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七

译公的本籍是徽州婺源县万年乡松岩里。曾祖父朱振，未曾做官，曾祖母汪氏。祖父朱绚，未曾做官，祖母汪氏。父亲朱森，故后追赠承事郎，母亲程氏，追赠孺人。公名松，字乔年，于绍圣四年闰二月戊申日出生在本县家中。未满二十岁时，由郡学贡入京师；政和八年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县尉。为父亲服丧，服除后改调南剑州尤溪县尉，兼监泉州石井镇。绍兴四年，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依次升任左从政郎。为母亲服丧，服除后奉召应对，改任左宣教郎，授秘书省校书郎，升任著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任司勋、吏部两曹，仍兼任史职；参与修撰《哲宗实录》，书成后转任奉议郎。因年资和劳绩转任承议郎，出任饶州知州，尚未赴任，请求退闲，获命主管台州崇道观；任期届满后再次请求，任命下达时去世。时为绍兴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公天生才俊，从儿童时代起，出口之言就令人惊异。年少长大后游学于学校，作为举子作文，已经清新洒脱，没有当时文章的陈腐卑弱之气。等到离开科场后，才放开胸怀写作诗文。他的诗起初也不事雕琢修饰，却自然秀美焕发，格调力量闲雅舒缓，超然有脱离尘俗的情趣，远近传诵。到了京师，听说当时以诗著名的前辈，往往还没见过他的面，就异口同声地称赞他。他的文章汪洋恣肆，看不到边际，像河水正从源头涌来，奔腾拥挤，浑厚浩荡而流转不息，顷刻之间变化万端，难以形容，别人也很少能够赶上他。然而公从未因此自我得意。有一天，他长叹一声回头说道：“这样文章虽然昌盛了，但如果离道越来越远，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又发愤改变作风，更加取来六经、诸史和诸子百家的书籍，伏案诵读，以求了解天下国家兴亡、治乱的变化，以及当时君子顺应时势、因应变化、安排先后本末的次序，希望能够把这些发为议论，落实到事业上，像贾长沙、陆宣公那样。后来又结识浦城萧顗、字子壮，以及剑浦罗从彦、字仲素，并与他们交游，于是听到了龟山杨氏所传的河洛之学，独自领会了古代圣贤没有传下来的遗意。此后更加刻苦自励，痛下决心刮去浮华，趋向根本和实际，每天诵读《大学》《中庸》，在致知诚意上下功夫。他自认为性情急躁会妨害求道，于是取古人身佩熟韦以自我警戒的意义，为书斋命名，早晚在其中自我警醒约束。由此，过去从观察考察中所得的认识，更加能够自信，也更加坚定地守持。因此他曾经说：“士人所立的志向，归根到底只在义与利这两个方面；然而它开始时极其细微，后来的流弊却非常深远。譬如射箭，如果在扳机之间差了毫厘，那么到了百步之外就会差上寻丈。”他又常说：“父子以恩为主，君臣以义为主，这是天下最大的戒条，在天地之间无处可以逃避。就像人呼吸饮食生活在元气之中，一口气不能接续，必然就会死亡。因此从古以来圣贤制定法度、垂示训诫，用来维持和防范这两方面的事情，从来没有一天稍稍忘记过他们的用意，难道只是为眼前的忧虑吗？”这时正值宣和末年，士人求取功名、干预世务的情况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不久发生靖康之变，朝廷覆亡动荡。公在尤溪，正与同僚宴饮聚会，忽然有人来告诉他皇帝被金人掳往北方的消息。公听后震惊骇异，甩袖起身，悲恸得几乎昏绝。后来建炎年间重新建立政权，王室漂泊动摇，尚未安定；盗贼纵横，道路阻塞，朝廷本来就无暇搜求幽远之处来尽用一代人才。公胸怀奇才，又以自我推销以求闻达为耻，因此困顿在尘埃卑辱和战乱之中，逃避寄居于代理官职，以奉养亲人，十多年间甚至到岭海鱼虾绝少、人迹罕至的地方任职，已经不再有对当世的期望。适逢诏令派御史胡世将安抚晓谕东南，公于是借拜见他的机会劝说道：“古代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必定有一个确定的计划，把它作为子孙万世的事业；从来没有俯仰观望、模棱两可、苟且度过朝夕，甚至连一年的准备都不做，却可以治理国家的。如今朝廷的议论，本来一定有所谓确定的计划，但不知道只是想依靠江汉、控制荆吴，以保全东南而已呢，还是想攻克收复神州，扫清帝王陵阙，占据中原而抚治三河呢？我曾听说：不取得关中，中原便不能恢复；不取得荆州、淮南，东南便不能保全。唐朝只是没有失去关中，所以经历三次覆亡仍能保有旧有疆土；吴国孙氏向东攻打新城，向西攻打襄汉，正是为了保卫建业。后来桓温、刘裕虽然能够凭借江汉的舟船向西进入河渭，但取得之后不能守住，也就仅仅足以保全东南罢了。由此天下的大势就可以知道了。如今向前不能凭借六军的重兵，打通荆襄道路，沿汉水、沔水前往兴元，结连拓跋，控制五路，向东谋取中原；向后又不能迁移车驾到建康，整治军队、训练武艺，向北争夺荆淮，作为固守的计划，却只是困处一方，把日月耗费在道路上，前进不能取得一尺的利益，后退又没有什么可以保全，却把这当作安定，不知道这样漂泊不定最终会怎么样呢？”胡世将认为他的话奇异，赞赏他的策略，回去后立即把它报告朝廷。泉州知州、资政殿学士谢克家也随后上表，称赞公学问品行美好，不应当长期滞留在主管钱粮的职位上。于是公得以奉召考试，主考以中兴事业的难易、先后为题发问。公当即回答说：“自古谋划国家有得失，而成功本身没有难易。天下国家有最高的谋略，至于国势的强弱、兵力的盛衰、土地的扩张收缩，都不在其中。只要能够顺应人心，任用贤才，端正纲纪，那么天下的事情就没有难以办成的。只希望在上位的人珍惜时间、爱惜光阴，赶快谋划。”他的文章反复驰骋，辩说纵横，贯通古今，论据详实精博，还没到中午，奏篇已经写成，累计数千言，而且一字未改。高宗读后认为奇异。赵忠简公当时以枢密院长官身份奉诏西行督理川陕、荆襄军事，想上奏选公为属官，恰逢公的母亲病重，没有成功。随后公因丧事回乡，赵公最终也没有成行。公再次奉召入朝应对，当时皇上已经采用张忠献公的策略，进驻建康，指挥授予诸将方略，计算日期准备大举进攻以收复中原，国势也稍有振兴。

译公第一次进见时，想坚定皇上的意志，以完成中兴事业，便上奏说：“陛下凭圣明睿哲的资质，处在艰难的时运中，忧心劳神、侧身焦思，至今已经多年；然而百姓困苦，军队衰弱，南北相持，平定天下的功勋久未完成。或许陛下应当把圣明的志向提升到高远光明之境，并以睿智辅助它，每天增进学问，留心延请询问，早晚勤勉不懈，来寻求使宗庙社稷长远稳固的策略；申明纪律，崇尚奖赏节义，又把民心作为根本，把忠良作为心腹。这样臣就知道北方军队不值得忧虑，恢复的大功指日可待了。”于是他谈论自古以来中兴的君主，只有汉光武帝勤劳不懈，亲自成就大业，可以作为法则；晋元帝、唐肃宗志趣短浅，功业没有完成，可以作为警戒。他反复陈说，恳切至极，但仍担心计划谋划之间或许不够精密审慎，不能使众人心服而成就大功。于是又说：“君主掌握大权来驾驭一代天下，必须在处理这些事情时切合义理，然后才能深深使天下人心服。因此，所做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如今一切政务都在早朝裁决，侍立、退避的短暂时间里，还没有充分获得广泛谋划的益处。如果要使决策必定符合事理、使人心服，应该略微仿照唐朝延英殿坐议政事的制度，向上考察仁祖天章阁赐札询问的规制，延请群臣，广泛寻求最好的谋略。然后总揽并参订，依次施行，那么政令发出之后，上下都会心悦诚服，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办成的。不过他又曾忧虑士人沉溺于世俗之学，不明白君臣之间的大义，所以处在成败关头的人，常有苟且偷生、自我宽恕的心思，而缺少舍生取义的节操；这将使三纲沦丧，国家没有可以依凭来获得安定的东西。于是又上奏说，应该鉴戒过去的过失，把阐明人伦、砥砺名节作为首要事务；又应广泛寻求魁伟磊落、刚直鲠正、不改其节的人，安置在朝廷，使他们平常无事时严肃正色地立于朝堂，那么奸邪的萌芽和叛逆的节操就会在暗中消除；一旦国家有缓急，他们便奋不顾身地抵抗大难，也足以抵御危辱凌暴的侵侮，这样或许可以使神器尊严、国祚根基强固。皇上喜欢他的话，尤其赞叹他关于光武帝、晋、唐的论述。第二天，皇上把这些话告诉辅臣，并且谈论元帝、肃宗的过失，尤其责备元帝仅仅保全江左，完全没有谋取中原的志向，于是下诏改授公为京官，仍主管校订中秘书。由此可见，在那个时候，皇上的圣明志向所在，也已经显现出来了。不幸正好发生淮西杀将、叛兵的变故，朝廷内外惊恐疑惧，异议蜂起，张公甚至解下宰相印绶离职，国策于是改变，竟然想全部撤去两淮戍军，退回建康自卫。公深深认为不可，于是率同僚上疏说：“淮水、淝水一带，是东南的屏障，是古人百战而必争的地方，如今幸而都为我们所有，却无故舍弃来资助敌人，不是正确的计策。如果让敌人乘我方空隙长驱而来，不到两夜便可到达江津，人心一旦动摇，建康即使有十万甲兵，也将无从施展。况且新归附的百姓多年来已经安定聚居，也已经有了秩序，如今却在一日之间抛弃他们，使老幼狼狈向南而来，成年壮丁怨恨而向北离去；失去人心而留下后患，又更加严重。即使因为宿卫兵力单薄而一定要实行现在的策略，也希望不要全部撤走，而让合肥、盱眙两处戍军各自留下不少于三万人，这样也足以巩固我们的边防、壮大军威了。”奏疏上呈后没有得到采纳，刘豫果然多次向金国请求援助，想乘我方空隙进攻。议论的人正为此忧虑，金国又忌惮刘豫的强将难以控制，突然将他逮捕废黜，于是无暇把我们当作对手；否则也就危险了。从此以后，朝廷的谋划迟疑退缩，上下松弛懈怠，北伐的谋略日益衰落，只顾观望中原，坐失机会，第二年车驾便回到临安。御史中丞常公与人共同荐举公，说他恬淡自守而且有操守，可以任用来担当大事，于是又召公应对。公当即直言说，如今的国策不过两端：喜欢进取谋略的人，已经因冒险妄动而遭到失败；主张等待时机的人，又因玩弄时日、苟且偷安而陷于偷惰。二者不能相通，常常各执一端，所以看不见成功，而双方都遭受弊害。因此臣曾说，能够先整治自己来观察敌人的可乘之机，就能把这两方面贯通为一说，而不偏废任何一方。能够早晚忧劳、率领激励众人的志气，就不会不是等待时机却流于偷安；审慎了解敌我形势，确知应当顺应天道，就不会不是进取却陷于失败。谋划国家的人如果真能这样，来从事恢复事业，而最终还不能如愿，臣是不相信的。然而臣私下考察近来的事情，往年江上的胜利、近来伪刘政权的废除、中原可乘的机会，都可以说很大了，但我们始终没有肯求得一逞，难道不是因为必须戒除冒险妄动，而对于我们用来整治国家的方法，更应当寻求完善吗？” 如今的形势，虽然还没有到危机交迫的地步，也可以说已经紧迫了。应该由圣上亲自断然振作，深思古人珍惜时间的道理，忧劳各种政务，一点也不要懈怠疏忽。凡是事情的缘故，常常不是关系天下安危存亡的，都不要推给有关官员，而应每天与辅佐大臣同心协力，明辨礼义，端正纲纪，革除弊政，振作偷惰的风气，抚慰救济困顿疲病的百姓，磨炼激励士大夫，责成他们履行职责，总之用尽一切办法来求得自我整治；然后谨慎察看四方的可乘之机，抓住空隙而起兵，喂饱战马、磨利兵器，以恢复我国疆土，那么即使有智谋的人，也不能阻止成功。起初，刘光世镇守淮西，统御军队没有法度，敌人一到便谋划退避；在惩治他的罪过、剥夺他的兵权之后，不久发生叛兵之变，朝廷的议论反而认为这是罢免刘光世造成的，于是又加以慰问并提升他的官秩。张俊镇守盱眙，正要撤除戍军时，朝廷还命令他分兵留下驻屯，但张俊不接受命令，带领全部军队返回，朝廷也不能责问他。公于是又说，陛下有所作为的志向从未稍有衰减，但天下的事情往往弊病在不能确立，使中兴的功业始终没有显著可见的成效，臣私下不胜忧愤，深思其中原因，认为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同时进用忠臣贤士，修明纪律，惩治衰败委靡的祸患，革除姑息苟且的政令，严肃告诫大臣，凡是发布号令，必定务求符合天下的正义，不要顾惜普通人徇私之怨，那么威令必然振作，国势安定强盛，即使强大的国家也将收敛衣襟退避听命，还忧虑什么事情不能确立呢？

译皇上也没有因此恼怒，只是特意命令授予他郎官，并让他兼任史官执笔；但常公仍认为这不是自己荐举议论的本意。公再次在皇上面前陈说先前的意见，十分恳切周至，然而事情已经施行，来不及更改了。公到史院任职时，正赶上刊修蔡卞所撰的《哲宗实录》，其中《宣仁附传》由公分任，因此辨明诬谤、分别邪正，在体例上尤其重要。公考订精密，秉笔直书，没有隐讳，评论者都赞美他。后来这篇传记也不免被其他官员删改了不少，所以读者仍有遗憾。不久金国频繁派使者来请求和议，赵公因议论略有不合也被罢免离职，秦丞相桧开始专擅政事，于是决定屈己求和。金国使者的名号已经很不逊色，他们要求奉行的礼仪又有大为可怕之处，于是众人的心都共同愤怒，军士甚至气势汹汹地想要发动变乱。夜里有人在通衢大道上张贴文书，指斥秦桧是间谍，京城百姓惊恐不安。一时之间忠诚明智的人争相起来反对这件事，公也赶紧和史院同僚胡珵、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五六人共同上疏抗议说：“金人占据中原，士马强盛，有什么值得忧虑、害怕的，却突然翻然同意与我们议和呢？大概是因为近年来他们在江淮饮马，每次行动都得志，而我们非常容易恐惧，所以他们常常喜欢提出和议来侮辱我们。” 又担心我们训练军队、积蓄粮食，养精蓄锐等待时机，而事情有不可预料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提出讲和的说法来扰乱我们的视听。大概请求讲和、停止用兵，就是秦国的纵横家和兵家所采用的百战百胜之术。六国没有看清纵横家割地永不满足，因而亡国；如今国家没有看清请求讲和、停止用兵这一策略的祸害，后果难道还说得尽吗？可是执政者却认为我们是因为梓宫、母后、渊圣以及天属亲族的缘故，便不再顾念祖宗社稷二百年托付下来的重任，轻率地听从了它，导致今天有诏书晓谕江南的举动，又向北面接受金人的国书，这将怎样逃避责任呢？从前楚汉相持的时候，项羽常常把太公放在砧板上，并以此约高祖投降。假如做高祖的人相信了他的诈谋，立即屈服，那么连自己一身都没有安身之处，哪里还谈得上把太公送回来呢？正因为高祖不相信、不屈服，日夜思考用来对付楚军的办法，所以最终能够在鸿沟迫使项羽，使楚兵疲惫、粮食耗尽，形势困窘、力量屈服，而太公自然归来。这件事中计策的得失，也足以看出道理了。”这番话如此恳切，大概出自公和诸公的意见，而由胡公执笔成文。秦桧虽然坚持他的主张，没有稍加改变，然而他的阴谋诡计也因此有些不能完全施展。议论此事的人没有不称赞他的。然而从这以后，边防于是松弛，士气更加衰弱，而恢复国土的谋划，上下都把它视为忌讳。这正是堕公等人所担忧的、扰乱我们的计策。秦桧自以为得到皇上的心意，开始谋划逐一排斥尽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公因此也多次自行请求退职。参知政事李庄简公又曾想引荐他进入近班，因此秦桧更加忌恨他，坚决挽留而不许他离开。等到金使第二次到来，金国只答应归还我河南的土地。公因轮对，又说：“陛下身处艰难的时局，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虽然有大有为的志向，但对于治理天下、国家长远持久的谋划，还有许多没有来得及顾及。如今承蒙上天的福佑，金人划出数千里土地归还给我们；这虽然是将来的变化，不能预先知道。或许上天要使金人以礼悔改过失，让陛下暂时置身忧患之中，而大有为的志向将有所施展；这是万世难逢的一次机会。然而天下的事情，常常难以建立，正是因为只听从一个人的独见，而忽略众人意见的异同，所以谋划开始时过于急切，施行计策时又不够周详。希望考察汉廷集体议论的办法：从今以后发布政令、创办事务，陛下既在上面同大臣谋划，又令卿士大夫中有忠诚思虑的人，也能在下面尽其意见，然后总合各种谋略，在其中裁决处置。这样，天下的事情都将任凭陛下想要做什么，没有不能成功的。” 对于前一天讲和的议论，他还想再三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又想到国运日益艰难，人心还没有归服，而天子没有亲自统率的军队，各道也没有实际掌握军队、干预方略的权力，几位大将各自拥兵自重，势力强大而不能号令，恐怕会有不可预料的变故，于是又多次上奏说，应当恢复武举，考察实际用途，必须选取通晓韬略、长于安抚和御敌的人，以储备将帅人才。还应由州郡选拔骁勇之士，全部送到行在，补充宫廷周卫的缺额；精心选择将帅和守臣，使他们搜罗士卒、车辆，以增强藩镇屏障的势力。这些也都是当时的急务、长久的根本谋划，他反复恳切陈说，不能自已。至于请求建立太学、彰明大伦，用来倡导节义的风气、磨砺苟且偷安的习惯，则又是他平日深深忧虑、常常谈论的事情。他所谓如同人在元气之中饮食、呼吸，一口气不能相接，必然就会死亡，并不像后来那些人迎合上面的旨意，只把考试文章当作粉饰太平的工具而已。然而国策已经确定，他的言论无法被采纳，因此公请求离职更加坚决，而秦桧对公的恼怒也更加厉害。十年春，秦桧竟让言官弹劾公，说他独自怀有异心、自以为贤能，把表面上的推辞谦让说成罪名，将他调出京城到外郡任职。但公离开不久，朝廷便挑起战端、召集军队，又夺回我方河南土地，精锐军队从数道大举入侵，正如公所说的不可预先知道的情势，于是朝廷内外都…… 大为震动，秦桧也不知如何是好，慌张错乱、犹疑反复，甚至在察看军队的奏章中援引失当而自己还不知道，听到的人没有不暗自发笑并深感忧虑的。幸而当时的将士还保留着前些日子选拔、搜练的余力，因此关陕、顺昌、郾皋的军队接连大胜，军威稍稍振作，于是又商议讲和，而梓宫、母后才得以南归。又正如公等所论楚汉强弱的形势，然而秦桧竟掩盖已经丧失的局面，冒充自己的功劳，并夺取公的主权，肆意妄为，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公当然不能再向他屈服，于是自己请求担任祠官，退居建溪之上，每天把研求旧日学问作为事情，亲手抄写、口中诵读，不懈怠而且更加虔诚；大概是在义理的精微处用心体会，把意趣放在尘世污垢之外，因此自得其乐，淡泊安然。过去喜欢作诗作文，到这时若非有事便不随意创作，但他的文章气势却更加平缓，诗的格律也更加闲适放纵，与早年的作品相比，简直像出自两个人之手。然而公从此再没有起用，年纪还不到五十岁就突然遭逢大故，善人一类没有不为他悲伤的。此后十多年间，秦桧终于专擅国柄，大肆施展威福；同公同时被逐的人，大的削去名籍、流放荒远之地，小的也被抛弃置于闲散职位，直到秦桧死败，那些侥幸存活的人才被重新起用，有的甚至做到高官，而公都已经来不及看到了。

译唉，我朱熹还忍心说这些吗！公的性情极其孝顺，侍奉太夫人，身边一切都顺从她；友爱各位弟弟，委曲求全、彼此迁就，有些事情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他同人交往，重视诺言，不因生死、困厄、显达而改变自己的心志。抚养孤外甥，教他学习，并料理他的家事，处处都有条理，别人没有非议。他接引后辈，教诲诱导从不懈怠；听说别人的优点，就推许赞助，唯恐来不及。至于邪佞猥琐、轻视贤者而依附权势的人，只要志趣同自己不同，便鄙弃并远离他们，有时甚至不忍正眼看他们的脸。至于他施行吏治的办法，也都果断明辨，抑制邪恶、扶助正道，没有什么顾忌回避。只是我朱熹出生得晚，来不及详细听闻和见识，因此不能把这些记下来。晚年已经患病，知道自己一定不能康复，却泰然处之，丝毫没有忧惧的神色。他亲笔写信向所亲善的胡公宪、原仲、刘公勉之、致中、刘公子翚彦冲诀别，托付他们照看自己的儿子，又回头对我说，让我过去向他受学。他以求道为志、终身铭记在心，到死才停止；为后人留下福泽，不使后人迷失方向，也就是这样。所作文章有《韦斋集》十二卷，流行于世；外集十卷，收藏在家中。当初吏部侍郎徐公度想替他作序，大略说他年轻时见过许多前辈，后来能够跟随公和正平张定夫交游，才得到作文的方法。正赶上他病势危急，来不及脱稿。如今这篇序却是直秘阁傅公自得所作。序中认为，公的诗高洁而幽深辽远，他的文章温和婉转而典雅有裁断。至于表、疏、书、奏，也都合乎义理而切合事情，同样是深得其意趣的作品。公娶同郡祝氏，封孺人，追赠硕人。她的父亲处士祝确，有高尚的品行。硕人性情慈爱柔顺、孝敬谨慎，在困穷中辅佐公侍奉太夫人，从未有一天不能使太夫人欢心。对待内外亲戚，下至妾媵、僮仆、使役之人，都处处施以恩意。她在公死后二十七年去世。一个儿子朱熹，如今以朝奉大夫致仕；一个女儿嫁给已故浏阳县丞刘子翔，早年去世。孙子三人：长孙塾，也早年去世；次孙埜，官将仕郎；次孙在，官承务郎。孙女三人，她们的女婿是修职郎刘学古、迪功郎黄干、进士范元裕。曾孙五人：巨钧、鉴、铎、铚。曾孙女九人：长孙女嫁文林郎赵师夏，其余有的已经许嫁但还没有出嫁。公去世的第二年，朱熹奉其灵柩葬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西塔山；硕人另葬在建阳县崇泰里后山铺东面的寒泉坞。然而公原来埋葬的地方地势低洼潮湿，担心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择定庆元某年某月某日，奉灵柩迁葬到武夷乡上梅里寂历山中峰僧舍的北面。大概公的诗中曾有“乡关落日苍茫外，尊酒寒花寂历中”的句子。唉，这难道是他的谶语吗？不肖之子朱熹追怀仰慕，攀援哀号，也来不及报答；私下想到应当把铭文放入墓室，详尽记载他的声名功业，以告知万世。这大概是自近古以来从未改变的规制。公追赠官为通议大夫，正第四品，按照制度又应当立碑，碑首雕螭龙，碑座作龟形，高九尺，刻写辞文歌颂美德，以此表彰于神道。因此谨敢追述他一生议论、行事、实绩中重要的部分如上，请求当世善于立言的君子撰写碑文。伏望您幸而垂听并加以选择。谨此陈状。庆元五年十二月日，孤子、朝奉大夫致仕、婺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朱熹谨状。汪端明（汪应辰）本传　《宋史》

译汪应辰，字圣锡，是信州玉山人。（按：应辰的先祖是婺源人，祖上迁居玉山；如今他的文集中有赠给婺源汪氏的诗，说：“获通谱系诚倾盖，昭穆从斯永不忘”，可以作为考证。）他幼年沉着稳重，与一般儿童不同；五岁就知道读书，作属对、应声答语都令人惊异，还认识许多奇字。家里贫穷，没有油点灯，常常拾取柴薪来接续日光。从别人那里借书，一经看过就不会忘记。十岁能作诗，游学于乡校。郡博士故意逗他说：“韩愈十三岁就能作文，现在你怎么样呢？”应辰回答：“孔子三千弟子而论道，只有您才是这样。”尚未成年，便在乡试中取得第一名，被贡送参加礼部试，名次列在优选之中。当时赵鼎任宰相，把他请到馆塾，认为他不同寻常。绍兴五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年仅十八岁。皇帝在策问中以吏治之道、民力、兵势发问，应辰回答说，治理的关键，以至诚为根本，只在于君主反躬自求而已。皇帝看了他的答卷，以为是老成之士；等到唱名公布名次时，才知道是个少年，负责引见的人扶着他上前，皇帝十分惊异。赵鼎出班，特意感谢他成为旧制以来的进士第一名，皇帝赐给他御诗。到这时，又特意书写《中庸》篇赐给他。他原名汪洋，与姓和字连在一起似乎有语病，皇帝特意改赐名为应辰。皇帝想立即任命他为馆职，赵鼎说：“暂且让他历任外职，培养成材。”于是授任镇东军签判。按照旧例，殿试第一名不必等待次序；到这时却取一年半的空缺任期让他回任。舍人胡寅起草制词说：“近来召见众多士人，以治国之道询问你；你年纪还未成年，却能够推明帝王亲身实行的根本，没有曲学阿世的姿态。”应辰年轻时受知于喻樗，考中后知道张九成贤能，便向喻樗询问，前往跟从张九成交游，所学更加进步。初任时赵鼎任主帅，幕府事务全都向他咨询。有一年小旱，赵鼎命应辰到名山祈雨，果然下雨。越地人告诉赵鼎，赵鼎说：“这是相公的雨。”赵鼎说：“不对，是状元的雨。”应辰被召任秘书省正字。当时秦桧竭力主张讲和，王伦出使回国，金人想把河南土地归还给我们，应辰上疏说：“讲和不能协调，不是最可忧虑的；讲和协调了，却因循怠惰、不作防备，才是可怕的。不同意见不能停止，不是最可忧虑的；不同意见停止了，而上下彼此蒙蔽，才是可怕的。金国虽然通好，疆场之上也应当各自戒严，以防备其他盗患。如今却正要大赦中外，褒奖宠信将帅，以为停止战争、休养百姓从此开始；即使忘了多年国耻，难道独独不思考将来意外的祸患吗？” 这就是因循怠惰、没有防备之所以可怕的原因。正当朝廷极力排斥群臣议论的开始，大的被流放驱逐，小的被罢免贬黜，以至于只要说一句迎合的话，就能破格提拔任用。因此小人窥见空隙，轻浮急躁的人阿谀奉承以求宠信，畏缩懦弱的人默默循从以保住职位，而忠臣正士竟无法在群小之间立足，这就是上下彼此蒙蔽之所以可怕的原因。臣希望不要因为和好似乎可以无忧，便不再思患预防，而应当常常像敌人即将到来一样戒备。”奏疏上呈后，秦桧非常不高兴，把他调出任建州通判；他于是请求担任祠官回乡，寄居在常山永年院，蓬蒿长满道路，屋内空寂冷落，连稀粥也不能持续供应，一般人无法忍受这样的忧苦，他却处之泰然。更加以修身、讲学为事业，从此三次主管崇道观。在隐退困顿之时，他胸中浩然之气充沛，凛然不可屈服。张九成被贬邵州，交游都同他断绝；应辰当时还与他通问，等到张九成父亲去世，言官仍在攻击他，而应辰不远千里前往吊唁，人人都替他担心。任袁州通判时，凡是有所给予或剥夺，人人没有异议；刚到任时，有人把他这个书生看轻，后来才知道，地方官吏的老师也不能达到他的程度。丞相赵鼎死在朱崖，扶送灵柩经过郡境，应辰写祭文祭奠他说：“只因为公两次登上宰相之位，都处在艰难危急的时刻；一次被斥逐到南方荒远之地，于是就成了生死之别。” 事情在盖棺时已经定论，皇帝特别施恩，允许把遗骨送回故乡。官府把遗体交付火葬，他的儿子借了三名士兵护送归葬，经过衢州时，章杰任知州，为迎合秦桧的心意，指称应辰是阿附赵鼎的死党，发文移讯问审鞫，遍搜行李，想找到祭文，却没有找到。当时胡寅写信给秦桧，说这件事不值得追究，事情才停息。应辰任静江府通判，任期超过期限也没有替代者，于是沿着公文回乡探望母亲。后来又调任广州通判；当时秦桧最忌恨的是赵鼎、张浚，赵鼎已经去世而张浚独存，秦桧仍未称心。江西运判张常先把前任帅张宗元与张浚的诗作笺注后上报朝廷，牵连的有几十家，准备诬陷他们谋反而全部除掉。案件已经办成，秦桧却去世了，应辰幸而免祸。第二年被召任吏部郎官，升任右司；母亲年老，他请求外任，宰相极力挽留他说：“正要进用你，不应当离开。”应辰说：“母亲年老了，不能拖延。”于是出任婺州知州。郡中积欠上供钱十三万缗，朝廷命宪司、漕司追究治理，应辰认为逼得太急就会扰民，于是同各县一起免除旧欠，去除苛刻征敛，规定期限和会计，堵塞侵漏，全部设法补足。不久遭逢母丧，离职在墓旁结庐守墓；服丧期满，授任秘书少监，升任权吏部尚书。李显忠冒领安丰军的功劳，给五千多人请赏，应辰上奏驳斥。代理户部侍郎兼侍讲时，应辰独自承担繁重事务，节省冗余费用。他曾上奏说，班直三天转一次官，而堂吏增加的食钱有一万多缗；工匠清洗泽饰器皿只发给一百多千，而堂吏的食钱却有六百千；塑造显仁神御已经半年，工程还不到一半，而堂吏的食钱已经支出三万银、绢六百匹两，其他事情也都类似。皇帝惊讶费用如此冗滥，命吏部裁减。金国毁弃盟约，皇帝下诏征求使粮食充足、兵力充足的策略。应辰上奏说：“陆贽曾说：将领不是合适的人，军队再多也不足以依靠；统率失去权柄，将领即使有才也不能发挥作用。臣所忧虑的，不在于兵力不足，而在于军政没有修治。自从讲和以来，将士骄纵懒惰，军队不加训练；敌人未到便听到风声逃散，敌人退去后却胡乱罗列战功，不仅免受惩罚，有时还得到奖赏。正值无事之时，诏令尚且有所不能执行，一旦有紧急情况，谁能听从命令来奔赴国家的危难？希望陛下作出英明决断，赏善罚恶，使人人洗心革面、改变思想来听从皇上的命令；这样以后号令一定能够执行。”绍兴三十二年立皇储，因孝宗的名字与唐庐江王、晋楚王相同，下诏改名为晔。

译应辰认为这个名字又与唐昭宗相同，便告诉左相陈康伯，于是改成现在的名字。集体议论秀王的封爵，应辰确定称号为“太子本生之亲”。议案送入内廷后，内降诏书说：“皇太子所生父可以封为秀王。”到了内禅，又拟定在传位之日发布赦令。应辰说：“唐太宗从高祖那里接受禅让，第二年正月才改元，应当依照这个先例。”又议论改元为重熙，应辰认为契丹曾经使用过这个年号，于是改为隆兴。一朝的大典礼，很多都是应辰所制定。议论给太上皇帝上尊号，李焘、陈康伯秘密商议以“光尧寿圣”为称号。等到集体议论时，有人说，尊号始于开元，元丰时停止，如今不应恢复；况且太上皇把天下看得如同丢弃破旧鞋子，哪里还会顾及这个？应辰却极力主张。又有人说，皇上侍奉父亲，怎么能拿元丰年间主动推辞尊号的事作比呢？于是议状中有一半写了，一半没有写。第二天，应辰又和金安节等十二人各自陈述意见，大意说：“光尧近似神尧，寿圣又是英宗诞节曾经用来命名寺院的称号。”御史周必大也拿这件事询问，应辰回答：“尧难道还需要加以光耀吗？”这句话被人听到了。德寿宫，高宗因上朝经过宫门时说：“汪应辰一向不喜欢我。”于是便有诏书说，上尊号的议论既然已经奏报知会，就不能只到此为止。安节等于是奉行诏令，应辰接连请求补任外职，于是出任福州知州。不久升为敷文阁待制，推荐朱熹代替自己。在福州任职两年，正逢朝廷谋划任命四川主帅，便以敷文阁直学士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入朝辞行时，皇帝特意下诏抚慰晓谕。进入辖境后，他写信给宣抚使吴璘，令他把抚谕诏书再次申明，严格号令。到任后，免除利路百姓的粮饷运输，调沿边戍兵到内郡就地取粮，放还保胜义士使其恢复旧业，保存左藏所解送的白契二百万以防备意外，全部上奏施行。有人说，四川运送纲马的驿程要经过梁洋、金房山路，道路险峻，应该顺江漂流而下，皇帝下诏让吴璘处置。执政大臣和大将都赞成这个说法，应辰和夔州帅王十朋极力说明不便，于是得以停止。二税勘合每贯收取三十钱，干道年间的诏旨曾减去三分之一。有人想增加这项征收，应辰与两位漕臣联名上奏说：勘合不是按钞计算，而是按贯、石、匹、两计算，这样表面上说是减免，实际上却是暗中增加。以成都一路计算，每年收入三十万；按照如今增加的数额计算，就是六十万；四路合计还不知要增加多少倍。这虽然不便于兴利之人，却使百姓得到的恩惠很多。吴璘当时驻守蜀口武兴，精锐军队冠绝天下，但已经年老多病，应辰秘密上奏说，关陕大将关系国家安危，应当预先谋划。于是执政大臣传达旨意：如果吴璘不能起任，就让制司暂时代理他的职务。等到吴璘去世，应辰便代理宣抚职务，四川道路安宁。虞允文不久以知枢密院事宣抚四川，应辰援引张浚的先例，请求撤销制司，皇帝不准。总所发文委派官员核查四川隐匿的契税，应辰上奏说这件事有四项不便：一是妨碍农业、荒废产业；二是放纵官吏扰害百姓；三是违法而损害教化；四是助长奸诈、引发诉讼。何况户部已经让人自首，州县收并的已经不少；其余没有查尽的，也有现行法令可以处理，不应为此烦扰百姓。皇帝说：“所论极有道理，立即停止这件事。”四川发生大旱，皇帝下诏询问救荒策略，应辰上奏说：“利州、阆州、绵州、梓州的军马粮料，按民力均摊征收；官府虽然支出籴粮的钱，百姓却得不到一半的价格。如果选派官员到丰收之地买粮，就可以宽解民力，只是没有钱便束手无策，请求发给度牒。”皇帝说：“汪应辰治理四川很有声誉，而且像这样留心民事，发给度牒四百道，永远作为买粮赈济的本钱。”于是写信给各路漕臣，立即救济灾荒，并把绵州、剑州和籴的事情告诉他们，全四川都受到恩惠。刘珙任同知枢密院事，上奏说：“汪应辰、陈良翰、张栻的学问、品行、才能，都是臣所不能及的。”已经得到诏旨召应辰回朝。邛州安仁年成歉收，挺身而起成为盗贼，祸害波及邻近郡县；应辰立即具奏，同时发檄文给茶马司，让他们招抚捕捉，十天到一个月之间诛杀了首领，其余全部安抚平定。有人把这件事告诉虞允文说：“汪帅莫非隐瞒盗贼之事，没有上报吗？”宣抚司于是秘密上奏，并派人欺骗应辰说：“邛州盗贼的事情还不敢上奏，不知道制司打算怎样处理？”应辰把奏疏的副本回复给他，虞允文心中惭愧。将要离任时，他代成都一府缴纳激赏绢的估价三万三千九百八十四匹。冬天入朝觐见，面见皇帝时以敬畏上天、爱护百姓为言。皇帝说：“卿长久在四川。”他宽解朕西顾四川、忧虑军政民事的心情，革除弊端几乎彻底。四川免除了虚额，民间应当受到实际的恩惠。应辰上奏说：虚额既然去除，州县就宽松了，但还有两件事，一是预借，二是对籴。预借是州县年年相沿累积，对籴则是用来弥补州县的亏缺；百姓缴纳一石米，就要就地买回一石，有时只给半价，有时根本不给钱，而且常常多取盈利。陛下近来捐出百万，革除了预借的弊端；对籴的祸患只在几个州，希望一并革除，这样弊端就没有遗余了。授任吏部尚书，不久兼任翰林学士，并兼侍读；他论述爱护百姓的六件事，朝廷议论不合，许多人不高兴。一天，陈良佑入殿应对，皇帝把汪应辰的话告诉他：“你在四川时多有荒诞欺骗。”陈良佑上奏说：“臣和应辰昨天同在从班，应辰请求外任而得到衢州，臣惋惜他离开，曾一同上奏挽留他。”当时边境奏报正急，臣不知道应辰将要为便利私事而谋划。奏疏上去以后，应辰因此大为怨恨，于是说这些话来中伤臣。皇帝说：“原来是这样吗？”应辰在朝廷中多次革除弊事，宦官贵人都侧目而视。德寿宫正在砌石池，把水银浮托的金色鳬鱼放在池上；高宗经过时指给别人看说：“水银正缺乏，这是从汪尚书家买来的。”皇帝发怒说：“汪应辰竭力说朕设置房廊、同百姓争利，竟然自己贩卖水银吗？”应辰知道后，极力请求离开。正赶上朝廷又发布实行发运、均输的诏旨，他叹息说：“我不能留下了。”只是竭力辨明群臣的冤屈，于是补任外职的请求得到允许；他便极力论述这件事有害无利，最终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韩玉奉诏到各郡拣选马匹，经过平江时，应辰简省了接待礼数；韩玉回去后向皇帝进谗说：“我所经过的州县，没有一个像平江这样治理不好的。”

译皇帝对此感到奇怪，平江运送米粮的纲船又发生折损亏耗之事，皇帝连续贬低他的官秩；他强忍疾病请求担任祠官，从此卧病在家，再也没有起身。淳熙三年二月在家中去世。应辰待人温和谦逊，遇到事情却卓然自立、毫不动摇；流落岭峤十七年，秦桧死后才回到朝廷，刚正方直，敢于进言而不回避。他年轻时跟随吕居仁、胡安国交游，张栻、吕祖谦十分器重赞许他，告诉他通达道的途径。他曾解释克制私欲，就像用兵攻克敌人；改变惩罚愤怒、堵塞欲望的做法，书写“刚制于酒”，惩愤、窒欲、刚制，都是克服战胜的意思，难道可以不经常省察吗？他的义理精微就是如此。他爱贤乐善出于天性，尤其笃厚友爱；曾经把祖先的田产让给兄长，即使衢州没有房屋可居，也毫不顾惜。儿子汪逵后来也考中进士，官至吏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宋故龙图阁学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赠特进程公（大昌）神道碑　周必大 已故吏部尚书程公以龙图阁学士退居私第一年多后去世，他的儿子程准等拿着兵部侍郎杨公大法所撰写的行状，请我周必大作铭文。我和公同年考中进士，几次做过同僚，厚待我没有人比得上公，了解公也没有人比得上我，我怎么敢推辞呢？恭敬地想，孝宗皇帝圣明之学高深精妙，振作精神治理政事，尤其具有知人之明。只有公历任两省、六部，以学识广博、正直诚实受到皇帝知遇；彼此论道，总括评议政体，在朝廷中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公也忘却自身、以国事为重，思考替朝廷建立长远持久的谋划。他在外任时专心爱护百姓，考虑深远而反复顾念，从未只图文书方便来经营自己。士大夫都把他没有得到重用视为遗憾。等到侍奉寿康皇帝，皇帝念及旧日同僚，接连增加恩典礼遇；但身边缺少乡里的荐言，而公也已经老了，无意于仕进，得以在家接受致仕，尽量发挥自己所蕴藏的学问，著书立说，启发后辈。大概他从幼年到老年，对于鬼神吉凶、占卜祭祀没有一样相信，对于玩好技艺没有一样爱好，只有贯通经书、评论历史，考察古代、验证今天，一件事情没有弄清、一条道理没有穷究，就不会停止。他一生的大概情形就是这样。至于他的爵位、乡里和议论，也可以一两件一一列举。公名大昌，字泰之。考察程氏，其先祖出自重黎；周代有休父，封在程地，在关中，子孙散居西北。有一位官至开府仪同三司的灵洗，效忠于萧梁，在陈朝建立功勋，被封为忠壮公。《南史》认为他是新安海宁人，就是今天徽州的休宁县。此后有的北归，有的就留在那里，所以公是休宁人。曾祖父程晟，娶洪氏；祖父程士彦，娶金氏；父亲程畎，屡次追赠正奉大夫；母亲陈氏，封淑人。家世积累善行、崇尚义理，勤勉不懈地教育子弟。到了公，聪颖明悟非常人可比，十岁便能作文。绍兴癸亥年重建太学时，公刚满二十岁；一次考试就被列入选取之列，学官争相为他传播声誉。绍兴二十一年考中进士，任左迪功郎、吴县主簿；遭逢正奉大夫父亲之丧，服丧期满后向朝廷进献文章，宰相认为他非同寻常。绍兴二十六年授太平州教授，第二年召任太学正。绍兴三十年下诏规定馆职必须考试，于是任命首次召试的朱熹等人，又召试刘仪凤等人，他们都辞谢皇帝的任命；宰执选择人才，不许辞职，便以公应召，并传达皇帝旨意，于是授任秘书省正字，改任左宣教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孝宗接受禅让，提升为著作佐郎。孝宗初政时锐意建立功业，命令纷纷发出，贵近之臣有时参与秘密议论，公因轮对谈及此事。不久命百官分条陈述弊事，公又极力进言：“汉代石显知道元帝信任自己，先请求下诏夜间打开宫门；后来有一天故意在夜间回来，声称奉诏开关。有人说石显假传诏令，元帝却笑着把先前的诏书拿给他看。” 从此石显确实成了假传诏令的人，朝廷的人再也不敢说什么；本朝的命令必须经过三省，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弊端。请从今以后，凡是御前直接降下的文书，都要申报三省审议上奏后才能施行，以符合祖宗的规制，防止石显一类的奸诈。又论及去年海陵王南侵，没有一个士兵死守，而兵将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策勋。只有李宝在胶西获胜、虞允文在采石作战，确实是世所罕见的功劳。如今李宝被罢兵权，虞允文镇守夔州，这是公论认为不公平的地方。”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三皇子入学受业，挑选官僚担任老师。九月，任公为尚书驾部员外郎，兼恭王府赞读，又兼兵部郎官。隆兴元年，兼任庆王府直讲。十二月，遭逢母丧。干道二年春，服丧期满，召任考功员外郎。六月，再兼恭王府赞读。八月，升任国子司业。三年十二月，兼代理礼部侍郎。一时间文章取士的权柄都归属于公，他成就人才的数量无法计算。如今许多老师和宿儒，都是公的门生。五年正月，兼代理直学士院。皇帝在选德殿召见他，问：“朕治理国政没有进步，怎么办？”公知道皇帝的志向在于恢复国土，而迎合皇帝的人很多，便回答说：“陛下勤俭超过古代帝王；金朝既已通和，百姓不知道战争，也不能说没有成效。只是应当寻求贤能、采纳劝谏，使政事一天比一天修明，那么大有作为的事业就在其中，不必采用迎合的话，寻求奇策来侥幸快速成功。”又说：“淮河一带修筑的城池太多了，缓急之时有谁能够守住？”臣回答：“设置险要没有比训练士卒更好的，训练士卒则在于选择将领。”皇帝深以为然。几天后再次召见，皇帝说：“你前面说朕节俭，是对的；只是风俗过于奢侈，费用不足，今天早晨我已经和大臣商议立法制止。”公上奏说：“住宅、衣服以及吉礼、凶礼，都有明确的法令，关键在于居上位的人长期坚持，以身作则来教化罢了。”皇帝又问：“你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对朕说吗？”公说：“事情有大小，也有先后。如今四方的狱案都必须经过圣上亲自阅览，大臣因此也十分困顿；省察阅览这些案件，哪里还有空暇议论重大事情和紧急要务呢？从前陛下曾增加左右司为四名官员，如果逐渐恢复减员，把事务分别交给他们，中书省的事务就清简了。”后来几年，最终都按照公所说的办理。八月，授任直龙图阁、江东转运副使；大概是公请求到地方试验民事，所以朝廷以乡部之职宠任他。公为避嫌，请求改任，于是改为浙东提点刑狱。越州帅多是大官，正逢年成丰收，酒税超过定额，漕司不敢过问；他们趁公代理帅职时，派属官带着朝廷命令搜括盈余财物，并且准备增加税额。公极力拒绝说：“我宁可获罪离职，也不能增加税额。”越地人至今还感念公。七年又调任江东转运副使，皇帝下诏不许他再以避嫌为由推辞，公仍然感到不安；超过年限后请求任祠官，便调往江西路。公说：“这样可以兴利除害，实行我的志向了。”九年，年成歉收，他拿出十多万缗钱，代替赣、吉、临江、南安四郡缴纳五等夏税折帛，阻断饥民转为盗贼的根源。又把吉州造船场迁到台治，以节省费用、革除弊端，吉州过去的欠项全部免除。清江县有破坑、桐塘两座堰，防护江岸四十里，保护田地一千三百七十顷，百姓居住的陆地又有三百顷。堰坏了四十年，每年都遭受水灾，公竭力恢复原状。又上奏说漕臣交接任期时，积累的欠数使州县困病，请求实行免除削减。淳熙元年冬，诏令准许。凡是干道七年、八年各路所欠的税赋、丁役以及其他钱物，全部免除；因为公的一句话，皇帝的恩惠遍及天下。任期届满后再次任职，进呈的报告一直没有下达，宰执询问原因。皇帝说：“程大昌职事办得很好，本来就应当加官。”于是升为秘阁修撰。淳熙二年四月，召任秘书少监。九月，兼代理中书舍人。六合塔的僧人声称镇压潮水有功，请求内降诏书，赐给他们所置的田产，并免除科役。

译公上奏说：“二税之外，和买、预买、折帛以及正额之外的科借，都是征科；保正、长身丁和杂役，都是徭役。僧寺既然违法置办田产，又把科役转嫁给百姓，怎么能答应他们？况且自从绍兴二十二年修塔以来，潮水果真就不再侵蚀堤岸了吗？”御前设置忠锐、忠武军，以浙西路钤辖李师古兼任统制、带御器械，戚世明兼任训练，援引先例请求增加供给，公坚持认为不可，这些命令都因此停止。不久兼任崇政殿说书。淳熙三年四月，授任代理刑部侍郎，升任侍讲。五月，兼任国子祭酒。公说：“以刑罚制止刑罚，从未听说放纵有罪之人就是仁德。如今四方审理狱讼，按惯例拟议宽免死罪；臣认为主管官员应当遵守法律，君主察看确实可以宽免的才宽免。这样，法律才能在下层得到伸张，仁德才能归于君主。”皇帝认为说得对。旧法规定，宰执初次授职转厅时都有给使，后来减去一半；此后太尉、使相、三少以上的人往往取旨，待遇参照枢密使、都官，沿用成例渐渐丧失了法令本意。公请求，从侍从到执政、从执政到宰相，都按初次授职的法令全部给予；其余转厅的都减去一半，于是成为固定制度。皇帝知道公特立独行、不怕招致怨恨，更加想要任用他。淳熙四年八月，兼任给事中。江陵统制官率逢原放纵部下殴打百姓，守帅辛弃疾认为过错在军人，便判处逢原移居豫章；公极力论说不可。皇帝说：“朕把军队和百姓同样治理，逢原已经削去两官，降为本军副将了。”康与之在绍兴年间以诙谐取进，后来因获罪被长期流放到广南，直到这时有人替他说情，删去旧罪，恢复他的资历。公把诏书封还，皇帝高兴地说：“等着升迁任用你，你应当更加尽心，不要回避忌讳。”十月，去掉“权”字。五年正月，任同知礼部贡举。皇帝亲自制《原道辨》，不久改名为《三教论》，只有公参与知晓此事。六月，升任吏部右选侍郎，兼同修国史。旧制规定，低级使臣注授县尉或监镇并兼任烟火职，只检查年老有病与否；公认为他们直接接触百姓，便当面命令他们读律令，并且追问律令的大意，不通晓的就立即罢免遣退。八月，兼代理尚书。六年夏季正月，授任代理吏部尚书。公遇到事情便上奏请求，知道的没有不说的。比如他论说，军中强壮的子弟和西北强健之人，不可以轻易听任他们离开军队；禁卫军不能只凭臂力而晋升，如今往往三年就补任外官，这是违背他们的长处，应当留在三衙。又想酌情采用绍兴旧制，命各军训练挽强弓的人，以资历稍加表示劝勉诱导。又请求查究归正人的冒名伪造，裁减添差官，以宽解州郡；他当面奏陈、在朝堂上陈述的意见累计一万多字。正赶上举行中外官员交替更换的制度，公竭力请求任郡职。这年冬天，授任敷文阁直学士、泉州知州。入朝辞行时，皇帝告谕说：“凡是你有见解的事情，都全部奏报上来。”南渡以后，泉州替台州、信州、建昌、邵武四郡代缴银二万四千两，各县又借机苛刻征敛、预先借取。公逐条陈述便利百姓的事情，详细说明原委，有关官员把持不下发。第二年，首先替百姓代缴一年的银，又请求严禁日后的预借，并免除前一年秋苗尚未缴纳的部分。八年春，汀州盗贼沈师作乱，皇帝下诏一并剿灭其党羽。公请求只惩处首领，赦免被胁从的人，并允许盗贼内部互相揭发，这样可以使逃亡者解散；否则几个州都有人挺身作乱，反而会使他们更加依附盗贼。宰相认为公说得对，奏请施行。这年冬天，沈师只同死党逃窜潜伏在漳州山谷，距离州城有时一百多里。州中有左翼军戍将萧统领，卷起铠甲前往追击，到夜里已经疲惫不堪，和盗贼交战不能取胜，战死在那里。福建境内大为震动，漕司发檄文命左翼统制裴师武出兵。裴师武把司署设在左泉，说帅府的符檄还没有下达，不敢擅自出兵。公亲笔写信催促他说：“事情已经紧急，如果帅府责备你，你可以拿着我的信为自己辩解。” 又取先前获得的“释放胁从者”的旨意，张贴榜文来离间他们的党羽。师武到达漳州后，郡中的形势顿时安定下来，捕获了十多批侦探，箱中藏有兵器，正谋划选定日期放火，作为贼人的内应。若不是公预先审察时势，权宜处理，催促师武前往漳州，漳州几乎就要被屠杀了。太守刘立义是本郡人，今天的左司郎中郑公显快马送信向公致谢说：“城邑得以保全，是您的恩赐。”任期终了后，公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绍兴十三年秋，起任建宁府知府。绍兴十四年，又提举南京鸿庆宫。鸿庆宫自公任郎官时起，首先在王邸侍奉寿康，给予了很多弘大助益。后来偶尔拜见东宫，必定亲切交谈很长时间，曾按家人礼节相待。许其会见今上和公主，亲自取出宝器斟酒给他饮。今上受禅初年，公与宫僚一同推恩。绍熈元年，加授宝文阁直学士，起任明州知州。朝廷表示将再次任用他，他却立即以管理祠宫的名义归隐。绍熈四年，起任龙图阁直学士。第二年请求退休，进为本阁学士退休，这些都不是通常的制度。庆元改元，十一月甲申日，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官至宣奉大夫，封新安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追赠特进。公自从做官离开乡里，喜爱吴兴溪山的美景，便在那里选择居所。晚年得到安吉县梅溪乡邸阁山的土地，规划营建坟茔尚未完成便去世了。淑人陈氏，是公母亲的堂兄弟之女。她出生一百天时，正值方腊之乱，父母带她躲藏在山谷中，祷告说：“这孩子如果将来显贵，就不要哭。”从此她便安静无声。长大后嫁给公，侍奉公婆以孝顺闻名。生育诸子，亲自抚养。公爱好读书，从不过问家事，宾客往来和祭祀常常不能按时办理，都是淑人的力量。她七十六岁时，遭遇公去世，对诸子说：“我能够跟随你们的父亲，也就满足了。”她生病不肯服药，在公去世四十七天后安然去世，于是与公合葬。这是绍熈二年四月辛酉日。四个儿子：准，朝散郎，新任太平州通判，早年去世；阜，朝奉郎，知上元县；覃，宣教郎，新任浙西茶盐司干办公事。三个女儿：长女嫁承直郎、监行在文思院都门郑汝止；次女嫁奉议郎、新知湖州武康县丁大声；幼女早亡。三个孙子：端复，登仕郎；端节；端履，因祖上遗泽补官。三个孙女。公有文集若干卷，另著《禹贡论》五十二篇，对长江、黄河、淮河、济水、汉水、弱水、黑水考辨得非常详细。

译凡是各儒者舍弃经文、拘泥传注，以致失去禹原本旨意的地方，他全都加以订正。又绘制山川地理图。端明殿学士汪公应辰博学多闻，非常看重并允许他阅读，读后大为叹服，说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公在讲筵任职时，便把这些进呈御览，皇帝亲口嘉奖，如今流传于世。另有《演繁露》六卷，《考古编》《易老通言》《易原》《雍录》《四书》各十卷，《北边备对》六卷，《书谱》二十卷，选取五十八篇，互相阐发，一篇写成一篇议论，揭示隐微、订正讹误，对学者尤其有功。唉！像公这样，真可以说是博学而意志坚定的人了。铭文说：浩浩荡荡的万古长流，有谁知道它的津渡？纷纷扰扰的万物众生，有谁能使自己立身于世？伟大啊！程公超越同类、不同凡俗，以正直涵养气节，以勤奋精进事业。是士人的指南，是国家的宝臣。身处两禁之中，直言进谏使君主复兴；出使四方，以仁爱之心庇护百姓。为什么不能辅佐君主、调和政事？直到完成经纶事业，归来著书，穷尽大道的真实。去世之后言论仍然树立，但愿不至于泯灭。从歙县到湖州，事业从今日开始，有新修的墓道，还请后人考察这篇铭文。《新安文献志》卷六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九 （明）程敏政撰写 行实（儒学硕士） 宋故朝散郎、知邕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兼广南西路安抚都监、提举钦廉等州盗贼公事、沿边溪峒都巡检事、兼提点买马事竹洲先生吴公（儆）行状　程卓 曾祖师政，曾祖母程氏。祖父俊，祖母汪氏，继祖母魏氏。父亲舜选，曾任奉议郎，赐绯鱼袋。母亲金氏，封安人。公起初名偁，为避秀园的名讳，改名儆，字益恭。吴是他的姓氏。吴姓自泰伯因封国而得姓，他的子孙散居四方，谱牒已无法考察。唯独居住在歙县休宁的人最为兴盛。公的高祖世代都以长者著称，少取多施，见到粮价上涨，便压低价格出售，施惠还扩及邻郡，救活了很多人。到了奉议公，继承的德行更加深厚。一天夜里，他与金夫人坐在月下，有两颗星飞入怀中，众人都感到奇异，说：“这难道是吴氏积德的征兆、将有儿子的吉祥吗？”不久到了宣和甲辰年，果然生下国录公。公在乙巳年十二月初一出生，又生下公。公一出生就聪颖明悟，每天诵读一千多字。十岁作文，已经能够说出老先生和宿儒都不能说出的道理。二十岁时与国录公同游太学，当时天下四方的英俊人才都汇集在那里。每月与人较量文章，常常名列第一，同辈相互赞叹佩服，为此说：“眉山有三苏，江东有二吴。”以太学上舍优选身份，考中绍兴二十七年进士，调任明州鄞县县尉。绍兴三十二年遇到恩典，升为修职郎。隆兴元年捕获强盗，改任承事郎。隆兴二年差任婺州教授，没有赴任。乾道二年差任饶州安仁县知县。乾道四年转任宣教郎。乾道七年母亲去世，服丧期满。淳熈元年转任奉议郎，任邕州通判。淳熈五年任期届满，转任承议郎，被召入朝廷面见皇帝，任知州兼广西四路安抚都监、提举钦廉等州盗贼公事、沿边溪洞都巡检使兼提点买马事。因父母年老请求管理祠观，主管台州崇道观。淳熈六年转任朝奉郎。淳熈七年转任朝散郎，差任泰州知州，请求管理祠观，又主管台州崇道观。淳熈十年退休，于淳熈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去世，享年五十九岁。公天资雄厚，学问兼通体用，见识高远却不流于迂阔，切近实际却不流于浅陋。上下数千年之间的世事变迁、盛衰升降、制度沿革，他都了解得灿然明白，如同指掌，并且能够用道理加以权衡。诸子百家、天文官学以及稗官野说，无不深入研究，又能用圣人经典加以裁断。因此发而为文章，含蓄深广，严整纯洁，深邃奥妙。每次一提笔，便如狂风骤雨，无法止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