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文纪卷三十五

译法界中有一个如意宝人。他用九重封条封住嘴，在胸前刻铭文说：“这是古代收摄心神的人。”要警戒啊，要警戒啊！不要有太多思虑，不要知道得太多。知道得多、事情也多，不如止息心意；思虑多、过失也多，不如守住专一。思虑多，知识就会散乱；知识多，心就会混乱。心乱便产生烦恼，志意散乱便妨碍修道。不要说这有什么伤害，它的苦楚会绵延长久；不要说这有什么可怕，它的灾祸会像沸腾的大鼎一样涌来。水滴不停，四海终将盈满；细微尘土不拂除，五岳终将堆成。防范祸患要从根本做起，事情虽小也不可轻视。关闭你的七窍，闭塞你的六情。不要窥视色相，不要听闻声音。听声的人会成为聋子，见色的人会成为盲人。一文一艺，不过是空中的小蚊虫；一项技艺一种才能，不过是太阳下的一盏孤灯。所谓英俊贤能、富有才艺，反而会成为愚昧蒙蔽的根源。舍弃淳朴，沉溺于淫靡华丽。知道马容易奔驰，心猿却难以制伏。精神既然被劳役，形体必然损伤死亡。走邪路最终会迷失，修行正途永远陷入泥泞。不要以才能为贵，这就叫昏昧愚蒙。夸耀自己的笨拙而羡慕别人的机巧，其德行并不广大。名声很厚而行为浅薄，地位越高崩塌越快。只是展开纸笔书卷，作用并不能长久。内心怀有防备和攻伐之意，外部便招来怨恨憎恶。有的用嘴谈论，有的用手书写。邀求人来称赞自己，也实在丑陋。凡是人们说吉祥的，圣人却认为是灾咎。赏心喜悦只是一时，悲伤忧愁却会长久。害怕自己的影子和足迹，越奔跑反而越严重。不如端坐在树荫下，足迹消失，影子也沉没。厌恶出生、忧虑衰老，随着思虑而不断造作。若能灭除心中妄想，便能永远断绝生死。不死不生，没有形相，也没有名称。归于一道的虚寂境界，万物平等。什么是胜，什么是重，什么是劣，什么是轻，什么是卑贱，什么是屈辱，什么是尊贵，什么是荣耀？澄澈的天空也惭愧于它的清净，明亮的太阳也惭愧于它的光明。安定如泰山，坚固如金城。恭敬地把这些话赠给贤哲，这一道理有利而且正固【《续高僧传》《法苑珠林》校本作“早”；“所以”作“至于”；“窥”作“视”；“莫贵”《珠林》作“英贤”；“长死”作“生死”；“岱岭”作“岱岳”；“蚋”疑作“蟁”，以合押韵】。卫元嵩【本是河东人，家居成都，出家于野安寺，是亡名的弟子，见《续高僧传》】。上书武帝论说废除佛经【元嵩在梁末为僧，假装狂放不羁；周武帝平定蜀地进入关中后，天和二年上书，武帝后来终于废除佛教，元嵩从此还俗】。唐虞时代没有佛教图像而国家安定，齐梁时代有寺院而国运丧失，这还不合乎道理吗？只要能利民益国，就应当防止佛教之心。佛教之心以大慈悲为根本，使众生安乐，终究不会苦役百姓；却有人奉养泥木偶像，损伤有知觉的生命，反而有益于无情之物。如今大周开创国运，远远仰慕唐虞的教化，不靠佛像治理国家，而国家能够安定。齐梁之时有寺院教化百姓，而百姓不能安立，仍然不合乎道理。如果说百姓败坏不是由于寺院，那么国家治理难道在于佛像吗？只要使百姓的心符合道理罢了。百姓合乎道理，国家就安定；道理滋养百姓，政治就能建立。因此齐梁最终兴建佛像之法，九层高塔直入云霄；唐虞忧念百姓，只修筑低矮的土阶与地面相接。然而齐梁并非对寺院毫无功劳，只是国运不能延长；唐虞哪里经营过佛像，政治却能长久。如今大周开创国运，继承历代而承受天命，把天下六合集中于一心，与日月相齐而同时照耀；养育四生，如大地般厚重；覆盖万姓，如玄天般广大。这实在是三皇事业的中兴，是兆民开始遇到的福运，是五帝事业的新建立，是百姓遇到时运的庆幸。难道不应仰慕唐虞的优良风俗，抛弃齐梁的衰末佛法吗？元嵩请求建造平延大寺，容纳、安置四海万姓，不要鼓励分别建立偏曲的伽蓝，偏安于小乘二乘和五部之中。所谓平延寺，不分别道士和俗人，不选择亲疏，把城池和护城壕都作为寺塔，就是周主如来；把城郭乡邑作为僧坊，使夫妻和合成为圣众；推举有德者担任三纲，遵奉年高者为上座；选拔仁慈有智慧的人充任执事，寻求勇敢有谋略的人担任法师；实行十善来使尚未安定者归服，显示无贪来断绝偷盗劫掠。这样，天下六方就没有怨恨纣王的声音，八方荒远之地都有歌颂周王的诗咏，飞翔和潜行的生物都能安居巢穴，水中和陆地的生物都能任其长久生存【见《广弘明集》】。任道林【《佛道论衡》作“前僧任道琳”】。《叙辨周武帝除佛法诏》。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皇帝驾临邺宫新殿，内史宇文昻、上士李德林收取上书人的奏表。当时任道林把奏表呈上。上士浏览奏表后说：“您是同时通晓佛教和道教的人，圣主机敏善辩，尤其难以酬答，您应当仔细思考、审慎应对。”任道林回答：“主上的锋利辩才，名闻十方，我也早已听说。正因为听说他善辩，所以我来与他辩论，绝不会有差错。”于是引他登上台阶，在御座西侧站立。诏书说：“卿既然上奏政事，帮助匡正治理，我非常赞许。可以分条列出要点上申，不要铺陈过多辞藻。”任道林于是上奏安抚齐地遗民、减免赋税劳役等事，武帝全部采纳。任道林又说：“任林原本发誓弘扬佛道，刚才却专门谈论世俗政务，似乎想谄媚依附宫廷权贵。其实天意正在防止佛法，从释迦氏以来，弘扬教训，权变应机无方，智慧力量高妙奇特，广泛宣说正法，救度五浊恶世，特别拔除三界之苦。人间、天上，六道、四生，没有不皈依回向、接受其启发教化的。从汉代至今，已经超过五百年，王公卿士都遵奉佛法并使它流传。到了大周，却突然命令废除断绝。陛下的政治承袭前代君王，教化承接后世帝王，怎么能偏偏对佛教另眼相待，唯独不以古人为师呢？如果佛法不是善法，前代贤人早已把它消灭；如果说它有益，陛下就可以实行废佛的主张。我实在不能明白。” 诏书说：“佛教产生于西域，辗转传到东夏；考察它的风俗教化，与中国大不相合。汉、魏、晋时代，佛教似有似无；五胡乱政以后，佛教风化才兴盛。我不是五胡，内心没有敬奉佛教的意思。既然它不是正教，所以要废除它。”任道林奏答：“佛教传入东方，至今已经历经七代。刘渊篡夺晋朝，本来就不是中夏之人，以非正统年号称作五胡。汉、魏、晋时代，佛教教化已经弘大；宋、赵、苻、燕诸国也长期学习并尊崇佛法。陛下以同五胡为耻，却大力修习佛法，请像汉、魏那样不要断绝它的宗旨。”

译诏书说：“佛教义理虽然广博，我也曾经读过。它的言论多半虚夸宏大，言辞喜欢浮华奢侈。有罪就喜欢推说是过去造成的，没有福报就指望未来；所说的事情没有证据，实行起来又多有迷惑。说到劝人为善，并不比古代礼法高明；考察它断除恶行的内容，与世俗法律有什么不同？从前我曾考虑废除它，所以暂时学习；如今确定知道它没有益处，所以要除掉它。”任道林奏答：“义理深远、言语宏大，不是浅近的感情所能测度。时代久远、事情深奥，怎么能用狭小的机心去辨别？难道因为一时所见的局限，就拒绝长久以来的通行议论吗？正处在迷惑之中却忽然醒悟，难道不是过错吗？因此佛理穷极于法界，教体贯通内外；谈论修行，使自己和他人都受益；辨明果报，使人得到恒常快乐和无为境界。培植德行，恩泽高比天地；接受佛道，利益广大而没有边际。显现奇异时，神通自在；施行教化时，万国同归。救度众生时，怨亲一律得到济度；慈爱众生时，有识之物都不受伤害。戒律可以除去外在恶行，禅定可以止息内在妄心。若非智慧照见古今，智力穷尽万物，便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如果家家都实行这些，百姓没有不受治理的；如果国国都实行这些，战争便无从发生。如今即使不实行佛法，又到哪里去求益处呢？”任道林于是再次上奏：“我听说孝是通达上天的道理，顺从是大地养育万物的极致，因此能够通达神明，光照四海。各种德行的根本，哪一种在孝之前呢？从前世道将要倾覆，魏室崩坏。太祖奋发武力，弥补天地，平定祸难，创立王业。陛下承接这宏大的基业，于是登上皇帝之位，君临四海，德泽施及天下。追念太祖的恩德如此广大，终身也无法报答。怎么能凭借自己的心智而固执己见，仗恃爪牙和王权，任意毁坏太祖所建立的寺庙，打破太祖所供奉的佛像，废止太祖所奉行的佛法，贬退太祖所敬重的师尊呢？即使父母的床榻器具尚且不敢损坏，何况父亲亲自奉事的对象，怎么能轻易毁坏？国家的国运长短，不是由佛法决定的；政治的兴盛毁败，与佛法有什么关系？难道要相信一时的考虑，招来万世的讥讽吗？愚臣冒死进谏，特别认为此事不可。” 诏书说：“孝道的意义，难道不是最高的吗？如果专门固守一种做法，只求有利于自身，那就会使大智慧者的权宜之力反而违背常道。商汤、周武王讨伐君主，仁义和智慧并不认为他们有错；尾生固守信用，灾祸却使自身灭亡。事情如果有益，即使暂时违背常规也应当实行；如果不合道理，即使顺从旧规也必然要剪除，不能把它放在一边。发布一道诏令，使天下都心怀疑惑，对外违背太祖，对内损害百姓。现在令沙门还俗，使他们侍奉父母，成就天下人的孝道；人人各自谋生，不烦扰他人，使天下获得利益，舍弃戎狄而遵从华夏，六合归于统一，这就是扬名万代、彰显太祖，也就是孝道的最终成就。怎么能说这不对呢？”任道林奏答：“如果说毁坏佛法有益、毁掉僧人能够使百姓得利，那么从前太祖康健时，深明万理，智慧涵盖各种途径；如果佛法确实损害教化，他一定早就寻找机会除掉它，哪里肯多年奉敬，使佛法兴盛遍布天下？况且佛法存在时，究竟损害了什么？自从毁佛以来，又成就了什么利益？如果确实没有益处，难道不正是不孝吗？” 诏书说：“法令的兴废有时，道理也难以一概而论。制度由上而下施行，君王应当作出规范。即使有些小利，尚且应当停止废除，何况佛法没有益处，按理更不应容许。为什么呢？恭敬奉事却没有征验，祈求感应也没有效果，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能有益于国家？自从废除佛法以来，百姓的劳役稍稍减少，租税调发年年增加，军队日益强盛。东面平定齐国，西面征伐妖戎，国家安定，百姓欢乐，难道不是有益吗？如果佛事确有益处，太祖在世时屡次征讨齐国，为什么没有见到佛法的功效？朕毁坏佛法，如果这样做确实违害正理，也可以因此丧身。如今既然平定了东夏，明知废佛有益，废除它便合乎道理，义理上没有必要再兴复。”奏疏说：“治理国家、建立政令，最贵在合乎道。制裁教化、养育百姓，难道有高于德的吗？只见道德消亡而国家丧败，从未见过仅凭兵力强盛而国运长久的。因此暴虐的纣王依仗众多，灾祸倾覆了帝业；周武王修养德行，福泽聚集在王业根基上。夫差骄横好战，终于自身灭亡；勾践因道义处于危境，却因此转危为安。由此论之，怎么能把毁佛、退僧联系起来？刚刚平定东夏，实际上只是毁坏佛法，却在这个托定天下的时候，偶然遇到这种防范，妄说毁坏佛法有益。如果真是这样，商汤讨伐夏桀、文王灭崇、武王诛纣、秦国统一天下、赤汉灭项，这些君主难道都是由于毁佛才成功的吗？” 此后双方交替论说，讥刺毁谤人和佛法：有的说佛教抗拒君主和父母的礼制，有的说佛教妄自宣称佛性，有的讥讽它辨析色与心，有的重提造作非业之说，有的指称人的身体本来由阴阳构成。林都随着对方的诘难一一消解。皇帝虽然层层设置诘难，三番五次地穷究道理、推极性命，林却没有一个疑难不能遣释。凡有诘难，他都能通达解答。皇帝说：“你说业与道理不相违背。凡是都有进入圣境的时期，本性并不在业力之外，道也有通达凡人的途径。这样看来，道无处不在，凡人与圣人都能贯通。既然如此，教法不在孔子、释迦之外，徒然尊崇这类言论，形体上通用于道士和俗人，只是白白增加剃发的装饰。由此可知，帝王就是如来，应该停止塑造丈六佛像；王公就是菩萨，可以省去文殊菩萨的礼仪。年高者可以充任上座，不必依靠宾头卢；仁慈惠爱就是真正的檀度，何必假借舍弃国家？和平是第一要义，精进的僧人哪里还需要劳烦布萨？谨慎守持就是戒木叉，何必另行受戒？俭朴节约就是少欲，不必借助头陀行。吃素已经是最好的长斋，何必烦劳断绝五谷？放生的善行与无我相同，何须借助空的道理？忘却功劳、宽宥一切过失就是大乘，何必希求般若？文武二事本来就是两种智慧，不必观察空、有而运用权谋，最终自然会成为善巧方便，哪里还要等待神通变化？加官进爵就是真正的授记，不必感谢证果。爵禄同时获得，就是天堂，何必等待上界？刑罚杀戮所感得的就是地狱，不必指向泥犁。把百姓当作子女，就是大慈；以四海为家，就等同于法界。用道理治理政事，和匡正救助有什么不同？使百姓安乐，和拔除痛苦又有什么差别？剪除、惩罚、残害，按理说就是防止魔障。君临天下，就真正成道了。如此广阔浩大的境界，和净土有什么不同？人才济济，难道还逊于迦维吗？” 你怀有异见，妄自产生偏执。就具体事情来说，哪里不是道？”奏疏说：“恭听圣上的诘难，义理广博，言辞深刻，把道融入世俗，把专一的执着转为散开，使人触处都能乘真理而行，有情众生都同归于道，人与物、我与外物都能各得其宜，千种途径齐归于一。说得美是美了，但愚臣仍然有所疑惑。假如至道只有一个，就没有两个不同的东西可以融合；假如道理永远有内外之分，自然可以始终区别。若说是一却并非一，就是一半正确、一半错误；若说二而无二，就是时而说是道，时而说是俗。这样一来，僧俗混乱，儒释失序，内外交杂，上下失伦。不但会远远沉沦于清明教化之外，也会近处迷惑百姓风俗。因此阴阳同属一气，但生与杀始终不同；天地同有形体，高与卑也应当有别。不能因为它们都有形体，就让地动而天静；也不能因为它们同属一气，就使阴产生万物而阳杀灭万物。就具体事理而言，永远没有这种道理，空洞言论难以实际运用。所以，形体相同、气息相一，可以说生杀相同；但高卑的义理无不有别，因此才是相同而又不同、一而又不一。道与俗的道理，有可以齐同的地方，也有无为自然而然的区别。又如君王的名号虽然相同，凡人与圣人却有天壤之别；形迹和事情略有相同，宽狭却完全不同。所以儒、释与无始以来一同兴起，道与俗和天地一同化育。若想把它们抹平为一，实际上就是用道废弃世俗。”

译如果二者都对世间有益，那么两种道理无论幽隐还是显明，都应当同样彰明。如今却兴起一个而废弃另一个，实在是不可行的。” 诏书说：“你说道与俗有天壤之别，完全违背内外相通的道理。也可以说，道只能是道，与世俗无关；释教只能是释教，不依靠儒生。道如果只是自称为道，道有什么益处？佛如果只独自成为佛，教化有什么功效？所以道与俗相互资助，儒与释才更加显明。你如果不根据朕的话来谈，你还想谈论什么？因此对内外有抑有扬，对彼此有废有兴。如今国法不能实行，就由王法裁断；废兴有其时数，常理并没有违背。义理本来就没有永远兴盛或永远废弃的，哪里有什么过错？”奏疏说：“仰承圣上的诘难，如同拨开云雾看见太阳。恭听诏书训诫，确实如圣上所说。道不能自己显明，非借世俗不能彰显；佛不能自己兴盛，只有君王能够扶持。因此释教向东传播，历经五百年，要弘扬法化，必须依靠王力。可知道借助人而弘扬，神灵由外物感通。佛法的兴毁，功过都归于圣上的裁断。道有兴有废，义理没有恒久不变的；佛法有隐有显，按理也难以永存不变。近来既然已经废止，义理上不能立即恢复；停止断绝已经很久，复兴的时期也应当到了。兴废交替，本来就是适应时机，随从世运而变化，不也是合宜的吗？” 诏书说：“帝王处理政事，善于决定取舍，明断去留，审慎辨别同异，精妙地察知非常之事。朕对于释教，在宫府之内潜心思考，拿古今相互校量，用实际行事来验证，用得失来计算。道理若非异常却不值得采用，文辞即使高妙奇特而无用，也不应无端抛弃废止，朕对儒、释又有什么偏爱或憎恶呢？”奏疏说：“弘扬佛法的根本，必须留心于通达的人；通行教化的首要，必须存志于正道。不要因为别人违逆自己就憎恶他、疏远他，也不要因为别人迎合自己就欢喜亲近他。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所见迷惑，被自己的所闻扰乱。不可因为多次听到诽谤正道的话，便马上相信采纳，跟着附和，乘机制造是非，寻找追究过失，日益怀有憎恨轻慢之心。这样便是以虚伪改变真实，众多声音迷乱意志。因此本应疏远的反而让他靠近，本应亲近的反而让他远离，最终使议论偏颇，取舍专门以错误为准。这正是损害真理的祸患，也是丧失胸襟的妖孽。于是皇帝没有回答，却又另辟途径来开启论端。皇帝问道：朕听说君子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合乎礼，明智的人行动也要适合时机。近来多次赐你饮食，你却说不饮酒、不吃肉。酒是调和精神的药物，肉是充饥的膳食，古今都认为味美，你为什么独自鄙弃？如果你身穿丧服，礼制规定不能吃，那还可以理解。” 如今是朕赐给你的食物，自然可以食用；可以食用却不食，难道不是过错吗？”奏疏说：“贪财好色，是贞洁之士所鄙弃的；喜好丰盛膳食、贪食美味，是廉洁之士所厌恶的。割舍情欲而服从道义，是前代贤人所赞叹的；抑制欲望而尊崇德行，是古代圣哲共同感慨的。何况肉是由杀害生命而来，酒能够扰乱精神，不吃它们合乎道理，怎么能算作错误呢？” 诏书说：“肉是由伤害生命而来，断绝不吃尚且可以这样说。酒并不损害生命，为什么突然禁止？如果它没有损害，就按罪过计算也不应有罪。照这样说，不饮用浆、不食用饭也应当获罪，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偏偏禁止酒？”奏疏说：“戒律因具体事情而制定，罪过要根据内心和行为来判断。因为伤害生命，食肉便有罪；酒的性质本身不伤生，过失在于败坏精神。其他过失都是由酒引发的，过失既因酒而生，戒酒便能除去过失，所以遮止和制戒各不相同。并不是说酒这种东西本身就是罪。” 诏书说：“罪有遮止罪和自性罪，酒本身能产生罪过。如今有些人耐酒，能饮酒而不醉，也不败坏精神，更不产生罪过。这样的人饮酒，应当不获罪。这就是说，能饮酒的人没有过失，不能饮酒的人反而招来罪咎，为什么要禁止饮酒来成就戒律？善人可以说是能饮酒、耐酒，通常称为持戒；少量饮酒便醉的人，才是大罪人。”奏疏说：“制定戒律以防止过错，本来是为了生起善行，戒就是正善。身、口没有违犯，在因缘中止息，遮止罪和自性罪都断除，才称为戒善。如今耐酒的人既不扰乱精神，又没有破坏其他戒律，按实际道理说并无罪；但正因为饮酒会产生罪过，酒之外又违背遮止教法，在因缘中形成犯戒，仍然称为有罪。他违背了不饮酒的戒条，仍不能说是持戒。诏书说：大士心中怀有道，要凭借高妙的理解；至人境界高远，贵在不执着。融通内心，使它与法性相齐；放纵心意，使它与虚空同量。万物没有不是善的，美与恶哪里有不合道的？这样的人处在酒肉之中，哪里还能有罪？带着妻子、怀抱孩子而游乐，难道还说会产生过失吗？所以太子因为娶妻而得道，周陀因为舍妻而沉沦；净名身处世俗却境界高远，舍利弗出家反而显得愚执。因此善未必能成善，恶又何足称为恶？禁止饮酒、断绝肉食的奇特规定，实在大大违背大道。” 奏疏说：“龙虎以锋利的牙齿为能力，猿鸟以高飞远翔为才技，君子以理解和实行道义为道，贤哲以真实笃行为德。因此内外都称奇，僧俗都尊崇。如果只有理解而没有实行，就像沙井不能滋润万物；专讲虚理而没有真实实践，就像空中的云而不下雨。所以，制造万物的以绳墨为准则，驾驭天下的以法理为根本，才能善于防止邪恶萌芽，察知奸邪。于是，一次行为的过失，痛苦得如同割肉；一句善言，贵重得超过千金。若说只要心中有高妙理解，处在恶中也能成为善，精神智慧虚明，处在罪中也能变成福，那么一切也都可以改变。臣以卑贱之身居于上天所赋的重任之下，竟反过来凌驾于圣上极尊的地位；让臣处在卑下位置，这样便会君臣混杂、上下颠倒。按实际事情说不通，古今也从未有过，和空谈忠孝有什么不同？身体常常叛逆，言语却谈慈悲；形体经常杀盗，口中却空谈百般技艺；遇到事情什么也做不了，说起道理却能通达万里，脚不出门户便自称知天下。这些都是情理过分、虚高而没有用处。因此才智虽大却没有明察，道理虽小却必定适用。把这种说法当作道，实在难以令人相信。” 诏书说：“执着于情见的人，不可以和他谈道；只有小聪明的人，难以同他谈论真理。因此井中坎穴里的鱼，哪里知道东海的深广？燕雀在篱笆间飞翔，哪里会羡慕鹏凤的遨游？这些人都是固守狭小而自以为广大，拘泥于文辞而损害通达大道的途径。若把我看作万物中的我，那么没有一物不是我；若把万物看作我之中的万物，那么没有一个我不是万物。我既然与万物没有差异，万物又怎么会与我有差异？我与万物两相忘却，自他齐同为一。虚心便是正确的，万物没有不同；忘掉功劳便无所不可。”奏疏说：“仰承圣上的诘难，名义深刻广博，宗旨源流浩大深远，究察起来无从穷尽。这就像从小孔窥看天空，谁能测知它的广大？又如测量大海，哪里能认识它的深度？如果把小看作小于大，就没有大的东西不是小的；如果把大看作大于小，就没有小的东西不是大的。大无不小，那么秋毫也不能算小；小无不大，那么泰山也不能算大。大的缘故使大的大并非小，小的小并非大；这样一来，小与大在相异中相同，大与小在相同中相异。若没有大小的相异和相同，又哪里有大小的相同和相异？这才知道，不同并不能成为可以相异、可以相同的东西，难道会有相同之物可以相同、可以相异吗？既然没有相同之物可使之相同或相异，那么不是相异、相同就没有可相异、可相同的东西；没有同异，所以是无同而同，不同于同才有异，而又不是异。什么同异可以相异相同？” 不是相异相同而可以相同相异吗？”皇帝于是没有回答。这样君臣默然不语，很久没有声音。

译诏书于是问道：“你为什么沉默寂静？难道想把有归于无吗？不要因为谈论不能合乎心意，便停止清辩。”奏疏说：“古人面对当说的话仍然畏惧，开口说话便心怀忧虑，所以古代有不言语的君主，世间传说有忘却功劳的贤士。如今暂息言论，是为了表明知道沉默并不是因为不合心意。” 诏书说：“至人无为，却从未没有作为；有智慧的人不言，却从未不言。也有鹦鹉会说话却没有用，凤凰不说话却成为法则；树木有不能任用的也能保存，雁有不鸣叫的却会因此死亡。你如今这样取舍，是怎样才觉得合适呢？又说：士人有凭一句话而被知晓的，人有只看一眼便能使道理显现的；也有观察形色来审察情意的，也有听言语来辨别德行的。朕与你交谈已经很久，其中的意趣难道还没有大致交代清楚吗？你可以替朕记录，尽情陈述，让后世的人知道朕的心意。这样就是在帮助朕，有什么可惭愧于忠诚的呢？”林因为佛法陷入危亡，冒死申诉，希望打动皇帝，但坚持争辩最终没有成功。所谈的辨论虽明白，终究不是皇帝的本意。长安废除佛教以后，另立通道观，所学习的只是老庄，喜欢设置虚谈，广泛融通三教，希望借助义理声势来使释教重新显明。于是上表请求邺城义学沙门十人，以及聪敏高明的人，请求参加通道观。皇帝看了表章立即说：“你们进入通道观大好，学问没有不包含至理的，对朕的补益实在很大。”设宴完毕又说：“你们可以整理行装入关。”众人进退不定。五月一日到达长安，在延寿殿奉见皇帝。二十四日，皇帝前往云阳宫。六月一日，皇帝驾崩。天元登上帝位于同州。到九月十三日，长宗伯岐公奏报完毕，皇帝答应说：“佛理宏大，道极其幽深微妙，兴办施行各有法则，佛法必须加以研究。”他这样多次上奏，恐怕会有拖延违误。奏疏说：“臣本来申述此事，只是为了兴复佛法，多次恳切启奏，只希望早日施行。”如今圣上已经允许，议曹上奏决定，上下和顺协调，确定没有不同意见。一旦颁行天下，人人称庆。臣哪里敢再说什么？到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诏书说：“弘扬建立玄妙之教，三宝尊贵，应当特别加以修敬；佛法教化广大，按理可以归依并尊崇旧制。”在沙门中选取德行清高的七人，安置在正武殿西面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下令说：“佛法宏大，千古共同尊崇，哪里有沉没隐弃而不施行的道理？从今以后，王公以下直到百姓，都应当奉行佛法，知道朕的心意。”当天就在殿中庄严佛像，完备地修习恭敬之礼。当时佛、道二众各推举一位大德，命令登上法座，赞叹弘扬妙典，于是使人心中无所畏惧，能够发表精微言论。佛理广阔深沉，不可测度；道教宗旨漂浮浅薄，却一目了然。道众在席间受挫，王公们都赞叹欣赏。到四月二十八日，下诏说：“佛法义理幽深，神奇宏大，必须广泛开设教化仪轨，使修行之道通达。崇奉佛法的人应依照经典自我检束；遵行道教的人不必剃发毁坏形貌，以免违背大道，可以保留须发、穿着庄严服饰，以进取高妙的境界。如今选取旧日沙门中有美好德行、贞洁清正、学业深厚广博、名实相符、声名望誉可嘉的人一百二十名，在陟岵寺为国家行道，准备供给资财，使衣、食、卧具、医药四事都不缺乏。民间禅坐诵经一概不加阻碍，但京师和洛阳各建立一座寺院，其他州郡还没有允许。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师在同州卫道防宅撰述此事，呈给内史沛公宇文泽，沛公亲自阅览；小内史临泾公宇文弘披读；掌礼上士拓跋行恭仔细查究；都上士叱寇臣审查覆核。〔《广弘明集》王明广〕 《请求兴复佛法事书》〔并附答问〕 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邺城故赵武帝白马寺佛图澄的孙弟子王明广，诚惶诚恐，冒死上书。王明广说：益州野安寺的伪道人卫元嵩，既然辩锋凌厉、才思高逸，却压制是非，请求废除佛图、毁坏僧人制度。这只是偏颇的言辞迷惑皇上，前任君主难以明辨，大国却相信了他，进谏之言也不被采纳。天下私下议论，百姓惊疑失望。这实在是最不合宜的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的学问并非从小聪敏，才智也比不上生而知之的人，但曾经阅览一部书中的言论，也读过多方面的论说，访求百家之言，反复审察六经，用来验证考察卫元嵩的言论，完全不相符合。唉！佛法流传已久，令人悲痛的是今天竟无辜地见到衰败。阿谀奉承、苟且求得自身免祸的人，是国家的贼；直言不讳、连重诛也不躲避的人，是国家的福。我敬依这个义理，冒死献上忠诚。现将驳答元嵩的六条列在下面：伏愿天元皇帝开启四方明察，通达四方耳目，暂收天威，稍回圣上思虑，垂听一次，恩赏刑罚的处置，谨等待刑宪。谨此上书。臣王明广谨慎答辩：《诗经》说：“没有德行而不受报偿，没有言语而不获回应。”我虽然平庸愚钝，也曾听闻先达之言。至高的道理绝非心中思虑所能穷尽，大德则由声名显现。君子不发表浮泛言论，诸佛所说必定是笃实的论议。它们能够破除迷惑、打破执着，开导群生。天人之师受到尊敬，已经很久了。善言教化万物，凡人和圣人都归于仁德。甘露、兰芝这些祥瑞，有谁亲眼见过它们的德性？即使尧被称为至道之君，也没有见到金色梦境降临平阳；舜号称无为，也还隔着蒲坂的祥光。可悲啊！虚妄地出生，容易死亡，正法却难以听闻。淳厚胜美的风气已经很少，阿谀曲从的言语实在不可采用。假如因为齐、梁兴建佛法，国家便不能兴盛，那么唐虞难道是靠僧坊建立功业的吗？皇室断绝后嗣，百姓饥饿而面带菜色，难道能听说梁朝史书所说的浮天水灾是佛法造成的吗？从尧年开始完备道德，难道唐虞之邦的百姓就一定败坏吗？难道只会败坏齐、梁之地吗？至于正义施行而使国家丰足，因而兴建宝殿，并不需要终年废弃礼制、使人穷困；住在土阶之上也可以安逸。因此傅毅说：“世人称美，神农亲自耕作；尧舜居住茅屋。”这只是衰周时期的说法，并非先王之道。齐、梁建造塔寺，正是从开启福德因缘做起，哪里能责怪它们没有立即得到报应的保佑？所以曾子说：“人若喜好行善，福虽还没有到，已经远离祸患了；人若作恶，祸虽还没有到，已经远离福泽了。” 《抱朴子》说：“贤者未必长寿，愚者未必夭残；善行未必很快得到福报，恶行未必立即遭遇灾祸。”怎么能因为眼前没有验证、远处没有显著征验，就责怪并抛弃大道的征验呢？古今推移，质朴和文饰交替变化；治理国家、救济风俗，义理贵在适应时宜。可悲啊！恐怕唐虞的盛美风俗，说它是对的并不只是对；齐梁末世的佛法，说它不对也不只是它不对。

译臣王明广又答辩：《诗经》说：“有觉悟的德行，四方国家都会顺从它；造化自然如此，哪里只是人事所能决定？”六天前来劝请，万国归依，七处八方的殿堂，哪里能计算得尽？难道只限于有一千僧人的寺院吗？若没有大贤，谁会前来致敬？若没有大圣，谁会降临停留？《涅槃经》说：“不夺取别人的财物，常常施惠于一切，建造招提僧房，就会往生不动国。”《诗经》既已显明，万事都有其依据；若说这不合佛心，岂不是诬蔑欺罔？寺名平延嵩，竟妄自议论佛法所建立的伽蓝，这算什么曲解偏见？这实在是衡量过分、取舍失当，执行起来和拿布鼓去雷门讥笑、对着天庭夸耀蚂蚁洞穴有什么不同？他劝说夫妻可以作为圣众，姑且放纵淫乱之言；又说国主就是如来，希望借谄媚之说来获得尊崇。清正进谏之士如果竟然这样，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从魏陵那里寻求交结宠幸，劝楚王夺取臣下之妻；宰嚭追求眼前私利，为吴王解说苍苍之梦。他们心里知道不顺理，口中却说漂亮话；君主相信邪说，因此导致国家灭亡。卫元嵩必定应当获罪，由僧官驱逐摈弃；他恼怒羞耻，便产生诽谤诏旨的言论，毁坏巢穴、拆破寺院。恐怕正理不能伸张，反而煽动皇帝的心意，假借尊奉佛法之名，曲意迎合一个人的意图，埋没三宝的根本。天下凡是听闻此事的人，谁不叹息惋惜？自从佛法传来，长久无边；无论天上居处还是地上止息之所，凡在其处都尊崇佛法。前代帝王，谁不特别重视？为什么偏偏这个国家要轻贱佛法呢？过去卞和在楚国困顿，孔子在陈国受困；如今拿这些事来比拟古人，恐怕会招来讥笑的议论。臣王明广又答辩：佛是慈悲的父亲，调御天人，初善、中善、后善，利益安定一切众生。佛在双树间潜藏神识之后，大地震动十方；佛发授给四天王，身躯分布八国。《涅槃经》说：“建造佛像或佛塔，即使只有大拇指那么高，常常生起欢喜心，也能往生不动国。”由此可知，奉养父亲、事奉老师，自然与古典相通；束脩之礼的发端，孔教确实合乎伦理。卫元嵩横加非难，进入殿堂却不行礼，难道还胜过不说话吗？从前唐尧治理天下，天上仍有洪水灾害；周代设置宗庙礼制，宗庙也没有抵御大雨的力量。如果说塔寺没有互相报恩的福力，过错都应归于它们，那么也可以说天庙徒然祈求，按同样道理应当停止废弃。若按礼制推论、探究天命运数，醒悟到天庙的恩德，难道也可以因为命数穷尽而停止吗？难道厅堂和塔寺就能救人吗？即使费公能够缩短土地，鲁子能够回转苍天，对于必死的人又有什么办法，难道能续接已经停止的生命吗？如果命数并未确定，福力也可以排除灾祸。义理不同于前面的说法，必须依靠慈悲的保佑。至于遍吉像前，有病癞的人归依而痊愈；只洹精舍，使残疾患病的人平复；救济痛苦、禳除灾祸的事情很多，不止一端，这里再回应其他诘难，不再广泛论述。若说道不偏在一处，德无处不在，千条途径归于一致，哪里只限于内心？至于输迦建造宝塔，百鬼帮助它在一天之内完成工程；雀离兴建浮图，四天王以夜间的力量扶助它。伟大啊！能够感通天地，震动鬼神。说对外修建佛塔没有福报，是什么话？如果这是在责问贫困，或者使百姓叹息劳苦，那么其中的义理在于包容，能够施舍而忘记疲倦。若一定说原本是塔寺导致国家败亡、百姓贫困，那么如今既然已经废除僧人制度，贫困理应立即变成富裕；城市反而更加俭困，超过往年，难道也是佛法造成的吗？鬼神如果不如佛法那样受敬，就说这是谄媚；人们拜求社树，迷惑为什么这样多？如果说社树是鬼神所依托，资助奉祀它不算过错，那么殿堂塔寺作为佛所居止，也应当依法修建营造。如果说佛住在虚空，不处于泥木之中，那么鬼神也应当幽寂无形，难道会处在树中吗？顺应道理、救济万物，是圣教尤其开许的；不合义理而徒然增益，经文说不允许。哪里有把天宫佛塔拆下来作为桥梁、屏障和墙壁，把绣佛像、佛幡、佛经拿来做沾染脓血的衣服的道理？天下天天饥饿贫穷，百姓年年憔悴。鬼神虽是小圣，尚且不能欺骗；诸佛神灵广大，怎么容许人背负它们？《诗经》说：“浩浩苍天，不厚待它的德行，灾害和饥馑就会降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再说历代功臣、当今将领，用兵讨伐平定，清除安息远方；活着便偏偏接受荣勋、住朱门紫室，死后却多让百姓服劳役，修庙建坟，祭祀死者而杀害生灵，尊崇虚名而损害实际，有劳而无益，这些事从来没有涉及讨论。何况释迦如来，道德遍及三千世界，教化盛行于百亿众生；向前看没有障碍，向后看还有谁能胜过他？他能防御外道的老师，善于降伏天魔的党徒，不用一寸兵器，不劳一尺刀刃；五色光明遍照，没有什么痛苦不能消除；四种辩才奔流不息，使众生得到安乐。有人担任将帅，声名高、地位尊，寺院存在、庙宇建立，义理上有什么妨碍？土龙不能招来雨水，尚且还依照它来求福；泥塑的佛即使不能说话，恭敬它的人难道会没有感应吗？从前司马相如仰慕蔺相如，孔父梦见周公，所以人们重视古人，恭敬遵循旧德；何况三世诸佛教化的道理相同，即使弥勒刚刚兴起，也不应突然抛弃释迦遗留下来的佛法。臣王明广又答辩：应当让没有修行的富有僧人承担赋役，让有道德、有功德的贫苦僧人留在寺院，不应无辜夺去寺院。至于管叔、蔡叔不忠，不能因此把姬姓宗族全都杀尽；卜商有吝啬的一面，难道可以因此把孔门弟子一概贬斥吗？牧马的儿童还知道先赶走扰乱马群的马，放牛的童子也尚且受到宠爱，因为能防止牛群混乱。庄子说：道无处不在，能够契合它的人便能通达；若只是遇到怪异之事便惊讶，说明还没有合于至道，仅此而已。至于释迦、周公、孔子、尧、舜、老子、庄子，发端和途径虽然不同，根本归宿却是一致的。难道可以让结绳记事的时代独自被称为正确的治理，让剃发的僧人独自被称为权宜之道吗？这种局限执着的情见太严重了。齐同万物的理解又将寄托在哪里？老子说：上等士人听到道，勤奋地实行；中等士人听到道，似乎记得又似乎忘记；下等士人听到道，大笑并加以毁谤。卫元嵩既然是佛法的下等士人，窃取僧人的外形和法服，却不识荆山之玉，错误地衡量和氏之宝，丑陋的言辞出自伪妄之口，傲慢之意流露于笔端。假如关西之地稍微少些人物，否则这种反对的书谁肯相信？我曾见逃往山中、越过大海的客人，东夷、北狄的百姓，从前仰慕义理而来，如今因为破坏佛法而流散，这可以说是喜好利益而不爱惜人才，士人百姓也因此有离散逃亡的过错。然而外国的财货从未听说不用，外国的师法训诫却偏偏被拒绝，天下人的惊疑失望，事情正在这里。王明广既然把志向和诚意放在心中，以忠信作为本心，本来可以早早陈说、希望上奏；但先皇另有见解，采用了卫元嵩的言论，过去的事已难以追回，事情既成也无法再进谏，已经三年之久。经过再三思考，认为有一件事可以从这里开始，请求考察之后加以改革。

译臣王明广又答辩：我私下认为，山中包容兰草和艾草，海中蓄藏龙蛇，美与恶混杂流行，贤者和愚者杂处其中。若龙蛇都得到宠爱，便没有区别是非的标准；若兰草艾草一同受挫，又有谁来辨明得失？如果一定要留存有德之人，简别去除不肖之徒，那么第一可以有益于家风，第二可以不使众人受到迷惑，第三可以使上天没有谴责善人的非难，第四可以使民德归于厚重。我大周正应合千载难逢的时期，处在统理万机的地位，讲述礼制、彰明音乐，使大地平正、上天安宁；武功显赫，文德昭明，辅翼真实、彰明风俗。有的贤僧是国家的栋梁，不会使姚氏的兵力衰败；圣众归依前往，难道只是龟兹的军阵吗？有的以慈悲对外接引，以聪慧辩才内在明达，开发大乘，作为众生渡过苦海的舟航；有的在禅林收敛羽翼，在定水中游动，坚守浮囊，牢固披持忍辱之铠；也有的改换形貌服装，苟且求异于常人，毫无缘由地纵欲淫乱，仍和愚俗没有区别。卫元嵩请求简选僧人，确实有应当斟酌之处。天地最大的功用也有时动时静，日月运行也有伸缩，尚且有长有短。如今庄、老之学，在人间很少遇到；如果让全国共同奉行，必定要对违背制度的人加罪，那么凭什么知道实际情况？现在已经看到当时的人奉行儒教，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但遇到事情仍多有违犯。礼制说：干肉不吃，却没见过给了肉还求菜的人；爵中斟满酒却不饮，却没见过酒杯已满而不劝饮的人；礼制规定饮酒最多不过三爵，却没见过尽情饮酒而不醉的人。天子不合围猎，诸侯不把禽兽一网打尽，百姓不捕捉幼兽、不取鸟卵。王明广既然很少接触玄门之学，不熟悉合围之事，抬眼所见却尽是捕取幼兽鸟卵的百姓，那么又凭什么说别人不合礼制、自己却不停止穿儒服呢？教化因道理融洽而成，政事凭礼制而完成；荣辱用来显示于君子，刑罚用来约束小人。这就像田野耕作的方法，禾苗和莠草必须分开；修剪桑树枝条，难道应当把树干全都砍掉吗？臣王明广又答辩：忠臣孝子，合乎义理的道路很多，为什么一定要亲自耕作、缴纳租税、服役，才算最高呢？礼制说：小孝凭力气，中孝凭劳心，大孝永不匮乏。沙门行孝，上则顺从诸佛，中则报答四恩，下则为一切有识众生谋利益，三方面都不匮乏，这就是大孝的一种。因此《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求福不走邪曲之路。如果一定要废弃六经，反而相信浮泛言论，使正道废弛亏损，我私下实在不愿这样。若侍奉父母只凭力气，不过是小孝；以劳役和租税奉养上位，只能算平庸百姓；布施给僧人、敬奉佛像，同样都合乎道理。卫元嵩的取舍前后矛盾，自相妨害：他前面说轻慢人，敬奉石像就称为痴僧；敬奉佛像又变成愚俗；淫乱妻子、溺爱儿女，连畜生也懂得；吟咏情怀、克制心念，却又何其鄙陋！《孝经》说：身体、头发、皮肤承受于父母，不敢毁伤，这是孝的开始；立身行道，使名声传于后世，以显扬父母，这是孝的终点。如果说沙门出家便有背弃父母的讥责，那么曾参侍奉孔子，难道也可以说他是不孝的儿子吗？以道理互相启发，这是圣典所说的；按照礼制束脩，僧人有什么过错？老子说：四象不运行，大象就无法通畅；五音不发声，大音就无法达到。若想永远灭除小乘，也可以说大乘将无从通畅。如果卫元嵩志向明白，出家便不会后悔；如果志向不明白，后悔又何必一定是正确的呢？从前丁公进入汉朝，先受到了极大的残害；马母背叛姜国，自己招致覆水难收的结局。这些事足以证明，败国的谋士不能任用，逃亡丈夫的妇人终究会失去贞淑的名声。卫元嵩本来归命释迦，可以说是有好的开始；厌弃道法而还俗，却不是善终。和那些受宠的女子、扰乱朝政的臣子相比，他有什么不同？上天不会长久容许罪恶，为什么要长久保全自身、背离真理而归向世俗，等到想回头时又有什么不同？请简选僧人、建立寺院的人，广泛听闻金玉异珍，人人都共同视为宝物；玄学和儒学的不同义理，远近都共同遵循。难道一定要孔子出生在本国，才想要拜师学习；佛却出生于他国，便不肯奉其为师吗？远方国家有意舍弃佛法，这种事情关系重大，我因此陈述愚见，辨明是非，不敢擅自专断。过去孔子辞世，后人建立延续千载的孔庙规模；释迦离世，后人建立流传万代的寺院灵塔。希望人们看见形像便能克制心念，面对佛像便能归心，敬奉老师、忠于君主，其义理是相同的。至于丁兰束带，以孝心奉事木制母亲的形像；无尽解下璎珞，奉承供养多宝佛塔；遥远地寻访旷古往事，深远地追想清净遗德。既然种下善因，长成福德之林，按理并没有越轨。又考察《礼经》：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大夫、卿、士各有相应等级。因此天称神，在圆丘祭天；地称祇，在方泽祭地；人死称鬼，在宗庙祭祀。龙神鬼怪为降雨效劳，牛等牲畜为拉犁出力，尚且有人在乡村城邑为它们立形、在城门树立像。何况佛是天上天下、三界之中的大师，是此方和他方、四生众生的慈父，威德遍及百亿世界；他所尊崇的教化，成为万灵的规范。所以善人回向，如同众多水流汇归大海；大光明摄受众生，如同日月伴随群星。自从月支遗留下佛影，那竭国留下佛身舍利，遍布只洹精舍，人们于是建造贤圣之像，凭借这些求得福报；无论尊贵还是卑贱，都希望借此获得安宁。忽然使七层塔、九重楼架倾颓，佛龛倒塌，四门八窗也会因失去维护而毁坏。道不必下令便能治理天下，形迹和教化也应当随时增损。最高的道理不必言说便能获得，经典佛像自然可以使之流行。通达的人和贤士，随不同地方显现作用，辅翼真实、彰明风俗。圣人感应时机，如果一定要等待太公成为卿相，千年也未必有太公；如果一定要等鸠摩罗什来作师傅，万代也未必有鸠摩罗什。佛法不会自行显明，弘扬必定要依靠人。难道要使大周的法轮永远熄灭吗？圣上以六条治理万物，九种德行自然显明。歪曲的道理不可施行，直率的言论一定应当采用。过去秦始皇挖掘孔子墓，灾祸接连三日；魏太武帝毁灭僧伽蓝，灾害兴起七年。崔皓的言论后果已经可知，卫元嵩的言论难以采用。仁者不会损害别人来使自己获利，智者不会以制造灾祸来求取名声。卫元嵩遭天厌弃、没有福佑，即使仅仅罢黜他，转生之后又会处在什么地方？我王明广的见识感谢指南之言，惭愧地相信这些正理；如果不回答，恐怕会伤害众多善行。宽恕别人的短处，是厚道的行为；心中念念不忘万物的德性，是仁慈和智慧。如今僧人有好有坏，假使好坏各占一半，难道应当把他们一概驱逐摈弃、一个也不留下吗？天下人都会失望，四方土地上的人都会叹息悲伤。我愚见认为，这条道路还没有光明，周朝的德政又将如何实现？尊敬儒士以显示尊重，却贬低释子来满足一人的心意；把黄金贬低、把石头尊贵，有什么不同呢？推想王道广大平正，难道理应如此吗？土地因为承载水而平，木材因为接受墨线而直。明君采纳劝谏而不忌讳，通达的人乐意听到自己的过失。智慧不应轻易因下愚之见而发怒，以致不能申明其意见；仁慈也不应轻易断绝三宝的根基而不让它建立。上天没有不覆盖的地方，大地承载万物而宽广，山能包容、海能接纳，还有什么不能容纳？十户人家的村邑中必有忠信之士，一个国家的乡里难道能没有贤僧？伏愿天元皇帝推举德行、接纳贤者，招致英才、选取俊杰，去除繁杂而趋于简省。每州保存一座寺院，山林石窟可以随意听任居住；有舍利的地方，仍让人建塔。寺院题名为“周中兴寺”，让乐于智慧的士人抑扬讲说以开导众生，让志在寂静的同伴停止言说以求通达。

译这样内外都得到益处，公私都没有损害，就是道俗共同的大幸。玄学和儒学都能满足心愿，振兴周朝的皇帝德业可以重于百王，大象年间的君主光照四海。天高而听闻深远，轻率地举出平庸言论，臣下气息战栗、魂魄飘浮，冒着生命危险陈述此事。请求稍加收敛雷电般的威严，布施如风雨般的恩德。谨此上奏。纳言韩长鸾接受了书信。内史上大夫归昌公宇文译、内史大夫拓跋行恭等问王明广：“佛图澄是三百年前的人，看你的年纪不过三十岁，却远远称自己是上圣的弟子，难道不是荒谬吗？”王明广回答：“即使是继承周朝的王朝，百世之后也可以预知。先师即使已经三百多年，按时代计算也不过十世，有什么值得迷惑的呢？” 宇文译说：“卫元嵩上书说伽蓝曲解佛法、损害百姓、危害国家，你现在却劝请建立寺院，有什么见解？”王明广回答：“桀、纣失去国家，殷朝的士人归附周朝；国家灭亡、家庭破败，并不是由于佛法。内外经典、道俗明文，自古到今都不能停止废弃。因此我请求建立寺院。”宇文译又问：“齐国君主高伟，难道不是建立佛法而导致国家破败、家族灭亡，残害到这种地步吗？”王明广回答：“齐国君主失国有两个原因，并不是由于佛法。第一，历数有穷，自从天地开辟以来，天下从未见过永不灭亡的国家；第二，宠幸和刑罚失去忠良，君子厌恶处在卑下之地，所以归附周朝，也不是由于佛法。” 宇文译又问：“佛经是胡人的书，是虚幻妄诞之说，什么时候可以拿来作为口头依据？”王明广又回答：“公既然说佛经虚妄，我也可以说孔教不真实。” 宇文译又问：“你凭什么作为证验，却说孔教不真实？”王明广回答：“庄周有孔子的德行，古往今来的事情也相同。我已经陈述过刍狗的道理，孔子仍然使百代之人歌咏他的遗风，千年之后吟咏不绝。遍寻诸子百家的言论，却没有见到一个人把佛说成虚幻妄诞。” 宇文译又问：“你引用丁兰和木母，这个例子不相类。过去有人跌倒触碰木母，木母为他流血。自从高祖毁坏寺院以来，泥塑佛像、石刻佛像有哪个流过血？”王明广回答：“从前夏朝建立九鼎来镇守九州，一个州不安定便有一鼎沸腾，九州不安定便九鼎都沸腾。近来我见两国交战、四方扰乱，却没有见一鼎沸腾。如今殿前还依古制立着鼎，却偏偏责怪泥、木、石像不流血，便要停止废弃它们。” 三月一日，诏令赐给饮食，王明广等人在北宫入席，吃完后皇帝起驾，返回京城。皇帝从北宫南门出来，与上书人等当面告别，接受他们的拜礼。拜礼完毕，内史拓跋行恭宣读诏令：“太阳和月亮虽然明亮，仍要借助众星来辅助光辉；明王至圣，也还要依靠臣下来匡正救助。朕德行昏暗，你们各自献上忠诚谋议，实在值得嘉奖。文书已经很多，一时还没有来得及详细查究，应当即刻阅览，另行检核。你们都应当好好安居。”到四月八日，内史上大夫宇文译宣读诏旨：“佛教兴起以来，历经许多年代；讨论它的最高道理，确实很难明白。但由于世道渐渐浇薄浮华，不依从佛教，致使清净的教法变成浑浊污秽。高祖武皇帝所以废止佛教而不建立，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朕如今心存至道，思考弘扬善法，正要简选、考察修行者，恭敬地修习此理，使他们的形貌服饰不改变，而德行仍然保存。恭敬设置道场，恭敬实行善法。王公以下，都应当知道此意。〔《广弘明集》〕 《释文纪》卷三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释文纪》卷三十七 明代梅鼎祚辑 后周〔三〕 释道安【姓姚，冯翊武城人。北周武帝敕令他住在中兴寺。他推崇《涅槃经》，广泛通晓《智论》，内外之学都已明达，又特别擅长文章。卒于北周时期】《二教论》【北周天和年间，朝廷议论三教的优劣和废立，众说纷纭，是非争端越来越多，都不能使皇帝决断。皇帝又广泛召集僧俗，极力陈述道理，命司隶大夫甄鸾详考佛、道二教，判定它们的先后和深浅。甄鸾于是上表讥笑佛教，把《道论》说成蛀蚀大道的东西，并在殿庭焚毁佛经。道安感慨时俗混淆并列，痛惜史籍沉没，于是撰写《二教论》，取法武帝详论三教的文章，成一卷，分为十二篇。武帝派释宗初先看道安的论书，又让他向群臣询问，见其文辞和论据卓异，废立三教的议论便停止了。到建德三年，武帝普遍灭除佛、道二宗，设置通道观。道安隐迹潜逃，武帝搜捕访求，将他捉到朝廷，赐给牙笏和缯帛，并授予朝列之位，但他始终不肯就任。《归宗显本》第一 东都一位才华出众的少年向西京的通方先生问道：“我听说，风流教化衰落，所以六经才得以整理修订；浮夸崇尚日益显著，所以才有《二篇》的著述。因此，能够宽厚滋润万物、必定有益于万物的，称为儒；运用起来对万物没有穷尽、必定通达的，称为道。这些都是孔子、老子的神妙功业，本来可以详加说明。近来我读佛教典籍，文章博大、义理丰厚；看它引导众生，温和而善于诱导；推究它的旨趣，又勤勉而慈爱。然而三教虽然不同，劝人为善的意义却相同；途径和形迹固然有别，所会通的道理却相同。至于老子感叹身体的忧患，孔子感叹流水东逝，本来都是想把外物置后以求生命长存，感叹往事以认识万物变化，这同佛典所说厌弃身体、认为一切无常，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拘泥滞塞的人没有驰骋于高远的观照，不能把天地看作一指，不能在一气之中平等看待是非，因而谈论时常常产生分歧。这正是把摩尼宝珠藏在胎膜之中，把大光明遮蔽在重重黑夜里，损害不二的淳厚风气，堵塞洞彻一体的玄妙门户。即使祈求多劫，又哪里能够遇到呢？”于是恭敬地请先生为他阐明。通方先生说：“你的问题问得很激烈啊！可以说是穷尽了辨析，却还没有穷尽道理。我虽不聪敏，曾考察上国的疑难，专心奉持神圣典籍，受到高明教化。现在应当为你略说其中要旨。万物变化本出于无生，而使万物相继生起的本身就是无生；天地人三才出现在无始之初，而使一切开始的本身就是无始。这样说来，无生、无始，是万物的本性；有变化、有生灭，是人的聚合状态。聚合时虽是一个整体，形体和精神却有两种不同；离散时虽然形质各别，心识和心数却不会消亡。因此，救济形体的教法称为外教，济度精神的经典称为内教。所以《智度论》有内外两类经典，《仁王经》辨说内外二论，《方等经》阐明内外二律，《百论》谈内外二道。如果通论内外二教，就包括华夏和夷狄；如果限定说本土的教法，则可以说，儒释二教中，释教属于内，儒教属于外。这些都明白见于圣典，并非荒诞谬妄。详细阅读典籍，探究源流，教法只有两种，哪里能说有三种？为什么呢？远古时代质朴未分，《坟》《典》的教诰还没有弘扬淳厚风俗；后来逐渐离开《丘索》之文，著述才兴起。因此，概括七种典籍、总括九流，都是治理国家的谋略，也都是修养自身的方法。所以《艺文志》说：儒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司徒之官，是辅佐君主顺应阴阳、彰明教化的。他们在六经中游学文章，在五德之间留心，祖述尧、舜，效法文王、武王，以仲尼为宗师；其中道术最高明的，就是这一派。道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史官，以清静虚无自守，以谦卑柔弱自持；这是统治者面南而王的权术，与尧的克己谦让、《易经》的谦谦之德相合，这就是它的长处。阴阳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羲和之官，敬慎顺从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恭敬地把农时授予百姓，这就是它的长处。法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理官。赏赐必信，刑罚必行，用来辅佐礼制。《易经》说：‘先王以此明确刑罚，整饬法令。’这就是它的长处。名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礼官。古代名分和地位不同，礼制也有不同的等级。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事情就不能成功。这就是它的长处。墨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清庙之官。住茅屋、用粗木椽，是因此看重节俭；奉养三老五更，是因此主张兼爱；选拔士人、举行大射礼，是因此尊重贤能；宗庙祭祀、尊奉严父，是因此尊崇鬼神。这就是它的长处。纵横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行人之官。孔子说：‘背诵《诗经》三百篇，出使四方，却不能独立应对，诗背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又说：‘真能出使啊，真能出使啊！’说的是应当随机应变、处理适宜，接受使命而不拘泥于成辞；这就是它的长处。杂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议官，兼采儒、墨，合并名、法；知道治国之道包含这些方面，也看出王者的治理无不贯通这些方面，这就是它的长处。农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农稷之官，播种百谷，劝勉耕作和养蚕，以使衣食充足；所以八政中第一是食，第二是货，这就是它的长处。如果分派区别，就应当有九种教法；如果总合起来，就都属于儒家宗旨。论它们的官职，不过是各个王朝的一种职务；谈它们的典籍，也都只是皇家的一部书。你想在一个时代之内让九流争夺同一条河流，在大道盛行的时代让小小的成就彼此争辩，岂不是上伤害皇极不二的风气，下开启拘泥、放荡、鄙陋、浮荡的弊端吗？这真是巨大的蛀虫、宏伟事业的祸害，使朝野眼花缭乱。佛教，是穷究真理、尽明本性的格言，是出离世间、进入真实的轨道。论它的文义，分为十二部；说它的宗旨，有四种悉檀。它的道理精妙，超出名号所能涵盖；它的教化专擅于世俗境界之外，又不是一般情识和智慧所能寻究。至于遣除烦累、放下筌蹄，使精神陶然、智慧穷尽，近则超越生死，远则证入涅槃；宣说五乘，以接引根机深浅不同的众生；全面说明六道，辨析善恶升沉。它所期望的是遥远的出世解脱，但道理没有不周全；它近似王者教化，而事情没有不尽备。既能博大又能简要，不质朴粗疏也不浮华，如果不是天下最深的思虑，谁能与这种教法相比？即使儒、道千家，墨、农百氏，彼此取舍奔走，也没有达到它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