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端录卷七
，继周者从夏，笔外意又如此。
孔子曰：「行夏之时。」夏之时，何取于孔子也？传曰：「夏数得天。」帝尧若天以定四仲，夏时盖本诸此。夏正建寅，寅、卯、辰三月为春；周正建子，非春矣。其为春者，犹有寅之一月焉，故圣人存春以俟后圣，盖万世若天之政，于是乎在。虽然，春秋作于周，故书法云尔。若夫秦正建亥，在秦而作春秋，其书法当有异于是者。要之，归于若天而已矣。非圣人，其何以与此？
译继承周朝的人遵循夏朝的制度，笔法之外的深意也是如此。
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夏朝的历法，孔子为何推崇它呢？传文说：“夏朝的历法符合天道。”帝尧效法天道来确立四季的中气，夏朝的历法大概就是基于此。夏历以寅月为正月，寅、卯、辰这三个月是春季；周历以子月为正月，这就不是春季了。作为春季的月份，周历中仍然保留着寅月这一个月，所以圣人保留春季以等待后来的圣人，大概万世效法天道的政令，就在这里面了。虽然如此，但《春秋》是在周朝编纂的，所以书写体例是这样的。至于秦历以亥月为正月，如果在秦朝编纂《春秋》，其书写体例应当与此不同。总之，最终都归结于效法天道罢了。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做到这样呢？
大哉王之书乎！所以立尊周之制者在是，所以立继周之法者亦在是。王，周王也。以正月系王，周人其能违诸？非周人其能强诸？仲尼造化之神，妙于一字如是哉！
鲁史以《春秋》为名，则所谓春正月者，其旧文也。疑若用夏正者，书王，见正月之为子也，而得失在其中矣。抑有微旨焉，夏数得天尚矣，以时制不敢违也，此尊王第一义也。抑又有微旨焉，孔子曰：「行夏之时。」是在继周者，周德未改而辄夏之从，是自专反古而烖及焉者也。
四德始于元，四时始于春，天之道也。周以子为正，虽不谓之春，吾不信也。先儒谓《春秋》以夏时冠周月，愚谓《春秋》以天时正周月。吾从周乎？吾从天乎？从周，周之诸侯之分也；为万世计者，不从天而奚从？圣人于是发其端矣。
已上并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之简。
扁鹊见垣一方人，圣人观人洞见肺腑，故《春秋》论人，貌与心并得之，见之眞也。
右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之简。
当时仲子已称夫人，皆以为嫡，而桓当立也。天子赗之，亦且夫人之矣。《春秋》书曰：「惠公仲子。」妾之也，不夫人之也。
王赗仲子，《关雎》之变也，《春秋》于是乎始。西狩获麟，《麟趾》之变也，《春秋》于是乎终。
春秋》曷为惇典庸礼哉？失于典礼者书之，俾可正焉，是典礼也。
昔者夫子序《书》，夏、商、周称王；《春秋》，周世也，系王于天，则何以异于《书》？或曰：「为万世立法也。」或曰：「不然。于是有僣王者，不天之系，则无以着无二之义也。天云天云，岂得已哉！」
已上并隐公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之简。
日有食之，揜于月也。厯家盖有常度矣。孔子作《春秋》，曰「有」，曰「之」，若不可推究然者，其意逺矣。君子以仰观近省，而不泥不渎，斯克谨天戒者乎。
右隐公三年日有食之之简
春秋之中，天王崩，鲁不会葬者凡七：平也、庄也、僖也、惠也、顷也、定也、灵也。盖诸侯皆然，罪于是乎大矣。当是时，谁欤伯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谓之尊王，不亦愧乎！
右隐公三年天王崩之简
礼·杂记》曰：「君薨，赴于他国之君曰：『寡君不禄。』」《曲礼》曰：「短折曰不禄。」君薨而以不禄赴，臣子辞也，邻国承赴而卒之，有尊敬之道焉。《曲礼》曰：「寿考曰卒。」虽然，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礼也。以薨号于国中，而以不禄赴于他国，盖臣子之辞如此。薨焉则已尊，不禄焉则已慊，故卒之。史有恒体，春秋从之，而褒贬不与焉。
右隐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之简。
州吁，公子也，何为削其属籍，特以国氏？庄公不能待以公子之道，而州吁自絶于公子久矣。故曰：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义，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义，必陷篡弑之罪。然则待公子也奈何？石碏曰：「教以义方，弗纳于邪。」
右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完之简。
宋，契之后也。契之后数百年而汤有天下，又千余年而仲尼为万世师。契之教至是而大敷，契之功至是而大报，天之意其然乎？
古之遇也适，今之遇也预，同礼而异情，盖非礼之礼也，君子不谓之礼。
已上并隐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之简。
此春秋之特笔也，石碏既杀州吁，遂因国人之情而立晋焉，则何不可之有？内无所承，则无父；上不请命，则无君。书晋，则天下之事之类晋者，皆礼法之罪人也。杀州吁曰卫人立晋，亦曰卫人，抑何以异？吾闻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矣，未闻国人人得而立之也，此其所以异也。春秋之法，美恶不嫌同辞。
右隐公四年卫人立晋之简
鱼者，渔也，故比于狩而加观焉。狩者，人君之所有事也。狩之过，则有书焚咸丘者矣。
右隐公五年公观鱼于棠之简
考者何？始成而祀也。仲子何以有宫？隐公以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无祭享之所，别立宫以祀之。祀之礼欤？庶子为君，为其母筑宫，使公子主其祭
译伟大啊，鲁隐公的史书！确立尊崇周朝制度的依据在这里，确立继承周朝法度的依据也在这里。王，就是周王。在正月之下系连周王，周朝的人难道能违背他吗？不是周朝的人难道能强迫他吗？孔子是造化之神，在一个字上精妙到如此地步啊！
鲁国史书以《春秋》为名，那么所谓“春正月”，就是原有的文字。看似采用夏历，书写“王”字，表明正月是子月，其中的得失就体现在这里了。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夏历顺应天时，最为崇高，因时制宜不敢违背，这是尊崇周王的第一层意义。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孔子说：“采用夏历。”这是给继承周朝的人看的，周朝的德运尚未改变就擅自采用夏历，是自作主张、违背古制而招致灾祸的行为。
四德始于元，四时始于春，这是天道。周朝以子月为正月，虽然不称之为春，我也不相信。先儒认为《春秋》是用夏历的时节来冠名周朝的月份，我认为《春秋》是用天时来纠正周朝的月份。我是顺从周朝呢？还是顺从天时呢？顺从周朝，是周朝诸侯的本分；为万世考虑，不顺从天时又能顺从什么呢？圣人就在这里开启了端绪。
以上都是关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的简文。
扁鹊能透视墙壁看到另一方的人，圣人观察人也能洞见肺腑，所以《春秋》评论人物，外貌和内心都能得到体现，所见非常真切。
右边是关于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的简文。
当时仲子已经被称为夫人，大家都认为她是嫡妻，而桓公应当继位。天子赠送助丧财物，也是以夫人的礼节对待她。《春秋》记载说：“惠公仲子。”这是把她当作妾，不把她当作夫人。
周天子赠送助丧财物给仲子，这是《关雎》诗意的变坏，《春秋》从这里开始。西郊狩猎获得麒麟，这是《麟趾》诗意的变坏，《春秋》在这里结束。
《春秋》为什么推崇常典、遵循礼仪呢？违背典礼的事情记载下来，以便能够纠正，这就是典礼。
从前孔子编订《尚书》，夏、商、周都称王；《春秋》记载的是周朝的事，把周王系连于天，那么这和《尚书》有什么不同呢？有人说：“是为了给万世确立法度。”有人说：“不是这样。当时有僭越称王的人，如果不把周王系连于天，就无法彰显天下无二主的意义。说天说天，难道是可以随便说的吗！”
以上都是关于隐公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的简文。
日食，是月亮遮蔽了太阳。历法家大概有固定的规律。孔子作《春秋》，说“有”，说“之”，好像不可推究的样子，他的用意深远啊。君子由此仰观天象、反省自身，既不拘泥也不轻慢，这样才能谨慎地对待上天的警戒。
右边是关于隐公三年“日有食之”的简文。
《春秋》记载期间，周天子去世，鲁国没有参加葬礼的共有七次：平王、庄王、僖王、惠王、顷王、定王、灵王。大概诸侯都是这样，罪过就在这里变得重大了。在这个时候，谁是霸主呢？“如果这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称之为尊崇周王，不也太惭愧了吗！
右边是关于隐公三年“天王崩”的简文。
《礼记·杂记》说：“国君去世，向其他国家的国君报丧说：‘寡君不幸去世。’”《曲礼》说：“未成年去世叫不禄。”国君去世却用不禄报丧，是臣子的谦辞，邻国接受报丧而称其去世，有尊敬的意思。《曲礼》说：“长寿去世叫卒。”虽然如此，天子去世叫崩，诸侯去世叫薨，大夫去世叫卒，士去世叫不禄，这是礼制。在国内称薨已经太尊贵，用不禄向其他国家报丧又太谦卑，所以称卒。史官有固定的体例，《春秋》沿用它，褒贬之意不在其中。
右边是关于隐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的简文。
州吁是公子，为什么削去他的属籍，特别用国氏称呼？庄公不能用对待公子的道义对待他，而州吁也早就自己断绝了公子的身份了。所以说：做君主父亲而不懂《春秋》的大义，必定蒙受首恶的名声；做臣子而不懂《春秋》的大义，必定陷入篡弑的罪责。那么对待公子该怎么办呢？石碏说：“用正道教导他，不让他陷入邪路。”
右边是关于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完”的简文。
宋国是契的后代。契的后代几百年后汤拥有天下，又过了一千多年孔子成为万世师表。契的教化到这里才大行于世，契的功绩到这里才得到大报，天意大概就是这样吧？
古代的“遇”是偶然相遇，现在的“遇”是预先约定，同样的礼节却不同的情理，大概是不合礼的礼，君子不称之为礼。
以上都是关于隐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的简文。
这是《春秋》特有的笔法，石碏既然杀了州吁，就顺应国人的意愿立晋为国君，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国内没有继承依据，就是无父；向上不请示命令，就是无君。记载晋，那么天下类似晋的事情，都是礼法的罪人。杀州吁说“卫人立晋”，也说“卫人”，有什么不同呢？我听说乱臣贼子，人人可以诛杀，没听说过国人可以随意拥立国君的，这就是不同的地方。《春秋》的法度，美恶不忌讳使用相同的词语。
右边是关于隐公四年“卫人立晋”的简文。
鱼，就是捕鱼，所以比作狩猎而加上观看。狩猎，是国君应有的事情。狩猎过度，就有记载焚烧咸丘的了。
右边是关于隐公五年“公观鱼于棠”的简文。
考是什么意思？开始建成并祭祀。仲子为什么有宫庙？隐公把孟子接入惠公的庙堂，仲子没有祭祀享用的地方，另外建立宫庙来祭祀她。这是祭祀的礼节吗？庶子成为国君，为他的母亲修建宫庙，让公子主持祭祀。
，于子祭，于孙正礼也。而隐公为宫以祀庶弟之母，适足以召乱而已矣，岂礼也哉？献六羽何以书？初明前此用八之僣也。然则仲子而用六羽，可乎？臣拟君，妾拟嫡，其僣一也。
译在儿子祭祀时，在孙子时确立正礼。而隐公建造宫室来祭祀庶出弟弟的母亲，这恰恰足以招致祸乱罢了，哪里符合礼制呢？献舞用六佾为什么被记载？起初是为了阐明此前使用八佾的僭越行为。那么仲子使用六佾，可以吗？臣子比拟国君，妾室比拟嫡妻，它们的僭越性质是一样的。
右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之简
八佾用于宗庙久矣，而不自知其僣也。至于考仲子之宫，而始用六羽，春秋书之，幸之也，而有遗憾焉。诸侯之妾之用六羽，犹诸侯之用八也。
右隐公五年初献六羽之简
郑伯使宛来归祊。以至书，至不以日而以月，疑之也。疑之而卒成，故入以日。
右隐公八年庚寅我入祊之简
滕、杞、薛皆先侯而后伯，杞且称子。说者谓时王所黜。乌乎，时王而能黜诸侯，则岂有伯哉？殆国小力薄，职贡不供，伯主请于王而降从其班欤？《春秋》从而书之，则罪必有所归矣。
右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之简。
伐许者，郑志也，非齐鲁则莫能入，故书「公及」，而先齐于郑。
右隐公十一年《公及齐侯郑伯入许》之简。
崩者，下坠之形，见者尽乎天下，天下称之；薨者，下坠之声，闻者尽乎国中，国中称之。在他国称卒，当时来赴之文不可得见矣，从而书之，异于本国也。若曰「诸侯放恣，故降从大夫之例以正王法」，其间亲为弑逆者固多有之，当以大辟犹谓之缓，而例贬从大夫乎？是时也，大夫之放恣犹诸侯也，诸侯卒，大夫亦卒，一降一否，抑又何谓也？
隐公见弑，鲁史旧文必以实书。今曰「公薨」，不地、不葬者何？文定之论允矣。桓则恶矣，隐于何有？隐虽非嫡，而在庶为长，惠欲立桓，私心也，然未有成命也。隐于此能以从道而不从父、从义而不从君之义自处，具列事理，吿诸天王，继欤、及欤，听自上简，已无与焉，夫何不可？既不能然，则当辨之于早，卒成让国之节，亦庶几能免于难。今也依违于摄让之间，迟疑于授受之际，此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义者，隐之罪视乎桓，薄乎云尔。实弑而书薨，何实乎？君终于路寝，正也，余皆非正。然而必书焉以着之，今皆不书，公、谷所谓不忍者是也。或者问之，必有所对，而实于是存矣。讨之、复之，何与于葬？以不葬为义，义安在乎？纵贼不讨，视雠不复，而甘心事之，一时臣子是皆与乎弑者也。皆与乎弑，则葬之者谁欤？故虽葬犹不葬也。必鲁有臣子讨焉、复焉，而后葬焉，是谓成葬。
已上并隐公十一年壬辰，公薨之简。
继故不书即位，不行即位之礼也。贼不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而行焉，非与闻乎故？则人心亡矣，行犹不行也，故不书。或谓：「有王命书，有父命书，咸无焉不书。」信斯言也，则是书也，礼也，非《春秋》也。《春秋》以行事着法，故亲弑而即位亦书。
右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简。
加璧焉，郑伯必得之计也，非祊薄于许也。
右桓公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之简。
督将弑殇而惮孔父，于是乎先攻孔父，而后及其君。今先弑以及孔父之死，为君故也。及以上下，不以先后。
君前臣名，礼也。上名其君，而下书孔父者，仲尼为祖讳也。讳以著名，名以存礼，礼之变也。或曰：字也。字无独称者。或曰：名也。大物不可以命，物莫大于父，而命之，何居？礼不敢齿君之路马，况大夫乎？故孔父蒙弑以及孔父，与君存亡，可以为大夫矣。
大夫与君同死，故得蒙弑之文，重君也。不然，虽君之子不得称弑，而况其它乎！
已上并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之简。
春秋》，纪事书也，而并言其意者，有四事焉：曰「成宋乱」也，曰「宋灾故」也，曰「释宋公」也，曰「伐楚以救江」也，皆不能已于言者也。然则彼皆阙欤？隐欤？《易》曰：「系辞焉以尽其言。」四事者近之，其余皆所谓立象以尽意者也。
右桓公二年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之简。
鲁取郜鼎于宋，犹郑取许田于鲁也。谷梁氏曰：「郜鼎者，郜之所为也。」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此谷梁引孔子之言也。孔子之言，非为郜鼎发也。
郜所为鼎，从郜之号，必有不以为鼎者。然中国之所通称，则鼎也。故曰：物从中国，不然则惑矣。盖史之书法如此。
已上并桓公二年取郜大鼎于宋之简。
春秋之初，诸侯
译右边是隐公五年关于考仲子之宫简册的论述。
八佾的舞制在宗庙中使用很久了，但（诸侯）并不自知这是僭越。直到考仲子之宫时，才开始使用六羽的舞制，《春秋》记载这件事，是庆幸（其未进一步僭越），但仍有遗憾。诸侯的妾室使用六羽，就如同诸侯使用八佾一样（僭越）。
右边是隐公五年初次献用六羽简册的论述。
郑伯派遣宛来归还祊地。因为用“至”字记载，而且不用日期而用月份，这是表示怀疑。怀疑但最终事情成了，所以进入（祊地）时又用日期记载。
右边是隐公八年庚寅日我国进入祊地简册的论述。
滕、杞、薛三国都是先称侯而后称伯，杞国甚至称子。解说的人说是当时的周王所贬黜。唉，如果当时的周王能贬黜诸侯，那么哪里还有伯呢？大概是这些国家国力弱小，职贡不能供给，霸主向周王请求而降低他们的爵位等级吧？《春秋》顺从（这种变化）而记载，那么罪责必定有所归属了。
右边是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简册的论述。
讨伐许国，是郑国的意图，如果不是齐国和鲁国，就没有人能进入许国，所以记载“公及”，并把齐国排在郑国前面。
右边是隐公十一年《公及齐侯郑伯入许》简册的论述。
“崩”是向下坠落的形态，天下人都看见，天下人都称颂；“薨”是向下坠落的声音，一国的人都听见，一国的人都称颂。在其他国家称为“卒”，当时前来报丧的文书已经看不到了，顺从（其称法）而记载，这与本国不同。如果说“诸侯放纵，所以降低按照大夫的惯例来端正王法”，其中亲自弑君作乱的本来就有很多，应当处以死刑还觉得迟缓，却按照惯例贬低为大夫吗？这个时候，大夫的放纵如同诸侯一样，诸侯死称“卒”，大夫也死称“卒”，一个降低一个不降低，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隐公被弑，鲁国史官的旧文必定如实记载。现在说“公薨”，不记载地点、不记载安葬，这是什么原因？文定先生的议论是恰当的。桓公确实可恶，隐公有什么过错呢？隐公虽然不是嫡长子，但在庶子中是长子，惠公想立桓公，是私心，但还没有正式的命令。隐公在这个时候如果能以顺从道义而不顺从父亲、顺从正义而不顺从君主的道义来自处，列举事理，告知周天子，是继承还是继及，听凭上面的简册决定，自己不再参与，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既然不能这样，就应当早点辨明，最终成就让国的节操，也差不多能免于灾难。现在在摄政和让位之间犹豫不决，在权力交接之际迟疑不定，这是作为人君人父却不明白《春秋》大义的人，隐公的罪过比起桓公，只是轻微罢了。实际是被弑却记载为“薨”，如何算是如实呢？君主死在路寝，是正礼，其余都不是正礼。然而必定要记载下来以彰显它，现在都不记载，公羊传和谷梁传所说的不忍心就是这样。有人问起，必定有应对，而实情就存在于这里了。讨伐凶手、复仇，与安葬有什么关系呢？以不安葬为义，义在哪里呢？放纵凶手不讨伐，看着仇人却不复仇，却甘心侍奉他，一时的臣子都参与了弑君。都参与了弑君，那么安葬他的是谁呢？所以虽然安葬了，也如同没有安葬一样。必定是鲁国有臣子讨伐了凶手、报了仇，然后才安葬，这才叫作成礼的安葬。
以上都是隐公十一年壬辰年，隐公薨逝简册的论述。
继承君位所以不记载即位，是不举行即位之礼。凶手不讨伐，这都能忍心，还有什么不能忍心的呢？忍心而举行即位之礼，难道不是参与了前事吗？如果不参与，那么人心就泯灭了，举行了也如同没举行，所以不记载。有人说：“有周王的命令就记载，有父亲的命令就记载，都没有就不记载。”相信这话，那么这就是记载礼仪，而不是《春秋》了。《春秋》通过行事来彰显法度，所以亲自弑君而即位也记载。
右边是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简册的论述。
加上玉璧，这是郑伯必定能得到的计策，不是因为祊地比许地微薄。
右边是桓公元年郑伯用玉璧交换许田简册的论述。
华督将要弑杀殇公却忌惮孔父，于是先攻打孔父，然后才涉及他的国君。现在先记载弑君以及孔父的死，是为了国君的缘故。以上下顺序，不以时间先后为准。
君主在前臣子称名，是礼制。上面称其国君的名，下面记载孔父，是仲尼为祖先避讳。避讳而称名，称名以保存礼制，这是礼制的变通。有人说：是称字。字没有单独称呼的。有人说：是称名。重大的事物不可以命名，事物没有比父亲更大的，却给他命名，这是什么道理呢？礼制不敢给君主的路马排辈分，何况是大夫呢？所以孔父蒙受弑君之祸以及孔父之死，与国君共存亡，可以称为大夫了。
大夫与国君同死，所以得以蒙受弑君的记载，这是重视国君。不然的话，即使是国君的儿子也不能称弑，何况其他人呢！
以上都是桓公二年宋督弑杀其君与夷以及其大夫孔父简册的论述。
《春秋》是记载史事的书，却一并言明其意图的，有四件事：说是“促成宋国的动乱”，说是“宋国火灾的缘故”，说是“释放宋公”，说是“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这些都是不能不说的。那么那些都是省略吗？隐藏吗？《易经》说：“系上辞语以穷尽言辞。”这四件事接近于此，其余的都是所谓树立形象以穷尽意旨的。
右边是桓公二年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简册的论述。
鲁国从宋国取得郜鼎，就如同郑国从鲁国取得许田一样。谷梁氏说：“郜鼎，是郜国所制作的。”孔子说：“名称跟随主人，物品跟随中国。”这是谷梁氏引用孔子的话。孔子的话，不是为郜鼎而发的。
郜国制作的鼎，跟随郜国的称号，必定有不把它当作鼎的人。然而中国所通称的，就是鼎。所以说：物品跟随中国，不然就会迷惑了。大概史官的书写法则就是这样。
以上都是桓公二年取郜大鼎于宋简册的论述。
春秋之初，诸侯
会盟尚少也。自是而后，则渐众矣。伯兴而世道降，其可见于是乎！是故有不告，告则书之；有不闻，闻则书之；有不书，书则《春秋》存之。史实录也，《春秋》有王道焉。
译会盟的次数还比较少。从此以后，就逐渐增多了。霸者兴起而世道衰微，从这里可以看出啊！因此，有不向天子告祭的，告祭了便记载下来；有不听闻的，听闻了便记载下来；有不记载的，记载了《春秋》便保存下来。史书是如实记录的，《春秋》中蕴含着王道。
右桓公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之简。
桓弑君而王不讨，王不王也。虽然，人心犹有望也。故元年、二年犹书王月。三年不讨，人望几乎絶矣，故自是月不书王。又七年为十年，则有来复之望焉，而不讨如故，故不书王者，终桓之世，而后书法乃复乎常。其歳之数以三以七奈何？语曰：「三年有成。」易曰：「七日来复。」
右桓公三年春正月之简
胥命一体也，来言又一体也。胥命者不用盟，来言者不用书。不疑故不明，不僣故不书。
右桓公三年齐侯卫侯胥命于蒲之简。
桓公四年、七年不书秋冬二时，程子之说然矣，无亦因二时无事故，义因以起欤？倘如六年秋有子同生之事，五年秋有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之事，则将何如？圣人随物赋形，众人固未能识也。
右桓公四年春正月之简
夏五，鲁史之阙文欤？春秋之阙文欤？如谓鲁史之阙文者，笔则笔，削则削，何独阙其所不必疑以示后世乎？阙其所不必疑以示后世，推不诚伯髙之心，是不诚于后世也，圣人岂为之哉？不然，则甲戌、己丑、叔彭生、仲孙忌，又何为者是故夏五，春秋之阙文也，非鲁史之阙文也。
右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之简。
天子讨而不伐，今桓王于郑乃自伐焉，失王体矣。郑可讨乎？曰：可。抑尤有甚焉者，鲁、宋是也，郑盖次之。舍鲁、宋而独郑焉，事失王道矣，故不以王讨书。虽然，王不可以不尊，若曰「王以诸侯伐郑」，不太夷乎？故曰「从王伐郑」，所以存君臣之分也，而不从者之罪亦着矣。若夫伐之是非，则固在王，不在诸侯也。
右桓公五年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之简。
以国君如曹，其复否未可知，则州之、公之，犹未纪其初也；以匹夫适我，不能复可知矣，则名之，皆其实也，而待之之礼，于斯乎在。
右桓公六年寔来之简
凡王所建皆曰太，太庙、太学之类是也；凡王所举皆曰大，大搜、大阅之类是也。曾谓鲁可行之乎？书责之也。
右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阅之简。
焚咸丘，或以为火攻，或以为火田。凡伐国无无帅者，而今莫之书也。君子于是乎有取于田之说。
右桓公七年焚咸丘之简
周正月，夏仲冬也。烝，行冬事，所谓自夏未为非礼。当是时，必有以春兴之不时为说，如谷梁所云者。故五月又烝。五月，夏，季春也。其为不时益甚矣，谓之何哉？
右桓公八年夏五月丁丑烝之简。
祭公曷为出哉？逆王后也。逆则曷为之鲁？或曰：「使我媒。」或曰：「使我主媒而遂逆。」何其遽也？主而无成命，可乎？左氏曰：「礼何居然则礼奚若？卿往逆，公监之。吾闻诸胡文定云：「鲁，周同姓也，闻主王姬，未闻主王后。」盖程子亦云。
右桓公八年祭公来之简
来战于郎，不与其伐也。我无可伐之罪也。昔也有可伐而不伐，今也不可伐而伐之。不书伐，岂特不与其伐哉？亦恐嫌于能伐尔。
右桓公十年来战于郎之简
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日同而地异，故两书焉。即书者，纪事之职；追书者，承赴之体。
右桓公十二年丙戌，卫侯晋卒之简。
夏五何？传疑也。是简缺，何可疑者？因其无疑而传之，示万世传疑之法也，况眞有疑者乎？
右桓公十四年夏五之简
郑忽，系之郑，当有国也。其出奔卫也，曷不书世子？未尝命于王也。况是时也，尚在丧也。或曰：「既葬。」葬不待五月，非制也，犹未葬也。然则他日曷为又书世子？突既即乎其位，则伯固突所当称也。忽又伯焉，则是两伯者，未知正之在也。故忽称世子，世子固忽之所当称也。伯有不正，而世子无不正。世子在此，伯在彼。伯立于强援，可废；世子定于初生，不可易也。一称世子，而郑伯之位定矣。
世子书而无突，天王书而无朝，名正于此而义黜于彼，圣人之笔大矣、简矣。
已上并桓公十五年《郑世子忽复归于郑》之简。
郑忽出奔卫，曷不称伯？未成君也。未成君，则曷不称世子？以权臣为存
译这是关于桓公二年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的简册。
桓公弑君而周天子不去讨伐，这是周天子失去了天子的威严。虽然如此，人心对天子仍抱有期望。所以桓公元年、二年史书仍记载“王月”。到了三年天子仍不讨伐，人们的期望几乎断绝了，所以从此以后史书不再记载“王月”。又过了七年到桓公十年，人们又有恢复旧制的期望，但天子仍不讨伐，所以整个桓公在位期间史书都不再记载“王”，直到后来史书的笔法才恢复常态。为什么以三年和七年为界限呢？古语说：“三年有成。”《易经》说：“七日来复。”
这是关于桓公三年春正月的简册。
“胥命”是一种一体，“来言”也是一种一体。“胥命”是不用盟誓，“来言”是不用文书。因为互不怀疑所以不必明确约定，因为没有僭越所以不必记载。
这是关于桓公三年齐侯、卫侯在蒲地“胥命”的简册。
桓公四年、七年史书不记载秋、冬两季，程子的说法是对的，大概也是因为这两季没有发生什么事，所以这种义理才由此产生吧？如果像桓公六年秋天有子同出生的事，五年秋天有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的事，那又该怎么办呢？圣人根据事物的具体情况来赋予其形式，一般人本来是无法理解的。
这是关于桓公四年春正月的简册。
“夏五”，是鲁国史官的缺文呢？还是《春秋》的缺文呢？如果说这是鲁国史官的缺文，那么该记录的记录，该删削的删削，为什么偏偏遗漏那些不必怀疑的地方来给后世看呢？遗漏那些不必怀疑的地方来给后世看，推测伯高不诚实的心思，这是对后世不诚实，圣人怎么会这样做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甲戌、己丑、叔彭生、仲孙忌，又是怎么回事呢？因此，“夏五”是《春秋》的缺文，不是鲁国史官的缺文。
这是关于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的简册。
天子只进行讨伐而不亲自出征，现在桓王对郑国却亲自出征，失去了天子的体统。郑国可以讨伐吗？回答说：可以。但还有更严重的，鲁国、宋国就是这样，郑国大概是次一等的。舍弃鲁国、宋国而只讨伐郑国，事情就失去了王道，所以史书不记载为“王讨”。虽然如此，天子不可以不尊崇，如果说“王率领诸侯讨伐郑国”，不是太轻慢了吗？所以说“从王伐郑”，这是为了保存君臣的名分，而不跟随天子的罪过也就显明了。至于讨伐的是非，本来在于天子，不在于诸侯。
这是关于桓公五年秋天，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的简册。
国君出访曹国，能否回来还不可知，那么称“州之”、称“公之”，都还没有记录他的初始情况；以平民身份来到我国，不能回来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称他的名字，都是他的实际情况，而对待他的礼节，就在这里体现了。
这是关于桓公六年寔来到的简册。
凡是天子所建立的都叫“太”，太庙、太学之类就是如此；凡是天子所举行的都叫“大”，大搜、大阅之类就是如此。难道说鲁国可以实行这些吗？史书记载这是为了谴责它。
这是关于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举行大阅的简册。
焚烧咸丘，有人认为这是火攻，有人认为这是火田。凡是讨伐别国没有不带主帅的，现在史书却没有记载主帅。君子在这里采纳了火田的说法。
这是关于桓公七年焚烧咸丘的简册。
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仲冬。烝祭，是举行冬祭，所谓从夏历来看并没有违背礼制。当时，一定有人以春季兴起祭祀不合时宜为说辞，就像《谷梁传》所说的那样。所以五月又举行烝祭。五月，是夏历的季春。这更加不合时宜了，能怎么说呢？
这是关于桓公八年夏五月丁丑举行烝祭的简册。
祭公为什么出来呢？是为了迎接王后。迎接王后，为什么让鲁国去做呢？有人说：“让我做媒。”有人说：“让我主持媒约并于是去迎接。”怎么这么匆忙呢？主持而没有正式的命令，可以吗？《左传》说：“礼制既然如此，那么礼制又该如何呢？卿去迎接，国君监督。”我听说胡文定说：“鲁国与周王室同姓，只听说主持王姬的婚事，没听说主持王后的婚事。”大概程子也这么说。
这是关于桓公八年祭公到来的简册。
在郎地作战，不赞同这次讨伐。我国没有可被讨伐的罪过。过去有可讨伐的罪过而不讨伐，现在没有可讨伐的罪过却去讨伐。不记载“伐”，难道只是不赞同这次讨伐吗？也是恐怕让人怀疑于能够讨伐吧。
这是关于桓公十年在郎地作战的简册。
丙戌，鲁桓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丙戌，卫侯晋去世。日期相同而地点不同，所以两处都记载。即时记载的，是记录史事的职责；追记的，是承接讣告的体例。
这是关于桓公十二年丙戌，卫侯晋去世的简册。
“夏五”是什么意思？是传疑。这个简册缺失，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因为没有什么可疑的却传下来，是向万世展示传疑的方法，何况真正有可疑之处呢？
这是关于桓公十四年“夏五”的简册。
郑忽，系属于郑国，应当拥有国家。他出奔到卫国，为什么不记载为“世子”？因为他没有被周天子正式册命。况且这个时候，还在丧期。有人说：“已经安葬了。”安葬不必等到五个月，不符合制度，还相当于没有安葬。那么后来为什么又记载为“世子”呢？突已经即位，那么伯就是突应当称呼的。忽又称伯，那么这两个伯，不知道正统在谁。所以忽称世子，世子本来是忽应当称呼的。伯有不正，而世子无不正。世子在这里，伯在那里。伯依靠强援而立，可以废黜；世子定于初生，不可改变。一称世子，郑伯的位置就确定了。
记载世子而没有突，记载天王而没有朝见，名分在这里端正而道义在那里被贬斥，圣人的笔法真是伟大而简约啊。
以上都是桓公十五年《郑世子忽复归于郑》的简册。
郑忽出奔卫国，为什么不称伯？因为他还没有成为国君。没有成为国君，那么为什么不称世子？因为权臣为了
亡，世子道如是乎？不以世子之道，虽世子也，亦夫人耳。突归于郑，不称公子突，少也，庶也，以强国为进止，公子道如是乎？不以公子之道，虽公子也，亦夫人耳。此《春秋》之名实也。至于突出奔蔡，入于栎，称郑伯者，于是突既君其国矣，不曰郑伯而何以哉？忽复归郑，曰郑世子忽，忽固世子也，此又《春秋》之名实也。然忽之出曰郑忽，突之归曰突，忽复归曰复归，突复归曰入于栎，此《春秋》之权衡也。
译灭亡，世子的正道难道是这样的吗？如果不遵循世子的正道，即使是世子，也不过是普通人罢了。突回到郑国，不称他为公子突，是因为他年幼且是庶出，以强国的态度来决定进退，公子的正道难道是这样的吗？如果不遵循公子的正道，即使是公子，也不过是普通人罢了。这就是《春秋》中名分与实情的对应。至于突出逃到蔡国，进入栎邑，称他为郑伯，是因为此时突已经统治了他的国家，不称他为郑伯又能称他为什么呢？忽再次回到郑国，称他为郑世子忽，因为忽本来就是世子，这又是《春秋》中名分与实情的对应。然而忽出逃时称郑忽，突回归时称突，忽再次回归时称复归，突再次回归时称入于栎，这是《春秋》的权衡标准。
定忽而黜突者，天子之权也；听突而存忽者，春秋之义也。存以明法，听以纪实，存之则定在其中矣。虽听也，不拯其为黜也。而或者以突能君而予之，岂其然哉！
已上并桓公十五年《郑伯突入于栎》之简。
蔡桓何以称侯？蔡季贤知，请谥于王也。何以知其谥于王？侯，王爵也。爵王爵，则谥王谥矣。故私谥者，则从其私称。
右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之简
桓公之世，月或称王，或不称王者何？葢谓王纲不振，王法不行，若无王也；而王号犹建，王泽犹存，故或书焉，望之也；或不书焉，责之也。王之称天、不称天，其义亦然。说者必以始终、存没、久近为词，则失之凿矣。
右桓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之简。
此《春秋》之特笔也。何以谓之大去？先是，齐侯迁纪郱、鄑、郚，纪季以酅入于齐，盖已去其半矣。至是大去之者，土地、人民、仪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顾也。然则曷归乎？以匹夫寄迹于人之境，人亦匹夫之而已矣。纪侯去国，其得之传闻乎？当是时，纪亡矣，谁欤告者？是故弗详所如也。虽然，纪侯既去国，一庶人耳，行无所过，止无所寓，亦何能为有无哉？去国之书，其衰弱之哀、强盛之警乎？此亦存继之义也。
死社稷曰死，弃之曰奔，效于人曰降。奔之于降，有间矣。纪侯不忍社稷之将亡，不能死，又不忍死其民，以宗祀属季，而违齐难焉，故不曰奔而曰大去。大去云者，犹曰永诀而无复归之意也。不能以社稷死，则何以复归？此之谓纪侯之志。
纪侯奔矣，不书奔而书大去，矜其不降也。已不降而以降诿诸季，可乎？君子视人犹己，巳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也。《春秋》恶齐之强，故于是乎矜之，非予之也。
已上并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之简。
恶，大故讳之。讳之所以着其大也。及者，我所欲。「是可忍，孰不可忍哉！」
右庄公四年「公及齐人狩于禚」之简。
曷不书「王使」也？孟子曰：「天子讨而不伐，伐而救之，非天子之师也。」故讳之，使若子突自救然者，尊王体也。
右庄公六年“王人子突救卫”之简。
于卫，朔见君命之重；于齐，荼见父命之重。
右庄公六年《卫侯朔入于卫》之简。
恒星者何？列星也。何以不见异也？既不见矣，何以陨？复而陨也。何谓如雨？着陨状也。
星陨而成形，则为石；陨而不成形，故拟其象曰「如雨」。「陨星」之变也，「如雨」「星陨」之变也。
已上并庄公七年《恒星不见》之简。
谷肇于神农，故曰禾、曰苗，而不以类，盖天下习称之久矣。麦自后稷始有之，故异于是。《书》曰：「禾则尽起。」《论语》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孟子》曰：「王知夫苗乎？」
麦苗者何？麦与苗，二谷也。麦言埀成，苗言始生。苗于五月，故曰秋；禾于十月，故曰冬。盖周之时所称如此。灾在秋，书秋；在冬，书冬。
已上并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苗」之简。
君将不称帅师，正也。三称师而不及君，变于正矣。
右庄公八年秋师还之简
齐大夫，不名，史失之也。名失而爵，爵失而人。
盟以谋纳纠，内则释怨亲雠，外则辅少伉长，如伦理何？人莫甚于父母之仇，国莫大于少长之序。
已上并庄公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蔇」之简。
能与雠战，虽败亦荣，然非为复雠战也，故不讳败而讳公。不讳败者，着其迹；讳公者，原其心。
右庄公九年庚申，及齐师战于干时，我师败绩之简。
当是时，鲁方伐齐纳纠，今取而杀之，何其易也！意出于齐，而听之者鲁，鲁欲辞其名焉，胡可得也？若齐则诚杀之矣，虽曰归讨于鲁，将谁欺乎？然则鲁何罪？始伐以纳，终听而杀，惟利所在，忍心从事，所谓「薄乎云尔」者也。圣笔如此，事与心盖兼得焉。孟子曰：「其文则史。」史有是哉！
纠虽不当立，然无可杀故纳也，不子杀也。子之子之而可杀，孰不可哉？然则宜何如？仁人之于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置而勿问可也。此小白之意，而罪齐
译决定废黜忽而提拔突的，是天子的权力；听从突而保留忽的，是《春秋》的道义。保留忽是为了彰明法度，听从突是为了记录事实，保留了忽，那么确定的道理就在其中了。虽然听从了突，但并不挽救他已被废黜的命运。然而有人因为突能够做国君就给予他认可，难道是这样吗！
以上都是关于桓公十五年《郑伯突入于栎》的简文。
蔡桓公为什么称侯？因为蔡季贤能明智，向周王请求谥号。怎么知道是向周王请求谥号的？侯，是周王所封的爵位。封了周王的爵位，就应当有周王的谥号了。所以如果是私人给予的谥号，就跟随私人的称呼。
右面是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的简文
桓公的时代，月份有时称王，有时不称王，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王纲不振，王法不行，好像没有天子一样；但是天子的名号还在建立，天子的恩泽还在留存，所以有时记载，是表示期望；有时不记载，是表示责备。称王、不称王，其道理也是这样。解说的人必定用始终、存没、久近来作为说辞，那就失之穿凿了。
右面是桓公十八年春王正月的简文。
这是《春秋》特有的笔法。为什么称为大去？在此之前，齐侯迁移了纪国的郱、鄑、郚，纪季把酅地献给了齐国，大概已经失去了国土的一半了。至此是大去，土地、人民、仪制、器物，全都舍弃而不顾了。那么纪侯归于何处呢？以平民的身份寄居在他人的境内，别人也把他当作平民罢了。纪侯离开国家，这是从传闻中得知的吗？当时纪国已经灭亡了，谁告诉的呢？因此不详述他的去向。虽然如此，纪侯既然离开了国家，就是一个平民罢了，行走没有经过的地方，停留没有寄居的地方，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记载去国，是哀叹其衰弱、警示其强盛吧？这也是保存继承的道义。
为社稷而死称为死，抛弃社稷称为奔，效忠于他人称为降。奔和降，是有区别的。纪侯不忍心社稷即将灭亡，不能死节，又不忍心让百姓为他而死，把宗庙祭祀托付给纪季，从而避开齐国的灾难，所以不叫奔而叫大去。大去的意思是，犹如永远诀别而没有再回来的意思。不能为社稷而死，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再回来呢？这就是纪侯的心志。
纪侯奔逃了，不记载奔而记载大去，是怜悯他不投降。自己已经投降了却把投降的罪名推给纪季，可以吗？君子看待别人如同看待自己，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这是忠恕之道。《春秋》厌恶齐国的强大，所以在这里怜悯他，并不是赞许他。
以上都是关于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的简文。
厌恶，是大事所以要避讳。避讳是为了彰显其重大。及，是我所想要的。“这如果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的呢！”
右面是庄公四年“公及齐人狩于禚”的简文。
为什么不记载“王使”呢？孟子说：“天子讨伐而不征伐，征伐而救援，不是天子的军队。”所以避讳它，使得好像子突自己救援一样，这是尊重天子的体统。
右面是庄公六年“王人子突救卫”的简文。
对于卫国，朔体现了君命的重要；对于齐国，荼体现了父命的重要。
右面是庄公六年《卫侯朔入于卫》的简文。
恒星是什么？是列星。为什么没有记载异常呢？既然没有看见了，为什么又陨落？是复现后又陨落了。什么叫如雨？是描述陨落的形状。
星陨落而形成形状，就成为石；陨落而没有形成形状，所以比拟其形象说“如雨”。“陨星”的变异，“如雨”是“星陨”的变异。
以上都是关于庄公七年《恒星不见》的简文。
谷物始于神农，所以叫禾、叫苗，而不以类别区分，大概是因为天下习惯这样称呼很久了。麦子从后稷开始才有，所以不同于此。《尚书》说：“禾则尽起。”《论语》说：“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孟子》说：“王知夫苗乎？”
麦苗是什么？麦和苗，是两种谷物。麦说埀成，苗说始生。苗在五月，所以叫秋；禾在十月，所以叫冬。大概周代的时候称呼就是这样。灾祸在秋，就记载秋；在冬，就记载冬。
以上都是关于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苗”的简文。
国君将要出征不称帅师，是正理。三次称师而没有提及国君，是违背了正理。
右面是庄公八年秋师还的简文
齐国大夫，不称名，是史官的失误。名失而称爵，爵失而称人。
结盟是为了谋划接纳公子纠，对内则释怨亲仇，对外则辅佐年少对抗年长，这怎么符合伦理呢？人没有比父母之仇更严重的，国家没有比少长之序更重要的。
以上都是关于庄公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蔇”的简文。
能与仇敌作战，即使失败也是光荣的，然而不是为了复仇而战，所以不避讳失败而避讳国君。不避讳失败，是彰显其事迹；避讳国君，是推究其本心。
右面是庄公九年庚申，及齐师战于干时，我师败绩的简文。
当时，鲁国正伐齐接纳公子纠，现在夺取并杀了他，是多么容易啊！意图出于齐国，而听从的是鲁国，鲁国想要推脱这个罪名，怎么可能呢？如果齐国确实杀了他，虽然说归罪于鲁国，能欺骗谁呢？那么鲁国有何罪过？开始伐齐是为了接纳，最终听从并杀害，唯利是图，忍心行事，这就是所谓的“薄乎云尔”了。圣人的笔法如此，事情和心迹大概都兼顾到了。孟子说：“其文则史。”史官有这样的吗！
公子纠虽然不应当立为国君，然而没有可以杀他的理由，所以接纳他，不杀他。如果因为他是儿子就杀他，那么谁不可以杀呢？那么应当怎么做呢？仁爱的人对于兄弟，不藏怒，不宿怨，放置而不问就可以了。这是小白的心意，而罪在齐国
人何也？废立之际，生杀予夺，寄于当国大臣之手，故杀无知则杀，杀子纠则杀，于贼于亲一施之，此齐人之罪也。于鲁何如？取之者齐，听之者鲁。
译人指的是谁呢？在废立君主的关键时刻，生杀予夺的大权寄托在当国大臣手中，所以杀害无知是杀，杀害子纠也是杀，对贼人和对亲人同样施加杀戮，这是齐国人的罪过。对于鲁国来说呢？夺取（君位）的是齐国，听任（此事发生）的是鲁国。
已上并庄公九年「齐人取子纠杀之」之简。
长勺之战，传称齐师败绩，而《春秋》书「败齐师」。败之云者，以诈战之法施之。或谓：「齐已陈而鼓之，何诈之有？」不知刿之稽师，所以为诈也。自后世兵家言之，可谓胜筭矣。三代之用师，必不若是。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何独于兵而不然？此圣人所以待斯世之意也。
右庄公十年「公败齐师于长勺」之简。
师以伐人，惟败之之求，而《春秋》恶败。堂堂乎，何其贞也！后世言兵法者，惟求为其所恶耳。乌乎，伤哉！
右庄公十年荆败蔡师于莘之简。
宋捷见弑，牧何以死？立朝执政，而君弑，不以其私，虽欲勿死，焉得而勿死？书之奈何？牧可谓不畏强御者矣。书之，以为求利焉而逃其难者之戒也。
右庄公十二年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之简。
八月弑，十月奔，虽请之缓矣。有臣子知讨贼者如是乎？故虽得贼，犹不得也。
右庄公十二年「宋万出奔陈」之简。
人诸侯而不人齐人，则无以见齐侯之在矣。人诸侯，所以人齐也。春秋虽幸伯之兴，而不忍王之不振也，故书法如此。
周礼》九命作伯，天子尝使召伯赐齐侯命矣，而谷梁氏谓桓非受命之伯，何居？命而后伯，礼也；伯而后命，非礼也。
齐桓、晋文易地，如何？桓能不斁乎？不斁，则当晋文之时，何不可之有？文能不谲乎？不谲，则当齐桓之时，亦何不可之有？王失而霸，桓倡其始，文承其终，同归于义而已。非正无始，非思无终。正者，谲之反也；思者，斁之反也。
已上并庄公十三年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之简。
兴灭国，继絶世，天下之民归心焉。齐始图伯而灭人之国，其亦异于是矣。
右庄公十三年齐人灭遂之简
自隠公至庄公之世，传书楚事多矣，春秋于入蔡伐郑之外无书焉，外而略之也。蔡、郑，中国之封也，而楚入之伐之，夫焉得不书？继是而日益猾夏，大书特书，不一书而已也者，岂得已哉！
右庄公十四年荆入蔡之简
伐在楚，则失于郑。郑不明于夷夏君臣之义，而欲中立于齐、楚之间，二而受敌，不得已而为幽之同盟。
右庄公十六年荆伐郑之简
詹之执，孰告而书也？以詹逃来而知之而书之也。不曰来奔，奔不足以尽逃也。执于人有二道：死道在我，释道在人。
右庄公十七年《齐人执郑詹》之简。
歼齐人者，齐人也。不灭遂，则无戌；不易遂，则无歼。皆其自取焉。苟以存亡继灭，存心以吊民伐罪举事，则岂有是哉？
右庄公十七年齐人歼于遂之简。
谷梁子曰：「逃义曰逃。」詹之义何在？死以立节，生以待理。
右庄公十七年《郑詹自齐逃来》之简。
书》曰：「宥过无大。」鲁肆大眚，《春秋》书之，何异乎？有罔愆之德则为好生，否则纵而已矣。宥，寛之也；肆，释之也。二者亦有间矣。《书》、《春秋》之旨，乌乎而不异？
肆大眚，讥失刑也，讥擅命也。「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用自天子，肆自天子失刑非君，擅命非臣。
已上并庄公二十有二年《肆大眚》之简。
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礼可乎？孙齐之时不能絶之，至是已无及矣。姜，桓配也，而曰文姜，为之谥也。妇人亦可谥乎？非先王之制而肆为之，何所不可？然则宜何如？曰：「从其夫。」
右庄公二十二年，葬我小君文姜之简。
御宼，陈世子也。未命于王，故曰公子。何以杀之？欲立嬖姬子欵也。杀者宣公，而归之陈人者，何？陈人之志，犹公之志也。是以与申生异词。
右庄公二十二年，陈人杀其公子御宼之简。
观社，非礼也。无故而行，是之谓纵；有为而往，是之谓淫。然则庄公何居？昏议尚疑，故以观社为名，再往议之，是有为也。公于是三十有六矣，意者齐人有疑于年，故公夸示之者不一而足欤？
右庄公二十三年《公如齐观社》之简。
娶仇女以奉宗庙，又以不正之饰加焉，无父甚矣，而侈不与焉。
右庄公二十四年刻桓宫桷之简。
书至，危之
译以上都是庄公九年“齐人捉拿子纠并杀了他”的简文。
长勺之战，《左传》说齐军大败，而《春秋》记载为“打败齐军”。所谓“打败”，是用欺诈战术取胜。有人问：“齐军已经列阵，鲁军才击鼓进军，这有什么欺诈？”不知道曹刿按捺军队不立即进攻，正是为了实施欺诈。从后世兵家的角度来看，这可以说是胜算了。但夏商周三代用兵，必定不会这样。百姓是一样的，三代之所以能直道而行，难道唯独在军事上就不这样吗？这就是圣人对待当时世道的用意。
右边是庄公十年“鲁庄公在长勺打败齐军”的简文。
军队用来讨伐别人，只求打败对方，而《春秋》却厌恶“败”字。多么正大光明啊，何其贞正！后世谈论兵法的人，只求做《春秋》所厌恶的事。唉，可悲啊！
右边是庄公十年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军简文。
宋国国君宋捷被杀，大夫仇牧为什么要死？仇牧在朝廷执政，国君被杀，这不是他私人的仇怨，即使他想不死，怎么能不死呢？史书该如何记载？仇牧可以说是不畏强暴的人了。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警戒那些为了求利而逃避灾难的人。
右边是庄公十二年“宋万杀了他的国君宋捷以及大夫仇牧”的简文。
八月弑君，十月才出逃，虽然请求赦免已经晚了。有臣子知道讨伐贼人却像这样吗？所以即使抓到了贼人，也等于没抓到。
右边是庄公十二年“宋万出逃到陈国”的简文。
记载“人”诸侯而不记载“人”齐人，就无法体现齐侯还在位。记载“人”诸侯，是为了体现齐侯。《春秋》虽然庆幸伯主的兴起，但不忍心看到王道的不振，所以书法如此。
《周礼》规定九命为伯，天子曾经派召伯赐给齐侯任命，而谷梁氏认为齐桓公不是受命的伯主，这是什么道理？先任命再成为伯主，是合乎礼的；先成为伯主再任命，是不合乎礼的。
齐桓公和晋文公互换位置，会怎样？齐桓公能不厌恶吗？如果不厌恶，那么在晋文公的时代，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晋文公能不欺诈吗？如果不欺诈，那么在齐桓公的时代，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王道衰微而霸业兴起，齐桓公开创了开端，晋文公继承了终结，最终都归于义罢了。没有正道就没有开端，没有思考就没有终结。正道，是欺诈的反面；思考，是厌恶的反面。
以上都是庄公十三年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会盟的简文。
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天下的百姓都归心于此。齐国刚开始图谋霸业就灭掉别人的国家，这与上述原则大相径庭了。
右边是庄公十三年齐人灭遂国的简文。
从隐公到庄公的时代，《左传》记载楚国的事很多，但《春秋》除了在蔡国、攻打郑国之外没有记载，是因为对外国的事略写。蔡、郑是中原的封国，而楚国入侵它们、攻打它们，怎么能不记载呢？此后楚国日益侵扰华夏，大书特书，不止一次记载，这难道是不得已的吗！
右边是庄公十四年楚国入侵蔡国的简文。
讨伐在楚国，过错在于郑国。郑国不明白夷夏君臣的道义，却想在齐、楚之间保持中立，两面受敌，不得已而与楚国结为幽地同盟。
右边是庄公十六年楚国攻打郑国的简文。
郑詹被俘，是谁报告而记载的？因为郑詹逃来而知道这件事并记载的。不说“来奔”，因为“奔”不足以完全表达“逃”的意思。被人俘虏有两种情况：死路掌握在自己手中，释放掌握在别人手中。
右边是庄公十七年《齐人俘虏郑詹》的简文。
歼灭齐人的，是齐人自己。不灭遂国，就没有戍守；不改变对遂国的态度，就没有歼灭。这都是他们自找的。如果以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为心，以安抚百姓、讨伐罪人为宗旨行事，那么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右边是庄公十七年齐人在遂国被歼灭的简文。
谷梁子说：“逃避道义叫做逃。”郑詹的道义在哪里？死以树立节操，生以等待道理。
右边是庄公十七年《郑詹从齐国逃来》的简文。
《尚书》说：“宽恕过错，无论多大。”鲁国赦免大罪，《春秋》记载这件事，有什么不同呢？有纠正过失的德行就是好生之德，否则就是放纵罢了。宥，是宽恕；肆，是释放。两者也有区别。《尚书》、《春秋》的宗旨，怎么会没有不同呢？
赦免大罪，是讥讽失刑，讥讽擅自发号施令。“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种刑罚五种用法！”用法出自天子，释放出自天子，失刑不是君主该做的，擅自发号施令不是臣子该做的。
以上都是庄公二十二年《赦免大罪》的简文。
文姜的行为太过分了，而用小君的礼仪安葬她可以吗？在孙齐的时候不能断绝关系，到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姜是桓公的配偶，而称文姜，是为她定谥号。妇人也可以定谥号吗？这不是先王的制度却肆意这样做，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回答说：“跟随她的丈夫。”
右边是庄公二十二年“安葬我们的小君文姜”的简文。
御寇，是陈国的世子。没有受命于周王，所以称公子。为什么要杀他？想立宠姬的儿子陈欵。杀他的是宣公，而归罪于陈国人，为什么呢？陈国人的意志，和宣公的意志一样。所以与申生的记载措辞不同。
右边是庄公二十二年“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寇”的简文。
观社，是不合礼的。没有缘故而行，这叫放纵；有所企图而往，这叫淫乱。那么庄公是什么情况呢？昏乱的议论尚存疑虑，所以以观社为名，再次前往商议，这是有所企图。庄公这时三十六岁了，也许齐国人怀疑他的年龄，所以庄公夸示他的精力不止一次呢？
右边是庄公二十三年《庄公到齐国观社》的简文。
娶仇人的女儿来奉祀宗庙，又加上不正派的装饰，没有父亲的心肠太过分了，而奢侈却不参与其中。
右边是庄公二十四年雕刻桓宫椽子的简文。
记载“至”，是表示危险。
以亲迎而至焉，何以事？以势犹仇之也。越月而后，夫人至于亲迎乎？何有！
右庄公二十四年「公至自齐」之简。
译因为亲自去迎接而到达那里，用什么来侍奉呢？因为形势还像仇敌一样。过了一个月之后，夫人就到了亲自迎接的地步吗？有什么不可能的！
右边是庄公二十四年“公至自齐”的竹简。
男女同见，非礼也。何以见其同见？贽同，则见同矣。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
右庄公二十四年，大夫、宗妇觌用币之简。
突恃强援而入，羁畏强敌而出。入之先者，恃之至也；出之先者，畏之至也。
右庄公二十四年「赤归于曹」之简。
鲁史为国讳，故为私行之辞；春秋为君相责，故从私行之例。事不师古，公犹私也。古者税什一，丰年补助，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然则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非欤？事不务本，虽古也，君子以为非古也。
遽而乞师，饥而告籴，非国之得已也。臧孙辰为国隠而无情，申包胥为国恳而有礼。
已上并庄公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之简。
友与札也孰贤？友以义任，札以德让，友也靖国，札也自靖。札近伯夷之才，友无周公之过。
右闵公元年季子来归之简
杀贼之功，不足以赎逸贼之罪。杀贼者，季子一人之功；逸贼者，国人上下之罪。虽然，在当时必有图以为讨者，不然，不逸。
鲁无弑，非无弑也，凡弑曰薨，或曰卒。鲁无杀，非无杀也，凡杀曰刺，或曰卒。鲁无出，非无出也，凡出曰孙，或曰如。为国讳，礼也。
已上并闵公二年《公子庆父出奔莒》之简。
简端录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简端录卷八
（明）邵寳 撰
○春秋【凡八十二】
城邢，新邢也，即夷仪也，后凡言邢者皆谓是矣。
右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城邢之简。
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此桓公召而杀之之讳词也。若曰薨而以归耳，不然，丧曷为自齐至哉？所谓「其文则史，其义则丘取之者」如此。召而杀之者，义也，故不书姜；鲁以情请其丧而不能絶者，非义也，故犹书氏。观《春秋》所书，而轻重之权衡见矣。或曰：「氏而不姜，其诸以是起问者欤？」
右僖公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简。
俘获异乎？名异而实同。在魁曰获，在丑曰俘，皆生得也。执获异乎？名异而实同。在会曰执，在陈曰获，亦皆生得也。获有重伤而死，有轻纵而逸。执之逸也释，俘之生也肆。
右僖公元年获莒拏之简
絶也讳也絶以义讳以礼
右僖公元年「夫人氏之丧至自齐」之简。
许男新臣卒，盖于国之辞，非于师之辞。桓公师于召陵，许男在焉，其去国迩矣，疾而遄归，盖桓公听之。
右僖公四年许男新臣卒之简
王世子非抚军监国，于诸侯无会，会且不告，非礼也，权也。舜不告而娶，权行于上；首止不告而会，权行于下。权行于上，故君子以为犹告；权行于下，故功莫大于首止，罪莫大于首止。文王为齐桓则何如？惠王非纣也，犹可谏焉，率诸侯而并谏，亦知翼戴之同矣，王能勿从乎？
右僖公五年诸侯盟于首止之简。
宋公在丧，无嫌于好会乎？会非金革之事，虽不与焉，可也。伯令严矣，然其初命曰：「诛不孝。」苟以丧辞，盖将许之。
右僖公九年会宰周公、齐侯、宋子于葵丘之简。
君之子与君之大夫皆臣也，故里克杀奚齐，曰杀。荀息亦大夫也，何以曰弑？蒙君之文也。弑、杀别于分，不繋于字义。世子未为君，犹臣也，况非世子乎？
右僖公九年，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之简。
至，告至也有礼焉，行则书，否则不书，史法也，非大义所在，《春秋》何损益之有？
右僖公十年公如齐之简
夷伯之子曰公子展，其孙无骇，隠公时为司空。其卒也，公命以其祖之字为展氏。厥后有展禽者，僖公时人，其弟曰跖。《庄子》云：
右僖公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庙之简。
淮之会后，邢侯、曹伯于郑、许，孰为之哉？齐桓为之也。伯令易王爵，《春秋》何不正之？书其不正，以伺正者，此《春秋》之志也，而齐伯之衰于是乎见矣。
右僖公十六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之简。
桓八年以后，楚再伐随，皆不书。至僖二十年伐随，则书之。随，故随也，何详畧如是？今之楚于昔进矣，故入蔡也以州举，侵郑也以国称，外之
译男女一同接见，不符合礼制。凭什么知道他们是一同接见的？因为见面时使用的贽礼相同，所以接见的方式也就相同了。男女之间的分别，是国家重大的节操。
以上是关于庄公二十四年，大夫和宗妇觌见时使用币帛的简册内容。
突依靠强大的外援而进入国都，羁畏惧强大的敌人而逃出国外。先进入国都的，是依靠外援到了极点；先逃出国外的，是畏惧敌人到了极点。
以上是关于庄公二十四年“赤回到曹国”的简册内容。
鲁国的史官为国家避讳，所以使用了私人出行的措辞；《春秋》为了追究国君和宰相的责任，所以沿用了私人出行的体例。行事不效法古制，国君的行为就如同私人行为一样。古代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丰收之年进行补助，不向外求取，上下都能富足。既然如此，那么国家遭遇饥荒，卿大夫出外请求买粮，是古代的制度，难道不是吗？行事不致力于根本，即使是古制，君子也认为那不是真正的古制。
匆忙地请求援军，饥荒时请求买粮，都不是国家所愿意的。臧孙辰为国家隐讳而缺乏真情，申包胥为国家恳求而合乎礼节。
以上都是关于庄公二十八年《臧孙辰向齐国请求买粮》的简册内容。
友和札谁更贤德？友以道义承担责任，札以德行谦让，友使国家安定，札使自身安定。札接近伯夷的才德，友没有周公的过失。
以上是关于闵公元年季子回国来的简册内容。
杀死贼人的功劳，不足以赎清放纵贼人的罪过。杀死贼人，是季子一个人的功劳；放纵贼人，是国人上下的罪过。虽然如此，在当时必定有人谋划讨伐，否则贼人不会逃脱。
鲁国没有弑君，并不是真的没有弑君，凡是弑君都称为薨，或者称为卒。鲁国没有杀戮，并不是真的没有杀戮，凡是杀戮都称为刺，或者称为卒。鲁国没有出奔，并不是真的没有出奔，凡是出奔都称为孙，或者称为如。为国家避讳，是符合礼制的。
以上都是关于闵公二年《公子庆父出奔莒国》的简册内容。
简端录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简端录卷八
（明）邵寳 撰
○春秋【凡八十二】
修筑邢城，是新建的邢城，也就是夷仪，后来凡是提到邢的都指这里。
以上是关于僖公元年齐国军队、宋国军队、曹国军队修筑邢城的简册内容。
夫人姜氏死在夷地，齐国人把她送回来，这是桓公召她来并杀了她的避讳之辞。如果说只是死了然后送回来，不然的话，灵柩怎么会从齐国运来呢？所谓“文字是史官记录的，其中的义理是我孔子选取的”就是这样。召她来并杀了她，是合乎义的，所以不写姜；鲁国出于情分请求她的灵柩而不能断绝关系，是不合乎义的，所以仍然写氏。观察《春秋》的记载，轻重权衡的标准就显现出来了。有人说：“写氏而不写姜，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疑问的吧？”
以上是关于僖公元年“夫人姜氏死在夷地”的简册内容。
俘获有什么不同吗？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对魁首称为获，对丑类称为俘，都是活捉。执获有什么不同吗？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在会盟时称为执，在战场上称为获，也都是活捉。获有重伤而死的情况，有轻微放纵而逃脱的情况。执的逃脱是释放，俘的生存是放纵。
以上是关于僖公元年活捉莒国拏的简册内容。
断绝关系是避讳，断绝是因为义，避讳是因为礼。
以上是关于僖公元年“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运回”的简册内容。
许国国君新臣去世，这是在国家去世的措辞，不是在军中去世的措辞。桓公在召陵驻扎军队，许国国君在那里，他离国家很近，生病后很快回国，大概是桓公允许他回去的。
以上是关于僖公四年许国国君新臣去世的简册内容。
周天子的世子如果不抚军监国，对于诸侯没有会盟，会盟且不告知，是不符合礼制的，是权宜之计。舜不告知父母而娶妻，权宜之计施行于上位；首止不告知而会盟，权宜之计施行于下位。权宜之计施行于上位，所以君子认为如同告知；权宜之计施行于下位，所以功劳没有比首止更大的，罪过也没有比首止更大的。如果文王是齐桓公会怎么样？惠王不是纣王，还可以劝谏，率领诸侯一起劝谏，也知道辅佐拥戴的道理相同，周天子能不听从吗？
以上是关于僖公五年诸侯在首止结盟的简册内容。
宋国国君在守丧期间，对于友好的会盟没有嫌疑吗？会盟不是战争之事，即使不参加，也可以。霸主的命令严厉，但最初的命令说：“诛杀不孝之人。”如果以守丧为借口推辞，大概会允许吧。
以上是关于僖公九年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在葵丘的简册内容。
国君的儿子和国君的大夫都是臣子，所以里克杀死奚齐，称为杀。荀息也是大夫，为什么称为弑？因为蒙受了国君的名义。弑、杀的区别在于名分，不取决于字义。世子还没有成为国君，还是臣子，何况不是世子呢？
以上是关于僖公九年，晋国里克杀死国君的儿子奚齐的简册内容。
至，是报告到达，这里有礼节，出行就记载，否则不记载，这是史官的法则，不是大义所在，《春秋》有什么增减呢？
以上是关于僖公十年公到齐国的简册内容。
夷伯的儿子叫公子展，他的孙子是无骇，隠公时担任司空。他去世时，国君命令用他祖父的字作为展氏。后来有展禽，是僖公时的人，他的弟弟叫跖。《庄子》说：
以上是关于僖公十五年己卯晦，雷震夷伯庙的简册内容。
淮地会盟之后，邢侯、曹伯在郑、许，是谁做的呢？是齐桓公做的。霸主改变王爵，《春秋》为什么不纠正？记载其不正，以等待纠正的人，这是《春秋》的志向，而齐霸主的衰落从这里就显现出来了。
以上是关于僖公十六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在淮地会盟的简册内容。
桓公八年以后，楚国两次攻打随国，都没有记载。到了僖公二十年攻打随国，则记载了。随，是原来的随国，为什么详略如此不同？现在的楚国比过去强大了，所以进入蔡国用州来举，侵犯郑国用国来称，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