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稗卷四

译居住的时候，也曾捆扎夹板自己修筑墙垣，何必一定要为别人修筑呢？即使是为别人修筑，也必定不是刑徒受役。于是因为“版筑”这两个字，就妄言傅说是胥靡，是被判刑而从事版筑劳役，贾谊、司马迁都这样说过，后人便相信这是事实。唉！谈论傅说的人首先出自《尚书》，试着看那一个“筑”字，何曾有受罪的名称？竟然不相信《尚书》，也不相信孟子，却一定要相信胥靡的说法，让帝尧赏赐的良佐、殷王宗庙的贤相，在百世以上，无缘无故地遭受后人加上的罪名，冤枉得太厉害了！世上多有诬陷好人的人，大体都这样；世上诬陷别人而没有人肯表白真相的，大体都这样。

译梦赐良辅

评论者大多认为，高宗曾经隐居于荒野，平素就了解傅说的贤能，等到即位后，想提拔他做宰相，却假托梦见上帝赐予良辅，使满朝文武都信服，这是利用神道来施行教化。所以引用《庄子》的说法，说周文王想提拔臧丈人并把政事托付给他，担心大臣和父老们不安，于是假托梦境来告诉大夫，于是迎接臧丈人并把政事托付给他。像这种说法，是《庄子》的寓言，太公哪里曾经有臧丈人的称呼？文王哪里曾经假托梦境来提拔臧丈人呢？难道可以援引这种荒唐的说法，作为高宗梦见傅说的证据吗？田单用一个男子做军师，这才是利用神道来施行教化，难道高宗、文王也会假托梦境来愚弄人吗？有人说：“叔孙梦见竖牛，汉文帝梦见邓通，最终都成为自身名节的拖累，大概梦境本来就不值得凭信。”然而至诚可以感动神明，反复思考，鬼神就会来相助，高宗恭敬沉默地思考治国之道，他的纯粹专一和至诚，上与天相通，所以在梦寐之间，上帝也像面对面一样授予他良辅，他的精神暗中相互感应，难道有虚假吗？（《书经辨讹》）

梦赐

甲认为傅说是在梦中得到的，不可信。即使《史记》说通过言语来考察他，也不是考察言辞、明确测试的方法。况且《君奭》篇中商朝的贤臣没有提到傅说，这说明傅说没有什么值得称扬的，这本书是伪书。李塨说：“这在《国语》中早就有了。《国语》在周朝时，在孔子壁中书出土之前，就说：‘从前殷高宗能发扬他的德行，达到神明的境界，让他通过梦境的形象寻求四方的贤圣，得到傅说后把他召来，提拔他为公。’这才是古代帝王通晓幽深玄妙之事，所以说神明，说贤圣，浅陋庸俗的儒生，哪里足以了解这些！如果说考察言辞、明确测试一定要拘泥于资格，那么孟子也说傅说从筑墙的劳役中被举用，难道当时在筑墙之间曾经进行过明确测试吗？至于妄说傅说不见于《君奭》，认为没有什么值得称扬，那么孟子论述在周朝存心，推崇周公；论述在周朝被了解，又推崇太公望、散宜生，而没有提到周公，古人哪里曾经拘泥于这些！狂妄之徒罪大恶极，辱骂圣人的言论不止，并且辱骂圣人。甲说贤臣没有提到傅说，却不知道傅说是圣人。《史记·殷本纪》说武丁夜里梦见得到圣人，名字叫说，而《地理志》就把傅岩称为圣人窟。甲有眼不识圣人，难怪他举出圣人的言论来侮辱它了。”（《古文尚书冤词》）

商书论学问

《仲虺之诰》讲仁的开端，《汤诰》讲性的开端，《太甲》讲诚的开端，《说命》讲学的开端，都见于《商书》。“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先代圣王传承的恭敬，也见于《商颂》。孔子的传承是有来历的。（《困学纪闻》）

戡黎

西伯已经攻克黎国，祖伊恐惧，奔回都城朝歌。黎国在上党壶关，是河朔险要之地，朝歌的西境，紧挨着王畿。黎国灭亡，商朝就震动。所以武王渡过孟津，没有人来抵御。周朝用商朝的废墟封给卫国，狄人逼迫驱逐黎侯，卫国作为方伯连率，不能救援，于是《式微》、《旄丘》的诗篇产生。唇亡齿寒，卫国最终被狄人所灭。卫国的灭亡，就像商朝的灭亡一样。秦国攻取上党而韩、赵危在旦夕，唐朝平定泽潞而三镇臣服，形势难道可以忽视吗？（《困学纪闻》）

武王克商

武王攻克商朝，天下大定，分封土地建立国家，却不把商朝的都城封给周朝的臣子，而是仍然封给武庚，降为侯国，却还能守护祖先的故土。武王没有独占天下的野心，也不以叛逆之事怀疑商朝的子孙，这与后世篡弑君主的人不同，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等到武庚叛乱，才命令微子启继承殷商，但一定在宋地，说大火的祭祀，商人是沿袭的，不迁移他们的土地。由此可知古代圣王的征伐诛讨，夺取天下而不夺取其国，诛杀其君主，慰问其百姓，而保存先世的宗庙祭祀，这就够了。武王难道不知道商朝的臣民，那些不明显归附周朝的，都是故都的人，公族世家聚集的地方，流风善政存在的地方，一旦有不安定，容易动摇，却一定要封给他们的后裔，大概是不以叛逆怀疑他们的子孙，而明确告诉万世，夺取天下的人，没有灭国的道理。所以宋公朝见周天子，就说“我是臣子”；周人对待他，就说“他是客人”。从天下来说，是诸侯臣服于周；从宋国人来说，是以商朝的臣子侍奉商朝的君主，没有改变初衷。平王以下，距离微子的时代远了，却说“孝惠娶于商”，说“上天抛弃商朝很久了”，说“利于伐姜，不利于商”，我由此知道宋国得以成为商朝的后继。大概自从武庚被诛杀而宋国重新受封，于是商人清楚地知道武王周公的心意，而君臣上下各安其位，不再有怨恨不平之意，与后世君主一战夺取别人的国家，而毁坏其宗庙、迁移其重器的人不同了。（《日知录》）

崇德报功

文公奖赏雍季是因为义而不是因为谋略，襄子奖赏高共是因为礼而不是因为功劳，所以说崇尚德行报偿功劳。（《困学纪闻》）

十有三祀

《左氏传》引用《商书》说：“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洪范》说：“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朝，所以称之为《商书》。陶渊明在义熙年后只书写甲子，也是像箕子一样。

译这是他的志向。陈咸在汉代腊日祭祀时也是如此。（《困学纪闻》）

译《洪范九畴》是书名，即上天所赐予的，也就是《周书·洪范》中“王访于箕子”这一篇。只是这是夏代的书，而陈述这本书的是商朝的臣子箕子，于是有人称它为商代的书。总之，天帝授书本属怪事，但大禹确实有过这样的事。看他在受书后做的两件大事，都采用了九类。畴，就是类的意思。一是治水。舜起初将天下分为十二州，而禹忽然改为九州，就在帝舜面前自称说：“我疏通了九条河流。”这是因为在水患初治时，认为水患没有比江河更严重的，于是疏通长江称为九江，开凿黄河称为九河。等到水患治理完毕，就制定田赋为九等，田地称为九土，贡赋称为九贡，赋税称为九赋。然而又说：“九州统一，九山刊木修路，九川涤荡源头，九泽修筑堤防。”无非都是九这个数字，这是禹治理洪水，原本就取九类作为法则，这是第一件事。二是作乐。《五帝纪》说：“四海拥戴舜的功绩，禹于是兴起《九招》之乐，招致奇异之物，凤凰飞来飞翔。”大概舜命令禹，想要听到六律、五声、八音，而禹以九类的意义，将六府、三事合并为九功，确定九功为九叙，以九叙作咏为九歌，于是用九歌将其谱在金石上成为《九招》，并且用《九招》进行九次变化，称为九成。那么《箫韶九成》，虽然是虞舜的音乐，但其实是禹制作的。因此《夏本纪》说：“于是天下都尊崇禹所制定的度数声乐。”而《楚辞·天问》甚至说：“启恭敬地侍奉商，演奏《九辨》《九歌》。”那么禹传位给儿子启，也传下了《九招》之乐并歌颂其功德。这是禹制作《九韶》，也取九类作为法则，这是又一件事。那么禹接受九畴是确凿无疑的。所以五行、三德不见于其他经典，九功、九歌不见于其他传注，而禹确实首创了这些说法。只有《禹谟》、《洪范》这两本书，才有五行、九歌的文字。所以禹自己陈述谋略，也是用九畴来表述，比如“水火金木土谷惟修”，就是五行；“正德利用厚生”，就是农用八政、乂用三德；“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就是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这就是春秋时期郄缺每每引用这些文字作为夏书的原因，并非没有根据（《尚书广听录》）。

乡里的前辈虞少律说，他从傅丈子骏那里得知：“《洪范》中‘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这八句，大概是古代帝王相传的大训，不是箕子的话。至于说‘皇极之敷言’，用‘曰’字引出，那才是箕子的话。”傅丈博览群书，少律严肃谨慎不轻率妄言，遗憾的是我当时还是孩童，不能详细叩问（《老学庵笔记》）。

《诗经》中的“或圣或否，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庄子》中的“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都是《洪范》之学（《困学纪闻》）。

几十年来验证《洪范》上所说的庶征，一点也不差。雨、晴、寒、暖、风都起于地，地便不同，这里下雨不妨碍别处晴天，这里暖和不妨碍别处寒冷。如果是日月，则天下都相同，怎么能认为应验在某人某事上呢？即使是分野也不确切，难道二十八宿只管中国的九州，外国就在二十八宿之外不成？只有起于地的各各不同，就是这处诞生了圣贤帝王，这地方便有一道善气，与他处无关。《洪范》妙在到后来谈日月星辰，也归结到雨、晴、寒、暖、风。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运行，则有冬有夏；月亮跟随星星，则有风雨。日月在天，万方所同，说到寒暖，便有不同之理。如太阳在南陆，天下皆寒，此处却被地上一种昏浊之气阻隔，便不寒；太阳行于北陆，天下皆暖，此处却被地上一种暴戾之气阻隔，便不暖。月亮离开箕宿，则应风，或此处无风，彼处有风；月亮离开毕宿，则应雨，或此处无雨，彼处有雨。人在地上，其气自然相互感应。圣人说话，远一步不可见的便不说。如《汉书》中“太乙之初，浑浑茫茫”等语，他何从看见太乙之初呢（《榕村语录》）。

《洪范》七稽疑，选择建立卜筮之人，有龟筮从逆之说；《礼记》“卜筮不相袭”，是说卜不吉则又筮，筮不吉则又卜，认为这样是亵渎龟甲蓍草。《左传》晋献公想立骊姬为夫人，占卜不吉，筮占吉利。献公说：“听从筮占。”卜人说：“筮占短，龟卜长，不如听从长的。”鲁穆姜徙居东宫，筮占，遇到艮卦的八。史官说：“这叫艮之随。”杜预注说：“《周礼》太卜掌管三易，杂用《连山》、《归藏》二易，都以七八为占，所以说遇到艮之八。史官怀疑古易遇到八为不利，所以改用《周易》占变爻，得到随卦。”汉武帝时，聚会占候家询问：“某日可以娶妇吗？”五行家说可以，堪舆家说不可以，

译建除家说是不吉利，丛辰家说是大凶，历家说是小凶，天人家说是小吉，太乙家说是大吉。争讼之事无法决断，便将情况上报朝廷。皇帝下诏说：“避开各种死忌，以五行为主导。”由此可见，历法占卜各家自古就不相同了。唐代吕才撰写了《广济阴阳百忌历》，当时世人多采用它。近来又有《三历会同集》，搜集罗致详尽。暂且以择日这一件事来说，一年三百六十天，如果拘泥不化，恐怕没有一天是可以使用的。

译五福不言贵

五福不提尊贵而只提富有，这是先王的制度，尊贵的人起初富有，卑贱的人不富有（《困学纪闻》）

弱

百川向东流，唯独弱水向西流，所以《洪范》将弱列为六极之一。弱与柔不同，柔像汉文帝，弱像汉元帝（《困学纪闻》）

我之弗辟

“辟”字的解释有两种含义，于是成为古今众多儒者争论不决的讼案。如今考察朱子亲手写给仲默的一段文字，议论中赞同避居东都的说法，手书并非《尚书》的传注。蔡沈的《书传》解释，都采用手书中的话语，遵从郑玄的说法。至于《诗经传》解释《鸱鸮》这首诗，又不遵从郑玄的说法，那么朱子对此尚未决断，何况其他儒者呢？如今根据《尚书》的文辞考察，说“居东二年”，又似乎有避居的事情；下文说“罪人斯得”，又似乎执行刑罚而抓获了首领。又《蔡仲之命》原本的序言说：“只有周公位居冢宰，整顿百官，众叔散布流言，于是对管叔执行刑罚，囚禁蔡叔，贬降霍叔。”那么分明在流言之后，就有执行刑罚的事情。蔡沈的传注说流言之后，周公避居东方，作诗送给成王，成王醒悟后，迎接周公回来，三叔恐惧，挟持武庚叛乱，周公才请求成王东征，往返又用了三年。这乃是蔡传的主观臆说，用文辞避居的宗旨来考察经文，完全不是这样。又根据《诗经》考察，《狼跋》说“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又似乎有避居的事情。看《鸱鸮》这首诗，其志向急切，其情怀悲哀，大多是在诛杀管叔、蔡叔之后所作。《史记》的记载既然不可考证，《诗》《书》的文辞只如此，未免诸儒议论不决。然而根据当时的事理推想，恐怕执行刑罚的说法更为合理，避居的说法恐怕不是这样。为什么呢？从商汤到武丁，贤圣的君主出现了六七次，商朝的德行在人心中的影响深远了。一旦殷商百姓苦于纣王的暴虐，怀念周朝的仁德，所以殷商灭亡而周朝兴起。然而革命之后，殷商百姓喧扰未止，如果没有周公继承，不容易安定。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位居冢宰，整顿百官，虽然没有登上天子的位置，但实际代理行使天子的职权。三叔散布流言，言语侵犯成王，周公这确实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周公不立即遏制祸患的萌芽，反而避嫌，退居闲散之地，万一三叔趁着殷商百姓尚未安定，挟持武庚叛乱，假如张扬夸大，那么天下安危所寄托的人，难道忍心悠闲坐视而托付给他人吗？恐怕当时的事理也有不是这样的。主张避居说法的人议论说：“三叔正在散布流言，周公怎么适宜立即兴兵诛杀他们？成王正在怀疑，周公如果请求命令，成王未必听从；如果不请求而自行行动，也不是周公所应该做的。”这类议论，从君臣兄弟的大伦理来说，非常正大；如果根据当时的事理推想，则有不需要辩驳的地方。为什么呢？成王年幼，天下安危所寄托的都系于周公，周公也以身承担而不怀疑。上自成王下到公卿百官，只听从周公的话并执行。凡是国家所关系轻重缓急，有应当执行的，就必定向成王请求命令，而成王必定听从，哪里有违背的道理？况且流言的祸患，所关系尤其重大，周公尤其不应当有所避嫌而迟疑。如果伊尹对于太甲，百官总领自己以听从冢宰，那么伊尹也代理行使天子的职权。再三训诫太甲而没有改变，就说：“我不亲近不顺从的人”，营造桐宫而安置太甲，这不是放逐又是什么？或许也有人议论说：“桐宫已经营造，而太甲不肯去，那么伊尹应当怎样？”这也与议论周公执行刑罚管叔，请求成王命令未必听从的意思相同，完全不符合当时的事理。大概太甲、成王的时候，天下的大权都属于伊尹、周公。假如伊尹、周公的心想要实行王莽、曹操的行为，那么难道太甲、成王能够制约吗？只是他们所做的事情，从迹象来看，似乎擅自行使天子的权力；从内心推想，正是为了对太甲、成王极尽忠爱。这是圣人的作为，避嫌不值得讨论。不这样，怎么能成为伊尹、周公，并且称之为担当呢？而且像放逐太甲、诛杀管叔蔡蔡，伊尹、周公今天尽到自己应尽的诚意而执行。等到事情平定之后，还政复辟的时候，伊尹、周公不损害他们作为师傅的尊贵，而君臣的大节凛然，没有一丝玷污缺失，又有什么嫌隙值得避，什么疑虑可以消除呢！又如武王攻克商朝，牧野的军队一朝而清明。周公率领六师的军队，扫除小小的武庚，怎么至于两年才抓获罪人？大概发动叛乱的根源，事由三叔。周公举兵东征，也只是镇靖东土，以安抚反侧为急。至于武庚新建立的邦国，哪里有抵抗的道理？又何况事情牵连三叔，乃是人伦的变故，实在是周室的不幸。固然不容逼迫以兵，直接用文告的言辞讯问情实，名义上是讨伐叛乱，实际上是审讯囚犯。缓和而不逼迫，务必在于得到实情，然后施加刑罚。当时的事体自然应当如此，所以行动涉及年月。然后根据其罪行的轻重来施加惩罚，杀武庚，执行刑罚管叔，囚禁蔡叔，贬降霍叔，不僭越不滥杀，罪行只涉及四个人而已。所谓的“二年”，也是举大概而言，看出东征在这一年，而抓获罪人则在明年。如果是这样，那么东征的时候，称为居东，自然是实话。等到罪行已经确定，而周公痛心于管叔蔡叔的刑罚，而惭愧德行的情怀，戚戚然始终不能释怀

译然而心中随即释然，于是作诗赠给成王，以陈述自己悲痛的心情，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责备，就是责让。当别人对某人的行为有所不满时，就用言语去侵犯他，这叫做责让。仔细体味这一句话，可以看出武王去世、成王即位之后，周公为人小心谨慎，为周王室辛勤操劳，成王恭敬地侍奉周公，只以周公的话为准则去遵循和执行，哪里敢有违背？只是管叔、蔡叔被诛杀，周公自身正处在嫌疑之地，而成王的资质，是处于困境中才懂得道理的人，难免存有细微的猜疑。然而到了赠诗的时候，最终也不敢在言辞神色上表现出来去责备周公。由此推论，可以看出东征必定是向成王请示命令，成王必定听从，毫无疑问。等到感应到风雷的异象，开启金縢之书的封缄，成王才大大感悟，公开言论责备自己，而昔日那细微的猜嫌，本来就不值得讨论了。《尚书》文章的始末就是这样，语意脉络自然可以推究寻索。所以我说道：“将‘辟’字解释为‘致辟’（施加刑罚），对于当时的事理来说更为恰当，就是这个原因。”虽然如此，“辟”字虽然主要主张“致辟”的说法，但朱熹与仲默手书中的一段议论，实在是光明正大的论述，乃是天地间的常理、君臣之间的大义，用来保存天下的大防，杜绝万世的口实，自然应当单独列为一篇，不可废弃。（《五经蠡测》）

译我曾观察蜀汉先主刘备临终时，对诸葛亮说：“您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必定能复兴汉室。如果我的儿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不可以，您应当自己取而代之。”诸葛亮哭着说：“我将竭尽股肱之力，再加上忠贞之心。如果成功，那是陛下的德行；如果不成功，我请求以死继之。”先主叫来儿子刘禅，让他拜在床下，命令他说：“我死后，你侍奉丞相要像侍奉我一样。”先主去世后，国家大事全部听从诸葛亮裁决，后主只是画诺同意罢了。然而君臣的体制、朝廷的法度，诸葛亮不敢有丝毫僭越。汉室事业的复兴，得到一寸土地，都归功于君主，诸葛亮有什么私心呢？我推测太田成王时期，伊尹、周公行事也是如此。刘禅昏庸软弱不值得说，诸葛亮的言行，实在无愧于伊尹、周公，大概是善于学习伊尹、周公并且像他们的人。又如刘备，不过是一时的英雄罢了，临终尚能告诫他的儿子让他侍奉丞相如同侍奉自己，何况武王是圣人，为后世考虑得深远，难道没有一句话告诫成王让他服从周公的训导吗？大概一定有，只是史书传记没有记载罢了。所以认为周公东征请命，成王未必听从的说法，与当时的事理不合。《尚书》作为经典，大要在于讲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传的道，大要在于论述二帝三王的心。这虽然是一个字的意义，关系到周公的心，所以不得不详细辨明。孟子说：“周公派管叔监视殷商，管叔带着殷商叛乱。”那么流言之祸，起自管叔，蔡叔、霍叔也是由于被煽惑而跟随罢了。周公在商地诛杀管叔，与蔡叔、霍叔不同。我想东征时，他们都拱手等待问罪，未曾有阻挠兵力抗拒敌人的道理（《五经蠡测》）

顽民

有人说：“把殷商的顽民迁到洛邑，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认为顽民是商朝风俗颓靡的百姓，这是前代儒者的误解。大概古代先王用兵，不杀戮而等待别人，这是仁爱。东征的战役，被诛杀的是事奉君主的一人武庚而已，谋划叛乱的一人管叔而已。在这之下被囚禁的，在这之下投降的，在这之下迁徙的。而所谓顽民，都是叛逆之徒。没有连坐并诛的法律，又不可以再让他们留在殷都，这是不得不迁徙。又推究他们的心，不忍心把他们抛弃到四方边远之地，所以在洛邑；又不忍心斥责他们说他们叛乱，所以只说殷顽民。那些参与叛乱而迁徙的人，大抵都是商朝的世臣大族，而那些不参与叛乱而留在殷地的，如祝佗所说的分给康叔的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就是，并不是把一国的人都迁徙了。”有人说：“怎么知道他们是叛党呢？”回答说：“从召公所说的‘雠民’可以知道。不叛乱怎么说雠？不是敌视百姓。古代圣王没有与一国为仇的（《日知录》）

商民

商朝的恩泽深厚啊，周朝已经灭掉商朝，经过三代而百姓思念商朝不衰。考察《周书》，《梓材》称他们为迷民，《召诰》称他们为雠民，不敢有忿恨厌恶之心，大概都是商朝的忠臣义士。到了《毕命》才开始称他们为顽民，然而还说：“国家的安危，只在于这些殷士。”兢兢业业不敢忽视。孔子删定《诗经》，保留《邶》《鄘》在国风，把商系在颂，唉，商朝的恩泽深厚啊（《困学纪闻》）

君子去留

君子的去留，国家的存亡系于其上。所以《夏书》终于汝鸠、汝方，《商书》终于微子（《困学纪闻》）

微子之命

微子对于周朝，大概是接受封国而不接受爵位，接受封国以保存先王的祭祀，不接受爵位以显示不为臣的节操，所以终身称微子。微子去世，立他的弟弟衍，这就是微仲。衍继承他的哥哥，是继承宋国而不是继承微子，而称微仲为什么呢？还像微子的心意。到了衍的儿子稽，就远了，于是开始称宋公。唉！我从《洪范》一书说“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旧爵名篇，而知道武王、周公的仁爱，不夺取别人所坚守的东西。后来的经生不知道这个意义，而抱着器物投降的臣子、倒戈的士兵在天下接连出现（《日知录》）

元子

《微子之命》断定是伪书。《召诰》说：“有王虽然小，是元子啊！”《顾命》说：“用来敬保元子钊。”元子，是太子。微子，是纣王的庶兄，而说“殷王元子”，不是伪书是什么？《史记·微子世家》说：“微子开，是帝乙的首子。”首子，就是元子。古代元、首通称。《左传》说：“狄人归还先轸的头”；《孟子》说：“勇士不忘丧其头”，头就是元。所以微子父师若说：“王子”，孔传直接说：“微子是帝乙元子，所以称王子。”那么元子只是首子、长子的称呼，与称王子相同。大概微子本是纣王的母兄，与其他长庶稍有区别。按《吕氏春秋·仲冬纪》说：“纣王的母亲生微子启和仲衍，那时还尚且是妾。等到改为妻，后来才生纣。所以纣父想立微子启为太子，而太史根据法律争辩说：‘有妻之子，就不能立妾之子。’于是立纣。”郑康成所说的“微子启是纣的同母兄”是对的。所以纣与微子原本没有嫡庶之分，只有长幼之别，所以当时原本以元子称呼他

译这不是后人能够伪造的。难道没看过《左传》吗？鲁哀公九年，宋国国君攻打郑国，晋国想要救援郑国并占卜此事，得到《泰》卦变为《需》卦，卦辞说：“宋国正处于吉利之时，不可与之交战。微子启，是帝乙的长子。如果帝乙的长子有吉兆，我们哪里还能得到吉兆？”由此可见，微子原本就被称为长子。况且夏、商、周三代对名称的称呼并没有固定标准，《曲礼》详细记载了天子、王后的称呼，从“君临天下称为天子”以下，并没有“长子”这一称呼。即使《召诰》中称“长子”，也只是解释为“太子”，说：“‘大’是上天所爱之子”，这无非是推测之词。况且《尚书》本就难以阐明，即使是《金縢》、《康诰》也都是今文。《金縢》中称武王为“长子”，《正义》认为武王对于太王应当称为曾孙，现在称为长子，这是长孙的称呼。然而武王并非长子，《檀弓》说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他并不是长孙。而《康诰》称康叔为“孟侯”，康叔是叔父，叔父为何称为“孟”呢？所以孔氏认为“孟侯”是指诸侯之长，如同方伯一样。然而康叔年幼，不能统领众人，况且根据春秋时期卫灵公与晋国争长，也未曾有“五侯九伯，卫国实际征伐”的说法。到了无法解释的地步，郑氏于是编造出曲折的解释，说古代太子十八岁称为孟侯，周公因此用这个称呼成王，那么以臣下称呼君主为孟侯，就太无礼了。因此《金縢》中有“丕子之责于天”，孔传解释为“大子之责”，《史记》写作“负子之责”，《大诰》中“宁王遗我大寳龟”，汉儒认为是文王，宋儒都认为是武王。凡是经文中的名称有什么固定标准，却唯独对古文产生怀疑（《古文尚书冤词》）。

译康诰

蔡氏注释认为篇首“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是错简，应当放在《洛诰》的开头，并且因为篇中“朕其弟小子封”以及“乃寡兄朂”都是武王的语气，所以断定这是武王告诫康叔的话，还说《康诰》《酒诰》《梓材》的篇次应当在《金縢》之前。这些都是蔡注的错误。武王攻克商朝，封武庚在纣王的都城，由管叔、蔡叔监管，那么朝歌、沬地的土地怎么能封给康叔呢？只有成王诛杀武庚后，才将殷地的一半封给微子于宋，另一半封给康叔于卫，所以康叔是成王所封是毫无疑问的。孔子能够删定《尚书》，难道不能确定其先后顺序吗？而《康诰》《酒诰》《梓材》排在《微子之命》之后，而不列在《金縢》之前，而且先列《大诰》而后列宋、卫的封地，明显是东征之后分封殷地给宋、卫，这是成王时期的文献无疑。武王的弟弟中，康叔、聃季最年幼，所以武王来不及封他们，而成王封了他们。《史记·周本纪》《卫世家》都说周公奉行成王的命令作诰，所以有人说称弟、称寡兄是周公自称，这都不对。大概是成王封康叔于卫，而诰辞则是周公陈述武王的心意，奉行父兄的训诫来告诫子弟，难道能因此就说武王封康叔于卫吗？（《书经辨讹》）

丁巳郊祭

解说的人说《周礼》分祀天地，冬至在圜丘祭祀天，夏至在方泽祭祀地。然而《诗经》、《尚书》所载，都可以证明是合祀。如《武成》篇“庚戌柴望”，柴祭上帝，望祭山川，而唯独省略了地祇。《周颂》《昊天有成命》的诗，言天而言地，由此可知祭祀上帝则地祇也在其中。《召诰》篇“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注释说：“祭祀天地。”如果说牛二，是一头祭天，一头祭后稷，这是不对的。难道营建洛邑这样的大事，只祭天而遗漏地吗？用两头牛，可见是同时祭祀天地。下社，是社稷的社，不是地。《武成》篇固然说“告于皇天后土”，由此看来，周朝也是合祀的。况且郊，就是交，以天子的精诚与天地相交，又使天地相交，所以议礼而主张分祭，是不对的。（《书经辨讹》）

咸秩无文

注释说：无文，是祀典没有记载。虽然祀典没有记载的，都按次序祭祀，然而周公告诫成王开始举行盛大的礼仪，恐怕祀典没有记载的，未必是亵渎祭祀，即使在天地神祇、社稷宗庙之外，权宜举行一两次，也不必特别见于诰辞。所谓“咸秩无文”，应当是都按次序祭祀，斋戒沐浴诚敬，有诚信而庄重，而没有外在装饰的虚文。这样解释比较贴切。（《书经辨讹》）

汝其敬识百辟享

君主坐在明堂而临视九州，不但要察知众心的向背，也应当知道四方国家的忠奸。所以嘉禾同颖，是赞美侯服宣扬风化；进贡獒犬，是告诫明王谨慎德行。这就是所谓“敬识百辟享”。从前唐明皇治理天下时，接受张说千秋节的镜子，听取元结的蒍歌，也能以直言进谏为珠玉，以仁贤为礼物。等到王心一旦放纵，谄媚阿谀日益盛行，开凿广运潭，招致江南的货物，广陵的铜器、京口的绫衫，锦缆牙樯，绵延数里，靓妆鲜服，和声百人，不久蓟门的叛乱就发生了。那么韦坚、王鉷这些人，剥削百姓来奉承君主的，都是不后志于享的。《易经》说：“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像唐明皇这样，难道不是享多仪而民曰不享吗？（《日知录》）

力穑知稼穑

农夫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所以民生在于勤奋，就不会匮乏。先知稼穑的艰难，然后才能安逸。所以君子能勤劳，就有后继。（《困学纪闻》）

不敢

《无逸》多言不敢，《孝经》也多言不敢。尧舜的兢业，曾子的战兢，都是为了存养此心。（《困学纪闻》）

蔡仲之命

观看《蔡仲之命》，知道周朝所以兴盛；观看中山靖王的对答，知道汉朝所以灭亡。周公哀悼二叔的不善，正要封建亲戚以屏藩周朝；汉朝惩戒七国之难，抑制诸侯以成就外戚的篡位。心有公私的不同，而国家的兴亡就决定了。（《困学纪闻》）

未乱未危

在混乱之前制定治理，在危险之前保卫国家。泰卦的极致，则城复于隍；既济卦的极致，则濡其首。不在其未，而在其极，就来不及了。（《困学纪闻》）

罔攸兼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司马光说：“人君急于知人，缓于知事。”我认为汉宣帝综核名实，不是不明察，而不能知道弘、石的奸邪；唐宣宗抉摘细微，不是不察，而不能知道令狐绹的谄媚：明于小而闇于大。所以尧舜的智慧不遍于万物，而急先务。（《困学纪闻》）

憸人

勿以憸人，是《立政》的告诫。爻辞是周公所作。师卦的上六、既济卦的九三，都说“小人勿用”（《困学纪闻》）

学古入官

学古入官，然后能议事以制。伯夷以礼折民，汉儒以《春秋》决狱。子产说：“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

译（这是）做学问的人啊。」荀卿开始提倡效法近世君王的学说，李斯师从他，认为儒生不效法当今而学习古代。太史公也受世俗见解的迷惑，《六国表》中说：「传文说效法近世君王，为什么呢？因为近世君王离现在近，风俗变化相似，议论浅近而容易实行。」汉文帝说不要高谈阔论，汉宣帝说俗儒喜欢肯定古代而否定当今。秦朝已经灭亡，但李斯的话仍然流行。孟子说：「治理政事不遵循先王的道，可以称为明智吗」（《困学纪闻》）

译风声

卫国石碏以道义激励一国，于是宁戚、蘧伯玉这类贤人便聚集于此；晋国赵衰以谦让教化一国，于是知罃、范宣子这类贤人便相继出现。所以说：“树立良好的风气。”（《困学纪闻》）

君陈

君陈，大概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弟弟，见于《坊记》的注疏，其他没有可考证的。周朝分封有凡、蒋、邢、茅、胙、祭等国，难道君陈就是其中一人吗？凡伯、祭公谋父都是周公的后裔，世代都有贤人，家学的传承真是深远啊。（《困学纪闻》）

孝乎惟孝

《君陈》篇说：“只有你美好的德行孝顺恭敬，只有孝顺并与兄弟友爱，能够施行政事，任命你治理这东郊，要恭敬啊。”这里“本孝恭”是一句，“兄弟”又是一句，“有政”又是一句。意思是说只有你能孝顺，也正因为你能孝顺，所以能友爱兄弟并施行政事，之所以任命你治理东郊，继承周公的职位，就是这个缘故。旧说认为君陈本是周公之子，所以用孝顺来命令他，文意极其明白顺畅。只是《论语》引用《尚书》则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多了“孝乎”二字，并将“惟孝”二字与“孝乎”连读，如说“孝乎惟孝”，大概是说孝顺的最高赞誉，就像《汉语》说“肆乎其肆”，是说肆之极致。查考《论语》引用《尚书》有四处，没有不改变其词句、删减其句子、更易其读法的。如《说命》“王居丧，亮阴三年，既免丧，其惟勿言”，《论语》改作“《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将四句作两句，而以“谅阴”归属“高宗”为句，“三年”归属“不言”为句；《汤诰》“尔有善，朕勿敢蔽，罪当朕躬，不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论语》改作“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将五句作两句，而以“罪赦”自为一句，增加“帝臣”二字，而将“蔽善”、“简心”合为一句；《武成》“重民五教，惟食、丧、祭”，《论语》改作“所重：民、食、丧、祭”，将两句作一句，而去掉“五教”二字而自为一句。这些都是改句改读的明显例子。所以包咸在东汉末年，明明看见马融、郑玄有古文注本，却以“孝乎惟孝”作为句读；何晏在西晋，也明明看见王肃有古文注本，却将包注“孝乎惟孝”引作《集解》。所以潘岳《闲居赋》、夏侯湛《昆弟诰》、陶潜《孝传赞》，正值梅赜进献《孔传》之际，无不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即使唐王利贞《幽州石浮图颂》也称“孝乎惟孝，忠为令德”，宋张齐贤在真宗朝奉诏作《曾子赞》也称“孝乎惟孝，曾子称焉”。这难道是古文《尚书》尚未被看见，而沿袭不改，必定以此作为讹误的句子吗？只是说这里所引用的，是《论语》引用《尚书》，而非古文《君陈》的原文罢了。自从后世儒者作《集注》，误以“孝乎”作为一句，致使书文以下忽然自作“孝乎”一叹，而后接续以书词，引用古语没有这种体例了。徐仲山说：“《论语》引用经典，只有《诗》云‘如切如磋’，二《书》云‘孝乎’、‘高宗’，其余都不标明出处。其引用《诗》如‘巧笑倩兮’、‘不忮不求’、‘相维辟公思无邪’、‘唐棣之华’、‘深则厉’、‘诚不以富’，类同引用《易》如‘不恒其德’、‘君子思不出其位’，类同引用《书》如‘尧曰’、‘予小子履’、‘虽有周亲’、‘所重民食丧祭’、‘予有乱臣十人’，类同。”（《古文尚书冤词》）

庶言同则绎

史伯论述周朝的弊病说：“舍弃和谐而追求同一”，与晏子论述齐国、子思论述卫国的观点一致。西汉的灭亡，也是因为群臣同声附和，所以说：“众言相同则灾祸连绵。”（《困学纪闻》）

有容德乃大

以真诚对待士人，那么栾氏的勇敢也就是你的勇敢；任用贤人并惠及百姓，那么田单的善政也就是王的善政。所以说：有包容，德行才伟大。（《困学纪闻》）

伯相

周朝并立三公，而以一位公统领冢宰为相，所以后世称宰相、公相、相公，由此开始。至于召公以西伯为相，则称为伯相，《周书·顾命》篇“伯相命士须材”就是如此。三国魏司马昭以相国进爵晋王，南宋义康以彭城王领相，则当时称为相王。荀顗对王祥说：“相王尊贵。”殷景仁秘密启奏文帝说：“相王权重。”就是如此。宋贾似道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则一时诏命又称为师相。而蔡京又自以太师领宰相，让人只称呼他公相，不得称呼相公，因为太师是三公的缘故。秦桧也是如此。大体上宋朝宰相都称相公，凡是使相也称相公，只有以三公正任宰相之位的，才称公相。（《金罍子》）

河图

徐琰说河图与天球并列，应当是玉石之类，不对。陈的西序有大训，陈的东序有河图，这是同一类事物，难道都是玉石吗？有人说河图即

译伏羲时代龙马背负河图从黄河中出现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伏羲距离那个时代已经一千多年了，难道龙马的背还能保存至今吗？这一定是模仿那旋转的毛纹，用蝌蚪文和鸟迹书来描绘，从而流传给后人的。焦弱侯又说：“《易经》说：‘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并没有说是由神龟和龙马背负出来的。”东汉重视图谶，才创立了神龟和龙马背负的说法，郑玄、马融等人相信了这种说法。元代人赵撝谦又说蔡元定从蜀山的隐士那里得到了河图，这些都是诡秘荒诞的话。然而《顾命》中所陈述的，必定是太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笔迹。有人又说黄帝曾经梦见两条龙授予他河图，于是斋戒前往黄河寻求，忽然有一条大鱼逆流而上，背负着河图前进，黄帝跪着接受，看到了日月星辰的图像，于是设立了星官，那么《顾命》中所陈述的，或许就是这河图也未可知。

译大训

齐国太史坚守职分，姜太公的德行深远；鲁国宗族坚守礼制，周公孔子的恩泽深厚。所以说：“只有德行和道义，才是你们重大的训诫。”

吕刑

虞舜朝廷的刑官是皋陶，而《吕刑》却说是伯夷宣扬刑罚的准则；虞舜朝廷原本就有五刑，而《吕刑》却说是苗民不听从教化，才制定刑罚。这两处记载都是错误的。解释的人说：“舍弃皋陶而谈论伯夷的典礼，这是探究根本的论述。”至于说苗民制定刑罚，则认为他们施行了酷刑，开始使用劓刑、刵刑、椓刑、黥刑。说他们施行酷刑是可以的，如果说他们开始使用劓、刵、椓、黥这些刑罚，那就是错误的了。割鼻子、截耳朵、椓阴就是宫刑、在面部刺字就是墨刑，难道会有开创于苗民而后代相继沿用的情况吗？况且舜已经诛杀了三苗，就必定会革除他们的酷刑，现在刑罚没有革除，本来就知道劓、刵、椓、黥不是始于苗民。

以覆诅盟

国家混乱没有政令，小民有冤情却无法申诉，有冤屈却得不到审理，于是不得不向神明控诉，诅咒盟誓的事情就兴起了。苏公遭遇暴公的谗言，就拿出这三样东西来诅咒你；屈原遭遇子兰的谗言，就向五帝祷告以求公正，命令皋陶来听取直理。至于里巷中的普通人，也没有不是这样的，而鬼神往来于人间，有时也显灵，于是赏罚的权柄就转移到了幽暗之中，那些愚昧的百姓，他们畏惧王法的斧钺常常不如畏惧鬼神的责罚。然而世间的君子还从中有所取用，来辅助王政的困窘。今天所流传的地狱之说、感应之书，都是苗民诅咒盟誓的遗留习俗。如果明确地辅助常道，使鳏寡孤独无所遮盖，那么王政在上施行，人们自然不再向神明有所祈求。所以说：“有道治的时代，鬼神不灵验。”所谓断绝地上与天上的交通，就是这样罢了。

乃命三后

于是任命三位后稷，以前的儒者说：“人心不正，就会沦为禽兽，虽然有土地也无法居住，虽然有粮食也无法食用，所以先任命伯夷而后才轮到禹和稷。”这种说法符合孔子去掉食物、孟子端正人心的意思。《小雅》完全废弃，其祸害比洪水更猛烈；四维不张扬，其危害比严重的饥荒更惨烈。

文侯之命

《竹书纪年》记载：“周幽王三年，宠幸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逃到申国。八年，幽王立褒姒的儿子伯盘为太子。九年，申侯联合西戎和鄫国。十年，周王军队讨伐申国。十一年，申人、鄫人以及犬戎攻入周都，杀害了幽王和王子伯盘。申侯、鲁侯、许男、郑子在申国立宜臼为王，虢公翰在携国立王子余臣为王。周朝两位君王并立。”平王元年，平王向东迁都到洛邑，晋侯会同卫侯、郑伯、秦伯率领军队跟随平王进入成周。二十一年，晋文侯在携国杀死了王子余臣。那么《文侯之命》，是报答他拥立自己的功劳，而期望他发挥杀死携王的功效。郑公子兰跟随晋文公向东时，请求不要参与围攻郑国，晋人答应了他。现在平王已经在申国即位，从申国迁到洛邑，却又让周人在申国戍守，那么申侯的讨伐、幽王的被杀，不能说不是出于平王的意愿。当时的诸侯只知道嫡长子应当即位，而不考察他参与弑君是可以诛杀的。虢公拥立王子余臣，或许看到了这一点。自从文侯用兵废黜携王以消除他的威胁，平王的地位就确定了。后来的人只凭成败来论断，而不考察其中的缘故，于是说平王能够继承文武的基业，而惋惜他抛弃了岐山和丰邑七百里的土地，这难道是能了解当时实情的人吗？孔子出生在二百年之后，大概有所不忍言说，所以在《尚书》中收录了《文侯之命》，在《诗经》中收录了《扬之水》的篇章，其旨意深远啊。传言平王东迁，大概是周朝的臣子美化其名号罢了，综观事实并非如此。凡是说“迁”的，是从那里到这里的词，盘庚迁到殷就是这样。幽王灭亡，宗庙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荡然无存，镐京的土地已经被西戎占有。平王于是从申国向东保卫洛邑，天子的国家与诸侯没有区别，而又有关王与他抗衡，共同作为君主二十年。他能够保存周朝的祭祀，已经是侥幸了。而期望他中兴呢？

经稗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经稗卷五

兖州府知府郑方坤 撰

○诗经

诗序

《诗经》有序，不只是《毛传》如此，解说《韩诗》、《鲁诗》的也没有没有序的。如“《关雎》，讽刺时世”，“《芣苡》，哀伤丈夫患有恶疾”，“《汉广》，取悦于人”，“《汝坟》，辞别家乡”，“《蝃蝀》，讽刺奔荡的女子”，“《黍离》，伯封所作”，“《鸡鸣》，谗言之人”，“《雨无正》，大夫讽刺幽王”，“《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这是《韩诗》的序。楚元王从浮丘伯那里学习《诗经》，刘向是元王的孙子，实际上属于《鲁诗》，他所撰写的《新序》认为《二子乘舟》是伋的傅母所作，《黍离》是寿闵其兄所作；《列女传》认为《芣苡》是蔡氏妻所作，《汝坟》是周南大夫妻所作，《行露》是申人女所作，《柏舟》是卫宣夫人所作，《燕燕》是定姜送妇所作，《式微》是黎庄公夫人及其傅母所作，《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