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周易义海撮要》卷十二宋李衡撰

译论“易”的三个名称 “易”是它的德性；“变易”是它的气；“不易”是它的位置。【《易纬·乾凿度》】乾卦坚定明确地向人显示“易”，坤卦下陷安顺地向人显示“简”。易就容易知晓，简就容易遵从。这说的是易简的法则。作为道，它屡次迁移变化，运动而不固定，周遍流行于六虚，上下没有常态，刚柔相互变易，不能作为固定的典要，只随变化而适应。这说的是顺应时势而出入移动。天尊贵、地卑下，乾坤于是确定；卑下与高上排列开来，贵贱的位置于是确定；动静各有常态，刚柔于是判定。这说的是铺张布列而不变。【郑玄《易赞》、崔觐、刘贞简等都采用这个意义】“易”就是容易【读作奕】，也有不易、变易的意思。“易”是有与无相互代替；“不易”是恒常之体的名称；“变易”是变化改易的名称。【周简子、张氏、何氏都采用这个意义】圣人最初画八卦，设置阴阳两种爻画，象征二气；排列为三个位置，象征三才。称它为“易”，取的是变化之义。用无言来说明，它存在于道体；用有言来说明，它存在于器用。以变化来说，它存在于神妙；以生成来说，它存在于实情；以气来说，它存在于阴阳；以质来说，它存在于爻象；以教化来说，它存在于精微义理；以人为来说，它存在于光明的德行，等等。现在所采用的，是与郑玄相同的读音，即难易的“易”。【孔颖达】包含三种含义，是后人的曲说。篆书的“易”字，日在下而从月，取日月二字交配而成；太阳往、月亮来，交替相易，所以称为易。说到“易”，万物变化的作用都包含在其中了。【陆秉】按扬子说：“阴气不达到极点，阳气就不会产生；混乱不达到极点，德行就不会显现。”《系辞》又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说：“生生之谓易。”因此《大易》的创作，专门取变易之义。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并为它作彖辞；到了周公，又为它作爻辞；仲尼又作十翼，圣人相继而作，道在周代完备，所以称为《周易》。【胡瑗】“易”是穷尽天下的变化、达到天下运动的极致，神妙不可测、变化无穷的名称。八卦相互推荡，发展到六十四卦；六爻相互推移，发展到三百八十四爻。凡是《泰》到了极点，《否》就会到来；《剥》到了尽头，《复》就会到来，这就是《易》的道理。《易》是万世的大法，难道是因为河图才开始制作的吗？伏羲时代，禽兽和人共同居住，虎豹与人相食，没有君臣、父子、男女的区别，天下十分混乱。伏羲于是制作网罟，用来打猎捕鱼，以制服禽兽；又制定君臣、父子、夫妇、男女的法则，以制止混乱。圣人大概担心自己去世以后天下重新混乱，当时又没有文字，于是画八卦，以显示君臣、父子、男女的位置，作为天下的大根本；这才是创作《易》的最初意图。如果说因为河图出现才制作《易》，除此之外便没有别的原因，那就算了。《系辞》说：“古代包羲氏统治天下时，抬头观察天上的象，低头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土地的宜适，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以贯通神明的德性，以类比万物的实情。”这就是画卦的根本意图。孔子难道说过因为河图才创作《易》吗？然而《系辞》有“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取法于它们”的说法，诸儒据此引用为证。我认为《系辞》所说的，是总括记载圣人接受河图、洛书之事，并不是说因此才创作《易》。【石介】这部书既然是文王推演出来的，于是革除乾坤的名称，在伏羲《易》的名称之上加上“周”字。这就像《尧典》出于尧时，却载在《虞书》中；又像《诗》的颂歌起于商、周，却加上“毛”字之类。这部书的名称共有七种：“周易”二字的含义有两种。伏羲确定八卦，名称叫作“卦”，这是第一种；后来得到蓍草、求取爻象，以变爻推演《易》，所以名称叫作“易”，这是第二种。神农时代名称叫“连山”，这是第三种；黄帝时代名称叫“归藏”，这是第四种；五帝时代名称叫“八索”，这是第五种。坤向乾三次求取而得到三男，乾向坤三次求取而得到三女，于是形成八卦；八卦彼此八八相索，广泛生成六十四卦。商汤时代名称叫“乾坤”，这是第六种。因为说万物背负阴而怀抱阳，所以以坤卦列在经首，乾卦排在其后。唐代卫元嵩作《周易元包经》，以坤卦为首、乾卦居后，大概就是宗法于此。现在以“周易”为确定的名称，这是第七种。“周”字，一是取代代相传的名称，二是取周遍普及的意义。【句微】说一个义理包含三个名称，并不是说一个名称包含三个义理，这对《易》有什么损害呢？【袁建】

译论重卦的人 王辅嗣等人认为是伏羲，郑玄一派认为是神农，孙盛认为是夏禹，《史记》认为是文王。考察《系辞》说：“神农时代已经有了，大概取法于《益》和《噬嗑》。”既然这样，说是夏禹、文王重卦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说神农重画，也未必正确。《说卦》说：“圣人创作《易》，幽微地赞助神明而产生蓍草。”凡是说“创作者”，都是指创造的开始。神农之后便只是修订、阐述，不能称为创作。既然幽赞神明、使用蓍草的是伏羲，那么《乾凿度》说：“垂下皇帝法则的，是羲。”《上系》论说：“四次营运而成《易》，十八次变化而成卦。”既然说圣人创作《易》，十八次变化而成卦，就明确说明使用蓍草是在六爻之后，不是在三画之时。伏羲使用蓍草时，卦已经重叠了。《说卦》又说：“兼具三才而各自加倍，所以《易》用六画成卦。”既然说圣人创作《易》，兼具三才而各自加倍，就更不可能是神农。又《上系》说：“《易》有圣人之道四。”三画之时还没有彖象，不可能有崇尚卦辞；重卦以后才有变动。三画不能变动，就不可能有崇尚其变化；必须揲蓍布爻，才用于卜筮。蓍草的使用开始于六爻之后，三画不可能有崇尚其占问。至于中间所说制作器物、崇尚卦象，也不是三画之时。伏羲结绳制作网罟，这就是制作器物，明确说明伏羲已经重卦。又《周礼》说：“小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这明确说明三皇时已经有书籍。《下系》说：“上古结绳而治理，后世圣人用文字契刻来替代结绳，大概取法于《夬》。”既然是取《夬》卦之象而制作文字契刻，伏羲有文字契刻，就应当有《夬》卦。孔安国《尚书序》说：“古代伏羲氏统治天下时，开始画八卦，制作文字契刻，以代替结绳治理。”又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又说：“八卦只是小成，爻象尚未完备；重叠三画而成为六画，能做的事就完备了。”如果重卦始于神农，那么他的功绩岂只是《系辞》所说的这些吗？《易纬》等书所经历、列举的三位圣人，只说伏羲、文王、孔子，最终没有提到神农。这说明神农只是“盖取诸《易》”，并没有重卦。伏羲时代，道尚质朴，画卦重爻，已经足以为后世垂示法则。后世风气浇薄、讹误增多，德行不如古人，爻象不足以施教，所以制作《系辞》来加以阐明。【孔颖达】“大概取法于《益》，取法于《睽》。”这十三个卦，大概都是分别举出象类的来源。圣人备办器物、使器物发挥作用的起始，作《易》的人考察这些事来取卦名：因为先有某种象，于是取某个卦的名称，都是事物先存在，卦名后来才确定。比如耒耜起于神农时代，那时已经有了《益》所象征的事情，后来制作《易》的人便取它来命名卦，所以说“大概取法于《益》”。并不是说先有卦名才制作某种事物；如果说先有卦象才制造器物，那么制作冠帽、车盖【缺】取的是哪个卦象，然后才制作它们呢？卦有的取法于人事，有的取法于物象，广【缺】如《家人》《无妄》《谦》《比》《鼎》《履》之类都是这样。《系辞》说：“制作器物的人崇尚它的象。”这是说制作器物的意义，所谓崇尚，仍然是取其象来命名卦罢了。何况网罟、打猎、捕鱼已经取法于《离》，《系辞》说：“《离》就是光明，万物都相互显现，是南方的卦。圣人面向南方听治天下，面向光明而治理，大概取法于此。”那么这个象究竟应当在伏羲以前取，还是在伏羲以后取？是伏羲时代自己取的，还是与打猎捕鱼一同取的？孔安国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这样看来，当时已经有文字了。《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理，后世圣人用文字契刻来替代结绳，大概取法于《夬》。”那么在伏羲、神农、黄帝时代，本来就应当有可以取法的事物，为什么不这样说？却只说“后世圣人大概取法于《夬》”。《系辞》又说：“圣人有所见到天下隐微的事，便按照它的形状来模拟，象征它的物宜，所以称为象。”这就是取物宜之象而建立卦，所以称为象。“盖”这个词，犹如说“所以”，意思是因此取某卦来命名。参照这些来看，孔颖达的说法反而自己被推翻了。讨论其归宿，必然不能这样处理。圣人赞明《易》道，取象配合卦，触类旁通而引发义理；如果执着于各种说法来质问、限定圣人的经文，大概是不可以的。我认为重卦的起源，必定以文王为最可信，为什么这样说？例如孔子论阴阳之象，只是先以八卦为根本，还没有见到内外之画，所以《系辞》说：“阳卦多阴，阴卦多阳，为什么？阳卦为奇，阴卦为偶；它们的德行怎样？阳是一君二民，是君子之道；阴是二君一民，是小人之道。”这只是论说三画卦的象，以卦体说明六子的作用，根本属于八卦小成的时候，并不是六位爻画的情形。由此可知，八卦之象尚未重叠为六十四卦的宗旨已经很清楚了。《系辞》说：“《易》有太极，太极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八卦判定吉凶，吉凶成就伟大的事业。”这段话从太极开始，到八卦判定吉凶为止，最后归结到重卦，说明《易》由此产生并成就伟业。既然如此，太极就是在万有出现以前的根本。太极的神妙由此产生太极，太极的神妙产生两仪，两仪的神妙产生四象，四象的神妙产生八卦，八卦的神妙判定吉凶，吉凶的神妙成就伟业，伟业的神妙贯通万物；这就是重《易》本初之辞，最终完成其终极意义。至于它鼓动、推移、变化【缺】，使爻象【缺】畅通幽明之理，以穷尽神妙变化的奥秘，再配以卦爻辞，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完备了。《系辞》说：“所谓爻，就是效法这一道理的东西。”意思是效法这三画重叠而成为爻，以【缺】变化运动。“所谓象，就是取法这一道理的东西。”意思是取法八卦彼此相求、变化运动的情形而形成卦象。又说：“《易》的兴起，大概是在殷代末世、周德兴盛之时，是在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发生之时吧？”所以伏羲说“作”，“作”就是兴起、创制的意思；这里说“兴”，“兴”也是兴起、建立的意思。文字虽然不同，意义却相同罢了。我认为，重卦不在伏羲，而在文王，这就是密意所在【陆秉】

译重卦的人，是圣人。有人说：经文没有明确说明是谁重卦，我不能强行把它配给某人。然而司马迁、扬雄都是古代的大儒。司马迁说：“西伯被拘禁后推演《周易》。”扬雄说：“《易》开始只有八卦，到文王时成为六十四卦。”现在考察这两位贤人的话，那么重卦就是文王，难道不可信吗？有人说：“司马迁、扬雄确实是大儒，但我执守经文原意，却有不能相信他们之处。”《虞书》说：“龟卜和筮占都相合顺利。”这里所说的筮占，不可能只是用八卦来进行，必定要有六十四卦之后才能称为筮占。舜、禹之际已经说“龟筮协从”，那么怎么还会有文王重卦之事呢？经文说：“八卦排列成行，卦象就包含在其中了。因而把它们重叠起来，爻就包含在其中了。”据此看来，重卦的起始，或许就在上古吧【杨绘】各位儒者多说是伏羲重卦，我私下认为，上古时代社会质朴、人民淳厚，礼制也简略，器物只有污樽、抔饮、蒉桴、土鼓之类；在人事方面还没有需、讼、否、剥这类情形，在器用方面也没有井、鼎之类，圣人怎么会预先创制这些卦象，用来引导人民走向浇薄呢？而且，重成六十四卦之外，并没有另外的辞来解释卦象；如果这样，不只是圣人能够重卦，普通人也同样可以重卦了。有人认为是文王重卦，但前代贤者又说，舜的史官所传《洪范》中已经有“龟筮协从”的文字；然而他们不知道古代的卜筮究竟依据什么书。如果夏、商、周三代另有卜筮之书，那么文王重卦就毫无疑问了。论三代《易》的名称 《周礼》记载，太卜所掌的书有三种：第一叫《连山》，第二叫《归藏》，第三叫《周易》。《连山》是伏羲，《归藏》是黄帝【杜子春】夏代叫《连山》，殷代叫《归藏》，周代叫《周易》。《连山》，是取山中不断涌出云气、连绵不绝之象；《归藏》，是说万物没有不归藏于其中的；《周易》，是说《易》道周遍广大，没有什么不完备【郑玄】考察世谱等各种书籍，神农又称连山氏，也称列山氏；黄帝又称归藏氏。既然这些都是时代的称号，那么《周易》称“周”，就是取自岐阳的地名。《易纬》说“因时代而题名为周”，正是这个意思【孔颖达】乾为君、为父，坤为臣、为母，艮为子、为少阳。圣人设立教化，以尊贵者为先，这才是顺序。因此《周易》先列乾卦；如果商人先列坤卦，夏后先列艮卦，就是先列臣子，后列君父。所以“坤干”的说法近于荒诞。《洪范》记载箕子之时，还没有《周易》，因此不能把它和《周礼》所掌的书当作一回事。郑玄的说法已经不合经义；但如果商代称为“坤干”，那么《归藏》这个名称又与之有什么不同呢？《易》说经过三位圣人完成，却没有黄帝、成汤的说法，因此杜子春、郑玄的论述都不可取。臯认为，《周礼》和《洪范》都记载了贯通三代的占法，所以前代儒者多作荒诞解释，只是为了和这些名称相应【陈臯】论卦辞、爻辞是谁所作 《周易·系辞》所涉及的问题，大体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卦辞、爻辞都是文王所作。考察《系辞》说：“《易》的兴起，大概在中古时代吧？作《易》的人，或许有忧患吧？”又说：“《易》的兴起，大概在殷代末世、周德兴盛之时吧？是在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发生之时吧？”《干凿度》又说：“垂示皇道防范的是羲皇所作的卦；推演德道的是文王，成就天命的是孔子，贯通卦的征验。”又说：“苍牙通达灵明，成就昌盛；孔子推演天命，阐明道经。”根据这些文字，伏羲创制卦，文王系作卦爻辞，孔子作十翼。《易》经历三位圣人，指的就是这件事。另一种说法认为，有些卦爻辞所说的事情是文王以后才发生的。升卦六四说“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六五说“箕子之明夷”；既济九五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就是这些。韩宣子到鲁国，看见《易·象》说：“我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周公曾经受到诽谤，也可以算是有忧患。考察这些说法，卦辞是文王所作，爻辞是周公所作。但说经历三位圣人却不计入周公，是因为以父亲统摄儿子的事业。考察《礼·稽命徴》说：“文王看到礼坏乐崩，道术孤立而无人主持，所以阐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 这三百项经礼、三千项威仪，就是周公所制定的。”《周官》《仪礼》对此记载很清楚。文王本来已有这个意图，周公继承并完成了它，所以把它归在文王名下。既然如此，《易》的爻辞也是文王本来的意旨，所以《易纬》只说是文王所作【孔颖达】孔子说：“《易》的兴起，大概在商代末世、周德兴盛之时吧？是在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发生之时吧？”因此可以知道，卦辞、爻辞都是文王所作。而且六十四卦的卦辞都没有直接说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只是直指卦德和吉凶；唯独爻辞有文王与纣王的事情，由此可知爻辞也是文王所作，不是周公所作。小过、小畜说：“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这是文王自称自己的德行尚未施行。“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这是文王说纣王无道，神明一定不会降福于他。“泰、归妹”说：“帝乙归妹。”帝乙是纣王的父亲，也是文王所尊奉的君主，所以文王多次引用他的事。箕子之明夷，也是文王时期的事情。处在商代末世、周德刚刚兴盛之时，难道不是文王时期吗？如果是周公时期，就不能算衰乱之世。由此可知，这些并非周公之事，已经很清楚了。有人说：“武王灭商之后，才追尊文王为王，那么升卦不应说‘王用亨于岐山’。升，是说将要提升、推进自己的道；这是文王顺应民心，在敌人面前退避到岐山之下，并由此兴起周国的事情。如果说周尚未灭商时不应称王，那么《文王世子》中武王回答文王说：‘西方九国，君王最终要安抚它们吗？’” 这说明文王尚未去世时，已经有了“君王”的称号。又有人说：“武王观兵之后，箕子才被囚禁为奴，不应预先说‘箕子之明夷’。而且箕子是圣贤，被纣王不用，自己隐藏光明而遭受大难，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并不是因为后来被囚为奴，才说箕子的光明受到伤害。”又有人说：“文王时期，纣王仍然面南而王，怎么容许文王自称自己的德行受福而胜过商王？又怎么能把自己的国家与君主抗衡，说什么东西方相邻呢？”回答说：“文王接受天命后就自称王了；虽然纣王尚未灭亡，周人已经奉他为王，又有什么可疑的呢？”纣王在位时，文王已经独自主持征伐，既攻克崇国，又乘胜攻取黎国。

译《尚书》说：“到十一年，大业还没有完成。” 这是说文王受命后的第十一年。文王受命时正值中年，享国五十年，却说“十一年”，可见这是以受命之年作为计算起点。既然称“王”，自然没有什么可避讳的。又有人说：“韩宣子到鲁国，知道了周公的德行以及周之所以能够称王，爻辞难道不是周公所作吗？”回答说：“韩宣子到鲁国，看到《春秋》的褒贬法则，所以赞美周公的德行；看到《易象》，所以知道周之所以能够称王。他所看到的各不相同，所赞美的也不同，怎么能【缺】把它们解释为同一件事呢【陈臯】彖辞、大象、小象本来都和乾卦的体例相同，都是排列在六爻之后，连续集中在一起。到了郑康成、王弼注《易》时，认为彖辞和大象本来是论述卦体的，所以放在六爻之前；小象是解释爻辞的，所以分别退置在各爻之后，使人容易明白。只有乾卦仍不移动，是为了保存原来的体例，使后世知道这一点【代渊】论上下二篇的分法 孔子说：“阳数为三，阴数为四，这是卦位的正数。因此《易》有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两篇，用来象征阴阳。阳道纯一而为奇数，所以上篇三十卦，用来象征阳。阴道不纯而为偶数，所以下篇三十四卦，用来发明阴道。乾坤是阴阳的根本和开始，是万物的祖宗，所以上篇以乾坤为开端而尊崇它们。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是阴阳的纲纪，用来始终化育万物，所以上篇以坎离为终结。咸、恒是男女关系的开始，是夫妇之道。人道的兴起必定由夫妇开始，夫妇由此奉承祖宗，成为天地间人道的主持者，所以下篇以咸恒为开端而贵重它们。既济、未济作为最终两卦，是用来明白警戒：盛大而完整的王道仍须戒慎。”据此可知，上下两篇是文王所定，孔子作纬来解释其中的意义【干凿度】分为上下两经，前代儒者认为，不分并不损害义理，分开也没有妨碍；其实只是因为篇帙太重，所以把它分开【胡瑗】《易》有上下经，是因为孔子编排两篇时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在乾坤开头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在咸恒开头说“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不过，题作上下二篇，应当是在文王、周公时期。孔子以前已经有分为二篇的说法，后人又把从《乾》到《复》、从《泰》到《观》之类分别编成卷。由此看来，《乾传第一》这个题目是后人所加【石介】论孔子的十翼 上彖第一，下彖第二，上象第三，下象第四，上系第五，下系第六，文言第七，说卦第八，序卦第九，杂卦第十。郑玄一派的学者都这样说【孔颖达】彖为第一，大象为第二，小象为第三，乾文言为第四，坤文言为第五，上系为第六，下系为第七，说卦为第八，序卦为第九，杂卦为第十。经文既有上下，按理应当自然分开。每卦有彖、有象，必不是另有【缺】；彖没有上下之分，只是同一个名称。象有大象、小象，本来就应当各出现两次。文言则名称【缺】目；《系辞》则分为上下两篇。前代儒者分上彖、下彖，上象、下象，确实是【缺】说；《文言》分为两篇，只叙述《乾》《坤》，本来应当定为一个名称，怎么能遍及六十四卦呢【旦】上彖、下彖、大象、小象、文言、上系、下系、说卦、序卦、杂卦【胡瑗】前代儒者有这样的说法：文王重卦而作卦辞，周公继承并阐述而作爻辞。卦辞就是系辞，仲尼赞述《易》而作彖、象、文言。最初并没有“十翼”的说法，后来各位儒者才自行这样称说。考察今天王辅嗣的《易》，它出自马融、郑玄；马融、郑玄又出自费氏古文《易》。汉成帝时，刘向拿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的《易》互相校勘，只有费氏《易》与【缺】古文《易》相同。班固的书又说，费氏没有章句，只用彖、象、系辞、文言来解释上下经。这里所谓“系辞”，指的是卦辞、爻辞。当时费氏之学还没有说卦、序卦、杂卦这些说法。而且今天的上下系十九章中有“子曰”的文字，往往先说“什么叫作……”，然后用“子曰”来回答；也有在章首先提出大意，随后引用仲尼的话来证明，所以称为“子曰”。此外，篇章文字多有不连贯之处。又如《论语》编集仲尼与弟子问答的言语，那么后来的儒者大概把彖、象、文言编排到各卦中，为了区别于仲尼本人的言语，所以加上“子曰”二字。说卦、序卦大概也不是圣人的本意。我认为，仲尼赞述《易》而作彖、象；后来传授《易》的学者，既把仲尼的彖、象、文言编排到上下经中，又替它们作章句，形成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文字。从此，学者又尊奉师法，认为《易传》的章句都是祖述仲尼的话，所以把它们附在经文之后【金君卿】

译论传授《易》的人 鲁国的商瞿子木从孔子那里受学，后来传给鲁国的桥庇子庸，子庸传给江南的馯臂子弓，子弓传给燕国的周魏子家，子家传给东武的孙虞子乘，子乘传给齐国的田何子庄。后来京房从东莱焦贡那里受学，又有费直研究《易》。到了汉代，遂分为田氏、焦氏、费氏三家。田何的学说传自孔子，最为详备。焦氏之后失去传承，自称从隐士那里得到，专门以阴阳解释，今天已经不采用。只有费直的《易》，用彖、象、系辞来解释上下经。田氏、焦氏之学早已废绝；自费直传授《易》【缺】以来，他的版本都是古字，号称古文《易》，传给琅邪王璜；王璜传给沛地人高相，高相传给儿子康以及兰陵母将永，所以费氏《易》得以流行于世。到了后汉，陈元、郑众都传授费氏《易》，马融又为它作传，传给郑玄，郑玄也作了注。王弼多采纳郑康成的旧说加以训解，今天的《易》大概就是出自费直之学【石介】氏之《易》，世代相传说是子夏所传，认为这是亲自得到孔子深奥旨意的本子。看它的文辞简略而不很精纯，有时还取《左氏春秋传》的话来作证明。后来又得到十八条占辞，称天子为“县官”，常常怀疑这是汉代杜子夏的学说。等到读到杜氏的传记，看见其中引用《明夷》来应对疑难，疑惑才开始释然。不然的话，班固编《儒林传》，为什么说《易》始于商瞿子木，却突然遗漏卜商呢？从子木一脉传衍下去直到魏代，已有几百家；能够窃取其微旨的，大概只有王弼。孔颖达认为这是正确的，于是阐发其说。从唐太宗贞观年间直到宋代学术，凡是讨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道的，大体都以这两家为依据【孙坦】谁加上“经”字 考察六经，各有不同的名称：《诗》《书》《礼》《乐》《春秋》，这些就是它们的名称。各经开头的卷册都不称“经”，只有《易》称上经、下经，这是谁加上的呢？有说法认为不知道它从何时开始。引用前汉孟喜《易》本说：“分为上下二经。”可见在孟喜以前已经题有“经”字了。又考察《钩命诀》说：“曾子问孔子：‘《孝经》和《易》为什么能够称为经？’”那么孔子时代已经称为“经”了。但这是纬书中的话，未必可信。臯认为，孔子最初把《易》分为两篇，因而题名以作记录，所以有上经、下经的称号。总的说来，六经合在一起都可以称为经；分别说，则是《诗》《书》《礼》《易》等。扬雄说：“文王增益《易》而成为六十四卦，八卦彼此错综而成为六十四卦，本来就能贯通无碍，不可分割。”所以知道是孔子开始分篇的。既然称作“乾传”“泰传”，但已经称为“经”，又为什么叫“传”呢？这是王弼作注解释时，把经文分成六篇，于是将孔子十翼交错编排，所以分别以每卷开头的卦名为题，称为“传”。凡是君王所作的，就称为经。过去孔子没有政治地位，即使是圣人所作，也只能称为“传”。《尚书序》说：“以及传授、评论《论语》《孝经》，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考察郑康成的本子，没有“乾传”“泰传”这些字，是王辅嗣加上的【陈臯】韩氏说：凡是《序卦》所阐明的，并不是《易》的深奥本质，大概只是借助卦的次序来寄托、说明义理罢了。“柔上而刚下，感应以相与”，这是夫妇的象，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人伦之中，没有什么比夫妇关系更优先，所以孔子殷切而深刻地阐述其中的意义，用来尊崇人伦的开端，却不把它系属于离卦。又说：一卦由六画构成，三才必然齐备，天地人与阴阳相错相综，以表现变化，难道天道和人事会偏在卦的上下两篇吗？这大概是拘守文字而不探求义理，失误太远了。况且康伯既然说《序卦》不是《易》的深奥本质，只是借卦序寄托义理，那么“上经讲天道、下经讲人事”的说法，也不是《易》的深奥本质，而是孔子根据上下经的次序，借天道、人事来说明义理，这是必然的。那为什么赞成这一说而反对另一说呢？我私下认为，康伯的话自相矛盾。唉，才智难得，竟到了这种程度。康伯既然能够说明《序卦》不是《易》的深奥本质，却反过来认为上下经不能借天道、人事来寄托义理，还说一卦由六画构成，三才必备，天地人与阴阳相错相综以表现变化。这其实正是在说《易》的深奥本质。拿《易》的深奥本质去斥责不是《易》的深奥本质，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得太远了吗【宋咸】《易论》　　　　　　　吕陶 乾坤产生六子，这一点可以知道；八卦成为六十四卦，难道也可以知道吗？不被数牵引、不被气迷惑，然后才能知道。说到《易》，固然有数，但八卦排列成行，不能仅用数来说明。卦固然有气，但六爻随时变化，也不能只用气来说明。用数来说明，是向八卦形成以前追求，尚未达到卦象；用气来说明，是从六爻变化之后取得，却没有归结到卦象。向八卦形成以前追求而被数牵引，所以说坎、离先于天地；从六爻变化之后取得而被气迷惑，所以说卦气起于中孚。数、象、气在卦的相互生成中，表面痕迹十分接近，内在道理却很微妙，难怪解释者不能辨别，而在其中纷纷争论。以人为比喻，人的智愚、寿夭属于数；人的四肢形体具备属于象；人的行动、休息、言语、沉默属于气。现在称一个人为“人”，难道是根据他的智愚寿夭以及行动、休息、言语、沉默的情形来称呼吗？也是根据他具备四肢形体来称呼的。人的生来智愚寿夭，可以暂且不说；他的行动、休息、言语、沉默如何，也还没有讨论。大概先有生命，然后才有行动、休息、言语、沉默；数与象、象与气，又有什么不同呢？

译先有数，之后才有象；先有象，之后才能知道气。先有数，然后得到它的象，所以三画成为乾、六画成为坤，称为乾坤，而【缺】六则卦与卦相互生成，不能用数来说，却可以用象来说。先有象，之后才能知道气，所以有复卦之象，之后才说明“七日来复”；有临卦之象，之后才推说“八月有凶”。这样，卦与卦相互生成可以用象来说明，却还不能用气来说明。如果拿经文来验证，以乾坤为开始，以六子为次序，不被异端小说的说法夺去，完全依据卦象来探求六十四卦始终变化，那么谁能说这不对呢？圣人说：震一求而得到男，所以称为长男；巽一求而得到女，所以称为长女；坎二求而得到男，所以称为中男；离二求而得到女，所以称为中女；艮三求而得到男，所以称为少男；兑三求而得到女，所以称为少女。所谓“震一求而得男、巽一求而得女”，就是在说一求而得到震为男，一求而得到巽为女。这就是各卦相互生成的方法。阴阳是彼此寻求的东西；由于彼此寻求，才产生生生不息的作用，形成万物的形象。因此乾坤的位置确定，八卦的爻重叠起来；阴一定寻求阳，阳一定寻求阴，从一阴一阳彼此寻求开始，六子依次产生，再变化两轮而穷尽，十二卦的卦象就形成了。乾的初爻向坤求取，得到震而成为长男，于是称为复；坤的初爻向乾求取，得到巽而成为长女，于是称为姤。乾的二爻向坤求取，得到坎而成为中男，于是称为师；坤的二爻向乾求取，得到离而成为中女，于是称为同人。乾的三爻向坤求取，得到艮而成为少男，于是称为谦；坤的三爻向乾求取，得到兑而成为少女，于是称为履。这是第一轮变化。乾的四爻向坤求取，得到震而成为长男，于是称为豫；坤的四爻向乾求取，得到巽而成为长女，于是称为小畜。乾的五爻向坤求取，得到坎而成为中男，于是称为比；坤的五爻向乾求取，得到离而成为中女，于是称为大有。乾的六爻向坤求取，得到艮而成为少男，于是称为剥；坤的六爻向乾求取，得到兑而成为少女，于是称为夬。这是第二轮变化并达到穷尽。用这种方法推求其中间阶段，就是二阴二阳彼此寻求，六子依次产生，从屯、鼎开始，变化四轮而穷尽，二十四卦的卦象便形成了。再用这种方法推求最后阶段，就是三阳三阴彼此寻求，六子依次产生，从否、泰开始，变化三轮而穷尽，十八卦的卦象便形成了。与那些从数上求取、从气上得到、又陷入异端纷纭说法的理论相比，哪一种更简易呢？《易论节》　　　　　　王弼 乾坤排列成行，震巽开始出现，坎离居于中间，艮兑处在末尾。这是制定卦名以发挥作用。天地确定位置，山泽互通气息，雷风相互迫近，水火彼此接近。这是描写、承载形体。形体用来描写、承载卦象，卦名用来观察卦象并说明义理。所以，象是意的痕迹，名是对象的称谓。卦是用来对应时势的，所治理的是时势的治乱；爻是用来适应时势的，所表现的是时势的变通。世间有解除蹇难的时机，所以功业有利有害；时势有救济否塞的可能，所以事业有变通。因此大人、君子应当像虎豹那样顺应变化并使之通达，以穷尽利益。静止时就应当像潜龙一样退隐于世；行动时就应当处在田野而显现德行。宏大时可以包罗天地之外，细微时可以曲尽秋毫之内；万物没有不附丽于义理的，事情没有不由道而行的。道义之门，就在这里存在。所以二爻、五爻多有功效，三爻、四爻多有凶险；违背世势就会厌恶变化，适应时势贵在守中。大畜崇尚积蓄，明夷喜好晦暗，豫、损在于前进，谦、益在于退守。做事需要才干，运用才干要看时机，得失各有处所，进退各有主宰，这些都不是虚妄的。行动若得到适当的感应，即使独处也不畏惧；静止若合乎常道，即使处在杂乱中也不显露。因此卦有幽明、治乱的象，爻有内外、贵贱的象，爻位有刚柔、静躁的象，卦体有乘、据、防、通的象。以不义相感，即使接近也不能亲近；以义理相应，即使遥远也不能舍弃。刚强未必取胜，因为可能失去凭据；柔弱未必危险，因为可能得到驾驭。适应时势的变化，不在于频繁离合；世间功业，也不必等待广泛救助。统摄在于有无，义理在于有主；善于做事的人，不过是掌握关键罢了。所以说起来容易明白，实行起来容易遵从。彖是什么？它统摄一卦上下两个卦象的材料，用来说明一卦的判断。卦有晦明，所以爻有阴阳的意义；爻位有刚柔，所以卦的材料有静躁的适宜。二爻、五爻多有声誉，是一卦的宗主；三爻、四爻多有忧惧，是因为爻失去了中位。若能得到中位，即使柔弱也必能安治；若不合正道，即使强盛也必有灾祸。因此大有六五虽然柔弱，不具备刚健之体，但处在卦的宗主位置，虽柔弱仍能有所作为；同人九三虽然刚健而得其位，却不是爻的中位，虽刚健仍然危险。强大却失正，强大就不足以安定；柔弱却得中，柔弱就不足以成为祸患。东邻百战百胜，亳社却因此覆亡；周人虽然住在陶穴中，却【缺】有汝坟。由此看来，卦的判断就可以认识了。知道卦的判断，就是明白彖辞。因此，上天下泽称为履，这是称述事物而说明的；见到险阻便停止称为蹇，这是衡量【缺】而说明的。所以，义理有通有塞，事情就表现为出仕或退处；才性有躁有静，就表现为言语或沉默。困卦说有言语却不被信任，是因为违背时势；节卦说不出门庭，是因为返回而不出。违背世势所招致的怨，不在事情细小；违背时宜所招致的过失，不在事情重大。不是说话本身困难，而是处置说话困难；不是行动本身容易，而是懂得如何行动容易。

译因此，虽然事物纷杂，中爻能够完备其中的义理；虽然卦象众多，断辞能够具备其中的才性。只要才性完备，卦名不必担心少；只要义理完备，爻也不必等待众多。卦的德性，乾卦的名称虽然简约，但六龙可以驾驭天道，万物因而流行成形。爻位在五，爻虽然只有一个，却能使天下产生感应，使各种事物发挥作用。静静地说它的纲要，纲要就在彖辞。明智的人凭借它从宏观上观察义理，难道这还会是无故的吗？象是什么？它总括说明一卦的卦体，借外物来设置名称。圣人看见天下最精微的情状，于是用形状和容貌来比拟它；宏大则包容天地而正观，细小则备具万物而取类。因此，言语有所不足，越多说反而越有遗漏；卦象有所不足，其他不同的象还在象外。忘掉形迹，是行动适合道理；舍弃外物，是精神保持完整。超越外在卦象来求取意旨，义理就可以显现；遗忘言辞来观察卦象，事情就可以看清。过分看重言辞，就会因文辞妨害意旨；拘守卦象，就会因外物遮蔽真实情性。情性所适应的情形，像循环一样没有穷尽；义理产生的方式，像转动的圆环一样没有固定方位。千变万化都可以制成图式，万物都可以表现为形容，触类旁通而扩展，备举万物而取象；这样才能认为观察意旨已经足够，不能把考察卦象本身当作最高标准。所以有时彼此倾轧而争辩，有时彼此危害而以言辞相攻，这是看重口舌之人的牵累；不去关注月辰错综顺逆的征候，只追求星历妖异之占，这是拘守卦象之人的过失。难道没有听说圣人的话吗？《易》说：“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孔子说：“隼，是禽鸟；弓箭，是器具；射隼的人，是人。君子把器具藏在自身，等待时机而行动，有什么不利呢？”行动而没有受到阻碍，所以出动就有所收获。这是在说器具已经造成，然后等待时机行动。圣人的话既然已经说得如此明白，分别说明，自己认为没有别的意思了；然而好事者却开始为它作各种辞说。有人说，卦有震、坎的象，爻中又有离、雷、震；“百里诸侯”是上公的地位。累积爻象，好像高墙。坎为弓轮，又为隐伏；离为龙鸟，又为戈兵。兵器处于隐伏，是藏器的象；兵器作用于禽鸟，是获得猎物的意义。诘难者还嫌这些说法过于简略，射箭必【缺】手，而艮象在同类事物中又无法贯通，于是专门自生疑惑，那些说法便越来越繁复。圣人斥责异端，使初学者受到欺罔，使后世子孙迷惑错误。这大概就是孔门不加察看的弊端，也是议论纷繁的原因。卦体的意义，保存在象中；变化通达的作用，保存在爻中。大人，形体与万物相接，精神与造化相合。进入时乘潜龙，出行时乘飞龙。远处用来观察道，近处用来察看器物。它的数没有轨迹，也没有穷尽。君子以刚健来施行自己的志向，并不是凭神明来进行变化通达。因此，自强不息以实行志向，是君子的道。只是可以同他一起理解刚健的卦体之义，却还不能同他一起理解刚健的变化通达。所以在卦象中称君子，是举出其卦体之义；在爻辞中称大人，是叙述其变化通达。有时爻中也称君子为大人，是因为意义已经在卦象中完备了。比如离卦象征光明，有什么不能照耀的呢？变化而使之通达，就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所以它的象说：“大人继承光明，照耀四方。”有时爻中称大人，是因为意义还要等待变化才能完成。比如否卦全部谈君子，避开祸难，不以俸禄为荣耀，随时势的通塞而行，使自身在否塞中安处；但这还不足以兼善天下，只能在否塞中休息。只有大人能够休止天地的否塞，使凝滞通达，开启幽闭隔绝之处，这才叫作改变否塞而使之亨通。所以六二说“大人否亨”，九五说“大人休否”。卦象丰富而爻辞不足的，离卦之类就是这样，因为意义已经在卦象中完备，不必等待爻辞。爻辞完备而卦象不充分的，否卦之类就是这样，因为卦象尚未穷尽的内容，要等待爻辞来补足。因此，卦象用来显示卦体，爻辞用来阐明变化。保留这一点来考察义理，穷困与通达的界限就会显现，开通与闭塞的道路也会看清。彖辞全面论述一卦的卦体，象则分别举出某一爻的意义。一卦中没有说到的，是世势所遗留的问题；爻中偶尔有所涉及，是才性所产生的内容。因此才性产生于世势，而世势总有不足；观察它的逆顺，要用来确定得失的占断；考察它的相合与相违，要用来说明休咎的征兆。比如小畜卦说“密云不雨”，上九却说“既雨既处”；处在不下雨的时候，唯独以能够下雨为德，这是因为保存了万物所希望的状态。又如履卦说“履虎尾，不咥人，亨”，六三却说“履虎尾，咥人，凶”；处在可以亨通的时候，唯独以被咬为凶，是因为顾及众人所忌惮的事情。承担世势所赋予的才干，即使事情小也不能轻易改变；顺应时势的愿望，即使事情大也没有困难。因此君子洗涤心志，知道终究将有所作为。遇到问题就行动，每每处在适宜的位置，就可以旁通而没有界限。神明用来知晓未来，未来没有固定方所；智慧用来保存过去，过去有一定常规。事物有固定的状态，好像方形有可停止的边界；数没有固定形体，好像圆形没有穷尽之处。因此蓍草的变化通达用来设置【缺】神的象。卦有区别、爻有分别，辞有典常，这是智慧一类的作用。智慧有它的止境，所以可以多多记识前人的言论和行为；神妙没有穷尽之处，所以可以逆向照见未来事情的会合。蓍草取圆形来象征神妙，卦取方形来象征智慧。《象岁功》　　　　　　陈臯 圣人拟议事物、通达变化，必定推测阴阳。一个周岁运行完毕，功效才完成，所以是模拟一周岁运行的气而作《易》。从冬至一阳产生为复卦，从复到乾而成为六阳；从夏至一阴产生为姤卦，从姤到坤而成为六阴。阴阳各有六个，就是十二月的气。八卦推移激荡，四时交替到来，万古以来都是同一道理。孔子说：“乾的策数为二百一十六，坤的策数为一百四十四，总共三百六十，正好相当于一年的日数。”由此推论，《易》所取法的对象止于象征一年运行的功效，已经很清楚了。学者如果能够完全体会一年生成万物的功效，穷尽其中变化的道理，那么《易》的道就掌握了。然而学者相传荒诞妄说，不以《十易》为根本，反而到异端中寻求，错误地树立五太的虚名，探究混沌以及天地创始的形态，把它作为人事的法则，岂不是迂曲吗？况且天地的开始如果可以推求，那么天地的终结又怎样呢？如果始终都可以穷尽，那就只是一去不返的往事，又怎能称作往来不穷、通达变化呢？这大概只是前代儒者依据纬书所说罢了。《系辞》说：“《易》有太极，太极产生两仪。”所谓太极，就是有的极致而又包含无，因此称为有象的根源。

译既然已经把它比作无，那么无的上面又还能有什么名称呢？可是《易纬》说：“太易，是还没有显现气；太初，是气的开始；太始，是形的开始；太素，是质的开始。”气、形、质都具备而尚未彼此分离，称为混沌。按这样说，太极的意义就比太易晚了一个层次。却不知道《易》所阐明的是一年运行的功效，并不叙述天地的开始，这一点从哪里知道呢？《系辞》说：“《易》有太极，太极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八卦判定吉凶。”这就是说，太极是一气；一气分为阴阳，称为两仪；阴阳又分为老阳、少阳、老阴、少阴，配合四时，称为四象；四象运行而形成八卦，八卦彼此错综而吉凶确定。因此一气运行，阴阳造化往来，一年的功效便完成了。考察它的始末，三位圣人没有一句话说天地创始【缺】四时循环相互运行的意义，由此可知五太之说是荒妄的。我从【缺】那里听说，《十易》已经把这些道理都说尽了，圣人的意思既然已经完备，就不可以拿非圣人的说法来扰乱它。其真 字例 “贞”都是专一、坚守的称谓，不能只解释为正。有时专一坚守而获得吉祥；有时不知道通达变化，在不应固守的时候固守，就会凶险。“吉”有两层意思：一种是因为功业而吉祥，另一种是避免凶险、获得吉祥。“无咎”的意义有三种：有的是善于弥补过错，所以没有灾咎；有的是过错已经由自己造成，不能再责备；还有的是遵守节操而遭遇凶险，不能把它责为过咎。“悔”是犯了过错而知道过错，并且能够自我克制、自我责备的名称。因此这种过咎并不大。《系辞》说：“悔、吝，说的是小的瑕疵。” “悔亡”是说本来都有悔恨，但能够自行修正改过，于是悔恨就消失了。“无悔”的含义有三种：一是能够察知事物的先兆、认识变化，在事情尚未发生前预先防备，并且能够及时改正修治，因而得到无悔；二是顽固地做不正当的事，却不认为这是悔恨；三是独自修养自身，使行为高尚清洁，不与世俗相干，从而避免过失和悔恨。“有凶”是说事情本来未必有凶险，但如果不懂得进退，最后就会有凶。圣人预先把这种情况告诉人，使人及早防备。另有一种必然凶险的道理：凶险尚未显露形迹，所以特意说“凶”；这是必然发生的凶险，是命数所造成，指灾祸已经形成而无法解脱。“吝”是可鄙的称谓。有的不能通达变化，有的舍弃道义而追逐利益，有的结党相互依附而不能容人，这些都叫作“吝”。“相应”表示志同道合的象。初爻和四爻都在一卦的下部，是在下位志同；二爻和五爻同在一卦的中部，是在中位志同；三爻和上爻都在一卦的上部，是在上位志同。志趣相同就会相合，所以称为相应。但事情本来变化很多，关键在于顺应时势，因此有因相应而获得成功的，也有因相应而失败的；也有不相应反而吉利的，也有不相应反而凶险的。《夬》九三因援助小人而凶，《剥》六三因应合君子而无咎。《咸》卦贵在虚心接受他人，所以六爻都因有应而失利。《蒙》六四因没有应而困顿并且有吝，这些都是时势和事情本身造成的，所以不能拘泥一端而下固定的结论。

译论初爻、上爻没有固定的阴阳定位　　金君卿 王弼《略例》说，初爻和上爻没有固定的阴阳定位。金君卿认为，《乾》卦初九是《易》中阳爻的位置，只是阳德尚未通达，隐藏着它的作用，所以称为“潜”。上九也是《易》中阳爻的位置，只是阳气过亢，不是君子应处的位置，所以说“无位”。《需》卦上六以一个阴爻处在卦的极位，所处并非君位，却成为三个阳爻的主位，所以说“虽不当位”，并不是说没有阴阳定位。王弼只根据《乾》《需》两卦来观察，所以说各卦的初爻、上爻都没有阴阳定位。他辨别爻位的说法，又直接把卦下的爻看作阴、卦上的爻看作阳，这也错得很远。阴阳本来有固定的位置，只是根据数来说：初、三、五本是奇数，是阳的固定位置；二、四、六本是偶数，是阴的固定位置。至于通过揲蓍成卦，爻因时而成，有时变动而得到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刚柔的形体各自乘着时势来到相应的位置，于是形成君臣、父子、夫妇、宾主的象。因此其中有阴阳处于本位的，也有以阴居阳位、以阳居阴位的；有成为一卦之主却不是君位的，也有居于君位却不是一卦之主的。所以《易》中有失位、得位的说法。只是初爻和上爻是卦体的始末，并不是处于中位、得正的位置罢了。《系辞下传》第三章说：“六爻相互错杂，只是因为它们各随时势和事物而定。初爻的辞难以知晓，上爻的辞容易知晓。初爻的辞只是拟议，最终在上爻完成其结果。”如果要错杂地说明事物、铺陈德性、辨别是非，那么没有中间的四爻就不能完备。下一章开始说“三爻与五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二爻与四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这也已经先讨论了初爻和上爻的位置，却并没有说它们无位。《系辞》又说：“兼取三才而各重叠一层，所以成为六爻；六并不是别的，就是三才之道。”如果只把居中的四爻看作有位，那么三才之位就缺少而不完备了。《说卦传》又说：“《易》通过六位而成文理。”《文言传》说：“六位因时而成。”既然已有六位的说法，却反而说无位，不知这样是否可行。王弼《易论》节 意义借助卦象表现，卦象又由数来区分。阳卦必为奇数，阴卦必为偶数。卦体既然如此，爻也一样。因此二爻卑下而柔，五爻尊贵而刚；处在偶数位就是阴，处在奇数位就是阳。阴阳的分别，必定要依据数来看。以数观察爻位，爻位便有固定的常规。若探究其意义、考察其情势，初爻是事情的草创蒙昧、万物开始萌发之时。做事要从谋划开始，这岂是容易的呢？如果不是刚位，就不能胜任其职责；背负重任而又居下位，很少有不受害的。上爻则是道理和数势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忧患在于亢极而悔。亢极而悔的【缺】在于阳气到了极点；阳气到了极点必然衰退，没有不发生灾祸的。以柔顺的性质居于此处，只能用来【缺】事物【缺】上。象的中【缺】之处就恰当了。二爻得到下体的中位，四爻处于上体的下位，所以以阴爻居处便合于正位。阴阳的位置既然已经形成一定的体制，那么居处其位的才质也必有常规。然而，时势不能一概而论，习俗也不能拘泥不变。才质用来统摄爻位，爻位用来等待时势。有时以阴居阳位却获得吉利，有时以柔处刚位却偶然凶险。这大概取决于世道的不同。六爻居正，阴阳各得其位，才质与卦体相称，事物又合宜，这样才可以与之共立。爻发生变化、位置随之不同，随着世事推移，关键在于通达大体而不拘泥于常规，这样才可以因时制宜。所以把守正看作哀苦，便能把谦逊看作快乐；把聪明看作闭塞，便能把愚朴看作通达。道理屡屡迁变，于是刚柔相互转易。忘掉固定的典要，从道义出发，有时也能观察它在当时所适宜的情况。才质虽然因事物而不同，但运用它时有防范；位置虽然不当，但应对它时有时机。能够观察时机，那么位置错杂就不值得奇怪；能够看见防范之处，那么才质不同也不必忧虑。没有值得忧虑和惊怪的变动，时势就没有徒然的应合，事情也没有徒然的发生。即使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即使言辞繁多而对功业没有帮助，也请说明它所以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成功只在于懂得要领罢了。如果懂得要领，言语也可以忘掉。天还说了什么呢？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它的要领在于顺其自然，不必刻意修治经营，所以常常不经习练也没有什么不利。六日七分 《乾》《坤》两卦象征天地的开合、阴阳的终始，因此说《乾》《坤》是《易》的门户。阳没有阴的辅助，不能承担生育万物；阴没有阳的辅助，也不能承担成就万物。《乾》《坤》两卦有六阴六阳，天地盈虚消长的规律配合四时十二月，循环往复。至于《坤》卦纯阴主事，是十月的卦。上六阴气达到极点而阳气复生，所以《乾》初九来到《坤》初六的位置，这就是《复》卦；这是《乾》的一阳主事，为十一月的卦。接着《乾》九二居于《坤》二位，这就是《临》卦；这是《乾》的二阳主事，为十二月的卦。又《乾》九三来到《坤》三位，这就是《泰》卦；这是《乾》的三阳主事，为正月的卦。又《乾》九四居于《坤》四位，这就是《大壮》卦；这是《乾》的四阳主事，为二月的卦。又《乾》九五来到《坤》五位，成为《夬》卦；这是《乾》的五阳主事，为三月的卦。等到《乾》上九来到《坤》上位，《夬》上六的一阴被五阳决去，于是六位全为阳而复归于《乾》，纯阳主事，为四月的卦。《乾》上九亢极了，阳极而阴复生，所以《坤》初六来到《乾》初位，这就是《姤》卦；这是《坤》的一阴主事，为五月的卦。接着《坤》六二来到《乾》二位，这就是《遯》卦；这是《坤》的二阴主事，为六月的卦。接着《坤》六三来到《乾》三位，这就是《否》卦；这是《坤》下体的三阴主事，为七月的卦。又《坤》六四来到《乾》四位，这就是《观》卦；这是《坤》的四阴主事，为八月的卦。《坤》六五来到《乾》五位，这就是《剥》卦；这是《坤》的五阴主事，为九月的卦。《坤》上六来到《剥》上九的位置，阴爻来到阳位，意味着剥落，所以六位全为阴而复归于《坤》，《坤》上六主事，为十月的卦。阴气达到极点，阳气就会到来，所以又复归于《乾》。观察《乾》《坤》六爻的变动，十二个月阴阳更替的功用就全部完成了。《复》卦生出一阳，所以说：“七日来复，这是天道的运行；利于有所前往，这是刚阳增长。”《临》卦生出二阳，所以说：“刚阳渐渐增长。”《姤》卦生出一阴，所以说：“柔阴遇到刚阳。”一阴到来，小人的道路通达，所以由《复》变为《姤》。《遯》卦生出二阴，所以说：“渐渐增长。”二阴增长，君子的道路消退，所以由《临》变为《遯》。《夬》卦五阳一同前进，上面的一阴将要被损去；众阳盛大，君子的道路通达，以刚决去柔，所以由《剥》变为《夬》。

译“《夬》，就是决断，以刚决去柔；利于有所前往，刚阳增长至极，于是事情完成。”《剥》卦五阴一同前进，上面的一阳将要陨落，众阴盛大，小人的道路通达。然而柔不能决去刚，刚阳自行陨落，所以由《夬》变为《剥》。《易》说：《剥》，就是剥落；柔改变刚；不利于有所前往，小人的道路增长。观察阴阳相互生成、刚柔交替运用，四时的变化、万物的终始，没有不在这里具备的。《复》卦说：“七日来复。”有人认为“日”应当作“月”，意思是从五月阳气被剥、阴气增长，到十一月一阳生成，这是经过七个月而复归，已经很明白了。王弼说：“来复，是七日。”各位儒者却妄自制造异说，引出《易》“六日七分”的说法。所谓“六日七分”，是说一日有八十分，一卦之内六爻主掌六日，只剩七分；既然如此，应当概括说六日，不应当说七日。何况六十四卦若说每卦主管六日，就应当有三百八十四日；每卦再增加七分，共计四百四十八分，合为五日又四十八分。总数应当是三百八十九日又四十八分，这样就与一周年的数目相差错误了。【缺】没有依据，所以妄称震、离、兊、坎为四方之卦，却偏偏不联系【缺】说：“震、离、兊、坎是二至二分所主事的月份。” 《师》卦说：主事的日子，难道【缺】系在日数上吗？况且《乾》《坤》在八卦中是父母，是天地万物的祖先，为什么也只主管六日七分之数？如果这样，那么一年四时之中，《乾》《坤》所主管的只有十二日十四分，《乾》《坤》在天地四时中的作用，岂不是太小了吗？孔颖达说：《剥》卦阳气的穷尽在九月末，十月当由纯《坤》主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结束便是《复》卦阳气到来，这是从《剥》到阳气复生之间隔着《坤》卦的六日七分，所以概括成整数来说，王弼便说七日。像孔颖达这样的说法，为什么竟然不加思考到这种程度？从五月《坤》初六一阴主事，到十月《坤》上六纯阴主事，是《坤》的六爻在一年中主管六月。假如只就十月《坤》纯阴主事来说，一个月有三十日，又怎么能说七日便复归呢？假如认为六日七分的说法正确，既然说一卦主管六日七分，那么从十月到下一个月已经隔了五卦，显然不只是《坤》一卦。若按日数推算，既然《乾》的策数为二百一十六，《坤》的策数为一百四十四，共三百六十，正好是一周年的日数，那么这就是二百六十日；《乾》《坤》两卦的策数已经完备。至于一卦主管六日七分的说法，汉代的《易》学家中都没有这种说法。只有京房把六十四卦分配轮流主掌每日，以此观察风雨寒温、推说灾异的术法，本来就已经荒谬了，更不是圣人说明卦象、垂示教诲的本意。六子　　　　　　　宋　咸 震卦以一个阳爻处在两个阴爻之下，阳刚而发动，阴柔而顺从。阴爻虽然有两个，却不能制约它，所以阳爻能够得到震动之势。然而刚健而能够发动的，没有比雷更先的，所以震卦取雷为象。巽卦以一个阴爻处在两个阳爻之下，以柔阴向上承接刚阳，不能不顺从，所以“巽”就是顺。顺从而无所不顺的，没有比风更先的，所以巽卦取风为象。坎，就是陷。是低洼幽暗的地方。一个阳爻处在两个阴爻之间，正是低洼、幽暗、险阻、陷落之地。险阻而深的，没有比水更先的，所以坎卦取水为象。兊，就是喜悦。一个阴爻处在两个阳爻之前，两个阳爻正在前进，一个阴爻敢于做什么呢？所作之事【缺】没有比泽更先的，所以兊卦取泽为象。离，就是附丽。一个阴爻处在两个阳爻之间，阴柔而顺从，阳刚而强劲。以一个柔顺的性质处在两个刚强者之间，能够不有所附丽吗？接触事物而附丽的，没有比火更先的，所以离卦取火为象。艮，就是停止。一个阳爻处在两个阴爻之前，阳刚健而阴柔顺，两个阴爻正想前进，一个阳爻能够阻止它们。停止而不动的，没有比山更先的，所以艮卦取山为象。孔子说 仲尼认为《易》中幽微难明的道理难以阐明，所以亲自为之说明。孔子说：“用设疑发问的方式，最后又回过来自己解释，以把意思说尽。难道是前代儒者增添的吗？”大概“子”这个字，只是称男子罢了。这是圣人谦逊到了极点。圣人去世以后，门人记录他的善言，编成《论语》，其中也说“子曰”，大概就是取法于此。阴阳 所谓《易》，说的是生生不息。阳主管生，阴主管死。如果说“阴阳”，就像是已经生而后死，不再生了；说“阴阳”，则是说虽然死去还会再生。正如说“晦朔”，而不说“朔晦”，是要说明月亮既已晦暗，随后又有朔日。也如说“死生有命”，而不说“生死”，是要说明既然死去，还会有生。因此圣人排列卦序，先列《既济》，后列《未济》，并说：“事物不可能穷尽，所以最后用《未济》来承接。”这就是圣人的意思。

译互体论 圣人创作《易》，不过是借用三才、日月、阴阳、寒暑、刚柔以及万物的形象来施教罢了。所以伏羲开始时，从天得到奇数，从地得到偶数，用来形成刚柔两画，并由此重叠为六画。以刚为乾，是天的象；以柔为坤，是地的象。产生六子之后，于是发展到六十四卦。因此上古圣人观察卦画而知晓变化，自己从中取用就足够了。后世之人不能穷究其理，所以文王为卦作彖辞，周公为爻作爻辞，仲尼为经作《十翼》。并且说：“乾是阳类的事物，刚而且健，有马的象；坤是阴类的事物，柔而且顺，有牛的象。”这就已经明确说出乾的意义是刚、坤的意义是柔【缺】之道了。经文说：“乾元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这是说刚性已经纯粹，不能再继续刚强，必须无首而后才能获得吉利。又说：“坤元用六，利永贞。”这是说柔性已经纯粹，不能再继续柔弱，必须永远守正而后才可以。王弼说：“九，是天的德性。能够运用天德，才显现群龙的意义。”如果以刚健居于众人之首，万物便不会与之相合；如果把柔顺看作不正，那就是谄媚邪曲之道。所以《乾》卦的吉利在于无首，《坤》卦的利在于永贞。康伯说：“刚强所可贵的，是防止邪恶、保存真诚，行动而不失节度；柔顺所可贵的，是含容广大、处于中位，顺从而不失其正。如果用刚强来伤害万物，就不是刚强的正道；如果用柔顺来卑屈谄媚，就不是柔顺的本义。”因此圣人借乾坤刚柔这两种道理来施教罢了。既然已经明白无首、永贞的意义，那么六、九之数可以抛开，群龙、牛马之象也没有必要执取。现在却只在那里争论：“六和九是什么数？群龙、牛马属于什么类别？”这岂不是过分抛弃意义而拘泥于卦象，违背圣人的本意吗？先儒如虞翻、崔憬等人运用互体，像京房、郎顗等人运用五行，都已经离圣人的本意很远了。八卦刚刚形成的时候，用互体来求取意义还可以；既然已经有六十四卦各自的次序，各卦的辞和象都可以验证，那么《乾》卦只说乾的象，《坤》卦只说坤的象，至于《屯》《蒙》《需》《比》《师》《讼》，直到《坎》《离》《既济》《未济》，也都只说《屯》《蒙》《需》《比》《师》《讼》《坎》《离》《既济》《未济》各自的象。圣人什么时候曾经总是用互体来说呢？仲尼说：“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事情的由来是逐渐发展的。”《易》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这就是圣人所说的“踩霜，坚冰将至”。又说：“颜氏的弟子有不善之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以后，从来不再去做。”《易》说：“回头不远，不会有大的悔恨。”这就是圣人所说的“不远复，无祗悔”。又说：小人不知羞耻，就不会仁爱；不知畏惧，就不会守义；看不见利益，就不会受到劝勉；没有威势，就不会受到惩戒。小的惩罚能够使他受到大的警戒，这是小人的福气。《易》说：“戴着刑具，遮没脚趾。”这就是圣人所说的“戴刑具遮没脚趾，没有灾咎”。又说：“善行积累不够，就不能成就名声；恶行积累不够，也不会导致自身毁灭。”小人认为小善没有益处而不去做，认为小恶没有伤害而不除去，所以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罪过大到无法解脱。《易》说：“戴着刑具，遮没耳朵，凶。”这就是圣人所说的“戴刑具遮没耳朵”。由此看来，又哪里有五行的说法呢？所以王弼认为，一旦丧失了根源，技巧越多反而越严重。这些人根本不思考圣人施教的本意，反而专门讲求象数，用【阙】虚夸无据的文章，来欺骗那些耳聋眼瞎的人。我究竟欺骗谁呢？

译论初爻、上爻　　　　　　　陆　秉 《略例》说：初爻、上爻没有固定的位置，这样说只得到了它们的文辞，还没有得到它们的卦象。六位，是六个虚位所存之处；刚柔相互变易，便成为阴阳、吉凶的事物。但爻位有得中和违中的区别，所以五爻得中而多有功绩，三爻违中而多有凶险，二爻得中而多有声誉，四爻逼近中位而多有恐惧。初爻处在远处而居下位，上爻超过中位而越过极点，所以刚柔在这里取用其性质，互相成为不同的事物。比如《乾》上九，是唯一的阳爻，阳气亢极而失去中位，应该说无位而有悔。至于《需》上六，居于唯一的阴位，超过中位而履于险地，所以说“虽不当位”，也是适宜的。本末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吉凶随着顺逆而来，哪里会有固定呢？大体而言，二爻、四爻并不专属于阴，三爻、五爻也不专属于阳。六位只是依次排列的次序；只是二、五得到中位，三、四远离中位。它们虽然都处在有所作为的位置，经历进退的显著阶段，确实有贵贱远近的区别，所以分别多有功绩、多有凶险、多有声誉、多有恐惧。二爻既然多有声誉，那么初爻是事情的开始，还没有充分有所作为，即使有时没有声誉，在多有恐惧方面也一定会有所缓解。三爻多有凶险，既然已经有所作为，那么上爻越过极点，即使不受事物制约，在多有凶险这一点上，也仍然会有这种情况。五爻既得中位，又处在尊贵盛大的位置，是有所作为者最尊贵的地位，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它多有功绩，不也是应该的吗？至于初爻和上爻，孔子之所以不专门论说，是因为列举中间四爻后可以类推；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了。《易经》中的卦体义理　　　　　代　渊 六十四卦各自主管一个大的时势，卦中的六爻就是这个大时势中所说的人，也就是各爻在其位置上的得失所对应的小时间。依据本卦的大时势来观察人的作为，合于时势就吉，违背时势就凶。卦中初、三、五是阳位，二、四、六是阴位；奇画是阳爻，偶画是阴爻。阳爻居阳位为得位，居阴位为失位；阴爻居阴位为得位，居阳位为失位。得位就吉，失位就凶。又初与四相应，二与五相应，三与上相应。一阴一阳就相应，都是阴或都是阳就不相应。这是《易》象本体的大概情形。然而各卦中有得位反而凶、失位反而吉的；也有相应反而凶、不相应反而吉的。为什么【缺】是因为与卦所处的时势相合或不相合罢了，只依据本时来辨认它【缺】罢了，这就是《易》的应用和【缺】变化。卦有气，是说阴【缺】柔。有德，是说一卦所主管的功用，如乾健、坤顺、震动、艮止之类。每卦卦名下面所立的名称，就是时势和德性的根本。卦名下面所属的文辞叫作繇辞，是演述一卦德性和功用的纲要。六十四卦每卦有六位，都以第五位为君位，这是《易》的大略。其中有时居于此位却不具备君位的意义，也有居于其他位置却具有君位意义的，这就是《易》的变化。大概圣人另有保存的意义，所着重的义理在于另一处，不可拘泥于常例，学习者应详细体会。彖，本来是卦下文辞的名称。先儒也称为繇辞；孔子作《文言传》，所以在开头标作“彖曰”，是为了广泛阐述繇辞，总论一卦所主管的大义，以判定它的归趣。大象，是取上下两个卦象所代表的物象来构成义理，不只是取其形状，根本在于取其功用作为法则。其中有的与彖辞文字相反，有的是取相互补充来尽其义，有的是取垂示教诲而归于同一目的，使后人效法并仿照。但只要考察它们的极致处，就知道并不是真的相反。小象，是说明各爻所取的物象，有时辨析爻辞中归结的意义，有时补足爻辞中没有说尽的意思，以此向人垂示法则。《易》卦从《乾》《坤》开始，其间包含天地代代运行、时代世道的极大变化以及人事的治乱，只是各自适合其功用，直到《既济》《未济》，又重新进入开头，生生不息、不断更新，循环往复而没有尽头，不超出这六十四卦所代表的时势，并与天地同样长久。假如天地可以灭亡，那么这个道理也就会消亡。原易　　　　　　　陈文佐 《易》，就是道的变通。不变化就不能通达，不足以称为道。所以确立仁的道路，就能通行于天下而使人亲爱；确立义的道路，就能通行于天下而使人合宜。仁义通行于天下，人民没有不遵循它的，这就是所谓道。道可以用来感化，可以用来教导，可以用来制约，可以用来权变。感化，是神妙的作用；教导，是文教；制约，是制度器具；权变，是变化。善于感化的人，遵循道的神妙，以精妙的运转治理天下，天下人跟随他并以此为乐，所以称为乐。善于教导的人，服从道的文教，以身作则表率天下，天下人跟随他而实行，所以称为礼。善于制约的人，修明道的制度，以界限规范天下，天下人跟随他而遵守，所以称为政。善于权变的人，借助道的变化，以威势整齐天下，天下人跟随他而畏惧，所以称为刑。礼、乐、政、刑，是道的偏名；仁、义，是道的实际功用；《易》，是道的变通。只得到道的偏名而没有实际功用来配合，不足以称为道；只得到道的实际功用而没有变通来配合，也不足以称为道。所以道发展到《易》，天地的德性就可以恒常运行，日月的运行就可以恒常观察，民众的性情就可以恒常治理。天地恒常运行，日月恒常可察，民众恒常得到治理，没有一件不属于《易》的作用。所以道发展到《易》之后，才可以谈论与万物一起通达并长久存在。八卦方位　　　　　　杨　绘

译《乾》《坤》是父母；《艮》是少男，《巽》是长女，但都处在偏位。《震》《坎》是长男、中男，《离》《兊》是中女、少女，却都处在正位。为什么不论尊卑呢？回答说：乾是纯阳，阳主进，所以处在一阳生出之前，位于西北；坤是纯阴，阴主退，所以处在一阴生出之后，位于西南。向左旋转的是阳。震是长男，位于正东；艮是少男，位于东北；坎是中男，位于正北；这些都是向左旋转的。向右转动的是阴。巽是长女，位于东南；离是中女，位于正南；兊是少女，位于正西；这些都是向右转动的。震是长男，代替父亲承担职责，所以位于万物生长之地，主管生长万物的功业。世子居于东宫，大概就是取法于此。长阳既然主管其功业，那么坎、艮也都属于阳，在义理上便有嫌疑，所以把艮排列在后；坎尤其容易引起嫌疑，于是又把它放在后面，使它居于空虚而不任事之地。辅佐震而成就功业的，是巽、离、兊，它们都属于阴。用国家来比喻，这难道是臣子的象吗？乾作为父亲处在西北，难道只是安逸地处于无为吗？还是要在这里防备阴类的祸患呢？“战”吗？《乾》说阴阳相互逼迫，其中就包含这个意义。坤、兊不说明方位 以方隅来确定八卦位置，是《说卦传》的文字。《乾》说是西北的卦，《坎》说是北方的卦，《艮》说是东北的卦，《震》说是东方，《巽》说是东南，《离》说是南方的卦，只有《坤》和《兊》不说它们的方位。唉，圣人防范细微之处多么深啊！阳，是君子的道路；阴，是小人的道路。阳主管生，阴主管死。阳在子时生起，却说“帝出乎震”，为什么呢？帝，是造化的真实【缺】而命名的。虽然不能确切地给它命名，但它生育万物的功用显【缺】，所以勉强给它命名为“帝出乎震”。等到解释它的意义，只说万物从震而出罢了。“齐乎巽”，是说万物在巽处洁净整齐。“离”就是光明，万物都彼此显现。圣人面向南方听理天下，大概就是取法于此。可是离的光明正盛，杀伐万物的阴气已经生出，这不是其中之一吗？小人的道路就在这里增长了。作《易》的人在《坤》初六告诫说：“踩到霜，坚冰将至。”《文言传》说：“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是因为没有及早辨别和防范。”阴之所以能够消减阳，是因为没有在细微处防范它，没有在显著处制止它。小人之所以能够战胜君子，是因为没有在渐渐形成时预先防范，也没有在势力壮大时加以制止。《坤》是二阴、三阴的位置，《兊》是四阴的位置。阴气由微弱而逐渐显著，所以圣人特意对《坤》《兊》不说方位，以此在阴气尚未显形时警戒它。比如《临》卦的彖辞说：“刚阳渐渐增长。”到《遯》卦的彖辞说：“渐渐增长。”却不说柔阴，意义是相同的。至于五阴、六阴，是《乾》的位置；如果不及早辨别，直到势盛才行动，所以《坤》上六说：“龙战于野。”《文言传》说：“这是因为它近于没有阳气，所以称为龙。”《说卦传》说：“在乾处交战。”又说：“是说阴阳相互逼迫。”唉，不在细微处防范而发展到显著，不在渐变时预料而发展到强盛，凡是这种情况，都说明圣人重视防微。乾能够逼迫阴气，随后一阳在坎位生成，所以称为“劳坎”。艮位于丑寅之间，难道不是万物终结和开始的地方吗？解释类例 有人说：“《易》不可以固定的典要来拘束，它的意义怎么可以用类例来寻求呢？”回答说：“经文不是说过吗？‘《易》这部书不可离开；它所体现的道，屡屡迁变。’所以不可以固定的典要来拘束，只随着变化所适合的方向而定，这正是它最终成为道、屡屡迁变的意义。起初依照卦辞而考察其情势，既然有一定的常规，这正是它最终成为道、不可离开的意义。然而，圣人的文辞既然有一定的常规，怎么能说不可以用类例来求取呢？借初爻、上爻的位置来说明：近取自身，上爻是头，初爻是脚；远取万物，上爻是角，初爻是尾。所以凡是以头、以角取象的，没有不【缺】；凡是以脚、以尾来说的，没有不【缺】。七八九六 关于七、八、九、六的说法，如果解释为老阴、少阴、老阳、少阳，并不取这个意义。现在根据刘牧所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大概以天一、天三、天五合为九，地二、地四合为六，这是得到生数的根本。”但这也没有完全说明七、八、九、六作为成数的说法。“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这是成数的根本。”如今虚去十而不用，是用来象征《易》道变通而不止息。使用十，就显示数已经达到极限而没有变通；有十便有百，有百便有千，有千便有万，有万便有亿，这些都是可以穷尽的数。所以虚去十而不用。然而，虚去十而不用，本身也正是有用的根本。现在所说的生成之数，是指金、木、水、火、土。比如水生于一，从天一数到地十，这就是十数；火生于二，从地二数到天一，这就是一数；木生于三，从天三数到地二之类，所以说十也有用。赵岐注《关子明易》所说的“互围头”，就是这个意思。《周易义海撮要》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