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稗卷七

译这是史书文字的不同之处，是太初年间追改的，但研读古书不深，仍以此作为借口。我曾考证《始皇本纪》三十一年十二月，将腊月改名为嘉平，这十二月定为夏历的丑月，而既然查阅原注所载《茅盈内纪》说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日，有歌谣说：“神仙得道者茅初成，驾龙上升进入泰清。帝王若效法他，就在腊月嘉平。”因此改了这个名字，那么明显是夏历的九月为秦历的十二月，这是史书文字中显而易见的。所以后魏明帝改正历法建丑，就把春季二月改为夏历四月，那么即使在秦朝之后，也还有更改时月的情况。虽然唐朝以后更改月份偶尔有异同，但大略情况是可以知道的。至于《春秋》中更改时月的情况，可以数得出来的有：庄公七年秋季大水，没有麦苗，秋天应当有麦苗吗？庄公二十八年冬季，麦子禾稼大歉收，冬天禾稼已经收获了，还有麦子吗？桓公八年冬季十月下雪，这是八月下雪，如果是十月则已是小雪节气了，为什么要记载呢？隐公九年三月打雷，这是正月打雷，如果是三月则惊蛰早已过了，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所以庄公三十一年冬季不下雨，僖公二年冬季十月不下雨，这不是冬季，是秋季。如果是冬季，那么雨水已经结束了；十月，则是结束之结束。桓公十四年春季正月没有冰，成公元年春季二月没有冰，这不是春季，是冬季。如果是春季，那么冰已经融化了；二月，则是融化之融化。因此定公元年十月降霜冻死豆类，刘向认为是周历十月，即现在的八月。不然的话，那么霜不是应时的，豆类也不是应时的。成公十年六月，晋侯想吃麦子，派甸人进献麦子，杜氏认为是周历六月，即现在的四月。不然的话，进献的人失时，想吃的人也不及时。至于庄公二十五年夏季六月日食，在社庙击鼓，左氏说：“只有正月朔日”，意思是只有正阳之月，才开始用鼓，指的是四月。如果是六月，则不用鼓。昭公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说：“日过分而未至。”意思是过分，是过了春分；未至，是未到夏至。也是四月。如果是六月，则夏至也过了。所以僖公五年传文说春季王正月日南至，天下没有寅月而冬至的。昭公二十年传文说二月日南至，二月将到春分了，春分却还说冬至，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凡是记载秋季求雨，都是夏季求雨，求雨是为了求雨抗旱。徐仲山说：“周历以巳月求雨，就是夏历六月。”庄公二十三年夏季，鲁庄公到齐国观看社祭，这是四月实际上是二月。陈晦伯说：“周历以卯月社祭，就是二月。”

译隐公居摄

欧阳修说：“隐公并非摄政。假如隐公确实是摄政，那么《春秋》就不会称他为‘公’；《春秋》称他为‘公’，那么隐公不是摄政就毫无疑问了。”这种论断是不正确的。《春秋》虽然没有记载隐公居摄，但在记载仲子这件事上，隐公摄政的情况自然显而易见。母亲因儿子而尊贵，这是世俗常情。假如桓公不被立为君主，那么仲子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公子的小妾罢了，周天子为什么要送给她助丧的财物？鲁国为什么要为她建造宫室？如今送给她助丧财物而不被讥讽为亵渎混乱，为她建造宫室并加上严敬的礼仪，只是因为桓公将要成为君主。桓公将要成为君主，那么隐公摄政的事实就昭然若揭了。有人问：“隐公摄政，为什么还称他为‘公’？”苏东坡说：“周公摄政而能够把政权归还给成王，所以不称王；隐公摄政而不能把政权归还给桓公，所以称公。史官有谥号，国家有宗庙，《春秋》难道能不称他为‘公’吗？”这种论断也是不正确的。周公摄政时，在发布诰命的时候，称‘周公’，称‘王若曰’，何曾自称王呢？我私下认为，鲁国史书的旧文，必定记载了隐公摄政的实情，去掉‘摄’字而书‘公’，是孔子的特笔，一方面是为了彰显隐公不应该退让，另一方面是为了彰显桓公不应该被立，这两者都是不对的。欧阳修论断隐公、赵盾、许止的事情，都没有明白《春秋》的宗旨。《春秋》之所以成为《春秋》，正在于它微妙地彰显显明之事，阐发幽隐之理，如果只是直书其事，那么普通人也能做到，为什么子游、子夏不能措辞呢？（《鹤林玉露》）

纪子帛莒子

根据《左传》杜预的注解，裂繻是纪国的大夫。子帛是裂繻的字。《公羊传》把‘帛’字当作‘伯’字，却解释不通，传文说：‘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谷梁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把‘伯’字连下文读，说：‘纪子是纪国的国君。伯是长的意思。伯莒子，是说他在盟会时居于莒君之上，让他做盟主。’另一种说法把‘伯’字连上文读，说：‘纪君比莒君年长而结盟。’然而历来记载盟会，并不在文中列出长幼次序，蔡、卫、滕、薛明显地在争长幼次序，而史书并没有记载，何况用没有根据的长幼次序，可上可下，而主观臆测解释经文，怎么能作为准则呢？于是胡安国不知道根据什么，说经文有缺漏，就像‘甲戌’、‘己丑’两次‘及’字一样，而俗儒解释者说‘子’、‘伯’都是爵位名称，一个人有两个爵位，自然必定有误。孔子因为缺漏而存疑，谨慎地谈论其余部分，那么《公羊》、《谷梁》所误解的，是因为没有看到简策文书，他们的推测本来就不值得奇怪。胡安国难道没有读《左传》吗，而他的说法却如此？这必定是说《左传》不足以作为依据罢了。不读《左传》，应当读其他书。许慎《说文解字》明确说：‘繻、帛都是丝织品。’而徐锴的注解说繻是传符用的帛，说关门传符应当用帛边作为信物，那么繻名帛字，在杜预的注解中原就可以依据。何况经文中有绝对不能更改的字，不读《汉书》吗？终军出关，关吏给终军繻，而终军把它丢弃了。旧制凡是关吏稽查出入，必定书写帛作为符信，撕裂而分开，叫作裂繻。那么这一个‘裂’字，在左丘明接受简策文书时，必定不会预先知道有终军这件事而修改此文；而终军在汉武帝朝，也并不知道《春秋》还有左氏传，而故意编造这件事以求暗中符合简策文书的事。这就使得‘履’必定是‘裂’，‘帛’必定不能是‘伯’，这是断然确定的。（《简书刊误》）

尹氏卒

尹氏是谁？回答说：‘这是郑国的大夫尹氏。’郑国的大夫尹氏，那么鲁国为什么要记载？回答说：根据《左传》隐公十一年的传文说：隐公做公子的时候，曾经与郑国在狐壤作战，而隐公被俘获。郑国人把隐公囚禁在尹氏那里，尹氏是郑国的大夫。隐公于是贿赂尹氏，并向尹氏所主管的神灵锺巫祈祷，于是与尹氏一起逃回鲁国，并设立锺巫来祭祀。后来隐公因为祭祀锺巫而出行，住在寪氏家里，于是被弑杀，这是隐公十一年隐公去世的传文。这一个尹氏，隐公的患难存亡都系于他。隐公感激尹氏的恩德，必定以客卿的身份把他引入内卿的行列；既然列入内卿行列，那么不问他是郑国大夫还是鲁国大夫，必定以内卿大夫的礼仪来吊唁他的丧事；既然以内卿大夫的礼仪来吊唁他的丧事，那么国君亲自监督敛尸，自然必定记载‘卒’。何况隐公因为尹氏而停止逃亡，因为尹氏而回国，因为尹氏而生存，而后来被弑杀，好像与尹氏的死有关联。隐公不是因为祭祀锺巫而被弑杀吗？起初因为求尹氏，而一并求尹氏的神灵；既然与尹氏一起回国，而一并把尹氏的神灵祭祀在鲁国。虽然感激神灵，实际上是为了报答尹氏。所以锺巫的祭祀虽然为鲁国设立，但仍然保留尹氏，因为这位尹氏的主人，必定要出宫而后祭祀他。于是很不幸尹氏已经死了，独自出宫祭祀，而且不住在尹氏家里而住在其他人家，以至于在仓促慌乱之际，遭受这大祸。假使尹氏还在，那么主持祭祀有人，未必亲自出行；即使亲自出行，而住在他家里，纵然有不测，尹氏必定仍有办法保卫他，可惜他死了。这固然是作《春秋》的人追溯往事而伤心之处。所以说：‘这是郑国的大夫。’这是《春秋》的微妙用意，既是事实，也是道义。（《毛氏传》）

尹氏崔氏

《春秋》记载‘尹氏卒’，这是尹氏拥立王子朝的开端；《春秋》记载‘齐崔氏出奔卫’，这是崔杼弑杀其君的开端。比较这两件事来看，‘履霜坚冰’的警戒就明白了。圣人

译人在恶念尚未萌发时就断绝它，一定要在细微之处谨慎小心。

译射鱼

鲁桓公在棠地射鱼。朱文公说：“根据《左传》所说‘那么君主就不射’，所以是用弓矢去射，就像汉武帝亲自射江中蛟龙的例子。查考《淮南子·时则训》：‘季冬时节命令渔师开始捕鱼，天子亲自前往射鱼。’那么左氏关于陈列鱼获的说法就不对了（出自《困学纪闻》）

仍叔之子

鲁桓公五年，周天子派仍叔的儿子来鲁国聘问，解说《春秋》的人说：“父亲年老儿子代替，是讥讽世袭官职。”《春秋》的体例：凡是不可尽数讥讽的事情，只讥讽一次而已，其余的就从同看待。世袭官职并非古制，《春秋》在记载尹氏去世时已经讥讽过了，在这里又讥讽，不是太多余了吗？我查考：周宣王中兴恢复古制的功业，记载在《大雅》中的共有六篇，《云汉》一诗位居首位，而作这首诗的就是仍叔。他的诗敬畏上天忧念百姓，确实能够阐扬君主的德行，传颂到四方。四方的人惊喜相告，认为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德政重新兴起，从而向往太平盛世。南征北伐，如风行草偃，未必不是这首诗起了先导作用。仍叔真是贤人啊！如今他的儿子来聘问，我知道鲁国人必定因为敬重他的父亲而推及敬重他的儿子，重视他儿子的到来，特意提及其父的字缀在名字前面以示荣耀。大概《春秋》记载“某侯之兄某公”、“某侯某伯之弟”，是表示尊贵；记载“仍叔之子”，又是为了崇尚贤德。否则《春秋》中的卿大夫，从周王朝到各国，谁不是世袭官职？《春秋》除了在尹氏去世时讥讽外，其余都没有讥讽，却唯独苛求仍叔的儿子，这难道是圣人修经时善行及于子孙的意思吗？这绝对不可能！凡伯是作《上帝板板》的人，家父是作《节南山》的人。隐公七年，凡伯出使鲁国，戎人攻打并俘虏了他。《左传》说：“起初戎人到周朝朝见，向公卿赠送礼物，凡伯没有以礼相待。”那么戎人之所以甘心对付凡伯，是为了报复凡伯不以礼相待。当时王室已经衰微，戎人以礼而来，而我们傲慢倨傲激怒他们，罪过还不算远，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像凡伯这样的人，大概也是责备别人时明白道理的人吧？桓公八年，家父来聘问；十四年，来请求车辆。唉，太严重了！以他年轻时触犯权贵、探究王室纷争，不能说不毅然秉持丈夫的气节啊。晚年却随波逐流，竟至于如此。君子在这里更加认为仍叔贤德（出自《在陆草堂集》）

子同生

《谷梁传》说：“因为怀疑，所以记载下来。”刘氏反驳说：“圣人怀疑他，谁还会不怀疑他呢？”《齐诗》说：“展我甥兮。”展，是信的意思。诗人相信他是齐侯的外甥，怎么会有孔子反而怀疑他的情况呢？这个说法是对的。然而子同、子赤，都是嫡夫人所生的。《春秋》对于子同记载他的出生，对于子赤却省略不记载，为什么呢？圣人的意思好像是说：文姜虽然名义上淫乱，但子同确实是我们国君的儿子，记载他是为了端正周公后裔的名分，决断后世的疑惑。朱子说：“桓公三年，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六年，子同出生；十八年，国君才和夫人一起去齐国，那么庄公确实不是齐侯的儿子了。”朱子大概深得《春秋》的宗旨吧（出自《汪氏经解》）

逆王后于纪

桓公八年，祭公来鲁国，于是从纪国迎接王后。九年春天，纪季的姜氏回到京师。从迎接者的角度说，称为王后；从归嫁者的角度说，称为季姜，这是自然的文辞。就像《诗经》所说“为韩姞相攸”，就像《左传》所说“息妫将归过蔡”，都是在未出嫁时冠以夫国的称号，这是行文时不得不如此的。而《公羊传》认为王者无外，其辞已成；又认为父母对于子女，即使成为天王之后，仍说“我的季姜”，这是其解经虽然巧妙，但不是圣人的意思。现在如果说“从纪国迎接季姜”，那么初学之士也知道这不通；又如果说“王后回到京师”，那么王后是谁的女儿呢？辞穷了。《公羊传》大概是拘泥于在国称女的体例，而不知道文辞本来就有倒置而顺达的情况（出自《日知录》）

寤生

《左传》说庄公寤生，惊吓了姜氏，所以取名叫寤生，于是姜氏厌恶他。杜预说：“睡着醒来时庄公已经出生，所以惊吓而厌恶他，极言他出生容易。”根据《风俗通》，不举养寤生子，俗说婴儿落地不能开眼却能视物的，称为寤生子，妨害父母。郑武公老死天年，姜氏也是如此，怎么会有妨害父母呢？这个说法与杜预不同（出自《西溪丛语》）

壬申御廪灾乙亥尝

这是把两件事合为一书的情况。史书有记载灾异的体例，御廪发生火灾应当记载，这是一件事。尝祭是时祭的常礼，不必记载。如今在八月举行尝祭，周朝的八月相当于夏朝的六月，虽然称为秋祭，实际上是夏祭。夏天应当举行禘祭却举行尝祭，属于失时，失时应当记载，这是另一件事。然而御廪是神仓，储藏粢盛以供祭祀的。如今已经占卜秋祭在乙亥日，而在前三天神仓忽然发生火灾，用什么来供给粢盛呢？根据《周礼》，凡是祭祀前十天，率领执事人员占卜日期，必定十天，是说可以容纳散斋七天、致斋三天的数目。如今从壬申到乙亥，仅仅三天而已，那么此时已经致斋了。粢盛有缺，那么祭祀应当废止。没想到灾不成灾，神仓的谷物幸好没有受损，那么虽然发生火灾但仍可以祭祀，这是记载庆幸之事，又应当记载的，所谓把两件事合为一件事。所以凡是

译两件事，一件是书灾，一件是书失时，而合起来书写是为了记载庆幸。而《谷梁传》说：“灾虽然不造成危害，然而灾后的剩余谷物不应当用于祭祀，不更换灾后的剩余谷物就匆忙尝新，是为了记载不敬。”祭祀用的谷物出产，另有王籍，而国君亲自耕种；祭祀用的谷物储藏，也另有神仓，而冢宰装载帝籍所收的谷物专门储藏。舍弃这些，就没有其他田亩可以收取祭祀用的谷物，也没有其他粮仓可以储藏祭祀用的米。却责备他不更换灾后的剩余谷物，并且说他有兼管甸师的事务，我不知道所谓更换灾米和兼管甸师的人，是要打开其他粮仓的朱米来更换这灾米然后祭祀呢？还是甸师预先知道粮仓受灾，另外设立一个田籍兼储作为更换灾米的米来供给这次祭祀呢？其他米必定不可以用于祭祀，而千亩百亩也不可以兼辟千百亩作为王籍更换灾米的预备，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言论，是杜撰而不能作为依据的。胡氏专门沿袭《谷梁传》，既然责备灾后的剩余谷物，却又说：“门观受灾而新作就记载，御廪受灾而新作为什么不记载？”不成灾而想要他新作，可以吗？那么不成灾为什么记载灾？回答说：重视御廪。虽然没有受灾，然而已经像受灾一样，所以说庆幸（毛氏传）。

译逆王后

这位王后，是周桓王的王后。桓公八年，相当于周桓王十六年，哪有天子在位十六年才娶王后的道理？这必定是再娶，可以推知。只是《公羊传》说：“诸侯一次娶九个女子。”又说：“诸侯不再娶。”考察《三礼》，并没有这样的文字。只有《白虎通》、《王度记》都说：“天子、诸侯一次娶九个女子。”也说：“天子、诸侯不再娶。”这本来是沿袭《公羊传》的说法，而在上面加上“天子”二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年迎娶王后，在三传各家都应当有初娶、再娶的辨析，而自杜预、范宁以及孔颖达等诸家的疏解，都顺着文意解释，含糊其辞，并不敢提及一字。等到看襄公十二年，周灵王向齐国求娶王后，齐国询问晏桓子以回答婚事的言辞，到十五年刘夏跟随单靖公到齐国迎娶王后，考察其年份，则是灵王十四年。十四年娶王后，与十六年娶王后，都不是初娶。况且《史记·周本纪》说：“周惠王去世，儿子襄王即位。襄王的母亲早死，他的后母叫惠后，生了叔带，受惠王宠爱，而襄王畏惧她。”后母不就是再娶吗？而且襄王凭借狄人的军队攻打郑国，对狄人有恩德，于是立狄国女子为王后。王后可以再立，就是再娶。为什么呢？襄王曾经娶过姜氏、任氏，狄国女子不是侄娣，必定不是在宫中晋升立后的。至于诸侯再娶，尤其更多。庄公元年，齐襄公娶王姬；十一年，齐小白又娶王姬，都不是初娶。如果说诸侯不再娶，那么王室虽然卑微，哪有违背祖制而甘心嫁给诸侯国家的道理？如果像昭公二年，晋平公娶齐国女子少姜，当时晋平公已经即位十八年了，他所娶的，或者是异姓的媵妾，或者是同姓的侄娣而在本国等待成年，都难以确定。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说“不是正妻”，令人怀疑。到了三年，齐国请求为晋平公继室，晋平公又娶了她。回答请求继室的辞令中有说：“寡君不能独自承担社稷之事，没有正妻。如果惠顾敝邑，安抚拥有晋国，赐予内主。”则明显是再娶为夫人的话语。我曾经怀疑隐公居摄一事，认为桓公的原配夫人孟子早死，重娶宋武公的二女儿为夫人，这就是嫡妻，所以桓公是嫡子，而隐公以长庶的身份居摄，这是典例。于是胡氏痛骂，说以妾为妻，以庶为嫡，三纲沦丧，九法败坏，人望断绝，责备隐公、责备桓公、责备天王，无所不至，偶尔引用庄公再娶孟任立子般来解释，认为桓公与子般、隐公与闵公、僖公两两相似，而季友立子般。而受到褒扬，隐公让位给桓公而受到贬斥，颇为不平。继而想到子般的事，还有不合之处。只有诸侯可以再娶，那么再娶就是嫡妻，嫡妻则她的儿子可以成为储君，千年的疑惑一旦顿时消除。既然天子诸侯没有成礼，那不再娶一语又未曾杂见于三礼的文字，所凭借的《春秋》一书，周礼尽在其中，而遍考之却必定没有其事，那么那话就是荒诞的了。先仲氏说：“善于解经的人应当用传来解经，不应当用经来解传。”我说善于解经的人应当用经来解经，并不应当用传来解经。既然传尚且不可以解经，何况儒家的说法，那么我可以援引《春秋》的体例而独断地说：“天子诸侯都再娶，难道有什么过错吗？”（毛氏传）

纪侯大去其国

桓公、庄公时期的《春秋》，对于纪国的事记载特别详细。纪侯未离开国家之前，娶了一个妇人，嫁出一个妇人；纪侯已经离开国家之后，死了一个妇人，葬了一个妇人，全都记录在册。纪国作为纪国，微小啊微小，而纪国妇人的嫁娶死葬，更是微小啊微小，何至于烦劳圣人的笔墨呢？认为那些妇人的嫁娶死葬，纪国的存亡系于其上罢了。纪国作为纪国，微小啊微小，即使存亡系于其上，又何至于烦劳圣人的笔墨呢？大概是因为心中不认同齐国的强暴，而痛惜纪国没有亡国的道理，而最终不能自我保全。天的道理，像拉弓一样，高的压低它，低的扬起它。圣人效法天，《春秋》是抑制强暴扶持弱小的书。秦祖非子，是伯翳的后代；楚祖熊绎，是鬻熊的后代；吴出于泰伯，越出于少康，这四者都是神明的后裔，难道都是夷狄吗？楚国在《春秋》中灭掉汉阳的国家共有二十三个，而像封豕长蛇；吴国又灭掉楚国，长颈乌喙；越国又灭掉吴国。最终秦剪灭各国以拥有天下，以暴易暴，《春秋》因此非常厌恶它。鲁仲连宁可蹈东海，义不称帝秦。后世读《纲目》的人，见秦蚕食而不满足，列国像鸡犬相连而不奋起，则愤恚之心生。这愤恚之心，是良心，通乎《春秋》的宗旨。纪侯离开国家，不像梁国那样自我灭亡，莒国那样自我溃败，被齐国强大所逼迫，曾经兢兢业业，朝夕谋划。王迹虽然熄灭，周朝还是共主；伯统未兴起，鲁国称为望国。嫁女必在天子之家，娶妻必在周公之后，协调比邻，婚姻众多。于是或者到鲁国咨询谋划齐国，或者请求王命以求与齐国和解，处心积虑如此，纪国可以说没有亡国的道理了。齐国偕同郑国袭击纪国，则立刻破其阴谋；齐国联合三国攻打纪国，则联师以取胜，仓卒应变

译像这样，可以说纪国是没有亡国道理的。大势已经崩坏，一根木头无法支撑。齐国军队借着为九世祖报仇的名义，而纪侯迁徙百姓到第四年才完成。九世之仇，是莫须有的借口；四年才完成，是誓死不愿离开的表现。而纪国可以说没有亡国的道理。小国没有大夫，而“裂缯”这个名称首次出现在经书中，这是纪侯贤能的大夫。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请求保全宗庙祭祀，这是纪侯贤能的兄弟。叔姬在等待婚嫁年龄时开始，最终回归酅地，进以礼，退以礼，这是纪侯贤能的妻妾。他们的君主贤能，他们的大夫贤能，他们的兄弟贤能，他们的妻妾贤能，而纪国可以说没有亡国的道理。国家必定先自我毁灭，然后别人才去毁灭它。自古以来国家灭亡，没有不极尽亡国道理的。然而也有没有亡国道理却忽然灭亡的，这是圣人深深痛惜的；没有亡国道理却忽然被人灭亡的，这是圣人非常厌恶强暴的原因。商纣王毒害天下，而洛邑的顽民、首阳山的饿士，还因为六七代王的遗留恩泽，有所隐恨。何况是没有显著听闻的秽德，而麦子渐渐枯萎、黍子离离凋零呢？《春秋》在前面记载纪国嫁女娶妇，好像在说：用来求免于灭亡的，就是这样；在后面记载齐侯安葬伯姬，好像在说：即使是仇敌也有不忍心完全施加暴力的；记载叔姬去世和安葬，好像在说：国家虽然灭亡，还有人在啊。齐桓公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以统领诸侯，而可惜纪国的命运在齐桓公之前就结束了。唉！纪侯对于纪季，是兄弟；伯姬对于叔姬，是姐姐和妹妹；而齐襄公对于文姜，是兄妹。千古之下，究竟谁灭亡谁不灭亡呢？

译恒星看不见，星星坠落像雨一样。

查考鲁庄公七年甲午年，就是周庄王十年。周庄王的别传记载：这一年四月辛卯日夜，恒星看不见，半夜星星坠落像雨一样，于是用《易经》占卜，说：“西域铜色人出现，所以夜晚明亮，不是中原的灾祸。”现在世间传说佛生日是四月八日，用长历推算，辛卯日是四月五日，那么出生的日子就不符合；周的四月，是夏历二月，那么出生的月份就不符合。佛经不是圣贤的书，它的错乱谬误不值得深入辩驳。查考《普曜本行经》说：“佛在周庄王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鬼宿与月亮相合时，在岚毗国波罗树下，从摩耶夫人右胁出生。”《佛本行经》说：“太子出家时，看见鬼宿与月亮相合，诸天大声唱道：‘大圣太子，鬼宿已经相合，现在时机到了，想要追求殊胜的法，不要住在这里。’”《萨婆多论》说：“佛在二月八日沸星出现时，初次成就等正觉；也在二月八日沸星出现时出生；在八月八日沸星出现时转法轮；也在八月八日沸星出现时取般涅槃。”所说的二月，大概是周的四月无疑，只有五日与八日不同。难道西域以月亮初生到月亮消失为黑月，以月亮初明到月亮圆满为白月，所以盈缩之间日数偶然不同，还是传抄者讹误呢？但是所谓鬼宿与月亮相合，就是恒星看不见的说法；沸星出现，就是星星坠落像雨的说法。《尚书故实》说：“佛教上属鬼宿，昏暗则佛教衰微。”天文书记载：鬼宿主祭祀神鬼之事，那么佛教归属它本来适宜。况且鬼宿、井宿在地面，对应秦的分野，而佛居住在天竺，在雍州的界限，那么分野也应该在鬼宿。二月初一，月亮与太阳在壁宿、奎宿之间相合，到八日，月亮距离鬼宿不远，却说鬼宿与月亮相合，没有什么可相合的，意思是星星正好看不见。难道他们所说的鬼宿与月亮相合，就是我们所说的恒星看不见吗？天上没有沸星，天文书记载：慧星光芒像扫帚，孛星蓬蓬勃勃向四周发散，如果说沸，那么必定取泉水乱涌像汤在鼎中沸腾。难道他们所说的沸星出现，就是我们所说的星星坠落像雨吗？周庄王用《易经》占卜，已经知道是西域铜色人出现，我们孔子至诚预知，正在编成《春秋》，那时距离这里将近二百年，难道不知道异教已经形成千百年，后来将流入中国成为祸患，怎么能说不是中国的灾祸呢？所以谨慎地把它记载在经书中。说：“夏四月辛卯，夜晚，恒星看不见。半夜，星星坠落像雨一样。”佛把中国称为震旦，而中国把佛称为慧日，哪里知道佛出生之初，就已经恒星看不见？进入他教的人，迷惑而不返回，将万古像长夜一样，而经星常常被它侵蚀。这又是《春秋》为万世后无父无君的人考虑啊（春秋志在）。

公子结送陈人的陪嫁女子。

古代有陪嫁的礼节，凡是诸侯娶妻，本国既有侄女和妹妹，陪嫁的人随之，如果数目不够，那么各国各送庶女来凑足侄女和妹妹的数目，也叫作陪嫁。陪嫁，就是送的意思。但是周代的制度已经灭亡，而《仪礼》、《礼记》都是战国以后的书，而且缺略不完备，完全不可以依据。现在只就《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比较，然而也有不同，只应当合观全经来确定其是否正确。如《左传》成公九年传有说：“凡是诸侯嫁女，同姓国家陪嫁，异姓国家就不陪嫁。”那么宣公的嫡母哀姜、生母敬嬴，襄公的嫡母齐姜、生母定姒，都是异姓。又僖公二十年西宫火灾，何休说西宫是，小寝内室，楚女居住的地方。成公九年伯姬嫁给宋国，齐国来送陪嫁；襄公二十三年晋国嫁女给吴国，齐国派析归父送陪嫁，都是异姓。如果一定要同姓国家陪嫁，那么秦国楚国嫁女就没有别的国家可以陪嫁，所以唐代陆淳也说：“莒国姓已，邾国姓曹，同姓最少，将让谁陪嫁呢？”如果《公羊传》说：“诸侯娶一个国家的妻子，那么两个国家去陪嫁，带着侄女和妹妹。诸侯一次娶九个女子，诸侯不再娶。”那么成公九年伯姬嫁给宋国时，卫国晋国已经来陪嫁了，齐国又来陪嫁，这是娶一个国家而三个国家来陪嫁，合起来十二个女子了。虽然左氏讥讽说非礼，但是是用异姓来讥讽，不是用女子多来讥讽。如果诸侯不再娶，我以前已经极力辩驳了。现在知道再娶不止一次，不仅嫡妻死了可以再娶，即使嫡妻在世也可以再娶。卫庄公娶庄姜，美丽但没有儿子，又娶陈国的女子叫厉妫，生了孝伯，庄姜贤惠，不曾认为这是非礼。所以三传的不同都体现了礼的意思，而我用全经来断定。叔姬嫁给纪国，那么本国有陪嫁；陪嫁陈人的妻子，那么同姓有陪嫁；齐人来陪嫁，那么异姓也有陪嫁；纪季姜嫁给京师，那么天子可以再娶；王姬嫁给齐国，那么诸侯也可以再娶；如果晋平公娶继姜，那么嫡妻死了可以再娶；卫庄公娶厉妫，那么如果嫡妻没有儿子，即使不死也可以再娶。这是周礼。（毛氏传）

陪嫁

解说的人说古代的陪嫁就像现在的从嫁者，陪嫁就是送，妾送嫡妻而行，所以称妾为陪嫁，像女英跟随娥皇侍奉舜一样。我查考《公羊传》说：“陪嫁是什么？诸侯娶一个国家的妻子，那么两个国家去陪嫁

译（女子出嫁）时，让侄女和妹妹跟随陪嫁。侄，是哥哥的女儿；娣，是妹妹。」又考证《毛诗正义》说：“凡是送女子出嫁的，无论男女都称为媵。”僖公五年《左传》记载，晋国人偷袭虞国，俘虏了虞国大夫井伯，让他陪嫁秦穆姬。史传中称伊尹是有莘氏陪嫁的臣子，这说明送嫁的人即使是男性也称媵。《毛诗》中“求尔新特”一句，是因为女子没有按照礼制出嫁，所以父母家中的男子和妇女都不肯陪嫁，她独自前来，所以称为新特（出自《野客丛书》）。

译公子牙去世。

徐仲山在《日记》中常常认为季友毒杀叔牙过于急切，而胡氏则极力颂扬季友，说周朝厚待本支宗室而任用周公旦，鲁桓公废黜蔡姬、鲜虞等事都在于此，这未免不符合事实。我曾说这件事要依靠《公羊传》的解释，即：“对于君父，不可有篡逆之心，若有篡逆之心就应诛杀。”这样意义就确定了。况且《公羊传》又有“不久叔牙弑君的器械就准备好了”的话，那么或许叔牙有弑君的迹象，季友才开始杀他，《左传》对此有所省略。大概是在危急可疑的关头，不忌讳迅速决断。季友既然作为宗族重臣参与国政，而两位公子的叛乱，又牵连到后宫，如果不迅速起事加以控制，几乎没有不蔓延成势的。所以先诛杀叔牙以剪除其羽翼，而后庆父接着作乱，也可以轻易平定。这虽然是季友专断决策，但也显示出季友善于平定祸乱。因此叔牙被毒杀，是因为先已诛杀了贼人，那么子般之死就可以不说是被弑；闵公去世，既然已经讨伐了贼人，那么庆父自缢，也可以不必说是正常死亡。这都是孔子的书法，一是为掩盖国家丑恶，二是即为季子避讳，使他在兄弟骨肉之间没有愧疚，所谓隐蔽而决断、严厉而能保全，是因为他决断得当。那么季子这件事，竟然用周公诛杀管叔、蔡叔来类比，那未必恰当，但《春秋》确实没有不给予肯定的（毛氏传）。

唯独子般被立为太子这件事尚存可疑之处。当时既娶了孟任，又娶了哀姜，然而哀姜自是嫡妻，那么子般就是众子之一，并非世子。况且众子中有年长的，即僖公；又有稍长一点的，即闵公。按照周朝立太子的制度，《公羊传》隐元年注说：“礼制规定，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娣；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质朴的家风重亲情，先立娣；文雅的家风重尊卑，先立侄。”这是最明确的立法。大概立太子的先后，取决于母亲地位的贵贱。春秋诸侯一娶九女，即一个嫡妻两个媵妾，各有侄娣，合起来是九人。所以先嫡后媵，先媵后侄娣，次序井然。现在闵公是少姜的儿子，是哀姜的娣所生；僖公是成风的儿子，是先娶的媵所生。无论僖公年长而子般、闵公年少，年龄不相当，仅从母亲方面来说，哀姜无子，那么孟氏、成风都应当是媵，少姜则是侄娣。立法先立媵，那么应当先立僖公而后立子般，因为成风在孟任之前；其次轮到侄娣，也应当先立僖公、子般而后立闵公，因为少姜是侄娣。现在以子般为世子，又让闵公排在僖公之前，不免混乱。我曾说桓公是嫡子，隐公是庶子，因为嫡妻可以再娶，仲子就是再娶的嫡妻。然而不通《春秋》如胡氏，还诟病他，说仲子不是嫡妻，桓公不是世子，这是说三纲沦丧、九法败坏，难道哀姜作为嫡妃明明还活着，僖公作为长庶子不减隐公，而季友奉立子般并杀害两位兄长，而《春秋》史官、列国大夫，以及孔子论定都没有异议吗？所以我认为桓公是嫡子，子般也是嫡子，这不是《春秋》的礼制，而是周朝的礼制。大概礼制有初娶，有再娶，再娶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如果是初娶，那么《隐元年传》杜氏说：“元妃，是初娶的嫡夫人。”正义说：“始是长的意思。有始而非嫡，孟任就是；有嫡而非始，哀姜就是。”而我则认为孟任也是嫡而非始，那始而非嫡的，是成风。庄公初娶成风为媵，生了僖公，然后见到孟任而喜欢她，娶为夫人，那么孟任是嫡妻，不是初娶。到了二十四年，因为求好于齐桓公，再娶齐女，于是压制孟任而尊崇姜氏，意当时礼法必定又以氏族贵贱、礼仪厚薄来区分正次，所以哀姜无子，那么宗卿终究因为孟任夫人原有嫡名，于是毅然正名而立子般，这固然是《春秋》所行与《周礼》相合的，所以不立僖公而立子般，因为子般是嫡而僖公是媵。而且立子般而不立闵公，因为孟任虽然被降位而不失为媵，少姜虽然是嫡而止于侄娣，不先于媵。如果闵公排在僖公之前，那是齐国人立闵公，不是季友的意思，所以季友带着僖公逃到陈国，而后才立他。然而即使从立法来说，既然压制孟任为次妃，成风不与孟任同列，势必降等为次妃侄娣，而少姜是嫡，侄娣应当先于两个媵的侄娣，这又是立法不太远的。世间没有《周礼》，而来到鲁国的大夫都说“鲁国奉行《周礼》”，这不是《周礼》的虚名吗？如果媵可以初娶，那么僖公、成公都是如此。查考成公是宣公的儿子，宣元年初娶穆姜，这见于经文。然而宣二年，宣公的孙子、成公的儿子衡就已经作为人质在楚国，那么宣公未娶时不仅成公已经长大，就连成公的儿子也可以作为人质，必定在成童以后是明显的。这又是谁氏所生的呢？那么人君有元妃、次妃、下妃，而都可以再娶，也都可以初娶。晋平公娶少姜，是再娶媵；鲁庄公、宣公娶僖公、成公的母亲，是先娶媵。有初娶嫡就有初娶庶，只是其礼久已失传，不能考证罢了（毛氏传）。

季氏执政

有人问：“季友对鲁国有大功，受封费邑成为上卿，从此以后，季氏将世世代代掌握鲁国的权柄吗？”我说：“不会。僖公十六年，季友去世，而”

译臧文仲执政；文公十年，臧孙辰去世，东门襄仲执政；宣公八年，仲遂去世，季文子执政。所以在成公时代，季文子说辅佐过两位国君；在襄公时代，季文子说辅佐过三位国君。季文子初次出现是在文公六年，那是季文子刚刚被立为卿，还尚未执政，何况在此之前呢（潜丘札记）

译齐桓公在洮地结盟、在牡丘结盟、在咸地会盟、在淮地会盟，动用兵车的会盟有四次。鲁庄公十三年在北杏会盟，十四年在鄄地会盟，十五年在鄄地会盟，十六年在幽地结盟，二十七年又在幽地结盟，在柽地会盟、在贯地结盟、在阳榖会盟、在首止会盟、在寗母会盟、在葵丘会盟，不兴兵车的会盟有十一次。孔子只说九次会合诸侯，不兴兵车，大概是因为北杏之会开始图谋霸业，初次在鄄地会盟时霸业尚未成就，鲁庄公十五年再次在鄄地会盟才是开始。《左传》说：“再次会盟，齐国称霸。”（《随隐漫录》）

齐桓公与晋文公虽然并称，但晋文公本来就不是齐桓公的对手。齐桓公二十多年积蓄威势、韬光养晦，才能向楚国问罪；晋文公一次出兵，城濮之战的功劳就多于召陵之役。齐桓公屡次结盟会盟，晚年迟疑不决，才去会见宰周公；晋文公两次会盟，温地之事比葵丘之会更为敏捷。齐桓公终身与诸侯会盟，却在鄄地会盟时失去了鲁国，在幽地结盟时失去了卫国，在首止会盟时失去了郑国，在葵丘会盟时失去了陈国；晋文公三次会盟，而大国小国没有不到的，这就是晋文公功劳多于齐桓公、行事快于齐桓公、名声盛于齐桓公的原因。然而齐桓公得到江国和黄国却不用于讨伐楚国，晋文公认为如果不招致秦国，就不能与楚国争锋，楚国被压制而秦国兴起，这是齐桓公不肯做的。齐桓公会盟不靠近三川，结盟不凌驾于王人之上；晋文公在王畿内会盟就太傲慢了，与子虎结盟就太悖逆了，这是齐桓公不敢做的。齐桓公宁愿得不到郑国，也不接纳子华，担心他奖赏臣下而压制君主，不可作为典范；晋文公为了元咺而拘禁其君主，那么三纲五常就废弛了，这又是齐桓公不忍心做的。孔子关于正与诈的论述，真可谓一言以蔽之。（《春秋疑问》）

《春秋》中列国卿大夫世家的兴盛，没有超过鲁国三家和郑国七穆的。鲁国的公族，如臧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东门氏、郈氏之类固然很多，只有孟孙、叔孙、季孙确实出自鲁桓公，他们世代传承，都执掌国政，与鲁国相始终。如果推究其理，那么鲁桓公弑兄夺国，得罪上天，难道让他的后代如此昌盛吗？郑灵公去世没有子嗣，国人拥立郑穆公的儿子子良。子良推辞，认为公子坚年长，于是拥立坚，这就是郑襄公。襄公将要废除穆氏，子良争辩，愿意与他们一同灭亡，于是襄公放弃，他们都成为大夫。其后位列卿大夫并世代相传的，有罕、驷、丰、印、游、国、良，所以称为七穆。那么，这些家族没有被驱逐而得以保存，是子良的功劳。到了他们的孙子良霄，反而先被灭族，而另外六家依然为卿，这又不可理解。（《容斋续笔》）

有人问：“传记记载九月壬戌在韩原作战，经文记载十一月壬戌在韩地作战。杜预认为九月壬戌是十三日，十一月壬戌是十四日，事情发生在前而记载在后的，是遵循报丧的日期。经文遵循报丧日期而记载的很多，为什么唯独对此怀疑它是夏正呢？”我说：“大概是从前后的文意来判断它是夏正的。当秦伯讨伐晋国，卜徒父占卜，吉利。说：‘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按照《礼记》，季秋之月草木黄落，草木零落之后才进入山林，那么所谓收获果实、砍伐木材，正是夏正的季秋之事，难道是孟秋吗？后来果然在九月俘获晋侯于韩原，那么占卜者的话应验了。晋献公将伯姬嫁给秦国，史苏占卜，说：‘不吉。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说六年逃亡、明年死亡，那就是逃归的次年死亡。于是晋圉在二十二年秋天逃归，二十四年二月才死在高梁，那么他的话似乎没有应验。不知道晋国使用夏正，圉在二十二年秋天逃归，实际上是逃归到晋惠公十三年的夏天；怀公死在二十四年二月，实际上是死在晋惠公十四年的十二月。这两件事相隔正好一年，那么占卜者的话又吻合了。这都是传记使用夏正的明显证据。大体上《春秋》的经文是圣人笔削过的，纯粹使用周正；传记则是旁采各国史书而成，所以其中夹杂着夏正而不能完全革除，读者还可以从中领会其意。”有人说：“你认为传记的九月就是经文的十一月，那么传记的十一月就是经文的次年正月可以知道了。它的干支可以吻合吗？”我说：“有什么不能吻合的？这是九月十四日壬戌，数到次年正月朔日为戊申，陨石于宋五，这就是晋侯回国的那个月；从戊申朔数到正月晦日为丁丑，六鹢退飞过宋都，这就是杀庆郑之后晋侯入境的日子。”有人说：“晋侯回国既然应在次年春天，而经文没有记载这件事，为什么呢？”我说：“经文遵循报丧，有报丧就记载。晋侯回国没有报丧，也就像晋重耳回国没有报丧一样，经文本来就不能记载。”有人说：“经文既然不记载而传记记载，也应该把这件事列在次年春天，而传记把它系在去年的末尾，为什么呢？”我说：“这是传记的体例。传记本来有先于经文以开始叙述事情的，也有后于经文以终结意义的，像这则传记本来记载韩原之战，而必须追叙晋侯回国，是先于经文以开始叙述事情。这则传记本来记载晋侯被俘，并叙述晋侯回国，是后于经文以终结意义。仅这一则传记，《春秋》的体例也可以类推了。”（《潜丘札记》）

译《因树屋书影》记载：

古人有两个字的名字，通常只取其中一个字来称呼。晋侯重耳的名字在经书中出现，但践土之盟的盟书里只称“晋重”，这难道说明古人对于两个字的名字，有时也可以只称呼其中一个字吗？潘岳在《西征赋》中写道：“重戮带以定襄，弘大顺以霸世”，这里文公的名字只取一个字，是依据践土盟书的记载，并非随意删减古人名字的做法。然而他在《关中诗》中写道：“纷纷齐万，亦孔之丑”，这就讲不通了，怎么会有把齐万年称为齐万的呢？

译请求开凿隧道，未被允许。

将此事告知仲遂，在定公时由意如决定，因私人的辛劳而忘记大义，远不如叔孙昭子那样深明大义了。晋文公因安定周襄王而请求开凿隧道，周襄王不允许，说：“分赐先王的大物来奖赏私人的德行。”又说：“我怎敢因私人的辛劳而改变先王的大法？”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将此篇列为第一篇，他是对宝庆年间的大臣有所感慨吧？令人敬畏啊，这正是《春秋》的笔法（《困学纪闻》）。

楚子询问齐军的话说：“您处在北海，我处在南海，即使是马牛走失也互不相及，没想到您会进入我的土地，是什么原因呢？”注解说：“马牛因发情而走失，大概是边境细微的小事，所以用来作比喻。”然而注疏的意思并不十分明白，我后来拿这件事问元城先生，他说：“这很容易解释，这是丑化诋毁的言辞罢了。齐楚相距南北如此遥远，即使是患有风病的牛马也互不相及，如今你是人却擅自进入我的土地，为什么呢？”我这才领悟他的说法，即《尚书》所说的“马牛其风”，注解说：“马牛有发情走失的情况。”这两个“风”字意思相同（《懒真子》）。

晋国有四位姬姓女子，郑国子产有辨别男女姓氏的言论。考证《穆天子传》，周穆王有盛姬，大概周礼的败坏，从周王朝开始，诸侯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困学纪闻》）。

臧文仲收藏大龟，孔子认为他不明智。蔡龟，是国君守藏的龟，出产于蔡地，因此以此命名，《左传》所称的“虚器”，正是指这个。到了他的孙子臧武仲得罪鲁国，出逃到邾国，派人告诉他的哥哥臧贾在铸地，并且送去大蔡龟，说：“臧纥的罪过不至于断绝祭祀，您用大蔡龟代为请求，可以吗？”大概是请求为先人立后嗣。臧贾再拜接受龟，让弟弟臧为替自己请求，于是臧为就自立为后嗣。臧为的儿子叫臧昭伯，曾经到晋国，堂弟臧会偷了他的宝龟偻句，用来占卜臧为是诚信还是僭越，结果是僭越吉利。臧会到晋国，臧昭伯询问内室妻妾和同母弟弟，臧会都不回答。臧会的意图是想让臧昭伯怀疑他有什么其他缘故，回去后查问，都没有，于是逮捕并杀了他，臧会逃跑到郈地。等到臧昭伯跟随昭公出逃到齐国，季平子立臧会为臧氏的后嗣。臧会说：“偻句没有欺骗我。”臧氏这两件事，都因为龟的缘故，都是因为弟弟而夺取哥哥的地位，也很奇特了（《容斋续笔》）。

孔逵说：“子臧因为子华的缘故害怕被杀而出逃，郑伯不知道他在哪里。等到听说宋国有聚集戴鹬羽帽子的人，子臧的行迹就显露了，于是派遣盗贼诱骗并杀了他。子臧既然逃避罪责，就应当深深隐藏自己，不向人显示特异，让人能够识别，却喜好聚集鹬羽帽子，这也是像五月穿羊皮袄一样，教人追踪他的踪迹啊。《左传》只用‘服饰不恰当，是自身的灾祸’反复咏叹，其意思自然显现。”禧按：这个议论最妙。郑伯既因为鹬羽帽子得知他的所在，又见他骄傲放肆不自我隐藏躲避，更加厌恶愤怒，所以一定要杀了他才罢休。就像隋炀帝看见张衡肥胖而杀了他，认为他不思悔改一样。而让盗贼诱骗他，那么子臧所交往的人、所做的事，也可以想见其一端了。又子臧的服饰不恰当，正是指鹬羽帽子炫耀奇异，在逃避死亡的时候不相称罢了，所以传文借《诗经》的话来阐发。地平而后天成，不平则不成，所以说“称”。子臧戴鹬羽帽子，没有比这更不平的了，怎能成就呢？这些都是古人引用《诗》、《书》来表明大意的地方，颇有微言大义。我过去最厌恶它们泛泛而谈、错乱不切题，现在因为孔逵的话才有所领悟（《左传经世》）。

楚人尚左，国君一定在左边，不要与楚王相遇。解释说：“君，指楚君。”我认为君指隋侯，王指楚王。两位国君相对，隋侯的左边对着楚王的右边，说楚军左边坚固右边有缺陷，国君应当在左边以攻击楚军的右师（《日知录》）。

邢、卫都是姬姓国家，都被狄人所灭，而邢迁到夷仪，卫迁到楚丘，齐桓公都为它们修筑城墙，那么邢、卫两国本应协力抵抗狄人，互相拯救援助。而在前十八年，邢反而勾结狄人攻打卫国，包围卫国的莬圃。等到狄人撤退，而邢国独自留下军队不离去，那么邢国的恶行就过分了。第二年，卫国于是攻打邢国，报复莬圃之战，并没有在邢国得逞。又第二年，齐孝公因为邢国想要报复卫国，在邢国与狄人结盟以谋划攻打卫国，那么邢国实际上是主人，而狄人反为客人。然而前年秋天刚与狄人结盟，而去年春天狄人就侵犯卫国，那么祸患起于肘腋之间，狡诈多变难以预测。于是卫文公使用离间计，派大夫礼至昆弟先在邢国暗中做官，作为内应，然后一举灭掉了邢国。这虽然是灭掉同姓国家，然而敌国迫近居住，势不两立，也是不得已啊。只是《春秋》灭国三十次，没有书写名字的，这里独独书写“卫侯毁”，传文于是有“灭同姓所以书名”一句话，而《曲礼》于是引用它说：“失地不书名，灭同姓书名”，定为《春秋》的体例。失地不书名的，《曲礼》郑玄注引用庄公十年“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作为依据。献舞就是蔡哀侯。哀侯因为被俘而书名，未曾失地。经文中凡是被俘的一定书名，如许男斯、沈子嘉，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已在前面传文中见过。实际上哀侯被俘到楚国就回来了，寸土不失，看后三年就与齐桓公举行北杏之会，显然在经文中可以验证。至于失地的国君，《春秋》中有很多，纪侯离开国家

译谭子逃奔到莒国，史书并没有记载他的名字。至于灭掉同姓国家这件事，虽然楚国所灭的国家难以考证，但《春秋》鲁僖公二十六年记载“楚子灭夔”，注释说：“夔国与楚国同姓，有人认为因为楚国对待夷狄的礼节，所以不称其名。”如果鲁僖公二年记载“虞师、晋师灭下阳”，那么下阳是虢国的城邑。虞国、虢国与晋国都是同姓，两个同姓国家灭掉一个同姓国家，而虞国和晋国都没有称其名，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晋献公灭虢国并灭虞国，是一个同姓国家灭掉两个同姓国家，然而也没有称其名。所以胡氏也知道这难以解释，于是说：“晋国讨伐虞国没有称其名，而这里唯独称其名，是因为虞公贪图玉璧而交换邻国，这与邢国勾结狄人攻打卫国相比，罪行的轻重有所不同。”不责备像虎狼一样勾结群盗的行为，却责备像虫鱼一样贪图诱饵的行为，这不符合公正的情理。我从前曾说，史书中称名或称爵位并没有固定的体例，何况只是偶然出现一次，尤其不能作为依据。况且《春秋》经文有缺失的文字，也有多余的文字。先仲氏说：“桓公十二年‘丙戌在武父结盟’，又说‘丙戌卫侯晋去世’，下面的‘丙戌’，是因为上面的‘丙戌’而多余出来的。”这里说“卫侯毁灭邢”，下文说“卫侯毁去世”，上面的“卫侯毁”，是因为下面的“卫侯毁”而多余出来的，这是确切的论断（毛氏传）。

译在太庙举行大祭，将僖公的牌位升迁。所谓大祭，就是吉禘之祭。《竹书》记载“在先王处举行吉禘”，许慎认为三年丧期结束后，便将新死君主的牌位安放到太庙，合并所有祖先牌位一起祭祀，这本来叫做祫祭，又被称为禘祭，是因为禘祭要依照昭穆次序的缘故。但是禘祭必须在除服祭之后一个月进行，《士虞礼》称除服月为吉祭，那时还未能配享妣神，所以必须过了这个除服月，才能举行吉禘之祭。而《礼记》又说“吉事优先选择近日”，意思是除服祭之前，占卜日期都优先选择较远的日子，从下旬开始占卜，而这次是吉祭，可以优先占卜上旬，这明显是在除服祭之后改月占卜日期，即在第二十七个月之后。现在计算从僖公去世到现在，只有二十二个月，距离再期之祥祭，还差三个月，就匆忙举行大祭，这是不合礼制的。至于升迁僖公的牌位，则是另一件失礼的事，史官将其连在一起记载。根据传文，僖公是哥哥，闵公是弟弟，而闵公先于哥哥即位，他在四亲庙中，已经在祢庙的位置。现在僖公将要入庙附祭，宗伯夏父弗忌想要依照兄弟长幼先后顺序，因此改变了昭穆次序，现在闵公仍在穆位，而将僖公升迁到昭位，这叫做跻僖公，然而这是违背礼制的。我曾经考证，庙次与世次是不同的，世次是按照伦理次序来说的，而入庙的次序，则完全以传位的先后为标准。《国语》说“工史记录世次”，世次就是世系次序，比如曹国以文公为昭，晋国以武公为穆就是这样。又说“宗祝记录昭穆”，昭穆就是庙次，比如懿王是侄子而孝王是叔父，那么孝王继承懿王，侄为昭叔为穆，因为侄子先入庙，而叔父继之。平王是祖父而桓王是孙子，那么桓王继承平王，祖为昭孙为穆，平王不可能有儿子在穆位，那么桓王也不可能有父亲在昭位。大概昭穆是父子的别名，凡是昭就是父，穆就是子，而祖祢则是祖庙、父庙的固定位置。凡是先进入祢庙的，就对新君而言是父，而继之进入祖庙的，又对新君而言是祖。所以从世次来说，闵公、僖公本是兄弟，而从庙次来说，在闵公、僖公之间是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而在文公那里，僖公是祢（父）而闵公是祖。所以宗庙的官员说：“你即使再圣明，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受祭，这已经很久了。”意思是僖公未入庙时，闵公占据父庙的位置，先于僖公受祭已经三十三年了，不能说不久。而《公羊传》又说：“那违背礼制是怎样的呢？是先祭父后祭祖。”认为祭祀有什么违背呢，比如文公先祭父祢而后祭闵祖，这就叫做逆。那么僖公就不能升迁到闵公之上，庙次不能等同于世次，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何休又说：“兄弟同次，不分昭穆，鲁惠公南向，那么隐公、桓公都北向，庄公南向。”那么闵公、僖公都北向，他所称的升迁，也只是同向分上下罢了。这是不对的，不论宗祝所争辩的，明显是争辩昭穆，与何休所说的不合，那么说是同次同宫呢？还是异宫同向呢？同宫则一庙没有两个主位，如果一定要变通，或许中间一个附祭，一个正位一个旁位，不能同向。而如果异宫，那么诸侯五庙，二昭二穆，闵公、僖公既然都是穆位，还能有隐公、桓公吗？没有隐公、桓公，还有惠公吗？况且庄公已经在昭二的位置了，闵公能在穆一的位置吗？南向北向，是就太室合食而言的，而合食的次序，就是东西分宫的次序，没有两种次序。何休只是用合食妄加议论，而不知道在宫庙的位置上有大的违背。周礼全在鲁国，怎么能让言礼如此错乱呢（毛氏传）

升迁僖公的牌位

按照《公羊传》的说法，说是先祭父后祭祖；《谷梁传》的说法，说是先祭亲近者后祭祖。这明显是指闵公为祖，僖公为父。即使《左传》“你即使再圣明，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受祭”的说法，其意思也是如此。而杜预、范宁、孔颖达诸家都不明白其义，何休、杨士勋的解释得到了但也不完全。只有贾公彦《冢人掌公墓》的疏最得三传之意。大概僖公虽然是闵公的庶兄，但既然继承了闵公的统绪，就降格为子了；闵公虽然是文公的叔父，但既然被僖公视为子，就尊为祖了。王侯之家，臣子一例。当他们活着时，既可以诸父昆弟为臣；那么他们死后，难道不可以诸父昆弟为子吗？所以弟弟继承哥哥的统绪，弟弟就是子；即使哥哥继承弟弟的统绪，哥哥也是子。现在文公将僖公升迁到闵公之上，这是将父升迁到祖之上了。所以《公羊传》说先祢后祖，《谷梁传》说先亲后祖，而《左传》也讥讽其子先于父受祭。如果像杜预、范宁诸人的解释，那么与三传祖祢之义，不是大相违背吗！有人说：“兄弟不可以为子而视之为子，这是扰乱天伦的次序，可以吗？”回答说：“王侯的礼与臣庶不同。王侯以继承宗庙为重，继承其宗庙就为之子。看闵公去世，僖公行三年之丧，这本来就是子为父的服制了。既然服了子的服，而不正子的名分，没有这样的道理。”有人说：“如果是这样，古人不曾说兄弟昭穆相同吗？为什么扰乱它呢？”回答说：“这也是诸儒的说法，礼经未曾有这样的说法。如果兄弟果然同昭穆，那么夏父此举，昭穆原本没有紊乱，鲁国的有司为什么以非昭穆指责夏父呢？”于是知道鲁国有司的话，断定以贾公彦《周礼疏》为正，而孔氏假借昭穆来说的话，不可据以为信（澹园非）

将闰月归于年终

文公元年

译于是闰三月，是不合礼制的。古人把闰月看作一年的余数，凡是设置闰月必定在十二月之后，所以说“把余数归附在年终”。考察经文中记载闰月的，都在岁末。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哀公五年“闰月葬齐景公”就是如此。而《左传》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都有闰月，也都在岁末。又经传的文字，凡是提到闰月而不说具体月份的，说闰月就知道是岁末了。现在鲁国更改历法，把闰月设在三月，所以是不合礼制。《汉书·律历志》说：“鲁历不正确，把闰余为一的年份作为蔀首。”就是这样。又查《汉书·高帝纪》后九月，颜师古说：“秦国的历法，应该设置闰月的，都集中在岁末。”大概是取《左传》所谓“归余于终”的意思。怎么证明呢？根据《汉书》表及《史记》，汉朝未改秦历之前，屡次记载后九月，就知道历法本来如此（《日知录》）。

译《春秋》记载鲁文公拆毁泉台，《公羊传》说：“这是讥讽他。说：‘先君建造的，你却拆毁它，还不如不住在那里。’”靖康初年，朝廷政令尽数拆毁宣和年间所建的离宫别苑，这是宰相不学无术的举措，并非皇帝的本意（出自《闻见后录》）。

我曾经考证《春秋》，记载弑君的事件有三十六起，但实际写明“弑君”二字的，只有二十三起。其中值得怀疑的有四起，即这一起与宣公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哀公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荼”，这几起中，主谋者都没有亲手弑君。陈乞与楚公子比属于一类，赵盾与公子归生属于一类，虽然没有亲手弑君，但实际上等同于弑君，这与“谨微受恶”（因细微过失而承担恶名）的说法截然不同。赵穿本是赵盾的弟弟，也是赵盾的同党，秦晋之战中，两人都互相支持。赵穿在河曲挑战，赵盾随即跟随；赵穿侵犯崇国，赵盾实际上是听任他这样做的。赵盾出逃晋国，怎么知道不是与赵穿事先约定，而赵穿没有伏击灵公呢？我就用“反不讨贼”这四个字来质问赵盾。太史写下这样的话，难道是说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将以此作为定案文书吗？而是认为上卿既然返回，正当讨伐贼人，如果能讨伐贼人，就可以无罪，所以大声疾呼，是想让他杀赵穿以谢先君，不想让他承受恶名就罢了。贼人借他人之手行事，尚且知道解脱免罪：齐襄公杀害鲁桓公，就杀公子彭生来推卸过错；晋狐射姑害死阳处父，就必杀续鞫居来委罪于人。即使是同谋不忍下手，也应当割舍亲情来自我表白，何况本来就不知情，那就一定大振忠勇之气，立刻杀死逆贼，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不会等到过了时候。然而赵盾却替赵穿承担恶名，随即派遣赵穿迎接新君，并与新君并肩侍奉，那么弑君与立君，都是预先定好的，不说是同谋是不行的。先君刚被弑杀，继位之际也是大事，以晋国的强盛，难道没有荀、韩、隋、郄等家族的人可以使用，却一定要让这个贼人？况且史书记载：“并朝武宫。”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后儒马氏说：“《游侠传》记载：‘轵地有个儒生诋毁郭解，郭解的门客杀了儒生并割断他的舌头，郭解不知道。’公孙弘说：‘郭解一个平民，却能指使门客杀人，郭解虽然不知道，却比知道更严重。’于是灭了三族。”由此看来，赵盾虽然不知道，却比知道更严重。我认为郭解确实不知道，而赵盾是知道的。为什么呢？郭解正因为不知道，所以门客得以杀人；也正因为郭解不知道，所以门客得以侥幸免死而不抵命。如果郭解知道，就一定不会让门客杀人；如果知道，就一定能杀门客来谢罪儒生。而赵盾不是这样。那么灵公被弑，赵盾本来就知道了，不仅以前知道，现在也知道。如果欧阳氏认为经文书写赵盾杀君，那就一定是赵盾亲手弑君，而与赵穿无关，这又不对了。历来曹操、王莽行弑，并没有亲手推刃加于君主身上的，法律上杀人者死，还有造意、知情、加功、下手等不同情况。既然已经造意，又何必难令人加功？而且不必加功就可以称为杀人。如果说只书写赵盾弑君，并不涉及赵穿，那么这经文所记，将必须等待传文阐发事情才明了。万一没有传文，岂不是曾参直接杀人，而盗跖可以掉臂离去？这就完全不懂《春秋》了。《春秋》有简书，有策书，您已经多次说过了。孔子所修订的是简书；左氏所修订的是策书。简书只书写纲目，而策书则详细记载事情。所以宁殖驱逐君主，经文没有记载，而宁殖说：“我的名字在诸侯的策书中”，就是因为策书必定记载。哪有策书已经记载，还担心简书有遗漏的呢？那么传文中说“孔子说：‘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这是策书吗？回答说：“这不是策书。”怎么说呢？回答说：“晋国史官写这部策书时，孔子还没有出生，哪里能得到孔子的话而记载呢？这实际上是左氏当时慑服于强赵的名声，疏漏赵盾的功德，因而妄造此言，但实质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孔子不又说：“可惜啊，越境才免罪吗？”越境，正是希望他不返回，说返回就必定要讨伐贼人。那么鉏麑的死，灵辄的报恩，提弥明的忠诚，赵盾得到人才了。得到人才不是贤德吗？回答说：“根据这些，赵盾真是弑君的贼人，是有意为之，而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春秋时期的乱贼，多半属于守礼以博取名誉，假行恩惠以结人心，策书所载，比比皆是。试着就用近年的策书来证明：公子商人弑齐君，传文说：“商人频繁在国中施恩，花光家产还不够，向官府借贷来继续。”宋公子鲍弑其君杵臼，传文说：“鲍对国人施礼，七十岁以上的无不馈赠，国中的才俊无不侍奉，从桓公以下无不体恤。”然后一出面众人就都归附他。现在晋君左右都是赵盾的人了，推行这种手段，陈完移易齐国，曹操、王莽移易天下，都在于此。赵氏分晋实际上始于赵盾，还有什么弑与不弑的区别呢（出自《毛氏传》）。

《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所谓丘甲，只有杜氏与胡氏传所说最详细。说长毂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这是甸所征收的赋税，现在让丘来出，这是杜氏

译这说的是：认为一个丘出十八人，积累四个丘才凑齐一乘兵车，现在一个丘只出一个甲士，一个甸中总共有一百人当兵，这是胡氏的说法。查考周代的制度，四个邑为一个丘，四个丘为一个甸，每个甸出戎马四匹、牛十二头、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按照这个数目计算，一个丘共有十六井，得到一百二十八户；一个甸共有六十四井，得到五百一十二户。将一个甸所出的赋役平均分配到四个丘，那么每个丘的一百二十八户共同出卒二十三人、牛三头，甲士则差一人不够，戎马则多出一匹有余。如果像杜氏所说的那样，我怀疑在一百二十八户之中，每户人口不到几口，而且老弱病残和妇女占了一半，却想要他们出一乘兵车，这个数目太多了，而且增加赋税也太急促，所以前代儒者认为胡氏的说法是合理的。胡氏依据《司马法》立论，大概旧制是四个丘出三个甲士，三个甲士共七十五人；现在四个丘出四个甲士，四个甲士共一百人，这是一个丘增加了两人，应当出士卒二十五人。只是不知道戎马和兵车的赋税是否也一同增加，所以说：“不知道他所增加的，是每三个甸增加一乘兵车呢？还是每乘兵车增加一个甲士呢？”因此胡氏的说法更为优长（出自《尧峯文钞》）。

译作丘甲

“丘甲”一词难以解释，在各类书籍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有杜预引用《周礼》和《司马法》进行解释，似乎可以作为依据，但仍有不吻合之处。根据《周礼》：九户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那么一丘就是十六井，一甸就是六十四井。而《司马法》却说：四邑为一丘，一丘出兵车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一甸，一甸出长毂战车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披甲战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戈盾等兵器齐备，这叫做乘马之法。现在鲁国按照用兵的方法来增加兵赋，把一甸所征收的战车责成由一丘来承担，所以叫做“丘甲”。那么无论国家增加赋税，必定是多加少减，如果以一丘承担四丘的战车赋税，那就是增加了四倍的赋税，这肯定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司马法》与《周礼·小司徒》注中所引用的内容不同，那里说一百井为一成，一成出兵车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其出兵车的井数以及甲士、徒卒的人数都与上述不符。而且这部《司马法》不是别的，正是齐景公时司马田穰苴所著的兵书。田穰苴改变了齐国的制度，改革了管仲的内政，并非周代的制度，况且他生活在昭公、定公年间，成公此时还没有这种制度。况且出兵车与出铠甲截然不同，古代征收战车的制度没有流传下来，散见于各书中的记载，大致是乡遂地区征收人员，都鄙地区征收战车，而铠甲、盾牌等器物都是由官府制造并供给的。如《周礼》中的司甲、司兵，在出兵时，都由司马颁发，叫做“授兵”；等到军队撤回，就仍然收归官府，叫做“受兵输”。所有弓矢戈盾等都是这样，所以车是车，甲是甲。春秋时期凡出兵车叫做“赋车”，成公二年传中“群臣赋舆”，襄公二十五年传中“赋车兵”就是如此；出铠甲叫做“授甲”、“受甲”，昭公二十年陈桓子授甲，闵公二年狄人入侵卫国，人们受领铠甲都称为“使鹤”，就是如此。没有出兵车却可以叫做出铠甲的。自从春秋末期，将要改变车战制度，晋国的魏舒毁弃战车改为步兵行列，吴国以百行为万人，带甲三万，鲁国三家大夫要设立三军，也愿意毁弃战车来组建步兵，而行军必定要带铠甲。如成公十八年晋国胥童率领甲士八百攻打郄氏，襄公二年楚国婴齐率领组甲三百、被练三千讨伐吴国，《国语》中“吴国有水犀之甲三千”，即使是宋、郑这样的小国，宋景公去世，大尹征发空泽的甲士千人，郑国平定西宫之难，子孔用自己的甲士与子革、子良的甲士互相防守，那么当时崇尚步兵而重视铠甲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所以管仲制定内政，首先修整铠甲兵器，如果有不足的，就让有罪的人用犀甲、鞼盾来赎罪。而楚国蒍掩担任司马，让子木征收铠甲兵器，并且规定了铠甲和盾牌的数量，那么各国使用铠甲各自都有固定的赋税。而鲁国因为要防备齐国的威胁，也下令征收铠甲，让每丘出若干铠甲，以此作为制度，叫做“丘甲”。大概是以丘为标准来征收赋税，就像鲁国定公时改革田赋，孔子说：“以丘为标准就够了。”也是说一丘有十六井，可以相互对应。后来鲁国各家族都有铠甲，定公十年围攻郈邑，叔孙氏的铠甲从郈门出来；哀公十一年齐国军队攻打鲁国，有季氏的铠甲七千，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谷梁氏认为一丘的士农都要制造铠甲，那么驱使四民都去从事工匠劳作，势所不能。如果胡氏根据唐太宗的兵法，认为周代制度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四丘出七十五人，只有三甲，现在增加二十五人，让一丘出一甲，可以得到四甲，那么周代制度并没有二十五人为一甲的说法，况且仅仅增加人数，那么既不是征收战车，也不是征收铠甲，简直就是末世抽丁的方法，完全不是古代的制度。况且《周礼》大司马征发徒役的制度，凡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就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所以小司徒说：“凡征发徒役，不超过每家一人。”那么不问车甲，只征发步兵，在周代制度中也有自己的规定，怎么能轻易用唐代制度来混淆呢（毛氏传）

始用殉

成公二年传记载，宋文公去世，开始用人殉葬。然而宣公十五年记载，起初魏武子生病，想要让妾室殉葬，那么当时已经存在了。大概这是戎狄的风俗，首先沾染到秦国。《秦本纪》：秦武公二十年去世，开始让人随葬，那是鲁庄公十六年。接着延伸到晋国，直到宋国，那么中原地区也这样了。史书说“始用”，是哀伤中原地区也沦落至此。朱熹把罪责归于王政纲纪废弛，诸侯专断命令，杀人习以为常，没有贤明的君王和霸主来讨伐他们的罪行。唉！这难道不是拔除根本、堵塞源头的论调吗（潜丘札记）

仲婴齐

仲婴齐，是襄仲的儿子、公孙归父的弟弟。宣公十八年驱逐东门氏，归父逃往齐国，而婴齐没有参与。到这时去世，按照大夫的礼仪安葬并记录在册。他不称公孙而称仲，是因为襄仲去世时，宣公赐给襄仲“仲”氏，经文在宣公八年记载“仲遂卒于垂”就是如此。《公羊传》解释《春秋》不顾及前面的经文，因为不明白婴齐以“仲”为氏的缘故，于是编造说法说：“为什么叫仲婴齐？是为了继承兄长的后嗣。”“继承兄长的后嗣为什么叫仲婴齐？为别人做后嗣的人就作为别人的儿子。”“作为儿子为什么称仲？孙子以祖父的字为氏。”于是把兄长当作父亲，把父亲当作祖父，丧失人伦，扰乱昭穆次序，灭绝天理伤害教化，从《春秋》开始就如此了。

译归父出逃到齐国，并没有断绝后代，原本不必立继承人；即使想要立继承人，但大夫继承爵位而不继承君统，也并没有弟弟作为兄长的儿子、儿子作为父亲的孙子这样的道理。大概从继承君统来说，那么僖公作为兄长是儿子，闵公作为弟弟是父亲，为什么呢？因为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从继承爵位来说，臧宣叔让庶子武仲继承爵位，等到武仲出逃，反而让嫡兄臧为继承爵位。然而兄长不把弟弟当父亲，臧为不把叔父当祖父，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继承爵位，继承爵位并非继承君统。现在把兄弟当作父子，就是没有父亲；让大夫来继承君统，就是没有君主。没有父亲、没有君主，总称为大逆不道，却把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在经传原本没有的情况下，由公羊学派凭空捏造，杜预加以引用，后人竟然跟随他们遵守、依据，乱臣贼子在《春秋》中不绝，反而在后世解释《春秋》的人中兴起，这难道不奇怪吗？

译仲孙速在向地结盟并讨伐邾国。关于仲孙速在向地结盟并讨伐邾国这件事，高氏说：“他代替父亲担任卿职，就不再守三年的丧期了。”新安汪氏说：“献子在丧期未满时不悬挂丧服，那么不守三年丧期的风气，大概是从仲孙速开始的吧？”我认为不是这样。礼制规定：“国君下葬后，王室的政令进入国家，停止哭丧后就开始处理王事；大夫、士下葬后，公室的政令进入家族，停止哭丧后，戴上丧冠、系上丧带，对于军事等紧急事务就不回避了。”现在仲孙速在丧期未满一年时就参与政事，未满两年时就亲临战场，这大概符合礼制中的权变吧？所以《春秋》经文没有贬斥的词语，而曾子称赞仲孙速为孝子，谁说仲孙速没有守三年丧期呢？如果不是这样，他怎么能逃脱圣贤的责备呢？（《汪氏经解》）

滕子、薛伯、杞伯。滕侯降称为子，薛侯降称为伯，杞侯降称为伯又降称为子，这是贬斥吗？如果是贬斥，称呼他们为“人”是可以的，直呼其名也是可以的，至于直呼其名，已经是极致的贬斥了。降低他们的爵位，不符合情理。古代的天下，就像现在一样。崔呈秀、魏广微，天下没有人称他们的字，提到他们时就直呼其名，直呼其名，是厌恶他们，厌恶他们就直呼其名，这也已经是极致的贬斥了。如果降低少师的官职为太子少师，降低尚书的官职为侍郎、郎中、员外郎，即使是小孩子也知道这是不可以的。那么这三个国家降称爵位是怎么回事呢？沙随程氏认为这三个国家，都是因为受到诸侯政事的困扰而自我贬低。春秋时期，卫国称公，到了末期，降称为侯，又降称为君，滕、薛、杞三国也是如此，所以鲁国的史官就照此记载。（《日知录》）

孔子出生。《公羊传》在鲁襄公二十一年记载：“十一月庚子日，孔子出生。”《谷梁传》在二十一年十月记载：“庚子日，孔子出生。”二十一年，贾逵注解经文说：“这一年仲尼出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引用贾逵的话说：“仲尼当时三十五岁。”据此确定孔子出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孔子世家》说：“鲁襄公二十二年出生。”杜预的注解跟随《史记》。臧荣绪认为仲尼出生在庚子日，陈设五经向他礼拜。然而就年份而言，《公羊传》、《谷梁传》与《史记》有一年的差异；就月份而言，《公羊传》、《谷梁传》有一个月的差异，现在无法考证。（《困学纪闻》）

季札来访。吴国季札奉嗣君余祭的命令来聘问，请求全面观赏周朝的乐舞。这一年五月，守门人已经弑杀了吴子余祭，那么季子实际上正处于悲痛之中。他从鲁国到齐国，到郑国，到卫国，又从卫国准备去晋国，住在戚地，那是孙文子的封邑。听到了钟声，当时卫献公尚未下葬，季札说：“奇怪啊！您的国君还在殡宫，怎么能享乐呢？”于是离开。孙文子听说后，因此终身不听琴瑟。观赏乐舞与敲击钟乐，有什么不同呢？季子独自不认同他的国君去世，以及他的国君死于弑杀，季子连枕着兵器休息都来不及，怎么能去观赏乐舞呢？而且自己不能保全国君，还说什么别人呢？王深宁也对此表示怀疑。我查阅杜预的注解，吴子余祭派遣季札聘问上国后去世，季札在六月到达鲁国，还没有听到丧讯，根据经文和传文考证，这是没有错误的。吴国地处荒远的边地，虽然暂时与上国交往，但吉凶消息不能及时到达，所以季札不仅是在鲁国，而且直到完成使命，大概也没有来得及听到丧讯。不然的话，他自己无礼，又怎么能说服孙文子呢？（《金罍子》）

子革进谏。我读《左传》，右尹子革与楚王应对自如，析父对子革说：“磨好刀等待，楚王出来，我的刀刃就要砍下去了。”楚王出来，再次交谈，子革于是朗诵《祈招》这首诗。我曾经开玩笑说，子革固然善于进谏，但如果让刘暾听到，那么子革不免会被视为弑君。刘暾严肃地责问郭彰，郭彰愤怒地说：“我能截断国君的角。”刘暾勃然大怒，对郭彰说：“你怎么敢专宠作威作福，天子法官想要截断角吗？”索要纸笔上奏，众人调解才停止。现在子革却说：“磨好刀等待，楚王出来，我的刀刃就要砍下去了。”子革不也太危险了吗！每次读到此处，不禁失笑。在我看来，刘暾的话正像儿戏，而史官却记载它作为刚直的表现，为什么呢？（《扪虱新话》）

籍稻。李百药的父亲与朋友陆人等一起读徐陵的文章，有“刈琅邪之稻”的话，感叹不知道这件事的典故。李百药进言说：“《春秋》记载‘鄅子籍稻’，杜预说在琅邪。”客人非常惊讶，称他为奇童。现在查考：昭公十八年传文“鄅人籍稻”，注解说：“鄅，是妘姓的国家，他们的国君亲自籍稻，大概是巡视田地。”昭公十八年经文记载“邾人入鄅”，注解说：“鄅国，是现在的琅邪开阳县。”大概“籍”应当读作典籍的“籍”，意思是巡视田地并记录其数量。周朝的六月，夏朝的四月，稻子刚刚生长，而徐陵认为是收割，这是错误的。（《懒真子》）

王室动乱。读昭公时期的《春秋》，经文明确记载：“王室动乱，刘子、单子带着王猛居住在皇地。”第二年又记载：“天王居住在翟泉，尹氏立王子朝为君。”为此我放下书感叹说：“宠信逼害造成的祸患，竟然如此啊！”景王刚即位时，杀死了弟弟佞夫，问为什么，是因为儋括想要立佞夫，佞夫不知道。祸乱尚未显现，就急忙加以剪除，君王为自己谋划，是很审慎的。然而为后代考虑，却没有做好。与子晋早死，寿命也没有福分，储君之位没有确定。君王在晚年

译昏庸倦怠，没有治理国家的良策，铸造大钱，制作无射钟，内心已经骄奢了。杀害下门子，图谋除掉单旗、刘蚠，动乱的端倪已经显露。王猛按次序应当继位，子朝作为庶子却受宠，因此王室众臣各自想着拥立自己支持的人。于是依附王猛的，是单旗、刘蚠、樊齐等人；依附子朝的，是召盈、毛得、尹固、原伯鲁等人。举兵交战，动乱没有止境。王猛即位不久就去世了，敬王继位，这更加让子朝不甘心。于是大臣们奉王出逃，子朝再次入京，当时东西两位王，分治国家而居，天下诸侯尚且心存疑虑，不知道应该听从谁。南宫极受到震动，甘氏又前往，子朝的党羽正没有衰息。众人所支持的，晋国也支持，在黄父会盟，率领十国的军队，奋力作战迎回周王，王室才安定下来。敬王即位，一年就出逃，出逃四年后返回，返回五年后诸侯为成周筑城，流离失所经过数个城邑，激烈争斗五年，是谁造成了祸乱的阶梯？就是景王的宠幸造成的。《春秋》痛心并详细记载，首先说“王室乱”，在天下称为京师，在国内称为王室，动乱从内部发生，所以不说京师而说王室，就像一家人的内乱一样。况且王猛的出逃与返回，是因为刘蚠、单旗；子朝篡夺王位，是因为尹氏拥立；他逃往楚国，是因为尹氏、召盈、毛得。动乱实在在下面，上面能做什么？只有单旗、刘蚠奉王不二，功勋记载在盟府，他们的儿子桓公、武公能够平定残余的叛党，继续有成就。甘氏则是父亲忠诚而儿子背叛，召盈则是侍奉子朝而违逆周王，尹固则是已经出逃又返回，反复奸诈，这又是毛得、原伯鲁的罪人。从前子带作乱，齐桓公结盟而世子安定，晋文公迎回周王而王室安宁。敬王的危难，多年不宁，是因为当时没有霸主。然而晋国的顷公、定公，两代勤王，谁说不是霸业的余威呢？叛臣在京师被诛杀，子朝在楚国被处死，除尽恶人了吗？不久姑莸迁徙，也过了些时日，史书固然详细记载，直到敬王去世，也曾安宁过吗？自从定王、简王以来，王室多事，经书不胜记载，所以只记载王札子杀召伯、毛伯，而周朝两下互相杀戮的不全部记载；只记载周公出逃楚国，而周臣逃亡的不全部记载；只记载天王居住在翟泉，而敬王的出逃与居住也不全部记载。难道只是不胜记载吗？实在也是不想全部记载啊。

译经稗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经稗卷八

兖州府知府郑方坤 撰

○春秋传

受牒

《左氏传》记载：王子朝作乱时，晋国命令诸侯向周王室输送粮食，宋国的乐大心不同意。晋国的士伯驳斥了他，他才接受文书（牒）回国。如今朝廷官府向所属郡县下发公文称为“牒”，看来春秋时期霸主对各国就已经使用这种文书了。（出自《鹤林玉露》）

昭公孙齐

在《春秋》时代，各国国君失去社稷，其国家都立即改立新君，没有空着君位等待的情况。只有鲁昭公被季孙意如驱逐，流亡到齐国，又前往晋国，总共八年才去世。季孙意如在鲁国摄政主持祭祀，每年准备好随从人员的衣物鞋袜，送到干侯交给昭公。昭公去世的次年，灵柩运回故国，然后他的弟弟公子宋才开始即位，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例子。这难道不是因为鲁国遵循周礼，虽然不幸驱逐了国君，仍然保留他的君位而不敢断绝吗？后来鲁哀公流亡到越国，《左传》记载到此年为止，不知道悼公是在何时即位的。（出自《客斋随笔》）

吴越

列国的变乱，在吴越两国达到极点。勾结吴国来使楚国疲惫的是晋国；勾结越国来扰乱吴国的是楚国。《春秋》的记载就在此终结。唐代因南诏攻打吐蕃，而唐代的灭亡却因南诏；本朝因女真灭掉契丹，而中原的灭亡却因女真。女真将要灭亡时，我国又不借鉴宣和年间的教训而采用夹攻的策略，是不懂《春秋》的大义啊。（出自《困学纪闻》）

吴弑其君僚

史书不记载“吴光弑君”，而记载“吴国弑杀其君僚”，并不是宽恕吴光。莒国的仆弑杀父亲，晋国的荀偃、栾书弑杀国君，没听说有可以宽恕的罪行，而《春秋》文公十八年记载“莒国弑杀其君庶其”，成公十八年记载“晋国弑杀其君州蒲”，史书的详略就是这样。大概既然有策书（官方记录），那么如果没有明确首犯和从犯，都可以虚化具体人名来符合事实，因为中间没有彼此可以推卸责任的余地。胡氏认为诸樊回国后依次让位不接受，那么国君应该属于吴光而不应该属于僚，所以称“吴国”弑君而不归罪于吴光，这是宽恕吴光。况且授受大事，在这里不明确，那么千秋万代的篡位案件就永远无法决断。比如宋宣公让位给宋穆公，那么穆公的儿子冯反而弑杀宣公的儿子；诸樊让位给弟弟，那么诸樊的儿子又得以弑杀僚。似乎是非没有定论。查《礼运》说：“大人世代相传作为礼制。”世是指传位给儿子，及是指传位给弟弟。大概上古三代授受，只有传子、传弟两种方法，但总之传弟的方法最终回归传子。舍弃传子而寻求其他方法，就是篡弑了。所以夏、周传子，殷商传弟。然而传弟走到尽头，就用传子来继承。比如沃丁传位给弟弟太庚，那么太庚的儿子小甲即位；小甲传位给弟弟雍已，雍已传位给弟弟太戊，那么太戊的儿子仲丁即位。开始于传弟而终于传子，殷朝三十位君王都是这样。大概父传子、兄传弟，是顺理成章；弟弟传位给哥哥的儿子，就是逆理了。兄传弟、父传子，总归是一种制度；到了叔父传位给侄子，就是改变制度了。所以宋穆公传位给目夷，改变制度引发祸乱；阖庐弑杀国君僚，就是大逆不道。明景泰帝既然已经正位称帝，就应当自己更换太子，他不幸复辟，只是偶然罢了。这个道理不明确，于是有人拿着吴光弑君的说法来惩罚忠肃伯，因此举出授受的大法来一并纠正。（出自《春秋毛氏传》）

鲁陪臣交叛

《春秋》昭公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慭出逃到齐国。十三年春，叔弓率领军队包围费邑，记载的是南蒯叛乱的事。定公八年冬，盗窃了宝玉和大弓。九年夏，找回了宝玉和大弓，记载的是阳虎叛乱的事。十年夏，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邑。秋，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邑，记载的是侯犯叛乱的事。《左氏传》续写经文，哀公十五年春王正月，成叛，记载的是公孙宿叛乱的事。南蒯和阳虎叛变季氏，侯犯叛变叔孙氏，公孙宿叛变孟氏。大夫僭越礼制，而家臣叛变他们，似乎合乎道义。虽然如此，家臣想要壮大公室，献出城邑来资助敌国，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行了。这就是《春秋》隐去南蒯等人名字而不记载的原因。季氏专权，僭越公室，到季平子时违礼尤其严重。子仲谋划除掉他而没有成功，南氏先叛变。无论家臣图谋君主，还是担忧祸败，而谋划没有善终，带着费邑投奔齐国，这难道是忠信的道义吗？南蒯、子仲失败之后，季氏更加嚣张，昭公谋划除掉他们，而越国在野外（指季氏在外的势力或昭公流亡在外），致使昭公不能善终，定公不能善始，死后没有讨伐，《春秋》对此感到痛心。桓子继承政权，家臣阳虎更加效仿，专执国政，在国都拘禁桓子，后来又在晋国侮辱他，在齐国陷害他，并且盟誓又诅咒，早晚要让他甘心受死。这时齐国正攻打鲁国，边境多事，阳虎于是肆无忌惮，顺祀先公，在蒲圃发动叛乱。琴如甲起，毫不畏惧；判白之璋，绣质之弓，青纯之龟，任其掠夺，而鲁国没有人能禁止。孔子担任司寇，认为要平定内乱，必须先平定齐国。夹谷会盟而三田归还，阳虎因此不安于齐国而投奔晋国。侯犯做郈邑的宰，公山不狃做费邑的宰，都依靠城邑自固，势同尾大不掉。侯犯虽然平定，但不狃还在，忧患未歇。仲尼说：“三家对抗鲁国，凭借三座城邑，所以陪臣对抗三家，也凭借三座城邑。所以大城邑与国都相当，不如毁坏它们。”毁坏郈邑成功，费邑的女乐进入，孔子离开，而成邑未能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