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稗卷十一

译孔子在世，我颜回怎敢去死。」由此可知原本就是“死”字。刘敞认为《尚书》中的“愿而恭”，“恭”字大概是“泰”字之误，因为诚恳再加上恭敬，就会愈发拘谨而不和谐了，这怎么能补救他不足之处呢？我查看《南史》，顾愿字子恭，虞愿字士恭，由此知道“恭”字在古代就是这样用的。郭次象认为《孟子》中“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少”应当读作多少的“少”，意思是人既然知道喜好美色，那么爱慕父母的心就少了。艾，是息的意思，如同耆艾的艾，这种说法也不错。然而查看《离骚》中“竦长剑兮拥幼艾”，《战国策》中“不以予工，乃与幼艾”，注疏引用《孟子》“慕少艾”的话；又齐王有七个孺子，注解说：“孺子指的是幼艾美女。”由此知道将“少艾”解释为幼美，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了。后世解释经书有极佳的地方，然而查看史传所引用的，又往往不是这样，像这样的情况很多，无法一一列举。我早年跟随老先生学习《论语》中“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已”，老先生说孔子每件事都谦逊退让，不应该自称别人不如我好学，只需将“焉”字下面的一点移到“焉”字上面，把“焉”字当作“烟”字来读，文意就完全不同了。然而查看《北史》引用这句话，却是“如丘者焉”，由此知道后学解释经典，正不必刻意过度去穿凿附会，只要不违背圣人经书的宗旨就可以了。

译《论语》自有章句，而解说者却把它弄乱了。《论语》中本来就有引用古语来阐述义理的情况，比如“祭祀时就像祖先真在面前，祭祀神灵时就像神灵真在面前”，这两句正是古语。至于说“孔子说：‘我不亲自参加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一样。’”这类说法，乃是孔子因这些古语有所感发，所以才作出这样的论述。以此类推，“唐棣的花，翩翩地摇摆。难道不想念你吗？只是家室太遥远罢了。”孔子说：“是你没有真正想念罢了，有什么遥远的呢？”“不能恒久保持德行，有时会承受羞辱。”孔子说：“不用占卜就知道了。”“看到颜色就飞起来，盘旋之后才落下。”孔子说：“山梁上的雌野鸡，懂得时机的把握啊！”“微子离开了殷朝，箕子做了殷朝的奴隶，比干劝谏而死。”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人啊。”凡是这类情况，都是依据上句古语而立论，那么上句也就是古语了，弟子们因而一并记录下来，章节次序就是这样。解说者因为起始语没有“孔子曰”三个字，于是就把上句附在前一段落里进行解说，甚至把《唐棣》篇比作“可与权”，这就错了。又如“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下面接着是“孔子说：‘颜回啊，不是帮助我的人，他对我的话没有不喜欢的。’”“孔子说：‘闵子骞真是孝顺啊！人们对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没有异议。’”这应该是一章。“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解说者认为是四科，大概是孔门当时有这些科目，弟子记录下来，于是接着记下孔子关于颜渊、闵子骞的话，以显示颜渊、闵子骞之所以列为德行四科之首的原因如此。这两个“孔子曰”连同四科一起解说也可以，大概文理上或许是这样。以此类推，比如“柴愚笨，参迟钝，师偏激，由粗野”，这四句也必定是当时有这样的品评，下面说“孔子说：‘颜回大概差不多了，但他常常贫困。端木赐不接受天命，却从事商业活动，猜测行情却屡次猜中。’”这也与记录颜渊、闵子骞的情况相同，这应当是一章。又如“隐逸之士：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接着是“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是伯夷、叔齐吧！’直到‘我却不同于他们，无可无不可。’”这又是一章，文势与前两章正是一类。解说者又因为起始语没有“孔子曰”三个字，大多把四科连同上文“跟随我在陈国、蔡国受困的人，都不在门下”作为一章。如果这样，那么“柴愚笨，参迟钝”就应当附在冉求聚敛钱财的段落之下，而“隐逸之士”又应当与子路遇到扛着草丈人的地方合并为一章，这可以吗？《论语》的章句本应如此，而解说者把它弄乱了，于是失去了它的本义，这不可以不纠正（《扪虱新话》）

《礼运》中孔子说：“我想观察夏代的道，所以去杞国，但不足以验证，我得到了《夏时》；我想观察殷代的道，所以去宋国，但不足以验证，我得到了《坤干》。”读到这里，才知道《论语》中“夏代的礼我能说出来，杞国不足以验证；殷代的礼我能说出来，宋国不足以验证”，大概应该在“之”字上断句（《野客丛书》）

解释经书旨意，贵在简明，只有孟子是这样。他引用《公刘》这首诗：“于是积蓄粮食，于是包裹干粮，装入袋中，装入囊中，想着收敛锋芒以显光辉，拉开弓矢，举起干戈戚扬，于是开始启程。”而解释它的词句只说：“所以居住的人有积蓄的粮仓，出行的人有包裹的干粮，然后才可以开始启程。”他引用《蒸民》这首诗：“上天生育众民，有事物就有法则，民众秉持常道，喜好这种美德。”而引用孔子的话加以解释，只说：“所以有事物必定有法则，这是民众秉持的常道，所以喜好这种美德。”用了两个“故”字、一个“必”字、一个“也”字，而四句的含义就昭然若揭了。那些用三万言来训释“曰若稽古”的人，真可以把他们的书用来盖酱坛了（《容斋随笔》）

钱升岩说：“《大学》以格物开始，以絜矩结束。格物就是度量本末，絜矩就是度量人己。所以广运说：‘格，就是度量。’《汉书》说：‘度量长短，衡量大小。’絜也是度量的意思。这样前后就一贯了（《四书剩言》）

先仲氏以前论述格物，认为《大学》既然出现了“物”字，就不应当一个字作两种解释。假如其他经典中“物”字杂乱出现，比如《周礼》宗伯“辨别名物”，《春秋传》“使民众遵循规范”，《国语》“用毛皮来显示物品”，《乐记》“事物以群体区分”，《礼记·缁衣》“言语有实质而行为有准则”，《尚书》“能够勤勉于小事”，那么一经一义，一字一解，任其自便。至于大司徒用乡三物教化万民，就不能说六德的物不是六行的物；哀公问“仁人不超过事物的限度，孝子不超过事物的限度”，就不能说仁人是一种物，孝子是另一种物。现在《大学》既然以本末为物，那么格物的物就是本末的物，却又举出其他的物来解释格物，那就是同一个“物”字前后意义不同，怎么能作为训释呢（《四书剩言》）

我曾经读《货殖列传》读到“唐都河东，殷都河内，周都河南。夫三河在

译天下之中，如同鼎的三只脚，是帝王轮流居住的地方。」不禁感叹说：「奇怪啊！三河地区都不在殷朝王畿的范围之内，而世人有时却并不知道。」大概从商汤居住在南亳以后，到商纣王居住在朝歌以前，总共六百四十五年，定都在河南的有三次，定都在河北的有四次。这三次是哪三次呢？第一，《括地志》说：「南亳的旧城在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就是商汤所定都的地方。」这是第一次。荥阳的旧城在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是殷朝时敖地的所在地，就是仲丁迁都的地方，这是第二次。亳邑的旧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就是盘庚迁都的地方，这是第三次。那四次是哪四次呢？第一，旧殷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南十三里，就是河亶甲修筑并定都的地方，这是第一次。耿城，是旧耿国的所在地，在绛州龙门县东南十二里，祖乙时城墙倒塌，这说明在祖乙之前这里已经是都城了。第二，邢国的旧城在邢州外城内的西南角，就是祖乙迁都的地方，这是第二次。朝歌的旧城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本是妺邑，有人说武乙迁都于此，也有人说武丁才开始定都于此，这是第三次。计算起来，南亳在最东边，耿城在最西边，相距虽然不到二千里，但实际也不止一千多里，那么殷朝的王畿竟然如此辽阔吗？我说：以周朝的镐京方圆八百里，颜师古说：「八八六十四，是方圆百里的六十四块。」洛邑方圆六百里，颜师古说：「六六三十六，是方圆百里的三十六块。」两个都城加起来共得方圆百里的百块，所以《诗经》说：「王畿千里。」然而周朝所说的千里，是指国家而言，难道像如今路程的里数吗？我私下认为周朝既然如此，殷朝怎么会不这样呢？

译财富是末节。古人把财富看作末节，所以舜任命九官，没有专门管理财政的职位。周代掌管财赋的职务，全都由天官冡宰统领，而六卿中没有专门负责的人。汉代的九卿：一是太常，二是光禄勋，三是卫尉，四是太仆，五是廷尉，六是鸿胪，七是宗正，八大农，九是少府。大农掌管国家财政排在后面，少府掌管天子的私产又排在最后。唐代的九卿：一是太常，二是光禄，三是卫尉，四是宗正，五是太仆，六是大里，七是鸿胪，八是司农，九是太府，大体上与汉代没有不同。而户部不过是尚书省的属官，所以与吏、礼、兵、刑、工并列成为六部。至于大司徒教化百姓的职责，实际上由宰相总领。如果罢免宰相，废除司徒，让六部尚书成为二品官，这就不是重视教化而后重视财货的道理了。（《日知录》）

“易色”有两个含义：一是作为“改易”的易，读音为“亦”，那么色就是脸色，意思是改变脸色来礼遇对方。程伊川说：“改变脸色。”这是正确的。一是作为“难易”的易，读音为“异”，那么色就是女色，意思是尊重贤人就会轻视女色。汉代李寻论述天象时说：“少微星在前，女宫星在后。”“贤贤易色”就是取法于此。颜师古所说的“尊重贤人，轻视女色”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改变喜好女色的心，那就必须明确写出“好”字，比如“如好好色”、“吾未见好德如好色”，从来没有只写一个“色”字就能成句的。凡是从事训诂的学者，称为章句之学，那么在字句之间，也不应该如此固执不通。（《论语稽求篇》）

先兄仲氏说：“养有两个含义，一是饮食，一是服侍。曾子供养曾晳，一定有酒肉，这是饮食。如果《仪礼·既夕礼》说‘养者皆斋’，《文王世子》说‘竖言疾，则世子斋玄而养’，这是侍奉病人。世上没有生病困顿还享用饮食的人。至于《檀弓》说‘事亲左右就养’，注解说作扶持，我以前曾经怀疑过。等到看到侍奉君主、侍奉老师也说‘就养’，就没听说过君主到臣子那里吃饭，老师可以前往教导，像近代延请老师供给饭食那样，然后才知道养的意思是奉侍，而不是饮食。所以郑康成注解‘就养有方’，说不侵犯官职，而孔颖达引用春秋栾针为晋侯驾车的事来阐明，说栾书率领军队，虽然君主的车辆陷入泥沼，但代替驾车救君主，被称为侵犯官职，这正是解释养最贴切的地方。如果《孝经》说‘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那么刚出生的幼儿，哪里能供给豆水？所谓承欢，就是养。所以养上有两个含义，饮食和奉侍是也；养下也有两个含义，抚育和乳哺是也。‘未有学养子’，是乳哺；‘以善养人’，是中间；‘养不中’，不是乳哺。养物也是这样，喂食而不爱护，是喂饲。庄子养木鸡，孟子养贰棘，不是喂饲。徐仲山说：‘犬马能侍奉人，所以说能。如果人养犬马，有什么能？哪里见过有人不能喂牲畜的？’唐代李峤为独孤氏请求陪葬昭陵合葬母亲的表文说：‘犬马含有灵性，乌鸦有情，怎能怀着反哺之心，难道能说能养？’那么在唐代，都把犬马比作人子，把能养理解为能奉侍亲人。所以马周上疏说：‘臣年少时失去父母，犬马般的奉侍已经无处施展。’这些都是解释经文中明显见于章疏的。如果晋代束晳补亡诗说：‘嗷嗷林乌，受哺于子。养隆敬薄，惟禽之似。’这虽然把养理解为食养，但也是禽鸟供养亲人，不是人供养禽鸟。而且束晳本是晋人，他在晋代已经不曾使用，为什么说法到了赵宋？王丰甫辞免起复的表文也说：‘犬马之养未伸，风木之悲累至。’没想到数千年来共同遵循的注解，却被何氏一人改变；把晋、唐、宋都不曾使用的邪说，朱子忽然遵从。张南士说：‘古代很少用比喻，都有伦常类别。比拟不符合伦常，是古人所禁止的。哪有斥责亲人为犬马，却可以出口成言、立为文字的？郑子家用畜老比喻君主，最终导致弑君；齐国鲍牧斥责先君，竖牛终究是奸党。难道圣人告诫世人，却肯说出这样的话？’《坊记》子云：‘小人皆能养其亲，不敬何以……’辨析这个正与‘皆能有养’语气相同，那么夫子这句话，夫子已经自己注解了。人不理解经文，也应当通晓经文，何不取《坊记》再读一读呢？（《论语稽求篇》）

卢格《荷亭辨论》说：“攻有两个含义：治理就是‘庶民攻之’，攻击就是‘鸣鼓而攻之’。”《晋书·索紞传》：叔彻擅长术数占卜，乡人前来占卜的人像集市一样多。索紞说：‘“攻乎异端”，警告在于害己，不要多事，多事多患。’于是故意虚假地说，没有应验就停止了。只有以占梦为没有悔恨，才不逆问。孙奕《示儿编》说：“攻如‘攻人之恶’的攻，是自己停止。”我太祖的解释也是这样。有异端，必有同端。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是圣人的同端，天下大同之道，哪里有什么异端呢？（《留青日札》）

《荷亭辨论》，侍御史卢格著。解释“攻乎异端”，说“攻”字有两个含义：治理，言辞就是“庶民

译“攻之”就是这样；“击”，如果解释为言辞，那就是“鸣鼓而攻之”的意思。所谓“击去异端，斯害也已”，意思是打击排斥异端邪说，这种祸害就停止了。昨天看到宋儒孙奕的《示儿编》里有这种说法，他的解释尤其明白，说“攻”如同“攻人之恶”中的“攻”，“己”如同“末由也已”中的“己”，“巳”则是停止的意思。可以说简明扼要（出自《七修类稿》）。

译不仁

天下不仁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喜好犯上作乱的人，一类是花言巧语、装出伪善面孔的人。从自幼不孝顺父母、不友爱兄弟，发展到弑杀父亲和君主，这都是喜好犯上作乱之人的推演结果；从耸肩谄笑、意见未同就附和，发展到唯恐失去权位，无所不为，这都是巧言令色之人的推演结果。然而这两类人，常常相互依存而在世上立足。有王莽篡位弑君，就一定有扬雄撰写《美新》加以赞美；有曹操逼迫汉献帝禅让，就一定有潘勖撰写九锡之文。因此，动乱之所以产生，犯上者作为首领，巧言者作为辅佐。所以大禹称“巧言令色，大奸”，将巧言令色之人与欢兜、有苗归为一类，这真是令人畏惧啊！那么求学的人应当怎么做呢？必须首先提倡孝悌，以消除他们悖逆凌暴的心；接着提倡忠信，以去除他们谄媚逢迎的习气。使一言一行都发自本心，不让不仁加诸自身，这样之后才可以修身治国。《论语》开篇列出有子、曾子的话，是为了补充孔子平日所未及之处，其中的次序也不是没有深意的（《日知录》）

宋不足征

宋国从微子到戴公，礼乐已经废坏。正考甫从周朝太师那里得到《商颂》十二篇，后来又丢失了七篇，到孔子时仅存五篇罢了。宋国是商朝王室的后裔，对于前代的诗歌尚且如此，其他方面可想而知。孔子所说的“商朝的礼我能说，但宋国不足以验证”，大概对此有所感叹。杞国作为夏朝的后裔，以至于使用夷狄的礼仪，文献方面还有什么可取的呢？郯国比杞、宋小，少昊氏比夏、商久远，而关于凤鸟的事，郯子能一一列举不忘，说：“这是我的祖先，我知道。”这也算是贤德了（《容斋随笔》）

媚奥

奥是什么神呢？比如祭祀灶神，就迎接神主在奥位祭祀，这就是灶神了。时人的话说，讨好君主的人，在朝廷之上顺从君意，不如在君王退朝宴饮时逢迎。注释把奥比作君主，把灶比作权臣，本是一件事，却分开为二，不符合语意（《日知录》）

入太庙每事问

邹，是鲁国的邑名，现在在邹县境内。鄹人之子，是孔子年少贫贱时的称呼。集注说：“这大概是孔子刚开始做官时，进入太庙协助祭祀。”最为恰当。刚开始做官，就是指孔子二十岁做委吏、二十一岁做乘田吏，正与年少贫贱的称呼相吻合。有人说：“这两种是什么卑贱的职务，敢在太庙中奔走效劳？”我说：“看《祭统》：‘辉者，是甲吏中地位低下的；胞者，是肉吏中地位低下的；翟者，是乐吏中地位低下的；阍者，是守门人中地位低下的。’他们都因在宗庙中有事，神主把剩下的食物赐给他们。那么委吏就像《周礼》中的委人，供给祭祀用的薪柴木材；乘田吏就像《周礼》中的牛人、羊人。牛人：‘凡是祭祀，供给牛牲的支架和盆簝以等待使用。’羊人：‘凡是祭祀，装饰羔羊；祭祀时，割羊牲，陈列羊头。’并非与太庙事务无关，他们应在众有司之列是可以知道的。唯独在祭祀时，鲁君在前，卿大夫侍从，庄重肃穆，怎么容得下一个年少且卑贱的人大声致辞呢？所以顾瑞屏认为孔子入太庙，应当是隔日斋戒，才可以每事问，这是不对的。若是平日前往观看，如《荀子》所载孔子在鲁桓公庙观看欹器，问守庙的人说：‘这是什么器具？’之类，那么不是在执事严谨之时，纵然来不知礼受讥讽，也不必毅然立辩说：‘这是礼。’以表明其敬谨之意。这也是吴愈也韩余云所说的，因此一并记下（《四书释地绘》）

哀公问社

哀公向宰我问社神的事，宰我回答说：“夏朝人用松木，殷朝人用柏木，周朝人用栗木。”又说：“使百姓战栗。”孔子听说后说：“已经完成的事不必再解释，已经成功的事不必再劝谏，已经过去的事不必再追究。”古人立社，只是根据土地适宜生长的树木来设立，起初并非追求奇异而从中取义。哀公本不必发问，既然听到用栗木的话，就产生了使百姓战栗的说法，他的意思是古人不服从命令的在社神前杀戮，以此来威慑百姓，但这其实是不对的。孔子责备宰我不能因事进献可行的建议、废除不可行的，既然不是已经完成的事，还可以解释；又不是已经成功的事，还可以劝谏；况且不是已经过去的事，有什么可追究的？有人说“使百姓战栗”这一句也出自宰我，记录者为了与前面的话区别，所以加“曰”字来引出，这也是一种说法。然而战栗的回答，如果出自宰我，则是诱导君主严酷，显然不适宜；如果出自哀公，则应当及时纠正以杜绝其开端，两者都失当，无法逃脱圣人的责备。哀公想借越国攻打鲁国来铲除三桓，未能成功，最终被三桓驱逐，以至于失去国家，其根源大概就在这里。何休注《公羊传》说：“松通‘容’，想见其容貌而侍奉，是主人端正的意思；柏通‘迫’，亲近而不疏远，是主地端正的意思；栗通‘战栗’，恭敬谨慎的样子，是主天端正的意思。”那么战栗的说法也有依据。《公羊传》说：“虞主用桑木，练主用栗木。”那么三代所供奉的社神，大概也是以松、柏、栗作为神主吧？并非种植这些树木。程伊川有这样的说法（《容斋五笔》）

管氏有三归

旧注引用包咸的说法，认为三归是

译娶三个不同姓氏的女子，妇人称出嫁为“归”，众儒家的解说都如此。朱熹的注解却独称“三归”是台名，引用刘向《说苑》作为依据。然而遍查各类书籍，并没有管仲筑台的记载，即使各书所引用的管仲事迹，也没有将“三归”解释为台名的说法，这是刘向的误述。按照礼制：诸侯娶三个不同姓氏的女子，大夫只娶一个姓氏的女子。如《春秋》僖公二十年记载“西宫灾”，《公羊传》引用鲁子的话说：“鲁国有西宫，是因为诸侯有三宫。”而何休注解“三宫”，说是诸侯娶三个国家的女子。当时僖公被齐国胁迫，以齐国的媵妾为正妻，而将楚女废置在西宫，所以这样说。由此可见，娶三个女子，是国君的礼制。因此旧版《集解》、《疏义》也说：“按礼制，大夫虽然有妾和媵，但正妻只娶一个姓氏。现在管仲娶了三个姓氏的女子，所以称为‘三归’。”这个说法非常明确。所以《战国策》明确说“管仲建立了三归之家”，汉代公孙弘说“管仲辅佐齐桓公，娶了三归”，而班固《汉书·食货志》直接说“身为陪臣却娶了三归”。既然说“家”说“娶”，那就断定是娶女子，而不是筑台，这是确凿无疑的。况且《史记》、《汉书》的各种注解，凡是引用“三归”的，无不以娶三个女子来解释。所以朱熹《朱子语类》也知道三归是娶三个女子，但说“这样的话就是僭越，而不是奢侈”，所以不采用这种说法。他哪里知道僭越就是奢侈呢。《史记》说“管氏的财富堪比公室，有三归、反坫”，《汉书·礼乐志》说“陪臣管仲、季氏之类，有三归、雍彻、八佾舞庭”，都将三归视为奢侈僭越之事。大概奢侈与僭越互为因果，奢侈就必然僭越，谁说奢侈和僭越是两回事呢？刘向误述管仲的事迹，是因为误解了《战国策》。查《战国策》：周文君罢免工师籍，任用吕仓为相，而国民不高兴。于是说：“宋君剥夺民时来筑台，而国民非议他，没有忠臣来掩盖他的过错。子罕辞去相职担任司空，国民非议子罕而称赞他的君主。齐桓公宫中有女市、女闾七百，国民非议他，管仲特意建立三归之家，来掩盖桓公的过错，并不是想让自己在国民中受损。”《战国策》这个说法，是说管仲、子罕都是掩盖君主过错的事，所以连带提及，并不是说宋君筑台，管仲也筑台。宋君的过错在于筑台，所以子罕用扑筑来掩盖；桓公的过错在于女市、女闾太多，那么管仲就用娶三个女子来掩盖。他们掩盖君主过错这一点相同，而筑台、娶女截然分开，这是最清楚的。刘向看到两件事并列引用，且两件事都是掩盖之事，而“三归”上面没有“娶”字，就怀疑是一类事，从而混淆齐国与宋国，混淆管仲与子罕，混淆娶女与筑台，并且公然将“三归之家”的“家”字改为“台”字而不顾，那么试想，齐桓公的过错在于女子众多，而管仲用筑台来掩盖，这是遮东墙补西墙，可以吗？况且《说苑》这篇文章明显抄袭《战国策》。《说苑》说：“桓公把政事交给管仲，管仲筑三归之台来让自己在国民中受损。”它所说的“自伤于民”，正是抄袭《战国策》“非自伤于民”的话。《战国策》认为有这样的掩盖之臣，那么君主就不会在国民中受损，这是连举两件事来解释周公，并不是说管仲想让自己在国民中受损。读古书不仔细考察，辗转讹误，幸好有明眼人为之惊心，万古长夜从此开始天亮。不然，汉代以后儒家的说法足以误导人的很多，何况《左传》、《战国策》，更不能拿汉代儒师的传承作为借口呢（《论语稽求篇》）

译里仁

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才是美好的，选择住处却不选在有仁德的地方，怎么能算是明智呢？孟子在论述函矢巫匠这类技艺时，曾引用这句话来质问他们。解说的人大多把“里”解释为居住，认为居住以亲近仁德为美。我曾记得一种说法：“函矢巫匠，都是乡里中被推崇为仁德的人。然而在仁德之中，也存在着不仁的成分，那么仁德也就在于选择了。”我曾把这话告诉郑景望，他不以为然。我认为这不过是说乡里之间所推崇为仁德的人，本来就在选择之列，正符合孟子的本意。不然的话，仁德作为大道是广博的，将到哪里去选择并安身呢？（《容斋随笔》）

适莫与比

“适”和“莫”与“比”，都是指用情而言。“适”是厚待、亲近；“莫”是薄待、漠然。“比”是亲密、和谐。合乎情理为和谐，超过情理为亲密，这都是字义上有根据的。如果说：“君子对于天下人，哪里厚待、哪里薄待，哪里亲近、哪里疏远？只以道义所在，与之相比附。”《国语》中司马侯说：“不与（不合道义者）相比附而侍奉我们的君主。”“与比”二字，这里是最确切的注解。又《正义》在“子见南子”一节注解说：“子路认为君子应当与道义相比附，不应当去见淫乱之人。”举出“比义”与“亲乱”相对照，更加明白。东汉刘梁著《和同论》有话说：“有爱而成为害，有恶而成为美。”“君子对于天下，无适无莫”，直接把适莫当作爱恶来说。如果《李燮传》称李燮拜为议郎，所交往的人都舍短取长，成全别人的美德。当时颍川的贾彪、荀爽虽然都很有名望，但彼此不相容，李燮同时与这两人交往，感情上没有厚薄亲疏之分，直接用无适莫来说李燮用情没有厚薄之处。那么汉魏时期解释经书，前后一脉相承，不仅论说中兼见行事，而坐在井底的人竟然不知道井外还有天空，为什么呢？（《论语稽求篇》）

公冶长

杨用修说：“世人传说公冶长通晓鸟语，没见到出处。然而宋之问的诗：‘不如黄雀语，能免冶长灾。’白居易《禽虫诗》序：‘我不是冶长，不能通晓它们的意思。’则似乎确实有这回事。”查考冶长辨别鸟雀语言说：‘唶唶啧啧，白莲水边有车翻覆粟米，车脚陷入泥中，犊牛折角，收之不尽，互相呼唤共同啄食。’人们去验证，果然如此。这记载在《论语疏》中，难道杨用修没见到吗？《左传》中介葛卢辨别牛鸣，《史记》中秦仲知道百鸟的声音，与它们说话都得到回应；《论衡》中广汉阳翁伟能听百鸟的声音。世间自有这等奇事，不可主观断定其没有。（《金罍子》）

佞

现在的书信尺牍中称赞人的美德接着说“不佞不佞”，意思是说不敢谄媚，这是不对的。《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奋扬的话说“臣不佞”，注解说：“佞，才能。”汉文帝说“寡人不佞”，注解说：“佞，才能。”《论语》说“不有祝鮀之佞”，注也说：“才能。”古人佞、能通用，所以佞解释为才能。《左传》记载祝鮀的言行非常完备，大概是卫国的君子。卫国的宋朝姿貌很美，卫灵公夫人南子与他私通。孔子的意思，大概是说没有祝鮀的才能，而有宋朝的容貌，则是取死之道，所以说：“难以免于当今的世道了。”（《懒真子》）

无所取材

乘桴的感叹，原本属于寓言，忽然又当作庄重的话语，讥讽他不裁度事理，则与夫子讽叹的本旨全然不合。况且“材”、“裁”不通，《周易》“财成天地”、《汉书》“财察”、“财择”，都不是“材”字。即使想要强行通假，而“裁处”的“处”，并不是“取”，凡事可受裁度则曰“取裁”，现在讥讽他不裁度，而加上“取”字，“材”、“裁”可强行通假，“处”、“取”难以混淆了。郑康成说：“材，是桴的材料。”夫子乘桴，是微言，而子路不理解，所以又用微言讽喻他，好像说：“由啊，乘桴的急切，超过了我，但大海荡荡，桴材极难，只想寻觅一佳材而无处可得。”《尔雅》：“桴，柎也。”《国语》：“齐桓公西征，乘桴渡河。”大抵都是编竹做成，可以涉小水，不可涉大川。况且大曰筏，小曰桴，小物大用，材更难得，这与《屈原·九章》“乘汜柎以下流兮，无舟檝之自备”意思相同。（《论语稽求篇》）

昼寝

乔文衣说：“经书中鱼亥之误很多，后学尊崇经典，于是不敢辩驳。如昼寝章，先君认为昼应当读作畵，寝，是寝庙。畵寝者，是畵饰其寝庙。诸侯畵寝，大夫用丹，士庶用白垩。春秋僭乱成风，宰予习以为常而畵饰其寝，过错太严重了。朽木粪土，所以表明其卑贱；何诛之责，所以加重其过失。不然，只是白天睡觉罢了，罪过岂至于此？又考字书无畵字，三宿而后出昼，又读作画，即畵也，也是昼字。昼作畵，是必然的吗？然而昌黎《论语解》已有此说。”（《因树屋书影》）

山节藻梲

居蔡与山节藻棁是两件事。礼说：“国君有守龟。”又说：“家不宝龟。”所以汉食货志说：“元龟

译“为蔡。”这不是士、农、工、商四民所能居住的。这里所说的“居”，如同“藏”和“守”，也就是指拥有藏龟、拥有守龟。文仲拥有藏龟，这便是非礼。所以《家语》中漆雕平对孔子说：“臧氏有守龟，它的名字叫蔡。”正是指这件事。至于“山节藻棁”，那是天子宗庙的装饰。《明堂位》说：“山节藻棁，复庙重檐，是天子宫庙的装饰。”文仲身为大夫却僭用天子宗庙的装饰，这是另一件事。所以《汉书·食货志》序中说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后汉书·舆服志》说：“礼制的败坏，诸侯的陪臣都使用山节藻棁。”都是指文仲这件事而言。如果《礼器》又说：“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君子认为他过分了。”《杂记》也说：“旅树而反坫，山节而藻棁，是贤大夫，但难以做他的上级。”这是因为管仲当时也僭越了这些礼制，所以屡次提及。这明明是天子的礼制，确凿无疑，毫无虚假。却不知依据什么，注释将其解释为“媚蔡之室”，导致不学无术的人巧立学说，说龟静宜山、龟洁宜藻，真是幼稚儒生的笑话，听的人都要掩口而笑了。查考山、藻的礼数在经文中多次出现。《尚书》十二章所说的“山龙藻火”，都是有名有法的装饰，并不是隐秘之事。所以《明堂位》说：“有虞氏服韨，夏后氏山，其余有的用藻有的用火。”而《后汉书·舆服志》有说：“公从山以下，子男从藻以下。”这些都是物品等级限制的明显规定，难道注释经书的人可以不了解这一点吗？（《论语稽求篇》）

译左丘明

孔安国说：“左丘明就是鲁国的太史。”查考《汉书·艺文志》，《左氏传》和《国语》都是鲁太史左丘明所著。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孔子依据鲁国的史书编写《春秋》，而左丘明搜集整理其相关事迹来为之作传，又再次编纂异同之处写成《国语》。”而刘向、刘歆、杜预等人也都说左丘明与孔子一同观看鲁国史书而作《春秋》。刘歆甚至说：“左丘明的喜好与厌恶与孔子相同，亲眼见过孔子。”而《公羊传》、《谷梁传》的作者都在孔子七十名弟子之后，传闻与亲眼所见，其详细与简略自然不同。他们说左丘明的好恶与圣人相同，则明确指向《论语》中“左丘明耻之”等语句。自唐代啖助、赵匡、陆德明等人不知依据什么，竟说《论语》中所引用的左丘明，是史佚、迟任之类的人。认为左氏汇集各国史书来解释《春秋》，说左氏就是那个人，这是错误的。宋代程颐于是说左丘明是古代的知名人士，而朱熹采纳了他的说法，于是也将《论语》中的左丘明和《左传》的作者分为两个人。然而实际上没有明确的证据，而且他们从未说过作《春秋传》的人不是左丘明。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有个叫季本的人，写了一部《私考》，引用宋代儒者的说法，认为左氏的言论已经夹杂了秦代的制度，比如“腊”，是秦代的祭名；“酎”，是秦代的饮名；“庶长”，是秦代的官名；而传文中都涉及这些，所以不是战国以前的文字。而说左丘明从孔子那里接受经义，难道不荒谬吗！又说：“三传得以设立学官，《公羊传》最先，《谷梁传》次之，《左传》最后。史书记载《左传》在汉初出自张苍家中，本来没有传授的人。大概张苍在秦代时担任柱下史，熟悉天下的图书记籍，又精通历法，而在汉代担任淮南王相长达十四年，难道不是张苍和他的门徒搜集整理而成的吗？”当时隆庆、万历年间有一部失名作者的《左季折衷》，取《左传》与季本的《私考》进行折衷，其中有这样的话：“根据史书记载张苍喜好读书、见闻广博，精通律历之学，司马迁为他作列传尤其详尽。如果张苍写了这本书，那么司马迁与他同时代，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怎么会听任其默默无闻，反而说左丘明失明而作《国语》呢？况且汉武帝初年，河间献王喜好古书，购买搜集，多达五百余篇，而《左氏春秋》就在其中。那么《左传》的出现并不晚于《公羊》、《谷梁》，只是因为没有设立学官，导致《史记·儒林列传》没有记载。所以刘歆写信给太常责备各位博士，专门想要设立左氏学官，正是以《左传》并非后出为依据。”因此，通过观察《武帝纪》，就知道《左传》与《尚书》、《毛诗》一同被河间献王购买；通过观察刘歆的书信，就知道《左传》与《逸礼》一同藏在孔壁之中。这些都是张苍亲身经历的事情，何况张苍从秦代担任御史，主管柱下方书，高帝时制定章程，文帝时担任丞相，景帝前五年去世，享年一百多岁，那么张苍距离武帝购书时，仅仅相隔十年。河间所购号称古书，必定不是十年间所能书写收藏购买的。而且如果真是张苍所作，那么这本书问世不久，没有书一出来就能在邹、鲁、梁、赵、济南、胶东等地流行，让各位儒生尊崇信奉并传习的，这必定是没有的事。又查考桓帝时让蔡邕书写十三经，刻石立于鸿都门，观看的人每天数以千辆马车计，而《左传》也在其中。假使是当代的伪书，谁愿意尊崇它到与圣经并列如此地步？到了唐开元二十五年，敕令举进士者试大经，注解说：“唐代以《左传》为大经，三言为一帖。”既然称之为经，而又说是大经，那么《左传》在唐代已经尊崇超过其他经书，即使有啖氏、赵氏的怀疑，也只是说作经者与《论语》所引之人时代不同，或者是两个人，并非说《左传》不是经，也并非说《左传》不是左丘氏所作。如果他所列举的秦官、秦腊来断定其为秦代以后的书，那就大错特错了。秦国自非子受封立国，在周孝王时期，传了十几代君主而进入春秋时期，然而那么在春秋之前就已经有秦国了。人们只知道秦孝公时才开始有不更、庶长的称号，惠王十二年才有腊的名号，于是认为“虞不腊矣”，“秦师败绩，获不更女父”，以及“秦庶长鲍、庶长武率领军队与晋国，战于栎”，都是秦代以后的书的证据。那么试问秦称腊、称不更、称庶长，究竟创始于哪位君主？兴起于哪个时代？更制于哪一年？何人的议论，而茫然无据，只以所见之日为始，那么怎么知道其所沿用的名号不更先于所见者，而以此作为判断，这就像说殷助始于《孟子》，太宰、司败始于《论语》一样。况且腊就是蜡祭，见于郑氏、蔡邕等人的说法，即使《月令》记载腊虽自吕不韦开始，然而其中所记无非是周制，怎么知道虞之不腊在列国不原本就有这个名号，而想要以一字来断定整部经书，何其愚蠢啊？如果其他妄说，又说左氏就是左史。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以经为记事，传为记言，左是左史，不必是左丘明，那也不对。《汉书·艺文志》说：“古代的王者，世代有史官，君主的举动必定记载，所以谨慎言语，彰显法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自古帝王没有不同的，而荀悦作《申鉴》也说：“朝廷有二史，左记言，

译右边记载的是事务。事务属于《春秋》，言语属于《尚书》。”这显然是将《尚书》和《春秋》分别归属于言语和事务，认为《尚书》中的典、谟、诰、命只记录言辞命令，《春秋》只记录事实。至于传注，则事实和言辞都有记载，谁说《左传》只记录言语呢？这是窃取《汉书·艺文志》的话而又误解了它，这是妄加依据、杂乱无章的论证。况且左史和右史分别记录言语和行动，也只是大致的说法，原本就没有固定的规定。如果《礼记·玉藻》又说：“行动则由左史记载，言语则由右史记载。”哪里见得记录言语一定是左史呢？况且《汉书·艺文志》以左史和右史区分言语和事务，明确指向左丘明是右史，是记录事务的人。如果说：“孔子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史官有法度，所以与左丘明观看鲁国的史记，依据发生的事实，口头传授给弟子，弟子们退下后各自记录不同的言语。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自安于自己的理解而失去真相，所以论述根本的事迹而作传。”这就确定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丘明本来就是右史。为什么呢？左丘明依据事实论述根本的事迹，不像弟子们只记录不同的言语。到了崇祯年间，又有吴继仕这个人，极力偏袒季本的说法，并且说《左传》中记载韩、魏、智伯的事情，又列举赵襄子的谥号，从获麟到赵襄子去世已经八十年了。如果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代，不应该在孔子去世七十八年之后，左丘明还能著书如此。殊不知前人长寿的人很多，在春秋时期尤其如此，先儒之所以认为老彭就是钱铿。况且人生九十岁，也不算奇怪的事。季氏怀疑《左传》是张苍所作，因为张苍年龄超过一百岁，能记住前代的事情。张苍可以长寿，而左丘明不能长寿，这更不可理解。况且张苍同时代有窦公，年龄一百八十岁，对于左丘明九十岁的年龄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所有这些说法都是辗转附会、穿凿附会，毫无义理，不值得深入辩驳。恰好有朋友提出这些说法并对此感到困惑，因此详细地加以说明（出自《论语稽求篇》）

译子华出使齐国

子华出使齐国，朱熹《集注》认为是孔子派他出使，那么冉有请求粟米的事便难以讲通。孔子只是在阙门设教，并没有封地食邑，哪里会有粮草刍粟可以等待颁给？况且他请求的出入量多少，正是掌管财务的宰官的职责。汉代学官有都养弟子，但只主管饮食，不主管财用，想来孔子当时未必有这种设置。然而即使父师每日供给的盈余有多少，几乎有一个弟子出使，就露天堆积杂乱可以私自授予八十斛的吗？我不知道天下的学者为何都能安然接受而不去仔细审察。按照邢昺《正义》说子华在鲁国做官，作为鲁国的使者恰好到齐国去，这正是孔子担任司寇的时候，与原思做宰是同一时期的事，所以记录者将两件事合并记载。《聘礼》规定：诸侯的使者都用十车粟陈列在馆舍门外。根据礼注，每车一秉有五庾，庾音逾，就是庾。这样馆舍粮仓的粟米计算十车有十五秉，所以冉有依据这个用三分之一给他的家，这也是按照《聘礼》来实行的。旧注包咸以十六斗为庾，马融以十六斛为秉，都出自《聘礼》的记文（《四书剩言》）

犂牛之子

周平园序《农器谱》说：“《论语》‘犂牛之子骍且角’，大概是耕田的牛，纯杂牝牡皆可；祭祀的牛则必须纯色且为雄性，所以说‘骍且角’。”这个说法非常稳妥恰当，而注疏不采纳，难道因为牛耕在春秋时期未见记载？然而冉耕字伯牛，司马牛名犂，见于孔子弟子的名字之间了。《山海经》说：“后稷的孙子叔均发明了犂耕（《金罍子》）

伯牛有疾

《论语》“伯牛有疾”，包咸注：“牛有恶疾。”按：古代将恶疾称为癞。《礼记》：“妇人有恶疾则休弃。”因为那是癞病。所以《韩诗》解释《芣苡》这首诗，说蔡人的妻子为丈夫的恶疾悲伤，虽然遇到癞病也不忍心断绝关系。而刘孝标写《辨命论》，于是说“冉耕唱他的芣苡”，正是指这件事。又《淮南子》说：“伯牛患癞。”又芣苡草可以治疗癞病，见《列子》“生于陵屯则为陵舄，及■〈圭黾〉蠙之衣”注（《四书剩言》《笔乘》）

行不由径

古代井田的制度，道路在沟洫之上，方正笔直如同棋盘，行走必须遵守，不得斜穿取快。野庐氏禁止野外横行斜穿的人，修闾氏禁止斜穿的人，都是证据。晚周虽然禁令尚存，人们往往轻视不遵守，唯独澹台灭明不肯逾越图便，那么他平日的操守就可以知道了。子游举这个来回答圣人，正是举末明本，难道可以说这是末节而不足以看出人的品行吗！后世形容霍光，也说：“进退都有固定的地方，郎仆射偷偷观察，不失尺寸。”以显示他端庄审慎到了极点，半步也不失误（《焦氏笔乘》）

觚不觚

觚不觚，是告诫酗酒。觚，是酒器名，容量可容二升的，它的意义是寡少。古代量酒以三升为当，五升为过，二升为寡，而制作器物的人就依据这个。所以凡是设置器物命名，意义各有取处，君子看到名字，应当思考它的意义，所谓名以实称。现在名字虽然是觚，而饮酒常常不寡少，实际上不符合，怎么称名？所以说：“觚哉！觚哉！”按礼器有爵、散、觯、角等酒器名，而都有取义。所以韩婴作《诗说》有云：“一升曰爵，爵，尽也；二升曰觚，觚者，少也，饮常寡少也；三升曰觯，觯，适也，饮之体适适然也；四升曰角，角，触也，不能自适，但触罪过也；五升曰散，散者，讪也，饮不知节，徒为人谤讪也。”若觞也是五升，所以用来饷客；觥也是五升，所以用来明罚。虽然都是五升，而觥、觞名称不同，是礼器称名，其必以义起如此。现在淫酗之家，饮酒常常过多，虽然拿着觚，也不寡少，所以孔子借觚来感叹。如果认为觚是棱角，那么棱角不是器名，即使觚也没有称为棱角的。如果说觚是竹简，那么是竹片供书写者，陆机《文赋》“或操觚以率尔”，《汉书》“操觚之士”，都是薄竹方片可以拿着书写，未曾有棱角的。如果说学书的牍，削木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这就是《原涉传》所说的“削牍而疏”，那么六面八面都可以记事，但这叫牍不叫觚，是另一样东西。大概觚不是牍名，即使操■〈〇觚〉的■〈〇觚〉本是竹头；柧棱的柧，本是木旁，都借写作觚，不是本字。如果把牍当作觚，把柧■〈〇觚〉当作觚，那么孔子正要正名，却先弄错这个字，觚不觚了！至于后世花瓶，也有称为花觚的，这都不是上古的称名，而且花觚、酒觚并没有八面与八角的，即使其间花纹有齿、有乳、有釿、有锷，都不是棱角。花觚是俗器，还可以杜撰称名；酒觚是古礼器，可以杜撰吗（《论语稽求篇》）

姚立方曾说：“《论语》‘觚不觚’，觚，是酒器。上古器物多用角，所以字从角，瓜声。三代开始用金属铸造，但其形状本方正，方正则有四个棱角，直下至足，其腹部又突起四个

译棱，横向上也有。《通俗文》说：“木头四方为棱，八棱为觚。”这是对的。那足部的四棱，汉代宫殿的凤阙取它作为角隅，所以《西都赋》说：“上觚棱而栖金爵。”现在孔子说“不觚”是什么意思呢？大概觚的不像觚，是逐渐形成的。当时有做成圆形的，《史记·酷吏传》说：“破觚为圜。”这是对的。这必定是当时的成语，史官引用罢了，这是起初的不像觚。然而那圆形的制式，先前还在腹部以上到口部周身雕刻绘画为四大棱，其余横向凸起、垂直下垂的都有细棱如旧，尚且不失觚的意义。到了后来，则从腹部以下到足部仅为饕餮、云雷的纹饰，从腹部以上到口部已经平滑光亮没有棱了，这是继起的不像觚。然而还有在足部以内藏着四小棱的，似乎也不敢完全抹去它的意义。等到后来连这也没有了，那就最终不像觚了。大概因为世俗日益趋向简便，所以完全失去了圣人将典章法度寄托于器物制作中的精微意旨，一件器物如此，其他的可以推知，所以孔子感叹它。如果又把木简当作觚，这出自《汉书·艺文志》，颜师古说：“学习写字的木牍，或者用来记事，削木头做成。”这是对的。它的角隅有棱，然而没有人削简角为圆的。况且木简则字从“木”，竹简则字从“竹”，都是觚字所衍生，不是本字。大概后世古器流传日益稀少残缺，其材质属于金玉的，人们知道珍视爱惜，所以尚且能借以传下千百中之一二。然而喜好收藏的人大多不能考证，比如鼎、彝是烹饪盛酒的器具，后世把它当作焚香的用具，称为鼎炉、彝炉；觚、觯是饮酒的器具，后世把它当作养花的用具，称为花觚、花觯。俗语失真，反而让人连同古器也怀疑起来，岂不可叹！我起初采纳这种说法写入《稽求篇》中，后来想起小时候曾在祁忠敏宅第见过慈女觚，那是汉代价值千金的器物，形状颇长而腰部很细，不能用来盛酒，而且口部也反向，尚且怀疑它与酒器不太符合，所以搁置了。然而那种说法又怎么能泯灭呢，因此记下这些以等待懂行的人（《四书剩言》）

译《论语》说：“觚不像觚，这还是觚吗！这还是觚吗！”《太平御览》引用此处的注释说：“孔子每天削制觚，心里有所思念，觚不能及时完成，所以说：‘这还是觚吗！这还是觚吗！’觚，只是小器物罢了，心不专一，尚且不能及时完成，何况大事呢？觚，是木简。”史游《急就章》说：“急就奇觚与众异。”注释说：“觚，是练习书法的木牍，或者用来记事，削木制成，有的六面，有的八面，每个面都可以书写。觚，就是棱角，有棱角的意思。”（引自《西溪丛语》）

孙季昭说：“《史记》说孔子去见卫灵公的宠姬南子，这是不对的。”《孔子家语》说：“孔子到卫国，子骄做驾车人，灵公和夫人南子同车出行，让宧者雍梁坐在车右，让孔子坐在次位，在街市上游行，孔子对此感到羞耻。”圣人当时正因为季桓子接受齐国女乐而离开鲁国前往卫国，到了卫国却以做灵公和南子的次乘为耻，怎么肯轻易亲身去见她呢？南子，大概是鲁国的南蒯罢了。怎么知道的呢？从佛肸召见孔子、孔子打算前往这件事可以知道。佛肸凭借中牟叛乱，子路不希望孔子去，孔子有“我难道是匏瓜”的比喻；南蒯凭借费邑叛乱，子路也不高兴，这两件事正相同。昭公十四年，南蒯逃到齐国，在景公那里陪酒，景公说：“叛臣！”南蒯回答说：“臣是想振兴公室。”南蒯想削弱季氏而振兴公室，孔子见他，是为了振兴鲁国，这与见佛肸的事不谋而合。所以知道他不是去见卫国的南子，而是去见鲁国的南子，这是必然的。（引自《焦氏笔乘》）

《吴会漫录》说：“《论语》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前辈多把束修解释为束脯。我查考后汉马援、杜诗、延笃传的注释，都说是指十五岁束带修饰的意思，这才知道把束修解释为束脯是不对的。我认为后汉传的注释出自唐人的说法，不能作为依据。看《盐铁论》，桑弘羊说：‘臣结发束修，得束卫。’这正好证明汉人的话语把束修解释为束带修饰，而且在马援等人之前，可以毫无疑问。然而又看《北史》，刘焯不行束修之礼，不曾有所教诲，这又可以验证程门各位先生的说法。总之两种说法都讲得通，不能说把束修解释为束脯是错的。《唐六典》：国子监学生刚入学，放置束帛的，是束修之礼。《通典》：州学学生束修之礼，注释：束帛一篚一匹，干肉一案五脡，学生都穿青衿。”（引自《野客丛书》）

关于执鞭之士，《正义》说：“按照《周礼·秋官》，条狼氏掌管执鞭以趋避。君王出入时八人夹道，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注释：“趋走避开行人，大概是下士。”（引自《金罍子》）

关于五十学易，朱熹说孔子年龄已七十，刘器之说五十是卒字的误写，都不对。《宣尼世家》说：“孔子晚年喜欢《易》，为《彖》、《系》、《象》、《说卦》、《文言》作序。读《易》，编连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说：‘假借我几年，像这样，我对于《易》就能文质彬彬了。’”《易凿度》说：“孔子占卜《易》得到旅卦，息心停读，五十岁究明《易》，作《十翼》。”大概仲尼自己说：“加给我几年，像五十岁时那样，来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过的过失了。”这里的“加”就是《史记》里的“假”，意思是假使；“五十”就是《凿度》里的五十，意思是能像壮年时的精力；“大过”就是《易》的卦名，意思是可无大过之失。宋江邻几说：“五十步入衰老境地，加我在明年。”《易》是治理世道的经典，也可以用来养生，所以隐士玩味它，不外乎阴阳消长的道理罢了。异端的话说：“读夏朝的《归藏》，用它来飞行。”（引自《留青日札》）

林邦翰对我说：“曾见一道人讲解《论语》‘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很有道理。”我愿意听他说。邦翰说：“道人讲：这两句是圣人心存教化。圣人本无心于获取物品，他钓鱼不用大网，是显示贪婪就会获取；射鸟不射宿鸟，是显示妄动就会获取。他的意思是告诫世上贪婪和妄动的人。不然，圣人难道只是为了这些射鸟和钓鱼的事吗？”当时在座的人无不称赞感叹。我说：“这种说法本是道家一边的见解而已，圣人的话不能只用一端来穷尽。”（引自《扪虱新话》）

《太平御览》引用《庄子》说：“孔子生病，子贡出去占卜。孔子说：‘你等着吧，我坐席不敢先坐，居处像斋戒一样，饮食像祭祀一样，我占卜已经很久了。’”子路请求祈祷，可以与此参看。（引自《困学纪闻》）

《学林》说：“《论语》‘托六尺之孤’，根据《周礼》乡大夫的职责，国中从七尺到六尺，野外从六尺到六十五岁，都征发服役。《韩诗外传》：‘国中二十岁行役。’那么七尺就是二十岁。升降都是五年，那么六尺就是十五岁。以此为准，那么《孟子》‘五尺之童’就是十岁。”（引自《焦氏笔

译《关雎》之乱

关于“《关雎》之乱”，虚斋蔡氏认为音乐到此阶段仍然兴盛，这是用终了来概括开始，他的说法最为恰当。顾麟士则认为音乐到歌唱《关雎》时才开始兴盛，这是用最兴盛的情况来说话，这是大错特错的。考察《仪礼·乡饮酒礼》，主人用音乐招待宾客，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这就是所谓的升歌三终；笙吹奏《南陔》《白华》《华黍》，这就是所谓的笙入三终；交替歌唱《鱼丽》，笙吹《由庚》，歌唱《南有嘉鱼》，笙吹《崇丘》，歌唱《南山有台》，笙吹《由仪》，这就是所谓的间歌三终；合乐演奏《周南》中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中的《鹊巢》《采蘩》《采苹》，这就是所谓的合乐三终。所有这些，就是所谓的正歌完备了。《燕礼》中关于歌声、间歌、合乐的疏解说：“主人用音乐招待宾客这件事，其中另有四个阶段的差别，有歌，有笙，有间，有合。”《燕礼》的疏解说：“正歌，升歌和笙各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为一完备。备也就是完成的意思。”都没有把合乐当作音乐的最兴盛阶段。疏解说：“二南是卿大夫的正乐，小雅是诸侯的正乐，所以用乡饮酒礼中升歌小雅表示进取，燕礼中的合乐表示恩泽下及。”乡乐，就是二南，那本来就是说二南比小雅地位低。郑玄注说：“诸侯互相宴饮，升歌大雅，合乐小雅。天子与次国、小国的君主宴饮也这样。与大国君主宴饮，升歌颂，合乐大雅。”疏解说：“凡是合乐，都是退取地位较低的一节，所以颂歌合乐大雅。”这可以看出合乐比升歌地位低。又说：“乡饮酒礼中笙吹和间歌的音乐与升歌同在小雅，那么可知元侯及国君互相宴饮，笙吹和间歌也同升歌。大概唱颂歌则笙吹和间歌也是颂而合乐大雅，唱大雅则笙吹和间歌也是大雅而合乐小雅。”又可以看出合乐比笙吹和间歌地位低。顾氏说到了合乐才开始兴盛，那就与注疏的说法正好相反了。况且真像顾氏所说的那样，乡射礼不歌、不笙、不间，只有合乐这一节，为什么唯独刚开始演奏就兴盛呢？大射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而不间、不合，为什么唯独没达到兴盛就立刻停止了呢？（遄喜斋集）

译有妇人焉

马旻徕的骦说：“乱臣十人，其中有一位妇人。”注解说：“这位妇人是邑姜。”这大概是主观臆测的说法。近来有人著《识小编》，认为“妇”字应当是“殷”字，“殷人”指的是胶鬲。查考殷朝灭亡后，胶鬲逃亡，实际上并没有臣服于周朝，这一点不值得辩驳，但“妇”字必定不是指邑姜，则不能不加以辩明。“予有乱臣十人”，是武王在两军阵前誓师时的话语，这十个人必定都在他身边，如果把闺阁中的妇人，与虎貔熊罴般的武将并列褒扬，怎么能让众人信服呢？况且武王列举商纣王的罪状时说：“母鸡司晨，是家庭的败坏。”商朝因妇人而灭亡，难道周朝却因妇人而兴盛吗？即使邑姜贤德，也不过像太姒那样勤勉节俭、宽厚包容，像《葛覃》、《卷耳》、《樛木》、《螽斯》等诗篇所描述的那样罢了，怎么会参与军国大事的谋划，或者亲自穿着铠甲在战场刀光剑影之中呢？成王在《大诰》中说：“国家治理得好，是因为有智慧，也只有这十个人引导我们知晓上天的旨意。”成王怎么敢直呼其母，把她与各位大臣并列呢？这是最有力的证据。学者读书明理，对于不知道的事情，不妨存疑不论。赵武有五个朋友却忘记了其中三个，孟子是大贤人（出自《因树屋书影》）

达巷党人

甘罗说：“项橐七岁就做孔子的老师。”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这没有不同于达巷党人不学习就自然知晓。孟康注释说：“人，指的是项橐。”《隶释》记载逢盛碑认为项橐是后项橐，孟康的说法不知出自何处，《论语注疏》中没有记载（出自《困学纪闻》）

太宰

孔氏说：“太宰，是官名，或者是吴国，或者是宋国，不能确定。”查考孔子曾经说：“长期居住在宋国。”那时他应该是十九岁，在宋国开官氏娶妻的时候，后来离开曹国到宋国，遭遇桓司马的迫害，改换服装离开，怎么会有六卿之首，向子贡询问事情呢？所以郑康成注释认为是吴国的太宰嚭。大概鲁哀公七年夏天，吴国太宰嚭召见季康子，季康子派子贡辞谢；鲁哀公十二年夏天，吴王派太宰嚭请求重温盟约，鲁君派子贡应对；秋天，子服景伯对子贡说：“你为什么不拜见太宰？”太宰嚭很高兴。又《史记》记载子贡曾经向南到吴国，郑康成因此认为太宰属于吴国。我认为这固然不错，只是忘记了《檀弓》中“吴夫差侵犯陈国，陈国太宰嚭出使到军队中”，孔颖达疏解说这个陈国太宰嚭与吴国太宰嚭，名字称号相同但人不同。孔子先后两次居住在陈国，认识防风氏的骨头专车长，辨别肃慎氏的箭镞长一尺，以及推测桓公、僖公庙宇火灾的原因，当时所做的多闻而令人震惊的事情，都是在陈国发生的。所以陈国太宰向他询问，属于吴国，似乎还不如属于陈国。纵然多才多能不指上述几件事，朱熹的集注也不应当遗漏“或陈”两个字，这是可以知道的（出自《四书释地续》）

子欲居九夷

孔子想要居住在九夷之地。查考《说文解字》：“南蛮从虫，北狄从犬，西羌从羊，只有东夷从大、从弓。风俗仁厚且长寿，有君子不死之国，也在那里。”我认为孔子想要居住的意思，或许是因为这个吧？他说“君子居住在那里”，正是指九夷中的君子之国吧？《中庸》回答子路“南方的刚强，君子居住在那里”，意义相同。而现在的解释认为孔子将用君子的道来教化那里的风俗，如果这样，那么忠信笃敬，蛮貊之地也可以实行，为什么唯独九夷可以居住呢？班固也说：“自从箕子离开周朝到朝鲜，教导那里的百姓以义理，耕田养蚕织布，那里的百姓始终不互相盗窃，没有关门闭户的必要，妇女贞洁守信不淫邪。那里的百姓饮食用笾豆，可贵啊，这是仁贤教化的结果！”然而东夷天性柔顺，不同于其他三方之外，所以孔子感叹道义不能施行，设想乘船浮海，想要居住在九夷，是得其旨意的（出自《金罍子》）

后雕

“后雕”这两个字，必须说得意思深远些才好。比如礼制崩坏、音乐衰败，一个人独自坚守礼乐；举世都崇尚功利，一个人独自坚守仁义，孔孟所说的后雕就是这样的意思。把“知”字当作感慨语，就是乱说。圣人的语言，没有不切合实事而作空泛之语的，况且这一章本来极其平和，不是激烈的言语。问：“不说‘不雕’，却说‘后雕’，为什么呢？”回答说：“松柏几乎不曾凋零吗？却是新叶生长时，旧叶才开始落下，人们都不察觉，所以说后雕。圣人用字如此斟酌。”问：“用来比喻君子，却在‘后雕’上取什么意义呢？”回答说：“后雕这个词自然是因为松柏而引出，用来比喻君子，就像三军败退时一个人殿后，是说后败，难道一定要问最终是否失败吗？《诗经》所说的‘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就近似于此。如果说不是岁寒就看不出松柏的本领，难道孔孟能够施行他们的道，反而看不出孔孟的本领吗（出自《榕村语録》）

这一章比喻广泛，但在乱世中秉持礼制实行道义，坚守先王的道以待后来的学者，这种人最相似。《诗经》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又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参考古今的说法，都说贤人君子独善其身，虽然处于淫乱昏暗的风俗中，像风雨的昏暗；生在强悍暴戾的国家，像霜露的降落；而鸡鸣声不停止，苍苍之色不改变，秉持礼义始终如一，所以诗人愿意见到并想追随他们。不说

译不凋零，而后说它凋零，大概是因为松柏并非不凋零，只是它凋零得晚，旧叶尚未凋谢而新枝已经接续，这正是《诗经》所说的“无不尔或承”的意思。大道将要废弃，自圣贤诞生以来也不能挽回天意、改变命运，但能坚守正道而不与时俗同流合污，那么道的脉络就有传承，道的风气就有接续。《易经》说：“枯杨生出嫩枝，老夫得到年轻妻子。”这正蕴含了有传承、有接续的意义，而先代儒者认为，那些在遭遇大过之时能够隐居避世而不烦闷的君子，正符合这一意义。由此可知，“后凋”三字是泛泛而言，大概意思是说遇到变乱才知道道值得依靠，勉励人们要做松柏罢了，并不在于世人是否了解而寄托感慨。

译寝衣

《宋史·党进传》记载：“党进担任忠武军节度使时，有一天从外面回来，看见一条大蛇卧在床上的寝衣里。党进大怒，把蛇煮了吃掉。”史官认为被子就是寝衣，由此可知《论语》中必然有“寝衣”一词，它自然是指被子。考察何晏在《论语注》中引用孔安国的话说：“寝衣就是现在的被子。”史官所用的说法，大概源自于此。孔安国是汉代人，距离古代不远，应当是有依据的。（《因树屋书影》）

无所不佩

王叔师在《楚辞注》中说：“品行高洁的人佩戴芳香之物，德行光明的人佩戴玉石，善于解开绳结的人佩戴觿，善于决断疑难的人佩戴玦，所以孔子没有什么不佩戴的。”（《焦氏笔乘》）

齐必变食

“斋戒必定改变饮食”，孔氏注释说：“改变日常的饮食。”“斋戒必定迁移座位”，孔氏说：“更换平常居住的地方。”而邢氏的疏解又认为从“食不厌精”到“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都是承接“斋戒”的文意。凡是说“不食用”的，都是因为对人不利。也是斋戒时，孔子所谨慎对待的，斋戒必定严肃恭敬，如果一定要食用那些食物，或许会导致困倦生病，那就失去了恭敬谨慎的心，所以不食用。那些平常的情况不必都这样。由此可见孔子斋戒时，有切细的肉，有切割的肉，有肉干，有鱼，有肉，有酒。切细的肉选择其精细的，切割的肉必定合乎礼制，肉干不使用市售的，鱼禁止不新鲜，肉忌讳变质，酒不取隔夜的，饮酒不到醉乱的程度，这些都是孔子所谨慎对待的斋戒方式，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不饮酒、不吃荤腥来作为斋戒。致堂胡氏评论梁武帝斋戒，那是佛教所实行的不饮酒、不吃荤腥的斋戒，而不是祭祀时散斋七天、致斋三天的斋戒。散斋七天，致斋三天，居住必定迁移座位，衣服必定更换礼服，饮食必定丰盛，专一心思，使身体明净清洁，以便与神明交流，没听说过不饮酒、不吃荤腥的。那么认为不饮酒、不吃荤腥就是孔子的斋戒，朱子的注释，恐怕也是陷入了佛道两家沿袭的陋习而没有察觉吧？查考荤菜有五种，道家说是韭菜、大蒜、芸薹、胡荽、薤，佛家说是大蒜、小蒜、兴渠、慈葱、茖葱。这五种食物煮熟了会诱发淫欲，生吃会增加嗔怒，所以都忌讳而不食用，然而儒家没有这种说法。《礼记》说凡是在君主面前进膳，有荤桃茢，都送到膳宰那里。应氏说：“臣子进献膳食，是出于爱心；熏除不祥之物，是出于敬心。”由此可见熏除不祥之物，古人尚且献给王公，难道不能献给鬼神吗？自从有了不吃荤腥的说法，道家崇尚玄武，玄武七宿，虚、危二宿形状像龟、蛇，因此忌讳龟、蛇，又因为龟忌讳鳖，蛇忌讳鳝鱼。而佛家又把牲血之类全部去掉，于是有了断屠、放生、素食、长斋，甚至敕令织造官文锦不得使用鸟兽的形状，宗庙牺牲用蔬菜和面食代替，以至于庖牺氏起初是天下一时的圣人，最终成为地下万世的罪人了。（《金罍子》）

酒言食

《汉书》记载于定国吃酒数石而不乱，我非常怀疑。虽然汉代的斛容量小，哪有一个人能喝到数石的道理？后来看到《笔谈》也说这是妄说，正与我的见解相同，就不再辩论了。还没有辩论的，是它的注释呢？如淳说：“食酒，就像说喜酒一样。”颜师古说：“食酒，是说能大量饮酒，费尽其酒，就像说食言一样。现在流行的版本往往把‘食’字改成‘饮’字，失去了它的真意。”我看《论语》中“沽酒市脯不食”，这里不食酒虽然是因为脯而一并提及，但酒可以说“食”，也不能说没有依据。如淳说喜酒，本来就没有意义；师古又引用食言的食，可笑他迂腐。古人用字大多通假借用，起初不像现在这样拘泥。比如把食物给人叫做饷，然后意义才安定，而《汉书》说“闽王饷荃葛”，况且荃葛不是食物，难道可以说饷吗？大概古人通假以饷为遗罢了。像这样的字很多。再说“沽酒市脯不食”，这话就像《系辞》中的“润之以风雨”，《左传》中的“牛马皆百匹”，《玉藻》中的“大夫不得造车马”，都是因其一而并言其一，这是古人省略言语的体例，不可不知道。（《野客丛书》）

经稗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经稗卷十二

兖州府知府郑方坤

撰

○四书

十二哲

查考十哲，颜子居首。颜子既已配享，以曾子充其数，而排在子夏之下。后来曾子又升格配享，人们以为必定是有若进位了，结果却是进位了子张。子张并不惭愧。我私下思考有若终究不能屈居两庑，只是难以安排他的位置。偶然读到王伯厚《论语考异》说：“有若大概属于言语科，是宰我、子贡一流的人物，以孟子‘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为断。”真是痛快淋漓的论述！又想到两庑中有公西华，从《孟武伯问仁》、《子路、曾皙等侍坐》两章来看，他的政事才能实在与由、求并列，难道应该委屈他吗？我的意思应当将有若、公西华进位到庙庭，扩大为十二哲。这样，德行科有三人：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也有三人：宰我、子贡、有若；政事科也有三人：冉有、季路、公西华；文学科也有三人：子游、子夏、子张。有人说：“子张属于文学科，这是什么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