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律表防卷二

译到了蕤宾，仍然按照次序下生。如果依照班固《汉书》的说法，夹钟的长度只有三寸七分多一点，律管如果过于短促，求取声音就会显得虚浮，这就违背了班固的原意。陈祥道说：“先王根据天地阴阳之气来辨别十二个时辰，根据十二个时辰来生成十二律。黄钟、太簇、姑洗，是减损阳气以生阴气；林钟、南吕、应钟，是增益阴气以生阳气；蕤宾、夷则、无射，又是增益阳气以生阴气；大吕、夹钟、中吕，又是减损阴气以生阳气。为什么呢？黄钟到姑洗，是阳中之阳；林钟到应钟，是阴中之阴。阳中之阳、阴中之阴，正是阳气生长、阴气消退的时候，所以阳气常常下生而有余，阴气常常上生而不足。蕤宾到无射，是阴中之阳；大吕到中吕，是阳中之阴。阴中之阳、阳中之阴，正是阳气消退、阴气生长的的时候，所以阳气常常上生而不足，阴气常常下生而有余。既然如此，那么从子位到午位的左边，都是上生；从子位到午位的右边，都是下生。”朱熹说：“乐律从黄钟到中吕都属于阳，从蕤宾到应钟都属于阴。这是一个大的阴阳。黄钟为阳，大吕为阴，太簇为阳，夹钟为阴，都是一阳间一阴，这又是一个小的阴阳。所以从黄钟到中吕都下生，从蕤宾到应钟都上生。以上生下，都是三分损一（即三生二）；以下生上，都是三分益一（即二生四）。以上都是说蕤宾再次上生。”《汉书·律历志》说：“黄钟三分损一，下生林钟；林钟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三分损一，下生南吕；南吕三分益一，上生姑洗；姑洗三分损一，下生应钟；应钟三分益一，上生蕤宾；蕤宾三分损一，下生大吕；大吕三分益一，上生夷则；夷则三分损一，下生夹钟；夹钟三分益一，上生无射；无射三分损一，下生中吕。”《晋书·律历志》说：“淮南京房、郑氏等儒者说律吕都是上下相生，到了蕤宾又再次上生。大吕长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即一寸的一百零四分；夷则上生夹钟，长七寸一千一百八十七分，即一寸的一千零七十五分；无射上生中吕，长六寸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即一寸的一万二千九百七十四分。这三种律管的长度和分数，都是司马迁、班固所推算数值的两倍，其余则都相同。”这就是泠州鸠所说的“六律六吕相互间隔的道理，沉伏退黜，散越假借作为运用，变化通达各占一半，随着事物的适宜情况，这是赞助的方法”。又说：“大凡声音的体统，务必和谐韵致，增益就加倍，减损就减半，对于本音始终没有差错。”那么，说一上一下的，是相生的道理；说再次上生的，是吹奏候气的运用。在蕤宾再次上生，是恰好符合运用的数值，所以谈论律吕的人沿袭了这个说法，这并不是相生的正道。《宋史·乐志》胡铨审律论说：“司马迁说丑。”二寅、八卯、十六辰、六十四。丑与卯，是阴律；寅与辰，是阳律。生成阴律的都是二，所谓下生就是加倍其实；生成阳律的都是四，所谓上生就是四倍其实。司马迁谈论律数的话，可以说很简练了，后来谈论律数的人都以他为祖。班固说三分蕤宾损一下生大吕，却不说明所谓浊倍的变化是什么？蕤宾与大吕相比，蕤宾清而大吕浊。现在又减损三分之一来生成大吕，那么大吕的声音就比蕤宾更清，这是不知道大吕的浊。那么萧衍的论述到夹钟时裁减长度为三寸七分，其失误的征兆就在这里了。刘昭说推算林钟的实数到十一万八千九十八，太簇的实数到十五万七千四百六十四，二乘而三约作为下生的实数，四乘而三约作为上生的实数。这是司马迁、班固的意思，刘昭则详细了。然而以蕤宾为上生大吕，而大吕却下生夷则，为什么呢？大概刘昭的说法是阴生阳为下生，阴生阳为上生。现在以蕤宾为上生大吕，那么阳生阴就是上生了；以大吕为下生夷则，那么阴生阳就是下生了。他的弊病也是由于不知道大吕有浊倍的变化，那么他离司马迁、班固的意思就远了。蔡氏《律吕本原》说：“子、寅、辰、午、申、戌六个阳辰都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个阴辰都上生。阳数以倍者，是三分本律而损其一；阴数以四者，是三分半律而增其一。六个阳辰当位自得，六个阴位居于其冲。林钟、南吕、应钟三吕在阴，无所增减；大吕、夹钟、中吕三吕在阳，则用倍数，才与十二月的气相应。这是阴阳自然的道理。”他的考证辨析说：“吕氏《淮南子》的上生下生与司马氏《律书》《汉书·律历志》不同，虽然大吕、夹钟、中吕用倍数则一致，但吕氏《淮南子》不过以数的多少来决定生的上下，律吕阴阳错乱而无条理，不是它的根本方法。”以上都是说蕤宾下生。现在考察《吕览》说律吕上下相生，晋志说后代谈论音律的人多尊崇这个说法。志又说推算之术没有再次上生的方法，而以淮南九九之数，蕤宾再次上生为非。胡氏、蔡氏都据此立论，这都是知道有小阴阳而不知道有大阴阳。又以大吕、夹钟、中吕三吕

译原本律管的数目较少，所以用倍数来推算，这律管的长短，是由人的私智制定的，哪里是天地自然的道理呢？《史记》说上下相生，六吕改变位置而居，恰好符合相生的次序，这只是它的算术方法，并非相生的正道。《晋志》却把一上一下作为相生的道理，把重上相生作为吹候的用途，这也不是相生的正道，它的说法已经错乱了。朱熹的《礼书》多采纳西山先生的说法，唯独在蕤宾生大吕这一点上，则防范地遵从《吕览》《淮南子》，从而阐明大阴阳、小阴阳的意义，尤其足以解除关于“律为阳、吕为阴”的疑惑。朱氏【载堉】说：“凡是阴吕处在阳方，就都属于阳；凡是阳律处在阴方，就都属于阴。只有应钟、蕤宾同在阴方，中吕、黄钟同在阳方，所以特别论述小阴阳，这是变例。其余各律则只论述大阴阳，这是正例。”朱氏这话符合朱熹的意思。

译中夷没有夹钟、大吕、蕤宾，以六律为宫，用变黄钟为徵，商、羽、角、变宫、变徵。这是五声自然相生的次序，并非由中吕三分益一而生。因为其他律的作用，黄钟乃是黄钟的清声，不是正声。它的正声出自九寸的律管，既然不是中吕所能产生；它的清声出自三寸九分之间，称为含少，也不是中吕所能产生的。然而《礼运》说：“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那么就是说中吕三分益一，大致能对应黄钟的九寸，也没有不可以的。陈仲孺说中吕是变律的首位，中吕为宫，必定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何承天、刘焯增加林钟以分厘，到中吕又反过来生出黄钟，附会防备越精巧，失之越远。现在依照《周礼》《月令》《淮南子》《史记》《汉书》来定。

图如左

<经部,乐类,乐律表微,卷二>

右论律吕相生

《国语》记载，周景王问伶州鸠说：“七律是什么？【周有七音，王问七音之律，意思是七律为音器。用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伶州鸠回答说：“从前武王伐殷，岁星在鹑火【岁，岁星也。鹑火，星次名，是周的分野。从柳九度到张十七度为鹑火，意思是武王开始发兵东行时，正值殷的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按夏历为十月建时，岁星在张十三度，张属于鹑火】，月亮在天驷【天驷，房星也。意思是戊子日月亮宿在房五度】，太阳在析木之津【津，天汉也。析木，星次名。从尾十度到斗十一度为析木，其间为天汉津。意思是戊子日太阳宿在箕七度】，日月合辰在斗柄【辰，日月之会。斗柄，斗前也。意思是戊子日后三天得到周正月辛卯朔，按殷历为十二月，夏历为十一月，这时日月合辰在斗前一度】，辰星在天鼋【星辰星也。天鼋，星次名。一曰虚枵。须女八度到危十五度为天鼋。意思是周正月辛卯朔第二天壬辰，辰星始见，第三天癸巳，武王出发，二十八日戊午渡过孟津，距离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在须女伏，即天鼋之首】，星辰、太阳、日月合辰的位置都在北维【星辰，星辰星在须女，太阳在析木之津，日月合辰在斗柄，所以都在北维。北维，北方水位也】，这是颛顼所建立的，帝喾接受了【建立也。颛顼，帝喾所取代的。帝喾，周之先祖后稷所出的。颛顼是水德之王，位于北方，帝喾是木德，所以从水接受。现在周也是木德，应当接受殷的水，犹如帝喾接受颛顼一样】，我们姬氏出自天鼋【天鼋，即虚枵，齐之分野也。周的皇妣，王季的母亲太姜，是逢伯陵的后代，齐女也，所以说出自天鼋】，到析木的有建星及牵牛【从牛一度到十一度分属析木，是太阳、日月合辰所在。建星在牵牛间，意思是从辰星所在的须女天鼋之首到析木之分，历经建星及牵牛，都是水宿，意思是得水类】，那么我们皇妣太姜的侄儿伯陵的后代逢公所依附的神【皇，君也。逢公，伯陵之后，太姜之侄，殷之诸侯封于齐地，齐地属天鼋，所以祭祀天鼋。死后配食，为其神主，所以说冯，冯依也。意思是天鼋乃皇妣家所冯依，不仅合于水相承而已。又我们实在出自水，周道起于太王，所以本于太姜】，岁星所在，就是我们周的分野【岁星在鹑火，鹑火是周之分野。岁星所在，利于伐人】，月亮所在，是辰马农祥【辰马谓房心星也。心星所在，夫辰之次为天驷，所以说辰马。意思是太阳在房，合于农祥。祥犹象也。房星晨正，而农事起，所以谓之农祥】，是我们太祖后稷所经纬的【稷播百谷，所以农祥是后稷所经纬的】，王想要合这五位三所而用之【王，武王也。五位，岁、月、日、星、辰也。三所，逢公所冯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经纬也。《诗疏》云：《周语》日与星辰之位，都在北维。岁之所在，月之所在，说五位三所。意思是五位在三处】，从鹑到驷七列【鹑，鹑火之分，张十三度。驷，天驷，房五度。岁、月之所在，从张到房七列，合七宿，意思是张、翼、轸、角、亢、氐、房之位】，南北的度量七同【七同，合七列也。揆，度也。岁在鹑火午，辰星在天鼋子。鹑火，周分野。天鼋及辰，水星，周所出，从午到子，其度七同也】，凡神人以数合之，以声昭之【凡，凡合神人之乐也。以数合之，意思是取其七声。以声昭之，用律调音】，数合声和，然后可以同【同，意思是神人相应】，所以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七同其数，意思是七列七同七律。律和其声，律有阴阳正变之声】，王以二月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