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稗卷八

译鲁国衰败了。鲁国人对于孔子，谁不知道他是圣人呢？在此之前不任用他，一定要等到定公十年才开始任用他，并不是季孙氏真正能够任用孔子，而是迫于阳虎之流的威胁，急忙召他来平定祸乱。祸乱已经平定了，孔子却还要加强公室的权力，削弱私家的势力，三桓能不害怕吗？公敛阳说：“成邑，是孟氏的保障。没有成邑，就等于没有孟氏了。”季氏必定会说：“没有费邑，就等于没有季氏了。”叔孙氏必定会说：“没有郈邑，就等于没有叔孙氏了。”孔子离开了，国君还能依靠谁呢？从这以后，三桓更加骄横奢侈，公孙宿占据成邑叛乱，也没有人能够损害孟氏。孔子执政，能够驾驭鲁国，却容不下三家。家臣相继叛乱，不足以损害三家，却恰好损害了鲁国，对此也无可奈何罢了。

译鲁君包围成邑。

按照三都的情况，只有郈邑和费邑最为强大。郈邑和费邑既然已经拆毁城墙，那么拆毁成邑的城墙最容易，况且鲁君亲自包围它，反而不能攻克，并不是不能攻克。郈邑和费邑叛乱，而成邑唯独没有叛乱，不必攻克。拆毁郈邑和费邑的城墙，是为了强化叔孙氏和季孙氏；拆毁成邑的城墙，恰好会削弱孟孙氏，不应当攻克。郈邑和费邑对于整个鲁国的形势关系不大，而成邑在北门，齐国人窥探我国，便波及到那里，所以此前昭公二十六年，鲁君出逃居住在郓地，齐侯借帮助鲁君回国之名，军队就包围了成邑，经文中记载“公围成”就是这件事。这是为了孟氏的小事，却关乎鲁国的大事，不可攻克。况且已经拆毁了两座，那么这一座也可以停止了。胡氏认为孔子担任司寇而不能拆毁成邑，是因为没有代理相职。然而代理相职又不拆毁成邑，又是怎么回事呢？（《春秋毛氏传》）

孔子门徒亲身参与军队行列

夏商周三代以前，文官武官不分。春秋时期的各国，军队将领都由卿担任，在朝廷则执政，出征则带兵，记载在《诗经》、《尚书》、《左传》中可以考证。然而这仅仅说的是将帅罢了，至于士兵的低贱身份，即使是贤士也担任，不认为有什么特殊。鲁哀公时，吴国攻打鲁国，驻扎在泗水边上。微虎想要夜间袭击吴王的营舍，私下召集徒众七百人，在帐幕庭院中三次跳跃，最终得到三百人愿意前往，有若也在其中。杜预说：“卒，是最终的意思，是说在七百人中最终得到三百人愿意执行任务。”有人对季孙说：“这样不足以伤害吴国，却多杀害国家的贤士，不如停止。”于是制止了他。这大概是后世砍伐营寨、劫掠敌营之类的事，而有若也参与其中。齐国攻打鲁国，冉求率领左军，樊迟担任右军。季孙说：“冉求年轻。”有若说：“看他能否服从命令。”意思是虽然年少，但能服从命令。冉求在齐军中用矛作战，所以能攻入齐军。杜预说：“是说能凭借义勇作战。”这些都是孔子门下的高足弟子，却亲身参与士兵行列的事，后世难道还有吗？（《容斋四笔》）

春季在西边狩猎捕获麒麟

狩，是冬季狩猎的名称。春季却称为狩，是因为周朝的春季，相当于夏朝的冬季。西，是鲁国的西边。麟，是兽名，不常出现的动物。记载狩猎，是礼制的惯例；记载所捕获的东西，则是文辞的惯例。根据传文：“在西边的大野狩猎，叔孙氏的车夫鉏商捕获麒麟，认为是不祥之物，把它赐给了虞人。”孔子说：“这是麒麟。”然后才取回。按：麒麟是灵兽，是王者的祥瑞。《礼运》说：“圣王顺应德行，那么麒麟、凤凰都出现在郊野。”《孝经援神契》说：“德行达到八方极远之地，那么麒麟就会到来。”所以《公羊传》也说：“麒麟是仁兽，有王者就出现，没有王者就不出现。”此时周朝的德行已经衰微，贤明的君王不再出现。孔子以圣人身份乘时而出，却不能处在王位，这王者的祥瑞，将应验在谁身上？况且麒麟这种动物，游动必定选择方向，飞翔必定选择地方。现在出现却被捕获，这是圣人在下位受困的明显验证。这与《论语》中“凤鸟不出现，黄河不出现河图”的感叹，正相互印证。所以孔子作《春秋》，终于获麟这一时刻。虽然《春秋》纪年应当有始有终，这里不仅没有结束哀公二十七年，甚至没有结束哀公十四年的夏秋冬。自伤道统衰微，突然停笔，道理本来如此。如果《公羊传》说西边狩猎获麟，应验了孔子受命的符瑞，所以孔子见麒麟而作《春秋》，那么刘向、尹更始等人都认为祥瑞和灾祸不会同时出现，吉凶不能并存，既然灾祸出现，就不能再庆祝为祥瑞。至于说终于获麟，那么即使是汉儒也不遵循。贾逵、服虔等人都认为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才开始作《春秋》，在哀公十一年，总共三年文章才完成，有获麟的应验。虽然他们的说法也都是臆测，彼此没有依据，但他们不遵循《公羊传》的说法，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汉儒说周朝在西边，所以孔子想要复兴西周；又说立言的位置在西方，麒麟是西方的兽，属金，兑卦为金、为言、为口，那么幸好所狩猎的地方偶然在鲁国西边，万一在鲁国东边，孔子将不作《春秋》吗？至于解说《公羊传》的人说：“这是周朝灭亡的灾祸，汉朝兴起的祥瑞。”刘字有金刀，而汉朝在西边，孔子预先知道并哀伤这件事，这真是荒诞无稽的话，是东汉符命家所为，前代儒者早已驳斥，不值得提及。（《春秋毛氏传》）

所见异辞

孔子生活在昭公、定公、哀公的时代，文公、宣公、成公、襄公则是他所听闻的，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则是他所传闻的。国史所载的策书文字，有的不完备，孔子可以根据他所见到的来补充。至于所听闻的就远了，所传闻的又更远了，虽然从听闻中得到，必定要参互考证以求其可信，可信就记载，可疑就空缺，这就是异辞的原因。公子益师去世，鲁国史书不记载日期，因为年代久远而没有考证。用这个来解释经文，难道不是很容易而且确实如此吗？何休看到桓公二年会稷的传文，以恩情的深浅，有避讳和直书的差异，而把记载日期、不记载日期的详略之分看作与此同类，那就很难而且确实不对了。我怀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这三句话必定有所本，而齐鲁诸儒叙述它。然而它的意义有三：空缺文字是一，避讳恶行是二，言语委婉是三。从前一种说法，则对久远的事略写而对近事详写；从后两种说法，则对近事隐晦而对远事彰显。读《春秋》的人可以从中得知了。《汉书》说：“孔子作《春秋》，有

译那些应当褒扬或忌讳贬损的内容，不能书写在文字上，只能口头传授给弟子，弟子们退下后却说了不同的话。等到口耳相传的说法流行开来，于是就有了公羊、榖梁、邹、夹等不同的学派。像“丧事希望迅速贫穷，死后希望迅速腐朽”这样的话，曾子听到了却没有理解，如果不是子游举出事例来证实它，又怎么能明白呢？所以说：“《春秋》的弊病，在于……”

译春秋书名

《春秋》确立名称，并非始于孔子，在孔子修订之前早已有此名称。《左传》记载：“韩宣子来鲁国聘问，观看《易》的卦象和《春秋》”，这是在鲁昭公二年，是孔子修订以前的文献。而《礼记·坊记》说鲁国的《春秋》记载晋国丧事说“杀了他们的国君的儿子奚齐以及他们的国君卓”，这段文字在鲁僖公九年，那时孔子甚至还没有出生。所以《公羊传》道听途说，也说有未经修订时的《春秋》，见《公羊传》庄公七年。而鲁国史官的记录，直到西狩获麟之后，还有两年，共二十六条，都说是鲁国《春秋》的文字。所以孟子说：“《诗》的教化衰亡之后，《春秋》才兴起。”这是孔子的《春秋》，鲁国的《春秋》，这就是鲁国的《春秋》。于是徐仲日记又说：“从前《春秋》只是记录事情罢了，孔子的《春秋》则只记载名称而不记录事情。”按照《周礼》，内史宣读四方事务的文书，说的是将四方事务在君王面前宣读，这是记录事情。如果外史掌管四方志书，那么“志”解释为志，又解释为旌旗，意思是标举其名称而列为题目以告知四方。所以又说外史掌管向四方传达书名，他所做的记录，就是《春秋》的传文；他所做的志书，就是《春秋》的经文。因此《左传》序言说：“史官掌管邦国四方事务。”这是记录。纬书《春秋纬·钩命决》说：“想要观察我褒贬诸侯的志意，在《春秋》；推崇人伦的行为，在《孝经》。”这是志。只是志简略而记录繁琐，简略的就写在竹简上，称为简书。简，就是简，用竹子制成，只写一行字的；繁琐的就写在竹简编成的册子上，称为策书。《聘礼》所说的“百字以上写在策上”，是说一百字以上的都写在策上。虽然还是用竹片木版制成，但单片的竹简称为简，编连起来的竹简称为策。策，就是册，把编连的竹简，合两版为一册。所以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杀齐国国君，南史氏拿着竹简前往，这是简，是书写志意的；文公十五年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鲁君与他宴饮，华孙推辞说：“我的先臣华督得罪了宋殇公，名字在诸侯的策书上。”这是策，是记录事情的（《春秋毛氏传》）

书入

《春秋》记载“狄人进入卫国”，《春秋》记载“楚子进入陈国”，不忍心看到华夏诸侯被夷狄灭掉，所以称“入”。《春秋》记载“吴国进入郢都”，楚昭王出逃，还有国君在；申包胥求救，还有臣子在，所以不说楚国灭亡。《春秋》记载“于越进入吴国”，国家没有人了，如同进入空城，所以说吴国灭亡（《困学纪闻》）

春秋葬日

熊朋来说：“古代婚礼葬礼占卜日期而从不选择吉日，所以阴阳禁忌的说法不至于迷惑人。用《春秋》所记载的来考察，庄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姜氏进入。这一年岁次辛亥，八月丙子朔，也就是初二日。八月是夏历六月，起初不把月破当作忌讳。文公二年二月丁丑，为僖公制作主牌。二月是夏历十二月，也不把月建当作忌讳。至于葬礼，则经文大多记载日期。只有庄公九年七月丁酉安葬齐襄公，闵公元年六月辛酉安葬庄公，文公十八年六月癸酉安葬文公，成公元年二月辛酉安葬宣公，在后世成为通用的葬日。如隐公三年十二月癸未安葬宋穆公，桓公十七年八月癸巳安葬蔡桓侯，十八年十二月己丑安葬桓公，庄公四年六月乙丑安葬纪伯姬，二十二年正月癸丑安葬文姜，三十年八月癸亥安葬纪叔姬，僖公二年五月辛巳安葬哀姜，十八年八月丁亥安葬齐桓公，二十七年八月乙未安葬齐孝公，三十三年四月癸巳安葬晋文公，文公元年四月丁巳安葬僖公，五年三月辛亥安葬成风，九年二月辛丑安葬襄王，十七年四月癸亥安葬声姜，宣公八年十月己丑安葬敬嬴，成公三年正月辛亥安葬卫穆公，二月乙亥安葬宋文公，十五年八月庚辰安葬宋共公，十八年十二月丁未安葬成公，襄公二年七月己丑安葬齐姜，四年八月辛亥安葬定姒，九年八月癸未安葬穆姜，昭公七年十二月癸亥安葬卫襄公，十一年九月己亥安葬齐归，定公元年七月癸巳安葬昭公，十五年九月丁巳安葬定公，因下雨没能安葬，戊午才安葬，辛巳安葬定姒，这些都不符合后世的葬日。丁巳因下雨没能安葬而戊午安葬，古人从不拘泥禁忌，可见阴阳家选择吉日，古人并不讨论，只是占卜日期取吉利而已。《春秋》中的葬礼，只有庄公因为子般去世而安葬迟缓，有的超过一个月，有的三四月就安葬。后世受阴阳禁忌束缚，甚至数年不葬，为什么不看看《春秋》呢（《读礼通考》）

左氏书事

《左传》记载晋惠公背弃秦穆公的事情说：“晋侯回国时，秦穆姬嘱托贾君，并且说：‘全部接纳群公子。’晋侯与贾君行淫乱之事，又不接纳群公子，因此穆姬怨恨他。晋侯许诺贿赂中大夫，不久都背弃了。用河外五座城池贿赂秦伯：东边直到虢略，南边到达华山，里面包括解梁城，不久又不给。晋国饥荒，秦国输送粮食；秦国饥荒，晋国禁止卖粮。所以秦伯攻打晋国。”看这一段，就像狱吏审问囚犯，定罪议法，而皋陶审理，有什么可隐藏的呢？不必等到韩原之战，其曲直胜负的形势已经显现了。晋厉公断绝与秦国的关系，列举他的五条罪状

译（其）文辞铿锵有力，极尽文章铺陈渲染之妙，然而实际上都是诬陷秦国，所以《左传》又记载说：“秦桓公既与晋厉公在令狐结盟，却又召来狄人和楚人，想引导他们去攻打晋国。”杜预（字元凯）注释说：“根据这三件事来纠正秦国的罪行。”《左传》在行文上反复推敲、高低起伏，没有不探究到极致的。观察秦晋争战这两件事，就可以窥见一斑了。

译《左传》所载《周易》占筮，大抵只有一爻变动，未曾有两爻以上变动的情况。毕万占问仕途，遇到屯卦变为比卦，是初九爻变动；成季将要出生，遇到大有卦变为乾卦，是六五爻变动；晋国嫁伯姬，遇到归妹卦变为睽卦，是上六爻变动；晋文公迎接天子，遇到大有卦，是九三爻变动而变为睽卦；叔孙庄叔生下子豹，遇到明夷卦，是初九爻变动而变为谦卦；崔杼娶妻，遇到困卦，是六三爻变动而变为大过卦；南蒯作乱，遇到坤卦，是六五爻变动而变为比卦；赵鞅救援郑国，遇到泰卦，是六五爻变动而变为需卦。占卜者随即推演并加以解说，然而“崔杼进入他的内室，看不见他的妻子”，“叔孙君子出行，三天不吃东西”，几乎像是专门为这两个人所作的一样。只有陈厉公生下敬仲，遇到观卦变为否卦，周史说：“坤，是土；巽，是风；乾，是天。风在土上为天，是山。有山上的材木，而用天光照耀，于是居住在土上。”杜氏注解说：“从二爻到四爻有艮卦的象，艮代表山。”我认为这正是运用中爻取义，前书论述得很详细了。又有互相讨论事情，不借助蓍草占卜而引用卦象来说话的，比如郑国公子曼满想做卿，王子伯廖说：“《周易》中有这样的话，在丰卦变为离卦。”晋国先縠违抗命令进军，知庄子说：“《周易》中有这样的话，在师卦变为临卦。”楚王奢侈，子大叔说：“在复卦变为颐卦。”只是用爻辞来切合他们所做的事情罢了。至于“为嬴败姬”、“伐齐则可”等话语，自然是一时探究深奥隐秘之理，不是后人所能达到的。卫襄公生子，孔成子占问，也遇到屯卦变为比卦，与毕万相同，虽然史朝与辛廖的话不同，但都以利于建立诸侯为主（《容斋续笔》）

《左传》记载赋诗的事，始于僖公二十三年。秦伯宴请晋公子重耳，公子赋《河水》，秦伯赋《六月》。公子历访各国，未曾赋诗，却特别在秦国赋诗，如果不是衰世的文风，怎能使得公子这样做？从此到文公四年，宁武子出使鲁国，鲁公与他宴饮，赋《湛露》、《彤弓》，他不推辞，又不答赋，认为是练习礼仪时遇到的，委婉地用言辞规劝鲁国的僭越。十三年，郑伯与鲁公在棐地宴饮，子家赋《鸿雁》，季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的四章，季文子赋《采薇》的四章，这是鲁国、郑国的大夫都能赋诗。成公九年，季文子到宋国送女，回来复命，鲁公宴请他，赋《韩奕》的五章，穆姜从房里出来，赋《绿衣》的末章。襄公四年，穆叔出使晋国，演奏《肆夏》的三章，他不拜谢；歌唱《文王》的三章，又不拜谢；歌唱《鹿鸣》的三章，三次拜谢。穆叔不拜谢，大概是看到宁武子用这种方式对待鲁国，于是就用这种方式对待晋国。八年，范宣子来聘问，鲁公宴请他。宣子赋《摽有梅》，季武子赋《角弓》。宾客将要出去，武子赋《彤弓》。鲁国人曾经用《彤弓》让宁武子不答赋，宣子不敢自当，因为晋国先君文公的话，所以传中称君子认为他懂礼。十四年，姜戎为范宣子赋《青蝇》。这一年，诸侯的大夫跟随晋侯，叔向见到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叔向退下后准备船只。又卫献公让孙蒯喝酒，让太师歌唱《巧言》的末章，太师推辞，师曹歌唱。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在温地宴饮，让各位大夫歌唱诗歌必须同类，没看见各位大夫唱什么，也没看见齐国高厚的诗歌不类是什么诗。这一年，穆叔出使晋国聘问，见到中行献子，赋《圻父》；见到范宣子，赋《鸿雁》的末章。十九年，季武子到晋国拜谢军队，晋侯宴请他。范宣子赋《黍苗》，季武子赋《六月》。穆叔在柯地会见范宣子，见到叔向，赋《载驰》的四章。二十年，季武子到宋国，赋《常棣》的七章，回来复命，鲁公宴请他，赋《鱼丽》的末章，鲁公赋《南山有台》。二十六年，齐侯、郑伯因为卫国的事到晋国，晋侯一并宴请他们，赋《嘉乐》。国子辅助齐侯，赋《蓼萧》；子展辅助郑伯，赋《缁衣》。晋侯说卫侯的罪过，让叔向告知两位君主。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于是答应归还卫侯。二十七年，郑伯在垂陇宴请赵孟，七位大夫跟随君主，赵孟请求赋诗，说：“我也借此观察七位大夫的志向。”子展赋《草虫》，伯有赋《鹑之贲贲》，子西赋《黍苗》的四章，子产赋《隰桑》，子太叔赋《野有蔓草》，印段赋《蟋蟀》，公孙段赋《桑扈》。文子告诉叔向说：“伯有将被杀，其余都是几代的主君。”这一年，楚国薳罢出使晋国，晋侯宴请他，将要出去，赋《既醉》。叔向说：“薳氏在楚国有后代，是适宜的！”二十九年，襄公从楚国回来，想不进城，荣成伯赋《式微》。这一年，季札观乐，让乐工为他歌唱《周南》、《召南》，歌唱《邶》、《墉》、《卫》，歌唱《郑》，歌唱《齐》，歌唱《豳》，歌唱《秦》，歌唱

译《魏》歌《唐》，歌《陈》，歌《小雅》、《大雅》，歌《颂》。这一年，齐国的庆封来聘问，叔孙穆子为他赋《相鼠》，他不懂。第二年，庆封来投奔，让乐工为他诵《茅鸱》，他仍然不懂。昭公元年，楚国令尹宴请赵武，赋《大眀》的首章，赵孟赋《小宛》的二章。这一年，赵孟、叔孙豹进入郑国，郑伯一并宴请他们。赵孟赋《匏叶》，穆叔赋《鹊巢》，赵孟又赋《采蘩》。穆叔说：“小国像采白蒿一样勤劳，大国省察农事而使用它。”子皮赋《野有死麕》的末章，赵孟赋《常棣》。二年，韩宣子来聘问，鲁公宴请他，季武子赋《绵》的末章，韩子赋《角弓》，武子赋《节》的末章。季子有嘉树，宣子赞美它。武子说：“宿怎敢不封植这棵树，以不辜负《角弓》。”于是赋《甘棠》。宣子说：“起不堪承受，无法比得上召公。”从齐国聘问于卫国，卫侯宴请他，北宫文子赋《淇澳》，宣子赋《木瓜》。三年，郑伯前往楚国，子产相礼。楚子宴请他，赋《吉日》，子产具备田猎的装备。十二年，宋国华定来聘问，宴请他，为他赋《蓼萧》，他不懂，又不答赋。昭子说：“必定灭亡！宴饮时的言语不怀念，恩宠光辉不宣扬，美好的德行不知道，共同的福分不接受，将凭什么存在？”十六年，郑国六卿为宣子饯行。宣子说：“各位君子请都赋诗，我也借此了解郑国的志向。”子齹赋《野有蔓草》，子产赋《郑》《羔裘》，子大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栁赋《箨兮》。宣子高兴地说：“各位君子赋诗不出郑国的志向，是几代君主啊。”都献马，并赋《我将》。十七年，小邾穆公来朝见，鲁公与他宴饮，季平子赋《采菽》，穆公赋《菁菁者莪》。从昭公二十五年，宋公宴请昭子，赋《新宫》，昭子赋《车辖》。定公四年，申包胥乞求援兵，秦哀公赋《无衣》。从此到《左传》结束，所赋的诗只有《河水》、《新宫》、《茅鸱》、《辔之柔矣》是逸诗，其余的诗都保存下来。从隐公元年到僖公二十三年，共八十五年，于是不再有赋诗的人。只有襄公、昭公之间，一时能歌诗。晋国的范、韩、赵三卿，鲁国季孙氏有文子、武子、平子，叔孙氏有穆子、昭子，郑国有七穆子孙，这些都是世卿公族，风流文雅，聚集在百年之间。僖公之前既没有听说，昭公、定公之后又断绝了声响。想见歌诗必有音谱相传，在于人好学不好学。那人不好学，那么即使是齐庆、宋华，世家簮绂而昏愚无知；那人好学，那么秦、楚之人有歌诗的。楚国右尹子革能诵祈招，姜戎言语不通诸华，忽然歌青蝇，使范宣子心服。古人以歌诗肄业，现在都是庆封、华定之流了（熊氏经说）

译《左传》中论述字义的地方有好几处：把“毁”解释为“贼”，从而确立遵守法典的原则；把“止戈”解释为“武”，从而通达用兵的道理；把“反正”解释为“乏”，从而确定讨伐恶人的谋略；把“皿虫”解释为“蛊”，从而树立养生防病的戒律（出自焦竑《笔乘》）。

《公羊传》和《谷梁传》解释经书

有人说孔子作《春秋》，用一字来褒贬，大抵志在尊崇周王。至于记载年份和叙述事件，只是沿用旧史。杜预看到汲冢出土的《魏国史记》，说那部书的文意很像《春秋经》，由此足以看出古代各国史官策书的常规。所谓书或不书日期，在于事情轻重体例，本来没有什么固定关联，而《公羊传》、《谷梁传》这两部传，每件事都断言是否书日期，所以窒碍而不通。《左传》只有“公子益师去世，鲁公没有参加小敛，所以不书日期”这一种说法，其他很少。现在列举两传的言论来展示给晚辈。《公羊传》说：“益师去世，为什么不书日期？因为关系疏远。”“下葬不及时而书日期，是渴葬；不及时而不书日期，是慢葬；超过时限而书日期，是隐讳；超过时限而不书日期，叫做不能安葬；当时而书日期，是危不得葬。”“庚寅，进入邴。为什么书日期？因为艰难。”“夺取城邑不书日期。”“桓公的盟会不书日期，是表示信任。”“甲寅，齐国人攻打卫国。攻打不书日期，这为什么书日期？因为到了那一天。”“壬申，鲁公朝见天子。为什么书日期？因为记录在内。”“辛巳，晋国在殽地打败秦国。欺诈作战不书日期，这为什么书日期？因为详尽。”“甲戌，在咸地打败狄人。为什么书日期？因为大事。”“太子去世为什么不书日期？因为隐讳。”“即位不书日期。”《谷梁传》最多：“地位低的人盟会不书日期。”“大夫去世书日期，是正；诸侯去世书日期，是正。”“书日期进入，是厌恶进入的人。”“外国的盟会不书日期。”“夺取城邑不书日期。”“大阅兵，崇尚武力，所以谨慎而书日期。”“预先定下的盟会不书日期。”“鲁公打败齐军，不书日期，是疑战。”“鲁公打败宋军，书日期，是成败之故。”“齐国人灭遂国，不书日期，是微小的国家。”“鲁公会齐侯，在柯地盟会。桓公盟会虽然涉及内政，不书日期，是信任。”“送陈人的妇人来，不书日期，是多次违背，厌恶它。”“癸亥，安葬纪叔姬。不书去世日期而书安葬日期，是哀悯纪国的灭亡。”“太子去世，书日期，是正；不书日期，是故。”“有所见就书日期。”“戊辰，在葵丘盟会。桓公盟会不书日期，这为什么书日期？赞美它。”“辛卯，沙鹿山崩塌。书日期，是重视变故。”“戊申，陨石落在宋国。这月，六只鹡鸰鸟退飞。石头没有知觉，所以书日期；鹡鸰鸟微有知觉，所以书月份。”“乙亥，齐侯小白去世。这为什么书日期？是为了正其日期。”“壬申，鲁公朝见天子。书日期，因为再次致意天子，所以谨慎而书日期。”“日依附于月，月依附于时，不书月，是失去了所依附的。”“丁未，商臣弑杀他的君主髠。书髠去世的日期，是为了谨慎商臣的弑君。”“乙巳，与晋国处父盟会。不说公，是避讳。怎么知道他与公盟会？因为书日期。”“甲戌，夺取须句。夺取城邑不书日期，这为什么书日期？因为不正其再次夺取的缘故。”谨慎而书日期。辛丑安葬襄王，书日期，是非常不葬的言辞。乙卯，晋楚在邲地交战，书日期，是败。癸卯，晋灭潞国。灭国有三种方法：中国谨慎书日期，卑国书月份，夷狄不书日期。书日期，是潞子贤。甲戌，楚子去世。夷狄去世不书日期，书日期，是稍进。癸酉，在鞍地交战。书日期，有人说书其战，有人说书其悉。梁山崩塌不书日期，为什么？高处有崩塌的道理。鼷鼠吃郊牛角，不说日期，是急辞。庚申，莒国溃败，厌恶它，所以谨慎而书日期。秋，鲁公从会盟回来，不书日期从伐郑回来。丙戌，郑伯在操地去世，书日期，是未过国境。乙亥，臧孙纥出奔邾，书日期，是正纥出奔。蔡世子弑杀他的君主，不书日期，是子夺父政，叫做夷之。冬十月，安葬蔡景公，不书去世日期而书安葬月份，是不葬。四月，楚公子比弑杀他的君主。弑君者书日期，不书日期，是比不弑。甲戌，在平丘同盟，书日期，是善此盟。内政大事书日期，即位，是君主的大事，为什么不书日期？因为以年决定不以日决定。定公即位为什么书日期？彰显它。其他解释时月的也是这样，通晓经书的人可以默会了。沙鹿、梁山为两说，尤其不对。苏子由《春秋论》说：“《公羊传》、《谷梁传》的日月、土地，都是用来训诫的。日月不知道，土地不详细，何足以喜怒？”其意大概也是如此（出自洪迈《容斋五笔》）。

纪年

《春秋》时代，各国都自己纪年，发之于言，有时参互而不易晓，则有举其年之大事而为言者。若说“会于沙随之岁”，“叔仲惠伯会郄成子于承匡之岁”，“铸刑书之岁”，“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是也。又有举岁星而言，若说“岁五及鹑火”，“岁及大梁”，“岁在娵訾之口”者。从后人言之，则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

译知道古人不用它来纪年（《日知录》）

译改换年岁、改换时节、改换月份。

有些事情为当世所普遍崇尚，人们习以为常、耳熟能详，随口提及，听者立刻知道这属于哪一类、那属于哪一类，不再需要烦琐的解释，三正（夏、商、周三种历法）在民俗中的通行，就是其中之一。我曾经认为，《豳风·七月》诗中说到月份，用的是夏正；说到日期，用的是周正。《周礼》中的太宰、小宰，提到“正月”，是建子之月；提到“正岁”，是建寅之月。在一篇文献、一个官职之中，已经交错使用，然而还可以说这是因为用字不同。如果说“何以卒岁”，这是夏正的岁；说“为改岁”，这是周正的岁。《月令》季秋说“来岁”，这是秦正的岁；季冬说“来岁”，这是夏正的岁。“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是夏正的十月；《十月之交》“朔日辛夘”，这是周正的十月。《临》卦“至于八月有凶”，这是商朝的八月；《玉藻》“至于八月不雨”，这是周朝的八月。《月令》“孟春乘鸾路”，这是夏朝的孟春；《明堂位》“孟春乘大路”，这是周朝的孟春。《臣工》诗“维莫之春”，这是周朝的暮春；《论语》“莫春者”，这是夏朝的暮春。《明堂位》“季夏六月”，是改换了时节与月份；《左传》襄公十四年“正月孟春”，没有改换月份与时节。《君牙》“夏暑雨，冬祁寒”，没有改换时节，也就是没有改换气候。《杂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改换了月份却没有改换节气。《左传》昭公十七年“当夏四月”，是建巳之月；在商朝为四月，是建辰之月。《武成》“惟四月”，《顾命》“惟四月”，是建卯之月。《郊特牲》“岁十二月”，《孟子》“岁十二月”，是建亥之月。《伊训》“十有二月”，《三统历》商朝十二月，是建子之月；《夏小正》“十有二月”，《凌人》“十二月”，是建丑之月。四代的制度，列举同类事物交错出现，明显区别不同，然而还可以说这是因为书写不同。如果曾子一人口中，“病于夏畦”，夏，是夏朝的夏；“秋阳以暴之”，秋，是周朝的秋。赵岐注：“周朝的秋，是夏朝的五六月，阳光猛烈。”郝仲舆说：“周朝以五六月为秋，阳光干燥炽烈，金气遇到火气潜伏，暴晒极其干燥。”如果用暴晒物体极其干燥来说，有不须要五六月阳光的么？同一个绛县人的出生，正月甲子朔，在晋国是七十三年，在鲁国则是七十四年。同一个史苏的占卜，“六年逃，明年死”，在晋国则吻合，在鲁国中间隔了一年。为什么呢？使用夏正与周正的不同，不仅仅如此。昭公元年正月，赵武辅佐晋国，祁午说：“到现在七年。”等到秋天，医和说：“到现在八年。”为什么呢？昭公元年正月，仍是晋平公十六年十一月。昭公元年秋天，则是晋平公十七年的夏天或秋天。以至于三统历，殷朝十一月戊子后三天得到周朝正月辛夘朔，周朝正月，殷朝十二月，《洛诰》传以十二月戊辰晦，到下一个月为夏朝的仲冬，夏朝仲冬，周朝孟春。汉古诗《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汉朝以十月为岁首，这孟冬乃是建申之月，是指改换时节而言，下文“秋蝉鸣树间”是明显的实际物候，所以用没有改换的来说。唐储光羲诗：“夏王纪冬令，殷人乃正月。”则又全盘托出。杨升庵说：“唐人不加辨析，而自然明白，是对的。”只有宋儒才开始产生异说，明朝人出来更加滋生妄解了（博湖掌录）。

称王去天

《春秋》中有称王而去掉“天”字的，王。姚江认为“偶尔遗漏”，朱子也曾这样说。思考起来不是这样。王不是天，加上一个天字，显得有一毫不像天的地方，便不是天。既然可以添加，便可以去掉。这些地方非孔子的手段做不到，所以说“游、夏不能赞一词”，却不是孔子的本意。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没有一个字没有根据。《礼记》对于君主的去世，称天来诔祭；《周礼》太师叙述王的事迹，称天来谥号。适宜幽便叫幽，适宜厉便叫厉。厉王的儿子宣王尚贤，不敢更改。如果说“这是天的作为”，圣人行事有怕人的地方，似乎不合情理，却确实不可改变。如儿子继承大宗，所生的父亲便降低丧服等级，是被祖辈压制。鲁国将僖公排在闵公之上，《春秋》讥讽它。君、父是一样的。嘉靖帝继承大统，便将兴献王尊在正德帝之上。试想正德帝在时，兴献王称臣吗？生前称臣而死后就占据其上，安吗？所以汉朝几百年尊崇一部皮毛《春秋》，也是好的。未必就是圣人的本意，然而依据它来判断事情，大体不会走样。如光武帝的父亲，始终不敢僭越帝号，只称为南顿君，何等严肃！然而光武帝却似乎太过，既然是中兴，追封为王有什么不可？鲁闵公既然做了国君，虽然是弟弟，也是父亲；僖公虽然是哥哥，既然曾经做过他的臣子，就是儿子。即使是叔侄也是如此。这些事须要与志同道合的人考据折衷，存留一篇议论，一以圣贤经传、古人成案、大儒论断为准。

译我们这一辈在当今时代是今人，后世人看我们便是古人。只要不违背礼制而确立统一的标准，就是对名教最有功劳的。郑康成难道一定比朱子贤能吗？可是朱子在讨论将僖祖神主迁入远祖庙时，没有记起郑康成的一段议论，因此引以为憾。如果当时能采纳这一观点，其帮助难道会是微小的吗？

译称国以弑

称国人来记载弑君之事，《春秋传》说：“这是罪责连累到君主。”这种解释在义理上非常不妥。春秋时期诸侯中有罪的人，没有超过楚灵王、晋灵王、陈灵王的，但《春秋》从未记载为“人”（即未指明具体某人）弑君。这是重大的义例。大概是因为那些当权执政的人，有时计谋不诚实，有时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而胡乱指认一人来代替受罪，有时重金贿赂一人来抵罪，我国怎能依据这些来掩盖他们的奸恶呢？然而史书若有缺漏的文字，孔子是谨慎对待的，即使明明知道是某人，也不便直接以某人的名字实指，所以做成未结案的记录，说：“某国有人弑君。”隐约将罪责归属到那个人身上，那个人当时自然心惊胆战，后人又将追究那个人来实指罪行。就像有贼犯抓不到，他胡乱推举一人或买一人来抵罪，官府不肯与他结案，宁可悬案等待抓捕，让他终身不敢出头露面。所以不学习《春秋》就无法断案，《春秋》就是刑书，现在的悬案就是这样的例子（《榕村语录》）。

诸侯在丧称子

凡是继位的君主，过了次年正月才记载即位，然后才正式成为君主。未过次年则称“子”，未过次年又未安葬先君则称名。先君刚去世，为人子的心不忍心让父亲亡故，在父亲面前儿子称名，所以称名。庄公三十二年子般去世，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去世，就是这种情况。已经安葬则子道结束而君道开始了，称“子”而不称名。文公十八年子去世，僖公二十五年卫子，二十八年陈子，定公三年邾子，就是这种情况。过了次年则改元，国家不能多年没有君主，所以有不等待安葬就即位的，那就已经正式成为君主。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卫侯，宣公十一年陈侯，成公三年宋公、卫侯，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为了恭敬地守护并重视社稷。这些都是周公的制度、鲁国史官的文辞，而孔子遵循这些。《公羊传》说：“君主在世时称世子，君主去世称子某，已经安葬称子，过了次年称公。”说得对（《日知录》）。

人君称大夫字

古代，君主对于本国的卿大夫，都称“伯父”、“叔父”，称“子”，大夫称“二三子”，不只是诸侯这样。《曲礼》说：列国的大夫，进入天子的国家称“某士”，自称称“陪臣某”，然而天子接待他们，仍然称他们的字。宣公十六年，晋侯派士会平定王室，周王说：“季氏难道没听说过吗？”成公三年，晋侯派巩朔向周献齐国的战利品，周王说：“巩伯确实来了。”昭公十五年，晋荀跞到周安葬穆后，籍谈作为副使，周王说：“伯氏，诸侯都有用来镇抚王室的人。”又说：“叔氏难道忘了吗？”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微，言辞却不失旧制，这种称字，必定是先王的制度。周公作《立政》一书，如果侯国的司马、司空、亚旅，都列在王官之后，大概是因为古代的君主恭敬地对待下级，而不敢遗漏小国的臣子，所以左右的人，也都是顺从而形成上下之间的交往（《日知录》）。

姓氏

姓氏后世不再区别，只说姓某氏，即使史笔也是这样。查《史记·帝纪》注引《春秋左氏传》：“无骇去世，羽父请求赐谥号和族氏。公向众仲询问族氏，众仲回答说：‘天子建立德行，依据出生来赐姓，分封土地而赐命氏。诸侯以字作为谥号，依据它作为族氏。官职有世代功劳，就有官族。封邑也是这样。’公命令以字作为展氏。”注解说：“天子赐姓命氏，诸侯命族。族，是氏的别名。姓，是用来统系百代使不分别的；氏，是用来区别子孙所从出的。”解释《春秋》的人说：“依据出生来赐姓，是说像舜的妫、禹的姒、伯夷的姜这样。分封土地而赐命氏，是说像舜的有虞、禹的有夏、伯夷的有吕这样。以字，则是叔牙、季友、展无骇、臧僖伯这样。以谥，则是文、武、成、宣、宋戴恶、卫齐恶这样。以官，则是司马、司徒之类这样。以邑，则是韩、魏、赵这样。”详细来说，诸侯既然受天子封命为某公侯，这就是赐命氏。诸侯地位低，不能赐姓。那些以祖父谥号及以字为氏，或以官、以邑，既然没有土地可分，那么姓与氏就没有区别。注《史记》的人所以有“族，是姓的别名”的话。姓统百代，如周姓姬；氏用来区别子孙，如鲁、卫、毛、聃、干晋、应、韩的区别。又《春秋》之时，诸侯的儿子为大夫，则称公子；孙子则称公孙。公孙的儿子与异姓的臣子，未赐族而身为大夫，则称名，无骇、侠之类就是这样；已赐族而让他世代为大夫，则称族，如仲孙、叔孙、季孙之类就是这样。这是诸侯不能命氏而能命族的例子，由此可知。至于《易》说“黄帝、尧、舜氏作”，尧舜虽非姓氏，既是天子，当一代称曰尧舜氏，义理也通。这又不拘泥于姓氏的例子（《云麓漫钞》）。

因生赐姓

《传》说：“依据出生赐姓，分封土地赐命氏，以及字、

译谥号、官职、封邑，这六类罢了。」将其推广为十七类：第一类是以国名为氏。五帝之前，拥有国家的人不称国名，而以名字为氏，这就是所谓的无怀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神农、轩辕，虽然被称为炎帝、黄帝，仍然以名字为氏。到了唐、虞、夏、商、周之后，才以国名为氏，诸侯也是如此，鲁、卫、齐、宋之类就是。支庶称氏，迁居他国则称国名，如宋国的公子朝在卫国，就称宋朝；卫国的公孙鞅在秦国，就称卫鞅。第二类是以封邑为氏。原氏因周朝的邑而得氏，申氏因楚国的邑而得氏。鲁国有沂邑，因为沂地的大夫相鲁，就以沂相为氏；周朝有甘邑，因为甘平公担任王卿士，就以甘士为氏。第三类是以乡名为氏。第四类是以亭名为氏。封建五等爵位，将国降为邑，邑有关内侯、乡侯、亭侯。关内邑的，温、原、苏、毛、甘、樊、祭、尹之类就是。封在乡的以乡名为氏，封在亭的以亭名为氏。第五类是以地名为氏。居住在傅岩的为傅氏，迁徙到稽山的为稽氏，主持东蒙祭祀的为东蒙氏，守护桥山陵墓的则为桥氏。耏氏因耏班在耏门进食，颍氏因考叔担任颍谷封人，东门襄仲为东门氏，桐门右司为桐门氏，隐居在甫里、绮里的为甫里氏、绮里氏。第六类是以姓为氏。姓作为氏，与地作为氏，都是因所居住的地方而命名的。得到赐姓的为姓，没有得到赐姓的为地。居住在姚墟的赐姓姚，居住在嬴渎的赐姓嬴。姬姓得到赐姓，居住在姬水；姜姓得到赐姓，居住在姜水。第七类是以字为氏。第八类是以名为氏。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孙的儿子以祖父的字为氏。如郑穆公的儿子叫公子騑，字子驷，他的儿子叫公孙夏，他的孙子就叫驷带、驷乞；宋威公的儿子叫公子目夷，字子鱼，他的儿子叫公孙友，他的孙子叫鱼府、鱼石；鲁孝公的儿子叫公子展，他的儿子叫公孙夷伯，他的孙子叫展无骇、展禽；郑穆公的儿子叫公子丰，他的儿子叫公孙假，他的孙子叫丰卷、丰施。天子的儿子也是如此，王子狐的后代为狐氏，王子朝的后代为朝氏。如公子遂的儿子叫公孙归父，字子家，他的后代为子家氏，这是以父字为氏的；季孙鉏字子弥，他的后代为公鉏氏，这是以父名为氏的。第九类是以排行次序为氏，伯仲叔季之类就是。第十类是以族为氏，族接近于次序，是氏的区别。孟氏、仲氏，区别兄弟；丁氏、癸氏，区别先后；祖氏、祢氏，区别上下；第五氏、第八氏，以同居来区别。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是字的区别。轩氏、轩辕氏，熊氏、熊相氏，是名的区别。季氏中有季孙氏，仲氏中有仲孙氏，叔氏中有叔孙氏，是嫡庶的区别。第十一类是以官职为氏，太史、太师、司马、司空就是。第十二类是以爵位为氏，皇、王、公、侯就是。第十三类是以谥号为氏，庄氏出自楚庄王，康氏出自卫康公，鲁僖公、宣公的后代为僖氏、宣氏，文、武、哀、缪都是如此。第十四类是以吉德为氏，赵衰被人爱戴如同冬日，后代为冬日赵氏；古代有贤人叫老成子，后代为老成氏。第十五类是以凶德为氏，英布被黥刑为黥氏，杨感被枭首为枭氏。第十六类是以事迹为氏，夏侯氏遭遇有穷之难，后缗正怀孕，逃出自窦而生下少康，支孙以窦为氏；汉武帝诏令丞相田千秋乘小车出入省中，后代因以车为氏。第十七类是以技艺为氏，巫者的后代为巫氏，以至于卜氏、匠氏、豢龙氏、御龙氏、干将氏，也都是这样。三代之后，姓氏混淆了（随隐漫录）

译五霸

“五霸”这一称呼有两种说法，一是指夏商周三代的五霸，一是指春秋时期的五霸。《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齐国的国佐说：“五霸的称霸，是勤勉地安抚诸侯，以奉行周王的命令。”杜预（字元凯）解释说：“夏代的霸者是昆吾，商代的霸者是大彭和豕韦，周代的霸者是齐桓公和晋文公。”《孟子》说：“五霸是三代圣王的罪人。”赵岐（字台卿）注解道：“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这两种说法不同。根据国佐对晋国人说的话，当时楚庄王去世才两年，不应当立刻将他列为五霸之一，也不应当在之后没有霸者的情况下就固定为五霸，所以这显然是泛指夏商周三代。《国语》记载：“祝融能够彰显天地的光辉，他的后代有八个姓氏，昆吾是夏代的霸者，大彭、豕韦是商代的霸者。”《庄子》说：“彭祖得道，上至有虞氏，下至五霸。”李轨注解道：“彭祖名铿，是尧的臣子，封在彭城，历经虞、夏直到商代，活了七百岁。”由此可见，所谓的五霸，也包括商代时期。由此可知，在国佐之前，“五霸”这个名称已经存在很久了。至于孟子所说的五霸，以齐桓公为最盛，那就只是就东周迁都以后的情况而言，就像严安所说的“周朝衰败三百多年后五霸相继兴起”那样。然而赵氏将宋襄公并列其中，也不够恰当。宋襄公谋求霸业没有成功，在泓水之战中受伤而死，从未真正称霸过。《史记》记载：“越王勾践于是报复强大的吴国，在中国展示武力，号称五霸。”司马迁（字子长）在赵岐之前，所听到的说法不同。那么，说到夏商周三代的五霸，应当采纳杜预的说法；说到春秋时期的五霸，应当列入勾践而去掉宋襄公。荀子将齐桓公、晋文公以及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列为五霸，这才是正确的。（《日知录》）

霸者先服郑

齐、晋、楚的称霸，都是先征服郑国；范雎、李斯的谋略，都是先攻打韩国。因为虎牢关地势险要，是天下的枢纽。在虢国时叫制，在郑国时叫虎牢，在韩国时叫成皋。虢叔倚仗险要而郑国夺取了它，郑国不能守住而韩国灭掉了它，韩国又不引以为戒而秦国兼并了它。秦朝灭亡时，汉王和楚霸王争夺此地。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要，喜欢用兵的人往往会遭到报复，这话确实可信。（《困学纪闻》）

楚兴衰

楚国兴起时，驾着柴车，穿着破衣；其衰败时，穿着翠绿的被子，踩着豹皮做的鞋。国家的兴衰，只看其节俭还是奢侈罢了。（《困学纪闻》）

周不能有其寳

《周礼》中的大宝，镇河图、大训位列其中。《易象》在鲁国，《三坟》、《五典》在楚国，周朝已经不能拥有它的宝物了。然而老聃的礼仪，苌弘的音乐，文献依然存在。等到王子朝带着典籍逃到楚国，于是观射父、倚相都能诵读古代训诫，来美化他们的国家，这是因为得到了典籍的缘故。区区一个鼎，和怀抱玉璧一样，难道能保全国家吗？（《困学纪闻》）

宋称商

《日知录·武王伐纣》第二则说：“武王攻克商朝，不把商朝的都城封给周朝的臣子，而是仍然封给武庚。等到武庚叛乱后，才命令微子启继承殷商，并且一定要在宋地。大概是不因为叛逆而怀疑其子孙，而是明确告诉万世，夺取天下的人没有灭国的道理。所以宋公朝见周天子，自称臣子；周人对待他，则当作客人。从天下来说，他是臣服于周朝的诸侯；从其国人来说，则是以商朝的臣子侍奉商朝的君主，与当初没有变化。平王以下，距离微子的时代已经很久了，却说‘孝惠娶于商’，说‘天之弃商久矣’，说‘利以伐姜，不利于商’，我由此知道宋国得以称为商。”按《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孝惠娶于商。”这是宋人衅夏对鲁哀公说的话。宋林氏注解道：“称商不称宋，是为了避定公的名讳。”这个解释绝妙，难道宁稼雨（宁老）没有看到吗？僖公二十二年，楚国人攻打宋国以救援郑国，宋公将要作战，大司马固劝谏说：“上天抛弃商朝已经很久了，您想要复兴它，是不可赦免的。”不说抛弃宋国而说抛弃商朝，这就是下文“寡人虽是亡国之余”的意思，也就是一个姓氏不再复兴的说法。现在拿这个来证明宋国得以称为商，恐怕宁老没有理解当时说话的用意。因为僖公二十一年，宋国人举行鹿上之盟向楚国请求诸侯的支持，公子目夷说：“小国争夺盟主，是祸患。宋国大概要灭亡了吧！”这里断然应该称宋，那么那里称商，正可以意会。哀公九年，晋国赵鞅占卜救援郑国，遇到水适火，史龟说：“这叫沈阳，可以兴兵，利于攻打姜姓，不利于商。”不说攻打齐国和宋国，而改说姜、说商，是为了与上文“阳兵”押韵，这本来是古人文字的习惯。只看下文“伐齐则可，敌宋不吉”两句不用韵脚，就直接称呼齐、宋的本号，就可以看出来了。（《潜丘札记》）

鲁不亟从盟

诸侯的主盟，从齐桓公开始。北杏、鄄地的会盟，鲁国没有参加，直到幽地的盟会才开始参加，这说明鲁国不急于顺从霸主。夷狄的主盟，从楚灵王开始。申地的会盟，鲁国没有参加，直到薳启疆的召唤后才去楚国，这说明鲁国不急于顺从夷狄。所以说：“鲁国经过一次变革就能达到正道。”（《困学纪闻》）

三传不同

《春秋》有五传，而邹氏、夹氏二家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只有左氏、公羊、榖梁三家而已。韩愈的诗中有“《春秋》五传束高阁”的句子，“五”字大概是“三”字传抄时的错误。三传所记载的内容，大多相互矛盾。比如僖公八年“用致夫人”，没有说姓氏，左氏认为这是哀

译关于“姜”的身份，公羊学派认为是声姜，榖梁学派认为是成风。主张是哀姜的人认为，哀姜既然已被鲁国断绝关系，又在齐国被杀，就应当与鲁国断绝关系，不应用夫人的礼仪对待她，用禘祭来致祭是不合礼制的；主张是声姜的人认为，声姜是僖公的夫人，如今却归入宗庙，这是僭越；主张是成风的人认为，成风是庄公的妾室、僖公的母亲，因为僖公做了国君，所以她得以参与祭祀。又如隐公时期记载的“夫人子氏薨”，有人认为是隐公的母亲，有人认为是隐公的夫人，各种说法纷纭不同，就像这样（出自《野客丛书》）。

译人分为十个等级。凡是婢女役使婢女的，俗称为“重台”。查《左传》昭公五年记载：“日有十个数，所以有十个时辰，也对应十个等级。从王以下，第二等为公，第三等为卿。”杜预注解说：“日中为王，食时为公，平旦为卿，鸡鸣为士，夜半为皂，人定为舆，黄昏为隶，日入为僚，晡时为仆，日昳为台。日禺时太阳刚出，空缺不在等级之中，王和公空出了位置。”又昭公七年记载：“天有十个太阳，人有十个等级。所以王臣服公，公臣服大夫，大夫臣服士，士臣服皂，皂臣服舆，舆臣服台。”那么所谓“台”，是十个等级中最卑下的，现在难道不是原本如此吗？然而加上“重”字，尤其别有深意。（出自《辍耕录》）

《左传》中违背事理的地方。《左传》中的议论和遣词，有很多违背事理的地方，因为文章富丽华美，后人一概不再提及。现在略举几端，以针砭其过失。《左传》说：“郑武公、庄公担任周平王的卿士，平王对虢国有了二心。”杜预解释说：不再专任郑伯。周公阏与王孙苏争夺政权，平王背叛了王孙苏。杜预说：“叛，是不与之意。”用君主对臣下来说“二心”和“背叛”，这难道合乎情理吗！晋国在周王室平定戎狄，单襄公到晋国拜谢成功。刘康公挑衅戎狄，将要趁机讨伐他们。叔服说：“背弃盟约而欺骗大国，是不义的。”晋国范吉射、赵鞅交战。刘氏、范氏世代通婚，苌弘侍奉刘文公，所以周王室支持范氏，赵鞅认为这是讨伐。用天子使臣出访诸侯国，却说“拜谢成功”，说周王室对晋国是欺骗；大国诸侯的卿在周天子面前专横跋扈，却说“讨伐”，都在名分上不正当。其他如晋国邢侯杀叔鱼，叔鱼的哥哥叔向列举他的罪状并将他的尸体陈于市，这在兄弟情谊上是不忠厚的，却假托孔子的话说：“杀亲益荣。”杜预又说：荣名有利于自己，以弟弟陈尸作为哥哥的荣耀，更是失当。（出自《容斋随笔》）

王对虢有二心，王背叛王孙苏，说“二心”，说“背叛”，在君臣大义上是错误的，不足以作为训诫。《资治通鉴》记载“燕叛齐”，而《通鉴纲目》的非议；记载“蜀汉侵犯魏”，而《纲目》的非议；记载“晋侵犯梁”，而《读史管见》的非议，何况天子对臣下呢？（出自《困学纪闻》）

郑国的商人和贾人。秦国人谋划偷袭郑国，郑国商人弦高用四张熟牛皮先行、十二头牛犒劳秦军。郑人有防备，秦人无功而返，而晋国得以迎接并击败秦军于殽山。于是郑穆公以保全国家的功劳赏赐弦高，弦高推辞，于是和他的部属迁居到东邑，终身没有返回。荀罃在楚国时，郑国贾人打算把他藏在口袋里带出去，已经谋划好，还没行动，楚国人就把他放回来了。贾人到晋国，荀罃善待他，就像真的救出了自己一样。贾人说：“我没有那个功劳，敢承受那个实情吗？我是小人，不可以厚颜欺骗君子。”于是去了齐国。士君子见到利益就忘记道义的，无不鄙视他们为商贾的行为，然而前一个商人建立了莫大的功劳，后一个贾人具备莫大的德行，有士君子所不及的地方，而都出自郑国，难道有贤人隐没在商贾之中吗？晋国韩宣子在郑国商人那里买玉环，子产说：“从前我们先君桓公和商人都是从周朝出来的，依次配对来开垦这片土地，斩除蓬蒿藜藿，而共同居住。世代有盟誓，以互相信任。”由此可知郑国的商贾，确实不同于其他的商贾。（出自《四传权衡》）

戴妫和息妫。沉机深智，隐忍观察时变，于是因败为功，报仇雪耻，在男子中还足以称道，何况闺中的少妇，有不被史册褒扬而流传美名至今的吗？我在《春秋》中得到两个人，一个是卫国的戴妫，一个是息国的息妫，都是陈国人。卫庄姜美丽但没有儿子，戴妫生了桓公，庄姜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等到州吁杀了桓公，戴妫于是回娘家。庄姜送她，为她作《燕燕》诗。查《史记·卫世家》，州吁喜好军事，卫国人都不爱戴他。石碏于是利用桓公母亲家在陈国，假装与州吁交好。到了郑国郊外，石碏与陈侯共谋，让右宰丑进献食物，趁机在濮地杀了州吁。大概陈人正应州吁的请求与他一起攻打郑国，又为什么忽然听从石碏的请求反而诛杀州吁？如果不是一个女子矢志必报，而在帷幄之间婉转游说，那么“击鼓其镗，踊跃用兵”的大恶人，怎么能如此迅速地授首呢！息妫是蔡哀侯的姨母。哀侯用息妫的美色引诱楚子，楚子灭了息国，把息妫带回，生了堵敖和成王。三年不说话，楚子问她，回答说：“我一个妇人侍奉两个丈夫，纵然不能死，又能说什么呢？”楚子因为蔡侯灭了息国，于是进入蔡国，哀侯被扣留九年，死在楚国。如果息妫留恋新婚之乐，忘记故国的动荡，那么献舞给楚王入享，也就付之往事了。扑灭燎原之火的人，是谁呢？以庄姜的凝脂瓠犀，却偏偏能降心相从；以蔡侯的极力艳称，却让楚子的食指也动了，难道不是两个妫氏冶逸姣好，成为千古以来色艺双全的人吗？又谁知道她们谋划深远而思虑周密呢！然而两个妫氏都是陈国人。从前虞思把两个姚氏嫁给少康，于是间谍浇诱骗豷，于是灭了过国和戈国，不能说两个姚氏

译没有内助。难道大舜向天号哭，而遭受流放、放逐、诛杀，拥有坚忍的心志，拥有雄断的手段，他的治国之法不传给儿子而传给贤人，不传给儿子而传给后来的女子吗？禹的后代有少康，又有越王勾践，都是报仇雪耻的男子；舜的后代有二姚，又有戴妫、息妫，都是报仇雪耻的妇人，本来不能说不是家传（《春秋志在》）

译乘驿乘遽

《汉书·高帝纪》记载：“乘坐传车前往洛阳。”颜师古注释说：“传，就像现在的驿站。古代用车，称为传车；后来又单独设置马匹，称为驿骑。”我私下怀疑这种方法在春秋时期应当已经存在，例如楚子乘坐驿车在临品会师，祁奚乘坐驿车去见范宣子，楚子乘坐驿车到达罗汭，子木派驿使向国王禀告，楚人对游吉说：“我们将派驿使急速去晋国询问并报告。”《国语》记载：“晋文公乘坐驿车从下脱出发，在王城会见秦伯。”《吕氏春秋》记载：“齐君乘坐驿车亲自追赶晏子，追到国都郊外。”这些都是因为事情紧急来不及驾车，或许是单独骑乘驿马，而注疏家没有提到这一点。谢在杭在《五杂爼》中说：“古代乘坐传车都是驿车。《史记》记载：‘田横与两名门客乘坐传车前往洛阳。’注释说：‘四匹高足马叫置传，四匹中足马叫驰传，四匹下足马叫乘传。’然而《左传》说郑国子产乘坐遽车到达，则似乎是单骑驿马了。《释文》说：‘用车叫传，用马叫遽。’子产当时辅佐郑国，难道缺乏车马吗？恐怕是担心赶不及，所以乘坐遽车，这无疑是驿马了。汉初尚且乘坐传车，如郑当时、王温舒都私自配备驿马，后来嫌其不够迅速，便一概骑马了。”（《日知录》）

有人无人

臧孙在鲁国说：“国家有人才。”师慧在宋国说：“必定没有人才。”襄仲在秦国说：“如果没有君子，国家还能存在吗？”有五位贤士，是晋文公称霸的原因；有大叔仪，有母弟鱄，是卫献公得以复国的原因；有赵孟、伯瑕、史赵、师旷，有叔向、女齐，是晋国不可轻视的原因。有人说：“你不要说秦国没有人才。”有人说：“没有善人，国家就会随之衰败。”国家的存亡轻重，只看其是否有人才罢了。舜有五位臣子，武王有十位乱臣，殷商有三仁，周朝有八士，这样的人，才可以说国家有人才。虞国有宫之奇，项羽有范增，却不能保有他们的人才。魏国窥探吴国时，就说：“那里有人才。”贾谊说天下上下颠倒，就说：“难道国家还有人才吗？”这些都是以人才来衡量国家的盛衰。（《困学纪闻》）

男子称寡

《王制》说：“年老没有妻子叫鳏，年老没有丈夫叫寡。”鳏、寡，是老年人不再嫁娶的名称。《孝经注》说：“男子六十岁没有妻子叫鳏，妇人五十岁没有丈夫叫寡。”知道这是界限的，是因为《内则》说妾即使年老未满五十岁，也必须每五天侍奉君主一次，那么妇人五十岁不再侍奉，显然不再嫁娶了。正义认为知道称寡以此作为断限。然而妇人没有称鳏的记载，男子也称寡。《左传》说：“崔杼生了成和强就寡居了。”《尔雅》说：“没有丈夫没有妻子都叫寡。”那么知道男子也称寡。（《野客丛书》）

春秋寿者

先贤说：“三代以上，气数醇厚，圣贤都长寿；三代以下则相反。那么周室东迁进入春秋时期，长寿的人也可以数得清了。鲁国的季孙行父，是季友的儿子。僖公十六年，季友去世；又过了六年，行父掌权，开始出现在经文中。文公、宣公、成公都在位十八年，到襄公五年行父去世，距离季友去世七十六年，行父应当接近百岁。郑国的子产，是七穆之一子国的儿子。襄公八年，郑国侵犯蔡国，开始出现在传文中。昭公二十年去世，行事可考的有四十四年，历经简公、定公、声公、献公四位国君，大概八九十岁。齐国的晏平仲之父桓子，襄公十七年去世。平仲因知礼出现在传文中，《史记》记载鲁定公十年平仲去世，言论可见的有五十多年，也应当八九十岁。吴国的季札，是吴王寿梦的小儿子，哥哥诸樊想立他为君，季札让国，年龄大概十五六岁。哀公十一年，楚子期伐陈，季札救陈，退兵以成全子期的名声。杜氏注释说：‘从襄公十二年至今七十七年，季札大概九十多岁。’史书有说季札的寿命与《春秋》相始终的。元有人说：‘这四位卿大夫在春秋衰世，众人不得长寿之时，唯独能以长寿善终，是因为行父妾不穿帛、马不喂粟，子产行事恭敬、养民恩惠，平仲纳邑辞富、一件狐裘穿三十年，季札把国家让给别人，又能把名声让给别人，大概是薄取而厚予，德行足以胜过常人，所以得到上天的保佑。’这种说法是有感而发，寻求古今，不必完全符合，但这确实是常理，有不可诬蔑的。唉！一天的短，千年的长，彭祖与夭折者有何区别？人有死而不朽的，不是指年老长寿，君子只是努力行善罢了。”（《余冬序录》）

绛县老人

绛县老人说：“我出生的那年正月甲子朔，已经四百四十五个甲子了，其末尾到现在是三分之一。”季，是末尾；今，是今天。意思是已经得到四百四十五个完整的甲子，其末尾一个甲子六十天，而今天是癸未，才过了二十天，所以说三分之一。文公十一年到襄公三十年，总共七十四年。以年表考证，文公十一年岁在己巳，襄公三十年岁在戊午，现在说七十三年，大概是指襄公三十年上距文公十一年，得到七十三年。所谓亥二首六身，注释说

译“亥字上面有两画，加上三和六作为身体，就像算筹中的‘六’。”大概古代的“亥”字就是这样写的，所以说它有两个头、六个身子，下面六画就像三个算筹表示的六数。所谓下面两个像身体，是指它的日数是六千六百六十个旬，所以说这是日数。况且四百四十五个甲子，合计两万六千七百天，相差四十天，那么前面所说的“其季于今三之一”，意思是最后的甲子才得到二十天，所以少了四十天。而且不称为“日”而称为“旬”，是因为古人用甲子来数日，所以称为“旬”，就像现在阴阳家所说的“甲子旬中”、“甲午旬中”之类，与《尚书》中“期三百有六旬”的说法相同（出自《西溪丛语》）。

译骚离

《楚语》中伍举说：“德行道义不能施行，那么近处的人就会离散，远处的人就会抗拒疏远。”伍举所说的“骚离”，屈原所说的《离骚》，都是楚地的方言。扬雄作《畔牢愁》，与《楚语》的注解相合（出自《困学纪闻》）。

广莫

《左传》说：“狄人地广人稀，对于晋国来说如同都城。”杜预注：“广，音义与旷相同。广莫，就是空旷荒凉的意思。风叫广莫风，门叫广莫门，音义都如此。”（出自《丹铅总録》）

高祖

礼制称曾祖的父亲为高祖。《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见，说：“我的高祖少皥挚在位时。”这是把始祖称为高祖。昭公十五年，周王对籍谈说：“从前你的高祖孙伯黡，掌管晋国的典籍。”这是把九世祖称为高祖（出自《因树屋书影》）。

为客

现在同席而坐的人都称为客，这是不对的。古代席面的正面称为客，列座称为旅，主人称为献，客人称为酬。所以宋国宴请晋国、楚国的大夫，赵孟作为客，注解说：“客，是一座中最受尊敬的人。”季氏宴请大夫饮酒，臧纥作为客，献酒之后，臧孙命令北面铺设重席，用新的酒樽清洁它，召悼子走下台阶迎接他，大夫们都站起来，等到旅酒时召公鉏，注解说：“献酬的礼节完毕而普遍饮酒称为旅。”那么古代主人先向客献酒，客再向主人回敬，然后同席的人都饮酒，不像现在这样不等待献酬而同席的人都饮酒（出自《懒真子》）。

行李

唐代李济翁《资暇録》说：“古代的使字写作李，《左氏春秋》传中说的行李，乃是行使，后人误写为李字。《春秋》僖公三十年《左氏传》说：‘如果放过郑国让它作为东方道路上的主人，行李往来，供给他们的困乏。’杜预说：‘李，是使者。’又襄公八年《左氏传》说：‘也不派一个使者告诉寡君。’杜预说：‘行李，是行人。’又昭公十三年《左氏传》说：‘诸侯恭敬和睦以处理事务，行理的命令，没有一个月不到。’杜预说：‘行理，是使者通聘问的人。’有的说理，有的说李，都是指使者，只是修饰言语称为行李，或者写作理罢了。由此知道并非改古文为李。古文字很多，李济翁不说李字出自哪本书，不能轻易泛举而改作。刘孝威《结客少年场行》说：‘少年李六郡，遨游遍五都。’李读作使的音。”（出自《西溪丛语》）

弗加于山

扬州检法寇中大庠，是河朔人，喜欢用大话来压倒座中的人。一天在客舍中问座客说：“《左传》说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注解说如同在山海之中，价格不加贵，为什么呢？”庠把这八个字平分作两句，所以座客突然不能回答。庠意气非常自得。当时我担任江都丞，独自后到，见众人沉默，庠又举前语问我。我笑着说：“这是一句，为什么分为两句呢？”庠笑着说：“果然骗不了。”大概晏子的意思是说陈氏施私恩以收买人心，所以低价卖给百姓，因此山木鱼盐之类，虽然在齐国如同在山海之中，不加贵。贾读如价，不是商贾的贾（出自《懒真子》）。

九顿首

九顿首出自《春秋传》，然而申包胥原本是三顿首，未曾九顿首。杜注《无衣》三章，每章三顿首，每顿首必三，这是亡国之余，情势迫切而改变平日的礼节。七日夜哭于邻国的庭院，古人有此礼吗？七日哭，九顿首，都是亡国之礼，不可通用。韩之战，秦俘获晋侯，晋大夫三拜稽首，古代只有再拜稽首，没有三拜。申包胥的九顿首，晋大夫的三拜，《楚语》说：“湫举遇见蔡声子，走下台阶三拜，收下他的乘马。”也是亡人之礼（出自《日知録》）。

不说学

周朝的衰败，从原伯鲁不喜欢学习开始；秦朝的灭亡，从子楚不习惯诵读开始（出自《困学纪闻》）。

轻儒

齐国人歌唱说：“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春秋末期，已经轻视儒生了。到了战国，淳于髡有“贤者无益”的讥讽，秦昭王有“儒无益”的质问，末流极于李斯（出自《困学纪闻》）。

恐人迁善

伯宗讨伐潞国，说：“后来的人或许将恭敬奉行德义以侍奉神人，而巩固他们的命运，怎么对待他们呢？”乐毅讨伐齐国，说：“等待他们悔改以前的错误，改正过错体恤百姓而安抚民众，那就难以考虑了。”羊祜讨伐吴国，说：“如果再立贤明的君主，虽然有百万之众，长江也不可窥视。”这都是兵家的权谋，只怕别人向善，难道是所谓以善养人的人吗（出自《困学纪闻》）。

从政者新

楚国伍参说：“晋国执政的人新”，指的是荀林父。士弥牟说：“晋国执政的人新”，指的是范鞅。一个导致丧师，一个导致失去诸侯。《尚书》说：“人惟求旧”（出自《困学纪闻》）。

一日十二时

古代没有把一天分为十二时的说法，《洪范》说岁月日不说时，《周礼》冯相氏掌管十二岁、十二月、十二辰、十日、二十八星的位置，不说时。

译屈原在自述中记载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却没有记载时辰；吕才的《禄命书》也只说到年月日，同样没有记载时辰。如果在一天之中用来区分和记录时辰的名称，有“日中”、“昼日”、“日昃”，见于《易经》；有“东方未明”、“会朝”、“日之方中”、“昏”、“夕”、“宵”，见于《诗经》；有“昧爽”、“朝”、“日中昃”，见于《尚书》；有“朝时”、“日中”、“夕时”、“鸡初鸣”、“旦”、“质明”、“大昕”、“晏朝”、“昏”、“日出”、“日侧”、“见日”、“逮日”，见于《礼记》；有“鸡鸣”、“日中”、“昼”、“日下昃”、“日旰”、“日入”、“夜”、“夜中”，见于《春秋左传》；有“鼌”、“薄暮”、“黄昏”，见于《楚辞》。记录白昼则使用“日”，《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王于是向西从萧县出发，清晨攻击汉军然后向东，到达彭城，正午时分，大败汉军。”《吕后本纪》说：“八月庚申日清晨，平阳侯曹窋会见相国审产商议事情，到了傍晚时分，于是攻击审产。”《彭越列传》说：“第二天日出十余人，后来的人到正午才到。”《淮南王安列传》说：“清晨接受诏令，到了吃早饭的时辰，皇上驾临。”《汉书·五行志》说：“正午时分日食从东北方向开始，过了半天到了傍晚时分才恢复。”“傍晚时分日食从西北方向开始，到了日落后傍晚时分才恢复。”《武五子昌邑王传》说：“夜里漏壶的水还没滴完一刻，用火打开书信。那天正午，贺发送；傍晚时分到达定陶。”《东方朔传》说：“微服出行，等到夜里漏壶滴下十刻才出来，天亮时进入山下，就是这样。”记录夜晚则使用星象，《诗经》中说“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户”，《春秋左传》中说“降娄星居中时天就亮了”，就是这样。如果不辨别星象，就分别说明夜晚的时段，叫“夜中”、“夜半”、“夜乡晨”，就是这样。分别说明夜晚但不够详细，于是有将夜晚分为五段而称为甲、乙、丙、丁、戊的说法。《周礼》中司寤氏掌管夜间时辰，注解说：“夜时指夜晚的早晚，就像现在的甲到戊。”《汉书·西域传》杜钦说：“斥候士兵将夜晚分为五段，敲击刁斗自卫。”《天文志》说：“本始元年四月壬戌日甲夜”，“地节元年正月戊午日乙夜”，“六月戊戌日甲夜。”《三国志·曹爽传》说：“从甲夜到五更鼓，曹爽才把刀扔在地上。”《晋书·赵王伦传》说：“约定四月三日丙夜一更，以鼓声作为回应”，就是这样。将夜晚分为五段仍不够详细，于是有说漏壶滴上几刻的说法。《五行志》说：“早晨漏壶的水还没滴完三刻，出现重月重见的现象。”又说：“漏壶滴上四刻半，才稍微有点。”《光礼仪志》说：“夜里漏壶的水还没滴完七刻，钟鸣接受祝贺。”《东方朔传》说：“微服出行，等到夜里漏壶滴上十刻才出来。”《王尊传》说：“漏壶滴上十四刻时，行临到达。”《外戚传》说：“白天漏壶滴上十刻时去世。”又说：“夜里漏壶滴上五刻，抱着孩子与舜在东交掖门相会。”从南北朝史书以上都是这样。所以《素问》说：“一天一夜分为五段。”《隋书·天文志》说：“白昼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晚有甲、乙、丙、丁、戊。”而没有十二时辰的名称。只有《史记·历书》说：“鸡叫三遍，天刚亮时抚摸十二时节，结束于丑时。”但下文却说：“朔旦冬至正北。”又说：“正北、正西、正南、正东。”不直接说子、酉、卯、午。《汉书·五行志》说日加辰、巳，又说时加未。《翼奉传》说日加申，又说时加卯。《王莽传》说：“天文郎在面前按拭，日时加某，王莽旋转席子随着斗柄而坐。”而《吴越春秋》也说：“今日甲子，时加于巳。”《周髀算经》也有加卯、加酉的说法。如果记事的文章中没有使用这些的。《左传》中卜楚丘说：“日的数量是十，所以有十个时辰。”而杜元凯的注则认为这是十二时辰，虽然没有设立十二地支的名称，然而其中所说的夜半，就是现在所说的子时；鸡鸣，就是丑时；平旦，就是寅时；日出，就是卯时；食时，就是辰时；隅中，就是巳时；日中，就是午时；日昳，就是未时；晡时，就是申时；日入，就是酉时；黄昏，就是戌时；人定，就是亥时。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开始见于此。考察《史记·天官书》说：“从清晨到吃早饭，从吃早饭到日昳，从日昳到傍晚，从傍晚到下傍晚，从下傍晚到日落。”《素问·藏气法时论》有说夜半、平旦、日出、日中、日昳、下傍晚。《吴越春秋》有说时加日出、时加鸡鸣、时加日昳、时加禺中，那么这十二个名称古代就有了。《史记·孝景纪》说：“五月丙戌日地震，那天的早饭时分又震动。”《汉书·武五子·广陵王胥传》说：“奏酒到鸡鸣时分才停止。”《王莽传》说：“以鸡鸣为时辰。”《后汉书·隗嚣传》说：“到黄昏时分于是溃围。”《齐武王传》说：“到吃早饭时分赐给陈溃。”《耿弇传》说：“人定时分，步果引去。”《来歙传》说：“臣在夜里人定之后，被何人所贼伤？”《窦武传》说：

译从早晨到吃早饭的时候，士兵投降的几乎已经完了。」《皇甫嵩传》记载：「夜里整顿军队，鸡叫时奔驰到敌阵，战斗到申时，大败敌军。」《晋书·戴洋传》记载：「永昌元年四月庚辰日禺中时，有大风从东南方刮起，吹折树木。」《宋书·符瑞志》记载：「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时。」月食、火星经过，人定时，火星出现在营室、宿羽林，都使用这十二个时辰。又《淮南子》记载：「太阳从旸谷升起，在咸池沐浴，拂过扶桑，这叫做晨明；登上扶桑之上，开始将要行走，这叫做朏明；到达曲阿，这叫做朝明；来到曾泉，这叫做早食；停留在桑野，这叫做晏食；到达衡阳，这叫做禺中；正对昆吾，这叫做正中；经过鸟次，这叫做小迁；到达悲谷，这叫做晡时；回到女纪，这叫做大迁；经过泉隅，这叫做高舂；停在连石，这叫做下舂；羲和停止，六螭休息，这叫做悬车；接近虞泉，这叫做黄昏；进入蒙谷，这叫做定昏。」据查，这里从晨明到定昏是十五个时辰，而卜楚丘认为是十个时辰，不知道现在所谓的十二时辰，是由什么人确定的呢（《日知录》）

译经稗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经稗卷九

兖州府知府郑方坤

撰

○三礼

冢宰与宗伯统领的官员

嫔妃、宦官，饮食、酒浆、衣服、住宿、器物、财物，都由冢宰统领；冠冕、车旗，宗庙祝史、巫祝、卜筮、乐工，都由宗伯统领。这是周公辅佐成王，端正其心志、辅助其德行的方法。周朝兴盛时，滕侯担任卜正，吕伋担任虎贲氏，侍从仆役没有不正派的人，左右亲近的仆从，都是常备的贤士；等到周朝衰微时，昏庸残暴之人无所顾忌，妇女与宦官一起作乱，膳夫、内史、趣马、师氏与宠臣勾结，琐碎的姻亲关系，私人的子弟窃据王朝的职位。到了秦朝，大臣不能议论近臣；到了汉朝，中朝得以压制外朝；到了唐朝，只信任北司（宦官），南司（文官）没有用处。这都是因为周公的典制被废弃了。偶尔有申屠嘉那样诘责宠臣的，杨秉那样弹劾常侍的，诸葛武侯那样将宫中与府中视为一体的，可以说懂得宰相的职责。唐太宗责备房玄龄北门营缮之事，说这与君主何干？难道他是善于研读《周礼》的人吗！本朝赵普对于制作一个熏笼，也按照有司的法度来制约；李沆对于立后宫之事，上奏说“臣李沆不同意”；赵鼎对于内苑移竹之事，责备宦官停止劳役，差不多有古代大臣的风范了。五峰却认为周公不应当治理成王的私生活之事，大概是未曾深思吧（出自《困学纪闻》）

冢宰治理内廷

《周礼·天官》中的冢宰，其下属有宫正，实际上掌管王宫的戒令、纠察禁令；内宰用阴礼教导六宫，用阴礼教导九嫔，大概是宫中官员的首领。所以自皇后、夫人之外，九嫔、世妇、女御以下，无不列在属官之中。后世后宫之事，不是上宰所能听闻的。《礼记·内则》篇记载男女侍奉父母、公婆之事，细琐之事全部记载，而首句说：“后王命令冢宰，将德行降示给众百姓”，这是因为冢宰治理内廷的缘故（出自《容斋续笔》）

九嫔、世妇、女御

郑康成说：“众妃嫔侍奉君王的法度，女御八十一人对应九夜，世妇二十七人对应三夜，九嫔九人对应一夜，三夫人对应一夜，皇后对应一夜，总共十五天轮遍。”汪氏说：“郑氏的说法太悖谬了！周公制定《周礼》在成王时代，其婚礼也应当作于此时。成王正值青春年少，周公虽然用德行引导他，用道义约束他，还担心有人乘虚而入以荒淫之术进献，何况增加女宠，定为不可更改的制度来诱导他呢？况且每一夜之中，所侍奉的有九人，如果不是淫欲无道的君主，如齐国的武成、隋朝的炀帝，必定不会如此贪恋美色。所以如果一夜之间轮遍，那么君主的身体也不同于金石了；积累久了，难道没有像医和所说的蛊疾吗？如果轮遍不了，那么这一百二十人，虽然时时抱着被褥往返在其侧，还是不免有怨女的叹息，难道让她们在十五天之间仅仅得到片刻的宠幸吗？而且大臣爱护君主，不像左右近习那样以谐谑取媚为容。霍光执政，命令宫人都穿连裆裤，多系带子以防备昭帝，可以说是严密了，而昭帝还是早逝。难道周公如此圣明，却制定一夜九人的制度吗？凡是用来辅导成王的，还不如霍光，我不相信。所以我认为九嫔、世妇、女御，既然与女酒、女浆、女笾、女醢、女酰、女盐、女幂、女祝、史之类都统属于冢宰，这些都是宫中的职务，左右后妃以供事者，决不是进御于君王的。或许也是选择卿大夫中守寡的妻子，以及年老无子的人担任，所以称为内命妇。与九嫔的条文说：‘掌管妇学的法度，用来教导九御，各自率领其属官而按时在王所侍奉。’我认为《周礼》所说的御，又决不是伴随于燕寝之中的。不然，九嫔以下共一百二十人，而又莫不有属官，其人数常常不止数百，君王怎么能一一侍奉，如郑氏所说呢？汉儒喜欢新奇之说，而多出于无根之谈，大概不值得相信（出自《尧峯文钞》）

酒奚

现在把妓女作为官奴，就是官婢。《周礼·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现在的侍史官婢（出自《辍耕录》）

医师

古代的时候，庸医杀人；现在的时候，庸医不杀人，也不救人，让人处于不死不活之间，病情日益加深，最终导致死亡。药物有君臣之分，人有强弱之别。有君臣之分，则用量有多少；有强弱之别，则剂量有半倍之差。多则专一，专一则见效快；倍则厚重，厚重则药力深。现在用药的人，大体杂乱泛泛而平均分配，既见识不明，又治疗不勇猛，所以病不能痊愈。而世人只以不杀人为贤，哪里知道古代的上医也不能没有失误？《周礼》：医师年终考核其医疗事务以决定其俸禄，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这是十失三四，古人还任用他们。而淳于意回答孝文帝，还说：“常常有失误，臣淳于意不能保全。”《易经》说：“宽缓地整治父亲的弊政，前往会见吝惜。”为什么只取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