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七

十三经义疑 五经总义类

提要

【臣】等谨案《十三经义疑》十二卷。

本朝吴浩撰写。吴浩字养斋，华亭人。这本书选取诸经的笺注进行考订，用力颇为勤勉。例如季本《读礼疑图》以一万人为一军，吴浩沿袭了他的说法。对于《诗经》中“公车千乘，公徒三万”，他不采纳郑玄笺注中举成数的解释，而是引用《司马法》“文以一乘总三十人”，断定千乘应当是三万人，从而怀疑贾公彦疏的附会。这种方法适用于王畿之内的制度。如今考证《周礼·大司马》规定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小司徒》规定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天子与诸侯制度相同。《小司徒》疏称《司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至“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这是天子王畿内采地的制度。又《司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是王畿外邦国的制度，这是周代的定制。《齐语》记载“管子治理齐国，五家为轨，所以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所以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所以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所以二千人为旅；五乡为师，所以一万人为军。”韦昭注说“一万人为军，是齐国的制度”；周代则是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这是春秋列国的变制。僖公的颂诗，正值齐桓公之时，或许当时就使用了齐国的制度，也未可知。吴浩据此怀疑《周礼》，则是不对的。吴浩又在《仪礼·聘礼》中引用崔灵恩的说法，认为诸侯有三卿：司徒兼任冢宰，司马兼任宗伯，司空兼任司寇。诸侯虽然设立卿，却不敢称大。《史记》说鲁国以孔子为大司寇，如果这样，难道鲁国有六卿如同天子吗？宋国是二王之后所以有大司马，楚国有大司马，是因为僭越称王罢了。如今考证《管子·王言篇》“宁戚种植粟米尽地利，被立为大司徒；王子城父为大司马”，那么春秋时诸侯的正卿明确称大，而称大司马的又不止楚宋两国了。又《左传》说“向为人任大司寇”，那么宋国称大的又不止司马了。鲁国的司寇是司空兼任的官职，本来不是正卿，或许只能称司寇，而一概说诸侯正卿都不能称大，也是没有考证清楚。又《周礼》设立春官宗伯，郑玄注引用“夏父弗忌为宗人”，吴浩说《春秋》内外传都作“我为宗伯”，宗人虽然也是掌管礼仪的官，但地位低微权力轻，怎么能擅自行逆祀之事？如今考证宗人的名称通用于上下，《左传·哀公二十四年》，派宗人衅夏献立夫人的礼，回答说：没有。公怒道：你是宗司，尊称你为宗司，这难道不是卑位吗？又《文王世子》：公族在宗庙之中，就像外朝的位置，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注：宗人掌管礼仪及宗庙，与郑氏《周礼》大宗伯注：宗官掌管国家的礼仪，与其祭祀相合。又《大戴礼》诸侯迁庙礼，祝宗人及随从者都斋戒，宗人作傧相与《周礼》大宗伯职相合。郑注：宗伯为宗人，大概就是据此。这是天子诸侯的宗人。《鲁语》公父文伯的母亲宴请她的宗老，韦昭注也说：宗即宗人。这是卿大夫的宗人。吴浩认为宗人地位低微权力轻，是将卿大夫的宗人与天子诸侯的宗人合为一了。考核颇为疏漏，其他如解释《左传》“得祐于橐中”，说大夫士也有主，与蔡谟的说法相合，而引用《说文》大夫以石为主，则出于前儒所引之外。解释《尔雅》“昏强也”，说“昏”当作“昬”，书不“昬”作“劳”，“昬”音闵与暋同，“强”也。又《尔雅》“夏曰复胙”，郭璞注未见出处。吴浩引用《谷梁》杨疏说：复胙是恢复前日的礼；《有司彻》贾疏说：复胙是恢复昨日的胙祭，那么都可以补充郭注，他的说法也很有可取之处。大概他在注疏之学上虽然未能贯通融会，但研究考证具有根基，比起剽窃语录、空腹谈经、徒以大言臆断的人，则胜过远矣。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十三经义疑原序

典籍中有五经，就像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一样。人没有五谷不能生存，学问没有五经不能增长。舍弃这些而另求其他，我不知道该跟随什么。所谓经，就是常道，就是法度，就是路径。像路径一样无所不通，可以常行。自从汉代以五经设立学宫，经的名著便显赫。增加《周礼》《孝经》《论语》，成为九经；增加《仪礼》《左氏春秋》《尔雅》，成为十三经，而《大戴礼》不包括在内。完备了，美好了，它的名称确定了。有汉、唐、宋诸儒为之注疏正义，解释于是经的意义昭然若日月之丽天，沛然若

译江河在大地上流淌，那滚滚之声，就像重雷唤醒冬眠的昆虫，又像把拐杖交给盲人一样（给予指引）。它对读书人的帮助，确实宏大啊！读书不能没有疑问，有了疑问必须等到澄清才能明白，如果含糊不清、无法理解，时间久了就会在心中纠结阻塞，就像长了肿瘤一样。即使有神医文挚，也无法奏效。如果穿凿附会，凭主观臆断强行解释，这种弊病更加严重。

幸运的是，我出生在圣明的时代，得以在田园中悠闲自在，终老于此。每天从各种经典中选取内容进行研究，醒着睡着都不忘记，无论寒暑从未间断，废寝忘食地坚持了三十多年。有时根据道理推敲却不够确切，根据情理斟酌却不够安心，就每次摘录出来，广泛采纳前代儒者的说法进行综合考订。一定要寻求其含义符合道理、贴近情理，以常道为标准达到最恰当，然后才采纳并详细解说。哪里敢说自己能与前代儒者抗衡、辨析异同呢？只是尽我考据古书的心意，以等待志同道合的人相互参考，从而澄清疑问罢了。华亭后学吴浩作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

十三经义疑卷一

华亭吴浩撰

易经

经分上下

上下经的划分，难道是根据序卦来分的吗？凭什么说明是这样的呢？太极运动而产生阳，阳的刚健属性就是乾；静止而产生阴，阴的柔顺属性就是坤。所以乾、坤是众卦的首位，依次推演，得到三十个卦，这就是上经。至于咸、恒，又作为下经的首位，这是因为乾道成就男，坤道成就女，人道的开端在于夫妇。《关雎》作为《国风》的开端，也是因为夫妇之道，是百姓生存的根本，是王政的开端，这与下经以咸、恒为首的义理相同。

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朱熹《本义》没有注解，有人解释说“伤”是哀伤的意思。爻辞不说“凶”，而《象传》说“伤”，大概是因为怜悯而让人自我警惕。我认为应当先解释为伤害，然后再解释为哀伤。亲近那些不正派的人，会害心、害身、害家、害国，无所不害，就像被斧钺砍伤，见血丧命一样。悲哀啊！这样解释，或许能使观察卦象、玩味爻辞的人，警惕地知道警戒。

得金矢

噬嗑卦九四爻辞说：“咬食带骨的肉，得到金矢。”金大概取其刚硬，矢大概取其笔直。审理诉讼贵在刚直，所以取象于金矢吗？《周礼》用两造（原告被告）禁止百姓诉讼，要缴纳一束箭；而这里不说“束”。用两剂（证物）禁止百姓狱讼，要缴纳三十斤金；而这里不说“钧”。义理上必然有差别。况且金有五种，金不一定都是黄色的。而噬嗑卦六五爻辞说：“得到黄金。”缴纳金而必定要是黄色的，黄色还要计算重量，且多达三十斤，难道贫穷者的狱讼最终就不能审理了吗？解卦九二也有“得到黄矢”的文字，黄色是中间的颜色，矢是直的，难道也是指一束箭吗？《易经》有卦象，取其意而略去其形迹，就可以了。朱熹《本义》依据《周礼》来解释金矢，似乎不如程颐《程传》及陆九渊《陆氏集说》的说法高明。

不菑畬

田地耕作一年叫菑。菑，就是灾。刚开始用火烧杀草木。耕作两年叫新田。新成，是柔嫩的田地。耕作三年叫畬。畬，就是和。田地变得舒缓。叫菑，叫新田，都还未成熟。叫畬，才开始成熟。不经过菑而直接到畬，是说顺应时势、顺从理法而没有私心期望的心态。无妄卦六二，本来说不耕而获，不菑而畬，则利于有所前往。而《坊记》误加了“凶”字，郑玄的注解于是把无功受禄当作凶兆，这不是《易经》的本旨。

其形渥

鼎卦九四爻辞，其形渥。晁氏说：各本作“刑剭”，朱熹遵从它。查郑玄注《周礼·司烜》引用《易经》，也作“刑剭”之诛，意思是所杀的人不在市集，而是送到甸师那里。甸师掌管耕种王室籍田，其场地上有很多房屋，在屋中行刑，是为了隐蔽，恩德深厚。掌管刑戮的，只有王的同族和有爵位的人，杀在甸师氏那里。

十三经义疑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十三经义疑卷二

华亭吴浩撰

书经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

这九个字，蔡沈《蔡传》认为应当放在“肆觐东后”之下，词意确实顺畅。然而《公羊传》“郑伯使宛来归邴”，何休注引用《尚书》也没有改动。疏以五器为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授予羔、雁、雉的器具，说“如”是用物品相互授予，说器具各有不同的装饰。《周礼》装饰羔、雁、雉，拿着它们都去掉器具，那么“如五器”正适宜在“贽”字之下。大概古人文章参差错落，在义理上也没有妨碍。

舞干羽于两阶

干是武舞，羽是文舞。武舞在西阶，文舞在东阶。武舞在先，文舞在后。凡是经文中说舞，都是先干而后羽。汉代的乐舞，先武德而后文始。唐代的乐舞，先七德而后九功。乐舞有声容，韶舞是容，而声可以想象了。德兼中和，韶舞是和，而中也就达到了。

禹贡九州

宋代陈用之认为九州的名字是大禹所设立的，我私下怀疑禹治水时还是虞朝的臣子，怎么能擅自更改十二州的制度呢？应当遵从蔡沈《蔡传》书序：“禹区分九州，因为洪水泛滥，区域无法分辨，所以区分它。不是禹开始建立的。”即使说“贡金九牧”，也一定是在即位之后了。

爰立作相

体现元气的是君，调和元气的是相。相得到合适的人，天下就治理得好；相得不到合适的人，天下就不治理。君主设立宰相，大概可以忽视吗？而《尚书》记载高宗对于傅说，是在梦寐恍惚之间得到的，这是什么缘故？《王制》说：“凡是选拔官员，必须先议论，议论辨别之后才任用他。”即使是众官百职，尚且必须如此慎重简选，何况以社稷的重任，百姓的众多，一旦授予一人，其所关系并非渺小。却不考察他的言论，不审察他的行事，仅仅因为一个梦的缘故，就让他掌握国家权柄，难道能避免折足覆餗的讥讽吗？《史记》有与他谈话，果然是圣人的言论，而《尚书》不说九峯，认为是省略文字，难道知道文字不可以省略吗？况且知人则哲，只有帝才觉得难。而在立谈之间，就相信他是圣人，而授予大任，如果真像太史公所说，他立相已经是不谨慎了。先儒刘氏、陈氏都认为傅说是高宗的故人，确实如此。查高宗的父亲小乙，担心他不知道稼穑的艰难，而让他居住在街市之间，所以他自述说：“逃到荒野，居住在河边。”周公作《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