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稗卷九
裕蛊者，以为其人虽死，而不出于我之为？呜呼！此张禹之所以亡汉，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日知録）
译所谓“裕蛊”的人，认为那个人虽然死了，但并非由我造成的？唉！这正是张禹导致汉朝灭亡、李林甫导致唐朝灭亡的原因啊。
九藏
古之医者言九藏，今之医者言五藏。注家以胃、旁胱、大小肠与心、脾、肝、肺、肾为九藏。然旁胱则小肠也，当是心、脾、肝、肺、胃、肾、胆、大小肠为九藏，则于脉法可通。疏家谓胆、三焦非正府，不在九藏之数，附会注说。今医家固云：「三焦无藏，空有名。」又云：「男以藏精，女以系胞。」则三焦即肾之右脉也。旁胱附于小肠，而以胆居九藏之列，为得其当。经云：「参之以九藏之动。」即三部九候之法案。脉者，左心、小肠、肝、胆，右肺、大肠、脾胃，而肾居两脉尺脉，八藏各二藏同一位，惟肾以一藏居一位。肾有左右二脉，龟蛇二体在焉。宜改正注疏之说，则九藏之法于儒书、医典皆通（熊氏经说）
痟疾
周官》疾医：「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郑注：「痟，酸削也。」司马相如消渴，则所谓消中之疾也。痟首、消中二疾既异，而其字亦自不同，后人往往不辨，指为一疾，鲜有别之者。后汉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贤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复引《周官》为证，是以消中、痟首为一义。以至《玉篇》、《广韵》之类，皆以痟为消病。惟《礼部韵》痟字下注「酸痟头痛」，是为得之。张孟《押韵》注「酸痟头痛，又渴病」，虽明知二疾为不同，是认二字为一体矣（野客丛书）
兽医
世以疗马者曰马医，疗牛者曰牛医。《周礼·天官·冡宰》篇「兽医下士八人」，注：「兽，牛马之属。」按此，则疗牛者亦当曰兽医矣（辍耕録）
致日致月
冯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疏以为日实也，故于阴阳极之时致之；月有盈亏，故于阴阳中之时致之。此附会为之说耳，于厯义无当也。盖厯法之要，惟定二至二分为先，二至定则厯元正矣。必也立表测晷，检验长短之极，如祖冲之及今厯之宻焉，此冬夏致日之说也。月行有赢缩，厯自秋分至春分之前缩，自春分至秋分之前赢。若但以百八十二日中分之，以求赤道之交，则晷景不得矣。此亦可以立表参求，而今厯更得一术，用日月东西对望检之，便得二分之正。盖冬行南陆，则地上之天少而地下之天多；夏行北陆，则地上之天多而地下之天少。其日月之东西相对者，非望也。惟春分秋分行于中道，则日月对衡于地平，即真望矣。以其真望之在何时，检二分之所在，此春秋致月之说也。冬夏致日者，于南北；春秋致月者，于东西，亦各以其方位。为此说者，以为独得之秘，而不知古之圣人知此久矣（周官笔记）
凶礼
大宗伯以凶礼哀邦国之忧，其别有五：曰死亡、凶札、祸灾、围败、寇乱。是古之所谓吉礼者，不但于死亡，而五服之外，有非丧之丧者，縁是而起也。记曰：「年不顺成，天子素服，乘素车，食无乐。」又曰：「年不顺成，君衣布搢本。」周书曰：「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无彩衣。」此凶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灾，素服。」注曰：「大灾，水火为害，君臣素服缟冠。」若晋伯宗哭梁山之崩，春秋新宫灾三日哭，此祸灾之服也。记曰：「国亡大县邑，公卿大夫士厌冠，哭于太庙。」又曰：「军有忧，则素服哭于库门之外。」大司马：「若师不功，则厌而奉主车。」春秋传：「秦穆公败于殽，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此围败之服也。若夫曲礼言大夫士去国，素衣、素裳、素冠、彻縁、鞮履、素袜、乗髦马。孟子言三月无君则吊，而季孙之会荀跞，练冠麻衣，此君臣之不幸而哀之者矣。秦穆姬之逆晋侯，免服衰绖；卫侯之念子鲜，税服终身，此兄弟之不哀而哀之者矣。楚灭江而秦伯降服出次，越围呉而赵孟降于丧食，此与国之不幸而哀之者矣。先王制服之方，固非一端而已。记有之曰：「无服之丧，以畜万邦（日知録）
保章氏
郑司农云：「保章氏五云之物，二至二分观云色，青虫，白丧，赤兵荒，黒水，黄丰。」东方朔《别传》云：「凡占东畔当视天，有黄云来如覆车，五榖大熟；青致兵，白致
译九藏
古代的医家谈论九藏，现在的医家谈论五藏。注疏家把胃、膀胱、大肠、小肠与心、脾、肝、肺、肾合称为九藏。然而膀胱就是小肠，应当是心、脾、肝、肺、胃、肾、胆、大肠、小肠为九藏，这样在脉法上才能讲得通。疏证家认为胆、三焦不是正腑，不在九藏的数目之内，这是牵强附会注家的说法。现在的医家固然说：“三焦没有实体，空有名字。”又说：“男子用它来藏精，女子用它来系胞。”那么三焦就是肾的右脉。膀胱附属于小肠，而把胆列入九藏之中，才是恰当的。经文说：“参考九藏的变动。”这就是三部九候的诊法。脉象方面，左手对应心、小肠、肝、胆，右手对应肺、大肠、脾胃，而肾位于两手的尺脉部位，其他八藏每两藏占据同一位置，只有肾以一藏占据一个位置。肾有左右两条脉，龟蛇两种形态在其中。应当改正注疏的说法，那么九藏的理论在儒家经典和医典中都能讲通（熊氏经说）
痟疾
《周礼·疾医》：“四季都有疫病，春季有痟首病。”郑玄注：“痟，是酸削的意思。”司马相如患消渴病，就是所说的消中病。痟首病和消中病既然不同，它们的字也自然不同，后人往往不加辨别，指认为一种病，很少能区分它们。后汉李通向来患有消病，这正像司马相如的渴病一样。太子贤注：“是消中病。”是对的，却又引用《周礼》作为证据，因此把消中病和痟首病当作一个意思。以至于《玉篇》、《广韵》之类的书，都把痟解释为消病。只有《礼部韵》在痟字下注“酸痟头痛”，这才说对了。张孟《押韵》注“酸痟头痛，又是渴病”，虽然明知两种病不同，却是把两个字认作一体了（野客丛书）
兽医
世人把治马病的称为马医，治牛病的称为牛医。《周礼·天官·冢宰》篇有“兽医下士八人”，注解说：“兽，指牛马之类。”按照这个说法，那么治牛病的也应当称为兽医了（辍耕录）
致日致月
冯相氏在冬夏测定日影，在春秋测定月相。疏证认为日影是实有的，所以在阴阳极盛的时候测定它；月亮有盈亏，所以在阴阳平中的时候测定它。这是牵强附会的说法，不符合历法的义理。历法的关键，首先在于确定二至（冬至、夏至）和二分（春分、秋分），二至确定了，历法的元始就正确了。必须树立圭表测量日影，检验长短的极值，像祖冲之以及现在的历法那样精密，这就是冬夏致日的说法。月亮运行有盈缩，历法上从秋分到春分之前是缩，从春分到秋分之前是盈。如果仅仅用一百八十二天的一半来划分，以求得赤道交点，那么日影就不准确了。这也可以通过树立圭表来参求，而现在的历法又得到一种方法，用日月东西对望来检验，就能得到二分的正确位置。因为冬天太阳行于南陆，地上的天空少而地下的天空多；夏天太阳行于北陆，地上的天空多而地下的天空少。日月东西相对的，并不是望日。只有春分秋分太阳行于中道，日月在地平线上相对平衡，才是真正的望日。根据真正望日的时间，检验二分所在的位置，这就是春秋致月的说法。冬夏致日，是在南北方向；春秋致月，是在东西方向，也是各自按照方位。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以为是自己独得的秘诀，却不知道古代的圣人早就知道这些了（周官笔记）
凶礼
大宗伯用凶礼来哀悼邦国的忧患，其类别有五种：死亡、凶札、祸灾、围败、寇乱。因此古代所说的吉礼，不仅仅用于死亡，在五服之外，还有非丧事的丧礼，由此而产生。《礼记》说：“年成不好，天子穿素服，乘素车，吃饭没有音乐。”又说：“年成不好，国君穿布衣，插木笄。”《周书》说：“大荒年，王穿麻衣上朝，朝中没有彩衣。”这是凶札的服饰。《司服》：“大札、大荒、大灾，穿素服。”注解说：“大灾，指水火为害，君臣穿素服戴白冠。”像晋国伯宗为梁山崩塌而哭，春秋时新宫火灾哭三天，这是祸灾的服饰。《礼记》说：“国家失去大县邑，公卿大夫士戴厌冠，在太庙哭。”又说：“军队有忧患，就穿素服在库门外哭。”《大司马》：“如果军队没有成功，就戴厌冠捧着主车。”《春秋传》：“秦穆公在殽地战败，穿素服在郊外驻扎，面向军队而哭。”这是围败的服饰。至于《曲礼》说大夫士离开祖国，穿素衣、素裳、素冠，去掉衣缘，穿皮底鞋，穿素袜，乘髦马。《孟子》说三个月没有君主就吊唁，而季孙会见荀跞，戴练冠穿麻衣，这是君臣不幸而哀悼他们的情况。秦穆姬迎接晋侯，脱去丧服衰绖；卫侯思念子鲜，脱去丧服终身，这是兄弟不幸而哀悼他们的情况。楚国灭掉江国而秦伯降低服饰出居次所，越国围困吴国而赵孟降低到丧食的规格，这是盟国不幸而哀悼他们的情况。先王制定服饰的方法，本来就不止一种。《礼记》有这样的话：“没有丧服的丧礼，用来畜养万邦（日知录）
保章氏
郑司农说：“保章氏观察五云的事物，在二至二分观察云的颜色，青色主兵，白色主丧，红色主兵荒，黑色主水，黄色主丰收。”东方朔《别传》说：“凡是占卜东畔应当看天，有黄云来像覆车，五谷大熟；青色主兵，白色主
正月之吉
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正岁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即此是古人三正并用之验。逸周书周月解曰：「亦越我周解，正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烝享，犹自夏焉。」正谓此也。豳诗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夏正，凡言日者皆周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日知録）
五沟五涂
禹尽力乎沟洫，浚畎浍距川。遂人五沟五涂之制，因于古也。以水佐耕者丰，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险掌之。自乡遂之法弛，子驷为田洫而丧田者以为怨，子产作封洫而伍田畴以为谤，晋欲使齐尽东其畆而戎车是利，甚而两周争东西之流，至商鞅决裂阡陌，吕政决通川防，古制荡然矣。古者内为田庐，外为沟洫。在《易》之《师》，寓兵于农，伏险于顺，取下坎上坤之象。沟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沟洫之成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积。先儒谓：「井田壊而戎马入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悲夫（困学纪闻）
合耦
人耦、牛耦，郑氏注合耦并言之。疏谓：「周时未有牛耦耕，至汉赵过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经》，后稷之孙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贾谊书》、《新序》载邹穆公曰：『百姓饱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农畊早晚。何待赵过？过特教人耦犁，费省而功倍尔（困学纪闻）
锄
里宰以岁时合耦于锄，注云：「锄者，里宰治处也，若今街弹之室，于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谓汉时在街置室，检弹一里之民。《金石録》有《中平二年正月都乡正街弹碑》，在昆阳城中。赵明诚失于考礼注，而郦氏注《水经》、洪氏《隶释》皆以街为卫，又误矣。《汉·食货志》言古制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谓锄者欤（困学纪闻）
不入兆域
冡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注：战败无勇，投诸茔外以罚之。左氏赵简子所谓「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而檀弓死而不吊者三，其一曰畏，亦此类也。若敝无存死，而齐侯三禭之，与之犀轩与直盖，而亲推之三；童汪踦死，而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岂得以此一槩？隋文帝仁寿元年诏曰：「投生殉节，自古称难；陨身王事，礼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达大义，致命戎旅，不入兆域，亏孝子之意，伤人臣之心。兴言念此，毎深愍叹。且入庙祭祀并不废阙，何至坟茔独在其外？自今以后，战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谓达古人之意。又考晋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而有阳处父之塟，则得罪而见杀者，亦未尝不入兆域也（知日録）
前朝后市
神宗尝问经筵官：「周官》前朝后市，何义？」黄右丞履时为侍讲，以王氏《新说》对，言：「朝阳事故在前，市阴事故在后。」上曰：「亦不独此。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向君子、背小人之意。」诸臣闻之悚然（石林燕语）
迹人
迹人，春秋末宋犹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传：「迹人来告曰：『逢泽有介麋焉（困学纪闻）
土圭地中
土圭条所谓地中，及东西南北之偏，就九州岛以内言之耳。如今南方多热，北方多寒，近海处多风，近山处多阴，故惟中州气候为得其正。而其日景，则夏至之日适与土圭齐，故取以为凖。是日景以中土而定，非土中因日景而得也。经云：「正日景以求地中。」所谓求者，犹标识之义耳。解者穿凿附会，要归于臆说不可行也。景短多暑，言景短时多暑也；景长多寒，言景长时多寒也；景夕多风，言景夕时多风也；景朝多阴，言景朝时多阴也。景短谓夏，景长谓冬，景夕谓午后，景朝谓午前。又按自古天地道里日月晷景之说多矣，至于今日西厯之家，其说弥详。盖以为地在天中只一弹丸，四方上下去天之数皆均
译正月的吉日
大司徒在正月的吉日，开始调和并颁布教令于邦国及都鄙。注解说：“周历正月的初一。”正岁向教官发布命令。注解说：“夏历正月的初一。”这就是古人同时使用三种历法的证据。《逸周书·周月解》说：“还有我们周朝的解释，确立以垂示三统，至于恭敬地授予民众农时，巡狩和冬祭，仍然沿用夏历。”说的就是这个。《豳风·七月》这首诗中，凡是提到“月”的都是夏历，凡是提到“日”的都是周历。“一之日”寒风呼啸，“二之日”寒气凛冽，“三之日”修理耒耜。传解说：“一之日，是周历正月；二之日，是殷历正月；三之日，是夏历正月。”（《日知录》）
五沟五涂
禹致力于沟渠水利，疏通田间小沟直到河流。遂人制定的五沟五涂制度，是沿袭古制的。用水辅助耕种的丰收，由稻人掌管；用水辅助防守的坚固，由司险掌管。自从乡遂制度废弛后，子驷开凿田沟而失去田地的人因此怨恨，子产划定田界沟渠而伍氏田畴的人因此诽谤，晋国想让齐国全部向东开辟田亩以利于战车通行，甚至两周争夺东西的水流，直到商鞅废除阡陌，秦始皇打通川防，古代的制度就彻底破坏了。古代内部是田庐，外部是沟渠。在《易经》的《师》卦中，寓兵于农，在顺从的地势中埋伏险阻，取的是下坎上坤的卦象。沟渠的建成，从禹到周，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沟渠的毁坏，从周朝衰落到秦朝，不是一天的积累。先儒说：“井田制破坏后，戎马进入中原，如同进入无人之境。”可悲啊！（《困学纪闻》）
合耦
人耦、牛耦，郑玄在注中合耦并提。疏解说：“周朝时还没有牛耦耕，到汉朝赵过才开始教百姓牛耕。”现在考证《山海经》，后稷的孙子叔均才开始制作牛耕。周益公说：“孔子有‘犁牛之子骍且角’的话，冉耕也字伯牛；《贾谊书》、《新序》记载邹穆公说：‘百姓喂饱牛去耕种’；《月令》季冬出土牛，指示农耕早晚。何必等到赵过？赵过只是教人耦犁，节省费用而功效加倍罢了。”（《困学纪闻》）
锄
里宰在农忙时节在“锄”处集合耦耕者，注解说：“锄，是里宰办公的地方，就像现在的街弹室，在这里集合耦耕者，让他们互相协助。”疏解说汉朝时在街道设置室，检查弹劾一里的百姓。《金石录》有《中平二年正月都乡正街弹碑》，在昆阳城中。赵明诚没有考证礼注，而郦道元注《水经》、洪适《隶释》都把“街”当作“卫”，又错了。《汉书·食货志》说古代制度：“春天将出民劳作，里胥清晨坐在右塾，邻长坐在左塾，全部出去后才回来，傍晚也这样。”里胥的塾，大概就是里宰所说的“锄”吧？（《困学纪闻》）
不入兆域
冡人规定，凡死于兵事的人不进入祖坟区域。注解说：战败无勇，投弃在墓地之外以惩罚他们。《左传》赵简子所说的“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以及《檀弓》中死而不吊的三种情况，其中一种是“畏”，也是这类。如果像敝无存那样战死，齐侯三次为他加殓，给他犀轩和直盖，并且亲自推棺三次；童汪踦战死，孔子说：“能拿起武器保卫国家，可以不按未成年夭折对待。”怎么能一概而论呢？隋文帝仁寿元年下诏说：“投身殉节，自古称难；为国事牺牲，礼仪加二等。而世俗之人不懂大义，战死的人不进入祖坟，损害了孝子的心意，伤害了人臣的心。想到这些，常常深感悲叹。而且入庙祭祀并不废缺，为什么坟墓唯独在外面？从今以后，战死的人应该进入墓域。”可谓通达古人的心意。又考证晋国赵文子与叔誉在九原观看，而有阳处父的墓，那么获罪被杀的人，也未尝不进入祖坟区域。（《知日录》）
前朝后市
神宗曾经问经筵官：“《周官》前朝后市，是什么意思？”黄右丞履当时任侍讲，用王氏《新说》回答，说：“朝阳所以朝堂在前，市阴所以市场在后。”皇上说：“也不仅仅是这个意思。朝堂，是君子聚集的地方；市场，是小人居住的地方。面向君子、背对小人的意思。”各位大臣听了都感到震惊。（《石林燕语》）
迹人
迹人，春秋末期宋国还有这个官职。《左传》哀公十四年传：“迹人来报告说：‘逢泽有披甲的麋鹿。’”（《困学纪闻》）
土圭地中
土圭条所说的地中，以及东西南北的偏差，只是就九州以内而言罢了。如今南方多热，北方多寒，近海处多风，近山处多阴，所以只有中州气候最为适中。而它的日影，则在夏至之日恰好与土圭齐平，所以取它作为标准。这是日影以中土而定，不是中土因日影而得。经文说：“正日影以求地中。”所谓的求，还是标识的意思罢了。解释的人穿凿附会，归结于臆测，是不可行的。日影短多暑，是说日影短时多暑；日影长多寒，是说日影长时多寒；日影夕多风，是说日影在午后时多风；日影朝多阴，是说日影在午前时多阴。日影短指夏天，日影长指冬天，日影夕指午后，日影朝指午前。又按自古关于天地道里日月晷影的说法很多，直到今天西方历法家，说法更加详细。大概认为地在天中只像一颗弹丸，四方上下距离天的数值都相等。
，其四表极处非能与天相际也。所谓天圆地方者，言其动静之性耳。实则地亦圆体，如卵裹黄，上下周围与天度相应。其地气寒暑，则以去日逺近为差。赤道之下，正与日对，其地最热，其景则四时常均，无冬夏短永。两极之下去日最逺，其地最寒，其景则短者极短，长者极长。正当两极之处，以半年为昼，半年为夜。惟二极与赤道相去之间，当日南北轨之外，起二十三度至四十度许，其地不寒不热，温和可居，其景则与冬夏进退长短之极皆无过十之七。此气之平而数之中也。环地上下皆有国土人居，各以戴天为上，履地为下，南北东西随处改观，午夜晨昏毎毎相反。盖皆负气而生，丽阳而明，周游环匝，初无定位。其名有亚细亚、瓯罗巴、利未亚、亚墨利加四大洲，今之九州岛及四夷之地，皆亚细亚国土也。其所记亲厯各州风土山川，寥廓荒忽，虽不可尽信，然其实测晷景，见诸施行者，颇为信而有征，其理盖不可诬。今以其说考之，则中国九州岛正当黄道北轨，距赤道二十四度之外，起于广州夏至戴日之下，迤逦而北，至于夏至去日十六度许，则今直隶也。自此复岀塞而北，风气渐寒，昼夜短永，渐踰其度。自广州赵海而南，则气渐酷热，而昼夜之刻渐无短永矣。故惟九州岛之内，风气和，时刻平，而洛又其中之中也。是以天地四时之所交合，阴阳风雨之所和会，昔之达者，其知之矣，而周公岂欺我哉？或曰：「此以言南北暑寒则可矣，东西风阴之理，亦可得闻欤？」曰：「由前之说，则环处于地者，迭为东西，未可以先儒日出日入、午前午后之说拘之也。盖九州岛之域，西则多山，而东际海，近山则多阴，滨海则多风，验之闽蜀之地可见。然则《周礼》之风阴，亦就九州岛言之，明洛邑之为中耳。其所以风、所以阴，恐山水之为，而非日出入朝暮之故也（周官笔记）
译那四个方向的尽头，并不能与天相接。所谓天圆地方，说的是天地动静不同的性质罢了。实际上大地也是圆形的，就像鸡蛋包裹着蛋黄，上下四周与天的度数相应。大地的寒暑气候，则根据距离太阳的远近而有差异。赤道之下，正对着太阳，那里最热，那里的日影四季常均，没有冬夏长短的变化。两极之下距离太阳最远，那里最冷，那里的日影短的极短，长的极长。正当两极的地方，以半年为白天，半年为黑夜。只有两极与赤道相去之间，在太阳南北运行轨道之外，从二十三度到四十度左右，那里不冷不热，温和适宜居住，那里的日影与冬夏进退长短的极限相比，都没有超过十分之七。这是气候平和而度数适中。环绕大地的上下都有国土和居民，各自以头顶天为上，脚踏地为下，南北东西随处景观不同，午夜晨昏常常相反。大概都是凭借气而生，依附阳光而明亮，环绕游历，本来没有固定的位置。其名称有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亚墨利加四大洲，现在的九州以及四夷之地，都是亚细亚的国土。他所记载亲身经历的各州风土山川，辽阔荒远，虽然不能完全相信，但他实际测量日影，见于施行的，颇为可信且有证据，其中的道理大概不可歪曲。现在用他的说法来考察，那么中国九州正当黄道北轨，在赤道二十四度之外，从广州夏至日在头顶之下开始，逐渐向北，到夏至距离太阳十六度左右，就是现在的直隶。从此再出塞向北，风气逐渐寒冷，昼夜长短，逐渐超过那个度数。从广州向海以南，则气候逐渐酷热，而昼夜的刻度逐渐没有长短变化了。所以只有九州之内，气候和顺，时刻均衡，而洛阳又是其中的中心。因此天地四时交汇，阴阳风雨和合，以前的通达之人，是知道这一点的，而周公哪里会欺骗我们呢？有人说：“这用来说明南北的暑寒是可以的，东西的风阴之理，也可以听听吗？”回答说：“按照前面的说法，那么环绕居住在大地上的人，交替成为东西，不可以被先儒日出日入、午前午后的说法所拘束。大概九州的区域，西边多山，而东边濒临大海，靠近山就多阴，濒临海就多风，验证福建四川的地方就可以看见。那么《周礼》中的风阴，也是就九州而言，明确洛阳是中心罢了。它之所以有风、有阴，恐怕是山水造成的，而不是太阳出入早晚的缘故。”
六艺
七月流火，天文也；相其阴阳，地理也；四矢反兮，射也；两骖如舞，御也；止戈为武，皿虫为蛊，书也；千乘三去，亥有二首六身，数也。古之时人人知之，而今日遂为絶学，且曰「艺而已矣，不知之无害也」，此近代之儒所以自文其空疎也（日知録）
因国
有胜国，有因国。《周礼》：「媒氏：凡男女之阴讼，聴之于胜国之社。」「丧祝：掌胜国邑之社稷之祝号。」「士师：若祭胜国之社稷，则为之尸。」《书序》言：「汤既胜夏，欲迁其社。」又言：「武王胜殷。」《左传》：「凡胜国，曰灭之。」是也。《王制》：「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左传》子产对叔向曰：「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齐晏子对景公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是也（日知録）
太史日官
周礼·春官》之属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氏注云：「太史，日官也。」引《左传》「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为说。志谓记也，史官主书，《国语》所谓《郑书》及《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则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职耳。故司马谈为汉太史令，而子长以为文史星厯，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今太史局正星厯、卜祝軰所聚，其长曰太史局令，而隶秘书省，有太史案主之，盖其源流有自来矣（容斋续笔）
三兆
古之卜者皆有繇辞，《周礼》三兆，其颂皆千有二百。如「鳯凰于飞，和鸣锵锵」，「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専之渝，攘公之羭」，「一薫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如鱼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踰」，「大横庚庚，予为天王，夏启以光」之类是也。今此书亡矣，汉人尚视其体，今人虽视其体，而専以五行为主，三代旧术，莫有传者（梦溪笔谈）
占梦
汉艺文志》《七畧》杂占十八家，以《黄帝长栁占梦》十一卷、《甘徳长栁占梦》二十卷为首。其说曰：「杂占者，纪百家之象，候喜怒之证。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周礼》太卜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郑氏以为致梦，夏后氏所作；觭梦，商人所作；咸陟者，言梦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梦専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其别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惧。季冬，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舍萌者，犹释采也；赠者，送之也。《诗》、《书》、《礼》经所载，髙宗梦得说，周文王梦帝与九龄，武王伐纣，梦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维鱼维旟之梦，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左传》所书尤多，孔子梦坐奠于两楹。然则古之圣贤，未尝不以梦为大，是以见于《七畧》者如此。魏晋方技，犹时时或有之。今人不复留意此卜，虽市井妄术所在如林，亦无一个以占梦自名者，其学殆絶矣（容斋续茟）
谷璧
周礼·典瑞》：「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三礼图》谷璧画禾茎之状，蒲璧图芦苇之形，此亦以意度妄作，如牺罇、象罇之误。盖谷璧圆瑑拱起，状如粟粒；蒲璧畍画细文，形似蒲华，即今二璧多有存者，世儒莫辩（焦氏笔乘）
子男不执璧
从来言圭有五等，以《周礼·大宗伯》「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为据，而其实不然。按《曲礼》：「凡挚，诸侯圭。」是子男同执圭也。《杂记》赞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是子男不执璧也。独此言子男执璧耳。夫《曲礼》言挚，自天子达庶人，且详及妇人、童子、野外、军中，何独畧于子男？《杂记》则更详其长短之度，盖列爵虽五，而车旗服物之等维三，
译六艺
七月火星西移，这是天文；观察阴阳向背，这是地理；四支箭射回靶心，这是射艺；两边的骖马如舞蹈般协调，这是御术；“止戈”构成“武”字，“皿”中“虫”构成“蛊”字，这是书法；千乘战车三次退却，亥字有两个头六个身体，这是算术。古时候人人都懂得这些，而今天却成了绝学，并且说“这只是技艺罢了，不知道也没有害处”，这正是近代儒生用来掩饰自己空疏无知的借口。
因国
有战胜他国的，也有沿袭前代的。《周礼》说：“媒氏：凡是男女之间的诉讼，在战胜他国的社坛审理。”“丧祝：掌管战胜他国城邑社稷的祝祷称号。”“士师：如果祭祀战胜他国的社稷，就为他担任主祭者。”《尚书序》说：“商汤战胜夏朝后，想要迁移夏朝的社坛。”又说：“武王战胜殷商。”《左传》说：“凡是战胜他国，就说灭掉了它。”就是这种情况。《王制》说：“天子、诸侯祭祀那些在其境内但没有后嗣的沿袭前代国家。”《左传》中子产回答叔向说：“把阏伯迁到商丘，主管辰星，商人沿袭了这个传统；把实沈迁到大夏，主管参星，唐人沿袭了这个传统。”齐国晏子回答景公说：“从前爽鸠氏开始居住在这里，季萴沿袭了他，逢伯陵沿袭了他，蒲姑氏沿袭了他，然后太公沿袭了他。”就是这种情况。
太史日官
《周礼·春官》的属官说：“太史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用来迎接各国的治理；校正岁数年份以安排事务，颁布给官府及边远地区；颁布并告知各国每月初一。”“小史掌管各国的史志，确定世系，辨别昭穆。”郑玄注说：“太史，就是日官。”引用《左传》“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作为解说。志就是记载，史官主管书写，《国语》所说的《郑书》以及《帝系》、《世本》之类就是。小史主管审定。那么周朝的史官、日官，是同一职务。所以司马谈担任汉朝太史令，而司马迁认为文史星历，接近于卜祝之间，本来是被君主当作戏弄、像养倡优一样对待，被世俗所轻视。现在太史局正是星历、卜祝之类人聚集的地方，其长官叫太史局令，隶属于秘书省，有太史案主管，大概其源流由来已久了。
三兆
古代的占卜者都有繇辞，《周礼》中的三兆，其颂辞都有千二百条。如“凤凰在飞，和鸣锵锵”，“介于两社之间，作为公室的辅佐”，“专断的变乱，抢夺公室的公羊”，“一薰一莸，十年尚且有臭味”，“像鱼摆动尾巴，横流而徘徊”，“边远的大国，灭掉它将要灭亡”，“关门堵洞，却从后面逾越”，“大横庚庚，我为天王，夏启以此显赫”之类就是。现在这本书已经失传了，汉人还能看到它的体例，今人虽然看到它的体例，却专门以五行为主，三代旧术，没有传承下来的。
占梦
《汉书·艺文志》《七略》杂占十八家，以《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为首。其解说曰：“杂占者，记载百家的物象，观察喜怒的征兆。众占不止一种，而梦最为重要，所以周朝设有此官。”《周礼》太卜掌管三种占梦的方法：一是致梦，二是觭梦，三是咸陟。郑玄认为致梦是夏后氏所作；觭梦是商人所作；咸陟，是说梦都能应验，是周人作的。而占梦专门设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断六种梦的吉凶，其类别叫正、叫噩、叫思、叫寤、叫喜、叫惧。季冬时节，征集王的梦，把吉梦献给王，王拜谢接受，然后把萌草舍弃到四方以送走恶梦。舍萌，就是释采；赠，就是送走。《诗经》、《尚书》、《礼记》所载，高宗梦得傅说，周文王梦帝与九龄，武王伐纣，梦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维鱼维旟之梦，召来故老，询问占梦。《左传》所记载的尤其多，孔子梦坐奠于两楹之间。那么古代的圣贤，没有不把梦看得重大的，所以在《七略》中记载如此。魏晋方技，还时时偶尔有之。今人不再留意这种占卜，虽然市井妄术所在如林，也没有一个以占梦自命的，这种学问几乎断绝了。
谷璧
《周礼·典瑞》：“子执谷璧，男执蒲璧。”都是五寸。《三礼图》说谷璧画禾茎的形状，蒲璧图芦苇的形态，这也是凭意思妄作，像牺尊、象尊的错误一样。大概谷璧圆瑑拱起，形状像粟粒；蒲璧刻画细纹，形似蒲花，现在这两种璧大多还有存留的，世俗儒生不能辨别。
子男不执璧
历来说圭有五种等级，以《周礼·大宗伯》“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为依据，但其实不然。查《曲礼》：“凡挚，诸侯圭。”这是子男同样执圭。《杂记》赞大行说：“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这是子男不执璧。唯独这里说子男执璧。《曲礼》说挚，从天子到庶人，而且详细涉及妇人、童子、野外、军中，为何唯独略去子男？《杂记》则更详细其长短的尺度，大概列爵虽然五种，但车旗服物的等级只有三种，
大率隆杀以两，则九寸、七寸、五寸之文必有所据，奈何是此非彼乎？《觐礼》：「天子当依南面立，诸侯入庙门右，坐奠圭玉，再拜。」言诸侯，则子男在其中；言奠圭玉而不及璧，则子男执圭可知。《礼器》云：「礼有以少为贵者，圭璋特。」谓朝聘用圭璋，圭璋皆特达，享礼用璧琮，则以束帛荐之。若子男执璧，则璧亦有特时矣，何以不言乎？《顾命》云：「上宗奉同瑁。」玉人云：「天子执瑁以朝诸侯。」说者谓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冐诸侯之圭璧。夫圭方璧圆，瑁可冐圭而不可冒璧，且未闻天子有两冒也，亦必无置子男而不冒也，则五等皆圭益信矣。况圭以为挚，手所执也，当朝觐行礼时，使子男执璧，若奉盘然，尚何礼度足言乎？又按诸侯始封，天子锡之介圭，传诸子孙，是曰命圭，朝聘用以为信，礼毕反之，《觐礼》、《聘礼》班班可考。璧非天子所命，庭实用之，祭祀赠遗燕好用之，传记昭然，不得与圭混也（辨志堂文集）
译大概隆杀以两为单位，那么九寸、七寸、五寸的规制必定有所依据，为什么对此认可而对彼否定呢？《觐礼》说：“天子靠着扆南向而立，诸侯进入庙门右侧，坐下放置圭玉，再拜。”提到诸侯，那么子男就在其中；提到放置圭玉而没有提到璧，那么子男手持圭就可以知道了。《礼器》说：“礼有以少为贵的，圭璋特。”意思是朝聘使用圭璋，圭璋都是单独呈递，享礼使用璧琮，则用束帛来衬托。如果子男手持璧，那么璧也有单独呈递的时候，为什么不说呢？《顾命》说：“上宗捧着同瑁。”《玉人》说：“天子手持瑁来朝见诸侯。”解说者认为瑁长宽四寸，斜刻用来覆盖诸侯的圭璧。然而圭方璧圆，瑁可以覆盖圭而不能覆盖璧，况且没听说过天子有两种覆盖物，也必定没有放置子男而不覆盖的道理，那么五等诸侯都持圭更加可信了。何况圭作为信物，是手中所执持的，在朝觐行礼时，如果让子男手持璧，就像捧着盘子一样，还有什么礼度可言呢？又查考诸侯初次受封，天子赐给他介圭，传给子孙，这叫做命圭，朝聘用它作为信物，礼毕归还，《觐礼》、《聘礼》中清清楚楚可以考证。璧不是天子所赐命的，庭实中使用它，祭祀、赠送、燕好时使用它，传记中明显可见，不能与圭混淆。
稽首
古人以稽首为敬之至，《周礼·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注：「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礼礼记·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秦伯享晋公子重耳，公赋《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襄公三年：「盟于长樗，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惧矣。』」二十四年：「郑伯如晋，郑伯稽首，宣子辞。子西相曰：『以陈国之介恃大国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请罪焉，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盟于蒙，齐侯稽首，公拜。齐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国语》：「襄王使召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以告王曰：『执玉卑，替其贽也；拜不稽首，诬其上也。替贽无镇，诬王无民。』」可以见稽首之为重也。自敌者皆从顿首。李陵《报苏武书》称顿首。陈氏《礼书》曰：「稽首者，诸侯于天子、大夫士于其君之礼也。然君于臣亦有稽首，《书》称太甲稽首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是也。大夫于非其君亦有稽首，《仪礼》：『公劳宾，宾再拜稽首；劳介，介再拜稽首』是也。盖君子行礼于其所敬者，无所不用其至，则君稽首于其臣者，尊徳也；大夫士稽首于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时，晋穆嬴抱太子顿首于赵宣子，鲁季平子顿首于叔孙，则顿首非施于尊者之礼也（日知録）
牛耳
孙君孚《谈圃》谓：「《周官》『赞牛耳』，荆公言取其顺聴。」不知牛有耳而无窍，本以鼻聴。有人引一耳与荆公辩。今按《周礼义》云：「牛耳，尸盟者所执。」无顺聴之说，盖荆公闻而知之（困学纪闻）
九棘
礼·秋官》：「孤卿位九棘。」《王制》：「司寇聴之棘木之下。」《易》：「系用徽纆，寘之丛棘。」《后汉书·寇荣传》：「寘之严棘之下。」本所以断狱治寇也。《春秋元命苞》曰：「树棘槐，聴讼于其下。棘，赤心有刺，治人者原其心不失其赤，实事所以刺人情，令各归实也。」即今小枣丛生者，从并束低小也，故曰丛棘。九者，阳数之极，九卿之象也。又唐刺史李国清为其下所逐，掠府库，李忠臣即围棘约士投所掠物围中，一日尽获。今则上自官府取之而自围，下至试院取之而围士，是盖以防贼者而防官、防士矣，安得使其官其士不为民贼乎（留青日札）
考工文
嘉量》之铭，祭侯之辞，皆极文章之妙；而梓人笋虡之制，文法奇古，有飞动之状。盖精于道者，兼物物而后能制器。庄子谓梓庆削木为鐻，铁成，见者惊犹鬼神，以天合天，道与艺俱化，岂物物刻雕之哉（困学纪闻）
函人为甲
周礼·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注：“属，读如灌注之注，谓上旅、下旅札续之数也。甲坚者札长。”郑司农云：“合甲，削甲里肉，但取其表，合以为甲。”而《管子》亦称“定三革，偃五兵”，三革疑即此三甲。注以为车、马、人皆有甲，曰三革，未详孰是。大抵三甲之坚，犀不如兕，兕不如合。合甲盖只莹牛皮为之，故止于五属。牛，家畜也，皮可时得，而一角之兕、三角之犀，产于穷山，来自荒徼，岂能给三军之用？《易》但云：“巩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言牛革坚也。宋程大昌亦引《春秋》“华元牛则有皮，犀兕尚多”，言是牛皆有皮可甲，而自牛以外，犀兕亦不乏，虽例为夸言，亦可以见犀兕之少于牛。以今推之，岂惟少于牛，殆絶无矣。观战国呉起见魏文侯曰：“今君四时使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烁以犀象。”意古者兽蹄鸟迹交于中国，尚有以犀象为甲；自周公驱逺，唐叔射殪，尔后中国不可多得，故但得漆牛之皮以为甲，而以丹青绘两兽之形于其上，徒以壮军容而作士勇，亦谓之犀甲、兕甲，非实有两兽之皮以为甲也。程大昌又引《晋书》载马隆之讨凉州，夹道累磁石，贼负鐡铠，行不得前，而隆卒悉披犀甲，无所留碍，贼
译叩头
古人将稽首视为最恭敬的礼节，《周礼·太祝》中辨别九种拜礼，第一种就是稽首。注解说：“稽首是拜礼中最重的，是臣子拜见君主的礼节。”《礼记·郊特牲》说：“大夫的家臣不行稽首礼，并非尊重家臣，而是为了避开对君主的专尊。”《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秦穆公宴请晋公子重耳，秦穆公吟诵《六月》一诗，重耳走下台阶行稽首礼，秦穆公走下一级台阶来推辞。”襄公三年记载：“在长樗结盟，晋灵公行稽首礼，知武子说：‘天子在位而您却屈尊行稽首礼，我们国君感到害怕了。’”二十四年记载：“郑伯前往晋国，郑伯行稽首礼，晋宣子推辞。子西作为相礼说：‘因为陈国凭借大国的势力欺凌虐待我国，我们国君因此来请罪，怎敢不行稽首礼呢？’”哀公十七年记载：“在蒙地结盟，齐侯行稽首礼，鲁公行拜礼。齐国人发怒，孟武伯说：‘如果不是天子，我们国君没有行稽首礼的对象。’”《国语》记载：“襄王派召公过和内史过赐给晋惠公任命，晋侯拿着玉圭姿态卑微，行拜礼时没有行稽首礼。内史过回国后告诉襄王说：‘拿玉圭姿态卑微，是废弃了进献的礼物；行拜礼不行稽首，是欺骗了上级。废弃礼物就没有镇守，欺骗君王就没有百姓。’”由此可以看出稽首礼的庄重。自从对等者之间都改用顿首礼。李陵在《报苏武书》中称用顿首。陈氏《礼书》说：“稽首是诸侯对天子、大夫士对其君主的礼节。然而君主对臣子也有行稽首礼的，《尚书》中记载太甲对伊尹行稽首礼、成王对周公行稽首礼就是例证。大夫对非其直属君主也有行稽首礼的，《仪礼》记载：‘国君慰劳宾客，宾客再拜稽首；慰劳副使，副使再拜稽首’就是例证。大概君子对尊敬的人行礼，无不竭尽恭敬，那么君主对臣子行稽首礼，是尊重德行；大夫士对非其直属君主行稽首礼，是尊重主人。春秋时期，晋穆嬴抱着太子对赵宣子行顿首礼，鲁季平子对叔孙行顿首礼，那么顿首就不是对尊者行的礼节了（《日知录》）
牛耳
孙君孚在《谈圃》中说：“《周官》中‘赞牛耳’，王安石说这是取其顺从听命之意。”不知道牛有耳朵却没有耳孔，本来是用鼻子听声音。有人引用一只耳朵来与王安石辩论。现在查考《周礼义》说：“牛耳，是主持盟誓的人所执持的。”没有顺从听命的说法，大概王安石是听说的（《困学纪闻》）
九棘
《礼记·秋官》说：“孤卿的席位设在九棘之下。”《王制》说：“司寇在棘木下审理案件。”《易经》说：“用绳索捆绑，放在丛棘之中。”《后汉书·寇荣传》说：“放在严密的棘木之下。”这本来是用于断案治寇的。《春秋元命苞》说：“种植棘树和槐树，在树下审理诉讼。棘树，赤心且有刺，治理百姓的人推究其本心不失赤诚，实事是用来刺探人情，让人各自归于真实。”这就是现在小枣丛生那种，因为并束在一起低矮细小，所以叫丛棘。九，是阳数的极致，是九卿的象征。又唐代刺史李国清被下属驱逐，掠夺府库，李忠臣就用棘木围起来约束士兵，把掠夺的物品投入围中，一天全部追回。现在则是上级从官府取得而自我围困，下级到考场取得而围困士子，这是用防备贼寇的方法来防备官员、防备士子，怎么能使得官员和士子不成为民贼呢（《留青日札》）
考工文
《嘉量》上的铭文，祭祀侯的祝辞，都达到了文章的极致美妙；而梓人制作笋虡的制度，文法奇特古朴，有飞动的神韵。大概精通道的人，兼通万物之后才能制造器物。庄子说梓庆削木制作鐻，器物做成后，看见的人惊讶得如同见到鬼神，以天然契合天然，道与技艺一同化育，哪里是刻意雕琢万物呢（《困学纪闻》）
函人为甲
《周礼·函人为甲》说：“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注解说：“属，读音同灌注的注，指上旅、下旅甲片连接的数量。甲坚硬的札片长。”郑司农说：“合甲，削去甲里的肉，只取表皮，合起来做成甲。”而《管子》也称“定三革，偃五兵”，三革怀疑就是这三种甲。注解说车、马、人都有甲，叫三革，不知哪个正确。大体上三种甲的坚硬程度，犀甲不如兕甲，兕甲不如合甲。合甲大概只是用磨光的牛皮制成，所以只有五属。牛，是家畜，皮可以随时得到，而一角之兕、三角之犀，产于穷山，来自荒远边陲，怎么能供给三军使用？《易经》只说：“用黄牛皮加固，没有谁能解开。”说的是牛皮坚硬。宋代程大昌也引用《春秋》“华元说牛则有皮，犀兕尚多”，意思是牛都有皮可以做甲，而除了牛以外，犀兕也不缺乏，虽然大概是夸张之言，也可以看出犀兕比牛少。以现在推测，岂止是比牛少，几乎绝迹了。看战国时吴起见魏文侯说：“现在您四季派人斩取皮革，涂上朱漆，画上丹青，用犀象装饰。”意思是古代兽蹄鸟迹交错于中原，还有用犀象做甲的；自从周公驱逐远方蛮夷，唐叔射死猛兽，此后中原难以多得，所以只得用漆牛皮做甲，而在上面用丹青绘制两种野兽的图案，只是用来壮大军容、激励士气，也称之为犀甲、兕甲，并非真的用两种野兽的皮做甲。程大昌又引用《晋书》记载马隆讨伐凉州，夹道堆积磁石，贼寇背负铁铠，无法前行，而马隆的士兵都披着犀甲，毫无阻碍，贼寇
以为神。王隐《晋书》载隆兵悉着牛皮铠得过，则是实用牛皮而名以为犀。余谓牛之有皮以为甲，则谓之犀，盖亦自古以然。古人凡坚谓之犀，虽器物之坚利通谓之犀，如车曰犀车，舟曰犀舟，铫亦曰犀铫，岂徒甲哉！惟后世用鐡为甲，虽朱子以为不知起于何时，仲长统《昌言》曰：“古者以车战，而甲无鐡札之制。今诚以革甲当强弩，亦必丧师亡国也。”然则甲之用皮，本由车战。自春秋之战，已有毁车为行，则鐡甲之制，亦将渐兴于此时。孔子曰：“祍金革。”金，鐡甲也；革，皮甲也，互用之矣（金罍子）
译认为它是犀牛皮。王隐《晋书》记载，隆的士兵全都穿着牛皮铠甲得以渡过，那就是实际使用牛皮却命名为犀牛皮。我认为牛有皮用来做铠甲，就称之为犀牛皮，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古人凡是坚固的东西都称为犀，即使是器物坚固锋利也通称为犀，比如车叫犀车，船叫犀船，铫也叫犀铫，难道仅仅是铠甲吗！只有后世用铁来做铠甲，虽然朱子认为不知道起源于何时，仲长统《昌言》说：“古代用车战，而铠甲没有铁札的制度。现在如果真用皮甲抵挡强弩，也一定会丧失军队灭亡国家。”那么铠甲使用皮料，本来是因为车战。自从春秋时期的战争，已经有毁坏战车改为步兵作战的情况，那么铁甲的制度，也将逐渐兴起于这个时候。孔子说：“衽金革。”金，是铁甲；革，是皮甲，两者是交互使用的（金罍子）
考极星
大司徒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匠人建国，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诗》「定之方中」，传云：「度日出、日入以知东西，南视定，北凖极以正南北。」愚按《晏子春秋》：景公新成柏寝之室，使师开鼓琴。师开左抚宫，右弹商，曰：「室夕，东方之声薄，西方之声扬。」公召大匠曰：「室何为夕？」大匠曰：「立室以宫矩为之。」于是召司空。司空曰：「立宫以城矩为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立城，何为夕？」对曰：「古之立国，南望南斗，北戴枢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国，国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枢星即极星也。公刘居豳，既景乃冈，然则尚矣（困学纪闻）
葺屋瓦屋
考工匠人葺屋三分，瓦屋四分。葺，茅屋也。茅屋欲峻而走水，从檐至栋二分加一分为峻；瓦屋差平，从檐至栋四分加一分为峻。三分者，假如檐柱一丈，即栋柱一丈五尺也；四分者，假如檐柱一丈，即栋柱一丈二尺五寸也（熊氏《经说）
鲁削
古未有笔，以书刀刻字于方策，谓之削。鲁为《诗》、《书》之国，故《考工记》以鲁之削为良（困学纪闻）
金锡
考工记》攻金之工，皆曰金、锡，金即铜，锡即银也，故曰金几分、锡居几，以为斧斤戟刃之属。■〈〈卤，仌代乂〉上木下〉氏为量，煎金、锡，声中黄钟之宫。假如以今之锡，岂可掺和作斧斤戟刃，而量能声中宫乎？况今之锡与铜，亦不可掺和以冶也。《史·平凖书》、《汉·食货志》皆称银、锡，汉武造银、锡为白金，其称犹为近古也。《越絶书》：「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邪之谷涸而出铜。」欧冶用以为纯钩之剑，尤可证铸兵用铜，盖必兼以银乃淬利也（潜丘札记）
鼓人
周礼》：“鼓人以雷鼓鼓神祀，灵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鼖鼓鼓军事，鼛鼓鼓役事，晋鼓鼓金奏。”郑氏注云：“雷鼓，八面鼓也；灵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鼖鼓，两面鼓也；鼛鼓、晋鼓不言几面，则一面无疑矣。”故乐府用其说，乃作一鼓而八出、或六出、四出，不惟不能考击，所谓两面者，但以两头有革者便为两面，则鼛、晋与鼖无别矣。陈祥道《礼书》释云：“八面、六面、四面，言由八枚、六枚、四枚。”按《周礼》：“韗人为皋陶，鼓长八尺，鼓四尺，中围加三之一，谓之鼖鼓。为皋鼓，长寻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罄折。”郑司农云：“鼓四尺，谓面四尺。”司农去周不逺，其言当有所据，不应前后自异，则八面、六面、四面、两面从可知矣。皋有罄折之势，而礼家反不以此为据，何耶（云麓漫抄）
■〈月直〉
妇人头发有时为膏泽所黏，必沐乃解者，谓之■〈月直〉按《考工记·弓人》注云：「■〈月直〉亦黏也，音职。」则发■〈月直〉之■〈月直〉正当用此字（辍耕録）
量铭
考工记》■〈〈卤，仌代乂〉上木下〉氏掌攻金，其量铭曰：「时文思索。」故今世攻作之所号文思院（青箱杂记）
禽兽可互名
益稷》「百兽率舞」，非専以走兽为言。《考工记》曰：「天下大兽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鳞者」，是禽亦可以名兽。《后汉书》：华陀语呉普曰：「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是兽亦可以名禽（焦氏笔乘）
周礼餻字
宋景文公曰：「梦得尝作九日诗，欲用餻字，思六经中无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诗曰：『刘郎不肯题餻字，虚负人生一世豪。』」仆读《周礼疏》，羞笾之实，糗饵粉餈，郑注：「今之餈餻。」安谓六经中无此字邪？又观扬雄《方言》，亦有此字。苕溪渔隐谓古人九日诗未有用餻字，惟崔徳符和吕居仁一诗有「买餻沽酒」之语。仆谓景文诗「刘郎不肯题餻字，虚负人生一世豪」，兹岂古人诗未用餻耶（野客丛书）
周礼饧字
唐人欲作寒食诗，欲押饧字，以无出处遂不用。殊不知出于六经及《楚辞》也。《周
译考察极星
大司徒建立邦国，用土圭来测定土地。匠人建立都城，白天参照日中时的日影，夜晚考察极星。《诗经》说“定之方中”，传文说：“测量日出、日入的位置来知晓东西方向，向南看定星，向北以北极星为准来校正南北方向。”我按《晏子春秋》记载：景公新建柏寝台，让师开弹琴。师开左手按宫音，右手弹商音，说：“房屋偏西，东方声音微弱，西方声音高昂。”景公召来大匠说：“房屋为什么偏西？”大匠说：“建造房屋是按照宫室的规矩做的。”于是召来司空。司空说：“建造宫室是按照城墙的规矩做的。”第二天，晏子上朝。景公说：“先君太公建造城墙，为什么偏西？”晏子回答说：“古代建立国家，向南望南斗星，向北戴枢星，哪里会有偏东偏西呢？而现在偏西，是因为周朝建立国家时，把国都建在西方，是为了尊崇周朝的缘故。”景公说：“真是古代的贤臣啊！”枢星就是极星。公刘居住在豳地，观测日影后登上山冈，可见这种传统尚且久远（《困学纪闻》）
修葺茅屋与瓦屋
考察匠人修葺茅屋，坡度为三分；瓦屋，坡度为四分。葺，指茅屋。茅屋想要陡峭以便排水，从屋檐到屋脊，在二分的基础上加一分作为陡峭度；瓦屋稍微平缓，从屋檐到屋脊，在四分的基础上加一分作为陡峭度。三分的情况，比如屋檐柱高一丈，那么屋脊柱高一丈五尺；四分的情况，比如屋檐柱高一丈，那么屋脊柱高一丈二尺五寸（熊氏《经说》）
鲁削
古代没有笔，用书刀在方策上刻字，叫做削。鲁国是《诗》、《书》的国度，所以《考工记》认为鲁国的削刀优良（《困学纪闻》）
金锡
《考工记》中从事金属加工的工匠，都说金、锡，金就是铜，锡就是银，所以说金占几分、锡占几分，用来制作斧斤戟刃之类。■〈〈卤，仌代乂〉上木下〉氏制作量器，熔炼金、锡，发出的声音符合黄钟宫音。假如用现在的锡，怎么能掺和制作斧斤戟刃，而量器能发出宫音呢？况且现在的锡与铜，也不能掺和冶炼。《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都称银、锡，汉武帝用银、锡制作白金，这种称呼还比较接近古义。《越绝书》说：“赤堇山破裂而产出锡，若邪谷干涸而产出铜。”欧冶子用它们铸造纯钩剑，尤其可以证明铸造兵器用铜，大概必须兼用银才能淬炼锋利（《潜丘札记》）
鼓人
《周礼》：“鼓人用雷鼓祭祀神灵，用灵鼓祭祀社神，用路鼓祭祀鬼享，用鼖鼓用于军事，用鼛鼓用于役事，用晋鼓用于金奏。”郑氏注说：“雷鼓，是八面鼓；灵鼓，是六面鼓；路鼓，是四面鼓；鼖鼓，是两面鼓；鼛鼓、晋鼓不说几面，那么无疑是一面了。”所以乐府采用这个说法，于是制作一鼓而有八个出音口、或六个出音口、四个出音口，不仅不能敲击，所谓两面，只是把两头有皮革的就当作两面，那么鼛鼓、晋鼓与鼖鼓就没有区别了。陈祥道《礼书》解释说：“八面、六面、四面，是说由八枚、六枚、四枚组成。”按《周礼》：“韗人制作皋陶，鼓长八尺，鼓面四尺，中间周长增加三分之一，叫做鼖鼓。制作皋鼓，长寻有四尺，鼓面四尺，形状倨句罄折。”郑司农说：“鼓面四尺，是说鼓面直径四尺。”司农距离周朝不远，他的话应当有所依据，不应该前后自相矛盾，那么八面、六面、四面、两面就可以知道了。皋鼓有罄折的形状，而礼学家反而不以此为依据，为什么呢（《云麓漫抄》）
■〈月直〉
妇人头发有时被膏泽黏住，必须洗头才能解开，叫做■〈月直〉。按《考工记·弓人》注说：“■〈月直〉也是黏的意思，音职。”那么头发■〈月直〉的■〈月直〉就应当用这个字（《辍耕录》）
量铭
《考工记》■〈〈卤，仌代乂〉上木下〉氏掌管金属加工，他的量器铭文说：“时文思索。”所以当今世从事攻作的地方号称文思院（《青箱杂记》）
禽兽可互名
《益稷》“百兽率舞”，不是专门指走兽。《考工记》说：“天下大兽有五类：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鳞者”，这是禽也可以称为兽。《后汉书》：华陀对吴普说：“我有一个方法，名叫五禽戏：一是虎，二是鹿，三是熊，四是猿，五是鸟”，这是兽也可以称为禽（《焦氏笔乘》）
周礼餻字
宋景文公说：“梦得曾经作九日诗，想用餻字，思考六经中没有这个字，于是作罢。所以景文九日诗说：‘刘郎不肯题餻字，虚负人生一世豪。’”我读《周礼疏》，羞笾的实物，糗饵粉餈，郑注：“就是现在的餈餻。”怎么能说六经中没有这个字呢？又看扬雄《方言》，也有这个字。苕溪渔隐说古人九日诗没有用餻字的，只有崔德符和吕居仁的一首诗有“买餻沽酒”的话。我说景文诗“刘郎不肯题餻字，虚负人生一世豪”，这难道古人诗中没有用餻字吗（《野客丛书》）
周礼饧字
唐人想作寒食诗，想押饧字，因为没有出处于是没用。殊不知它出自六经及《楚辞》。《周
礼》「小师掌教箫」，注云：「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饴饧者所吹也。管如篴，并而吹之。」《招魂》曰：「粔籹宻饼，有餦餭些。」注云：「餦餭，饧也。」但战国时谓之餦餭，至后汉时乃谓之饧耳（懒真子）
译《礼记》中说：“小师负责教授箫的演奏”，郑玄注解说：“箫，是用小竹管编成的，就像如今卖饴糖的人所吹的那样。竹管像笛子一样，并排在一起吹奏。”《招魂》中说：“粔籹和蜜饼，还有餦餭些。”郑玄注解说：“餦餭，就是饴糖。”只是战国时期称之为餦餭，到了后汉时期才称之为饧罢了。（《懒真子》）
仪礼传
子夏、子游以文学称，其为文简练琢磨，调法俱备。子夏《仪礼传》髙似公、谷，有力量，公、谷皆其门人。子游文虽不可考，以子夏度之，亦可想见。又《檀弓》篇中多有推尊子游处，以为子游之徒，理或然也。《檀弓》文有姿致，子夏比之，又觉简质而劲，此便是南北文字分派之始（榕村语録）
日入三啇
士昏礼》目録：「日入三啇为昏。」疏云：「啇谓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灵曜》亦日入三刻为昏，不尽为明。」案马氏云：「日未出、日没后皆二刻半，前后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据整数而言，其实二刻半也。」《诗正义》云：「《尚书纬》谓刻为商。」夏文庄《莲华漏铭》：「五夜持宵，三商定夕。」盖取此。苏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髙舂而起（困学纪闻）
士昏礼》「漏下三啇为昏」，啇音滴，与夏商之商不同。苏易简文「三啇而眠，髙舂而起」，用其语也，今人多误读（焦氏笔乘）
诗礼相为表里
诗》、《礼》相为表里。《宾之初筵》、《行苇》可以见《大射仪》，《楚茨》可以见《少牢馈食礼（困学纪闻）
肃揖拜
肃是肃揖是揖拜是拜，肃不是揖，揖不是拜。且肃与揖俱不是肃揖，肃与拜俱不是肃拜。其肃不是揖，何也？《礼注》：「直身而推其手曰肃。」推者，拱也，谓上其手也。肃者，直也。《诗传》：「九月肃霜。」注：「肃与缩同。」即直也。是肃者，直其身，上其手，与揖之曲其身而下其手，正自相反。盖揖与撎同，撎有俯义，即《礼》所云「磬折」者。折者，曲也，俯也。故《礼注》：「曲躬而引其手，即谓之揖。」盖引为下手，与推之上手不同；撎之折躬，与缩之直躬又不同。是以《周礼·司仪》诏王仪，凡有三揖，以深浅为别：一曰土揖，见庶姓，则引手着地，深揖也；一曰时揖，见异姓，则引手与常揖等，时者，常也，平揖也；一曰天揖，见同姓，则畧引其手，髙而不下，如在天然，浅揖也。浅揖与肃近，而终以引而不推，小俯而不直，即不称为肃，而称为揖，其严如此。是以三揖之外，别有所谓肃揖者，既不是肃，又不是揖。以为肃耶？则引而不推。以为揖耶？则直而不曲。于是合名为肃揖，又名长揖。介者与妇人恒用之。《西征赋》：「率军礼以长撎。」撎即揖也。长者，不曲，以介士不可曲也。其揖不是拜，何也？揖第曲身，而拜必曲膝。《说文》曰：「拜，跪拜也。」又曰：「拜者，首至地也。」故《周礼》九拜无立仪，而晋宋仪注，贱人揖，贵人拜，拜、揖异等。故《东观汉记》：「陈遵使匈奴，送者曰：『子当之絶域，无以相勉，勉子以不拜。』遂揖而别。」拜、揖之不同如此。况萧拜非拜，并非肃揖。《周礼》九拜仪，九曰肃拜，皆跪拜之节。故肃揖为长揖，肃拜为长跪。《乐府》：「伸腰再拜跪。」谓直身屈膝而再引其手，与肃揖之不曲膝而直身引手大别。陈澔《集说》乃谓俯揖即肃拜，则是拜、揖尚未明，何言肃也（毛西河文集）
娣姒
余观《仪礼》「娣姒妇」之文，娣在姒上，而传又释之曰：「弟，长也。」分明娣长而姒幼。乃郑康成注始将娣姒倒置，而贾氏之疏因之。若是，将传文所谓「弟长也」之语作何解乎？及考《左氏传》，穆姜，宣公妻也；声伯之母，宣公弟叔肸之妻也，而穆姜称声伯之母为姒。子容之母，叔向之嫂也；伯石之母，叔向之妻也，而子容之母称伯石之母为姒。则是娣为兄妻，姒为弟妻，与《仪礼》及传文正合，无可疑矣。而乃颠倒其说，谓姒长而娣穉，可乎？独怪贾公彦明知《左氏》「穉妇为姒」之说，乃过护郑注，谓年小为娣、年大为姒，穆姜所言是据年大小为娣姒，而不据夫年。为大小，夫妇人以夫之齿为齿，而不以己之齿为齿，此礼至今不变也，岂有不据夫之年而但据己之长者乎？且又安知穆姜之年必少于声伯之母乎？至孔颕达释《檀弓》亦同其说。纵使诸子之言尽是，究于传文「弟长」之说合乎否乎？
译《仪礼传》
子夏、子游以文学著称，他们的文章简练精纯，格调法度兼备。子夏的《仪礼传》高妙类似《公羊传》、《谷梁传》，很有力量，《公羊传》、《谷梁传》的作者都是他的门人。子游的文章虽然无法考证，但根据子夏的文章来推测，也可以想见其大概。另外，《檀弓》篇中多有推崇子游的地方，认为《檀弓》是子游门徒所作，道理上或许是这样的。《檀弓》的文章有姿致韵味，与子夏相比，又觉得简朴刚劲，这便是南北文风分派的开始（《榕村语录》）。
日入三商
《士昏礼》目录：“日入三商为昏。”疏解说：“商指商量，是漏刻的名称。所以《三光灵曜》也说日入三刻为昏，不尽为明。”按马氏说：“日未出、日没后都是二刻半，前后共五刻。现在说三商，是依据整数而言，其实是指二刻半。”《诗经正义》说：“《尚书纬》称刻为商。”夏文庄《莲华漏铭》：“五夜持宵，三商定夕。”大概取意于此。苏子美也说：“三商而眠，高舂而起”（《困学纪闻》）。
《士昏礼》“漏下三商为昏”，商音滴，与夏商之商不同。苏易简文中“三商而眠，高舂而起”，用的就是这个语意，现在的人多误读（《焦氏笔乘》）。
诗礼相为表里
《诗经》、《礼记》互为表里。《宾之初筵》、《行苇》可以看出《大射仪》的礼仪，《楚茨》可以看出《少牢馈食礼》的礼仪（《困学纪闻》）。
肃揖拜
肃是肃，揖是揖，拜是拜，肃不是揖，揖不是拜。而且肃与揖合起来都不是肃揖，肃与拜合起来都不是肃拜。那肃为什么不是揖呢？《礼记注》说：“挺直身体并推出手叫肃。”推，就是拱手，指把手举起来。肃，就是直。《诗经传》：“九月肃霜。”注：“肃与缩同。”也就是直。所以肃，是挺直身体，举起手，与揖的弯曲身体并垂下手，正好相反。大概揖与撎同义，撎有俯下的意思，就是《礼记》所说的“磬折”。折，就是曲，就是俯。所以《礼记注》：“弯曲身体并引出手，就叫做揖。”大概引是垂下手，与推的举上手不同；撎的弯腰，与缩的直腰也不同。因此《周礼·司仪》教导王的仪容，凡有三种揖，以深浅来区别：一是土揖，会见庶姓，就引手着地，是深揖；二是时揖，会见异姓，就引手与平常揖一样，时，就是常，是平揖；三是天揖，会见同姓，就略引其手，高而不下，好像在天上，是浅揖。浅揖与肃相近，但终究是引手而不是推手，微俯而不是直身，就不称为肃，而称为揖，其严格如此。所以在三揖之外，另外有所谓肃揖的，既不是肃，又不是揖。认为是肃吗？却是引手而不是推手。认为是揖吗？却是直身而不是曲身。于是合称为肃揖，又名长揖。介者与妇人常使用它。《西征赋》：“率军礼以长撎。”撎就是揖。长，就是不曲，因为介士不可曲身。那揖为什么不是拜呢？揖只是曲身，而拜必须曲膝。《说文》说：“拜，跪拜。”又说：“拜，头触地。”所以《周礼》九拜没有站立的仪式，而晋宋的仪注，贱人用揖，贵人用拜，拜、揖等级不同。所以《东观汉记》：“陈遵出使匈奴，送行的人说：‘你将要到绝域，没有什么来勉励你，勉励你不要拜。’于是作揖告别。”拜、揖的不同如此。何况萧拜不是拜，更不是肃揖。《周礼》九拜的仪节，第九是肃拜，都是跪拜的节次。所以肃揖是长揖，肃拜是长跪。《乐府》：“伸腰再拜跪。”指挺直身体屈膝而再次引手，与肃揖的不曲膝而直身引手大不相同。陈澔《集说》却说俯揖就是肃拜，那么连拜、揖都还没明白，还谈什么肃呢（《毛西河文集》）。
娣姒
我观察《仪礼》“娣姒妇”的文字，娣在姒上面，而传又解释说：“弟，长也。”分明是娣长而姒幼。于是郑康成的注才将娣姒颠倒，而贾氏的疏沿袭了他。如果是这样，那传文中所谓“弟长也”的话怎么解释呢？等到考查《左传》，穆姜，是宣公的妻子；声伯的母亲，是宣公弟弟叔肸的妻子，而穆姜称声伯的母亲为姒。子容的母亲，是叔向的嫂子；伯石的母亲，是叔向的妻子，而子容的母亲称伯石的母亲为姒。那么娣是兄妻，姒是弟妻，与《仪礼》及传文正相符合，无可怀疑了。却颠倒其说，说姒长而娣幼，可以吗？只奇怪贾公彦明知《左传》“幼妇为姒”的说法，却过分维护郑注，说年小为娣、年大为姒，穆姜所说的据年大小为娣姒，而不据丈夫的年龄。为大小，夫妇以丈夫的年龄为年龄，而不以自己的年龄为年龄，这个礼至今不变，哪有不顾丈夫的年龄而只以自己的年龄为长的呢？况且又怎么知道穆姜的年龄一定比声伯的母亲小呢？至于孔颖达解释《檀弓》也持同样的说法。纵使诸子的话全对，终究与传文“弟长”的说法符合吗？
惟王子雍氏与敖继公氏其说得之，而惜其语焉不详，犹未能大畅厥旨也。余故申明其说，以与考古者质焉（读书通考）
译只有王子雍和敖继公的学说把握住了其中的道理，但可惜他们论述得不详细，仍然没能充分阐明其中的主旨。所以我特意阐明他们的观点，用来与考究古制的人互相探讨。
案传文“弟”、“长”者双训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长，非以娣为长也。万氏之引《左氏传》似矣，但郑康成以穉妇为娣、长妇为姒，盖本《尔雅·释亲》篇。《尔雅》一云：“女子同出，谓先生为姒，后生为娣。”郭璞注：“同出，谓俱嫁事一夫。”《公羊传》曰：“诸侯娶一国，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娣者，弟也。”即其义也。此解一夫之所娶者，与妯娌不同。一云：“长妇谓穉妇为娣妇，娣妇谓长妇为姒妇。”注：“今相呼先后，或云妯娌。”足知兄妻为姒、弟妻为娣甚明矣。而《仪礼》贾公彦疏、《尔雅》邢昺疏皆引《左传》穆姜谓声伯母为姒、叔向之嫂谓叔向之妻为姒二事，遂言娣姒之称止言妇之长穉，不计夫之大小，亦已凿矣。邢昺疏引《丧服·小功章》知其以弟长解娣姒者，娣是弟，姒是长；又引《公羊传》云：“娣是何？弟也。”知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长解姒，大义已得其半。而不熟玩《仪礼》、《尔雅》本文，徒以妇年之长幼为论，是亦何有闗系？况昺疏亦云：“贾逵、郑玄及杜预皆云兄弟之妻相谓为姒。”穆姜、叔向之嫂所称，亦闺合相习互以长者互称耳，又奚疑焉？余与万氏讨论最详，而不能尽同者，此类是也（徐健庵集）
六牲
古之为礼，以祭祀、燕享，故六牲之掌特重。执豕于牢，称公刘也；尔牲则具，美宣王也。至于邻国相通，则葛伯不祀，汤使遗之牛羊；而卫戴公之庐于曹，齐桓归之牛羊、豕、鸡、狗皆三百。其平日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用大牲则卜之于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载齐国之制，公膳止于双鸡；而诗人言宾客之设，不过兔首、炰鳖之类。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自齐灵公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之索马、牛皆百匹，而呉人征鲁百牢，始于贪求，终于暴殄。于是范蠡用其霸越之余谋以畜五■〈牜孛〉而泽中千足彘得比封君，孳畜之权不不在国而在民矣（日知録）
行役以妇人
礼疏》「六十闭房」者，《素问》云：「人生五八而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面焦须发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瘠；八八则齿发去，身体重，五藏皆衰，筋骨解堕，天癸尽矣。」故于此须闭房也。鲁男子曰：「男女不六十不闲居。」谓可无嫌也。七十闭房者，七十则益老益衰矣。惟资人养，而妇人能养人，故行役以妇人，非复有房中之事也。夫妇之礼，惟年七十同藏无闲，亦此意也（金罍子）
负剑辟咡
曲礼》记童子事曰：「负剑，辟咡诏之。」郑玄注云：「负谓置之于背，剑谓挟之于旁。辟咡诏之，谓倾头与语。口旁曰咡。」欧阳公作其父《泷冈阡表》云：「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正用此义。今庐陵石刻犹存，衢州所刋《六一集》已得其真。或者不晓，遂易「剑」为「抱」，可叹也（容斋随笔）
君子欠伸章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经筵进讲，谓君以自强不息为刚，臣以陈善闭邪为敬，讲经理、讨古今，有夜分、日昃而不倦者，上无厌斁之心，下无愿望之意，是故学以聚之，而徳益进；问以辨之，而理益明，盖因以规讽云（困学纪闻）
女子子
女子子，谓己所生之子，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别于男子也。古人谓其女亦曰子。《诗》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论语》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别，故加女子于子之上以明之。下乃専言兄弟者，兄弟至亲，兄弟之于姊妹，犹弗与同席同器，而况于姑乎？况于女子子乎？不言从子，不言父，据兄弟可知也。《丧服小记》言：「女子子在室为父母杖。」然则女子子为己所生之子明矣（日知録）
取妻不取同姓
姓之为言生也，诗曰：「振振公姓。」天地之化，専则不化，两则生。故叔詹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而子产之告叔向云：「内官不及同姓，美先尽矣，则相生疾。」晋司空季子之告公子曰：「异德合姓。」郑史伯对桓公曰：「先王聘
译查考传文中“弟”、“长”二字是分别解释娣和姒的，意思是娣指弟弟，姒指姐姐，并不是把娣当作姐姐。万氏引用《左传》的说法似乎有理，但郑康成认为年轻媳妇叫娣，年长媳妇叫姒，大概是依据《尔雅·释亲》篇。《尔雅》一处说：“女子一同出嫁，称先出生的为姒，后出生的为娣。”郭璞注：“一同出嫁，指都嫁给同一个丈夫。”《公羊传》说：“诸侯娶一国女子，另外两国送陪嫁女子随行，以侄和娣跟随。娣，就是弟弟的意思。”就是这个道理。这种解释针对的是一个丈夫所娶的妻子，与妯娌不同。另一处说：“年长的媳妇称年轻的媳妇为娣妇，年轻的媳妇称年长的媳妇为姒妇。”注：“现在互相称呼先后，有的称为妯娌。”足以知道兄妻为姒、弟妻为娣非常明确了。而《仪礼》贾公彦的疏、《尔雅》邢昺的疏都引用《左传》中穆姜称声伯的母亲为姒、叔向的嫂子称叔向的妻子为姒这两件事，于是说娣姒的称呼只指媳妇的长幼，不考虑丈夫的长幼，这也太牵强附会了。邢昺的疏引用《丧服·小功章》知道用弟长来解释娣姒，娣是弟，姒是长；又引用《公羊传》说：“娣是什么？就是弟。”知道他用弟来解释娣，自然用长来解释姒，大义已经得到一半。却不仔细玩味《仪礼》、《尔雅》的原文，只以媳妇年龄的长幼来议论，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邢昺的疏也说：“贾逵、郑玄以及杜预都说兄弟的妻子互称为姒。”穆姜、叔向的嫂子所称的，也是闺房中习惯互相以长者互称罢了，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与万氏讨论最详细，而不能完全相同的地方，这类就是（徐健庵集）
六牲
古代制定礼仪，用于祭祀、宴饮，所以掌管六牲特别重要。在牢中抓住猪，是称颂公刘；牺牲齐备，是赞美宣王。至于邻国互通，葛伯不祭祀，商汤派人送给他牛羊；而卫戴公寄居在曹国，齐桓公送给他牛羊、猪、鸡、狗各三百。平时国君没有缘故不杀牛，大夫没有缘故不杀羊，士没有缘故不杀狗、猪，而使用大牲则向神占卜以求吉利。所以《左传》记载齐国的制度，公家的膳食只到两只鸡；而诗人说宾客的摆设，不过是兔头、炖鳖之类。古人重视六牲就是这样。自从齐灵公攻打莱国，莱人派正舆子贿赂他索要马、牛各一百匹，而吴人向鲁国征收百牢，开始于贪婪索取，终于暴殄天物。于是范蠡利用他称霸越国的余谋来蓄养五畜，泽中千只猪得以比封君，繁殖牲畜的权力不在国家而在民间了（日知录）
行役以妇人
《礼疏》“六十闭房”者，《素问》说：“人生五八而肾气衰，头发脱落牙齿枯槁；六八阳气衰竭，面容焦枯胡须头发变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活动，天癸竭尽，精液减少，肾脏衰退，形体都消瘦；八八则牙齿头发脱落，身体沉重，五脏都衰退，筋骨松懈，天癸尽矣。”所以在此必须闭房。鲁男子说：“男女不六十不闲居。”说可以没有嫌疑。七十闭房者，七十则更加衰老更加衰弱了。只依靠人供养，而妇人能供养人，所以行役带妇人，不再有房中之事了。夫妇之礼，只有年七十同藏无闲，也是这个意思（金罍子）
负剑辟咡
《曲礼》记载童子之事说：“负剑，辟咡诏之。”郑玄注说：“负谓置之于背，剑谓挟之于旁。辟咡诏之，谓倾头与语。口旁曰咡。”欧阳公作其父《泷冈阡表》说：“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正用此义。现在庐陵石刻犹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真。有人不懂，于是改“剑”为“抱”，可叹也（容斋随笔）
君子欠伸章
君子欠伸一章，我在经筵进讲，说君以自强不息为刚，臣以陈善闭邪为敬，讲经理、讨古今，有夜分、日昃而不倦者，上无厌斁之心，下无愿望之意，是故学以聚之，而德益进；问以辨之，而理益明，盖因以规讽云（困学纪闻）
女子子
女子子，谓己所生之子，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别于男子也。古人谓其女亦曰子。《诗》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论语》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别，故加女子于子之上以明之。下乃专言兄弟者，兄弟至亲，兄弟之于姊妹，犹弗与同席同器，而况于姑乎？况于女子子乎？不言从子，不言父，据兄弟可知也。《丧服小记》言：“女子子在室为父母杖。”然则女子子为己所生之子明矣（日知录）
取妻不取同姓
姓之为言生也，诗曰：“振振公姓。”天地之化，专则不化，两则生。故叔詹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而子产之告叔向云：“内官不及同姓，美先尽矣，则相生疾。”晋司空季子之告公子曰：“异德合姓。”郑史伯对桓公曰：“先王聘
后于异姓，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是知礼不取同姓者，非但妨嫌，亦以戒独也。故《曲礼》：「纳女于天子，曰备百姓。」而《郊特牲》注云：「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亲也。」《易》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是以王御不叅一族，其所以合阴阳之化，而助嗣续之功者微矣（日知録）
译后来对于异姓，致力于和谐统一。声音单一则无法欣赏，事物单一则没有文采。由此可知，礼制不选取同姓，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嫌疑，也是为了警戒专断。所以《曲礼》说：“将女子嫁给天子，称为备齐百姓。”而《郊特牲》的注释说：“百官公卿以下的人，百姓是天子的亲属。”《易经》说：“男女虽然背离，但他们的意志是相通的。”因此，天子临幸不局限于一个家族，这之所以能够契合阴阳化育的道理，并辅助子嗣延续的功效，其意义是深远的。
车骑
古以车战，春秋时郑、晋有徒兵，而骑兵盖始于战国之初。《曲礼》「前有车骑」，《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然《左氏传》「左师展将以昭公乘马而归」，《公羊传》「齐鲁相遇，以鞍为几」，已有骑之渐（困学纪闻）
临文不讳
日知録》云：「尧舜、禹皆名也。古未有号故帝王皆以名纪临文不讳按《曲礼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卢植注曰：「临文，谓礼文也。礼执文行事，故言文也。」郑康成注曰：「为其失事正也。」陈皓注曰：「不因避讳而改行事之语盖恐有误于承用也。」从来解文字皆如此，而从来引此句多误岂宁老亦未之免耶？要当用「诗书不讳耳（潜丘札记）
礼记错综句法
礼记·曲礼》：「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其间数车之对，独转其语曰「以车数对」，此古人错综文体。《左传》曰：「我之不共，鲁故之以。」曰：「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倒用文势如此下语。此与《匃奴传》「必我也为汉患者」，同一句法（野客丛书）
废业
南史》：「徐爰颇涉书传，尤长于傅会。世祖崩，公除后，晋安王子勋侍读博士谘爰宜习业与否。爰答：『居丧读丧礼，习业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又谘爰，爰曰：『小功废业，三年丧何容读书？』」史记其専断，而失订其是非。按朱子曰：「居丧无不得读书之文。古人居丧废业，业是簨簴上版子，废业谓不作乐耳。古人礼乐不尝斯须去身，惟居丧然后废乐也，故曰丧复常读乐章。周礼司业亦是乐官也。」则居丧读礼，初亦不妨读书，而两博士意主于读书，问发于习业，则其问因已缪矣。然吕东莱制中下帷，朱子亦遣其子就学，而陆象山毅然非之，移书东莱，谓俨然忧服之中，而户外之履常满，为大人君子之蔽。而近世程篁墩以为即此一事，亦可以见二先生尊徳性、道问学各有所从入，而致隆之意若主于陆。昔孔子、孟子皆常居母之丧，今虽无从考见其讲学论道之实，而一则以门人治防墓之崩，一则以门人敦匠事，似亦未尝谢遣生徒，介然守其不语不问之节于三年之中者。至于塟鲁反齐，则亦已非必柱楣之庐矣。且夫食蔬饮水，固不废食；寝苫枕凷，固不废寝；绳缨菅屦，不废衣服；柱楣剪屏，不废居处。何读书而废之有（金罍子）
读丧礼
案记云：「君子居丧，未塟读丧礼，既塟读祭礼。」何谓也？曰：「君子之于礼，无弗学也。及既际其事，而复习其文者，追逺慎终，将致其诚信而勿之有悔焉，非至此而始读之也。今亲始死，悲焉懑焉，如弗欲生，俛而读礼，不已晚乎？君子之读礼也，以致其知也，非将预拟其亲而储以用之用也。礼：丧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为也者，君子弗为也。然而有岁制，时制，月制，日制，是时虽父母之终事，亦有所不讳也。死也者，人之必有也，而讳之可免乎？夫预凶事，非礼也。至于礼，则固有吉凶矣，何可废也？唐显庆之制礼也，大臣讳避，去国恤焉，其后山陵之礼遂无所执。夫寺人宫妾之所为爱也，非君子之所以事君父也。」或曰：「温公之薨也，伊川先生董丧事焉。子瞻周视无阙礼，乃曰：『正叔丧礼何其熟也？』又曰：『大中康宁，何为读丧礼乎？』伊川不答。」邹志元闻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独不可以治丧礼乎？」夫志元之言何如？曰：「核已，独未若以吾之言答之也（读礼通考）
经稗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经稗卷十
兖州府知府郑方坤
撰
○三礼
五祀
钱升岩曰：「五祀之名，杂见《礼记》、《周礼》、《仪礼》诸书，皆无定称。《月令》为户、灶、中溜、门、行，而无司命、泰厉；《祭法》多司命、泰厉，而不及户、灶；《左传》、《家语》又以重、该、修、熙、黎、勾龙为五官；《白虎通》诸书又以井易行，已纷纷矣。乃郑注《祭法》又谓周制是七祀，加司命
译车骑
古代以车战为主，春秋时期郑国、晋国有了步兵，而骑兵大概始于战国初期。《曲礼》中有“前有车骑”的说法，《六韬》中论述骑兵作战，这些书应当产生于周末。然而《左传》记载“左师展将让昭公骑马回国”，《公羊传》记载“齐鲁相遇，以鞍为几”，这已经显示出骑兵的端倪。（《困学纪闻》）
临文不讳
《日知录》说：“尧、舜、禹都是名。古代没有号，所以帝王都用名来记载，在撰写文章时不避讳。”按《曲礼》“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卢植注说：“临文，指礼仪文章。礼仪执持文章行事，所以说文。”郑康成注说：“因为担心失去事理的正统。”陈皓注说：“不因为避讳而改变行事的话语，大概是担心有误于承用。”历来解释文字都如此，而历来引用此句多有误，难道宁老也未免于此吗？应当用“诗书不讳”才对。（《潜丘札记》）
礼记错综句法
《礼记·曲礼》：“问国君的富有，用土地数量来回答；问大夫的富有，说：‘有宰夫食力。’问士的富有，用车的数量来回答；问庶人的富有，用牲畜数量来回答。”其中关于车的回答，独独转换语序说“以车数对”，这是古人错综变化的文体。《左传》说：“我的不供职，是因为鲁国的缘故。”说：“这是昆吾稔的日子，奢侈是因为这个缘故。”倒用文势如此下语。这与《匈奴传》中“必我也为汉患者”，是同一句法。（《野客丛书》）
废业
《南史》：“徐爰颇涉猎书传，尤其擅长傅会。世祖驾崩，公除后，晋安王子勋的侍读博士咨询徐爰是否应该习业。徐爰回答：‘居丧读丧礼，习业有什么嫌疑？’过了几天，始安王子真的博士又咨询徐爰，徐爰说：‘小功废业，三年丧哪容得下读书？’”史书记载了他的专断，却未订正其是非。按朱子说：“居丧无不得读书的文字。古人居丧废业，业是簨簴上的版子，废业谓不作乐罢了。古人礼乐不曾须臾离开身，只有居丧然后废乐，所以说丧复常读乐章。《周礼》司业也是乐官。”那么居丧读礼，起初也不妨碍读书，而两博士意主于读书，问发于习业，则其问因已谬矣。然而吕东莱制中下帷，朱子也遣其子就学，而陆象山毅然非之，移书东莱，谓俨然忧服之中，而户外之履常满，为大人君子之蔽。而近世程篁墩以为即此一事，亦可以见二先生尊德性、道问学各有所从入，而致隆之意若主于陆。昔孔子、孟子皆常居母之丧，今虽无从考见其讲学论道之实，而一则以门人治防墓之崩，一则以门人敦匠事，似亦未尝谢遣生徒，介然守其不语不问之节于三年之中者。至于葬鲁反齐，则亦已非必柱楣之庐矣。且夫食蔬饮水，固不废食；寝苫枕块，固不废寝；绳缨菅屦，不废衣服；柱楣剪屏，不废居处。何读书而废之有（《金罍子》）
读丧礼
按《礼记》云：“君子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何谓也？曰：“君子之于礼，无弗学也。及既际其事，而复习其文者，追远慎终，将致其诚信而勿之有悔焉，非至此而始读之也。今亲始死，悲焉懑焉，如弗欲生，俯而读礼，不已晚乎？君子之读礼也，以致其知也，非将预拟其亲而储以用之用也。礼：丧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为也者，君子弗为也。然而有岁制，时制，月制，日制，是时虽父母之终事，亦有所不讳也。死也者，人之必有也，而讳之可免乎？夫预凶事，非礼也。至于礼，则固有吉凶矣，何可废也？唐显庆之制礼也，大臣讳避，去国恤焉，其后山陵之礼遂无所执。夫寺人宫妾之所为爱也，非君子之所以事君父也。”或曰：“温公之薨也，伊川先生董丧事焉。子瞻周视无阙礼，乃曰：‘正叔丧礼何其熟也？’又曰：‘大中康宁，何为读丧礼乎？’伊川不答。”邹志元闻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独不可以治丧礼乎？”夫志元之言何如？曰：“核已，独未若以吾之言答之也（《读礼通考》）”
经稗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经稗卷十
兖州府知府郑方坤
撰
○三礼
五祀
钱升岩曰：“五祀之名，杂见《礼记》、《周礼》、《仪礼》诸书，皆无定称。《月令》为户、灶、中溜、门、行，而无司命、泰厉；《祭法》多司命、泰厉，而不及户、灶；《左传》、《家语》又以重、该、修、熙、黎、勾龙为五官；《白虎通》诸书又以井易行，已纷纷矣。乃郑注《祭法》又谓周制是七祀，加司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