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端录卷九
右襄公二十年，公会晋侯，盟于澶渊之简。
地可。以哉！举其图籍，则民随之矣。
右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之简。
晋以一国一人之事，而再勤诸侯，其肆然甚矣。《无逸》曰：「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供不以正，且不可以令，而况于会乎？会何以为正？会莫正于尊天王、攘夷狄，而诛乱讨贼、救灾恤患次之。
右襄公二十一年，公会晋侯于商任之简。
陈侯藉屈建之力，屈建挟陈侯之分，是以能杀二庆。当是时，若使庆氏有惠于民，如完之于齐、鲍之于宋，陈人皆为庆守，则杀之成否，未可知也。
右襄公二十三年，陈杀其大夫庆虎及庆寅之简。
栾盈帅曲沃之甲，因魏献子以昼入绛，此经所谓「栾盈复入于晋」也。栾氏乘公门，范鞅用剑以帅卒，栾氏退，摄车从之。栾乐死，栾鲂伤。栾盈奔曲沃，晋人围之，此经所谓「入于曲沃」也。入于晋则入，栾氏有人也；入于曲沃，晋犹有人也。不然，晋殆矣。
右襄公二十三年《晋栾盈复入于晋》之简。
春秋》列国史于弑君之事，隐而不书者有之，书而逊词者亦有之。不然，何齐、晋二史独以直笔称邪？
右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之简。
秦霸西戎，楚奄征南海，其国势一也。然秦不闻其侵陵小国，而楚屡灭之，如庸，如舒鸠，不一而足。故秦久而益强，楚虽强而不能久也。
右襄公二十五年楚屈建帅师灭舒鸠之简。
子展、子产之入陈也，君子以为有礼，然而不能止其君，使无是举焉。子展、子产之所以为子展、子产者也。当是时，谋国者如此，盖亦以时势而不能大贞也，能以礼行之而已。是故夹谷之会，可以观仲尼；陈国之入，可以观子展、子产。
右襄公二十五年，郑公孙夏帅师伐陈之简。
诸侯不生名，书法之正也。吴子遏伐楚，门于巢，卒。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书法之变也。
右襄公二十五年吴子遏伐楚门于巢卒之简。
湨梁之会，诸侯既会，无中事而大夫盟，故止言大夫。若宋，则会者大夫也，盟者亦大夫也。自夏徂秋，中有他焉，再举则文繁，不再举则志晦，故必曰诸侯之大夫。盖凡会者皆在，前目后凡，书法固当然哉！
宋之盟，向戍为之也，其有战国仪、秦之风乎？晋伯其衰矣，戌其伯者之罪人乎？晋楚之从交相见也，自宋之盟始。
已上并襄公二十七年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之简。
季氏之势盛矣，襄公之不敢归，畏武子也，况昭公之于平子乎？公冶有子家之节，而才识弗逮。
右襄公二十九年「公至自楚」之简。
札之使史记在王余祭之二年，然其书乃后于余祭之弑，则孰先孰后？曰：「使先弑后，弑之书也。以所闻，所闻先，故先使之书也；以所至，所至后，故后。」
右襄公二十九年「阍弑吴子余祭」之简。
吴子使札来聘，在夷末卒十八年前，仲尼岂得而预贬之？兄亡弟及，既有先君之命矣，则札也实君之贰也。夫吴子乌得而使之？札亦乌得而承之？此《春秋》贬札之实也。
季氏同母兄弟四，季子弱而才，兄弟同爱之，请无与子而与弟，兄弟迭为君而致国乎季子。夷昧也死，则国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亡焉，使者迹也，亡者心也，此季氏辞国之实也。公羊此言可谓得其心矣。不当使而使，不当亡而亡，春秋责备于季子者，其在斯乎！乃若僚弑而致国焉，季子不受，曰：「尔弑君而吾受国，吾与尔为篡也。」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为季子之道固当如此，春秋于季子与何诛？
季札让国，而安于为臣，故居则居，出则出，一毫无容心焉，臣道也。春秋于其出也，使则使，聘则聘，名则名，一毫无加礼焉，所以成其臣道也。成其臣道也者，所以着其让国之节也。札之让，始于寿梦之欲立已，终于光之致国于已。终辞于乱，可能也；始辞于未乱，不可能也。如以让责季札，则莫如讨贼。僚死而光篡，天子方伯无可告矣。若擅兴兵于国也，是以光治光也。札之所守，固无责焉耳矣。或谓使而亡焉，是所以为其身者重，而所以为
译右边是襄公二十年的竹简，记载鲁襄公与晋侯在澶渊结盟之事。
土地可以凭借吗？只要举起地图和户籍，百姓就会跟随了。
右边是襄公二十一年的竹简，记载邾国的庶其带着漆地和闾丘来投奔鲁国之事。
晋国因为一国一人的事情，却两次劳烦诸侯，其放肆程度太过分了。《无逸》篇说：“文王让众多邦国只供应正当的赋税。”如果供应的不是正当的，尚且不能用来发号施令，何况是会盟呢？会盟怎样才算正当？会盟没有比尊崇周天子、抵御夷狄更正当的了，其次是诛讨叛乱和盗贼、救济灾荒和抚恤患难。
右边是襄公二十一年的竹简，记载鲁襄公与晋侯在商任相会之事。
陈侯凭借屈建的力量，屈建挟持陈侯的权位，因此能够杀掉庆虎和庆寅。在这个时候，如果庆氏对百姓有恩惠，像齐国的完氏、宋国的鲍氏那样，陈国人都会为庆氏坚守，那么杀掉他们能否成功，就难以预料了。
右边是襄公二十三年的竹简，记载陈国杀其大夫庆虎和庆寅之事。
栾盈率领曲沃的军队，借助魏献子的力量在白天进入绛都，这就是《春秋》经文所说的“栾盈复入于晋”。栾氏攻打公门，范鞅挥剑率领士兵，栾氏退却，范鞅驾车跟随追击。栾乐战死，栾鲂受伤。栾盈逃往曲沃，晋国人包围了曲沃，这就是《春秋》经文所说的“入于曲沃”。进入晋国都城，说明栾氏有人；进入曲沃，说明晋国还有人。否则，晋国就危险了。
右边是襄公二十三年《晋栾盈复入于晋》的竹简。
《春秋》中各国史官对于弑君之事，有的隐而不书，有的书写但用委婉的辞令。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齐国、晋国的史官唯独以直笔著称呢？
右边是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崔杼弑其君光的竹简。
秦国称霸西戎，楚国吞并南海，它们的国势是一样的。然而秦国没听说它侵凌小国，而楚国屡次灭掉小国，如庸国、舒鸠国，不一而足。所以秦国久而益强，楚国虽然强大却不能长久。
右边是襄公二十五年楚屈建率领军队灭舒鸠的竹简。
子展、子产进入陈国时，君子认为他们合乎礼，然而他们不能阻止他们的国君，使其没有这样的举动。这正是子展、子产之所以成为子展、子产的原因。在这个时候，谋划国事的人如此，大概也是受时势所限而不能大节贞正，只能以礼来行事罢了。所以，夹谷之会，可以观察仲尼；进入陈国，可以观察子展、子产。
右边是襄公二十五年，郑国公孙夏率领军队讨伐陈国的竹简。
诸侯不称名，是书法的正统。吴子遏讨伐楚国，攻打巢国城门，战死。取战死者的名字，加在讨伐楚国之上，是书法的变通。
右边是襄公二十五年吴子遏伐楚、门于巢、卒的竹简。
湨梁之会，诸侯已经会盟，没有中间的事情而大夫结盟，所以只说大夫。至于宋国，会盟的是大夫，结盟的也是大夫。从夏天到秋天，中间有其他事情，再次列举则文字繁琐，不再列举则意义晦涩，所以必须说诸侯的大夫。大概凡是会盟的人都在，前面列举具体名字，后面统称，书法本来就是这样。
宋国的盟约，是向戍促成的，他难道有战国时期仪、秦那样的作风吗？晋国的霸业衰落了，向戍难道是霸主的罪人吗？晋国和楚国的追随者互相见面，从宋国的盟约开始。
以上都是襄公二十七年豹及诸侯大夫在宋国结盟的竹简。
季氏的权势强盛了，襄公不敢回国，是畏惧武子，何况昭公对于平子呢？公冶有子家的节操，但才识不及。
右边是襄公二十九年“公至自楚”的竹简。
季札出使的史事记载在吴王余祭二年，然而它的书写却在余祭被弑之后，那么孰先孰后？回答说：“出使在先，被弑在后，被弑的书写在后。根据所听到的，所听到的在先，所以先书写出使；根据所到达的，所到达的在后，所以后书写。”
右边是襄公二十九年“阍弑吴子余祭”的竹简。
吴子派季札来聘问，在夷末去世十八年前，仲尼怎能预先贬低他？兄终弟及，既然有先君的命令，那么季札实际上是君主的副手。吴子怎能派他？季札怎能接受？这是《春秋》贬低季札的实情。
季氏同母兄弟四人，季子年幼而有才，兄弟共同喜爱他，请求不传给儿子而传给弟弟，兄弟轮流做君主而把国家让给季子。夷昧死了，国家应当属于季子。季子出使而逃亡，出使是踪迹，逃亡是心意，这是季氏辞让国家的实情。《公羊传》这话可以说得其心。不该出使而出使，不该逃亡而逃亡，《春秋》责备季子，大概就在这里吧！至于僚被弑而把国家让给季子，季子不接受，说：“你弑君而我接受国家，我就和你一起篡位了。”离开去延陵，终身不进入吴国。做季子的道理本来应当如此，《春秋》对于季子有什么可诛责的呢？
季札让国，而安于做臣子，所以居则居，出则出，一毫没有容心，这是臣子的道义。《春秋》对于他的出使，使则使，聘则聘，名则名，一毫没有加礼，以此来成全他的臣子道义。成全他的臣子道义，以此来彰显他让国的节操。季札的让国，始于寿梦想要立他，终于光把国家让给他。在动乱时最终辞让，是可能的；在未乱时开始辞让，是不可能的。如果以让国责备季札，那么不如讨伐贼人。僚死而光篡位，天子方伯无可告了。如果擅自兴兵于国内，这是以光治光。季札所坚守的，本来无可责备。有人说出使而逃亡，这是为了保全自身而重视
季子凡四让：始之辞父，礼也，叔齐之道也；继之辞兄，义也，子臧之道也；终之不与为篡，法也，叔肸之道也。此三让者，得矣。至于托使以亡，是逃僚也。逃僚何义哉？苟欲洁身焉，必以国老自处，明嫡长之义，使国有所归，而已无与焉，可也。今也不然，《春秋》之书，其不谓此也夫！
已上并襄公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之简。
孟子曰：「世衰道微，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何？《春秋》有弑君而无弑父也。《春秋》，国书也。父孰非君？子孰非臣？非君非臣不书，是以有弑君而无弑父也。」
右襄公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之简。
成公九年，伯姬归于宋。又九年，公薨。至襄公三十年，伯姬卒，凡三十九年。由是观之，伯姬之年盖几六十矣，犹待姆而逮乎火，吁，其贤哉！
右襄公三十年叔弓如宋之简
子产之不党驷丰，晏子之不死齐庄，季札之不讨吴光，何如？子产，义也；晏子，礼也；季札，知也。其皆巽以出之而成章者乎？
右襄公三十年，郑人杀良霄之简。
蔡固之葬，归首恶于固也。固也淫而不父，首恶必归焉。春秋书葬，以为葬而后讨贼可也。讨贼而后葬者，罪无所逃；葬而后讨贼者，恶有所分。此春秋之微权也。然则许买之葬，何以异于是乎？君子以为赦止之罪，辞也，非分恶于买也。
右襄公三十年葬蔡景公之简
鲁襄公作楚宫，而穆叔知其必死；卫出公效吴言，而子之知其不免。妖孽见乎四体，固其然哉！
右襄公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宫之简。
麇死于弑，而以卒赴，春秋亦卒之者，何哉？治楚之罪，盖有大于此者矣。春秋，天下之书也。
楚麇弑而书卒，其故何也？从策赴也。其义何也？责中国诸侯之不能知贼也。讨贼者存乎力，知贼者存乎知。知不足，斯从之矣。苟从之，虽知犹不知也。
已上并昭公元年《楚子麇卒》之简。
贼可讨，贼乎？贼固人人之所得讨也。贼亦人也，何独不可？是故楚围可戮，庆封或将戮围，虽围可也，而况不为围者乎？
右昭公四年执齐庆封杀之之简。
舍中军，毁三而为四也，此季孙之志也。故不曰「作四军」，而曰「舍中军」。中军，季孙之所有也。中军既舍，则其势不得不二，不得不二，则不得不四，此季孙之志也。当其作也，已有毁之之志，叔孙于是乎盟。以今之舍参昔之作，季孙之罪着矣。
中军，季孙之所有也。季孙不欲舍，谁敢舍之？季孙盖诿诸施氏、臧氏、叔孙氏矣。既诬诸人，又诬诸鬼，而不能欺吾圣人也。《春秋》书曰「舍中军」，盖二子者皆不与焉，而况他人乎！
已上并昭公五年舍中军之简
陈侯于留有欲立之意，于偃师无欲杀之心。招逆其邪志而成之，而陈侯盖不胜其恚也。始属之非正，至是其如之何？是故《大学》释齐家重偏之戒，而嫡庶之际大矣。
右昭公八年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之简。
王室乱以叔鞅之言书，陈灾以叔弓之言书，古史之道也。
右昭公九年夏四月陈灾之简
楚子何以名？公羊以为絶之也。前此尝杀齐庆封、杀陈干征师矣，曷不名之？封、征师皆臣也。蔡侯死则名之，位丑德齐，杀者既名，杀之者乌得不名？
右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之简。
虔之缢，非比令也，而比实逼之，故曰「比弑」。比之自杀，非弃疾令也，而弃疾实惴之，故曰「弃疾杀」。虔，君也；比，臣也，下杀上曰弑。比、弃疾皆公子，两下相杀曰杀。
有比而无弃疾，则不足以死虔。曷为不以弑归弃疾乎？虔，天下之恶也。虔不死，天下之难未巳。是故弃疾于虔，可以谓之弑而不谓之弑；于比，可以谓之讨而不谓之讨。程子所谓「时措从宜为难知者」，其此类也夫！
比，弃疾，皆志于弑君得国者也。比既当乎王，则所谓弑也者，必比焉当之。王不得而辞弑，亦不得辞也。比既王矣，非弃疾之惴，谁能死之？两下不弑，分也；两贼不讨，义也。
已上并昭公十三年
译季子一共四次辞让：起初辞让父亲，这是合乎礼的，是叔齐的道；接着辞让兄长，这是合乎义的，是子臧的道；最终不参与篡位，这是合乎法的，是叔肸的道。这三次辞让，都做得对了。至于委托使者而逃亡，这是逃避僚。逃避僚有什么义呢？如果真想洁身自好，一定要以国家元老的身份自处，明确嫡长继承的道理，使国家有所归属，而自己不过问，就可以了。现在不是这样，《春秋》的记载，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
以上都是襄公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的简文。
孟子说：“世道衰微，正道隐没，暴行兴起，有臣子杀害君主的，有儿子杀害父亲的。孔子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为什么呢？《春秋》记载了弑君却没有记载弑父。《春秋》是国家的史书。父亲谁不是君？儿子谁不是臣？不是君不是臣就不记载，因此有弑君而没有弑父。”
右边是襄公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的简文。
成公九年，伯姬嫁到宋国。又过了九年，鲁公去世。到襄公三十年，伯姬去世，总共三十九年。由此看来，伯姬的年龄大概接近六十岁了，还等待保姆而遭遇火灾，唉，她真是贤德啊！
右边是襄公三十年叔弓出使宋国的简文。
子产不偏袒驷丰，晏子不为齐庄公殉死，季札不讨伐吴光，怎么样？子产，是义；晏子，是礼；季札，是智。他们大概都是谦逊地退出而成就名节吧？
右边是襄公三十年郑人杀良霄的简文。
蔡固的葬礼，把首恶归于蔡固。蔡固淫乱而不尽父道，首恶必然归于他。《春秋》记载葬礼，认为葬礼之后讨伐贼子是可以的。讨伐贼子之后才举行葬礼，罪责无处可逃；举行葬礼之后才讨伐贼子，罪恶有所分担。这是《春秋》的微妙权变。那么许买的葬礼，为什么和这个不同呢？君子认为赦免止的罪过，是托辞，并不是分担罪恶给许买。
右边是襄公三十年葬蔡景公的简文。
鲁襄公建造楚宫，而穆叔知道他必定死；卫出公效仿吴国的言语，而子之知道他不能免祸。妖孽显现在四肢，本来就是这样的！
右边是襄公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宫的简文。
麇死于被弑，却以“卒”来赴告，《春秋》也记载为“卒”，为什么呢？治理楚国的罪过，大概有比这更大的了。《春秋》是天下之书。
楚麇被弑却记载为“卒”，原因是什么？是顺从策书的赴告。其中的义理是什么？是责备中原诸侯不能识别贼子。讨伐贼子在于力量，识别贼子在于智慧。智慧不足，就顺从了。如果顺从了，即使知道也如同不知道。
以上都是昭公元年《楚子麇卒》的简文。
贼子可以讨伐，贼子吗？贼子本来就是人人可以讨伐的。贼子也是人，为什么唯独不可以？所以楚围可以杀戮，庆封或许将杀戮楚围，即使是楚围也可以，何况不是楚围的人呢？
右边是昭公四年执齐庆封杀之的简文。
舍弃中军，是把三军毁掉而改为四军，这是季孙的意图。所以不说“作四军”，而说“舍中军”。中军，是季孙所有的。中军既然舍弃，那么其形势不得不分为二，不得不分为二，那么不得不分为四，这是季孙的意图。当它建立的时候，已经有毁掉它的意图，叔孙于是结盟。用现在的舍弃参看以前的建立，季孙的罪过就显明了。
中军，是季孙所有的。季孙不想舍弃，谁敢舍弃它？季孙大概推诿给施氏、臧氏、叔孙氏了。既欺骗众人，又欺骗鬼神，而不能欺骗我们的圣人。《春秋》记载说“舍中军”，大概这两个人都不参与，何况其他人呢！
以上都是昭公五年舍中军的简文。
陈侯在留有想要立的意思，在偃师没有想要杀的心。招迎合他的邪志而促成它，而陈侯大概不能忍受他的愤怒。起初归属不正，到了这个时候能怎么样呢？所以《大学》解释齐家重视偏爱的警戒，而嫡庶之间的区别重大啊。
右边是昭公八年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的简文。
王室之乱以叔鞅的话记载，陈国之灾以叔弓的话记载，这是古史的道。
右边是昭公九年夏四月陈灾的简文。
楚子为什么称名？公羊认为是断绝他。此前曾经杀齐庆封、杀陈干征师了，为什么不称名？庆封、干征师都是臣子。蔡侯死就称名，地位丑恶德行相同，杀者已经称名，杀他的人怎么能不称名？
右边是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的简文。
虔被缢死，不是比命令的，而比实际上逼迫他，所以说“比弑”。比自杀，不是弃疾命令的，而弃疾实际上恐吓他，所以说“弃疾杀”。虔，是君；比，是臣，下杀上叫弑。比、弃疾都是公子，两下相杀叫杀。
有比而没有弃疾，就不足以死虔。为什么不把弑的罪名归于弃疾呢？虔，是天下之恶。虔不死，天下的灾难没有停止。所以弃疾对于虔，可以称为弑而不称为弑；对于比，可以称为讨而不称为讨。程子所谓“时措从宜为难知者”，大概这类情况吧！
比，弃疾，都志在弑君得国。比既然当上王，那么所谓弑的，必然比当得起。王不能推辞弑，也不能推辞。比既然当王了，不是弃疾的恐吓，谁能死他？两下不弑，是分；两贼不讨，是义。
以上都是昭公十三年
《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干溪》之简。
比志于为君者也，弃疾无是心乎？而独以归比也。二子同欲，观从知而启之，同行而比先焉，非比而谁？或以子臧责比，比无子臧之行，国人焉得子臧之？虔之无道甚矣！
译《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干溪》这一简。
公子比立志要做国君，弃疾难道没有这种心思吗？却只把弑君的责任归给公子比。这两个人欲望相同，观从知道并挑动他们，一同行动而公子比走在前面，不是公子比又是谁呢？有人用子臧来责备公子比，公子比没有子臧那样的品行，国人怎么能像对待子臧那样对待他呢？楚灵王（虔）的无道太严重了！
使无观从之谋，人或有子臧、弃疾者，弃疾固不辞也。惟久而无是举也，于是乎听观从而入焉。然则弃疾杀比，何以「免于弑君」？贼不并称，比贼矣，则人皆得而诛之，独弃疾乎？法闻弑君，不闻弑贼也。
右昭公十三年《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之简。
此庸礼之议也，变之得书，变之失书，皆庸也。
右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宫之简。
荀吴之克鼓，三代之遗师也。帅哉！帅哉！
右昭公十五年晋荀吴帅师伐鲜虞之简。
戎之为类众矣，岂能殱旃？其在陆浑者，则于是乎尽矣。故《春秋》曰：「晋荀吴灭陆浑之戎。」
兵出不意，古亦有之。以祭为谖，不亦诬神乎？诬神不可以师，虽胜，君子不取也。
已上并昭公十七年晋荀吴帅师灭陆浑之戎之简。
大辰何星也？公羊氏曰：「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亦为大辰。」然则有星孛焉，于三者何居？按左氏载申须之言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由是观之，辰其大火乎？当时占者谓火之征，虽或信之，未必然也。或以后世星志，乃谓征于王室之乱，其然，岂其然乎？子产曰：「天道逺人道迩。」
右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之简。
弑者，杀人之别名也。凡下杀上皆曰弑，其恶不系于字义也。故许世子止亦书弑。左氏称许悼公饮世子止之药而卒。止非医也，其殆自以为能医者欤？故不由医而自为之药，亲有疾召医而弗择也，进药而弗尝也，谓之不孝，况不由医而自为之药乎？饮止药而死，是死于药也，非止而谁？虽然，止悔而奔以死，非不孝子也，而不知重其亲。不知重其亲，无父之渐于是乎在，故《春秋》谨之。左氏曰：「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其言亦因咽废食之论也。盍亦曰择医而尝药，不以已意叅焉可也，舍之其可哉？
右昭公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之简。
以周事子，而归死于公孟，此宗鲁所欲求之名也，而卒以盗书。故曰：「求名不得。」
齐豹，盗也。谓宗鲁盗何？宗鲁，豹之徒也。盗云者，葢兼谓豹、鲁。
已上并昭公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之简。
易》曰：「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叔鞅之言王室也，可谓至赜矣。春秋书「王室乱」，一言以蔽之，又何恶焉？
右昭公二十二年王室乱之简
天王何以居于狄泉哉？何以入于成周哉？盖必有以之者矣，而《春秋》不书。天王，天之子也。天之子，非天其谁与立之？盖正者如此，不正者则否。突然见于策，若自天降然者，圣笔亦神矣哉！
右昭公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之简。
经》书地震，震于鲁也。《传》称南宫极震，震于周也。南宫极，南宫之极也。周大臣有南宫极者，于时附子朝，人恶焉，而以其氏名当之。
右昭公二十三年地震之简
死，恶物也，而或祈之，此岂人之情也哉？爕以暴君，婼以强臣，人之情于是为极。
右昭公二十五年叔孙婼卒之简。
公何以围成哉？季孙以货而使齐，齐以间而信之，故胥谖以愚公也。然则何以书「公」？盖独夫之云尔。同围而不同力，同力而不同心，非独夫而何？公至是益可哀矣！是赜也，非圣人其孰能形容之如是哉！
右昭公二十六年公围成之简
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也？子朝之余党在焉故也。故苌弘之建议城成周也，谓之迁都，盖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其孰能与于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为二，遂以入成周为入于京师，使迁都之说卒无所归，而弘之忠不白于后世。《洛诰》曰：「我卜涧水东、瀍水西」，是谓王城。又曰：「我又卜瀍水东」，是谓成周。乌乎！地之不考，乃害于义如此哉！
王城、下都，皆周公之所营也。一则藉平王之迁，一以藉敬王之入东，而又东西方之人逺矣。乌乎，伤哉！
已上并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之简。
意如之如晋也，应晋侯之召也。晋侯之召之也，将纳公也。属有通言者，故意如召而来焉，且从荀跞如干侯矣。《春秋》书曰：「季
译假如没有观从的谋划，人们中或许会有子臧、弃疾这样的人，弃疾本来也不会推辞。只是因为时间久了没有这样的举动，于是观从便趁机而入。那么弃疾杀害公子比，为什么能“免于弑君”的罪名呢？贼人不并称为君，公子比已经是贼人了，那么人人都可以诛杀他，难道只有弃疾吗？只听说弑君，没听说过弑贼。
以上是关于昭公十三年《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的简文。
这是关于常礼的议论，变通而得以记载，变通而未得以记载，都是常礼。
以上是关于昭公十五年祭祀武宫的简文。
荀吴攻克鼓国，是三代遗留下来的师法。好极了！好极了！
以上是关于昭公十五年晋荀吴率师讨伐鲜虞的简文。
戎狄的种类很多，难道能全部消灭吗？其中在陆浑的那一支，就在此时全部灭亡了。所以《春秋》说：“晋荀吴灭陆浑之戎。”
出兵出其不意，古代也有这样的做法。用祭祀来欺骗，不也是欺骗神灵吗？欺骗神灵不可以用兵，即使获胜，君子也不取法。
以上都是关于昭公十七年晋荀吴率师灭陆浑之戎的简文。
大辰是什么星？公羊氏说：“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也为大辰。”那么有星孛出现，在这三者中属于哪一种呢？查考左氏记载申须的话说：“彗星是用来除旧布新的。现在除旧于大火，大火出现必定布新。”由此看来，大辰应该是大火吧？当时占卜的人说这是大火的征兆，虽然或许可信，但未必一定如此。或者用后世的星志，说是王室之乱的征兆，是这样吗？难道是这样吗？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近。”
以上是关于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的简文。
弑，是杀人的别名。凡是下级杀上级都叫弑，其罪恶不取决于字义。所以许世子止也记载为弑。左氏称许悼公喝了世子止的药而死。止不是医生，他大概是自以为能行医吧？所以不通过医生而自行制药，亲人有病召医生而不选择，进药而不先尝，叫做不孝，何况不通过医生而自行制药呢？喝了止的药而死，是死于药，不是止又是谁？虽然如此，止后悔而逃亡并死去，不是不孝的儿子，而是不懂得重视亲人。不懂得重视亲人，不孝的苗头就在这里，所以《春秋》对此很谨慎。左氏说：“君子说：‘尽心竭力侍奉君主，舍弃药物是可以的。’”这话也是因噎废食之类的议论。何不也说选择医生并尝药，不以自己的意思参杂其中就可以了，舍弃药物怎么可以呢？
以上是关于昭公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的简文。
以周礼侍奉君主，而将死归于公孟，这是宗鲁所求取的名声，而最终却以盗贼记载。所以说：“求名不得。”
齐豹，是盗贼。为什么说宗鲁是盗贼？宗鲁，是齐豹的同伙。盗贼，大概是兼指齐豹、宗鲁。
以上都是关于昭公二十年盗杀卫侯的兄长絷的简文。
《易》说：“天下至赜，而不可恶也。”叔鞅关于王室的话，可以说是至赜了。《春秋》记载“王室乱”，一句话概括它，又有什么可厌恶的呢？
以上是关于昭公二十二年王室乱的简文
天王为什么居住在狄泉呢？为什么进入成周呢？大概有导致这样的原因，而《春秋》不记载。天王，是天之子。天之子，不是天还有谁立他呢？大概正当的就是这样，不正当的就不是。突然出现在简策上，好像从天而降一样，圣人的笔法也很神奇啊！
以上是关于昭公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的简文。
《经》记载地震，是震于鲁国。《传》称南宫极震，是震于周。南宫极，是南宫的极。周大臣有南宫极的，当时依附子朝，人们厌恶他，而用他的氏名来对应。
以上是关于昭公二十三年地震的简文
死，是恶物，而有人祈求它，这难道是人的常情吗？爕因为暴君，婼因为强臣，人的常情在这里达到了极点。
以上是关于昭公二十五年叔孙婼卒的简文。
公为什么围成呢？季孙用财物贿赂而派遣齐国，齐国因为间隙而相信他，所以胥谖用愚弄公。那么为什么记载“公”呢？大概是独夫的意思吧。一同围攻而不同出力，一同出力而不同心，不是独夫是什么？公到这里更加可哀了！这种至赜，不是圣人谁能这样形容呢！
以上是关于昭公二十六年公围成的简文
成周，是下都。王已经进入成周了，为什么不随即进入王城呢？因为子朝的余党在那里。所以苌弘建议修筑成周城墙，叫做迁都，大概他承担怨恨很大，不是忠之至者，谁能参与这件事？有人不知道王城、成周是两个地方，于是把进入成周当作进入京师，使得迁都的说法最终没有归宿，而弘的忠不能在后世显明。《洛诰》说：“我占卜涧水东、瀍水西”，这叫王城。又说：“我又占卜瀍水东”，这叫成周。唉！不考察地理，竟然害义到如此地步！
王城、下都，都是周公所经营的。一个凭借平王的迁徙，一个凭借敬王的进入东方，而东西方的人又很远了。唉，悲伤啊！
以上都是关于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的简文。
意如的如晋，是响应晋侯的召唤。晋侯的召唤，是将要迎立公。恰逢有通言的人，所以意如召他来，并且跟随荀跞到了干侯。《春秋》记载说：“季
右昭公三十一年季孙意如会晋荀跞之简。
黒肱何以不系之邾？分滥而国焉久矣。曷不称滥？分不出于天子，天下未有滥也。吾闻诸公羊云然，则拟诸郈、费成也不亦同乎？郈、费成，私邑也；滥，国而分焉者也，非私邑也。
右昭公三十一年《黑肱以滥来奔》之简。
诸侯之力，可以城成周，不可以城杞，此公私之辨也。或者以宗周、夏肄为重轻先后，岂《春秋》之志哉！
右昭公三十二年冬城成周之简。
定无正而有春王，春王三月也。事在三月，故以三月书。隠庄元年皆事在三月，然则何以有正月？隠庄于正月即位，史尝书之矣。《春秋》削而不书，不书而存正月，所以见不书故。若定公则六月即位，正月本无事，何书之有？故曰「春王三月」。
春秋》纪事，书也。纪莫大乎时，故无事亦书首时，有则随事书之而已。十有二月皆王月也。春三月无事则书正月，事在二月，王二月可也；事在三月，王三月亦可也。然隠、庄元年事皆在三月，曷为皆书正月也？立皆正月，即位不书，则无以示缺焉故也。定公即位则在六月，且书焉者也，不书正月何谓哉？系正月于王，《春秋》法也。徒王而无正，谓如「夏五」，可谓如「夫人氏」，乌可？
已上并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之简。
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无天子也。无天子而后敢执人于京师，无诸侯而后敢执人于国，无方伯而后敢执人于会。
右定公元年，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之简。
跻僖公，臧文仲之谬也；从祀先公，阳虎之奸也；立武宫，季孙行父之侈也；立炀宫，季孙意如之饰也。谬者不知其偏，侈者不克其妄，奸者不掩其发难之情，饰者不拯其斁彝之罪。
右定公元年立炀宫之简
同一召陵也，齐伯以兴，晋伯以衰。齐之兴也，管仲之功；晋之衰也，荀寅之罪。
右定公四年，公会刘子、晋侯于召陵，侵楚之简。
古人有言曰：「物莫能两大。」是故杞衰而越兴，虞衰而吴兴，陈衰而齐兴。
右定公四年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之简。
齐人谓齐之人也，齐侯在其中矣，外之也。外之也者，恶之也。
右定公七年齐人执卫行人北宫结以侵卫之简。
公会师无嫌会大夫失列矣
右定公八年公会晋师于瓦之简。
从祀而不禘主，是者谁欤？事出阳虎，有不忍言者。书法若此，固将以起问者尔。先公何以知为闵而非昭乎？诸侯五庙，二昭二穆，定之世，昭穆自文而下，闵祧矣，先公也。若昭则固当云昭公，非昭也。阳虎何急于是？闵且从祀矣，昭之不时祔，谁为之者？民方弗忍，而我且以是发之，季氏其何以解诸？此阳虎之情也。今夫阳虎之情，以媚则从祀也，以强则盗窃也。从祀顺而逆，盗窃逆而逆。春秋皆致法焉，无隠显，一也。
虎叛，不书；奔，不书；从祀先公，窃寳玉大弓，得寳玉大弓，则书：此所谓定、哀之间之微词也。叛，易知也；奔，易知也。祀乎？器乎？其于国也大矣，而人或以为小也，不书，其可乎？且书叛、书奔，迹也，而未若二者之书之得其情与势也，曲而中，称而隠，仲尼岂得已哉！
已上并定公八年从祀先公之简。
阳虎作乱而叛，是时也，鲁故多矣，不书，书其重者。曰「盗窃寳玉大弓」，而暴横无君之状着矣；曰「从祀先公」，盖发难之端也。其情逆，其事顺，启邪心有由哉？从祀于是乎书。
右定公八年盗窃寳玉大弓之简。
阳虎既窃寳玉大弓，鲁何以复得之？殆虎遗于道路，以为缓追之计也。追者得之，以归故府，故书曰「得」，幸之也，抑有遗恨焉耳。
右定公九年得寳玉大弓之简
齐既平矣，何以又有夹谷之会？会而归田，所以成乎平也。于是齐有异心焉，非仲尼在相，安能成此好乎？故君子归仲尼之功。或谓归仲尼之功，是小仲尼也。仲尼之功，上下与天地同流，何有于此？孰知此所以为仲尼之大哉！凡言大者，必尽乎小，乘田而蕃畜，委吏而计当，相会而好成，皆仲尼之大也。
右定公十年公会齐侯于夹谷之简。
郓、讙、龟阴
译这是昭公三十一年季孙意如与晋国荀跞相会的竹简。
黑肱为什么不系属于邾国？因为分割滥地而使其成为独立国家已经很久了。为什么不称其为滥国？因为分割并非出自天子，天下本没有滥国。我听说公羊传是这样说的，那么将滥国与郈、费相比，成公时的情形不也是一样的吗？郈、费是私邑；滥国是由国家分割而成的，并非私邑。
这是昭公三十一年《黑肱以滥来奔》的竹简。
诸侯的力量，可以用来修筑成周的城墙，却不可以用来修筑杞国的城墙，这就是公与私的区别。有人以宗周、夏裔为重轻先后的标准，这难道是《春秋》的宗旨吗！
这是昭公三十二年冬天修筑成周城墙的竹简。
定公没有正月的记载却有“春王”，这是春王三月。事情发生在三月，所以用三月来记载。隐公、庄公元年的事情也都发生在三月，那么为什么有正月的记载呢？隐公、庄公在正月即位，史官曾经记载过。《春秋》删削而不记载，不记载却保留正月，是为了显示不记载的缘故。如果是定公，则在六月即位，正月本来没有事情，有什么可记载的呢？所以说“春王三月”。
《春秋》记载史事，是书写。记载没有比时间更重要的，所以即使没有事情也要书写开头的时间，有事情就随着事情来记载罢了。十二个月都是王月。春季三月如果没有事情就书写正月，事情发生在二月，写“王二月”是可以的；事情发生在三月，写“王三月”也是可以的。然而隐公、庄公元年的事情都发生在三月，为什么都书写正月呢？因为即位都在正月，即位不记载，就无法显示缺失的缘故。定公即位则在六月，而且已经记载了，不记载正月是什么意思呢？将正月系于王之下，是《春秋》的法则。只有王而没有正月，就像“夏五”一样，可以说像“夫人氏”一样，怎么可以呢？
以上都是定公元年春王三月的竹简。
晋人在京师抓获宋国的仲几，是因为没有天子。没有天子才敢在京师抓获人，没有诸侯才敢在国内抓获人，没有方伯才敢在会盟时抓获人。
这是定公元年，晋人在京师抓获宋国仲几的竹简。
提升僖公的位次，是臧文仲的错误；让先公配享祭祀，是阳虎的奸诈；建立武宫，是季孙行父的奢侈；建立炀宫，是季孙意如的粉饰。错误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偏颇，奢侈的人不能克制自己的妄为，奸诈的人不能掩盖其发动叛乱的情状，粉饰的人不能挽救其败坏常道的罪过。
这是定公元年建立炀宫的竹简。
同样是召陵，齐国称霸因此兴起，晋国称霸因此衰落。齐国的兴起，是管仲的功劳；晋国的衰落，是荀寅的罪过。
这是定公四年，鲁定公与刘子、晋侯在召陵会盟，侵犯楚国的竹简。
古人有话说：“事物不能同时强大。”所以杞国衰落而越国兴起，虞国衰落而吴国兴起，陈国衰落而齐国兴起。
这是定公四年蔡侯率领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作战的竹简。
“齐人”指的是齐国人，齐侯包含在其中，这是将齐侯排除在外。排除在外，就是厌恶他。
这是定公七年齐人抓获卫国行人北宫结以侵犯卫国的竹简。
鲁定公与军队会合，没有嫌疑，会合大夫就失去了位次。
这是定公八年鲁定公与晋军在瓦地会合的竹简。
配享祭祀却不举行禘祭，做这件事的是谁呢？事情出自阳虎，有令人不忍言说的地方。书法如此，本来就是要引起提问者的疑问。先公怎么知道是闵公而不是昭公呢？诸侯有五座庙，二昭二穆，定公时代，昭穆从文公往下排，闵公已经迁出正庙，是先公。如果是昭公，本来应当说昭公，而不是昭公。阳虎为什么急于这样做？闵公已经配享祭祀了，昭公不及时附祭，是谁做的呢？百姓正不忍心，而我却借此发难，季氏怎么解释呢？这是阳虎的用意。现在阳虎的用意，用谄媚来配享祭祀，用强暴来盗窃。配享祭祀表面顺从实则逆乱，盗窃表面逆乱实则逆乱。《春秋》都对它们施加法则，没有隐晦与显明的区别，是一样的。
阳虎叛乱，不记载；逃亡，不记载；配享先公祭祀，盗窃宝玉和大弓，得到宝玉和大弓，则记载：这就是所谓定公、哀公之间的微言大义。叛乱，容易知道；逃亡，容易知道。祭祀吗？器物吗？它们对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而有人却认为它们渺小，不记载，可以吗？况且记载叛乱、记载逃亡，只是迹象，不如记载这两者更能得其情势，曲折而中肯，称述而隐晦，孔子岂是不得已吗！
以上都是定公八年配享先公祭祀的竹简。
阳虎作乱而叛逃，当时，鲁国的旧弊很多，不记载，只记载重要的。说“盗窃宝玉和大弓”，暴横无君的状况就显露了；说“配享先公”，大概是发动叛乱的开端。其情逆乱，其事顺从，开启邪心有缘由吗？配享祭祀在这里记载。
这是定公八年盗窃宝玉和大弓的竹简。
阳虎已经盗窃了宝玉和大弓，鲁国为什么又能得到它们？大概是阳虎遗落在路上，作为延缓追击的计策。追击的人得到了它们，归还到原来的府库，所以记载说“得”，是庆幸，但也含有遗憾。
这是定公九年得到宝玉和大弓的竹简。
齐国已经平定了，为什么又有夹谷之会？会盟后归还田地，是为了成就和平。当时齐国有异心，如果不是仲尼在旁辅佐，怎么能成就这种友好呢？所以君子归功于仲尼。有人说归功于仲尼，是看轻了仲尼。仲尼的功劳，上下与天地同流，何止于此？谁知道这正是仲尼的伟大之处啊！凡是说伟大的，必定穷尽于细微，管理田赋而牲畜繁殖，管理仓库而账目得当，辅佐会盟而友好达成，都是仲尼的伟大。
这是定公十年鲁定公与齐侯在夹谷会盟的竹简。
郓、讙、龟阴
，鲁田也。曷为言来归？无仲尼，则鲁无是田，田齐田也；有仲尼，则鲁有是田，田齐心也。来归，于是乎书。然则何以得乎齐？有行乎季孙之化，公羊氏云：「有言于夹谷之辞。」谷梁氏云：
译这是鲁国的田地。为什么记载说“来归”？如果没有孔子，那么鲁国就没有这块田地，这块田地是齐国的田地；有了孔子，那么鲁国就有了这块田地，这是齐国的心意。因此记载“来归”。那么鲁国是如何从齐国得到这块田地的呢？是因为实行了季孙氏的教化，公羊氏说：“有在夹谷之会上的言辞。”谷梁氏说：
前此尝归我济西田矣，后此尝归讙及阐矣，皆不云来。来者，齐志也。诚于归矣，归者平之约，来归者圣人之化。
已上并定公十年「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之简。
暨者，意均于众；及者，意专于独。故曰：暨犹暨暨也，暨暨者，众辞；及犹汲汲也，汲汲者，独辞。
右定公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陈之简。
令行乎叔孙、季孙，故可以堕郈、堕费；令不行乎孟孙，而公自围之，故不克。
三都之堕，仲尼之志乎？仲尼之志也，抑非仲尼不能与于此。于是仲尼在司寇之位，驷赤效其谋而郈堕，申句须、乐颀效其力而费堕，仲尼无声色焉。孟子曰：「所存者神。」此之谓矣。然则成何以不卒堕也？于是仲尼由司寇摄相事，未几去鲁矣。不然，于堕成乎何有？且堕成则齐人必至于北门，其意则私，其言或可听也。迟速之机，将于是乎在，仲尼亦何心哉！
已上并定公十二年《公围成》之简。
三子同叛，异情，罪必有等差焉，而夫子一书之，则何以断鞅之晋阳？犹鲁三家之郈、费，成卫孙林父之戚也，归我卫贡，其意何如哉？乃若朝歌者，宋之南里耳、萧耳、寅吉射，惟不知有君也，遽而称兵，无已而入朝歌，其迹何异于晋阳哉？知此义者，可以断斯狱矣。
右定公十三年，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之简。
君弑而不书弑者，名，传闻之未眞也。然则罪将曷归哉？臣子不讨贼，其罪一也。臣世子为大。
右定公十三年，薛弑其君比之简。
书》归脤，存王也。于是周之使命不行于诸侯久矣，然祭与号犹有存者。诸侯苟起尊王之心，孰其御之？
右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来归脤之简。
成风以下，母以子贵，而尊为夫人者多矣。其书之也，非得已也。今姒氏子未成君，夫人之号未之尊也，不曰「定姒」而何以哉？况卒也后公二月，葬也后公二旬，以君正妾，固宜若是也。
君夫人卒，必继室焉，祭必有主妇，故也。君卒，则祭在其嗣，何继之有？谓君母也者，养以夫人，葬从君夫人，礼也。僖、宣、昭、襄四妾母卒，皆夫人之葬，皆小君之。至于哀公之母，则惟曰定姒，何以异也？《春秋》，庸礼之书也。礼得则书，礼失则书，而已无与焉者也。然则孰为得？嫡妾之分尚矣，送终之礼大矣，可以近俗徇嗣君乎？
已上并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之简。
聩亡矣，灵公欲立郢。郢曰：「辄在。」是有见于嫡庶，无见于昭穆也。虽然，父丧而无子，则孙可以承重；父丧而有子，则孙不可以袭尊。可以承重者，礼之变；不可以袭尊者，道之常。礼变于变，不待命也；道变于常，虽有命，乌乎其从诸？聩、辄之父子，犹夷、齐之兄弟也。辄有父，聩亦有父。以位则聩，以命则郢。辄之拒聩，吁其甚哉！聩之杀母，其将乎？未可知也。父丧不哀，而惟位之利，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聩无父，辄亦无父。
右哀公二年，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之简。
汤作夏社，为后戒也。周存亳社，其犹汤之志欤？凡都邑皆有之，盖旧社云尔。
右哀公四年亳社灾之简
阳生弑而辛以齐赴云尔也，赴于师曰卒，故书于史亦曰卒，此春秋之法也。见弑而无媿于正，君子不谓之非命，此春秋之义也。
赴以卒，则卒；赴以弑，则弑。弑而赴以卒，其弑也，传闻云尔也。传闻不胜简书，是以书卒以待察也。此之疑狱，髠顽不忍以华即夷，阳生不忍以国予敌，故其被弑也，君子不谓之非命。易曰：「过涉灭顶，凶，无咎。」君臣一道也。荼之弑，归狱于陈乞，阳生之罪固在也。齐人杀之，宜何如？书曰弑，则无以讨昔之乱贼；不曰弑而曰杀，是以乱讨乱也。春秋之法，不以乱易乱，而可以乱讨乱乎？故因其以卒赴而卒之，此所谓时措从宜之难也。
已上并哀公十年齐侯阳生卒之简。
吴夷之也。夷之有救，不如诸夏之亡也。春秋书曰：「吴救陈。」所黜在彼，所伤在此。
右哀公十年吴救陈之简
鲁昭弱而资援于吴，故娶其女。吴强矣，曷为许之？徒欲尊贵其
译此前曾归还我济西的田地，后来曾归还讙和阐，都没有说“来”。说“来”，是齐国的意愿。诚心归附，是平公的盟约；主动来归，是圣人的教化。
以上都是定公十年“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的简文。
“暨”的意思在于众人；“及”的意思在于单独。所以说：暨就像暨暨，暨暨是众人的辞令；及就像汲汲，汲汲是单独的辞令。
右边是定公十年，宋公的弟弟辰和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的简文。
政令在叔孙、季孙那里得以施行，所以可以拆毁郈邑、拆毁费邑；政令在孟孙那里不能施行，而国君亲自围攻，所以没能攻克。
三座城邑的拆毁，是仲尼的志向吗？是仲尼的志向，但除了仲尼没有人能参与此事。当时仲尼担任司寇，驷赤献出计谋而郈邑被拆毁，申句须、乐颀出力而费邑被拆毁，仲尼没有显露声色。孟子说：“所存者神。”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为什么成邑最终没有拆毁呢？当时仲尼由司寇代理相国的事务，不久就离开鲁国了。不然的话，拆毁成邑有什么困难呢？况且拆毁成邑，齐国人必定会到达北门，他们的意图是私心的，他们的话或许可以听从。快慢的关键，将在于此，仲尼又有什么心思呢！
以上都是定公十二年《公围成》的简文。
三位大夫同样叛乱，但情况不同，罪责必定有等级差别，而夫子只记载了一件事，那么怎么判断鞅在晋阳的行为呢？就像鲁国三家的郈、费，成邑如同卫国的孙林父的戚邑，归还卫国贡品，他的意图是怎样的呢？至于朝歌，不过是宋国的南里、萧、寅吉射，只是不知道有君主，就贸然起兵，不停止而进入朝歌，他们的行迹与晋阳有什么不同呢？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可以判决这个案件了。
右边是定公十三年，晋赵鞅进入晋阳叛乱的简文。
君主被杀而不记载“弑”，是因为名字，传闻尚未真实。那么罪责将归给谁呢？臣子和世子不讨伐贼人，这是第一条罪责。臣子中世子地位最高。
右边是定公十三年，薛弑杀其君比的简文。
《春秋》记载“归脤”，是为了保存周王。当时周王的使命在诸侯中已经很久不施行了，然而祭祀和称号还有存在的。诸侯如果兴起尊王之心，谁能抵挡呢？
右边是定公十四年天王派石尚来归脤的简文。
成风以下，母亲因为儿子尊贵而被尊为夫人的很多。记载她们，是不得已的。现在姒氏的儿子没有成为国君，夫人的称号没有被尊崇，不称“定姒”又怎么称呼呢？况且去世在国君之后两个月，安葬在国君之后二十天，用国君的正妻来规范妾室，本来应该这样。
国君夫人去世，必定有继室，祭祀必定有主妇，所以如此。国君去世，祭祀在于继承人，有什么继室呢？说是国君的母亲，供养她像夫人，安葬她跟随国君夫人，这是礼制。僖公、宣公、昭公、襄公四位妾母去世，都按夫人的礼制安葬，都称为小君。至于哀公的母亲，只称定姒，为什么不同呢？《春秋》是记载常礼的书。符合礼制就记载，违背礼制也记载，自己并不参与其中。那么什么是符合礼制的？嫡庶的区别久远，送终的礼制重大，可以迎合世俗顺从继承人吗？
以上都是定公十五年姒氏去世的简文。
蒯聩已经逃亡，灵公想立郢。郢说：“辄在。”这是看到了嫡庶之分，没有看到昭穆之序。虽然如此，父亲去世而没有儿子，那么孙子可以承重；父亲去世而有儿子，那么孙子不可以继承尊位。可以承重，是礼制的变通；不可以继承尊位，是道义的常理。礼制在变通中变化，不需要命令；道义在常理中变化，虽然有命令，怎么能听从呢？蒯聩、辄的父子关系，就像伯夷、叔齐的兄弟关系。辄有父亲，蒯聩也有父亲。按地位是蒯聩，按命令是郢。辄拒绝蒯聩，唉，太过分了！蒯聩杀害母亲，他将怎样呢？不可预知。父亲去世不悲哀，只贪图地位，这都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蒯聩没有父亲，辄也没有父亲。
右边是哀公二年，晋赵鞅率领军队接纳卫世子蒯聩到戚邑的简文。
商汤建立夏社，是为了给后人警戒。周朝保存亳社，大概还是商汤的志向吧？凡是都城都有，大概是旧社罢了。
右边是哀公四年亳社发生火灾的简文。
阳生被杀而辛以齐国的名义报丧说“卒”罢了，向军队报丧说“卒”，所以史书也记载为“卒”，这是《春秋》的法则。被杀而不以正名为愧，君子不认为这是非命，这是《春秋》的道义。
报丧说“卒”，就记载为“卒”；报丧说“弑”，就记载为“弑”。被杀而报丧说“卒”，他的被杀，是传闻罢了。传闻胜过简书的记载，所以记载为“卒”以等待查察。这个可疑的案件，髠顽不忍心以华夏变为夷狄，阳生不忍心把国家给敌人，所以他们被杀，君子不认为这是非命。《易经》说：“涉水过深淹没头顶，凶险，但没有过错。”君臣之道是一样的。荼的被杀，归罪于陈乞，阳生的罪责本来就在。齐国人杀了他，应该怎样？记载为“弑”，就无法讨伐以前的乱贼；不称“弑”而称“杀”，是用乱贼讨伐乱贼。《春秋》的法则，不以乱贼代替乱贼，而可以用乱贼讨伐乱贼吗？所以根据他们以“卒”报丧而记载为“卒”，这就是所说的因时制宜的困难。
以上都是哀公十年齐侯阳生去世的简文。
吴国是夷狄。夷狄的救援，不如诸夏的灭亡。《春秋》记载：“吴救陈。”被贬低的是那边，受伤的是这边。
右边是哀公十年吴救陈的简文。
鲁昭公软弱而依靠吴国的援助，所以娶了他的女儿。吴国强大了，为什么答应呢？只是想要尊贵
女，而不知礼之不可也。盖礼之废久矣，然名不正则言不顺，故不请于君，不见于庙，不登于策，不称夫人，而以孟子称于国。当是时，国人上下莫不称为孟子也。既而公逐顚沛，淹恤伉俪，俱困公薨之后，茕然一妇人，寄迹强臣之间，谁复以夫人待之？生以辱生，死以辱死，礼之不可废也如此哉！是故卒书孟子，不薨不成薨也，不葬不成葬也，在当时皆纪实也。《春秋》修之，有讳之义焉，而昭公之罪着矣。或谓天王举法当何如？曰：「削之则无名可削也，黜之则无位可黜也，归之吴而葬焉，其将然乎？」
译你，却不知道礼制是不可违背的。大概礼制被废弃已经很久了，然而名分不正则言辞就不顺当，所以没有向国君请示，没有在宗庙中举行仪式，没有记载在史册上，不称她为夫人，而在国内以“孟子”称呼她。在那时，国人上下没有不称她为孟子的。不久，国君驱逐了季孙氏，淹恤伉俪之事，都发生在国君去世之后，她孤苦伶仃地作为一个妇人，寄居在权臣之间，谁还会以夫人的礼节对待她呢？活着受辱，死后也受辱，礼制不可废弃的道理就是这样啊！因此最终史书称她为孟子，不称“薨”是因为不符合“薨”的规格，不称“葬”是因为不符合“葬”的规格，在当时这都是如实记录。《春秋》对此进行修订，含有避讳的意义，而昭公的罪过也就显露出来了。有人问，对于天王（或指国君）依循法度应当如何处理？回答说：“削去他的名号则没有名号可以削去，废黜他的地位则没有地位可以废黜，把他送回吴国并在那里安葬，难道会这样吗？”
聘则为妻，礼也。娶同姓，聘犹不聘也。孟子何名哉？昭公为之讳也。春秋书之，有正名之义焉。不然则夫人之矣。经曰：「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盖称妾之词如此。
已上并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之简。
或曰：「春秋不敢进退诸侯，其然乎？」曰：「然。有王命则敢，无王命则不敢。命非时王之命也，先王之命也。周爵五等，王之命也；四夷称子，王之命也。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名莫大于王。吴王矣，楚王矣，《春秋》退而子之，以从王命，而天下之名分于是乎定，何不敢哉？若齐桓，侯也，则固不敢退而伯之也；晋文，侯也，亦固不敢退而伯之也，王命故也。虽然，桓、文尝称公矣，《春秋》于其葬也，乃亦公之，何哉？存僣称以着私谥，所以为王命削之之地也，亦固所以退之也。僣王者，号于天下；僣公者，称于国中。权轻重而致法，庸礼讨罪，一以王命而已，无与焉。是故《春秋》之进退诸侯，有王命敢，无王命不敢。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此之谓也。」
春秋》于诸侯，有退而无进。其退之也，有王命也；无王命而进之，则乌乎敢？是故楚称王，非王命也，则退而子之，子其爵也，王之命之久矣。吴称王，非王命也，则退而子之，子其爵也，王之命之久矣。夫是之谓退。然则齐，侯爵也，其葬也则公之；晋，侯爵也，其葬也亦公之。至于诸国皆然，得非进乎？因私谥而着其僣称，以俟王命，王有命，斯退之矣。是退也，非进也。吴楚之不称葬，奈何？罪殊而法异，《春秋》盖有不得已焉耳。五爵莫尊于公，然有土封者，其臣皆得称之，没以配谥，僣矣。议其罪而黜焉，宜也。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王可一朝称乎？此所谓不待教而诛之者。故列国书葬，吴楚不书葬，所谓罪殊而法异者如此。此《春秋》退诸侯之道也。或曰：「《春秋》以王爵待吴楚，故书子。子之书，于势为退，于道为进，退之所以进之也。」
吴凡四称子，爵也；王，僣号也。伯盖晋侯称命圭之辞云：「公」，则晋侯欲其去王而称爵，故不曰子而曰公，盖犹为相尊之辞也。
已上并哀公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之简。
西狩，孰狩哉？国狩也。公与乎？公命而不与，与则书公矣，不书公，知其不与也。获麟而赐虞人，孰赐之也？献于公而公赐之，故仲尼得观焉。获麟，于是乎书。
春秋非感麟而作，感麟而止也。书至鲁哀，以言乎时，则久矣；以言乎事，则多矣；以言乎典礼命讨，则庶几乎备矣。圣笔将絶，而麟出且踣焉，故以是歳止。卦畴以图书作，春秋以麟止，作以天，止亦以天。
获麟，为天下纪异也。麟在周南为祥，在《春秋》为异，何者？非其时也。仲尼之作《春秋》，欲俟明王行此义于天下也。陈恒弑君，仲尼尝沐浴请讨。《春秋》之世，为恒者众矣。仲尼请讨之志，宁知老之将至乎？至是絶笔焉，以其欲行于天下者，而传之后世，盖亦不得已焉尔矣，故以异终。虽然，《春秋》治于万世，麟万世之祥也，祥异无定物。
圣人因鲁史而修《春秋》，不以《春秋》而废鲁史；《春秋》行，则鲁史从之矣。然则鲁史安在？今之《左传》是也。何以谓之传？传以附经，左氏盖修饰之。
仲尼假鲁史而修《春秋》，所以经世也。年至二百四十有二，经世之道畧备矣，圣笔于是乎终焉，初不系于麟之出与不出也。然麟，瑞物也，可游也，不可获也。获麟，为天下纪异也，此其系于世道大矣，故终也取之。经莫重于始，亦莫重于终，故始以春王，终以获麟。
春秋》谨严，犹待传者乎？将起问者乎？天何心哉？日月行焉，众星丽焉，天何心哉？
已上并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之简。
简端录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简端録卷十
（明）邵寳 撰
○礼记【孝经附凡一百六】
此修已以敬之道也，安民其效也，不期而自得焉者也。「安民哉！」眞古经之言哉，简而旨。
毋不敬，总身心内外言之
译以聘礼迎娶，就是妻子，这是礼制。娶同姓女子，即使有聘礼也如同没有聘礼一样。孟子（鲁昭公夫人）为什么称名呢？这是鲁昭公为她避讳。《春秋》记载此事，有端正名分的意义。否则就把她当作夫人了。《春秋》经文说：“天王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助丧财物。”大概称呼妾的用语就是这样。
以上都是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去世的竹简内容。
有人说：“《春秋》不敢贬退诸侯，是这样吗？”回答说：“是的。有王命就敢，没有王命就不敢。这王命不是当今天子的命令，而是先王的命令。周朝爵位分五等，这是王的命令；四方夷狄称子，也是王的命令。礼制没有比区分等级更重要的，区分等级没有比名分更重要的，名分没有比王更重要的。吴国称王了，楚国称王了，《春秋》贬退他们而称他们为子，以顺从王的命令，于是天下的名分等级就确定了，有什么不敢的呢？至于齐桓公，是侯爵，本来就不敢贬退他而称他为伯；晋文公，是侯爵，也本来就不敢贬退他而称他为伯，这是因为王的命令。虽然如此，桓公、文公曾经称公，《春秋》在他们下葬时，也就称他们为公，为什么呢？保留他们僭越的称号以彰显私谥，这是为了给他们被王命削爵留下余地，这也是本来就要贬退他们的原因。僭越称王的，在天下号称；僭越称公的，在国内号称。权衡轻重而施以法度，依礼讨罪，一概以王的命令为准，不掺杂其他因素。所以《春秋》贬退或进升诸侯，有王命就敢，没有王命就不敢。所以说：‘《春秋》，是天子的事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春秋》对于诸侯，只有贬退而没有进升。它贬退诸侯，是因为有王命；如果没有王命而进升他们，那怎么敢呢？所以楚国称王，不是王的命令，就贬退他们而称他们为子，子是他的爵位，这是王的命令很久了。吴国称王，不是王的命令，就贬退他们而称他们为子，子是他的爵位，这是王的命令很久了。这就叫做贬退。那么齐国，是侯爵，下葬时却称他们为公；晋国，是侯爵，下葬时也称他们为公。至于各国都是这样，难道不是进升吗？借私谥来彰显他们的僭越称号，以等待王的命令，王有命令，就贬退他们了。这是贬退，不是进升。吴国楚国不记载下葬，为什么呢？罪行不同而法度不同，《春秋》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地方。五等爵位中没有比公更尊贵的，然而有土地封邑的人，他的臣下都能称公，死后用来配谥号，就是僭越了。议论他们的罪行而废黜他们，是适宜的。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王，王可以一朝称吗？这就是所谓不等待教化就诛杀的人。所以各国记载下葬，吴国楚国不记载下葬，所谓罪行不同而法度不同就是这样。这是《春秋》贬退诸侯的方法。有人说：“《春秋》用王的爵位对待吴国楚国，所以称他们为子。称子，在势位上是贬退，在道义上是进升，贬退是为了进升他们。”
吴国总共四次称子，这是爵位；称王，是僭越的称号。伯大概是晋侯称命圭的用语。说：“公”，则是晋侯希望他们去掉王号而称爵位，所以不称子而称公，大概是还作为相互尊重的用语。
以上都是哀公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的竹简内容。
西狩，是谁在狩猎呢？是国家在狩猎。鲁公参与了吗？鲁公下令但不参与，如果参与就会记载鲁公了，不记载鲁公，就知道他不参与。捕获麒麟而赏赐给虞人，是谁赏赐的呢？献给鲁公而鲁公赏赐给他，所以孔子得以观看。捕获麒麟，于是记载此事。
《春秋》不是因为感应麒麟而作，而是因为感应麒麟而止。记载到鲁哀公，从时间来说，已经很久了；从事件来说，已经很多了；从典礼命讨来说，差不多完备了。圣人的笔将要停止，而麒麟出现且跌倒，所以在这年停止。卦象范畴因图书而作，《春秋》因麒麟而止，作是因为天意，止也是因为天意。
捕获麒麟，是为天下记录异象。麒麟在周南是祥瑞，在《春秋》是异象，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它出现的时候。孔子作《春秋》，想要等待明王在天下实行这种义理。陈恒弑君，孔子曾经沐浴请求讨伐。《春秋》的时代，像陈恒这样的人很多。孔子请求讨伐的志向，难道知道衰老将至吗？到这里停止笔，把他想要行于天下的志向，传给后世，大概也是不得已罢了，所以以异象结束。虽然如此，《春秋》治理万世，麒麟是万世的祥瑞，祥瑞和异象没有固定的事物。
圣人依据鲁史而修《春秋》，不因为《春秋》而废弃鲁史；《春秋》通行，那么鲁史就跟随它了。那么鲁史在哪里呢？现在的《左传》就是。为什么叫传呢？传是依附于经的，左氏大概是修饰它。
孔子借鲁史而修《春秋》，是为了经世济民。年龄到了二百四十二岁，经世济民的大道大致完备了，圣人的笔在这里停止，起初并不取决于麒麟的出现与否。然而麒麟，是瑞物，可以游历，不可以捕获。捕获麒麟，是为天下记录异象，这与世道关系重大，所以终结时选取它。经典没有比开始更重要的，也没有比结束更重要的，所以开始以春王，结束以获麟。
《春秋》严谨，难道还需要传吗？将要引起提问吗？天有什么心思呢？日月运行，众星依附，天有什么心思呢？
以上都是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的竹简内容。
简端录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简端録卷十
（明）邵寳 撰
○礼记【孝经附凡一百六】
这是修养自己以恭敬为道的道理，使百姓安定是它的效果，不期望而自然得到的。“安民哉！”真是古经的话啊，简练而意旨深远。
没有不恭敬的，总括身心内外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