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二上

译伯淳姓程，名颢。他的先祖中有一人任周的大司马，名叫乔伯，封地在程，后来便以程为姓。高祖追赠太子少师，名羽，在太宗朝立有功劳，皇帝赐给他京师住宅，居住两代后迁到河南，如今成为河南人。先生生来秀美爽朗，与普通儿童不同；才几岁便诵读《诗》《书》，记忆力远超常人。因此户部侍郎彭公季长一见就认为他非同寻常，便答应把女儿嫁给他。考中进士后，调任京兆府鄠县主簿。县中有一尊石佛像，年年传说佛头会放光，于是远近男女昼夜聚集观看，久久不散。任县令的人畏惧它的神异，没有人敢禁止。先生刚到任，便责问那些人说：“我听说石像每年现光，有这回事吗？”他们回答：“有。”先生告诫说：“放光时一定要先告诉我，我要把佛头取下来察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放光的事了。府境发生大水，各县仓促兴修劳役，都狼狈不堪、措置失当，只有先生所治理的地方，饮食、草舍等一切都准备齐全。当时天气非常炎热，服役的人多有病死，唯独鄠县人没有死亡的。监司想要推荐他，问他有什么愿望，先生回答说：“推荐士人应当根据他的才能所能胜任的职位，不应当询问他想要什么。”为避亲属关系的嫌疑，于是调任江宁上元县主簿。田税不均，比其他县尤其严重。先生任县令后制定办法，百姓没有受到扰乱，税赋便均平了。适逢县令被罢免，先生代理县中事务，每天收到的牒诉仍有二三百件之多；先生处理不到一个月，百姓的诉讼便减少了。江南的风俗是种稻，依靠塘堰灌溉；盛夏时塘堰溃决，估计不是一千人不能堵塞。按照旧例，应当把情况报告府中，禀告监司，然后计算功劳、调发劳役。先生说：“如果像这样办，禾苗就要枯死了。为了救百姓而获罪，我也不推辞。”立即发动百姓堵塞，年成于是大丰收。仁宗去世，遗制规定官吏服丧三日，三日早晨除服。知府王贽率领郡中官员将要除服，先生进言说：“请把今天过完。”王贽发怒，不听从。先生说：“您自行除服，我不到晚上不敢除服。”全府官员看见知府尚且如此，也没有谁敢除服。调任泽州晋城县令。百姓因事到庭下，他一定教导他们侍奉父兄、尊奉长上的道理。有空闲便亲自到各乡学，召集父老同他们交谈；儿童读书的，替他们订正章句；教师不称职，就撤换他。起初当地风俗非常粗野，不知道学习，几年以后，穿儒服戴儒冠的人便多了。使乡里远近编成伍保，让他们在劳役中互相帮助，患难时彼此救济，使奸诈虚伪无处容身；对于孤独、贫困、年老、患病的人，责令亲属和乡党不得使他们失去依靠；旅途中出行的人经过当地，患病时也都有供养。三年之中没有盗贼抢劫，百姓也没有斗殴致死的人。河东路财赋不足，官府一旦征买，物价就上涨，每年都成为百姓的祸患。先生估量所需物品，让富户预先储存；按规定价格出售，富户并不损失利息，而乡民所花的钱只相当于旧时的十二三分。乡县的仓库里有杂纳钱几百千，常常借来补助百姓的劳力。部使者到来时，先生便告诉他这是让他自行使用的钱，不敢私自拿给使者。部使者相信他的诚意，也没有追问。此前百姓害怕差役，乡邻往往彼此结仇。先生完全掌握百姓财产的厚薄，按户籍安排差役，没有人敢推辞。义勇军常在农闲时操练，但只是徒具文书形式而已；先生到了晋城，百姓于是成为精锐的军队。经推荐改任著作佐郎，不久又因御史中丞吕公晦叔推荐，授太子中允，代理监察御史里行。神宗平素听说过先生的名声，召见回答策问那天，从容地向他询问。等到见了两三次，便决定将来要显著任用他。他前后进言，大体以端正内心、抑制欲望、寻求贤才、培养人才为先。他曾说君主应当防止尚未萌发的欲望。神宗俯身拱手说：“我应当以此告诫自己。”当时王荆公任宰相，推行了许多措施。先生每次进见，一定替皇上陈说君主治国之道，以至诚仁爱为根本，不应当只谈功利。他又极力陈述治国之道。神宗说：“这是尧舜那样的事情，我哪里敢当。”先生忧惧地说：“陛下有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天下的福气。”他连续上了几十道奏章，论说辅臣不能同心、小臣参与国家大计、出售祠部度牒、青苗法收取利息、提举官多非其人、诏命发出不经过门下省、专门谋求财利的臣子日益进用而崇尚德行的风气逐渐衰落。王荆公虽然与先生意见不同，却曾称许先生忠诚守信。进言多次不被采用，先生恳求到外地任职。神宗仍然不愿让他离开；他上章并当面请求十多次，神宗都不答应，于是闭门等待获罪。朝廷差遣他代理西京路提点刑狱。他又上章说：“如果臣所说的是对的，希望实行；如果是妄言，应当给予明显的贬黜。如今臣请求治罪，却反而获得升迁，这就混乱了刑罚和奖赏。”改任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河清地方发生水灾，按法不得另外征调劳役。当时中贵人程昉任外都水，倚仗权势欺凌压迫人，想把各处的扫兵全部调去治理二股河。先生依法拒绝。程昉向朝廷请求，朝廷下令给他八百人。天气正值大寒，众人不能承受劳役，溃散而归。城中官吏来报告，全府官员互相观望，害怕程昉，不敢接纳这些人。先生说：“这是逃离死亡后自行归来的人，让他们休息三天，再恢复劳役。”曹村决口时，先生正在守护小吴埽，知州军事刘涣把紧急情况报告给他。先生连夜奔驰到州府，对刘涣说：“曹村决口，京师将有危险。臣子的职责是，身体可以用来堵塞决口，也应当这样做；请把厢兵全部交给我。如果事情还未完成，您应当率领禁兵接续前来。”他径直走到堤埽下，告诉士卒说：“朝廷养活你们，正是为了应付紧急情况。你们知道曹村决口后，洪水会流向京师吗？我和你们要用身体守护它。”众人都感动激奋，愿意尽力效命。决口将要合拢时，先生对众人说：“如果能找到一根木头横在水流入口处，我们的事情就成功了。”话音刚落，木头果然横在那里，众人认为这是至诚所感应。郊祀时大赦施恩，先生说：“我的罪过已经洗清，可以离去了。”于是请求任监临，获任西京洛河竹木务。推荐他的人说：“您从来没有按照年劳叙迁官秩，现在特别改授太常丞。”后来彗星出现，诏令百官直言，先生极力议论时政，言辞非常切直。回到朝廷后，差遣他知扶沟县事。广济河流经县境，河边有些奸民不从事生产，专门以胁迫夺取船只和货物为业，每年一定焚烧几十条船来树立威势。先生刚到任，便捕获一人，让他供出同党，得到几十人；没有继续追究旧日的罪恶，而是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以牵挽船只为业，同时察看其中不改恶行的人。从此焚船的祸患便断绝了。

译京畿各县的百姓苦于赋税沉重，每年常常因赦令而获得减免；可是守规矩的农民总是按时缴税，所以得到减免的反而都是顽劣之民。先生同他们约定：“前面获得减免的人，后来一定要按期补足。”于是恩惠才开始均平。司农寺上言：“天下缴纳役钱的户共有四等，唯独京畿内只有三等，请补给第四等。”先生极力陈说不可，各县都因此得以免除。水灾使百姓饥荒，先生请求发粮借给他们，邻县也提出同样请求。司农发怒，派使者核查实情；邻县县令急忙自己陈报说粮食将要成熟，可以不必借粮。使者到来后，对先生说：“您为什么不也这样陈报？”先生仍坚持请求借粮不止，终于得到谷六千石，饥民因此得到救济。司农更加恼怒，查看借粮名册，发现赋税数额不相等，便发檄文命县中杖责主吏。先生说：“救济饥民应当按人口，而不应当按户等高下；况且这是县令亲自核实后办理的，不是吏员的罪过。”事情才停止。内侍都知王中正巡视保甲，所到之处官吏大多受到轻慢侮辱，各县争相把供帐做得华美整洁，以取悦他的心意。主吏请示先生，先生说：“我们县贫穷，哪里能够仿效别县？而且这些东西取自百姓，是法律禁止的。命令中既然有旧的青色帐幕，就可以拿来使用。”先生在县中任职一年多，王中正多次往来县境，最终没有进入县城。有个犯偷盗罪的人，先生对他说：“你如果能够改过自新，我就从轻处理你的罪过。”盗贼叩头，表示愿意改过。几个月后，他又翻墙入室行窃，捕盗的官吏到了门口，盗贼告诉妻子说：“我同太丞约定过不再做盗贼，如今还有什么脸面见他？”于是自缢而死。官制实行后，先生改任奉议郎。朝廷派官员清查牧地，百姓的田地有一千顷应当没收，他们往往拿出累世相传的契约来证明产权。诏令改税为租，允许像私田一样买卖交换，百姓才心服。先生认为不应当清查没收。官员一直对先生说：“百姓愿意接受而您却不允许，这是为什么？”先生说：“百姓只知道今天不增加赋税，却不知道以后增加租额、夺取田地，最终会失去田产。”他们的产业已经要败亡了，于是先生对使者说，应当以仁厚为本，不可只图眼前方便而伤害百姓。官员受到感动，谢罪说：“我宁可接受责罚，也不敢违背您的命令。”于是把这件事移交给其他县办理。邻县的百姓犯了盗罪，被关在县狱中却逃脱了；即使后来遇到赦免，朝廷仍以特别诏令罢免先生的县事。县中百姓到开封府和司农寺请求留下他，人数达几千。先生离开县城时没有让人知道，老人和孩子追到边境，攀拉着他的车子号哭，不肯离去。先生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分割资财以便奉养，获任监汝州酒税。今上即位，推行覃恩，改任承议郎，召为宗正寺丞；尚未赴任便因病去世，时间是元丰八年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四岁。士大夫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没有不悲伤吊唁的，都以朝廷失去贤才为遗憾。父亲珦，任大中大夫后退休，当时八十岁。母亲侯氏，封寿安县君。妻子彭氏，封仁和县君，都先于先生去世。五个儿子中，三个早亡：端懿，任蔡州汝阳县主簿；端本，考中进士。四个女儿中，三个夭折，一个嫁给假承务郎朱纯之。占得先生去世之年十月乙酉日，葬在伊川祖先墓地。先生没有不读的书，即使佛教、老子、《庄子》《列子》，也都思考探究其义，最终归依于我们圣人的道。先生自守清正严峻，仿佛不可企及，但待人十分宽恕温和。谈论治国之道，卓越到难以形容；应对世事、接待人物，无不完全合宜。如果对君主有益，爵禄可以舍弃；如果对百姓有利，法令禁条也不回避。自元丰以来，凡是议论贤士大夫应当在天子左右的人，必定把先生列在其中。先生罢任扶沟后，贫困得无以为家，到了颍昌便寄居在那里。大夫以清德退居，弟弟颐，字正叔，以乐道为志而不做官；先生和正叔早晚前往奉养父亲，从不违背父亲的心意。内室之中和睦而严肃，合乎礼法，家中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备，却仍然和乐自得。我当时正任颍昌知府，因此得以同先生交游。先生不因我年老昏聩而弃绝我，始终与我交往，启发告诫，使我获益良多。所以先生去世时，我哭得格外悲哀，并且为他作铭，不敢以辞藻铺饰。铭文说：孟轲关于义与命的言论说得好啊！大概不懂义，就不足以安立天命；不懂天命，也不足以保存义。先生任官时，无论内外、大小职务，总是所说所做都出于正道；即使权贵豪强势力很大，也不因此稍有改变。唉！他对待义与命，可以说兼而有之了。（按：朱子编《伊洛渊源录》说：“《明道志文》，韩维持国撰，孙永曼叔书。”《韩氏家集》因战乱散失，然而《程氏家谱》确实载有此篇，如今秘阁所藏也有这部文集，难道是朱子当时访求得还不够吗？） 《明道先生墓表》　程颐 先生名颢，字伯淳，葬在伊川。潞国太师在墓上题写“明道先生”，弟弟颐叙述其中缘由，并刻在石上说：“周公去世后，圣人的道便不能施行；孟轲死后，圣人的学便不能传承。道不能施行，百代没有善治；学不能传承，千年没有真正的儒者。即使没有善治，士人还可以明白善治之道，以此使人变得善良，并传给后世；如果没有真正的儒者，天下人就茫然无所适从，不知道应当走向哪里。人的欲望放纵，天理就会消灭。”先生出生在周公、孟轲之后一千四百年，从遗留下来的经典中得到失传的学问，立志要用这条道来觉悟世人。上天不肯留下他，哲人早早去世。乡里的士大夫共同议论说：“道不显明已经很久了，先生出世，倡导圣学来教导世人，辨明异端，驳斥邪说，开启历代的沉迷。圣人的道得到先生以后才重新显明，他的功劳太大了。”于是老师采纳众人的意见，给他确定谥称，用来表彰他的墓。学者对于道，先知道应当走向哪里，然后才看见这个人的功劳；先知道道的终点，才知道这个名称与他的实情相称。山可以移动，谷可以填平，但“明道”的名声将横贯万世、长久存在。把碑刻在道路旁，用来告示后人。元丰乙丑十月戊子书。（按：朱子删节此文收入《孟子后注》，文字略有不同，读者应详细考察。） 《伊川先生年谱》　朱熹

译先生名颐，字正叔，是明道先生的弟弟。（明道生于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于明道二年癸酉。）幼年便有高明的见识，不合礼的事不做。（见《语录》。）十四五岁时，和明道一同向舂陵周茂叔先生求学。（见《哲宗徽宗实录》。）皇祐二年，十八岁时，上书朝廷，劝仁宗以王道为心，以百姓为念，排斥世俗的议论，期望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并请求召见当面陈述所学，没有得到答复。他闲游太学，当时海陵胡翼之先生正主持教导，曾以“颜子所爱好的是怎样的学问”为题考试诸生，看到先生的试卷，大为惊异，立即请来相见，让他担任学职。（见《文集》。）吕希哲，字原明，和先生住相邻的斋舍，首先以对待老师的礼节侍奉他。不久，四方士人跟随先生游学的日益增多。（见《吕氏童蒙训》。）先生参加进士考试，嘉祐四年，廷试落选，从此不再应试。太中公多次本来可以得到任子恩典，却总是推让给族人。（见《涪陵记义录》。）治平、熙宁年间，近臣多次推荐先生，他认为自己的学问还不够，不愿意做官。（见《文集》。又按：吕申公家传说，吕公主管太学时，命令几位博士到先生住处诚恳邀请他担任太学正，先生坚决推辞，吕公便亲自驾车前往。） 又有杂记说：治平三年九月，吕公知蔡州，将要出发时说：“我看到南省进士程颐，年三十四岁，操守卓异，姿态出众；嘉祐四年已经参加殿试，此后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往来太学，诸生都希望能够以他为老师。我当时主管国子监，亲自前往诚恳邀请，最终不能使他屈就。我曾同他交谈，他洞彻经学，通晓古今治乱的要领，确实有经世济物的才能，并非拘泥的士人、偏曲的儒生，只是各有一点长处；如果让他在朝廷任职，必定成为国家的栋梁。希望特别破格表彰任用他。”《明道行状》说，神宗曾让先生推选人才，先生推选了几十人，把父亲的表弟张载和弟弟颐列为最先称许的人选。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以及西京留守韩绛，把他的品行和义理上报朝廷。（见《哲宗徽宗实录》。按：温公文集中有与吕申公共同推荐的札子，说：“臣等私下看到河南进士程颐，努力学习、喜好古道，家贫而守节，言语必定忠信，举动遵循礼义，年过五十，不求仕进，真是儒者中的高尚隐士，圣明时代的逸民。希望特别下令召见，破格提拔，足以成为士人效法的榜样，有益于风俗教化。”） 又据胡文定公文集记载，当时谏官朱光庭又说：“程颐道德纯正完备，学问深广，才质坚强正直，有中立不偏的风范；见识思虑明彻，洞察事机，达到神妙的境界；言语和行为相互符合，没有可挑剔之处；仁义存于自身而不自我夸耀。如果任用这个人，让他负责劝讲，必定能够辅佐培养圣德、启发引导圣上的听闻，使君心归于正道，成为天下的福祉。又说，程颐穷究先王的深奥道理，通达当世的事务，是天下百姓中最先觉悟的人，是本朝真正的儒者。让他每天侍奉经筵，足以发扬圣人的训诫；兼任掌管学校教务，足以大大改变当今的文教。又说，祖宗时代曾起用陈抟、种放，他们的高尚风操和清正节操闻名天下。考察程颐的贤能，陈抟、种放未必能超过他；程颐的道，却有陈抟、种放所不能及之处。有见识的人观察他的学问，就知道他真正得到了圣人的传授；致知力行，并非一日积累而成。他有经天纬地的才能，有制定礼乐的器识。请求寻访采纳他的至理名言和正直议论，作为治理天下的办法。又说，谈到程颐的道，它贯通天地人三才，没有一丝间隔；谈到他的德，它包容众多美德，没有一项善行被遗漏；谈到他的学，它广泛通晓古今，没有一件事物不知道。” “谈到他的才能，它能开发万物、成就事务，没有一条道理不能统摄。因此圣人的道，到这里才得到传承。何况正值天子开始进学，如果让真正的儒者专门担任经筵讲官，岂不是盛事吗？”十一月丁巳，授任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见《实录》。）先生再次推辞，不久召他赴朝廷。元祐元年三月，到达京师。（王岩叟上奏说：“我看到程颐的学问极其深入圣人的精微之处，行为完全符合君子的纯粹德性；早年已经和他的兄长颢一起以德行名声显著于当时。陛下重新起用程颐并任用他，程颐奉召以来，在宫阙下等待召见，四方俊杰无不仰首向风，观察朝廷将如何对待他、安排他，并将据此议论。陛下这一举动，关系天下人的心。臣希望陛下增加礼遇他的礼数，选择安置他的方式，使高尚贤能的人能够为陛下充分发挥作用；如此所得的不只是程颐一人，四海中那些隐藏光彩、潜藏德行的人，也都将互相招引，出来为朝廷效力。”）授任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先生推辞说：“祖宗时代，平民被召用，自有先例。如今臣还没有得到入朝拜见，不敢接受命令。”（王岩叟上奏说：“臣听说圣恩特意授程颐京官，并兼任校书郎，足以显示陛下优礼高贤，也使天下人归心于盛德。”） “然而臣区区的诚意，还有话要向陛下进言。希望陛下召见他一次，用一句话询问治国的关键；陛下极其明察，便可以亲自观察。他长期抱持道义、涵养德性，潜心积虑的功夫很深，静心考察天下义理的时间很多，必定有美善的言论来更新圣明的教化。这就是臣区区进言的原因，当然不是为了程颐，而是想成全陛下的美德。陛下见过他之后再授予官职，程颐接受时便不会惭愧，陛下授予时也不会后悔；授受之间，双方都能得到好处。”于是召见他回答政事，太皇太后亲自面谕，将要任命他为崇政殿说书。先生辞谢而未获准，只好开始接受西京国子监教授的任命，同时上奏议论经筵三件事：第一，皇上正值年轻，辅导培养最为急迫，应当选择贤德之人充任讲官，并让他们陪侍、值宿，陈说道义，用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第二，请求皇上身边的内侍都选择老成厚重的人，不要让奢侈靡丽的事物、浅俗的言论接触皇上的耳目；另外设置经筵祗应内臣十人，让他们侦察皇上在宫中的行动起居，告诉讲官，如果有小的过失，也可以随事规劝；第三，请让讲官坐着讲说，以培养君主尊重贤者、重视道义的心和敬畏戒惧的德性。

译他又说：“如果我的话能够实行，我怎敢不就职；如果不能采用，希望听任我的辞谢。”（三道札子，见《文集》。又按：刘忠肃公文集中有奏章，认为先生辞卑居尊、尚未受命便先议论政事是不对的，大概是不知道先生出处、语默之间的道理本来已经非常精微。）不久诏命下达，任命他以通直郎充任崇政殿说书。（见《实录》。）先生再次辞谢，后来才接受任命。四月，按惯例因暑热停止讲学，先生上奏说：辅导年少的君主不应当这样疏略，请让讲官在六参日上殿问候起居，借机从容地纳入教诲，以辅助皇上的德性。（见《文集》。）五月，差遣他与孙觉、顾临以及国子监长贰共同考察审定国子监条制。（见《实录》。）先生制定的主要原则认为，学校是以礼义为先的地方，却每月让学生相互竞争，这很不符合教养之道；请求把考试改为考核，有所不足就召来学生教导，不再评定高下。设置尊贤堂以延请天下有道德的人，削减解额以消除利诱，减少繁琐文书以专一委任，勉励操守以厚实风俗教化；又设置待宾吏，制定师斋和观光的办法，像这样的条目还有几十条。（见《文集》。旧《实录》说，礼部尚书胡宗愈认为先帝聚集士人使其学习、用经书教育人，三舍科条已经精密完备，应当一律沿用旧制，因此深深诋毁先生，说不应当让他在朝廷任职。）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说：“如今最大、最紧急的事情，是为宗庙社稷和百姓作长久的打算；这只是辅养皇上的德性，而辅养的方法不只是阅读书史、浏览古今，还要使皇上每一步都不离开正人，才可以涵养熏陶，成就圣德。如今隔一天才讲一次，解释几行文字，所得益处很少；又从四月停止讲学，直到中秋都不接见儒臣，恐怕很不符合古人早晚承受辅弼的本意。请等到初秋，就让讲官轮流每日入宫侍讲，陈说义理。仍请选臣僚家中十一二岁的子弟三人，侍奉皇上学习。况且迩英阁狭窄闷热，恐怕对皇上的身体不合适；讲学日宰相和史官也都入内，使皇上不能舒适愉悦。请从今以后每月在崇政殿讲学两次，然后宰相、史官入侍；其余日子在延和殿讲学，在后楹垂帘，太皇太后不时亲临。这样不只可以省察皇上的学业进展，对君主的德性也未必没有补益；而且讲官如果想要进言，也容易传达到皇上那里，关系尤其重大。又讲读官按惯例兼任其他职务，请也罢去这些兼职，使他们能够积累诚意来感动皇上的内心。”这些意见都没有得到答复。八月，差遣他兼任判登闻鼓院。先生引用前面所说的道理，认为入朝应当讲论道德，出外才负责诉讼，这不是任用人的体制；再次辞谢，不接受。（见《文集》。）杨时说：“仕进之道和求取俸禄不同。” “常夷甫以平民身份入朝，神宗想优厚他的俸禄，命他兼任鼓院、染院之类的几个职务，夷甫一概接受。等到伊川先生担任讲官，朝廷也想让他兼任官职，他却坚决推辞。大概他从前不做官是为了道，那么今天做官，就必须是官职足以实行道义才可以接受；否则就是苟且谋求俸禄。只是后世道学不明，君子辞让、接受、取用、舍弃的道理，很少有人知道。所以常公接受兼职，人们不认为错；先生辞去兼职，人们也不认为对。”元祐二年，他又上疏论说延和殿讲读垂帘之事，并请求不时召讲官到帘前，询问皇上学习的次第。又奏说迩英阁暑热，请求到崇政殿、延和殿或其他宽敞凉爽的地方讲读。给事中顾临认为在殿上讲读不可，诏令修缮扩展迩英阁。先生再次上疏认为：“修缮扩展迩英阁，臣的请求便实现了；然而祖宗以来都是在殿上坐着讲学，自仁宗开始才到迩英阁讲学并让讲官站着侍奉，这只是顺应一时的方便，并不是顾临所说的那种意思。如今顾临的意思不过是以尊君为说，却不知道尊君的道理。如果认为他的话正确，就会误导皇上，使皇上以为臣的职责只是辅导，因而不得不加以辨明。”先生在经筵每当进讲，必定提前斋戒、预先戒慎，暗中思考、保持诚意，希望能够感动皇上的心意。（见《文集》。）而他讲说时，常常在文字义理之外反复推演说明，最终归结到君主身上。有一天应当讲《颜子不改其乐》一章，门人有的疑惑说：这一章难道不是讲人君的事情吗？将怎样解释呢？等到讲完以后，文义于是又说：“处身陋巷的士人，仁义存于自身，能够忘掉贫贱；人君地位崇高，奉养极其完备，如果不知道学习，怎么能不被富贵所改变呢？况且颜子是辅佐君王的人才，却只能箪食瓢饮；季氏是鲁国的蛀虫，却比周公还富有。鲁君用人和弃人的情况如此，难道不是后世的鉴戒吗？”听到的人都叹服（见胡氏《论语详说》），哲宗也曾首先表示赞同（见《文集》）。不了解的人有时讥笑他委婉曲折得太过分，先生说：“不在这里尽心竭力，又该在什么地方尽心竭力呢？”皇上有时服药，先生当天就到医官那里询问皇上的起居（见《语录》）；然而入内侍奉时，容貌极其庄重。当时文潞公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的身份，有时侍立终日而不懈怠。皇上虽然劝他稍作休息，他也不离开。有人把这件事问先生说：“您的严肃，同潞公的恭敬相比，谁做得对，谁做得不对？”先生说：“潞公是侍奉四朝的老臣，侍奉幼主，不得不恭敬；我是以平民身份担任辅导之职，也不敢不自我庄重。”（见邵氏《闻见录》）又听说皇上在宫中起身去漱口时，总要避开蝼蚁，便请问道：“有这回事吗？” 皇上说：“是的，实在是怕伤害它们罢了。”先生说：“希望陛下把这种心意推广到四海，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见《语录》）有一天讲课结束还没有退下，皇上忽然起身倚着栏杆，随意折下一根柳枝。先生进言说：“正值春天万物生长，不可以无故摧折。”皇上很不高兴。（见马永卿编《刘谏议语录》，并说温公听说后也不高兴；也有人说恐怕没有这件事。）所讲的书中有“容”字，宦官用黄纸把它覆盖起来，说：“这是皇上在藩邸时的嫌名。”先生讲完后进言说：“人君的权势，不怕不尊贵，只怕臣下尊奉得过分，以致产生骄傲之心罢了。这都是近习之人养成的，不能不加以警戒。请从今以后旧名都不要再避讳。”（见《语录》）当时神宗的丧期还没有结束，百官却要用冬至表章庆贺，先生说：“节令时序变迁，正值哀思深切，请把庆贺改为慰问。”等到丧期结束，有司又准备举行音乐和宴会，先生又上奏请求停止宴会说：“丧期结束而采用吉礼，那么因事使用音乐还可以；如今特意设宴，就是表示喜庆了。”（见《文集》）又听说后苑用金子制作水桶，问是什么缘故，回答说：“是崇庆宫的物品。”先生说：“如果是皇上使用的东西，那么我不敢不进谏。”

译任职数月，他没有谈及俸禄，官吏也没有给他发放。后来诸公知道了这件事，便让户部特别发给他俸禄。他也不替妻子请求封邑封号，有人问他，先生说：“我出身草野，三次辞谢都没有获准，后来才接受任命，如今难道反而替妻子请求封号吗？”（见《语录》）经筵承受张茂则曾招请各位讲官喝茶、观画，先生说：“我平生不喝茶，也不懂画。”最终没有前往。（见《龟山语录》，也有人说恐怕没有这件事。）文潞公曾与吕、范诸公入内侍奉经筵，听到先生讲说，退下后相互赞叹说：“真是侍讲啊。”一时士人归附他门下的很多，而先生也以天下为己任，评论政事、褒贬人物，从不顾忌回避。因此同朝之中有以文章闻名于世的人，像仇敌一样嫉恨他，并同党羽巧妙地制造谣言诋毁他。（见《龟山语录》《王公系年录》《吕申公家传》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考察苏轼的奏状，他也亲自说：“我一向痛恨程某的奸邪，从未给过他好脸色。”又考察侍御史吕陶的话：“明堂降赦，臣僚已经庆贺完毕，而两省官员想要前往吊祭司马光。”当时程颐说：“孔子说在这一天哭泣，就不歌唱，怎么能刚刚庆贺完赦免，就又去吊丧呢？” 座中宾客有人反驳他说：“孔子说在这一天哭泣就不歌唱，只是不说歌唱便不哭泣；如今已经庆贺过赦免再去吊丧，在礼法上并没有妨碍。”苏轼于是用鄙俗的话戏弄程颐，众人都大笑起来，结下怨恨的开端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又《语录》说：“逢国忌日举行行香，伊川命令供应素食。”子瞻责问他说：“正叔不喜欢佛教，为什么要吃素？”先生说：“礼制规定居丧不饮酒、不吃肉，忌日是丧期的延续。”子瞻命人准备肉食，说：“这是替刘氏一边说话。”于是范醇夫等人吃素，秦观、黄庭坚等人吃肉。又鲜于绰《传信录》说：“旧例是举行行香斋筵，两制以上官员以及台谏官破例供应蔬食，但因为食物粗劣，后来逐渐变成饮食聚会，都使用肉食了。”元祐初年，崇政殿说书程正叔认为吃肉不对，主张改为素食，众人多不听从。一天门人范醇夫负责安排饮食，于是准备了蔬食，内翰苏子瞻便用鄙俗的话戏弄正叔。正叔的门人朱公掞等人因此怀恨，双方于是立为敌对。此后蔬食也不再实行。又《语录》说：“当时吕申公任宰相，凡有疑难之事，一定向伊川咨询，包括人才的进退。”苏轼、苏辙兄弟怀疑伊川在其中起了作用，所以极力诋毁他。又说：“朝廷想任命游酢担任某官，苏轼以右丞身份阻止，并且诋毁到伊川。宰相苏子容说：‘您不可以这样。’颂观经过他的门前，没有不肃然起敬的。”又考察刘谏议《尽言集》，其中也有不同的说法。刘谏议不是苏轼一党，大概彼此并不了解罢了。有一天参加讲会，皇上因身上出疮疹而没有临朝，已经连续多日了。先生退下后到宰臣那里，问宰臣是否知道皇上不临殿，宰臣说不知道。先生说：“二圣临朝时，皇上不临殿，太皇太后不应独自临朝；况且人君有病，大臣却不知道，怎么可以呢？”第二天，宰臣把先生的话奏报上去，请求问候皇上的病情。因此大臣们大多也不高兴。谏议大夫孔文仲于是上奏说：“先生鄙污卑下而奸巧，平素没有乡党中的品行，在经筵上的陈说僭越放肆，忘记自己的身份；遍访贵臣，逐一拜访台谏，传播言论，挑拨离间，以报复恩怨，致使市井之人把他看作五鬼之首。请将他放归田里，以显示典刑。”八月，任命他主管西京国子监。（见《旧实录》。又《文仲传》记载吕申公的话说：“文仲受到苏轼的诱导和胁迫，议论事情都采用苏轼的意思。”《吕申公家传》也记载，他与吕大防、刘挚、王存共同驳斥文仲所论朱光庭之事，言辞十分激烈，并且说：“文仲本来以刚直著称，但愚蠢而不明白事理，被轻浮浅薄的人驱使，来伤害忠良；晚年才知道自己被小人欺骗，愤懑忧郁，吐血而死。”） 考察《旧录》本来有很多虚妄之处，但这一类记载并非毫无根据；新录全都删掉了它们，反而失去了事实真相。又范太史《家传》说：“元祐九年上奏道：‘臣伏见元祐初年，陛下召程颐在便殿应对，从平民起用为崇政殿说书，天下士人都说用人得当，实在是罕见的美事；可是不到一年多，就因别人的言论罢免了他。程颐的经学和品行，天下人共同知道；司马光、吕公著都同程颐交往二十多年，然后才举荐他，这两个人不会用欺骗来误导圣上的听闻。程颐在经筵中切切希望皇帝陛下进修学问，所以他的言说常常繁多。一个草野之人突然进入朝廷同人交往，没有防备，也不熟悉朝廷的规矩，言官却说程颐是大奸佞、大邪恶，贪污索取，奔走结交；又说程颐想凭借旧交倾陷大臣，凭意气役使台谏。这些话全是诬陷，不合事实。当时台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都一向推重佩服程颐的经术品行，所以不了解的人就指他们为程颐一党。陛下慎重选择经筵官员，像程颐这样的贤者，才足以辅导圣学。至于臣等侥幸充任讲官，实在不敢有所企望。臣很久想替程颐说一句话，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多年，犹豫不决没有实现，使程颐在公正的朝廷中蒙受诬陷的谤毁，臣每每想起，不能不惭愧。如今臣已经请求离职，如果陛下再次召程颐来劝讲，一定能补益圣明；臣即使年老身在外地，也没有遗憾了。’”先生就职以后，又上奏请求归田，说：“臣本是平民，因担任说书而成为朝官，如今因获罪罢职，那么所授的官职本来不应当任满三年。”他再次请求，都没有得到答复，于是请求退休，前后两次，也没有得到答复。元祐五年正月，因太中公去世而离官服丧。元祐七年服丧期满，授任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王公系年录》说：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殿奏事，三省进士程颐服丧期满，想授馆职、判检院；帘中认为他不安静，只命令给西京国子监，于是授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起初程颐在经筵时，归附他门下的人很多；苏轼在翰林，也有很多人依附他，于是有了洛党、蜀党之说。两党道不同，互相诋毁，程颐最终被蜀党排挤。如今又恰逢苏轼的弟弟苏辙执政，刚刚进呈禀报，便说只怕程颐不肯安静；帘中支持这种说法，所以程颐再也没有被召用。）先生再次辞谢，并极力论述儒者进退的道理。（见《文集》）监察御史董敦逸上奏，认为他有怨恨不满、轻浮急躁的话。五月改授主管崇福宫，尚未接受任命，便因病寻医。

译元祐九年，哲宗开始亲自处理政事，重申直秘阁、主管西京国子监的任命，先生再次辞谢而不就职。（见《文集》）绍圣年间，因党争之论被放归田里。绍圣四年十一月，押送到涪州编管。（见《实录》）门人谢良佐说：“这次行程，我知道是族子公孙和邢恕替你造成的。”先生说：“族子极其愚蠢，不值得责怪；故交情谊深厚，我不敢怀疑他。”孟子既然知道天命，又何必责怪臧氏呢？（见《语录》）元符二年正月，《易传》完成并作序。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迁往峡州。四月，因赦免恢复宣德郎，任其方便居住。（诏制见《曲阜集》）回到洛阳。（《记善录》说：先生从涪州回来，气度容色、胡须头发都胜过往日。）十月，恢复通直郎，权任西京国子监。先生接受任命后，立即请假，想拖延时间以便寻医，后来还是到职。门人尹焞深感疑惑，先生说：“皇上刚即位，我首先蒙受大恩；如果不这样做，又怎么仰承皇上的恩德呢？但我不能任官，已经决定了；领取一个月俸禄以后，就随我的意愿了。”（见《文集》《语录》。又刘忠肃公《家私记》说：这次任命是李邦直、范彝叟的意思。）建中靖国二年五月，追夺此前恢复的官职，依旧退休。（此前从未说退休，却说‘依旧退休’，疑心他在西京国子监任职不久就曾退休，详情不明。）崇宁二年四月，言官弹劾说，他本来因奸党荐举而得到官职，虽然曾经明正罪罚，但叙复过于优厚。（已经追夺恢复的官职，却又说叙复过于优厚，也不详。）如今又著书非议朝政，于是下诏追毁他出身以来的文字，并命监司察看他所著的书。（《语录》说：范致虚说程某以邪说和邪行迷惑扰乱众人，尹焞、张绎为他的羽翼；此事交河南府查究，所有学徒都被驱逐，再次列入党籍。）先生于是迁居龙门以南，对四方来求学的人说：“尊重你们所听闻的，实行你们所知道的，就可以了，不必到我的门下。”（见《语录》）崇宁五年，恢复宣议郎并退休。（见《实录》）当时《易传》成书已经很久了，学者却无法得到传授，有人请求传授。先生说：“自己估量精力还没有衰退，或许还能够稍有进步。”后来卧病，才开始把它传给尹焞、张绎。尹焞说：“先生的实践完全贯彻《易》理，他撰写《易传》，只是因而把心得写成熟罢了；阅读、体会、玩味它，就可以看出来。”又说：“先生平生用心，唯独在《易传》上；想求得先生学问的人，看看这部书就够了。”《语录》之类，出自学者记录自己所见所闻，其中有浅有深，所以所记有精工有拙劣，大概不能没有错误。（见《语录》）大观元年九月庚午，死于家中，享年七十五岁。（见《实录》）病危时，门人进言说：“先生平日所学，正是今天要用的。”先生强撑病体，微微睁眼说：“说到要用，便不是道了。”那人还没有走出寝室，先生就去世了。（见《语录》。一作门人郭忠孝、尹子云，并非如此；郭忠孝自党争发生后就不再同先生来往，先生去世时也没有前来祭奠。）起初，明道先生曾对先生说：“将来能够使师道尊严的，是我的弟弟。我若接引后学，按照人的资质来成就他们，那么我也不能让给别人。”（见《语录》）侯仲良说：朱公掞在汝州见明道，过了一个月回来，对人说：“朱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 游定夫、杨中立来拜见伊川。有一天先生坐着闭目养神，两人站着侍候，不敢离去。过了很久，先生才回头说：“你们两人还在这里吗？天快黑了。”两人这才回住所；他们退下后，门外的雪已经有一尺多深了。他严厉到如此。晚年接待学者，才更加平易，大概是他的学问已经达到极高境界，只是在圣人的气象上还稍微缺少从容罢了。明道已经达到了从容的境界，可惜早死，没有得到任用。如果他在元祐年间得到任用，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事情了。先生去世以后，从前的门人和高足大多已经先去世，没有人能够形容他的德行美好之处。但先生曾对张绎说：“我从前写过明道先生的行状，我的道大概同明道相同。以后想了解我的人，可以从这篇文章中寻找。”（见《集序》）尹焞说：“先生的学问本于至诚，在言语、行动和处理事务之间，处置一贯有常，疏通简易，不故意矫异，也不故作孤高；宽严相济，庄重而有体。有人说他曾匍匐着去吊丧、诵读《孝经》来追荐亡者，这些事都没有。衣服虽然是绸素，帽子和衣襟一定整齐；饮食虽然简朴，蔬菜饭食一定洁净。太中公年老，左右侍奉供养没有违失；他把家事当作自己的责任，尽力经营办理，细小事务也一定亲自处理，供养内外亲族八十多口。” 又说：“先生对于书没有不读的，对于事情没有不能做的。”谢良佐说：“伊川才华很大，凭他的才能处理大事，一定不会声色俱厉，只须指点吩咐便能办成。”有人说：“人们说伊川固守正道很完备，却不善于通权达变，您的话为什么这样说呢？”谢良佐说：“陕西右路的钱币过去就是铁钱，有人建议改铸铜钱。后来正好铸成了钱，却出现子钱不能输给母钱的情况，说是没有利润，于是停止铸造。”伊川先生听说后说：“这正是国家的大好处。利润多而费用少，私铸的人就多，费用多而利润少，盗铸的人就会停止。百姓不敢私自铸钱，那么钱币权力就归于公家，这难道不是国家的大好处吗？”又有人建议增加解盐的价格，伊川说：“价格平稳，盐就容易流通，人人都能吃到，没有积压而卖不出去的盐，年收入一定会增加一倍；提高价格就相反。”后来果然如此。司马温公任宰相后，推荐并起用伊川，伊川说：“这将要连累别人了。如果韩、富执政时，我还可以有所作为；等到温公大幅改变熙宁、元丰的政策，恢复祖宗旧制，伊川说：‘差役法应当计议，不能轻率改动。’温公不以为然。改动几年后，纷纷扰扰，始终不能确定。由此看来，也可以看出他的梗概了。”

译朱子说：“伊川年谱取材于其他书籍，不能保证没有错误。”宋代末年秀嵓李公心传曾编纂《道命录》一书，其中有几段考异，对年谱很有补益，谨慎地附录在这里。元城刘公的门人马永卿记录刘公的话，其中说：“有一天讲课结束还未退下，皇上忽然起身倚着栏杆折柳枝。有位老儒生进言说：‘正值春天万物生长，不可以无故伤折。’皇上把柳枝扔掉，脸色很不平和。温公听说后不高兴。”现在考察，先生在元祐元年三月被任命为说书，四月二日才再次具奏辞免，随后就因为暑热停止讲课。计算先生入侍不过一两次，而且四月上旬也不是所谓万物在春天发生的时候。如果认为是元祐二年春天讲课时的事情，那么元祐元年秋天温公已经去世了，怎么还能听说此事而不高兴呢？况且刘公的学问是从不妄语开始的，不应当如此疏忽荒诞。不知道是永卿记错了，还是刘公因为厌恶此事而有意避讳，没有来得及仔细考察。这本书长期流传于世，年谱也错误地把它当作依据，只是在注文中怀疑它不对；如今不能不详细辨析。年谱又记载文仲的弹劾奏疏说：“传播言论，挑拨离间，以快意于恩怨，致使市井之人把他看作五鬼之首。” 如今李丙《丁未录》中有文仲的完整奏章，却没有这句话。考察张商英绍圣初年的奏疏，则说“五鬼”是指欧阳棐、毕仲游、杨国宝、邵■〈龠虒〉以及先生，说他们接受吕希纯的命令，传递机密，报复恩怨。吕居仁记载刘谏议弹劾先生的奏章，也有这件事。怀疑吕申公任宰相时，文仲不应说出这样的话；年谱或许有误。年谱又引用《旧实录》说：“礼部尚书胡宗愈诋毁先生。”现在考察，胡宗愈从中丞任执政，他被任命为礼部尚书是在罢政出守、返回朝廷以后，而先生离职已经很久了。年谱因《实录》而误。年谱又说：“范致虚说先生用邪说和邪僻行为迷惑扰乱众人的听闻，尹焞、张绎替他做羽翼。事情交河南府查究，所有学徒都被驱逐，再次列入党籍。”李文简《长编》说：“范致虚这时不在言官之列。”年谱因《语录》的记载而误。现在考察，范致虚的兄长范致明于崇宁二年四月七日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八月十四日罢职，因此这份奏章是范致明上奏的，《语录》误认为是范致虚。秀嵓李心传记载伊川孙程旸补官的敕书：黄行在尚书吏部，依据尚书左选的关文，依据绍兴十年四月二十九日敕令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吏部的文状，承接都省下达的文书，遂安军奏报右承直郎、桐庐县令程易申说：已故祖父、赠朝请大夫、直龙图阁程颐属于元祐党籍；承接都省指挥，特许给本家一名恩泽；本家自从受到上述恩泽后尚未请求。如今有堂弟程旸，是已故叔父端彦的儿子，现为白身，想请求把上述恩泽用来在文资官中安排堂弟程旸。又因为原先下达的指挥中没有说明补授什么名目的文字，所有原先取得的一份资品真本札子附在前面，应当上报，请求朝廷指挥。恭候指挥，并连同真本札子一并呈上。四月二十九日奉圣旨：程旸补授将仕郎。缴回的札子令尚书省销毁。如今本人依照上述指挥应当补官，奉敕补授将仕郎。伊川孙程旸授将仕郎的敕牒，尚书省牒文说：程旸本贯开封府祥符县施孝乡近善里；五世祖为户籍登记者；曾祖程珦，已故任太中大夫；祖父程颐，已故任崇政殿说书，累次追赠朝请大夫、直龙图阁；父亲端彦，已故任从政郎；生母史氏六十岁；本人三十一岁。牒文奉敕：程旸应补充将仕郎。牒文到达，依准敕令。特此牒报。绍兴十年五月四日。录用伊川子孙的诏旨敕令：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伊川先生阐明明道之学，是宋代儒者的宗师；虽然屡次受到褒奖尊崇，但世代俸禄尚未及其后人，不足以体现崇奖儒学先贤的心意。命尚书省访求他的后代，特许录用。嘉定十七年正月一日。伊川四世孙程源授迪功郎的制敕：已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说书、赠朝请大夫、直龙图阁、谥正公程颐的四世孙程源。朕认为，道德性命的宗旨，完备地记载在《鲁论》和孟氏的著作中，关中、洛阳诸儒的讲明更加完备。无奈近年各自想要专守一门，因而导致近来横生邪说。朕因此把先儒的谥号全部赐予，并且及于张、吕一类的人。曲阜归来，已经尊崇孔氏；元旦发布制书，又访求伊川的后人。看程源，年纪尚高而有廪禄、奉祀之责；程源正值壮年任官，于是授给他官职，希望以此感发人心，推明道统，使人致力于亲身实行，不归于邪说。你要努力啊，朕的心意深切。可特授迪功郎。嘉定十七年六月三日。靖康之难以前，先生的几个孙子为避兵乱流寓池州。先生有两个儿子，长子端中，任六安军知军；次子端彦，是嫡子，因太中公任官而入仕，官至从政郎、会州司户参军。绍兴年间褒奖录用党人，端彦的儿子程旸任迪功郎、江州德化县丞。程旸的儿子谦之没有做官。到了这时诏令下达，提举江东茶盐兼知池州史定之，招来两位子孙加以查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程观之是长子，已经七十四岁；其次是谦之的儿子程源，是先生第四代嫡孙。史定之不久把他们的谱系上报朝廷。四月五日，诏令补授程观之为不理选限的登仕郎，差遣充任池州州学学宾，命本州从上供钱中每月支给三十千、米二石，让他奉祀。程源命赴吏部铨量，并申报尚书省。吏部铨量程源，年三十九岁，没有疾病。六月三日，诏令补授程源迪功郎。秀嵓李心传记。修职郎程源授籍田令的制敕：修职郎程源。朝廷的爵禄名器，固然能够在一时砥砺人心；贤者则是风俗的枢机，实在可以在百世兴起教化。激励劝勉有道，古今都是相同的。念及你的祖先贤德，一出于濂溪正道，尽心知性，无不以根本大道为本；启发后学，开启蒙昧。考察其后裔，得到你这样端正善良的人，确实具有承受道统的资质；可见祖先的典范深厚久远。因此赐给你官秩，提升你列入朝班，希望美好的声名能够感动风俗，不至于迷失在邪僻之中，能够继承先人的训诫，更加尽你的心力。可依旧为修职郎，任籍田令、行太社令程源。改官的制敕：宣德郎、行太社令程源。

译外任的臣子，如果被召来应对，那么即使原来是选调官，也会改授京官。有官位在朝廷中的人，却唯独不这样；选拔其中一两个特别优异的人加以特别奖赏，是用来激励群臣的。你程源，是大儒的后代，学业品行温和纯正；每天早朝入朝进言，通达而详明。如今越过试衔，提升为宣德郎，官籍渐渐显贵了。《尚书》说：广泛采纳言论，明白考察功绩；希望你更加努力。可特改授宣教郎，依旧行太社令、将作监丞程源。转朝奉郎致仕的制敕：宣教郎、将作监丞程源。公侯的子孙，一定要希望恢复祖先的地位。你是正公的诸孙，温良质朴厚重，能够继承家声，所以起用你于布衣之中，授给你优厚爵禄，大概是想使美好的德行光明显扬，使遗风振兴，让天下后世知道儒学先贤有后代。任官不久，突然在这一代去世，天意还是人事，实在令人叹息。特转升七品，列名员郎，希望可以延续恩赏、裕及后代，对奉祀祖先和奉养双亲尤其有帮助；这不只是安慰你在九泉之下的思念，也显示国家如此不厌不倦地眷念儒学先贤。你应当恭敬接受。可特转朝奉郎致仕。侍郎兼给事中锺震为荐举伊川四世孙程淮所行札子。定子等冒昧有所申诉，仰请明察。定子等近来恭敬地看到陛下驾临监学，斥退荆舒从祀，提升祭祀五位先生，明确向天下学者显示正确的趋向。私下看到伊川正公的嫡孙程淮，继承并守持家训，承接亲兄程源的录用，起初调任扬子县尉，等待任职已经很久，偶然被池州太守冲辟；常平使者具备荐举文书，请求加以表彰提升，已经蒙受裁判，却还没有立即施行。因为他的兄长程源任宣教郎、将作监丞，不幸早逝，门户的责任，实在由程淮承担。他已经得到一个官职，却还没有沾到一分俸禄，希望钧慈参考池州太守详细说明的情况，特别赐给一个近次差遣，使朝廷尊礼先儒、崇尚正学的美意不至于落空。定子等不胜战栗，等待命令到来。右谨此具文申呈，伏候钧旨。淳祐二年某月某日，尚书高定子、李性传，侍郎杜范、程公许札子。程淮补官之初，系左司吴渊拟定文书，依据其兄程源元先录用补官的指挥札文下达池州，核实查验、保结证明，申奏朝廷。后来据池州主官、江东提举兼知池州王伯大下令，由本厢官召集邻里审查属实，查得程淮确实是伊川正公第四代次嫡长孙，是第五代承事郎谦之的亲次子，是添差江州通判程源的亲弟弟；结罪保明，上报朝廷，得到圣旨：程淮特许补授将仕郎。豫章程澥记。为明道先生立后而申请。承直郎、差充江南东路安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明道书院山长周应合申报并请求照会：书院是为明道先生程纯公所立，本来就将要使他的道统长存，也应当考虑使他的家脉长存。如今程纯公的后代，到处都没有见到合适的人；而伊川先生正公的子孙在池阳稍微多一些，打算由关府下文到池州，委托通判、教授在伊川先生的子孙中，从十五岁到三十岁选出资质可以进学的人五名，按照礼仪送到书院供养教育，观察他们是否有所成就，再另行议定处置。这样或许能使身为后代的人尊崇德行、效法贤人，足以继承先世的旧业，使家脉和道脉都长存。还应取自指挥，奉钧判行文池州回复。伊川四世孙程淮回申札子：通直郎、新差知兴国军永兴县主管劝农公事兼军正、伊阳伯、四世嫡长孙程淮札报：考察明道先生有两个儿子，端懿为长子；有四个孙子，昻为长孙；曾孙六人，此后便无法考察。程淮这一支属于伊川先生，也有两个儿子、四个孙子、八个曾孙、十二个元孙，现存仍孙十人、来孙四人，可以承继明道先生的确实难以选择。只有节之的儿子涛，涛的儿子偃孙，是伊川一脉的正统后裔，可以作为明道先生的后代。节之与克家是兄弟，如果空缺一代而把偃孙作为克家的孙子，按照法律也说得通；然而不能使节之没有后代。如今不如把节之一支完整的三代都作为明道先生的嫡孙：让昻承继命为明道先生的曾孙，涛为明道先生的元孙，偃孙为明道先生的来孙，这样明道先生的后代世世都有人。节之是伊川长子、知军端中的第三子，是通判晟之的第五子，归属于通判这一支。这样既不相妨碍，虽然不是礼制的正例，却合乎礼制的权变，可以仰称继承绝嗣的大德。户部审查后指定，伊川先生次子通判的第五子节之一支，三代之后转继到纯公之后，依据礼法援引法令，确实合宜。奉圣旨依照札文，交付池州姚希得重新为明道先生立嗣并张榜。此前，往年朝廷曾下札到池州，选择伊川五世孙偃孙为明道先生后嗣；前任政事马观文因为当地有明道书堂，便把他迎来接受教育，并把他的母亲曾氏也接到官舍，每月给以供给。不到两年，偃孙去世，曾母无人依靠，先贤没有后嗣，实在令人惋惜。景定三年，根据学官申报，于是再次下文到池州访求；没有别的本宗嫡系后嗣可以按照昭穆承继，于是发牒给郡学和书院，选择同族中可以教育的人，保结证明后申报。后来选到程掌仪必贵的兄长程子材的儿子庆老，年仅十岁，天资厚重，家世读书，可以作为明道先生的后代。于是选择日期举行释菜礼，在纯公祠堂中告祭，把他立为偃孙的儿子，命名为幼学，让他主管祠事，在叔父程掌仪处学习，每十天安排课程，讲学不废。他的祖母曾氏也一同供养，使祖孙相依的义理不致失去。倘若上天保佑斯文，教育供养直到他成人，先贤不至于废绝祭祀，或许对世间教化有所补益。一次礼仪所用礼币及每月教养廪给，详细列在下方：给祖母曾氏五百贯十七界，用作衣被费用；给掌祠程幼学五百贯十七界，用来置办衣服；给生父程子材一千贯土绢四匹。建康府每月支给三百贯十七界、米二石，其中一半交程掌仪收支，用作曾母每天的供给；另一半存放在书堂，用作曾母衣服等费用。明道书堂每日供应折钱，每月支给四十五贯十七界、米七斗五升，拨给程掌仪家，用作幼学每天的食用。

译程掌仪必贵负责教导的事务。书院每月供给束脯钱五十贯十七界、米五斗。景定四年三月某日，宝章阁学士、通议大夫、刑部尚书、沿江制置使兼江东安抚使、主管行宫留守司公事、知建康军府事兼权淮西总领、郪县开国伯、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姚某，与周山长应合所作的程孙墓记。程孙墓在建康府清凉寺后山的山脚下，他是明道先生程纯公的五世孙，名偃孙，本为伊川先生五世孙，寄居池州。应合任明道书院山长，每天向帅府请求，希望访求伊川的后人加以教养，选出人来继承明道先生的后代。裕斋马公发文给池州，不久便访求到太守定斋陈公，同他谋划，再让全族参与；陈公依礼举荐，把偃孙送来参加这次选择。偃孙年仅十七岁，自幼丧父，因贫困失学，母亲年过六十，没有能力供养他。定斋同情他，替他置办衣帽，并资助送他前来。到了建康，山长率堂长以下人员到纯公祠堂告祭，命他为五世孙，掌管祠事。向府中请求每月供给廪钱四百千、米四石，以供养他的母亲；拨给官屋，使她安居；发给绵、绢，使他衣服完备；制定课程，勉励他学习。委托堂长胡淳讲授经书，程立本任训导，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按时考察他学业的进退。专门留在书院陶冶气质，只有休沐日才准回去探望母亲，不是休息日不许外出。后来张山长显的关注尤其深厚，大概在他主管丰储仓门时，曾经向朝廷递送札子，极力说明这件事，正希望偃孙成人，继承家学。然而偃孙忽然因病去世，正是景定二年三月。应合恰好从池阳回来，于是同胡山长立本谋划，置办丧葬收殓，并向府中请求。偃孙虽然死了，但他的母亲没有依靠，于是仍用偃孙生前所得的餐钱供养他的母亲，直到终身。秋八月，应合同翁山长泳谋划办理安葬，终于在清凉寺后山得到一块墓地，左右环抱，面向江淮，众人都说是吉地。委托讲书李朴负责此事，应合、翁泳率领各位士友穿着丧服前往送葬，又商议为偃孙立嗣，但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姑且等待日后再说。吴草庐题写程氏谱说：大程先生在金陵任官，宋淳熙年间在学校中祭祀，后来又有专祠，再后来又有书院，仍然认为不够，于是立五世孙主持祠事。过了两年便夭折，又让名叫幼学的人承继五世孙之后。先生为前代圣人继承将要断绝的学问，而诸位君子又为先生继承将要断绝的后代，也可以说情意深厚了。唉！难道这样就足以报答无边无际的恩德吗？两百年来，家家收藏程子的书，人们诵读程子的话，口头谈论沸沸扬扬，都说洛学盛行。唉！果真有一个人能够阐明这道理吗？这样看来，世代已经断绝而又得以延续，似乎可以庆幸；可是道统已经延续却又再次断绝，难道不是更加令人叹息吗！”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二下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三 （明）程敏政撰 ○行实（道原） 先君（森）的行状　　朱松 公名森，字良材，姓朱，世代居住在歙州的黄墩。七世祖在天佑年间，奉陶雅之命，统率三千士卒戍守婺源，县中百姓依靠他而得以安宁，于是就在此定居。曾祖甫、祖父振、父亲绚，都没有做官。公年轻时致力于科举学业，后来科举废止，便不再从事求取功名之事。成年后不久父亲去世；后来每逢节日，子弟来为他祝寿，他总是举出先人的训诫，告诫诸子，反复叮咛要以忠孝、和睦、友爱为根本，并且说：‘我家世代以儒业积累德行，五代之后应当有显达的人，你们应当勤勉谨慎，不要使先世的事业坠落。’说着便呜咽流泪，因为奉养父母的时间太短，把这看作终身的忧憾。他胸襟冲淡，观察世间的荣华利禄，淡然处之，好像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家中经营生产的事，他从未挂在嘴上。儿子朱松在乡校求学，偶有小的得失，他也没有因此欢喜或忧伤。家境本来一向贫寒，时间久了更加窘迫。有人劝他从事生计，他说：‘外物不过是浮云罢了，不必有所作为。假使儿子贤能，即使不能使我荣耀也足够了；否则反而会成为他日后骄纵的资本。’唯独见朱松同贤能的师友交游，就感到高兴；看见他的言语神色确实专心于道义，鄙弃外在的浮华荣誉，大概是天性如此。晚年阅读佛教经典，深深领会其中的义理，常常写作歌诗，恍惚间有了超越世俗的志向。他同人交往，不论对方贤能还是不肖，都能使对方欢喜。然而他胸中的是非黑白却清清楚楚，别人无法说清他究竟是通达还是耿介。他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建州政和的官舍，享年若干岁。娶程氏，生三子：长子松，中进士，授迪功郎，起初任政和县尉；次子柽；次子槔。二女尚未出嫁。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暂葬在政和护国院旁。谨此记述。（以上是先祖父赠承事郎府君的行状，由先父太史、吏部赠通议大夫公所撰。当时已经请政和主簿卢君点撰写墓志铭，但还没来得及刻石，群盗蜂起，文书散失，如今只剩下半篇草稿，不能再行刊刻了。我私下想到，我家自歙县迁入闽地，而府君最初葬在这里，不能让后世子孙不知道他所处的时代年月，以及他积德积善、为后人留下福庆的深远用意，于是恭敬地立石表墓，刻录这篇行状，树立在墓左。先世在婺源的坟墓和庐舍，以及祖妣孺人以下各人的别葬之处，也都详细刻在碑阴，使后来者有所考察。卢君字师予，是一位年老、博学、清正谨慎而品行温厚的儒者。为我家择定宅兆的是弋陪金生，字确然，也是一位廉洁守节之士，并且颇通晓方外之学。他们的姓和字都见于先集。庆元五年十二月甲子日，孝孙、朝奉大夫、致仕朱熹谨记。） 宋史馆吏部赠通议大夫朱公（朱松）神道碑　周必大

译祖宗时期，先从儒学之士中选任馆职，又从馆职中选任侍从官，再从侍从官中选任辅政宰相。所谓儒学之士，就是明白仁义礼乐，通晓古今治乱，他们的议论可以用来谋划大事、裁决疑难、确定策略，文章只不过是其中一项罢了。治平年间，欧阳文忠公在政府任职，上奏的内容就是这样。不久，朝廷命宰执各自荐举士人，这种制度的成效在元祐年间显现出来。高宗正准备对内修治、对外抵御，首先设置秘书省以储备人才。他的有关官署忙于处理政务，天天都没有闲暇，只有馆职官员能够从容涵养；重要职位一有空缺，必定从这里选拔。这是本朝盛大的举措，终于又重新出现了。新安朱公，大概就是其中之一。公名松，字乔年，世代居住在婺源。曾祖朱振，曾祖母汪氏；祖父朱绚，祖母汪氏；父亲朱森，常说：“我家五代积累德行，以儒学传家，应当有显达的人。”后来追赠承事郎，母亲是程氏孺人。公生于绍圣四年，小时候说话就令人惊异。未冠时努力学习，从郡学贡入京师，文章风格清新，以因袭模仿为可耻。政和八年，以太学上舍身份登第，授迪功郎，调任建州政和县尉。遭父丧，服丧期满后，再调任南剑州尤溪县尉，兼监泉州石井镇。他以诗著名于四方，其他文章含蓄深厚、流畅圆转，随着心意自由发挥；但他认为这对于大道还相距很远，于是更加研读经书、诸子、史传，考察历代兴衰治乱，希望顺应时势、通达变化，把这些见之于实际事业。又因师友浦城萧顗、字子荘，以及剑浦罗从彦、字仲素，得以领会龟山杨文靖公关于河洛之学的要旨，始终诚敬地奉行。每每疑心急躁会妨害道，于是取佩韦自戒的说法，给书斋命名以自我警惕。在尤溪听说靖康年间皇帝被掳往北方，悲痛得几乎昏死过去。从此奔走于低微琐碎的职位之间，借俸禄奉养双亲，不再有求取仕进之意。绍兴初年，监察御史胡世将奉命抚谕进入闽地，公把书信藏在袖中告诉他说：“如今若不从荆襄出兵前往兴元，联合夏人控制、牵制五路，向东争夺中原，就应当幸临金陵，坚守荆淮。为什么局促于一方，白白耗费时日，最终究竟要做什么呢？”胡世将惊异于他的才干，回朝后便向朝廷荐举他。恰逢前执政谢克家镇守泉南，也上奏荐举公，说他的学问不应困滞在掌管仓库的职位上，于是召他考试馆职。策问中兴的难易，他请求顺应人心、任用贤才、整饬纲纪，洋洋数千言，辨析精密而广博。高宗嘉奖欣赏，授任秘书省正字。绍兴四年二月，升任左从政郎。赵忠简公以枢密院长官身份都督各路军马，约请公入幕府，公因亲人有病而推辞。不久遭母丧，至绍兴七年服丧期满。皇上已经进驻金陵，九月再次召见应对，公劝皇上立志高明，专心致志，广泛延请访问，寻求经久长远的策略，于是说中兴之主只有光武帝亲自成就大业，可以作为法则；元帝、肃宗志向趣味卑近，应当引以为戒。皇上第二天在回答辅臣时称赞这些话，并且说光武帝没有什么可非议的；肃宗虽然比元帝好，但亏损了作为人子的品行，到他晚年仍是可恨的。于是特意改授左宣教郎，任命为校书郎。这时吕祉代替刘光世统领淮西军队，郦琼拥兵叛逃。朝廷议论想要收拢两淮戍军来保卫行都，公率同僚上疏说不可。恰逢金人疑心刘豫得到叛军后无法控制，便将他逮捕废黜。当权者不能乘机行动，朝廷于是急忙退还临安。绍兴八年三月，升任著作佐郎。御史中丞常同荐举公，说他可以担当大事。四月再次赐予召对机会，公说国事意见不过两端：主张进取的人失于疏略，苟且偷安的人失于因循；只有自我整治、观察敌方形势才是上策。愿陛下同时进用忠臣贤士，修明纪律，革除姑息，振作国势，中兴就可以预期了。皇上高兴，提拔他为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刊修蔡卞所改的《哲宗实录》，公出力最多。历任司勋郎中和吏部员外郎，史馆职务仍旧。实录修成后，升左奉议郎，经过考核转任承议郎。赵忠简公罢相，秦忠献公主持国政，决意讲和。公与史官胡珵、凌景夏、常明、范如圭联名上奏说：陛下因为梓宫、母亲和兄长这些至亲尚未归来，不惜委屈自己求和，却没有想到项羽把太公放在砧板上来要挟高祖，高祖知道这是诡计，日夜思索使项羽困窘的办法；等到项羽军队疲惫、形势穷困，太公自然就会归来。这就是今天应当借鉴的历史教训。秦桧正厌恶公的不同意见，参知政事李庄简公又竭力援助公。适逢金使再次到来，答应归还河南之地，公请求按照汉代制度，命朝廷群臣共同议论。又说二三位大将掌握重兵，将会有尾大不掉的忧患，请恢复武举以储备将帅，选拔勇猛之士补充宫禁宿卫，选择守将来壮大藩镇，兴办太学以阐明大伦，用来倡导节义，大体规划就是如此。秦桧更加不高兴，暗示言官弹劾公心怀异志、自以为贤，外放为饶州知州。这是绍兴十年春。尚未赴任，便请求主管台州崇道观。和议突然发生变化，秦桧仓皇不知所措。有郎官代他写了一篇自我解说的奏章说：伊尹告诫成汤说，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师。臣先前赞成和议，如今请求北伐，都是以善为师。如果不能成功，就应当陈述自己的力量，担任相应职务；不能胜任就停止，这应当遵守孔圣人的训诫。秦桧大喜，提拔这名郎官为右史，却没有空闲追问他所引用的内容全都错了。当时秘书省寄居在法慧寺，门上大书：周任是孔圣人的老师，太甲是成汤的老师。秦桧大怒，怀疑这是馆职官员所写，便接连将他们淘汰，改用自己的党羽。公于是再也不能出仕。主管祠观任期满后再次任职，任命下达时便去世了。那是绍兴十三年三月辛亥日。享年四十七岁。公天性孝顺友爱，重视朋友，不因生死、困厄或显达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他诱导提携后学，宣扬别人的优点；凡是奸邪谄媚、猥琐鄙陋之人，都鄙弃并远离他们。秦桧死后六十年，那些曾经杀害异己名士、压制驱逐士人的人全都兴起而做了大官，唯独公没有享有长寿，认识他的人都为之惋惜。他临终前亲笔写信给相交友好的胡宪、原仲、刘勉之、致中、刘子翚、彦冲，嘱托他的儿子熹前往拜师受业。后来熹便凭借深奥的学问和高妙的文章受到当世推重。今上听闻他的名声，召熹以待制身份在禁中侍讲，多次追赠公为通议大夫。起初，公去世的第二年，葬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西塔山，墓地地势颇低下，于是在庆元某年某月某日择定改葬于武夷乡上梅里寂历山中峰僧舍之北。公曾作诗有“乡关落日苍茫外，尊酒寒花寂历中”之句，这难道就是预兆吗？待制因为他的先父太师与公同年中进士，所以前来请求撰写墓志铭。公娶同郡祝氏，为处士祝确的女儿，追赠硕人。她侍奉婆母孝顺谨慎，对内外亲戚和睦顺从，得到他们的欢心。公去世后二十七年，她也去世，另葬在建阳县崇泰里后山铺东寒泉坞。只有一个儿子，就是熹；女儿嫁给浏阳丞刘子翔，但刘子翔早逝。

译孙子三人：长孙塾已经去世，次孙埜为将仕郎，次孙在为承务郎。孙女三人：修职郎刘学古、迪功郎黄干、进士范元裕是她们的女婿。曾孙男子五人：巨钧、鉴、铎、铚。曾孙女九人：长女嫁文林郎赵师夏，其余尚未许嫁。公一生所作的文章有《韦斋集》十二卷流传于世，外集十卷收藏在家中。吏部侍郎徐度自称年轻时与许多前辈交游，直到认识公和张戒定夫，才懂得写文章的方法。本想为公的文集作序却未能完成，后来由文士傅自得实际完成。他说公的诗高洁幽深而久远，文章温和婉约而合乎典则，不是过分赞美。公的同母弟槔也具有超凡的才华，不肯俯仰迁就于世，所作诗有数十篇，高远而接近大道，号为《玉澜集》。铭文说：信奉大道在于人，穷究事理要靠书；把二者合为一体，才称得上通达的儒者。杰出的朱公，早年便超越前人；师友的学术渊源深厚，名声与实际都确实相符。兰台、史馆，是储备卿相之才的地方；他的言论昌盛，他的规划宏大。即使世人压抑我，难道就没有后来的谋划吗？高皇帝重新改变政治，群贤全都奔赴而来。可惜公已经逝去，怀抱的志向终究未能舒展。幸好有他的儿子，播种收获于荒地良田；追赠公为黄门、散骑常侍，开始营造新的墓地。举起铭文刻石，永远镇护在龟形碑座上。宋故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　黄干 曾祖朱绚，已故，未曾做官；曾祖母汪氏。祖父朱森，已故，追赠承事郎；祖母程氏，追赠孺人。父亲朱松，已故，曾任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多次追赠通议大夫；母亲祝氏孺人，追赠硕人。祖籍徽州府婺源县永平乡松岩里。先生姓朱，名熹，字仲晦。朱氏是婺源的著姓，以儒学著名于家，世代都有杰出人物。吏部公朱松因为不依附和议而离开朝廷，他的文章和品行成为学者的老师，号称韦斋先生。他因做官进入闽地，到先生时才寄居在建州崇安县五夫里，如今居住在建阳考亭。先生生于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时，地点是南剑州尤溪的寓舍。幼年聪颖敏悟而庄重，能够说话时，韦斋指着他说：“这是天生的。”又问：“天的上面是什么东西？”韦斋感到惊异。入学从师，老师教他《孝经》，他读了一遍便合上书，在书上题写：“不能做到这样，就不是人。”他曾经和一群孩子在沙滩上游戏，却独自端坐，用手指在沙上画图，仔细看竟是八卦。稍长以后，立志钻研圣贤之学，十八岁时由乡里贡入太学。绍兴十八年考中进士，以左迪功郎主管泉州同安县簿。到任后勤奋敏捷，郡县长官遇事都倚重他来裁决；他兼管学务，选取县中优秀百姓充任弟子员，每天同他们讲说圣贤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他年纪刚超过二十岁，听到这些事的人已经知道学术上有了一位老师，因而尊敬仰慕他。历经四次考核后辞官归乡，把奉养双亲和讲学作为急务。绍兴二十八年，请求奉祠，监理潭州南岳庙。第二年，诏令他赴行在，言路中有人受人嘱托，想压制他来阻止士人奔走求进，于是他以有病推辞。孝宗即位，诏令寻求直言，他便上密封奏事。大意说：“陛下早年培养德行时，亲自阅读经书，不过是讽诵文辞、吟咏性情，又颇为留意老子、佛氏的书籍；记诵辞藻，并不是用来探究根源、建立治国之道的。虚无寂灭，也不是用来贯通本末、建立中正大道的。帝王的学问，必须先从穷究事物、获得知识做起，穷尽事物的变化，使其中所存的义理纤毫毕见，那么自然能够意念真诚、内心端正，也就可以应对天下事务。”其次说今天的计策，不过是修整政事、准备边防；然而谋划迟迟不能确定，是因为讲和的主张使人疑惑。如今南北双方有并力争夺中原的形势，那么不可讲和，已经很明显了。愿陛下反复询问大臣，统筹各种策略，关闭关隘、断绝盟约，任用贤能，建立纲纪，整饬风俗，使我们除了修治政务、抚恤百姓之外，清楚地知道没有丝毫可以依赖来拖延时日、姑且自安的资本，也不敢怀有片刻安逸的想法；君臣相互激励，来谋求功业。数

译年之后，志向坚定，士气充足，国家富裕，军队强盛，然后从容兴兵谋取中原旧地；旧地如果不归我们所有，又将归向哪里呢？其次说，监司是州县长官的纲领，朝廷是监司的根本。要使百姓各得其所，根本所在也只在朝廷。第二年改元隆兴，再次召见他，他推辞而未获准许，只得入朝应对。他第一点说，天下太平的成效之所以尚未显著，是因为不讲求《大学》的道理，却沉溺于浅近虚无的错误；第二点说，今天应当做的事，不战就无法复仇，不守就无法制胜；最后说古代圣王长治久安的道理，根本不在威势强力，而在德行功业；所承担的责任不在边境，而在朝廷；所凭借的工具不在军队粮食，而在纲纪。三篇奏札所陈述的内容，没有超出密封奏章的意思，但更加恳切。授任武学博士，等待任职。乾道改元，催促他赴任；到任后，因为当时的宰相正主持和议，请求监理南岳庙而归。乾道三年，差遣充任枢密院编修官，他竭力推辞。先生曾两次进言劝止和议、抑制佞幸，意见既不被采纳，即使屡次升擢、任用接连而来，也不敢就任。不久遭母丧。乾道六年，再次召见，以丧期未满推辞。乾道七年，服丧期满，再次召见，他以俸禄不足以奉养双亲为由推辞。诏旨说：“安于贫困而守道，廉洁退让值得嘉奖，特意改授官阶入仕，主管台州崇道观。”先生认为改换官阶来授予祠禄，都是奖赏贤能、嘉奖功劳、优待年长者、酬报勤劳的典制，如今无故突然获得，从道义上说不安，于是再次推辞。淳熙元年，又再次推辞，皇上的意志更加坚定，他才接受诏命，改授宣教郎奉祠。淳熙二年，授任秘书郎。先生认为改官的诏命正是为了嘉奖他的廉洁退让，如今却冒然接受升迁的恩宠，这是向左右窥伺而谋取私利，于是竭力推辞。适逢有人说“徒有虚名的士人不可任用”，朝廷依从他的请求，主管武夷山冲佑观。淳熙五年，差遣为发遣南康军，他推辞了四次。起初赴任时，先生自同安归来，奉祠居家，几近二十年；虽历经艰难贫困，却不把这些放在心上，涵养积累日深，穷理明晰、义理精熟，表现在行事上更加充沛。到南康郡后，他恳切慈爱地把百姓看作自己，暗中忧虑如何兴利除害，只怕来不及。正逢久不下雨，他讲求救荒政务，凡是向朝廷请求，有时达到三四次，不得到批准便不停止；选拔官吏，授给他们方法策略，让他们巡视境内，详细了解灾荒程度、户口多少和储积虚实，疏通商业、劝导富户分财赈济，救活了很多人。他的施政安排和先后次序，人人争相传抄，作为法式。先生看待百姓如同看见受伤的人；至于奸豪侵扰小民、扰乱法律、危害政务的人，惩治他们毫不宽贷。他访求白鹿洞书院的遗址，上奏请求恢复旧制；每逢休假就一定前往一次，诸生向他质疑问难，他诲导诱掖，从不厌倦。他又寻访栗里陶靖节的居所和西涧刘屯田的墓地。孝子熊仁瞻的里门，他为之表彰显扬；但仍因不能把自己的志愿全部施行而遗憾。第二年，诏令监司、郡守逐条陈述民间利弊，于是上疏说：“天下最重大的事务，没有比抚恤百姓更大的。抚恤百姓的根本，又在于君主端正心术，以此建立纲纪。如今民间特别以赋税沉重为苦，正是因为两税的收入全都被朝廷拿去供军，州县不再有剩余，所以不得不在两税之外另立名目，巧取于百姓。只有选拔将领官吏，核实兵籍，才可以节省军队开支；开拓扩大屯田，才可以增加军粮储备；训练民兵，才可以增加边防力量。如今将帅的选拔，大多是富贵人家的子弟，甚至奴仆和普通人也能得到差遣，耗费无法计算。他们到军中后，只希望搜刮剥削，以偿还债务。总管军粮饷银的人，也都凭借暗中依靠和私下交通货贿来行事。他们驱迫催取东南数十州的膏血精髓，名义上说是供军，实际用车载运送到权贵宠臣门下的，不可胜数。”

译既然如此，要想征集军费而舒缓百姓的负担，就必须彻底改变以前的做法：授予将印、委任财利权力，都出自朝廷的公议，这样才可以断绝私下请托，搜刮剥削的风气也可以革除。又选择老成忠实的人，让他们主管屯田事务，这样就可以逐渐减少各处屯田中白吃粮饷的士兵，稍稍减轻州郡供军的数额。军籍核实以后，屯田办成以后，军队和百姓训练以后，然后才可以禁止苛刻征敛，责令官吏宽缓抚恤；这样或许困穷的百姓能够保全生业，不再有流离漂泊的祸患。然而根本在于端正心术，以此建立纲纪。天下的纲纪不能自行树立，必须君主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党反复的私心，然后纲纪才有所依系而建立。君主的心不能自己端正，必须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讲明义理的归宿，堵塞私心邪念的道路，然后才能得到端正。如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都失去了自己的职分。陛下亲近而参与机密谋议的，不过是一两个近习之臣。这一两个小人，对上蛊惑陛下的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的大道，却喜欢功利的卑下说法；不喜欢庄重士人的直言，却安于私意专断的鄙陋状态；对下则招集士大夫中贪利无耻的人，文臣武将分别聚集，各自投奔他们的门下。对所喜欢的人，暗中替他援引举荐，提拔安置在清要显贵的职位；对所厌恶的人，则秘密诋毁，公开排挤。通过交通货贿所盗取的，都是陛下的财物；任命卿士、设置将领所窃取的，都是陛下的权柄。陛下所说的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有的反而出入他们的门墙，迎合窥伺他们的意旨。诏令和权势形成威力，朝廷内外都随之改变。于是陛下的号令和升降任免，不再出自朝廷，而出自这一两个人的门下；名义上是陛下独断，实际上这一两个人暗中掌握了权柄。这样一来，他们所毁坏的，不只是陛下的纲纪，连同陛下用来建立纲纪的根本也一起毁坏了。那么百姓怎么能够得到抚恤，财物怎么能够得到治理，军政从哪里修整，疆土从哪里收复，宗庙的仇耻又到什么时候才能洗雪呢？朝廷下诏，因为修举救荒政务、使百姓没有流离饿死，授任直秘阁，他一共推辞了三次。适逢浙东大饥荒，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事，他当天就上路，并且请求兼任奏事之职。他说，陛下曾经选拔建立英豪，委以政事；不幸其中不能完全得到合适的人，便不再广泛寻求贤哲，而姑且选取柔顺成熟、容易控制的人来充任职位。于是左右近侍中那些私下亲昵、身份卑贱的使令之人，开始能够侍奉于燕闲之时，供人驱使，而宰相的权力日益轻弱。又担心权势有所偏向，因而加重了自己的阻塞，于是时常听取外朝的议论，打算暗中察看这些人的过失并加以控制。陛下既不能遵循天理、公正圣心来端正朝廷的大体，就已经失去了根本。又想兼听士大夫的公正言论，把它作为驾驭的手段，于是士大夫进见有固定时候，近习却能从容无间地接近。士大夫礼貌庄重而难以亲近，议论又苦切而难以听入；近习宠幸之人便利、谄媚、侧身逢迎的姿态，足以蛊惑心志；他们属下胥吏狡猾诡诈的手段，又足以蒙蔽聪明。事情的生疏熟悉、甘甜苦涩既然已经有所分别，恐怕陛下还来不及施行驾驭的办法，就先掉进他们的圈套了。这样就会使陛下的德业日益毁坏，纲纪日益崩坏，邪佞充斥，货贿公然流通，军队忧困、百姓怨恨，盗贼间或发生，灾异屡屡出现，饥荒接连到来，群小互相扶持，人人都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唯独陛下毫无所得，而国家反而独自承受这些弊害。先生所写的奏札一共有七篇，前两篇都是亲笔书写，以防泄露，后五篇也不过是针对当时救荒的急务。先生所居的乡里，每年春夏交替之际，豪强富户闭门不卖粮以牟利，贫苦百姓便打开粮仓强行夺取，往往互相残杀。先生曾经率领乡人设置社仓，赈济借贷，米价没有上涨，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到这时，他请求把这种办法按照崇安县的旧例推广；此前执政派人劝告他暂且不要上奏。先生想到主上并没有轻视儒生的意思，而大臣却先说出这种话，虽然不能面见皇上，最终还是把这件事说给皇上听。皇上详细询问了解，全部依从了他的请求。先生刚接受任命，便写信到其他郡募集米商并请求免除有关费用。征召的米粮到达时，客船载米已经聚集，又把若干救荒政务上奏，请求推广并逐条申报。他每天同僚属和寓居当地的官员访察民间疾苦，巡视所属各地，深山长谷没有不到的地方；抚慰询问、存恤百姓，救活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每次出行都乘单车，屏退随从，所经过的地方虽然广泛，百姓却不知道是他。郡县官吏畏惧他的风采，甚至有人自行辞职离去。先生仍认为只是耗费了大农寺数十万缗钱，却不能使一方饥民全都活下来，于是自我弹劾。又因为前后多次请求大多被压下不准，即使有幸获准，也往往拖延到错过时机。蝗灾和旱灾接连不断，他忧愤难胜，再次上奏说：“如今的计策，只有从圣上的心中果断决定，充分发布诏令，责备自己而求取直言，君臣相互告诫，痛切地自我反省改过。其次，只有尽数拿出内库的钱，来供应大礼的费用，并作为收购粮食的本钱；不得催逼追讨旧欠，依照条例核查后免除税租；淘汰遭受灾害的各路州、军中以及监司、守臣里无能失职的人，选拔贤能，责令他们负责救荒政务。这样或许可以从下层凝聚人心，消除他们趁时作乱的念头。不然臣恐怕您所忧虑的就不只是饿死的人，而是盗贼；所受害的也不只是官吏，还会上及国家。”淳熙九年，因为赈济有功，升任直徽猷阁，推辞台州知州之职。唐仲友与当时的宰相王淮同乡，又是姻亲，升任江西提刑，尚未赴任。先生巡视所属各地，诉讼纷纷而来，查得他贪污受贿、伪造楮币等罪行，便弹劾上奏。王淮把奏章压下不让皇上知道，先生便更加用力地论奏，奏章达到十次。事情交给绍兴府审问，案件审理完毕，真相已经查明，于是夺去唐仲友新授的官命，授给先生。先生认为这是蹊田夺牛，因而推辞不接受。不久，命令他两次改任江东，他连同辞去职名一起推辞，详细说明：唐仲友虽然新任已经停止，但已经审定的案件最终却被释放而不予追究，那么就说明自己所审查的并不真实，难以再接受恩赏；朝廷既不允许授予职名，他又再次推辞新任，并请求奉祠。他说，所弹劾的贪官污吏党羽众多，大的在上面主持操纵，小的在下面奔走经营。

译如果他们要加害于臣而不遗余力，那么甚至远及臣师友学术渊源的出处，也会无缘无故地横加攻击排斥。当时有侍从之臣奉当权宰相的意旨，上疏诋毁程氏之学，暗中诋毁先生，所以有这样的话。淳熙十年，差遣主管台州崇道观。先生治理南康、出使浙东，才得以实行自己的学说；已经试验出的成效卓然，却最终没有得到任用，退居奉行崇道、云台、鸿庆等祠禄，共五年。海内学者尊敬信服他的人越来越多。淳熙十四年，授任提点江西刑狱公事，等待任职时以病推辞，未获准许，于是接受诏命。淳熙十五年，催促他入朝奏事，他又以病推辞，未获准许，于是启程。又以病请求奉祠，两次如此。王淮罢相后，他便勉强带病入朝奏事，说近年来刑狱处理不当，甚至涉及人伦风化等重大案件，有关官署议定刑罚也依照流放宽赦的法律，那么天理民彝，还有多少不会趋于泯灭呢？又说州郡狱官的注拟，以及提刑司管理催收经总制钱，与江西各州科罚百姓的弊端。奏章末篇说，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却因循拖延，没有一点成效可以仰报圣上的志向。他曾反复思考，莫非是在闲居退处、心灵虚明以应对外物的时候，天理还有未能纯粹之处，人欲还有未能断尽之处，所以行善不能充分发挥，除恶不能斩除根本。一念之间，公与私、邪与正、是与非、得与失的关头在心中交战。对大臣的外表礼遇并非不厚重，却让受宠近侍和侧媚之人深受腹心托付；日夜思念豪杰英才并非不切，却让柔弱奸邪、庸碌荒谬的人长久窃据朝廷权力；并非不乐于听取公议正论，却有时不予容纳；并非不深恶谗言和败德行为，却不免错误听信；并非不想报复陵寝被毁、宗庙受辱的仇耻，却不免畏怯苟安；并非不想爱护养育百姓、珍惜财力，却不免因叹息忧愁而无所作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愿陛下从今以后，在每一念之间都一定谨慎察看：这是天理吗？还是人欲呢？果然是天理，就恭敬地扩充它，不让它稍有阻塞；果然是人欲，就恭敬地克制它，不让它稍有凝滞。至于言语行动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没有不以此裁断的，那么圣心就会洞然明彻，不让一丝一毫的私欲夹杂其中，天下的事情将都依照陛下的意愿施行。这次出行，有人对先生说在路上以正心诚意为上策的话不宜讲，劝他以此为戒；先生说：“我一生所学，不过就是这四个字，难道可以回避遮掩来欺骗我的君主吗？”奏章上呈后，皇上无不称善，说：“浙东的事情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了，朕自己知道。现在应当把你安排在清要的职位上，不再劳烦你治理州县。”授任兵部郎官，先生因足疾请求奉祠。兵部侍郎林栗，前几天曾因《易》和《西铭》与先生意见不合，到这时派部吏抱着官印来，逼迫先生供职。先生以病相告，林栗于是上疏说先生欺骗怠慢。此时皇上的意向正偏向先生，想改授他为其他部的郎官，当时的宰相最终请求仍授予他原先江西的任命，保留原来的职名。先生赴任并且辞谢说：“议论者说臣侍奉君主没有礼节，罪当诛杀，怎么可以再担任外台监察官的职责呢？”奏章两次上呈，授任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林栗也罢去官职，辞去职名的请求不获准许，转任朝奉郎。不到一个月，又召先生接受职任。先生以召命的名义推辞，说如果把召见当作升官进职，就都是为了允许自己闲居退处；刚刚私下获得难进易退的赞誉，又打算重新戴冠束带出仕，这样就会成为世人的笑柄，不只是往来奔波、琐屑反复的讥讽。于是催促召见，他再次推辞，便详细写成密封奏章投入匦中呈上，说：“如今天下的大势，就像人患重病，从内里的心腹到外面的四肢，没有一根毫毛不受病害。臣没有时间细说，只就天下的根本和今天的急务来讲。根本，就是陛下的心；急务就是辅佐太子、选拔任用大臣、振作整顿纲维、改变风俗、爱护养育民力、修明军政，这六件事。古代圣王兢兢业业地守持这颗心，即使身处纷华扰动之中、幽独放纵的地方，对于精纯、专一、克制、复归本心等事，也像面对神明、如临深渊幽谷一样谨慎，仍然担心在隐微之间偶有差失而自己不知道；因此设置师保之官，安排谏诤之职，凡饮食酒浆、衣服居处、器用财货，以及宦官宫妾的事务，无不由冢宰统领，使左右前后的一举一动、静止安居，都无不受有关官署法令的约束，不留丝毫空隙，使他们在转瞬之间不能隐藏一点私心。陛下用来精纯专一、克制复归而守持本心的功夫，果真有这样的成效吗？用来修养自身、整齐家政而端正左右之人的效果，果真有这样显著吗？宫省内廷的机密事务，臣固然不能知道；然而爵位赏赐泛滥、货贿流通，民间私下议论纷纷，这些现象令人不胜耳闻，那么陛下修治家政的情况，恐怕还没有达到古代圣王的程度。至于左右近侍的私恩，恩遇超过常度，从前渊觌、说抃一类人权势炽盛，如火焰熏灼，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而臣愚昧地认为，这些人只应让他们守门传命，供役使清扫，不应借给他们尊崇地位、助长他们的势力，使他们得以在宫中施展邪媚、制造淫巧来动摇皇上的心志，又在宫外建立门庭、招揽权势来拖累圣政。臣私下从道路上听说，各将领的差遣任命，大多出自这些人之手；陛下耗尽百姓的膏血来供养军队，而将帅又巧取军粮赏赐，向近习行贿以求进用；出入宫禁、成为腹心之臣的人，对外联络将帅，共同欺骗蒙蔽皇上到了这种地步，而陛下还没有醒悟，反而宠信亲近他们，把他们视为自己的私人，以至于宰相不能议论他们安排事务的是非得失，给事中、谏官不能评论他们任命授职的是非。这样看来，陛下用来端正左右的做法，显然还没有达到古代圣王的程度。至于辅佐太子，自王十朋、陈良翰以后，能称职的人大概已经很少了；有时还让邪佞轻浮、鄙陋庸碌、荒诞妄为的人混杂其中。所谓讲读，也不过姑且应付文书、充数而已，没有听说有规劝辅导的成效。至于从容地在朝夕之间陪侍太子游宴的人，又不过是几名使臣和宦者罢了。既然立了太子却不设置师傅、宾客，就无法启发他尊师亲友、尊德乐义的心。

译如果只让使臣、宦者侍奉左右，就无法防止他们嬉戏怠慢、亲狎亵渎以及奇异邪僻之人杂然进用的祸害。应当讨论前代典制，设置师傅、宾客之官，罢免使臣、宦者，而让詹事、庶子各自恢复本职。至于选拔任用大臣，以陛下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天下的事情，必须得到刚正明察、公平正直的人才可以任用吗？之所以常常不能得到这样的人，反而容许鄙陋之人窃据职位，只是因为在一念之间不能撤除私心邪念的蒙蔽，燕居私处的偏好、便利受宠之流也不能完全由法度约束。如果任用刚明公正的人做辅相，就一定会妨碍我们的事情，损害我们的人，使我们不能肆意妄为；因此在选拔任命之际，总是先排斥这类人，把他们置于考虑之外，然后选取那些疲弱懦怯、柔顺圆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的人加以揣摩；又从中找出最庸碌、最鄙陋、确实可以保证不会妨碍我们的，然后举荐他加以任用。因此任命文书还没有发布，朝廷内外已经预先知道他绝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才。至于振肃纲纪、改变风俗，如今宫省之间、禁密之地，天下不公正的道路和不正派的人，反而得以在其中盘踞扎根。陛下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无非是不公平、不正直的事情；它们熏染消磨，使陛下喜爱善行的心志不能显著，使陛下憎恶邪恶的意念不能深切，其危害已经无法尽述。等到他们作奸犯科，陛下又不能深切割舍私爱，把他们交给外朝议论，依照有关官署的法律处理，所以纲纪不能不受到挠乱破坏。上面的纲纪不正，下面的风俗就会衰败，这种祸患已经很久了。大体上，他们习惯于表现柔弱媚人的姿态，说依违两可的话；只要是为了自己的私意，就千方百计经营筹划，非达到目的不止。更有甚者，把金珠当作肉脯肉酱，把契券当作诗文；宰相可以收买就收买，宰相的近习可以打通就打通；近习只知索取，再也没有廉耻。只要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的士人出现在其中，群起讥笑排斥，指为道学，又加上矫激的罪名。十多年来，用“道学”二字禁锢下面的贤人君子，又像崇宁、宣和年间所谓“元祐学术”那样，排斥诋毁侮辱，一定要使他们无处容身才罢休。唉，这难道是治理世道应有的事情，竟还忍心再谈吗？至于爱护养育民力、修明军政，自从虞允文做宰相以来，便把版曹每年收入中那些必定可以指实核定的名目，全部取出，号称年终羡余之数，输送到内库。只是把那些有名无实、长期积累挂欠、空载在簿籍上而无法催办追收的款项，拨还给版曹，作为内库的积存，说是要准备将来用兵进取时随时所需的费用。然而从那以后，二十多年间内库每年收入不知有多少，都被当作私藏，由私人掌管，宰相不能按照制度贡纳、均衡、节制它的收支，版曹也不能依据簿籍核查它的存亡；这些钱每天消耗、每月损减，用来供奉燕居私享的费用，不知究竟有多少。什么时候听说他们能像太祖所说的那样，用这些钱修整战守的准备呢？结果只是使版曹经费缺乏，督促催逼一天比一天严急；又制定考核监司、郡守政绩优劣的办法，朝廷内外迎合这种风气，争相实行苛刻急迫的政策，这就是百姓财力因此更加困窘的原因。各将领想求得升迁，必先搜刮克扣士卒来积聚私财，然后自己结交陛下的私人，再请求他们把自己的姓名传达到陛下所宠信的将领那里。贵将得到他的姓名，交给军中，让军中从什伍开始逐级保举证明，称说他才能武艺足以任用，然后备具奏牍向陛下说明。陛下只看见他的等级递进、文书齐备，真以为这是公正荐举，可以得到人才，哪里知道他们已经讨价输钱，简直像晚唐的债帅一样呢？以上六件事，都不可拖延，而根本在于陛下一心。一心端正，六件事就没有不端正的；一旦有私欲夹杂其中，那么即使想耗尽精力、劳苦身心来求得这六件事端正，也只会徒然成为表面文章，天下的事情反而越来越不可收拾。奏疏送入时，夜漏已下七刻，孝宗已经就寝，却立即起身秉烛读完。第二天，授任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当时孝宗已经有倦于政事的意思，大概将要为退居后辅佐后代作打算。恰逢执政大臣中有人指斥道学为邪气，先生竭力辞去新任命，改授秘阁修撰，仍奉祠于外。先生在孝宗朝，面见皇帝回答政事三次，上封事三次。最初本来把讲学穷理看作治理天下的根本，后来便直指天理与人欲的分别，以及专一精神、克制私欲而恢复本心的道理。最初本来只谈一两件当时的急务，后来所上的封事，则对心术、宫禁、时政、风俗都披肝沥胆地陈说，极尽忠直。大概对君父的期望越深，言辞就越切直，所以在封事末尾说：“日月不断流逝，如同河水奔流，一去不返。不仅我的面色苍老、头发花白，已经逼近晚年；我私下仰望天颜，也觉得已经不同于往昔了。” 这份忠诚恳切的奏疏，直到今天读来，仍使读者为之流泪。先生进呈奏疏虽然切直，孝宗也能敞开心怀容纳。授武博编摩、秘省郎曹等职，大概是想把他召到身边；让他出守南康，持有浙东、江西的节制，又是知道不能强留他，因而授予这些职务。到这里又有经筵讲读的任命。先生竭尽忠诚，孝宗接受直言，也不能说没有得到知遇。然而先生进言都痛切地指责大臣和近臣，孝宗对他的宠信越厚，嫉恨他的人也越深，因此不能在朝廷上一日安身，而孝宗已经内禅。光宗即位后，先生再次辞去职务，名义上仍为直宝文阁，皇帝下诏嘉奖劝勉，授江东转运副使；他以疾病辞谢两次，遇覃恩转朝散郎，赐绯衣银鱼，改任漳州知州，又两次以疾病辞谢，皇帝不许。绍熙元年赴任，奏请免除所属各县没有名目的赋税七百万，减免经总制钱四百万，特别重视学校，教导诱掖诸生。又因为当地习俗不懂礼仪，采集古代丧葬嫁娶的仪式，张贴出来给人们看。佛教在南方盛行，男女聚集在僧寺举行传经会，女子不出嫁的私自建庵居住，先生全都加以禁止，风俗大为改变。郡中有故迪功郎高登，因触犯秦桧被贬死，先生奏请为他昭雪，褒扬他的正直。

译恰逢朝廷议论要在泉州、漳州、汀州三州实行经界法，先生于是上疏陈述此事，并说必定能够实行的理由有三条，将来必定不能实行的理由有一条。大概是说，经界法实行后，对百姓大有好处；但那些占有田地、隐瞒税收、侵害掠夺贫弱者却不便，因此寄居官员和豪强大族果然提出异议。第二年，恰逢嫡子去世，先生再次请求奉祠，授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辞谢两次，诏令说修撰一职是用来尊宠名儒的，于是接受任命。授荆湖南路转运副使，再次辞谢。漳州经界最终上报停止实行，先生便因先前说经界可以实行而自我弹劾。绍熙三年，再次以疾病辞谢。又过数月，差遣为静江府知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辞谢。四年，又辞去主管南京鸿庆宫。没过多久，差遣为潭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抚，竭力辞谢。五年，再次辞谢。皇帝有旨说：“长沙是重镇屏障，得到贤才最为重要。”恰逢洞獠扰乱所属郡县，于是接受任命前往镇守。到任后派人晓谕祸福，洞獠都投降了；于是申明教令，严格武备，收敛奸吏，抑制豪民。湖湘士子一向知道求学，每天等到先生退衙后便来请教疑难，他为他们讲说从不厌倦。四方学者都来求学。又把南康、漳州所申报的改正佛教之事一并办理。有人请以奠祭的仪式办理，先生于是登记五名死节之人，为他们建立祠庙。孝宗升遐，先生悲哀痛哭，不能自胜。又听说皇帝因疾病不能亲自主持丧礼，朝廷内外骚动不安，更加忧惧，于是再次向尚书省请求退归乡里。又起草封事，极力说父子之间是天然亲情，不应因小小嫌隙而废弃人伦，言辞颇为切直。恰逢今上即位，事情没有实现。皇帝还在潜邸时，听到先生的名声，常遗憾不能让先生担任本宫讲官。到这时首先召他入朝奏事。先生动身后便辞谢授任焕章阁待制、侍讲，皇帝不许；又再次辞谢，并说：“陛下刚刚继承帝位，正要全面更新各项政务，所应当爱惜的是名器。假如一旦打开侥幸求进的门路，那弊端难道还能重新堵塞吗？至于广泛延请儒臣，专心致力于讲学，是要寻求深得亲近和欢悦的方法，把它作为建立皇极、引导百姓的根本；思考振兴朝纲的方法，则是为了防微杜渐、深谋远虑。负责顾问的大臣，确实有助于辅佐和培育君德；用人如果错误，所牵涉的关系并不轻。”大概先生在路上听说南内的朝礼还不完备，近习之人已经有人掌握权力，所以预先说了这些话。皇帝又不许。等到入朝对答时，他首先说：“近来天运艰难，国家遭遇大灾，太皇太后亲自确定大计，陛下敬慎地继承大业，可以说是权宜处置此事，同时差不多没有失去正道了。然而在逆顺、名分和实情的关系上不能没有疑虑，祸乱的根源又已经潜伏在幽暗之中，我私下替陛下担忧。尚且还有可以推诿的地方，也只能说陛下从前未曾有谋求帝位的打算，今日也未曾忘记思念亲人的心情；这正是道心微妙的全体，是天理发用的根本，也是行权而不失其正的根本。把祸患转为福泽、把危险变为平安，难道可以舍弃这个根本而到别处寻求吗？”充实从未谋求帝位的心，就可以充分表现承担罪责、引咎自责的诚意；充实从未忘记亲人的心，就可以做到冬温夏清、昏定晨省的礼节。始终不超出这一点，大伦就端正了，大本就树立了。接着他说：“求学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穷究事理必定在于读书；读书的方法，没有比循序渐进、达到精密纯熟更重要的。精密纯熟的根本，又在于居敬而坚持志向。”当面辞谢待制、侍讲，皇帝不许。第二天又辞谢待制，请求改任说书差遣。皇帝亲手写札子说：“卿的经学源流深厚，正可以用来劝讲；次对之职，不要再坚决辞谢，以符合朕崇尚儒学、尊重道统的心意。”于是接受任命。恰逢赵彦逾巡视孝宗山陵，认为土层浅薄，有诏令召集群臣议论。台谏官弹劾赵彦逾，议论于是搁置。先生最终上呈议状，说：“应当广泛寻求术士，遍访名山，不应片面听信台史欺罔皇上、误国误民的话，把山陵托付给残破浅薄的地方。”皇帝没有答复。遇覃恩转朝奉郎，请求赐紫章服，兼任实录院同修撰，再次辞谢而未获准，于是接受诏命，进讲《大学》，便奏请免除朔望、旬休以及过宫日的例行事务，并请求早晚都进讲；又请求设置机构审看详议四方封事，瑞庆节免除称贺，这些请求都得到批准。后来又因皇帝下令修缮旧东宫，建造三百多间房屋，便具奏四件事说：“如今上帝震怒，灾异多次出现，京畿百姓饥饿流离，不宜大兴土木来求安逸便利。寿康宫定省的礼仪本来应当举行，应该下诏自责，可是却迂回迟缓，与平常没有不同。太上皇一定会认为这只是准备礼仪而来；他闭门坚拒而不能相见，也就很适宜了。”朝廷纲纪尤其应当严格。如今宰执的进退、台谏官的调动，都出于陛下独断，大臣没有参与谋议，给事中和舍人也来不及议论；即使事情完全合乎道理，也不是治理国家的体制。何况朝廷内外的传闻，都说左右近臣有人暗中窃取权柄，而他们所做的事又不能完全符合公议；这种弊端不革除，我恐怕名义上是独断，实际上君主的威权仍不免下移，想求得治理却反而导致混乱。皇帝没有答复。先生每次进讲达到数次后，又把以前讲过的内容编排成册进呈，皇帝也敞开心怀接纳，并当面告诉他“求放心”的说法很好，于是先生用札子勉励皇帝进德，大略说：“愿陛下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说话还是沉默、行动还是静止，都一定寻求已经放失的本心，把它作为根本；对于玩味经典、阅览史书，以及亲近儒学已经用力的地方，更加用力。”皇帝多次召集大臣切磋治国之道，让他们陈说今日的要务，大略仿照仁祖开设天章阁的旧例。至于群臣入朝对答，皇帝也赐予温和的面色，反复询问，以求了解政事的得失、百姓的安乐忧苦，同时借此察看人才的邪正和长短，希望对天下的事情都能各自得到正确的处理。先生又奏说：“自从汉文帝缩短丧期以来，历代沿袭此制，天子于是没有三年之丧，人伦纲纪毁坏，三纲不明，已经一千多年。寿皇圣帝天性至孝，除去按月份计算的丧期后，仍然遵守通行的丧礼，这应当写入典册，作为后世的法则。近来遗诰刚刚颁布，仓促之间来不及详细议定，使寿皇已经实行的礼仪一举重新坠失，我私下为此悲痛。将来启殡发引时，按礼应当重新使用初丧时的丧服，希望陛下明发诏令，让礼官考核礼制和律令，预先作出规定。”恰逢孝宗祔庙，议论宗庙中历代先祖依次毁迁的次序；有人请求连同祧迁僖祖、宣祖二祖，奉太祖居于第一室，举行祫祭时端正东向之位，皇帝于是下令集议。

译先生估计难以凭口舌争辩，于是托言疾病，上呈议状，列举四条不可行的理由，又引用元祐时期大儒程颐的话来证明：“事物哪里有无本而产生的呢？今天天下的根本，大概出自僖祖，怎么能说他没有功劳？”议状上呈朝廷后，执掌政务的人扣留不让皇帝知道，随即毁撤僖祖、宣祖的庙室，另建别庙来奉祀四祖。宰相既然有所偏向，主楼钥、陈傅良又牵强附会、装点文字来附和他的说法。先生于是节略议状文字，又写札子绘图进呈，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想让先生在御榻前撰写几句话供皇帝批示，直接停止这件事。先生正因内批造成的弊端而有所警惕，于是请求把札子公开下发，再让群臣集议。退下后，又把皇帝的意思晓谕朝廷，但事情最终没有实行。皇帝即位时，丞相赵汝愚暗中与知合门事韩侂胄谋划此事。韩侂胄自称有定策之功，于是居中掌权。先生在长沙辞免待制、侍讲时，已经含蓄地表达了对此事的意思。入朝对答时，又当面多次说明，并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共同攻击韩侂胄。彭龟年出使护送外国使者，韩侂胄更加得意。先生又在所上四事奏疏中，明白斥责左右近臣窃取权柄的过失。后来趁讲筵留身，又重申前疏的意见，请求皇帝赐予施行。退下后，皇帝立即下御批说：“怜悯卿年老，正值隆冬，恐怕难以站立讲学，已经授卿宫观职。”宰相坚持奏请，皇帝没有实行。第二天，皇帝直接把御批下发；台谏官、给事中和舍人也争相挽留，认为不可授此职。先生被授宝文阁待制和州郡差遣，竭力辞谢。不久授江陵府知府，又竭力辞谢，并请求追回新旧职名，诏令仍依旧授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元年，又请求追回旧职，不许。赵丞相也被罢免，被诬陷为谋反，贬谪永州。赵丞相担任要职后，征召四方知名人士，朝廷内外都伸长脖子等待观察新政。只有先生忧惧韩侂胄掌权而感到不安。他已经多次向皇帝进言，又多次写亲笔信，让学生秘密告诉丞相：应当用厚重的赏赐酬劳韩侂胄的功劳，却不要让他参与朝政。丞相当时以为韩侂胄容易控制，把他作为腹心所倚重；谋划政事的人又都只求保禄自安，不再作长远考虑。丞相被逐后，朝廷大权全归韩侂胄。先生想到自己虽然闲退，仍带有侍从的职名，不敢默不作声，于是起草万言书，极力陈说奸邪蒙蔽君主的祸患，也借此说明自己的冤屈。学生们轮流劝他以占筮决断，得到“遯”变“同人”的卦象，先生默然取出谏稿烧掉，自号遯翁。因为宗庙议论不合，先生请求收回自己的职名，又因疾病请求退休，皇帝不许。此前吏部汇集考核资料，到这时转为朝奉大夫；先生又辞去职名，请求退休，又因曾经妄议山陵而自我弹劾；还说自己已经不再担任讲官，不敢再带侍从职名，诏令依从。两年后，仍为旧秘阁修撰；又说近来奏疏封驳、赐服、封赠、荫补、磨勘、转官，都是已经接受从官恩数，请求改正。沈继祖任监察御史，上章诬陷诋毁，先生被削职罢祠。四年十二月，因为来年年满七十，再次请求致仕。五年，依照请求批准。六年三月甲子日，在正寝去世。十一月壬申日，葬于建阳县唐石里大林谷。嘉泰二年，授华文阁待制，享受致仕恩泽。自从先生离开朝廷，韩侂胄的势力越来越大，鄙陋小人和奸佞之徒迎合他的意旨，把理学说成虚伪，认为贪污放纵才是人的真情，清廉好礼的人都是虚伪。科举取士时，稍微涉及经学训诂的全被排斥黜退；文章议论以义理为根本的，也一概加以排除毁弃。《六经》《语》《孟》成为世间的大禁，狡猾的小吏、卑贱的奴仆、顽钝无耻之徒，往往被引用任用，甚至做到卿相。举止谨慎拘束的人，稍微有儒者名声的，都没有容身之处。跟随先生学习的人中，那些特立独行、不肯顾忌的，退隐山林；那些依附迎合、谦卑怯懦的，则改投其他老师。先生每天和诸生在竹林精舍讲学，有人劝他辞退遣散学生，他只是笑而不答。先生去世后，韩侂胄的意气更加骄纵，终于擅自挑起边境争端，几乎危及宗庙社稷，使百姓遭受涂炭。开禧三年，韩侂胄伏诛。嘉定元年，下诏赐先生谥号及遗表恩泽。第二年，赐谥“文”；又过一年，追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又因明堂恩累赠通议大夫。先生平日忧国勤恳，没有一个念头不在国家；听到时政有缺失，便忧伤而面露不悦；谈到国势尚未振兴，便感慨流泪。然而他谨守难于出仕的礼法，每接受一个官职都抗章竭力辞谢；严守容易退处的节操，一句话不合心意就奉身迅速离去。他侍奉君主，不降低道义来求取仕进；爱护百姓，不迎合习俗苟且求安，所以动不动就与世俗相抵触。自从开始占筮出仕直到临终，五十年间经历四朝，在外任职仅九考，在朝廷任职四十天。道义难以实行，竟到了这样的地步。然而继承道统、树立人的准则，成为万世宗师，却不会因是否被任用而增损。他从韦斋那里听到中原文献的传闻，阐明河洛之学，推究圣贤遗留下来的意义，每天诵读《大学》《中庸》，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处。先生年轻时已经知道这些学说，并且从心里喜爱。韦斋病势危急时，嘱咐他说：“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三人，都是我的朋友，学问有源流，是我所敬畏的人。我如果死了，你去侍奉他们，只听从他们的话，我死也没有遗憾了。”先生成为孤儿后，带着父亲的话去告诉三位君子，并向他们学习。当时他十四岁，慨然立下求道的志向，广泛从经传中寻求学问，遍交当时有见识的人；即使是佛、老之学，也一定探究其归旨，辨订其中的是非。延平李先生向豫章罗先生求学，罗先生向龟山杨先生求学。延平与韦斋是同门好友，先生从同安归来，不远数百里，徒步前往跟随他。延平称赞他说：“乐于行善、喜好义理，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又说：“聪颖领悟超过常人，努力实行令人敬畏。”他所进行的论辩探讨，体察认识切实深入；从此跟随延平多年，学问所达到的境界更加深厚。他求学，是穷究事理来扩充知识，反省自身来践行实际。居敬，是使求学有始有终的方法。他认为，致知如果不以敬为本，心神就会昏乱纷扰，无法察明义理的归宿；亲身实践如果不以敬为本，就会懈怠放纵，无法达到义理的实质。

译持守敬意的方法，没有比专一主宰心念更优先的；他既为此写下箴言来自我警戒，又把它写入《小学》《大学》，一切都以此为根本。他整天庄严端坐在一室之中，讨论经典训诰，从未稍有停歇。他认为，从自己的心和身直到万事万物，没有什么不存在道理。这颗心在斋庄、宁静、专一之中，于学习、询问、思考、辨析之间穷究这些道理，都能够看见事物应当如此而不容停止的地方，以及它之所以如此而不可改变的原因。然而把知识充实起来并表现在行动中时，也从未不反求于自身。在尚未看见、尚未听见以前，用来戒惧的心更加严肃恭敬；在隐微幽独之际，用来省察的心更加精细周密。思虑尚未萌发时，知觉不昏昧；事物已经接触时，品节没有差错；不让人的私欲有容身之处，从而完整保持天理的正当，道统的正传就在这里。他论说道体，认为有太极而后阴阳分化，有阴阳而后五行具备。人禀受阴阳五行之气而生，于是太极之理各自具备其中。上天所赋予的是命，人所接受的是性，受到外物感动而产生的是情，统摄性情的是心。根源在性中，就成为仁义礼智之德；发露在情中，就成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端绪；表现于身体，就成为手足耳目口鼻的作用；落实在事物上，就成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常道。探求人的道理，就会发现人的道理与自己的并无不同；参验万物，就会发现万物的道理与人并无不同。对一切事物都分析到极其精密而不混乱，然后综合起来，使其广大无所遗漏。先生对于道，可以说立于天地之间而不相违背，拿来同圣贤质证也没有疑问。他从自身所得而成为德，以一心穷究造化的根源，尽察性情的奥妙，通达圣贤的深意；以一身体察并承担天地运行的规律、事物的道理和纲常的责任。明察足以观察细微，刚强足以担当重任，弘大足以达到广博，坚毅足以穷尽常道。到了涵养深厚、积累丰厚之后，原先矜持的地方变得纯熟，原先严厉的地方变得和平。心不必等待操持便能自存，义理不必等待搜求便能精明。他仍认为义理无穷而岁月有限，常常怀着不足之意，这不是后来的学者所能议论比拟的。他闲居时，天还未亮就起床，穿深衣、戴幅巾，在家庙以及先圣前行礼。退下后坐在书室，几案一定端正，书籍器用一定整齐。饮食时，羹和饭的排列都有固定位置，匕首、筷子的取用动作都有固定处所。疲倦而休息时，闭目端坐；休息后起身，步履整齐，缓慢行走。半夜就寝，睡下醒来后，便拥着被子坐着，有时直到天亮。威仪、容貌、举止的准则，从年轻到老年，从未有片刻离开过。对待家人，他奉养双亲极其孝顺，抚育下属极其慈爱；闺门庭院之间，内外界限严明，恩义深厚，家人和睦愉悦。祭祀时，无论事情大小，都一定诚敬；稍微不合礼仪，便终日不快乐。他供养自己，只求衣服能遮蔽身体，食物能填饱肚子，居住处所能足以遮挡风雨；别人不能忍受的生活，他却处之泰然。如果看他施行于事业上的情况，那么他在州县的设施以及在朝廷上的言论，也可以大略看见。虽然显达而推行道义，不能在一时之间施行于世；但退处而阐明道义，却足以流传万代。对于《大学》《中庸》，他补正缺漏，区别次序，使纲领条目灿然重新明白。对于《论语》《孟子》，他深入探究当时问答的本意，使读者读来、玩味其中义理时，就像亲自见到圣贤、当面接受教诲。对于《易》和《诗》，他寻求本义，驳正末流的错误，深入获得数千年前古人留下的意义。凡这几部经书，从传注中看，它们关于天命的精微、人心的奥秘、进入道德之门、到达道体境界的关键，都已经阐发其旨趣，没有遗漏。对于《书》，他怀疑今文艰涩难通，反而认为不如古文平易。对于《春秋》，他认为圣人的心意正大，决不像传注那样穿凿附会。对于《礼》，他忧虑王安石废止《仪礼》，而只有传记独自保存。对于《乐》，他哀叹后世律尺已经失传，清声浊声没有依据。至于历代史书，他又考察评论从西周以来直到五代的历史，取司马公编年的史书，用《春秋》记事的方法加以衡量。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的著作，是接续孔孟道统传承的书，流传时间还不长，却郁积而不显；先生替它们搜集编纂、阐明发扬，后来才得以在世间盛行。太极、先天两图，精微广大、深不可测；先生替它们剖析条理、分判图义，后来天地的本原、圣贤的深意才不至于泯灭。先生教人，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为入道的次序，然后才学习其他经书。他认为，不先学习《大学》，就无法提纲挈领、穷尽《论语》《孟子》的精微；不参照《论语》《孟子》，就无法融会贯通、穷极《中庸》的旨趣；不能在《中庸》中会通道理的极致，又凭什么建立根本、治理天下的大道呢？弟子们提衣襟前来求学，远至川蜀；他的文章学说流传到海边，甚至外域也知道仰慕他的道，私下询问他的起居。先生去世后，学者传习他的著作，信奉他的道的人越来越多，也足以看出义理感动人的力量是多么深。接续将要衰微的往圣遗绪，开启前贤尚未发明的关键，辨析诸儒的得失，破除异端的错误，彰明天理，端正人心；事业的伟大，又有谁能超过这些呢？至于天文、地志、律历、军事机要，也都洞察研究到深微之处。文章、书法，他从未刻意经营，却也每每自然合乎规矩法度，可以作为世人的典范。这若不是禀赋不同、学问和品行深厚，怎么能对每一件事物都各自合乎其理、各自达到极致呢？秦汉以来，迂腐的儒生、偏曲的学者，都不足以望见他的门墙；近代诸儒中有志于孔孟、周敦颐、二程之学的人，难道也能进入他的门域吗？唉！这大概是上天在扶助斯文，特意深厚地生育出一位哲人，来宏大这道统的传承吧！先生病重将死时，亲手写信，嘱咐儿子在以及门人范念德、黄干，恳切勉励他们求学和修订遗书。第二天早晨，侍疾的门人请求教诲，先生说：“坚苦。”他们问温公的丧礼，先生说“疏略”；问《仪礼》，先生点头认可。不久先生端正坐起，整理好冠帽衣服，靠近枕头去世。负责治丧的门人全都依照《仪礼》办理；讣告传到各处，跟随先生学习的人以及听闻他的声名、仰慕他的义行者，无不共同设位聚集哭吊。

译唉！上天为什么又不肯多留先生，使这道统的传承长久延续，却突然让后学失去依归呢？先生所著的书有《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辨证》《韩文考异》。所编次的书有《语》《孟》集义、《孟子指要》《中庸集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本朝名臣言行录》《古今家祭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都在世间流行。先生著述虽然很多，对于《语》《孟》《中庸》《大学》尤其用心。像《大学》《论语》，更改订正了四次，直到临终。《大学》的“诚意”一章，就是他的绝笔。《通鉴纲目》只能勉强编成书稿，常常以未能修订补正为遗憾。编次礼书费力尤其艰苦，最终未能脱稿。他辑录的《家礼》，世人多采用，但后来也多有增删损益，未及重新订定。他一生所写的文章，由季子在编次整理。学生问答的文字，后学李道传曾经搜集刻版，但还不完备。他娶刘氏，追封为硕人，是白水草堂先生的女儿。草堂先生就是韦斋所嘱托、让先生跟随学习的人。他在干道丁酉年去世，葬时采用祔穴。儿子三人：长子塾，早先生十年去世；次子埜，迪功郎，监湖州德清县户部新市犒赏酒库，后来十年也去世；幼子在，承议郎，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女儿五人：嫁儒林郎、静江府临桂县令刘学古；嫁奉议郎、主管亳州明道宫黄干；嫁进士范元裕；另外两个女儿也早亡。孙子七人：鉴、巨、铨、铎、铚、铉、铸。巨为从政郎，新差监行在竹木务杂卖场门；铨为从事郎、融州司法参军；鉴为迪功郎，新辟差充广西经略安抚司准备差遣；其余都在攻读进士。孙女九人，女婿有承议郎、主管华州云台观赵师夏，进士叶韬甫、周巽亨、郑宗亮、黄辂，从政郎、绍兴府会稽县丞赵师鄀，黄庆臣、李公玉。曾孙男六人：渊、洽、潜、济、浚、澄；曾孙女七人。我私下听说，道统的正传要依靠人来传承。孔子以后，曾子、子思接续那微弱的传承，到孟子时才重新显著；孟子以后，周敦颐、二程、张子接续那已经断绝的传承，到先生时才重新显著。先生出现后，自周以来圣贤相传的道，一旦豁然显明，如同太阳高悬中天，光明地显露出来。既然如此，那么采录他的言行，难道还能简略吗？我于是采纳同志们的意见，恭敬地撰述成这篇行状；又私下以道统显著传承的意义作为结尾，等待了解德行的人来考察。嘉定十四年正月谷旦，门人黄干恭谨撰状。（按：先生的行状本来已有刊本流传于世，现在取建安熊氏、海虞吴氏两种节本，略加删改括撮，使读者能够看见先生家世、出处的大概。） 陈北溪致信朱敬之说：最近得到先生行状后半篇的印本，没有署写姓名，想来是直卿的手笔；铺陈叙述能够掌握大意，也相当稳妥。不过其中也有少数措辞造作、用字不妥的地方，不知前半篇怎样？比如说“正统有归”，恐怕只宜改作“全体有在”；又如“秋霜处”，恐怕还欠缺温和的一层意思；又如“有功天下后世处”，恐怕缺少汇集诸儒、成就大成的意思；又如“天文、地理、乐律、兵机等类，皆吾道中之事”，这些本来都是切实下功夫的部分，明明是明德体用的全体、止于至善的精微，所关涉的意义不能简单分别粗细。如今却在上文结尾说先生道德光明俊伟到如此程度，接着又把这一节分开为两段，好像它们在道德之外，彼此没有关系。总的说来，先生的教诲最紧要、最切实的地方，是在下学处一直做到极致。凡是上达的妙道精义，都必须从人事的千条万绪中贯通过来，极其切实，没有一点悬空；极其缜密，也没有一点疏阔。恐怕不必这样分开，否则就失去它的旨意了。又如碑记等文章，大多是阐发义理，不可同辞赋骚体分别看作一类。大概义理明白、意义精深，造诣极为诚恳周到，自然没有到哪里而不通、发明什么而不恰当的地方，不可以用通常的文体痕迹来区分。凡是这些地方，恐怕都应当再加修削，使文字纯粹而没有毛病，这样才算尽善尽美。《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三。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六十四。（明）程敏政撰。行实（忠孝）。陈程都督（文季）本传，姚思廉。

译程文季，字少卿，幼年学习骑马射箭，颇有才干谋略，果断坚决，有父亲的风范。二十岁时跟随灵洗出征讨伐，总是冲在前面攻入敌阵。灵洗与周文育、侯安都等人在沌口战败，被王琳擒获。高祖召集陷入贼军的各将领子弟，厚待他们；文季最有礼貌仪容，深受高祖赏识。永定年间，屡次升任通直散骑侍郎、句容令。世祖即位，授宣惠始兴王府限内中直兵参军。当时始兴王任扬州刺史，镇守冶城，府中的军事事务全交给文季处理。天嘉二年，授贞毅将军、新安太守，仍跟随侯安都向东讨伐留异。留异的党羽向文政占据新安，文季率精兵三百人，直接前往进攻。文政派他的侄子瓒来抵抗，文季与他交战，大败向文政的军队，文政于是投降。三年，始兴王伯茂出镇东州，又任文季为镇东府中兵参军，兼任剡令。四年，陈宝应与留异相互勾结，又派兵跟随周迪再次出兵临川。世祖派信义太守余孝顷从海道袭击晋安，文季担任前军，所向都取得胜利。陈宝应平定后，文季因战功最多，回朝转任府咨议参军，兼中直兵，出任临海太守。不久，文季乘金翅船协助父亲镇守郢城。华皎平定后，灵洗和文季都有防守抵御的功劳。灵洗去世后，文季全部统领他的部众，起任超武将军，仍协助防守郢州。文季天性极其孝顺，虽然军旅生活使他不能依礼服丧，仍因悲伤而极度憔悴。太建二年，任豫章内史，将军职仍旧。服丧期满后，袭封重安县公。随都督章昭达率军前往荆州征讨萧岿。萧岿与北周军队制造了许多船舰，放置在青泥水中；当时水势上涨，漂流迅急，章昭达于是派文季与钱道戢率轻舟袭击，把船舰全部焚毁。章昭达趁萧岿等军队稍有懈怠，又派文季夜间进入其外城，杀伤很多。不久北周军队大举出动，巴陵内史雷道勤抵抗战死，文季仅仅独自逃脱。因功加授通直散骑常侍、安远将军，增加食邑五百户。太建五年，都督吴明彻向北讨伐秦郡。秦郡前面的江浦水道通达，齐人把大木柱全都插入水中设栅，于是吴明彻先派文季率骁勇士卒拔除木栅，自己率大军随后赶到，攻克秦郡。又另派文季包围泾州，屠灭其城，进攻盱眙并攻取它，仍随吴明彻包围寿阳。文季临事谨慎而果断，统率部下严格整肃；前后攻克的城垒，大多堵水筑堰，土木工程动辄超过数万人。每次布置阵地、役使民夫，文季都必定先于诸将；夜间早早起身，直到日暮不休息，军中没有不佩服他的勤劳能干的。每次作战总是担任前锋，齐军非常畏惧他，称他为“程虎”（唐人避讳，写作“彪”，今改正）。因功授散骑常侍、明威将军，增加食邑五百户，又兼任新安内史，进号武毅将军。太建八年，任持节都督谯州诸军事、安远将军、谯州刺史。同年，又任都督北徐二州诸军事、北徐州刺史，其余职务都依旧。九年，又随吴明彻北伐吕梁，筑堰，事情见于吴明彻传。十年春，军队战败，被北周俘获，北周仍授他开府仪同三司。十一年，从北周逃回，到了涡阳，被边境官吏抓获，押送回长安，死在狱中。后主当时已经与北周断绝关系，并不知道这件事。至德元年，后主才知道，追赠散骑常侍。不久又下诏说：“故散骑常侍、前重安县开国公文季，继承门第传统，能够承当家族声誉；年少时出征，虽然不是元帅，却在出师行动中功劳最大，勇敢果决很有声名，但损失了车辆军队，确实应当受到贬黜削夺。然而灵洗建立功勋、抵御外敌，久后仍被人思念；文季魂埋异域，也有值得怜悯之处。想到他们旧日的劳绩，伤感这种废绝之状，应当保留庙食，不使其饿鬼无所享受；可以降封重安县侯，食邑一千户，由其子享受并承袭封爵。” 史臣说：“程灵洗父子，对待部下都严厉苛刻，治理军队整齐肃穆；然而他们与众人共同承担劳苦，不把财物据为己有，士卒多归附他们，所以临阵作战能够取得成功。” 唐代黄孝子（芮）传，罗愿。黄孝子黄芮，是歙县人。侍奉父母以孝顺闻名。唐建中初年，继母洪氏患病，黄芮割下自己的大腿肉煮羹进奉，继母因此痊愈。贞元年间，父亲去世，他在墓旁搭庐守墓，日夜号哭，声音从不间断，于是一生都不离开墓地。墓旁生出十四株灵芝，树木有四棵连理。刺史卢公上报此事，诏令表彰他的家门。如今县西九里的黄屯，就是他的居处。当初因为盗贼侵扰，黄氏的先人与族人聚集迁居到这里，所以取名黄屯。黄芮于大和五年去世。（诏制说：歙州人黄芮，谨慎修身，侍奉父母竭尽孝道。母亲患病，割股使她痊愈；父亲去世，在墓旁结庐，终身守墓；号哭的声音日夜不断。祥瑞奇异的事迹，远近都知道。既然如此，那么地上生灵芝、树木生连理，如果不是至诚感动上天，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朕非常嘉许他，应当表彰他的家门，以褒奖贞节。主管官员执行。贞元十九年某月某日。） 詹氏忠勇世家，胡升。

译我听说，忠义是天地永恒的常道，也是人心固有的品德，本来不需要在前面用赏赐诱导、在后面用刑罚驱迫，才会去实行。孟子说：“要等到文王出现后才奋发的，是普通百姓；至于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一样会奋发。”天下长久安定以后，人们习惯于太平生活，刚强的意志和锐利的气概在骄傲懦弱中消磨，再也振作不起来；一旦发生盗贼变乱，便心惊胆战，四处张望，束手无策，最终只能一同沦陷罢了。唐朝开元、天宝年间，人物繁盛，烟火绵延万里，天下安然无事；一旦安禄山一伙丑类兴起，天下百姓便像鸟飞云散，连求着成为囚徒俘虏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凭忠义奋发而与他们抵抗呢？河北二十四郡，仿佛进入无人之境；而坚守平原、拼死抵御，屹然不可侵犯的，只有颜真卿。明皇却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难道是因为平日已有特殊恩遇，想要以此报答吗？颜真卿的意思是认为，忠义是天地永恒的常道，是人心固有的品德。如今婺源詹氏的忠义，大概就是颜真卿这类人吧？詹氏世代居住在婺源的庐坑，当地人称那里为詹村。有一个名叫必胜的人，勇敢而敢于担当。僖宗光启初年，他因任官在闽中，随光州刺史王绪率军到了漳州。适逢王绪去世，王潮接替他；必胜在军中与王潮的弟弟审知关系友善，审知推荐必胜担任军校。到了昭宗景福初年，潮州派遣审知收复福州所属各城，双方相持多日仍没有进展，审知为此忧虑。一天夜里，他忽然召集各军校尉询问攻城计策，众人所说都不合适。必胜进说：“我观察这座城，东北坚固，西南空虚；如果多设疑兵牵制东北，再预先挑选敢死之士，夜间从西南挖洞入城，一定可以攻破。”审知称好，提升必胜为先锋兵马使，统率军队和敢死士攻打西南城。过了两天城便陷落，必胜冒着箭石第一个登城，死在城壕中。审知哀悼他，命人在州城西南厚葬，并上奏他的功劳，赐庙额为“奉忠”。必胜的五世孙名叫光国，善于骑射，曾到京师应试，在兵部考中武举，慷慨而有大志。青溪方腊发动叛乱，诏令说能捕杀方腊者给予优厚赏赐。光国召集族中勇士芝瑞、彦达痛饮，酒兴正浓时激励他们说：“如今贼兵已经烧毁婺源县，势必会来到我们的乡里，我们难道能坐视不管而逃藏吗？那些贼人虽然势盛，不过都是无赖之徒，像蚂蚁聚集罢了；他们并不熟悉军事，我们发誓应当一起击败他们。”芝瑞、彦达说：“打算怎样行动？”光国说：“用兵贵在锐利，不在人数多；人数太多反而会成为累赘。” “我们族中可用的子弟不少于三十人，佃客、仆隶中可用的不少于一百二十人。两位兄长负责倡导佃客、仆隶，我率领子弟跟随他们。”芝瑞、彦达说：“您的话正是我们的志向。”于是登记名册、确定人数，有人使用弓箭，有人使用刀剑；每天杀牛置酒，训练他们。忽然有人来报告说：“贼兵已经在双路口扎营了。”这时是宣和三年正月一日。光国与芝瑞、彦达坐在旗下，把队伍排列在面前。光国向众人发誓说：“国家历朝以来都用仁恩养活百姓，何曾有负于天下？如今方腊这个贼人胆敢作乱，不过是无知禽兽，自取屠戮罢了。现在我们以顺讨逆，一定能战胜他们。你们同心协力一齐前进，只有战死，没有二心。如果攻破这些贼人，我一定向朝廷陈请，赏赐你们的功劳。”众人都听从命令。于是芝瑞、彦达各自率领刀枪手埋伏在青山峡，向东二百步，敲击金鼓以扰乱贼兵；光国率领弓箭手埋伏在青山对岸的南山上。贼兵分成两队前进：一队从青山北面越过山岭下来，出其不意；另一队从源口穿过鹿角槎进入，以牵制援兵。光国看见贼兵将要进入青山峡，高声喊道：“一齐奋力杀贼！” 芝瑞、彦达各自率领佃客、仆隶从青山出击，光国率领弓箭手从南山用毒箭射击，贼兵纷纷一跃倒地，死伤很多。箭射完后，光国率领子弟舍弃弓箭渡水，和刀枪手合力近战，喊声震动山岳，在水中杀死一千多名贼兵，河水因此变成红色。其余贼兵败逃。光国、芝瑞、彦达以及子弟、佃客、仆隶等二十一人都因奋力作战而死在阵中，其余人也都重伤；有一人身中二十多处伤口却没有死，随水漂流而出，攀着一块菖蒲石上岸，这人是族人德仁。他的母亲不久找到他并呼唤，他还能够用微弱的声音回应。后来把那块菖蒲石取回，在上面砌筑花台供奉。青山起兵倡义，就是这样开始的。族人巨源拿出私财，作为盟主；贼兵进入后，巨源坐着骂道：“人可以乱，法不能乱。”于是被杀。方腊从此败势，逐渐不能振作，最终逃回帮源洞被杀。他的叛乱只持续了八十二天。芝瑞平日常拿着一面蛮牌，重五十斤，上下都包着刀刃，转动起来快如飞轮。彦达起初是广福寺的僧人，武艺超过常人，双手能够各使一把刀；他的勇力仅次于芝瑞，与光国三人齐名。乡人感念他们的义举，共同祭祀他们，称为忠勇丛祠。” 光国的长子叫世勋，次子叫世绩。世勋身材修长魁伟，沉着刚毅，平日恭谨温和，仿佛不善言谈；在县中挥金如土，遇到事情便果断行动，勇力无人能敌。绍兴三十年，他多次因推荐被任命为舒城县民兵正将，世绩任副将。世勋认为民兵怯弱，不足以成事，于是另行招募，得到六百二十八人，不问他们出身，只选择强壮者。淮西帅认为奇异，推荐他为义兵部将。世勋以诚心招纳，得到士卒的衷心拥护。亡命之徒听到他的名声也愿意归附，约定每月会聚一次，杀牛置酒，以二十五人为一队，每队设队长，十二队为一部，每部设将领。设置义士簿，详细登记姓名、乡贯、父母、妻子、儿女以及离军之日所居之地，都称为义士。借给他们资金，使他们富足流通，以供给衣食费用。犒劳宴饮剩下的食物，让他们把肉分给贫困者，以显示仁爱；告诫他们不得私自劫掠，禁止欺骗胁迫，以显示义行。聚会时，年长者在前，年轻者在后，以显示礼法。牛酒将要用尽时，再同他们约定下一次会期。到了约定日期，世勋先到，以显示信用。从三月到十月，人人强健，都奋勇争先，愿意竭尽死力。到了前十一月一日，各自散去，安顿家人，抚慰同党。”

译约定闰十一月一日，全部在县城南面二十五里的栲栳原会合。前十一月十三日，金人几千骑兵忽然来到舒城，烧毁县城市街，烟火照亮天空。世勋望见后叹道：“上天不让我成功吗？义士已经散去，怎么能这么快赶来呢！”第二天早晨，赶到的义士才六十人。世勋带他们进入栲栳原，正商议派人催促其他义士时，北兵一千多人突然来到原上，大声喊道：“詹将军赶快投降！统军使来招降你，并且会奏请授你官职。”世勋斥责道：“我是大宋义士，怎么肯向你们投降？不要多说，尽管来决一死战！”于是挥动部将王悦、王僎等直冲上前奋力攻击。原中地势狭窄险要，北兵失利，随即败退狂奔。北兵大怒，世勋仍不停地辱骂他们，北兵聚集箭矢射来。世勋额头中了一箭，身体又中了四箭，伤势很重。一夜之间他不说话，也不呻吟。第二天早晨，他叫来儿子大渊，告诫说：“我现在要死了，你一定要继承我的志向。”说完便去世。不久之后，他仍能睁眼看人。他的长子辅对大渊说：“父亲告诉你的话你还没有回答，所以他才看着你。”大渊于是抚摸父亲的额头，号哭道：“父亲，如果您最终没有尽力于中原，我便有如栲栳原！” 世勋于是闭上眼睛，人们便用几层被子包裹他，埋葬在栲栳山中。亲随黄福等侍奉他的儿子回乡，把事情经过全部告诉乡人，父老至今还能讲述。五年以后才改葬他。义兵刚刚散去、尚未重新集合时，世勋自料力量不足以抵敌。当时戚方掌握重兵，驻守北陕关。世勋写信劝说他：“在舒城的北兵，我知道他们不能有什么作为。太尉您掌握重兵驻守这里，距离县城五十里，难道可以坐视他们残害我们的百姓吗？希望太尉给我一千骑兵，我一定为太尉攻破他们。如果侥幸成功，我哪里敢独占功劳？只希望太尉明察我的忠诚。”戚方看信后犹豫不答。了解情况的人说：“世勋有智谋，世绩勇猛，如果义兵全部会合，兄弟二人相互配合，就像人的左右手，未必不能成功。可惜他们迫于险情而急于交战。”后来大渊入籍浮光乡。人们哀悼必胜、世勋都因忠义而死于国事，便把他们一同绘于丛祠中：必胜居中，巨源次之，光国、芝瑞、彦达又次之，世勋居于彦达之下。子弟中的弓箭手绘在东壁面向西，刀枪手绘在西壁面向东，都在台阶上；佃客、仆隶中的弓箭手绘在东壁面向西，刀枪手绘在西壁面向东，都在台阶下。” 必胜、世勋的亲随各有二人，列在佃客、仆隶之中，各自标明姓氏、名字和位置名号。滕先生的家传碑立在门内左边，郑府君的《广记》碑立在门内右边。往年遇到灾荒旱灾，祈求便必有应验，无法全部计算。淳熙庚子、绍熙甲寅、庆元乙卯年都发生大旱，在祠中祈祷后，连绵大雨接踵而来，年成大丰收。祠宇和所立的碑经过多年，逐渐破败毁坏，但丛祠中英灵的神威却更加显著，有时显现在梦中，有时应验于巫卜。德仁年过九十，任将仕郎，亲身经历并亲眼见过忠勇祠的事情，于是率领族人及耆老胡感洪等重建并翻新祠宇。众人向县里请求，希望核实事实后上报朝廷，请求降赐庙额。邑大夫三山郑棫答应了，并说：“这件事看似可以缓办，实际上很紧迫，关系到风俗教化。”于是上奏，赐祠额为“忠勇”，并追赠五位将军不同的官阶品秩。后来众人又来拜访我，请我撰写《忠勇祠传》。我与他们同乡，怎么能推辞呢？詹氏的忠义，并不是害怕对朝廷负有责任，才想用死来报效；而是忠勇之气所激发，不能自行遏制，所以遇到寇盗时常常像鹰扬虎贲一样，必定要扑上去撕咬他们，以至于迎着锋镝、踏入白刃，死也不顾。” 这难道是那些见识浅陋的人所能决定做到的吗？他们心中一定有所坚守，也如齐国的王蠋、汉代的关羽和张飞、唐代的张巡和许远等人一样，只知道有忠义，不知道有自身。人虽然不知道，上天却知道。如今詹氏子孙繁盛，功名日益兴盛；而且必胜的第十一世孙又因枢密刘公的推荐进入朝廷，一文一武，同年出仕。那么上天用来报答詹氏忠义的方式，也不算落空了。天下士人听到詹氏的风范，慷慨自励，每天趋向忠孝之道，将会怎样呢？我因此赞美他们，所以特意把这件事像上面这样发扬出来。” 宋查待制（道）传（从兄陶）罗愿

译查道，字湛然，与秘监查陶的祖父同为元方之后，因祖荫历任殿中侍御史。查道幼年沉静聪慧而不合群，很少说笑，以孝顺奉养父母闻名。母亲曾经生病想吃鳜鱼羹，正值冬日严寒，市场上买不到，查道哭泣着向河神祈祷，凿开冰取鱼，得到一条一尺多长的鳜鱼送给母亲，母亲的病不久便痊愈了。他脱去布衣后任馆陶县尉，曹彬镇守徐州时，征召他为从事，十分礼遇他。改任兴元观察推官，寇准推荐他的才干，授任著作佐郎。淳化年间，蜀地盗贼叛乱，任命他为遂州通判。有出使两川的人，将查道公正清廉的情况上报，朝廷下优诏嘉奖，升任秘书丞，调任果州知州。当时盗贼党羽仍有躲在岩谷、依险筑栅的，其首领何彦忠聚集部众二百多人，停驻在西充的大水槽，张弓露刃。招谕他们的诏书尚未下达，众人都请求发兵剿灭他们。查道说：“他们不过是愚人，因为害怕获罪而想暂且延续性命罢了；他们的同党中难道没有被牵连误入的吗？”于是他穿便服、骑单马，只带几个仆从，不持一尺兵刃，辗转穿过约百里的山林沟壑，直奔贼人驻地。贼人起初都惊惧，张满弓向外戒备；查道神色自若，坐在胡床上，把诏书的意思告诉他们。有人认出他说：“这是郡守，平常听说他仁慈，哪里会害我们！” 他们立即相继丢下兵器，排列跪拜，高声呼喊请求治罪；查道把他们全部发给凭证遣返回乡务农，又加赐袍服和腰带。咸平四年，他任满回朝，上奏说：“朝廷任命转运使、副使，不只是为了审察钱粮，也是为了考察郡县官员是否廉洁，希望达到安治太平、招来和气的目的。如今观察他们所到之处，有的人并不完全公正，大概是因为没有制定惩罚和奖励的科条，导致因循敷衍的弊病。希望从今以后，每位使者回朝时，先命他具奏任职期间曾推荐的有才干见识者若干人，以及奏劾贪婪卑劣者若干人，由朝廷评议其好坏，作为奖惩依据。”朝廷听从了。没过多久，他出任宁州知州。适逢举荐贤良方正之士，李宗谔把查道的姓名上报，查道被授任左正言、直史馆，出任京西转运副使，又召入朝任工部员外郎，充任度支副使，赐金鱼袋及紫服。出任襄州知州，大中祥符元年回朝直史馆，升刑部员外郎，参与编修《册府元龟》。三年，升任龙图阁待制，与张知白、孙奭、王曙一同受命；加刑部郎中，主管吏部选事，纠察京城刑狱。奉使契丹，因资历久而升任右司郎中。真宗退朝休息时，召冯元讲解《易》，在便殿参与的只有查道与李虚己、李行简。天禧元年，查道因为耳聋上表请求外任，于是得到虢州知州之职。” 将要出发时，真宗亲临龙图阁为他设宴饯行。这年秋天发生蝗灾，百姓歉收，查道不等候上报结果，便拿出官仓的米赈济灾民，又设置粥场救济饥民，拨给州中麦子四千斛作为种子给百姓，百姓因此得到依靠。他所救活的人有一万多人。天禧二年五月去世，死讯传来，真宗深为痛惜，下诏让他的儿子奉礼郎查循之乘驿传前往办理丧事。追赠大理评事，终制期间仍发给俸禄。查道性情纯厚，即使别人冒犯他也不计较。他所到之处都力求宽恕，属吏有过错从不鞭打惩罚。百姓有因拖欠债务而涉讼的，他有时拿自己的钱替他们偿还。曾经出外巡按，路旁有很好的枣子，随从摘来献给他；查道立即计算枣子的价钱，把钱挂在树上才离开。他小时候曾经游戏时在地上画出一座大宅第，说：“这里将来应当用来供养孤儿和遗孤。”等到居住京师时，家境十分贫困，却常常收留聚集亲族中孤苦无依的人。他得到的俸禄赏赐，分送施舍很快用尽，毫不吝惜。他与人交往情谊深厚周到，对被废弃、孤苦零落的人尤其优厚，常常周济他们。起初他赴京应试，贫困得无法上路，亲族凑钱三万送给他。查道经过滑台，拜访父亲的朋友吕翁，吕翁丧妻，贫困无钱安葬母亲，哥哥将要卖掉女儿来办理丧事；查道把袋中的钱全部给他，并替他的女儿选择丈夫，另加钱财置办嫁妆。又有一位旧友去世，家中非常贫困，他的女儿被卖给人家为婢；查道替她赎身，再嫁给士族。” 士大夫都佩服他的品行。平时多吃蔬菜，有时只吃一餐，整天默默端坐。衣服和玩物极其简朴。他曾梦见神人对他说：“你的官位将达到正郎，寿命为五十七岁，但你实际享年六十四岁。”议论者认为这是积善延长寿命的结果。他有文集二十卷。” 查陶，字大钧，起初侍奉李煜，凭借明习法律考中科举，任常州录事参军。归附宋朝后，太祖下诏授任大理评事，并以律学试用，任大理寺丞，升大理正，历任侍御史，代理掌管大理寺，赐绯衣银鱼。断事官仲禹锡弹劾说查陶用法不当，查陶据理抗辩而获昭雪，升任工部郎中。不久出任台州知州，屡次升任兵部官职。咸平五年，朱博任大理寺长官，认为审议赵文海的罪行不当，宰相请求让查陶代替他。真宗说：“听说查陶也喜欢深文周纳，应当加以告诫勉励。”宰相说：“当今熟悉法律条令的人，很少有能比得上查陶的。”于是升任秘书少监，掌管大理寺事务。当时杨亿任审刑院长官，查陶多次指责他的过失，后来又命查陶代替他，仍赐金鱼袋及紫服。景德三年去世，享年七十岁。儿子查拱之，淳化三年考中进士，历任都官郎中，升职方郎中。查陶去世时，诏令录用他的小儿子、原昆山县尉查庆之为太常寺大祝。查庆之最终官至太子舍人。” 许孝子（俞）传 胡瑗

译许俞，是黟县人。（按：罗鄂州志说歙州题写石碑称许逖是祁门人，而安定先生为许俞作传说是黟县人；今依欧阳公所作行状称歙州，另一本又说是宣城人，辨析见《转运公墓铭》下。）许家世代以儒学显名，在江左很有声望。父亲许养高不仕。许俞风采魁伟杰出，胸襟高峻严整，崇尚并仰慕节义，不随便交游。落笔作文，慨然有救济苍生的志向。叔父许逖当时很有名望，官至尚书外郎，器重许俞说：“这是我家的千里马。”许俞平日和家人相处敦厚和睦，从未让人看见他的喜怒。年少时母亲去世，他侍奉父亲，以孝顺谨慎闻名；供给父亲甘美食物，昼夜不懈怠。父亲想要的东西，即使相隔千里也一定设法送到。有时随计吏赴京，用安车扶持父亲同行，在京城租屋居住，和妻子儿女一起吃粗劣食物；早晚侍奉父亲，必定竭尽所能拿珍贵异常的食物表示丰厚，唯恐使父亲忧虑。公卿中听说此事的，大多赞叹佩服，拿出俸禄帮助他供养父亲。父亲年近八十时对他说：“看见你考中科举之后，我死也满足了。”大中祥符七年，许俞果然考中，授任涔阳从事，扶侍父亲回到海陵别业。刚走了几天，父亲病势沉重，许俞昼夜供养侍奉，甚至洗涤衣物也一定亲自去做。” 有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许俞说：“如果让家人来洗涤，我担心他们会厌烦懈怠。”父亲去世后，他悲伤毁瘁，几乎危及生命；家中又极其贫困，只得向士大夫借贷。每当经过父亲曾经走过的地方，他便流泪哭泣一整天。曾经在通津寄宿停泊于佛寺，正值春天花开，他却闭门静坐，从未出去观赏。赴州牧、郡守征召时，经过琅山别院，忽然在马上落泪，仆人车夫问他原因，他说：“我的父亲曾经寄居在这里。”士大夫都佩服他的孝道。服丧期满后赴吏部调任，皇上破格越级授予他扬州从事。” 程祠部（遵彦）传 杨本 程遵彦，鄱阳人。他的祖先从歙县迁来，是忠壮公的后代。考中进士，历任州县官，有惠民政绩。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而且性情耿介谨慎，以求见请托为可耻。苏轼推荐他给朝廷，诏令加以提拔任用，官至祠部郎，任官期间去世。元祐六年七月某日，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朝廷任用人才，应把品行事实放在首位，把才干功用看作急务；这两者很难兼备，所以通常不能不有所偏取。而那些端庄沉静的人，即使有超过常人的品行和处理事务的才干，也都藏才待时，以主动献身求进为可耻，朝廷便无法知道他们。像臣等这些人，本来应当各自举荐所听闻的人才，以助成朝廷乐于培育人才的意旨。臣伏见左朝散郎、前签书杭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程遵彦，吏治事务周密敏捷，学问广博，文辞雅正华美，这三方面都很值得称道；而且侍奉母亲孝顺谨慎，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他的母亲性情非常严厉，遵彦很爱自己的妻子，但母亲不喜欢她，遵彦便把妻子休弃了。妻子既被休弃，他的孝敬之心却没有减退，每逢岁时伏腊，他侍奉婆母，仍像妻子没有被休弃时一样；但母亲始终不喜欢他，遵彦也没有再娶，至今已经十五年了。他亲自承担仆妾的劳役来侍奉母亲，即使前史所记载的孝友之士，大概也不能超过他。臣和他同僚两年，完全了解这些事实。如今他任满回到都城，还没有得到差遣，混在庸庸碌碌的众人中，从未向人求取职位，臣私下为他感到可惜。伏望圣上慈爱，特意加以考察，量其才干录用他。这不只是扩大搜罗贤才的道路，也可以敦促勉励孝悌，激励振兴风俗。如果以后事实不如臣所举，臣甘愿接受朝廷法典的惩处。”诏令中书省酌量提拔任用。” 曹屯田（矩）传 李以申 曹矩，字诲之，休宁人。父亲曹汝弼，以经学、道德、义行高居乡里，精通诗文和篆隶书法，号称松萝山人，有《海宁集》。舒雄任职方郎时曾为他作序，说他的文章格调高远，有王右丞、孟处士的风骨。曹矩考中景祐乙科，官至屯田郎中。他任都官时，因父亲获赠殿中丞。焚烧诰敕黄纸的那天晚上，墓上长出灵芝，郡里把这件事上报，奉诏将他居住的地方命名为忠孝乡、孝芝里。侄孙曹夬、曹文及都考中崇宁年间科举，曹文及任睦州建德丞，方腊突然起兵时，死于任所；诏令晋升他的官阶三级，并给他的三个儿子恩泽，世人称为忠孝之家。曾侄孙曹熙考中绍兴年间进士，官至戎监簿。曹熙的儿子曹至因郊祀恩典补授官职，调任无锡县尉，因捕获盗贼获赏，改任承务郎，曾主管官告院，升任将作监丞，任江州知州、直秘阁，去世。（敕文故奉议郎曹文：近来盗贼猖獗，官吏很少有称职的，不致力于防御抵抗，只知道逃跑。你却亲自以忠义统率部众，能够知道自己的职责，寇盗到来时不躲避，以死殉职，特意给予优厚抚恤，晋升官阶三级。这不仅是为了使有气节的人更加振奋、更加自励，也希望那些苟且免死、侥幸偷生的人听到你的事迹后感到惭愧。） 希望你如果有知觉，恭敬接受这份优厚的褒奖。又追赠朝散郎，并给你的三个儿子恩泽。宣和四年六月十八日。” 宋故左承议郎、守尚书刑部侍郎、赠端明殿学士、左朝议大夫程公（振）神道碑 汪藻

译（有缺文）程公名振，字伯玉，饶州乐平人。大王父程承宪，祖父程溥，父亲程翱，世代以儒学为业，是当地的名门。程翱因程振的缘故获赠朝请大夫。程振年轻时就有超群才能，未满二十岁便到四方寻求师友，进入京师游学太学，必定在同辈中出类拔萃。当时的名士如张商英、陈瓘、张廷坚、邹浩，都亲自到门口迎接他。崇宁三年，皇帝车驾临幸孔子祠，在太学召见诸生，程振因成绩优异补授将仕郎，任和州州学教授，留在太学任辟雍录。过了很久，升为博士。适逢诏令近臣搜求可以任用的人才，有人把程振推荐上去，召他到政事堂，提拔为太常博士。因为父母年老请求外任，获任提举京东西路学事。任期届满后又留在东州居住五年，上奏请求建立孟子冢祠，把公孙丑、万章配享，都得到批准。改任京西南路提举常平，入朝任尚书膳部员外郎。一年后任监察御史。当时大臣结党相互倾轧，势如水火，一时士大夫很少有不依附或离弃某一方的。程振独自立身其中，始终坚定不移，人们都佩服他的正直。升任辟雍司业，兼任太子舍人。改任国子司业，第一次在东宫拜见太子时，他说：“古代举行大祭祀，登堂接受祭祀余酒，必须由嫡长子承嗣。” “既然礼制完备地记载在典籍中，而且元丰年间的礼典也完整保存着。昨天皇上在明堂举行祭祀，而殿下没有参加，这不是尊崇宗庙、重视社稷的做法。”太子惊讶地说：“起初没有人提到这件事。”从此对程振骤然加以赞赏和重视。后来程振每次进讲古今治乱，太子总是倾听采纳。升任左司员外郎，兼任原职。当时方腊在浙西暴乱，声势震动京师。程振从容对宰相王黼说：“应当趁这个时候谈论天下弊政，也许可以稍稍革除弊病，以顺应天意、安抚人心。”王黼不高兴地说：“皇上将要认为是我招引寇盗，怎么办？”程振知道王黼忌恨自己的话，没有回答，快步退出。但太子极力推荐程振，外朝却不知道。适逢两省官员有空缺，皇上说：“程振老成忠实，一定要任为给事中。”王黼怀恨先前的事不能平息，便说程振资历浅，而且一向擅长词令，只授任中书舍人。不久中书侍郎冯熙载被贬为亳州知州，王黼很怨恨冯熙载，想让程振弹劾他，并且用丑恶言辞诋毁他。程振不听从，王黼大怒，暗示言官说程振结党，于是贬为提举武夷山冲佑观。当时是宣和三年。第二年复任集贤殿修撰，遭逢母亲丧事。不久授徽猷阁待制、中书舍人，他都极力辞谢而没有接受。” 没有多久，太子接受内禅，这就是渊圣皇帝。渊圣长期思念程振，催促他回到原来的官班。程振入朝答对时，皇帝慰劳得十分优厚。不久诏令从宫中直接发出，任命他为尚书吏部侍郎。程振认为大臣之间不和，议论多有驳杂；诏令轻易更改，因而失去处理事情的时机。比如南北用兵，已经半年却至今没有结束，就是因为主和、主战的意见不能统一。裁减抑制过滥的赏赐，本来像黑白一样容易分辨，却在数月之间三次改变说法，是因为朝廷不能忘记私情，还常常为党羽制造便利。今天有人说这样做对，便照此实行；明天又有人说这样做不对，便停止。或者出自圣上的独断思虑，没有时间广泛咨询；或者采用大臣片面的说法，便公布出来。因此有些行动未必妥善，处理未必适宜，却又往往为此反悔改动，形势使然，不得不如此。等到听说河北将要陷落，程振竭力请求调合各路兵马，从两侧夹击，以牵制敌军，并且说：“北兵已经深入，陛下还想固守和议，不让他们受到一点惩罚吗？”渊圣虽然赞赏他的话，但受大臣意见牵制，最终不能采用。程振连续上奏请求离职，皇帝下优诏不准。由于他在吏部铨选事务上声誉很好，皇帝更加想让他试任地方政务，于是任命他为开封尹。在这以前，死刑案件中有些情节值得怜悯，往往请示皇帝宽免，祖宗以来实行已久，爱惜生命的风气已经深入民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崇宁以来，议论者认为京城首先应当严加弹压，凡是罪情不合死刑标准的，也大多巧妙请求杀掉。程振上奏说，应当一律依照祖宗旧例，凡得到宽免诏旨的立即制定为法令；法令中没有记载的，也应允许援引类似案件办理。从此开封府的囚犯获免死而保全性命的多得数不清。不久诏令捕捉逃亡士卒，抓获数千人，程振请求把他们编入步军司并免除罪行。步军司请求依法论罪，按法律本应全部处死。程振认为在多事之时，一天杀死一千人，百姓必然大为惊恐；而且案件尚未判决，应当交给有关官署审理，难道不会有反复不安的祸患吗？渊圣认为很有道理，最终依从程振的请求。程振被任命为尚书刑部侍郎。过了很久，渊圣皇帝将要临幸军营，程振急忙告诉宰相何■〈〈卤，仌代乂〉上木下〉，应当把议和的话奏告皇帝并加以阻止。■〈〈卤，仌代乂〉上木下〉忽然公开说：“第二天车驾出城，群臣都失色。”不久人心更加惶惑，朝廷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程振冒死直上，最终与灾祸相遇。实际日期是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他享年五十七岁。起初程振任中书舍人时，王黼让门客沈积中统帅河朔，想合力谋取燕地，程振对沈积中说：“应当想到将来覆灭宗族的祸患。” 沈积中牢记程振的告诫，到达辖区后首先写信向程振致谢，并极力说明此事不可行的情形。程振把沈积中的话全部告知朝廷。等到程振被贬后，童贯、蔡攸最终发动了这场战事，导致祸变从身边发生，而程振也遭受了它的灾祸。所以听到程振去世的消息，士人无论贤愚都为他流泪。程振天性乐观平易，和人谈笑时极为温文含蓄；谈论风雅义理时很有风度，但遇到事情则挺立不屈，不能改变。他在宣和年间，徽宗崇尚道教之说。程振在东宫时，渊圣向他询问此事，程振回答得十分详细。大意说：周公作《鸱鸮》诗，孔子认为它懂得治国之道，诗中所说不过是趁天还没有阴雨，赶紧缠缚修补门窗罢了。老子所著《道经》也说，要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做好它，要在祸乱尚未形成时治理它。这就是老氏与孔子相合的地方。如今不在太平无事时巩固根本，却只顾眼前土木工程的营造，并不是两位圣人的意思。后来渊圣把这番话告诉太上皇，太上皇很想停止工程。宦官近臣中，杨戬当时正要兴建龙德太一的工程，害怕不能放手施行，便诬陷家令冯扬将要辅佐太子发动非正常的变乱。太上皇震怒，逮捕冯扬并杀了他，渊圣的话也因此被废弃。到了靖康年间，程振任开封尹，有些主张逐利的人想离间两宫，程振内心独自鄙弃他们，每每调和父子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深厚的恩意。”

译如诏令审讯龙德宫近侍梁忻之类的案件，程振特意放宽法条，因此细小的猜疑没有酿成祸患，听说的人无不叹服。程振居住乡里时，专门帮助人的急难；有人因急事来求助，他从不推辞。族中有五件丧事，多年不能办理，他命令儿子程迈在一天之内办妥。程振对于书籍，没有什么不看，也没有什么不学习；写文章敏捷丰富，下笔后常常不能自行停止。书信文辞清丽，千里之外如同面对面交谈；读到的人把玩不厌，争相收藏以为荣耀。他著有《易论》以及诗文七十多卷，收藏在家中。妻子董氏，封为硕人。儿子程迈，官承务郎，继承父亲的学问，次子尚未命名。程振去世的某月，程迈于建炎二年十月辛酉日，将程振葬在乐平县嶂岭原太夫人墓地的左边，这是按照程振生前占卜选择的地方。唉，士人平时高谈阔论、击掌谈笑，把祸福死生都认为自己可以担当，还说别人做不到，这实在容易。等到一天突然面临利害关头，便像秋毫一样脆弱，很少有人不丧失本心、改变自己的操守。至于谋求保全自身，却把祸患推给别人的人，更是一个接着一个。听到程振风范的人，难道也可以稍微感到惭愧吗？我年轻时因为同郡而登门拜访程振，了解他的详细情况，应该没有人比我更清楚。程迈拿着国子司业程瑀所写的行状来请我撰文，我谨慎叙述程振平生的事迹，并以铭文收束。” 铭文说：祝融的后代啊，公的鼻祖名叫伯休。越过汉唐时代向南迁徙啊，家族直到川水上游。上天既然赐给公卓越的才能啊，又加给他美好的节操。头戴切云冠而侍奉君王啊，光大忠贞精诚，继承前代贤哲。妖气灾象忽然遮蔽太阳啊，神龙荡漾而失去深渊。众人害怕灾祸而逃避啊，公却孤独地径直上前。左边是欃枪，右边是窫窳啊，公为何独自遭受这样的祸患？如果牺牲自身而成就仁义啊，便把生死看得如同昼夜一样平等。众多美名也不能使我稍稍叹息啊，唯有长久的美名或许可以流传。伟大啊，荡阴之地为节义而死的人啊，我将追随古代贤人的归宿。（按程氏世谱：忠壮公的第十二世孙干，干生忠；忠生四子，其中名僖的，从歙县迁到乐平杭桥。僖生广，广生正元，正元生承宪，承宪是程振的曾祖父。） 凌待制（唐佐）、卢谏议（臣忠）传 罗愿

译凌唐佐，字公弼，休宁人。考中元符年间进士，授任大名府司户。主帅梁子美十分器重他，便就地任命他为夏津县令。河北有一桩疑难案件，唐佐前往审决，查明了真相，人们都感动得流泪。夏津这一年大旱，唐佐回来的时候，雨随即降下，当时称为“县令雨”。案件上报后，升官两级，召入任敕令所详定官，升光禄寺丞、宗正丞，历任京畿、江东常平官。后来任登闻检院，曾经言语触犯王黼，请求奉祠，获任南京鸿庆宫。翰林承旨郑三益推荐他的才干可以担当大任，皇上说：“不就是那个美髭髯、举止从容的人吗？”当天任命他为开封府司录。开封府尹被罢免时他受到连坐，贬为衡州酒税。后来任严州知州，政令简明不烦扰，闲暇时和诸生讲学，写成数万字的《易传》进献朝廷。因部使者弹劾而被罢免。唐佐机警敏捷，侍奉父母极尽礼数，喜欢周济亲族。建炎初年，起复为提点京畿刑狱。当时道路正被阻断，有人劝他缓行，他却慷慨出发。升任直徽猷阁，京畿盗贼更加充斥，他与盗贼交战数十次，杀伤人数很多。建炎三年，任应天府知府。北兵几十万人围城，城中兵少粮缺，外面又没有援兵，他发誓以死守城。” 城陷后他被俘，众人想迫使他投降，他指着自己的脖子说：“这个可以砍断，却不能投降。”众人都认为他有义气。刘豫想用枢密副使的官职来玷污并收买他，他不答应，刘豫便让他留守应天。唐佐后来了解到刘豫的虚实，秘密用蜡封书信向朝廷上奏，事情泄露，刘豫把他逮捕押到大梁，愤怒地说：“你为什么出卖我？”唐佐说：“国家有什么对不起你，你反而背叛国家侍奉仇敌？天下人都想杀你，为什么只有我不可以？”刘豫仍爱惜他的才干，把他拘押了几天，估计终究不能屈服，便把他押出杀害。临死时他说：“遗憾不能亲眼看见刘豫的首级被悬挂。”刘豫把他的妻子儿女拘留在颍昌，当时是绍兴二年。第二年宋军诸将收复颍昌，他的妻子田氏把唐佐遇害的情况上报，诏令追赠待制。不久颍昌再次陷落，便再也不知道他的家属是生是死。又有卢谏议卢臣忠，字信仲，黟县人。政和年间考中进士，建炎初年由临安府司理参军召入，逐渐升任右正言。皇上突然想重用他，命相面者观察他，相面者说：“有胸而无背，官位不会超过这里了。”后来他随驾到建康，北兵有人逼近御舟，臣忠呵斥他们，形势更加危急，他溺水而死。几天后，皇上询问臣忠在哪里，左右把地点报告皇上，皇上下令打捞，尸体被捞出时仍拱手站立，像活着一样；赐水银为他收殓，追赠谏议大夫，并授予他的两个儿子官职。（重建忠孝坊记：表彰善行，是因为牌坊大概承袭古代表彰乡里的遗意。） 新安郡合城共有二十六坊，其中能够使君臣、父子等重大伦常得到彰显和劝勉的，只有东北角的忠孝坊。牌坊最初由前任太守魏克愚公为谏议卢臣忠和谏议的第六世孙、郡学掌仪卢锷所建。根据郡志，谏议公是黟县人，政和年间考中上舍；高宗南渡时，他以右正言随驾到金陵，敌寇逼近御舟，公愤怒呵斥，仓皇间踏过两侧船舷，溺水而死。潜水寻找的人看见他拱手站立在江底，俨然像正在奏事。皇上怜悯他，赐钱和衣物收殓，追赠右谏议大夫，葬在黟县卢村。端平年间诏令建立祠堂，赐号“褒忠”，他的子孙直到今天仍世代相承，显赫其家。他的一个分支居住在郡城，掌仪卢锷尤其有声誉；他的母亲唐氏病危，药物不能治愈，他割下大腿肉给母亲吃，病随即安定。郡守赞叹他的孝行，上溯卢氏世代的美德，由掌仪的孝推及谏议的忠，标明他的居所，题名这座牌坊；敦厚人伦、改善教化，是天下国家的重要事务。庸俗之人轻视这件事，贤能的太守却谨慎对待，魏公可以说是懂得要务的人。朱文公昌黎伯都曾记载割股的事情；既然是发自一念的诚心，上天尚且会鉴察，别人凭什么议论呢？儿子侍奉父亲，平常的孝顺，人们很少能够知道；只有像掌仪这样经历变故，孝子的名声才会显著。” 臣子侍奉君主，平常的忠诚，人们也很少能够知道；只有像谏议这样经历变故，忠臣的名声才会显著。做臣子、做儿女的人，难道愿意发生变故来求取名声吗？上位者追赠他们、表彰他们，是要劝勉世间做臣子、做儿女的人，在平常日子尽忠尽孝，不要在遭逢变故时改变。褒奖追赠和旌表，并不是谏议本人的意愿，也不是掌仪本人的意愿。牌坊毁于元贞元年九月，到皇庆元年十一月重建，由歙县县尹张侯某亲自负责。唉，有些事情相隔百世仍能彼此感动；天道法典和民间伦常虽然有古今之别，但人心和天理并没有古今之别。掌仪的儿子显祖，诚实谨慎而又敏捷干练，能够继承父亲的事业，请我撰写记文；我推辞不得，只得摘取事实，像前面这样写下，并附诗说：古来寻求忠臣孝子的根本，能够世代继承孝道，也一定能够世代继承忠诚；名声因变故而彰显，不变的是天理；不是偏爱自己的居所，而是切实劝勉臣子儿女。延祐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甲辰，陈栎记。”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五 （明）程敏政撰 行实（忠孝） 奉使直秘阁朱公（弁）行状 朱熹

译朱公名弁，字少章，祖先是吴郡人，后来迁居歙县黄墩。唐末有一位名古僚的人，任陶雅的偏将，率兵戍守婺源，因而在那里安家。他的后代世代都有隐逸的德行，到奉直公时才开始读书为儒，尤其以沉默自守，足迹从未到过城市。奉直公生了五个儿子，朱公排行第二。他幼年聪颖，日读数千言，十岁便能作文。成年后，便通晓《六经》和诸子百家的著作，游历京师，进入太学，补为内舍生，寄食于诸王家中。适逢景迂晁公说之任宫学教授，一见他的诗便认为奇异，带他回到新郑，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新郑处在汴、洛两都之间，当时世家遗留下来的风俗，大体还很文雅。朱公游处其间，见闻日益广博，文章日益进步，更加厌弃科举应试之事，于是不再有做官进仕的念头。靖康之难时，家园毁于战乱，他南归到达淮甸。光尧太上皇帝已经继承大统，驻跸扬州，商议派遣使者询问两宫是否安好，但士大夫没有人敢去。朱公听说后，慨然挽袖而起，抚着大腿长叹，当天便挺身自荐到宫阙之下。宰相把此事上奏，诏令补授修武郎，借任右武大夫、吉州团练使，充任河东大金军前通问副使，并且告诫他说：“我正要俯身效法晋国，任用魏绛来与戎人讲和，你应当远远效法侯生驾御太公归汉的事迹。” 朱公接受任命，当天便与使者王公伦、张旃向众人起誓，径直冒着敌军锋芒前行。这正是建炎戊申年正月。他们途中在白水泺遇到金人尼雅满，竭力邀说，尼雅满不听，只让他们住进云中的馆舍，按礼供给粮饷，实际上却派兵把守。朱公又多次写信，把用兵与讲和的利害详尽说明。绍兴壬子年，金人忽然派宇文虚中来，说和议可以达成，应当选择一名正使或副使前往元帅府接受国书，回来报告。宇文虚中想让两人抽签决定谁去谁留，朱公严肃地说：“这只是市井之人的做法罢了。我这次来，本来就是抱定必死之心，难道今天还要侥幸先行归去吗？我愿意让正使赶快到军前接受国书，回来报告，使天子终于成就两国的和好，让我们的君主得以早日向两宫尽四海奉养之礼。若按照先前临行时诏书的本意，那么我即使尸骨暴露在境外，也如同活着一样。”于是王公将要出发，朱公请求说：“古代使者有旌节作为凭信，如今没有旌节而有印，印也同样可以作为凭信。”朱公回朝以后，用不着这枚印，便请求留下来接受它。假如使者某人不幸遭遇意外的羞辱，能够抱着它而死，即使死了也不会腐朽。王公流着泪解下印交给朱公，朱公接受后把它藏在怀里，起卧从未不与它同在。这时刘豫盗据京城，有人逼迫朱公归附，刘豫还诱惑他说：“这正是南归的开端。”朱公说：“我奉命北行，没有奉命南归。况且刘豫是国家的贼臣，我常恨不得吃他的肉，又怎么能面向北方向他称臣呢？我只有一死，绝不愿归附他。”听说此事的人大怒，断绝他的粮食和馈赠来困辱他。朱公反而从里面牢牢堵住驿站的大门，忍饥等待死亡，发誓不屈服。于是听说此事的人也受到感动，又来安慰他，像从前一样以礼相待。过了很久，他们又逼朱公做金人的臣子。朱公说：“自古两军交战，使者处在其中；对方的话可以听从，就听从；不可以听从，就囚禁他、杀死他，何必改换他的官职呢？我的官职是本朝授予的，今天不过一死而已，发誓不以改官来羞辱我的君主。”他又写信给掌权的耶律绍文等人说：“上国的威严命令，早晨送到，使者晚上就应当死；晚上送到，早晨就应当死。”又写信向后来的使者洪忠宣公诀别说：“杀害使者也不是小事，我们如果不幸遭遇，也只是命运罢了。命运出自上天，难道可以逃避吗？关键是应当舍弃生命来保全道义。”一天，他备办酒食，召来云中寄居的、平时常与他交往的士大夫，酒喝到半醉时，对他们说：“我已经找到近郊某寺的一块地，一旦我为报国而死，诸位幸好把我埋葬在那里，并且在墓上题写‘有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墓’，这样我就满足了。” 众人都泪湿眼眶，不能抬头看他，只有朱公谈笑自若地说：“这是臣子的本分，诸位为什么悲伤呢？”人们知道朱公终究不可能屈服，于是不再强迫他。然而朱公因为出使之事尚未完成，忧愤成疾，眼睛患病；他的抑郁、愁叹、无聊和不平之气，全都在诗中发泄出来，年久之后编成诗集，名为《聘游北方》。名王贵人也多派子弟来向他求学，朱公因此又得到时机，借着文字往来说明和好的好处；而在北方流行的碑刻文章和诗篇也非常多，得到它们的人都互相夸耀，认为是荣耀。王公回朝后，太上皇听说朱公守节不屈，因他再次出使，便让他带着金银绫绢作为赏赐。丁巳年，朱公听说北方接连发生变故，暗中派随从李发找到河阳人董考详等人，秘密上疏说明北方的事情和金国内部的虚实，派人从小路回报说：“这是不可错失的时机。”后来王公又回朝，还把朱公奉送徽考大行皇帝的文章献上，其中写道：“臣等本来凡庸，错误地蒙受选拔；当年如茂林丰草，承受雨露；如今同绝国异域相隔，到了将老之年还要冒犯风霜。旌节上的旄毛已经全都脱落，口中的舌头却还徒然存在。感叹马角还没有生出，魂魄已消散在雪窖之中；攀援龙须却追赶不上，眼泪洒在冰天之中。”太上皇读后感动流泪，诏令按旧例授予朱公亲属五人官职，另赐吴兴田地五顷；又回头让丞相张忠献公传达秘密旨意说：“回来那天，应当安排你任职于禁林。”第二年，金使乌林思谋、石庆充到达，诏令朱公的儿子栐和司马倬入馆接见他们，并准许附带家书，还赐黄金三十两寄去。乌林思谋等见到栐，称赞朱公的忠贞节操，长久叹息，甚至抬手加额致敬。有人说：“绍兴癸亥年议和约定已经完成，朱公于是与洪忠宣公以及历阳张公邵都得以归来；这件事见于洪公家书《輶轩集》，如今还流传于世。朱公入境后，传旨催促他赶路的使者接连数批到达国门，太上皇命中使梁璋引他进入便殿，召见慰劳，反复称赞。朱公叩头致谢，并且说：“臣听说人最难得到的是时机，而时机的运行从不停止；事情最不可错失的是先机，而先机的潜藏没有形迹。正因为时机无穷，所以来得迟而难以遇合；正因为先机无形，所以发动细微而难以察见。陛下与金人讲和，上策是迎回梓宫，其次是迎回太母，再其次是怜悯无辜百姓，使已经枯朽的骨肉重新得到生机，这些都是知时知几的明显验证。

译然而时势一旦过去，或许就难以牢牢把握；先机一旦发动便会发生变化，应当在尚未显露征兆时加以察鉴。盟约可以守住，但纷乱的事情应当默默等待；战争可以停止，但消弭兵祸的方法应当详细讲求。古人说：‘上面不顺应天道，下面不设法合乎民心，百姓怨恨、神明愤怒，却不知道修养反省，反把穷兵黩武当作最高的德行，把苟且安逸当作太平；虐待百姓却不怜恤，扩大土地却不扩充德行，这些正是上天帮助君主实现中兴的形势。’至于时机和先机，陛下既然已经在谋划开始时明白了它们，愿陛下更加留意它们的最终结果。”太上皇采纳了他的话，赏赐金帛非常丰厚。朱公又把在北方得到的六朝帝王画像以及宣和御集中的书法绘画献上，并献上自己所著《聘游集》，还叙述在北方见到和听到的忠臣义士朱昭、史抗、张忠辅、高景平、孙益、孙谷、五台僧真宝、丁氏、晏氏女、阎进、朱绩等人死守节义的事迹，以及原来官属的姓名，进呈朝廷，请求加以褒奖登记来劝勉后人。太上皇赞美他的节操，称许他的志向，惊异于他的文章，让他改任文职，并且准备任用他。大意是诏书说：‘朱某奉命出使多年，忠义守节，按理应当优厚优异地对待，特赐券金千缗。’然而宰相秦桧正以促成和议为功，厌恶朱公说出金国的虚实，领会了皇帝的意图，便上奏把朱公原先补授的官职改换为右宣教郎、直秘阁主管佑神观。有关部门考核朱公已有十七年，按规定应当升迁数级官职，秦桧又加以阻挠，他只升任奉议郎。第二年四月六日，朱公因病在临安府白龟池的寓舍去世，留下遗命：归葬故乡山中；如果不能实现，就暂时安葬在西湖上智果院。忠义之士没有不为他悲哀的。朱公的妻子晁氏和他的儿子郑老都死于战乱。他又娶王公伦的妹妹为妻，晁氏和王氏都被封为孺人。儿子栐，官至宣教郎、抚州崇仁县知县，任上去世。女儿嫁给同乡王存，因朱公的恩典补授承信郎。孙子勋早逝，孙子照没有做官。朱公的文章仰慕陆宣公而取法于他，气势质朴雄浑，引证精密广博，明白流畅，把事理曲折详尽地阐述出来。了解文章的人认为他深得陆宣公文章的体制。写诗方面，他极其喜爱李义山，但词气雍容，格调力量闲雅从容，不蹈袭李诗险怪奇涩的弊病。《聘游集》共四十二卷，另有《奏议》一卷、《尚书直解》十卷、《曲洧旧闻》三卷、《续骫骳说》一卷、《杂书》一卷、《风月堂诗话》三卷、《新郑旧诗》一卷、《南归诗文》一卷，全都收藏在家中。我祖父与朱公是三从兄弟。父亲当初考中进士时，曾到溱洧之间拜访朱公，朱公赠诗送他，寄托的意义十分深远。后来父亲在朝廷做官时，朱公已经身在北方。等到朱公南归，父亲却不幸在这一年已经去世，留下孤儿。又过了六年，我才得以拜见朱公的灵柩，读到他的遗文。再过三十四年，我才又得到在浙中任官的机会，而朱公的灵柩仍在智果院。当时正准备谋划把他葬回故乡，却突然因获罪被贬逐。如今密院检详尤公袤和临安帅守张公枃听说后，为此悲伤，便共同竭力办理这件事。太学录张君体仁又为他在（缺）县积善峰之下占得吉地。他来信说：将于某月某日安葬朱公的灵柩，并把王氏孺人的灵柩附葬在那里。我私下想到，国家承平一百年，朝廷用来对待士大夫的待遇不能说不厚。政和、宣和以来，公卿大臣承受国家的宠荣，特别优厚，远非从前可比。一旦狂徒误国招来祸患，使君主和父亲蒙受尘辱，远在沙漠苦寒、无人之地，而当时遗留下来的卖国求荣之徒接连在朝廷出现，厚颜相视，竟没有一人肯奔赴边地慰问守官。朱公只是民间的读书人，平日从未沾受一命之禄，却独自奋然出发，捐弃生命，请求冒着刀箭斧钺的威势，承受不可测的祸患，并且至死守节不屈，长达十六年，始终没有玷污平生的清白，最终得以重新持有汉朝使节，回来拜见天子。他的忠义大节，自始至终都令人凛然，即使写在竹帛上的文字、画在丹青上的形象，也没有什么能超过他。和议的达成，虽然表面上似乎不是由他亲身促成，但其中的劝说和助成，他大概也出过力量。朱公却不肯把功劳归于自己，回到朝廷。他所提出的都是长远谋划和深远策略，不愿朝廷就把眼前取得的结果当作安定，而希望将来能够实现中兴；这种忠诚深思，又与当时那些贪取上天之功、把它说成自己的力量，进而在江沱之间沉溺宴安，甚至忘记仇恨、使国家受辱的人相比，真是远远不能相提并论。幸而太上皇帝深深了解他的内心，前后多次褒奖嘉许，赏赐十分优厚；但他不幸受权臣困厄，未能实现自己的志愿而死，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如今安葬已有日期，应当有碑铭刻文来告慰幽冥。因此我访问他的家人，得到朱公外孙王炳所记的一篇行状实录，参照旧闻，依次记录如上，恭敬地请求尤公撰写铭文。伏望您怜悯他而最终施以恩惠，使他的后人有所依凭，并且请诏令太史氏加以删定，作为万世臣子忠义的劝戒。谨此陈述。宋代已故左武大夫、开州团练使，任池州驻札御前诸军统制，休宁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死后追赠协忠大夫、后又累次追赠太尉的程公神道碑。程易全撰写。

译清远军承宣使、同知合门事、带御器械程君永正送来一篇事状，托我为之作传以告。程易说：“先公去世至今已有十二年，他为国而死的忠诚，已经明确记载在诏命和国史中，但墓上的碑还没有立起来。我与您同宗，知道他的详细事迹，冒昧请求您撰写铭文。”我的祖先居住在河南，与程公确实同出一源，我谨不敢推辞，于是为他作序并铭刻如下。按事状，公名全，字禹昌，世代是徽州休宁人。他的先祖灵洗，是梁代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壮，抵御侯景有功，在乡里享受祭祀。忠壮之后有澐，任唐代歙州都知兵马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抵御黄巢有功，事迹载于郡志。中丞的幼子南节，任唐代歙州兵马先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领军卫大将军、上骑都尉，开始居住在休宁，陪郭就是程公的五世祖。曾祖承敬，任池州学教授。祖父宿，考中进士，官至迪功郎、玉山县令。父亲昭，任饶州学教授，追赠朝奉大夫。母亲余氏，封为孺人。程公生来体貌伟岸，胸怀大志，早年跟随乡里的先生游学，通晓《春秋》，不喜欢参加科举，却喜欢利用闲暇跟少年们学习武艺，说：‘文武本是一道，不可偏废。’ 宣和庚子年，建德青溪百姓方腊作乱，攻陷歙州，大将郭师中战死，叛军进逼休宁县，县令翁由将要丢下印绶逃走，程公手持宝剑召集乡兵，拦住道路请求他留下，亲自到边境抵御盗寇，贼众于是四散逃走。知州曾孝蕴上报他的功劳，授承节郎。当时朝廷派宣抚使会合各路军队讨伐叛贼，程公隶属大将刘延庆，进攻淳安帮源洞，将其攻破。方腊平定后，按功劳升任修武郎。刘延庆部下将士数万人，只有程公和刘延庆的儿子光世以才勇闻名。壬寅年，第二次讨伐辽国，刘延庆任都统制，程公又隶属他。辽国降将郭药师请求和光世挑选精兵，兼程袭击涿州，刘延庆答应了，程公说：‘郭药师是反复无常的狡猾胡虏，不应听信。’结果果然无功而返。甲辰年，河北、山东盗贼兴起，张仙最为狡猾，诏令龙图阁待制洪中孚前往抚慰招降。洪中孚一向知道程公的名声，便征召他同行。程公单骑进入张仙营中，晓谕祸福，约定日期投降。宦官李彦一向不高兴，洪中孚弹劾他玩忽寇敌，将他罢免，属吏全部勒令停职在家。不久金兵南下，靖康改元，李彦被处死，程公等人获赦恢复原职。高宗皇帝以大元帅身份在相州开府，程公应募，尚无人知名，便任参谋。汪若海称赞他的才能，推荐他入补宿卫。当时汪伯彦、宗泽任副元帅，意见屡有不合。程公与汪伯彦有同乡交情，便请求私下进言说：“宗元帅是天下奇才，您应当谦下对待他，这样国事才可以成功。”汪伯彦更加不高兴。适逢宗泽请求进兵救援君父的危急，汪伯彦却坚持从容观变的主张，于是把程公调到宗泽麾下，让他担任前锋。在卫州遇到金兵，程公与副将王孝忠分路攻击，王孝忠战死，程公也身受数十处创伤，因奇功升任翊卫郎。徽、钦二帝北行，宗泽派程公到济州迎接高宗，奉上表章劝其即位。丁未年，高宗在南京即位，程公转任武翼大夫。刘光世以鄜延副总管身份入卫，任五军都提举，上奏请求留下程公担任御营计议官；程公跟随刘光世在滁州、和州、濠州招捕盗贼，转任武经大夫，跟随抵御金兵到天长，返回驻守镇江，控制江口，升任合门宣赞舍人，封休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扈从统制苗傅、刘正彦发动叛乱，程公跟随刘光世勤王。当时吕颐浩、张浚统领中军，韩世忠统领前军，张俊任副将，刘光世为游击军，而把程公分派为殿后。事情平定后，程公转任武德大夫、开州团练使，进封开国子，增加食邑二百户。这年秋天，刘光世以宣抚使身份守卫太平、池州，接受宰相杜充的节制，上奏任命程公充任池州驻札御前诸军统制，转任左武大夫，进封开国伯，增加食邑三百户。程公对刘光世说：“杜充治军苛刻而缺乏谋略，把军队交给他，是自取失败。”刘光世上奏请求把军队移驻江州，有人把程公的话泄露给杜充，杜充便扣留程公不让他出发。这年冬天，金帅乌珠进犯太平，分兵进入池州。程公因兵力少而敌军多，坚守营垒等待援军，但杜充的檄文接连不断，程公不得已率领部下敢死之士出战，杀伤俘获敌人很多。正逢天色将晚，战事尚未决胜，敌军又有增援到来，于是程公战死。这时是建炎己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五年后，绍兴癸丑年，刘光世率兵驻守池州，才把程公为国战死的事上报朝廷。诏令升官六等，录用他的后代一人，并把协忠大夫的诰命送到他家；又因程永正多次遇到郊祀恩典，追赠他为太尉。程公妻子金氏，多次加封为宣国夫人。儿子一人，名先恸，父亲为国而死后，发誓守护祖墓，不做官。孙子三人，长孙就是永正，次孙永奇，因患病不能任官，次孙永彰，是乡贡进士。程公器宇魁伟，言语从不妄发，一旦有所承诺便确实承担，从不把利害放在心上。他起初事奉刘延庆，后来事奉宗泽，感念他们知遇自己，终身祭祀他们。国家动乱之际，他号令严明，所统率的士兵不敢乘机肆意抢掠。他自身操守淡泊俭素，像儒生一样。刘光世每次想多建立首功，为他请求爵位赏赐，他都坚决推辞说：“做人臣子的罪过，没有比欺骗更大的，何况我与您有旧交，不能帮助您建立功业来收复中原，反而用这种做法扰乱您的家法，这是我不能做的。”刘光世改变容色向他道歉。他尤其笃厚于孝友，置办祭田来供养族人。靖康末年，易带着全家逃避战乱，居住在池州，程公恰好统领池州军队，便对他们极力保护、安抚和抚恤。先公端中任六安军知军，也死于节义，程公替他设法把遗体运回，安葬在池阳，这些都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事。只是他天性过于刚直，不能随时势屈伸，所以先触犯汪伯彦，后来又触犯杜充，以至遭遇灾祸。然而杜充在程公死的那一年举建康投降金人，祸及宗庙，遗臭千古；而程公与当时那些死守疆土的臣子，清名凛然，虽死犹生。子孙承继芳名，继续受到国家宠荣而没有尽头。拿那个人与这个人相比，究竟谁得到的更多呢？天意所决定的事情如此可畏。铭文说：

译做人臣子的道义，不忠诚又怎能心安？冒着生命危险奉事君上，更是人们难以做到的。肃穆的程公，是忠烈之后；武略文谋，从来不肯轻易显露。正当盗寇猖獗，从睦州侵犯徽州时，他手持宝剑疾驰而去，拯救乡里于危难。盗魁被擒，恶党全部剪除；勇冠三军，因功五次升迁。再次跟随大帅，前往攻取幽燕；在河北招降，停止了那里的兵戈。有意见却没有得到酬报，有功绩却未能完成。任凭奸邪之人的谗言，我坚定地守持平素的操守。天降大变，君王统率六军；左右佩带弓箭，程公奋勇响应。于是首先出发，在邺地抵御敌兵，在宋地迎接銮驾，参与建立大业。对外辅佐幕府，对内参与御营，分封土地、赐予茅土，声名远播。两个奸人逞凶，变乱发生在肘腋之间；程公参与勤王，功勋载入宗庙。威武的虎旅驻守池阳，奸相催逼他出战，于是死在疆场。既抚恤他的遗孤，又颁下悯恤的册命。天子念及忠诚，破格超过古代战死者裹尸马革的待遇。程公身虽已死，声名却如山岳。那些不忠的人应该惭愧，活着又有什么脸面？冠剑随葬之处，在故江水边；程公的神灵不会消亡，永远安息在这里。丰碑载于道路之旁，上面刻着铭章；忠于上天所护佑，百世昌盛。宋代詹孝子（惠明）传　罗愿 孝子詹惠明是婺源人，小名念一。他的父亲詹直在绍兴年间因斗殴杀死邻人妻子阿姚。惠明二十二岁，知道父亲必死，便到里正和县衙请求代父受死，但都没有得到接受。县衙把案件上报，惠明跟随到了郡府，亲手写下文书，说明自己没有什么能够报答父母无边的恩德，幸好还有两个弟弟可以奉养母亲，请求用自己的身体代替父亲去死。他咬破手指流血，言辞十分悲哀。到了太守曾公那里，曾公当面告诉他按法律不可能这样做，他哭着蒙住脸走出去了。他前后五次申诉都没有得到理会，正值盛夏，便坐在府门外，用火艾灼烧自己的头顶，而且灼了几十壮。曾公从外面祈雨回来，看见后怜悯他，让人把他的情况送来，并说不要只是自己苦害自己。第二天到了公堂下，曾公正阅读文书，他忽然割下右耳，扔到厅堂上，鲜血淋漓，左右侍从都大为惊骇。曾公终于为他上奏。绍兴八年五月，诏令下达，减免他父亲的死罪，释放惠明。起初，惠明被关在狱中等待结果，父亲见到他便骂道：‘我年纪已经老了，杀人偿命，本来就是我的分内之事。你有妻子儿女不回去照看，来到这里做什么？’惠明始终没有说话。到这时被带出来，官吏骗他说已经获准，拥着他进入集市；他脸上没有悔恨之色，高声说：‘养育儿子可以代替老人，积存粮食可以防备饥荒；代替父亲偿死，万世留下名声。’ 到了市曹，官府才开始宣读恩旨，把他释放，人人都佩服他的诚心。曾公又查考法令和赦文，其中规定孝子顺孙的事迹显著者可以上报，于是上奏说惠明的事情与汉代缇萦相似，希望在他的本乡赐给美名，并酌情赏赐粮食和丝帛，使人知道犯法的人虽然有罪，但行善的人一定会得到赏赐，不因父亲有罪而掩盖儿子的善行，以此向四方树立风范。在以孝治理天下的朝廷，这确实是很大的补益。事情交给礼部和太常寺查考礼书，发现没有先例，只有本朝《会要》记载：太平兴国七年九月，深州陆泽民的儿子严昭，十六岁时到宫阙上书，请求代父受死；虽然有此先例，但情形和罪行不同。礼部认为太常寺所申报的内容难以援引，请求下令本州依照赦令平常加以存问抚恤，朝廷听从了。郡府于是赏赐钱三万、帛二匹、米二石。第二年，县里把他居住的嘉福里改名为孝悌里，并刻板书写他的事迹，悬挂在门后。四年后，父母相继去世，安葬完毕，他便任由妻子儿女外出游历，改名惠明，以修治桥梁道路为业，这些桥梁道路至今仍存在。题记张公予（珏）竹溪事　朱熹 婺源虽然是山岩之地，却自古多出文士。竹溪老人张公予就是这样的人。他喜欢创作歌诗，精致华美而宏阔雄伟；写到得意之处，往往也能达到闲适淡泊的境界。他的大篇章和短韵诗，也都各自符合相应的体裁。晚年退居在山田水竹之间，专门以诗酒自我娱乐，借此忘却年老。与他交游的，大多是一时的名人胜士，他们大都退让推服，乐于称道他。看看吕侍郎诸公题写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了。淳熙丙申年，我从建安回到故乡，张公予的儿子珍卿拿这些作品给我看，因此我反复吟咏，深入观览他创作的用意，确实如诸公所称，并不是虚妄的。然而我听说张公予天资孝友，远胜常人；他笃厚地爱护兄弟，甚至到了冒犯患难、招致祸辱也不后悔的程度，这是古代笃行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诸公却只是盛赞他的诗，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一点，我实在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因此我私下把这些记在文编后面，给乡人看，使他们知道张公予之所以在世上显名，不只是因为诗而已；这对于名教或许也有很深的补益。五月既望，乡人朱熹题写。张朝请珏，字公予，婺源人。祖父洪，任汀州文学，与卫守张敦颐、检详张敦实为兄弟。张珏的弟弟张滋因误犯法令，按罪应当处死。张珏说：“我的力量微薄，奉养母亲不如弟弟。”于是他到官府自我拘押，遇到恩赦而改为流徙边地，因此被蕲王韩世忠所知。跟随韩世忠讨伐湖寇刘忠、曹成后，上报功劳，补授进勇副尉，逐渐升任进武校尉；持节追赶金帅，办理军务，符合皇帝旨意，升任朝请郎。建炎三年，他跟随朱弁出使金国归来，高宗用优厚诏书迎接慰劳。张珏因病多次上章请求归乡。他世代居住在溪水东面，住宅四周多竹子。回乡后，皇帝题写“竹溪逸士”赐给他。一时名士都推重尊敬他。他有诗三十卷流传于世。朱文公为其作跋，称赞他天资孝友远胜常人，有古代笃行君子都难以做到的品行。在这之前，张珏的叔伯中有个名叫孚的人，想到兄弟贫困，便把已经分得的产业平均分给他们。孚的孙子友端，字仲正，年少丧父，侍奉母亲孝顺；哥哥教他读书，哥哥去世后，他服丧三年。淳祐初年，诏令寻求贤才，秘书监程公推荐他为遗逸之士，授迪功郎、秘书省校勘。将要赴任时，听说右相杜范因触犯权臣被罢免，于是断绝了做官的念头。但他居家时倾尽财产救济贫困，乡里百姓都依赖他。汪端明（立信）仗节记　张枢

译汪公立信，字诚甫，年轻时仰慕名节，意气激昂，有挽救时局的志向；考中甲科进士，任职于州县，或在幕府任佐官，到处都留下声名。他所任官职虽然低微，却特别负有时望，每当朝廷有清要官职空缺，议论的人都说应当由汪公担任。当时掌权的大臣心里也知道他的贤能，但因为他不肯屈意稍微降低身分迎合，所以始终没有列入选用。自从做小官时起，他从未阿谀奉承来事奉上司。庚申年，我军退守鄂州，贾似道已经欺骗皇帝、冒领功劳，当时所有不愿与他分享功劳的外任大臣，便在各路实行打算法，想以战时侵吞官物为罪名把他们弹劾罢免。于是向士璧守卫长沙，历经九个月阻挡南来的军队，保全城防，却因解除包围后犒赏宴饮的钱被盗贼侵入而获罪，被弹劾罢免。谢枋得招募传二社百姓组成义军，以保卫乡里，花费官钱二十缗，差点也不能免罪。汪公以制置司参议官身份在沿江幕府辅佐赵葵，赵葵离任后由马光祖代替，汪公这时仍在幕府。马光祖与赵葵一向有嫌隙，又想迎合贾似道的心意，奉旨便召来属吏查核账簿，最终却找不到赵葵的过失。开庆二年正月十五日夜晚，张灯设宴花费三万缗钱，作为赵葵发散官物的事情被上报朝廷。汪公极力争辩，认为不可以这样做，并且说：“正值艰难时期，赵公任职时勤劳有功，而您却用不合理的办法搜寻他的过失。您一旦离开这里，后来的人又效法您的做法，能行吗？”马光祖发怒说：“我没有才能，不能做超越常规的事情，只知道奉行朝廷诏命罢了。您将来处在这个位置，自己努力去做吧。”汪公说：“只要我汪立信不做便罢；如果果真要做，也一定不会效法您的做法。”马光祖更加愤怒，议案没有实行，汪公于是递上弹劾自己的奏章，辞职奉祠离去。起初，汪公任江陵府通判，赵葵任荆湖制置使，曾因公事弹劾汪公。后来在松江府任职时，两人的谋议也不协调。汪公与赵葵大概从未有过一天的和好。贾似道掌权后，文臣大官中名望、门第、才能超过他的人，以及与他功劳相当的人，都经过属吏议论而遭到重重弹劾。于是旧臣在位的已经没有几个；但如果边帅和幕府不是合适的人，便无法对外御敌。贾似道于是选拔贤能之士，从普通官员中提升汪公，任荆湖制置使，但汪公从未前往拜谒或依附。汪公到江陵后，澄清各项事务，训练军队，劝课农桑，增高城墙，疏浚护城河，茭草和军粮都储备齐全，军容大致振作，百姓因此稍稍安定。汪公事奉君主、训练军队，都以忠贞为根本；治理百姓，则用明察决断来帮助他们，所以上下都佩服他的德行，人们也没有办法欺骗他。汪公所到之处，营垒和旌旗没有什么增添，只需一顾一盼、发出号令，神采便鲜明振作。评论者把他比作李临淮云度宗。在位的度宗只顾荒淫享乐，从来不涉及外朝事务；大小政事实际都由贾似道专断。当东南形势危急之时，边境日益收缩，凡是边地紧急告急的文书，车马使者接连不断；从北方来的间谍也常常说我方正在喂养士兵、饲养战马，准备大举进攻。但贾似道因鄂州战役而习惯于侥幸，认为幸运可以再次降临，胜利也可以侥幸获得；军粮不足，士卒衰弱，他却全不在意，处置失当，朝廷内外离心。正当他召集奸佞之人，兴起繁文缛节，把歌颂功德说成太平安逸之时，他尤其厌恶别人谈论军事。汪公对此深感忧虑，于是写信给贾似道说：如今天下的形势已经十去八九，可是君臣之间沉溺安逸而不以为忧。上天不肯轻易改变这种局面，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现在正是上下共同修治政事，以迎接延续天命的时机，应当珍惜每一寸光阴，抓紧办事立功的日子，怎么反而在深宫痛饮，在湖山间长啸傲游，玩弄岁月、苟且度日，把轻重缓急颠倒，卿士们一个个都不合规度，百姓忧郁怨恨而不能向上申诉，想要仰合天心、俯顺万物，并仅凭拱手指挥便在万里之外击退敌人，难道不是很困难吗？” 谋划今天的局势，有三条策略：内地郡县为什么要保留那么多军队？应当全部调到江边，以充实对外防御。按军籍计算，现有士兵可以得到七十多万人；老弱柔脆者淘汰十分之二，便可选出五十多万精兵。而沿江防守的地界不过七千里，如果每隔一里驻扎一营，每十营设一府，府设总督；尤其重要的地方就把兵力增加到两三倍。无事时便在长淮泛舟，往来巡逻；有事时便东西同时奋战，攻守并用，刁斗之声彼此相闻，粮饷不断，互相支援，形成联络坚固的防线。选宗室亲王和忠良能干的大臣任统帅，分设东西两大府统领。任用得人，这种迅疾如风的形势，是上策。长期扣留聘使对我们没有好处，只会给敌人留下借口；应当以礼送还，答应缴纳岁币来缓和敌军进攻期限。不到两三年，边境警报稍微平息，藩篱城防稍稍坚固，新兵日益增加，便可以作战也可以防守，这是中策。两策都不能实行，那就是上天要败亡我们了。至于衔璧舆榇投降的礼仪，请预先准备好以待。贾似道读信后大怒，把它扔到地上，骂道：“瞎眼的狂贼，竟敢这样！”大概是因为汪公一只眼睛有些残缺。不久他便被以危险的罪法陷害，罢免斥退。己未年，我军讨伐宋朝，四路同时进攻；贾似道任江淮宣抚大使，守卫鄂州，世祖当时还是藩王，率大军包围鄂州。贾似道困窘不堪，援军断绝，鄂州几次都险些攻下。适逢宪宗在合州去世，军队撤回，宋朝守臣王坚把战功上报朝廷。南来的元帅锡尔格进攻长沙，久攻不下，听到了消息。锡尔格也率军撤退，而负责留守的亲王在京城发动叛乱，我军上下都不知道。贾似道略微知道此事，便派人到军中告知情况，并请求缴纳岁币来确定盟约。军队撤回后，贾似道采用刘整的计策，截断水流，夺取后军数万人来作战。忽必烈听说后，到了中统元年，诏令派礼部尚书郝经出使宋朝，贾似道把他阻留在扬州。纳币的事情被秘密隐瞒，宋朝上下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端倪。等到使者到达，事情才开始暴露；贾似道想尽办法蒙蔽皇帝，最终没有让皇帝知道。后来元朝移文列举宋朝的罪过，从未不把这件事说出来；宋人也叹息自己的君主不聪明，并且痛恨贾似道蒙骗皇帝。因此汪立信请求把郝经送还。至元十一年，我军大举讨伐宋朝，贾似道才上表传檄，督率各军出驻江边，任命汪公为端明殿学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淮招讨使，让他到建康府库募兵援救江边各郡。汪公接受诏命，没有推辞，当天便上路，把妻子儿女托付给爱将金明，握着他的手说：“我不辜负国家，你也一定不要辜负我。”于是出发，在芜湖遇到贾似道。贾似道抚摸着汪公的背哭道：“没有采用您的话，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汪公说：“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了，您努力吧。”

译到了建康，守军已经全部溃败，四面都是大军。汪公见事情无法成功，叹息说：“我活着是宋朝的臣子，死后是宋朝的鬼，终究要为国家死一次；只是白白死去没有益处。”于是率领部下数千人到高邮，想控制淮河、汉水，作为以后的谋划。不久听说贾似道的军队在鲁口溃败，江、汉守臣都望风投降逃走，汪公叹息说：“我今天还能够死在宋朝土地上。”于是置办酒席，召集宾客僚佐诀别，写表章问候三宫，给侄子写信交代家事。半夜起身在庭院中漫步，慷慨悲歌，扼住喉咙而死。这是宋咸淳十年冬十二月。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颜进入建康，金明使汪公一家得以免难。有人在丞相面前诋毁汪公，把他的三条策略及其死亡告诉丞相，并请求杀戮他的家属。丞相叹息了很久，说：“宋朝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话吗？假使果真采用我的话，怎么会到这个地步？”于是命令寻找他的家属，厚加抚恤，说：“这是忠臣的家属。”金明把汪公的灵柩送回丹阳，安葬后因背部毒疽发作而死。汪公的儿子任内书写机宜文字，留在建康府，也不肯跟随众人投降，艰难跋涉逃到闽地后死去。起初汪公还没有做官时，家境十分贫困，适逢年成大灾，吴渊镇守京口，命令煮粥赈济流民，让他的门客黄应炎主持此事。黄应炎一见到汪公，与他交谈后，心里便知道他不是平常人，于是告诉吴渊。吴渊非常惊异，以礼相待，把他当作上宾，凡是供帐和服用器物都按照黄应炎的规格，甚至有所增加，黄应炎因此很不高兴。吴渊解释说：“这位先生，是与我地位相同的人，只是遭遇时势不同罢了。看他的见识气度和志向事业，都不是你能比的，为什么不能稍微谦下地对待他呢？”这一年，江东转运司发解，第二年考中进士；授官后，他的仕历大略与吴渊相似，最终也死于祸难。人们说吴渊能够识人。汪公有一名妾后来做了尼姑，居住在婺州，年过九十，还能详细讲述汪公家中的事情。汪公自身生活十分俭朴，却不倦于施舍；待人接物上下有礼，家门之内肃然有序。我考察故臣长老的言论，参照稗官野史，斟酌记录下来，写成《端明仗节记》。按《宋史》记载：汪立信是汪澈的从孙。曾祖父智跟随汪澈宣谕湖北道六安，喜爱那里的山水，因而居住在那里。考察汪氏家谱，汪澈是越公第四子广的后代，汪立信是越公第七子爽的后代，与婺源大畈实在同出一源，疑当称为族孙，而《宋史》误称为从孙。又考察《宋史》和《金陵志》记载：汪立信病重，请求告老，授光禄大夫致仕，七十五岁去世；当时高邮尚未归附，遗表上奏后追赠少傅。汪立信先居住在建康兴政坊，至元丁丑年归葬于溧水都堂山。儿子麟早逝，侄子天麒为他撰写年谱。《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六十六 （明）程敏政撰 ○行实（忠孝） 宋山屋先生许公（月卿）行状　许飞

译公名月卿，字太空，后来改字宋士，当时人称他为山屋先生，许氏这一支便以此为号。其先人为姜姓，以高阳为郡望。秦末，许猗隐居不仕。许猗的后代许毗任汉侍中，许毗生许德，任汝南太守，因任官而举家迁居。许德生许据，任典农校尉；许据生许允，任魏镇北将军。许允的小儿子许猛任幽州刺史，许猛生许式，官至平原太守；许式生许贩，任晋司徒掾。许贩之子许洵，传到第十代唐代睢阳太守许远，许远生二子：许玫，任婺州司马；许现，任袁州刺史。其孙许儒不肯臣服于朱梁，与侄孙许知柔一起成为江南儒生。许稠在南唐任叅徳化军事，许知柔任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中丞，许知柔之子许承杰任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番昜明口许氏，就是他们的后代。到江冲府君入赘歙县婺源，才成为当地县人，这就是公的先世。曾祖许安国，祖父许琳，都是县里的善士。父亲许大宁，因为学问受到鹤山先生魏文靖公的赏识。文靖公用“友仁”题写他的堂匾，因此人称友仁先生。公幼年聪颖奇异，七岁便能写文章，十五岁时跟随介轩先生董公梦程游学。董公是朱子门人正思先生程公的高足。端平乙未年，县大夫王埙说公是天下奇男子，便让他向文靖公之子魏子学习。公前往完成学业，于是立志于当世政事。嘉熙庚子年，他以《易》学参加流寓士人的考试，考取江东第一。淳祐癸卯年，他寄居在左史吕午家，随即又参加漕司考试，再次考取第一。第二年参加省试别院，考取第二名，正要参加廷对，左史说王侠谈论时事一定切中要害，请他前去拜访。王侠是吴越的侠客，家中没有一石粮食的储蓄，却能立即取得百万钱财，又把钱财视同泥土般挥霍。此前余杭发生火灾，火势蔓延到左史家时，左史尚未退朝，有人替他保全了全家，随后便离去。左史感激此人，却不知道是谁；过了很久，才知道那人就是王侠。公去拜访王侠，王侠笑着说：“我看你的才华足以成为天下第一。替你打算，宁可触犯骊龙的逆鳞，也不要触动豺狼的凶性。”豺狼指的或许就是权相史嵩之。公愤然起身说：“我宁可压倒众多士人，专门攻击皇上的自身，也不做这种事。我一定要说天下人不敢说的话。”后来策论题目有“开始忧劳勤勉，最终安逸享乐”的问题，公回答说：“臣听说周文王、周武王只有忧劳勤勉，没有安逸享乐。宣扬安逸享乐之说的是赵高，深居高拱的谋略也是如此，这就是秦朝因此灭亡的原因。安逸享乐没有限度，君主就会失去权力；君主失去权力，就像太阿剑倒拿在手中，把剑柄授予别人，虽然想不受伤害，怎么可能不受伤呢？”《尚书》说：“一日二日，万般政务。周文王从早到晚都不得闲暇，顾不上吃饭，哪里说得上安逸享乐呢？”公最终因触犯当时的宰相而被压制，但又有诏令将他提升甲等，赐进士及第，授任濠州司户参军。当时徐公元■〈术上灬下〉与刘汉弼等人说权相含冤而死，公率领三学诸生到宫阙前伏地申诉，言辞极为激烈，理宗把他看作狂士。丁未、庚戌年间，公兼任本州教授，代理知录参军。沿江制置使征召公为招抚司从事，发运司也聘请他入幕。不久遭逢友仁先生丧事，服丧期满后，调任临安府学教授，升降任免都很恰当。士人舆论多次上书谈论政事。丞相谢方叔有个不成才的儿子，扰乱朝纲，京城人称他为小相。谢方叔曾派人招公说：“我有幸读到您的文章，佩服您的义行，已经很久了。您若前来，我能让皇上任命您为史馆拾遗。”这样的话一共说了十次，公都没有前往。当时余玠的儿子余如孙统帅蜀地，贪婪残暴，废弃法令，军民因而溃乱。公便上书说：“余玠没有教导好儿子，死后还留下罪责，请求斩杀余如孙，传首以向蜀地谢罪；把他盗取的钱财用来供给军士。这样，朝廷就不会失去政令和刑法，那些凭借大臣子弟身份专权乱政的人也必然惊惧知戒了。”奏书上达后，小相大怒，暗示台臣攻击公，公因此失去官职。丞相董公槐替他说话，理宗特意创设员外职位，把他留在京师。当时丁大全在政府任职，公坚决推辞不任职，因为公曾多次上书斥责他。宝祐乙卯年，董槐再次奏请公进入江西庾幕，不久改任干办本道提举常平公事，候补六年也没有就任。使者史绳祖多次写信起用他。公到任后，遇到黄万石的案件。黄万石贿赂使者的左右，歪曲案情，公与之争辩，因而贿赂未能奏效。于是下属不敢接受屈从，权势之家最终没有敢犯法的。江右因此称公为铁符。不久代理提举常平公事，施政崇尚廉洁公平，平反了许多案件。所属郡县有的案件拖过一年仍未决，公命郡县将案情上报，全部在一天之内遣散处理，百姓因此不再含冤。古心先生江公执政时，多次向朝廷推荐他，但嫉恨他的人掌权，最终只循例授他承直郎、干办浙西安抚司公事，他仍未就任。当时贾似道任平章军国重事，权力与皇帝相等。到这时，他多次写信起用公。公到达后，贾似道后悔与他相见太晚，便让公参加试馆职，与黄镛一同被召见。公说朝政失去人心有三件事，并朗诵林实夫为他所作的饯行序。林实夫是南州的高士。他的序中说：“主持天下政务的人，器量必须足以容纳天下，然后才可以。如今宰相急切地求取先生这样的人，而我区区一介，仍希望能说一句亲近的话。”世间有一种小人，把嫉妒当作进忠，把隔绝贤者当作自我献策，在人耳边进言，像有人共同密告、划界而立，又像法坛。把一世的公论全部隔绝在外，只把身边受宠幸的人作为腹心耳目。如果考察不周密，一旦被他们的话迷惑，那么我们自处的范围就会日益狭窄，志趣也会日益卑陋。常常害怕诸侯宾客到来，眼巴巴地担心他们压过自己。这样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华和美德，也没有什么可观的了。积累了二十四次中书考核，我又有什么乐趣呢？奋发振作，历历可见地成为宰相。您来谈论这些，不是先生还能是谁？对知己尽忠，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考亭夫子说过：我们这些人和百万生灵，全都在这艘破漏的船上，只要能找到一位稍微公正的助手，使大家不至于坠落，益处就不小了。只是我说话多有触犯，必定要先生才能替我传达。”贾似道假装连声答应。不久，他用陈宜中替代公，并召陈宜中来，罢去公的浙西职务。公于是步行回到故乡，闭门著书，自号泉田子。

译来游学交往的人挤满门外，当时众人一致尊奉他为老师。起初徐公元■〈术上灬下〉被害时，朝廷以京官品秩授予他的儿子徐直谅官职，徐直谅后来做到显官；次子徐直方却不肯接受。德祐乙亥年，徐直方起家任官，做到殿院，首先推荐迭山先生谢公任江东提刑；又推荐公和刘辰翁，说他们都有将相之才，应当承担重要职任。朝廷正商议让公掌管东南一方。不久，元军攻下新安，第二年攻下钱塘。公深居一室，只在墙上书写范粲寝处所乘车的几个字，此后五年不再说话而去世。那是至元二十三年乙酉十一月，享年七十岁，死于正寝。去世前一夜，他召集家人说：“我将要死了，一定要用集英殿所赐的袍服给我入殓，这样或许可以在地下见到先帝。”又吩咐女婿江恺说：“我死之后，履善先生才算得其所归，不能再有所作为了。谢君直和我都不肯在世俗中苟且迎合。他曾把我比作谢君直（迭山先生曾题写他家门说：要看今日的谢枋得，便是当年的许月卿），他是深知我的人。我死后，你何不就此为我写铭文呢？”公胡须稀疏，容貌如玉，眼睛秀美，面颊丰满，举止闲雅，看上去像神仙中人。他所著的文章累计十多万字，常常被人取走，现存的只有十分之二三。起初公深受理宗知遇，理宗将要破格任用他，却被权臣阻挠。公于是撰写《百官箴》，共一万六千多字。等到进呈时，正赶上理宗抛弃群臣，而马碧梧先生看了后感叹说：“确实有经世致用的实学，君主应当在座位右边放一部。”履斋吴公也说，公在熙丰年间，不结党于熙丰；在元祐年间，也不结党于元祐。董公槐、蔡公抗都告诫公要平和，不要过于刚强。公说：“大臣宰相用这种话来取悦士人，只是没有认真思考罢了。难道对我平和顺从，就不能对别人平和顺从吗？告诫不要过于刚强以顺从我，难道也不能不要过于刚强以顺从别人吗？”靖康年间的士大夫大多沿用这种做法。许某只是一个许某，决不能歪曲正道来侍奉别人。公起初向董公学习，后来离去侍奉魏子，求学有其缘由，学习圣道有所收获，因此自身越困顿而志向越坚定，志向越坚定而道理越明白，大节卓然不可逾越。夫人是安定程氏，生二子：茂，任登仕郎、董进；武，任校尉，都早逝。生五女，晚年又生二子：翼、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 又有二女。母亲姓方。孙子四人：文相、文晏、文侍、文任。孙女六人。曾孙三人。至元二十四年丁亥十一月某日，将公葬在婺源以北七十里的仁洪。此前奉受公的遗命，请求迭山先生撰写墓铭，墓志还未定稿，迭山先生却北行去世了。唉！日月流逝，事情难以完成，而江恺也已在此垂老，只好谨慎地重新撰写公的行状，准备向当世能立言的君子求文。延祐元年十月某日，季子飞泣血谨慎撰写行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记述鲍氏（宗岩、寿孙）的慈孝事迹。程文

译慈孝堂，是歙县鲍君仲安居住的堂屋。起初，棠樾人听说有盗寇到来，彼此惊慌，各自逃藏。鲍氏的父亲被盗贼遇到，盗贼把他捉住绑在树上，准备杀他。他的儿子奔来救父，说：“这是我的父亲，请杀我吧。”他的父亲说：“我只有这一个儿子，希望你们让他活下来为我延续后代，我请求代他受死。”盗贼看见父子争着替对方去死，惊愕地想释放他们；但又想把他们一并杀掉，不知该如何决定。正好风从草木丛中刮起，声音震动山林谷地，仿佛有披甲的军马到来。盗贼以为追捕的人来了，终于舍弃他们离去。父子因此得以脱身。不久盗贼回来，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愤怒地烧毁村庄后离去。邻近各家全被毁坏，唯独鲍氏门闾巍然保存。乡人惊异赞叹说：“这难道是慈孝的报应吗？”于是称他们为慈孝鲍氏。这个称呼从他的儿子传到孙子，七十多年过去了，经过他家门的人仍然说：“这是慈孝鲍氏的家。”仲安想要显扬先世的美德，又担心后人没有可以瞻仰警戒的东西，会丢掉慈孝而辱没祖先的事业，所以给堂屋命名为慈孝堂，请我写文章记述此事。我读《新安志》时，对此事曾经有所感触。从前圣人教导人，道理没有比慈孝更大的。孝，是用来做子女的道理；慈，是用来做父亲的道理。推及家庭、国家和天下，也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说：“孝是用来侍奉君主的，慈是用来役使众人的。”慈孝一旦树立，各种德行就都能建立起来。上天生下这些人，谁没有慈孝，为什么唯独鲍氏享有这个名声？乡里称颂他们，君子相信他们，四方都赞许他们。难道上天偏爱鲍氏，暗中厚待他们吗？为什么名声过了这么久反而更加显著？一个人有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平安居处于无事之时，在堂上奉养老人，使其冬暖夏凉；在庭院中接受诗礼教诲，却不知道其中谁是慈、谁是孝。只有在面临患难时不改变，在决定生死时不犹疑，知道有父子关系而不知道有自身，把性命托付出去以实现自己的志愿，慈孝的名声才由此树立。慈孝的名声树立，世间的教化也由此兴起。上天大概是要把鲍氏作为教训吧？不然，他们为什么临难时不苟且求免，最终却又得以自救呢？假如鲍氏父子不幸死在盗贼刀下，那么行善的人就会害怕了，还会说：“那鲍氏父子因为慈孝而遭遇灾祸，那么谁还肯行慈孝呢？”这样，人道不就几乎要灭绝了吗？鲍氏父子能够活着保全，是上天的安排，并不是偶然幸运。我还听说，尧的父亲很慈爱，却得不到尧的孝敬；舜很孝顺，却得不到父亲的慈爱。可是鲍氏是什么样的人，竟能使父子双方都具备美德？虽然他们的事情很微小，但慈孝的根本就在其中，那么又怎么会达到这样的地步呢？难道不是当时国家的德泽长期浸润，加上我文公的遗风余韵逐渐深入乡土，使人人都有士君子的操行，而恰好在鲍氏的事情中表现出来吗？把这种德行推广开来，对上足以侍奉君主，对下足以治理百姓。鲍氏的后代必将显达，因为他们积累的德行深厚。虽然如此，给堂命名，哪里比得上把慈孝施行在自身？向文章征求赞誉，哪里比得上在实际行动中显现？我担心他们重视外在名声而内心迷惑。仲安说：“不是这样。古人还在盘盂上刻铭文，在几杖上写戒语，难道会因为重视内在就遗漏外在吗？”我既为这件事感动，又看重他的请求，所以详细写下并谨慎记述此事。鲍氏父亲名宗岩，字传叔，是宋代处士。儿子名寿孙，字子寿，曾任徽、宝庆二郡教授，有诗文流传于世。仲安名元康，是教授孙的儿子。这座堂是仲安的父亲景曾府君名鲁卿所建，堂匾是翰林侍讲学士豫章掲公徯斯所书。唉！后世的人登上这座堂，读到这篇文章，如果不能油然而生慈孝之心，我是不相信的。我不相信。年月日记。（洪杏庭《续志》：鲍寿孙字子寿，歙县人，是唐越处士宗岩的儿子。咸淳丁卯年，他考取江东漕司解试第一名，当时刚满十八岁。至元丙子年，郡将李世达的军队叛乱，歙县西北乡郡盗贼突然发动，肆意杀戮，富人全都不能幸免。有人把寿孙父子拖到盗贼首领面前，儿子愿意代父亲去死，父亲愿意代儿子去死。盗贼首领喝醉了，内心也为他们悲哀，但仍不断索要钱财。听说骑兵将到，盗贼惊恐逃散，父子二人都得以免死，回来归附。后来历任杭州许村盐场管勾、徽州和宝庆二州教授。他在乡学任职时，将学校整修一新，同乡虚谷方回为此作记。他讲学有源有流，诗写得精工而不雕琢，《易》注未完成便去世了。） 元故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致仕，赠资善大夫、江淛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谯郡公，谥文节汪先生（泽民）神道碑　宋濂

译宋濂奉诏总纂《元史》，凡天下忠义之士和奉公守法的官吏，他们的事迹都由各郡县上报送到官府，唯独宛陵汪先生的事迹缺失。后来先生族侄克寛参加史书编纂，才把他的门人汪文炳搜集的事状给我看。我已经命史官删削整理，为他立传；克寛认为史书是一代完成的著作，体例应当简略墓志文字，于是私下撰写一篇，纪事应当详细，又把他的孙子德垕的说法送来，请我把铭文刻在墓道上。唉！先生德行如此盛大，天下谁不知道？至于所审理的钱珍案件，《泰定实录》中曾经说到，难道可以不详尽记载，以昭示后世吗？先生名泽民，字叔志，姓汪氏。他的先祖是新安歙县人，自唐以来就是做官的家族。五代初年，兵马使都虞候汪道安才从歙县迁到婺源还珠里。又传八世，到宋天禧己未年进士、秘书丞、赠光禄少卿汪震。汪震生庆历癸未年进士、都官员外郎、赠中大夫汪宗颜。都官生皇祐壬辰年进士、左奉议郎、知汉阳县、赠少傅汪谷，汪谷又从婺源迁到饶州德兴龙溪。少傅生赠通奉大夫汪盘，生崇宁癸未年进士、正议大夫、端明殿学士汪藻。汪藻以文学和政事成为当时的名臣。通奉大夫汪盘生绍圣丁丑年进士、朝散大夫、江西转运使汪恺，以及知合肥县、赠中散大夫汪慥。汪慥又从德兴迁到宣州宣城，子孙于是成为宣城人。中散大夫汪慥生绍兴庚辰年进士、隆兴府通判汪鸿举，鸿举的弟弟汪修举就是先生的高祖。曾祖名宰臣，赠朝奉郎；祖父名梦雷，淳祐辛丑年进士，历任知靖州，元代赠翰林直学士、亚中大夫、轻车都尉，追封新安郡侯。父亲名鼎新，因父亲荫补为将仕郎，元代赠嘉议大夫、工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尚书的哥哥鼎亨，是景定壬戌年进士，任池州大军酒库。可是从少卿到先生，世世代代科举功名接连不断，从未中断。先生自幼博通经史，也锐意想着继承祖业。适逢科举制度施行，便考取延祐甲寅年江浙乡荐，赴南宫考试没有成功，有司依据恩例署任他为宁国路儒学正。到再次参加考试时，便考中戊午年进士，授任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品阶为承事郎。当时先生的母亲谯郡夫人王氏年事已高，先生认为平江路远，不能迎养母亲，便上书丞相府，请求降低一两级官阶，以便就近铨选到邻州任职，却没有得到答复，最终只好奉养老太夫人到任所。州中有个强横的百姓张以利，诱惑长官，掌握他们的隐私，使他们不敢过问，于是把里巷百姓看得如虮虱一般，颐指气使，百姓总是奔走不暇，稍微违背他的意愿，就被捆绑送到官府。百姓害怕他，称他为张雷公。先生说：“如果不惩治这个危害百姓的人，百姓将无法活命。”于是揭发他的奸恶，把他屏退到蛮貊之地，不让他与良民同列。李氏有兄弟三人，平素资财丰厚。最小的弟弟没有儿子便去世了，他的妻子因丈夫早夭而悲伤，发誓终身不再改嫁。两个哥哥贪图他的财产，多次设计动摇她，她始终不改变。于是他们唆使无赖男子诬告她与人通奸，妇人经不起拷打，便自行招认。先生见她的脸色显露冤屈，暗中前往查访，全部查明实情，为她申辩并释放了她。后来升任承务郎、南安路总管府推官。戍将多尔齐骄横专断，扼制有司的手腕，使他们不敢屈服。多尔齐信任姻亲王某担任郡府属吏，王某借着他的威势更加嚣张肆无忌惮，擅自鞭打大庾县令。县令到府申诉，同僚害怕戍将的威势，只能相互使眼色，没有人敢说一句话。先生毅然逮捕王某，投入狱中。正好监察御史巡行郡县，戍将重金贿赂御史。御史在庭上召见先生，责问案件情状，声色俱厉。先生从容地说：“王某的奸恶，路人都知道，御史难道想要枉法吗？”御史惭愧，半夜骑马离去。王某最终伏法。不久，戍将因贪赃败露，部使者知道其中缘故，便下檄文命先生审理，处以杖刑。广州年成歉收，百姓大饥，疫病接连发生，死者相互枕藉，毒气熏蒸之处，很少有人能够活下来。江西行中书省命先生前往施行赈荒政务，先生毫不畏惧，命令大姓开仓赈济，供养衰弱的百姓；对病疫正盛的人，召请医生使用良药，亲自到他们的住所送药，因此救活了数万人，先生和随从也没有遭遇其他祸患。将要回去时，送行的人欢呼说：“您是我们的父母，怎么能离开我们呢？”人群拥挤着马匹，使它无法前行。潮州判官钱珍挑唆推官梁楫的妻子刘氏，刘氏不从，钱珍便诬陷梁楫冒领官仓米而杀死他。案件牵连海北廉访副使刘安仁，被逮捕关押的有二百人。中书省移文审问了六次，众人各有顾忌，案件始终没有查清。先生审理后，很快就把案情审定完毕。当时钱珍服药自杀，诏令戮尸；刘安仁因接受钱珍贿赂获罪，被除名。朝廷派遣奉使宣抚江西时，听说先生的名声，命他巡视南安、章贡二郡事务，准许他专断裁决，声誉功绩尤其显著，升任承直郎、信州路总管府推官。遭逢母亲丧事，没有赴任。服丧期满后，调任平江路总管推官，品阶为承德郎。起初，僧人甲和邻寺僧人乙有嫌隙，长期互不往来。众人约定让甲向乙赔罪，于是邀请甲饮酒，直到他醉倒后便让他睡在乙的房中。甲的弟子沈安一向苦于甲鞭打，又打算赶快继承他的事业，恰好甲在仇人处过夜，便拿刀前往将他杀死。第二天，沈安到县里申诉，僧人乙经不起拷问，便诬陷自己认罪。案件上报后，先生查看凶刀，发现刀上有铁匠的姓名，便召来铁匠查验。铁匠说：“这是沈安的刀。”逮捕沈安审问一次，他就承认杀人，乙因而获释。嘉定地处海边，朱、管两姓在海上进行奸利活动，积累了巨额财富，后来又因其他事情败露，但上下官员都收受了他们的贿赂，没有人敢逮捕，案件长期不能裁决。先生与总管多次通过书信往来，公正的判决恰好到达，便径直把他们捆来，最终籍没其家产；又查验他们的账册，把省、宪、郡、邑各级官员受贿的数目一一列出，只有先生和总管名下写着“不受”。升任奉议大夫，出任济宁路兖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主管鄂勒劝农事务。滋阳是靠近州城的县，孔子庙和学校长期没有修建。先生认为这关系到风俗教化，便购买土地修建，殿堂、门廊、斋舍、序馆等设施无不齐备修饰。袭封衍圣公官职为正三品，先生认为孔宣尼的后裔不可以不予尊崇，于是上疏请求提高其品秩，朝廷议论后认为他的意见正确，奏请把品秩提升为从二品，并赐给银章。任职一年，政教大为推行，东西各处都响起弦歌诵读声，监狱中甚至可以张设爵席。县郊生出嘉禾，洸水边长出瑞麦，君子说这是有汉代良吏的遗风。

译廉访使者巡行部属将要到达边境时，转身回去说：“有汪兖州在，我可以不去了。”至正癸未年，诏令修撰辽、金、宋三史，任命先生为朝列大夫、国子司业，让他分修《兵志》和《宋理宗本纪》。史书完成后，获赐上等酒和束帛。不久授任集贤直学士、大中大夫，不到几个月，便立即上书请求致仕，以嘉议大夫、礼部尚书的身份退休。先生归乡后，租房居住，门生弟子援引洛中诸贤的旧例，为他在宛水岸边修筑房屋。先生每天督促孙辈读书，以此自娱，竟不觉得贫困。壬辰年，蕲黄红巾军彭党祖发动叛乱，其余党从徽州侵扰宣州，江东部使者多向先生询问计策，先生告诉他们要收拢人心、振奋士气、修筑城墙、疏浚护城河、储备粮食、简练士卒等，共有几十项。盗贼再次到来时，又再次将其击退。乙未年夏六月，长鎗叛帅索诺木巴勒等人挟带军队渡江，想要进犯宣城。城中军队不到数百人，有人劝先生离开，百姓说：“先生是忠孝之人，上天一定会帮助他。我们应当共同守城；如果他果真离开，我们这些人也跟随他。”部使者必巴实、周伯琦二公又把百姓的话转达上请。先生说：“从前江万里寄居鄱阳，大军逼近城池，众人都逃散了，他仍坐守城中，作为百姓的希望。何况宣城百姓的离合，正看我的去留，我怎么忍心抛弃父母般的故乡呢？当时军费不足，加上使用严刑，也无法把军队召集起来。先生从容说了一句话，便筹得钞一万锭、米三千斛。百姓人心一致，想要制定坚守的计划，屡次交战便屡次获胜。八月丁丑日，江浙行省参政奇济奇尔派兵来援，城内以为援军已经到达，守备颇为松懈。当夜三更，长鎗军攀上城堞登城，于是攻陷城池。戊寅日，伪万户丁坚派前锋葛义捉住先生，逼迫他投降，先生不屈，于是被杀害。将死时仍不断痛骂。索诺木巴勒等人一向敬重先生，便以为他备办冠帽、衣衾，安葬在某山原野，先生享年八十三岁。事情上报朝廷后，赠资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谯郡公，交太常寺议定谥号为文节。先生娶戴氏，屡次获封谯郡夫人，早先生八年去世。儿子二人：用敬因儿子显贵，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兴州判官；用和是国子生，被征召充任侍仪司舍人，没有赴任。兄弟二人悲痛愤懑，不肯进食，相继去世。女儿一人，嫁给刘士礼。孙子五人：悳宣因门资补官，任敦武校尉、善盈库副使；悳垕为国子生，任曲阜宣圣林庙司乐；悳崇为癸巳年乡贡进士，任湖州路德清县学教谕。悳正、悳进。孙女一人，嫁给吴愈。曾孙男五人：禧源、溥源、鳯源、书源、清源。先生身材修长挺拔，鼻梁高耸，胡须稀疏，风度气概严峻。他治学以六经为根本，真正理解并亲身实践，没有一样不以道义为根本。他侍奉双亲时，遭逢工部公的丧事，便三年独居于外，不饮酒食肉；每逢忌日，都悲痛不能自胜，直到老年也没有改变。侍奉母夫人时，便用板舆和方舟迎接她到任所奉养，和乐地承顺母亲的容颜，唯恐稍有违背她的心意。婺源三座祖墓被豪强侵占，他到有司处申诉辨理，经过四十年也一定要恢复旧有墓地才罢休。他侍奉君主时，连吃一顿饭也不敢忘记君主，爱护百姓胜过爱护婴儿，革除弊政、铲除奸恶，只要知道的事情几乎没有不去做的。然而约束自己时却如玉般洁白、如冰般清澄，丝毫的私心都没有进入的机会。所以他到任时，百姓爱恋他；他离任时，百姓思念他。甚至有人为他建造生祠，曾经在兖州重新修建美章亭。盗贼到来时不忍心烧毁它，还说：“这是汪公留下的恩泽。”唉！不知道先生凭什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这是因为他立心正直，不被权势利益诱惑；选择方法精当，不被不义之事屈服。他的忠孝大节昭然于天下，考察古人不逊色于古人，面对今人也没有惭愧，可以说没有辜负科举取士的制度了。先生写文章，不刻意追求华丽的辞藻和雕琢的句式，但义理自然充足。诗也清丽婉约，具有魏晋风韵。尤其以善于书法闻名，哪怕一张小小的书札，人们也都以收藏它为荣耀。他所著的书有《巢深稿》《燕山稿》《宛陵稿》三种，流传给求学者。在举行宾兴荐士的年份，江南三个行省多次聘请先生主持考试，士人舆论尤其佩服他的精审公允，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谈论而不忘。自壬辰年动乱以来，四方土崩瓦解，能够守持节操不回头的人，往往见于学士大夫之中。比如余阙死于舒州，李黼死于江州，台哈布哈死于台州，尤其称得上杰出。像先生这样，没有城郭疆土的守卫责任，有的人在山林泽野中保全自身，君子也未必会深深责难他们。先生却不把出仕或退隐看作隔阂，勤勉急切地想在危亡之际保护百姓，于是终于遭遇祸难。不是侍奉君主没有二心的人，能做到这样吗？假使人人都像先生一样，国家哪里会有败亡的祸患呢？可悲啊！于是为他作铭说：仁皇建立科举，诏书四方传布，众多贤士济济一堂，如云汇集，如水奔赴。美好啊！汪公多次在乡试中考取，入大庭应对君主，终于考取奉常一职，初次出仕便远赴异地，来不及奉养老母，便上疏朝廷，希望改授近处。孝名远播，如流水向东奔流。公听说后说：“唉！这是我的职责所在：铲除强暴、打击贪污，如鹰隼横飞，必须迅速除去。祸害我百姓的蛀虫，接连成为理官，使案件得以公正平决；救起那些腐朽的尸骨，使他们化死为生。鲁国有名邦，等待公来治理；瑞麦嘉禾生长，化为祥瑞响应。策书记载功绩，金匮开启封藏，承担掌管衮斧的大任。有诏令倚重公，不久又教导成均，六馆都欢悦。再次任集贤直学士，升入近臣班列。公说：‘够了！我已经挂车归隐，秩宗的加官只是增添荣耀，还是归去扶杖，在宛水岸边看山吧。如今遭逢时局艰难，四郊多有战事，愚昧的百姓依靠谁呢？公为什么要留我，让我执戟跟随？一鼓作气，争相奋勇，杀贼如割麻，鲜血污染秋日的刀锋。是谁援助我们的军队？夜间的梆声不再响起，他们趁我们松懈，于是没有坚固的城池可以守卫，毒雾四处弥漫，任意杀戮。抓住公，逼他投降，白刃磨向他的脖颈，他咬牙大骂。我本是王朝官员，呸，你们这些贼奴，竟敢侵犯王朝的疆界！’ 公虽然遭到杀害，至死也不屈服，孤忠凛然，明亮得如同太阳升起。事情传到朝廷，皇帝叹息感慨，改变谥名以表彰节操，恩宠也更加优厚。君子所珍贵的，是行为足以成为百姓的希望；面对浅薄世俗如狂澜奔涌，便向东立起屏障抵挡它。活着孝敬父母，死后忠于君主。所有杰出的士人，都把公看作做人的典范。师山郑玉先生行状　汪克寛

译先生名玉，字子美，世代居住在徽州歙县衮绣乡贞白里。十二世祖郑球，凭借资财成为乡里的豪富，号称双桥郑氏。曾祖父郑文政，祖父郑安。至元初年，听说大军要讨伐李世达，将要屠城，便拄杖赶到军门，劝说感动主帅，使全郡百姓得以保全，于是授任征事郎、歙县县尹。他死后，百姓思念他的恩德，向有司陈说，请求建立祠堂。省府嘉奖歙县百姓的志愿，依请求下达此事，准许列入祀典，称为郑令君庙。父亲郑千龄，历任承事郎、休宁县尹，以操守品行著称。求学者纷纷聚集，士人朋友私下为他谥称贞白先生。有司表彰他的居所为贞白里。大德二年戊戌，贞白公调任太平县弦歌镇。七月一日，母夫人汪氏在官署生下先生，火光照亮房间，邻里惊骇。贞白公心中觉得奇异，曾指着孩子对汪夫人说：“我做官审理案件，从不任意苛刻，许多百姓蒙受我的力量而脱离罪网。上天或许会给予报答，这个孩子难道会使我家更加显达吗？”先生从幼年起就不与普通孩子相同。稍长便聪敏，不处理琐碎事务，只爱读书。他严禁家人以家政事务来烦扰自己。刚满十岁，听见有人诵读朱子的话就高兴，因为那些话与他的内心相契；听见有人谈论朱子的道理就高兴，因为那些道理切实关系到自身。于是每天诵读《四书》，玩味朱子的学说并加以推演，沉潜反复，时间久了便融会贯通，领会其中的旨趣。他多次跟随乡里的先生学习，心中不满意就立即更换老师。后来带着书进入黄山祥符寺，又迁居紫阳南山观。他以清淡俭朴自持，立心以诚敬为根本，刻苦攻读、增长学问，寒暑都不懈怠。曾因同郡进士王君仪来访，想杀鸡准备供食；童仆追赶鸡，鸡叫着奔逃，先生于是于心不忍，没有杀它。王君拍着他的背说：“你善于保养这颗仁心。”从此对于恻隐之心的发生，他加以体察、涵养，学问造诣更加深厚。两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成功，便放弃应试功名之学，在六经中寻求圣人之道，精心研究，深入思考，从容涵泳，希望一定达到古人的境界。至顺初年，陪伴贞白公游历京师，阁老诸公看了他所写的古文，将要联名上奏推荐他。先生最终侍奉父亲南归，并不以此为意。贞白公在杭州去世，先生扶着灵柩跋涉数百里回乡，将父亲安葬在家中，悲哀毁瘁超过礼制。到下葬时，门人和朋友手挽绳索送葬的有数百人。他们看见先生举行祖祭、遣奠，跺脚哭踊，彼此相助，一切都遵循古典礼仪，大为敬佩喜悦。服丧期满后，有人劝先生出仕，他笑而不答。在乡里的师山修筑房屋，准备用著述来表达自己的志意。求学者跟随先生求学，佩绶的士人逐渐增多。门人鲍元康等人依托此地创建师山书院，殿堂、门廊、厨房、浴室等设施一应俱全，讲学有斋舍，登高远眺有亭子。先生每天与诸生讨论《春秋》，并通晓其中治世的大用。闲暇时披着短蓑衣到岑山南面游钓。乡人把岑山称作郑公钓矶。元统初年，有司认为先生德行和文学纯正完备，才识通达治道，想用政事来试用他，便向浙省和江南行御史台上荐章。先生谢绝，不肯就任。至正十二年春，先生听说蕲黄红巾军攻陷江州，郡守李公黼为此死难，便面向西痛哭三个月。听说饶州接着陷落，便对门人说：“太平日子久了，将领骄纵，士卒懈怠，怎么办呢？”四月，蕲州军队从婺源攻破徽州城并占据它，先生到南石耳山避难。五月，蕲黄主帅搜求先生，先生想以死相抗。门人鲍元康对侄子深说：“家业可以再建，先生这样的人世间却再也找不到了。”鲍深与先生的弟弟郑琏冒着刀刃进入城中，行贿使先生得以免死。九月，大军收复城池，当时州乡豪侠多抓捕被胁迫从贼的人，以献俘求取爵位，先生叹息说：“杀人来求取俸禄，仁人是不做的。” 这年冬天，蕲黄军队再次攻陷郡城，先生逃入灵山山中。他的弟子多方寻访，快要到达先生住处时，先生急忙躲避，攀登石阶时跌落在地，手臂折断，气绝后又苏醒。第二年，浙省平章萨木丹巴勒率大军前来讨伐，郡县全部平定。平章一向知道先生的名望和德行，想举荐任用他，先生以手病为由推辞。十四年，远近安宁，门人认为师山精舍独自巍然保存，便迎接先生到那里讲学，删定所注《春秋》，有时往来于岑山，手不释卷。六月，天子因大臣推荐，派使者携带内府酒和丝帛，以翰林待制、奉议大夫的身份到先生家召见他。使者渡海而来。九月到达郡城，监郡阿敦哈雅公率领僚属到山中，先生卧病不起，监郡强行扶他起来，他才拜受酒帛，坚决推辞宣命，请求以平民身份入朝觐见。这年冬天，先生与使者到达浙省，而鄱阳余党又攻陷郡城。丞相达实特穆尔公见到先生非常欢喜，与他激烈讨论时政利弊，直到天晚也不疲倦。第二天准备设宴款待先生，先生对丞相说：“敝邑是江浙的屏障，百姓被杀戮如肉酱，丞相不赶快拯救，却郑重举行宴礼，究竟是什么心意呢？” 话说完，先生流下了几行眼泪，丞相为之变色，当即调遣建德路元帅刘公某，会同徽州、泰州、翼官军前往征讨，先生又请求供给粮饷。十六年三月，军队进发并攻克城池，漕运粮饷没有缺乏。监运、婺源判官曹子学对军士说：“这是郑待制的眼泪所带来的结果，你们知道吗？”四月，先生走到海上，疾病发作，便起草谢表交给使者，自己返回。六月，船经过建德的淳安，县中梓桐源士族徐氏、王氏迎接先生登临游览，欣赏山河胜景。徐氏将要修建书堂，挽留先生在那里讲道。这年秋天，门人鲍深从浙地前来会合，于是与他一同归去，隐居在郡城南面孤山的山麓。当时浙东元帅巴尔斯布哈公任监郡，呼图克岱尔公任太守，郑公传翼任歙县县尹，潘君从善任县尹，他们每旬、每月前往问候先生起居，咨询安抚百姓、抵御盗寇的方略。孤山旁边有富登渡，溪岸边耸立着巨石，先生从前曾在那里垂钓游玩。淮南省平章余公阙大字题写“郑公钓台”，先生亲自作文章记述此事。乡人吴虎臣把文章刻在石上。十七年，先生回到师山，编纂注释《周易》。当时先生戴竹冠、穿野服，一个童子抱着琴，另一个童子拿着钓丝，他自在地徜徉于山水之间。

译忽然想起黄山旧游，便同诸生寻访旧日馆舍，沐浴丹砂泉，在石壁上刻记岁月后回来。秋七月，天兵突然到来，郡城失守。先生率领兄弟、子侄再次前往梓桐源，仍借居在徐氏家中。至正十八年，淳安、建德相继失守，先生从间道回到休宁山中隐居。七月初一是他的生日，早晨起来熏沐，面向东方拜了两拜，情绪不能自胜。他对弟弟琏说：“我从昨夜一直到天亮都睡不着，这是为什么呢？”第二天听说郡中大小官民向主帅请求，希望把他罗致麾下。先生说：“我知道死期到了。两只雉飞进我的屋里，这就是征兆。”弟弟琏怕伤害先生，挺身前往，主帅把他拘留，不能回来，又命人写信招先生立即出山。先生说：“我承受国家深厚的恩德，却苟且偷生、苟容于世，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地之间呢？我想赶快去死，可是吏卒突然到来，急如星火，逼迫我到了郡城。主帅召见我，命左右牵着我使我跪拜，我不行礼。主帅问：‘你为什么不出仕？’我说：‘从前元朝授予我丰厚的赏赐，任命我为显要官职，我尚且推辞不出仕，如今为什么要出仕呢？’又问：‘你隐居山中，为什么不出来任用？’我说：‘我从前不做官，如今还要再做官吗？’ 先生抗声回答，言辞更加严厉。主帅命左右把他拖出去，拘禁在郡城。先生闭门高卧，七天不吃东西，仍然作诗作文，神态从容如同平日。他亲手写信告诫诸生说：“人们说，吃了谁的食物就应为谁办事而死；我没有吃他的食物，为什么也要死呢？然而从内心衡量自己，却没有得到安宁。先哲论说殷代三仁，都保全了自己的本心；士人面对事情，怎么可以不竭尽自己的本心呢？我起初想慷慨舍身，以敦厚风俗教化；既然没有实现志愿，现在将从容赴死，以保全节义。”又写信告诫弟弟琏，要委屈自己的志向来保存宗族祭祀；告诫儿子逢辰和侄子拱辰，要合居相处，以继承孝友的风气。八月一日，他沐浴更衣，面向北方拜了两拜，进入寓居的馆舍上吊而死。听到或看见这件事的人，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都啧啧叹息说：“真是男子汉啊，真是男子汉啊！”弟弟琏奉灵柩回家安葬，第二年己亥十二月庚午，葬在休宁县庙岭上，这是遵照先生临终遗命。先生娶程氏为妻，有贤德的行为，能够辅佐并成就他的德行。生有两个儿子，长子祖泽早亡，次子逢辰；两个女儿，黄庭坚、吴宗是她们的女婿。先生相貌清峻古朴，胸襟气度坦荡平和，品行卓异而自立，能够随机应变、果断决策，天性孝顺友爱。自从贞白公去世以后，先生一生中只要听到一次他的名讳，或听到一件他的遗事，就常常眼泪流下沾湿衣襟；每次经过贞白里的门口，便泪流不止，不能抬头仰视。母夫人汪氏患痈，疮肿像石榴一样，最终因此去世，先生一生不吃石榴。弟弟琏早年失去父母，先生尽心教养他，使他长大成人。从兄国英其实是继母洪氏的外甥，先生把他看作亲兄弟；国英死后，抚养他的遗孤，尤其勤勉笃厚。每次经过祖先坟茔，必定下车俯身拜谒。从十世祖以下，都立石碑并大字深刻，以表彰他们的墓地；又编制族谱图，列出始祖以下十五世，把同族兄弟、子侄的姓名刻在征事公墓碑的背面，以敦厚孝友之道。他为人质朴正直、耿介不阿，重视对人的承诺，很少轻易许可别人；即使一丝一毫也不妄取妄予，所以远近的士人和大夫都以“孝廉”称许他。他每次与名公大夫谈到为政，必定把树立纲常、厚重风俗作为最急迫的首要事务。他治学大体以朱子为本，曾对学者说：“此道的美善，不在语言文字之间，而是具备于人的本性之中；不在高远空虚的境界，而是在日常生活和常行之事中实行。用它来穷究事理，用它来修养自身，用它来治理百姓，用它来启发后人，这样或许就无愧于古人了。” 晚年把为人师表作为自己的责任，诱导扶助后辈，从不厌倦懈怠。门人有过错，他当面斥责，毫不宽贷；有长处，就加以奖掖并提拔引荐，因此成才的人很多。他谈到经学时说：“《易》在诸经中最为突出，并且独自成为一部完整的书；天地万物的道理、古今万事的变化，没有不具备其中的，而我们自身和四肢的进退行止、出处进退，也无不在其中，本来就不可以一天不讲习。”于是他把文王、周公的辞句作为经，把孔子的十翼辞句列为传；其中有些十翼的文辞意义简约深奥，就附上注释说明，命名为《周易大传附注》。后来又折中程子、朱子二人的学说，合成一书，命名为《程朱易契》。他认为《春秋》损益四代的制度，是百代君王不可磨灭的典范，显明圣人的大用，体察天地之道而无所遗漏，具备帝王的法度并有明确的征验。帝王的治理，难道可以再次改变吗？有《诗》《书》而没有《春秋》，大概都只是空话罢了。可惜传述《春秋》的人不知道经书的大用，各人说法不同，纷纷扰扰如同聚众争讼。程氏传注得到经书的本旨，只可惜没有完整的书。朱子偶尔有论述，也没有来得及作传。于是他考察诸经来证明传文中的错误，依据朱子《通鉴纲目》的凡例，以经为纲，以传为目。凡是各种说法中合乎义理的，就加以采用；如果经文有脱漏错误，无法考证，就宁可空缺，等待有见识的人来解决，命名为《春秋传阙疑》。对于《礼经》，他多次想同友人汪某互相参照考订，依据朱子师友的《仪礼通解》分析经文和传文，又依据卫氏《集义》删定注说，形成一家之言。正值战乱纷扰，愿望终于没能实现。他作文以正大刚直的气概发为雄浑警拔的文辞，情感慷慨，顿挫有致，简洁纯粹。然而记事朴实，不从事雕琢锤炼；作品纵横奇诡，出入于司马迁、班固之间，而以六经的至理为根本。大体上以阐明正道、扶助世教为主，对儿子讲孝，对臣下讲忠。起初进入京师，有人把他的几篇文章传到奎章阁下，侍书学士虞公集、授经郎揭公傒斯、艺文少监欧阳公玄看到后相互惊叹说：“这大概是擅长古文的作品，严整而有法度。”晚年与平章余公阙、吏部侍郎危公素、南台监察御史程君文最为相知，于是他的文名在朝野之间大为振起。先生平素喜欢登临游览，特别喜爱山川泉石的佳景，搜寻奇景，选择胜地，登临极高处，探访最幽深处。

译他南游浙东、浙西一带，北上燕蓟，横跨齐鲁之地，观览岱宗、凫峄、碣石、居庸的秀美景色；像石门、金华、西山、南山等佳处，也曾一再前往。登上天目山，住在狮子寺，盘旋逗留于玉立亭上，观赏云海的奇景。郡城南面的覆船山深邃幽险而奇异，是本郡最好的山。先生非常喜爱它，每年夏天都带着书到山中避暑。门人洪斌在视云石下面修建了招隐草堂，先生曾同程君文、湖南佥宪郑君潜、前进士胡君南华一起游览，作诗歌咏此事。他尤其能够体察山水的性情，默默领会其中的道理；虽然没有读过郭氏的葬书，但他的议论玄妙，和临川吴先生所著的见解如同符契相合。他曾喜爱休宁庙岭一带溪山环抱、扶舆清淑之气凝聚纯粹于此的景象，便嘱咐弟弟琏说：“我死后就葬在这里。”后来因讲道而成为老师，山中的学者尊称他为师山先生。士大夫称呼他，大多使用他的字。他所著诗文若干卷，亲自题名为《余力稿》，收藏在家中。我曾概括评论先生一生，大体上是学问有根源，而忠义大节早已具备。看他撰写《汉高帝索羹论》《章孝女双庙碑》，以及献书请求建立故宋文丞相祠来表彰节义，就知道先生所涵养的志趣，已经清楚地存在于胸中了。所以他能够辞去翰林的聘请而不接受，即使遭受拘囚的羞辱，刚劲之气仍然耿耿不灭，充塞天地之间。《易》在《困卦》的象辞中说：“君子因此舍命来完成志愿，身体可以受到危害，志向却不可被夺去。”这不正是说先生吗？我克宽早年同先生相知最深，近年往来师山，畅谈重要的道理，不只是异姓兄弟。世事纷乱，突然使我们成了离别之人。我谨将从先生门人弟子那里听到的情况，摘录其大概写成这样，或许可以供朝廷太史氏采择。戊戌年八月十五日，祁门汪克宽谨慎记述。《程礼部（文）传》——汪师泰 程礼部名文，是婺源人，自幼侍奉父母以孝闻名。家境贫寒，他勤苦自我激励；到了壮年，带着书出游求学，历经四个寒暑，研习穷究六经，广泛考察诸子百家，学业一天天进步，于是带着书策进入京师。一时的王公贵人，如平章库库公、翰林虞公、欧公、揭公，都互相推许他。然而他安守本分、淡泊退让，不致力于求取进身，尤其深受虞公、揭公的知遇。适逢修撰《经世大典》，虞公、揭公担任总裁，而程文隶属于揭公的馆署。书成以后，朝廷依照惯例授予各路儒学教授职位；因职位没有空缺，借授注黄竹岭巡检，任满后调任怀孟教授。母亲去世，他在墓旁结庐守丧，服丧期满。辛巳年科举恢复，浙江省以掌卷官的身份征召他；等到将要回去时，父亲去世，又在墓旁结庐，服丧期间从未饮酒吃肉。服丧期满，再任临清漕运万户教授；考核期满，御史台、翰林院共同举荐他任编修官。他的家学得到程朱之学的旨趣，文章有司马迁、班固的风格。后来再次授任助教，拜为监察御史，弹劾官员不避权贵，并同待制余公阙成为忘年交。丞相贺公想破格任用他，但他以年老为由向朝廷请求退职，于是授任礼部员外郎，奉命携带赏赐前往江浙省赐予丞相达公。当时浙东所属的郡县有一半归于方氏，浙省归于张氏，徽、饶、衢、信以及江西都已不是国家的土地，于是他寓居在绍兴钱清的僧舍。有一天，张氏派使者送来礼物，他坚卧不起，不予理会。后来军队从四面包围，他才前往杭州，投奔主贡宪使师泰，随即卧病不起。张氏担任平章的那个人前来拜访，他拥被面向内躺着，卧而不回头看，又迁居到西山僧舍，病情便更加严重。他对师泰说：“我要连累你了。”享年七十一岁，师泰主持丧事，把他安葬在西山山麓。有《蚊雷小稿》《师意集》《黟南生集》在西湖书院刊刻。《元铅山州判程先生（养全）行实》——吴维新

译先生名养全，字子正，他的先祖是新安人。自唐代司徒公平定巢寇、保卫乡里以来，生有儿子勋，任金紫光禄大夫、饶州司马，兼知银山镇；银山就是今天的德兴县，于是家居凤凰村。勋的儿子彦光，任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彦光的儿子克璋，进入南唐，迁居本里的要城，又迁到南溪。克璋的儿子继侃，三代世袭领镇之职，历经五世到庸，才选择龙门之下定居。庸生敷，敷生绎。绎任宋承节郎、江东帅干，生子潜；潜生克己，任从仕郎、真州六合尉。嘉熙年间，北方人侵犯边境，克己战死于国事，赠朝奉郎，这就是先生的高祖。克己有两个儿子，长子达可，任承直郎、两浙运干，因父亲战死而悲痛，撰写《帝王统论》，历数宋末的过失，又编刻《河南家谱》；次子附凤，与父亲一同战死，赠淮西节干，这就是先生的曾祖。达可怜悯弟弟附凤没有后代，便以自己的儿子天球作为他的后嗣，这就是先生的祖父。天球早逝，他的弟弟天则的次子赞翁继承天球，这就是先生的父亲；先生的母亲是婺源吴氏。先生自幼就懂得折节勤学。至正辛巳年，他参加乡试，登壬午丙科，赐同进士及第，授将仕郎、宁国录事。先生刚正廉明，有一天直言抗辩，触犯了佥宪，佥宪命他作《鸷鸟赋》，他拿笔立即写成。佥宪大怒，后来却释怒而握着他的手，像平生好友一样欢悦。先生多次被委任审理案件，平反了许多冤狱。任期届满，等待补缺居家。当时中书参政韩公镛出任饶州太守，援引晏元献、范文正主持南京学的旧例，招致他到郡学掌教。他每天同郡学教官范尧臣、同年董宗文、陆元庆、李晋齐以及郡士杨本等六人讲论。郡学旧有范文正亲手栽植的松树，他每天游憩其下，好事者把他们绘成图，称为“松庭六客”。韩公赞赏他乐于培育人才且已有成效，便以“白粥”为他的书斋题额，叙述此事并作诗赠给他，先生因此号称“白粥道人”。后来转任从仕郎、龙游丞，政绩声誉更加显著；因打击豪强权贵而触怒郡官，被委派去服远役，荒废了职务。佥宪余公廷心巡按各部，责问郡官并为他申理此事。庚寅年，他参加浙江乡试；壬辰年红巾军倡乱，他协助中书左丞罗罗和参政苏公伯修收复失地，立有功劳，授铅山州判，出镇汭口。胡坊号令严明，赏罚诚信，修筑营栅以防御，设置团甲以保障，百姓乐于听用；盗寇军队像蚂蚁一样攀附登城。先生带领义兵奋力作战，俘获敌人总计上万人，百姓因此得以安定，地方为他刻立碑石，在张岩的右边，以记载真实情况。过了一年多，盗寇又增兵侵犯边境，先生亲自率众抵御，却被总兵拘束管辖，志向无法施展，终于遭受箭矢刀兵之伤。临死时，他强撑病体大字写道：“国事不敢说，家事不必说。”又写道：“脚踏实地，心契苍穹。死后如果有知，应当享受庙中祭祀吗？”这是汭川以东、至正甲午年五月五日的事，他享年五十六岁。夫人王氏，是故宋黄冈知县壑的孙女。这年冬天把灵柩从铅山送回，乙未年葬在乡里的叶家山，夫人附葬在旁。儿子两个，长子海宗，擅长科举学业，十七岁去世；次子岱宗。女儿一人，嫁给乐平徐氏。孙子三个，长孙祖德，承继海宗；次孙祖佑；幼孙祖泽。曾孙男四人，曾孙女一人。唉！先生早年就有经世济民的志向，虽然通过科举入仕，却从未把功名富贵放在心上。因此他事奉上级不谄媚，对待下属公正，处理政务专门坚持风纪操守。他的文章平淡古雅，不追求险怪；诗歌雄浑豪放，不崇尚浓艳。有《白粥稿》收藏在家中。起初，先生知道国运难以恢复，预先写文祭奠自己说：“幼年求学，壮年实行，刚直自任，不是迂腐的儒生。任宁国、龙游时，略有廉洁能干的名声，不是污浊的官吏。出身科举，官至七品，不是卑贱的人。年过五十，为国而死，虽然不是通常所说的正命，也仍然是正命。”唉！先生刚大之气，显现在他的志向中；体用之学，落实在他的事业上。遇到文治之事，就廉洁能干而有才，足以治理百姓；遇到军事之事，就忠义勇敢果断，足以抵御盗寇。当地人思念他的功业，在汭水之上立庙祭祀他，水旱、疾病、瘟疫，没有不去祈祷的。这虽然是元朝国运已经终结、天命已有归属，但先生勤劳于国家事务、彰明其内心，可以作为后世侍奉君主、报效国家者的劝勉。我惭居内弟之列，得以跟随先生交游，因此对先生了解较为详细，担心时间久了他的事迹会湮没，便把他的始末写在这里，希望能够向当代善于立言的君子求取铭文，以此慰藉先生地下的英灵。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冬十二月十五日，学正维新书写于监学崇志堂。《新安文献志》卷六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七 （明）程敏政撰 ○行实（忠孝） 《汪左丞（同）传》——赵汸

译汪同字仲玉，起初名叫武同，为避叔父的名讳而改名。他的父亲德润因为儿子久不生育，便到雷坛祈祷。这天晚上梦见神灵降临、雷声发作，醒来后汪同就出生了。他身材高而瘦，肤色黝黑；他的祖先大多以儒业为生，唯独汪同不肯从事笔墨，举止跳脱而不受约束。母夫人叶氏恼怒他不成器，常自夸说：“同儿一旦成器，就会与众不同。”他同一群牧童嬉戏时，便把他们分成队伍，设置队长，教他们坐、起、进、退的法令，说：“如果我做将帅，就在某处扎营，在某处设置旗鼓，牧童们全都听命。”见到的人都觉得奇异。他十五岁时渡过淮河向北走，买马并结交各军校，学习骑马射箭，所有财物都耗尽，不能回家。经过庐江县鹭鸶桥时，询问卖酒的地方，遇到一个贫穷的道士，便同他一起饮酒。道士说：“我能推算命运，你不要忧虑。十年以后，你应当凭武功显达，戴冠帽，骑良马，名声传遍天下，官至二品；要谨慎保全晚年。”说完一出门就不见了。汪同回来后，所借的债无法偿还，父亲大怒。汪同说：“哥哥替我偿还，我努力耕作来奉养父母，不连累哥哥。”哥哥叡是儒者，相信了他的话，又说：“不要让父母忧虑。” 他把欠款全部偿清，共计二千四百二十缗，但最终仍没有从事耕作。至正壬辰年，蕲州、黄州起兵，号称红巾军，攻破江州、饶州；闰三月二十一日，婺源陷落。知州张士谦奋力抵御而不能取胜，被擒后死难。江州一带乡里遭到焚烧劫掠，人们逃散无处可去，于是推举汪同为首领，依托山谷聚集、保卫乡里。汪同分派部署部众，后方凭借五岭，前方倚靠溪谷，盗寇不敢侵犯。哥哥叡投奔官军，把自己陈述的策略用来决定进取。平章萨木丹巴勒说：“得到你们兄弟，就不用忧虑了。”癸巳年三月，萨木丹巴勒统军从严州收复徽州，任命元帅韩邦彦镇抚哈玛尔军，收复湖州、广德，与徽州会师。三月，汪同率众攻破贼军营栅，消灭首领，打通五岭道路，在辕门献上敌人的首级。于是特古勒德尔的军队从回岭推进，元帅刘托音的军队从亭子岭推进，汪同先率兵直趋州城。四月一日，收复婺源州。捷报传来，平章派使者带着白金盂、色段和新钞二万锭前来赏赐。汪同代理义兵千户，率义兵协助官军，从浮梁界田迎接并会合韩邦彦、哈玛尔的军队，收复饶郡。四月十六日，他率先领官兵从浇岭迎接并会合浮梁军。二十二日，盗寇大批到来，韩邦彦分兵追击敌人，大败他们，尸体堆满原野。连续三战乘胜向前。五月一日，收复饶州。捷报传来，平章派使者带着慰劳品来慰劳汪同，任命汪同为余干州同知，任命汪叡为浮梁州同知。汪叡立即辞职回家。韩邦彦苦苦挽留他，他回答说：“叡本是农家人，不熟悉军旅之事；遭受盗寇荼毒，忠愤激切，才到了这一步。依靠诸位战胜的威势，饶州既然已经平定，那么婺源山中可以稍稍安定；上可以奉养父母，下可以教育子女，这是我的本心。功名不是我所希望的，弟弟汪同为国家效力，我应当为家庭尽责。”秋天盗寇再次到来，当时旱灾之后饥荒非常严重，所以饶州百姓争相逃往那里。汪同跟随韩邦彦的军队，从七月到十二月，大小战斗八十多次。每当作为先锋击破敌人，常常运用铁简，冒着箭矢和飞石，出入贼军之中，有时从敌军后方杀出，众敌全都溃散，没有人能够抵挡。因此汪同勇猛锐利、善于作战，人人都称赞佩服。左丞罗罗来到饶州，首先嘉奖慰劳他。萨木丹巴勒说：“汪同战功很多，也多次处于危险之中，应当稍加优待。”甲午年正月，委任他镇守圆沟八涧桥。当时饥荒之后，盗贼出没，掠夺人来充饥；八涧桥驿道一百多里没有人烟，使者和行商都不敢经过。汪同设法招抚晓谕，挑选其中残害百姓的人杀掉一两个来警戒，于是驿道平安无患。七月调任守卫浮梁，贼军一到就被击败逃走。在这以前，万户田汪保移军镇守西营，盗贼没有什么忌惮；没料到汪同到来，战败后彼此说：“没想到汪老头又来了。”这正是汪同当夜率壮士突袭贼营、放火焚烧营寨的事。汪汪保因自己没有功劳而愤恨，于是说：“我守西营，汪同知亲自去守景德镇。”田汪保驻守西营不到一个月，盗贼攻破西营，擒获了他，随即占据浮梁州。汪同前往收复，请求派官员镇守抵御，并以有病为由辞职回家。使者接连到来，汪同说：“我随军守卫饶州，亲身经历百战，不敢侥幸求取朝廷官爵。但士卒饥饿疲惫，很多人逃亡溃散，我也患病而不能再承受了。”当时福通元帅镇守徽州，知道汪同回家，便举荐他任府判。乙未年三月到达郡城，四月前往镇守祁门。元帅马国宝相信身边人的谗言，汪同便以病为由回到休宁。七月宣州陷落，江东宪使周伯琦逃出盗贼之庭，来到徽州驻扎，以礼邀请汪同会同元帅杨英的军队进军收复宣州；途中遇到苗军帅杨旺扎勒，想强行带汪同前往杭州，汪同不去，以有病为由回到婺源。饶州自平章萨木丹巴勒离开以后，朝廷任命托克托阿勒呼木和他共同担任元帅，分统萨木丹巴勒的军队，遇到盗贼便进行剿捕。参政温宁布的军队驻守州城，镇抚哈玛尔一向凭战功而不受约束，因此军队不能统一指挥，盗贼得以乘隙推进，官军溃败。温宁布的军队退回婺源驻扎，温宁布以束帛玄纁征召汪同代理婺源州事；这时盗贼已经到达境内，各军都没有战斗的意志。十二月，汪同在横槎严坑同盗贼交战，回来后对各位将帅说：“军士应当合力为国除贼。婺源守不住，又要退往哪里呢？”没有人回应。第二天盗贼到达城西，汪同正在给各军发粮食，来不及披甲便上马，从北门沿溪遇到盗贼，与他们交战。道路狭窄，剑、戟、弓、箭都无法施展。盗贼凭高处向下射箭投石，汪同稍稍后退，马失足坠入荷池。汪同跃出水面，挥戟舞剑，一边战斗一边后退，盗贼回头看见他，竟不敢逼近。这是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事。于是他徒步追上在开化蒻溪的温宁布军队，身上受了几处创伤。温宁布亲自给他敷用良药，刘托音脱下衣服给他穿，把自己骑的马给他，并向众人称扬说：“汪知州的胆量、勇气和才略，诸位将领谁能比得上？”汪同驻在开化的马金，招募士兵守卫险要。休宁人俞嵋召集民兵，占据岭南溪西的险要之地，抵抗盗贼却不能取胜，便让他的从兄士英、岳卿前来告急。汪同说：“我的军士还没有集齐，缺少器械，不能前往。”

译士英强行劝他说：“俞嵋是您的至亲，为了您的缘故据险抵抗盗贼，等待您一到，军队的士气自然加倍；您若不去，乡里百姓早晚都会被剁成肉泥。”汪同不得已，从白霁岭出兵去接应。这是丙申年正月十三日。军士粮食匮乏，俞嵋请求进兵，汪同说：“盗贼刚到时一定人数众多，我军士还没有集齐，草料、粮食、器械全都没有；进兵不能成功，只会给乡里带来灾祸。这次行动不过是为了声援罢了。”十五日，汪同退驻马金。盗贼大批到来，俞嵋逃走，士英逃匿，盗贼追上并杀死了他；他的儿子茂逃出来，跟随汪同担任先锋。长参政温宁布任命汪叡为休宁县尹，招抚休宁、婺源，人人响应，于是军队更加集结。四月，汪同分派部署，严整队伍，命汪德贤、汪圭担任左右两翼，器械也稍稍完备；吴观国、吴止善、叶宗茂、汪周等人率众来归，而吴观国、叶宗茂当即开始寻找操弄权力的机会。汪叡心中厌恶他们奸诈贪婪、邪曲谄媚，不愿同他们共事。四月十七日，军队渡过马金岭到达羊栈岩，击败来战的盗贼；到凤林又击败他们；到高枧渡再次击败他们。二十三日收复休宁，五月二日收复徽州，会同深渡的官兵进驻徽城，升任府治中，实授承直郎、徽州路府判。五月五日率兵收复黟县，六日收复祁门。汪同每次作为先锋击破盗贼，军士乘着锐气，所向无敌。他发文命万户朱文选守祁门，回军休宁时，路上看见有父子代替牛耕田，便下马抚慰询问，把自己的牛送给他们，远近百姓都感动喜悦。汪叡当时侍奉双亲，温宁布派使者召他前往开化，委任他集合剩余兵力，督守各处险要，以作为汪同的声援。他的父亲对汪叡说：“婺源是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你应当留意；何况你弟弟身边持有忠心的人很少。”汪叡于是招抚婺源，给汪同写信约定日期会合军队。中平五月十九日，汪同的军队渡过五岭；二十日收复婺源，会合元帅多年等人的军队驻守；二十五日回军驻扎休宁，升任浙东道佥都元帅。汪叡驻守中平，集合民兵来保卫乡里。六月二十一日，盗贼再次来到婺源，守军溃败；二十六日，汪叡率兵与盗贼相遇，总是取胜，进军收复婺源，升任代理婺源知州，分派军队并设置谋略守卫饶州边境，盗贼不敢通过。适逢元帅多年、特穆尔、万户王敬、田松山的军队来到婺源，他们不肯驻在州治，却在河西寅坑口筑栅自固，放纵军队四处杀掠不止。八月，汪叡见各军不肯前进，亲自率兵攻破汪可梅的田寨。九月，汪同率领二万多军队，攻破西坑、充田、凤游山等处的盗贼营寨，直抵浮梁州，接连与盗贼交战都获胜，正想乘胜前往收复饶城，却因多年、特穆尔两位元帅忌惮他成功，故意断绝粮饷供应，只得回军准备同他们交战；汪叡竭力劝阻并使双方和解，于是回到休宁。元帅刘玖来镇守徽州，贪暴特别严重。汪同征召浮梁的吴观国，以帅府都事代理府事，却不按礼节与他交往；刘玖又徇私擅自杀人，制造事端。有人把忠言告诉他，都被吴观国压制阻挠。汪叡曾说赵汸学问高、见识远，可以作为师表，事情应当咨询他之后再实行；汪幼凤正直，可以作为辅佐。到了这时，赵汸极力写信陈说，接着又当面说明缘故，但他和汪幼凤都被吴观国诋毁，未获听用。刘玖先因一点怨恨逮捕并杀死他的勇将汪圭、曹马、汪德贤，又想用计谋擒取汪同。汪同亲手杀死他的五名骑兵，夺取他们的马，擒住其中一人，并对他说：“你回去告诉刘元帅：我和元帅同样都是为国家除掉强暴，哪里料到他竟放纵贪暴的欲望，稍不如意就用计谋杀害忠良？如果一定要交战，请元帅约定日期亲自列阵，我不敢躲避，不要做出这种盗贼般的见识。” 刘玖知道汪同没有落入他的计谋，说：“我不能留下了。”于是退军驻扎在严赵小九。元帅因个人愤恨同刘玖交战，刘玖战败逃往衢州，被宋监司杀死。十二月，使者到来，升任汪同为朝列大夫、郡府治中兼浙东同知副都元帅。郡帅巴尔斯请汪同一起守卫徽州，汪同到郡后立即商议修缮城垒，并说：“附近有强敌，退却也没有归处，应当修好城池，作坚守的打算。”有关官员都害怕烦劳，巴尔斯懦弱而没有决断。汪同说：“决定权在元帅。”元帅世代守护这个郡，汪同也生长于这片土地，不应再做严陵的客人。巴尔斯回答说：“汪元帅姑且饮酒，明天再商议。”汪同说：“国家的大计，难道可以因为饮酒而废弃商议吗？元帅如果不想修城，那么元帅的精兵都在祁门，应当命令他们返回驻守郡城。我把所镇守的休宁军队推进去守祁门，这样或许两方面都方便。”巴尔斯说：“很好。”汪同回到休宁。巴尔斯又听信身边人的话，以祁门军队不能调动为由停止此事。汪同说：“这样，怎么能同他共事？”丁酉年三月，镇南王专门派使者送信嘉奖慰劳。江浙省平章强通不断写信询问萨木丹巴勒的情况。五月，丞相达实特穆尔把天子赏赐的酒赐给汪同。七月，邓院判从宣州前来夺取徽州；过了三天，汪同日夜兼程前去攻打，因敌军已有防备而未能取胜。元帅特穆尔多年从婺源进攻他的后方。汪叡正因母亲服丧在家。吴观国暗中逃往遂安。李克鲁原以进士身份任帅府都事，同汪同很合得来，当时留在邓氏军中，写信告知说：“元帅前后受到敌军夹击，打算怎么办？幸好到中途时可以谈心，不必疑虑。”汪同先派叶宗茂、余善前往。李克鲁果然在黄墩等候，并说：“我料到汪公一定会来，难道还怀疑我吗？必须当面才能说清。”叶宗茂回来报告李克鲁在黄墩等候。元帅不要吝惜亲自走一趟。到了黄墩，随从说：“前面已经准备饭食等候元帅，走几步就到了。过了黄墩就会有数百名壮士和骑兵冲出来。”李克鲁说：“主将请元帅相见。”汪同抽刀想自杀，李克鲁奔来抱住他加以阻止，说：“天下自有豪杰之士，元帅平日因意气把我视为知己，亲自见面以后就会知道了。”随即骑马一同到达郡城。邓院判请求前往金陵，于是见到相国，相国让他平定婺源寅坑口的营栅，然后回居郡城。

译戊戌年，跟随邓氏收取严州后回来，只把妻子儿女送往金陵居住。汪同以院判身份镇守婺源，修筑城池，整治军队。开始于戊戌年十二月，到己亥年冬天告成。修筑四座城门，每座门都有重檐复屋；在城墙上环绕种植杨柳，官舍、仓廪全都焕然一新。于是饶州的德兴、浮梁都来归附，儒者贤士也一同归入军中，粮食聚集充足，分派军队训练作战，声誉非常隆盛。起初吴观国逃往遂安，依附长枪邢同佥。邢同佥自己归附婺州，吴观国背叛邢同佥而归来，因同族叔父周出面请求，汪同欣然招纳他。汪叡听说后写信给汪同说：“吴观国遇到危难就逃跑，事情有了头绪就回来，怎么可以再让他毁坏已经成就的事业呢？”汪同收到信后笑着说：“宁可人负我。”吴观国第二次到来时，诉说事情艰难、功业难成。又有福建以省参政的职位来招致汪同，江浙以枢密同佥的职位来招徕汪同。庚子年六月，汪同率军征讨饶州，驻扎太阳渡，最后却单骑暗中前往浙地。丞相达实特穆尔上奏任命他为枢密同佥，并说：“我空出这个职位等待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张太尉又以礼相召，把他请到姑苏。汪同见到张太尉，发现他心意不纯，暗中逼迫丞相达实特穆尔等大臣走上死路，于是前往淮安，同左丞史相见，双方气义十分融洽，一起商议中原事务。史左丞说：“李察罕公忠诚正直，足以担当重任，前去见他一次也好。” 于是汪同出发，见到李公说：“明公以自身承担天下的重任，应当广泛招揽英杰，为天子扫清天下，建立万世不可动摇的基业。”李公说：“好。”两人相见恨晚，李公说：“我平定中原事务、平定江南时，应当从姑苏开始。您远道而来，必定要朝见主上，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回来后再同您确定约定。”汪同入朝京师，被授为资善大夫、淮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皇帝亲笔褒奖宠赐说：“江南忠义之士。”汪同回到江南会见李公，李公说：“张士诚不是忠于国家的人，早晚应当声讨他的罪行并出兵讨伐。您和史君应当协力而行。”汪同说：“遵命。”回到淮安时，史左丞正好同张士诚有嫌隙，也把心意托付给李公。不久李公被盗贼降将田丰杀害，史左丞说：“不幸到了这种地步，志向不能施展。应当请求金陵军队前往夺取姑苏，这样就不用等待我谋划了。”中原事务平定后，便为此筹划，派使者带着书信前往金陵；使者是姑苏人，走到半途叹息说：“我宁愿去姑苏，为保全妻子儿女打算。”张士诚得到他与金陵往来的书信，大怒，出兵高邮。张氏的四位平章同史左丞平素相交甚好，招史左丞来谈事，汪同说：“去那里吉凶不可预测。” 史左丞说：“将领和士卒的家属都留在姑苏，这是第一个顾虑；中原事情已经如此，后援不可依靠，这是第二个顾虑；金陵军队还没有立即向太湖进发，这是第三个顾虑。我们姑且等待时机，也未必马上会危害我们，何况四平章我从前曾经解救过他的危急，他应该不至于这样。”八月二十五日，他们前往高邮会合；二十八日登船，九月二日到达姑苏。张士诚立即拘捕汪同，问道：“我待你极其优厚，你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我，反而背叛我呢？”汪同说：“我来这里，是因为以为你这位元太尉忠于国家；如今你既然背叛国家，我怎么能跟随你一起反叛呢？”四平章竭力设法营救他，并准备酒食为他送别。汪同说：“替我告诉平章，我非常感谢他的厚意。我能够为忠节而死，不愿无义偷生；只是我死以后，诸位也不能长久享有富贵。”十二日，汪同遇害，临刑时脸色一点也没有改变。就在他离开高邮时，朝廷已经任命他为荣禄大夫、江浙省平章；诏命下达时，他已经遇难了。可悲啊！他的儿子澄跟随母亲留在金陵，癸卯年八月，朱先生升前往把他接回乡里。评论说：从前忠义之士曹操在众人之中刺杀颜良，以报答恩德，最终前往追随昭烈帝，这是义气所在。昭烈帝是汉室后裔，具有雄才大略，足以有所作为。曹操公不违背昭烈帝，是因为义。后来他战死，是谋略不如勇力的缘故。汪同出面保卫乡里，为国家建立功勋，义声显著，始终不改变自己的心志。他起初的勇敢和义气，同曹操公大致相似。天理和民间常伦，不可能在人心中消灭，本来就是如此。看看那些苟且求取富贵的人，又怎么样呢？（按：汪同的哥哥汪叡，汪氏家谱小传说：汪同字仲玉，幼年喜爱骑马射箭，熟悉武事。至正壬辰年，蕲州、黄州、江州、饶州的盗贼侵扰婺源，汪同集合义兵来保卫乡里。癸巳年四月，打通五岭迎接官兵，收复婺源，以功劳代理义兵千户。又收复浮梁、饶州，授任余干州同知。丙申年四月，收复徽州以及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升任承直郎、徽州路判，迁任奉政大夫、徽州路治中兼浙东道同知副都元帅。丁酉年七月，被邓院判擒获。戊戌年十二月，修筑婺源城。庚子年六月，统军征讨饶州，驻扎太阳渡，于是暗中渡过江浙，将情况上报。朝廷嘉奖他，授任嘉议大夫、同佥行枢密院事，晋升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辛丑年冬天，入朝京师，皇帝亲笔写下“江南忠义之臣”六字赐给他，授任资善大夫、淮南行中书省左丞。壬寅年九月十二日，被张士诚杀害；临死时毫不屈服，而朝廷授予荣禄大夫、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的诏命此时才下达，他已经遇难，享年三十七岁。事情传到朝廷后，追赠推诚效节辅国功臣，追封平阳郡公，阶官依旧。大明故帐前管军上万户、追封安定伯、赠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加封安定侯、谥忠愍程公（国胜）神道碑铭　朱善

译当初，皇帝念及癸卯年在南昌以及康郎山前后为国死节的臣子，追封已故万户程国胜为安定伯，和梁国公赵德胜、济阳郡公丁普郎等人一同享受庙祀。过了很久，又确定让他们这些开国功臣配享仁祖淳皇帝的庙庭。凡是在外地有庙祀的人，也都赐予谥号、加授勋爵，并派使者前去祭祀；有的没有完备礼仪安葬，便由官府供给。仍命史官把功绩刻在神道碑上。于是，安定伯的哥哥吉辅，因为公曾驻兵富阳，喜爱那个地方，而公族中住在杭州的人又正好把墓地献在县西长山的原野上，便迁移灵柩安葬在那里。我朱善谨奉诏书，撰述故赠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安定忠愍侯的事迹如下：公名国胜，姓程，世代居住在徽州休宁。起初名叫元佐，参军以后，皇上改赐今名。他的先祖是陈朝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忠壮公程灵洗的后代。忠壮公在侯景之乱时保卫乡里有功。他的儿子散骑常侍、威悼公程文季在北周为国死节，父子二人在徽州享受庙祀，号称“世忠”。威悼公的后代，在南方显达的，有唐代御史中丞、歙州副统帅程澐，曾经起兵乡勇抵抗黄巢，具有忠壮公的遗风。程子南居住在休宁，城郭宅第十分兴盛。他的后代在北方显达的，有唐代六合县令程大辨，迁居中山，又迁居河南，生下程明道、程伊川两位先生。靖康末年，子孙跟随宋室渡江，居住在池州，后来又迁到徽州，城郭宅第由二程一脉相继延续，谱牒完整保存，可以考察。公的曾祖父程荣秀，元代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曾祖母刘氏，追封彭城县君。祖父程文贵，任饶州路德兴县铜冶场提领，祖母郑氏，封安人。父亲程社，至正末年因荐举任承奉班都知，没有赴任，母亲吴氏。公生来英俊伟岸，身高八尺，胡须眉毛都很美，见到他的人都知道他不是寻常人。元朝政权衰败时，各地纷纷起兵，公慨然想要显露才能，便和县人俞茂、婺源人汪同等人联合，组织乡兵来平定盗贼叛乱。丁酉年，天兵攻下徽州，卫国邓公派汪同和公等人到金陵，皇上十分高兴，命汪同回去守卫婺源。因为公等人跟随征伐，邓公上奏任命公为总管府先锋，分兵给副将李克鲁，巡行攻下方山各寨。这年十月，苗军杨完者部下十万军队逼近徽州，邓公选拔勇敢士卒前去试探，众人都推举公。公率领一百多人横戈呐喊冲击敌军，敌众纷纷退避，彼此践踏，尸体交错。正好统军胡大海的军队赶到，于是攻破了敌营，生擒敌将胡辛等二百人，杨旺扎勒仅仅逃得一命。公因功升任管军总管。戊戌年正月，跟随军队在婺源攻打特穆尔布哈元帅的营寨，主力军正在与敌交战时，公率领各支奇兵袭击敌后，于是杀死特穆尔布哈，俘获士卒一千多人。三月，跟随攻打严州，途中遇到长枪谢元帅的军队，交战并将其击退，于是攻下严州。五月，伪吴张士诚与杨旺扎勒合兵侵犯严州，公在东门打败他们的水军，追到大浪滩，飞箭射中大腿，便拔刀取出箭头，又重新作战，勇气更加旺盛，因功晋升为领军先锋。己亥年五月，跟随邓公巡视浙西，在临安于闲林寨大败张氏叛军。庚子年七月，鄱阳院判于光、左丞俞椿击退伪汉守将辛甲，占据鄱阳，邓公派公前去劝说二人，二人于是带着饶州归附。饶州濒临鄱阳湖，当时伪汉主陈友谅正占据江州，多次派水军来争夺，邓公与于光、俞椿在湖口连营抵抗，公在敌军营垒后面列阵，断绝他们的归路，贼军多次不能得志，于是退走。八月，公率兵攻取浮梁，伪参政邓邦佐弃城逃走，军队进趋乐平，伪总管萧乙率五千人在险要处扎营，众人都不敢首先登攻，公命敢死之士持着木棒鱼贯奋勇攻击，夺取敌垒冲入，生擒万户彭寿等一百人，于是攻取乐平，进而攻打江西。十月，邓公驻兵临川平塘。当时邓克明占据抚州，派使者表示通好，实际上没有投降的意思。公赞同邓公，束紧铠甲连夜赶路，天亮时进入他的军营，邓克明单骑逃走，于是攻取抚州。公因功授任管军万户。壬寅年正月，皇上亲自到江州讨伐陈友谅，陈友谅败逃，公跟随邓公率兵会师南昌，分兵平定所属各县。癸卯年四月，诏令皇侄以大都督身份统领诸将，陈友谅更加征发境内军队，乘坐巨舰前来进攻。皇侄分兵拒守，公守卫寺步门。敌军进犯，公与之交战，俘获一名敌将，敌兵丧失斗志而溃败。双方相持共八十五天。敌兵顶着像簸箕一样的竹盾推进，逼近抚州城门，城墙被攻坏三十多丈。邓公用火铳将其击退，随即竖立木栅；敌军奋力前来争夺，边战边筑，整夜之后城防才修复。公于是和牛海龙趁夜率兵劫袭敌营，牛海龙被流箭射中而死，公泅水逃脱，在金陵拜见皇上，详细说明危急困苦的情形。皇上见到公又惊又喜，晋升他为上万户，调发水军二十万人亲自统领，命公率亲兵在帐下宿卫。后来与陈友谅在康郎山大战，陈友谅的骁将张定边奋勇向前直冲皇船，皇船恰好搁浅，公持剑呵斥张定边，急忙和帐前左副指挥使韩成、水军元帅陈兆先驾着轻快战船，从左右奋力攻击。正好鄂国公常遇春从旁边射中张定边，定邉县公俞公迅速划船前来援救，船行水势涌动，皇船于是脱离浅滩。而公等人反过来绕到敌舰后面，敌人的援兵不能接应，便奋力作战将其杀死。当时是七月戊子日。皇上听说后为此抚胸大恸，亲自撰文祭奠。公享年仅三十一岁，妻子汪氏也在这场灾难中死去，追封为安定侯夫人。公平生喜欢读书，仰慕节操义行，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凡是筹划作战、决定胜负的方法，他不经学习就能掌握。每次作战都踊跃争先，率先冲向敌阵，箭石交相落下，神色意气仍然自若。坚固的城池、著名的营寨，只要亲自到达并竭力攻取，全军没有攻不下的。皇上完全知道他的名声，所以赏赐锦衣、名马时，必定优先于全军。唉！癸卯年距今大概二十五年了。当天下初创、群雄角逐之时，虽然上天眷顾真主，赐给他爪牙，宣力之臣辅佐大业，但公等人舍身效命，至死也不后悔。最终功勋载入盟府，与古代英烈之士同样美名齐著。他的高明见识、绝异才能，也不是偶然形成的。仰想皇上奖赏忠臣、酬报功勋，超过前代，颁布的恩礼数不胜数。又将依次讨论施行世代承袭禄位的制度，把这些写在简册上，流传给后代，实在足以劝勉千万世做臣子的人。

译于是叙述他的事迹，并以铭文作结：铭文说：巍巍我皇，上天赐予神武之威。真龙在江淮兴起，以恢复中原。南征北伐，拯救世人的危难。勇猛的将臣，有的疏通亲近，有的迅速奔走。有一位伟大的程公，拥有万人之勇，是世忠之后，不震惊，不畏惧。当时江浙一带，茫茫成为盗贼聚集之地。大旗向东而来，公持剑跟从。起初辅佐元帅，在幕府中建立声名，后来统领偏师，谁敢欺侮我。苗军嚣张，连同那支长枪军队，公出现在战阵之中，锋芒无人能挡。徽州、严州终于平定，饶州、抚州也攻下了。战船遮蔽江面，牙旗上载着禡祭之礼。向西攻取临安，以压制伪吴。阻挡那些楚地蛮军，以屏障鄱阳湖。皇上念及公的功勋，显著地给予大赏，玉饰名马、锦绣皮衣，与众将不同。那些楚地蛮军反复无常，不肯同道，窥伺我豫章，像蝎子和蜜蜂一样凶毒。公发誓说，要廓清江汉，不与贼军共存，背靠城池与敌决战。皇上讨伐贼军，在江边显示军威，公随驾出征，在左右携带弓箭。敌军乘隙来攻，胜负尚未分晓，公拼死护卫皇船，势单力孤，援兵断绝。大星在拂晓陨落，江水在夜里悲鸣。刚烈的丈夫、铠甲中的战士，在危急中并肩殒命；马革裹尸的忠诚，悲哀震动皇宫。皇上亲自撰文祭奠，赐予庙祀。又想到艰难忧患，让死者如同生者一样，便安妥他们的英灵，由官府修治墓茔。褒奖功勋授予爵位，表彰忠节赐予谥号，不只是荣耀一时，也是为了劝勉百代。墓穴中放置衣冠，公于是开始盖棺；英魂庄严肃穆，玉带貂蝉相随，墓旁建有享堂。公安居于正寝之中，四时举行烝尝祭祀，来享用祭品。富阳的山上，松树楸树郁郁葱葱，实现程公的遗志，把祭奠设在这座高冈。神道上有碑，碑座为赑屃，碑首雕有螭龙；史官刻写铭文，永远告示后人。（朱善已经为此碑撰写铭文，获准放归田里；等到再次入朝时，碑还没有竖立。他的家人请求把碑文重新刻写一遍。大概公是为国事而死，过去只依据南昌的功状，所以有遗漏的记载，现在补入。并且公的爵位，壬辰年在康郎山时，赠明威将军上骑都尉，追封安定伯；在南昌时，赠定远大将军轻骑都尉，追封安定侯。当时相隔遥远，双方都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有人说祭祀典礼重复，诏令撤去南昌的位次，只保留在康郎山的祭祀。到洪武十一年，普遍向死节之臣施恩，共一百九十三人，公也赠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仍封安定侯，谥忠愍。恰逢中书省大臣相继获重罪，建议将文书一概搁置，所以褒奖功勋的典礼虽然已经呈进皇帝，却没有来得及在庙中颁行。即使如此，褒奖功勋的典礼已经记在皇帝心中，日后本来应当申明并施行，以劝勉忠义，难道可以终究泯灭吗？我姑且把这些附记在碑阴，等待将来。）洪武十八年夏四月甲午，文渊阁大学士、奉议大夫丰城朱善记。○钦定康郎山功臣庙位次：辅国上将军、护军、同知江南行枢密院事、济阳郡公丁普郎；安远大将军、轻车都尉、帐前总制都指挥使司左副指挥使、高阳侯韩成；安远大将军、轻车都尉、水军元帅府统军元帅、京兆侯朱贵；安远大将军、轻车都尉、太平兴国翼元帅府统军元帅、颍川侯陈兆先；怀远大将军、轻车都尉、元帅府右副元帅、太原侯王胜；怀远大将军、轻车都尉、秦淮翼元帅府右副元帅、陇西侯李信；明威将军、上骑都尉、帐前管军上万户、安定伯程国胜；武节将军、骁骑尉、管军上千户、罗山县子王凤显；武节将军、骁骑尉、管军上千户、定远县子姜闰；武节将军、飞骑尉、管军上千户、梁县子后明；武节将军、骁骑尉、管军上千户、合肥县子王德；武德将军、骁骑尉、管军镇抚、怀远县子常惟德。○考察康郎山功臣庙正殿所祭祀的十二人，先祖位列第七。查甲辰年诏书褒奖、追赠各位死难者，先祖获赠明威将军上骑都尉，追封安定伯。当时也诏令南昌守臣上报各位死难者，赐予庙祀，先祖位列第六，获赠定远大将军轻车都尉，追封安定侯。大概是双方彼此都不知道。后来有人说祭祀典礼重复，诏令撤去南昌的位次，只保留在康郎山的祭祀。到洪武十一年，在鸡鸣山祭祀功臣，将梁国公赵德胜等一百九十三人附祭，先祖也在其中。当时有人建议，凡是在外地享有庙祀的人，都应增加褒奖抚恤，于是丁普郎等人都晋爵并赐谥，先祖也赠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仍封安定侯，谥忠愍。诰命和祝文都已经呈进皇帝。恰逢执政大臣接连获重罪，诏令撤销中书省、提升六部，中书省的文书都被搁置，褒奖功勋的典礼没有来得及颁行，大概是有关官员不能裁决明白、向皇帝请示的缘故。朱学士《一斋第三集》详细记载了这件事，近来才看到，因此记下从前在京师武靖侯赵公家中看到的其先祖梁国公碑文：那篇碑文由尚书陶凯撰写，题衔采用洪武十一年。后来在《皇明文纂》中看到梁国公碑文，原来是司业宋濂撰写的，题衔却采用甲辰年。当时颇为疑惑，按照现在看到的先祖碑文来看，大概是当时褒奖典礼虽然下达，却没有来得及在庙中颁行。所以如今南昌和康郎山功臣庙中，从赵德胜、丁普郎以下，都仍然采用甲辰年的官爵。我私下担心后人会对其中不同的原因产生疑惑，谨慎地详细记载下来。制书说：崇尚德行、报答功勋，是国家的常制；舍弃生命、取得道义，是臣子的至情。何况正当创业之初，更应当完备死后的荣典。因此，定远大将军、轻车都尉、统军万户、追封安定郡侯程国胜，才智见识明达，天性勇悍雄杰，从民间奋起，参加征伐，击破苗军而平定徽州、歙州，消灭敌兵而收复婺源。随后攻下严州，俘获长枪军队，巡行浙西，击退张氏贼军的侵犯；劝说饶州守将，使全郡归附。进而攻克临川，敌人没有坚固的营垒；多次升任将帅，辅佐守卫洪都，山贼终于平定，所属各县安定，功绩接连上报，朕非常嘉奖他。哪里料到伪汉来犯，他竟能与主帅同心协力，边战边守，奋勇不顾自身，冒险突围，终于遭遇灾难。当时虽然已经赐给他爵位，并在当地享受庙祀，如今朕统治四海，加恩于天下，追念开国功臣和同时死节的臣子，应该再次下令、分封爵位，以表达朕的心意，显示对忠节的劝勉。可以特意赠给他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追封安定侯，赐谥忠愍。愿他的英灵不昧，尚能享受并承受这些恩典。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一日。长史程公（通）传　家乘

译公名通，字彦亨。他的先祖从歙县篁墩迁到绩溪程里，又迁到坊市。祖父程平素以读书为业，洪武初年因盐法获罪被拘捕。御史查明他并非无辜，告诉他说，如果牵连旁人，便可以免罪。程平起身回答：“我不幸被人诬陷，如果又诬陷别人，就是欺骗上天。我宁愿亲身等待治罪。”御史感叹惊异，最终把他谪戍延安。有与他一同被谪戍、客死异乡的人，程平派儿子背着遗骨送回他家。他家因为贫穷不肯接纳，程平又买地把遗骨安葬。伯父程以忠，洪武庚申年因人材荐举任潮州程乡县知县，有治理政绩。父亲程以诚，尤其以孝顺友爱闻名。起初，程以忠的儿子程泰准备到程乡探望父亲，程以诚和他一同前往。途中听说程以忠获罪被捕，又正值瘴气流行，同路人诱骗程泰返回。程以诚大骂道：“你的父亲因事获罪，正应当舍弃生命前去救援，丢下他返回，你究竟是什么心肠？”于是徒步径直前进，到了那里却因冒犯瘴气而死。听说此事的人都为之悲痛。公年少时就有至诚的天性，又受到家庭教育，举止必定遵循礼法，爱好学习而不知疲倦。乡里的先生都认为他奇异。十四岁补为县学生，二十二岁以贡生身份进入太学。当时是洪武乙丑年。丙寅年听到父亲程以诚去世，获准回家，徒步翻越山岭迎接灵柩，带回来安葬。安葬完毕，在墓旁搭庐守墓三年，悲哀痛哭而形容憔悴，妻子儿女甚至几乎认不出他。戊辰年重新进入太学，当时程平已经年老。公上书说：“臣壮年便失去父亲，祖父就如同父亲；臣的祖父年老而没有子孙，臣就如同他的儿子。我们祖孙二人互相依靠而活。如今边疆戍卒多如树林，难道还会缺少像臣祖父这样的人吗？”辞意极其恳切。奏章上达后，高皇帝怜悯他，却扣下奏章没有下发，私下命令兵部用驿站传召他的祖父。祖父到达后，又召公前来，祖孙二人东西相对站在玉阶下。皇帝回头对公说：“你认识这个人吗？”祖孙相互扶持，哽咽着不能抬头仰视。高皇帝叹息道：“这个人真孝顺啊！”命令兵部除去程平的军籍，派驿使送他回乡。庚午年秋，公由尚书荐举，参加应天府乡试。当时朝廷派诸王领兵巡视边疆，在朝廷上向各位贡士询问封建之策，公的回答符合皇帝心意，皇帝亲自选拔他为第一，授任辽王府纪善。辛未年跟随辽王到临清检阅武事，壬申年跟随辽王到辽西赴国。当时王府尚未建成，公因祖父丧事获准回乡，又在墓旁守墓三年。服丧期满后恢复任职。不久，高皇帝去世。庚辰年跟随辽王渡过海南归，辛巳年晋升为左长史。第二年才跟随辽王赴荆州之国。公尽心辅佐教导，辽王敬重礼遇他，凡一国之事都向他咨询。王府中有个名叫纪纲的卫士，因为侦察事务得到宠幸，公每次召见他都鞭打并告诫他。适逢文皇帝起兵靖难，派人到荆州，公起草数千言的密封奏章上奏。文皇帝平定天下、确立正统后，纪纲因入朝祝贺而留下侍奉，历任官职，做到锦衣卫指挥使。他奉召接受询问时，趁机谈到那篇密封奏章，于是诏令把公用械具押送到京师，抄没登记他的家产。公死后，家人被发配戍边；又下令到绩溪抄没他的家产，得到贫瘠田地几十亩、遗书几十上百卷、牯牛皮数张。黄希范在洪武末年曾出任徽州府知府，向来和公交好，到这时也被卫士逮捕，一同抄没家产，押送京师。可是绩溪程姓人口最多，幸亏使者仁慈宽恕，只治罪其中一房，其余人得以免罪。当初，辽王很敬重公，命人绘制他的画像，又记录他的世系谱牒，亲自为他题赞。十年后，公同母异父的弟弟彦迪因事到荆州，辽王召见他，谈到旧事，说：“你想见你的哥哥吗？”彦迪叩头，不知如何回答。辽王拿出遗像给他看，彦迪放声痛哭，并请求带着他的世谱回去。永乐年间，有仇家想要起诉程氏，恰好彦迪外出，家人害怕，便把画像烧掉，只剩下世谱。公起初读书，就立志追求圣贤之学，平日总是小心谨慎，仿佛总觉得自己有所不及；到了处理事情时却意志坚定，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所以成就和立身如此。写诗作文不追求奇异，而以义理为主；然而文辞气势超逸，即使专门从事文章的人也反而赶不上他。他有文稿一百多卷，全都在官府中被毁掉了。（公去世已经很久，他的遗事完全没有人知道。敏政曾向故老询问，得知大概情况；又在京师见到公的从孙、上林苑监署丞程京，于是搜集整理材料，写成这篇传记。唉！公与方希古、周是修两位先生同时代且友善交往，如今希古的文章已经刊刻流传于世，是修又有杨文贞公为他表彰，唯独公的事迹湮没而无人知晓，这难道是远方宗族后学不能自已的原因吗？）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六十八 （明）程敏政撰 ○行实（儒硕） 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松）行状　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