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译总论 《易》上下二经，从《序卦》已经分别说明它们的来由，这种分别由来已久。传文说，现在的《周易》就是孔子所传的《文王易》。《易》这个名称，含有体守常道而穷尽变化、作用无穷的意思。经文说：“变化到了穷尽就会发生变化，发生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这是说常道走到穷尽时，必然继之以变化，因此才能通达而长久。所以《易》以变通为义。大体说来，道理适应变化就可以施用，可以施用就能通达长久，这就是《易》；还没有适应变化就不能施用，就不是《易》。太极之道，起初本来不能直接使用，而《易》能够把它具体化并加以运用，是包牺、文王的功劳。因此，《易》就是作用，是讲如何运用的书。把它拿来运用，大小各有不同，这就在于人的运用。然而必须通过变化而达到通达，然后才能充分发挥它的益处。因此，若论道本身，它从来不取决于有没有圣人和这部书。只是圣人深深忧虑后世，担心后世再也听不到它，所以阐明这条道并记载在这里。自包牺画出八卦，卦的名称便确立了；文王把它重为六十四卦，后来才出现“《易》”这个名称。有了《易》这个名称，才把这条道称作《易》之道。这样说来，卦名开始于包牺，而“易”名开始于文王。卦和爻，只是圣人能够画出、重叠并命名而已。正因为圣人画卦、重卦并命名，所以称为创作《易》的圣人。所谓作《易》，是创作这部书。这部书的道理在天地尚未形成以前就已经具备，并不是包牺、文王所能创作的。后世圣人又依据文王的《易》，用“周”来命名它，以区别于夏、商二代的《易》。夏代称《连山》，商代称《归藏》，而不称“夏易”“商易”，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易”这个名称。《连山》以艮卦为首，主要表现山川，这是禹的功业。《归藏》以坤卦为首，表示成汤废黜夏朝的天命，并从鸣条开始征伐的意思。所以孔子说：“我想考察殷代的政治，所以到了宋国，可惜没有足以征验的资料；我只得到坤、乾两卦。”《周易》以乾卦为首，是因为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却仍服事殷朝的道理。所以《系辞》开头说：“天尊贵，地卑下，乾坤的位置就确定了；卑下和高上陈列开来，贵贱的位置就确定了。”这就是《系辞》中关于文王《周易》的话。卦 帝王之道比皇的道简约，君王之道又比帝的道简约，并不是圣人在其中有意这样安排，只是时代不同而已。文字契刻的产生，开始于八卦；后世的事物之所以繁多，是因为天地有万古不变、固定不移的本体，而人却生生不息、无穷变化，所以由简到繁，是人事必然的道理。上古时期，天道胜过人道，人只知道有天，却不知道其他。因此包牺氏开始画八卦，他的意思仿佛是说：这条道分列为三部分，如此就是天，如此就是地，如此就是人。天道主管覆盖，所以画在上面；地道主管承载，所以画在下面；人道使万物各得其宜并辅佐天地，所以画在中间。于是把自己承担财成辅相之道、配合天地的责任表现出来，这就是包牺画卦的道理。然而天道并不因为天高就比地道大，地道并不因为地广就比人道大，人道也不因为人微小就比天地之道小，所以三画没有差别。推究到最高处，三者混合为一，复归于太极，因此称作“卦”。这样说来，卦只是太极的一种表现。有时是八卦，有时是六十四卦；所说的道和事有大小不同，但就太极而言，只是名称改变，实体仍然存在。它不像三才分列那样，太极的名称和实体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圣人纵向以三才来经纬天地，太极由此分开；横向以八卦来交织，太极由此复归。一经一纬，于是产生六十四种卦象，天下一切事物的道理就都完备了。所以太极是《易》的本体，而《易》是运用太极的名称。太极之道在混然为一、形成万物而无人能够分破时，人怎么能够运用它呢？等到包牺把它分成三才，三才又分为八卦；文王把卦重为六画，又分为六十四卦。这样以后，天下后世才可以借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可以讨论这些事情。不是天下最圣明的人，谁能够参与完成这种事业呢？在八卦形成的时代，天道纯粹完备，所以八卦的名称必然具备三才的意义。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是八卦的名称。把这八个名称总称为“卦”，共九个字，不能按照通常浅显的意义来解释，因为它们出自上古语言，只有文王、孔子能够贯通理解。虽然可以依据孔子从卦的才德来解释，知道乾是刚健、坤是柔顺、震是震动、巽是进入，却始终不能穷尽其中的意义。后世有人说“卦就是卦”，这样的说法怎么能完全表达圣人的意思呢？大体说来，“易”的意义容易通晓，而“卦”的意义却难以获得。卦就是画，就是象。大概是道先变化为画，因画形成象，具备画和象之后才成为卦。使万世以后的人仍能由卦认识象，由象认识画，由画来阐明道，这就是圣人的意思。然而最终没有人知道上古时期“卦”究竟怎样解释。乾、坤八个字出于包牺，“卦”这个字出于包牺之后，是圣人给它命名的。其余五十六卦以及“易”“元亨利贞”，都是文王命名的。六十四卦都可以从意义上解释；卦名有的具备三才，有的取自人物，有的取自道德，有的寄寓时事，命名虽然不同，都可以考察而知。这是因为中古时代的语言，是后世能够通晓的语言。这样，上古、中古的名称就清楚可见了。由此可知，包牺只是画了八卦，文王重卦，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包牺以前，有声音而没有图画；包牺时代，有图画而没有文字。“三”就是乾卦。文王时代，图画和文字都具备了。六十四卦的图画，就是六十四卦的文字；后世认为文字更容易使人明白，所以在卦画下面再加文字来说明。包牺氏以天地人的三才为一体，所以画三画而成为一卦。画有奇偶，于是有乾坤；变化穷尽就会完全改变，于是有乾坤所生的六子。乾、坤和六子，包牺起初不能增减它们；这是上天用来显示给人的，人只是依据它来阐明罢了。所以包牺的卦画得自天而说明天文；文王的重卦得自人而说明人事。得自天的，也知道地道、人道本来是一体。因此三奇为乾，其中保存着地道；三偶为坤，其中保存着天道。一奇一偶终究不能构成卦。得自人的，又知道太极生天地，天地生人；有天而没有地，人就无法产生。所以把包牺的卦画放在上面作为天，把文王重卦的卦画放在下面作为地。天地设置了位置，圣人才在其中成就万物。

译天有气，地有形，人得到天的气而生，得到地的形而成。必须兼备三才并把三才各分为两层，然后人才能依靠天地而产生。这就是文王重卦的意义。揲蓍时，把蓍草分成两部分，用来象征两仪；然后挂起一根，用来象征三才。这是依据重卦的意义。包牺的卦画代表天，天是君道，所以五爻在人事中代表君。文王重卦代表地，地是臣道，所以二爻在人事中代表臣。若分别以上下二卦来说，是这样；若合六爻来说，三爻、四爻都属于人道，这叫中爻。《系辞》说：“杂取万物，撰述其德，辨别是与非，如果没有中爻就不能完备。”所以穷尽人事的变化，以二、三、四、五爻为主，初爻和上爻只是分别表示开始和终结而已。不过，表示始终的也有其位置，所以说“六位因时而成”，“六位成就文采”。爻 包牺氏开始画卦时，卦画虽然具备三才，但卦中的天地还没有分判，也没有九、六和六位的区别。文王重卦以后，天地才分判而有九、六，人道形成而显出六位；这就是周公阐明六爻意义的原因。什么叫天地分判而有九、六？《系辞》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这是天地生成万物的数。把一、三、五相加为九，是天数；天本于乾，所以乾称九。把二、四相加为六，是地数；地本于坤，所以坤称六。这是在列出六爻之后，圣人称九、六的意义。因此在揲蓍的方法中，老阳三十有六，以四为数揲取而得到九；老阴二十有四，以四为数揲取而得到六。所以九是乾爻，三十六是乾策；六是坤爻，二十四是坤策。这是后世圣人推演九、六之道。包牺开始显现三才微妙的道理，只画天卦，正是知道三才本是一道；所以一定要等到文王重卦以后，上下天地二卦都具备了，九、六才可以产生。九、六产生以后，大衍之法才得以建立，这就是圣人创作《易》的次序。什么叫人道形成而显出六位？一卦的卦象虽然已经具备三才，但六画形成以后，圣人之道在于成就万物，想把它用于天下万世，所以舍弃天地而单独彰明人道；因此六爻都是人的位置，爻辞都是人事。因此，文王的治理与天的承载相同，而周公的礼乐、法度灿然完备，都是尽力发挥人道。这就是圣人彰明六爻意义的原因。《系辞》说：“二爻多誉美，四爻多忧惧，三爻多凶险，五爻多功绩。”这是后世圣人用人道来阐明六爻的说法。这样，有了卦画以后才能重卦；重卦以后才有九、六；有了九、六以后才有六位；有了六位以后才可以系结卦辞、爻辞、彖辞、象辞和《文言》。所以在画卦、重卦、形成九六的阶段，都是总括说明三才和六位；到了《系辞》《彖》《象》之后，便一律以人道为主，人道到这时才明白。这是四位圣人由始至终完成《易》道的次序。不过，在周公以前画卦时，爻已经包含在卦画中，并不另外重现。到了周公把爻列在卦画下面，再给它系上文辞，《易》于是才完备。而阐明《易》道、传授圣人教诲的人，是孔子。所以必须有一位圣人画卦，有一位圣人重卦，有一位圣人列出爻，有一位圣人垂示教诲，这样道理就没有遗漏了。假如让包牺重卦，那就不是包牺的事，而是三王的道；假如让文王作爻辞，那就不是文王的事，而是周公的道。圣人随时而行的道理，本来不是这样混淆的。因此，从太极开始，包牺象征三才之道，文王穷尽三才之义，周公列举三才之事。孔子阐明三才的教诲，也都是顺应时势的道理。不过，孔子对于文王，正如文王对于包牺；周公只是完成文王的一项事业。因此古人只称三位圣人，原因就在这里。彖 《系辞》说：“彖，是说卦象的。”又说：“彖，是说卦的才德。”乾卦的象，是六个阳爻；乾卦的彖，是说明六阳爻的意义；乾卦的才，是广大而刚健；乾卦的彖，是说明广大刚健的意义。所以考察彖辞，一个卦的意义就已经想通了一大半。然而前代儒者把文王的卦辞当作彖辞，大概是因为认为孔子不应当自称“观乎彖辞，则思过半”。这是完全不对的。孔子的彖，正是论述一卦的卦象并解释文王的卦辞。如果没有孔子的彖，卦象和文王的文辞就无法贯通。文王的文辞旨意深隐，出于忧患中的言论，即使让有智慧的人来考察，哪里能想通一大半呢？一定要考察孔子的彖辞，然后一个卦的意义才有“想通一大半”的道理。孔子作彖，本来是要给后世树立规范，希望学习者先在彖辞上尽心，然后才能明白重卦的象并贯通文王的辞。因此“思过半”这句话，是孔子亲自说明作彖的用意，也是指示学习文王《易》的重要方法。象 《系辞》说：“《易》就是象。”又说：“圣人建立卦象来穷尽意旨。”这是因为《易》的意旨不可能完全穷尽，所以设立卦象来尽量表达它。意旨不能穷尽，如果只玩味文辞，都是空话罢了。这样就不能教导天下后世，作《易》的道也会断绝。这就是圣人建立卦象的宗旨。经文说：“显现出来，才称作象。”那么，使这条道可以被看见的，无不属于象。因此，象并不只有一个意义，四位圣人的象也各不相同。卦的三画，是包牺的象；重为六画，是文王的象；其次分为六位、刚柔，是周公的象；在乾卦中，从“天行健”到“天德不可为首”，是孔子的象。三画、六画之象以卦为主；六位刚柔之象以爻为主；孔子的象以文辞为主。所依据的对象虽然不同，都是为了穷尽意旨。因此，文辞有不能穷尽的，就从爻中寻找；爻有不能穷尽的，就从卦中寻找；这样，《易》的意旨就没有遗留了。然而，象难道只是象征天、地、马、牛而已吗？天地牛马，是具有乾坤之象的事物；并不是说乾坤之象只限于天地牛马。所以应当知道，《易》这部书的意旨和文辞，都是从卦象产生的。没有忘掉卦象而能懂得《易》的。像头、腹、马、牛这一类象，有时可以忘掉这些象的末节。

译欧阳文忠公说：彖、象、文言混杂编入卦中，是从费氏开始的。王弼作注时，也采用了把彖、象混杂在经文中的本子。考察费氏的传文说：“只是用彖、象、《系辞》十篇、《文言》来解释上下经。考察现在流传的《易》十篇，并没有全部编入卦中，所以不可能是费氏的本子。”孔颖达说：“孔子的象辞在六爻经辞之后。”后来王辅嗣认为：“象本来是解释经文的，应当与经文相邻，这样意义容易明白，所以把各爻的象辞分别附在相应爻辞下面。”这就像杜元凯注《左传》，把经文的年份和传文分列相附。由此看来，小象本来确实已经在卦中；王弼又把它混杂到爻辞中。至于彖、大象和《文言》，最终无法考定。文言 《易》有彖，用来说明成卦的才德；有象，用来穷尽作《易》的意旨；又有《文言》，用来解释一个卦的卦辞。然而《文言》只著录在乾、坤二卦，是因为有关文辞属于圣人之道，而乾、坤之《易》最为明白。学习者可以从彖、象中考察，凭自己的智慧能够达到。孔子说：“举出一个角，却不能用另外三个角来反推，就不再教他。”又说：“赐啊，告诉你已经发生的事，你就能知道将来的事。”这大概是因为有些道理无法一一说尽，言语终究不能穷尽它。学习者考察乾、坤二卦的《文言》，可以触类旁通、由此推衍。案：此书旧有夷陵谢主簿校证本，但没有详载主簿的姓名。他校证这一条时说，乾、坤二卦《文言》的句子脱漏了，因而加以校补。现在这个本子并没有脱漏，与他所校补的内容相符合。详情另见卷一、卷十一小注。系辞 包牺画卦之初，原本没有系辞。文王、孔子的言语，都属于系辞。所以孔子说：“给卦系上文辞来判断吉凶，给卦系上文辞来穷尽它的言说。”那么，卦辞、爻辞都属于系辞。现在唯独把上下两篇称为《系辞》，是因为卦辞、爻辞是文王、周公所系的辞，而上下两篇是孔子所系的辞。并且在十翼之中，只有这上下两篇广泛论说大道，是各卦的总纲，与彖、象、文言的文辞不同，所以专门称作《系辞》。这是为了尊崇孔子的文辞，使它与文王相等。考察其中的言论，广大而完备，能够随变化而通达并神妙无穷，不假思虑而精微深远，这些都是彖、象、文言、序卦、说卦所不能完全表达的。不是圣人，谁能参与达到这种境界呢？没有这两篇，《易》道就会断绝。何氏认为，上篇阐明无形之理，下篇阐明事物初始的征兆；有人认为上篇论《易》的大理，下篇论《易》的小理。孔颖达说上下篇没有不同的义理，只是因为篇简重大，所以分成两篇。如今考察上篇，从“天尊地卑”到“存乎德行”，篇章依次相承，事理无论大小都有条理，不可紊乱。后一章所说的，都是前一章尚未穷尽的内容，直到“存乎德行”，《易》道才完备。下篇重新展开这些说法，前后次序也和上篇一样。由此可知，起初就是分成两篇，并不是后人妄自分割。各位儒者分章并不一致，孔颖达确定上篇十二章、下篇九章。然而各章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有的可以分开，有的不能分开，似乎不止二十一章。因此有的地方文意尚未中断却分了章，有的地方只有一两句而文意已经中断、前后不相连接，怎么能拘泥于二十一章呢？说法见于后文。上篇所说的，多是《易》道中宏大的方面，以及它精微、神妙、变化的作用；下篇多说卦义和上篇尚未说完的粗显内容，以及那些不能不说明的道理，因此上下两篇大略可以这样区分。况且上篇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正因为有这句话，所以下篇才能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上篇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至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正因为有这句话，所以下篇才能说“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孔颖达说“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这难道又只是《易》中的小事吗？不过，“贞观”“贞明”只是借天地、日月来说明吉凶和贞胜的文辞，并不是《易》道本身的义理。它又不如“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那样属于《易》的道理。考察这几层意义，上下两篇的精粗大略可以看出来了。说卦 《说卦》论述八卦的道德，以及八卦所象征的事物、意义、情状和性质。那么，六十四卦也有这些内容吗？六十四卦的这些内容，大概分别具备在《文言》、彖、象和《杂卦》之中。至于万物的象类，如《履》卦象虎，《渐》卦象鸿，《中孚》卦象鹤鸣，《小过》卦象飞鸟，《井》卦象井，《鼎》卦象鼎，都是这种情况。它们的卦象不能一一说尽，所以只在这几个卦中略加说明。《系辞》说：“用来说明天地之间的事物，就完备了。”这正是难以尽言的原因。所以说：“书不能完全表达言语。”

译序卦 孔颖达说：“六十四卦两两相对，不是覆卦就是变卦。所谓覆卦，是从表面和里面反过来看，于是成为两个卦，屯、蒙、需、讼之类都是这样。所谓变卦，是反复观看仍然只是一个卦，于是用变化来与它相对；乾、坤、坎、离、大过、颐、中孚、小过八卦就是这样。这大概是卦变和反对的象，先天之学已经详尽说明了。虽然出于变化之象，难道会没有次序吗？所以圣人给它们安排了次序。”八卦的次序有两种：“帝出乎震”一章，是八方的次序；“乾天也”一章，是成卦先后的次序。先在上面排列八卦，所以在这里排列六十四卦。八卦的次序，是包牺之道；六十四卦的次序，是文王之道。道理极难明白，圣人把它分为三才，分为八卦，使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见，有耳朵的人可以听见，也可以说达到极致了。于是又为它作说明、定次序，把三才、八卦的道理讲清楚，细微之处也没有遗漏。然而讲《易》的人，仍有的滞留于空泛言论而背离、扰乱正道，有的沉溺于术数的作用而不明白三位圣人的大旨，这是学习者应当深切戒惧的。杂卦 卦的性质、情状以及各卦德行的不同，八卦可以在《说卦》中看到，六十四卦可以在《杂卦》中看到。孔子对于包牺之道，在《说卦》中说得十分详尽，都是文王没有说明过的内容，所以不得不详细论述。至于文王之道，则具备在《序卦》《杂卦》之中；卦象见于各卦的大象、小象，而上下《系辞》则兼而统摄它们。案：原本从论《系辞》到论《杂卦》，又在各卷篇首重新载录《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大概是因为曾穜的《大易粹言》分别收载了这些篇目，编者没有察觉它们已经见于卷首，误据此增加。现在已经校订删去。至于各卷中有与《粹言》所载不同的地方，则根据文义审定，不全部依从《粹言》；若依据《粹言》增入，则在本文下面注明。《郭氏传家易说》总论

译钦定《四库全书》《郭氏传家易说》卷一 宋　郭雍　撰 上经【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乾下乾上】乾：元亨利贞。包牺给卦命名，必定包含三才的意义，所以太极分化为八卦，名称叫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到了文王重卦以后，三才和八卦才交错组合而不止一种，天地人的道理也有所分别。只有八卦的名称沿用不改，因此它们的意义与其他各卦不同。《说卦》说：“乾为天”，所以世上解释乾卦的人只停留在“天”，没有得到其中的道理。又把天看作本体，把乾看作作用。如果乾只限于天，那么乾的卦象应当只有一画，不应当同时具备人道、地道而包含三才。孔子说：“乾是阳性之物。”从道理来说，乾、坤、天地、人无不是一物，那么三才中的阳性之物都是乾道。因此《说卦》说：“乾为天，是天中的乾；为圜，是形象中的乾；为君、为父，是人事中的乾；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马、为木果，是天地万物中的乾。”因为乾能够具备三才万物的各种象，而三才万物中的任何一种事物都不能兼具乾的全部象，所以不能只命名为“天”，而必须命名为“乾”。何况乾坤是道，天地是具体事物；事物得到这种道以后才成为事物，因此天得到乾道才成为天。八卦的名称都与此意义相同。《文言》开头说四种德，后来又说：“乾元，是开始而通达；利贞，是事物的本性情状。”再看其他卦中“利牝马之贞”“利君子贞”这一类说法，就让人怀疑它是把元、亨两德合为一类，把利、贞两德合为一类。大概从《易》的角度来说，乾是阳性之物，坤是阴性之物；从乾这一卦来说，元、亨属于阳类，利、贞属于阴类。这就像春夏秋冬虽然是四时，但从阴阳来看，春夏属阳，秋冬属阴，所以四德有时分为两类来说，也是可以的。况且四德在卦中，是针对天地人来说的，称为元亨利贞；若分别从天地人来说，虽然也称元亨利贞，但天所说的元亨利贞，如“建立天道，以阴与阳相对”之类；地所说的元亨利贞，如“建立地道，以柔与刚相对”之类；人所说的元亨利贞，如“建立人道，以仁与义相对”之类。天地人的阴阳、刚柔、仁义，都可以称作元亨利贞；但卦的元亨利贞不能称作阴阳，不能称作刚柔，也不能称作仁义，因为卦能够兼备三才，而三才中的任何一种事物都不能兼备卦的全部意义。因此，乾道被天得到，就成为天；被君父得到，就成为君父；被圆形得到，就成为圆形；被木果得到，就成为木果。大小虽然不同，所具备的乾道却是同一个。所谓说到大，天下没有什么能够承载它；说到小，天下没有什么能够分割它。它的道是同一个。文王的《易》中，乾卦六画之下只有“元亨利贞”四个字。到了周公，又增加六位的爻辞，共六十二字，于是《易》道完备。孔子作成彖、象、《文言》，成为今天的《易》，后世才得以明白。考察文王的《易》，就知道周公的事业正是所谓“郁郁乎文”的事业；也可以看出文王无声无息，却与上天的承载相同，正体现天运行不止、文王也不止息的意义。由文王来观察包牺的卦画，就知道包牺包容、范围天地之道，与太极相同，达到了极致。初九：潜龙勿用。爻辞都以人道为主。龙虽然不是人，但万物都在人道范围之内，而且龙又取象于圣人，所以乾卦的爻辞称龙。并不是乾卦本身就是龙而这样称说，而是因为龙具有圣人的德性，不必拘泥于乾卦的固定象。初，表示开始；圣人的开始，是实行果断的行为、培养自己的德性，还不能在当时出仕发挥作用，有时也还没有达到出仕的条件，圣人都可以处于潜藏状态。这就像舜耕种、稼穑、陶器、捕鱼的时候，必须等到玄妙的德行上达而闻名，才任命他担任职位。因此处于潜藏时期，适宜不要自我求用。伊尹在有莘耕作，傅说隐居岩野，二位老人避居海滨，也都是这个道理。有人把汉高祖以及后世隐士作为比喻，但都不足以当作“潜龙”的意义。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子通过学习来积聚德业，通过询问来辨析义理，以宽厚的态度安处，随后以仁德来实行。达到以仁德实行的境界，道就大成了。因此，龙处于潜藏状态，必然有显现的道理；圣人学习圣道，也有必然实行的道路。舜辅佐尧，伊尹归附成汤，太公、伯夷归附文王，都属于有利于见到九五大人的情况。人臣属于地道，所以显现而在田；人君属于天道，所以飞翔而在天。所谓大人，是道德极其广大的人；所以他的德性与天地相合，光明与日月相合，行事次序与四时相合，吉凶与鬼神相合。如果不是这样，哪里足以拥有天下之大，辅助万物化育而与天地并列呢？君臣都具有大德，并且不用小人，这就是二帝三王兴盛的原因。乾德以广大为主，所以不说圣人，而说大人。那么，圣人的法则就是效法乾道，关键只在于广大。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三居于臣道的尊位，承担兴办事业、创立功业的责任，所以整天勤勉不息，效法乾道刚健的性质，无暇休息。这正是大禹三次经过家门都不进去的时候。然而天下的道理是，地位越高越危险，盈满就会溢出，必须始终战战兢兢，然后才能没有危险和盈溢的祸患。因此，九三处在尊位的君子能够早晚都保持警惕，即使处于危险之地，也可以没有灾咎。“若厉”，是说虽然处于危险之中。禹说：“我想到这些事，日日勤勉不懈。”舜称赞禹不自满自夸，孟子称赞禹听到善言就拜谢，这些都体现了早晚警惕的意思。乾道被尧、舜得到，大禹得到的是它的刚健；即使想不成为帝王，也不可能。因此尧、舜、禹之间的授受，取决于道的自然流行，圣人在其中并没有私意。九四：或跃在渊，无咎。初爻处在下卦的最下方，是潜藏的位置；潜藏时虽已行动却尚未成功，所以不能施用。九四处在上卦的下方，仍有深渊的意义。虽然潜藏之道已经改变，却还没有处在“在田”的位置，进退都只能等待时机，当然不能贸然跃进。然而君子增进德行、修治事业，希望及时处在接近君主的职位，难道能够错过时机吗？因此，对于是否可以进取产生疑问，于是自己跃动。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这就是“或跃”。六爻的意义，大体上是初爻表示尚未出仕，四爻表示已经出仕，二爻表示能够应合君主的臣子，三爻表示人臣中尊贵至极的位置。大概下卦表示逐步前进，四爻已经接近君主，所以二爻多有声誉，是得到君主知遇；四爻多有忧惧，是因为接近君主；三爻多有凶险，是因为处在危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