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端录卷八
故畧内之故详。
右僖公二十年楚人伐随之简
凡称某人、某人，通指其国言之，有略且外之之意焉。要之以君为重，而臣次之。若谓某君，公也，降而人之；某君，侯也，降而人之；某帅，卿也；某使，大夫也，降而人之，则岂《春秋》初指也哉？宰我曰：「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周人、殷人，为万世立言也。若《春秋》所书「楚人」云者，为天下立言也。
译所以对内情略写，对外情详写。
以上是僖公二十年楚人攻打随国的简要说明。
凡是称某人、某人，是通指那个国家而言，含有简略且疏远的意思。总之是以国君为重，臣子次之。如果说某君是公，降格称人；某君是侯，降格称人；某帅是卿；某使是大夫，都降格称人，这难道是《春秋》最初的旨意吗？宰我说：“殷人用柏木，周人用栗木。”孟子说：“殷人七十亩实行助法，周人百亩实行彻法。”周人、殷人，是为万世确立言论。如果《春秋》所记载的“楚人”之类，是为天下确立言论。
右僖公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来献捷」之简。
宋微子之后，周天子客焉，而膰且拜者也。中国诸侯，礼莫隆焉。故春秋于其事也，必谨之。于稷曰「成宋乱」，于薄曰「释宋公」，于澶渊曰「宋灾故」，皆谨之之实也。乃若其义，则存乎其事焉耳矣。
右僖公二十一年公会诸侯盟于薄之简。
日事遇朔曰「朔」，朔重于日也，故朔事行于日，必先朔而后日。
右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之简。
齐侯伐宋自将也围缗甚矣
右僖公二十三年春，齐侯伐宋之简。
襄王之出也，尝告难于诸侯，故仲尼据策而书之。其入也，与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尝吿于诸侯，策所不载，仲尼虽得之传闻，安得书之？乃若敬王之立，则仲尼所见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诸侯，况天王乎？策之所具，盖昭如也，故狄泉也书，成周也书。夫臣之于君，有翊戴而无废置，刘单于敬王，近于翊戴；郑于惠王，晋于襄王，嫌于废置。或书或不书，有天下之大义焉，而岂徒哉？
惠王无出无入，天子之位不使郑与焉尔也。襄王有出无入，天子之位不使晋与焉尔也。故王有居无立，天子之位亦不使刘、单与焉尔也。始立者，非久于位者之比也，故居而且入，居然而居，居然而入，君臣之分亦严矣哉！
已上并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郑」之简。
城濮可以为召陵乎？曰：「可哉。出谷戍，释宋围，楚已服矣。楚之服，不以先轸之谋，而以子犯之教，若加之以栾贞子之词，则于屈完之盟也何有？」不知出此，而以战为功，此晋文之所以为晋文也。
右僖公二十八年春，晋侯侵曹之简。
城濮之战，晋退三舍，虽文公之谲，当是时使有屈完者来，则将若之何？汉阳诸姬，楚实尽之，以是为词，则何有于包茅？闻于栾贞子而弗之用也，晋文谲而不正，其信然哉！
城濮之败，楚杀子玉于及瑕之时，而罪止其身；邲之败，晋杀先縠于及清之后，而罪及其族。缓急重轻，其孰得失乎？
已上并僖公二十八年，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之简。
胡氏再克再败之说，以功利言也；如以道言，则得臣可杀，亦可无杀：以将道可杀，以君道可无杀。丧师非将也，弃将非君也。
右僖公二十八年楚杀其大夫得臣之简。
春秋》书「朝王」，惟践土、河阳两「王所」耳。当是时，在会诸侯岂皆不朝，而独书公乎？朝而非旅也。王时巡，诸侯朝于方岳也，必旅。不旅非朝也，不朝非臣也。
春秋，诸侯如京师者亦有之矣，而不得书朝，不为朝而往也。天下之事，莫大于朝王，不为朝而往，则何之矣？故王所书朝，以存体也；京师不书朝，以明义也。体存而天下之志一，义明而天下之分定。
公朝于王所，王曷为至于践土哉？所以起问者在此。天王劳晋侯，虽不书，犹书也。
已上并僖公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之简。
温之会，晋侯召王；践土之盟，王何以至哉？晋侯以意致之也。不召而作王宫，非致而何？致与召，其陵孰甚？陵莫大于意，而迹次之，故《春秋》诛意。
右僖公二十八年，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于温之简。
文侯之命于周尚矣，文公之命犹文侯之命也。易为不书？命自上，不自下；自下，非命也。文之谲久矣！隧可请，狩可使，伯不可图乎？不书，不予其伯也。胙致于桓而伯致于文，文之情可见矣。
且使王狩，晋侯固有是图，而形于言，春秋因而狩之，存体也。
齐桓合诸侯以尊天子而伯，晋文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伯，正谲之论，此其大乎。
已上并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之简。
讼，春秋时有之，而经不书，何居？岂以为常事乎？《诗》曰：「虞芮质厥成。」《孟子》曰：「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又曰：「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唐虞之时且然，而况于春秋乎？无恠乎仲尼以为常事也。然则盟何以书？《书》曰：「罔中于信，以覆诅盟。」此岂我中国之事乎？
右僖公二十八年，
译这是僖公二十一年“楚人派宜申来献捷”的简文。
宋微子之后，周天子以客礼相待，并且分赐祭肉且行拜礼。中原诸侯中，没有比这更隆重的礼节了。所以《春秋》对于这件事，必定谨慎对待。在稷地会盟时写“促成宋国的动乱”，在薄地会盟时写“释放宋公”，在澶渊会盟时写“因为宋国灾祸的缘故”，这些都是谨慎对待的具体体现。至于其中的深意，就存在于这些事件之中罢了。
这是僖公二十一年“鲁公与诸侯在薄地会盟”的简文。
日食发生在朔日称为“朔”，朔比日更重要，所以朔日发生的事件，必定先记朔而后记日。
这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日，“宋公与楚人在泓水交战”的简文。
齐侯攻打宋国，亲自率领军队，包围缗地非常严厉。
这是僖公二十三年春，“齐侯攻打宋国”的简文。
襄王出逃时，曾经向诸侯报告危难，所以孔子依据史策记载下来。他回国时，以及惠王出逃和回国时，都没有向诸侯报告，史策上没有记载，孔子即使从传闻中得知，怎么能记载呢？至于敬王即位，则是孔子所见的时代。子朝逃往楚国，而且有使者向诸侯报告，何况是天王呢？史策上记载完备，显然明白，所以在狄泉即位记载了，在成周即位也记载了。臣子对于君主，只有辅佐拥戴而没有废黜安置，刘单对于敬王，接近于辅佐拥戴；郑国对于惠王，晋国对于襄王，嫌疑在于废黜安置。有的记载有的不记载，其中有天下的大义，难道只是随便的吗？
惠王没有出逃也没有回国，天子的位置不让郑国参与罢了。襄王有出逃没有回国，天子的位置不让晋国参与罢了。所以天王有居住没有即位，天子的位置也不让刘、单参与罢了。刚开始即位的人，不能与长期在位的人相比，所以有居住而且有回国，有居住而且再次居住，有居住而且再次回国，君臣的名分也严格啊！
以上都是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逃居住在郑国”的简文。
城濮之战可以等同于召陵之盟吗？回答说：“可以。撤出谷地的戍守，解除对宋国的包围，楚国已经屈服了。楚国的屈服，不是依靠先轸的谋略，而是依靠子犯的教导，如果再加上栾贞子的言辞，那么与屈完的盟约相比有什么难的呢？”不知道这样做，而把作战当作功劳，这就是晋文公之所以成为晋文公的原因。
这是僖公二十八年春，“晋侯侵犯曹国”的简文。
城濮之战，晋军退避三舍，虽然是文公的权谋，当时假如有屈完那样的人来，将会怎么样呢？汉水以北的姬姓诸侯，楚国实际上已经全部吞并了，用这个作为说辞，那么包茅之责又算什么呢？听到栾贞子的话却不采用，晋文公权谋而不正直，确实如此啊！
城濮之战失败后，楚国在瑕地杀了子玉，而罪责只限于他本人；邲之战失败后，晋国在清地杀了先縠，而罪责波及他的家族。轻重缓急，哪种做法得失更明显呢？
以上都是僖公二十八年，“晋侯、齐师、宋师、秦师与楚人在城濮交战，楚军大败”的简文。
胡氏关于再克再败的说法，是从功利角度说的；如果从道义角度说，得臣可以杀，也可以不杀：从将领的道义可以杀，从君主的道义可以不杀。丧失军队不是将领的过错，抛弃将领不是君主的过错。
这是僖公二十八年“楚国杀其大夫得臣”的简文。
《春秋》记载“朝见天王”，只有践土、河阳两处“王所”罢了。当时，与会的诸侯难道都不朝见，而只记载鲁公吗？朝见而不是旅见。天王巡视，诸侯在方岳朝见，必定是旅见。不是旅见就不是朝见，不是朝见就不是臣子。
《春秋》中，诸侯前往京师的也有，但不能记载为朝见，因为不是为朝见而去。天下的事情，没有比朝见天王更大的，不是为朝见而去，那么去干什么呢？所以在王所记载朝见，以保存体制；在京师不记载朝见，以阐明道义。体制保存而天下的志向统一，道义阐明而天下的名分确定。
鲁公在王所朝见，天王为什么来到践土呢？引起疑问的原因就在这里。天王慰劳晋侯，虽然没有记载，但等同于记载了。
以上都是僖公二十八年“鲁公在王所朝见”的简文。
温地会盟，晋侯召见天王；践土之盟，天王为什么来到呢？晋侯以心意招致他。没有召见却建造王宫，不是招致又是什么？招致与召见，哪种僭越更严重？僭越没有比心意更大的，而行为次之，所以《春秋》诛责心意。
这是僖公二十八年，“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在温地会盟”的简文。
文侯受命于周朝已经很久了，文公受命如同文侯受命一样。为什么不记载？命令来自上面，不来自下面；来自下面，就不是命令。文公的权谋已经很久了！隧道可以请求，狩猎可以命令，霸业不可以图谋吗？不记载，是不承认他的霸业。胙肉赐给桓公而霸业赐给文公，文公的实情可见了。
而且让天王狩猎，晋侯本来有这个图谋，并且表现在言语上，《春秋》因此记载狩猎，以保存体制。
齐桓公联合诸侯以尊崇天子而称霸，晋文公挟持天子以命令诸侯而称霸，关于正统与权谋的议论，这是最大的区别。
以上都是僖公二十八年《天王在河阳狩猎》的简文。
诉讼，在春秋时期存在，但经文中不记载，为什么呢？难道认为这是平常的事吗？《诗经》说：“虞国和芮国质询他们的争端。”《孟子》说：“打官司的人不找尧的儿子而找舜。”又说：“打官司的人不找益而找启。”唐虞时代尚且如此，何况春秋时期呢？难怪孔子认为这是平常的事。那么盟约为什么记载呢？《尚书》说：“不忠于信用，以违背诅咒盟约。”这难道是我们中原的事吗？
这是僖公二十八年，
右僖公三十年卫杀其大夫元咺之简。
王之卿士，何以或公之，或子之？兼三公者曰公，不兼者曰子。刘卷卒，何以称公？外既僣矣，内何以不僣？此王室之衰也。正外者自内始，正逺者自近始。
右僖公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来聘之简。
周四月，夏二月也。二月为仲春，于是卜郊，非祈谷之礼，所谓「失礼之中又失礼焉」者如此。
右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之简。
秦伯成师于纳王，而不屑于争功；败师于伐郑，而不惮于改过。盖度越常情逺矣。
秦穆公未尝主中国之会盟，曷为而称五伯也？伯西戎也。古者受命之伯，亦惟一方而已。故文王为西伯，周公陜以东，召公陜以西，太公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穆公之称伯也，不亦可乎？宋志于伯而不量力，卒于辱华；楚成乎伯而不率义，卒于猾夏，故得罪于《春秋》。秦窥中国，惟郑之役为大败，而亟悔，犹无窥也，故君子予之。
殽之败，天下之幸也。秦蔑王室而猾诸夏，其恶甚矣。譬之于国，诚有所谓门庭之寇者。晋子释殡即戎，宜若无罪然，其所谋岂为天下攘夷哉？故《春秋》不以秦恕晋。
蹇叔谏穆公，知胜败之理，而不知华夷之分，故能使败而悔，不能使胜而悔。
已上并僖公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殽》之简。
处父去族，示变也。大夫与公盟，可谓变矣。变而为公讳，礼也。
右文公二年及晋处父盟之简
王子虎卒，左氏曰：「赴吊如同盟，礼也。」春秋以为礼而书之欤？天子内臣无外交，赴焉非所赴也，吊焉非所吊也。君子不谓之礼，因其非礼而书焉，所以庸礼也。
右文公三年王子虎卒之简
闰，积歳之余分也。故《春秋》书闰，不系以月。见于庙，一也。有事曰告，无事曰朝。朝，礼也。事以礼行，礼不以事废。
文公不视朔久矣，独于闰月书，因变而着失礼，《春秋》之法也。《春秋》有实纪而无虚议，故以朝庙书。
已上并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之简。
仲子，惠公之妾也；成风，僖公之母也。春秋之文一施之，何以知其此为妾、彼为母乎？仲子以夫而贵，成风以子而尊，当时国人孰不知之？而未知礼法之不可也。春秋因天王来赗而正之，若曰：「此惠公之妾仲子尔，贵其所贵，而非国人之所同贵也。」因秦人来禭而正之，若曰：「此僖公之母成风尔，尊其所尊，而非国人之所同尊也。」然则何以当夫天王之赗？何以当夫秦人之禭？天王盖有失焉，秦人次之。是故名不可不正也。名正则分定，分定则礼之非也可知已。此圣人拨乱之大致也。仲子之卒、葬，在《春秋》前，吾不得见其书矣。若夫成风薨称夫人，葬称小君，又何为者？此国人之词也。拨反之机，于是乎在。仲子，妾也。夫以宠而夫人之，加于继室，非礼之所谓夫人也，故曰「惠公仲子」。成风，妾也。子以贵而夫人之，加于嫡母，非礼之所谓夫人也，故曰「僖公成风」。或曰：「并之而已，何言乎加？」曰：「嫡不可并，并焉，加也。并继室，犹并嫡也。」
已上并文公九年《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之简。
楚椒、秦术，何为至于鲁哉？假礼文以觇中国之情也。盖诸国皆至焉，何以知其皆至也？于吴季子之《歴聘》知之。
右文公十二年秦伯使术来聘之简。
春秋》曰：「太室屋壊。」左氏曰：「太室之屋壊。」公羊曰：「鲁公称世室。」胡氏取公羊焉，盖鲁公实鲁始封之祖，故鲁人以其庙为世室，而左氏称之实太室云。
右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壊之简
天王之不讳，天下莫不闻，以不讣而不书，谨日也。日莫重于是矣，而可以不谨乎？追不讣之故，则罪必有所归矣，此又一义也。
右文公十四年春王正月之简
志有之：「斗为帝车。」又曰：「天之玑衡，七政所出。」于此而孛且入焉，盖将有僣行天子之事者，两伯迭兴，七雄并起，而先王之制大壊于秦，其兆于斯乎？叔服之言，何其狭也！
右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之简。
赵盾殆畏
译右边是僖公三十年卫国杀其大夫元咺的竹简。
天子的卿士，为什么有的称公，有的称子？兼领三公职位的称公，不兼领的称子。刘卷去世，为什么称公？对外已经僭越了，对内为什么还不僭越？这是王室衰微的表现。纠正外部要从内部开始，纠正远方要从近处开始。
右边是僖公三十年天王派宰周公来聘问的竹简。
周历四月，是夏历二月。二月是仲春，这时占卜郊祀，不是祈求谷物的礼仪，所谓“在失礼之中又失礼”就是这样。
右边是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祀的竹简。
秦伯在接纳周王时成就师名，而不屑于争功；在伐郑时战败，却不惮于改过。这大概远远超越了常情。
秦穆公未曾主持中原的会盟，为什么称他为五霸之一？他是西戎的霸主。古代受命为霸主的，也只是一方而已。所以文王是西伯，周公治理陕以东，召公治理陕以西，太公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穆公称霸，不也可以吗？宋国立志称霸却不量力，最终羞辱了华夏；楚国成就霸业却不遵循道义，最终扰乱了华夏，所以得罪了《春秋》。秦国窥视中原，只有郑国之战是大败，而且很快悔改，如同没有窥视一样，所以君子赞许他。
殽之战的失败，是天下的幸事。秦国蔑视王室而扰乱诸夏，其罪恶深重。比喻在国家中，确实有所谓门庭之寇的。晋国国君刚结束丧事就出兵，看似无罪，但他所谋划的难道是为了天下驱逐夷狄吗？所以《春秋》不因为秦国而宽恕晋国。
蹇叔劝谏穆公，知道胜败的道理，却不知道华夷的区别，所以能使战败后悔改，不能使战胜后悔改。
以上都是僖公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殽》的竹简。
处父去除族氏，表示变革。大夫与国君结盟，可以说是变革了。变革而为国君讳，是礼。
右边是文公二年与晋处父结盟的竹简
王子虎去世，左氏说：“赴告吊唁如同同盟，是礼。”《春秋》认为是礼而记载吗？天子内臣没有外交，赴告不是该赴告的，吊唁不是该吊唁的。君子不认为是礼，因为非礼而记载，所以是贬低礼。
右边是文公三年王子虎去世的竹简
闰月，是积累年份的余分。所以《春秋》记载闰月，不连系月份。在庙中显现，是一样的。有事叫告，无事叫朝。朝，是礼。事依礼而行，礼不因事而废。
文公很久不视朔了，唯独在闰月记载，因变而显失礼，这是《春秋》的法则。《春秋》有实际记载而没有空泛议论，所以用朝庙记载。
以上都是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的竹简。
仲子，是惠公的妾；成风，是僖公的母亲。《春秋》的文辞一概施用，怎么知道这个是妾、那个是母亲呢？仲子因丈夫而尊贵，成风因儿子而尊崇，当时国人谁不知道？却不知道礼法不允许。《春秋》因天王来赗而纠正，好像说：“这是惠公的妾仲子，尊贵其所尊贵，而不是国人共同尊贵的。”因秦人来禭而纠正，好像说：“这是僖公的母亲成风，尊崇其所尊崇，而不是国人共同尊崇的。”那么怎么承受天王的赗？怎么承受秦人的禭？天王大概有失误，秦人其次。所以名分不可不正。名分正了，等级就定了，等级定了，礼的不当就可以知道了。这是圣人拨乱反正的大致原则。仲子的去世、安葬，在《春秋》之前，我不得见其记载了。至于成风去世称夫人，安葬称小君，又为什么呢？这是国人的辞令。拨乱反正的关键，就在这里。仲子，是妾。因宠爱而称夫人，加于继室之上，不是礼所说的夫人，所以说“惠公仲子”。成风，是妾。因儿子尊贵而称夫人，加于嫡母之上，不是礼所说的夫人，所以说“僖公成风”。有人说：“合并而已，为什么说加？”回答说：“嫡母不可合并，合并，就是加。合并继室，如同合并嫡母。”
以上都是文公九年《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的竹简。
楚椒、秦术，为什么来到鲁国呢？借礼仪文饰来窥探中原的情势。大概各国都到了，怎么知道各国都到了呢？从吴季子的《历聘》知道。
右边是文公十二年秦伯派术来聘问的竹简。
《春秋》说：“太室屋坏。”左氏说：“太室的屋坏。”公羊说：“鲁公称世室。”胡氏取公羊的说法，大概鲁公确实是鲁始封的祖先，所以鲁人以其庙为世室，而左氏称之实为太室。
右边是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的竹简
天王不讳，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因为不讣告而不记载，是谨慎日期。日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可以不谨慎吗？追溯不讣告的原因，那么罪责必有归属，这又是另一层意义。
右边是文公十四年春王正月的竹简
志书说：“斗为帝车。”又说：“天的玑衡，是七政所出的地方。”在这里彗星出现且进入，大概将有僭行天子之事的人，两霸迭兴，七雄并起，而先王的制度在秦大坏，其征兆在这里吗？叔服的话，多么狭隘啊！
右边是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的竹简。
赵盾大概畏惧
右文公十四年晋人纳捷菑于邾之简。
惠伯有季友之志，而其道未光，其才未称，其言未昌，故其死不白。史无董狐，谁欤书者？仲尼因其不书，示讳法焉，此《春秋》之权也。
右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卒之简。
即位之礼，行则书之，不行则否。文成以下六君皆行之。隠以为摄而不必行，庄、闵、僖则继故而不忍行者也。桓之行，桓之志也；宣之行，宣之志也。
右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简。
妇者，有姑之词；主丧昏者，谁欤？凡姑皆有罪焉，而敬嬴为甚。
右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之简。
赵盾之弑君，孰书之欤？仲尼因董狐之所书，书之也。董狐在当时，身亲其事，知其谋出于盾，故以律所谓造意者当之如此。其曰「亡不越竟，反不讨贼」云者，盖折盾之词，非以二端故而辄加以大恶之名也。不然，则何以谓之良史？左氏称仲尼曰「越竟乃免」云者，则加之文而不知其失于诬也。说者谓非圣人之言，有见矣。或曰：「狐之折盾，犹公孙弘之断郭解也。其然也，谓推见至隠，可谓书法不隠，不可。」
春秋之笔，莫大于断弑君之狱；断弑君之狱，尤莫大于微显阐幽之二三策者。故曰：「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此之谓矣。是故晋夷皋之弑，舍穿而归盾；郑夷之弑，舍宋而归归生；楚虔之弑，舍观从而归比；齐荼之弑，舍朱毛而归乞。久矣盾之不欲立夷皋也，立而不君，苟有弑者，盾固心与之矣。归生闻宋之谋，谏而不讨，盖有遗力焉。比用罔先登，图惟大利，而不知弃疾之拟其后。陈乞一言以成景公立少之谋，是诲之争夺也，首恶之归，其能辞诸？不然，盾亡矣，归生喻老畜矣，乞泣孺子矣，比出于迫，进退维谷矣，多而可免，少亦可末减矜宥也。夫然则何以止乱哉？夫惟归生之不得末减也，而后胁从者惧；比之不得矜释也，而后刼立者惧；盾乞之不得免也，而以意谋国、以术寛身者惧。非圣人，其何以与于此？若夫穿也、毛也、宋也、观从也，凡法吏者，孰得而舍诸？然则弑而薨卒之，抑何以异？于是鲁以本国而讳，礼也；楚以夷狄而外且畧，义也。髠顽、阳生狱无适归，故隠其非命以伸体焉，其余则皆常法而已矣。许止何如？亦常法也。宥过无大，故既断之，又从而赦之。
赵盾为法受恶，许止为礼受恶。故曰：于盾，见忠臣之至；于止，见孝子之至。
已上并宣公二年《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之简。
郊望非变不书，非失不书，不书则固行之矣。行之非礼也，春秋之庸礼也。存乎书，亦存乎不书。
右宣公三年郊牛之口伤之简
葬而称公，臣子词也，从其私称，着其私谥也。
右宣公三年葬郑穆公之简
舍陈乱而伐邾，说者以为侦，使陈无乱，邾当伐乎？
右宣公十年公孙归父帅师伐邾之简。
诛恶者，众人之公心，故曰「楚人」；取国者，一人之私心，故曰「楚子」。楚子有欲取之心焉，故曰「入」。罪人既得，则无事于入矣，其入也何为哉？然卒不取也，故不曰「取」。
右宣公十一年楚子入陈之简
天王无兄，曷为无兄？有之则王矣。有庶兄曰王子，先王之子也。《春秋》曰：「王札子。」弟亦曰王子，《春秋》曰：「王季子。」曰其弟，子曰王子。季以字，弟以亲。子朝、子瑕，其常也；札子，其变也。
右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之简。
灭赤狄者，士会也。曰「晋人」者，略之外之，若无士会焉者，以为有之，亦若人耳，所以贬士会也。此《春秋》书人之意也。
右：宣公十六年，晋人灭赤狄甲氏之简。
宣王中兴，尝讲武于东都，于是乎有榭焉。后王思其功，因以为宫而祀之，乐器藏焉，亦固其所。然非制庙也，故不曰宫而曰榭云。
右：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之简。
有年则有之，大有年则大有之。圣人何心哉？以为纪异者，天下后世之论也。
右宣公十六年大有年之简
春秋》为天下纪异者三：梁山崩，有星孛入于北斗，西狩获麟。山、斗以
译右边是文公十四年，晋国人把捷菑送回邾国的简册。
惠伯有季友的志向，但他的道义未能彰显，他的才能未能称职，他的言论未能昌明，所以他的死未能得到昭雪。史官中没有董狐那样的人，那么是谁记载的呢？孔子因为他没有被记载，显示出避讳的法度，这是《春秋》的权变之处。
右边是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太子去世的简册。
即位的礼仪，实行了就记载，不实行就不记载。文公、成公以下的六位国君都实行了。隐公认为自己是摄政，所以不必实行；庄公、闵公、僖公则是继承旧例而不忍心实行。桓公实行，是桓公的意志；宣公实行，是宣公的意志。
右边是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国君即位的简册。
“妇”这个词，是指有婆婆的意思；主持丧事和婚礼的人，是谁呢？凡是婆婆都有罪过，而敬嬴最为严重。
右边是宣公元年，于是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的简册。
赵盾弑君，是谁记载的呢？孔子依据董狐所记载的，也记载了。董狐在当时，亲身参与其事，知道阴谋出自赵盾，所以按照法律所谓“造意”（发起者）的规定来定罪。那些说“逃亡没有越过国境，回来不讨伐贼人”的话，大概是折中赵盾罪责的言辞，并不是因为这两点就轻易加上大恶的名号。不然，怎么能称他为良史呢？左氏称孔子说“越过国境就免罪”这样的话，是添加了文字而不知道其失于诬蔑。解说的人说这不是圣人的话，是有见识的。有人说：“董狐折中赵盾的罪责，就像公孙弘断案郭解一样。如果真是这样，说他能推见至隐，可以说是书法不隐，是不可以的。”
《春秋》的笔法，没有比断决弑君案件更大的；断决弑君案件，尤其没有比微显阐幽的这几条策略更大的。所以说：“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子游、子夏不能增添一个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晋国夷皋被弑，舍弃穿而归罪于赵盾；郑国夷被弑，舍弃宋而归罪于归生；楚国虔被弑，舍弃观从而归罪于比；齐国荼被弑，舍弃朱毛而归罪于乞。赵盾很久就不想立夷皋为君了，立了却不让他像君主一样行事，如果有弑君的人，赵盾心里本来就是同意的。归生听到了宋国的阴谋，劝谏而不讨伐，大概是有保留力量的意思。比用罔先登，图谋的是大利，却不知道弃疾在后面图谋他。陈乞一句话就成就了景公、立少之谋，这是教唆他们争夺，首恶归罪于他，他能推辞吗？不然的话，赵盾已经逃亡了，归生已经年老退居了，乞已经哭泣着拥立孺子了，比是出于被迫，进退两难了，罪重可以免罪，罪轻也可以稍微减轻宽恕。既然这样，那么怎么制止动乱呢？只有归生不能稍微减轻罪责，然后胁从者才会害怕；比不能宽恕释放，然后被胁迫立君者才会害怕；赵盾、陈乞不能免罪，然后那些凭心意谋国、凭权术宽身的人才会害怕。不是圣人，谁能做到这一点呢？至于穿、毛、宋、观从这些人，凡是执法官吏，谁能舍弃他们呢？那么弑君者称薨卒，又有什么区别呢？于是鲁国因为是本国而避讳，这是礼；楚国因为是夷狄而对外且简略，这是义。髠顽、阳生的案件没有适当的归罪对象，所以隐去他们的非正常死亡以伸展身体，其余的都是常法罢了。许止怎么样？也是常法。宽恕过错没有大小之分，所以既断定了罪，又从而赦免了他。
赵盾因为法度而承受恶名，许止因为礼义而承受恶名。所以说：在赵盾身上，看到了忠臣的极致；在许止身上，看到了孝子的极致。
以上都是宣公二年《晋赵盾弑其君夷皋》的简册。
郊望如果不是有变故就不记载，如果不是有失误就不记载，不记载就说明本来实行了。实行了却不符合礼，这是《春秋》的常礼。存在于记载中，也存在于不记载中。
右边是宣公三年郊牛口伤的简册
下葬而称公，是臣子的称呼，顺从其私人的称呼，彰显其私人的谥号。
右边是宣公三年葬郑穆公的简册
舍弃陈国的动乱而讨伐邾国，解说的人认为是侦察，如果陈国没有动乱，邾国应当讨伐吗？
右边是宣公十年公孙归父率领军队讨伐邾国的简册。
诛杀恶人，是众人的公心，所以说“楚人”；夺取国家，是一人的私心，所以说“楚子”。楚子有想要夺取的心，所以说“入”。罪人已经抓获，就没有必要进入（都城）了，他进入是为了什么呢？然而最终没有夺取，所以不说“取”。
右边是宣公十一年楚子入陈的简册
天王没有哥哥，为什么没有哥哥？有哥哥就是王了。有庶出的哥哥叫王子，是先王的儿子。《春秋》说：“王札子。”弟弟也叫王子，《春秋》说：“王季子。”称其弟，称子为王子。季用字，弟用亲。子朝、子瑕，是常例；札子，是变例。
右边是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的简册。
灭掉赤狄的是士会。说“晋人”，是略去并外视他，好像没有士会一样，认为有他，也像普通人一样，这是为了贬低士会。这是《春秋》记载“人”的意思。
右边：宣公十六年，晋人灭赤狄甲氏的简册。
宣王中兴，曾经在东都讲武，于是有了榭。后来的君王思念他的功绩，因此把它作为宫殿并祭祀他，乐器藏在那里，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这不是制庙，所以不叫宫而叫榭。
右边：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的简册。
有年就有之，大有年就大有之。圣人有什么心思呢？认为记载异常现象，是天下后世的议论。
右边宣公十六年大有年的简册
《春秋》为天下记载异常现象有三：梁山崩，有星孛入于北斗，西狩获麟。山、斗以
异为异，麟以祥为异。以异为异者，乱世之常；以祥为异者，乱世之变。斗之异在天，山之异在地，麟之异在天地之间。
译怪异之所以为怪异，麒麟是以祥瑞为怪异。把怪异当作怪异，是乱世的常态；把祥瑞当作怪异，是乱世的变数。星斗的怪异在天上，山岳的怪异在地上，麒麟的怪异在天地之间。
右成公五年梁山崩之简
武公之谥武也，必尝有功于武矣。季孙行父以鞌之功，不胜其侈，于是乎有武宫之立。故汉儒因是以拟武世室焉，其说虽出附会，而意亦近矣。
右成公六年立武宫之简
吴泰伯之后也，以其僣王而陵上国，故夷之曰子，狄之曰吴。如其守礼，则将谓何？爵之，则四裔之分何施？夷之，则五等之名何置？
右成公七年吴伐郯之简
既书免牛，何以又书不郊？起三望也。夏二月祈谷之祭，于是焉行，至是不郊，则不郊矣。不然，则犹三望，独不可书乎？
右成公七年不郊犹三望之简
来言不用书，也不用书，不敢以伯令行乎鲁也。伯有王事，则用书焉，故士弥牟营成周，书以授师。
右成公八年，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之简。
春秋》书「天子」，惟此父天母地而为之子，此有天下者之号也，故一书为万世法。其它书王者，盖周之称于天下久矣，系之天，尊之也。其不天者，君子则有说云。
右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之简。
古之赋诗，盖诵之以见意耳，非歌也。故晋侯会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歌而曰舞以先之，则歌之与赋异矣。
右成公九年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之简。
华元合晋楚之成，春秋略之。然则固将构兵于夷狄乎？夷狄之于中国，其名分大矣。惧其构而自强可也，自屈可乎？成非屈也。中国之于夷狄，以事为成，以体为屈。元尝为平矣，今日之成，犹他日之平也。向戌亦然。魏绛之和戎，何如此疆场之事也？非敢损天下之体也。
右成公十二年《公会晋侯卫侯于琐泽》之简。
侨如以夫人妇至，君子以为舍族尊夫人也。是秋往逆，尝称族矣，此之舍也，其文无乃有当然者乎？不然，何以曰婉而成章？
右成公十四年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之简。
君子曰：「伯讨谅哉！」乃若先盟后执，则文之故谲也，于厉乎何尤？使能先令于会，执而盟焉，召陵将斯下矣。
右成公十五年《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之简。
宋四告，故四书之，实一事也。元曷为先奔而后讨哉？先奔而后讨，讨贼之法也。忘宠而后能奔，得人而后能讨。华元出，未至晋而书奔晋，志其志也。河上非晋地，曰「还自晋」，何也？奔所宜奔而有益于国，故成其奔焉。河上非晋之地也，之晋之道也。
已上并成公十五年宋华元出奔晋之简。
婴齐后归父，何以加之仲也？加之仲，是成其为归父之后也。不然而止，称婴齐，焉知其为后乎？拨而反之，是在执法者，此《春秋》之法也。
右成公十五年仲婴齐卒之简
甲午，日也。既日矣，曷又言晦？书朔为日食也。晦之书，其诸谓陈而不违，非天时也欤？陈不违晦以犯天忌，盖郄至实云。
右成公十六年甲午晦之简
孰刺之？公刺之也。曷不言公？蒙上文也。无亦有所讳欤？内以讳为罪。
杀道多端，刺道惟一。一者何也？刃也。何以知之？以《周官》知之。讯于司寇，而有他道杀者哉？杀不必刃，凡致之死，皆谓之杀。
已上并成公十六年刺公子偃之简。
用郊，以意为之也。《商书》曰：「无有作好，无有作恶。」好、恶加之意，故云「作用」之云者，犹「作」也。
右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之简。
晋厉之恶甚矣，然惟天子得以废之，甚则诛之。春秋，天子之事也。称国以弑，是春秋之诛厉公也。乃若书偃，则谓之何？书偃，异姓之卿也，而辄加刃于君，人人得而诛之者也，故春秋略焉。比之赵穿，三郄与胥童罪孰轻重？三郄之失民也久，胥童之贼君也大，苟有杀之者，皆国人杀之也。称国以杀，是春秋之诛锜、犨、至也；称国以杀，是春秋之诛童也。当是时也，如有杀书偃者，其书之也亦必如之，是春秋之诛书偃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悼公，贤君也，施生戮死，宜于是乎有失焉。逐不臣者七人，而可遗书偃哉？
右成公十有八年《晋杀其大夫胥童》之简。
晋弑其君州蒲，与赵盾书法略同，各诛意之所在也。若律所
译右边是成公五年梁山崩塌的竹简。
武公的谥号为“武”，必定曾对武事有功。季孙行父凭借鞌之战的功劳，不能抑制自己的骄奢，于是就有了武宫的建立。所以汉儒据此来比拟武世室，这种说法虽然出于附会，但意思也相近了。
右边是成公六年建立武宫的竹简。
吴国是泰伯的后代，因为他们僭越称王而凌驾于中原大国之上，所以贬称他们为“子”，视他们为“狄”而称为吴。如果他们遵守礼制，那将怎么说呢？如果封给他们爵位，那么四方边远地区的区分如何施行？如果视他们为夷狄，那么五等爵位的名称如何安置？
右边是成公七年吴国攻打郯国的竹简。
既然记载了免除牛祭，为什么又记载不举行郊祭？是因为举行三望之祭。夏历二月祈求五谷丰登的祭祀，在这个时候举行，到了不举行郊祭，就是不举行郊祭了。不然的话，既然还举行三望之祭，难道不可以记载吗？
右边是成公七年不举行郊祭但仍举行三望之祭的竹简。
“来言”不用记载，“也不用”也不记载，是不敢以霸主的命令在鲁国施行。霸主有王事，就记载下来，所以士弥牟经营成周，记载下来授予军队。
右边是成公八年，晋侯派韩穿来谈论汶阳田地的竹简。
《春秋》记载“天子”，只有这父子天地而成为其子，这是拥有天下者的称号，所以一经记载就作为万世的法则。其他记载“王”的，大概是因为周朝在天下称王很久了，联系上天，是尊崇他。那些不称天的，君子则有说法。
右边是成公八年“天子派召伯来赐予公命令”的竹简。
古代赋诗，大概是朗诵以表达心意罢了，不是歌唱。所以晋侯在温地会盟，让各位大夫跳舞，说：“歌唱诗歌必须合乎类别。”歌唱而用舞蹈作为先导，那么歌唱与赋诗就不同了。
右边是成公九年夏天，季孙行父到宋国送嫁女的竹简。
华元促成晋楚和解，《春秋》略去了。那么难道要在夷狄之间构兵吗？夷狄对于中原国家，名分很大。害怕他们构兵而自强是可以的，自己屈服可以吗？和解不是屈服。中原国家对于夷狄，以事情达成和解，以体面屈服。华元曾经平定了，今天的和解，就像他日的平定一样。向戌也是如此。魏绛的和戎，怎么能比得上这种边境之事呢？不是敢损害天下的体面。
右边是成公十二年《公会晋侯卫侯于琐泽》的竹简。
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到来，君子认为这是舍弃族氏而尊崇夫人。这年秋天去迎接，曾经称过族氏了，这里舍弃了，其文辞难道有必然的道理吗？不然，为什么说婉转而成章？
右边是成公十四年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到来的竹简。
君子说：“霸主的讨伐确实啊！”至于先结盟后抓捕，那么文辞的缘故是诡诈的，对于厉公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如果能在会盟时先下令，抓捕后结盟，召陵将会因此屈服。
右边是成公十五年《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的竹简。
宋国四次报告，所以四次记载，实际上是同一件事。华元为什么先出奔而后讨伐呢？先出奔而后讨伐，是讨伐贼人的法则。忘记宠幸而后能出奔，得到人而后能讨伐。华元出奔，未到晋国就记载出奔晋国，是记录他的志向。河上不是晋国的土地，说“从晋国回来”，为什么呢？出奔应该出奔且有利于国家，所以成全他的出奔。河上不是晋国的土地，是去晋国的道路。
以上都是成公十五年宋华元出奔晋国的竹简。
婴齐在归父之后，为什么加在仲之前？加在仲之前，是成全他是归父之后。如果不这样而停止，称婴齐，怎么知道他是后呢？拨乱反正，在于执法者，这是《春秋》的法则。
右边是成公十五年仲婴齐去世的竹简。
甲午，是日子。既然说了日子，为什么又说晦？记载朔日为日食。晦的记载，大概说是陈列而不违背，不是天时的缘故吗？陈列不违背晦以触犯天忌，大概是郄至确实说的。
右边是成公十六年甲午晦的竹简。
谁刺杀的？公刺杀的。为什么不说公？承蒙上文。难道有所忌讳吗？内部以忌讳为罪。
杀人的方法多种多样，刺杀的方法只有一种。一种是什么？刀刃。怎么知道的？从《周官》知道的。讯问司寇，而有其他方法杀人的吗？杀人不一定用刀刃，凡是致于死的，都称为杀。
以上都是成公十六年刺杀公子偃的竹简。
用郊，是凭心意做的。《商书》说：“没有喜好，没有厌恶。”喜好、厌恶加之意，所以说“作用”的，就像“作”一样。
右边是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的竹简。
晋厉公的恶行很严重了，然而只有天子可以废黜他，严重的话就诛杀他。《春秋》，是天子的事情。称国以弑，是《春秋》诛杀厉公。至于记载偃，那怎么说呢？记载偃，是异姓的卿，而擅自对君主动刀，人人可以诛杀他，所以《春秋》略去了。比较赵穿，三郄与胥童的罪谁轻谁重？三郄失去民心很久，胥童杀害君主罪大，如果有杀他的人，都是国人杀了他。称国以杀，是《春秋》诛杀锜、犨、至；称国以杀，是《春秋》诛杀胥童。当时，如果有杀书偃的人，其记载也一定如此，是《春秋》诛杀书偃。所以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悼公，是贤君，施生戮死，应该在这里有失误。驱逐不臣服的七人，而可以遗漏书偃吗？
右边是成公十八年《晋杀其大夫胥童》的竹简。
晋国弑杀其君州蒲，与赵盾的书法大致相同，各自诛杀意之所在。如果律所
右成公十八年晋弑其君州蒲之简。
简端录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简端录卷九
（明）邵寳 撰
○春秋【凡一百六】
郑伯髠顽弑而不弑，从赴也。赴以疟疾，则何以知其弑也？既弑矣，其孰能掩诸？虽然，传闻之言，不可以加于策书之赴，故赴卒亦卒。然则讨贼之义安在？诸侯在会，地则迩矣，时则迫矣，而不知贼之所归，亦末如之何也已矣。若知而不讨，则何贵于伯且会哉？卒而不弑，亦所以刺在会之诸侯也。不弑而弑，如赵盾、许止者奈何？止也自责，盾亦受恶，异于传闻者矣。
右襄公七年《郑伯髠顽如会》之简。
不敌而言会，晋侯之志也。晋侯不出境而召诸侯之大夫，以听朝聘之数，固将以自便也。会于是乎称，然不知体，失于上，权移于下，于是乎兆天下之乱，晋伯之衰，何足言哉！郑伯在会，则何言乎不敌？郑伯来以献捷，不以听朝聘之会。
右襄公八年季孙宿会晋侯于邢丘之简。
有书爵而贬者，贬莫大乎目其人。目其人，则不能不爵，故人其人贬，爵其人亦贬。
右襄公九年楚子伐郑之简
作三军，假于公以济其私也。利于私，必损于公。公臣不能具三耦，是其验矣。故穆子对武子，有「政将及子，子必不堪」之说，其为公计如此。而武子不从，盟且诅者，盖要其后虽不堪，无易此制也。斯岂为公乎？
右襄公十一年作三军之简
召陵之师伐楚而得盟，齐桓之义也；萧鱼之师伐郑而得会，晋悼之略也。
齐桓始伯，天下莫强焉。齐衰而晋强，晋衰而楚强，楚衰而吴强，此春秋之势也。譬之人身，其皆出于血气者乎？故有时乎衰。秦在一隅，蓄鋭养精而不轻用，至战国而横行天下，盖若有血气而知保啬之道焉者，然亦非心志义理之强也，故其终也决裂而不可救。当秦之强，非能加于晋也，中国之能抗秦，赖有晋耳。晋不分，则秦不能以独雄。晋以羣才而强，其用物弘矣，故亦以羣才而衰，不知保啬者如是，况齐楚自耗以取灭亡者乎？燕终春秋不闻其强，其强其衰皆于战国见之。
已上并襄公十一年会于萧鱼之简。
非围台不可以兴师，非救台不可以请命，强臣擅国之情，于是乎着。
右襄公十二年季孙宿帅师救台之简。
礼，诸侯不敢祖天子，而鲁有文王之庙，何居？有功徳而王命立之也。非王命而自立，不可。郑祖厉王，亦犹鲁之祖文王也，皆非礼也。
右襄公十二年「吴子乘卒」之简祭。
公来，遂逆王后于纪。来云者，有事于我也。不书其事，事不外于逆也，故书遂。刘夏逆王后于齐，以过我，书过我而无事于我，故不书来。传称官师从单靖公而不书，说者谓得礼，故同行而不同书。然则得无失实乎？其诸从而不同行也？是故君子惟经之信也。
右襄公十五年刘夏逆王后于齐之简。
春秋之国，之强者齐、晋、秦、楚，其次则鲁、卫、宋、郑。齐、晋、秦、楚皆尝霸矣，宋图霸而不成，鲁、卫、郑何独无图霸之心乎？国有人焉，知其力之不足也。且卫当齐、晋之冲，郑当晋、楚之冲，奔走服役，朝夕不暇，敢复图霸哉？鲁守礼义，仲尼所谓一变至道者也。《閟宫》之诗曰：「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则君臣之志可知矣。齐有太公之履，晋有文侯之钺，盖其所传者旧矣，故桓、文修之。
右襄公十五年晋侯周卒之简
湨梁之会，虽曰为讨邾、莒，以成父志，然父之丧纔三月耳，而是举非有尊王之义，何汲汲也？当是时，晋侯在丧，虽未讲于古礼，而谅闇之仪犹有存者，诸臣其将挟君以行已志之为快欤？不然，即君有命，亦可谏也。故书曰「大夫盟」，作《春秋》者其知之矣。
右襄公十六年《公会晋侯于湨梁》之简。
诸侯在而大夫盟，可以观大夫矣，可以观大夫则可以观诸侯，可以观诸侯则可以观天下矣。其盟也，以高厚歌诗不类，而诸侯之有异志也。其盟曰同讨不庭，诸侯事也，而盟大夫何也？下陵上替，于是乎极。
右襄公十六年戊寅大夫盟之简。
宋灾，故小事而
译这是成公十八年晋国弑杀其君州蒲的简文。
简端录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简端录卷九
（明）邵宝 撰
春秋【共一百六条】
郑伯髡顽被弑却未记载为弑，是顺从了赴告的说法。赴告说是因疟疾而死，那么凭什么知道他是被弑的呢？既然已经被弑了，谁能掩盖得住呢？虽然如此，传闻的话，不能加在策书的赴告之上，所以赴告说死也就说是死。那么讨伐贼人的道义在哪里呢？诸侯正在会盟，地点很近，时间紧迫，却不知贼人是谁，也无可奈何罢了。如果知道却不讨伐，那么尊奉霸主和会盟还有什么可贵呢？记载为死而不记载为弑，也是用来讽刺在会盟的诸侯。不记载为弑却实际是弑，像赵盾、许止这样的人怎么办？许止自我责备，赵盾也承受恶名，这与传闻的情况不同了。
这是襄公七年《郑伯髡顽赴会》的简文。
力量不敌却称会盟，这是晋侯的意图。晋侯不出国境而召见诸侯的大夫，来听取朝聘的礼仪，本来是为了自己方便。会盟因此得名，然而不知大体，在上位者失德，权力转移到下位者，由此萌生了天下的祸乱，晋国霸业的衰落，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郑伯在会盟中，为何说力量不敌？郑伯来是为了献捷，不是为了参加听朝聘的会盟。
这是襄公八年季孙宿在邢丘会晋侯的简文。
有记载爵位却加以贬斥的，贬斥没有比直呼其名更大的了。直呼其名，就不能不提及爵位，所以直呼其名是贬斥，提及爵位也是贬斥。
这是襄公九年楚子伐郑的简文
设置三军，是借公家之力来成就私欲。利于私欲，必定损害公家。公家的臣子不能凑齐三副车马，这就是验证。所以穆子对武子说：“政令将落到你身上，你一定承受不起”，他是这样为公家打算的。而武子不听从，盟誓且诅咒，大概是要求以后即使承受不起，也不要改变这个制度。这难道是出于公心吗？
这是襄公十一年设置三军的简文
召陵的军队讨伐楚国而达成盟约，这是齐桓公的道义；萧鱼的军队讨伐郑国而达成会盟，这是晋悼公的策略。
齐桓公刚开始称霸，天下没有比他更强的。齐国衰落而晋国强盛，晋国衰落而楚国强盛，楚国衰落而吴国强盛，这是春秋时期的形势。好比人的身体，都是出于血气吗？所以有时也会衰落。秦国偏居一隅，积蓄锐气保养精力而不轻易使用，到战国时期横行天下，大概是有血气而懂得保养节制之道的人，然而也不是心志义理的强盛，所以最终决裂而不可救药。当秦国强盛时，并不是能胜过晋国，中原能抵抗秦国，依靠的就是晋国。晋国不分裂，秦国就不能独自称雄。晋国凭借众多人才而强盛，其耗费物资很大，所以也凭借众多人才而衰落，不懂得保养节制的人是这样，何况齐国、楚国自我消耗以致灭亡的呢？燕国直到春秋结束都没听说强盛，它的强盛和衰落都在战国时期显现。
以上都是襄公十一年在萧鱼会盟的简文。
不围攻台地就不能兴师，不救援台地就不能请示命令，强势臣子专权的情状，在这里显露无遗。
这是襄公十二年季孙宿率军救援台地的简文。
礼制规定，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先，而鲁国有文王的庙，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有功德且受王命而立庙。没有王命而自立，是不可以的。郑国以厉王为祖先，也像鲁国以文王为祖先一样，都是不合礼制的。
这是襄公十二年“吴子乘去世”的简文祭祀。
公来了，于是从纪国迎回王后。说“来”，是因为有事情在我这里。不记载那件事，是因为那件事不外乎迎回王后，所以记载“遂”。刘夏从齐国迎回王后，经过我国，记载“过我”而没有在我这里办事，所以不记载“来”。传文称官师跟随单靖公而不记载，解说者认为符合礼制，所以同行却不同记载。那么难道没有失实吗？大概是跟随却不同行吧？因此君子只相信经文。
这是襄公十五年刘夏从齐国迎回王后的简文。
春秋时期的国家，强的是齐、晋、秦、楚，其次则是鲁、卫、宋、郑。齐、晋、秦、楚都曾称霸，宋国图谋称霸而未成，鲁、卫、郑为何唯独没有图谋称霸的心呢？国内有人，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况且卫国处在齐、晋的要冲，郑国处在晋、楚的要冲，奔走服役，朝夕不暇，敢再图谋称霸吗？鲁国坚守礼义，是仲尼所说的“一变至道”的国家。《閟宫》的诗说：“居常与许，恢复周公的疆土。”那么君臣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齐国有太公的履迹，晋国有文侯的钺，大概他们所传承的旧制很久了，所以桓公、文公加以修明。
这是襄公十五年晋侯周去世的简文
湨梁的会盟，虽然说是为了讨伐邾、莒，以完成父亲的遗志，然而父亲的丧期才三个月，这次举动并没有尊王的道义，为何如此急切呢？当时，晋侯在丧期，虽然没有讲究古礼，但居丧的礼仪还有留存，各位臣子是将挟持君主以实现自己的意志作为快乐吗？不然的话，即使君主有命令，也可以劝谏。所以记载说“大夫盟”，作《春秋》的人知道其中的深意了。
这是襄公十六年《公会晋侯于湨梁》的简文。
诸侯在场而大夫结盟，可以观察大夫了，可以观察大夫就可以观察诸侯，可以观察诸侯就可以观察天下了。他们结盟，是因为高厚歌诗不伦不类，而诸侯有异心。盟约说共同讨伐不朝觐的人，这是诸侯的事，而让大夫结盟为什么呢？下位者凌驾上位者，上位者衰微，在这里达到了极点。
这是襄公十六年戊寅日大夫结盟的简文。
宋国发生火灾，所以小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