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稗卷三

译我私下怀疑孔安国也没有见过孔氏的古文《尚书》。《正义》又引用《晋书》说：皇甫谧从姑母的儿子梁柳那里得到古文《尚书》，所以撰写《帝王世纪》，其中常常记载孔传五十八篇的《尚书》。既然皇甫谧得到了五十八篇的《尚书》，并且笃信它，理应在《帝王世纪》中全部采用它的说法。然而孔传说尧十六岁即位，在位七十年，寻求禅让并试用舜三年，从正月初一到尧去世，共二十八年，尧去世时享年一百一十七岁。而《帝王世纪》却说：“尧享年一百一十八岁。”孔传说：“舜三十岁开始被试用，历经两年试用，摄政二十八年，正式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视，死在苍梧荒野并安葬在那里，享年一百一十二岁。”而《帝王世纪》却说：“舜八十一岁正式即位，八十三岁推荐禹，九十五岁让禹摄政，摄政五年，有苗氏叛乱，南征，死在鸣条，享年百岁。”孔传解释“文命”，说是“对外颁布文德教命”，而《帝王世纪》却说：“脚踩文履，所以名叫文命，字高密。”孔传解释“伯禹”，说是“禹代替鲧担任崇伯”，而《帝王世纪》却说：“尧封他为夏伯，所以称他为伯禹。”孔传解释《吕刑》说：“吕侯担任天子司寇”，而《帝王世纪》却说：“吕侯担任宰相。”所述内容大多不相符合，我私下怀疑皇甫谧也没有见过孔氏的古文《尚书》。

那么，那多出的十六篇，从汉朝到西晋没有人见过，一旦在东晋初年，古文五十九篇全部出现，并且得到了孔氏奉诏所作的传，学者们能不踊跃称快吗？于是众儒，有的阐述大义，有的写成义疏，有的解释音义，跨越唐朝直到北宋，没有人敢轻易加以质疑。南宋南渡以来，新安朱熹才开始怀疑它，阐发这种说法的，有吴棫、赵汝谈、陈振孙等几家，但还不是很激烈。等到元朝的吴澄，明朝的赵汸、梅鷟、郑瑗、归有光、罗敦仁，则攻击它不遗余力了。

大概自从徐邈注释《尚书逸篇》三卷，晋人因而缀辑，就像拾取遗落的谷穗来做饭，收集野鸡头狐腋皮来做皮衣，对于大义没有违背，而遗言值得采纳，似乎可以不加攻击。论述其大概，传文中可疑的地方，孔安国曾经注释《论语》。《尧曰》篇中“予小子履”十句，注释说：“这是讨伐桀时告天的文字，墨子引用《汤誓》就是这样。”而传文却用来解释《汤诰》，在攻克夏朝之后。“虽有周亲”两句，注释说：“亲属如果不贤，就诛杀他们，管叔、蔡叔就是这样；仁人指的是箕子、微子，他们来就用他们。”而传文却说：“纣王的至亲虽然多，不如周家的仁人多。”传注出自同一人之手，却言辞不同，为什么呢？《史记·殷本纪》说：“殷朝的太师、少师拿着祭器投奔周朝。”《周本纪》说：“纣王杀了比干，囚禁了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乐器投奔周朝。”《宋世家》说：“微子多次劝谏纣王，纣王不听，等到离开时，微子不能自己决定，于是问太师、少师，太师、少师劝微子离开，于是成行。”那么今文《微子》篇所说的父师、少师，自有其人。司马迁受书于孔安国，他的说法必定本于孔安国。然而现在孔传说：“父师，即太师，三公，是箕子；少师，即孤卿，是比干。”三位仁人都是殷王子，父师如果是箕子，殷人崇尚质朴，称呼兄长的儿子必定叫他的名字，只有出自太师疵之口，所以称微子为“王子”。班固《古今人表》也记载太师疵、少师强，姓名流传有来历，而伪造孔传的人却不知道。

至于贿赂肃慎的命令，注释说：“东海的驹骊、扶余、馯、貃之类，武王攻克商朝，都打通了道路。”考察《周书·王会篇》，北方有稷慎，东方只有濊良而已，此时未必就有驹骊、扶余的名称。况且驹骊君主朱蒙，在汉元帝建昭二年才建立国号，记载在《东国史略》中，孔安国奉诏作书传时，恐怕驹骊、扶余尚未与中原王朝相通，何况是武王攻克商朝之时呢？

序文中可疑的地方，《三坟》讲大道，《五典》讲常道，隐晦的言辞容易穷尽，分开来也没有可分的；推崇《易》道以贬斥《八索》，叙述职方以除去《九丘》，没有根据的不听，指责它也没有可指责的。古文保存至今的，只有岣嵝禹碑，奇特古老难以识别，其他的坛山石、岐阳猎碣，以及夏、殷、周的鼎、钟、鬴、鬲、敦、卣、盘、匜之类，都不使用科斗文，为什么唯独孔壁所藏的书使用它？大概不过是夸大其辞，以此来迷惑后世罢了。又说用所听到的伏生的书来考论文义，确定那些可以知道的，这正是金华王柏所说的“古文之书起初对今文没有补益，反而依赖今文才成书”的意思。况且如司马迁向孔安国询问故实，载入《史记》各篇，字句多有不同，现在四十九篇中，凡是今文所有的，都与伏生所传授的没有不同的言辞，那么作序的人起初没有见到孔壁古文，仅仅增加了二十五篇而已。况且班固《汉书·艺文志》、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荀恱《汉纪》、颜师古注《汉书》，增加的只有十六篇，而孔安国奉诏为五十九篇作传，如果是这样，那么

译各家的说法翻来覆去，不值得相信。《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安国担任今皇帝的博士，后来升任临淮太守，早逝。他的自序中说：“我记述从黄帝以来直到太初年间便去世了。”又说：“最终记述从陶唐以来直到麒麟出现为止。”由此可见，孔安国的去世，本来就在太初年间之前，如果巫蛊之祸发生，那是征和二年，距离孔安国去世应当已经很久了。《汉纪》记载：汉成帝三年，刘向负责校勘经传，考辨汇集《古文尚书》的异同，说：“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上了它。”由此可知是孔安国已经去世，他的家人献上了这本书。《汉书》、《文选》刊刻流传，偶尔脱漏了“家”字罢了。如果班固说：“遭遇巫蛊仓促之难，来不及施行。”这是史家追述古文之所以没有列入学官的原因，而序言说：“恰逢国家发生巫蛊之事，经籍之道中断。”这却是出自孔安国口中，不是非常荒谬吗？自从高斋十学士将此文编入《文选》，后来的学者便不敢非议，不能不加以辨明（《曝书亭集》）

译《古文尚书》杂见

《遯斋闲览》说：“《春秋》襄公六年，楚国杀了令尹子辛，君子认为楚共王在此事上不合刑律，因此引用《虞书》‘成允成功’作为证据。又哀公十八年，巴人攻打楚国，传文引用‘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这些都属于《大禹谟》的文字，杜预注解说：‘这是散佚的《尚书》。’这是未曾读过古文《尚书》的缘故。我认为当时古文《尚书》尚未出土，而杜预所引用的，并非当今的版本，所以有所不同。例如《国语》引用《泰誓》说：‘百姓所想要的，上天必定顺从。’引用《汤誓》说：‘我一人有罪，不要牵连万民。’韦昭的注解都说：‘现在的《尚书》没有这些文字，大概是散佚了吧？’又引用‘关石和钧，王府则有’、‘众人没有君主，拥戴谁？君主没有众人，和谁一起守国？’、‘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凌驾’，像这样的话很多，韦昭都注解说这是散佚的《尚书》。查考现在《尚书》这几处原文都完整存在，当初并没有散佚。不只是《国语》如此，又如《礼记》引用《君陈》‘这些谋划，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引用《泰誓》‘我战胜受，是因为我的文王父亲没有罪过’，郑玄的注解也认为没有这些文字。不知道这些文字原本在杜预之前，正与韦昭、郑玄一样，都认为原文是散佚的词句，并非不读古文《尚书》，大概是古文《尚书》在当时尚未流行罢了。况且杜预所见的也不止这些，如‘用美善来告诫，用威严来监督’、‘与其错杀无辜，宁可犯下不合常法的过失’、‘谨慎开始，敬慎终了，终了就不会困顿’、‘皋陶推行种植德行’、‘念念不忘，时刻在心’、‘圣人有谋略功勋，明确征验，安定保有’，像这样的话，杜预都注解说这是散佚的《尚书》。又如穆叔引用《泰誓》‘百姓所想要的，上天必定顺从’，杜预注解说现在《尚书》没有这些文字，众儒对此表示怀疑。查考这些话都完整存在于现在《尚书》中，‘圣有谟训’写作‘圣有谟勲’，注解说‘圣哲有谋略功勋的人’，这一个字与现在不同。”（《野客丛书》）

《尚书大传》

《尚书大传》与《古文尚书》所载不同。《大传》说：“周公死后，周成王想要把他葬在成周，上天于是雷电交加并刮起大风，禾苗全部倒伏，大树被连根拔起，国人非常恐惧。成王于是将周公葬在毕地，表示不敢以臣礼对待他。”梅福、张奂等都引用此事来进言。根据现在《尚书》的记载：“雷电交加并刮起大风，禾苗全部倒伏，大树被连根拔起。”这发生在周公居东的时候，而不是他死后安葬之时。从这一件事来看，就知道《大传》与经文相抵触的地方很多了。岂止《大传》如此，现在的《尚书》与汉代版本也有很多不同。王嘉奏对时引用《皋陶》告诫舜的话说：“不要傲慢放纵欲望而有国家，应当兢兢业业，每天面对万般事务。”颜师古注解说：“这是《虞书》咎繇的话，说拥有国家的人不可傲慢放纵欲望，只应当戒慎恐惧，以处理万事的细微之处。”‘敖’字与‘教’字意思相差很远，而‘敖’的意思更为深远。元城先生说：“恐怕‘敖’字被转写成了‘教’字。”我又看陈蕃的奏疏说：“《皋陶》告诫舜不要教导放纵游乐。”那么对于现在版本的‘教’字，当初并没有差错。汉人引用经典，大多如此。不只是这样，如《尚书》‘天齐于人俾我一日’，而杨赐却说‘天齐乎人假我一日’；《尚书》‘上刑适轻下刑适重’，而刘恺却说‘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尚书》‘黎民于变时雍’，而阳翔二年诏书却说‘黎民于蕃时雍’；《尚书》‘方命圮族’，《蜀志》、《晋书》都说‘放命圮族’；《尚书》‘平章百姓’，《史记》说‘便章百姓’，徐广注：‘便，就是平。’《刘恺传》说‘辨章百姓’，郑玄注：‘辨，就是明。’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汉人各自沿袭其师承，往往不同如此。”（《野客丛书》）

《尚书》脱误

《尚书·洪范》“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接着就应该是“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至于“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这一章，却接在“五，皇极”之后，这也是因为简编脱漏错误，所以失去了先后的次序。“五，皇极”之中，大概也混杂了“九，五福”的文字，如“收敛这五种福，用来赏赐给百姓”，“凡是正直的人，既富裕又善”，“你不能使家里有好人，这些人就是他们的罪过”，“对于没有好德行的人，你虽然赐给他福，他反而成为你的祸害”，以及上文“你安康你的脸色，说我所喜爱的德行，你就赐给他福”等。《康诰》从“惟三月哉生魄”到“乃洪大诰治”四十八个字，实际上是《洛诰》的内容，应该合在篇首“周公拜手”之前。《武成》一篇，王安石才开始校正，从“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紧接着“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到“一戎衣，天下大定”，然后接着“厥四月哉生明”到“子小子其承厥志”，最后才到“乃反商政”直到篇终，这样首尾也就清晰不乱。（《容斋续笔》）

逸书

汉人多引逸

译经书中的词句。汉武帝元朔年间的诏书说：“《诗经》说：‘多次变化后回归根本，才能懂得言辞的精要。’”元鼎年间的诏书说：“《诗经》说：‘四匹公马整齐有序，用来征讨不服从的诸侯。’”杨终说：“《诗经》说：‘洁白的丝线，取决于它被染成什么颜色。’”张衡说：“建立功业，彰显德音。”注：逸诗说“祈招的安详，彰显德音”。引用逸诗的情况就是这样。鼌错在赞颂《尚书》时说：“不要做权谋之首，将会遭受祸患。”王商传中引用《周书》说：“用邪道侍奉君主的人要诛杀。”颜师古注：这是逸书的词句。萧何传中引用《周书》说：“上天给予而不接受，反而会遭受祸患。”《律历志》引用《书》说：“先计算天命。”萧望之传中引用《书》说：“戎狄属于荒服。”陈汤传中引用《周书》说：“记录别人的功劳，忘记别人的过错。”主父偃传中引用《周书》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发布的政令，存亡在于任用的人选。”颜师古注：这《周书》原本是《尚书》的残余部分。引用逸书的情况就是这样（《野客丛书》）。

译称呼君主为“尔”、“汝”

苏东坡说：“凡是人们互相称呼的，尊贵他就称‘公’，贤能他就称‘君’，地位低于自己就称‘尔’、‘汝’。即使是王公那样尊贵的人，天下人表面上敬畏而内心不服，那么当面称‘君’、‘公’，背后称‘尔’、‘汝’的情况就很多了。”我认为这种议论只是后世的习俗如此罢了。古人的心口一致，行事遵循真实，即使是君臣父子之间，出口说话，不再有所顾忌，看看《诗经》、《尚书》所记载的就可以知道了。箕子陈述《洪范》，面对武王却称他为“汝”；《金縢》篇中的祝辞，是周公用来禀告大王、王季、文王三代祖先的话，却称呼他们为“尔”。三位君王自称“予”，甚至说：“尔答应我，我就带着璧和珪回去等待尔的命令；尔不答应我，我就抛弃璧和珪。”这几乎像是互相质问责备而索取东西了。《天保》是报答上级的诗，说：“上天保佑你，使你获得福禄”；《閟宫》是颂扬君主的诗，说：“使你富裕而昌盛，使你昌盛而兴旺”。至于《节南山》、《正月》、《板》、《荡》、《卷阿》、《既醉》、《瞻卬》等诗，都称呼君王为“尔”。《大明》说：“上帝监视你”，指的是武王；《民劳》说：“君王想要成就你”，指的是厉王。甚至有时被称为“小子”，即使是幽王、厉王这样的君主，也接受而不发怒。唉！三代的风俗还能再见到吗？晋武公向天子请求册命，他的大夫赋《无衣》诗，所谓“不如你的衣服”，也是指周王（容斋随笔）

三代思念子孙

尧舜禅让，相传到禹，传给了儿子。苏东坡说：“尧舜考虑天下深远，大禹考虑后世长远。”尧说：“咨你舜，上天的历数在你身上，真诚地执守中正。”舜命令禹：“人心危险，道心微妙，惟精惟一，真诚地执守其中。”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话。禹的传位则说：“有典章有法则，留给子孙。”《尚书·商书》则说：“为后代留下恩泽，使辅佐你你的后代，开导后人。”《尚书·周书》则说：“想要达到万年只有君王，子子孙孙永远保护百姓，开导保佑我们的后人。”《诗经》说：“求取福禄，子孙千亿。”“已经承受帝王的福佑，施及孙子。”“文王的孙子，商王的孙子。”唉！尧舜的时代，不曾有一句话提到子孙，就知道天下是天下人的公器，天下共同拥有。三代之后，对子孙的念想加重，所以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商纣，周平王东迁，子孙贤良与否就可以知道了。自秦汉以下，哀帝、殇帝、恭帝、冲帝，可悲啊（贵耳集）

放勋

放勋，是尧的名字。《史记·五帝本纪》说：“帝挚即位，不善而崩，弟弟放勋即位，这就是帝尧。”与《史记·五帝本纪》中“虞舜，名叫重华”、《史记·夏本纪》中“夏禹，名叫文命”相同。所以赵岐注释《孟子》说：“放勋，是尧的名字。”《楚辞》“就重华而陈词”，王逸注释说：“重华，是舜的名字。”《帝王世纪》说：“瞽瞍生重华，这就是帝舜。”因此《大戴礼记·五帝德》篇说帝尧，是高辛氏的儿子，名叫放勋；帝舜，是桥牛之孙、瞽瞍的儿子，名叫重华；禹，是高阳氏之孙、鲧的儿子，名叫文命。这是尧、舜、禹都是当时通用的称号，而放勋、重华、文命则是他们实际的名字，这历考各种书籍都是如此。只有孔安国的传注将“放勋”解释为“仿功”，说是规仿上世的功绩，但他的说法不明确。于是蔡沈的注又改将“放”解释为“至”，不论推至其功的说法仍不明确，况且在这史文开头就加上赞词两个字，既不是号也不是谥号，就像后人题写绰号一样，恐怕没有这种道理。所以孟子善于读书，直接作为名字解释，将“帝乃殂落”改为“放勋乃殂落”，这不是帝王的名称吗？“使契担任司徒，放勋说：‘慰劳他们，引导他们。’”这不是帝王命令的，是谁命令的呢（尚书广听录）

九族

宗族盟会的排列，先同姓后异姓；丧服的等级，重视本宗而轻视外亲，这必定有所承袭，不是从周人开始的。“能够明察俊德，来亲近九族”，孔安国的传注认为是从高祖到玄孙的亲族，大概是本于《丧服小记》“以三为五，以五为九”的说法，这是百世不可改变的。《牧誓》列举商朝的罪状，只说昏乱抛弃了祖父、父亲的兄弟，没有提到外亲；《吕刑》申令诸侯，历举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而不说甥舅，古人所遵循的先后顺序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尔雅》说对内宗称为族，对母妻则称为党。而《昏礼》及《仲尼燕居》中关于三族的文字，郑玄都解释为父子孙。杜预却说是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以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不是自己的同族，都是外亲有服而异族的人。那么史官称呼帝尧，列举疏远而遗漏亲近，岂不是颠倒得很厉害吗？况且九族是同姓，在经传中有明确的证据。《春秋》鲁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去世，传曰：“二华，是戴公的族；司城，是庄公的族；六官者，都是桓公的族。”共公距离戴公九世。而《唐六典》说宗正卿掌管王室九族的属籍，以区别昭穆

译宗法之序，记载亲疏的区别，九庙的子孙，其族有五十有九：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这在玄宗之时已有七族，如果历世增多，则有不止于九的，但五世亲尽，所以经文中所说的“族”自九而止。又孔氏《正义》说高祖与玄孙没有相及的道理，不知道高祖的兄弟与玄孙的兄弟固然可以相及，如后魏国子博士李谈所说的“寿命有长短，世代有延促，不可能齐同”，如宋洪迈《容斋随笔》说嗣濮王赵士歆在兴隆年间为从叔祖，在绍兴年间为曾叔祖，在庆元年间为高叔祖，这就是明证，又何必说帝尧之时高祖与玄孙之族没有一二人同在的呢？怀疑他们不相及而以外戚来充数，这也蒙昧于齐家治国的道理了（《日知录》）

译《尚书》中提到的“百姓”，在《尧典》、《禹谟》、《汤诰》、《盘庚》、《泰誓》、《酒诰》、《君奭》、《吕刑》等篇中，注释者有的认为是百官，有的认为是民众。孔安国的传注大多解释为百官，唯独在《泰誓》的“百姓有过”、“百姓凛凛”处，专门解释为民众。《吕刑》中“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注解说“百姓”指百官，而下文“在今尔安百姓”，因为上经有“兆民赖之”的话，所以总括而言百姓和兆民。然而上注既然将百姓解释为百官，这里并非说百姓就是兆民，大概是兼指官员和民众而言。蔡沈的传注首先改释《尧典》中的“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不采用百官的说法，直接解释为民众。然而下经另外提到“黎民于变时雍”，所以蔡传将百姓解释为京畿之内的民众。《禹谟》中“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已之欲”，下经也另外提到“民”。《汤诰》中“万方百姓”，孔传解释为百官，蔡传解释为民众。《盘庚》中“歴告尔百姓于朕志”，孔传解释为百官，蔡传则将京畿内的民众、百官和族姓兼而言之。《泰誓》中孔传和蔡传都解释为民众。《君奭》中“则商实百姓”，蔡氏将“则商实”断为一句，“百姓王人”断为一句，认为百姓是担任官职的姓氏，王人是王臣中地位较低的人。蔡传对于《尚书》中的“百姓”，唯独在此处专门解释为百官。《吕刑》中“州有十二师”，只应当是每州一人，即十二牧；不然，就像《周礼》九两中“师以贤得民”，注解说“诸侯有师氏”那样。蔡传认为每州立十二师，也未必正确。两处提到“百姓”，蔡传都解释为民众，然而《吕刑》篇末经文明明提到了“官伯族姓”。要知道《尚书》中提到“百姓”，大多是百官。古代德行地位尊贵显赫，才开始有姓，不能全部改说成民众（熊氏经说）。

日中，指的是春分，阳气从此开始居中；宵中，指的是秋分，阴气从此开始居中；日永，指的是夏至，自冬至之后，太阳从北向南移动，阳气逐渐生长，那么日影逐渐变长，到此时才达到极致；日短，指的是冬至，自夏至之后，太阳从南向北移动，阴气逐渐生长，那么日影逐渐变短，又到此才达到极致。春、夏、冬不提及宵，秋不提及日，这是互文见义。星鸟，说的是它的形状；星火，说的是它的星次；星虚、星昴，说的是它的星宿。在春季说它的形状，那么夏季为苍龙、秋季为玄武、冬季为白虎就可以推知；在夏季说它的星次，那么春季为鹑火、秋季为玄枵、冬季为大梁就可以推知；在秋冬说它的星宿，那么春季为柳、星，夏季为氐、房就可以推知，这也是互文见义。经文的言辞简约而完备，简练而详尽。查考《史记·天官书》有四个星宫，大概南宫朱鸟是鹑火之次，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其形状像鸟，所以叫朱鸟，春分时出现在南方；东宫苍龙是大火之次，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状像龙，所以叫苍龙，夏至时出现在南方；北宫玄武是玄枵之次，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有龟蛇的体态，所以叫玄武，秋分时出现在南方；西宫咸池是大梁之次，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有白虎的体态，所以叫白虎，冬至时出现在南方。为什么只指南方而言？圣人面南而听治天下，向着光明而治理，所以取南方作为标准。为什么只指四仲而言？圣人不能早晚都观察星度，所以取四季之中来验证它。那么《尧典》中的中星与吕不韦《月令》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月令》列举的是月初，而《尚书》总括的是整月，所以不同。”又有人说：“不对。天度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岁日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天度四分之一有余，岁日四分之一不足，天度逐渐向西偏差，岁日逐渐向冬偏差。从秦庄襄王元年上溯到尧的甲子年，共二千二十八年，总共偏差二十六度，大概七十八年偏差一度（尧峯文钞）。

星鸟星火

孔颖达说：“虚、昴是用星宿来说，星鸟是用星象来说，星火是用星次来说，文字不同，是互相贯通的。”履按：一个星象包含七个星宿，一个星次包含两三个星宿，哪有秋冬明确指称二星，而春夏泛指一个星象、一个星次的道理呢？大概鸟，就是柳宿。《尔雅》说：“鸟喙称为柳。”《史记》说：“柳为鸟注。”张守节说：“柳八星为朱鸟。”这样鸟是柳宿就明确了。火，是心宿。《左传》说“火中”、“火见”，《诗经》称“七月流火”，都指心宿，这样火是心宿就明确了（古今释疑）。

滔天

《尚书》中驩兜举荐共工，在四岳举荐鲧治水之前，而共工之下重复出现了下文“滔天”二字，有人说这是形容其过错罪恶蔓延到天上。然而不可能一个词同时有两种含义。现在《春秋谶》说：“共工治理水患。”《国语》中周太子晋也说：“从前共工沉溺于享乐，放纵其身

译想要堵塞和防范百川，毁坏高地、填平洼地，以此来危害天下。上天不降福佑，百姓不给予帮助，灾祸与动乱同时兴起，共工因此灭亡。到了有虞氏时期，崇伯鲧放纵其邪恶之心，沿袭并夸大了共工的过失，尧因此在羽山将他处死。这就意味着尧先让共工治水，因为无效，于是诛灭共工之后才任用鲧，这难道是《尚书》的文字有脱漏或错误吗？世人于是认为共工是水官，然而尧任命人去治水，不应该仅仅因为他是水官就任用他。后来舜又任命垂担任共工之职，这并不涉及水事。《曲礼》中提到的六工，水官并不在其中。

译四岳

四岳，孔安国注释说：“就是上文提到的羲和的四个儿子，分别掌管四方山岳的诸侯。”按照《国语·周语》中太子晋的说法：“共工的孙子四岳，辅佐大禹，受封为国君，任命为侯伯，赐姓为姜，氏为有吕。”《左传》说：“许国，是太岳的后代。”杜预的注释认为：“太岳，是神农的后代，即尧时的四岳。”应当采纳《国语》的说法。迂斋说：“申、吕、齐、许都是四岳的后代，尧让位给许由，许由也是其中之一。”（出自《困学纪闻》）

五典

五典能够顺从，孔安国的传注本于《左传》，程子的解释本于《孟子》。《左传》所说的五教，没有包括君臣、夫妇、朋友，天理有序的五典却遗漏了这三项，只有孟子说得全面。（出自《困学纪闻》）

四凶

《尚书》记载放逐四凶。有人问：“鲧有扰乱五行的罪过，共工撞击不周山折断了天柱，三苗有不服从教化的罪过，只是不知道驩兜因为什么罪过而同受惩罚？”有人解释说：“帝尧说：‘谁能胜任我的政事？’驩兜说：‘好啊！共工正在聚集力量成就功业。’帝尧说：‘唉！花言巧语违背常理，表面恭敬实则狂妄至极。’”那么驩兜有推荐非才之人的罪过，所以与共工等人同受惩罚。（出自《癸辛杂识》）

难任人

舜咨询十二州的长官，最后归结于难以任用的人；任命九官，最后归结于憎恶谗言；孔子回答关于治理国家的问题，最后归结于远离奸佞之人，道理是一致的。（出自《困学纪闻》）

猾夏

猾这种动物没有骨头，进入虎口，老虎不能咬碎它，处在虎腹中，从内部啃咬。《尚书》说：“蛮夷扰乱华夏。”取的就是这个意思。（出自《焦氏笔乘》）

纳言

舜对龙说：“我憎恶谗言和灭绝善行的行为，震惊我的臣民，任命你担任纳言，早晚传达我的命令。”任命禹时说：“我想传达五方的言论，你要倾听。”《易传》说：“理财正辞。”正辞，也就是纳言的意思，这是治理教化最紧急的事务。大概五方的百姓，风俗议论，难免有所不同。比如周朝大夫原伯鲁不喜欢学习，闵子马说：“周朝大概要乱了吧！必定有很多这样的议论，然后才会波及到上层大人。”这类议论，难道可以不向上汇报并颁布命令来纠正吗？周朝衰微，异端邪说并起，鲁国的少正卯行为邪僻而固执，言论虚伪而巧辩，孔子杀了他，因为邪说足以扰乱人心。古代用统一的道德来使风俗相同，坚持邪道的人会被诛杀。周朝的官员纠察万民的道德，端正他们的行为，巡视询问并观察；训方氏诵读四方传布的道德，颁布并训导，以观察新的事物。古代帝王设立官职分工，奉行天命，视百姓如子女，其详细情况就是这样。后世官职废弛而不修，所以异说兴起而无人制止。孔子列举为政的紧急事务说修明废弛的官职，这就是其中之一吧。（出自《焦氏笔乘》）

教胄子

有人认为教导贵族子弟应当使用兼任的官员，就像现在让翰林院官员兼任宫坊职务一样。所以熟悉礼仪应当任命秩宗，而伯夷只被任命掌管典礼；敦睦人伦应当任命司徒，而契只教导百姓，因为他们不能兼任。其他如益、稷、垂、龙，都不能兼任。只有夔能兼任此职，所以任命他掌管音乐，又让他教导贵族子弟。这种说法不对。音乐以中和涵养道德性情，必须达到在音乐中完善人格为止。古代的学者秋冬练习羽钥，又时常练习琴瑟咏唱。《周礼》中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度，用来教导国家子弟，这确实是教导他们音乐。所以舜特意命令掌管音乐的人教导贵族子弟，后世完全不把音乐作为教育手段，为什么古今如此不同呢？（出自《书经辨讹》）

十二州

《日知录》说：“幽、并、营三州，在《禹贡》九州之外，以前的儒者认为因为冀、青二州地域广阔而划分出来，大概不对。幽州是现在涿州、易州以北直到塞外的地方，并州是现在忻州、代州以北直到塞外的地方，营州是现在辽东、大宁的地方。那里的山川都不记载在《禹贡》中，所以无法详细考证。然而《益稷》篇说‘辅佐完成五服，直到五千’，那么冀方的北部不应该只有几百里就停止了。《辽史·地理志》说幽州在渤海、碣石之间，并州北边有代、朔，营州东边直到辽海。《营卫志》说冀州以南，经历洪水之变，夏朝开始建造城郭，人们定居下来；并、营以北，风劲寒冷，随着阳光迁徙，一年没有安定的居所，空旷的土地万里。或许这种说法有所依据。”刘三吾《书传》说：“孔氏认为辽东属于青州，隔着大海，道路遥远，不符合所谓凭借高山大川作为界限的意思。大概幽、并、营三州都是划分冀州的地盘。”现在也没有考证清楚。我曾与阎若璩讨论这件事，阎若璩说：“顾炎武著书说幽州在桑干河以北直到山后各州，并州在石岭关以北直到丰、胜二州，营州在辽东、大宁，并州有塞外的地方。舜大概到这里才开始有，以前儒者认为因为冀青地广而划分的大概不对。”我当时同在太原做客，当面质问他说：“这不过是根据‘肇者，始也’的主观推测罢了。其实《周礼·职方氏》中的并州，其沼泽叫昭余祁，在现在介休县东北二十二里，俗名邬城泊，我和你共同游历的地方，不是在石岭关以南吗？况且也知道以前儒者解释经书的苦心吗？知道划分冀州东恒山的地盘为并州，是因为《周礼》并州的镇山是恒山；知道划分冀州东北医无闾的地盘为幽州，是因为《周礼》幽州的镇山是医无闾；又知道划分青

译东北的辽东等地称为营州，这是依据《尔雅·释地》中“齐地称为营州”的说法。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没有《周礼》和《尔雅》这两部书，想要在大禹九州的范围之外列举出舜时三州的名称尚且做不到，何况是疆域治理所到达的地方呢！郑康成说：“舜因为青州跨越大海，所以分置出营州。”《晋书·地理志》的说法与此相同。那么，青州分出一部分成为营州，不仅仅是因为地域广阔，实在是因为官吏百姓难以渡海，所以另外设置一个州来避开这种险阻。汉光武帝将辽东等郡划归青州，后来又还归幽州，这与明朝嘉靖十三年将辽阳附属于顺天府乡试的做法大致相同，大概古今的情形也没有相差太远。”现在考察，恒山、虖池、呕夷都是并州的山川，并且都记载于《禹贡》，怎么能说那些地方不属于冀州的区域呢？从此以北，《禹贡》没有涉及到的地方，所以医无闾山没有记载，并不是因为这座山在外国而略去不写。《禹贡》记载扬州只到震泽，难道可以因为会稽山没有记载在《禹贡》中，就说浙江以南不属于扬州的区域吗？幽州是冀州东北部的边境，这非常明显。《后汉书》以及杜佑的《通典》都将东夷九种称为嵎夷，那个地方在汉朝乐浪郡、玄菟郡的边界，而青州首先记载“嵎夷已经治理”，那么朝鲜、句丽等国家，在大禹时代实际上都在青州的区域，何况辽东渡海仅仅几百里呢？尧帝遭遇洪水，天下隔绝，说冀州东北部先前闭塞而后开通、先前抗拒而后臣服，在情理上也并无妨碍，只是不能说三州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没有，直到舜帝时代才开始开辟罢了。况且大禹辅佐治理五服，达到五千里，从尧的都城向北应当有两千五百里的土地，如果三州不是其固有领土，那么冀州北部的要服和荒服将安置在哪里呢？前代儒者解释经典未必都正确，如果有确凿的依据，不妨改从新的说法，像这类情况，则还是沿用旧说更为稳妥（《禹贡锥指》）

译九州

九州之名最早见于《禹贡》。《周礼·职方氏》的疏解说：“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如柱州、迎州、神州等；到了黄帝以来，德泽不能遍及远方，只在神州之内划分为九州。”大概天下有九州，古代的帝王都能治理；后世德泽浅薄，只治理神州。神州，是东南的一个州。这种荒诞的说法，固然不值得采纳，然而中国之大，也没有人穷尽它的边界。尹耕《两镇志》引用《汉书·地理志》说：“黄帝当时疆域方圆万里，划分疆土设立州郡，得到百里见方的国家一万个。”并怀疑这些国家不全在禹划分的九州之内，而且说：“以现在来看，涿鹿是东北的极远角落，而黄帝却在那里建都；釜山是边塞上的小山，而黄帝却在那里会盟诸侯。那么当时藩属国在西北方向的就可以知道了。秦汉以来，匈奴其他部落如尔朱、宇文之类，往往以黄帝为祖先，自称是昌意的后代，这也是一个证据。”此后昌意降居，帝挚逊位，到了洪水灾害之时，天下分裂隔绝，有不朝见的诸侯了。根据《尚书》考证，禹划分九州，而舜又开创十二州，其中划分为幽州、并州、营州的，都在冀州的东北，必定是先前封闭而后开通、先前抗拒而后臣服的地区。而这三个州以外，舜就不能拥有了。这就是后世疆域之所以只限于禹足迹所至的九州之内，而天地之气也自西北趋向东南，日益荒芜又日益开辟，到现在还没有停止。驺衍的话虽然不完全正确，但难道可以说他没有根据吗？（《日知录》）

文命

苏轼说：“如果把‘文命’当作禹的名字，那么‘敷于四海’又是做什么事呢？”我认为善于解释经书的人不在于解释而在于贯通。敷于四海确实难以解释，但在其他经书中有可以贯通的地方。《禹贡》说“禹敷土”，这就是敷于四海；《商颂》说“禹敷下土方”，这就是禹敷土。敷土、敷土方，不必另外有事。大概禹的职责是治水，事情涉及四海，所以说敷于四海。这就像《周颂·般》诗，成王巡视天下，而说“敷天之下”，词句惯例都是一样的，没有别的含义。不然的话，禹不掌管教化，有什么文命？制作贡赋、声教，征伐三苗、干羽舞，不能说神禹是用文治来治理的。（《尚书广听录》）

迈种

皋陶迈种德，迈，是勉力的意思，也有勇往直前、努力实行的意思。种，是布施的意思。说皋陶能够勇往直前、努力实行来布施他的德行。后人写文章，错误地把迈种理解为超越种类，能改变父亲的恶行，就常说：“古代有迈种的姿质，大概是过错的后代。”用皋陶来对应舜、禹，用在犁牛节及父亲不能而儿子能等题目上，不知道皋陶字庭坚，是高阳氏的才子，在八恺之列，世代继承美德，哪有父亲的恶行呢？（《书经辨讹》）

念哉

《大禹谟》中说“念哉”的有两处，《益稷》中说“念哉”的一处，都是禹告诫舜的话。心是治理的根本，心片刻不存，治理的成败就分开了。“共惟千载心，秋月照寒水”，在这里可以看到。（《困学纪闻》）

满招损谦受益

满招损，谦受益，禹、益难道是以退舍左次为谦吗？大概自从武功竞争以来，没有不骄傲且自满的。即使以大舜的圣明，他的臣子尚且不敢穷尽武力，来抑制骄傲自满之心，这是禹、益言外之意。所以想要释放三苗作为外部的威慑，而加重舜修德。桓公在葵丘会盟而骄傲，晋襄公在殽地归来而淫乱，霸业因此衰落。汉武帝击败匈奴而后悔，唐太宗擒获颉利而恐惧，汉、唐的国运因此安康。江左平定而羊车肆意，朱梁灭亡而伶人兴盛，两位君主的祸患都不旋踵而至。所以难道只是祖宗的功业不可依赖，自身的功业也不可依赖吗？依赖自身的功业，开始于治理，最终于混乱，唐代的开元、天宝就是如此。（《榕村全集》）

七旬有苗格

舜在历山耕种的时候，只看见他的父亲，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不见父亲的顽固，所以使父亲快乐。等到征伐三苗时，自我反省未曾有过错，而只看见苗民作恶，所以违抗命令。直到班师之后，广泛布施文德，没有不同于负罪引慝的心情，于是三苗归服。满招损谦受益，反应迅速如影随形，人心怎么可以自满呢！我认为仲虺告诫成汤，召公训诫武王，都是戒其自满而自矜。齐桓公征服楚国，魏武帝得到荆州，唐庄宗夺取汴州，都因为自满而失败。（《困学纪闻》）

稽古皋陶

若稽古称尧、舜、禹三位圣人，而皋陶也参与其中。舜把天下让给禹，禹唯独推举皋陶。孟子论道德的正统传承，也说：“像禹、皋陶，则是亲眼见到而知道的。”又说：“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自己的忧虑。”子夏也说：“舜举用皋陶。”从《谟》中，可以看到皋陶学问的纯粹。（《困学纪闻》）

吉皋

皋陶说：“彰显其恒常，吉祥啊。”周公说：“希望恒常的吉士。”召公说：“吉士吉人。”帝王用人的方法，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吉。舜所举用的叫元、叫恺，是吉德的实质；所去除的叫凶，是吉德的相反。议论相传，气脉相续，在春秋时称为善人，在西汉时称为长者。只有吉则仁，所谓元者善之长，为天地立心者

译《困学纪闻》

戞击搏拊

《虞书》说：“敲击鸣球，拍打琴瑟，以此歌唱，祖先神灵便来降临。”鸣球本不该用力敲击，但和谐到了极点，歌唱仍不足以表达，有时就会忍不住去敲击；琴瑟本不该用力拍打，但和谐到了极点，歌唱仍不足以表达，有时就会忍不住去拍打。这就是所谓手舞足蹈而不知不觉地自然流露，和谐到了极点，祖先神灵降临也就理所当然了。和谐产生于内心，其外在表现就是这样。后来制作音乐的人，形式完备而实质不足。乐师的志向只在于合乎法度，节奏和谐、声律协调罢了。古代的乐师都能通达天下人的心意，所以他们的哀乐情感形成于内心，然后才适宜用声音表达，就一定会有外在形态来表现它。因此，音乐有内在的情志，声音有外在的仪容，它之所以能深深感动人，不仅仅在于乐器而已。《梦溪笔谈》

译戞击鸣球与琴瑟的争论

沈括在《笔谈》中说，《虞书》里“戞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这句话，意思是鸣球是不可以戞击的，和谐到了极点，歌唱还不足以表达，有时甚至会忧虑并敲击；琴瑟也是不可以搏拊的，和谐到了极点，歌唱还不足以表达，有时甚至会揉搓并拍打，这就是所谓手舞足蹈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样子。如果这样，那么鸣球、琴瑟应当发不出声音，怎么能称为音乐呢？看《诗新义》说：“方叔率领军队，钲人击鼓。”钲是用来退兵和停止的，鼓是用来行动和前进的。当军队行动前进时，钲人也奋力击鼓，那么士兵勇于前进就可以看出来了。钲和鼓各自有人掌管，现在让钲人奋力击鼓，不几乎扰乱军行吗？这两种说法自是一类。我曾经用这些话开玩笑作了联句：“士兵勇猛向前，导致鼓钲混乱地敲击；音乐和谐到了极点，让球瑟没有声音。”这也足以让人拍掌称快（出自《扪虱新话》）

鸟兽跄跄

鸟兽跄跄，马融认为是笋虡，《七经小传》采用了他的说法。《书禆传》把凤凰来仪解释为箫声的和谐，艾轩也说：“制作器物崇尚取象”（出自《困学纪闻》）

凤仪兽舞

风吹万物不同，这是天籁。禽鸟鸣叫也是天地自然的声音，制作音乐的人应当在这里取法。所谓“听风听水作霓裳”，就近似于此了。因为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大概是用我自然的音乐，感动它们自然的回应，这就是所谓同声相应（出自《癸辛杂识》）

丛脞屡省

煮鱼太烦琐就会碎，治理百姓太烦琐就会乱，所以以丛脞为戒；器物久不使用就会蛀坏，政事不常修明就会败坏，所以以屡省为戒。多事是不对的，不做事也是不对的（出自《困学纪闻》）

禹贡书名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尧、舜、禹，都是名字。考察《尚书》，帝说：‘格汝舜’、‘格汝禹’，这是称呼他的臣下。尧去世之后，舜和他的臣下说话，就说‘帝’；禹去世之后，《五子之歌》就说‘皇祖’，《胤征》就说‘先王’，没有说尧、舜、禹的，是不敢直呼君主的名称。”渭按：《周礼》外史向四方传达书名，郑康成注说：“书名，是《尧典》、《禹贡》之类。”书名传遍天下，常被人们称道，而顾炎武认为用君主的名称来著录，为什么呢？大概是记录当时的言语行动，君主不可以和臣下一样直呼其名，所以称臣下的名而称君主为“帝”。书名则是垂诸简策以告诫后世，与叙述性的文字不同，所以二典、谟、贡不嫌用名称来著录。有人说：“司马迁说：‘舜名重华，禹名文命。’由此推论，那么放勋也是名字。”孟子两次称放勋，屈原三次称重华，尧、舜、禹难道有两个名字吗？回答说：“放勋、重华、文命，都是号，也可以说是名。阎百诗说：‘名，就是号。意思是舜号曰重华，禹号曰文命罢了。’孔颖达疏说：‘人有号、谥之名。’我认为名曰重华、名曰文命，这是生前的号名；孟子名之曰幽、厉，这是死后的谥名：都可以称为名。那么典、贡之上，为什么不系以号呢？回答说：‘上古淳朴，不避讳名称，所以不必用号来著录。’商代则稍微有所避讳了。汤，是号，也说成汤、武汤，与放勋、重华、文命相同；他的名字叫履，《论语》说‘予小子履’就是。避讳名称而用号，所以书有《汤征》、《汤誓》、《汤诰》。商人用十干作为号，从上甲微开始。《鲁语》展禽说：‘上甲微能率领契的后人，商人祭祀他。’上甲，是十干的号；微，是他的名字。汤号天乙，还有美号，所以用汤来著录。后来的君王没有其他美号，也就用十干的号来著录而不称其名，所以书有《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盘庚》。又有庙号，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所以书有《高宗肜日》、《高宗之训》。《太甲》三篇，是在世时作的，史官也没有追改。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死后就制定谥号来代替他的名字，所以书有《康王之诰》，用谥号来著录。孔子说：‘虞、夏的文饰不能胜过质朴，殷、周的质朴不能胜过文饰。’从《尚书》命名篇目，也可以大概看出这一点（出自《禹贡锥指》）

禹敷土

禹平定水土，不是靠他一个人的手脚就能成就功业的，当时辅佐禹的人一定很多。朝内百官，朝外群牧，都有合适的人选。禹自己说和益、和稷一起，那么三人同行，没有时刻分离是可以知道的。《周语》太子晋说：“共工的孙子四岳，能做禹的股肱心膂，来养育万物使百姓丰足。”韦昭说：“共工的孙子担任四岳的官职，掌管率领诸侯帮助禹治水。”这是四岳也是禹的辅佐。《殷本纪》记载《汤诰》的话说：“古禹、皋陶长期在外辛劳，四渎已经修治，万民才有居所。”这是皋陶也是禹的辅佐。《吕刑》说：“于是命令三位后稷忧虑功业于民。伯夷降下典章，折服百姓依靠刑罚；禹平定水土，主持命名山川；稷降下播

译“种植，是农事，培育优良的谷物。”由此可见，伯夷也是大禹的辅佐之臣。孔颖达的疏注只引用了“八恺”，然而杜预认为“八恺”是垂、益、禹、皋陶这一类人，“八元”是稷、契、朱、虎、熊、罴这一类人，那么“八元”中也有辅佐大禹治理水患的人。大抵伯益主管焚烧砍伐，后稷主管播种，伯夷主管祭祀礼仪，皋陶主管刑罚教化，他们与大禹一同巡视天下，而四岳倡导率领九州之长，各州的长官分别选拔本州内诸侯中的贤能之人，分配劳役并命令他们执行。事务有专门的负责人，责任无可推诿，这就是为什么经过八年就取得了平定水患功绩的原因。如果不是这样，大禹即使栉风沐雨、手脚长满老茧，又有什么成效呢？（《禹贡锥指》）

译大禹治水

《禹贡》叙述治水，以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为顺序。从地理方面考察，豫州位于九州之中，与兖州、徐州接壤，为何从徐州到扬州，反而把豫州排在后面呢？大概是大禹顺应五行来治理的缘故。冀州是帝王的都城，自然排在最先，而且地处北方，在五行中属水。水生木，木属东方，所以接着排列兖州、青州、徐州。木生火，火属南方，所以接着排列扬州、荆州。火生土，土属中央，所以接着排列豫州。土生金，金属西方，所以最后排列梁州、雍州。所谓“常理得以有序”，说的就是这个，这与鲧扰乱五行相差太远了。

冀州

顾炎武《日知录》说：“古代的天子常常居住在冀州，后人因此用冀州作为中国的称号。”《楚辞·九歌》说：“巡视冀州啊还有余力。”《淮南子》说：“女娲氏杀死黑龙来拯救冀州。”《路史》说：“中国总称为冀州。”《谷梁传》说：“郑国，是同姓的国家，处在冀州。”胡渭按：《九歌》说：“巡视冀州啊还有余力，横跨四海啊哪有穷尽。”《淮南子》说：“女娲氏杀死黑龙来拯救冀州。”又说：“正中间的冀州叫做中土。”那么把中国称为冀州。范宁注释《谷梁传》说：“郑国，是姬姓的国家。冀州靠近京师，亲近的尚且不能服从，那么疏远的人就可想而知了。”杨士勋解释说：“冀州，是天下的中心，唐尧、虞舜、夏、商都建都于此，是天子的常居之地，所以后来的君王虽然不建都于冀州，也可以用冀州来指代。”那么把王畿称为冀州，意义也略有不同。

桑土既蚕

卫国的封地，向东得到产桑的土地，楚丘、帝丘都是这样。那里的诗歌说：“下来观看桑树”，又说：“在桑田休息”，又说：“在桑中与我相会”，又说：“桑树还未落叶，叶子润泽美好。”这种树木屡次出现在歌咏中，那么它的繁多就可以知道了。《乐记》说：“桑间濮上”，桑间就是桑中，那地方在濮水之上。雷夏、灉沮，都与濮州接壤，所以“桑土既蚕”连在一起说。秦湛《蚕书》说：“考察《禹贡》，扬州、梁州、幽州、雍州不进贡茧类物品，兖州进贡织有花纹的丝织品，徐州进贡黑色细绢，荆州进贡黑色、浅红色和花纹丝带，豫州进贡细棉絮，青州进贡山桑丝，都是茧类物品。而‘桑土既蚕’，唯独在兖州提到。那么九州的蚕桑事业，兖州最为兴盛。”我游历济水、黄河之间，看见一个妇女不养蚕，邻居都责骂她，所以知道兖州人可以做养蚕的师傅。《濮州旧志》说：“兖州的桑树，濮州最好。进入它的境内，桑树遮蔽了田间小路。当养蚕治丝帛的时候，邻里之间甚至不互相往来。丝帛做成，可以穿遍全家；剩余的，就卖掉。”《卫风》称“抱着布来换丝”，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胡渭按：《左传》记载晋公子重耳在齐国，将要离开，在桑树下谋划，养蚕的妾在上面，告诉了姜氏。而《史记·货殖列传》说：“邹、鲁靠近洙水、泗水，颇有桑麻的产业。”又说：“齐鲁千亩桑田，那里的人与千户侯相当。”又说：“沂水、泗水以北，适宜种植五谷、桑麻。”这是青州、徐州的土地也适宜种桑。《诗经·魏风》说：“那汾水一方，去采桑。”又说：“十亩之间啊，采桑的人悠闲啊。”《货殖列传》说：“燕、代地区种田畜牧并从事蚕桑。”这是冀州土地有适宜种桑的。《孟子》说文王养老的政策：“在墙下种桑，普通妇女养蚕。”而《豳风·七月》的第二章、第三章，咏叹蚕桑之事很详细，这是雍州土地也有适宜种桑的。古代蚕桑的利益，北方土地最为丰饶，看秦氏《蚕书》及《濮州旧志》所说的，那么近代还没有改变。不知道什么时候稍微衰落，而吴越之间独自享有盛名，赋税也因此加重，于是有了“织机空转”的感叹。古今事变的不同，有像这样的。

三江

邵宝《禹贡》“岷山导江”的简注说：“长江、汉水上涨，彭蠡湖堵塞不流，逆流成为巨大的积水，没有仰仗它流入，而有赖于它阻挡。它不阻挡，这里就不积水，所谓‘汇’就是这样。所以说‘向北汇入汇’。汇说的是外部，蠡说的是内部。说汇而不说彭蠡，形势就是这样，大概是实际的记载。江水疏通发源，最在上游；其次汉水从北面流入；其次彭蠡从南面流入。三水共同向东流，那么长江为中江，汉水为南江，彭蠡所入为北江，可以知道了，不是说截然分开的支流。而且长江、汉水汇合，茫茫一片水，只看到它是长江，看不到它是汉水，所以叫中江，叫北江。然而它们的势力相当，所以说‘江汉朝宗’。凡是《集传》认为经文有误的，不对。”余干张克修云寳也说。

云土梦作乂

旧本《尚书·禹贡》说：“云梦土作乂。”太宗皇帝时，得到古本《尚书》，作“云土梦作乂”，下诏改《禹贡》从古本。我按孔安国注：“云梦泽在江南。”不对。根据《左传》，吴人进入郢都，楚昭王渡过睢水渡过长江，进入云中。昭王睡觉，盗贼用戈攻击他

译攻打楚王，楚王逃往郢都。楚王从郢都向西逃跑，渡过睢水，那么应当从江南地区出来。后来渡过长江进入云地，于是逃往郢都，这个郢都就是现在的安陆州。渡过长江之后才到达云地，进入云地之后才到达郢都，那么云地就在江北。《左传》说：“郑伯前往楚国，楚王在江南的梦泽打猎。”杜预注释说：“梦泽，是楚国的云梦泽，跨越长江南北。”既然说是江南的梦泽，那么云地在江北就明白了。元丰年间，我从随州经过安陆进入汉口，有位叫郭思的景陵主簿，能讲述汉水与沔水之间的地理情况，也认为江南是梦泽，江北是云地。我用《左传》来验证，郭思的说法确实可信。江南地区就是现在的公安、石首、建宁等县，江北地区则是长沙、监利、景陵等县，都是水流汇聚的地方，地势最低。江南地区的水流稍高，土地方正，而梦泽已经呈现交错之状，这才是古本记载的准确之处。

译其进贡的物品有羽毛、象牙和皮革。犀牛皮制成铠甲，牛尾制成旌旗，这些用途是不可或缺的。《诗经·小雅》说：“象弭鱼服。”《礼记·玉藻》说：“孔子佩戴五寸的象牙环。”《楚辞·离骚》说：“杂瑶象以为车。”那么象牙就是中间器物服饰的装饰，后世又有用来做床的，《战国策》记载孟尝君到楚国，献上一张象牙床，注释说用象牙做床，就是这样。至于所说的羽毛，传文只说是鸟羽，而疏文以孔雀、翡翠来对应。查《左传》记载楚子穿着翡翠披风、豹皮鞋，郑子臧喜好收集鹬鸟做的帽子，《九歌》说：“孔盖兮翠旍”，注释说用孔雀的翅膀做车盖，用翡翠的羽毛做旗旄；《招魂》说：“砥室翠翘桂曲琼些”，“翡翠珠被烂齐光些”，又说：“翡帷翠帐饰髙堂些”；李斯《谏逐客书》说：“建翠凤之旗”。这些都是衰败时代的事情，在经书中没有记载。古代风俗淳朴，不知道是否有这些。我私下认为，野鸡的羽毛有文采，可以用来作为仪仗。《说文解字》说：野鸡，伊水、洛水以南叫翚，江淮以南叫摇。徐铉说：古时野鸡名叫翟。郑康成《周礼》注说：伊水、洛水以南，底色洁白，五色具备且排列成章的叫翚；江淮以南，底色青色，五色具备且排列成章的叫摇。所以王后的五种车驾中有重翟、厌翟，六种礼服中有褕狄、阙狄，大概羽畎的夏翟不足以供应其使用，而南方的翚、摇也必定要取用。还有鷩雉，《尔雅》所说的鷩即山鸡，周书称之为采鸡，一名鵕鸃，出产于南粤各山中，湖南、湖北也有。周代有鷩冕，汉代有鵕鸃冠，都用它们的羽毛做装饰。《王会解》说蛮扬之翟，注释说扬州的蛮族进贡翟鸟，经书所说的恐怕只是这类。圣人进贡难得的货物，未必使用孔雀、翡翠之类。（《禹贡锥指》）

太行山

天下的山，没有比太行山更大的，但它也必定有尽头。《经》说：“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决没有越过恒山仍然称为太行的道理。《元和志》说：“连绵的山脉中断的地方叫陉。”《述征记》说：“太行山起始于河内，从河内向北到幽州，共有八陉。第一轵关陉，第二太行陉，第三白陉，这三陉现在在河内。第四金口陉，在邺城以西。第五井陉，第六飞狐陉，一名望都关，第七蒲阴陉，这三陉在中山。第八军都陉，在幽州。”《述征记》是郭缘生所撰写的。《括地志》说：“太行山连绵横跨河北各州，长达数千里，是天下的脊梁。”大概也是依据那篇文章说的。渭按：《尔雅》说：“山中绝断的地方叫陉。”轵关陉在今济源县，太行陉在今河内县。《十六国春秋》说：“慕容永屯兵轵关，堵住太行口以抵御慕容垂。”就是这两陉。白陉在今卫辉府的辉县。《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伐晋，夺取朝歌，进入孟门，登上太行。”杜预说：“孟门，是晋国的险要道路。”大概就是所说的白陉。滏口陉在今彰德府磁州的武安县。后魏永年间，高欢到山东就食，从晋阳出滏口。大昌初年，高欢从邺城进入滏口，在晋阳攻打尔朱兆。大概并州、邺城往来，这里是必经之道。纵观传记所载，齐桓公悬车束马越过太行，庄公进入孟门、登上太行，范睢说：“北边切断太行的道路，那么上党的军队就不能下来。”蔡泽说：“决开羊肠的险隘，堵塞太行的道路。”韩桓惠王十年，秦国在太行攻打韩国，上党投降赵国。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打太行，道路断绝而韩国的野王投降。郦食其说：“堵塞成皋的险要，堵住太行的道路。”后汉永平十三年，登上太行，驾临上党。元和二年，向北登上太行山，到达天井关。隋大业三年，开凿太行山，直达并州，以开通驰道。它们所指为太行的，都在汉河内、上党两郡，唐怀、泽、潞三州的境内。大概滏口以南的四陉，确实是太行山。又向东北跨越辽州，进入直隶真定府界，为井陉，也叫土门，在今获鹿县，就是广武君所说的“车不能并排行驶，马不能排成队列”的地方。古代没有指这里是太行的，但这在恒山以南，即使认为是太行，也没有不可。至于飞狐陉，南边正对着恒山的北边，今山西大同府蔚州的飞狐口就是。又向东为蒲阴陉，在今直隶顺天府易州境；又向东为军都陉，在今昌平州境。这三陉，都被恒山所阻隔，不能称为太行。太行虽然大，也不过千里就止了。后世沿袭《述征记》的说法，于是说太行山连绵直到幽州，有数千里之远，而实际上不是这样。伊川、考亭都说太行千里，这是依据经书立论，不被近世的志书所迷惑。况且恒山以北，是禹的功业所未达到的。禹疏导山脉本是为了治水，既然到达恒山，就应当沿着恒水、卫水之间向东行进，并逆流而上直到碣石，没有理由再向北经过飞狐、蒲阴、军都。这三陉指为恒山尚且不可以，何况是太行呢？解说《禹贡》的人，应当以程朱为证。（《禹贡锥指》）

三百里纳秸服

传文说：“秸，是禾秆。”正义说：“《郊特牲》说：‘莞簟之安，而藳秸之设。’秸也是藳，只是双言罢了。去掉穗子送秆，比送穗子容易，所以距离越远负担越轻。”颜氏说：“说服，是指有劳役就服役。”王氏说：“纳秸而服输将

译关于这件事，因为五百里之地正好处于王畿范围内，便于在畿内调动使用，所以它的赋税比粟米要轻，同时又让他们承担运输服役的任务，那么他们出力所付出的劳役足以弥补他们财物收入的不足，而他们财物收入的节省又足以优待他们出力的劳役。」金氏说：「服役只限于三百里之地，大概是考虑到五百里之地，已经征收了转运粟米的赋税。《史记》说古代善于经商的人，一百里之内不贩卖柴草，千里之外不贩卖粮食，是因为路途遥远且负担沉重。那么圣人向百姓征收赋税，一定不会让百姓走四百里去背粟，走五百里去背米。所以制定田赋制度，从百里开始到二百里为止。至于四百里纳粟、五百里纳米，不再说直接缴纳，大概是不直接运送到帝都，而是走一百里或二百里，让三百里之地的百姓转运输送到帝都。那些三百里之地的百姓，接收远郊的米粟并为之转运，虽然劳力显得辛劳，但赋税却减轻了，这也可见古代赋税和徭役不双重征收，这是帝王的良法，也是后世可以实行的。」渭按：「总」是指禾的完整植株；「铚」去掉了根部，「秸」又去掉了穗，这是这三者的区别（《禹贡锥指》）

译四百里粟

榖是粟米的通称，粟与米对举时，有壳的叫粟，无壳的叫米。单说粟，那么粟也就是米。《春秋》定公五年记载“归粟于蔡”，《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载“秦国把粟运送给晋国，从雍地一直运到绛地”，昭公二十五年记载“晋国命令诸侯把粟运送给周天子，运到成周”，《战国策》中张仪说“用并排的大船装载粟米，从汶山顺江漂流直到郢都”，《史记》中主父偃说“秦国从沿海的郡县挽运粟米，输送到北河”，计算这些路程，既险阻又漫长，有壳的粟难以转运，他们所说的粟应当就是米（《禹贡锥指》）

扬州贡道

近代谈论海运的人，都以《禹贡》作为借口，并且说海运之事始于秦朝。现在考察主父偃上书所说：“秦朝让天下人运送干草和粟米，从东腄、琅邪等沿海的郡县，转运到北河。”北河在秦朝九原郡的境内，与东海没有关系。只有唐人真正使用海运，开元二十七年，任命李适为幽州节度使、河北海运使。杜甫的诗说：“渔阳是豪侠之地，击鼓吹笙竽。云帆在辽海转动，粳稻从东吴运来。”又说：“幽燕地区盛用武力，供给也很劳苦。吴地拿着粟米和布匹，泛海越过蓬莱。”这是元人海运的鼻祖。元朝的方法是用平底海船运粮，从长江出海，向北抵达直沽，行程一万三千多里，起初需要两个多月，后来仅需一个多月，节省的费用不可计量。然而风浪难以预测，人和船漂流沉没，没有一年不发生的。而议论的人说，虽然有这样的祸患，但比起河运的劳役，所得到的实际利益更多，所以整个元朝，海运没有废止。明朝人也曾经使用过，不久因船只漂没，于是废止。大概定都幽燕的人，如果意外发生阻塞，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来缓解早晚的急迫，这或许是一个策略。至于扬州的贡道，则从江口到淮口，泛海不过六七百里，沿着岸边行驶，本来不是很危险，怎么能与元人同日而语？议论的人却借口《禹贡》，想要恢复海运，把百姓的性命托付给不可测的深渊，来窃取一时的便利，仁人君子为此感到寒心。唉！勃海和碣石之间，肥沃的土地千里，可以兴修水田，可以修明农政，太平的基础，万世的利益，关键在于此。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千万不要轻易谈论海运（《禹贡锥指》）

奋武卫

《雅》诗，是王政废兴的原因。当周朝兴盛时，《天保》以上的诗治理内政，《采薇》以下的诗治理外务，这就是《禹贡》中衡量文治、振奋武备的事情。伯禽居住在曲阜，淮夷、徐戎同时兴起，东郊不开化，于是鲁国兴起三郊三遂的民众去征讨他们，这是东方的武备。宻须的鼓、阙巩的甲，唐叔接受它们来镇守参虚之地，匡正戎狄。《韩奕》的末章说：“周王赏赐韩侯他的追地和貊地，完全接受北方国土，因此让他做诸侯之长。修筑城墙和沟壑，丈量田亩和登记户籍。”卫武公作《懿》诗来警戒自己，说：“修整你的车马、弓箭、兵器，用来警戒戎狄的侵扰，用来远斥蛮夷之地。”这是北方的武备。《崧高》的诗说：“申伯和甫侯，是周朝的栋梁。”又说：“周王命令申伯，治理这南方邦国。”这是南方的武备。至于西方，则由周王室自己担当。因为镐京西边逼近昆夷，北边邻近玁狁，所以天子任命将领出兵，前往戍守边境，唱《采薇》来送别他们，唱《出车》来慰劳归来的将士，唱《枤杜》来催促归来，每年如此，谨慎到了极点。等到周朝衰微时，王政不修明，旧的防务逐渐败坏。周厉王时，西戎灭掉了犬丘大骆的家族。周宣王即位，命令秦仲诛讨他们，被西戎所杀。玁狁贪婪，驻扎在焦获，侵扰镐京和方地，到达泾阳，任命将领讨伐，只到达太原就停止了，最终发生了骊山之祸。周室东迁，《小雅》完全废弃，四夷交相侵扰而中原微弱，陆浑、扬拒、泉皋等戎族且逼近居住在伊洛之间了。其东边，则徐国的驹王向西讨伐，渡过了黄河；隐公、桓公时期，在潜地会盟，在唐地结盟，鲁国与戎族通好了；淮夷侵扰杞国，杞国迁到缘陵；申地的会盟，淮夷且列于诸侯之中了。其北边，则狄人攻打周、攻打郑、攻打邢、灭掉卫国，而晋国居于深山，王室的威灵达不到，拜见戎族都来不及了。其南边，则申、甫被楚国侵扰，周人远征戍守，最终被楚国灭掉，楚国凭借他们的赋税来抵御北方，而陈兵直到周朝的疆界了。推究其开始，都是诸侯邻接四夷而武备废弛所导致的。由此可知《禹贡》是万古不变的书，遵循它就治理得好，违背它就混乱，经历这个世道的人应当急切地讲求它（《禹贡锥指》）

四海会同

《尔雅·释地》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称为四海。”郭璞说：“九夷在东，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蛮在南。”其次是四荒。渭按：古书所称四海，都是指地域而言，不是指海水而言。《尔雅》四海属于《释地》，不属于《释水》，《禹贡》九州之外即是四海，不以海水的远近为界限。刘向《说苑》说：“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是这样。自从宋人抛弃古训，直接把海当作海水，所以蔡传解释“四海会同”说：“四海的水没有不会合的，而各有归属。”不知道这个意思包含在“九州攸同”句中，何必要用多余的言辞？况且《禹贡》诸水都流入东海

译只有黑水流入南海，那些归入西海、北海的，又是什么水呢？西海、北海在《诗经》、《尚书》中并未出现。《礼记·祭义》才开始提到西海、北海，注疏家对它们的地理位置并不详知。《左传》、《孟子》中所说的北海，并不脱离东海的范围。《离骚》说：“经过不周山向左转啊，指向西海作为目的地。”《史记》说：“在寘地的西边，水流都向西流，注入西海。”又说：“奄蔡在康居西北约二千里处，濒临无边的大泽，大概就是北海。”《汉书》记载：苏武、郭吉出使匈奴，都被囚禁在北海之上。又有条支国的西海。《后汉书》说：班超派遣甘英等人亲自到达那里。西海以西还有大秦，夷人和海商都经常往来。《唐书》说：突厥部落以北有骨利干国，位于北海北岸；又有流鬼国，距离京师一万五千里，濒临北海。这些记载如此确凿。然而西海距离玉门关、阳关四万多里，自汉代以来西域经常相通，中国人得以见到那片海；而极北之地很少有使节前往，流鬼国距离长安仅一万五千里，却终究没能见到北海。所以朱子说：“自古以来没有人穷尽到达北海。”根据《王制》，从西河到东海不过两千多里，如今按尧时甸服来计算，距离南海近的约四千里，远的也不过七八千里，而西海、北海却如此遥远，声教所及之处，为何相差如此悬殊呢？四海的含义，应当遵从《尔雅》。然而传记中所称的西海、北海，确实有其所在之处，并非寓言。洪景卢说：“海只有一个，地势北高东南低，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是一个。北到青州、沧州，就称为北海；南到交州、广州，就称为南海；东渐吴、越，就称为东海。没有理由有所谓西海的。”《诗经》、《尚书》、礼经中称四海，大概是举类而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禹贡》的文中只说海就够了，为什么又有所谓南海呢？大概是因为南海邻近交广，黑水流入其中，而西海、北海远在数万里之外，与中国的水系无关，所以不提及罢了。灉水、沮水汇合，是从水的角度而言；四海汇合，是从人的角度而言。解说者应当根据文意确立义理，不可牵强附会。按时节相见称为“会”，定期相见称为“同”，这是《周礼》的说法，尧时未必有这种名称。会同只是望风归附的意思，不必引用诸侯朝见天子的事。四海汇合，是举远以涵盖近，提到夷、狄、戎，那么华夏自然可知。传文中“四海之内”，“内”字有问题，而疏文曲意解释说：“天子对于夷狄，不与华夏风俗相同，所以知道四海指的是四海之内，也就是九州之中。”顺从传文而违背经文，我不采纳这种说法（出自《禹贡锥指》）。

译经稗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经稗卷四

兖州府知府郑方坤 撰

○书经

有扈氏

《夏书·甘誓》记载：“启与有扈在甘地大战，因为有扈氏用威势侮慢五行，怠慢废弃三正，上天因此剿灭断绝了他的命数。”以此作为征伐的辞令，孔安国传解释说：“有扈氏与夏朝同姓，倚仗亲属关系而不恭敬，他的罪过仅此而已。”而《淮南子·齐俗训》却说：“有扈氏因为坚持道义而灭亡，是知道道义却不懂权宜。”高诱注解说：“有扈氏是夏启的庶兄，因为尧舜举荐贤人，而启却传位给儿子，所以有扈氏讨伐启，启杀死了他。”这件事在其他书籍中没有记载，不知道高诱是从哪里得知的？传记散失遗漏，他必定有所依据。《庄子》认为禹攻打有扈氏，使国家成为废墟厉鬼，这是错误的。（《容斋续笔》）

关石和钧

禹垂示典则以教育子孙，却只提到钧石，认为这是举小以遗大，这是不对的。凡是民间日常贸易，以及上下征纳出入，必须以权量为标准。如果权量不统一，那么轻重大小就会互相欺诈，这是天下最不平的事情。所以舜巡狩，必定统一律度量衡；武王初政，首先以谨慎权量为要务。谁说“关石和钧”不是法度的关键呢？（《书经辨讹》）

征羲和

仲康征讨羲和，认为只是诛杀其旷废职守，这是不对的。千古篡国之贼，从后羿开始。先操纵废立之权，逐渐形成篡国之势，如王莽、曹操、司马懿，没有不是这样的。后羿先废太康，立仲康，他心中自认为废君立君，操之在我，想要转移夏朝国运，并不难。谁料仲康一即位，还秉持天子威命，自己掌握征伐之权，而且所征讨的又是后羿的党羽，后羿固然吓得魂飞魄散。所以整个仲康在位期间，后羿不敢放肆。征讨羲和，是诛杀他不臣服且结党作恶。然而正辞伐罪，不可明指其党附后羿，只举出他昏迷天象一事，也足以不赦免了。（《书经辨讹》）

伊训

《书·伊训》说：“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文义非常严谨，没有简册断缺的痕迹。孟子却单独说：“成汤之后，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然后才是太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伊尹从成汤以来辅佐四代君主，为什么在成汤、太甲时如此松弛张弛，而在外丙、仲壬时却完全不记载一件事呢？考察历法，如果在成汤之后增加这六年，直到今天，就会多余而不合历法了。司马迁、皇甫谧、刘歆、班固又因孟子而失误。只有孔安国继承家法不变。大概《诗》、《书》之外，孔子不说的，我不敢知道。（《闻见后录》）

侮圣言

因泰山柴祭而封禅，因时巡而逸游，因洛书而崇饰符瑞，因建极而杂糅邪正，因享多仪而立享上之说，堵塞忠谏称之为浮言，禁锢君子称之为朋比，残酷少恩称之为威克厥爱，违众妄动称之为惟克果断。更严重的，曹丕夺取汉朝，托名于舜禹；萧衍篡夺齐朝，托名于汤武；邵陵、海西被废，托名于伊尹；新都摄政、临湖之变，托名于周公，用来文饰奸恶，难道是经典的过错吗？（《困学纪闻》）

墨

墨刑，郑玄《周礼注》说：“就是黥刑，先在脸上刻字，用墨填塞。”然而《周书·吕刑》说：“苗民制定五虐之刑，开始淫乱地施行劓、刖、剕、黥。”郑玄认为黥面重于墨额，这是黥不同于墨。刻其额头并涂墨称为墨。《伊训》说：“臣下不匡正君主，其刑为墨。”臣下不匡正尚且用此刑，其轻明显可见。黥重于墨，然而宋人以此配军，称为刺配。本朝不用五刑，只有盗贼刺字，还有黥刑的遗意。只是用两手腕，容易除灭，又是隐蔽处，不符合辨别邪恶之意。不如将“窃盗”二字刺在脸上，使人容易识别，难以灭除，而且以宋人刺军之法，现在用来刺盗，有什么淫用呢？（《金罍子》）

顾

百姓疾苦常在眼前，所以说“顾畏于民碞”；上天监临常在眼前，所以说“顾諟天之明命”。（《困学纪闻》）

逊

有言逊于汝志，是艮卦不拯救其随从；惟学逊志，是谦卦卑下以自牧。逊是一样的，而善恶不同。君主体刚而用柔，臣子体柔而用刚。君主不逊志，就成为唐德宗的强明；臣子逊言，就成为梁丘据的苟同。（《困学纪闻》）

辨言利口

伊尹以辨言乱政告诫君主，盘庚以度乃口告诫百姓，商朝风俗利口，其弊端已久。邵雍说：“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周公训诫成王勿以憸人，所以反商之弊；张释之谏文帝超迁啬夫，所以鉴秦之失。《周官》说：“无以利口。”《冏命》说：“无以巧言。”这是周朝的家法。将相功臣少文多质，安静之吏悃愊无华，这是汉朝的家法。（《困学纪闻》）

傅说

傅说未曾有罪，商书称“说筑傅岩之野”，注说：“筑，居也，犹言卜筑。”何尝以筑为筑垣乎？孟子因书一筑字，遂云“举于版筑之间”。凡贫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