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氏传家易説卷八

译《易》的道理，是道理的大全。自古以来，圣人运用它，从未断绝。自包牺画卦以后才有卦，文王重卦以后才有《易》书，于是这个道理才明白起来。所以世人说《易》始于包牺，大概是说因有《易》这部书以后，它的道理才明白。因此《系辞》论述卦，也以包牺为开始。然而圣人一定要观察天下的象，然后才画卦。所以包牺观察天上的象，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土地各自适宜的情况，无论细小还是广大都没有不察看的。近处从自身取法，远处从万物取法，内外都没有不取法的。这样以后才能画卦。八卦形成，神明的德性于是贯通，万物的情状于是得以类比。这就是所谓贯通天地、应合万类。包牺以前没有这样的事，所以说“开始创作八卦”。然而，成为天地、雷风、山泽、水火的，都是包牺取法天地之象。动物一类的马、牛、鸡、雉，都是鸟兽的纹理。植物一类的木、果、竹、苇、反生、果蓏，都是土地所适宜的。成为头、成为腹，头发稀少、额头宽广，心病、耳痛，都是从自身取法。自身以外的，都是从万物取法。编结绳索制成网罟，用来打猎和捕鱼。这大概是取法于离卦。从“以类比万物的情状”以上，是说包牺创画八卦的原因；从“编结绳索制成网罟”以下，是说取法离卦的意义。八卦是道的大全，创作八卦是为了向万世阐明道。离卦是道的一部分。圣人遇到相应的时代而运用道来使天下获利，是趋合时势。圣人不能独自穷尽天下所有的时势，所以也不能穷尽运用天下的全部道理。因此，把大全之道阐明给后世，而他在所遇时代所建立的不过一两项罢了。所以道理是否明白取决于圣人，而能否运用又取决于时势；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强求。包牺时代还没有牲畜作为祭牲，所以只是编结绳索制作网罟，用来打猎捕鱼。当时的人只知道用网罟打猎捕鱼，不知道其中还有取法。孔子从《易》道观察以后，才知道这种做法有取法于离卦，所以说“这大概是取法于离”。离，就是附丽；网罟，就是附丽之道。然而包牺开始创作八卦，是所谓取决于圣人；编结绳索制作网罟，是所谓取决于时势。这就是圣人之道与时势的区别。包牺氏去世，神农氏兴起，砍削木头制成耜，弯曲木头制成耒，施行耒耨的便利来教导天下。这大概是取法于益卦。包牺时代有牲畜作为祭牲，却还没有种植谷物的粮食；炎帝氏创制耒耨的便利来教导天下，所以号称神农。这样看来，谷物粮食是从神农开始的。说取法于益卦，是因为益卦由上下震巽两个木组成，所以有砍木制耜、弯木制耒的象。益卦的彖辞又说：“木道于是通行。”谷粒属于木类，耒耜是以木施教，所以说取法于益。益卦以增益下民为道，又有上天施予、下地生长，其增益没有固定方所的意义。耒耨的便利，也是增益下民之道，也是增益没有固定方所之道，这些都具备《易》的三种意义。正午设立市场，使天下的百姓来到这里，聚集天下的货物，互相交易后离去，各自得到所需。这大概是取法于噬嗑卦。古代圣人使天下获利，并不是运用自己的私智，都是有所取法于《易》。这就是圣人洗心的道理。设立市场来会合百姓，取法于噬嗑，是因为“嗑”有会合之义。凡是会合的道理，都以噬嗑为根本。这里说使天下百姓到来、聚集天下货物，这是会合中最大的情况，所以说取法于噬嗑。当神农时代，只有八卦，文王还没有重卦，还没有益卦和噬嗑卦。这里却说取法于益、取法于噬嗑，大概是因为六十四卦的画象虽然开始于文王，但六十四卦的道理从来并非不存在。百世以后，只有孔子能够追溯并阐明它的道理。比如说，耒耜的教导虽然始于神农，考察它所取法的，大概就是益卦之道；设立市场会合百姓虽然也始于神农，考察它所取法的，大概就是噬嗑之道。于是这样说：“大概是取法于益，大概是取法于噬嗑。”用来说明虽然当时还没有《易》，但自古圣人所运用的道理，也不过就是六十四卦的道理罢了。天下的道理不能超出这些，这就是所谓等待百世以后的圣人也不会迷惑的道理。这个道理本来存在已久，文王知道它并把它重叠成书，所以说“由此重之”。从孔子的文辞来看，可以知道文王所创作的是《易》的书，而不是文王创作的，是《易》的道。从书的角度说，神农时代还没有益卦和噬嗑卦；从道的角度说，神农时代大概已经有益卦和噬嗑卦的道理。先儒被这两个卦迷惑，所以说神农重作了《易》，这是错误的。涣卦、随卦等也都一样。神农氏去世，黄帝、尧、舜氏兴起，通达其中的变化，使百姓不因事物而困倦；以神妙的道理加以变化，使百姓适宜于它。《易》说，事物穷尽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因此得到上天的佑助，吉祥而无所不利。时势不同，事情就不同，于是就有变化。只有圣人能够通达其中的变化，百姓才不会被事情困住，因此不会厌倦于有所作为。所以即使圣人以神妙的道理设立教化，也不过是使百姓适宜罢了。所谓使百姓适宜，并不是极其高深而难以实行的道理，也不过是制作舟车、臼杵、弧矢、宫室、书契之类；凡是能够使百姓得利、后世不能改变的，都是如此。懂得道理的人，当然把这些看作圣人的道；不懂道理的人，却说圣人的道变化倏忽、神妙莫测，难道会在舟车、杵臼之间吗？所以圣人先说使百姓适宜，后来所制作的器物，也都是使百姓适宜的道理。然而从《易》道来看，道理穷尽就一定变化，变化以后才能通达，通达就可以长久，何况把它运用于百姓呢？所以从包牺、神农、黄帝、尧、舜氏以来，都能够通达变化。因此得到上天佑助，吉祥而无所不利。并不是上天偏爱这几位圣人；上天所佑助的、百姓所适宜的，都在通达变化之中。《易》中三次说“自天祐之，吉”，大概是说这种佑助都是圣人自己有办法招致的，所以无所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这大概是取法于乾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说不妄自作为而治理天下。能够无为而治，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效法乾坤的易简罢了。剖开木头制作船，削尖木头制作桨。船桨的便利，用来渡过不通行的地方，到达远方，使天下获利。这大概是取法于涣卦。涣卦的卦象是木在水上、水在木下，所以有船桨的象。因此它的彖辞说：“利于渡过大川，乘木而行就能建立功效。” 驯服牛，驾乘马，牵引重物，到达远方，使天下获利。这大概是取法于随卦。

译到达远方的道理，是人们所难以做到的。如果没有所随从的东西，怎么能够到达呢？所以驯服牛、驾乘马，牵引重物而到达远方，是取法于随卦。况且圣人用来达到远方的，是道。因此圣人随时的意义在于道；众人用来达到远方的，是牛马。因此众人所随从的，不过是牛马罢了。然而舟车都是人们依赖以到达远方的，所以随卦、涣卦都说到达远方的好处。天下百姓得到船桨、牛马的功用，知道船桨、牛马的便利，又哪里知道圣人取法于随卦、涣卦呢？这就是所谓百姓每天使用却不知道其道理。设置重重门户，敲击梆子来防备暴徒，这大概是取法于豫卦。预先防备就是豫。预先防备的意义，大概不止一种。这里单独举出设置重门、敲击梆子的事，是因为黄帝、尧、舜的时代只有这些防备，不像后世那样防禁和预备得严密。黄帝、尧、舜的时代尚且设置这些，后世的君主难道可以不预先设置防备吗？豫卦本来没有预备防备的意义，而孔子又在这里说明预备防备，是为了表明各卦的象元，不能用一种意义穷尽。砍断木头制作杵，挖地制作臼。臼杵的便利，使万民得到帮助。这大概是取法于《小过》。《小过》有实在处于中间的象，而臼杵有使物体实在处于中间的功用。自从神农氏兴起耒耜的教导，臼杵的制作就不可缺少。所以黄帝接着制作它，使万民得到帮助。这些都是备办器物、使其发挥功用，制作成器来为天下谋利。弯曲木头制作弓，削尖木头制作箭。弓箭的便利，用来威服天下。这大概是取法于睽卦。睽卦没有弓箭的象，而说弓箭取法于睽，并不是说事物彼此乖离争斗，弓箭足以用来威服它们。大概弓箭的作用，是因睽离而发出的。弓箭彼此分离，才发射出来而发挥作用；睽离达到极点，作用也达到极点。所以弓箭这两种东西，包含着达到极度睽离的道理。睽卦的象辞说：“君子因此同中求异。同中求异，难道不正像弓箭吗？物体不同而功效相同。” 上古的人居住在洞穴、住在野外，后世圣人用宫室来改变这种状况，房屋上有栋梁、下有屋宇，用来抵御风雨。这大概是取法于大壮卦。宫室的制度，上面有栋梁、下面有屋宇，具有覆盖万物的象，这是天的道理。大壮卦有天的道理并且发动，所以人事上便有建造宫室的象。古代安葬死者，只用柴薪厚厚包裹尸体，把它埋葬在荒野中，不起坟、不植树，丧期也没有规定。后世圣人用棺椁改变这种做法，这大概是取法于大过卦。上古时代的人只知道简略而不知道礼制，所以安葬亲人非常简薄，竟达到这种地步；丧期没有规定，是因为悲哀尽了就停止。圣人为此制定礼制，后来棺椁有了一定规格，丧期也可以确定。大过卦虽然取其过于厚重，但四个阳刚居于中间，有坚实居中的象，所以取它来象征棺椁。奉养生者还不足以抵当大事，只有送葬死者才可以抵当大事，难道能不厚重一些吗？上古时代曾有人亲人死了，就把尸体抬起来丢在山沟里；孟子说孝子仁人掩埋亲人，也一定会有合宜的方法。这大概就是圣人用棺椁改变旧俗、取法于大过卦的意义。上古结绳治理天下，后世圣人用书契改变这种做法。百官因此得到治理，万民因此得到明察。这大概是取法于夬卦。还没有结绳的最初，结绳是用来治理的；结绳以后，书契是用来治理的。结绳、书契，都是用来防备小人的欺伪，并不是为君子准备的。夬卦的道理，是用刚决去柔，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忧惧。书契取法于夬，也是因为它能够决断并去除小人的欺伪。从离卦到夬卦，共十三卦与本卦的意义大多不同，这是为了显示各卦的象和义都不能用一个固定的例子穷尽。能够使它们变化而贯通，那么它们的例则在天下也就没有穷尽了。这里所说的，也是其中一种。所以说：“通达其中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困倦。” 所以，《易》就是象；所谓象，就是摹像。彖，就是材料；爻，就是效法天下的运动。因此，吉凶由此产生，悔吝由此显著。《易》这部书，卦与象不能知道谁在先、谁在后。虽然圣人观察象来创设卦，但卦建立以后，象又在后来显现。所以《易》这部书，归根到底就是象。所谓象，是用来摹像天下存在的事物的。象建立以后，彖从内部说明一卦的材料，爻从外部效法天下的运动。爻建立以后，吉凶产生，悔吝显著。这就是形成《易》的次序。阳卦为什么多阴爻，阴卦为什么多阳爻？阳卦以奇数为主，阴卦以偶数为主，它们的德行又是什么？阳卦是一位君主、两个百姓，是君子之道；阴卦是两个君主、一个百姓，是小人之道。阳卦本来应该阳爻多，阴卦本来应该阴爻多，如今却正好相反，原因是什么？阳以奇数为主，阴以偶数为主。阴阳的德行又是什么？这是圣人设问的意思。凡是阴阳二卦，都以阳为君。一位君主、两个百姓，道理是顺的；因为顺，所以是君子。两个君主、一个百姓，道理是逆的；因为逆，所以是小人。它们的原因和德行，由此就可以知道了。横渠先生说：“归于一处的，是君子之道；多方面用来驾驭的，是小人的道理。” 《易》说：“心意纷乱地往来，朋友就顺从你的思虑。”孔子说：“天下有什么可思考、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天下同归而道路不同，目标一致而思虑百端。天下有什么可思考、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太阳西去，月亮就升起；月亮西去，太阳就升起；日月相互推移，光明便产生。寒气过去，暑气到来；暑气过去，寒气到来；寒暑相互推移，一年便形成。过去的是屈，来的就是伸；屈伸相互感应，利益便产生。尺蠖屈曲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存自身；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是为了施行其用；充分利用事物、安定自身，是为了增崇德性。超过这些以后，便不是偶然能够知道的了。穷尽神妙而知晓变化，是德性的盛大。”

译从“心意纷乱地往来”到“没有人增益他”，十一项义理都得到说明。圣人玩味《易》的文辞，大概是要把它运用于天下，以结束上篇所说拟议的道理。道以运用为大，所以圣人把中庸看作最高原则，因为这就是道的运用。从一心的端正推及天下，从尽一己之性推及穷尽万物，都是运用。所谓“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以达到运用”，就是这个意思。再以咸卦来说，“心意纷乱地往来，朋友顺从你的思虑”，是说志意还没有确定。孔子在这里虽然讨论无思无虑，却穷尽天下往来的道理；这样讨论，就知道爻辞中的“往来”二字并非徒然，这就是所谓玩味文辞。况且往来是常理，有去必有来，有来必有去，是道理和形势相互感应的结果。只有去而不来、只有来而不去，在道理上是不可能的。懂得往来的说法，就知道一切心意纷乱的往来、相互感应而没有定准，本来都有其道理，不必都顺从你的思虑。只有知道同归而道路不同、目标一致而思虑百端，才明白天下没有什么可思虑的。朋友顺从你的思虑，是因为受到你的感应；不顺从你的思虑，是因为没有受到你的感应，往来各自相互感应。日月、寒暑就是这样；以屈伸相互感应的，尺蠖、龙蛇就是这样。以精研义理相互感应而达到运用的，是圣人。虽然道路不同，却同样归于感应，又何必一定要朋友顺从你的思虑呢？所以日月往来便产生光明，寒暑往来便形成一年，尺蠖屈曲便知道一定会伸展，龙蛇蛰伏便知道一定会神妙变化。那么圣人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难道只是为了寂静无为吗？一定要把它运用于天下；充分利用事物、安定自身，难道只是为了偏利自己吗？一定要崇尚德性、扩充事业。这些都是往来屈伸相互感应而产生利益，出于自然。可是没有去就没有来，没有屈就没有伸，没有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就不能达到运用；超过这些以后，都不是圣人达到运用的道理，所以圣人不能预先知道。大概是说那些繁多而显现在事业上的事情。这样看来，穷尽神妙的奥妙、知晓变化的极致，如果不是圣人盛大的德性，谁能做到呢？观察乾卦初九“潜龙勿用”，到九五以后才“飞龙在天”，这就是所谓屈伸相感、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以施行其用。《易》说：“困于石上，倚靠着蒺藜；进入自己的宫室，却看不见妻子，凶。”孔子说：“不是应当困住的地方却困在那里，名声一定受辱；不是应当倚靠的地方却倚靠在那里，自身一定危险。既受辱又危险，死亡的期限将要到了，妻子哪里还能够见到呢？” 应当困时才困，应当依靠时才依靠，是道的正当。不是应当困的地方却困，不是应当依靠的地方却依靠，便失去了道的正当，所以名声受辱、自身危险。这就是《太甲》所说的“自己作的孽，不能逃避”。妻子是至亲而且容易保全的人，进入宫室本来一定可以见到。不是适宜做的事却去做，最终连妻子儿女都不能保全，又怎么能够保全四海呢？这就是所谓失去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很少。《易》说：“公在高大的城墙上射隼，捕获它，没有不利。”孔子说：“隼，是禽鸟；弓箭，是器物；射隼的人，是人。君子把器物藏在自身，等待时机而行动，有什么不利呢？行动而没有阻碍，所以一出手就有收获。这是说先把器物制作好，然后才行动。” 君子把道保存在自己身上，而外在的困厄在于时机，所以把器物藏在自身，仍然有所等待。“括”就是结；结住就会有阻碍。凡是没有道，就会受到阻碍；不是时机，就会受到阻碍。行动而没有阻碍，然后出手才有收获。这一章是说器物成就以后才可以行动，而行动也一定要有时机，所以这样说。把器物藏在自身，是说自己具备道。高大的城墙之上，就是时机所在。孔子说：“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害怕不义；看不见利益就不努力，没有威势就不受惩戒。小的惩罚能够带来大的警诫，这是小人的福气。”《易》说：“脚戴刑具而伤灭脚趾，没有灾咎。”说的就是这个。小人并不是不知道天下所说的善恶，也不是不知道天下的祸福，只是在防范善恶、阻止祸患于细微之处时昏昧无知，所以积累到大恶，以至遭受天下大祸的很多。圣人怜悯他们因愚昧而受祸，于是制定刑罚来对他们施以小惩。惩罚他们的小过，使他们对大过有所警诫，最终便没有大恶大祸的忧患，这难道不是小人的福气吗？所以起初脚戴刑具而伤灭脚趾，后来才能最终没有灾咎。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就名声；恶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毁灭自身。小人认为小的善行没有益处，所以不去做；认为小的恶行没有伤害，所以不去除。因此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罪过大到无法解脱。《易》说：“戴着刑具，伤灭耳朵，凶。” 善恶的道理，都是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不断积累恶行，最终能够不凶吗？明白善恶积累的道理，知道应当做什么，知道应当去掉什么，这就可以说是君子了。孔子说：“危险，是因为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安稳；灭亡，是因为只想保住现有的存在；动乱，是因为自以为已经有了治理。因此君子在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在存在时不忘记灭亡，在治理时不忘记动乱，所以自身得以安定，国家可以保全。”《易》说：“它将要灭亡了，它将要灭亡了，系在丛生的桑树上。”安危、存亡、治乱，大概是相互代替、相互产生的道理。因此圣人在安定时考虑危险，所以最终没有危险和灭亡的忧患。孔子说：“德性浅薄而地位尊贵，见识狭小而谋划重大，力量微小而承担重任，很少有不遭祸的。”《易》说：“鼎折断了足，倾覆了公侯的食物，鼎身沾满污物，凶。”说的是不能胜任其职。道的运用，没有什么地方不能施行，从自身到天下，它所能运用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怎么会有不能胜任的忧患呢？这里讨论不能胜任其职，是借鼎来说明。鼎是器物，象征人的才器。人的才能和器量大小不同，就像鼎一样，所以有不能胜任其职的凶险。君子不局限为某一种器物，就没有限量。因此，形而上叫作道，形而下叫作器。孔子说：“知道事物微妙的先兆，难道不神妙吗！君子与上位者交往不谄媚，与下位者交往不轻慢，这就是知道先兆吧？先兆，是事物发动时的微小迹象，是吉祥首先显现的征兆。君子看见先兆就行动，不等到一天结束。《易》说：‘坚守于石，不到一天，守正吉祥。’像石头一样坚定，哪里还需要等上一天？事情的判定当然可以看出来。君子知道微小，也知道显著；知道柔，也知道刚，是众人的期望。”

译人之所以有君子、小人的区别，是因为君子知道道理，知道道理就知道先兆；小人不知道道理，不知道道理就不知道先兆。因此小人不以不仁为耻，不害怕不义，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罪过大到无法解脱，都是因为不知道先兆。况且先兆是运动的微小迹象，是吉祥首先显现的征兆。说到吉，就可以知道凶；君子由先兆而趋向所做之事，就会吉祥。所以这里专门说吉祥。正值豫卦之时，他坚定如石，有不放纵安逸的警戒。居上位、居下位，都不与人共同享受逸乐，因此与上位者交往不谄媚，与下位者交往不轻慢，成为知道先兆的君子。而且谄媚、轻慢是极细微的事，豫卦六三鸣豫的凶险，有的正是由谄媚、轻慢产生的，这就是它们成为先兆的原因。君子极力探究深奥、研求先兆，就能穷尽神妙，所以说：“知道先兆，难道不神妙吗？知道微小，也知道显著，是从微小知道显著；知道柔，也知道刚，是由一知道二。”这些都是知道先兆的道理。知道先兆就能成就天下的事务，这是有长者之道，所以成为万人所仰望的人。横渠先生说：“常常处于易，所以知道险；常常处于简，所以知道阻。豫卦六二，因为经常不动，所以能够获得对运动微兆的认识。” 孔子说：“颜氏的弟子颜回，大概已经接近先兆的境界了吧？有不善的念头，从来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以后，从来没有再去做。”《易》说：“不远就能复归，没有大的悔恨，大吉。” 颜子的道德，仅次于圣人，还不能做到完全没有过错，所以《论语》称说他“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还不能做到完全没有得失，所以《中庸》说他“得到一件善行就牢牢记在心中，始终不失去”。由此可知，他已经接近圣人了。所以这里说：“他大概已经接近先兆的境界了吧？” 天地之气交融，万物化育而醇厚；男女交合精气，万物化生。《易》说：“三个人同行，就会减去一个人；一个人独行，就会得到他的朋友。”说的是归于专一。天地和男女的化育生长，都是由于归于专一而相互感应。三个人同行，就会减去一个人；一个人独行，就会得到他的朋友。说的是归于专一而相互感应。损卦由泰卦而来，由乾坤变成艮、兑，所以有天地男女的象。孔子说：“君子先使自身安定，然后行动；先使心意平和，然后说话；先使交往关系确定，然后有所求取。君子修治这三点，所以能够保全。心怀危险而行动，百姓就不会同他合作；心怀恐惧而说话，百姓就不会响应；没有交往关系却有所求取，百姓就不会同他合作。没有人同他合作，伤害他的人就会到来。”《易》说：“没有人增益他，有人攻击他；立定的心志不能恒久，凶。” 君子谨慎对待盈满之后的警戒，修治这三点来保全一贯的完整。大概是因为增益之道到了极点就会这样。增益之道还没有到极点，人民一定会同他合作；人民同他合作，增益就会天天到来。增益之道已经到了极点，人民一定没有人再同他合作；没有人同他合作，就没有人再增益他。所以伤害他的人一定会到来。这本来就是损益的常理，何况是立定心志却不能恒久的人，难道不会凶吗？孔子说：“乾坤，是《易》的门户吧？乾，是阳性的事物；坤，是阴性的事物。阴阳合其德，刚柔才有形体，以此体现天地所创制的事物，以此贯通神明的德性。六十四卦所称的名称虽然杂多，却不超出其范围。考察它所类比的事物，这难道是衰世的意思吗？” 这一章讨论《易》作为一部书的情况。乾坤二卦在《易》书中，就像《易》的门户，学习者首先应当明白乾坤的意义。从道的角度说，三才之内没有不是事物的；乾坤虽然不是天地，但把万物按类来说，也可以称为阳性事物和阴性事物，何况《易》中的乾坤还表现在卦象上呢？乾坤合成阴阳的德性，然后才有刚柔的形体。这是说先得到乾坤阴阳的道理，然后表现在象上，刚柔的形体才具备。刚柔的形体具备，六十四卦就由此产生。因此观察它的象，就可以体现天地所创制的事物；明白它的义，就可以贯通神明的德性。六十四卦所称的名称虽然杂多，却不超出乾坤刚柔这一条道理。考察它所说的类别，不过是微小征兆、祸福、吉凶、悔吝，难道都是衰世的意思吗？这也正是圣人的心意显现在文辞中。《易》彰明过去，察知未来，使隐微显现，使幽深得到阐明；开示而使名称恰当，辨别事物而使言辞正确，以断定文辞，那么就完备了。它所称的名称虽然小，所取的类别却广大；它的防范在长远，文辞有文采；它的言语曲折而切中，所说的事情直陈而含蓄。《易》这部书，是用来彰明先圣的道，察知未来的变化，并把教化垂示到无穷。所谓使隐微显现、使幽深得到阐明，就是显明道、彰显德行。开明大道，直到六十四卦，在恰当命名、辨别事物、端正言辞、断定文辞方面，没有不完备的。虽然它所称的名称有时很小，但所取的类别很大；主旨深远，是因为道理都具备在主旨中；文辞有文采，是因为道理显现在文辞中。它的言语曲折发抒，没有一处不切中；它所说的事情直陈而理义深密，没有一处不精当。它开明失得的报应，以帮助百姓的行为。所以说“因贰”，贰就是失得。符合这个道理就得到吉的报应，违背这个道理就得到凶的报应。因此吉凶就是失得的报应。前面说“恰当命名”，指的是卦；“辨别事物”，指的是象；“端正言辞”，指的是爻辞和彖辞；“断定文辞”，指的是系上吉凶。《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代吧？创作《易》的人，大概是有所忧患吧？《易》起源于包牺，兴盛于文王，所以说：“《易》在中古时代写成，大概是因为有忧患吧？”这大概指文王而言。有人认为既然有忧患，就必须修养德行来躲避祸患，所以说《系辞》明确列举九卦，是为了说明修德的用途，这是错误的。圣人修养德行，难道还要以是否有忧患为条件吗？孔子这样说，是因为圣人处在崇高的位置，道行于天下，成为帝王，参与天地之功，辅助化育，那么《易》的道就已经贯彻在其中了，本来不必另行著作。等到他的道不能行于天下，而又深深忧虑天下后世，想竭力借这部书把道昭示给后世，就不得不著作了。这就是文王为防止大难而作《易》的原因。那么，孔子因为道不能行而系辞于《易》，难道也就是所谓的忧患吗？所以所谓忧患，大概是忧虑后世不能继续听闻并继承这一道理。因此，《履》是德行的基础；《谦》是德行的把柄；《复》是德行的根本；《恒》是德行的稳固；《损》是德行的修养；《益》是德行的充裕；《困》是德行的辨别；《井》是德行的根基；《巽》是德行的制约。

译圣人在《易》上篇中已经详细说明了用《易》的道理，但修德的事情或许还没有说尽，所以列举九卦来加以说明。选择可以践履的道路而践履它，所以《履》是德行的基础；用谦逊来持守它，所以《谦》是德行的把柄；用反复归来恢复它，所以《复》是德行的根本；以恒久不变来坚持它，所以《恒》是德行的稳固；损去伤害自己的欲望，所以《损》是德行的修养；迁移而增益自己的善行，所以《益》是德行的充裕；处在困穷之中却不失去通达之道，所以《困》是德行的辨别；改换邑居而不改换水井，井仍然象征人的本性，所以《井》是德行的根基；用巽顺来申明命令、推行事务，所以《巽》是德行的制约。这是圣人用九卦在内心成就德行。《履》平和而能达到正道，《谦》尊贵而能增添光明，《复》从细微处就能辨别万物，《恒》处在纷杂之中却不厌倦，《损》开始艰难而后来容易，《益》不断增长并使德行充裕而不局限，《困》处于穷困却能够通达，《井》安居其所却能够迁移，《巽》有所称述却含蓄隐微。喜悦并与乾相应就是和；辨别上下、安定民心就是至。尊贵而又谦逊，是增益光明的道路。《复》能够及早辨别，是因为能做到“不远复”。刚柔相应，所以《恒》处在杂处之中却不厌倦。惩戒愤怒、抑制欲望，就是先难后易。天施予、地生长，增益没有固定的方向，所以能不断增长、不断充裕而不局限。不局限，就是不拘守在一个方向。困穷而能通达，是人虽然困穷而道仍然亨通。《井》安居其所而又能迁移，是因为它具有不穷尽的养育作用。《巽》申明命令，是它的称述；顺势进入，是它的隐微。这就是九卦的性情。用《履》来调和行为，用《谦》来制定礼法，用《复》来反省自知，用《恒》来专一德行，用《损》来远离祸害，用《益》来兴起利益，用《困》来减少怨尤，用《井》来辨明义理，用《巽》来施行权变。圣人因《履》的和顺而使行为和顺，因《谦》的谦逊而制定礼法，因《复》而使自己返回正道，因《恒》而不改变自己的德行，因《损》而去除伤害自己的东西，因《益》而迁移向善，因《困》而能通达，所以在道理上对天地人都没有怨尤，因《井》而辨明劳苦之民往来是否合乎义，因《巽》而施行申明命令的权变。这些都是圣人运用九卦表现在实际行动上的情形。所谓权，是返本于古而适宜于今，是合乎道的权变，不是小人的狡诈。尧、舜传位给贤人，而禹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这是权变；夏代崇尚忠，商代崇尚质朴，周代崇尚文饰，也都是权变。《易》这部书不能远离；作为道，它屡次迁变。它变化运动而不固定，周遍流行于六个虚位，上下没有常规，刚柔相互更易。它不能拘泥于固定的典要，只随着变化而适应。人对于道，片刻也不能离开。因此对于《易》，也不能远离。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可以远离的也不是《易》。作为道的《易》，多次迁变而不停地运动，从未止息。它周流于六爻，有时从初爻在下而升到上爻，有时从上爻由上而降到下爻；以刚替代柔，以柔替代刚，不能被固定不变的常道拘束。这只是随着变化而适应，这就叫作《易》的道。它的出入都合乎法度，使人在外在行为和内在心意上都知道戒惧；又能明白忧患和事务，即使没有师长保傅的教诲，也像父母临近身边一样。起初遵循它的言辞，推究它所指的方向；既然有一定的典常，如果不是那样的人，道也不会凭空自行流行。人学习道，能够不远离《易》，那么无论出仕、退处、行动、隐居，都必定谨慎地合乎法度。在外知道戒惧，是怕自己在行动上有所失误；在内知道戒惧，是怕自己在修身上有所失误。所谓忧患，是自身的忧患；所谓事务，是天下的事务。明白忧患和事务，那么从自身直到天下，就没有什么不明白的了。人能够明白这一点而不远离《易》，就是这个缘故。即使没有师长保傅教训，也常常像父母临近身边一样，难道会没有原因吗？这是因为知道《易》的道片刻也不能远离。况且像父母临近身边，就能保持敬重《易》的心。《易》所说的敬有两种：一种是接触外物时的敬，《需》卦所谓“敬之终吉”就是这种；一种是在接触外物以前的敬，《坤》卦所谓“敬以直内”就是这种。接触外物时的敬，有时实行、有时中断；使内心正直的敬，即使在仓促困顿、颠沛流离之时，也没有一刻不是敬，所以总像父母临近身边一样。“起初遵循它的言辞而推究它所指的方向，既然有一定的典常”，这是圣人在说学习《易》的方法。学习者起初依循它的言辞来探究其中的道理，然后才可以得到它的典常。典常，就是大纲要领。假如不是那样的人，能够完全学习《易》并运用《易》的道理，那么《易》之道怎么能在世上流行呢？然而君子学习，有两条道路：有遵循《易》之言辞的，这是由外而入，所以《易》这部书不能远离；有遵循自己本性的，这是由内而出，所以《中庸》的道片刻也不能离开。书不能远离，道就不能远离；道不能离开，书也不能离开。明白这一点，然后才算善于学习。《易》这部书，推究事物的开端而考察它的结局，以此作为根本。六爻彼此错杂，只是因为各有其时、各有其物。初爻的辞难以知晓，上爻的辞容易知晓，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事物的本末。初爻的辞只是比拟事物的开端，最终由上爻完成其结局。至于错杂万物、撰述德行、辨别是非，如果不是中间的爻，就不能完备。唉！要考察存亡吉凶，那么从它所处的位置就可以知道了。明智的人观察卦的彖辞，思考所得就已经超过一半了。前面说《易》这部书，是在阐明《易》的道理；这里说《易》这部书，是在讨论卦爻的要旨，并且最终都归结到学习者自身的事情。单从一卦来说，推究开端、考察结局，上下都不遗漏，这就是一卦的根本。卦名的意义，只是给这个根本命名罢了。例如乾卦之所以称为乾，是因为推究其开端、考察其结局，知道乾卦的根本属性是健，所以把卦名定为乾。至于潜、见、飞、跃，就不是卦的根本属性了。六爻的意义，刚柔、动静以及吉凶悔吝各不相同，只是各自随着时和物的差异而不同，这就是所谓潜、见、飞、跃。由此可知，卦爻的意义不能一概而论。爻的初位难以知晓，到了上位就容易知晓，是因为本末不同。初位是事情的开始，也是事情的细微处，所以其辞只作比拟，因此难知；上位是事情的终结和成就，其辞毫不隐藏，所以易知。至于错杂辨别天下万物，论述众人的德行，辨明二者的是非，如果不是中间的爻，就不能完备。也就是说，初、上两爻不能把本末的情形全部具备。有人认为二、五是中爻，但本章讨论的是六爻相杂的道理。既然上面已经说了初、上为本末，那么下面所说的中爻，二、五、三、四都包括在内。因为二、五、三、四都属于人道，涉及万物、德行、是非和人事。

译所以《中孚》以三、四爻为中爻，王辅嗣也怀疑初、上两爻没有位次。这里说错杂万物、撰述德行，是兼指天下万物和德行，并不只是说二、五爻的君臣关系。因此可知，除去初、上两爻之外，其余都是中爻。所谓辞不能完备，是说不是这四个中爻就不能完备天下的卦象。学习者要考察中爻的存亡吉凶，以推究自己所处位置的得失，这些都可以用来认识自己，这就是《易》不能远离的原因。彖辞阐明一卦的意义，以及物、德、是非、存亡、吉凶；对于还不能论辨的内容，观察彖辞，思考所得就已经超过一半了。这又说明学习《易》的要点在于彖辞。前代儒者有的说彖辞是文王写在卦下的辞，这不对；这里只是说今天所称的彖辞。二爻与四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它们的善处也不同。二爻多有赞誉，四爻多有戒惧，因为四爻接近君位。柔顺之道不利于处在远位，最重要的是求得无咎；它的作用在于柔而得中。三爻与五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三爻多凶，五爻多功，因为贵贱等级不同。柔居其位会危险，刚居其位就能胜任吗？二、四属阴，三、五属阳；阴阳的功用相同，但位置不同。二爻多赞誉，是因为得中；四爻多戒惧，是因为接近君位，这就是它们善处不同的原因。二、四宜以柔居之，而柔顺的作用适合近位、不利远位，那么六二为什么多有赞誉呢？归根到底，它最终能够无咎，是因为六四不如六二那样柔而得中。三爻多凶，五爻多功，是因为贵贱不同，位置有当位与不当位的差别。三、五都宜以刚居之，但九三多凶，是因为地位卑下而失去中位；五爻如果柔就危险，如果刚就能胜任，是因为地位尊贵而得中。上面说中爻，这里又论二、四、三、五，是因为凡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的，都属于中爻。王辅嗣没有辨明这四爻是中爻，反而认为初、上没有位次；不知道若从六位来说，初、上不可能没有位次；若从中爻来说，本来就没有初、上。《易》这部书，广大而无所不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兼具三才而各取两方面，所以六画并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三才之道各自具备两方面。道有变化运动，所以称为爻；爻有贵贱等差，所以称为物；物彼此错杂，所以称为文；文与位置不相当，所以吉凶由此产生。《易》这部书广大而无所不备，是因为其中包含三才之道。所以六画并不是别的东西，而是兼具三才、各取两方面的道理。一卦的道理各有变化运动，因其变化而分别说出，所以称为爻。这是说六位的区别。爻有贵贱、上下的等级，所以称为“物”，指二、四、三、五等爻。九、六彼此错杂，以刚柔相互文饰，所以称为“文”。文与其位置相当就吉，例如九居五、六居二；文与其位置不相当就凶，例如六居三、九居四。大体就是如此，所以说“吉凶由此产生”。《易》兴起的时候，正当殷代末世、周代德业兴盛之时吗？正当文王与纣王相对抗的时代吗？所以《易》的言辞带有戒惧。危险的，可以使它趋于平安；平易的，可以使它转为倾覆。它的道理极其广大，天下万物没有被遗漏。始终都使人戒惧，最重要的是求得无咎。这就叫作《易》的道。文王处在纣王的时代，为防止大难而推演《易》，所以《易》的言辞带有戒惧。“危”就是戒惧，是担心这种道理不能被天下后世听闻。后世得到这些言辞，危险的事情就可以转为平安；失去这些言辞，平易的事情就可能转为倾覆。它的道理极其广大，天地之间无不具备，所以天下没有什么事物被废弃。始终使人戒惧，就是使人慎终如始，安定时不忘危险，存在时不忘灭亡；归根到底，只是为了使人没有过咎罢了。这就是所谓《易》的道。有人把“危”解释为叙述忧患危险的事情，使后世知道戒惧、躲避祸患；有人把“危”解释为微小、偏邪的言辞。这两种说法都不是圣人的道理。乾，是天下最健的。它的德行恒常平易，因此能够知道险难。坤，是天下最顺的。它的德行恒常简易，因此能够知道阻碍。这样就能使人心喜悦，能够研察诸侯的思虑，确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横渠先生说：“恒常平易，所以知道险难；恒常简易，所以知道阻碍。”又说：“因为平易简易，所以能使人心喜悦；因为知道险阻，所以能研察各种思虑。”有人说：“‘亹亹’是勤勉。”按照文意推求，这句话是说天下的事业功效能够确定，吉凶能够成就，勤勉不息的作为都由乾坤的平易简易而来。“诸侯之虑”中的“侯”是衍字，所以王辅嗣说：“能使人心喜悦，能研察各种思虑。” 因此，人的变化、言语和行动中，吉事会有祥兆；观察卦象之事可以知道器物；占筮之事可以知道未来。凡是人道在变化、言语、行动之间，吉事就会先显现祥兆，观察卦象之事就能先知道器物，占筮之事就能知道将来。这些都是说人事不能预先看见，所以要借此确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天地设置了上下的位置，圣人完成了它们的功用。人谋、鬼谋，百姓也参与其中。天地只是设置了上下的位置，不能自己完成其功用。只有圣人完成了它们的功用，来完备三才之道；这就是圣人能够与天地相参、辅助化育的原因。圣人难道会自称这是自己的能力吗？不过是人谋、鬼谋，百姓也参与成就其功用罢了。能够达到这一点，是因为有道存在。所谓道，就是《易》。既说人谋，又说百姓，就像《洪范》说卿士、庶民一样。八卦以卦象告示，爻辞和彖辞以卦的情状说明。刚柔错杂居处，吉凶就可以看见了。变化运动是从利益上说，吉凶则随着情状而迁移。八卦只有卦象而还没有言辞，所以以象告示。六十四卦之后有爻辞和彖辞，所以说以情状说明。刚柔相互错杂，然后才有得失，所以吉凶可以看见。这三者都是卦所具备的情状。所谓变化运动从利益上说，是因为圣人通过变通来尽量发挥利益，所以变化运动以利益为主。所谓吉凶随着情状迁移，是说卦的吉凶会因人的善恶而改变。因此，爱与恶相互攻伐，就产生吉凶；远与近相互取应，就产生悔吝；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就产生利害。六爻的刚柔，各自因爱恶相互攻伐，然后才有吉凶。有的相隔很远却相互应和，有的相距很近却彼此不能相得，于是有悔吝。这些都是在说爻的情状。人事也是如此，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而产生利害，同爻的情形一样。凡是《易》的情状，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就会凶；有时还会互相伤害，于是既有悔又有吝。《易》的情状与人的情状有什么不同呢？从六爻来看，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就会凶。即使不是完全不能相得，若其中一方稍微伤害另一方，也会有悔和吝。人的情状大概也是如此。这是对上文所说吉、凶、悔、吝、利、害的进一步解释；前面先说人的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所以这里又说凡是《易》的情状。

译将要背叛的人，说话时会惭愧；内心疑惑的人，说话支离分枝。吉善之人的言辞少，急躁之人的言辞多。诬陷善人的人，言辞游移不定；失去操守的人，言辞屈曲不直。这六种人的言辞，似乎本来与《易》没有关系。然而从这六种情形观察，就知道《易》的言辞大概没有这些毛病。圣人作《易》之所以没有这六种言辞，是因为圣人的言辞出于道，从不出于胸中的私意。这六种人之所以有这六种言辞，是各自受内心私意驱使，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由此可知，众人所任凭的是自己的心，而圣人所任凭的是道。凡是内心，无论厌恶还是喜爱善，都属于私意；只有道是天下最大的公，所以足以洗涤内心、辨识言辞。这样以后，才能看见圣人的真实心意。《郭氏传家易说》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郭氏传家易说》卷九 宋代郭雍撰写 《说卦》从前圣人创作《易》，幽微地辅助神明而创生蓍草占筮之法，参合天数、取地数为二而建立数目，观察阴阳的变化而建立卦象，发挥刚柔的变化而产生爻，调和顺应道德并归结于义理，穷究事理、尽明万物本性而达到天命。《说卦》论说八卦的道理，而这一章极力从重卦来谈，是为了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从始至终都是同一条道理。有人说这里的圣人是指包牺，但若从八卦、六十四卦来说，就不只是包牺。圣人以道幽微地辅助神明，所以创生运用蓍草求卦的方法，正如《系辞》说“兴起神奇之物以供先民使用”；这说明这种道理本源于神明，圣人能够把它创生出来，这就是幽赞之道。所以有神明之道、幽赞之道和创生蓍草之道；以道会合道，所以能够创生这种道理。这是在说变化的开始。蓍草之道产生以后，才可以凭借数；可以凭借数以后，才可以建立卦；卦建立以后，才可以产生爻，作《易》的道理到这里就完成了。《易》完成以后，道德义理有所寄托，圣人穷尽所见的事理，尽明万物的本性，又回归于天道，所以说“达到天命”。本章从幽赞开始直到达到天命，是在说明以此道开始，又以此道终结；有与无循环往复，实际上都由同一条道理贯通，并不是圣人凭自己的私意创作，只是使隐微显明、使幽深彰显罢了。天地是数产生的根源，阴阳是变化产生的根源，刚柔是万类产生的根源，所以说参合天地之数、观察变化、发挥刚柔。易道与道德没有违背，只是把它调和顺应并显明发挥出来；对于义理也不是另行造作，只是加以明辨罢了。这就是说，卦象和卦辞之间所体现的道德与义理，本来就出于自然；圣人依据它们创作《易》，只是把它们记载下来加以说明罢了。因此圣人在玩味《易》的时候，又运用这种道理来穷究事理、尽明本性，直到达到天命。所谓穷究事理，是穷究上天的道理；所谓尽明本性，是尽明上天赋予的本性；这样以后，才不会失去所谓上天的命。由此可知，圣人由道而产生《易》，又由《易》返回道。若不是圣人，就不会有产生，也不会有返回；说是圣人创作《易》可以，但与一般人所说的“创作”不同。从前圣人创作《易》，是要顺应性命的道理，所以建立天道，称为阴与阳；建立地道，称为柔与刚；建立人道，称为仁与义。兼具三才而各取两方面，所以《易》用六画组成卦；分阴分阳，交替使用柔与刚，所以《易》用六位形成文理。前一章从创作《易》、产生蓍草说起，最后止于性命。这一章又根据性命的说法加以详述，以说明《易》这部书之所以能够达到天命，是因为它本来就依据性命的道理。性命的道理，就是天地人的道理。性命本来是一体的，所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孟子说“君子不谓性命”；从天地人分别来说，天道称为命，人道称为性，于是才有所区别。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