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稗卷六
以蕃屏周室。召穆公思周徳之不类，故紏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云云。孔颕逹云：「此诗自是成王之时周公所作以亲兄弟，但召穆公见厉王之时兄弟恩疏，重歌周公所作之诗以亲之耳，不言召公所作，当别有据（西溪丛语）
译用藩属来护卫周王室。召穆公担忧周朝的德行不如往昔，因此在成周召集宗族，并作了诗歌说：“常棣的花儿，花萼鲜明茂盛。当今的人们，没有谁比得上兄弟。”等等。孔颖达说：“这首诗本来是成王时期周公所作，用来亲近兄弟；只是召穆公看到厉王时期兄弟恩情疏远，便重新吟唱周公所作的这首诗来亲近他们罢了，并没有说这是召公所作，应当另有依据。”（出自《西溪丛语》）
鸟鸣嘤嘤
东皋杂录》曰：「诗『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郑笺云：『嘤嘤，鸟声。』正文与注皆未尝及黄鸟。自乐天作《六帖》，始类莺门中，又作诗毎用之，其后多祖述之也。洪驹父谓《禽经》称莺鸣嘤嘤，要是后人附合。仆观张平子《东京赋》：『雎鸠丽黄，闗闗嘤嘤。』然则以嘤嘤为黄丽，用自汉已然，不可谓乐天始也（野客丛书）
民之质矣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夫使机智日生，而奸伪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险肤之族，则髙后崇降弗祥；有诪张为幻之民，则嗣王罔或克寿。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龎，商朴女童，上下皆有嘉徳，而至治馨香，感于神明矣。然则祈天承命之实，必在于观民，而斵雕为朴，其道何由？则必以厚生为本（日知録）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制一车，甲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廐飬五人，随车而动，如足之腓也。歩乗相资，短长相卫，行止相扶，此所以为节制之师也。繻葛之战，郑原繁、髙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卒不随车，遇缺即补，斯已异矣。大卤之师，魏舒请毁车以为行，五乗为三伍，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専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専任歩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险阻之地而后可用也。歩不当骑，于是赵武灵王为变服骑射之令，而后世因之，所以取胜于敌者，益轻益速，而一败涂地亦无以自保，然后知车战之为谋逺矣（日知録）
诗南陔
诗·南陔》，孝子相戒以飬。陔何以有戒？意据《周官》「裓夏」，《仪礼》作「陔」字，则陔通于裓，且辰穷于亥，是戒之时也（泊宅篇）
南陔六诗
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诗，毛公为《诗诂训传》，各置其名，述其义而亡其辞。《乡饮酒》《燕礼》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闗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苹》《采蘩》。」切详文意，所谓歌者，有其辞所以可歌，如《鱼丽》《嘉鱼》《闗雎》以下是也；亡其辞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仪》是也。有其义者，谓孝子相戒以飬、万物得由其道之义；亡其辞者，元未尝有辞也。郑康成始以为及秦之世而亡之，乃引《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为比，谓《新宫》之诗亦亡。按《左传》宋公享叔孙昭子，赋《新宫》，杜注为逸诗，则亦有辞，非诸篇比也。陆徳明《音义》云：「此六篇皆武王之诗，周公制礼，用为乐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内，及秦而亡。」盖祖郑说耳。且古《诗》经删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独列此六名于《大序》中乎？束晳补亡六篇，不作可也。《左传》叔孙豹如晋，晋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纳夏》，工歌《文王》《大明》《绵》《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夏者，乐曲名，击钟而奏，亦以乐曲无辞，故以金奏。苦六诗，则工歌之矣，尤可证也（容斋续笔）
六笙诗未亡
诗序》所次篇目，合六笙诗，共三百一十一篇，后人相传以为定本。而《史记》言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龚遂谓昌邑王曰：「大王诵《诗》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谏。」及谶纬之书，如《乐纬》、《诗纬》、《尚书璇玑钤》，其传自汉世者，皆以三百五篇为夫子删存定数，未尝有三百一十一篇也。抑微独《史记》诸书而已，当孔子未录《商颂》之时，所删周家之诗，篇始于《周南》而以《鲁颂》为殿，亦只有三百篇耳。故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者，全诗之数；「思无邪」者，殿卷之语也。其后以己为殷人，复录《商颂》五篇
译鸟鸣嘤嘤
《东皋杂录》说：“《诗经》中‘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郑玄笺注说：‘嘤嘤，是鸟叫声。’正文和注解都没有提到黄鸟。自从白居易编《六帖》，开始将‘嘤嘤’归类到黄莺门下，又在诗中经常使用，后来的人大多沿袭他的说法。洪驹父说《禽经》称黄莺鸣叫嘤嘤，这肯定是后人附会。我查看张衡的《东京赋》：‘雎鸠丽黄，关关嘤嘤。’那么把‘嘤嘤’作为黄丽（黄莺）的叫声，从汉代就已经这样用了，不能说始于白居易。”（《野客丛书》）
民之质矣
百姓质朴，日常关注饮食。如果让机巧智谋日益滋生，奸诈虚伪随之兴起，上下级之间尚且不能安定，神明又从哪里降下福佑呢？如果有兴起欺诈险恶之风的族群，那么高祖就会降下不祥；如果有虚张声势、制造幻象的民众，那么继位的君王就无法长寿。因此，在有道的时代，人们淳朴，工匠敦厚，商人朴实，女童贞静，上下都有美好的德行，以至于大治的馨香之气，感动了神明。那么，祈求上天、承受天命的关键，必然在于观察民情，而由雕琢回归质朴，其道由何而来？就必须以厚养民生为根本。（《日知录》）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代制度是一辆车，配备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炊事人员十人，负责固守衣装的人员五人，饲养马匹的人员五人，跟随车辆行动，就像脚上的小腿一样。步兵和车兵相互依赖，长短兵器相互护卫，行进停止相互扶持，这就是所谓有纪律的军队。繻葛之战，郑国的原繁、高渠弥率领中军护卫国君，布下鱼丽阵，先设偏师后设伍卒，伍卒承接并填补空隙，步兵不跟随车辆，遇到缺口就立即补充，这已经与众不同了。大卤之战，魏舒请求毁弃战车改为步兵行列，五辆战车改为三个伍卒，布下五种阵势相互分离，两个伍卒在前，一个伍卒在后，专门作为右角，三个伍卒作为左角，偏师作为前拒，专门依靠步兵来取得快捷的胜利，然而这也必须在山林险阻之地才能使用。步兵不敌骑兵，于是赵武灵王颁布变服骑射的命令，后世沿袭这种做法，所以战胜敌人时更加轻便快速，但一旦失败也无力自保，这才知道车战谋划深远。（《日知录》）
诗南陔
《诗经·南陔》，是孝子互相告诫要赡养父母。为什么“陔”有告诫的意思？推测依据《周官》中的“裓夏”，《仪礼》中写作“陔”字，那么“陔”与“裓”相通，而且时辰穷尽于亥，这是告诫的时候。（《泊宅篇》）
南陔六诗
《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六首诗，毛公作《诗诂训传》，各自列出名字，阐述其意义，但丢失了歌词。《乡饮酒》《燕礼》中说：“笙乐进入堂下，磬在南北面站立，演奏《南陔》《白华》《华黍》。接着间奏《鱼丽》，笙吹《由庚》；歌唱《南有嘉鱼》，笙吹《崇丘》；歌唱《南山有台》，笙吹《由仪》。然后合乐：《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鹊巢》《采苹》《采蘩》。”仔细推敲文意，所谓歌唱的，是有歌词所以可以唱，如《鱼丽》《嘉鱼》《关雎》以下就是这样；丢失歌词的，不可唱，所以用笙吹奏，《南陔》直到《由仪》就是这样。有其义，是指孝子互相告诫赡养、万物遵循其道的意义；亡其辞，是指原本就没有歌词。郑康成开始认为是在秦朝时丢失的，于是引用《燕礼》中“升歌《鹿鸣》，下管《新宫》”作为比喻，说《新宫》这首诗也丢失了。查《左传》中宋公宴请叔孙昭子，赋《新宫》，杜预注为逸诗，那么也有歌词，不是这几篇可比。陆德明《音义》说：“这六篇都是武王的诗，周公制礼，用作乐章，吹笙来传播曲调。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内，到秦朝时丢失。”大概是沿袭郑说的缘故。况且古《诗》经删定以及散失不存的很多，为什么唯独把这六个名字列在《大序》中呢？束晳补亡六篇，不写也可以。《左传》中叔孙豹出使晋国，晋侯宴请他，金奏《肆夏》《韶夏》《纳夏》，工歌《文王》《大明》《绵》《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夏是乐曲名，击钟演奏，也是因为乐曲没有歌词，所以用金奏。如果是六诗，就用工歌了，尤其可以证明。（《容斋续笔》）
六笙诗未亡
《诗序》所排列的篇目，加上六首笙诗，共三百一十一篇，后人相传认为是定本。而《史记》说古诗三千余篇，到了孔子，去掉重复的，选取可以施于礼义的三百五篇。龚遂对昌邑王说：“大王诵读《诗》三百五篇。”王式说：“臣用三百五篇进谏。”以及谶纬之书，如《乐纬》、《诗纬》、《尚书璇玑钤》，那些从汉代流传下来的，都以三百五篇为孔子删存定数，从未有三百一十一篇的说法。何况不只是《史记》等书而已，当孔子未收录《商颂》之时，所删定的周家之诗，篇目始于《周南》而以《鲁颂》为结尾，也只有三百篇罢了。所以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是全部诗的数量；“思无邪”是结尾卷的评语。后来因为自己是殷人，又收录《商颂》五篇
，缀于《鲁颂》之后，合之始有三百五篇。然则三百五篇之为夫子删存定数审矣，乌自而虚悬有六笙诗之名，以为三百一十一篇乎？盖縁汉儒见《仪礼》有此篇名，谓诸诗皆见经，不应此六诗独无，辄便搀入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之间，俾以类相从，而又复窜弁序语，俾与诸诗一例，大抵皆赝托，非初本也。若夫《仪礼》所取，断不为夫子所删，而经夫子删后之诗，其存者唯有三百五篇而已，则六笙诗何得不在其内？故愚谓六诗具存，特因笙奏曲名与诗篇互异，遂至此误，亦犹《斯干》之诗以管奏之，则别名《新宫》；《时迈》、《雝》诸诗以钟鼓奏之，则别名《九夏》也。六诗伊何？《南陔》即《草虫》也，二章、三章皆有「陟彼南山」之语，故曰《南陔》，陔者，陇也，谓南山之陇也。《白华》即《采薇》也，其四章曰：「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常者，常棣也；常棣者，白棣也。隠常棣之名而着其色，曰《白华》也。《华黍》即《出车》也，其四章曰：「昔我徃矣，黍稷方华。」此则摘字为名，如《汉广》之类，其尤昭晰者也。三诗皆言为君宣力之事，故于《燕礼》、《乡饮酒礼》奏之，使凡在席之臣闻而知劝，亦与歌《四牡》、《皇皇者华》同意者也。《由庚》即《吉日》也，以「吉日庚午」取之。礼歌《鱼丽》，则笙《由庚》。谓燕飨之物无所不僃，水产有鱼，陆产有麀、鹿、有豝、兕，竭诚尽礼之至也。崇丘即《绵蛮》也，以丘阿、丘隅、丘侧取之。礼歌《南有嘉鱼》则笙《崇丘》，谓上之人志在得贤，必有后车之载，而后足慰翩鵻之思，望诸侯贡士宾王也。由仪即《菁菁者莪》也，以乐且有仪取之。礼歌《南山有台》则笙《由仪》，古者飬老必于太学，凡视学必飬老，一以崇宪乞，一以储俊造，是教化之大者也。夫故燕礼、乡饮酒礼均有取焉尔也（诗世本古义）
译将《鲁颂》附缀于后，合起来才共有三百零五篇。既然三百零五篇是孔子删定后的确数，哪里会凭空多出六首笙诗的名称，从而认为有三百一十一篇呢？大概是因为汉代儒者看到《仪礼》中有这些篇名，认为其他诗篇都见于经典，不应唯独这六首诗没有，便擅自将它们插入《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之间，使它们按类别相从，又窜入小序文字，使它们与其他诗篇一样，大抵都是伪托，并非原本。至于《仪礼》所选取的，断然不会被孔子删去，而经过孔子删定后保留下来的诗，只有三百零五篇，那么六首笙诗怎么会不在其中呢？所以我认为六首诗都完整存在，只是由于笙奏曲名与诗篇名称不同，才导致这样的误解，这就好比《斯干》这首诗用管乐器演奏，就另名为《新宫》；《时迈》、《雝》等诗用钟鼓演奏，就另名为《九夏》一样。六首诗是什么呢？《南陔》就是《草虫》，第二章、第三章都有“陟彼南山”的话，所以叫《南陔》，陔，是山脊的意思，指南山之山脊。《白华》就是《采薇》，它的第四章说：“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常，是常棣；常棣，就是白棣。隐去常棣的名称而突出它的颜色，叫《白华》。《华黍》就是《出车》，它的第四章说：“昔我往矣，黍稷方华。”这是摘取字面作为篇名，像《汉广》之类，这是特别明显的。这三首诗都讲为君主效力的事，所以在《燕礼》、《乡饮酒礼》中演奏，使在座的臣子听到而受到勉励，也与歌唱《四牡》、《皇皇者华》的意思相同。《由庚》就是《吉日》，取“吉日庚午”之意。礼乐歌唱《鱼丽》，则笙奏《由庚》。是说宴飨的物品无所不备，水产有鱼，陆产有麀、鹿、豝、兕，竭诚尽礼到了极点。《崇丘》就是《绵蛮》，取丘阿、丘隅、丘侧之意。礼乐歌唱《南有嘉鱼》，则笙奏《崇丘》。是说在上位的人志在得到贤才，必定有后车装载，才能慰藉翩跹之思，期望诸侯进献贤士辅佐君王。《由仪》就是《菁菁者莪》，取“乐且有仪”之意。礼乐歌唱《南山有台》，则笙奏《由仪》。古代养老一定在太学，凡是视察太学必定养老，一是为了崇尚宪法，一是为了储备俊才，这是教化中最重要的事。所以燕礼、乡饮酒礼都取用这些诗。
伐太原戎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后汉·西羌传》：穆王西征犬戎，迁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盖自穆王迁戎于太原，而太原为戎狄之居，宣王仅能驱之出境而已。其后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骊山之祸已兆于此，其端自穆王迁戎始。西周之亡，犹西晋也。书此以补诗说之遗（困学纪闻）
其车三千
朱子曰：「法当用三十万众，故有谓兼起乡遂公邑之兵，有谓会诸侯之师，毎致疑于动众之过多。夫大司马之法，王六军，军万二千五百人，合七万五千人，适当六乡民户之数。六遂亦赋兵车，再合之畿内都邑，可知非户尽籍为兵也。战车之制，轻车一乗七十五人，重车一乗二十五人，合轻重车三千，亦湏十五万人。中兴之兵，精而不多，贤者为将，练而有律。或言车兵三千人耳。其三章曰「陈师鞠旅」，即三千之数也。不然，北伐之师，元戎十乗，其先锋兵只有二旅，中军三倍之可矣（毛诗明辨录）
古之用兵，谓之遏刘，不尚杀戮。至战国时，王翦非六十万人不可，直是残民以逞。厯观春秋，隠之初年，郑命子封帅师二百乗以伐京；闵公二年，齐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乗戍曹，用人不多，犹有古意。至于襄二十四年，郑子展、子产率七百乗伐陈；昭公八年，鲁大搜于红，革车千乗；昭十三年，晋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乗，以渐而多。即二百四十二年，而前后不同如此。然晋、鲁治兵，车不过千乗，此诗在周盛时，其车三千，必非三千乗也（毛诗明辨录）
方叔元老
盐铁论》引《诗》曰：「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故商师若乌，周师为荼，盖谓商用少而周用老也（困学纪闻）
芑杞荼
诗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丰水有芑，草也；维穈维芑，白粱粟也。《礼记》引「丰水有芑」，郑氏注：「芑，枸檵也。」杞有三：无折我树杞，栁属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檵也。荼有三：谁谓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陆草也（困学纪闻）
车攻
有人问：「古来田猎诗，何以为第一？」某答之以《车攻》。问者笑云：「又来说道学了。」某云：「叙田猎，孰不铺张热闹？即至结束，收归正论，又显然发露，意味便短。杜工部观打鱼诗亦只如此。诗乃云：『萧萧马鸣，悠悠斾旌，徒御不惊，大庖不盈。』宛然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之意，即相随众人皆有网开三面之仁。至云：『之子于征，有闻无声。』说得逼静，闻逺而声近，闻次第而声嚣张，闻小而声大，闻安和而声疾急，却不说出仁爱物类，终事皆肃静字面，而意味深厚，玩味不尽。凡物力之备，射御之精，法度之整齐，人心之归向，一叚虚公有学问之意，无不曲曲传出。其实有闻无声，岂惟田猎，万事皆要如此，一有声便偾事（榕村语录）
祈父
祈父传谓宣王之未司马軄废，羌戎为败。按《通鉴外纪》：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三十九年，战于千畆，王师败绩于羌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转予于恤，盖谓此四役也（困学纪闻）
尸饔
尸》，《说文》云：「陈也。」《饔》，《说文》云：「熟食也。」孔云：「明熟食，故可陈也。」许氏《异义》云：「谓陈饔以祭也。」独言有母者，以母性爱子，又或此从征之人多是无父，以王师屡丧，复遣孤子出征，犹《战国策》所谓「今其存者，皆死秦之孤也」，其悲甚矣。苏辙云：「饔，祭食也。士忧兵败身没，不得还守祭祀，而使母独主祭也。」愚按：苏解近之，但「尸饔」非主祭之说，乃是虑己必死，则其母当陈熟食以祭己也（诗世本古义）
白驹
陈际泰谓：「白，宋色；客，宋号。言『授之絷』，以絷其马，《颂》之『有客』，已言之矣。其谓留微子与其子孙之诗欤？」邹氏直以为饯箕子也。其说云：
译讨伐太原戎
轻微征讨玁狁，到达太原。《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周穆王西征犬戎，将戎人迁徙到太原。周夷王时期王室衰弱，边远地区的部族不再朝贡，于是命令虢公率领六军讨伐太原的戎人，到达俞泉。周宣王派遣军队讨伐太原戎，未能取胜。大概自从穆王将戎人迁至太原，太原就成了戎狄的居住地，宣王仅仅能将其驱逐出边境罢了。后来在太原统计人口，而戎患更加深重，骊山之祸的征兆已在此时显现，其开端始于穆王迁徙戎人。西周的灭亡，如同西晋一样。记下这些以补充《诗经》解说中的遗漏（《困学纪闻》）
其车三千
朱熹说：“按照军法应当动用三十万军队，所以有人说是同时征发乡、遂和公邑的兵力，有人说是会合诸侯的军队，每次都对动用过多兵力表示怀疑。大司马的法度规定，天子有六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合计七万五千人，正好相当于六乡的民户数量。六遂也征发兵车，再加上京畿内的都邑，可知并非每户都登记为兵。战车的制度，轻车一辆需七十五人，重车一辆需二十五人，合计轻重车三千辆，也需要十五万人。中兴时期的军队，精锐而不多，贤能的人担任将领，训练有素且纪律严明。有人说车兵只有三千人。第三章说‘陈师鞠旅’，就是三千人的数量。否则，北伐的军队，主帅的战车十辆，其先锋兵力只有两旅，中军兵力是先锋的三倍也就足够了（《毛诗明辨录》）
古代用兵，称为遏止杀戮，不崇尚杀伐。到了战国时期，王翦非六十万人不可，简直是残害百姓以逞私欲。纵观春秋时期，鲁隐公初年，郑国命令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讨伐京地；鲁闵公二年，齐国派遣公子无亏率领三百辆战车戍守曹国，用人不多，还保留着古意。到了鲁襄公二十四年，郑国的子展、子产率领七百辆战车讨伐陈国；鲁昭公八年，鲁国在红地大举搜捕，革车千辆；鲁昭公十三年，晋国在邾南治兵，甲车四千辆，逐渐增多。即便在二百四十二年间，前后差异如此之大。然而晋、鲁治兵，战车不过千辆，这首诗作于周朝兴盛时期，其车三千，必定不是三千辆战车（《毛诗明辨录》）
方叔元老
《盐铁论》引用《诗经》说：“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所以商朝的军队像乌鸦，周朝的军队像茅草，大概是说商朝任用年轻人而周朝任用老年人（《困学纪闻》）
芑杞荼
《诗经》中的“芑”有三种：《薄言采芑》中的芑，是蔬菜；《丰水有芑》中的芑，是草；《维穈维芑》中的芑，是白粱粟。《礼记》引用“丰水有芑”，郑玄注：“芑，是枸檵。”“杞”有三种：《无折我树杞》中的杞，是柳树属；《南山有杞》、《在彼杞棘》中的杞，是梓杞；《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中的杞，是枸檵。“荼”有三种：《谁谓荼苦》中的荼，是苦菜；《有女如荼》中的荼，是茅草的花穗；《以薅荼蓼》中的荼，是陆生的草（《困学纪闻》）
车攻
有人问：“自古以来的田猎诗，哪首列为第一？”我回答是《车攻》。问者笑着说：“又在讲道学了。”我说：“叙述田猎，谁不铺张热闹？即使到最后，收归正统议论，又明显显露出来，意味就浅短了。杜甫的《观打鱼》诗也是如此。而这首诗却说：‘萧萧马鸣，悠悠斾旌，徒御不惊，大庖不盈。’宛然有王者使用三驱之法、放过前面的禽兽、城中百姓不惊恐的意思，即使是跟随众人都有网开三面的仁爱。至于说：‘之子于征，有闻无声。’说得极其安静，听得远而声音近，听得有序而声音不嚣张，听得细微而声音不大，听得安和而声音不急促，却不直接说出仁爱物类，终篇皆是肃静的字面，而意味深厚，玩味不尽。凡是物资的准备，射御的精良，法度的整齐，人心的归向，一段虚静而有学问的意思，无不曲折传达出来。其实‘有闻无声’，岂止是田猎，万事都要如此，一有声响就会败事（《榕村语录》）
祈父
《祈父》的传文认为周宣王时司马的职掌废弛，被羌戎打败。查《通鉴外纪》：三十三年，周王讨伐太原戎，未能取胜；三十八年，周王讨伐条戎、奔戎，周军大败；三十九年，在千畝作战，周军在羌氏之戎手中大败；四十一年，周王征讨申戎，将其击破。转予于恤，大概指的就是这四场战役（《困学纪闻》）
尸饔
“尸”，《说文解字》说：“陈列。”“饔”，《说文解字》说：“熟食。”孔颖达说：“明确是熟食，所以可以陈列。”许慎《异义》说：“谓陈列熟食以祭祀。”只说“有母”的原因，是因为母亲本性爱子，又或许这些从征的人多是无父的，因为王师屡战屡败，又派遣孤子出征，如同《战国策》所说的“现在活着的，都是死在秦国的孤子”，其悲哀至极。苏辙说：“饔，是祭食。士人担忧兵败身死，不能回来主持祭祀，而使母亲独自主持祭祀。”我认为：苏辙的解释接近正确，但“尸饔”不是主持祭祀的意思，而是担心自己必死，那么他的母亲应当陈列熟食来祭祀自己（《诗世本古义》）
白驹
陈际泰说：“白，是宋国的颜色；客，是宋国的称号。说‘授之絷’，用绳子拴住他的马，《颂》中的《有客》，已经说过了。这是挽留微子及其子孙的诗吗？”邹氏直接认为是为箕子饯行。他的说法说：
「殷人尚白，至周犹仍其色。乗彼白驹，非殷士而何？受之以絷维，隆之为嘉客。至公侯不足挽空谷之辙，而尚兾其无金玉尔音，此其意何笃挚！然卒不强留者，以贤者固各有志，无苦相逼也。」尝观肤敏之亿丽侯服周京者不为少矣，且以不如夏廸简在王庭、服在大僚为憾。所谓伊人，何独可近不可攀如此？则予又意非他人，必箕子也。盖周人诚不吝公侯之爵以宠殷献臣，而箕子自靖罔为臣仆，岂肯变其初志？武王亦不敢强臣之，故访范之后，封之朝鲜。《雅》歌《白驹》，《颂》謌《有客》，要之皆此志也。夫殷有三仁，微、箕犹并在，而予独以如玉目箕子者，盖微子向己行遯矣。若如抱器奔周之妄说，则必非倐来而忽去，今朝今夕，何烦絷焉？若旣就封，则固已膺桓而为上公矣，尔公尔侯，又何劝焉？即返斾宋都，亦未可云遁思也。夫维箕子释囚而陈范，陈范而又不为臣，是以有朝鲜之长徃在彼空谷，此行是己。无金玉尔音，其有味乎《洪范》之言，而更祈嗣音乎？予故曰：《白驹》，饯箕子也（诗世本古义）
译殷人崇尚白色，到了周朝仍然沿袭这种颜色。乘着那匹白驹，如果不是殷朝的贤士，又会是谁呢？用绳索系住马足，隆重地把他当作尊贵的客人。直到公侯的爵位不足以挽留他空谷中的车辙，还希望他不要吝惜金玉般美好的音讯，这种情意是多么真挚深厚啊！然而最终没有强行挽留他，是因为贤者本来各有志向，不必苦苦逼迫。我曾经看到那些敏捷聪慧、众多诸侯归附周朝京师的，并不在少数，而且他们以不能像夏朝的贤臣那样被简选在王庭、任职于高位为遗憾。所谓的那个人，为什么偏偏可以亲近却难以攀附呢？那么我又推测，这个人不是别人，一定是箕子。大概周人确实不吝惜公侯的爵位来宠信殷朝的贤臣，而箕子自我安守节操，不愿做臣仆，怎么肯改变他最初的志向？武王也不敢强迫他做臣子，所以在咨询《洪范》之后，封他在朝鲜。《雅》诗歌唱《白驹》，《颂》诗歌唱《有客》，总之都是表达这种志向。殷朝有三位仁人，微子和箕子都还在，而我唯独用“如玉”来称许箕子，是因为微子已经实行退隐了。如果像抱着宝器奔投周朝那样的妄说，那么他必定不会忽然来又忽然去，早晨来晚上走，何必烦劳用绳索系留呢？如果已经接受封地，那么本来就已经担任桓公成为上公了，称你为公称你为侯，又何必劝留呢？即使返回宋国都城，也不能说是思念退隐。只有箕子释放囚禁后陈述《洪范》，陈述《洪范》后又不愿做臣子，因此才有朝鲜的长期交往，在那空谷之中，这次出行就是他了。“不要吝惜金玉般美好的音讯”，大概是有意味于《洪范》的言论，而更加祈求后继的音讯吧？所以我说道：《白驹》这首诗，是送别箕子的。
尔公尔侯
宋人经义云：「以尔为公，则夙夜在公；以尔为侯，则谨尔侯度。劳于王事，逸无期矣；职思其忧，豫无期矣。何如怡然处顺？慎哉，尔之优游！确乎不拔，勉哉，尔之遁思乎！」盖为国家计，则深惜贤者之去；为贤者计，则又深体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诗人之旨，可补《诗传》之未备，故特录之（丹鉊录）
节南山三诗
节南山》《正月》《雨无正》序俱谓刺幽王，郑谓《十月之交》以下当刺厉王，孔氏又谓《雨无正》「斩四国」，笺云：「诸侯妄相侵伐」，指厉王时；《沔水》笺云：「诸侯妄相侵伐」，指宣王时；而《论语》注以为平王东迁，诸侯始相侵伐，幽厉虽无道，尚能治诸侯，故《论语》注征伐自诸侯出，从平王为始。三家之说已乖刺不相合矣，而诗言亦有可疑者四焉。幽厉之将亡也，召公知之，芮良夫知之，伯阳父知之，然犹曰「其与几何」，曰「周室将亡」，皆惧而戒其将然之词。今曰「国既卒斩」，曰「宗周旣灭」，直是已然之事矣。若未斩未灭而以斩灭期之，不几病风丧心作诅天子乎？里巷小民为此言者，犹将隠其姓氏以免祸，不应直言「家父作诵」也，其可疑一也。檿弧箕服之謡，虽闻于诸侯，然及褒姒之存，王室大夫亦何敢言？今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其可疑二也。春秋桓八年天王使家父来聘，十五年使家父来求车，是家父厯幽、平、桓三王，不应若是之寿，其可疑三也。「谓尔迁于王都」，笺以为王都为彘，刺羣臣之不从王者。厉王之流彘也，宣王在召公之宫，国人围之，召公以子代宣王，乃得解。厉王之流，宣王尚不能从，而谓羣臣能从之乎？且彘不闻有都之名，其可疑四也。今按《节南山》为家父刺尹氏，而春秋隠三年书平王崩，是年即书尹氏卒，则诗之尹氏即春秋之尹氏，其为平王时无疑矣。公羊于尹氏卒为讥世卿，其说与家父之诗合。家父之求车也，在十年之后，其作诗也，在十年之前，亦为不甚悬隔矣。骊山之祸，振古未有，作诗示诫，正宜明言，曰「既斩」，曰「灭之」，亦殷鍳不逺之意也。且褒姒于平王为雠，陈其恶而归罪焉，亦平王意中之事，无虑其直而罹罪也。《雨无正》卒章，明刺羣臣之不从迁者。左传瑕禽曰：「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从王而止七姓，则不从者亦多，何必纷纷曲为之解也？刘公瑾为节南山》《正月》《雨无正》皆东周之变雅，其后雅亡于上，而国风作于下，于是《春秋》托始于隠公之元年，实平王之四十九年，其言甚伟，因广其意而详辨之。郑氏谓《十月之交》是夏八月，苏子由谓阳月是夏十月，孔氏及孙莘老是郑说，朱文公及严华谷是苏说。是苏说者，则以《左传》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为灾，又汉厯无幽王八月朔日食之事，惟唐厯有之，出于后人附会；是郑说者，则以《春秋》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其年八月卫侯恶卒，十一月季孙宿卒，以此知虽在分至亦有灾，又汉厯古厯有差，古厯无推日蚀者，王基独言周无八月辛夘交会之事，不足信。以此两说抵牾，又有从而为之辞者，王伯厚谓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厯皆无推日蚀法。《通鉴》《皇极经世》秦始皇八年岁在壬戌，《吕氏春秋》云维秦八年岁涒滩，厯有三年之差，后之算厯者于夏之辰弗集于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术推之，亦已踈矣。余谓诗志歳时皆是夏正，此无俟逺引，即观下「烨烨震雷」之句，已知郑说之误，岂有八月震电而诗人诧为灾异者哉（砚溪诗说）
讹言
维熊维罴，兆幽王之祸；维虺维蛇，兆褒姒之乱。安在其为祥哉？岂宣王末年好言符瑞，大人所以有是占欤？此端一开，《无羊》遂有牧人之梦，《正月》亦有故老之占，纷纷藉藉，相率而为讹言矣（砚溪诗说）
其言明且清
礼记·缁衣》篇：「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寜，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郑氏注不言何诗。今《毛诗·
译你身为公侯，
宋代人解释经义说：“让你做公，就要早晚勤于公务；让你做侯，就要谨慎遵守侯的职分。为王事操劳，安逸就没有期限了；职位上想着忧患，安乐就没有期限了。怎么能怡然自得地顺从时运呢？要谨慎啊，你的优游自在！坚定不可动摇，要勤勉啊，你的逃避之念！”大概是为国家考虑，就深深惋惜贤者离去；为贤者考虑，就深深体谅他情势不容不离去。这深得诗人的主旨，可以补充《诗传》的不足，所以特别记录下来（丹铅录）
《节南山》等三首诗
《节南山》《正月》《雨无正》的序都说是讽刺周幽王，郑玄认为《十月之交》以下应当是讽刺周厉王，孔颖达又认为《雨无正》中“斩四国”，郑笺说：“诸侯胡乱互相侵伐”，指的是厉王时期；《沔水》郑笺说：“诸侯胡乱互相侵伐”，指的是宣王时期；而《论语》注认为平王东迁后，诸侯才开始互相侵伐，幽王、厉王虽然无道，还能治理诸侯，所以《论语》注说征伐从诸侯手中产生，是从平王开始。三家的说法已经互相矛盾不合，而诗中的言语也有四处可疑。幽王、厉王将要灭亡时，召公知道，芮良夫知道，伯阳父知道，然而还说“还能维持多久”，说“周室将要灭亡”，都是恐惧并警告将要发生之事的言辞。现在说“国家已经彻底断绝”，说“宗周已经灭亡”，完全是已经发生的事了。如果还没断绝灭亡却用断绝灭亡来预言，不近乎疯癫失心咒骂天子吗？里巷小民说这样的话，尚且会隐藏姓名以免祸患，不应直言“家父作诵”，这是可疑之一。檿弧箕服的谣言，虽然诸侯间听闻，但等到褒姒存在时，王室大夫又怎敢直言？现在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亡了它”，这是可疑之二。春秋桓公八年天王派家父来聘问，十五年派家父来求车，这是家父历经幽王、平王、桓王三王，不应如此长寿，这是可疑之三。“谓尔迁于王都”，郑笺认为王都是彘，讽刺群臣不跟随君王。厉王流亡彘时，宣王在召公的宫室，国人包围他，召公用儿子代替宣王，才得以解脱。厉王流亡时，宣王尚且不能跟随，却说群臣能跟随他吗？况且彘没听说有都的名称，这是可疑之四。现在考察《节南山》是家父讽刺尹氏，而春秋隐三年记载平王崩，这一年就记载尹氏卒，那么诗中的尹氏就是春秋中的尹氏，是平王时无疑了。公羊传对尹氏卒讥讽世卿，其说法与家父的诗相合。家父求车，在十年之后，他作诗，在十年之前，也不算相隔太远。骊山之祸，自古未有，作诗示警，正宜明言，说“已经断绝”，说“灭亡了它”，也是殷鉴不远的意思。况且褒姒对平王是仇敌，陈述她的恶行而归罪于她，也是平王意中之事，不用担心直言而获罪。《雨无正》末章，明讽群臣不跟随迁徙者。左传瑕禽说：“从前平王东迁，我们七姓跟随君王。”跟随君王的只有七姓，那么不跟随的也很多，何必纷纷曲为之解呢？刘公瑾认为《节南山》《正月》《雨无正》都是东周的变雅，后来雅亡于上，而国风作于下，于是《春秋》托始于隐公元年，实为平王四十九年，其言甚伟，因此推广其意而详细辨析。郑氏认为《十月之交》是夏历八月，苏子由认为阳月是夏历十月，孔颖达及孙莘老赞同郑说，朱文公及严华谷赞同苏说。赞同苏说的，则以《左传》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为灾，又汉历无幽王八月朔日食之事，只有唐历有之，出于后人附会；赞同郑说的，则以《春秋》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这一年八月卫侯恶卒，十一月季孙宿卒，由此知道即使在分至也有灾，又汉历古历有差，古历无推日蚀者，王基独言周无八月辛夘交会之事，不足信。因此两说抵牾，又有从而为之辞者，王伯厚认为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通鉴》《皇极经世》秦始皇八年岁在壬戌，《吕氏春秋》云维秦八年岁涒滩，历有三年之差，后之算历者于夏之辰弗集于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术推之，亦已疏矣。我认为诗志岁时皆是夏正，此无待远引，即观下“烨烨震雷”之句，已知郑说之误，岂有八月震电而诗人诧为灾异者哉（砚溪诗说）
讹言
维熊维罴，预示幽王之祸；维虺维蛇，预示褒姒之乱。安在其为祥哉？岂宣王末年好言符瑞，大人所以有是占欤？此端一开，《无羊》遂有牧人之梦，《正月》亦有故老之占，纷纷藉藉，相率而为讹言矣（砚溪诗说）
其言明且清
《礼记·缁衣》篇：“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寜，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郑氏注不言何诗。今《毛诗·
节南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不同。《经典释文》云：「从第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诗皆无此语，或皆逸诗也。」予按《文选》张华《答何劭诗》曰：「周任有遗规，其言明且清。」然则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思子》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亦无之，不知善何所据，意当时或有此书，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遗规之义，又不可晓（容斋三笔）
译《节南山》这一章只有下面三句，但略有不同。《经典释文》说：“从第一句到‘庶民以生’，这五句现在的《诗经》中都没有，或许都是散佚的诗篇。”我查考《文选》中张华的《答何劭诗》写道：“周任有遗规，其言明且清。”那么这是周任所作的诗。而李善注解说：“《子思子》中的诗说：‘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间所存的《子思子》中也没有这句话，不知道李善依据的是什么，想来当时或许有这本书，李善必定不会胡乱编造。只是这不符合周任遗留规矩的含义，又让人无法理解。
莠言自口
莠言，秽言也。若郑享赵孟，而伯有赋《鹑奔》之诗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狎侮之态不及于小人，谑浪之词不加于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媟慢，宋玉登墙之见，淳于灭烛之欢，遂乃吿之君王，传之文字，忘其秽论，叙为美谈。以至执女手之口，发自临丧之际；啮妃唇之咏，宣于侍宴之余。于是摇头而舞八风，连臂而歌万歳去人伦，无君子，而国命随之矣（日知録）
乌之雌雄
诗》云：「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注云：「相似而难辨也。」然乌，其翼左掩右者为雄，右掩左者为雌。一说焚其毛置水中，沉者为雄，浮者为雌（因树屋书影）
亦不我力
执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虽不能用，吾憗寘之于耳，楚所以乱也；君且休矣，吾将思之，汉所以微也（困学纪闻）
日有食之
先儒以日食正阳之月，止谓四月，不然也。正阳乃两事，正谓四月，阳谓十月，「歳月阳止」是也。诗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日卒夘，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二者此先王所恶也。盖四月纯阳，不欲为阴所侵；十月纯阴，不欲过而干阳也（梦溪笔谈）
圣
皇父孔圣，自谓圣也；具曰予圣，君臣俱自谓圣也。自圣者，乱亡之原。光武诏上书者不得言圣，大哉言乎（困学纪闻）
君臣弗克绍
文王之诗曰：「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此周所以兴也。宣王之后为幽王，《斯干》之祥，《黍离》之萌也。太师皇父之后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后为尹氏太师，蹶父之后为蹶维趣马，申伯之后为申侯，则与犬戎灭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绍，周焉得不替乎（困学纪闻）
螟蛉有子
诗》云：「螟蛉有子，蜾臝负之。」陶隠居以谓蜾臝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者，所以饲其子，非以螟蛉为子也。余童稚时屡验之，陶说诚不妄。其类有三：衔泥营巢于室壁间者，名蜾臝；穴地为巢者，名蠮螉；窠于书卷或笔管中者，名蒲卢。名既不同，其质状大小亦异。蜾臝、蒲卢即捕桑蠖及小蜘蛛之类，蠮螉唯捕蟏蛸与蟋蟀耳。捕得皆螫杀，去其足，尽寘穴中，生子其上，旋以泥隔之。旬日，子大成蜂，能飞而诸虫尽矣（墨客挥犀）
埙箎
古人经文一字不苟下，如「鼓瑟吹笙」，不是说鼓瑟又吹笙也，盖瑟之一音，古今以为难和，必吹笙以和之也。又若「如埙如箎」，古人比之兄弟之相和，夫他音岂皆不和，而独以埙箎言者？他音一音各为一节，惟埙箎二音同为一节，盖同气也。大司马韩公邦竒，号为知乐，其言亦然（七修类稿）
杨园之道连上节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言豺虎亦恶之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言夷狄亦恶之也；投畀有昊，天无所不容也，宜其受之，乃亦弃之。杨园之道，白杨之园也，塜墓多植白杨。陶诗「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古人挽歌多以白杨为辞。移第七章「杨园之道」一句入第六章，韵叶且意多（诗总闻）
大东
有饛簋飱、有捄棘匕，旧惟欧阳丰饶之辞畧近，而不如王氏馈客之说。余谓首章与「紏紏葛屦」六句对照：周之盛时，诸侯朝王而燕飨之，其馈食则有饛簋飱也，其升爼则有捄棘匕也。礼书丧祭之匕用桑，待宾客之匕用棘。小东大东、杼柚其空，与「西人之子」四句对照，为裂缯而发也。「紏紏葛屦，可以履霜」，谓行役之久也。「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徃既来，使我心疚，显用戏举烽火事。有冽氿泉、无浸获薪，与《白华》诗「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大旨相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即所谓「艳妻煽方处」也。褒国在西蜀，隠约言之。舟人之子、熊罴是求，郑笺世臣降为冥氏、穴氏，苏传所服非其所有，集传依毛公训富，均失其旨。按《郑语》史伯云：「秃姓舟人。」韦注：「舟人，国名。」《路史》舟人后裔有晋大夫舟之侨，盖褒女为内宠，而舟人为外嬖也。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则戚党蟠固矣。或以其酒、不以其
译莠言自口
莠言，就是污秽的言语。就像郑国招待赵孟时，伯有赋《鹑奔》那样的诗一样。君子在官府就谈论公事，在府库就谈论府库之事，在仓库就谈论仓库之事，在朝廷就谈论朝政。狎昵轻侮的态度不施于小人，戏谑放荡的言辞不加于妃妾。自从世风崇尚通达变通，人们安于轻慢无礼，宋玉登墙偷看的丑态，淳于髡灭烛取乐的行为，竟然被报告给君王，流传于文字之中，忘记了这些是污秽的言论，却叙述为美谈。以至于握着女子手的言语，出自参加丧礼的场合；吟咏啮咬妃子嘴唇的诗句，宣扬于侍奉宴饮之后。于是摇头跳舞八风，手挽手臂高唱万岁，背离人伦，没有君子，国家的命运也就随之衰败了。（《日知录》）
乌之雌雄
《诗经》说：“都说自己神圣，谁知道乌鸦的雌雄？”注解说：“因为相似而难以辨别。”然而乌鸦，翅膀左边覆盖右边的为雄性，右边覆盖左边的为雌性。另一种说法是烧掉它的羽毛放入水中，沉下去的是雄性，浮起来的是雌性。（《因树屋书影》）
亦不我力
对我态度傲慢，也不肯帮助我，这是周朝衰败的原因；虽然不能任用我，但我恨不得把你置之死地，这是楚国动乱的原因；君王暂且休息吧，我将考虑此事，这是汉朝衰微的原因。（《困学纪闻》）
日有食之
以前的儒者认为日食发生在正阳之月，只说是四月，这是不对的。正阳是两件事，正指四月，阳指十月，“岁、月、阳、止”就是证据。《诗经》中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日卒夘，日有食之，亦孔之丑”，这两者都是先王所厌恶的。大概四月是纯阳之月，不希望被阴气侵扰；十月是纯阴之月，不希望过度而干扰阳气。（《梦溪笔谈》）
圣
皇父非常神圣，是自称为圣；都说自己神圣，是君臣都自称为圣。自称为圣的人，是动乱灭亡的根源。光武帝下诏规定上书的人不得称圣，这话多么伟大啊！（《困学纪闻》）
君臣弗克绍
文王的诗说：“文王的子孙，根本和分支延续百代。凡是周朝的士人，无不显赫世袭。”这是周朝兴盛的原因。宣王之后是幽王，《斯干》的祥瑞，《黍离》的萌芽出现了。太师皇父之后是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后是尹氏太师，蹶父之后是蹶维趣马，申伯之后是申侯，于是就和犬戎一起灭亡了宗周。君臣都不能继承先业，周朝怎么能不衰败呢？（《困学纪闻》）
螟蛉有子
《诗经》说：“螟蛉有子，蜾臝负之。”陶隐居认为蜾臝自己生下的孩子像粟粒一样大，捕捉螟蛉是为了喂养它的孩子，并不是把螟蛉当作自己的孩子。我小时候多次验证过，陶隐居的说法确实不错。这类昆虫有三种：衔泥在墙壁间筑巢的，名叫蜾臝；在地上挖洞筑巢的，名叫蠮螉；在书卷或笔管中筑巢的，名叫蒲卢。名字既不同，它们的形态大小也不同。蜾臝、蒲卢捕捉桑蚕蛾和小蜘蛛之类的昆虫，蠮螉只捕捉蟏蛸和蟋蟀。捕捉到后都用毒刺杀死，去掉它们的脚，全部放在洞穴中，在上面产卵，随即用泥隔开。十天后，孩子长大变成蜂，能飞了，那些昆虫也就吃完了。（《墨客挥犀》）
埙箎
古人写经文一字都不苟且，比如“鼓瑟吹笙”，不是说既鼓瑟又吹笙，大概是因为瑟的一个音，古今都认为难以和谐，必须吹笙来调和它。又如“如埙如箎”，古人用来比喻兄弟之间的和谐，其他声音难道都不和谐，而唯独用埙和箎来说呢？其他声音一个音各自成为一个节拍，只有埙和箎两个音共同成为一个节拍，大概是同气相求的意思。大司马韩公邦奇，号称懂音乐，他的话也是这样说的。（《七修类稿》）
杨园之道连上节
扔给豺虎，豺虎不吃，是说连豺虎也厌恶他；扔给北方，北方不接受，是说连夷狄也厌恶他；扔给昊天，天无所不容，应该接受他，却也被抛弃了。杨园之道，是白杨树的园子，坟墓多种植白杨。陶诗“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古人挽歌多以白杨为辞。把第七章“杨园之道”一句移入第六章，押韵且意思更多。（《诗总闻》）
大东
有装满食物的簋、有弯曲的棘木匕，旧时只有欧阳丰认为这是富饶之辞，略近情理，但不如王氏认为是馈赠宾客的说法。我认为首章与“纠纠葛屦”六句对照：周朝兴盛时，诸侯朝见天子并宴饮，馈赠的食物则有装满的簋，升上祭品的则有弯曲的棘木匕。礼书上说丧祭用的匕用桑木，接待宾客用的匕用棘木。小东大东，织布机空了，与“西人之子”四句对照，是为了撕裂丝织品而发出的感叹。“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是说行役时间长久。“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去又回，使我心中痛苦，明显是用戏举烽火的事。有冽氿泉、无浸获薪，与《白华》诗“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大意相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就是所谓“艳妻煽方处”。褒国在西蜀，隐约言之。舟人之子、熊罴是求，郑笺说世臣降为冥氏、穴氏，苏传说所服非其所有，集传依毛公训富，都失去了原意。按《郑语》史伯说：“秃姓舟人。”韦注：“舟人，国名。”《路史》说舟人后裔有晋大夫舟之侨，大概褒女是内宠，而舟人是外嬖。私人之子、百僚是试，那么亲戚党羽就盘根错节了。或以其酒、不以其
浆，《列女传》所云「饮酒沉湎，以夜继昼」也。鞙鞙佩璲、不以其长，传所云「倡优在前」，《郑语》所云「侏儒戚施，实御在侧」，近顽童也。七襄，七次周驾也。织女七襄，不成报章，非谓申后之不见答乎？牵牛不以服箱，歳凶也。启明、长庚皆太白。宣王末年，太白入昴，老子知为兵乱，见徐岳《数术记遗》。又《后汉·苏竟传》云：「毕为天网，主网罗无道之君。」《晋书》：「毕八星，主邉兵。」「有捄天毕，载施之行」，西戎之祸其端已兆。南箕不可以簸扬，北斗不可挹酒浆，谓箕敛亟而十室九空。「载翕其舌」，「西柄之掲」，且忧谗口易树，而斗机絶纲矣。是诗洞逹天人，非伯阳父之流断不能作（陆堂诗学）
译浆，是《列女传》中所说的“饮酒沉湎，以夜继昼”的意思。鞙鞙佩璲、不以其长，是《列女传》中所说的“倡优在前”，以及《郑语》中所说的“侏儒戚施，实御在侧”，这接近于顽劣的孩童。七襄，是七次周驾的意思。织女七襄，却织不成布帛，这难道不是在说申后没有得到回应吗？牵牛星不能用来驾车运箱，预示着年成凶歉。启明、长庚都是太白金星。周宣王末年，太白星侵入昴宿，老子据此预知将有兵乱，见徐岳《数术记遗》。又《后汉书·苏竟传》说：“毕宿是天网，主管网罗无道的君主。”《晋书》说：“毕宿八颗星，主管边疆战事。”“有捄天毕，载施之行”，西戎的祸患其端倪已经显现。南箕星不能用来簸扬谷物，北斗星不能用来舀取酒浆，这是说箕敛苛税频繁而十室九空。“载翕其舌”，“西柄之掲”，并且担忧谗言容易兴起，而北斗的枢机已经断绝纲常了。这首诗透彻地通达天人感应，如果不是伯阳父那样的人断不能创作出来（陆堂诗学）
大东五六七章
大东五、六、七章，刺当时君臣、后妃也。刘向曰：「天官列宿在也。」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讥臣失其度，而君不明也。《尔雅》：「天汉，析木之津。」《天文志》：「天汉起东方，经箕、尾间，分南北二道。」石氏曰：「天汉，天一所生，所以为东南西北之限。其行、其合、其起、其止，皆有常度，犹人臣之有常职。越度旷职，则人君为虚位，犹天汉之徒行矣。」织女，刺后宫也。《天文志》：「织女三星，在河北，天纪东端，天女也。」《晋书》：杜皇后未崩之前，三吴女子相与簮白花，传言「天公织女死，为之着服」，至是后崩，故知织女为后宫也。此章前后诗俱刺幽王，大东所谓织女，岂即艳妻之类耶？不成报章，所谓妇无公事，休其蚕织也。牵牛，刺将帅也。注：「牵牛即河鼓。」《天文注》：「一曰三武，天子之三将军。」《晋志》：升平三年，月犯牵牛中央大星，占曰：「牵牛，天将也。犯中央大星，大将死。」故知牵牛为将帅也。不服箱，言其骄悍不可制也。启明，谓大臣，其号曰太上，所谓出早为月食，晚为天妖，东西俱不可也。毕八星，主边兵，其大星曰天髙，一曰边将。晋穆帝永和七年，太白入毕口；升平三年，月犯毕，占为边兵，为下犯上，余亦同。君臣无纪，将帅失律，边兵必兴，骊山之祸，诗人其先知之矣！维南有箕，维北有斗，刺后与王也。重言刺之，深也。《天文志》：「箕十一度，亦谓之天津，后宫妃后之位。」「北斗七星，魁四星为璇玑，杓三星为玉衡，又为帝居。」《天文志》曰：「斗为人君，号令之主。」石氏曰：「第一曰正星，主阳，天子之象。」故知诗言箕、斗为后与王也。诗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疏云：「箕四星，二为踵，二为舌。」《天文志》：「箕主口舌。」故曰「载翕其舌」，犹言妇有长舌也。西枋之掲，犹言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也。盖此诗与《十月》四章相似，但彼则明刺，此则微言耳。欧阳公谓「维天有汉」以下，仰诉于天之词，朱子仍用其说。果如欧言，则三垣列宿皆可控告，何独及是乎，笺言众官废职，庶几得之，惜未详言也（砚溪诗说）
刺宣王
宣王晏起，姜后请愆，则《庭燎》之箴，始勤终怠可见矣；杀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则《沔水》之规，谗言其兴可见矣（困学纪闻）
先祖匪人
郑氏《诗笺》极有害理处，不逆其意而以文害辞。如《四月》诗「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寜忍予」，此诗盖刺幽王在位贪残，怨乱并兴而作。注谓：「我先祖非人乎？人则知患难，何为使我当此乱世？」詈先祖为非人，岂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为人乎？何忍使我当此乱世（野客丛书）
鼓钟
本义》云：「诗先言『忧心』，而后言『君子』，不知『忧心』者复为何人。卒章云『以雅以南，以钥不僭』，其辞甚美，又疑非刺。且『南』非南夷之乐，不知当指南钥，抑为《周南》、《召南》，皆当阙其所未详。」余谓此穆王之诗。《左传》：「穆有涂山之会。」涂山在今懐逺，乃淮南之地，一证也。《竹书》：「十四年，王率楚子伐徐戎，克之。三十七年，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架鼋鼍以为梁，遂伐越至于纡，荆人来贡。」则淮之南北车辙屡经，又一证也。且《穆天子传》为盛姬谥曰哀淑人。天子东征，钓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姬祥祀毕哭，终丧于嚣氏。庚辰，舍于茅尺，于是禋祀除丧，始乐素服而归，是曰素氏。天子永念伤心，乃思淑人盛姬，于是流涕。则「淑人」固有所指，而「忧心且伤，懐允不忘」，皆非泛词。惟末章语意稍别，然传中广乐之奏，无地不然，亦未尝不符合也。「以雅以南」，南自当指南钥。齐、鲁诗有「韎任朱离」句，皆由西汉不行《左传》而误者，且以章句为诗词（陆堂《诗学）
为宾为客
为宾为客，宾自君命者也，客自外至者也。诗「我有嘉宾」，外传承王命以为过宾；
译《大东》第五、六、七章，是讽刺当时的君臣和后妃的。刘向说：“天上的星宿列在那里。”又说：“天上有一条银河，监察人间也有光芒。”这是讥讽臣子失去了法度，而君主不明察。《尔雅》说：“天汉，就是析木的渡口。”《天文志》说：“天汉从东方升起，经过箕宿和尾宿之间，分为南北两道。”石氏说：“天汉，是天所生成的，用来作为东南西北的界限。它的运行、交会、升起、停止，都有固定的法度，就像人臣有固定的职守。如果超越法度、荒废职守，那么人君就成了虚设的职位，就像天汉徒然运行一样。”
织女，是讽刺后宫的。《天文志》说：“织女三星，在银河以北，天纪的东端，是天女。”《晋书》记载：杜皇后去世之前，三吴地区的女子互相佩戴白花，传言说“天公的织女死了，为她穿丧服”，等到这时皇后果然去世，所以知道织女代表后宫。这一章前后的诗都讽刺周幽王，《大东》所说的织女，难道就是像艳妻（褒姒）之类的人吗？不成报章，所谓妇女没有公事，就停止她的蚕桑纺织。
牵牛，是讽刺将帅的。注解说：“牵牛就是河鼓。”《天文注》说：“一说是三武，是天子的三位将军。”《晋志》记载：升平三年，月亮侵犯牵牛中央的大星，占卜说：“牵牛，是天将。侵犯中央大星，大将死。”所以知道牵牛代表将帅。不服箱，是说他们骄横强悍不可制服。
启明，指大臣，他的称号叫太上，所谓出来早了造成月食，晚了造成天象妖孽，东西方向都不行。毕宿八颗星，主管边疆的军队，它的大星叫天高，一说是边将。晋穆帝永和七年，太白星进入毕宿口；升平三年，月亮侵犯毕宿，占卜说是边疆战事，是下级侵犯上级，其余情况也相同。君臣没有纲纪，将帅失去法度，边疆战事必然兴起，骊山的祸乱，诗人大概早就预知了！
南边有箕宿，北边有斗宿，是讽刺后妃和君王的。重复言说以讽刺，是因为怨恨很深。《天文志》说：“箕宿十一度，也叫天津，是后宫妃后的位置。”“北斗七星，魁四星叫璇玑，杓三星叫玉衡，又是帝王的居所。”《天文志》说：“斗宿是人君，号令的主宰。”石氏说：“第一颗星叫正星，主管阳气，是天子的象征。”所以知道诗中说的箕、斗代表后妃和君王。诗说：“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疏解说：“箕宿四颗星，两颗是踵，两颗是舌。”《天文志》说：“箕宿主管口舌。”所以说“载翕其舌”，就像说妇女有长舌一样。西枋之掲，就像说倒拿着太阿剑，把柄交给别人。大概这首诗和《十月》第四章相似，但那是明显讽刺，这里是含蓄微言。欧阳修认为“维天有汉”以下是仰天诉说的言辞，朱熹仍然沿用他的说法。如果真像欧阳修所说，那么三垣列宿都可以控诉，为什么唯独提到这些呢？郑玄笺注说众官废弛职守，大概有些道理，可惜没有详细论述（《砚溪诗说》）。
**讽刺周宣王**
宣王晚起，姜后请求责罚，那么《庭燎》的劝诫，可以看出他开始时勤勉后来懈怠；杀害他的臣子杜伯却并非他的罪过，那么《沔水》的规劝，可以看出谗言兴起（《困学纪闻》）。
**先祖匪人**
郑玄的《诗笺》极有违背事理的地方，不违背他的本意却用文辞去损害原意。比如《四月》诗“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寜忍予”，这首诗大概是讽刺周幽王在位时贪婪残暴，怨恨和动乱同时兴起而作的。注解说：“我的先祖不是人吗？是人就知道患难，为什么让我承受这乱世？”辱骂先祖不是人，哪里合乎情理呢！不如说：“先祖不把我当人看吗？为什么忍心让我承受这乱世（《野客丛书》）。”
**鼓钟**
《本义》说：“诗先说‘忧心’，后说‘君子’，不知道‘忧心’的又是谁。最后一章说‘以雅以南，以钥不僭’，言辞很美，又怀疑不是讽刺。而且‘南’不是南夷的音乐，不知道应当指南钥，还是指《周南》、《召南》，都应当保留那些不详细的地方。”我认为这是周穆王的诗。《左传》说：“穆王有涂山之会。”涂山在今天的怀远，是淮南的地方，这是一个证据。《竹书纪年》说：“十四年，王率领楚子讨伐徐戎，攻克了它。三十七年，大举九师，向东到达九江，架起鼋鼍作为桥梁，于是讨伐越国到达纡地，荆人来进贡。”那么淮水南北的车辙屡次经过，这是又一个证据。而且《穆天子传》给盛姬谥号为哀淑人。天子东征，在漯水钓鱼，用来祭祀淑人，这叫祭丘。姬祥祭祀完毕哭泣，在嚣氏那里终丧。庚辰日，住在茅尺，于是举行禋祀除去丧服，开始奏乐穿着素服回去，这叫素氏。天子永远怀念伤心，于是思念淑人盛姬，于是流泪。那么“淑人”确实有所指，而“忧心且伤，懐允不忘”，都不是泛泛之词。只有最后一章语意稍有不同，但传中广泛奏乐，没有地方不是这样，也未尝不符合。“以雅以南”，南自然应当指南钥。齐、鲁诗有“韎任朱离”的句子，都是因为西汉不通行《左传》而造成的错误，而且把章句当作诗词（陆堂《诗学》）。
**为宾为客**
为宾为客，宾是君主命令来的，客是从外面来的。诗说“我有嘉宾”，外传说是继承王命作为过访的宾客；
易「利用宾于王」，宾之义也。诗「我客戾止」，左传「先代之后于周为客」；易「有不速之客」，客之义也。祭祀之宾，举自宗人，仪礼所谓「遣宾就主人皆盥于洗长朼」是也。燕享之宾，择于大夫，仪礼所谓「命某为宾」是也。入则降而揖，出则奏陔而送，宾礼讫然后与客宴，仪礼所谓「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请吾子之与寡君湏臾焉」是也。宾之与客，礼固分言之，先宾而后客，诗与礼皆然，盖周之礼也。尚书「虞宾在位」，周礼「八议之宾」，左传、外传或言宾或言客，盖偏举与对举之异文也（砚溪诗说）
译《易经》中“利用宾于王”的说法，是“宾”的含义。《诗经》中“我客戾止”的说法，以及《左传》中“先代之后于周为客”的说法；《易经》中“有不速之客”的说法，是“客”的含义。祭祀时的宾客，是从宗族中推举的，《仪礼》中所说的“派遣宾客和主人都到洗盘处洗手，长者持笾”就是这种情况。宴饮时的宾客，是从大夫中选择的，《仪礼》中所说的“命令某人担任宾客”就是这种情况。宾客进入时，主人降阶作揖；宾客退出时，奏《陔》乐相送，宾客的礼节结束后，才与客人一起宴饮，《仪礼》中所说的“我们的国君备有薄酒，邀请您与国君稍作停留”就是这种情况。宾客与客人，在礼节上本来是有区别的，先说宾客后说客人，《诗经》和《礼记》都是如此，这大概是周代的礼制。《尚书》中“虞宾在位”的说法，《周礼》中“八议之宾”的说法，《左传》、《国语》中有时说宾有时说客，大概是偏举与对举的不同表述罢了（《砚溪诗说》）
攘其左右
攘其左右，尝其旨否，谓取其左右之馈而尝之与？夫攘其左右者，则攘臂也；欲尝其旨否，则攘臂而就焉。吕东莱所谓「攘之也者，喜之甚，取之疾，而不自知其手足之捷狎者也」。然则非手不可矣。古文左右皆从手，谓以手相助，而后之以左右为助者，借焉耳。故有以左为左手者，《少仪》曰：「居之于左，臣则左之。」是也。有以右为右手者，《檀弓》曰：「拱而尚右。」是也。有以左右为左右手者，《仪礼·乡射》云：「左右抚矢而乗之。」《王风》云：「左执簧，石招我由房。」是也。如谓饟其左右之人也，则攘非饟也；而谓恐仆从惊民，屏其左右而尝其所馈，则田畯司啬耳，汉后为啬夫，寜有啬夫而左右扰扰之如此者？如谓取其左右之馈而尝其■〈飠贪〉馌之味，与除其左右之草而试其土气之宜，则农人馈食岂分阴阳，而周官辨土安事薙草矣（毛诗写官记）
车牵
虽无旨酒，式饮庶几；虽无嘉肴，式食庻几；虽无徳与女，式歌且舞。言我虽无旨酒、嘉肴、美徳以与女，女亦当饮食、歌舞以相乐也。谨荷，庻几畧也。新妇难饮食，故曰虽无足饮食者，畧焉尔。谨荷，新妇难恱欢，虽素无惠好相及耶？言笑焉尔。谨荷，鲜我觏尔，我心冩兮。曰：「鲜，少也。我得见尔，则我心冩而已。」曰：「罕乎哉，我之见尔也！此仅有也，故冩也。」或曰：「鲜，畧也。新妇畏人见，故曰使我畧见尔。」故古花烛词必曰去扇（毛诗冩官记）
景行
诗》云：「髙山仰止，景行行止。」言人有景行，当效而行之，如山之髙，当仰之。今人书简有使景仰者，踈矣。魏文帝书云：「髙山景行，深所慕仰。」为是。任彦升《太宰碑文》「瞻彼景山，肃然望慕」，虽引《诗》「陟彼景山」，然不出「景行髙山」之意也（西溪丛语）
不醉反耻
彼醉不臧，不醉反耻，所谓一国皆狂，反以不狂者为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对纣之失日，况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师师，非度」，此商之所以亡。「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为雠人役也。是以圣王重特立之人，而逺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日知录）
之子于狩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钓，言纶之绳。或曰：「理丝曰纶。」言君子若归而欲徃狩耶，我则为之韔其弓；欲徃钓耶，我则为之纶其绳。望之切，思之深，亦无徃而不与之俱也。曰：「使其狩耶，愿则■〈山上〈弓攵〉下〉其弓；使其钓耶，愿则纶其绳。」犹乐府云：「愿篙橹折，教郎到头还也。」盖诅之也。易曰：「弥纶天地。」王肃云：「纶，纒里也。」礼曰：「王言如纶。」疏云：「纶如宛转绳。」是故纶有卷义（毛诗冩官记）
于狩于钓
二节皆预拟之词，妇人苦夫之困于征役也，曰：「君子今逺出如此，倘使归来，将何所事乎？假使徃狩，我当为之纳其弓于韔中，不使之用，所以然者，以田猎所以讲武，我不欲其习于武事也。如其徃钓，我则愿从焉，当合丝为绳以待耳。」盖时事倥偬，故欲归其君子，但以烟波钓徒自娱，是虽闺阁之言，亦见其所遭之不幸也。观下章言钓不言狩，则微意大可想见。又韔其弓与纶之绳，一「其」一「之」，下字自别。「其」者，外之之词；「之」者，内之之词（世本古义）
台笠
毛诗》「台笠缁撮」，传谓：「台所以御暑，笠所以御雨，缁撮，缁布冠也。」郑笺谓：「台，夫湏也。以台皮为笠，缁布为冠。」故谢玄晖诗曰：「台笠聚东菑。」注：「台御日，笠御雨。」是以为二事，盖本毛之说。曲信陵诗曰：「台笠冐山雨，渚田耕荇花。」以台笠对渚田，是以为一事，盖祖郑之说。二诗皆有据依。考孔颕逹《正义》：「台可为笠，则一也。传分之者，笠本御暑，而《良耜》曰『其笠伊纠』，因可御雨，故传分之以充二事。」则知毛之见如此（野客丛书）
伐崇伐宻
朱子道理熟，说到圣人敬畏修徳处，
译推开他身边的人
推开他身边的人，尝一尝食物是否美味，是说取来他身边的人所送的食物来品尝吗？所谓推开他身边的人，就是挥动胳膊；想要品尝食物是否美味，就是挥动胳膊靠近去取。吕祖谦所说的“推开他身边的人，是因为高兴到了极点，取东西很快，以至于自己不知道手脚如此敏捷轻熟”。既然如此，那就不能不用手了。古文中的“左”和“右”都从“手”部，意思是用手相助，后来用“左”和“右”表示辅助，是假借用法罢了。所以有把“左”当作左手的，《少仪》说：“把东西放在左边，臣子就放在左边。”就是这种情况。有把“右”当作右手的，《檀弓》说：“拱手而立，崇尚右手。”就是这种情况。有把“左”和“右”当作左右手的，《仪礼·乡射》说：“左右手抚摸箭矢然后搭上弓。”《王风》说：“左手拿着笙，石招我进入房中。”就是这种情况。如果说馈赠给他身边的人，那么“攘”就不是馈赠；如果说担心仆从惊扰百姓，屏退他身边的人然后品尝他所送的食物，那么那是田畯司啬的职责，汉代以后称为啬夫，难道有啬夫而身边人如此喧哗扰乱的吗？如果说取来他身边的人所送的食物来品尝其粗劣食物的味道，或者清除他身边的人所种的杂草来试验土壤是否适宜，那么农夫送来的食物难道还分阴阳吗？而周官辨别土壤又何必除草呢（毛诗写官记）
车牵
虽然没有美酒，请喝一点聊表心意；虽然没有佳肴，请吃一点聊表心意；虽然没有美德与你相配，请唱歌跳舞一起欢乐。意思是说，我虽然没有美酒、佳肴、美德来与你相配，你也应当饮食、歌舞来互相取乐。谨荷，是聊表心意的意思。新妇难以进食，所以说虽然没有足够的饮食，聊表心意罢了。谨荷，新妇难以取悦欢心，虽然向来没有恩惠好意相及吗？只是言笑罢了。谨荷，很少见到你，我的心就满足了。说：“鲜，少的意思。我能见到你，我的心就满足了。”说：“难得啊，我见到你！这是仅有的，所以满足了。”有人说：“鲜，少的意思。新妇害怕被人看见，所以说让我少见你。”所以古代花烛词必定说去掉扇子（毛诗写官记）
景行
《诗经》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思是说，人有崇高的德行，应当效法并践行，就像山那样高，应当仰望。现在人在书信中有使用“景仰”的，是疏漏的。魏文帝书信说：“高山景行，深深羡慕仰望。”是对的。任彦升《太宰碑文》“瞻彼景山，肃然望慕”，虽然引用《诗经》“陟彼景山”，但不出“景行高山”的意思（西溪丛语）
不醉反耻
他们醉了不好，不醉反而感到羞耻，所谓一国都疯狂，反而把不疯狂的人当作疯狂。以箕子的忠诚，都不敢对纣王的过失直言，何况中等才能以下的人，有不特别指责而效仿他的吗？“卿士师师，非度”，这是商朝灭亡的原因。“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这是楚国六千里土地沦为仇人奴役的原因。因此圣明的君王重视特立独行的人，而疏远苟且随同的人，在尚未危险时保卫国家，必定从这里开始（日知录）
之子于狩
他这个人去打猎，说要把弓装入弓袋；他这个人去钓鱼，说要把丝绳编成钓线。有人说：“整理丝线叫做纶。”意思是说，君子如果回家想要去打猎，我就为他把弓装入弓袋；想要去钓鱼，我就为他把丝绳编成钓线。盼望之深切，思念之深沉，也没有哪里不与他在一起的。说：“让他去打猎，希望就让他把弓装入弓袋；让他去钓鱼，希望就让他把丝绳编成钓线。”就像乐府诗说：“希望篙橹折断，让郎君到头来回来。”大概是诅咒的意思。《易经》说：“弥纶天地。”王肃说：“纶，缠绕包裹的意思。”《礼记》说：“王言如纶。”疏说：“纶像宛转的绳子。”所以纶有卷曲的意思（毛诗写官记）
于狩于钓
这两节都是预先拟定的言辞，妇人苦于丈夫困于征役，说：“君子现在远出如此，倘若回来，将做什么呢？假使去打猎，我应当为他把弓装入弓袋，不让他使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田猎是用来讲习武事的，我不希望他习惯于武事。如果他去钓鱼，我就愿意跟随他，应当合丝为绳来等待。”大概时事紧迫，所以希望他的君子回来，只以烟波钓徒自娱，这虽然是闺阁之言，也可见其所遭的不幸。看下一章说钓不说狩，那么微妙的意思大致可以想见。又“韔其弓”与“纶之绳”，一个“其”一个“之”，下字自然有别。“其”是外指的词；“之”是内指的词（世本古义）
台笠
《毛诗》“台笠缁撮”，传认为：“台是用来遮暑的，笠是用来遮雨的，缁撮，是黑布冠。”郑玄笺认为：“台，是夫须草。用台皮做笠，黑布做冠。”所以谢朓诗说：“台笠聚东菑。”注：“台遮日，笠遮雨。”认为是两件事，大概本于毛传的说法。曲信陵诗说：“台笠冒山雨，渚田耕荇花。”以台笠对渚田，认为是一件事，大概祖述郑玄的说法。两首诗都有依据。考察孔颖达《正义》：“台可以做笠，那么是一件事。传分开说的原因是，笠本来遮暑，而《良耜》说‘其笠伊纠’，因为可以遮雨，所以传分开来说以充两件事。”就知道毛传的看法是这样（野客丛书）
伐崇伐宻
朱熹道理熟，说到圣人敬畏修德处，
倍生精采，兴会都到。「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予懐明徳，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都说得深微。但有一说，湏与下文帖合方好，不然头脑太大。此诗下文是伐宻伐崇，未应推说到此。看来只是说文王为人，不与人轻离易合，亦不歆羡他人所有，所以当纣昏虐之时，人皆沦胥及溺，而文王独先登岸。登岸既免于溺，又可援手以救人溺，所以宻人侵阮徂共，文王不得不救之。若以为道岸，反觉不甚亲切。至崇人却与文王有谮害之仇，故言文王不加人以声色，不长夏以兵革。长于中夏，即方伯也，如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之意。不识不知，一无私意，应天而动，天讨所及，文王不能不顺之耳，非报仇也。都与下文一串说来方合（榕村语录）
译文王的德行更加精纯卓越，兴致与感悟都达到了极致。“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些诗句都说得深奥精微。但有一种说法，必须与下文贴合才好，否则立意就太大了。这首诗的下文讲的是讨伐密国和崇国，不应该推演到如此深远的程度。看来只是说文王为人，不轻易与人分离或结合，也不羡慕他人所拥有的东西，所以在商纣王昏庸暴虐的时候，人们都相继陷入危难，而文王却独自先登上了彼岸。登上彼岸既避免了溺水，又可以伸手去救助溺水的人，所以当密国人侵犯阮国、共国时，文王不得不去救助他们。如果理解为道德的彼岸，反而觉得不够亲切。至于崇国人，却与文王有进谗言陷害的仇怨，所以说文王不用严厉的脸色和声音对待别人，不凭借中原的武力来逞强。在中原称长，就是方伯的意思，就像九次会盟诸侯而不依靠兵车的意思一样。没有私心杂念，顺应天意而动，天讨所及之处，文王不能不顺应罢了，并不是为了报仇。只有把这些都与下文连贯起来说才合适（《榕村语录》）
履武玄鸟
毛公注·生民》诗「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句，曰：「从于髙辛帝而见于天也。」《玄鸟》诗「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鸟降，简狄配髙辛帝，帝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其说本自明白。至郑氏笺，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时，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遂有身，后则生子。」又谓：「鳦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其说本于《史记》，谓：「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忻然践之，因生稷；简狄行浴，见燕堕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妄，先贤辞而辟之多矣。欧阳公谓：「稷、契非髙辛之子。毛公于《史记》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讹谬之世次。」按《汉书》，毛公，赵人，为河间献王博士，然则在司马子长之前数十年，谓为取《史记》世次亦不然。盖世次之说皆出于《世本》，故荒唐特甚，其书今亡。夫适野而见巨迹，人将走避之不暇，岂复故欲践履以求不可知之禨祥？飞鸟堕卵，知为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尔，而谓古圣人之后妃为之，不待辨而明矣（容斋随笔）
公刘诗
三代之礼，有损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刘》之诗考之，「君之宗之」，宗法始于此；「其军三单」，军制始于此；「彻田为粮」，彻法始于此。周礼有自来矣（困学纪闻）
土宇版章
尔土宇版章，必曰「俾尔弥尔性」，务广地而不务广徳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务徳而勤逺略，齐之霸所以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乱所以萌（困学纪闻）
宗子维城
价人维藩」一节，注疏决不可从。朱子以价人为大徳之人，大师为大众，是已。大邦、大宗不难解，难把「懐徳维寜一句横在中间，下又云「宗子维城」，何不叙宗子于大宗之后？更难在独将城字提唱，而结曰「无俾城壊无独斯畏」。朱子依文解去，殊觉参差无伦次。其实只「宗子维城」一句说得合，则自「懐徳维寜以下一气顺接，而于「价人维籓四句亦呼吸紧醒矣。宗子不该说作各宗之宗子，宗子继宗，即天子也，故以城归之。藩、垣、屏、翰，皆为城而设，价人、大师、大邦、大宗，皆所以卫宗子也，下字俱妙。价人，所谓元勲硕辅，为国威重，如一层籓篱然。师，即「殷之未丧师」之师，国所与立，惟民是頼如城之有墙然，城之所以立也。大邦，诸侯如树之以为障蔽者，故曰维屏。大宗，强族如垣墙之桢干然，藉之以为羽翼者，故曰维翰。此四者必懐之以徳方可恃之以安。盖宗子维城，然无徳则虽有藩垣屏翰，而众畔亲离，其城且壊而宗子亦孤立矣，故曰无使自丧其辅，致城之壊以致于独也。独斯可畏矣。徳即宗子之徳懐即懐诸侯之懐文从字顺，天造地设，应如此（榕村语録）
流言以对
强御多怼，即上章所云强御之臣也。其心多所怼疾，而独窥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闻外事，则假流言以中伤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间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旧将，而有百升明月之謡；以裵度之元勲，而有坦腹小儿之诵，所谓「流言以对」者也。如此，则冦贼生乎内，而怨诅兴乎下矣。郄宛之难，进胙者莫不谤令尹，所谓「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谗言之起，由君数问小事于小人也。可不慎哉（日知録）
抑诗
卫武公年九十有五，使人日诵《抑》诗，自言亦聿既耄，知为耄年所作。既耄而犹再三曰「小子」，其谦抑至矣！《淇澳》、《宾筵》、《抑》皆武公之诗。《淇澳》作于盛年，言学问；《宾筵》、《抑》皆戒饮，而《抑》乃旣耄之作，其言慎独，《论语》、《中庸》取焉（熊氏经说）
用贤戮贤
郑用三良，未可间；卫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谋，强敌畏；汲直守节，乱萌弭。诗曰：「无竞唯人，四方其训之。」正先谏诛，嬴运促；李云忠陨，汉宗覆；章华罹僇，
译履武玄鸟
毛公在注释《诗经·生民》中“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这句诗时说：“姜嫄跟随高辛帝，从而见到了天神。”在注释《诗经·玄鸟》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句诗时说：“春分时节玄鸟降临，简狄配享高辛帝，高辛帝与她到郊外祭祀求子之神而生下契，所以推究其本源，是因为天命玄鸟到来而诞生的。”这种说法原本就明白易懂。到了郑玄作笺注，才开始说：“帝，是上帝。敏，是大拇指。祭祀郊禖神时，出现大人的足迹，姜嫄踩踏上去，脚不能完全覆盖，只踩到大拇指的地方，身心感到欣悦，好像有人道感应了自己，于是怀孕，后来生了儿子。”又说：“燕子掉落鸟卵，简狄吞下它而生下契。”这种说法本源于《史记》，说：“姜嫄到野外，看见巨人的足迹，欣喜地踩踏上去，因此生了稷；简狄外出沐浴，看见燕子掉落鸟卵，取来吞下，因此生了契。”这两件事的荒诞虚妄，前代贤人已经多次驳斥过了。欧阳修说：“稷和契并不是高辛帝的儿子。毛公不采纳《史记》中关于踩踏足迹的怪诞说法，却采纳了其中错误的世系次序。”查考《汉书》，毛公是赵国人，担任河间献王的博士，那么他在司马迁之前几十年，说他是采纳《史记》的世系次序也不对。大概世系的说法都出自《世本》，所以特别荒唐，那本书现在已经失传了。到野外看见巨大的足迹，人们将逃跑躲避都来不及，难道还会故意想要踩踏以求不可知的吉祥征兆？飞鸟掉落的鸟卵，知道是什么东西，就立刻取来吞下？用古代的情况来衡量今天，人情是一样的。现在的愚笨人未必会这样做，却说古代的圣人后妃会这样做，不用辩驳就明白了。
公刘诗
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有增减变化，但所沿袭的根本未曾改变。通过《公刘》这首诗来考察，“君之宗之”，宗法制度从这里开始；“其军三单”，军队编制从这里开始；“彻田为粮”，彻法从这里开始。周代的礼制是有其来源的。
土宇版章
你的土地疆域和户籍版籍，必定要说“使你终其天年”，致力于扩大土地而不致力于广施德政，这是君主深深的警戒。不致力于德政而勤于远略扩张，齐国的霸业因此衰落；狄人广阔的疆土，对晋国来说成为都城，晋国的动乱因此萌芽。
宗子维城
“价人维藩”这一节，注疏绝对不可采纳。朱熹认为价人是德行伟大的人，大师是大众，这是对的。大邦、大宗不难解释，难的是把“怀德维宁”一句横插在中间，下面又说“宗子维城”，为什么不把宗子叙述在大宗之后？更难的是单独将“城”字提起，而结尾说“无俾城坏，无独斯畏”。朱熹依照文字去解释，总觉得参差没有条理。其实只要“宗子维城”这一句说得合适，那么从“怀德维宁”以下一气顺畅连接，而对于“价人维藩”四句也呼吸紧密清醒了。宗子不应该解释为各宗的宗子，宗子继承宗庙，就是天子，所以用城来比喻他。藩、垣、屏、翰，都是为城而设置的，价人、大师、大邦、大宗，都是用来保卫宗子的，下面的用字都很精妙。价人，就是所谓的元勋重臣，为国家树立威重，像一层篱笆一样。师，就是“殷之未丧师”中的师，国家赖以立足，只依靠民众，像城墙有墙一样，是城得以建立的原因。大邦，诸侯像树木一样作为屏障，所以说维屏。大宗，强大的宗族像墙壁的支柱一样，借以作为羽翼，所以说维翰。这四者必须用德来怀柔，才可以依靠他们获得安宁。因为宗子像城，然而如果没有德，那么即使有藩、垣、屏、翰，而众人背叛亲人离散，那城将会毁坏而宗子也孤立了，所以说不要让他自毁辅助，导致城毁坏以至于孤立。孤立就可怕了。德就是宗子的德，怀就是怀柔诸侯的怀，文从字顺，天造地设，应该这样理解。
流言以对
强御多怼，就是上一章所说的强御之臣。他们心中多有怨恨，而独自窥探君主的情意，深居禁中却喜欢打听外面的事情，就假借流言来中伤君主，像二叔散布流言离间周公就是这样。没有根据的话，哪里没有呢？像斛律光这样的旧将，却有“百升明月”的歌谣；像裴度这样的元勋，却有“坦腹小儿”的讥讽，这就是所谓的“流言以对”。像这样，那么寇贼产生于内部，而怨恨诅咒兴起于下层了。郄宛的灾难，进献胙肉的人无不诽谤令尹，这就是所谓的“侯作侯祝”。孔颖达疏解《采苓》说：“谗言的兴起，是因为君主多次向小人询问小事。能不谨慎吗？”
抑诗
卫武公九十五岁，让人每天诵读《抑》诗，自称已经年老，知道是年老时所作。已经年老却还再三说“小子”，他的谦抑到了极点！《淇澳》、《宾筵》、《抑》都是武公的诗。《淇澳》作于壮年，谈论学问；《宾筵》、《抑》都是告诫饮酒，而《抑》是年老时的作品，其中关于慎独的言论，《论语》、《中庸》都采纳了。
用贤戮贤
郑国任用三位贤良，不可离间；卫国多君子，没有祸患。季梁忠诚谋划，强敌畏惧；汲黯刚直守节，动乱的萌芽消除。《诗经》说：“没有竞争只有人才，四方都会顺从。”正先劝谏被杀，嬴秦的国运急促；李云忠诚陨落，汉朝宗庙倾覆；章华遭遇杀戮，
中垢
诗》「维彼不顺，征以中垢。」中垢，犹内污也，盖以闺门之事污蔑之，若王鳯之诬毁王商（两钞摘腴）
封申
镐京之有戎，犹东都之有荆也。宣王封韩侯于方城，欲以制北翟；封申伯于南阳，欲以制荆蛮。其诗曰：「于邑于谢，南国是式。」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国。」意可见矣。然其最失策者，莫如封申之役。盖南阳者，东都之咽喉，天下之形胜，四面以制诸侯者也。圃田之狩，其地犹天子畿内，及申侯封，而宛之东南、荥阳之东北俱非周有，东都之险失，镐京之形孤矣。畎戎入周，东南诸侯无一人来救者，以申侯据形胜而塞其路也。畎戎不得申侯之援，则不敢深入；申侯不塞南阳之路，则不得召戎。犄角之形成，幽王之亡必矣。韩侯虽强，岂能踰一二千里以相援哉？其后镐灭于戎，申灭于荆，韩灭于晋，而东周遂不能国，则《崧髙》、《韩奕》二诗，实周室兴亡之所系也。故《召旻》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诗人立言之旨，夫子终雅之意，深矣哉（砚溪诗说）
爱莫助之
考之《周语》，立鲁公子戏，则仲山甫諌；料民太原，则仲山甫又諌。然聴之藐藐也。当时公卿，唯虢文公谏不籍千畆，而他无闻焉。此诗人所以有「爱莫助之」之叹（困学纪闻）
尹氏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于平王之末，书尹氏卒，见权臣之继世也；于景王之后，书尹氏立王子朝，见权臣之危国也。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讥，以此坊民，犹有五侯擅汉、三马食曹之祸（困学纪闻）
三事就绪
常武「三事就绪」，朱传说是「三农」，某初以农、工商说，亦不是。凡经中常用字都要画一。朱传解「择三有事」，谓是三卿，于「三事大夫」又云三公，论理都该归之司空、司徒、司马。方是国家举事，必湏人役，是司徒所掌；必有政令，是司马所掌；用度百须皆出于土地，是司空所掌。总离不得此三项，看《牧誓》、《立政》、《周官》诸篇可见。当时出兵，言今日不湏再留，不湏再处。凡国家之事，职在司徒、司马、司空者，己俱就绪，何湏再留处而不行耶？冡宰辅飬君徳，统百官；宗伯掌礼乐，此时用不着，故只举三事（榕村语录）
香
取萧祭脂，曰「其香始升」，为酒为醴，曰「有飶其香」，古所谓香者如此。韦雕《五礼精义》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礼并无其文。」《隋志》曰：「梁天监初，何佟之义，欝鬯萧光，所以逹神，与今用香，其义一也。」考之殊无依据，《开元天寳礼》不用（困学纪闻）
三寿
晋姜鼎铭曰：「保其孙子，三寿是利。」《鲁颂》「三寿作朋」，盖古语也。先儒以为三卿，恐非（困学纪闻）
玄鸟
天以天下授人，其始祖必有神异，固无足怪。但诗人多不明言其事迹，而仅见于诗歌，亦虞骇人之聴闻，而微言之耳。简狄之时，社稷之神未定，安得先有郊禖之祀？《月令》以秦书述周制，而谓髙辛之世己先有之，此一妄也。《月令》因此诗玄鸟之祥，故祀禖神于仲春，是《月令》附会此诗；而谓简狄因祀禖而吞卵，则史之附会《月令》，二妄也。燕以仲春起蛰而来，始营巢，至初夏育卵。祀禖既于仲春，玄鸟甫来，安得有卵？三妄也。燕之生卵必于巢，无载飞载生之理，何得遗卵于道路？四妄也。简狄将祈于禖，见燕卵，非素所宜食之物，何至遽吞？五妄也。然则诗人所咏之谓何？或者如白燕投懐见于梦兆欤？或者上古以鸟纪官，而髙辛氏之支子适为是官，诞育契欤？即为神灵所集之身矣。朱子《集传》不易史记者，以其相传几二千年，无有异说，与其为无稽之言以释经，不如仍前人所传。予岂敢谓吞卵为必无？但论其理如此（毛诗明辨録）
奚斯所作
颜师古作《正俗》，引《鲁颂》云：「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庙，而王延寿《灵光殿赋》不当云「奚斯颂禧」，此说是矣。不知其失不自延寿始，自班固始也。観《两
译中垢
《诗经》中“维彼不顺，征以中垢”，中垢，就是内污的意思，大概是用闺门内的丑事来污蔑他，就像王凤诬陷王商那样（两钞摘腴）
封申
镐京有戎狄的威胁，就像东都有荆蛮的威胁一样。宣王将韩侯封在方城，是想用来遏制北狄；将申伯封在南阳，是想用来遏制荆蛮。诗中说：“在谢地建城，作为南国的典范。”又说：“那些追貊等部族，全部归附北国。”其意图是可以看出来的。然而其中最失策的，莫过于封申这一举措。因为南阳是东都的咽喉，天下的险要之地，四面可以控制诸侯。圃田的狩猎之地，原本还属于天子畿内，等到申侯受封，宛城的东南、荥阳的东北都不再属于周朝，东都的险要丧失了，镐京的地势就孤立了。犬戎入侵周朝，东南的诸侯没有一人来救援，是因为申侯占据了险要之地而堵塞了道路。犬戎如果没有申侯的援助，就不敢深入；申侯如果不堵塞南阳的道路，就不能召引犬戎。形成掎角之势，幽王的灭亡就必然了。韩侯虽然强大，难道能跨越一二千里来救援吗？后来镐京被戎狄灭亡，申国被楚国灭亡，韩国被晋国灭亡，而东周于是就不能再维持国家了，那么《崧高》、《韩奕》这两首诗，实在是关系到周朝兴亡的关键。所以《召旻》最后一章说：“从前先王接受天命，有像召公那样的人，每天开拓国土百里。现在却是每天缩减国土百里。”诗人立言的宗旨，夫子终结雅诗的深意，真是深远啊（砚溪诗说）
爱莫助之
查考《周语》，立鲁公子戏为太子，仲山甫就进谏；在太原统计户口，仲山甫又进谏。然而周宣王却听而不闻。当时的公卿，只有虢文公进谏不要藉田千亩，其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就是诗人发出“爱莫助之”叹息的原因（困学纪闻）
尹氏
尹氏不平，这就是幽王灭亡的原因。《春秋》在平王末年，记载尹氏去世，显示出权臣世代承袭；在景王之后，记载尹氏立王子朝，显示出权臣危害国家。《诗经》所讽刺的，《春秋》所讥讽的，就是以此警戒百姓，仍然有后来五侯专权于汉朝、三马篡夺曹魏那样的祸患（困学纪闻）
三事就绪
《常武》中的“三事就绪”，朱熹的《诗集传》说是“三农”，我起初用农、工、商来解释，也不对。凡是经书中常用的字都要统一解释。朱传解释“择三有事”，说是三卿，对于“三事大夫”又说是指三公，按理都应该归结为司空、司徒、司马。凡是国家举事，必定需要人役，这是司徒所掌管的；必定有政令，这是司马所掌管的；用度百需都出自土地，这是司空所掌管的。总共离不开这三项，看《牧誓》、《立政》、《周官》等篇就可以明白。当时出兵，说今天不需要再停留，不需要再处理。凡是国家的事情，职在司徒、司马、司空的，都已经就绪，何必要再停留处理而不行动呢？冡宰辅佐养育君德，统领百官；宗伯掌管礼乐，此时用不着，所以只举出三事（榕村语录）
香
取萧草祭祀油脂，说“其香始升”，制作酒醴，说“有飶其香”，古代所说的香就是如此。韦雕《五礼精义》说：“祭祀用香，古今的礼制都没有这样的记载。”《隋书·经籍志》说：“梁天监初年，何佟之认为，郁鬯萧光，用来通达神灵，与现在用香，其意义是一样的。”查考起来完全没有依据，《开元天宝礼》不用香（困学纪闻）
三寿
晋姜鼎铭文说：“保佑他的子孙，三寿是利。”《鲁颂》中“三寿作朋”，大概是古语。先儒认为是三卿，恐怕不对（困学纪闻）
玄鸟
上天将天下授予人，其始祖必定有神灵奇异之处，本来不足为怪。但是诗人大多不明确说出其事迹，而仅仅见于诗歌，也是担心惊骇人们的听闻，而委婉地表达罢了。简狄之时，社稷之神尚未确定，怎么能先有郊禖之祀？《月令》用秦书叙述周制，而说高辛之世已经先有郊禖之祀，这是第一个荒谬。《月令》因为这首诗玄鸟的祥瑞，所以在仲春祭祀禖神，这是《月令》附会这首诗；而说简狄因为祭祀禖神而吞卵，则是史书附会《月令》，这是第二个荒谬。燕子在仲春起蛰而来，开始筑巢，到初夏才孵化卵。祭祀禖神在仲春，玄鸟刚来，怎么会有卵？这是第三个荒谬。燕子生卵必定在巢中，没有边飞边生的道理，怎么能将卵遗落在道路上？这是第四个荒谬。简狄将要向禖神祈祷，看见燕卵，不是平时适宜吃的东西，怎么会立刻吞下？这是第五个荒谬。那么诗人所咏叹的是什么呢？或许像白燕投怀见于梦兆一样？或许上古以鸟纪官，而高辛氏的支子恰好担任这个官职，诞育了契？即使是神灵所聚集之身了。朱子《诗集传》不改变史书的记载，是因为相传几乎两千年，没有异说，与其用无稽之谈来解释经典，不如沿袭前人所传。我岂敢说吞卵必定没有？只是论其道理如此（毛诗明辨录）
奚斯所作
颜师古作《正俗》，引用《鲁颂》说：“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说奚斯建造此庙，而王延寿《灵光殿赋》不应当说“奚斯颂禧”，这个说法是对的。不知道其错误不是从王延寿开始的，是从班固开始的。观《两
都赋序》曰：「皋陶歌虞，奚斯颂鲁。」知此语旧矣。案《鲁颂》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颂。」《閟宫》卒章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毛苌注曰：「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庙也。」郑笺曰：「奚斯者，教护属功课章程也。」知史克作颂、奚斯作庙矣。班固乃以《鲁颂》为奚斯所作，岂非误耶？贾氏《羣经音辨》谓班氏将见前世传诗学者或有异说与？仆观李善《文选注》曰：「《韩诗》：《鲁颂》『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鲁公子也。言其新庙奕奕然盛，是诗公子奚斯所作。』」乃知此语有自。宋鲍昭《河清颂》亦曰：「藻彼歌颂，则奚斯之徒（野客丛书）
译《都赋序》说：“皋陶歌颂虞舜，奚斯颂扬鲁国。”可知这种说法由来已久。查考《鲁颂》子夏所作的《诗序》说：“僖公能够遵循伯禽的法则，季孙行父向周王室请命，于是史克创作了颂诗。”《閟宫》篇的末章说：“新建的庙宇高大华美，是奚斯所营造。”毛苌注释说：“大夫公子奚斯，建造了这座庙宇。”郑玄笺注说：“奚斯，是负责教导、监护、督促功课章程的人。”由此可知，是史克创作了颂诗，奚斯建造了庙宇。班固却将《鲁颂》归为奚斯所作，这难道不是错误吗？贾氏《群经音辨》说，班固莫非是看到前世传授《诗经》的学者中有不同的说法吗？我查看李善《文选注》说：“《韩诗》：《鲁颂》‘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薛君说：‘奚斯，是鲁国的公子。说那新建的庙宇高大华美，这首诗是公子奚斯所作。’”这才知道这种说法是有出处的。宋代鲍昭《河清颂》也说：“藻饰那歌颂之辞，则是奚斯之类的人（《野客丛书》）
经稗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经稗卷七
兖州府知府郑方坤 撰
○春秋传
春王正月
正月何谓也？曰：「即三正也。」何谓三正？曰：「天开于子，十一月也，以十一月为正朔，则为天正；地辟于丑，十二月也，以十二月为正朔，则为地正；人生于寅，十三月也，以十三月为正朔，则为人正。」第三正角立，说各不同。有云三代改正者，《尚书大传》、《春秋元命苞》、《乐纬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为正，殷以十二月为正，周以十一月为正。」此三代改正也。有云二代始改正者，孔安国谓改正祇殷周二代，故注《尚书》云：「汤承尧舜禅位之后，始革命创制，改正易服。」是改正始于商成汤也。有云三代以前皆改正者，《三正纪》云：「正朔三而改。」此该庖牺以后、三代以前统言之。故郑注《尚书》、孔疏《礼记》皆云：「舜以十一月为正，尧以十二月为正，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推之而高阳、少昊、黄帝、神农、女娲、伏羲皆三正递禅。故《宋志》云：「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而魏高堂隆作《正朔议》，亦以轩辕、高辛、夏后与汉皆以十三月为正，此三代以前皆改正也。虽诸说不同，而三代改正则无可疑者。且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时，亦无可拟议者。乃胡氏不知何据，逞其武断，谓以夏时冠周月，致有眀以来数百年尽为所惑。夫子月称正，冬月称春，经传显然。即或他书所记三正杂用，《毛诗》、《周礼》多用夏正，而《尚书》、《春秋》史官记事并无差佚。至《春秋》则谨之尤谨者，而反云夏时，吾不解也。然何以知改朔必改月也？按《左传》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昭子曰：「当夏四月，谓之孟夏。」夫以夏六月而当四月之孟夏，是改月也。其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是眀言夏、殷、周之尽改月也。故哀十三年十二月螽，而《家语》载季康子之问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而犹有螽，何也？」《杂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夫正月之至，即十一月。冬至也，七月日至，即五月之夏至也。此皆孟献、季康、叔孙昭子、梓慎诸人所自言者。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夏正也。《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此周正也。又何以知改朔改月必改时也？《孟子》「秋阳以暴之」，赵岐注曰：「周之秋，即夏之夏，盛阳也。」汉章帝以旱下议，而陈宠奏事有云：「十一月，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人以为正，夏以为春。」故《周书·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据《律厯志》在冬十一月；而《书序》「一月戊午，师渡孟津」，据《三统厯》为周正月之二十七日，皆冬也。而史称「武王伐纣，孟春兴师」，《书·泰誓》亦云「惟十有三年春」，改时故也。故凡改朔者，必改时月。而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其书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则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为正，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则时不易也。」夫商亦改月，商亦改时，前所引《左传》梓慎与《汉书》陈宠之言，已详且悉矣，不必赘矣。即其所云「十有二月」言之，实有大谬不然者。夫此十有二月，非建丑正月也。《汉·律厯志》引《书序》及古《伊训》篇，文明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眀」，而班固随解之曰：「言虽有成汤、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眀，以配上帝。」盖是年值月朔冬至，故云。则是十二月者，乃夏之十一月，正冬至郊社之时。况周制踰年改元，商制踰月即改元，前王十一月崩，则新王改元在十二月，元祀之十二月，不必谓元祀正月也。若秦之改朔，则三正递禅，并无亥正，霸而不王，原不足道。而即《本纪》「冬十月」数语，亦汉史所纪，非秦本文。故文颖、颜师古辈眀云此
译经稗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经稗卷七
兖州府知府郑方坤 撰
春秋传
春王正月
正月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就是三正。”什么是三正呢？回答说：“天在子时开辟，即十一月，以十一月作为正朔，就是天正；地在丑时开辟，即十二月，以十二月作为正朔，就是地正；人在寅时诞生，即十三月，以十三月作为正朔，就是人正。”这三种正朔的说法各自独立，解释各不相同。有一种说法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更改正朔，《尚书大传》、《春秋元命苞》、《乐纬稽耀嘉》都记载：“夏朝以十三月为正，商朝以十二月为正，周朝以十一月为正。”这就是三代更改正朔的说法。有一种说法认为只有商、周两代开始更改正朔，孔安国认为更改正朔只发生在商、周两代，所以他在注释《尚书》时说：“商汤继承尧舜禅让帝位之后，才开始革命创制，更改正朔和服饰。”这说明更改正朔始于商朝的成汤。有一种说法认为三代以前也都更改正朔，《三正纪》说：“正朔每经过三代就更改一次。”这是概括伏羲氏以后、三代以前的情况统而言之。所以郑玄注释《尚书》、孔颖达疏解《礼记》都说：“舜以十一月为正，尧以十二月为正，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由此推论，高阳氏、少昊氏、黄帝、神农、女娲、伏羲都是三正依次禅让。所以《宋书·律历志》说：“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而魏国的高堂隆撰写《正朔议》，也认为轩辕氏、高辛氏、夏后氏与汉朝都以十三月为正，这就是三代以前都更改正朔的说法。虽然各种说法不同，但三代更改正朔则是无可怀疑的。况且更改正朔必然要更改月份，更改月份必然要更改季节，这也是无可置疑的。然而胡氏不知依据什么，逞其武断，说周朝用夏历的季节来冠以周历的月份，导致从明朝以来数百年间人们都被他所迷惑。孔子在经传中，将子月称为正月，将冬月称为春季，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其他书籍记载三正杂用，《毛诗》、《周礼》多使用夏正，而《尚书》、《春秋》史官记事并没有差错遗漏。至于《春秋》尤其谨慎，反而说是夏历的季节，我不理解。那么怎么知道更改正朔必然要更改月份呢？查《左传》昭公十七年夏季六月发生日食，昭子说：“相当于夏历的四月，称为孟夏。”用夏历的六月对应四月的孟夏，这就是更改月份。那年冬天有彗星出现在大辰星附近，梓慎说：“火星在夏历出现是三月，在商历是四月，在周历是五月。”这明确说明夏、商、周都更改了月份。所以哀公十三年十二月出现蝗虫，而《孔子家语》记载季康子问道：“现在是周历的十二月，即夏历的十月，却还有蝗虫，为什么呢？”《礼记·杂记》中孟献子说：“正月冬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夏至，可以祭祀祖先。”正月的冬至，就是十一月的冬至；七月的夏至，就是五月的夏至。这些都是孟献子、季康子、叔孙昭子、梓慎等人自己所说的。所以《夏令》说：“九月修整道路，十月建成桥梁。”这是夏正。《孟子》说：“十一月独木桥建成，十二月车辆通行的桥梁建成。”这是周正。又怎么知道更改正朔、更改月份必然要更改季节呢？《孟子》说“在秋天的阳光下曝晒”，赵岐注释说：“周历的秋季，就是夏历的夏季，是盛阳之时。”汉章帝因旱灾下令商议，陈宠上奏说：“十一月，天以之为正，周朝以之为春季；十二月，地以之为正，商朝以之为春季；十三月，人以之为正，夏朝以之为春季。”所以《周书·武成篇》说“一月壬辰”，根据《律历志》是在冬季的十一月；而《书序》说“一月戊午，军队渡过孟津”，根据《三统历》是周正月的二十七日，都是冬季。而史书记载“武王伐纣，在孟春起兵”，《尚书·泰誓》也说“十三年春季”，这是因为更改了季节的缘故。所以凡是更改正朔的，必然要更改季节和月份。而胡氏说：“在周朝之前以丑月为正，其记载即位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那么月份没有改变；在周朝之后以亥月为正，其记载始建国说‘元年冬十月’，那么季节没有改变。”商朝也更改月份，商朝也更改季节，前面引用的《左传》梓慎和《汉书》陈宠的话，已经详细且全面了，不必赘述。即使就他所说的“十有二月”而言，实在有很大的错误。这十有二月，不是建丑的正月。《汉书·律历志》引用《书序》及古《伊训》篇，明确说“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祭祀先王，诞生资有牧方明”，而班固随即解释说：“说虽然有成汤、太丁、外丙的服丧期，以冬至越茀祭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大概是因为那年正值月朔冬至，所以说。那么这十二月，就是夏历的十一月，正是冬至郊社祭祀的时候。况且周朝制度是逾年改元，商朝制度是逾月即改元，先王在十一月去世，那么新王改元就在十二月，元祀的十二月，不必说是元祀的正月。至于秦朝的更改正朔，则是三正依次禅让，并没有亥正，称霸而不称王，原本不值得谈论。而即使《本纪》中“冬十月”这几句话，也是汉史所记载，并非秦朝原文。所以文颖、颜师古等人明确说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