几端布帛、十枚黄芦菔，恳切地馈赠了好几次。侯公一向恢复职位后，只收取了一枚芦菔，其余物品全都退还。乡中老人匡荣宗等人强行留下了一双靴子，以此彰显侯公的惠爱，这双靴子至今还保存着。故沂水知县郑君（肇）墓志铭。赵曽撰。

译郑君名肇，字太初，是歙县丰口人。他的先祖居住在律村，到名叫再能的那一代，有八个儿子，后代最为兴盛。其中一支名惟简，他的后代有之纯，与朱子同榜考中进士，官任德兴尉。另一支名惟政，他的后代有义琮，才开始从律村迁到丰口。义琮传七代到名叫元升的人，就是郑君的曾祖。祖父郑宗胜，父亲郑时雨，世代以儒业为生。生母鲍氏，继母谢氏。郑公生性温厚，有志向和操守。幼年被选为郡学学生，研习《诗经》，昼夜钻研，到三更时分还常常没有停止，有时直到天亮也不睡觉，学业大有进步。然而多次参加科举都未能中选。永乐丙戌年，他以贡生身份进入太学；除了研治经学之外，对撰写文章、书信等尤其精通。恰逢下诏修纂《永乐大典》，郑君又被选中参与此事，从总裁官以下的许多人都器重喜爱他。书成之后，他接受了赏赐、劳宴和赐物。过了很久，被授任浙江处州府遂昌县知县。当时古廉李先生正在翰林院，写文章为他送行，并勉励他树立远大的志向。郑君约束自己廉洁谨慎，处理政务宽简；凡是对百姓不合适的政令，立即加以更改，尤其把敦厚风俗、教化百姓作为要务。遇到旱年，他斋戒沐浴，到各处神祠祈祷，雨水按期降临。年成又大丰收，百姓认为这是他的诚意感动了神灵。郑君修葺学校，考核、考试诸生，并亲自评定他们的优劣，士人的风气因而更加振作。郑君因为双亲健在，不能远行奉养、侍奉瞻视，云名轩的士大夫大多为此吟咏感叹。恰逢前任县尹因事获罪的人恢复职位，郑君按惯例返回京师。临行那天，百姓拦在道路上流泪哭泣，不忍放他离去。后来他在冬官任职，奉命在两淮慰劳赏赐漕运官军，事情办完而没有扰民。不久调任山东莒州沂水县，操守更加谨慎，施政更加周密，百姓乐于接受教化，和在遂昌时一样。当时正营建北京，徭役事务紧迫严峻，郑君督促征发所属的民夫和工匠，焦心劳神地安抚他们；对上没有耽误工程，对百姓也没有造成怨恨。他又想到同僚们督理工程日久，劳逸应当均衡，便亲自前去替代他们。过了不久，突然患病不起。那是永乐戊戌年四月十六日。长子瓘护送灵柩返回南方。郑君生于洪武甲寅年九月四日，享年四十五岁。娶徐氏为妻，她聪慧明达、温柔恭敬，号称贤良的配偶。有四个儿子，长子就是瓘，次子管，次子瓒，次子遂昌尚且年幼。有三个女儿，长女嫁给汪士仁，次女嫁给闵士成，三女嫁给程志方。有三个孙子，名叫勰、庄、和。宣德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郑君与徐氏合葬在丰溪原野。瓘等人拿着行状来见我，哭泣叩拜，请我撰写墓志铭。瓒曾跟从我学习，聪敏而且有文才。瓘和管都谨慎整饬，也都喜爱学习。我知道郑君一定后继有人，于是为他撰写铭文说：杰出的郑君啊！年幼时便胸怀气节，奋发求学于郡学，精心研习儒业，不久便进入太学，参与纂修《文渊》，出任遂昌县令，以德行教化为先，把百姓看待得如同子女，百姓也把他视为父亲。遭逢时局极其艰难之际，他没有让一人失去安身之所；调任沂水县令后，治理政务一如从前。急赴诏命前往营造工程，却突然去世。归葬丰溪，那里山奇水秀；君子为他刻写铭文，他的后代将显耀昌盛。故进士、知上虞县事郑公（行简）行状。郑鲸撰。

译郑公名汝敬，字行简，姓郑，以字行于世，居住在歙县西部贞白里。他的先祖在宋天禧年间有名叫球的人，开始迁来这里居住。到郑公为止共十六世，世代以儒业相传授。高祖父名珪，是师山先生的堂兄弟。曾祖父名绍，曾向定宇陈氏求学，有治理百姓的功绩，百姓祭祀他。曾祖母金氏，以节操著称。祖父名子初，曾向师山求学，自号易求居士。祖母汪氏。父亲名希用，凭学术受到郡太守三山黄公的知遇。母亲鲍氏，是会昌同知仁的女儿。郑公生来聪秀奇异，很早就知道向学，乡里推举他充任县学弟子员；他攻读经书、撰写文章，天天超出常人。他尤其擅长作词，阐说明白而委婉曲折，能够传达圣贤立言的宗旨。部使者到来时，有司总是引荐他进讲，没有不感到满意并加以赞赏的。然而他多次参加秋试都不顺利，进入太学时，年仅二十九岁。当时胡公俨担任大司成，一见到他就认为他非同寻常，亲自教导他，他的学问日益大进。郑公退下后对人说：“我得到胡先生讲解阐明所学，不过三个月罢了，即使读书三年也比不上这三个月。”不久，他果然考中永乐乙未科进士，任刑部观政。恰逢吏部选拔天下等待铨选的官员，先后次序颠倒施行，舆论认为不公平。郑公说：“选拔贤能却不能做到公正，那又将天下的士人置于何地呢？”于是上疏奏闻，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吏部因此更加不高兴，但朝廷也由此知道了郑公的名声，命他前往督理陕右的粮储。郑公性情严厉刚毅，所经过的地方，他对有关官吏进行督责，从不稍有宽贷，因此有很多人忌恨他，便设法以罪名陷害他，使他因事获罪而服役于北京。郑公平日与兄长迪简、弟弟懋简极为友爱；到了这时，兄弟三人都倾尽财产奔赴患难，后来先后死在旅舍，听闻此事的人都为之悲伤，士绅中有很多人作诗写歌来叙说这件事。服役期满后，郑公被授任顺天府永清县知县。永清是京畿的大县，号称事务繁杂，郑公治理有方，不烦扰百姓，事务便依次得到处理。曾有宦官来到县中，急迫地索取贿赂，郑公不为所动，便诱骗他进来会见，将他捆绑起来，想置于死地。士人和百姓拦路挽留，把那名宦官解送回去，郑公随即将事情经过上报。太宗皇帝大怒，想治那名宦官的罪，恰逢仁庙即位，才得到赦免。不久，郑公得到替代，离开了永清。朝廷恰好有大规模的劳役，工部又命郑公负责监督。有大臣获罪而服役，前任官员把他安置在那里，郑公说：“这不是用来平息天怒的办法。”请求让那名大臣服役，事情才作罢。后来他又说工程不宜长久兴办，劳民伤财并不便利，便上疏请求停止劳役，调任绍兴府上虞县。在此之前，担任上虞县令的人正好因贪污和庸碌被罢免，百姓平素听说过郑公的名声，都欢欣踊跃地出城迎接，沿途满是欢迎的人群。郑公也乐于看到百姓归向正道，于是为他们抑制豪强，劝导农桑，赈济饥民和穷困者，修治桥梁道路，并大力兴办学校。县中官员没有不按期办事的要求，监狱中也没有积压拖延的诉讼。任职两年，县邑治理得大为清明。监察御史尹崇高，号称严厉，所属官吏大多望风而退，唯独对郑公加以奖赏。郑公曾问绍兴知府六个县令谁最优秀，知府说：“只有郑县令清廉耿介，肯于做事，只是这个人气性太大罢了。”郑公说：“人只有有气，才能生成圣贤；能够涵养这种气，便能充满宇宙。难道没有气还能做人吗？”知府无法回答。后来考核浙江七十二县的县令，把郑公列为第一。凡是其他县有疑难诉讼不能判决的，大多交给郑公审理。郑公也尽心体察百姓的隐情，不遗余力。然而同僚对他的猜忌日益加深。在此以前，县里有位年长的儒者名叫柳南仲，贤能而有文才，郑公一向敬重他，怜悯他贫穷，赠给他棉絮。柳南仲性情耿介，也不愿直接接受县令的恩惠，便送上一百文钱和一首诗作为答谢。郑公推辞钱而接受了诗，但同僚最终却以此诬陷他。议论此事的人没有查核事实，准备把郑公降职。郑公说：“这样还可以做官吗？” 况且母亲夫人年事已高，没有办法奉养她。”于是自行解除职务回乡。上虞人请求挽留他，没有成功，大家拥抱哭泣着送他离去。他居家以后，首先创建祠堂，每月初一、十五祭奠，一概采用朱子的礼仪。每天在太夫人堂上侍奉，使她即使只吃豆羹清水也能尽享天伦之乐。他教导孙子们读书，使他们不致败坏祖先的事业。闲暇时戴着幅巾，穿着长衣，逍遥游赏于泉石之间，有时举杯吟咏，对世间事务一概不放在心上。阁老陈公循、尚书徐公琦、孙公原贞、通政毕公昌、知府张公岩，多次起用他，他都坚决推辞不出仕。天顺己卯年某月某日，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五岁。配偶毕氏。儿子二人，长子绶，次子绾，绾先去世。女儿二人。孙子五人：鸾、凰、鹄、鹤、鳌。郑公去世之初，绶因贫穷不能办理丧事，灵柩停放在家中，共六年。成化丙戌年十二月某日，才得以安葬在岩镇塔庵官道旁。唉！我的歙县自古就以人才众多著称，但从来没有人考中进士，直到郑公才凭《麟经》考取进士，人人都以远大前程期望他。郑公也奋发进取，想着有所作为。君子认为，假如让郑公担任掌管风纪的职务，一定能够纠正过失、匡正错误，以辅佐皇上的德政；表彰清廉、抑制贪浊，以振兴士风；可以继承桓、鲍、赵、唐等人的风范而不辱没他们。然而最终竟因贫困而死，这固然是郑公的不幸，也是士人的不幸。谨慎地把他的真实事迹写成上述行状，供执笔的君子阅览。由他的言语可以知道他的行为，由他的行为可以推想他的内心，希望墓表有碑、墓志有铭，借此寄托不朽之名。奉直大夫、泰安知州施公（守正）墓志铭　戚澜

译公名泰亨，字守正，祖先是东鲁人。九世祖名礼，有胆略，跟随宋高宗南渡，任参军，开始居住在新安休阳县。洪武初年，有一位名伯起的人，从白沙巡检任上起用，因擅长武事，被授为民兵万户，兼管德兴铜冶，任沂州判官，代理高唐州事务，安抚人户八百二十户，开垦田地三千零七十九顷。子侄都崇尚礼义，县人都说：“万户家，就是这位公的伯祖。”祖父伯凯，父亲孟敬，都有隐德而不显耀。母亲金氏，有美德，生三个儿子，公排行第二。公幼年时沉稳持重，不嬉戏玩闹，常常像在谋划什么。成年后，才貌魁伟，有远大志向。永乐甲辰年，有司以茂才举荐，授任郁林州判官。不久，转任泰安州判官。治理政务一心把爱护百姓作为原则，断绝私下贿赂，审理诉讼依据实情，不作苛刻文饰。在任九年，风俗大为改善，库中有余帛，仓中有余粮，百姓安乐于田地房屋之间，道路上到处传唱赞歌。离任以后，泰安州一千多名百姓赶到京城，请求挽留，侍郎王公把实际情况上报，于是升任泰安州知州。正统九年，因为母亲孺人在堂，陈述实情，皇帝嘉奖他的孝心，特别准许他回乡省亲。在家还不到三个月，母亲孺人去世，他哭泣尽哀。正统十年四月，皇帝赐敕命表彰他的政绩，追赠父亲与他相同的官职，封母亲为太孺人，封妻子为孺人。正统十三年服丧期满，将要升迁时，泰安百姓听说此事，带着粮食奔走相告，未经约定而到京师的有五百多人。他们在宫阙下面叩头，天子怜悯他们的情意，答应了请求，又任命他治理泰安州。他更加勤勉，恩泽更加广泛，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景泰三年考核期满，他因病退休，每天以泉石为乐，足迹不进入官府。天顺元年六月十二日去世，生于洪武甲戌年九月初八日，享年六十四岁。天顺三年十月十三日，安葬在车田原祖坟旁。公内外品行完美，清白自励，做官时百姓舍不得他离开，居家时家人称赞他的孝悌，这才是无愧于君子的人。原配叶氏，继室孔氏，是先圣孔子第五十八代孙，继室赵氏。儿子三人：永奇、永贵、永秀。女儿三人，女婿苏珙、汪俨、金骥。孙子一人，名字不详。下葬五年后的辛巳年，遗孤永奇哭着告诉他的县令余姚邵公，写信并带着礼物和行状来请求墓铭。邵公是我的姻亲，我不能推辞，于是为他作序并写下铭文。铭文说：优秀的人才被举荐于天下，仕途三次开通；到奉符任职，政绩蔚然可观；皇帝赐下灿烂的诏书，恩命来自上天；百姓不忍背离他，心中铭记他的恩泽。甲子年又过了十四年，归返幽冥之宅；写下这篇明白昭著的诗，镌刻在坚贞的石上。通奉大夫、河南左布政使程公（泰）墓碑铭。家乘。

译成化庚子年秋，我正在服先少保襄毅公的丧，听人传说我族人河南左布政使程用元于七月一日在任所去世，惊惧悲痛地说：“唉！像用元这样器宇、学问、品行、才识都在当时首屈一指，负有公辅希望的人，哪里能有很多，怎么竟突然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造物者乖戾吗？”这一年冬天，儿子因承受皇帝赐葬的恩典入朝谢恩，在邵伯河下遇到他的灵柩，旅途中不能行礼，只慰问他的孤儿便告别了。等我南归时，用元已经下葬。孤儿旦带着邑人、前监察御史康永韶所写的行状，请求我在墓上石碑上撰写铭文。唉，我难道忍心为我的用元写铭文吗？程氏自东晋新安太守程元谭以来，因为施行善政而受到百姓请求挽留，开始在歙县篁墩定居。直到梁代将军忠壮公程灵洗，起兵抗拒侯景，在郡中享受祭祀。忠壮公十四代孙中有唐代检校御史中丞程澐，又起兵抵御黄巢，前后两代都有保全全郡的功劳。居住在祁门善和里的，是中丞长子、检校户部尚书程仲繁的后代，用元就是从这一支出来的。居住在休宁陪郭的，是中丞季子、歙州兵马先锋使程南节的后代，我就是从这一支出来的。因此我与用元是近族。尚书程仲繁的第十八世孙德坚，国初以行枢密院都事镇守景德镇，这就是用元的高祖。曾祖汝楫、祖父景华，都没有出仕。父亲显，由乡贡进士起家，官至韩府左长史，晋升朝列大夫。母亲齐氏，封宜人。用元天资最高，喜爱求学。起初长史公以《春秋》闻名祁门，用元从他那里学习经学，所得最深，又旁通各经各史。正统年间，长史公任河间任丘教谕，而我们家先前因军籍隶属河间，襄毅公每次往来都叙述宗族交谊，向来喜爱用元，认为他一定能使宗族显扬。丁卯年，用元考取南畿乡荐，景泰甲戌年考中进士，接受户部观政。乙亥年，奉命到宣府犒劳军队，总帅丰厚馈赠，他全都推辞。都御史叶文庄公当时督理边饷，与他交谈后非常高兴。天顺改元，授任户部江西司主事。己卯年，到陕西犒劳军队，当时尚书年公对部属非常严厉，却唯独礼遇用元。任职三年，因政绩第一受到上报，皇帝赐敕命，命他督理淮安粮饷。一年后，代任者来接替他，他上书请求回乡省亲，分取俸禄奉养父母，皇帝答应了。癸未年会试，因推荐充任同考官。礼部官员带着宫中财物接连登门，用元坚决推辞不接受。礼部尚书姚文敏公叹息说：“远远超出同辈了！” 不久，升任署理福建司员外郎，督理天津各处赋税。甲申年，成化改元，正式授任郎中。丁亥年，正式任满三年。又因政绩第一受到上报，获得诰命。这一年辽东用兵，派用元供应军需，军队因此得以成功完成任务。庚寅年，派他巡视山东灾情，他上书陈述四件事：“保存漕运以防止百姓饥荒，整顿军备以保卫百姓生活，减少养马费用以安定民心，增加接递事务以减轻民力。”许多事项都被实行。等他回来，升任广西右参政。安南因为疆界不确定，多次逼近边境，用元冒险前往加以划定，事情才平息。他整治纷乱、修复废弛，政务渐渐形成秩序。壬辰年因齐宜人去世服丧回乡，而长史公也去世了，丧葬全都按照礼制办理。他扩建祖先祠堂以谨慎进行时节祭祀，辑录祖先德行，编成《世芳集》流传后世。服丧期满，改任河南右参政。奉皇帝玺书专门管理国家粮储，制定使远近转运均衡、便利百姓的办法。又利用空闲时间修葺二程夫子故里祠宇，以此教化当地士人。戊戌年升任右布政使，第二年升任左布政使。他约束自己、遵守法律，以此带动同僚，一方安宁。他想上章请求退休，奏章还没有呈上，疾病便发作了。他所管辖的地方一片黯然，听到的人都惊愕，认为这是善人的不幸。他生于永乐辛丑年正月一日，享年六十岁，于壬寅年春二月二十日安葬在本里宅里坞。用元为人温和恭谨，口中从不谈论别人的过错。巧言谄媚的人有时暗中嘲笑他，但他内心对是非黑白分辨得极其清楚，有坚定不移的操守。平日生活恬淡，嗜好很少，看起来似乎不能忍受繁杂事务，但他任职的地方，政务处理得不急不缓。那些喜爱邀功求誉的人反而都不如他，大概百姓暗中受到他的恩泽很多，而世人也没有完全知道。做学问不追求辞藻，虽然有时赋诗写竹来使自己适意，却把稿子封存起来，隐讳自己的名字，始终不肯自我显露。用元最初娶祁门西部汪处士景淳的女儿，追赠宜人。第二次娶赵府长史、同乡胡永兴公的女儿，封宜人。第三次娶已故吏部侍郎、淳安项文曜公的女儿，三位夫人都善于持家来辅佐丈夫。儿子四人：长子昻，任医学训科，是汪氏所生；次子旦，学习举子业；次子杲，儒学生，都是胡氏所生；次子昌，项氏所生。孙子三人：长子镈，次子铨，次子锽。女儿四人，都还年幼。铭文说：我们程氏世代显盛于新安，有庄重完备的家谱，有宏伟庄严的宗庙。祖先从歙县迁到祁门，留下美德、惠泽乡里；这些美德集中体现于公身上。公考中进士，列属司徒之官，前后将近二十年；巡视四方疾苦，三次犒劳边军；升任统领藩镇，或任副职，或居正职。桂管之地留下追思，洛省之地共同庆贺；百姓尊奉他为循吏，因为他以恩惠施于人民；士人宗仰他为师儒，因为他引导教化士人。名声和事业都日益崇高，本应位居公辅，希望广施恩惠，以泽被天下。可惜正当可以乘车前进时却突然跌倒，正当栋梁中坚时却遭到摧折，士人同类极其悲伤，我的怀念和希望又寄托在哪里？宅里坞的墓地，山水明丽秀美；在那里长久留存遗芳，也必定会由他的后代继承。《新安文献志》卷八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七 （明）程敏政撰写 ○行实（遗逸） 梁胡太常（明星）传　　《续图经》

译梁代太常胡明星，字太白，新安黟县人。梁天监初年，任国子学生。当时有诏令制定正雅乐，选取几十名学生学习乐曲的声调和仪容，明星也在其中。雅乐制成后，授任湘东王府法曹参军。入朝任太学博士，正值修订五礼。仆射沈约请求五礼各设置一名学士，让他们各自推举一名精通古学的人协助自己，于是分别由平原明山宾、河内司马褧、建平严植之、山阴贺玚等人掌管。贺玚推举明星协助自己。胡明星多次升迁，任尚书祠部郎。天监八年春，高祖祭祀南郊，下诏让儒者讨论礼制，开始穿大裘，停止封禅，明星全部参与了这些事情。九年，皇帝视察学校，命皇太子和诸王都入学，任命明星兼任太子家令。五礼修成，升任太常丞。十三年，举行亲耕籍田、祭祀先农的仪式，明星负责引导，礼仪仪态非常庄重。高祖嘉奖他，授任通直散骑侍郎，任秘书监，又升任太常卿。高祖晚年崇尚佛教，下诏说宗庙使用牲畜，会损害冥间福报，应当都用面做成牲畜。朝廷内外喧哗，认为宗庙废弃牲畜，就是不再享用血食。明星与侍郎周舍等上疏极力劝谏，皇帝不听。不久，周舍因事获罪免官，朱异代替他掌管机要政务，朝廷礼仪和祭祀典制大多被改动。明星争辩而不能改变，于是弃官回到黟县，隐居在横冈。当时是普通六年。后来朝廷多次以遗逸之才征召他，他都没有出仕。明星居住乡里时，经过黄姑墅，看见城外有很多荒田没有开垦，便询问原因，得知是沟渠水利不通。明星对此十分悲悯，亲自考察水源，倾尽家财招募工人，开凿两条水渠，约有十里左右，引导城北溪水曲折向南，灌溉百姓田地一千多顷，每年屡获丰收。他去世后，乡人感念他的恩惠，在横冈建立祠庙，四时祭祀，历代从未废止。（元初，其后裔孙京重建祠庙之事，载于洪焱祖《新安后续志》。） 南唐汪处士（台符）传　　罗愿 汪处士台符，歙州人，博学多才，能够作文，喜好谈论王霸大略。唐朝末年，他看见天下正处于动乱之中，努力耕作，不肯出仕。南唐先主辅政时，迁镇金陵，台符前往上书，陈述民间九种忧患，大体以富国裕民为要务。先主认为他说得好，又增加条目询问他。然而宋齐丘嫉妒他的才华，多次加以诋毁。齐丘起初取字超回，台符写信讥讽他说：“听说您把自己比作先圣孔子来树立名声，又以超过亚圣孟子来取字。”齐丘非常惭愧，改字为子嵩。后来宋齐丘派亲信诱骗台符乘船痛饮，夜里堵住他的嘴，把他沉入石城蚵蚾矶下。先主听说后很惋惜。升元年间，检核民田和物产，分为高、中、下三等，按照等级征收均输，作为固定制度。又让百姓交粮食来换取盐，废止按户摊派借取的办法；商旅贩卖时才征税，经过而不贩卖的则不征；船只航行不能承受的税负，郡县官吏和胥役逐级减免并设有限额。几十年间，百姓因此得以稍稍富足，这些都由台符提出。（台符所作碑文，有时以馆驿巡官、九江巡使等官衔冠名，这些只是当时俸禄微薄的官职，所以依据《江南野史》称他为处士。） 宋汪长者（廷美）传　　罗愿 汪廷美，婺源人，孝顺友爱，纯厚至极。合族义居数十年，聚集数百人，早晚吃饭一定同席，有人没有到，不敢先吃。廷美节制嗜好欲望，自己穿丝织布衣服，不是祭祀就不吃肉。父母去世时极尽哀痛，不接待宾客，遇到忌日便整月斋戒肃穆。祥符年间，皇帝东封，赦免并减免天下赋税十分之二，廷美也把佃户的租税减免十分之二。干兴年间颁布遗诏，他穿着丧服哭泣哀慕，营办佛教斋会七天。年轻时做乡官，有人曾送给他一匹绢来祝贺，他后来悔恨，加倍偿还。曾在秋冬赈济粮食，有人劝他等到春天再卖，廷美说：“你家想储藏粮食等待高价，贫苦人缺粮挨饿，你心里安宁吗？”有远方商人贩卖香料，离开后才发现包裹里有金子，廷美追赶上去还给他。曾让兄弟子侄到进贤县境内贩卖绢帛，买了几百两银子回来，廷美察觉是假银，便不再说什么，另一天把假银装在袖中丢弃。渊里有人或许偷了他的鹅，他询问原因，对方说：“夏至将用它祭祀祖先。”廷美说：“他贫穷却有孝心，应当帮助他鱼和酒。”又有人来借十石麦种作抵押，过期后遇到他，骗他说麦种坏了、没有收成，廷美便退还了他的抵押物，又赠给他三石麦来补偿费用。他天性不喜欢杀生，牛老了不能使用，也始终饲养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子侄和孙辈有过错，他从不当面斥责，只用历来兴盛衰败的家族事例来教训他们。曾有家人犯罪后藏匿，官吏认为家长应当连坐。廷美当时六十九岁，有人说可以称七十岁，应当免罪，廷美说：“我没有教育好他，又为了免罪而增加年龄，这是欺骗官府，不可以。”恰逢遇到赦令，才得以免罪。郡守想上表旌表他的家门，他极力推辞。当时人们称他为汪长者。他临终前，给亲友逐一写信告别，第二天便去世了，享年八十九岁。庆历年间，知县、秘书丞蔡巽搜集他的事迹，刻在石碑上。畈上丈人汪君（绍）传（子存）　汪师泰

译畈上丈人汪绍，字子传，是唐代侍御史汪濆的第六代孙。他严肃持重，崇尚道德，乐于施舍。父亲去世后，七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的冠礼、婚嫁都按照礼制办理；宗族中贫困、患病、丧葬者，他都根据情况周济救急，人们称他为“畈上丈人”。他曾在住宅南面开办义学，教授乡里子弟，名为“四友堂”，捐出三百亩田供养师生，求学者不必承担粮食和束修费用，四方听闻后接踵而来。婺源县主簿吕广问，正值靖康之变不能回乡，便留下来担任教师。吕广问曾游学于尹公彦明门下，听闻二程之学。汪君的儿子汪存当时正以西京之学辞官回家奉养父母，于是得以与吕公交游，全部传授了他的学说。起初，驿道从乡里通往休宁县黄茅，曲折地沿着山涧峡谷而行，洪水暴发时桥梁道路全都毁坏，乡人以此为苦。汪君向郡府进言，愿意用自己的资财开辟芙蓉至对镜的驿道，直达黄茅，比旧路近十五里，而且没有水患。他娶朱氏，是韦斋先生的堂妹；家中亲属六十多人，合族义居，和睦相处。汪君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汪存，字公泽；次子仔，字公育。汪存于元丰七年考取乡荐，当时十五岁。第二年向礼部进献文章，却没有得到答复。元祐三年戊辰年，他与孙仝一同进入太学；每逢知名试，他都在诸生中名列第一，但廷试屡次受挫，也不肯向权贵献媚依附。有人劝他稍稍收敛锋芒，他回答说：“只要活着，我不敢在圣人门下获罪；其他的事，我不知道。”后来，他被授为西京文学，上奏封事，极力陈说时政的得失，没有得到答复，便辞官回乡奉养父母，并招来四方士子讲学。求学者称他为“四友先生”。政和八年，他再次游历京师，恰逢皇帝亲自耕种籍田，便进献颂文，皇帝很高兴，赐给他束帛。他又上书为知州王愈申诉冤屈，使王愈恢复原职。起初，王愈以修撰身份任知信州，因抵御方腊有功，宰相王黼嫉害他，他因事获罪被贬斥，获准回归田里。孙存为他辨明是非，王愈得以恢复知无为军之职，省、府都很重视他的名望，交相上章推荐。六馆的士人向朝廷请求，希望让孙存担任老师。孙存最终因为自己的主张不能实行，坚决辞官归去。胡伸概述他的品行说：“才气刚毅，言语行为端正谨慎；他的志向不能得到施展，所以深入钻研而自得其道，真是儒林中的豪杰、后学的楷模啊！”门人王炎为他的遗像题赞说：“学问广博而志趣简约，见识高明而旨意深微，文章典雅劲健而有法度，品行修洁而无瑕疵。他是百姓的希望、后学的老师；他的施展并不遥远，他的积蓄也不可估量，只是大道同时代相违，志向同愿望相背。九泉之下若不能复生，我还能同谁一道归去呢？”孙仝，字仲协，研究《周易》。政和五年，他进入太学，开府张公琮见到他后认为他非同寻常，便把女儿嫁给他。靖康初年，金兵包围京师，太学生登城防守，孙仝也在其中；他倡议上章，请任用李纲负责战守之事。后来，他隐退避居，不把这些功劳归于自己。钦宗即位后，他上表请求免除三次礼部试的解额，但志愿没有实现。高宗中兴后，绍兴年间举行郊祀，准许免解参加殿试；可是孙仝看到奸邪之人一同得到进用，旧疆又没有收复，便突然决定归老，把读书的地方题名为“丛桂轩”，隐居授徒。他与孙公育同居一处，奉行孝悌、义让之道，远近都受到感化，人们称他为“丛桂先生”。（按：四友先生私下传习二程的学说，其学术渊源可以考察；但张公琮所作墓铭几乎没有提到这件事，难道是当时禁止洛学的禁令正严，所以不敢公开称说吗？） 《环溪翁程君（鼎）墓表》。朱熹

译环溪翁，是先君子韦斋先生的内弟程君。讳鼎，字复亨，是徽州婺源人。他幼年丧父，跟随先君子在闽中学习，因此得以听闻当时儒学前辈长者的余论，内心喜爱这些学说，便抄录编缀，早晚诵习，从不懈怠。先君子怜爱他的勤奋聪敏，在他回乡时写了六言诗送给他，内容都是侍奉父母、修养自身和求学的要领。程君拜受这些话回去后，更加努力自立，务求多记多览，写作词章，想着怎样光大自己的门户。然而，程君为人坦率放达，不讲究修饰，喜爱读《左氏传》，写文章总是仿效它的体例，不肯委屈自己的意趣去迎合举子文的尺度，因此长期在科场失意。家里原本贫困，到他时更加困窘；他终年奉养父母，迁居到穷山之中，自号环溪翁。山田只有几十亩，四面土墙的居室空荡萧条，无法维持一年生活，但他处之淡然。晚年更加不得志，于是任性寄情于杯酒之间；酒兴浓时便吟诵《左氏传》，夹杂着《国风》《雅》《颂》的篇章，听到的人都肃然倾听。他俯仰疾徐之间，抑扬顿挫，仿佛自有节奏。至于放逐之臣、孤苦之子、怨夫寡妇的言辞，他又没有不反复吟咏、感慨万端，以至流下眼泪的。庸俗之人和小孩从旁偷看，有时还讥笑侮辱他，但他傲然不以为意。大概是因为他胸中所抱负的志向有无法施展的地方，所以借此排遣自己。至于其他方面的行事，不合乎道理的地方本来就很少。乾道元年，他五十九岁，因病去世。十年以后，他的夫人胡氏也去世了，于是合葬在怀金乡福临里兊泉的原野上。新安、鄱阳、信安各地的程氏，都出自梁镇西将军忠壮公程灵洗；其中婺源这一支，又是从歙县黄墩迁来的，家谱都在。先君子曾告诉我，忠壮公葬在黄墩，以石为封，至今还在。他家从曾祖父程翔开始参加乡荐，父亲程着也曾由郡学上舍贡入京师，但都不幸早逝。到了程君，求学更加勤奋，而从师友那里受到的学术熏陶也更加深远，只是同样没有遇到机会，便在这一世结束了生命。他有个儿子叫洵，喜爱学习，文思敏捷，程君非常奇爱他，说：“这孩子足以成就我的志愿了。”后来程洵又多次被推荐，却没有考中，如今才因特恩授为信州文学，知情的人都为他惋惜。不过，程洵曾经跟随朱熹讨论求学的大要，想来他能够成就程君志愿的地方，正在这里而不在功名上。朱熹的祖母是程君的姑母，因此朱熹曾对程君的弟弟说：“我小时候跟随先君子住在临安，常常看见程君来，先君子有时留他饮酒，程君一定喝得大醉，滔滔不绝地议论说话，不能自止。等我长大回到乡里，又得以拜见程君，承蒙他屈尊教诲，而那时程君更加衰老了。然而只要得到酒，他就唱歌。”谈笑诙谐，意气仍未衰减。如今又过了三十多年，程洵才写信把请人为程君墓表之事托付给我；他的学生李缯写了行状，请我表彰程君的墓。想到事情的始末，如今两位父亲都已无法再见，而我和程洵也都在孤苦遗露中老大成人，于是流着泪写下这篇文字。大概是更加感叹程家怀才不遇，也为自己潦倒，无法实现程君往日的期望而悲伤。唉，尚且努力吧！淳熙八年八月乙卯，表侄宣教郎、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朱熹撰。（按：朱子在给程允夫的信中说：“对表叔不敢忘怀，又烦请您再加催促，实在惭愧恐惧；不过这件事还有些曲折，日后能够当面谈论后再动手，才稳妥。”由此看来，朱子对于母族的先世德行，慎重到如此地步。）韦斋先生《送程复亨序》：广平人程鼎，字复亨，是我的外兄，跟随我在闽中游学两年。我把安逸和忧患的道理详细告诉了他。他将要回去省视母亲和祖母，难道可以没有话说吗？司徒文子问子思说：“亲人去世三年还没有下葬，那么穿什么丧服？”子思说：“三年还没有下葬，丧服就不能除去。” 所以我先告诫他第一件事：葬了我的舅父，然后再改穿吉服。孔子失去鲁国司寇之职，将要到楚国去，先派子夏告诫他，又让冉有进一步劝说他：“居丧不希望因此很快贫困。”古代君子把在诸侯那里失去职位称为“丧”；既然居丧不希望迅速贫困，事情就是这样紧迫。因此我第二件告诫他：修葺你的居所，使你的亲人安心。蓬草生长在麻中，不用扶持也会自然挺直；把它种在丛生的榛莽中，就会委顿萎靡。因此我第三件告诫他：不是像你父亲那样的人，不要亲近。江水发源于岷山，从荆地流入楚地，浩荡千里直到大海，是因为有三百条大河、三千条小河作为助益。因此我第四件告诫他：广泛学习，增长见闻。贪图安逸就像饮鸩毒，不可留恋。君子不只是厌恶贪恋安逸会败坏名声，也厌恶它会败坏人的本性。因此我第五件告诫他：不要贪恋安逸。男子出生时，便用桑木制的弓和蓬草制的箭射向天地四方，以表示自己的志向。凭着这样不可估量的身躯，难道能在乡里随波沉浮，而使自己的名声不被称道吗？因此我第六件告诫他：不要忘记面向四方的志向。齐国擅长调味的人，即使把淄水和渑水混合，也能辨别出来。淄水和渑水混合后，同样都是水。你回去吧，将来拿着经书来向我请教，能不能进入普通的水流而不改变自己的滋味？到那时我还能够替你辨别出来。宣和辛丑年八月某日。《钟山先生李公（缯）行状》程洵

译先生讳缯，字参仲，姓李，世代是新安婺源的儒学之家。曾祖父李蒙、祖父李居注，都隐居不做官。父亲李镛，才开始游学太学，获得名声。建炎初年，因多次被荐举而补授官职，先后任南康军建昌县尉、饶州司法参军、太平州军事推官，任上去世。先生是推官公的长子。他幼年聪颖，读书一天能读一千字，《诗》《易》《礼》都大略能够背诵，尤其精通《春秋左氏传》。写文章非常敏捷。自从朝廷设置元祐学术之禁，士人除了王氏之书便不读。宣和年间禁令稍稍放宽，但远方人士习惯于旧日所学，还没有完全改变。婺源又处在重山叠岭之间，见闻尤其狭陋。到战争兴起、四方纷乱时，许多贤士大夫到这里避难。于是有吕氏兄弟吕和问、吕广问，他们是和靖尹先生的高足，传授伊洛一派致知笃敬的学说。又有俞靖公，也是乡里的儒学前辈，广泛通晓前人的言论和事迹，他的学问兼采苏轼与洛学。先生与乡人滕恺公都跟随这五位君子交游。滕公比先生大六岁，才气过人，不肯同不如自己的人交友，唯独器重先生，把他看作“小友”。他曾把闽中刻印的东坡先生文章《大全集》拿来同先生一起读，感叹它编排没有法度，真伪混杂，便奋然拿朱笔黄笔把不类东坡的文章全部涂去。滕公见了惊讶地说：“你一个后生，竟敢这样吗？”后来得到苏氏家传本加以校对，果然全都不是，便更加惊异于先生。于是拿出一部书给他看，说：“喜爱文章却不知道道理，只是空文章罢了。这部书是我从罗公那里得到的，都是河洛一带流传下来的遗言。罗公告诫我不要轻易给人看，我今天却为你揭示了内府的秘密。”先生接受后回去，口中诵读，心里思考，默默地仿佛有所省悟。有时遇到疑惑，又跟随诸位先生求教。于是学问日益进步。后来他又侍奉推官公，推官公任职南康时，先生游览庐山，认识了隐士祁宽公；祁公也是和靖先生的门徒。先生听他的话，许多地方都很契合，但仍怀疑自己没有得到根本。于是出入佛、老之学，寻求了几年，终于知道那些学说没有超出我们儒家的范围，便更加相信自己的学问，从此厌弃科举的习气，选择在云山之间建屋，打算隐居，给山取名为钟山，给书房题名为中林。他曾说：“《兔罝》所说的是武夫，是微贱的人；中林则是人所看不见的地方。让微贱的人处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却能谨慎持守，用德行整齐自己，那么就可以成为公侯的心腹。既然如此，人怎么可以懈怠于自我修养呢？”从此，他从容涵养心性，学问日益有成，品行日益受到尊敬，乡人都尊崇仰慕他。但是先生读书不致力于广泛作训释，只曾撰写《论语》《西铭解义》《山窗》等数篇文章而已。有人来求学，他便根据各人的资质诱导他们，循循善诱，从不厌倦。他说：“敬，是心的闲缰。心中一旦没有敬，就会奔驰失控。保持敬而不停止，便会明；明了便会诚。所以求学者使心达到正道的方法，以敬为要。”又说：“礼、义、廉、耻，称为四维。勇于抛弃廉耻，也就勇于废弃礼义。一维如果断绝，四维都会灭亡，这是道理彼此牵连的缘故。四维张立，内心就安康，身体就昌盛；四维不能张立，内心就荒乱，身体就会灭亡。所以求学者持守自身的方法，以知耻为要。”又说：“求学者对于道，能够用求知来玩味探索，用笃敬来涵养，久而久之，便会神色充盈、德性显现，气象每天都不同，这不是声音笑貌所能造作出来的。”又说：“道有远近，学习没有止境。近处是道，远处也是道。求学者只看见近处而看不见远处，刚一有所见便停止，就鄙陋了。只有在已有的见解上继续下功夫，不断前进，自然会达到深远之处，而成就也会宏大。”他阐明后学大旨，大多类似这样。他一向喜爱文辞，直到老年也没有衰减。他曾说：“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言语没有文采，传播就不能长久。然而世上的儒者有时认为文章不值得学习，这是不对的；只要看它所说的是否合乎道罢了。”他常常为求学者诵读眉山先生的话：“万物本来各有其道理，忧虑的是不能认识它；认识了它，忧虑的是不能把它表达在口头和手上。文辞不过是把这些道理表达出来罢了。”他认为这句话最能说明文章的妙处。因此他写文章，指陈事物，剖析道理，援引事物来寄托譬喻，总是以表达意旨为主；所要说的内容一旦确定，辞采便自然流出，像风吹过水面，像浮云游行在太空，姿态横生，令人时而喜悦、时而惊异。晦庵先生常评论他的文章，认为笔力奔放而法度谨严，是求学者难以赶上的。他所作的诗、骚等，也都宏阔放达、俊秀雄伟，大略都得到这样的评价。他擅长书法，得到颜真卿、苏轼的笔法；有人得到他的书札，大多珍藏起来。他为人身长不超过常人，但相貌古朴、骨骼强健，神情纯粹清明，说话都灿然成文，听的人从不厌倦。他侍奉推官公和继母向夫人，以孝顺闻名。他友爱并教诲各位弟弟，情意深厚。绮、缄考中进士，绮名列高第，曾任福建两郡教授，士人多推重称许他。但缄先于先生去世，留下的几个儿子孤苦无依，先生扶持、教育、抚养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男孩娶妻、女孩出嫁，都使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自从推官公去世后，先生主持家务二十年，内外门户庄严肃穆，家计日益充足，内外从来没有非议。他接待宾客、奉行祭祀，都用礼节加以节制，俭朴却不至于简陋。租税收入常常优先用于乡里。虽然身在林下，他侍奉地方官也不废礼，保持着对桑梓的恭敬。亲戚故旧有人因急难来告求，他往往替他们办理；排解困难、调解纠纷，却不接受报酬。有人讥笑他说，既然对世间没有什么希求，何苦这样拘谨呢？先生说：“像这样的人哪里知道我的心！把傲慢当作高尚，把放纵当作通达，把自私当作有操守，我都不做。况且礼和仁一刻也不能离身，何况作为士人，怎么可以抛弃它们呢？”郡守徐侯谊听闻他的风范，十分敬仰，派使者带着书信和礼币，迎请他到郡学，让诸生以他为榜样。先生不得已勉强去了一趟，但最终也没有留下。唉，像先生这样的人，学问广博而操守简约，志向独立而爱护周全，清介而不因不与人交往自以为吝啬，清介而不取于人也不以此矫饰，难道不是古人吗？难道不是古人吗？绍熙四年，先生七十七岁。八月二十六日，因病死于家中。

译临终将要咽气的那天晚上，他说话声音清亮而不混乱。由此人们更加知道他的涵养，果然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他先娶同郡朱氏，后娶董氏、王氏。儿子三人：汝极、季札、叔栩，都种植学问、修缀文章，遵守家法。女儿二人，分别嫁给迪功郎、江州德安县尉王泰发和进士王某。孙子三人。各位孤子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把先生葬在某乡某原，写信来告知我。起初，先生年轻时曾跟随程洵的先君子学习，后来程洵又到先生门下受业。程洵先君子的丧事，正是先生写行状，交给晦庵朱公为他作墓志铭。如今先生去世，各位孤子认为，近处了解先生的人没有谁比得上程洵，远处了解先生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朱公，所以又请程洵编次遗事，将请求朱公撰铭。程洵自己想，往日跟随先生交游时，年纪还不到二十岁，如今已经六十二岁，而先生也已经老了。感叹日月飞逝，哀悼前辈凋零，难道能以文辞不工为借口推辞吗？于是拭干眼泪写下这篇行状。绍熙五年三月十三日，门人修职郎、吉州录事参军程洵撰写。（钟山先生李公参仲的儿子季札带着先君子的行状一篇，不远数百里到远溪之上拜访我，起身时流着泪，请我为墓志铭。） 我的先世世代居住在婺源，和先生是同县人，而我客居建州已经很久了。绍兴庚午年，我二十多岁，才第一次回到故乡，拜谒祖先的坟墓；宗族、姻亲和朋友也因此使我得以认识先生，听到他的一些议论。我心里本已知道他的贤能，但那时年少初学，还不能有所叩问。中年再次回乡，第二次见到先生，此后跟随他交游更加亲密，而先生已经营造了钟山居所，作为将来养老的打算。两片树林之间，水渠清澈、池沼深邃，竹树繁茂幽密；他常命我和程允夫弟弟在其中徜徉，讲论道义，谈说古今，饮酒吟咏，时光屡屡流逝。间或他拿出平生所作的文章，让我诵读，都是高古奇崛、深厚严密，正像他的为人。我因此心中更加敬重先生，又遗憾自己不能长久留下，日日同他在东边田间、西边陌路相互往来。分别回去以后，书信不断。几年后，听说先生去世；我因忧患疾病不安，不能前去哭吊先生，而先生的几个儿子不认为这是我的罪过，反而把请我为他留下不朽文字的事托付给我。等到收到行状并读过，才知道那又是程允夫的文章。反复读了几遍之后，先生的声音容貌仿佛又与我相接。长久思念故国的人物，像先生这样贤能的人，哪里还能再得到呢？只是我虽然不聪敏，怎么敢吝惜几句话呢？如今因病衰老，心力耗损，拿起笔想要落字，精神却已经不能随之而来。因此无法满足季札的心愿，只好姑且把这些话记在文章末尾，以表明允夫所写的行状确实没有可惭愧的地方。我即使有所写作，也不能有所增加。滕珙所记的文字，足以补充行状的缺漏。大体说来，几十年来，乡里的子弟大多自爱而擅长文辞，也有其师友传授的渊源。庆元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吴郡朱熹在考亭居所清邃阁写。《汪居士（莘）传》 李以申 汪居士莘，字叔耕，休宁人。他幼年不受拘束，渐渐长大后卓异不凡，胸怀大志，不肯降低自己的志趣去写科场中讲究声律弊病的文章，于是退居乡里，读《易》来扩充自己的学识。凡是兵法韬略之书、佛教道教的经典，没有不研究学习的。他隐居在黄山，渐渐实现了远离尘俗、安于高隐的志愿。嘉定年间，正逢下诏征求意见，他于是三次叩击天门，上书议论天象变化和人事、百姓困穷和官吏污浊的弊端，以及行军布阵的方法，都没有得到答复。杨简慈湖公看到他的书信说：“这真是爱护君主、忧虑国家的话啊！”当时朱子被召赴经筵，还没有到任。汪莘预先写信沟通，说：“国家的财富不必等待先生就会富足，军队也不必等待先生就会强盛；唯独皇上父子之间，诸公不能调和的关系，要等待先生才能调和。如果畏惧实行父子深厚亲爱的根本，却以讲究臣工外在礼貌的末节为有利，用这种方式治理国家，就不可能长久。今天的事情，先生提出的建言稍微缓和而切实一些，恐怕进言的人已经在窥伺您的后面；这样既不能为天下学习道理的人树立榜样，也恐怕不能为后世学习道理的人树立榜样。”朱子非常重视这些话，采用了他的意见。真德秀西山公任直院时，曾想让他降低身份去拜访诸位贤者；他自重而不轻进，正是如此。徐贰卿谊任江东帅时，认为他的操行一向高洁，便移文本郡，让他准备书史、文牍，抄录著述，想以遗逸身份向朝廷推荐他，但没有成功。他在柳溪之上筑屋，以方渠围成园圃，自号方壶居士。每逢醉后必放声高歌、赋诗，用来宣泄胸中的郁积；有《柳塘诗词》流传于世。（真西山给汪叔耕的一封短札：德秀昨天专程到行屛拜访，没有能够进来陪您谈论，实在更加惆怅仰慕。恰好承蒙您惠赐五言绝句，实在令人赞叹佩服。如今直院曾侍郎、秘书陈少监、刘祭酒以及馆中的几位士人，都有爱贤之名，想跟随我屈尊来拜访一次，不知您肯否屈驾？还希望示知为幸。右谨具呈，即日德秀札子奉上汪文学士座右。）王尚书应麟在文集序中说：“文学士以逸民的身份受到特别征召，例如老泉由欧公推荐，后山由坡公推荐，至于韩子苍一类人，也都不是通过科举而进身。柳塘居士在庆元年间遇到文公，在嘉定年间遇到西山，却始终没有被进用。难道二公不能像欧公、苏公那样吗？我看西山的帖子，是想让居士屈尊拜访诸贤；由此看来，他自重而难以进用的操守，若不是正式征召便不会前往。那些在当时风俗中轻薄机巧、奔走于名场利域、贪羡爵位权势的人，哪里能使这种文章像金玉一样流传不朽？居士所遇的荣誉已经很大了。他确实实行了慈湖质朴诚实的训诫。掌书贵孙，大概正是咀嚼其精华而践履其实质的人；从前是耕耘，如今已经收获了。” 重光协洽年仲秋月朔日，浚仪王应麟伯厚父在歙郡斋书写。《康范汪处士（晫）墓志铭》 吕午

译淳祐四年夏五月，我承蒙授任柱史。七月初一日，同乡处士江处微父的儿子江焘，不顾炎热，从数百里外来到京城拜访我，恳切地说：“江焘没有父亲，先君子抛下我们这些孤儿已经八年了。从前下葬一事关系重大，没能请求文章放入墓穴，这是不孝的罪过，没有什么可以自我赎罪。如今您掌管史笔，我冒昧快马赶来拜谢，求您写墓道铭文，希望使先父的幽灵凭此不至泯灭。否则尸体收藏而没有记文，也等于没有下葬。一片纯粹的孝心，令人感动，怎么可以没有什么来满足他的请求？何况处微父的贤德，我早已熟知并敬仰。他的学术和品行，足以作为名教的规范；他的典范和风流，足以为一方树立表率。这是汉代《文苑》《逸民》和唐代《卓行》《孝友》传中同类的人，也就是所谓有道之士。国史尚且应该为他立传，怎么可以不为他作铭呢？”于是便根据他的门人所写的行状以及我所知道的事情叙述他。先生名晫，字处微。绍兴壬午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生。年少长大后，风貌魁梧，仪容端庄凝重，已经不像普通孩子。九岁便遭父丧，哀痛思慕如同成人。母亲以孝顺闻名，他还来得及侍奉祖母；堂兄弟又共同居住，承顺长辈，情意敦厚和睦，家庭中没有非议，乡里亲族都一致称赞他。他跟随乡里前辈、直阁汪文振公学习，文名逐渐显著，努力仰慕高远的境界；凡是国家制度、官民政务和民间风俗，没有不研究的，希望求得有实际用处的学问。庆元癸亥年，正逢他的长兄汪旸五次参加科举后获得官职，却最终不接受而死去。先生因此感伤，失去了出仕济世的想法。到了开禧丁卯年，他仍然在京城寻求科举机会；当时正用兵，事情一天比一天变异，他慨然叹息说：“这样还可以求取仕进吗？”于是不再应试而归，把过去所学全部放下，潇洒自适，不再把功名放在心上。嘉定壬申年，元妃胡氏去世，他亲手营造一座坟丘，在县城南面约五里处；那里山势像玉环，于是想到唐人盘谷的情趣，便在其中结庐，命名为环谷。又建了一座堂，取明道程子的“万物静观皆自得”诗意，题名为静观。只要不是生病嫉妒，无日不在这里徜徉。先生当时五十岁，既然不再从事科举，便取六经、诸子，旁及佛道二氏的书，精研深思，穷究事理、尽察本性，寻求所谓自得之境。他安于贫困俭约，吃豆叶饭、藜菜羹，能吃饱便欣然觉得有余。他喜爱修整栽种花木，望着花朵、随着柳树四时吟咏而不觉满足。他治家崇尚和谐庄重，从没有疾言厉色；奉祀先人务求严肃洁净，没有懈怠怠慢的神色。坟墓有侵占砍伐，必定禁止；宗族亲戚有庆贺或吊丧之事，必定前往。他用孝悌、亲睦来教训家中子弟，用忠信、笃敬来教导乡里的后生。有人在急难中求助，他便援救；有人颠沛困苦、无处申诉，他便救济。调解无益的争斗，扶助将要破败的公益事务。凡是可以兴办的利益、可以除去的祸害，没有不尽心办理的。因此德意熏陶，乡里的风俗大为改变，人们甚至不再触犯法司。真诚之心贯通上下，遇到水旱而祈祷禳灾，神灵也无不降临感应。这难道是一朝一夕的侥幸吗？年过六十以后，他学问更加老成，道德更加充实，对孟子养气的宗旨有了深切体会。他又在原来的居所修葺堂屋，题名“善养”，住在那里。他胸中浩然之气，可以想见。给事袁公甫任徽州太守时，素来听闻先生的名声。绍定年间，袁公掌管江东常平，主持救济一路的大灾荒，先生独自为乡邑筹划，使劝富济贫各得其所。袁公巡视各地时到先生门上求见，先生以自己只是编户百姓为由坚决推辞。袁公叹息离去，又想写明他的事迹上报朝廷，先生又谢绝不肯。参政真文忠公德秀也早已知道先生。端平甲午年，秘监李公遇恰好任这个县的县令，真公嘱托他寻访先生的言行实迹，打算把先生的姓名推荐上去。事情还没办成，真公便去世了，没有人不替先生感到遗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先生却说：“上天已经厚待我了。”李公在本县任职时，政务有行不通的地方，事情有可疑之处，大多向先生咨询。到了公务退后的闲暇时间，也常常同先生以诗酒相互唱和酬答。后来先生渐渐病重，李公入内探问，先生已经没有留下什么嘱托，只赋《如梦令》一阕便去世了。当时是嘉熙丁酉年四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六岁。乡人追悼悲哀，聚集哭泣。李公率领僚属致祭文，为他作诔，称先生“清廉而不隔绝事物，和厚而不失去自我”，大家私下给他定谥号为“康范处士”，都认为这是知人之言。唉，像处微父这样的人，难道不能称为有道之士吗？汪氏是我州的著姓，族源确实出自英济王；绩溪是英济王生长的地方，所以支派尤其繁盛。太君的曾祖父汪激，三次被乡里推荐，以南廊恩授文学。元丰年间，黄门苏文定公任县令时，与他交游甚密，彼此十分投合。他娶古灵陈氏，祖父汪文中娶崔氏，继娶大梁孟氏，因淳熙年间的庆恩被封为孺人。父亲汪三锡，是本家伯氏安中的次子，由祝氏所生；文中命他为嗣。祝氏是徽国朱文公母亲的姑母之一。三锡娶葛氏，继娶滕氏；滕氏是章敏公的曾孙女，先生是滕氏所生。先生出生后具有美好的资质，又得到外家几位先人的余光，余庆照耀而施及自身，所以他的学问、品行、风节才这样端正坚实、淳厚明白。先生写文章多宏伟杰出，吟诗往往在谈笑间便能完成。平生著述有《曾子子思子》二卷，作为一部完整的书，其他文章还没有编成集。娶胡氏，就是先葬在环谷的那位，到此时奉先生的灵柩合葬在一起。这就是良安乡杭村的墓地，时间是嘉熙己亥年四月十一日。儿子四人：长子开早逝，次子就是焘，再次为点，都从事儒学，但点也早逝。女儿一人，未及出嫁便去世。孙子二人，寅、启。我私下认为，清廉却不偏激，和厚却不随流，正是张岷君用来称赞邵尧夫先生的话：“清而不绝物，和而不失己。”如今李公遇用这句话称赞我们的处微父，称赞处微父如同称赞尧夫，谁能说不合适呢？我是祝氏的馆甥，凭此看来，我曾和先生有过一日的交谊，如今又得以读到先生的行状，知道诸公如此推重他，难道不是与荀淑、戴良、郭林宗之流推重黄叔度没有不同吗？假如我能为先生作传，也一定会用李公的话来赞美他。现在姑且把这些话作为铭文。铭文说：伯夷的清廉、柳下惠的和厚，都是圣人一类的人。狭隘和不恭敬，难道是圣人还不够完善吗？他们的去留似乎不同，但都从容自得。听到他们风范的人都会奋发，和天地一同流行。我们的处微父深厚博大吧？他大概就是清廉而不隔绝事物，和厚而不失去自我。可以拿他同尧夫的不偏激、不随流相比，也可以向伯夷、柳下惠学习，以他们的廉正矫正顽劣，以他们的宽厚矫正鄙陋。所以他活着时安于贫困而乐于道，能够使自身康健安适；死后立石表彰他的品行，使典范流传百世。《吴益谦（自牧）墓志铭》 吕午

译新安的文风由来已久。到了近世，程文简公大昌、棣华二吴以及俯儆，都学问广博、才华高超，文章追踪古人作品；得到他们传授的人，在太学中有名，在南宫考试中居前，前后相接，成为当时闻名的人物。晦庵朱先生又以道学倡导天下，门外常常挤满求学者。我们乡里的优秀人士本来有亲自承受教诲的，但并不多见，难道是因为把自己当作东家丘吗？文公从韦斋迁居建州、徽州，处在万山之中；士人安于所习，不习惯背着书箱远游，往往只是有所听闻、心里知道罢了。东阁许兵部文蔚在上庠求学时，专心研究这种学问，被司成叶适公所知，于是以太学上舍身份脱去布衣，在家乡任教授。静庵吴益谦实在是他的高足弟子。益谦讳自牧，世代居住在歙县溪南；曾祖父某、祖父某、父亲某，都隐居而有德，不出仕。益谦幼年聪颖，向乡先生王令君受业，便受到鉴赏。尚书金公安节也认为他年纪虽小而文章刚健，不可轻易估量。后来他仰慕东阁的学问，完全放弃原来的学业，跟随东阁交游。十四岁时已经在科场有声名，稍长便俯视同辈，不肯顺从流俗去写时文；曾三次参加乡荐、赴春官考试，却总是不利。益谦并不在意，退居讲求、研究、询问和辨析，更加相信自己的所得，写成讲义、史评、杂著数百篇，都有义理和趣味。拿着经书来求学的人，每年有一百多人，其中有参加乡试取中乡荐、登上兰省的人。严陵詹阜民也向东阁学习，和益谦是同门朋友。等到他来镇守新安，首先寻找访问道义上的旧交，感叹他的品学，授予他学职。四明李寺丞以制和他的弟弟以申，曾先后任本郡博士，都知道敬重益谦；由他录用并正式主持，成为众多士人的领袖。他的文学渊源就是这样。益谦侍奉父母孝顺，居家俭朴谨慎以自处，待人和厚，救灾恤贫，是宗族乡里所信赖爱戴的人。各位叔父将要分家时，书面载明益谦愿意承受较少的一份；等文书上报县令，县令怀疑分配不均，必定会引起诉讼，后来果然没有留下争议。新安士人日益增多，而每年贡士名额极少；端平甲午年科举时有诏令，益谦率领士友向州府申诉，请求上报朝廷，名额于是增加二人。丙申年颁布按土地面积征收的命令，州里委托他参与商议；益谦奋笔上书请求减免，不久便获得停止实施该科令的诏旨。这些大略的品行义举，都是从他的学问中产生的。益谦把居所题名为静庵，又建堂开轩，分别题为风月、青紫，都亲自作记，阐明动静的宗旨、曾点浴沂的意味和格物的学问，受到当时尊贵而有见识者的称许。晚年作《可轩记》，又建足轩来向家人示范训诫，也都不是苟且写成的。益谦经史学问深厚广博，旁通诸子百家。他曾亲自在大富山窟中营造“乐哉之丘”，修建两间房屋等待休息，又建一所房子给守墓者居住，题名“伴游”。还在棺材的席子上写道：“收敛手足形骸，使枕席安适；推究事物的本始，返回生命的终结，这就是达观。”一天清晨起床，他叫儿子、孙子来到面前，说：“你们立身行己的道理，我平时已经反复讲过了。生死的道理，确实如同梦幻。我将要离世了，你们要在明年十月九日选择吉日安葬我的灵柩。”话刚说完，母亲忽然开口便去世了，实际时间是嘉熙丁酉年四月二十日，享年七十七岁。娶程氏，先于他去世。儿子四人：长子起莘，次子起宗，承继叔父之后，次子起蒙、起黄。女儿四人，分别嫁给进士程诚、进士胡希孟、进士方子回、进士谢炳。孙子应辰，学习进士业。孙女五人，分别嫁给进士汪铨、进士鲍鉴，其余尚幼。曾孙男仝寿，众多而未尽。这里面一定有能够昌盛其学问的人。起莘等遵从遗命办理丧事，预先带着行状来请求墓志铭。我常常想到，益谦和他的弟弟益钦都以文章和品行著称，月旦评称他们为“溪南二吴”。我求学较晚而没有老师，唯独见到这两位难得的人，认为可以同他们谈论，于是成为忘年之交，在文场上又共同燃灯苦读。我偶然先考中，后来益钦因未能成名便去世，如今益谦也因未能成名而去世。成与不成哪里值得计较？只是前辈几乎凋零殆尽，后生再也见不到典范；感慨今昔，为之落泪。谨此叙述并作铭。铭文说：大溪之南，于是高高树立他们的门户；大富山上，随即修整他们的新坟。师友传授的渊源，使这篇文章不致坠失；经书训诫如同耕耘的田地，留给后代子孙。（曹弘斋《溪南吴氏长虹先祠记》：歙西溪南吴氏，是过去的大族。宋庆元、嘉定年间，两位兄弟都中乡贡，声名驰誉极盛，是同胞兄弟。弟弟名耨斋先生，比兄长早十五年中贡。中贡二十六年后，参加南廊考试，敕授文学，尚未等到铨选任命便去世。于是选择居所南面二十里的地方，名叫长虹，安葬在那里。坟墓坐北朝南，四面远望都平坦开阔，是一处山水佳地。嘉熙庚子年，他的孙子景深翁附葬于此。过了六十六年，到元大德乙巳年，曾孙君宝翁附葬于此，他的妻子汪氏的寿藏也附葬于此。程颐左昭右穆的排列图，吕氏婺州明招山祠墓的先例，与这里有相似之处。同里人赞美它，乡里人士夸耀它。玄孙崧高维申甫说：“还不够。古人不在墓地祭祀，重在宗庙祭祀；卜定墓地的次序之后，还要接着祭享祖先，才称得上完备。”于是就在东面筑屋，奉祀三座坟墓的先祠。曹泾为此作记。曹泾听说，前代贤人没有人在前面替他们作记，他们的美德就无法彰显；后代没有人在后面替他们作记，他们的盛德就无法流传。耨翁通过科举登上仕籍，建立门户，只是起步时车轴折断，多少有些遗憾；如今安葬吉祥，仿佛得到补偿。神灵安宁，子孙昌盛，吉庆之事大概还没有尽头。前代的功业不可泯灭。维申遵照遗命办理丧事，孝思不断扩展，仿佛沿着梯子攀登，使三代祖先合并在一堂，今天建立这座安妥祖灵的祠堂，将应当同这山这水永远相互映照。后代将会怎样呢？从前徐甄氏的思亭、余姚胡氏的存庵，只是为父母而建，有的兼及兄弟。后山野处，二位先生尚且为此感叹不已。假使由我执笔，又怎能忍心不再说些什么呢？只是我的笔力薄弱，因此附作一首歌，作为迎神享祭的助辞：“魂兮归来啊，耨翁！天门打开啊，文辞如锋。车辕正向南啊，北风吹送。归来长虹，倘若能庇荫后代啊，何必劳苦自身！魂兮归来啊，深翁！槐花金黄啊，青骢驰骋。黄粱饭已熟啊，道路却已穷尽。归来长虹，看看你的祖先啊，所做的事情将不会相同！魂兮归来啊，宝翁！年少孤独而自立啊，晚年长寿本应昌盛。足以看见先人啊，墓室在西边。归来长虹，百年之后啊，德业光耀如鸿。尾声说：水环绕啊，山重重，这座祠堂啊，千载长存。祭品洁净啊，盛大丰厚，百般福禄啊，尊崇而来。” 这就是记。《宋江西转运干办公事程公（晞尹）墓志铭》 方回

译我任睦州知州时，请休宁县人程克绍君担任遂安县主簿。不久他代理县令，后来离职，再没有出仕。他的诗礼学问是有来历的。如今我读到汪宗辰君所记述的程君先父的事迹，才知道这是儿子的贤德，也是父亲教导的结果。程公名晞尹，字圣任，号隐莘居士。年轻时便怀有大志，就像古代的阿衡一样。曾祖名俨，祖父名莘，父亲名嵘。自忠壮公程灵洗以后，世代都是新安的望族。家宅所在的地名叫大富营，距■〈氵义〉口十多里，那是故端明殿学士程珌公居住的地方。端明公把自己亲近的吴氏之女嫁给了他。程公性情简朴谨慎而少言，重视承诺；跟随老师求学，结交朋友，见闻广博而不断接受新知，举止非同寻常。早年丧父，便和妻子共同侍奉母亲；凡是孝敬母亲的事都一定先请示，不擅自进食，饭菜必亲自送上，不交给婢女和老媪。母亲生病，必亲自尝药，昼夜不解衣带。母亲吃饭后他才吃，母亲安稳他才安心。母亲去世后仍深怀哀痛，服练服、行祥祭时仍思慕不已。姐姐出嫁后家境贫困，他供养她，死后又为她办理安葬，把外甥看得如同自己的儿子，使她一家得以保全。对于亲表中能够经营生计的人，他借钱不取利；对于关系疏远而又靠他接济才能生活的人，也不止一家。晚年想仿效范文正公置办义田，但年岁和心愿已经不相称。由家中通往■〈氵义〉口的道路，两岸夹着山涧，险峻狭窄。遇到寒冷多雨、山洪漫溢时，他远望水势，便用锤凿锻烧等方法，破开折断高耸的山石，除去险阻，改成平坦道路。倾斜的穹顶更加低矮，桥梁建成后，车辆马匹都能通行。不再有人溺水跌倒，前后四代年年不停地施工。对于权衡、斗斛等旧有的度量器具，仍遵守高祖、曾祖留下的旧制，收取和发放都公平均衡，没有他人轻出重入、从中作弊的毛病。乡里富户催逼拖欠租税和利息，连本带利加倍索取，而程公只按规定数额征收。时间久了便毁掉契券。凭他的才能本足以担当世事，却在科场和仕途上屡遭阻碍，只授为承节郎、江西转运司干官。他的壮志于是灰冷下来，便在住宅东面开山辟地，修筑园圃，引水种树，亭台轩榭洁净雅致，与宾客亲友饮酒赋诗，借用谢傅东山的典故为园子命名。后来患小病不起。程公生于嘉定八年乙亥，卒于咸淳七年壬申，享年五十八岁。德祐元年乙亥，暂葬在近乡的万竹。至元三十年癸巳，改葬于遂安龙耳峰南面。程公曾祖的墓在龙耳峰北面。孺人吴氏，生前受过恩封，比程公早七年去世，墓在龙耳峰西面。儿子一人，就是克绍；他和妻子戴氏为父亲选择墓地，二十多年后才找到合适的地方安葬灵柩，三座墓相距很近，实在是孝心所感，难道是偶然的吗？孙子三人：清正、仪孟、仲踰，都已成年，读父亲留下的书，能够继承家业；最小的孙子尤其聪颖。孙女一人，到了及笄之年，已许配给婺源回岭汪氏。铭文说：种植德行作为根本，枝上有儿子，叶间有孙辈，采花而食其实。就像古代的桃花源，这就是积善之家门。（虚谷书信说：这篇墓志铭共五百八十二字，古文以简约为贵，简约才可以流传久远。惭愧的是我所作的文章未能简约。） 撰写文章并篆刻墓额，能够得到名士来作当然很好，但还必须有上好的石材，这样才可以长久不■〈汜力〉。回拜手。《汪常簿复传》　洪焱祖 汪常簿复，字晞颜，婺源人。考中景定三年进士，屡次升迁，任监行在丰储左仓。朝廷议论要降低廪食标准，扬言要精细挑选粮食以报答恩德，京畿内的士卒都担心各仓因此受累。汪复直言说：“边地士卒劳苦，精粮粗粮有什么可挑剔的？京畿士卒骄纵已久，如今又要助长这种风气。假如有一天只发给粗劣粮食，你们这些人能够安然接受吗？”兵部侍郎吴革把这件事报告给朝廷，于是议论搁置。起初，汪复的父亲曾在鄂州军府中辅佐贾似道，汪复也已经很有名声。等到贾似道专权，宰相拟定官员任命时看见汪复的姓名，指着他说：“这是众望所归的人。”贾似道如此仰慕他，但汪复始终不肯依附。汪复任太学博士时，司业卢钺问他：“朝廷议论创立士籍，你认为怎么样？”汪复毅然说：“天下多事，军民都惶惶不安，人人都有离心，难道还要再做这种事来失掉士人的人心吗？”贾似道听说后非常遗憾。咸淳庚午年，授任太常寺簿，几个月后因御史台弹劾离职，仕途做到朝奉郎、扬州通判。至元甲申年，行台访求德高望重的老人，江东选出九人，以汪复为首；汪复暗中派人推辞。后来部使者卢公挚到县里，强行请求见他，趁机劝他出仕。汪复神色凄然地说：“亡国的大夫，还要孤独地出来供世所用，您为什么要取用我呢？” 汪复卒年六十八岁。在此以前，德祐末年，他居住在家中，军队到来时仍端坐不去，士兵想逮捕他，他的儿子槱拿刀抵挡；一名士兵从左右夹攻，背起汪复逃走，众兵于是杀死了槱。丞相马廷鸾写信慰问说：“能够拿起武器保卫父母，世上并不缺少这样的少年勇士。”槱当时才十四岁。（马碧梧丞相回赠汪晞颜常簿的信说：我十年来和年少朋友所经历的一切，怎么会变成这样？是梦吗？是幻觉吗？想到贯通前世的劫运，却抱着这些事情直到无法终结，罪咎仿佛充塞天地，已经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我平生读元次山的《化说》，其中说从道德被嗜欲所改变，以至于人的容貌被风俗所改变，我已经见到这样的人，也听到这样的话了。从天地被变化成铁砧，以至乌鸦和老鹰被变化成君子，这些话我听到过，却没有见过这样的时代；如今竟然亲眼见到了。虽然如此，我所见到的是次山所见之事，而次山又没有见到我所见的事情，所以次山的说法也有不足以相信的地方。他说朋友被逐利之市所改变，变成市井小人，这句话实在不足以相信。为什么呢？我平生所交游的人，如今都像影子消失、烟雾散尽一样，而浮溪之上，竟有前太常为书价钱在门，于是我便认为次山之说不足以相信了。晞颜有乡野百姓的学问，有表圣的气节，有幼安的智慧，如今终于成为上天留下的逸民；只要这能减少我当年不称职之处，成为您今日所执掌的事情，我死也可以瞑目了。） 这有什么可责怪的呢？熏香、灯炬和佳肴，以及那篇问候死生的书信，光彩夺目；还要为我写《十月之交》来祝寿，这是什么话呢？我惭愧。我是一个活着却不愿活、祈求死亡却又没有得到死亡的人。最可恨的是造物主还把我这微贱之身留下，让我早晚呻吟吟咏，和两位病魔在无边无际中纠缠，我早就厌倦了。这些礼物既然实在承受不起，也只能叫儿子拜谢，写下答谢和祝福的话，请他妥善保存。又珍重地题写在上面，封好并记下说：“这是某年某官父执所赠之物，不是辛未、壬申年那些锦标玉轴所能相比的，我怎么敢忘记呢？” 《胡主簿次焱传》　洪焱祖

译胡主簿次焱，字济鼎，婺源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母亲勉励他求学；他勤苦读书从不停止，博览群书，记忆力很强，在江东漕司补试中考取第一。在太学时，无论公试还是私试，总是名列上等。考中进士后，授迪功郎、湖口县主簿。因路途遥远，靠俸禄奉养母亲不方便，改授贵池县尉。到任后，任宪司郡幕，负责记录五县囚犯情况，人人称赞他公平允当。有鬼物控告有人把它殴打致死，终于在胡公那里得到伸冤。德祐乙亥年，他换上便服回乡。有人以升迁做官来招引他，他便写《媒嫠问答诗》表明志向。金华胡长孺公为这首诗作跋说：“宋朝疆域以淮河为界，重兵驻扎在山阳、盱眙、合肥、池岸、江城等处。可恶的渠沟狭窄浅陋，拿着武器的士卒还不到一千人。元兵尚未到边境，都统制张林已经纳款投降。凡是意见不同的人，往往逮捕杀害。当时济鼎任附城县尉。贵池县衰弱疲惫，弓手不过几十到一百人，势力不足以独自守城。他家境贫寒，母亲年老，也没有壮年的子弟供养。于是他等候张林外出迎敌，借办理公务经过东流县，修筑了一座坟墓，用木牌环绕坟墓作标记，写道：‘贵池县尉死后葬在这里’，借此消除张林的猜疑，使他们不再追查踪迹。他回到婺源，凭借《易》学教授学生。乡里前来跟随他学习的人常有一百左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古人说，慷慨赴死容易，从容就义困难。济鼎大概就是从容就义的人吧？” 《紫岩先生汪公宗臣行状》　汪斌 公名宗臣，字公辅，号紫岩，是唐端公的第十一代孙。曾祖父名梦弼，号适安，是隐逸之士，晚年又改号友鹿居士。十四岁时，父亲去世，他奋发自立，更加努力求学。六次考取亚选，补入国学内舍，免除乡试解额，多次参加礼部试却没有考中，于是断绝了做官的念头，便游历江淮，经过嵩山、泰山，奔走关中、洛阳一带后回乡，靠贩卖茶叶维持生活，不经营产业。绍定壬辰年，他从荆溪停下脚步，定居宁地，于是开辟东冈，修筑亭子，上面的叫友鹿亭，下面的叫侣鱼亭。娶俞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居安，次子就是公的祖父，名居易。居易卓越而有才干，科举失意，便重新修治常州的别业，使其增加到一千五百多户。在住宅东面开辟池塘，修建书堂，请族中大儒梅涧先生教授亲族子弟，题名为“信斋”，并以此自号。晚年授迪功郎、两浙运司干官，尚未赴任便去世。娶胡氏，无子，便寻找胡氏的幼弟作为嗣子；又有几名侍妾。当时氏生下有尚，父亲名有闻，号坦翁。他曾写信给阃帅立信公，合并宗谱，请立信公为此留存凭据，并发榜明示。后来又在祖屋左边择地居住，命名为睦肥堂，子孙已经同居六代了。享年八十岁，娶江氏，享年七十七岁。生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公是长子，次子名季洲。公生于嘉熙己亥年十月二日，为人端正诚实，喜爱读书；资质虽然迟钝，却能励志自我修养。幼年跟随梅涧先生学习，梅涧先生又师从毅斋沈先生，其学问源流实际上出自考亭。咸淳二年丁卯、六年庚午，两次考中亚选。由于正值宋朝末年，他退身不仕，于是游学乡校，和海宁程运干及其子希尹相交四十多年，始终没有间断。他亲自为游息之所题名“寓所”，命族侄孙炎昶作记。因为和虚谷方使君非常友善，公为程运干撰写行状，请方公作铭文；方公回信请求紫岩先生商议，紫岩先生替他删改三十多个字，方公感叹而心悦诚服。父母生病时，他立即请医生察看药方，亲自制作药物，精诚所感，服药后很快痊愈。父母去世时，他哭得过于悲哀，三天后才进食，但一切都遵守礼制。亲友交相劝慰开导。他于是考查各种史籍，撰成《世乘》；又作《窥斑》一书，辨析议论精辟明晰，文思高古。云峰胡先生定宇、陈先生都十分赞叹。又把过去的诗文汇集为四卷，亲自写序说明始末，留给子孙。泰定三年，朝廷恩加父老，赐给帛缕。至顺元年，诏令民间年满九十岁以上的人，有司不得征用其子孙，所以云峰先生在书中说公年高德厚，无人能够比得上。大意说：老先生年近百岁，却有七十岁的儿子、五十岁的孙子，曾孙年近三十，而且还见到了玄孙；书声充满全家，五代人都穿着彩衣。祖父能见到孙子，又能见到孙子的孙子；孙子奉养祖父，甚至奉养祖父的祖父，这实在是我们新安的盛事。庚午九月十二日，公忽然得病，到傍晚屏退家人，命几个儿子亲自替他沐浴，抖整衣服，戴正帽子，坐在窗下，说：“我的学问没有自成一家，对世间有什么功劳？我死以后，治丧只须根据家中财力，千万不可超过礼制；不可举行道教、佛教两家的斋醮，也不要被阴阳家那些禁忌拘束。你们千万不可违背我的命令，应当把我的死看作无知觉之事。我在亥时将要长久离开了。”于是与亲厚之人诀别，到这时便去世了。享年九十二岁，葬在后村。娶游氏，生于壬寅五月三十日，享年八十六岁，和府君一同受恩赐帛；后来到乙亥年，又受赐表里两匹缣，子孙免除户役十多年。游氏在乙亥六月十七日去世，享年九十四岁，葬在后村。儿子五人：长子名胜，娶游氏；次子名同，能够读父亲的书，娶程氏；三子名元垕。当时大三帅干有常居住在行在，屡次写信寻找他，收他为孙；元垕以诗文闻名于世，敕授平江路教授，娶相府谢氏，如今居住在昆山赵家庄；四子名定，娶游氏；五子名顺，奉父亲之命，继承六弟为嗣。女儿来弟，嫁给乡里的游梅岩存德。孙子八人：泰寿，娶游氏；朋寿，娶江氏；眉寿，娶游氏；祖寿，娶俞氏；柏寿，娶江氏；临寿，娶詹氏；元寿，娶程氏；翼寿，娶游氏。曾孙十二人：天祺、天禧、延安、崧生、修老、仪生、天全、天贵、汉老、梧生，都是公亲自命名的。公去世以后又生了震生、鲁生，实在是祖宗深厚德行所带来的。斌年幼时亲眼见过公的品行，因此谨慎考察，叙述大概，托付给能够立言的君子，希望使其流传不朽。时在至正八年戊子七月丙申，侄孙斌谨记。《程义士楚翁传》　家乘

译程义士楚翁，婺源彰睦人，是忠壮公的后代。性情豪放洒脱，喜爱求学，诗才豪迈，曾向湏溪请教。湏溪称赞他才华超逸，认为他一定会闻名于世。德祐末年，元兵攻入临安，江东各郡都投降。楚翁愤懑不平，散尽家财，暗中联络敢死之士，准备收复郡城，便因此起兵。事情泄露后被捕，遭受拷打，几乎丧命；夜里用金钱贿赂守卫，才得以逃到鄱阳。当时碧梧马丞相廷鸾隐居不仕，楚翁前去投奔他。碧梧认为他的行为有义，便让他长期寄居在丞相府中。听说迭山谢提刑枋得在福建，又前往福建，寄居在迭山门下。后来时局稍稍安定，他秘密回到婺源。有人担心他，又逃往福建。前后十年间，他经历关山险阻，都寄托在诗中，充满《黍离》《麦秀》那样的亡国之感。读来令人落泪。迭山被捕押往北方后，楚翁茫然无所依靠，也死在旅舍之中。他的著述经过战乱焚毁后，片纸只字都没有留下，真可惜啊。碧梧赠楚翁诗说：在汗青竹简和丹铅校书旁，在空幻的花影和粉黛之中；我还怀念诸葛丞相，哪里肯题署大夫雄？有客人在今雨之中到来，夸赞我超过古人的风流。幽深情怀倾吐不尽，遥遥地向着碧云之东。《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八 （明）程敏政撰 ○行实（遗逸） 故宋逸民草亭先生程公德萃传述　程文渊 自古以来品行耿介的士人，有的遭逢世道变乱，有的与时代不合，必定隐迹山林、藏身岩穴；富贵不能动摇他们的心，即使终身埋没也不怨恨。唉，世道衰微以后，很少再听到这样的人了；像我们草亭先生，或许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吧？先生生于宋朝末年，居住在楚地郢都旧址。他家两代富有，家中蓄有巨船，往来贸易运输，年年没有空闲，产业连绵不断，储积充盈。先生把这些看得淡然，毫不放在心上，只是哀叹世代德泽日益衰微，于是降低身份求学，拜师交友，不远千里，和同族的徽庵先生若庸一同游学于双峰饶先生门下。经史百家，他都能洞察精微奥妙，见识情趣超迈，老师朋友都称许他。唯独科举之学，从未放在心上，常说：“这只是义与利的分别罢了。”有时陪父亲避兵，泛舟汉阳；父亲死在旅舍，他完全按照礼制办理丧葬。堂兄来到洪州居住，徽庵恰好掌教临汝书院，先生背着书箱前往拜访，更加彼此切磋，慨然以弘扬此道为己任，期望通过身体力行达到极致。不久宋朝灭亡，兄长的儿子拥着旌旗来到盱眙一带，先生便带着次子退居临川长安乡池头，距城不到百里。他喜爱当地明丽秀美的山水，峰峦环绕、翠色相连，便建了几间屋子居住。父子每天带领童仆耕作、开凿、灌溉，收获粮食以供自己生活；有空时便头戴幅巾、拄杖穿鞋，和田夫野老混坐在田间，彼此问答，登高游览，饮酒吟咏，自得其乐；有时谈论时事，只是一笑置之，并不回答。士子来求学，便以自己没有学问为由推辞。诸侯交相征召，他称病不肯起身。又在屋子右边割茅草建亭，躺卧休息，远近的人都以他的仪范为准则，纷纷称他为草亭先生，他自己号称宋室逸民。他写了许多诗文，却大多不留下稿本；逍遥于山林之下，七十多岁去世。唉，像先生这样的人，大概是古代高士一流吧？难道他终身埋没，名声竟没有得到称扬吗？先生的长子来承继大宗，就是世人所称的雪楼先生。恩宠和诏命虽然没有施加于先生本人，但先生隐居的德行却更加光大。爵位俸禄又算什么呢？先生名德萃，是新安忠壮公的后裔，前代屡有显达之人。祖父宥兴从新安休宁迁到郢州京山，父亲子明死于沔地，葬在鄂州。配偶严氏，有贤德，能够辅佐先生，最终留下美好的名声。次子文涣，读书博闻，行为敦厚而有古人风义，自号愚庄。至元、大德年间曾两次出仕，后来归隐，不向时俗低头。雪楼曾说：“我的弟弟愚庄，真是愚啊。” 享年七十五岁。孙子六人，曾孙若干人，都记载在族谱中。先生去世后，子孙奉灵柩返回吴城安葬，后来又迁葬到池头住所之后；士友在墓表上题作“雪楼生父之墓”。从孙承务郎衡州路衡阳县尹兼劝农事程文渊拜撰。（按：建昌的程氏，自宣慰使程飞卿起，宋朝末年以城归附元朝，因此父子兄弟都执掌旌节。到了雪楼文宪公，家声又大为振兴，于是显赫地成为一时望族。先生却独自处在那个时代，退居池头，自号宋室遗民，把富贵看得如同将要沾污自己的东西。他的高风峻节，遥不可及。然而撰写《宋史》的人，竟没有把他列入笃行隐逸之中，使他不能与两龚、陶渊明并列，难道不是极大的缺失吗？考察先生实际曾与徽庵一同在双峰求学，得到考亭之学并进一步修明，其立身如此卓然，所以特意表彰并列举出来，告知观览者。） 《知县权州宣参毕公祈凤墓志铭》　方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