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稗卷十二
？」余曰：「余始终断以孟子『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他日『子夏、子游、子张以有若似圣人』，皆孟子之言也，位置正宜于此（从祀末议）
译？」我说：“我始终用孟子‘子夏、子游、子张都具备圣人的一方面’，以及后来‘子夏、子游、子张认为有若像圣人’这两句话来决断，这都是孟子的话，（他们的）排位正适宜在这里（从祀末议）。
弟子门人
欧阳子有言：「受业者为弟子，受业于弟子者为门人。」试稽之《论语》所云门人，皆受业于弟子者也。颜渊死，门人厚葬之，此颜子之弟子也。子出，门人问，此曽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又门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云：「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此子贡之弟子也。观洪氏《隶释》、《隶续》所载东汉诸碑，有弟子，复有门生、门人，弟子固有别矣。若夫弟子之子分比于门人，子渊、子舆本门人也，而列于弟子。他如季路之子子崔，子舆之子元及华，子游之子言思，子张之子申详，又齐有芈婴，着《芉子》十八篇，亦七十子之后，虽未详其所师，要当互学于七十子者也（曝书亭集）
闵子不名
论语》所记孔子与人语及门弟子，并对其人问答，皆斥其名，未有称字者。虽颜、冉髙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闵子，独云「子骞」，终此书无损名。昔贤谓《论语》出于曽子、有子之门人，予意亦出于闵氏。观所言闵子侍侧之辞，与冉有、子贡、子路不同，则可见矣（容斋三笔）
屡空
回也其庶乎屡空，前辈解云：「学至圣人，则一物不留，胷次常空。回学未至此，然庶几矣，故曰屡空。抑见有时乎不空也。」此义亦佳，而朱子直以空乏为训，盖因下文赐不受命而货殖之言以解之耳。陶渊明传称箪瓢屡空，晏如也，朱注其亦本之此欤（余冬序録）
货殖
论语》有譬喻之言，而后世以为诚然者。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货殖，盖譬喻也，意谓子贡学道不能虚中，如人之货殖，无所不有也，故对颜渊屡空而言。而《史记·子贡传》遂云：「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且复传之《货殖》，乃云：「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此其语本《庄子》。《庄子》曰：「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匡坐而弦。子贡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原宪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子贡曰：「噫！先生何病？」原宪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贡逡巡而有愧色。《庄子》盖寓言也，而太史公不之察，又于《原宪传》着其语，皆由读《论语》「货殖」一言之误耳。又《论语》所谓「则将焉用彼相者」，此「相」字亦譬喻。《记》曰：「如瞽者之无相，伥伥其何之？」师冕见，子张曰：「与师言之道欤？」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所谓「相」者如此，今学者皆指为辅相之相，则误矣（扪虱新话）
浴乎沂
曲阜亦有温泉，但在县南七里，流入于沂，非沂水有温泉也。朱子祗缘足未亲至，傅会为一。然果其言信，尤与上「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之文相矛盾。何则？朱子盖以韩昌黎、李翱疑裸身川浴之非礼，方注浴为盥濯，祓除义较长。忽又接曰「有温泉焉」，是仍以为浴，将青天之下、白日之中，点与童冠十余人羣而浴乎？抑将狂者独浴也？窃以时有伯子，夫子尚讥其同道于牛马；后如阮籍，人至憎之，比裸袒于被髪。圣门髙弟，岂宜至此？何读集注者竟未闻一致疑耶？《大全辩》载一说曰：「浴沂，如后世上已日迎流盥手，略洁衣以除垢，非裸浴也。莫春即莫春，即《豳风》春日载阳时，盖夏正也。」说堪羽翼朱子。或问曰：「子于此亦有征乎？」余曰：「沈约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论语》莫春浴沂，古有斯礼，今三月上已祓于水滨，盖出此。』亦以浴为祓濯。贾公彦疏《周礼》岁时祓除曰：『即今三月三日水上祓浴是也。』何尝定以浴为澡身？朱子之注殆莫可易云（四书释地）
足兵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谓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
译弟子与门人
欧阳修曾说：“直接跟随老师学习的人称为弟子，跟随弟子学习的人称为门人。”试着考察《论语》中所说的“门人”，都是跟随弟子学习的人。颜渊去世，门人厚葬他，这些是颜渊的弟子。孔子外出，门人提问，这些是曾子的弟子。孔子病重，子路让门人担任家臣；又有门人不敬重子路，这些是子路的弟子。子夏的门人向子张请教交友之道，这些是子夏的弟子。《孟子》说：“门人整理行装准备回去，进入屋内向子贡作揖告别。”这些是子贡的弟子。观看洪适《隶释》、《隶续》中所记载的东汉各种碑文，有“弟子”，又有“门生”、“门人”，弟子与门人确实是有区别的。至于那些作为弟子之子的门人，子渊、子舆原本是门人，却被列在弟子之中。其他如季路的儿子子崔，子舆的儿子元和华，子游的儿子言思，子张的儿子申详，以及齐国的芈婴，著有《芉子》十八篇，也是七十子之后，虽然不清楚他们具体师从谁，但应当是与七十子互相学习的人。（《曝书亭集》）
闵子不称名
《论语》所记载的孔子与人交谈以及门弟子，并面对其人问答时，都直呼其名，没有称字的。即使是颜回、冉雍这样的高材生，也称“回”、称“雍”，唯独到了闵子，只说“子骞”，整本书都没有称他的名。以前的贤者说《论语》出自曾子、有子的门人，我认为也出自闵氏的门人。看书中关于闵子在侧侍奉的言辞，与冉有、子贡、子路不同，这就可见一斑了。（《容斋三笔》）
屡空
“颜回大概差不多了吧，只是常常处于空乏之中。”前辈解释说道：“学问达到圣人的境界，就一物不留，胸中常空。颜回的学问没达到这个境界，但差不多了，所以叫屡空。这也意味着有时并不空。”这个解释也很好，但朱熹直接用“空乏”来解释，大概是因为下文有“子贡不受命而从事货殖”的话来解释罢了。《陶渊明传》称“箪瓢屡空，却安然自若”，朱熹的注释大概也是本于此吧。（《余冬序録》）
货殖
《论语》中有比喻的说法，而后世却认为那是事实。孔子说：“子贡不接受天命，而从事货殖。”货殖，大概是比喻，意思是说子贡学习道不能虚怀若谷，就像人从事货殖一样，无所不有，所以与颜回的“屡空”相对。而《史记·子贡传》却说：“子贡喜欢做买卖，随着时机转运货物。”并且又记载在《货殖列传》中，说：“七十子的门徒中，子贡最为富有。原宪吃不饱糟糠，隐居在穷巷。子贡车马相连，带着束帛这样的礼物去聘问诸侯。”这些话本于《庄子》。《庄子》说：“原宪住在鲁国，住在四堵土墙围成的屋子里，屋顶用野草覆盖，蓬草做的门不完整，用桑木做门轴，用破瓮做窗户，用粗布做门帘，上面漏雨下面潮湿，他端正地坐着弹琴。子贡乘着大马，穿着内白外青的衣服，车子宽得进不了巷子，去见原宪。原宪戴着破旧的帽子，穿着草鞋，拄着藜杖来开门。”子贡说：“唉！先生得了什么病？”原宪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叫贫，学习而不能实行叫病。现在我原宪是贫，不是病。”子贡徘徊不前，面有愧色。《庄子》这大概是寓言，但太史公没有察觉，又在《原宪传》中记载了这些话，都是由于误解了《论语》中“货殖”一词的缘故。另外《论语》所说的“那么还要那辅助的人做什么呢”，这个“相”字也是比喻。《礼记》说：“就像盲人没有辅助的人，茫然不知去哪里？”师冕来见，子张说：“是告诉师冕走路的道理吗？”孔子说：“是的，本来就是辅助盲人的道理。”所说的“相”就是这样，现在的学者都把它指为辅相的相，那就错了。（《扪虱新话》）
浴乎沂
曲阜也有温泉，但在县城南七里，流入沂水，并不是沂水本身有温泉。朱熹只因为脚未曾亲自到过，便牵强附会成一体。但如果他的话可信，又与上文“浴，是盥濯。如今上巳节祓除，就是这种说法”相矛盾。为什么呢？朱熹大概是因为韩愈、李翱怀疑裸身在水中沐浴不合礼制，才把“浴”注为盥濯，认为祓除的意义更恰当。忽然又说“有温泉”，这仍然是把它当作沐浴，难道要在青天之下、白日之中，让几十个年轻人和成年人成群结队地沐浴吗？还是让狂者独自沐浴呢？私下认为当时有伯子，孔子尚且讥讽他与牛马同类；后来如阮籍，人们都憎恶他，把他比作披头散发裸体的人。圣门的高材弟子，难道应该到这种地步吗？为什么读朱熹集注的人竟然没有一致提出疑问呢？《大全辩》记载一种说法：“浴沂，就像后世上巳节迎流洗手，稍微清洁衣服以去除污垢，不是裸体沐浴。莫春即暮春，即《豳风》中‘春日载阳’的时候，大概是夏正。”这种说法足以辅助朱熹。有人问：“你对此有证据吗？”我说：“沈约引用蔡邕《月令章句》说：‘《论语》暮春浴沂，古代有这种礼仪，如今三月上巳在水边祓除，大概出于此。’也把浴当作祓濯。贾公彦疏解《周礼》岁时祓除时说：‘就是如今三月三日在水上祓浴。’何曾一定把浴当作洗澡？朱熹的注释大概不可更改。”（《四书释地》）
足兵
古代所说的兵，不是今天的兵，指的是五种兵器。所以说：“天生五种材料，谁能去掉兵器？”《世本》记载：“蚩尤用金属制作兵器，一是弓，二是殳，三是矛，四是戈，五是戟。”
《周礼·司右》「五兵」注引《司马法》曰：「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诘尔戎兵」，诘此兵也；「踊跃用兵」，用此兵也；「无以铸兵」，铸此兵也。秦汉以下，始谓执兵之人为兵，如信陵君得选兵八万人，项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见于太史公之书，而五经无此语也（日知録）
译《周礼·司右》中关于“五兵”的注疏引用《司马法》说：“弓矢用于包围，殳矛用于防守，戈戟用于辅助。”这是正确的。“诘尔戎兵”，是整顿这些兵器；“踊跃用兵”，是使用这些兵器；“无以铸兵”，是铸造这些兵器。秦汉以后，才开始把手持兵器的人称为兵，例如信陵君挑选了八万士兵，项羽率领诸侯军队三十多万人，这些记载见于太史公的著作中，而五经里并没有这样的说法（《日知录》）。
正名
不父其父而襧其祖，不知何据，窃谓其事可疑，有未易遽论定者。按《春秋》：定十四年，为卫灵之三十九年，卫世子蒯瞶得罪南子，出奔宋。至哀公三年，为卫灵四十二年，卫灵将卒，两命立子郢，子郢两辞之。及卒，而夫人南子仍以公命立子郢。郢曰：「有亡人之子辄在。」因立辄。乃辄甫立，而晋即纳蒯瞶于戚。戚者，卫地，而卫人拒之。是时夫子适反卫，其弟子如子路、子贡、髙柴辈，又适俱仕卫。卫侯欲得子为政，故有此问。然考其时，晋纳蒯瞶在卫灵告卒之后，尚未告葬。即或夫子至卫时在告葬后，然《春秋》列国例书葬卒，并无书告祔、告祫及作主、入庙诸文，其祢灵与否，非所预闻。如谓既葬之后，卒哭作主，必将迁灵于祢庙而奉祀之，故不父瞶而祢祖，则卒哭作主，但祔祖庙，必三年吉禘，祧髙别寝，然后迁新主于祢。此时之祢，犹是灵公所祀之襄公也。在灵无祢，其不必正名固也。且夫不父其父者，非谓其继祖而易以名也。从来祖孙传重，不碍称名。成汤既崩，太丁与弟皆未立而死，则太甲以孙而为汤后，然不为无父；周平王太子泄父早死，则桓王嗣立，越泄父而作平王之后，然不为不子。故郑康成注《仪礼》有受国于曽祖者，谓君之子早死，或有故不立，则孙受国于祖；若两世有故不立，即受国曽祖。是以国君传重，有称为父后者，有称为祖后者。夫既称为后，则必越祖父而直继之，谁谓祖孙相继便属非分？盖天下有一定之名，祖孙父子是也；有不定之名而仍一定者，髙曽祖祢是也。尝考周制，生伦有世次，《国语》所谓「工史书世」者，谓书其世系而次第之，祖不得称父，孙不得称子，此定名也。而至宗庙之礼，则有庙次，《国语》所谓「宗祝书昭穆」者，则以天子诸侯立髙曽祖祢四亲庙，所云显考、皇考、王考以及考者，大抵祖祢四亲先有其名以立庙，而庙名一定，则又随后君之入而随予以名。假如入考庙而为卑者，则卑亦名祢。鲁僖嗣闵，即祢闵，虽兄祢弟勿顾也。入考庙而为尊者，则尊亦名祢。桓王嗣平，即祢平，虽越太子泄父勿忌也。然且出此名顺，反此名逆，踰乎此即名叛。此岂人之无良，忘尊亲而废礼敎哉？以为庙有定名，虽欲正之以世次之名，而有不可也。乃以不定之名，核之以一定之实，而名仍有定。世信以为孙既祢祖，即称祖为父也哉？太甲奠殡而即位，以祢成汤，然《书》称「祗见厥祖」，其为祖名如故也。桓王禘平王于庙，秉鬯事祢，而《诗》称「桓王之妹为平王之孙」，其为孙之名未尝亡也。是以《左传》谓公子郢曰「余无子」，是灵不以蒯瞶为子也。然而《国语》称纳蒯瞶时，瞶祷于军中曰「文祖襄公，昭考灵公」，则蒯瞶未尝不父灵也。然且哀十六年，瞶甫反国，即告于周曰「蒯瞶得罪于君父、君母」，则不但父灵，且并南子亦母之。若瞶之子辄，则浑良夫谓瞶曰「疾与亡君，皆君之子也」，是子辄也。辄之父瞶，则藉圃之难，辄将出奔时，蒯瞶已死，拳弥劝辄曰「不见先君乎」，是父瞶也。然且哀十六年，蒯瞶入卫，而旋见弑于已氏，至般师、子起两经簒立，夫然后辄复返国，谥瞶庄公，奉瞶于祢庙而祗事之。越七八年，乃又复出奔而客死于越。是辄固尝祢父者，其前此祢祖，以父未立也；父未立，则父也，非祢也，名有然也。后之祢父，以般与起未成君，而父成君也；父成君，则君也，祢也，而实考也，名有然也。故辄之得罪，在拒父，不在祢祖。而人之罪之，当责实，不当正名。自正名之说起，世遂有以祖祢为可易者，先祢而后祖，跻僖而降闵，渐有搀未立之君而入太庙，如明世之祀兴献、称睿宗者，此不可不察也。正名之说起，世遂有以父子之名为可易者，襄仲之子继襄仲之长子，而称兄为父，称父为祖，致宋濮王、明兴献。皆请改皇考之称，而称皇叔父，以至大礼决裂，千载长夜者，此不可不察也（论语稽求篇）
同而不和
龎涓、孙膑同学兵法，苏秦、
译正名
不称自己的父亲为父，却称祖父为父，不知依据何在，我私下认为这件事可疑，不容易轻易论定。查考《春秋》：定公十四年，是卫灵公三十九年，卫世子蒯瞶得罪南子，出逃到宋国。到哀公三年，是卫灵公四十二年，卫灵公将要去世，两次命令立子郢为君，子郢两次推辞。等到卫灵公去世，夫人南子仍然以国君的命令立子郢。子郢说：“有逃亡者的儿子辄在。”于是立辄为君。于是辄刚即位，晋国就接纳蒯瞶进入戚地。戚是卫国的地方，但卫国人拒绝他。这时孔子恰好回到卫国，他的弟子如子路、子贡、高柴等人，又恰好都在卫国做官。卫侯想要得到孔子来执政，所以有了这个提问。然而考察当时的情况，晋国接纳蒯瞶是在卫灵公宣告去世之后，尚未宣告下葬。即使孔子到卫国时是在宣告下葬之后，但《春秋》各国惯例记载下葬和去世，并没有记载宣告附祭、宣告合祭以及制作神主、入庙等文字，那是否称灵公为父，不是预先能知道的。如果说下葬之后，卒哭制作神主，必将迁灵公于父庙而奉祀，所以不称蒯瞶为父而称祖父为父，那么卒哭制作神主，只是附祭于祖父庙，必定经过三年吉禘，迁高祖于别寝，然后才迁新神主于父庙。此时的父庙，还是灵公所祭祀的襄公。在灵公那里没有父庙，那不必正名是肯定的。况且不称自己的父亲为父，不是说继承祖父而改变称呼。自古以来祖孙传承宗庙，不妨碍称呼名字。成汤去世后，太丁和弟弟都未即位而死，那么太甲以孙子身份作为成汤的后继者，但并不是没有父亲；周平王太子泄父早死，那么桓王嗣位，越过泄父而作为平王的后继者，但并不是不孝。所以郑康成注释《仪礼》有接受国家于曾祖的说法，意思是君主的儿子早死，或有原因不立，那么孙子接受国家于祖父；如果两代有原因不立，就接受国家于曾祖。因此国君传承宗庙，有称为父亲后继者的，有称为祖父后继者的。既然称为后继者，那么必定越过祖父而直接继承，谁说祖孙相继就属于不合本分呢？大概天下有一定的名分，祖孙父子就是；有不定的名分但仍一定的，高祖、曾祖、祖父、父就是。曾考察周朝制度，人伦有世次，《国语》所说的“工史书世”，是说书写其世系而排列次序，祖父不得称为父，孙子不得称为子，这是定名。而到宗庙的礼仪，则有庙次，《国语》所说的“宗祝书昭穆”，是说天子诸侯建立高祖、曾祖、祖父、父四亲庙，所说的显考、皇考、王考以及考，大致祖父、父四亲先有其名以立庙，而庙名一定，那么就随着后君进入而随之给予名分。假如进入父庙而作为卑者，那么卑者也名为父。鲁僖公嗣位闵公，就称闵公为父，虽然是兄称弟为父也不顾忌。进入父庙而作为尊者，那么尊者也名为父。桓王嗣位平王，就称平王为父，虽然是越过太子泄父也不忌讳。然而这样名分顺，反此名分逆，超过这个就是名分叛。这难道是人心不良，忘记尊亲而废弃礼教吗？认为庙有定名，虽然想用世次的名分来正名，但有不可行的。于是用不定的名分，核之以一定的实际，而名分仍有定。世人相信孙子既称祖父为父，就称祖父为父吗？太甲奠殡而即位，以成汤为父，但《尚书》称“恭敬地见到他的祖父”，其为祖父的名分依旧。桓王在庙中禘祭平王，手持香酒事奉父庙，而《诗经》称“桓王的妹妹是平王的孙子”，其为孙子的名分未曾消失。所以《左传》对公子郢说“我没有儿子”，是灵公不把蒯瞶当作儿子。然而《国语》称接纳蒯瞶时，蒯瞶在军中祈祷说“文祖襄公，昭考灵公”，那么蒯瞶未曾不称灵公为父。然而哀公十六年，蒯瞶刚回国，就向周天子报告说“蒯瞶得罪于君父、君母”，那么不仅称灵公为父，而且连南子也称作母亲。至于蒯瞶的儿子辄，浑良夫对蒯瞶说“疾和亡君，都是您的儿子”，是称辄为儿子。辄的父亲蒯瞶，那么在藉圃之难，辄将要出逃时，蒯瞶已死，拳弥劝辄说“不见先君吗”，是称蒯瞶为父。然而哀公十六年，蒯瞶进入卫国，而随即被已氏所杀，到般师、子起两次篡位，然后辄才返回国家，谥蒯瞶为庄公，奉蒯瞶于父庙而恭敬事奉。过了七八年，又出逃而客死在越国。是辄确实曾称父亲为父，此前称祖父为父，是因为父亲未即位；父亲未即位，那么是父亲，不是父庙，名分如此。后来称父亲为父，是因为般和起未成君，而父亲成君；父亲成君，那么是君，是父庙，是实际的父亲，名分如此。所以辄的过错，在于拒绝父亲，不在于称祖父为父。而人们指责他，应当责其实，不应当正名。自从正名之说兴起，世人于是有以祖父为可换的，先称父而后称祖，提升僖公而降低闵公，渐渐有搀杂未即位的君主进入太庙，如明朝祭祀兴献王、称睿宗的，这不可不察。正名之说兴起，世人于是有以父子之名为可换的，襄仲的儿子继承襄仲的长子，而称兄为父，称父为祖，导致宋濮王、明兴献王，都请求改皇考之称，而称皇叔父，以至于大礼决裂，千载长夜，这不可不察（论语稽求篇）
同而不和
庞涓、孙膑同学兵法，苏秦、
张仪同学从衡，李斯、韩非同学刑名，始也朋而终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困学纪闻）
译张仪与苏秦同修纵横之术，李斯与韩非同修法家之学，起初他们结为朋党，最终却成了仇敌。所以说小人表面相同却内心不和，相互勾结却不周全（《困学纪闻》）
市朝
市朝》二字见《论语》者，乃杀人陈尸之所。《左传》「杀三郄，皆尸诸朝」，董安于缢而死，赵孟尸诸市是也。见《孟子》者，仅得一「市」字。盖古者挞人各有其所，容有于市。于市，则辱之极矣。是以断断无挞之于朝者。苟挞人于朝，则隋文帝之于殿廷打人，髙颎、栁彧谏，以为殿廷非决罚之地；唐御史坐法，诏决杖朝堂，张廷珪执奏，以为「宁杀毋辱」。曽谓古者而有是事乎？《孟尝君传》，冯驩先言「朝趋市者」，又言「日暮之后过市朝者」，以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孟子解》正合此。或曰：「市朝乃连类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稷而亦称禹，三过不入本禹而亦称稷，以纣为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启，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华周之妻，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古文体则有然者（四书释地续）
石门
地志之书，宋人渐多傅会，不似唐人，所以朱子注《四书》、传《诗》，毎仅云邑名、地名，不详其所在。即有庳已云今道州鼻亭，又云未知是否，盖其慎也。然亦毕竟属讨便宜。其实地有凿然指实，有助于经学不小者，子路宿于石门是也。或曰：「石门，齐地，隠公三年齐、郑会处即此。」非也。读《太平寰宇记》，古鲁城凡有七门，次南第二门名石门。按《论语》「子路宿于石门」，注云：「鲁城外门，盖郭门也。」因悟孔子辙环四方久，使子路归鲁视其家，甫抵城而门已阖，只得宿于外之郭门。次日晨兴伺门入，掌启门者讶其太早，曰：「汝何从来乎？」若城门既大启后，往来如织，焉得尽执人而问之？此可想见一。「自孔氏」，言自孔氏处来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为鲁城中人，举其氏辄可识，不必如对长沮之问为孔某，此可想见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分明是孔子正栖栖皇皇歴聘于外，若已息驾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语，此可想见三。总从「鲁郭门」三字悟出情踪，谁谓地理不有助于经学与（四书释地）
原壤夷俟
殷受夷居，原壤夷俟，前后一辙也。齐顾欢曰：「擎跽磬析君子之恭；狐蹲狗踞，荒淫之俗。」又曰：「末俗长跪，法与古异，翘左岐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于前，孔子戒之于后。」是也（金罍子）
爼豆军旅
孔子言：「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王道思以为俎豆中有军旅，盖其精神严固，志意坚卓，可以周乎经曲千百之中而不乱，则所以行三军、敌千万人者，即此事也。卫灵自以陈法为问，殆谓王孙贾辈之所治，此岂孔门之学？而所谓闻俎豆之事者，自以正对，非婉辞以为拒也。当时卫公既不悟，后世儒者亦复谬解，于是军旅、俎豆判为二事，而雍容细谨为文儒之习，暴厉悍忮为武人之长，盖道之不明如此（焦氏笔乘）
萧墙
或问萧墙，朱子曰：「据旧说，诸侯至屏内当有肃然之意。」《尔雅翼》则曰：「周人焫萧，使臭阳达于墙屋，故曰萧墙。」愚按《尔雅》，萧，荻蒿也。意古者俭朴，虽诸侯内屏，皆用土筑，以萧覆之，故曰萧墙，犹茅茨土阶耳。后世虽有尚文趋奢，或用雕墙，犹存斯名义，无顿改（金罍子）
邦君之妻
夫子作《春秋》，于夫妇之伦极重，故其名称必谨。此章必夫子尝言及之，故门人记焉。后夫人配至尊而为宗庙主，君必尊之、敬之，重其耦也。然阳大而阴小，夫行而妇从，后夫人必谦卑自抑，而不敢夷于君，然后两尽其道矣。《春秋》书法：迎则称后，如「逆王后于纪」，先尊王之命也；归则称女，如「纪季姜归于京师」，次存后之谦也。其在侯邦，则逆书女，而归书夫人，以稍变天子之书法。然观此章所记，则先成其尊，次通其谦，其义与天子同也。下两句皆以邦人之称言。本国自称，则曰「君夫人」，犹称其君曰「君」也；称于异邦，则曰「寡小君」，犹称其君曰「寡君」也。君尊之，则邦人尊之，故称于本国者，耦君以重君命也；夫人自小，则邦人小之，故称于
译市朝
《论语》中出现的“市朝”二字，是指杀人并陈尸示众的地方。《左传》记载“杀了三郄，都在朝廷上陈尸”，董安于上吊而死，赵孟在市集陈尸，就是这种情形。《孟子》中只出现了一个“市”字。大概古代鞭打人有各自的地方，有时会在市集。在市集鞭打，那就是极度的羞辱了。因此绝对没有在朝廷上鞭打人的情况。如果在朝廷上鞭打人，那么隋文帝在殿廷打人，高颎、柳彧进谏，认为殿廷不是执行刑罚的地方；唐代御史因犯法，皇帝下诏在朝堂杖责，张廷珪坚持上奏，认为“宁可杀他也不能羞辱他”。难道古代会有这种事吗？《孟尝君传》中，冯驩先说“早上去市集的人”，又说“日暮之后经过市朝的人”，因为市集的行列如同朝廷的位次，所以称为“市朝”。《孟子解》正符合这个意思。有人说：“市朝是连类而及的写法。就像躬耕本指稷，却也称禹；三次路过家门不入本指禹，却也称稷；以纣王为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却也称微子启；善于哭夫而改变国俗本指杞梁之妻，却也称华周之妻，都是因为提及一个而连带提及另一个，古文的体例本来就是这样。”（《四书释地续》）
石门
地理志类的书，宋人逐渐多有附会，不像唐人那样严谨，所以朱子注解《四书》、传授《诗经》，往往只说是邑名、地名，不详细说明其所在。即使对于有庳，已经说是现在的道州鼻亭，又说不知道是否如此，大概是因为他谨慎。然而这终究属于讨巧的做法。其实地理上有明确可指实的地方，对经学帮助不小的，子路宿于石门就是例子。有人说：“石门是齐地，隐公三年齐、郑会盟的地方就是这里。”不对。读《太平寰宇记》，古鲁城共有七座门，南边第二座门名叫石门。查《论语》“子路宿于石门”，注解说：“鲁城的外门，大概是郭门。”由此领悟到孔子周游列国很久，派子路回鲁国探望家人，刚抵达城门而门已经关闭，只得宿在外面的郭门。第二天早晨起来等待开门，掌管开门的人惊讶他来得太早，说：“你从哪里来？”如果城门已经大开，往来的人像织布一样密集，怎么能拦住每个人询问呢？这是第一点可以想见的。“自孔氏”，是说从孔氏那里来。不说是孔某而说是孔氏，因为孔子是鲁城中的人，举出他的姓氏就可以识别，不必像回答长沮的问话那样说是孔某，这是第二点可以想见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分明是孔子正奔波忙碌地四处游说，如果已经停下车马在洙水泗水之上，就不必说这样的话，这是第三点可以想见的。总共是从“鲁郭门”三个字领悟出情由踪迹，谁说地理对经学没有帮助呢？（《四书释地》）
原壤夷俟
殷代接受夷人的居处，原壤夷俟，前后是一脉相承的。齐国的顾欢说：“擎跽磬析是君子的恭敬；狐蹲狗踞，是荒淫的习俗。”又说：“末世的习俗长跪，法度与古代不同，翘起左脚歧开右脚，完全是蹲踞的姿态，所以周公在前面禁止，孔子在后面告诫。”这是对的。（《金罍子》）
俎豆军旅
孔子说：“俎豆之事，我曾经听说过；军旅之事，我没有学过。”王道思认为俎豆之中包含军旅，大概是因为其精神严整坚固，意志坚卓，可以在经曲千百之中周旋而不混乱，那么用来统率三军、对抗千万人的，就是这件事。卫灵公自己以陈法来询问，大概是指王孙贾辈所治理的，这难道是孔门之学吗？而所谓听说过俎豆之事，自然是正面回答，不是委婉的言辞用来拒绝。当时卫公既然没有领悟，后世儒者又错误解释，于是军旅、俎豆被判定为两件事，而雍容细谨成为文儒的习气，暴厉悍忮成为武人的长处，大概道不明就这样了。（《焦氏笔乘》）
萧墙
有人问萧墙，朱子说：“根据旧说，诸侯到了屏风内应当有肃然之意。”《尔雅翼》则说：“周人焚烧萧草，使香气阳达于墙屋，所以叫萧墙。”我查《尔雅》，萧，是荻蒿。推测古代俭朴，即使是诸侯的内屏，都用土筑，用萧草覆盖，所以叫萧墙，就像茅草屋顶土台阶一样。后世虽然崇尚文饰趋向奢侈，有的用雕饰的墙，还是保留这个名义，没有突然改变。（《金罍子》）
邦君之妻
夫子作《春秋》，对于夫妇的伦理极其重视，所以名称一定谨慎。这一章一定是夫子曾经提及，所以门人记录了下来。后夫人配至尊而为宗庙主，君主一定尊重她、敬重她，重视她的配偶。然而阳大而阴小，夫行而妇从，后夫人一定谦卑自抑，而不敢与君主平起平坐，然后两方都尽到道义了。《春秋》的书法：迎接则称后，如“逆王后于纪”，先尊重王的命令；归嫁则称女，如“纪季姜归于京师”，其次保留后的谦逊。在侯邦，则迎接写女，而归嫁写夫人，以稍微改变天子的书法。然而看这一章所记录的，则先成就其尊贵，其次通达其谦逊，其义理与天子相同。下面两句都是以邦人的称呼来说。本国自称，则说“君夫人”，如同称呼其君为“君”一样；称呼于异邦，则说“寡小君”，如同称呼其君为“寡君”一样。君主尊重她，则邦人尊重她，所以称呼于本国的，是配合君主以重视君命；夫人自谦小，则邦人视其为小，所以称呼于
异邦者，不敢夷君以顺夫人意也。《春秋》书法：其生也，曰「公」、曰「夫人」，盖在本国自称之辞；其葬也，曰「我君」、我小君」，则因古者葬礼同盟毕至，故加「葬」于「我」之上者，人来葬我也。人来葬我，则用对异邦所称之辞矣。《曲礼》错说，故知后儒杂记，非孔门旧书也（论语札记）
译对于别国，不敢以平辈之礼对待国君，以顺从夫人的心意。《春秋》的书写体例：国君在世时，称“公”、称“夫人”，这大概是在本国自称的用语；国君下葬时，称“我君”、“我小君”，这是因为古代葬礼上同盟国全都到来，所以在“我”字之上加上“葬”字，意思是别国的人来为我送葬。别国的人来为我送葬，那就使用对别国所称的用语了。《曲礼》对此说法有误，由此可知后世儒者的杂记，并非孔门原有的书籍。
懐寳迷邦两问两答
懐宝迷邦，两问两答，皆阳货与孔子为主客，则「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下，何以重着「孔子曰」三字？岂前二答皆非夫子语，夫子之答祗此句耶？明儒郝京山有云：「前两『曰』字皆是货口中语，自为问答，以断为必然之理。此如《史记·留侯世家》张良阻立六国后八不可语，有云：『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项籍头乎？』曰：『未能也。』『能封圣人墓、表贤者闾、式智者门乎？』曰：『未能也。』皆张良自为问答，并非良问而汉髙答者。至『汉王辍食吐哺』以下，纔是髙语。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语。孔子答语祗此耳，故记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别之。千年梦梦，一旦唤醒，可为极快！且货求亲夫子，词语絮絮，而夫子以不絶絶之，祗作五字答，并不别缀一字，觉于当日情事尤为可念。解经至此，谓非漆室一炬不得矣（论语稽求篇）
匏瓜
临川人应栁之《天文图》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论语》：『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正指星而言。盖星有匏瓜之名，徒系于天而不可食，正与「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同义（焦氏笔乘）
孰为夫子
荷莜丈人遇子路，问夫子。丈人乃自道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焉知夫子之所适耶？」盖丈人髙隠之士，必不与子路邂逅即直斥之，如朱子之注也。陶渊明作《荷莜丈人赞》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可证非责子路之语也（因树屋书影）
虞仲
史记》：「泰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泰伯。泰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矣，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为虞仲，列为诸侯。」按此，则仲雍为吴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曽孙也。殷时诸侯有虞国，《诗》所云「虞芮质厥成」者，武王时国灭，而封周章之弟于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论语》：「逸民：虞仲、夷逸。」《左传》：「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谓仲雍为虞仲，是祖孙同号，且仲雍君吴，不当言虞。古吴、虞二字多通用，窃疑二书所称虞仲，并是吴仲之误。又考《吴越春秋》，泰伯曰：「其当有封者，吴仲也。」则仲雍之称吴仲，固有征矣（日知録）
五美四恶
政之大端，惟养与敎。惠而不费，欲而不贪，是养边事；劳而不怨，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是敎边事。损上益下以加惠小民，是养之也，然费则事有难继；念切于惠民者，是欲也，然贪则心有难久。所谓贪者，或求其报，或干其誉，皆是也。先之、劳之以率作兴事，是敎之也，然怨则无乐从之心；敎民而使之可象、可畏，是泰也、威也，然骄、猛则无亲附之意。如此则不能纯美，必去其疵病而后纯者也。大抵惠而不费、劳而不怨，且就政事言之；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则直推至于为政者身心本原之处，乃上二句所以美恶之根也。《易》曰：「弗损益之」，惠而何费焉？又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欲而何贪焉？《易》曰：「说以先民，民忘其劳」，劳而何怨焉？《孝经》曰：「其政不严而治，其敎不肃而成」，泰而何骄？威而何猛焉？盖君子之以爱宅心者纯，而以敬律身者至，自然使百姓有食力不知、趋事不倦之效，孟氏所谓「利之不庸，劳之不怨，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是王道也。四恶则反是：不敎而杀，不戒视成，慢令致期，盖不但无躬行之先，而且无法制禁令之常；虐、暴、贼，正与骄、猛字相应，欲其无怨，不可得已。欲出则吝其利，欲纳则又吝其名，无大徳而屑屑计较于小惠之间，是有司之事也。吝字、有司字，正与贪字相应，欲其无费，不可得已。此皆起于霸者尚力任法、小补驩虞之所为，而其流弊则有不可
译怀宝迷邦，两问两答
怀宝迷邦这一章，两问两答，都是以阳货和孔子作为主客关系。那么，在“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这句话之后，为什么又要重复加上“孔子曰”这三个字呢？难道前面两次的回答都不是孔子的话，孔子的回答只有这一句吗？明代儒者郝京山曾说：“前面两个‘曰’字都是阳货口中的话，是他自问自答，以断定这是必然的道理。这就像《史记·留侯世家》中张良劝阻汉高祖立六国后裔时说的‘八不可’的话，其中有：‘现在陛下能制住项籍的死命吗？’回答说：‘不能。’‘能得到项籍的头吗？’回答说：‘不能。’‘能封圣人的墓、表彰贤者的里巷、对智者的门表示敬意吗？’回答说：‘不能。’这些都是张良自问自答，并不是张良问而汉高祖回答。直到‘汉王辍食吐哺’以下，才是汉高祖的话。这一章直到‘孔子曰’以下，才是孔子的话。孔子的回答只有这一句，所以记录者特意加上‘孔子曰’三个字来加以区别。千年来的误解，一旦唤醒，可以算是极大的快事！况且阳货想亲近孔子，话语絮絮叨叨，而孔子用不绝交的方式拒绝他，只作了五个字的回答，并没有另外添加一个字，觉得在当日的情境中尤为值得感叹。解经到这种程度，如果不是像漆室女那样的明灯照亮，是做不到的。”（《论语稽求篇》）
匏瓜
临川人应栁之的《天文图》中有匏瓜星，其下注解说：“《论语》说：‘我难道是匏瓜吗，怎么能系在那里而不被食用呢？’”这正是指星而言。因为星有匏瓜的名字，只是系在天上而不能食用，正与“南方有箕星，不能用来簸扬；北方有斗星，不能用来舀酒浆”的意义相同。（《焦氏笔乘》）
孰为夫子
荷蓧丈人遇到子路，子路问夫子在哪里。丈人于是自述道：“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哪里知道夫子到哪里去了呢？”大概丈人是高隐之士，必定不会与子路邂逅就直斥他，像朱子的注释那样。陶渊明作《荷蓧丈人赞》说：“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超凡的丈人，早晚都在耕耘。”可以证明这不是责备子路的话。（《因树屋书影》）
虞仲
《史记》说：“泰伯逃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人认为他有义，跟随归附他的有一千多家，拥立他为吴泰伯。泰伯去世，没有儿子，弟弟仲雍继位，这就是吴仲雍。仲雍去世，儿子季简继位。季简去世，儿子叔达继位。叔达去世，儿子周章继位。这时周武王攻克殷商，寻找泰伯、仲雍的后代，找到了周章。周章已经称君了，于是封他。于是封周章的弟弟虞仲在周的北面旧夏墟，这就是虞仲，列为诸侯。”按照这个说法，那么仲雍是吴仲雍，而虞仲是仲雍的曾孙。殷商时的诸侯中有虞国，《诗经》所说的“虞芮质厥成”，武王时虞国灭亡，而封周章的弟弟在其旧墟，于是有了虞仲的名字。《论语》说：“隐逸的人：虞仲、夷逸。”《左传》说：“泰伯、虞仲，是太王的昭穆后代。”这就是说仲雍是虞仲，这是祖孙同名，况且仲雍称君于吴，不应当说虞。古时吴、虞二字多通用，我怀疑这两本书所称的虞仲，都是吴仲的误写。又考证《吴越春秋》，泰伯说：“应当有封地的人，是吴仲。”那么仲雍称为吴仲，本来就有证据了。（《日知录》）
五美四恶
政治的大端，只有养育和教化。惠而不费，欲而不贪，是养育方面的事；劳而不怨，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是教化方面的事。损上益下以加惠小民，是养育他们，但如果耗费则事情难以持续；念切于惠民的，是欲望，但如果贪婪则心意难以持久。所谓贪婪，或者求其报答，或者求其名誉，都是这样。先之、劳之以率作兴事，是教化他们，但如果怨恨则没有乐于服从的心；教化百姓而使他们可以效法、可以敬畏，是泰然、威严，但如果骄傲、凶猛则没有亲近依附的意思。这样就不能纯粹美好，必须去掉其疵病而后才能纯粹。大概惠而不费、劳而不怨，且就政事而言；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则直接推及到为政者身心本源之处，乃是上面两句所以美恶的根源。《易经》说：“弗损益之”，惠而何费焉？又说：“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欲而何贪焉？《易经》说：“说以先民，民忘其劳”，劳而何怨焉？《孝经》说：“其政不严而治，其教不肃而成”，泰而何骄？威而何猛焉？大概君子以爱宅心者纯，而以敬律身者至，自然使百姓有食力不知、趋事不倦的效果，孟子所谓“利之不庸，劳之不怨，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是王道。四恶则相反：不教而杀，不戒视成，慢令致期，盖不但无躬行之先，而且无法制禁令之常；虐、暴、贼，正与骄、猛字相应，欲其无怨，不可得已。欲出则吝其利，欲纳则又吝其名，无大德而屑屑计较于小惠之间，是有司之事也。吝字、有司字，正与贪字相应，欲其无费，不可得已。此皆起于霸者尚力任法、小补驩虞之所为，而其流弊则有不可
蒲卢
沈存中说蒲卢为蒲苇，予尝辩其非是。后读陆氏《埤雅》云：「细腰曰蒲卢，匏类也，故细腰土蜂亦谓之蒲卢。」且引《中庸》「政犹蒲卢」之语，谓蒲根着在土，而浮蔓常缘于木，故谓之蜾蠃。又引《本草》云：「匏类小者名瓢，瓢取诸薸，芦取诸蒲。蒲善浮，诗所谓不流束蒲者也。」其说以匏、瓢、壶、蒲卢为一类，故在释草部中。《尔雅》又云：「蜾蠃，蒲卢。」细腰壶之有卢者也。《楚辞》曰：「玄蜂若壶。」取是焉。予以此方悟《尔雅》、《中庸》之说，而郑氏所注，盖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存中拟于地道敏政之语，遂以为蒲苇，其实未知蜾蠃蒲卢之义（扪虱新话）
事亲知人
无丰于昵，祖已之所以戒殷王也；自八以下，众仲之所以对鲁隠也；以客为臣，子游之所以规文子也。亲亲之道，赖贤人而明者多矣。汉哀帝聴冷褒、段犹之言，而尊定陶共皇；唐髙宗聴李绩之言，而立皇后武氏。不知人之祸，且至于斁伦乱纪而不顾，可不慎哉（日知録）
华岳
中庸》「华、山」，名岳，亦山名，盖举二山，下故对以二水。在《禹贡》名岍，在《国语》名西吴，《管子》书作西虞，在《前汉志》名吴山，《后汉志》名吴岳山，实一山也。《周礼》豫州山镇曰华，雍州山镇曰岳；《尔雅·释山》河南曰华，河西曰岳，皆并配对举，则《中庸》可知矣（四书释地）
不知检
惠民之法，莫善于常平。司马温公曰：「此三代圣人之法，非李悝、耿寿昌所能为也。」陈止斋曰：「《周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盖年下则出，恐谷贵伤民也；年上则敛，恐谷贱伤农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殍而不知发。」检字一本作敛。盖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岁也，法当敛之；涂有饿殍，凶岁也，法当发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时，无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废于衰周耳，真非耿、李所能为也（鹤林玉露）
折枝
孟子为长者折枝，赵岐注：「折枝，案摩、折手节、解罢枝也。」此卑贱奉事尊长之节。《内则》：「子妇事舅姑，问疾痛疴痒而抑搔之。」郑注：「抑搔，即按摩。」屈抑枝体，与折义正同。以此皆卑役，非凡人屑为，故曰是不为非不能。观后汉张皓王龚论云：「岂同折枝于长者，以不为为难乎？」刘熙注：「按摩不为非难为。」可验。若刘峻《广絶交论》「折枝舐痔」，卢思道《北齐论》「韩髙之徒人皆折枝舐痔」，《朝野佥载》「薛稷等舐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类皆明作媕谄之具，而朱注云：「折草木之枝。」则无理无据并无事类矣。且问折草木之枝，何为乎（四书剩言）
转附朝儛
赵注》：「琅邪，齐东南境上邑。」《集注》因之。《汉·郊祀志》作「在齐东北」，非也。今诸城县东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山下有城，即其处。余曽徧考转附、朝儛二山，杳不知所在。惟赵氏徳（南宋人）有「转附附作鲋，属莱州」之说，殊无依据。妄意此二山当在海之东尽头，如成山、召石山之类，登之可以观海。惟至海尽头，然后回辙，循海之滨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观海焉。计其自齐都临淄一千三百里抵于海，复自海一千一百余里至琅邪，凡二千四百余里。以春秋之侯封，而聘其雄心，肆其逺略如此，真从前所未有。后惟秦始皇二十八年，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南留琅邪三月；二十七年，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射巨鱼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汉武帝太始三年，行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司马相如赋曰：「齐东陼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正暗用秦皇之事。或曰：「今青州为齐地，若莱州则莱子国，登州则牟子国，皆非齐有，景固可以任其车辙马迹所之乎？」余曰：「莱子城在黄县东南二十五里，国已灭于灵公十五年。所以晏子对景公言：『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姑，大沽河；尤，小沽河。一出黄县，一出掖县，实齐之东界
译蒲卢
沈存中说蒲卢就是蒲苇，我曾经辩驳说这种说法不对。后来读陆氏《埤雅》说：“细腰叫蒲卢，是匏瓜一类的，所以细腰土蜂也叫蒲卢。”并且引用《中庸》“政犹蒲卢”的话，说蒲的根附着在土里，而浮蔓常常攀附在树木上，所以叫蜾蠃。又引用《本草》说：“匏瓜一类小的叫瓢，瓢取自薸，芦取自蒲。蒲善于漂浮，就是《诗经》所说的‘不流束蒲’。”他的说法把匏、瓢、壶、蒲卢归为一类，所以在解释草部的部分中。《尔雅》又说：“蜾蠃，就是蒲卢。”是细腰壶中有卢的。《楚辞》说：“玄蜂像壶。”取义于此。我因此才领悟《尔雅》、《中庸》的说法，而郑氏的注解，大概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沈存中比拟于“地道敏政”的话，就认为是蒲苇，其实不知道蜾蠃蒲卢的意义（出自《扪虱新话》）
事亲知人
不要对亲近的人过于宠溺，这是祖已用来告诫殷王的话；从八岁以下（的子弟），这是众仲用来回答鲁隐公的话；把客人当作臣子，这是子游用来规劝文子的话。亲爱亲人的道理，依靠贤人来阐明的很多。汉哀帝听从冷褒、段犹的话，而尊崇定陶共皇；唐高宗听从李绩的话，而立武氏为皇后。不能识人的祸患，甚至到了败坏伦理纲常而不顾的地步，能不谨慎吗（出自《日知录》）
华岳
《中庸》中的“华、山”，是名岳，也是山名，大概是举出两座山，下面所以对举两条水。在《禹贡》中名叫岍，在《国语》中名叫西吴，《管子》书中写作西虞，在《前汉书·地理志》中名叫吴山，在《后汉书·郡国志》中名叫吴岳山，实际上是同一座山。《周礼》中豫州的山镇叫华，雍州的山镇叫岳；《尔雅·释山》中河南的叫华，河西的叫岳，都是并列配对举出，那么《中庸》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出自《四书释地》）
不知检
惠及百姓的法令，没有比常平仓更好的了。司马温公说：“这是三代圣人的法令，不是李悝、耿寿昌所能做到的。”陈止斋说：“《周礼》中根据年成的好坏来制定粮食的征收和发放的法令，大概年成不好就发放，是担心谷价昂贵伤害百姓；年成好就征收，是担心谷价低廉伤害农民，这就是常平的法令了。”孟子说：“猪狗吃人的粮食却不知道收敛，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放粮。”“检”字有的版本写作“敛”。大概猪狗吃人的粮食，是粮食多得像狼藉一样的丰年，法令应当收敛；路上有饿死的人，是荒年，法令应当发放。由此来说，三代的时候，没有常平的名字，而有常平的政令，只是在衰微的周朝废弛罢了，确实不是耿寿昌、李悝所能做到的（出自《鹤林玉露》）
折枝
孟子为长辈折枝，赵岐注：“折枝，就是按摩、折动手关节、解除疲乏的肢体。”这是卑贱的人侍奉尊长的礼节。《内则》说：“儿媳侍奉公婆，询问病痛痒处而为之抑搔。”郑注：“抑搔，就是按摩。”屈抑肢体，与折的意思正相同。因为这些都是卑贱的役使，不是普通人屑于做的，所以说这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愿做。看后汉张皓、王龚的议论说：“难道和为长辈折枝一样，把不做当作难吗？”刘熙注：“按摩不做不是因为难做。”可以验证。如果刘峻《广绝交论》中的“折枝舐痔”，卢思道《北齐论》中的“韩高等人都是折枝舐痔”，《朝野佥载》中的“薛稷等人舐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这类都明显作为谄媚的工具，而朱注说：“折草木的枝条。”那就无理无据且不符合事理了。况且问折草木的枝条，是为了什么呢（出自《四书剩言》）
转附朝儛
赵注说：“琅邪，是齐国东南边境上的城邑。”《集注》沿袭了这个说法。《汉书·郊祀志》说“在齐国东北”，是不对的。现在诸城县东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山下有城，就是那个地方。我曾经遍考转附、朝儛两座山，完全不知道它们在哪里。只有赵氏德（南宋人）有“转附的附字当作鲋，属于莱州”的说法，完全没有依据。我妄自猜测这两座山应当在海的东尽头，像成山、召石山之类，登上它们可以观海。只有到了海的尽头，然后掉转车头，沿着海边向西再向南，到达琅邪，也可以观海。计算从齐都临淄一千三百里到达海边，再从海边一千一百多里到达琅邪，总共二千四百多里。凭借春秋时期诸侯的封地，而施展他的雄心，如此远略，真是从前所未有的。后来只有秦始皇二十八年，兼并渤海以东，经过黄、腄，穷尽成山，登之罘，向南留在琅邪三个月；二十七年，从琅邪向北到荣成山，在之罘射巨鱼，于是沿着海边向西到平原津。汉武帝太始三年，巡幸琅邪，在成山祭日，登之罘，浮游大海。司马相如赋说：“齐国东面濒临巨海，南面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正是暗用秦始皇的事迹。有人说：“现在青州是齐地，如果莱州则是莱子国，登州则是牟子国，都不是齐国所有，景公怎么可以任由他的车辙马迹所到之处呢？”我说：“莱子城在黄县东南二十五里，国家已经在灵公十五年灭亡。所以晏子回答景公说：‘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姑，是大沽河；尤，是小沽河。一条出自黄县，一条出自掖县，实际上是齐国的东界”
也。指画明折如是。惟今宁海州文登县尚属牟子国，要亦不过蕞尔附庸，素服役于强大者。晏子所谓『为诸侯忧』，正指此等，何难登其山而临其海乎？当东行也，虽陆路亦可谓之从流上；西旋也，虽陆路亦可谓之从流下。景公之志，不几荒乎？晏子是以讽而止焉。」前惟周穆王欲周行天下，祭公谋父为作《祈招》之诗，故获殁祗宫。然仅保其身耳，未闻有见之惠政、播之声诗如此其盛也。虽季世之君臣，乌可以不述而志哉（四书释地）
译罢了。指点描绘、阐明剖析，情况就是这样。如今宁海州文登县尚且属于牟子国，这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附庸，向来侍奉服役于强大的国家。晏子所说的“为诸侯担忧”，正是指这类情况，有什么困难不能登上那山而俯瞰那海呢？向东行进时，即使是陆路也可以说是逆流而上；向西返回时，即使是陆路也可以说是顺流而下。齐景公的志向，不几乎荒唐了吗？晏子因此用讽谏的方式阻止了他。”从前只有周穆王想要遍游天下，祭公谋父为他作了《祈招》这首诗，所以他得以死在宫中。然而这仅仅是保全了他的身体罢了，没听说有像这样显著的惠政、流传如此盛大的声诗。即使是衰微时代的君臣，怎么可以不记述并记载下来呢？
微仲
微，畿内国名。孔安国传亦云。尝思微子既国于此，其长子应曰微伯，蚤卒，有子名腯；次子曰微仲，名衍，即后国于宋者。以周礼，适子死立适孙，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则从其故殷之礼，舎己之长子之子腯，而立己次子衍。故微仲实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与子服伯子引以况公仪仲子者脗合，其证一。班固《古今人表》于微子下注曰「纣兄」，宋微仲下注曰「启子」，其证二。启既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属次子，王畿千里，岂少闲土，断无兄弟并封于一国之理，其证三。则知微仲也者，子袭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胙之土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不意包尔庚时文亦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也。无国邑而称微，从父爵也。厥后袭封宋公，终身止称微仲，忠孝之义也。」又云：「启为长兄，分称元子；仲为支庶，属则王孙。」不觉击节，如得一真珠船矣（四书释地续）
不动心
孟子不动之心，是活的，不似告子是死的。告子乃佛之至精者，孟子亦辟佛之至精者。告子谓儒者读书穷理，在言语文字上做工夫，与心不相干，其心不光明，又借忠孝廉节一段气来帮助，如饮酒御寒一様，到底不是本来热气。故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其论乃佛之正脉。不知仁义礼智皆根于心，既要诚，又要明，始能复心之本体。故《中庸》一面言至诚，一面言礼仪威仪，两边俱到，心体始能完全。告子所以如此者，病根在不知义根于心，而以义为外故也，精透非常。虽程朱辟佛，亦说到此，犹不如孟子单刀直入，言简而尽也。当日苏秦、张仪，孟子絶不屑挂口；就是杨、墨，亦粗浅，孟子只将其无父无君指破了，人亦容易明白。到告子，直在身心性命上辟一邪路，所以孟子费许多苦心，与他反复辨论（榕村语録）
养气章》，朱子亦只解得七分。从来辟禅之中，其要害、搜其根底、机锋相对者，无如此篇。人因粗看注中「冥然」、「悍然」二句，以告子为一物无所见、一步不能行底人。果尔，何敢与孟子分席争长？孟子又何须为之累牍置辨耶？「不得于言」四句，乃是告子丹头，要看得精细。彼以儒者之语言文字都是外面知解，原非本然心中所有。吾心自有昭昭灵灵者，要见本来面目，不消认知解为心。又以儒者立气节、厉廉耻、依附名敎，至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都属外面粗气魄。吾心到得定时，方且离四大、空五藴，撒手游行，尚何富贵、贫贱、威武之可言？故于心有不安处，只当加功于心，不必求助于外面气魄。上二句即禅家明心之说，下二句即禅家空心之说。一是破儒家的言语文字，一是破儒家的忠孝廉节。他见得孟子学问途头错处在此。此处看得粗，便看得孟子辟之之言亦不精矣。「不得于心」，却不求于气，气无义理故也；「不得于言」，必须求于心，言即义理所在故也。故孟子言以二者相较，其可不可微有重轻，然其实气亦乌可勿求？如欲访一友，便足力生，忘路之逺近；若心不欲往，便筋疲力倦，气与心岂不相闗者？如此看来，心与气正是相资相助，如何可以置之？所谓义袭而取，乃是如今人借一公事愤激壮往一般。告子以孟子的气魄正是这様，故孟子言「其为气也如此，其为气也如此，是乃集义而生者，非是义袭而取者」，如言「我记的书，是读得多遍自然精熟者，非是偶然强记而得之者」，是孟子自白语，紧对告子意见，不是敎人不可义袭也。「是」、「非」二字如此纔明。何以见得非义袭而取？你看「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告子以气可袭取，总缘以义为外之故。若知义之在内，则知气可集而生，不可袭而取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一路搜根至此，直抉出告子病痛源头至紧至切处。若如今解，却似『义袭』句不过是带出，如顺手敲击一下而已，何闗痛痒？至下节注以为养气之节度，亦似未然。看来此节乃是说不动心底工夫。欲心不
译微仲
微，是王畿内的国名，孔安国的传文也这样说。我曾想，微子既然在此建国，他的长子应当称为微伯，早逝，有个儿子名叫腯；次子叫微仲，名衍，就是后来在宋国建国的人。按照周礼，嫡长子死了应立嫡孙，次子不得干预。微子却遵循旧殷商的礼制，舍弃自己长子的儿子腯，而立自己的次子衍。所以微仲实际上是微子的第二个儿子，并非他的弟弟。这与子服伯子引用以类比公仪仲子的情况完全吻合，这是第一个证据。班固在《古今人表》微子条下注为“纣之兄”，在宋微仲条下注为“启之子”，这是第二个证据。启既然是殷帝乙的长子，衍果真是次子，王畿千里，难道缺少空闲的土地吗？断没有兄弟共同封在一个国家的道理，这是第三个证据。由此可知，微仲这个人，是子承父氏，上面有伯兄，所以字降称为次。氏，是受封土地而命定的氏；字，是五十岁以后用伯仲来称呼的字。没想到包尔庚的时文也说：“微仲是微子的次子。没有国邑而称微，是跟随父亲的爵位。后来袭封宋公，终身只称微仲，这是忠孝的道义。”又说：“启是长兄，分称为元子；仲是支庶，辈分则是王孙。”我不禁击节赞叹，如同得到了一艘真珠船（《四书释地续》）
不动心
孟子不动的心，是活的，不像告子那样是死的。告子是佛教中最精微的人，孟子也是批驳佛教中最精微的人。告子认为儒者读书穷究事理，在言语文字上下功夫，与心不相干，他的心不光明，又借助忠孝廉节这一股气来辅助，就像饮酒御寒一样，到底不是原本的热气。所以说：“言语上不能通达，就不要向心里探求；心里不能安适，就不要向气上探求。”他的理论是佛教的正统脉络。不知道仁义礼智都根植于心，既要真诚，又要明理，才能恢复心的本体。所以《中庸》一方面讲至诚，一方面讲礼仪威仪，两方面都做到，心的本体才能完全。告子之所以如此，病根在于不知道义根植于心，而把义当作外在的东西，这一点非常精透。虽然程朱批驳佛教，也说到这一点，还不如孟子单刀直入，言简意赅。当时苏秦、张仪，孟子绝不屑于提及；就是杨朱、墨翟，也粗浅，孟子只指出他们无父无君，人们也容易明白。到了告子，直接在身心性命上开辟一条邪路，所以孟子费了许多苦心，与他反复辩论（《榕村语录》）
《养气章》，朱子也只解得了七分。从来批驳禅宗的文章中，其要害、挖掘其根底、机锋相对者，没有比这篇更厉害的。人们因为粗略地看注文中的“冥然”、“悍然”两句，把告子看作是一个什么也看不见、一步也不能走的人。果真如此，他怎敢与孟子分席争长？孟子又何必为他写大量文字进行辩论呢？“不得于言”这四句，是告子的关键所在，要看得精细。他认为儒者的语言文字都是外在的知识理解，原本不是本然心中所有的。我们心中自有昭昭灵灵的东西，要见到本来面目，不需要把认知理解当作心。又认为儒者树立气节、砥砺廉耻、依附名教，达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都属于外在的粗气魄。我们的心达到安定时，正要脱离四大、空掉五蕴，撒手自在游行，还谈什么富贵、贫贱、威武呢？所以在心里不安的地方，只应当在心里下功夫，不必求助于外在的气魄。上面两句就是禅宗明心的说法，下面两句就是禅宗空心的说法。一个是破除儒家的言语文字，一个是破除儒家的忠孝廉节。他看出孟子学问的入手处错在这里。这里看得粗略，就会觉得孟子批驳他的话也不精妙了。“不得于心”，却不求于气，因为气没有义理；“不得于言”，必须求于心，因为言语就是义理所在的地方。所以孟子说将二者相比，其可不可稍微有轻重之分，但实际上气又怎能不求呢？比如想要拜访一位朋友，脚力就会增长，忘记路途的远近；如果心里不想去，就会筋疲力尽，气与心难道不相关吗？这样看来，心与气正是相互资助，怎么可以置之不理呢？所谓义袭而取，就像是如今人借着一件公事愤激壮往一般。告子认为孟子的气魄正是这样的，所以孟子说“他的气是这样，他的气是这样，这是积累义理而产生的，不是义袭而取的”，就像说“我记的书，是读得多遍自然精熟的，不是偶然强记而得到的”，这是孟子的自白语，紧紧针对告子的意见，不是教人不可以义袭而取。“是”、“非”二字这样才明白。怎么见得不是义袭而取？你看“行为有愧于心，气就馁了”。告子认为气可以袭取，总归是因为把义当作外在的缘故。如果知道义在内，就知道气可以积累而产生，不可以袭取了。所以我说道：“告子不曾知道义，因为他把义当作外在的。”一路挖掘根源到这里，直接抉出告子病痛的源头，至紧至切。如果像如今这样解释，却好像‘义袭’句不过是带出的，像顺手敲击一下而已，何关痛痒？至于下一节注认为养气的节度，也似乎不对。看来这一节是说不动心的工夫。欲心不
动，必以集义为事，不可预期其不动心，但当勿忘其所有事，循序有常，不可欲速而助之长。助长虽似长得较易，而不知其苗已槁矣。告子先孟子不动心，而适成为死而无用之心；孟子之不动，虽若稍迟，却为生生不穷之心者以此。『槁』字对针『不动心』，『予助苗长』紧对『先我不动心』。佛氏之心，清凈寂灭，了无用处；吾儒之心，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至天地位、万物育，总是一团生意。辟佛之精透，无过于此（榕村语録）
译行动时，必定以积累正义为要务，不可预先期望自己能做到心不动，只应当不忘记自己本分内的事，循序渐进，保持常态，不可急于求成而拔苗助长。拔苗助长虽然看似长得较快，却不知那禾苗已经枯死了。告子比孟子更早做到心不动，却恰好变成了死寂而无用的心；孟子的心不动，虽然看似稍晚，却是生生不息、无穷无尽的心，原因就在于此。“槁”字针对“不动心”，“我帮禾苗生长”紧对着“比我先做到心不动”。佛家的心，清净寂灭，毫无用处；我们儒家的心，寂静不动，却能感应而通达天下万事万物，直至天地各安其位、万物生长发育，总是一团生机盎然。驳斥佛家的精辟透彻，没有比这更甚的了（出自《榕村语录》）
孟子之平陆
读《史记·商君列传》：「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聂政列传》：「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盖为大夫守卫者，非指战士伍，亦非行间。七国时尚武备，多奸变生于不测，而平陆又属齐边邑，故虽治邑大夫，亦日日陈兵自卫，孟子即所见以为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罢去也。亦指守卫者言。」或问：「平陆之为齐边邑者何也？」余曰：「《六国表》、《田齐世家》：『康公贷十五年，鲁败我平陆。』徐广曰：『东平陆县。』余谓汉属东平国，为古厥国，孔子时为鲁中都邑地，尔时属齐，即今汶上县是。」又曰：「有陶平陆，则梁门不开。」张守节曰：「平陆，唐兖州县，即中军在大梁东界，故曰平陆齐边邑也（四书释地）
七十而助
说文》引《孟子》：「七十而锄。」《周礼》：「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郑司农曰：「锄，里宰治处，若今街弹之室。」赵明诚《金石録》街弹碑跋云：「街弹室，今之申明亭也。」锄音助（丹铅总録）
庠序学校
庠序学校之说与今周礼殊异，按周制，五百家为党，党有庠；二千五百家为州，州有序；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学未知其名。然以春秋传子产之事观之，则校者乡学也。国则直曰太学而已，是皆周制也，未闻有分为三代之说者。今以理求之，盖夏之时学制犹略，止于乡校而已；殷则寖详，故州亦立学而有序；至周大备，则徧及于党而有庠也。观秦灭学之后，学宫扫地尽矣。董子谆谆以太学庠序进说，然所言未施行也。故在汉代，辟雍太学之制、博士弟子员之设，仅于京师而已。自后天下州县亦徒庙祀孔子而无学。宋之中世，始诏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学，而县之学士满二百人者始得为之，少则不能中律。今则僻县下邑无不设之学矣。意者三代之学自略而详，亦当如此也。党近于民，故主于尚齿尊长，而以养为义；乡近于国，故总乎徳行道艺，而以教为义；州则自党而升，而将宾于乡，故修乎礼乐容节，而以射为义。此则孟子所言，与周礼无不同者（孟子札记）
五谷
书》称后稷播时百谷，《周礼》农贡九谷，《晋志》有八谷，孟子云：「树艺五谷。」百谷繁，莫克知。九谷：黍、稷、稻、梁、菰、大小豆、麦、麻。八谷即《诗》之黍、稷、稻、梁、禾、麻、菽、麦。独五谷，郑注云：「黍、稷、菽、麦、麻。」赵岐云：「黍、稷、菽、麦、稻。」日用所急，莫如稻，岐说为是。黄帝用黍制律，积六十四黍为圭，以水平之。黍类苜蓿，差小，宜酿酒。杜预谓菽为豆。《唐本草》旧注云：「稷即穄也（随隠漫録）
掌火
阎潜丘尝言：「孟子『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火者，尧时官名，即火正。《左传》『阏伯为尧火正』是也。《周礼》『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亦即此官。朱子不晓火为官名，于《尚书》『命益作虞』处，谓尧但使益除障翳、驱禽兽，未必使为虞官，至舜而后命作虞，则不知火是官名，而又误以烈山泽为虞官事，两失之矣。」按此，则益初为火官，至舜时改作虞官，书传自明（四书剩言）
庄岳
孟子》云：「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又云：「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盖庄、岳乃齐国繁会之地，孟子在齐久，故知其处。今以《左传》考之，可见庄、岳之地。襄公二十八年，齐乱，十一月丁亥，庆封伐西门，弗克；伐南门，克之；又伐内宫，弗克；又陈于岳。注云：「岳，里名也。」哀公六年夏六月戊辰，陈乞、鲍叔以甲入于公宫，国夏、髙张乘如公，战于庄，败。注云：「庄，六轨之道也。」以最繁会，故可令学齐语，若今马行界身之类（懒真子）
大夫有赐
于士，孟子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此大夫礼也。乃引之以称阳货，此最异事，而注者惘然而不能解。向以此询之座客，皆四顾骇愕，殊不知
译孟子来到平陆。
读《史记·商君列传》：“手持长矛和戟的卫士在车旁快步跟随。”《聂政列传》：“韩国相国侠累正坐在府衙上，手持兵器守卫，侍从非常多。”由此领悟《孟子》中“持戟之士”也是同样的意思，大概是指为大夫守卫的人，并非指军队中的士兵，也不是指行伍之间。战国七雄时代崇尚武备，多有不测的奸诈事变发生，而平陆又属于齐国的边境城邑，所以即使是治理城邑的大夫，也每天陈列兵器自卫，孟子就根据所见到的情况作为比喻。郝京山说：“伍，是班次。失伍，是不在班次中。去之，是罢免离去。这也是指守卫者而言。”有人问：“平陆作为齐国边境城邑是怎么回事？”我说：“《六国年表》、《田齐世家》记载：‘康公十五年，鲁国在平陆击败了我们。’徐广说：‘是东平陆县。’我认为汉代属于东平国，是古代的厥国，孔子时代是鲁国的中都邑地，那时属于齐国，就是今天的汶上县。”又说：“有陶平陆，那么梁国的城门就不开。”张守节说：“平陆，是唐代兖州的县，即中军在大梁东界，所以说平陆是齐国的边境城邑（《四书释地》）。”
七十而助
《说文》引用《孟子》：“七十而锄。”《周礼》：“在农忙时节让男女在锄处配合耕作，以治理庄稼。”郑司农说：“锄，是里宰治理事务的地方，就像现在的街弹室。”赵明诚《金石录》街弹碑跋文说：“街弹室，就是现在的申明亭。”锄音助（《丹铅总录》）。
庠序学校
关于庠、序、学、校的说法与现在的《周礼》大不相同，按照周代的制度，五百家为一党，党设有庠；二千五百家为一州，州设有序；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乡学的名称未知。然而从《春秋左传》子产的事情来看，那么校就是乡学。国都则直接称为太学而已，这都是周代的制度，未曾听说有分为夏、商、周三个朝代不同制度的说法。现在从道理上推求，大概夏朝时学制还简略，只到乡校为止；殷朝则逐渐详细，所以州也设立学校而有序；到了周朝非常完备，就普及到党而设有庠了。看秦朝毁灭学校之后，学宫被扫除殆尽。董仲舒反复以太学、庠序进言，然而所说的并未施行。所以在汉代，辟雍太学的制度、博士弟子员的设置，仅仅在京师而已。此后天下的州县也只是在庙里祭祀孔子而没有学校。宋朝中期，才开始诏令天下有州的都可以设立学校，而县的学士满二百人才可以设立，少于这个数目就不符合规定。现在即使是偏僻的县和下等的城邑没有不设立学校的。想来夏、商、周三代的学校从简略到详细，也应当是这样。党接近百姓，所以主要在于尊重年长的人，而以养育为意义；乡接近国都，所以总括道德、品行、道艺，而以教育为意义；州则从党上升，而将作为乡的宾客，所以修习礼乐仪容礼节，而以射礼为意义。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与《周礼》没有不同之处（《孟子札记》）。
五谷
《尚书》称后稷播种各种谷物，《周礼》农官进贡九种谷物，《晋志》有八种谷物，孟子说：“种植五谷。”百谷繁多，无法全部知晓。九谷：黍、稷、稻、梁、菰、大豆、小豆、麦、麻。八谷就是《诗经》中的黍、稷、稻、梁、禾、麻、菽、麦。唯独五谷，郑玄注说：“黍、稷、菽、麦、麻。”赵岐说：“黍、稷、菽、麦、稻。”日常急需的，没有比稻更重要的，赵岐的说法是对的。黄帝用黍来制定音律，累积六十四颗黍作为圭，用水来水平测量。黍类似苜蓿，稍微小一些，适宜酿酒。杜预说菽就是豆。《唐本草》旧注说：“稷就是穄（《随隐漫录》）。”
掌火
阎潜丘曾经说：“孟子‘舜让益掌管火，益烧山泽而焚烧它’，火，是尧时的官名，即火正。《左传》‘阏伯做尧的火正’就是如此。《周礼》‘司爟掌管行火的政令’，也就是这个官。朱子不明白火是官名，在《尚书》‘命益做虞’的地方，说尧只是让益清除障碍、驱赶禽兽，未必让他做虞官，到了舜才任命做虞官，那么他不知道火是官名，又错误地把烧山泽当作虞官的事，两样都错了。”按照这个说法，那么益起初做火官，到了舜时改做虞官，书传自然明白（《四书剩言》）。
庄岳
《孟子》说：“有个楚国大夫在这里，希望他的儿子说齐语。”又说：“带他到庄、岳之间几年。”大概庄、岳是齐国繁华聚集的地方，孟子在齐国很久，所以知道这个地方。现在用《左传》考证，可以看到庄、岳的地方。襄公二十八年，齐国发生动乱，十一月丁亥日，庆封攻打西门，没有攻克；攻打南门，攻克了；又攻打内宫，没有攻克；又在岳地列阵。注说：“岳，是里名。”哀公六年夏六月戊辰日，陈乞、鲍叔带着甲士进入公宫，国夏、高张乘车到公宫，在庄地作战，被打败。注说：“庄，是六轨的道路。”因为是最繁华聚集的地方，所以可以让（人）学习齐语，就像现在的马行界身之类（《懒真子》）。
大夫有赐
对于士，孟子说大夫有赏赐给士，士不能在家里接受，就要去大夫家门口拜谢，这是大夫的礼节。却引用这个来称说阳货，这是最奇怪的事，而注释者茫然不能解释。以前我把这个询问在座的客人，都四处张望惊愕，完全不知道
季氏家臣原称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少司徒，此大国命卿之臣之明称也。故邑宰、家臣当时得通称大夫，如郈邑大夫、郕邑大夫，孔子父鄹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陈子车之妻与家大夫谋，季康子欲伐邾，问之诸大夫，季氏之臣申丰，杜氏注为属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论语》称为臣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则阳货大夫矣，注故不识耳（四书剩言）
译季氏的家臣原本称为大夫。季氏担任司徒，其下设有两位大夫，一位叫小宰，一位叫少司徒，这是大国中任命卿之臣的明确称谓。因此，邑宰、家臣在当时得以通称为大夫，例如郈邑大夫、郕邑大夫，以及孔子父亲担任的鄹邑大夫，这些是邑大夫。陈子车的妻子与家大夫谋划，季康子想要讨伐邾国，向各位大夫询问，季氏的家臣申丰，杜预注解说他是属大夫，公叔文子的家臣，《论语》中称为臣大夫，这些是家大夫。既然如此，那么阳货就是大夫了，注释说所以不认识罢了（《四书剩言》）。
今兹
孟子》「今兹未能」，赵注：「今年未能。」「兹」字即「年」字。阎潜丘云：「杜元凯《左传》注以『兹』作『岁』解。古诗『为乐当及时，安能待来兹』，来兹，来岁也，即《吕览》有『今兹美禾，来兹美麦』语，明以今兹为今岁可验（四书剩言）
迹熄诗亡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之言，实二经始终之要，义理之所闗也。解者谓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则雅者自为朝会之乐，春秋自为鲁国之史，事情阔逺而脉络不贯。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非曰王者之诗亡也，凡言诗，风雅颂皆在其中，非独以为雅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后」二字承接有序，若以为浮词而删节摆脱，则情间而理迁，非孟氏之旨也。河汾王氏窥见此意，直以春秋、诗、书同曰三史，其义深矣。窃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史陈诗以观民风。」自昭王胶楚泽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驭，而巡狩絶迹，诸侯岂复有陈诗之事哉？民风之善恶既不得知，其见于三百篇者，又多东迁以后之诗，无乃得于乐工之所传诵而已。至夫子时，传诵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尽着民风之善恶，然后因鲁史以备载诸国之行事，不待褒贬而善恶自明，故诗与春秋体异而用则同。说春秋者莫先于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于孟子，而后世犹有未明其义者，因为之辩。此金华王柏所论，见《文轨（焦氏笔乘）
诗亡
文定谓■〈比阝〉墉以下多春秋时诗也，而曰诗亡，盖自黍离降为国风，天下无复有雅，而王者之诗亡矣。某谓畿内之地亦有风谣，虽西周盛时岂能无风？王朝卿士贤人闵时念乱，虽既东之后岂尽无雅？只可以正变分治乱，不可以风雅为盛衰也。观二雅体制不进于颂，东迁后犹有《鲁颂》，况雅乎？然西周不见所谓风，东周亦复无雅者，意畿内醇美之诗悉附于二南以为正风，而衰乱之风则别为《王风》而为变，至雅之无东，则序诗者失之也。今观所谓「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周宗既灭，今也日蹙国百里」，明是王畿有正风、东迁有变雅之证，而说诗者穿凿以就其例。此正如「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惟彼成康，奄有四方」，明是成王、康王，缘说者谓皆周公制礼作乐时诗，遂以为非二王而别为解释耳。其可信乎？此三百一大义，不敢附和先儒而不阙所疑也。况风诗是王者命太师采陈而行赏罚之典，于春秋所取之义尤切，奈何专以无雅为诗亡（榕村语録）
梼杌
梼杌》旧注恶兽名，非也。梼，断木也，一作刚木。注引「楚谓之梼杌」，恶木也，取其记恶以为戒。赵岐曰：「梼杌者，嚚凶之类，兴于记恶之名。」杌，树无枝也，从木从寿从兀。寿，久也；兀，不动也。不以犭，则非兽明矣。史「髙阳才子梼戭」、《汉书》「梼余山」、《艺文志》「梼生」，皆作直由切。惟《孟子》今音涛，陆徳明《九经释音》误之（也。（焦氏笔乘）
名以事同而章
名以同事而章者，孟氏：「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考之《书》曰：「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考之《列女传》曰：「哭于城下七日，而城为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华周妻亦因之以受名（因树屋书影）
曽子居武城
迁史作《仲尼弟子列传》，于曽参下着曰南武城人，于澹台灭明下着曰武城人，而缺一南字，遂启后人以南武城与武城为二邑，而吉安永丰曽氏之后，因索嘉祥县有南武城山者而立庙家焉。不知费县西南闗阳之武城，即南武城也。于曽参下着一南字者，以左冯翊有西武城，清河郡有东武城，而费之武城在泰山之南，故别之曰南武城。杜预曰：「泰山郡南武城县，即费闗阳地也。」汉晋相仍，原不少南字。然迁史于澹台灭明不着南字者，因此二传相连省文耳，非谓曽参与灭明两处人也。盖表灭明之里，亦可以称南武城，人称曽子而省文，亦直
译如今
《孟子》中“今兹未能”一句，赵岐注解说：“今年未能做到。”“兹”字就是“年”字。阎若璩说：“杜预在《左传》注中将‘兹’解释为‘岁’。古诗‘为乐当及时，安能待来兹’，来兹，即来岁，也就是《吕览》中有‘今兹美禾，来兹美麦’的话，明确以今兹为今岁，可以验证。”（出自《四书剩言》）
王道衰微，诗教消亡
王者的足迹衰微而《诗》消亡，《诗》消亡之后《春秋》才作，孟子的话，实在是这两部经典始终的要旨，义理所关联的关键。解释的人认为孔子只是因为《雅》诗消亡而作《春秋》，那么《雅》诗自是朝会之乐，《春秋》自是鲁国的史书，事情相隔遥远而脉络不连贯。况且孟子说王者足迹衰微而《诗》消亡，并不是说王者的《诗》消亡了，凡是说到《诗》，《风》《雅》《颂》都包含在内，并非仅仅指《雅》。由此可知，“迹熄”二字意味深长，“然后”二字承接有序，如果认为是浮词而删节摆脱，那么情义隔绝而道理迁曲，就不是孟子的本旨了。河汾的王通窥见此意，直接将《春秋》、《诗》、《书》都称为三史，其义理深远。我私下认为《王制》有说：“天子五年一次巡狩，命令太史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自从昭王在楚泽沉船，穆王在徐方回驭，巡狩就断绝了踪迹，诸侯哪里还有陈列诗歌的事情呢？民风的善恶既然无法得知，那些见于三百篇中的，大多是东迁以后的诗，恐怕只是从乐工那里传诵得到的罢了。到了孔子的时候，传诵的又不可得，更加不足以完全彰显民风的善恶，然后才依据鲁国的史书来完备记载各国的行事，不需要褒贬而善恶自然明白，所以《诗》与《春秋》体裁不同而作用相同。解说《春秋》的没有比孟子更早的，懂得《春秋》的也没有比孟子更深的，而后世还有不明白其义理的，因此为之辩驳。这是金华王柏的论述，见于《文轨》（出自《焦氏笔乘》）
诗教消亡
程颐说《邶》《墉》以下多是春秋时的诗，却说诗教消亡，大概是从《黍离》降为国风，天下不再有《雅》，王者的诗就消亡了。我认为京畿之地也有风谣，即使是西周盛世难道能没有《风》吗？王朝的卿士贤人哀悯时局、思念祸乱，即使是东迁之后难道完全没有《雅》吗？只能以正变来区分治乱，不能以《风》《雅》来作为盛衰的标志。看《二雅》的体制没有进于《颂》，东迁后还有《鲁颂》，何况《雅》呢？然而西周不见所谓的《风》，东周也没有《雅》，推测京畿醇美的诗都附于《二南》作为正风，而衰乱的风则别为《王风》作为变风，至于《雅》没有东迁后的，那是编排《诗》的人失误了。现在看所谓“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周宗既灭，今也日蹙国百里”，明显是王畿有正风、东迁有变雅的证据，而解说《诗》的人穿凿附会来迎合他们的条例。这正像“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惟彼成康，奄有四方”，明显是成王、康王，因为解说的人说都是周公制礼作乐时的诗，于是认为不是二王而另外解释。这可信吗？这是《三百篇》的大义，我不敢附和先儒而隐瞒我的疑惑。况且《风》诗是王者命令太师采集陈列而施行赏罚的典制，与《春秋》所取的意义尤其切合，怎么能专门以没有《雅》作为诗教消亡呢？（出自《榕村语録》）
梼杌
《梼杌》旧注说是恶兽名，不对。梼，是断木，一作刚木。注引“楚谓之梼杌”，是恶木，取它记录恶行作为警戒。赵岐说：“梼杌，是愚蠢凶恶之类，兴起于记录恶行的名字。”杌，是树没有枝条，从木从寿从兀。寿，长久；兀，不动。不从犬旁，那么不是兽类就明白了。史书中“高阳才子梼戭”、《汉书》“梼余山”、《艺文志》“梼生”，都读直由切。只有《孟子》现在读涛，陆德明《九经释音》弄错了。（出自《焦氏笔乘》）
名字因事迹相同而显扬
名字因事迹相同而显扬的，孟子说：“禹、稷处在太平盛世，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考查《尚书》说：“启呱呱啼哭，我不把他当儿子。”这是禹的事迹，而稷也借此而获得名声。华周、杞梁的妻子善于哭夫而改变了国俗，考查《列女传》说：“在城下哭了七天，城墙为之崩塌。”这是杞梁妻子的事迹，而华周妻子也借此而获得名声。（出自《因树屋书影》）
曾子居住在武城
司马迁作《仲尼弟子列传》，在曾参下面写着是南武城人，在澹台灭明下面写着是武城人，而少了一个南字，于是开启后人以南武城与武城为两个邑，而吉安永丰的曾氏后人，因此寻找嘉祥县有南武城山的地方而建立家庙。不知道费县西南关阳的武城，就是南武城。在曾参下面写一个南字，是因为左冯翊有西武城，清河郡有东武城，而费的武城在泰山之南，所以区别称为南武城。杜预说：“泰山郡南武城县，就是费关阳地。”汉晋相承，原本不少南字。然而司马迁在澹台灭明下面不写南字，是因为这两传相连省略文字罢了，不是说曾参与灭明住在两个地方。大概表明灭明的籍贯，也可以称南武城，人称曾子而省略文字，也直接
曰曽子居武城而已。语出《孟子》，确然明白，童子皆知之。圣贤故地，人所艳谈，率相假借，不特曽参之武城着有南字者，可以南武城山夺之，即灭明之不着南字者，亦得以纷纷武城窃之矣。余请先表费县闗阳之武城的系灭明所居之武城，子游所宰之武城，而后辩其即曽子所居之武城，可乎？按《左传》哀公八年，吴伐我，子泄率师。子泄者，公山不狃，鲁人也，故道险从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吴竟田焉，拘鄫人之沤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吴师至，拘者导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祀尝为武城宰，澹台子羽之父好焉，国人惧。懿子谓景伯：「若之何？」对曰：「吴师来，斯与之战，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吴师克东阳而进，舍于五梧，明日舎于蚕室，明日舎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夫吴伐鲁，而子泄故导之由险地，欲其崎岖难进，而鲁知所备也。今闗阳以南，层岚迭嶂，险莫甚焉，此其证一。所称鄫人者，沂州境鄫城也，与闗阳接壤，故熟知险道，此其证二。传称吴师克东阳而进，舎于五梧、蚕室、庚宗，遂次于泗上，今五梧等处不可考矣。东阳村在闗阳北二十里，又八十里则泗水县，正泗上也，此其证三。传称王犯尝为武城宰，澹台子羽之父好焉，以此知澹台灭明其父即居武城，世为闗阳之武城人无疑，而子游所宰者的系闗阳之武城，亦无疑矣，此其证四。曰：「然则何以证曽子所居之武城即闗阳之武城也？」按曽子鄫之后也，莒人灭鄫，后人遂去其鄫字之傍以氏焉。今鄫城既在沂州境，去闗阳不过八十里，曽子自鄫城而徒居之，亦甚便也，此其证一。后汉王符论侈葬曰：「毕鄗之陵，周公非不忠；南城之墓，曽子非不孝。」而唐章懐太子贤注之曰：「南城在今沂州费县西南。」今曽点墓不可考矣，然唐章懐太子去春秋未逺，当时古迹必有存者，其所注书大率门客所考，必有亲见其迹而非漫称者，此其证二。又按《史记》秦武王三年欲以甘茂伐宜阳，甘茂托讽以对曰：「昔曽参处费，费有杀人者与曽参同名，有人三告其母曽参杀人，其母投杼而走。」如曰曽子居武城为宾师之地耳，非其家也，胡以其母皆在而且织也？此其证三。或曰：「曽子至孝，为宾师而必将其母。」乃曽子杂篇载鲁人攻费，人责其罪，曽子谓费君曰：「请出避，姑无使狗豕入吾宅也。」费君曰：「寡人之为先生厚矣，今寡人见攻而先生去之，安能为先生守宅也？」曽子不答而出。及鲁攻费，责费之罪者十，而曽子所陈者九。费人后修曽子之舎而复迎之。夫所居不曰馆而曰宅，则武城果寄迹之地耶？既称居武城，又曰居费，则史迁所谓武城人者，其为费之武城无疑矣。夫武城可以混窃，而古今以费名者无二地，费不可混也，此其证四。或曰：「曽氏之庙立于嘉祥，岂无据耶？」曰：「嘉祥古为大泽，《禹贡》曰『大野既潴』，即此地也。汉武帝时河决，泄其潴水，歴汉魏以来皆未成邑。考之春秋，止闻鲁人西狩于大野获麟焉，未闻至于南武城也。尤可据者，武城鲁下邑，今嘉祥虽属之鲁郡，然兖州以西在春秋为任地，非」鲁下邑也或曰鲁方百里者五嘉祥非初封之鲁或战国之鲁是亦鲁下邑矣曰不然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即战国之时任自任也岂得称鲁下邑耶大抵圣贤世逺难于考据后之好事者偶得于地里之讹传姓氏之彷佛辄欲援古哲之芳躅侈梓里之光辉而当事者意主以地方之先觉作髙山之仰止义举可从不必深考但史书何以传信而圣贤在天之灵倘亦未妥如据余考曽点之墓明在南城今闗阳父老犹指云曽子山焉然而杳不可问矣澹台双姓姓所同也而处处有之悉祖子羽以真为伪以伪为真真伪混淆何止古人之里谱哉量闻见瘠驳未能上下载籍订讹证赝勒一家言惟是世居费邑侧附曽子之里闬得于故老之传闻诸书之考订久矣作为曽子居武城辨以俟修列传议秩祀者当有取焉（王雅量曽子费人考）
译说曾子居住在武城罢了。这话出自《孟子》，确实明白，连小孩子都知道。圣贤居住过的地方，人们都津津乐道，往往互相借用来附会，不只是曾参所住的武城因为带有“南”字，可以被南武城山所争夺，就连灭明所住的没有“南”字的武城，也能被纷纷冒称为武城了。我请先表明费县关阳的武城是灭明所居住的武城、子游所治理的武城，然后辩明它也就是曾子所居住的武城，可以吗？
查《左传》哀公八年，吴国攻打我们，子泄率领军队。子泄就是公山不狃，是鲁国人，所以走险路从武城经过。起初，武城有人因为在吴国边境种田，拘禁了沤菅的鄫国人，说：“为什么让我们的水滋润（庄稼）？”等到吴军到来，被拘禁的人引导他们去攻打武城，攻克了它。王犯曾经做过武城的长官，澹台子羽的父亲喜欢他，国人害怕。懿子对景伯说：“怎么办？”景伯回答说：“吴军来了，我们就和他们作战，担心什么呢？况且召他们来才到，又要求什么呢？”吴军攻克东阳后前进，驻扎在五梧，第二天驻扎在蚕室，第二天驻扎在庚宗，于是驻扎在泗水边上。吴国攻打鲁国，而子泄故意引导他们走险地，想要让他们崎岖难行，而鲁国知道防备。现在关阳以南，层峦叠嶂，险要没有比这更甚的了，这是证据一。所说的鄫国人，是沂州境内的鄫城，与关阳接壤，所以熟悉险道，这是证据二。《左传》说吴军攻克东阳后前进，驻扎在五梧、蚕室、庚宗，于是驻扎在泗水边上，现在五梧等地无法考证了。东阳村在关阳以北二十里，再往北八十里就是泗水县，正是泗水边上，这是证据三。《左传》说王犯曾经做过武城的长官，澹台子羽的父亲喜欢他，由此知道澹台灭明的父亲就住在武城，世代是关阳武城人无疑，而子游所治理的武城是关阳的武城，也无疑了，这是证据四。
说：“那么用什么来证明曾子所居住的武城就是关阳的武城呢？”查曾子是鄫国的后裔，莒国灭了鄫国，后人于是去掉“鄫”字旁边的邑旁作为姓氏。现在鄫城既然在沂州境内，距离关阳不过八十里，曾子从鄫城迁居到这里，也很方便，这是证据一。后汉王符论述奢侈的葬礼说：“毕鄗的陵墓，周公不是不忠；南城的坟墓，曾子不是不孝。”而唐章怀太子李贤注释说：“南城在现在的沂州费县西南。”现在曾点的墓无法考证了，然而唐章怀太子距离春秋时代不远，当时的古迹一定有保存的，他所注释的书大抵是门客所考证的，一定亲眼见过遗迹而不是随意称说的，这是证据二。又查《史记》秦武王三年想要让甘茂攻打宜阳，甘茂用讽刺的话回答说：“从前曾参住在费地，费地有个杀人犯和曾参同名，有人三次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他的母亲扔掉梭子逃跑了。”如果说曾子居住在武城只是作为宾客老师的地方，而不是他的家，为什么他的母亲都在而且还在织布呢？这是证据三。有人说：“曾子非常孝顺，作为宾客老师一定会带着他的母亲。”然而《曾子杂篇》记载鲁国攻打费地，人们指责费地的罪过，曾子对费君说：“请让我出去躲避，暂且不要让狗猪进入我的住宅。”费君说：“我对先生很厚道，现在我被攻打而先生离开，怎么能替先生守护住宅呢？”曾子不回答就出去了。等到鲁国攻打费地，指责费地罪过的人有十个，而曾子陈述的有九个。费人后来修缮曾子的住宅又迎接他回来。所住的地方不叫馆舍而叫住宅，那么武城难道是寄居的地方吗？既说居住在武城，又说居住在费地，那么司马迁所说的武城人，是费地的武城无疑了。武城可以混淆窃取，而古今以费命名的地方没有两个，费地不可混淆，这是证据四。
有人说：“曾氏的庙宇建在嘉祥，难道没有依据吗？”回答说：“嘉祥古代是大泽，《禹贡》说‘大野既潴’，就是这个地方。汉武帝时黄河决口，泄出潴水，历经汉魏以来都没有成为城邑。考查春秋时期，只听说鲁人在大野西边狩猎获得麒麟，没听说到达南武城。尤其可以依据的是，武城是鲁国的下邑，现在嘉祥虽然属于鲁郡，然而兖州以西在春秋时期是任地，不是鲁国的下邑。”有人说：“鲁国方圆百里的地方有五个，嘉祥不是初封的鲁国或者是战国的鲁国，这也是鲁国的下邑。”回答说：“不是这样，孟子住在邹国，季任是任国的处守，即使是战国时期，任国也是独立的，怎么能称为鲁国的下邑呢？”
大抵圣贤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后来的好事者偶然得到地理的讹传、姓氏的相似，就想援引古代哲人的足迹，夸耀故乡的光辉，而当事者意在以地方的先觉作为高山仰止的对象，义举可以听从，不必深究，但史书如何取信，圣贤在天之灵恐怕也不妥。如果根据我的考证，曾点的墓明确在南城，现在关阳父老还指着说那是曾子山，然而渺茫不可问了。澹台是复姓，姓氏相同，处处都有，都祖述子羽，以真为伪，以伪为真，真伪混淆，何止是古人的籍贯谱系呢？我见闻浅薄，驳斥未能上下记载典籍，订正讹误，证实赝品，确立一家之言，只是世代居住在费邑，靠近曾子的里巷，从故老的传闻、诸书的考订中得知很久了，于是作《曾子居武城辨》，以等待修撰列传、商议祭祀等级的人，应当有所采纳。（王雅量《曾子费人考》）
墦间之祭
余毎读《东郭墦间之祭者》，赵注：「墦间，郭外冡间也。」以为此古墓祭之切证。不知何缘至东汉建宁七年，蔡邕从车驾上陵，谓同坐者曰：「闻古不墓祭。」魏文帝黄初三年诏曰：「古不墓祭。」自作《终制》曰：「礼不墓祭。」此言既兴，迄于今纷纷撰述，皆以墓祭为非古，虽髙明如顾炎武宁人，亦惑于其说。予谓《孟子》且勿论，请博征之。《成阳灵台碑》：「庆都仙殁，盖葬于兹，名曰灵台，上立黄屋，尧所奉祠。」非墓祭之见于集乎？《韩诗外传》曽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待亲存。」非墓祭之见于子乎？《周本纪》：「武王上祭于毕。」毕，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见于史乎？《周礼》冡人：「凡祭墓为尸。」非墓祭之见于经乎？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鲁城北泗上，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冡，岂有非礼之祭而敢辄上圣人之冡者哉（四书释地）
卿禄
卿禄之为四、为三、为二，先儒未经发明。李安溪先生云：「诸侯之卿不命于天子者，其禄秩与大夫等；命于天子者，不论大小国，其禄皆当四大夫也。但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故视大夫四倍；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其一与大夫同禄，则以三卿与三大夫较，唯三倍耳；小国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其二与大夫同禄，则以三卿与三大夫较，唯二倍耳。故曰：『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卿，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当大夫者，皆非命卿也。秩既相当，禄亦相等，明矣。」盖先生之解云尔。今试按其数而详核之：大夫一人为田八百亩，则命卿一人其禄率常四倍，即当为田三千二百亩。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为田九千六百亩，较之大夫三人为田二千四百亩，禄皆四倍矣，其君禄亦当九万六千亩也。次国上卿、中卿命于天子，为田六千四百亩；下卿命于其国，为田八百亩。通计七千二百亩，较之大夫三人，禄三倍矣，其君禄亦当为七万二千亩也。小国上卿命于天子，为田三千二百亩；中卿、下卿命于其君，皆为田八百亩。通计四千八百亩，较之大夫三人，禄二倍矣，其君禄亦当为四万八千亩也。经文不云「倍大夫」而云「二大夫」，正为其不与大夫倍上士以下一例也。此说不明，则君卿田禄起数皆误矣。先生兹解，即以补注疏所未备可也（义门杂着）
费惠公
齐乘》云：「费城在费县西北二十里，鲁季氏邑。」王伯厚谓费惠公，孟子既称为小国之君，加以《楚世家》有邹、费、郯、邳，意战国时鲁季氏以邑为国而僭称公与？同时金仁山注《孟子》，与之不谋而合，亦以为季孙氏僭，引《曽子书》有费君、费子之称。余更博考之，《吕氏春秋》言：「以滕、费则劳，以邹、鲁则逸。」刘向《说苑》言：「鲁人攻鄪，曽子辞于鄪君。鄪君曰：『寡人之于先生也……』」《鲁世家》言：「悼公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六国表》并同，则为季氏之强僭，以私邑为国号，殆无复疑。忆少读黄藴生「天下有道，礼乐征伐」全章，末云：「诸侯乘已尽之气，陪臣无先泽之贻，其势不折而入于大夫不止，既折而入于大夫，又岂五世所能限耶？噫！君失其权，天道亦有时而不应，甚可惧也。」兹因有感季氏事，叹息以为莫可易焉（四书释地续）
簿
孔子先簿正祭器，簿，按《韵会》云：「籍也，笏也。」《左传》「黼珽」，珽注：「今吏持簿。」徐广云：「手版也。」《周礼·司书》注疏：「古有简策以记事，若在君前，以笏记之。后代用簿，簿今手版（金罍子）
以纣为兄之子
以纣为弟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王子比干，并言之则于文有所不便，故举此以该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梼兀于四裔，不言浑敦、穷奇、饕餮。后之读书者，不待子贡之
译关于墓地祭祀
我每次读到《孟子》中“东郭墦间之祭者”这一段，赵岐注解说：“墦间，就是郭外的墓间。”我认为这是古代墓地祭祀的确凿证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了东汉建宁七年，蔡邕跟随皇帝车驾去陵墓祭祀，对同座的人说：“听说古代不在墓地祭祀。”魏文帝黄初三年的诏书也说：“古代不在墓地祭祀。”他自己写的《终制》也说：“礼制规定不在墓地祭祀。”这种说法兴起之后，直到今天纷纷撰写文章，都认为墓地祭祀不符合古制，即使是像顾炎武那样高明的人，也迷惑于这种说法。我认为《孟子》暂且不论，请广泛征引证据来考证。《成阳灵台碑》说：“庆都仙逝，大概葬在这里，名叫灵台，上面建立黄屋，是尧所供奉祭祀的地方。”这不是墓地祭祀见于文集吗？《韩诗外传》中曾子说：“杀牛在墓地祭祀，不如用鸡猪在父母生前侍奉。”这不是墓地祭祀见于诸子著作吗？《周本纪》说：“武王在毕地向上祭祀。”毕，是文王的墓地，这不是墓地祭祀见于史书吗？《周礼》冡人篇说：“凡是祭祀墓地要设立尸。”这不是墓地祭祀见于经典吗？还有可以说的，《孟子》之前，孔子去世，葬在鲁城北泗水边，鲁国世世代代相传按时节供奉祭祀孔子的墓，难道有不合礼制的祭祀而敢擅自登上圣人的墓吗？
卿的俸禄
卿的俸禄是四倍、三倍、二倍，以前的儒者没有阐明。李安溪先生说：“诸侯的卿如果不受天子任命，他的俸禄等级与大夫相同；如果受天子任命，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他的俸禄都应当是四倍于大夫。只是大国的三个卿都受天子任命，所以比照大夫是四倍；次国的三个卿，两个受天子任命，一个与大夫同俸，那么将三个卿与三个大夫相比，只有三倍而已；小国的三个卿，一个受天子任命，两个与大夫同俸，那么将三个卿与三个大夫相比，只有二倍而已。所以说：‘次国的上卿，地位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地位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相当于大夫的，都不是受天子任命的卿。等级既然相当，俸禄也相等，这是明显的。”大概是先生的解释如此。现在试着按照他的数字详细核查：大夫一人田地八百亩，那么受天子任命的卿一人他的俸禄通常四倍，就应当是田地三千二百亩。大国三个卿都受天子任命，田地九千六百亩，与三个大夫田地二千四百亩相比，俸禄都是四倍了，他们的国君俸禄也应当是九万六千亩。次国的上卿、中卿受天子任命，田地六千四百亩；下卿受本国任命，田地八百亩。总共七千二百亩，与三个大夫相比，俸禄三倍了，他们的国君俸禄也应当是七万二千亩。小国的上卿受天子任命，田地三千二百亩；中卿、下卿受本国国君任命，都是田地八百亩。总共四千八百亩，与三个大夫相比，俸禄二倍了，他们的国君俸禄也应当是四万八千亩。经文不说“倍于大夫”而说“二大夫”，正是因为它不与大夫倍于上士以下一例相同。这个说法如果不明白，那么国君和卿的田地俸禄起算数都错误了。先生这个解释，即使用来补充注疏的不足也可以。
费惠公
《齐乘》说：“费城在费县西北二十里，是鲁国季氏的封邑。”王伯厚认为费惠公，孟子既然称他为小国之君，加上《楚世家》有邹、费、郯、邳，推测战国时鲁国季氏把封邑当作国家而僭越称公吗？同时金仁山注解《孟子》，与他不谋而合，也认为是季孙氏僭越，引用《曾子书》有费君、费子的称呼。我更加广泛考证，《吕氏春秋》说：“用滕、费则劳苦，用邹、鲁则安逸。”刘向《说苑》说：“鲁人攻打鄪，曾子向鄪君辞行。鄪君说：‘寡人对先生……’”《鲁世家》说：“悼公时，三桓得势，鲁国像小侯一样，卑低于三桓之家。”《六国表》也相同，那么是季氏强大僭越，把私邑当作国号，大概没有再怀疑的了。记得年轻时读黄藴生“天下有道，礼乐征伐”全章，最后说：“诸侯乘着已尽的余威，陪臣没有先代的恩泽遗留，其趋势不折而入于大夫不止，既然折而入于大夫，又哪里是五代所能限制的呢？唉！国君失去权力，天道也有时不应验，很可畏惧啊。”这里因为有感于季氏的事，叹息认为不可改变。
簿
孔子先簿正祭器，簿，按《韵会》说：“籍也，笏也。”《左传》“黼珽”，珽注：“现在官吏持簿。”徐广说：“手版也。”《周礼·司书》注疏：“古代有简策来记事，如果在君主面前，用笏来记录。后代用簿，簿就是现在的手版。”
以纣为兄之子
把纣当作弟弟并且当作君主而有微子启，把纣当作兄之子并且当作君主而有王子比干，一并说则在文辞上有所不便，所以举这个来概括那个，这是古人文章的妙处。而且像郊社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不说后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不说臣、妻；先王把梼兀放在四裔，不说浑敦、穷奇、饕餮。后来的读书人，不等待子贡
凯风
先仲氏曰：「齐鲁韩三家以《凯风》为母责子诗，予向取其说以说《国风》。既读《孟子》，则尤与『不可矶』，并幽王逐子、尹吉甫杀子义合。彼皆戕害其子，故过大；此但责子过情，故过小。若不安室，则过不小矣。况儗必以伦，母不安室与父不爱子，何足比儗？且诗有劬劳、劳苦诸字，则尤非泛指。大凡经传『劳』字俱作困剧解，如《孟子》『父母恶之，劳而不怨』、《论语》『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皆是困剧其子。故《内则》则直曰：『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为『劳而不怨』之解，分明可验。若不安室，不安则有之矣，劳则未也。至《小弁》诗，赵岐注作尹吉甫杀孝子伯奇事，是韩诗；朱注作周幽王逐子宜臼事，是毛诗。各不同（四书剩言）
凯风过小
宋晁说之以道云：「孟子凯风亲之过小者也，而序诗者谓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于先君无妻道，于七子无母道，过孰大焉？孟子之言妄与？孟子之言不妄，则序诗非也。」黄太冲亟取其说，载《孟子师说》。余按序又曰：「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成志，成母守节之志，非如郑笺指孝子自责言。因检孔疏，亦言母遂不嫁，为之快絶。复忆东汉姜肱，性笃孝，事继母恪勤。母既年少，又严厉，肱感《凯风》之孝，兄弟同被而寝，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焉。叹作诗者能安母于千载之上，感诗者亦能安母于千载之下，诗之有益人伦如此。盖七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耳，若果嫁矣，则真于先君无妻道，于七子无母道，是之谓恶，岂仅仅过而已乎哉（四书释地又续）
得之平陆
平陆为今汶上县，去齐都临淄凡六百里，而储子既相，必朝夕左右，为王办政事，非奉王命，似未易到郊外，何以孟子望其身亲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为礼，称其币？今解不出。既思《范睢列传》云：秦相穰侯东行县邑，车骑至湖闗。湖今阌乡县，去秦都咸阳亦几六百里，是当日国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内，非令所禁也，故曰：「储子得之平陆（四书释地续）
白圭
史记·货殖传》：「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云云。」盖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又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则字尔，先后殊不同时。自赵氏傅会为一人，而《集注》林氏益以能薄饮食、忍嗜欲、居积致富，欲以其术施之国，且为岐设十层步障矣。余常断之曰：「此两人也。」《韩非》书白圭相魏，《邹阳》书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又白圭显于中山，中山人恶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为国之将相者，尚能存于尔时乎？纵存于尔时，尚能为国筑堤防治水害乎？苟皆能之，孟子与之晤对，其爵之尊、寿之髙，当何如隆礼，而但曰「子之」、「吾子」之云乎？我故断其为两人也。或曰：「魏文侯世多寿。《乐记》载子夏与文侯答问，为文侯二十五年事，时子夏年乙百八岁。文侯最为好古，汉孝文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之大司乐章也。窦公年当二百五六十，安知白圭不类是？」余笑而不敢应云（四书释地续）
拔一毛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之书不传于今，其语无所考。惟《列子》所载杨朱曰：「伯成子髙不以一毫利物，舎国而隠耕。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人人不损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阳曰：「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黙然。阳曰：「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
译凯风
先仲氏说：“齐鲁韩三家认为《凯风》是母亲责备儿子的诗，我过去采纳他们的说法来解释《国风》。读了《孟子》后，发现它与‘不可矶’的说法，以及周幽王驱逐儿子、尹吉甫杀死儿子的道理相合。那些都是残害自己的儿子，所以过错很大；这里只是责备儿子超过了情理，所以过错较小。如果母亲不安于室，那么过错就不小了。况且比拟必须合乎伦常，母亲不安于室与父亲不爱儿子，哪里值得比拟？而且诗中有‘劬劳’、‘劳苦’等字，这就更不是泛指了。大凡经传中的‘劳’字都解释为困顿劳苦，如《孟子》中‘父母厌恶他，劳苦而不怨恨’、《论语》中‘又恭敬而不违背，劳苦而不怨恨’，都是指让儿子困顿劳苦。所以《内则》直接说：‘父母发怒不高兴，用鞭子抽打他直到流血，也不敢怨恨。’这是对‘劳而不怨’的解释，分明可以验证。如果母亲不安于室，不安是有的，但劳苦则未必。至于《小弁》这首诗，赵岐注释认为是尹吉甫杀死孝子伯奇的事，这是韩诗的说法；朱熹注释认为是周幽王驱逐儿子宜臼的事，这是毛诗的说法。各不相同（出自《四书剩言》）。”
凯风过小
宋代晁说之（字以道）说：“孟子说《凯风》中母亲的过错很小，而《诗序》却说卫国淫风流行，虽然有七个儿子的母亲，仍然不能安于室，这是说七个儿子的母亲，对前夫没有尽到妻子的道义，对七个儿子没有尽到母亲的道义，还有比这更大的过错吗？孟子的话是荒谬的吗？如果孟子的话不荒谬，那么《诗序》就是错的。”黄太冲极力采纳他的说法，记载在《孟子师说》中。我查考《诗序》又说：“所以赞美七个儿子能够尽孝道，来安慰母亲的心，成就她的志向。”成就志向，是成就母亲守节的志向，不像郑玄笺注那样解释为孝子自责。于是检阅孔颖达的疏，也说母亲最终没有改嫁，为此感到痛快绝妙。又想起东汉姜肱，性情笃厚孝顺，侍奉继母恭敬勤勉。继母年轻，又严厉，姜肱感念《凯风》的孝道，兄弟同盖一床被子睡觉，不进入卧室，来安慰母亲的心。感叹作诗的人能在千年之前安定母亲的心，感念诗的人也能在千年之后安定母亲的心，诗歌对人伦的益处竟如此之大。大概七个儿子的母亲只是有想改嫁的念头罢了，如果真改嫁了，那就真的对前夫没有尽到妻子的道义，对七个儿子没有尽到母亲的道义，这就叫做恶，哪里仅仅是过错而已呢（出自《四书释地又续》）。”
得之平陆
平陆是今天的汶上县，距离齐国都城临淄共六百里，而储子既然担任相国，必定早晚在君王身边，为君王处理政事，如果不是奉君王命令，似乎不容易到达郊外，为什么孟子要指望他亲自到六百里外的下邑才算有礼，称赞他的礼物？现在的解释说不通。后来想到《范睢列传》说：秦国相国穰侯向东巡视县邑，车马到了湖关。湖关是今天的阌乡县，距离秦国都城咸阳也差不多六百里，这说明当时国相都可以自由行走在国内各地，并非法令所禁止，所以说：“储子从平陆得到（礼物）（出自《四书释地续》）。”
白圭
《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是周地人。在魏文侯时，李克致力于尽地力，而白圭善于观察时势变化，等等。”大概天下谈论治生的人都以白圭为祖师，这是第一个白圭，圭是他的名。《孟子》说：“白圭说：‘我想实行二十抽一的税率。’”又说：“我治理水患，比禹还强。”这是第二个白圭，他的名是丹，圭是他的字，两人先后不同时。自从赵氏傅会认为是同一个人，而《集注》林氏又加上他能够节制饮食、忍受嗜欲、囤积致富，想把他这套方法施用于国家，并且为岐山设置了十层步障。我常断定说：“这是两个人。”《韩非子》书中白圭担任魏国相国，《邹阳传》书中白圭战败丢失六城，为魏国夺取中山。又白圭在中山显赫，中山人厌恶他，向魏文侯进谗言，文侯把夜光璧投给他。魏国攻取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年，往下到孟子乙酉年到梁国，共七十三年，担任国家将相的人，还能活到那时吗？即使活到那时，还能为国家筑堤防治水害吗？如果都能做到，孟子与他见面，他的爵位尊贵、寿命高长，应当如何隆重地礼遇他，却只称‘子之’、‘吾子’呢？所以我断定他们是两个人。有人说：“魏文侯时代多长寿。《乐记》记载子夏与文侯问答，是文侯二十五年时的事，当时子夏年龄一百零八岁。文侯最喜好古乐，汉孝文帝得到他的乐人窦公，献上他的书，就是《周官》中的大司乐章。窦公年龄应当二百五六十岁，怎么知道白圭不像这样呢？”我笑着不敢回答（出自《四书释地续》）。”
拔一毛
孟子说：“杨子主张为我，拔一根汗毛来使天下得利，也不肯做。”杨朱的书不流传到今天，他的话无从考证。只有《列子》所载杨朱说：“伯成子高不肯用一丝一毫来利人，舍弃国家而隐居耕种。古时候的人，减损一丝一毫来利天下，也不肯。人人都不减损一丝一毫，不使天下得利，天下就治理好了。”禽子问杨朱说：“去掉你身体上的一根汗毛来救济世人，你肯做吗？”杨子说：“世上的事本来不是一根汗毛所能救济的。”禽子说：“假如能救济，你肯做吗？”杨子不回答。禽子出来，告诉孟孙阳。孟孙阳说：“如果有侵犯你的肌肤而获得万金的人，你肯做吗？”禽子说：“肯做。”孟孙阳说：“如果有砍断你一节肢体而得到一个国家的，你肯做吗？”禽子沉默不语。孟孙阳说：“积累一根汗毛形成肌肤，积累肌肤形成一
呼于垤泽之门
三衢毛氏曰：「呼唤也。凡叹息、招呼，则平声。《小尔雅》：『乌、呼、吁嗟。』医家一呼一吸为一息。杜甫诗『呼儿问煑鱼』之类也。叫号而呼，则去声。《诗》『式号式呼』、《左传》『苍葛呼』之类也。果尔，鲁君于垤泽之门，自应如赵注云：『以城门不自肯夜开，故君自发声。』之呼为平声，不应如集注音去声，为叫号之呼，明矣。近讲义又云：『有作鲁君自呼声者，陋甚。』试看『呼于门』，于字是呵护、传呼来，于垤泽之门，尤非人之声音。闗乎贵贱，呵护传呼乃贱者之役，声可习之而能。若鲁君与宋君，声为居髙养优所移，岂他人能似？仍属仓卒自呼，故为监门者所疑。垤泽即襄十七年筑者讴曰之泽门，杜氏注：『宋东城南门是也。』或曰：『得毋以《禹贡》盟诸泽名其门乎？』案盟诸泽在故宋国微子所封之东国，此自为南门耳（四书释地）
城门之轨
予病中不能寐，与兄孙诗讲《禹之声》章：「追何以蠡？」曰：「用之者多也。」「城门之轨何以非两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则孺子于书理全未通矣。经涂九轨，而毎门三门祗各一轨，则涂凡一用，而门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谓久可乎？车之涉轨也，门与涂同时，无久暂也。匠人既造门，亦即造涂，未尝前年有门，今年始有涂也，何谓久也？时儿子逺宗、兄子文辉亦在侧，皆愕然不能答。既而各请予解，予欲令其自省，但曰：「解经须读经。今人祗以私意亿逆，而于本经文未尝一读，宜其谬也。试亦『于是奚足哉』一语复诵之乎？」少顷，逺宗恍然曰：「得之矣！孟子文多微词，于此则微词中又斩斩截截，急拄其口而使之自解，只是『奚足哉』四字尽之。盖此语专辟禹之追蠡不闗考击，并不及文乐，犹之门轨之啮不闗马力，并不及涂轨。盖一比较，则多寡生，而祗论此追，亦祗论此轨，则久暂之意自见言外。故曰：『是是者追蠡也，追蠡为考击所致，得毋门轨之啮是马力与？』只此一语，而年世久逺，非一朝用力所能到，意隠隠可验，所谓急破其惑，不烦证明，天下有微词而严于正告者，注者不晓也（四书剩言）
经稗卷十二
译在垤泽之门呼喊。
三衢毛氏说：“呼喊的意思。凡是叹息、招呼，就读平声。《小尔雅》说：‘乌、呼、吁嗟。’医家一呼一吸称为一息。杜甫诗句‘呼儿问煑鱼’之类也是如此。叫号而呼喊，就读去声。《诗经》‘式号式呼’、《左传》‘苍葛呼’之类也是如此。果真如此，鲁君在垤泽之门，自然应当如赵岐注所说：‘因为城门守吏不肯夜间开门，所以国君自己发声呼喊。’这种呼喊应为平声，不应如集注那样读去声，作为叫号之呼，这就很明白了。近来的讲义又说：‘有认为是鲁君自己呼喊的说法，非常浅陋。’试看‘呼于门’，‘于’字是呵护、传呼的意思，在垤泽之门，尤其不是人的声音。关乎贵贱，呵护传呼是低贱者的差役，声音可以习得而能。如果鲁君与宋君，声音因居高位、养尊处优而改变，岂是他人能模仿的？仍属于仓促间自己呼喊，所以被守门人怀疑。垤泽就是襄公十七年筑城者歌唱的泽门，杜预注：‘是宋国东城的南门。’有人说：‘莫非是用《禹贡》中的盟诸泽来命名这个门吗？’查考盟诸泽在故宋国微子所封的东国，这里自然是南门罢了（《四书释地》）。
城门的轨道。
我在病中不能入睡，与兄长孙诗讲解《禹之声》一章：‘为什么钟锤磨损了？’回答说：‘因为使用的人多。’‘城门的轨道为什么不是两匹马的力量造成的？’回答说：‘因为使用的时间久。’然而，那么小孩子对于书中的道理完全不通晓了。大路宽九轨，而每座城门三门只各有一道车轨，那么道路凡是使用一次，而城门必定是三倍，这正是使用之多，却说使用之久，可以吗？车经过轨道，门与路是同时的，没有久暂的区别。工匠既造了门，也就造了路，未曾前年有门，今年才有路，什么叫久呢？当时儿子逺宗、侄子文辉也在旁边，都惊愕不能回答。过了一会儿，各自请求我解释，我想让他们自我反省，只说：‘解释经书必须读经书。现在的人只凭私意推测，而对于本经的文字未曾读过，难怪错误。试将‘于是奚足哉’这句话再诵读一遍吗？’过了一会儿，逺宗恍然大悟说：‘明白了！孟子文章多有微言，在这里则是微言中又斩钉截铁，堵住他的嘴而让他自己解释，只是‘奚足哉’四个字概括了。大概这句话专门驳斥禹的钟锤磨损与敲击无关，并不涉及文王之乐，犹如城门轨道的磨损与马力无关，并不涉及道路轨道。大概一比较，则多寡产生，而只论这个钟锤，也只论这个轨道，那么久暂的意思自然在言外显现。所以说：‘这是钟锤磨损的原因，钟锤磨损是敲击所致，难道城门轨道的磨损是马力造成的吗？’只这一句话，而年代久远，不是一朝用力所能达到，意思隐隐可验，所谓急切破除疑惑，不烦证明，天下有微言而严于正告的，注家不明白啊（《四书剩言》）。
经稗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