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文献志卷十九

译临川葛君子熙将要前往武昌，任学录，带着太史危君太朴的书信，经过黄山脚下来看我，停留了好几天。将要分别时，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我对他说：“我家在新安，是朱子的乡里；你家在临川，是陆子的乡里。请分别诵说你们所听闻的学说，可以吗？”当初这两位先生相继兴起，都把倡导、阐明道学作为自己的责任。陆氏称朱氏的学说为‘江东之学’，朱氏称陆氏的学说为‘江西之学’。两家的学者各自尊崇自己所听闻的学说，各自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至今二百多年，最终还没有能够统一。依我看来，陆子的资质高明，所以喜欢简易；朱子的资质笃实，所以喜欢深邃严密。大概各自根据自己资质所接近的方面来求学，所以入门的途径不同罢了。等到达到最高境界，三纲五常、仁义道德难道会有不同吗？何况两家都同样尊崇尧舜，同样反对桀纣，同样尊奉周公、孔子，同样排斥佛教、老子，同样以天理为公，同样以人欲为私，在根本道理和通达之道上，难道会没有相同之处吗？后世学者不寻求他们相同的地方，只寻求他们不同的地方。江东学者指责江西学者说‘这是怪诞的行为’，江西学者指责江东学者说‘这是支离的学说’，于是两家的差异更加严重了。这难道是善于学习圣贤的人吗？朱子的学说，是教人求学的通常原则；陆子的学说，是高才之士独自领悟的精妙。两家的学说也各自不能没有弊病。陆氏学说的流弊，就像佛教徒谈空说妙，最后流于粗疏草率、支离破碎，不能完全做到致知的功夫；朱氏学说的流弊，就像庸俗儒生逐行寻字，最后变得颓惰委靡，无法收到努力实行的成效。然而，这难道是两位先生立言垂教的罪过吗？这只是后世学者造成的流弊罢了。唉，孟子去世一千四百年后，周敦颐才出生。周敦颐的学说亲自传给二程先生，原本没有不同。等到二程先生出现之后，道学的传承才开始有了不同。周濂溪和二程的共同之处在于《太极图》，朱子和陆子的差异也在于《太极图》。从一幅图的异同之间，二位先生的学说就可以看出来了。你到武昌教学，究竟是讲朱氏的学说，还是讲陆氏的学说？希望你把自己所听闻的学说讲给我听。” 颂叶县丞平抑金价时估诗序　郑玉 徽州一向不产金。至元年间，山民在山涧溪谷中淘得黄金，像糠秕一样多。官府核算所得黄金与劳作不相称，后来发现这是献利者蒙蔽上级、苦害百姓，于是制定法令，规定每年收入黄金五十二锭。郡中既然不产金，百姓就无从取得黄金。狡猾的官吏和豪强便从别的郡购买，等百姓急需时再高价卖出，又索取费用，连同货价往往达到原价的两倍。称作“揽户”，事情败露后，就按两倍的数额计算赃罪依法治罪。官府每月根据民间实际使用的金价评定价格，逐级报送主管部门，称为“时估”。揽户害怕事情败露，便请托官吏抬高时估，以便事情败露时逃避罪责。县令在文书末尾署名，报送府或省，主管者漫不经心地不加省察，便成了常态。至正五年，市场上金价按钞计算，每两才五锭多，后来却增加到十锭。恰逢中原发生饥荒，议论者请求把金折算成钞收取，作为救荒办法。歙县县丞叶君因其他事情在省中，知道折收金钞会同金商发生争执，便在县里的文状中说：‘这难道可以再次使我们的百姓陷入困苦吗？’立即把文书上报。府中恰好郡守合刺公、别驾王公都贤明而爱民，惊讶地询问缘故，便到市场上寻找金商，最终改按真实价格估定。百姓因此没有受到损害。虽然这是两位长官的善政，实际上是叶君促成的。他的用心真贤明啊！我过去留在京师时，见到两都实行和买法，凡是民间价值一钱的物品送入县官手中，就可以得到价值两三钱的物品。最终官府并不强行夺取，所以百姓富足而国家用度充足。江南州县距离京师遥远，不了解朝廷的仁德，只害怕使官府亏损，因此常常使百姓疲敝来奉养上级。百姓困苦而官府不体恤，这难道是法令本身的罪过吗？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先使百姓富足。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用度缺乏，却搜刮百姓财物来补足它，就像割下四肢上的肉来充作口腹之食，怎么能够长久呢？叶君曾经在朝廷任职，懂得国家治理的大体，所以能够推及我君主爱护百姓的心意，来爱护我徽州百姓，真是当今的良吏。假使天下都像叶君这样的官吏，百姓难道还会有困苦的吗？士人朋友已经作歌作诗来颂扬他，又请我写这篇序。（程黟南说：郑君子美初到京师时，有人把他的文章传给授经郎揭公，揭公读后惊叹道：‘这大概是擅长古文的人，严整而有法度。’ 艺文少监欧阳公说：‘如果再稍微增加一些丰润，就足以追及古代作者了。’ 孟君文集序　程文 文章就像车一样，所以善于驾车的人一定使车辆的奔驰进退合乎法度，善于作文的人也一定端正文章的法度。写文章却不端正法度，就像用诡诈的手段驾车而不能走远一样，这是显而易见的，何况还让车空着没有装载呢？如今世上的人没有不能作文的，大致有三种：借物联类，因事抒情，语言华丽、辞藻丰富，能够使人悦意，这叫应世之文；见识高远，议论卓绝，能发掘平常事物最深的意味，振发金石般清越的声响，使一世之人都心悦诚服，称为名世之文；把它编入《诗》《书》一类的典籍而不惭愧，施行于天地之间而不疑惑，即使圣人再生，也不会改变我的话，千年以后仍有喜爱它的人，这叫传世之文。有志于作文的人，也没有不想写成传世之文、进而成为名世之文的；但名世之文已经很难多得，往往只能写成应世之文而止。那么，文章哪里是容易说清楚的呢？山高，云气就从中兴起；井深，泉水就清冽；枝叶繁茂滋润，是因为树木根本深厚；大树合抱，是因为积蓄在内部的东西深厚，所以发露在外的也广大，不过如此罢了。平昌孟君善于作文，前些年我读到他拟古的几篇文章，竟不知道是今人所作。他来到京师，我才得以请教于门下，又得到他的《己亥集》，读了一个多月才停止。他的文章有先秦、战国的风格，纵横驰骋，纵横捭阖，极尽变化却不失正道，如同王良、造父驾车一样；但我更加欣喜的是它合乎法度。孟君在乡里考中进士，曾经辅佐使者巡视治所，走遍天下十七八处，把雄才大略体现在实际行事中，又发为文章，不寄托于空洞言论。这样不断进取下去，名扬当时而流传后世，难道会很困难吗？然而世人只知道他这个人，却不知道他的文章，认为文章不过是余事，并非他的志向所在。他真正的志向所在，本来将要得到大的任用，难道只是文章吗？我已经亲手抄录了几篇，作为自己矜式效法的对象，又为他的文集作序归还给他。即使如此，孟君的文章以后应当有大贤君子来表彰，哪里会把我的话当作什么呢？读了孟君的文章又来征求我的意见，大概也可以知道我并没有说假话。孟君名昉，字天暐，现在任某官。送王子充南归序　程文

译我与金华王君子充交好，居住在京师时，常常一起谈论学问。我喜欢他年少而气度沉静，才学丰富而志向专一，文章典雅充实、清润，得到古代作者的旨趣。在同辈中寻找像子充这样的人，大概不多见。以子充的才能和学问，正值朝廷侧身求贤之时，应当得到任用。下至大夫、士人，没有不知道他的，却没有能够推荐他的。只有他的老师、当时的翰林侍讲学士黄公，有能力推荐他。但黄公操守孤高卓异，重视自己的操守和学问而轻视世俗，又憎恨当时急于求进的人，常常想着有所改变。四方士人被荐举到翰林的，黄公全都一概排斥弃置，不予理会，所以对子充也没有推荐；他又不愿让子充成为出自自己门下的人，而子充也退下来更加修习自己的学问，不敢因为没有被荐举而对黄公有所怨望。四方士人见子充长期游学于黄公门下，独有贤能却不能进用，于是彼此相顾而罢归。这样，翰林荐士的风气便停止了。黄公却独以文章成为当时所尊崇的人。君子说：‘黄公一人在翰林任职，而朝廷没有急于求进的士人，大概正是他的善处。’唉，像黄公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斯文的栋梁吗？朝廷不愿听任他告老还乡，是应当的；黄公也将要鞠躬尽瘁以报效国家，不愿苟且离去。有人说：‘黄公不是不推荐子充，而是子充自己不愿接受黄公的推荐，也就像鲁国两位老先生对于叔孙通那样罢了。这话是真的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就是青色从蓝草中产生，却比蓝草更青；冰由水凝结，却比水更寒，子充已经做到了。私下我曾说，国家设置三等爵位来招徕天下士人，它的道路就像大路一样；人们自己不走大路，却偏偏在旁边小路、曲径的岔道中迷惑，在荒草丛生、断木横陈的道路上跌倒，实在可悲。整治好你的车乘，整理好你的鞭子和缰绳，沿着正道行走，还有什么地方到不了呢？与其走奇险而快捷的路，哪里比得上走正直而看似迂回的路呢？我希望子充的奇异才华能够趋向正道，不要在这里有所成就却在另一处毁坏，这难道不正是黄公的心意吗？乐于称道别人的长处，本来就是父兄师友厚待人的道理。因此，子充回乡等待在乡里参加科举时，我叙述黄公的事情作为赠言。送揭主簿到绩溪任职序　程文 天历至至顺年间，我凭借文书笔札随侍当时的侍讲学士揭文安公，在奎章阁下著书。揭公当时任授经郎，我把他当作老师侍奉；揭公却始终把我当作故交，不因我只是学生便减薄情谊，亲切得像骨肉一样。几年后，我到丰城他的私宅拜访，又有机会认识他的子弟和同乡长者。当时士弘以从孙的身份侍立一旁，尚未到二十岁，每天学习求问，秀美而沉静闲雅，是揭氏子弟中的俊秀。从此揭公入朝显贵，修撰三史。我因亲丧住在山中，不能跟随他，几年后揭公去世了。等我再次来到京师，士弘已经仪表堂堂地由史馆校勘升为宣忠扈卫教授，不久又转任徽州路绩溪县主簿。我任教授也将期满，私下很高兴，认为徽州是我的郡里，能有士弘担任乡邑官，我幸而补任外官，万一能托身邻近，或者居家时可以得到请教启发的益处，也可享受往来相聚的乐趣。等士弘接受任命，而我却被留在京师，先前的喜悦反而成了后来不能如愿的遗憾。士弘将要赴任，请我写几句话作为临别赠言。做官的人询问政事，远行的人接受赠言，这是古代的道理。只有贤者才能知道政事，只有仁人才能以话赠人，谁敢冒领仁贤的名义呢？即使如此，我一定有话要告诉你。士弘凭借文安公家传的学问和史馆俊秀的才能，奉天子的命令辅佐小县，而纪纲法度都有一套常规守则，那么处理政务还有什么困难呢？只是当地民风土俗，却不能不加以察看。徽州作为一个郡，处在万山之中，地势高而气候寒冷，百姓刚强而喜欢争斗。绩溪处在宣州、徽州交界处，尤其是闭塞险绝的地方。国初，主管官吏趁它刚刚归附，像虎一样窥伺、像鹰一样攫取，百姓不能忍受，于是起兵作乱。朝廷命将出师讨伐，在山中挖壕、在泽地筑垒来固守，进攻却不能攻下。当地人说：‘我们不是敢于反叛，只是想延缓死亡罢了。假如许侯来到，就不需要动用军队了。’许侯名叫许楫，曾经镇守徽州，深受百姓爱戴；这时他调任别官，诏令召他回来，许侯甩着手臂径直进入叛民巢穴，众人全都列队下拜而出。人人都说许侯比三军统帅还贤明，却不知道绩溪百姓可以用义理使他们服从，却不能用威势使他们屈服。如今那里设置官吏来镇守，这件事还在父老中流传，可以查访询问。百姓就像水，顺着它就安静流淌，逆着它就冲撞奔放；即使鲁国、卫国的百姓也是如此，何况只是绩溪呢？如今国家深厚的仁德恩泽涵养百姓已经百年，而徽国文公的教化又以乡里为根本，士弘只要顺应当地风俗，和缓地治理他们，就不必劳苦而百姓自然会受到教化。何况绩溪有许多高大的树林、幽深的山谷、秀美的泉水和奇异的山石，宋代苏文定公的遗迹往往还在。休息游宴的日子，难道不能独自与百姓共同享受其中的快乐吗？不过，我家距离绩溪还很远，几次滞留在外，也不能详细说明那里的一切。士弘拜见大府后，退下来又到歙县郑隐君的居所拜访，他也是文安公的朋友。郑隐君老于文学而明白当世事务，一定有话可以告诉士弘。这就是我所赠的言语。送余佥宪序　程文

译待制余君廷心在史馆任职时，太夫人住在淮南，日夜思念回去。恰逢朝廷要求完成史书事务，余君不能获准。后来他想弃官离开，大臣听说后怜悯他，奏请任命他为淛东佥宪，使他能够凭俸禄奉养母亲。余君接受任命，高兴地整理书籍，带着一个童仆乘驿传车向南而去。朝廷中的大夫士人以及来自四方而客居京师的人，都认为余君凭德业文章闻名天下，正值国家制定礼乐、兴办教化、尊崇文治之时，应当留在中央，不应当补任外官。替他从私情方面解释的人说：‘不是这样。古代圣明的君主用孝道治理天下，难道不是说要从孝子家中求取忠臣吗？’余君是纯厚的孝子，不忍心看到母亲年老，不愿让她到远方接受奉养，所以一心想回去。他心里认为，只要在母亲身边，家里即使贫穷，奉养母亲粗茶淡饭也足以使她欢喜；如果违离父母，即使有俸禄和官位，不能早晚在身边奉上甘美食物、接受俸禄供养，也仍然不算奉养。这是他平素积蓄的心愿。朝廷难道不想让余君留在中央吗？实在是不忍违背孝子爱亲的心，也不愿失掉先王以孝治理天下的本意，并非只是迁就他的私情。况且淛水以东七郡的百姓众多，户数达到数十万、上百万，那里山海阻隔，是奸贪之徒渔猎之地，也是盗贼埋伏出没之处。朝廷为什么要吝惜馆阁中的贤才，不让他担负整肃一方风纪的重任呢？余君这次出行，对内没有遗弃母亲，对外也没有辜负君主，可以说是两方面都保全、处置得十分周全了。至于国家制定制度、兴盛教化这样的大事，还要依靠文章和德业，谁能比得上余君呢？日后如果朝廷恩赐他接回太夫人，太夫人长寿安康、没有灾病，那么把她奉养在身边而入朝任职，也未尝不可。于是大夫们都很喜悦，相继作歌咏诗为他送行。我有幸最深地了解余君，所以又叙述所听到的事情，为他作这篇序。（宋元僖说：‘程黟南的文章典雅驯厚。’潜溪宋氏说：‘程礼部的文章明洁而精深，虞道园多次称赞他。’） 送陈太博游黄山还诗序　赵汸 徽州的黄山是巨大的镇山，北面牵连九华山，西面拓展到彭蠡，南面接连广信诸山；它的东面左边夹着淛河，右边从桐汭山脉兴起，一直到海边。总的说来，都是支脉分出的山岭；说它高大地居于中央，把山势和厚重平和之气施布到四方，有大地之道和土德的意味，所以命名为黄山。然而山上山峰相连直达天空，岩洞山谷幽深；山下重重山冈、层层岭峦，陡峭绝险，环绕四周。即使当地人，也有人不能遍寻而完全到达，所以自古以来逃避尘世、隐居沉沦的士人，都喜欢居住在那里。有人认为它因轩辕黄帝而得名，这是近古流传的说法。徽州不是交通汇通之地，四方宾客没有机会到来，只有唐代李太白曾经游历其中，在那里徘徊后离去，此后便没有再踏着他的足迹来的人。因此这座山的胜景，世人很少听闻。至正十一年辛卯年夏四月，浚仪陈公子山实际来游黄山。刚到时，风雨持续了一个月，而山中的主人僧人恰好远行归来，立即率领弟子为他作向导。清晨从郡城出发，走出西郭，天晴之后视野开阔，郊野原野宁静清明。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才沿着山脚行走；溪水涨势平缓，水流容易涉过，林中湿地干涸，藤萝也可以攀援，仿佛有神明暗中帮助。于是让仆人休息，带领宾客随从在松林、竹林之间徘徊游赏。灵秀的草木不采摘也自然芬芳，丹泉在山中而常常清洁；有德之人、君子的恒常操守，难道还可以在这里看见吗？继续前进，登上虎头岩，向下俯临白龙潭，只见风云蓬勃兴起，雷雨将要降临，令人凛然感到神物不可亵渎、不可随便观看。于是沿着左侧山岭经过巨大的山谷，登上层层悬崖，登临莲花的险峻山峰，眺望八方，只见浑厚广大、光明开阔，仿佛看见昆仑山气势磅礴，兼容覆盖、共同养育万物的仁德。此后才知道这座山的根本之大与五岳相同，滋润之气通达四海，而它的精英光华发挥出来，精神气韵洋溢，与造物主彼此流通，却不知道它的终点和起始。何况可以仅仅用方位疆域来评论它吗？抖落衣尘下山，住进精舍，住了两夜便回来。大概心中充实，仿佛有所获得，却不知道是我在观赏山，还是山在观赏我；与我同游的人，是否都在观看各自所观看的东西，还是将共同观看游者所观看的东西呢？唉，以陈公这样高远的情怀、通达的见识，他与昔日来游的人有所不同，本来是应当的。那些抬头凝视，只望见山岩便退去的人，在陈公看来又会怎样呢？陈公年少时便积累学问，已经远远超越同辈；不久在春官考试中应试，在朝廷大试中以第一名及第，列身朝廷官员之中，声誉日益隆盛。可是他仍然远行寻访名山，以激发登峰造极的志趣，那么他在功业中究尽经纶之才、在文坛中抱有深厚根柢，又怎么可以用浅近的标准来衡量呢？于是郡中的缙绅儒士，因陈公能够来游而高兴，又因他将要离别而惋惜。他离去时，大家共同选取山中有名称、见于图志的景物，分别作诗，赠给陈公，以寄托自己向往山水的私情。诗都是一章，每章十句，五言。我有幸参与这次游览，又被请来把事情记叙在这里。简略记下这座山得名的事实，极力铺陈一时的盛大景观，来告诉后来继陈公而来的人。送叶宗茂回安丰序　赵汸

译新安叶宗茂从安丰回来，在父母之邦讲习学业，住了不久，又要回去探望父母。他寄居乡里，每天早晨出门，向一同游学的人告别，并对赵汸说：‘父母亲庭不能屡次违离，我担心同老师、朋友的关系会日益疏远，您有什么教导我的呢？’赵汸告诉他说：‘君子求学，本来是要用来侍奉父母的；但其中有更为急迫、优先的任务，并不是说只要服劳役、供奉生活罢了。你也看看圣门中的学者吧？颜氏之子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只有一箪饭、一瓢水；子路穿着粗劣的袍子，吃藜藿，曾经背米走百里去奉养父母。这两位君子侍奉父母，并没有丰美食物的供奉，然而仍然跟随老师周游天下，在匡地受到围困，在陈地断粮，几乎危及生命而没有返回，为什么呢？我听说，人从上天那里得到而且贵重于万物的，正是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本性。如果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本性，反而在自己身上失去了，即使竭尽劳苦来服侍父母，即使陈列鼎食来奉养，也不能称为孝。哪里比得上找到圣人作为老师，保全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本性，再用它来侍奉父母更加盛大呢？两位君子的志向，大概就在这里。我还不足以真正了解他们。如今你看看自己，家庭条件同两位君子相比怎样？德行同两位君子相比怎样？两位君子以圣人为老师，与他们同时交游的人，都成为成德达材之士，而你还没有做到。两位君子学业有成、品行尊高，成为百世师表，而你还没有做到。你的父母年纪还不算老，桑田足以供给衣食，童仆足以供差使，日常所需的各种物品不必依靠你也能满足；那么回到你自身，思考自己应当致力于什么，不必等我说了以后才知道。至于只把志向放在眼前小事上而遗弃长远目标，舍弃大的事业而谋求细小利益，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匹夫行为，哪里值得同懂得求学的人谈论呢？然而自从世道衰落、道统丧失，学者习惯于已经形成的世俗，迫于形势而难以回头，即使听到颜渊、子路的事迹，也很少能够受到激发而奋起，于是便有把追逐外物当作求学、怀抱利益来侍奉父母、凭着盛气和强力侥幸求取的做法；这种事未必能够实现，最后连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本性也一并丧失，这难道不可悲吗？求学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尽孝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困窘。求学却不知道不足的人，不是真正把侍奉父母当作学问；尽孝却不知道困窘的人，也不是真正把侍奉父母当作孝道。你的资质美好而喜欢修养，见识明达而仰慕古人，求取见闻、选择善道，简直像饥渴一样迫切，难道不是听到两位君子的风范而受到激励吗？这正是我所敬畏的地方。请让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赠言。《濳溪后集》序　赵汸

译《濳溪前集》共十卷，卷首冠有陈公（众仲）的序文。浦阳义塾已经把它刻印流传；在此以后，后集的文稿日日增多，篇卷还没有定数。宋公写信来，请赵汸为他的意旨作序。我因久病荒废学业，经过一年也没有答复。又想到我同宋公相识自有缘由，曾经遍读前集，只是遗憾陈公有些篇章还没有来得及全部读到。既然这样，后集本来不可没有序。赵汸既然不敢推辞，明知又怎么能不作呢？于是作序说：修饰辞藻来写成文章，并不是古代的事，这种风气大概起于汉代西京吧？太史公为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作传，说他们因为善于缀辑文章而被君主知晓；然而这些人都不能列入儒林，而孔子的弟子另立传记，把以辞章作文却不以经义为根本看作另一类，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到了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曾巩相继出现，才开始考察经义来立言；他们器度见识宏大，学问广博，志向操守坚定，又足以振兴、发扬这种传统。文章辞藻的作用，从此才显得可贵。即使朱子继承周敦颐、二程的传统，仍然诵习、效法并表彰他们，也不敢忽视。叶正则在东南显名，正值道学重新彰明的时代，却专心修饰辞章，不沿袭旧有轨迹，而是偏离、冲破传统，自行堵塞根源；那么他看待韩愈、欧阳修这些在千年之后特然兴起、知道应当尊奉推崇的人，究竟会是什么态度呢？因此，君子谈论浙东前代名人，一定以东莱吕公为归依，难道不是因为他学识广博而能把握要领，能够自己找到老师，即使把他比作孔门的子游、子夏一类人物也无愧吗？至于文辞通达、义理明白，不纠缠于陈旧说法，而且确实与此相合的，百余年间没有比文献黄公更好的了。景濂父出生在吕公的家乡，长期游学于黄公门下；他的学问以经书为师，尤其长于《周礼》，出入百家，探究深奥隐微，大概是要凭此成就自己，而不只是借此作为作文的资本。他写文章，只是因为才高思敏，或舒展铺陈，或收束凝练，无不恰当，从未有意去追求写作。当他发愤选择学术道路时，直斥辞章为淫邪之言，华丽辞藻为积久的污秽，力求削除刊落，径直走上道德之路；而他对吕公尤其深切地咏叹思慕，仿佛不吐露言辞便不能自已。由此可见，他对于轻重之类、得失的微妙关节，观察得多么明白。他的别集流传于世，难道只是想凭文章辞藻扬名后世吗？这就是我汪汸所了解的景濂父。至于陈公说写文章一定要通过老师传授才可以，景濂父本人尚且不以此自夸，我汪汸又哪里够资格谈论呢？只是我曾听袁公伯长说，他曾向先师虞公伯生请教：写文章应当怎样？虞公说：“你是浙东人，你想知道怎样写文章，应当去问浙中的厨师。”我是四川人，哪里足以知道呢？袁公说：“厨师哪里需要懂文章呢？”虞公说：“四川厨师做菜，食材切得粗大，肉片切得厚，醋放得浓，酱调得重；这样做不是不能吃，也能使人饱腹，但饮食的滋味就微薄了。浙中的厨师却不是这样，凡是水产陆产，都选择柔嫩甘美的，调制汤汁和调料，澄清有法，清洁不止；看上去清澈如水，而五味调和，各自达到应有的程度；飞禽、走兽、鳞类、介类的珍味，也不改变原有的性质。所以我说，写文章的妙处，只有浙中的厨师懂得。”袁公大为惊服，称赞说好。自从虞公说了这番话，求学的人私下议论，认为如果不是黄公的文章，就不足以符合这个标准。众仲曾向虞公学习，而景濂父是黄公的门人。两位先生所传授指点的学问，确实与其他门派不同吗？善于阅读这部集子的人，就能明白了。歙县诸生赵汸序。（东山给潜溪宋公的信：拙文中有几个字不妥，其中一两处恐怕是刻印时改进去的。笔墨日日翻新，却偏偏少了一个“而”字，似乎便读不通。前辈说：“文章如同用铁坯子砌墙。”我哪里敢说这些呢？） 然而内容丰富却不多说一句，文字简约却不漏掉一个字，本来就是昌黎所讲的文法。‘久游于黄公之门’添上一个‘久’字，意味便浅了，不如没有它。包涵旧日说：“侍讲黄公，官职应当放在姓氏前面。”我说：“既称文献黄公，谥号就不能放在姓氏前面。”最要紧的是，后面有“二公之所指授”两句话，前面又出现“先师”二字，这种攀附自矜的文章，终于无法掩饰。如果虞公门下的前辈看见了，难道不会讥笑这是‘兀者齐执政’吗？虽然如此，我还有请求：弟子称自己的老师为先师，是三代流传下来的礼制；但后世的实际情形各不相同。汉代儒者的师生传授关系很浅陋，然而能够称先师，是因为他们各自专门授业。秦火以后，本来就更加重视经书。后来像韩愈、欧阳修的门人很多，但曾子固出于欧阳修，陈无己出于曾子固，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又不像韩愈门下弟子、苏轼门下学士那样而已；可是这两位先生也没有听说有称先师的。关中、洛阳一带的门人终身恭敬侍奉老师，理应称先师，但在文章中也没有见到。到朱子去世后，门人才开始都称先师，这种情形又不是汉代儒者可以相比的。虞先生学识如海涵地负，广大而精微，又曾显达入仕朝廷；我这种最后才登门的人，所见如从管中窥天、用蠡测海，比起韩太师包子在厨中切葱丝的人，还要惭愧。所以平日里我私下称自己为学生、门人，唯独不敢称先师，这一层意思本来应当请先生指正。至于杨会稽，序文中又有大大不合人情的地方：所谓金华从延祐以来总共四三人，究竟指谁呢？末尾又说这四三人的名声能否流传后世，我还不知道如今能否做到。把他们比作怀疑西河夫子的那个人，唉，未免太过分了！这与先生平日恭敬仰慕师表的心意很不相似。我以前见这位先生的文章，大多如此，大概多是凭矜骄之气写成的，对于柳子厚《答韦中立书》似乎完全没有得到要领。先生既然亲自审阅重刻本，是否应该替他改动一两个字？若不是因为对这篇文章有深厚的爱护，我哪里敢说这些呢？至于先生作文，正所谓长袖善舞、钱多好做生意；可是先生自己看待它，还说只是蝉翼蛇足、糟糠尘垢。即使欧阳公为它作序也可以，何况其他人呢？何况像我这样的无能之人呢？前辈已经远去，幸好还有好古博雅、博爱而不倦的潜溪太史公在世，本来就是我们这些人应当请他裁定是非的。送操公琬先生归鄱阳序　赵汸

译圣明的天子平定天下以后，把前朝的图籍、史书和典章文献全部用车运回京师，于是下诏修撰《元史》，起用隐居山林而有才德的遗逸之士执笔。凡是任官的文士都不能参与此事；朝廷中的大臣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来响应诏命。我汸因年老多病，多次推辞征召，也错误地被列入选中。使者到了郡中，太守和属吏都能说明我的病情，但没有人肯承担拒绝征召的责任，所以我终于不能辞绝。船经过严陵，恰好前任太史、金华宋公景濂也到了那里，说：‘有诏书在临漳召王子充。’我说：‘我年老多病，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不是可以出仕的人；即使出仕，对事情也没有帮助。所幸的是，平生故人能在久别之后重新相见，这件事一定不是偶然的。’宋公说：‘是这样。’大概我和宋公已经几年没有见面，而和子充则有十多年了。到了京师，听说鄱阳操公琬先生正在书馆卧病，早晚将把病情上报；得到准许后，便可以回家。我又想到鄱阳、歙县两地接壤，我从二十岁左右便听说先生；先生学通诸经百家，著述充满家中。我的几位兄长居住在鄱阳，与先生家有姻亲和交好关系，每次相见总能谈到先生的起居动态，但我一直没有机会认识他；如今竟能在这里相见，难道不是先前所说的‘不是偶然’吗？从此每天上堂，与诸位先生在笔墨之间共事，退下后便去探视先生的病情。先生病情稍有好转，就让我的床榻同他的相连；我们谈论经史，昼夜不停地相互问难，毫不休息。我实在感到惭愧。不久礼部尚书崔公、侍郎傅公一同来到馆局，因为先生奉旨归乡，便来为他送别。先生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告别同僚，同僚们无不惋惜先生归去，都作诗赠送给他。我承蒙先生知遇有由，于是进言说：‘先生要回去了。士人处在山林和处在朝廷，情况不同；他们的著述也同样不同。编纂、注释群经，折中百家学说，居家可以充栋梁，出仕可以使牛马流汗。即使其中的学说未必完全符合圣人，若不是平素以此为业、同它有出入的人，也不敢妄加议论。尊崇古学，重视文章，凌驾汉唐，上比三代，使穷乡僻壤中见识浅陋的后进士子看得目瞪神惊，不敢出声吟诵。自己估量终身也做不到这些，更何况陶冶性情、吟咏风月，有时凭一句话、有时凭一联诗为人称道，这些也都足以扬名后世。即使有时对作者本人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对别人来说，只要没有鬼神责罚，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都是山林之士可以做的事。至于朝廷中的士人，就不是这样了。太史公搜罗旧闻，上接《春秋》，下至麟趾，叙述高帝创业、文帝景帝守成，直到今天仍使人如同亲眼看见；封禅、平准、《货殖列传》等篇章，全都是劝谏之书。’ 可是后世却认为那是在诽谤。韩退之未被任用时，想撰写一部唐代经书，以流传无穷；进入史馆后，便不敢有所作为。柳子厚苦苦推辞，催逼他也丝毫没有动摇，只写成几卷《顺宗实录》，最终困于谗言，逃亡在外，没有完成一篇文章。司马文正公受到神宗知遇，编纂《资治通鉴》，历时将近十九年才完成，却有小人说出鄙俗的话来诋毁它。这些人都是声名、实际都得到天下认可的伟大人物，以著书立说为事业，尚且有这样的遭遇。如今我们带着山林之学登上朝廷，因茫然自失而凛然不敢放任自己，难道会没有畏惧的原因吗？幸而依靠天子圣明，下旨暂且依据旧有志书编写，所有删改都取决于皇帝的裁断，不因我们这些诸生不能胜任而治罪。这恩德实在深厚。于是先生得以称病辞归，而像我汸这样支离昏昧的人，也得以参与听闻编修之事。自己难道不是幸运吗？如此说来，我对于先生此行独自有所感慨，实在是有原因的。先生说：‘你暂且等一等，我在鄱阳、歙县之间等你，路程不会远。’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一 （明）程敏政撰 ○序 《青阳先生文集》序　程国儒 文章没有比三代更盛大的了，但三代没有以文章著名的人，因为他们的名声并不靠文章。汉代以后，才开始有人凭文章得名，但那时的文章已经不再有三代那样的盛况了。唉，难道只是文章如此吗？文章是道德的光华，是行为的表征。道德和行为不足，却以能文著名，也不过是虚假的名声。因此，山中的宝气凝结成龙纹，太阳的回光散成霞彩；十围粗的大树直上云霄，秀美的颜色和繁茂的树荫，必定是因为枝节树干强劲坚实、根基深厚牢固，不是风雨所能摇动的。元朝崇尚文治，声教所到之处，鸿儒秀士一时汇聚，文采交错铺陈，韶乐濩乐相继演奏，著述的盛况可以比拟上古盛世。至于身穿章缝之服、手持笔墨而参与军事事务，却能建立伟大功勋、坚守大节的人，确实无愧于古人。那么四海之内、百年之间，青阳余先生一人而已。至正年间动乱，天下骚然，名都大邑到处成为废墟，文武大臣很少有人能够勤勉办事；而先生凭一支孤军守卫皖城，抱着必死的志向，处在将要陷落的险地，高悬江上，与上天共同谋划，使已经衰败的国势重新振作，使已经离散的民心重新聚合，这样坚持了大约五六年。城池陷落后，先生和夫人、儿子都死于难难。他一生所写的文章，全都化为灰烬。中原士大夫曾经传诵的作品，因南北分离，再也无法寻得；从他的门人郭奎那里得到的，也只有几十篇而已。唉！《鸠》诗亡佚了，但忠臣的志向没有泯灭；《白华》散失了，但孝子的心意没有穷尽。凭先生功勋道德的盛美、节操品行的显著，即使他的文章没有流传，也足以扬名后世，何况还有郭奎所传的这些文章呢？不过，三代文章因秦火而遭受灾难，不能完整保存，今天仅存的部分，世人称作经书，因为其中用来教训人的内容，都是人道的常理。先生处在巨大变故之中而不失常道，所以是以自身作为教训的人。这样看来，树立世间教化、激励名节，并与《诗》《书》一同流传后世的，将不在于他的文章吧！先生名阙，字廷心，是武威人，至顺癸酉年进士，官至淮南行省左丞。任命下达时先生已经去世，赐谥文忠，追封夏国公。他曾在青阳山中读书，学者称他为青阳先生，所以用这个称呼命名他的文集。赠安庆知府谭敬先序　汪叡

译臣子奔赴君父的命令，不考虑利害，只把忠义看作最高原则，不通达事理的人做不到这一点。谭君敬先任安庆知府的第二年，夏季六月，敌寇到来，镇守的士卒不战而溃，敌寇退去。谭君召集僚属幕官，抚恤残存的伤民，坚守了三个多月。有人说：‘郡府没有兵器甲胄，敌寇出没难以预料，不如回去向省府请示。’谭君不听。九月将近十五日，右丞徐公达率兵来到安庆，百姓于是得以安全，谭君也获得官府宠赐的荣誉。第二年八月，我吴国公亲自率领水军解洪都之围，三战全胜，大败陈氏军队；敌军将校全都被杀、溺死、擒获或投降，伪主陈友谅中流箭而死，降卒数十万，楼船也全部被夺得。吴国公怜悯江夏百姓，多年来被陈氏的战争和供给逼迫，始终没有得到休息，不忍心立即用武力加害他们，于是谋求派遣一位使者奉命前往招抚，谭君便去了。有人说：‘陈友谅已经死了，但不知道消息是否确实，不可以轻易前往。’又有人说：‘陈友谅如果真的死了，他的嗣子一定会继承立位，也不可以前往。’谭君说：‘这是君上的命令，难道可以推辞逃避吗？’于是奉命赶赴江夏，宣布吴国的威势与德政，说明怀柔宽惠的恩德，言辞慷慨，气势不馁，使人都受到感动；对他给予厚礼接待，便派他们的官员随他前来复命。这两件事，难道不是不考虑利害、只把忠义放在首位吗？如果不通达事理，只随着别人的言论进退，很少有不计较利害的。把趋利避害作为心意，却能够忠于侍奉君主的，从来没有。因此说，不通达事理的人做不到这样。谭君复命后回到安庆，九华知府刘君高兴地寄来颂诗，九江宋伯圻又率领郡中能作诗的人一同歌咏赞美他。新安汪仲鲁于是把这两件关系到大节的事写在一起，作为这篇序。送彭万里到江夏序　汪叡 王师向西平定江汉，讨伐有罪者，慰问百姓，义理昭明，声势壮大，人心一致归附。因此第一战便杀死敌方大将、焚毁敌方巨舰；第二战俘获敌众，数量多得无法计算；第三战消灭敌方首领，降服其将领士卒数万人，全部夺得楼船，古今极为痛快的事情，没有超过这次的。杀死君主而自立、违逆混乱天理常道的人，人人都可以诛讨。国家向天下申明《春秋》的大义，江汉百姓望风归顺；有智慧的人献出谋略，勇敢的人贡献力量，怀抱才艺、具有道德，以及隐居在偏远山林中的士人，全都振奋起来，愿意在这个时代有所作为。何况像我彭万里这样勇健有谋、直言而喜好善事的人呢？万里以万户侯的身份跟随镇守同安，负责战守和招抚，多次建立功勋，先前三次战役都参与其中。这次又要前往江夏，顺便来看望我的病情，以便同我告别。我看见国家盛大的事业超过古今，众多士人云集，而我却病废得厉害，不能振作奋发有所作为，只能为万里的出行壮行。我握着他的手对他说：‘王师正在把百姓从水火中拯救出来，把他们像婴儿一样保护；俘获的人全部释放，不加杀戮，仁爱的声名传到远近，这真是所谓保护百姓而使天下归服的王道啊！义理得到彰显，是战胜敌人的原因；仁德得到信服，是使百姓安定的原因。战胜敌人而使百姓安定，用来平定天下并不困难。大丈夫要树立不朽的功名，大概不能违背这些话吧！’ 赠汪德元序　唐桂芳 我大丞相吴国公凭借上天赋予的才质，收复失地，不到五年，便占有东南各郡。辛丑年冬十月，他率兵公开讨伐，攻破九江、湖湘之间的地方，敌人望风奔溃。陈友谅畏缩得像狐狸一样。可是人才是国家的根本，可以在内保卫、在外抵御，退敌于万里之外；吴国公从未把文臣武将看成两条道路。他日夜思虑，只怕缺少人才，求取却不能得到。此前，行省责令守令举荐一名所知人才。休宁县左万户汪德元出戍祁门边境，知县廉察到他的才能，向上推荐。不久，朝廷召他来，授予治理百姓的职务。德元选择日期准备出发，有人赠言说：‘你从前戍守乡邑，军营肃静清明，听不到百姓喘息之声；白天坐在堂上，几名老校官摸着虱子贪睡，不肯到村落接受私下馈赠。偶尔有人拿着酒浆来，也只是挥手推辞。如今放下矛槊而从事笔砚，离开军营而治理民政，钱粮堆积，诉讼文书纷至沓来。世上的守令有六项政绩，必定把开垦田野、增加户口、均平赋役作为施政的开端，把兴办学校、简省诉讼、屏除奸邪作为施政的成效。过去遭逢创伤残破的时期，官员上任后往往不加留意，动辄把县学、公馆全部修饰一新；民力尚未恢复，便又使其破败，岂不令人感慨！’ 德元出身于越国公一族，起初跟随缙绅先生交游，大概懂得治国理政的体要。鲍伯原父子是儒林中的贤者，都作歌诗赞美他。唐仲又为他作序。这一年正值冬至。御书《孝义家诗》卷后序　程昆 我年幼时就听说浦江郑氏以孝义闻名天下，一直想登门求取文献，却未能如愿。今年夏天我在京师等待补缺任职，得以认识左庶子仲辨；后来他们的宗族长辈仲渶到宫阙谢恩，感谢皇帝旌表的恩典，我又在客舍遇见了他。两位先生面色苍老、头发斑白，行礼谦逊厚道，确实是圣明时代的贤臣、世代簪缨之家的老德望者。仲渶将要辞别皇帝时，皇帝亲临奉天门，亲笔书写“孝义家”三个大字，在旁边题写“赐浦江郑渶”，并钤盖“精一执中”玺印。仲渶叩头拜受，百官卿士欢欣鼓舞，都作诗文赞颂仲渶的孝义以及他承受天子的宠光。恰逢我被授予浦江县令之职，过了两个月，才经过白麟溪，又得以进见前礼部尚书仲与公。他言辞从容，谦恭谨慎，一门子侄有数千人，和乐从容，举止都合乎礼法。他们同居已经十三代，历经数百年仍像一天一样遵守家规。作为家长，不必像张公艺那样一味忍让，长幼之间却欣欣然如春日阳光般和煦；作为师长，不必像焦千之那样严厉，子弟却循循受教，文雅整饬，安然处在规矩准绳之中。可以相信，从今以后，子孙后代绵延不绝，繁衍兴盛，使先人的功烈昭明于无穷，即使百代之后也可以预见。唉！区别善恶，表彰他们的家族和乡里，这是圣朝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良好制度；而承接教化、宣扬教化，作为百姓的师帅，则是刺史、县令的职责。我哪里能够做到呢？只是浦阳有郑氏以孝义昭著并取信于天下，受到圣朝的恩荣，他们乡党州闾中一定有人因观感而奋发起来，那么我治理这个县大概就不难了吧。送监察御史万资中序　方勉

译御史台的臣属，关系到国家的耳目和纲纪，难道只是执掌文书法令的官吏吗？那些把刑名案件当作职责的人，哪里能完全履行御史的职务呢？既然如此，要想提挈纲领、整顿法纪，使百官有所谨慎、四海有所依赖，若不是才干品行卓异的人担任御史，就不足以达到效果。南京是圣朝旧都，自从我太宗文皇帝驻跸行在，南京官属的制度与北京相同。然而御史台官员的选任，朝廷尤其重视。如今南京副都御史、姑苏吴公才干品行卓异，深受皇帝信任，实际总领御史台纲纪。适逢各道御史缺员，吴公推荐安成万君资中担任御史。知情者都说很合适。万君是永乐辛丑年进士高第，起初授任荣昌县令，将要赴任时被留在馆阁，参与修撰国史；升任大理左寺副，转任光禄大官署正，宁愿亲自回家，以正道自得其乐。副都御史吴公既已推荐，朝廷便驿传召他赴北京，依例掌理四川道刑名事务。我当时也从太常博士改任本道御史，因此得以和资中相聚，知道他学问丰富、才思敏捷，说话谨慎而通达政务。后来总领北京御史台的官员，拿宪法事务来考核资中及同辈，资中列入优等，于是诏令下达，授任陕西道监察御史。他辞别皇帝前往南京，僚友中认识资中的人纷纷向他道贺，同时又惋惜他的离去，托我写几句话赠给他。审讯判决刑狱，申雪冤屈，表彰善行、弹劾恶行，纠正错误、惩治过失，本来就是今天御史的职责，只是惭愧我的才能还不能与资中所能相比。至于作为耳目、维系纲纪这一点，凡是御史台纲纪所应当做的，我虽然不敏锐，仍愿与资中共同勉励。至于置国家和百姓的安危祸福于不顾，只顾搜罗别人的小过错，用文饰夸大的办法把大错加到罪名上，以求在当时获得声名，我和资中一定不会这样做。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资中出发吧，我与诸位君子每天都将遥相望见你的美好作为。新安太守孙侯诗序　杨宁 《周官》的制度已经很完备了。自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以来，按郡国来计算，郡守的职责比古代诸侯更重。职责既然如此重大，对人选的选择难道不更应慎重吗？然而哪里是人人都能符合这种选任呢？东西二都的盛况中，能够得到像龚黄、召杜那样的贤能牧守，数来不过几人而已。我国朝廷的治理超过前代，能够参与这种选任的人，一定是经过精选拔擢的，其中也有声望卓著的儒臣在选任之中，像福山孙侯，岂不是遇到了合适的人吗？孙侯出身世家，才能卓异，来任徽州。他本来端正政教，法令审慎均平；发现有利于百姓的事，不必等到任期届满便实行；发现弊病，不必等到顽固成疾便革除。他怜悯困苦、抚恤孤弱，施惠养民没有遗漏；折服奸邪、禁止强悍，刑罚也不过当。这难道不是因为他的智虑足以治理，仁厚足以安定，德声足以教化吗？任职九年考核最优，六县百姓奔走道路、聚集街巷，请求让他留任。再次任命的诏书下达那天，老人、妇女、儿童都手舞足蹈、欢呼庆贺，互相说道：‘我们的族人终于能够安宁地生活了。’我暂任秋官长官时，常听说他的声誉日益显著；等到辞官归乡，更加看到孙侯的政绩卓然出众。像平婺源程烈女案、休阳贩夫二人疑狱案，尤其赫赫有名，人人耳熟能详。不是政治通达而近于神明的人，很少能够做到这样。这正是里巷诗歌、缙绅清颂应当兴起的原因。祁门士人汪思敬因此内心受到激励，发出铿锵的声音，把新安山水人物的优胜之处择取其中最突出的，写成歌咏功德的诗篇，拿来给我传述卜氏之学，请我为它叙说美意。我本来就深深了解孙侯，他的德泽将在这个州郡与高山长水一同长存；他能够与任公的贤德并列，不辜负文公的教诲，为后来的太史增添循良官吏的名册，这是理所当然的。只是我杨宁虽然身在野外，难道敢不替我们的君主分担治理百姓的责任，把得到贤能作为心愿吗？这样看来，思敬的诗虽借用了《麦秀》《襦袴》一类歌颂，但在比兴的意义上，大概还超过了它们。所谓流传百世的甘棠，就在这里了。因此我乐于称道这件事，用来劝勉那些分掌百姓、执掌牧民之权的人。《去思诗》序　鲍宁 《去思诗》，是前任太守、永嘉孙公离任后，徽州士人百姓思念他而作的。从前孙公任秋官主事时，因多病请求归乡，大臣们认为他的名声很高，不答应他的请求，说徽州是江左的大藩镇，便推荐孙公，让他即使卧病也能治理那里。孙公施政，以清心少事为根本，刚到郡中，凡是扰民的一切事务都全部废除，不烦扰百姓，使百姓容易听从。他审理诉讼时，对情有可原的人辨明情况后释放，对执迷作恶而不悔改的人依法惩治。他治理政务将近四年，其中有一半时间因病居处，却推诚待人，以安静持守来镇定政局，百姓更加安宁。唉，这就是他没有显赫的名声，却在离任后得到百姓思念的原因吗？士人百姓思念孙公，有的表现在篇章中，有的表现在地方方言里，不能一一列举。休宁士人孙鼎曾经亲自受到孙公教诲，最为深切，于是根据士民的歌咏，采集其中近切而可以了解的内容，装裱成卷，准备到孙公住所问候起居。孙鼎请我为此作序，我说：孙公心性学问高明，清正的风操和高雅的德行，足以端正流俗；所以他在任时百姓安定，离任后百姓思念。思念不足以表达，便歌咏；歌咏仍不足以表达，甚至有人不远千里数百里前往他的住所。唉，如果不是德义感动人心，能够这样吗？从前我拜见孙公时，孙公以宾客之礼接待我，忘记了彼此地位高下的差别。我退下后说：‘孟子所说古代王公喜好善行而忘记权势，我的孙公就有这种品德。’虽然如此，我乐于称道他的品德，却也不敢不顾及自己的身份。于是我虽然感激孙公的知遇，却从未轻易到孙公门下，这难道是疏远孙公吗？大概是因为要守存道义。孙鼎之所以不远千里数百里到孙公住处，而我之所以诚恳地为他叙述这份情意，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孙鼎到庭下拜见孙公，请把六县士民思念孙公的心意作为祝寿之辞，又替我致谢说：‘宁从前承受您的明白教诲，谨慎地不敢忘记。您赐给我的梅花和诗，还保存完好。日后孙鼎回到宁处，我将在城东门外等候，仔细问候您的安否。如果能够看到您的亲笔信，也就如同亲自见到您一样。’于是作此序。赠程文实序　鲍宁

译我家距离槐川不到二里，把程氏看作世代姻亲；我又和文实都以儒业为学，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地理相近、世代姻亲、志同道合，我们彼此了解得该有多深呢？唉！文实是世家后裔中的贤者。他修养自身的学问，以继承前人的德行；叙述先世的功勋，以把声名流传给后世，这就是他的志向。几年前，文实把他的六世祖、丞相文清公上呈宋理宗的《道学表》，以及救灾、备边等文书拿给我读。我感叹说：‘想不到文公探求道学竟达到了这种境界，这些可以算是救济时世、垂示后人的典范吧！’文实说：‘先丞相的文章很多，如今保存下来的已经没有几家，流传的有若干篇，后来续得的又有若干篇。我将继续努力搜集，汇编起来流传永久，这实在是我的大愿。’不久，他又告诉我：‘先丞相比忠壮公晚若干代，忠壮公最重大的功勋事迹，《梁史》本来已经记载了。然而使他的神灵昭明、享受百世祭祀，承受诰命褒奖追赠，并把光耀流传无穷，这些到宋代以后才大体完备。可惜有关文辞和事实散见各处，不能看见全貌。我过去曾得到一两篇，珍重收藏；如今承蒙上天赐予幸运，已经得到十分之七八了。’ ‘我想要对此有所论述，上溯到最上，下探到最下，旁通曲折而融会贯通，来形成一家之言，希望能够流传不朽。您认为怎么样？’我听了很赞赏他。又过了两年，文实终于编成两册书，请我校正其中的得失。一部叫《明良庆会录》，记载先丞相在位时君臣唱和、皇帝赐予的文辞，以及他的出仕、退处和始末；另一部叫《程氏源流录》，详细叙述忠壮公，上溯源流，则忠诚君元谭公的遗事可以大略看见；下衍流派，则后代子孙中的贤者、显达者也可以附载其中。一打开书卷，上下数千年便如同指掌可见；程氏的文章人物，如繁星照耀天空，那光芒是无法遮掩的。唉！假使文实凭文学显达，得到一郡一邑来施展才能，用以显扬祖先，又哪里能超过这件事呢？正因为他没有追求一代的显赫，所以才能获得百代的流传，这正是君子对此有所取法的地方。今年八月十五日，文实年满五十岁，这是他出生的日子；诸位君子因为他叙述祖先的事业已经成功，愿祝愿这种福庆流传永久，所以作了这些歌咏。虽然如此，五十岁而知道天命，是圣人的境界；活到五十岁便知道自己四十九年所做的事有错误，这是贤者中少有的人才能做到的吗？这是圣人的境界。文实在叙述祖先这件事上可以说已经立了功；由此继续进修而不懈怠，那么圣贤关于性命的学问一定将会有所闻达。文实，你要努力啊！我说：‘我期待着。’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二 （明）程敏政撰 ○题跋 题《郦生长揖图》　程俱 李伯时作《郦生长揖图》，竟然画成汉高祖坐在两个女子洗脚，而郦生只是长揖行礼的样子。这只是看到了汉高祖无礼、郦食其不屈服的意思，却没有表现出汉高祖听到善言便心悦诚服、改过自新、礼贤下士，以及汉朝因此兴起的原因。应当画成汉高祖停止洗脚、起身穿衣、趿着鞋迎接客人的样子，这才高明。当时天下草创混乱，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时候。沛公坐着接见一个里中监门小吏，过失也很小，并不是关系汉朝强弱兴亡的大事。可是郦食其突然说沛公将要帮助秦国，而不是用来攻打秦国，为什么呢？难道辩士专门以纵横捭阖、摇动听者为能事，所以不得不把话说得夸张吗？并不是这样。说郦食其这话不合实际可以，但沛公是豁达聪明的君主，难道会被空话屈服吗？得到士人就昌盛，失去士人就灭亡，有国家的人都如此，而在危乱之时尤其严重。因此萧何凭韩信是否得到任用来预知汉高祖能否成为霸王，晋人凭谢安石是否起用来判断江左的兴亡，唐朝凭裴度的进退来判断天下的安危。士人不可失去，正是如此。假使汉高祖失去一个郦食其也还罢了；但如果连骏马的骨头都不肯收取，千里马就不会到来；鸟巢中的卵不能孵化，凤凰就不会降临；士人便会深藏高隐，远远离去，更何况用声色态度把他们拒之千里之外呢？那么他就不足以攻打秦国，反而足以使自己灭亡，这是很明显的。这一道理是真实的，并不是郦食其夸张的说法。《房太尉传》后论　程俱

译天宝末年，天子躲避盗乱，剑南的房管以宪部侍郎身份入朝拜见，建议派遣太子和诸王镇守各道。于是太子任元帅都统，在朔方统兵；颍王璬镇守成都，剑南西川、山南西道的军队全都归他统辖；永王璘镇守荆州，山南东道、江西、岭南、黔中的军队全都归他统辖；丰王珙统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盛王琦统领江东、河南、淮南各节度。安禄山在京师看见诏书，抚着几案惊叹说：‘谁替皇上谋划了这个计策？我得不到天下了！’自从燕兵横行溃散、四处出动，天子骑一匹马逃往西南，东西二京于是都被盗贼占据。守边将领正在这时，天下不知道皇帝的车驾所在；赵、魏、秦、郑、梁、宋的官吏，不是被灭族、诛杀殆尽，就是抱着官印、换上衣服逃走。更严重的，有的打开关门、清除道路，匍匐着叩拜盗军营门。这些郡县百姓所遭受的震心夺魄、惊动耳目的事情，不是大燕的号令，就是盗贼的旌旗兵甲以及高车大纛。天下一定会认为唐朝已经灭亡了。然而在这时，各镇突然振作起来，声势浩大地整顿军队；问他们的统帅是谁，都是天子的儿子。凭借皇子的军队，召集天下兵力，占据都会，张大声势，即使不与大盗直接交战，天下人心本来已经有所归属了。这样一来，怀抱忠心、为国尽力的人便有所依靠而奔赴功业，闻鸡起舞；那些与人争逐天下的人也有所忌惮而不敢妄为。我曾经评论过，天下的事情如果道理浅近而功效明显，即使普通人也可以知道。至于没有实际用处却能建立功业、言论迂远而效果切实的事情，如果不是明察大体、深入事理微妙之处，大概不能权衡判断。况且亚父借楚国之心来取得民望，武信君凭范阳令号令燕赵，淮阴侯凭赤帜消灭赵军。楚国之心并不是贤王，范阳令也不是国士，赤帜也不是锋利的兵器。然而三个人最终都依靠这些取得成功，难道不是所谓没有实际用处却能建功、言论迂远而效果切实的事例吗？诸王不足以与强敌交战，这是明白的；房管实际上正是借此来系结天下人心。房管的谋略见识宏大而深远，所以远远超越常情。如此说来，中兴大业帷幄中的功劳，究竟谁最大？贺兰进明却仅仅因为个人偏忿而诋毁房管，激怒皇帝，把他的功劳反说成罪过，肃宗于是相信这些话而疏远了房管。假如肃宗有作为君主的明察，就应当好好思考这件事。若说：‘我既然以元帅身份在北方起兵，北方的重兵良将已经在我手中；西面连接关中，北面俯视贼巢，都是便利的地方，又有谁会嫉妒呢？’然而天下是巨大的事物，不是有道之人不能忘却私物，也不是有公天下胸怀的人不能通达此理。对于天下这样重大的计策，像肃宗这样的人，难怪会怨恨并疏远房管了。自天宝至德以后，名相并不少，但房管独自巍然具有大臣的声望，天下称他为房公。至于那些足以名世立言的士人，没有不整肃衣襟、改变容色来称道他的道德，这难道只是私人喜好造成的吗？然而房管最初的谋划，言论并没有见于史册，只是由于贺兰进明的诬陷，后世才知道这个计策出自房管。至于敌人抚几叹息的事情，史书没有记载，只有司空图的诗中见到。司空图亲自仕于唐室，掌管诏令文辞而做到高官，他的话一定有所依据，可以相信无疑。我看德宗逃到奉天时，李晟请求驻跸邠、梁，以此系结天下人心。仆固怀恩欺骗回纥引其入侵，也说：‘天可汗抛弃天下，中原没有君主，众人因此跟随。’那些敌人智谋足够，应该知道这一点，这大概就是他抚着儿子而叹息的原因吗？（厚斋王氏《困学纪闻》说：司空图《房太尉诗》说：‘物望倾心久，匈渠破胆频。’注释说，安禄山最初看见分镇诏书，拍着胸脯叹息说：‘我得不到天下了。’房管建议派诸王担任都统、节度使，贺兰进明却向肃宗进谗言。按照司空图的说法来看，房管的这个建议可以挫败叛胡的胆气。《新唐书》采录野史杂说，却没有记载这句话，只有程致道写文章加以阐发。晋朝凭琅琊王建立江左的事业，我宋凭康王奠定中兴的根基，房管可以说是善于谋划了。） 跋山谷《食时五观》　朱松 右边是鲁直《食时五观》，他对我说：‘接受这些道理并实行它，即使面对粗茶淡饭尚且觉得惭愧，更何况面对精美的饮食呢？’如今抄录下来给弟弟们看，并用三句话赞美它：‘知道羞耻，可以培养道德；知道分限，可以培养福分；知道节制，可以培养气节。’孔子说：‘我想要仁，仁就会到来。’难道会欺骗我吗？宣和壬寅年五月二十八日，建州龙居院上方书。跋冯宿为某人所作碑文　汪应辰 裴度征讨淮西时，韩愈、冯宿都在他的幕府中。后来冯宿任比部郎中，韩愈上疏议论佛骨，当时的宰相怀疑奏疏是冯宿起草的，便把他外放为歙州刺史。如今看冯宿这篇文章，谄媚虚妄，见识浅陋庸俗，文辞气势卑弱，绝不可能是议论佛骨的奏疏。宰相当时的怀疑，实在太不明智了。《龙川别志》　汪应辰 无垢居士从前曾对我汪应辰说：“读书考察古人的行事，既然已经相信他的重大节操，那么对于小的瑕疵，就应当存而不论。因为其中往往有曲折隐情，不是后人能够完全知道的。比如欧阳文忠公为王文正公撰写墓志，说寇准曾向王公请求担任使相；寇公以正直闻名天下，难道会向别人请求官职吗？”像这一类事情，应当谨慎议论。我知道这话出于忠厚，却还不能完全明白地相信接受。世人曾责怪宋子京是晏临淄的门下士，却又替晏公起草罢相制书，其中有“广泛经营产业以增加资财，多役使士兵以谋取利益”等话，认为说得太过分。《龙川志》所记的事情，使我惊惧惭愧，自己轻率议论前辈，却不知道其中的曲折，像这样的事恐怕还不少。无垢的话，我从此更加相信了，所以记下来用以自我警戒。《续池阳集》　汪应辰 毕渐在章惇掌权时，曾上奏请求把元祐党人所立的碑碣全部毁掉。如今看《续池阳集》，其中却载有二苏、二孔和鲁直的诗，而且还是毕渐亲自作序。过去所提出的主张，竟然自己违犯了，这是为什么呢？张丞相天觉在谏官之位时，尊崇王介甫，却指司马温公为奸邪之人。等到看他撰写《唐质肃公墓志》，称温公时却说“司马公光”，提到介甫时只直称“王安石”而已。由此看来，世上那些在是非邪正问题上的议论，不一定都是内心真正这样认为的。假如士大夫都能做到内心和言语一致，哪里还会有这样纷纷扰扰的祸患呢？读《寇莱公集》　胡仔 从《莱公集》中的《江南春》二首来看，诗中的语意似乎显得优柔寡断；但等到他在朝廷上主持大政、决定澶渊之战的策略时，气势却锐利奋发，表现出仁者的勇气，完全与诗中所写不相同。人的性情实在难以了解，竟是这样。书写徽州婺源县《中庸集解》刻本后　朱熹

译这部书最初在南剑州尤溪县刻印，朱熹我曾为它作序。如今它的篇目在建阳、长沙、广东西路都有刻本，婺源县令三山张侯又将把它刻在县学中，用来惠及求学的人。朱熹原本就是婺源人，过去常忧虑乡里后辈学者见闻狭窄浅薄，只知道沉溺于科举和程文的习气；其中才华出众的人，又往往热衷于辞章编纂的技巧，却不能专心致力于圣门之学。因此，儒学风气虽然盛行，美好的习俗却还不纯正。父子兄弟之间，不能不感到愧对古人的地方很多。如今有贤能的大夫传播此书来教导他们，这本来就是朱熹所愿意听到、也乐于赞助其成的事。这部书所记载的内容，虽然根本在于天道性命的精微，但其实际内容并不超出通达之道、通达之德所显现的光明境界。求学者如果真能相互切磋，深入研究并努力实行，那么先圣所传授的道理和如今张侯用来教导他们的内容，将来都可以由自己体会得到；旧有习俗中不纯正的地方，也可以一变而达到正道。书写李参仲家藏《二程先生语录》后　朱熹 程氏之书刚出现时，人们因为难以得到而珍视它，但未必都能研究透彻并付诸实践。近来流传渐渐广泛，后人知道它就像丝麻五谷不可一日缺少一样；然而真正喜爱它而不舍弃的人，却仍然很少。我因此看到吕、滕、李三位君子传授的旧编和李丈的跋语，私下有所感触，谨记在后。庆元乙卯仲冬甲辰，朱熹记。跋《滕南夫溪堂集》　朱熹 婺源作为一个县，地处偏僻，深入群山重岭之间；但一百多年来，杰出人才不断出现，如翰林汪公以及我的先父太史公，都凭借学问文章在世上显赫而受人尊重。至于户掾滕公，虽然稍晚出生，但他的才华和志向卓异，远远超过同辈。譬如汗血宝马，落地便能日行千里，正准备给它套上鞍辔，系上铃铛，约束它奔驰，以追赶汪公和先父的卓越车驾，却不幸短命而死了。他一生留下来的文章，现存的不到十分之一，所以侍郎吕公仁父曾替他作序。然而其中多是当时应酬应用的文章，还不足以看出他的志向所在。唉！凭滕公如此杰出的才华，假如能够长寿，更多地到四方寻求师友来充实自己的志向，那么他的成就哪里会仅仅如此呢！淳熙丁未年，他的兄长孙璘到崇安来拜访我，拿出他的文集和这篇传给我看，于是我长叹一声，写在集后。传中说，滕公曾写过一篇万言书，论述和战守三者的利害，言论十分宏伟；如今这篇文章也不见于文集中，实在可惜。李丈所作这篇传，笔力奔放而法度谨严，读者可以由此想见当时朋友之间切磋学问的盛况。九月丙辰，同乡人朱熹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跋《吕仁甫诸公帖》　朱熹 靖康之乱时，中原百姓遭受涂炭，士大夫人物聚集到东南。吕公广问、仁父来到婺源任主簿，并带着他的兄长和问、节夫一同前来。又有维扬的罗公靖仲、共竦叔共，也来此寄居。于是李氏父子得以跟从他们交游，滕户曹恺南夫也接受了他们的教诲。看这卷帖，可以见到当时学问传授源流的盛况。然而只有仁父晚年仕途通达，其他各位大多死后没有显名。滕公尤其因为才华俊秀而早逝，乡人至今仍为之叹惜。只有李丈参仲独自以高寿终老，受到后辈的尊敬仰慕。他虽然也未能在当世施展自己的才学，诸公却反而依靠他的著述得以流传。他所写的《滕君传》《簿厅记》可以作为考证。末尾有建州人魏元履写给参仲弟弟元质的信。魏元履当时是魏挺之后，改名为魏掞，以特别起用的方式做官，多次直言进谏，不能长久留在朝廷中。他死后，天子思念他，下诏褒奖抚恤。元质也有优美的才华，喜好学习，不幸同样没有长寿。这又可以看出李氏家族贤才很多。庆元乙卯仲冬甲辰，朱熹题。书写《孟子·慕父母章》　程大昌 孟子说：“人年少时爱慕父母，懂得喜爱美色后就爱慕年轻貌美的人，有了妻子儿女后就爱慕妻子儿女。”赵岐说：“艾，是美好的意思。”世人因此根据这句话，把“少艾”解释为年轻美好的女子。我遍查经书传记，从来没有发现把“艾”解释为美好的文字。有人说：“艾，是古代的‘女’字。”流传久了发生讹误，拆分字形后，‘女’字转写成了‘艾’。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孟子》一书没有经过焚毁，历代儒者也没有怀疑并改换它原来所用的字。我在三馆任职时，汪少监圣锡说：“衢州有个士子陈述他的见解，请求以注释为依据来质问：‘少，应当读作少长的少，就是学习骑射的年轻人；艾应当读作义。这样不必牵强解释，意义自然就明白了。’”这话确实正确！凡是古书中说“惩父之艾”的“艾”，都读作“刈”，艾就是刈。所谓“惩艾”，就是惩罚并断绝它。《诗经》说：“备好你的钱和镈，忽然看见铚和艾。”这里也把艾读作刈，这就是证据。所谓“慕少艾”，是说懂得喜爱美色便产生爱慕，其程度比幼年对父母的爱慕已经减弱了。至于有了妻子儿女后便爱慕妻子儿女，这就是所说的对父母的孝心比以前衰退了，不只是稍微减弱；这里的“艾”也有衰减的意思。《庄子后论》　程大昌

译庄周的著作，大体上把无为看作最高境界，把有为看作起点。他内篇开头寄托在《逍遥游》中的意义，是特别独立的一篇著作，依次显示由有进入无的道理，作为宗旨根本，但人们多没有察觉。游行而达到逍遥境界时，意念想要前往而精神已经通达，完全没有形迹，也没有什么可以束缚它。它所说的“游”，难道是真正的游走吗？精神的运行，心术的发动，念虑所达到的地方，没有不是游。它的“游”，同圣人教化天下时所说的“过”相同；它的不游，同圣人存养精神的“存”相同。难道可以从脚步和实际践履之间去寻求吗？游而达到这种境界，便是放纵心意却不越过规矩，狂放地踏上大道。假如想把这种道理举出来告诉别人，又将没有地方可以寄托言语；所以借助事物来譬喻形迹，又抛开形迹来说明无，这就是庄周构思立意、使人有所觉悟的方法。因此，斑鸠奋力飞起，鹌鹑腾跃，鲲鹏盘旋搏击，列子驾御长风，虽然大小、精粗完全不同，都是借助事物来说明道理，并不只是设置诙谐怪诞的故事来炫耀辩才博学而已。斑鸠、鹌鹑嘲笑鲲鹏，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达到凭借大风的境界。不借助风力，却只依靠翅膀，正如极其愚钝的人自以为是，不从穷究事物来求得知识；即使装出飞升的姿态，向上冲到枋树榆树，飞翔在蓬蒿之间，也只是稍微飞起便坠落，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帮助它。所以如此。鲲鹏拍击扶摇之风，一升便达到九万里，从北海出发，望向南海，背负青天，而风反而在它下面，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隔它；借助外物的功效，大概没有比这更充分的了。这就像超越善、信而达到美、大，超过成为大人的境界，已经十分宏大了。然而它仍然不能逍遥，因为势要依靠翅膀，翅膀又要依靠风。它虽然庞大，凭借的外物却还不如列子；列子舍弃并摆脱行迹，飘然驾御清风，更加无所凭着。以上三种意义，层层递进，到了列子便达到极点，不能再增加了。然而列子也必须有清风供他驾御，并不能自己来往。庄周反复申说，已经讲得详尽，然后直接揭示其中奥秘，说：“这虽然免除了步行，却还是有所凭借。至于顺应天地的正道，驾御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变化，而遨游于无穷境界的人，他还需要凭借什么呢？”他用有凭借和无凭借来譬喻对有、无的理解有浅有深，说明鲲鹏和列子都还不能算逍遥，那么由有返无的主旨，难道不是随着所论事物而自然显现出来了吗？懂得并贯通这个道理，那么庄周寓言所指向的内容，虽然精微、密切而又荒诞，意趣各不相同，但归根到底，瓦砾尘垢无处不是最高的道理。古今许多人责怪庄周诋毁尧、舜、孔子，于是相互援引绳墨、排斥根本，把他一概斥为异端；这对替世人建立教化的人来说本来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虞仲、夷逸隐居而放言，行为符合清廉，废弃仕进又符合权宜之道，尚且还受到孔子的称许。那么庄周对自己的处置，是清净无欲；他所排斥抛弃的，又都是推究礼法败坏的根源，并把它归结到保持质朴的境界。他对轻重作出折中，另有深意；即使言论十分放纵，也只是隐遁者厌恶邪恶的常态，不值得过分责备。至于他谈论道理时极为深刻，显现出深藏的奥妙，有时假托古人的事迹，用来发抒自己想说的心意；有时摹写世间万物的形象，以表达难以言说的精妙。凡是《鲁论》《周易》中隐约显露端倪的内容，到庄周那里便铺陈发挥得充分明白，灿然如同有形可见、有次序可循，怎么可以轻视呢？孔子曾说：“君子不因为一个人的缘故而废弃他的言论。”又说：“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作为我老师的人；选择他的优点来跟从。”那么庄周的言论，难道应当一概废弃吗？至于放纵言论达到极点、太过没有界限，庄周也自己为这种过分而感伤。于是他又取来治国之道的本末，深入论说其中的精微，如同九变五末；假使遇到尧舜那样的君主而把这些道理真实地陈述出来，难道会像捶击木头使其断灭那样放荡而毫无约束吗？书写《史记·律书》后　程大昌 贯通之后，就成为圆转的枢机。《史记》记载黄帝推演策数的话说：“黄帝得到宝鼎和神策，这一年是己酉年朔日旦时冬至，得到上天的纲纪，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接太阳而推演策数，后来每隔二十年又遇到朔日旦时冬至，共推演二十次，历经三百八十年；这就是所谓终而复始，正是辗转相生的方法。”所以孟康说，黄帝创制历法，历法终了又重新开始，含有无穷无尽的意思。这种说法有道理而且可以作为依据。既然已经掌握终而复始的方法，就可以推算星象，也可以创立历法。所以说“名察度验”：所谓名察，就是根据星辰的名称考察它们所处的度数；所谓验，就是依据它们运行的躔度来了解其运行情况。因此，清浊五部、气物分数，都可以考核，历法也就能够建立了。书写《阿房宫赋》后　程大昌 杜牧写《阿房宫赋》，立意深远，文辞华丽。吴武陵甚至以王佐之才称许他。如今拿秦代史实来考察，赋中有许多地方都值得怀疑。他叙写宫室的盛大说：“覆盖三百多里，隔绝了天日。”按《始皇本纪》，修建阿房宫是在三十五年，周围修筑阁道，从宫殿下面直通南山。根据地理位置大略计算，从渭水向南直达南山，最多只有一百多里；如果从东西方向横向计算，那么从鄠、杜直到浐水，也不到一百里，怎么能覆盖三百多里呢？至于他叙写嫔妃的众多，又说：“王子皇孙，乘车来到秦国，成为秦宫中的宫人，其中有的人三十六年都不能被皇帝看见。”这又错了。始皇二十六年才刚刚兼并六国，在二十五年以前还不可能把诸侯国的子女全部弄到秦国，怎么会有三十六年不曾得到皇帝宠幸的人呢？按《始皇本纪》说：“秦国每攻破一个诸侯国，就摹写并仿造它的宫室，把它们建在咸阳北面的阪上，南面临近渭水，从雍门向东直到泾水、渭水，宫殿楼屋、复道和环阁相互连接，把所得到的诸侯国美女和钟鼓都充入其中。”那么宫室和嫔妃的盛大如赋中所说，实际是渭水以北的宫殿之事，并不是阿房宫。阿房宫直到始皇一世也没有完工，役使的工徒多达数万人。秦二世征调这些人去修建骊山，不久周章的军队到达戏地，于是又把这些役夫征来充当士兵。这样看来，歌台舞榭原本还没有落成，宫人也从未住进去，哪里会有胭脂水可以抛弃，涨满渭水而使水面油腻呢？赋中说：“上面可以坐万人，下面可以竖立五丈高的旗帜。”这只是说建造规模原计划要达到这种程度，而始皇从未在这里接受朝见，由此就可以知道它最初的规制并没有完成。可是杜牧却把渭水以北宫殿的记载全都拿来充实渭水以南的阿房宫，这难道不是错误吗？书写《寿王议周鼎》　罗愿

译唉！君主的趋向，难道可以不审慎吗？当初秦始皇想要出示周鼎，汉孝文帝又在渭城受骗于新垣平的诈术，也认为周鼎应当出现，这些事都受到后世讥议。汉武帝偶然得到一只鼎，当时又认为是周代的旧物，只有寿王知道它不是周鼎，并把事实说明白，大概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君主想要得到真实情况。汉孝武帝只是想美化自己的名声，不喜欢寿王的说法，竟突然以死相威胁。于是寿王立即改变说法，改说颂扬的话，认为这是上天降下的恩赐，鼎是为汉朝而出现的，因此说它不是周鼎。这样一来，皇帝才释然称善，又跟着赏赐他。由此可知，甜言美语之所以能够进献，都是由于君主驱使人这样做；否则人还有所畏惧，就不敢这样说。像寿王这样的人，一旦发表正论，几乎不能免于死亡；转而阿谀奉承，褒奖赏赐便随之而来。天下追逐利益的士人，怎么能不受到鼓励呢？题《五峰先生知言》卷末　吴儆 右边这部五峰先生的《知言》流传于世，确实已经很久了。凡是后来从伊洛学派而来的学者，都知道尊敬、相信并奉行它，就像洙泗之地有孔氏之学一样；但我们家乡的学者有的还没有见到它。我从南轩先生那里得到这部书，谨托同道汪伯虞刻板印行，以扩大它的流传。将来我们同党的士人中，有擅长文辞的，有精通学问的，有才智足以共同建立事业的，有刚正不屈、安于退处而能守持操行的，有温厚少过的，都知道把这条道路作为终身立身的根本之地，就像萧何守卫关中、寇恂守卫河内一样，那么差不多就知道应该在哪里停留安身了。否则，我担心他们终身都无所归依。题《晦庵先生真迹》后　滕璘 晦庵先生世代居住在我们乡里，后来迁居闽地，倡导阐明道学，门外鞋子满地，而乡里人却没有人前往拜见。淳熙乙未年，先父才命我和兄长写信，谦辞请求接受教诲。先生回信，指示求学的要领。第二年先生回来，我们才得以拜见并请教。此后与先生通信，每次都承蒙回信，教诲指引极其周详。如今我已经老了，却没有什么成就，无法仰承并符合先生的期待。弟弟珙不幸早逝，他所收藏的先生真迹在散失之后，仅存三十纸。每次展读，都肃然起敬，只恨先生不能再见。现将它们刻在博雅堂，给子孙看，使他们知道先生不忘故乡、私下以学问教益乡人的情形就是这样。先生曾为先父墓作铭，又曾为叔祖溪堂先生的传作跋，并把弟弟珙的《景吕堂诗文》附在后面。门人新安滕璘书 跋《地理书》　程先 送终，是人生的大事，不能希望尸体很快腐朽。圣门曾经对此作过明确而深刻的辨析。然而运用术数的人容易流于迂腐，窃取我道理的人又容易过分矫饰。迂腐的人迷信祸福，几乎会迁延时日而不下葬；矫饰的人不明白事物的规律，必然会忽略实际而妄自作为。二者都是过犹不及，必须取得中道，才可以同他们相处。礼经说：“附着于棺材的东西，必须诚敬而可靠。”又说：“不要让泥土侵及皮肤。”又说：“要卜问墓地的宅兆。”这就是中道。然而所谓卜问，难道不也是寻求可以相信、可以依靠的依据吗？什么是可以相信、可以依靠的依据？就是事理。这是格物致知的一个方面。不懂得道的人，不足以同他谈论这些。我曾读过地理书，从青乌一派以下，几乎多得汗牛充栋，都是后世术数之人所作，不足以相信。然而如果没有这些书，又无法使后世做人子女的知道慎终的道理。有见识的人应当像孟子所说的“从《武成》中取二三篇而已”。闲暇时我选取其中较为古旧的书，亲手抄录下来，于是题写在篇末。题《古今事文类聚》后　祝穆 记诵知识并不是讲学最急切的事情，但也是讲学的一种助力。从前上蔡谢公初次拜见明道程先生时，很以自己博闻强记为得意，直到被告诫“玩物丧志”，这并不是鄙视记诵，只是不希望他把记诵专门当作学问。我私下认为，讲学固然以穷究事理为崇尚，但考察古今，也必定要依靠广博的记诵；如果有一本书没有读过，有一件事物不了解，就会使各种疑惑堵塞胸中，没有言论可以消除，面对万事便束手无策。这种弊病在于学力尚未充足，同时也是记诵空疏造成的过错。由此看来，讲学和记诵虽然好像轻重不相称，又怎么可以偏废一方呢？然而记事很难，记文章尤其难。有的人在宾客相对饮食的短暂时间内回答所问的几条问题，又能在被贬谪、没有书籍的地方写成《党锢》一传，这实在是天赋异禀，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有的人或许抄录下来以防遗忘，虽然距离真正的博闻强记还很远，难道不也胜过完全不记吗？我祝穆十分愚陋，又很容易忘事。凡是看到古人的嘉言美行、大篇短章，起初本来都恭敬地牢记心中，时间一久便茫然不能再记起。不久有所悔悟，便随即作笔记，年年积累，终于编成大卷。只是内容丛杂繁多，每每散乱而没有纲纪，我对此很忧病。于是我考察欧阳询、徐坚所编的类书，采集事实和诗文，合编成书，颇有条理。闲暇时我仿照他们遗留下来的意旨，整理编次旧稿，从羲农一直到我宋，分别按照时代次序排列。记载事实一定提取要点，编纂文章一定选取其中最出色的。编成后就把它命名为《古今事文类聚》。后来又想到，我幼年失去父亲，紫阳朱夫子把我当作母亲一方的外甥，确实在考亭书院教育过我，使我粗略听到他的学说。如今我已年老而无所成就，却仍然把时间精力废弃在这件事上，实在是因为善行足以作为法则，不善足以作为警戒。有的诗用来吟咏性情，有的文章用来阐明义理，讲学的人也将有所取用，难道只是把它作为分类汇编而已吗？我又曾听朱子说：“记诵之学，不足以使人成为人师；记住十件事，也只是十件事，记住一百件事，也只是一百件事。只有温习旧闻而知道新的意义，学问才会经常保持活泼。”读这部编书的人，何不也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体会，不流于“玩物丧志”，这样就可以了！唉！义理无穷，而见闻有限，我冒犯了不合宜的地方，姑且把事情的大概自述如下。当代的大贤如果怜惜我用心勤苦，赐给它序文，使它能够附带流传而不至于最终沦为裱糊坛子的废纸，那就更幸运了。淳祐丙午年腊月十五日，后进祝穆伯和父谨记。温公隶书《思无邪》《公生明》六字跋二首　朱权

译前代贤人司马文正公用隶书写下古体六个大字，中间经历党禁，没人敢于传播。到了绍兴年间，福州长乐县令杨君德载、苏君文瓘先后各自得到三个字，刻在县衙，于是又流传到世上。然而看两位的跋文，都把“公生明”放在前面，把“思无邪”放在后面。我私下认为，史克歌颂晋国的一句话，经孔子删定《诗经》而保存在经书中，后来又特别提出它，用来概括三百篇《诗经》，那么这句话的旨意可以说宏大深远了。尊崇经书的学问，本来就应当把它放在前面。如今摹刻于如皋便斋的东墙。荀卿著书不下十余万字，温公为什么唯独书写这句话呢？“思无邪”，是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的根本；“公生明”，是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要领。温公选取荀卿的这句话来配合经书，难道是随便做的吗？如今把它刻置在西墙。唉！圣贤的言论虽然有先后次序，但无不属于正大之理。温公怀抱诚实明达的学问，平日闲暇时采集经传中的格言，将它们呈现在心中，亲自践行，从而光明地辅佐元祐盛世；这些话流传而不朽，启迪后来人。我虽然不敏，也请求奉行这两句话。书写《道命录》后　朱申 《道命录》是秀岩李公编纂的。书名的意义取自《论语》，大概是感慨我道兴废的缘由。孔子说：“上天还没有要丧失这些文化，学习的人在这里又应当思考君子不把一切归之于命运的意义。”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二十三 （明）程敏政撰 ○题跋 书写王国瑞料院所刊《遗教经》　程珌 这部编书劝人为善、戒人为恶，内容不止万言，但根本宗旨不外乎仁、义、礼、智、信五个字而已。我们儒家的道理与天地并存，约括起来不满一指，充实扩展起来可以充满六合。所以说：“乾凭借平易而使人知晓，坤凭借简约而发挥作用；能够做到平易简约，天下的道理就都可以得到。” 书写《李林甫传》后　程珌 肃宗想要挖掘李林甫的坟墓，李泌劝谏说：“如果这样做，那么将如何面对明皇呢？”肃宗哭着说：“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李泌的话，是一时顺承皇帝心意的孝行。古人所说的通达大孝，难道就是这样吗？书写《绍兴正论》后　程珌 尚书金公因为不依附秦桧，被闲置了十八年。秦桧死后，他才重新出仕。这部书因此有所缺失。跋《李用之太极问答》　吕午 朱文公先生《太极中庸说》中所谓“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迷惑”的道理，如果舍弃它而另寻他途，就像厌弃五谷，却想吸食风露来求奇异一样。有的人知道尊崇他的学说，却不免轻率地作注解释，那么一字一句很容易流于差错；又有人会像连五谷的种类都分辨不清，把莠草当作禾苗。只有能够遵守先生的求学规矩，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个方面下功夫，才差不多可以做到正确。这就是御史李公向西山先生提出疑问，又旁采众人意见，反复讲明，以求得到真正正确结论的原因。题《增广字训》　程元凤 晦庵编述《近思录》，开头列出阴阳变化、性命等道理，有人怀疑这不是初学者应当学习的内容。东莱说：“只是让他们知道这些名称和意义，有一个向往的方向罢了。”至于讲学的方法和亲身实践的实际内容，都有具体的次序等级。如今看宗族中达原编辑的《字训》，大概就是所谓先知道名称和意义。求学贵在知道名称和意义，难道到此就停止了吗？读它的人一定要在讲学和亲身实践时更加用心，这样才差不多不只是徒然知道。跋《程少章文稿》　方岳 少章年轻时就带着老成的笔力，在科举场屋中，大略像李将军和匈奴左贤王交战时，汉军箭将用尽，官吏士卒都吓得变了脸色，而李将军意气自如，军中都佩服他的勇气。后来他不能同各位校尉并列，就干脆弃去科举，改写表、启、箴、颂，和各位公卿贵人交游；这又像东方曼倩和郭舍人戏作隐语，所谓“伊优亚狋吽牙”，语句漫无头绪，不知道是什么话，但应答锋利突出，没有人能难倒他。如今他老了，在我的辟雍任所看见我，把我当作负责接见官人的人，赶紧穿鞋迎接，对他说：“飞将军迷失道路，是天意，并不是先生有什么过错。您难道没有曾经欺骗过驺朱儒吗？为什么竟成了恩泽侯呢！”少章说：“有的人住在用桑树枝作门轴、以破瓮作窗户的简陋房屋里，终年勤苦，却没有人愿意同他交往；有的人戴着高冠，穿着宽大的衣袖，放浪于江湖之间，却没有人能使他返回正途。归根到底，他们同样都是迷失道路的人。我家住在笔峰山下，有一块田地，我将赶着黄牛在那里耕作，有时做些劳作，买一只旧瓦盆里的酒来喝醉；即使和您是同乡，我也要洗我的耳朵，何况那些公卿贵人呢！”我笑着说：“少章如今又变成汉阴丈人了吗？” 《仪礼经传通解目录》跋　朱在 右边这些，是先父所著《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如今在南康道院刊行。名为《经传通解》的，共二十三卷，是先父晚年亲自订定的，属于他的绝笔之书，编排次序都详细见于目录。只是《书数》一篇缺少尚未补写，《大射礼》《聘礼》《公侯大夫礼》《诸侯相朝礼》八篇也还没有脱离草稿。这部书原名《集传集注》，共十四卷，作为《王朝礼》以下的《卜筮》篇也有缺失，其余都是先父已经草定但没有来得及删改的内容。如今都不敢有所增益，全部依照他的草稿。至于《丧礼》《祭礼》两礼，先父曾经把编排体例和次序托付给门人黄干，让他分类编次。将来书成，也应当接续编入这里，希望这部书最终能够完整。想到先父早年就曾立志编成此书，后来在经筵任职时，曾经上奏想请求朝廷招集生徒，设立机构编次，却没有来得及上奏。然而他的著述宗旨都保存在这一篇中，如今谨慎抄录如下，读者应当可以由此知道他的用心所在。礼制残缺、音乐败坏，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如今幸而经过讨论，粗略看见了端绪，但上天没有给先父足够的寿命，使他不能完成全部大典，而所成就的只有这些。唉，一切都结束了，这难道不是千古的遗憾吗！嘉定丁丑八月甲子，孤子哭泣着以血泪谨记。《易吕氏音训》跋　朱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