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不可不敬。二者原未尝可离。故周子言圣人主静，程子喜人静坐，已包敬字在内。朱子恐人流于禅寂，于是单表敬字，曰：“动时循理则静时始能静”。此言最为了徹。大抵执事有恪，动时敬也，戒谨恐惧，静时敬也；时行而行，物来顺应，动时静也，时止而止，私意不生，静时静也，二者本不宜分属。但整齐严肃，于事上见得力，故曰：涉世处事，敬字工夫居多也；澄清静坐，于道理上易融会，故曰：读书穷理，静字工夫最要也。今彪先欲人读书穷理，故专阐发“静”字，因多集古人之言以证之。
译不可不恭敬。这两者原本不曾可以分离。所以周敦颐说圣人以静为主，程颢喜欢人静坐，已经把“敬”字包含在内了。朱熹担心人们流于禅宗的寂灭，于是单独标举“敬”字，说：“行动时遵循理则，静止时才能真静。”这话最为透彻。大体上，办事严谨，是行动时的敬；戒慎恐惧，是静止时的敬；该行动时行动，事物来临顺应它，是行动时的静；该停止时停止，私意不产生，是静止时的静，这两者本来不应该分属。只是整齐严肃，在事务上见得力，所以说：涉世处事，敬的工夫居多；澄清静坐，在道理上易融会，所以说：读书穷理，静的工夫最要。现在彪先想要人读书穷理，所以专门阐发“静”字，因此多收集古人的话来证明它。
唐彪曰：心非静不能明，性非静不能养，静之为功大矣哉！灯动则不能照物，水动则不能鉴物，静则万物毕见矣。惟心亦然，动则万理皆昏，静则万理皆徹。古人云：静生明。《大学》曰：“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颜子未三十而闻道，盖静之至也。伊川见其徒有闭户澄心静坐者，则极口称赞。或问于朱子曰：程子每喜人静坐何如？朱子曰：静是学者总要路头也。
唐彪曰：每日间取半日静坐，半日读书，行之数年，不患不长进。然世人有终日读书不辍者，竟无片时静坐者，是止知读书之有益，而不知静之为功大也。何不取古之言细思之？《易》云：君子以洗心退藏于密。又曰：“收敛归藏，乃见性情之实。”《诗》云：“夙夜基命宥密。”诸葛武侯曰：“宁静以致远。”司马迁日，内视之谓明，反听之谓聪。诚以静坐不视，则目光内照，不听，则耳灵内徹，不言，则舌华蕴，故曰：三化反照于内，则万化生焉，全才出焉。虽然，非可以徒然从事也，必宜觅致功之法。昔周濂溪欲人寻孔颜真乐在休处，罗仲素欲人看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如何，柴阳皆两赞其妙。彪亦有一诀，欲人寻认此身本来真面目。三法之中，任用一法，时常寻看，或十年，或二十年，寻看得来，固属上智，寻看不来，心亦有所专主，自然能静。即此，是操存实际功夫也。
唐彪曰：心无累能静，勤省察以驱闲念能静，不疾行大声能静，不见可欲能静。
唐彪曰：人性多喜流动而恶寂静，坐不数刻，心未起而足先行矣，此学人通病也。昔金仁山以带系足于椅，足行而带绊之，乃转复坐。许白云亦于门阈上加横木，每行至门，为木所格，复转静坐。昔之先哲，皆于禁足一事，极其留意也。
唐彪曰：天下至精之理，与至佳之文，皆吾性中所固有。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际象山曰：“人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朱子曰：“六经所以明理，理既得，可无事于经”。六经且然，何况文字，进而上之。孔子亦曰：“余非多识也，予一以贯之。大圣大贤，其言同出一辙，然则学者亦必从源本上寻讨实功，以为基地，反求于内，使心定性灵，慧光焕发（此须名师指授，非能自发，故古人云：无师传授枉劳心）；外则取精微书卷，简练揣摩，通其世务，精其文章，斯体立而用始随之。若内无根本工夫，虽博极五车，恐于性命之学，终未能有实得也。
（二）文源
武叔卿曰：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文字俗浅，皆因蕴藉不深；蕴藉不深，皆因涵养未到。涵养之文，气味自然深厚，丰采自然朗润，理有馀趣，神有馀闲，词尽而意不穷，音绝而韵未尽，所谓渊然之光、苍然之色者是也。程明道谓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笔墨蹊径之外。此无他，惟其涵养到，蕴藉深，故其情致疏远若此。
（三）读书总要
唐彪曰：有当读之书，有当熟读之书，有当看之书，有当再三细看之书，有必当备以资查之书。书既有正有闲，而正经之中，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异，故有五等分别也。学者苟不分别当读何书，当熟读何书，当看者何书，当熟看者何书，则工夫缓急先后俱误矣。至于当备考究之收，苟不备之，则无以查学，学问知识何从而长哉！
唐彪曰：学人博约工夫，有何合成一串者，有可分为两事者。《孟子》博学详说，似先博而后约也。《中庸》博学审问，是博之事，慎于思明辨，是约之事。颜子博文约礼，皆似同时兼行，不分先后。外更有先约后博者，志道、据德、依仁之后，又有游艺工夫也。此三者，虽有或先或后，或同时之异，然皆可合为一串也。惟科举之学，则宜分而为二，何也？科举之学，除经书外，以时文为先务，次则古文。窃谓所读之时文，贵于极约，不约，则不能熟，不熟，则作文时神、气、机、调皆不为我用也。阅者必宜博，经、史与古文、时文不多阅，则学识浅狭，胸中不富，作文无所取材，文必不能过人。
译唐彪说：心不静就不能明澈，性不静就不能修养，静的功效真是伟大啊！灯火晃动就不能照亮物体，水波晃动就不能映照物体，静下来万物就完全显现了。心也是这样，躁动时各种道理都昏暗不明，静下来各种道理都通达透彻。古人说：静能生明。《大学》说：“静下来然后才能安定，安定然后才能思虑。”颜回不到三十岁就体悟大道，大概是因为静到了极点。程颐看到他的学生有关门澄心静坐的，就极力称赞。有人问朱熹说：程子常常喜欢人静坐，怎么样？朱熹说：静是求学者的总要门径。
唐彪说：每天拿出半天静坐，半天读书，坚持几年，不愁没有长进。然而世上有人整天读书不停，竟没有片刻静坐的，这是只知道读书有益，却不知道静的功效伟大。为什么不细细思考古人的话呢？《易经》说：君子洗涤心灵，退隐藏身于幽密之处。又说：“收敛归藏，才能看见性情的真实。”《诗经》说：“早晚遵循天命，宽厚幽密。”诸葛武侯说：“宁静以致远。”司马迁说，向内审视叫做明，反向倾听叫做聪。诚然，静坐不视，目光就向内照耀；不听，耳灵就向内通达；不言，舌华就蕴藏，所以说：三种变化反照于内，那么万物变化就产生了，全才就出现了。虽然如此，不可以徒然从事，必须寻找用功的方法。从前周敦颐让人寻找孔颜真正的快乐在何处，罗从彦让人观察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如何，柴阳都两次赞叹其妙。我也有一诀窍，让人寻找认取此身本来真面目。这三种方法中，任意用一种，时常寻看，或十年，或二十年，寻看得来，固然属于上智，寻看不来，心也有所专主，自然能静。这就已经是操存的实际功夫了。
唐彪说：心无牵累能静，勤加省察以驱除闲念能静，不疾行大声能静，不见可欲之物能静。
唐彪说：人性大多喜欢流动而厌恶寂静，坐不了片刻，心还未起足就先行走了，这是求学者的通病。从前金仁山用带子系住脚在椅子上，脚动带子绊住，于是转回静坐。许白云也在门坎上加横木，每次走到门，被木挡住，又转回静坐。以前的先哲，都在禁足一事上极其留意。
唐彪说：天下最精妙的道理，与最优美的文章，都是我本性中固有的。孟子说：“万物都具备于我了”，陆九渊说：“人如果知道根本，六经都是我的注脚”，朱熹说：“六经是用来阐明道理的，道理既然得到，就可以不用经书了”。六经尚且如此，何况文字，更进一步。孔子也说：“我不是多识，我有一以贯之。大圣大贤，他们的言论同出一辙，那么学者也必须从本源上寻讨实功，作为基地，反求于内，使心定性灵，慧光焕发（这需要名师指授，不能自发，所以古人说：无师传授枉劳心）；对外则选取精微的书卷，简练揣摩，通晓世务，精通文章，这样体立而用才随之。如果内无根本工夫，即使博览五车，恐怕在性命之学上，终究不能有所实得。
（二）文源
武叔卿说：石头蕴藏玉石而山生辉，水怀珍珠而川媚。文字俗浅，都是因为蕴藉不深；蕴藉不深，都是因为涵养未到。涵养之文，气味自然深厚，丰采自然朗润，理有馀趣，神有馀闲，词尽而意不穷，音绝而韵未尽，所谓渊然之光、苍然之色就是这样。程颢说司马迁著作微情妙旨寄之笔墨蹊径之外。这没有别的，只因为涵养到，蕴藉深，所以其情致疏远若此。
（三）读书总要
唐彪说：有应当读的书，有应当熟读的书，有应当看的书，有应当再三细看的书，有必须备以资查的书。书既有正经有闲书，而正经之中，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的不同，所以有五等分别。学者如果不分别应当读什么书，应当熟读什么书，应当看什么书，应当熟看什么书，那么工夫缓急先后都错了。至于应当备考究的书，如果不备，就无法查考，学问知识从何增长呢！
唐彪说：学人博约工夫，有合成一串的，有可分为两事的。《孟子》博学详说，似乎先博而后约。《中庸》博学审问，是博的事，慎思明辨，是约的事。颜回博文约礼，似乎同时兼行，不分先后。外更有先约后博的，志道、据德、依仁之后，又有游艺工夫。这三者，虽然有或先或后，或同时的不同，但都可以合为一串。只有科举之学，则宜分而为二，为什么呢？科举之学，除经书外，以时文为先务，其次是古文。我认为所读的时文，贵在极约，不约，就不能熟，不熟，那么作文时神、气、机、调都不能为我所用。阅览者必须宜博，经、史与古文、时文不多阅，那么学识浅狭，胸中不富，作文无所取材，文必不能过人。
唐彪曰：朱子云：今人读书，只要去看明日未读的，不曾去细绎前日已读底。又曰：“今人读书，未看到这里，心已想后面，未曾有所得，便欲舍去了。朱子为读经、史者规戒，非为读时文者而言，然已确中少年读文弊病。但此弊病，其来有由，只因内无家学，外无师传，虽读过四书五经，尚未讲解明析，此外所读者，非腐烂不堪之时艺，即怪诞之假高文，其诸经、通鉴、古文，全未之见，纵读古文化数篇，亦不过是坊间所刻，或寄于坊间所卖十数种古文而已。其中所载佳篇甚少，而又皆删头截脚者也。所读者止于如此（余已指其陋处，于选古文条中，更观后诸古文评，而其陋益可见矣）。故腹中空疏，全无所有，于是未读了此篇，又想他篇。若曾读得好书佳文，而又得父兄师友指点，则玩索有味，自然不肯舍置，又安肯孜孜鹜于未读而反忽略夫现在当务之功哉！
唐彪曰：按程子言，科举之学兴，士人致功，宜取两月读经、史，一月读文章。此言经、史、文章宜分月致功也。朱子又将经、史分功，谓读经难，读史易，宜四十日读经，二十日读史。详观其法，皆取分日致功，岂非以精专则易为力欤！近时读书者，皆以午后及夜间阅《鉴》，以作兼课，此难以责备下资也。每日有馀力兼行固善，苟无馀力兼治，则当如程、朱二公之法，分日读之为善。彪又谓读古文、时艺，亦当分先后多寡，如童子幼时，急需在于时艺，故当先读时艺。至时艺读二百篇后，则当半月读古文，半月读时艺，此日期多寡又不可不分也。
唐彪曰：十三经，除《仪礼》、《公羊》、《谷梁》、《尔雅》外，其余九经，共四十七万八千九百九十五字。欧阳永叔言，以中资计之，每日读三百字，则四年半可以读毕，即或下资，加一半工，亦九年可以读毕。此语诚是也。余备载其言于《善诱法》中，然终难概望之于人也。故余又立删读诸经法于后。
唐彪曰：士人于本经之外，馀经皆畏繁［一本作终］难而竟置，引非也。择取大纲与适用者，就简而读，纲领既熟，馀自易阅，不功省而获益多乎？近见五经删本，凡五六种，有已刻者，有未刻者，然亦各出己裁，不能合一。彪于此亦有陋见，与诸删本不同，欲分当读、当阅为二项，为科举之士筹，为下资设法也。《礼记》取内则《曲礼》、《曾子问》，祭法、祭义、祭统（三篇）读之，馀则阅之。《易》则取乾坤两卦，并系辞传、说卦传读之，而大纲已举，馀阅之自易也。《春秋》精义、条例尽见于杜预《春秋左传序》中，熟读其序，更取《左传》佳文多读之，再阅《春秋》本文，证之以《左传》，则经与传皆明晰矣。至于《书》之宜读者，二典二谟与稷益也，禹贡与促虺之诰，伊训说命与洪范周官也，馀阅之可也。《诗》之宜全读者，二南也，十五国风与二雅，则择紧要者读之，方中、淇奥、鸡鸣、昧且、驷驖、小戎、鸤鸠、七月，宜读也；棠棣、伐木、小弁、蓼莪、北山、楚茨、莆田、大田、宾筵，宜读也；文王在上、大明、瓜瓞、思齐、皇矣、有声、生民、公刘、抑抑、奕奕、江汉、宜读也；三颂可全读，或删三分之一也。盖不读其紧要者，则我与书毫不相习，突然阅之，恐捍格不能相入；读而后阅，有针以引线，必易解、易记也。已上诸经，除四书已读，《左传》繁多不论外，馀《易》、《书》、《诗》、《礼》四经，总计所读之字，不过万五千余言。以下资计之，每日读百五十字，则三百日可以读毕；中资日读二百字，则不必三百日矣。如此简易也，人何不奋励行之哉！宜将经画七八百字，分作五日读之，每日读四十遍，五日之后，必能熟背。此妙法也，今指出与人共之。
唐彪曰：《孝经》系托圣之书，不但列于十三经之内，且列于九经之中，读之即可当一经之数，当读一也；其言整齐而有序，由天子以至于庶人，以包括行孝之人，其义由近而远，由小而大，且推至于精微详悉，以包括行孝
译唐彪说：朱子说：“现在的人读书，只想着去看明天还没读的，不曾去仔细推究前几天已经读过的。”又说：“现在的人读书，还没读到此处，心里已经想着后面的内容，还没有什么收获，就想舍弃不读了。”朱子这是给读经、史的人提出的规劝告诫，不是针对读科举时文的人说的，然而已经确切地指出了少年读文的弊病。但是这种弊病，它的产生是有原因的，只是因为家中没有家学传承，外面没有老师传授，虽然读过四书五经，还没有讲解明白透彻，此外所读的，不是腐烂不堪的科举时文，就是怪诞不经的伪高深文章，那些诸经、《通鉴》、古文，完全没有见过，即使读过几篇古文，也不过是书坊刻印的，或者寄存在书坊售卖的那十几种古文而已。其中所载的好文章很少，而且都是删头截尾的。所读的仅仅如此（我已经在“选古文”条中指出其浅陋之处，再看后面各篇古文的评论，其浅陋就更明显了）。所以腹中空疏，一无所有，于是还没读完这一篇，又想读另一篇。如果曾经读过好书佳文，又得到父兄师友的指点，那么玩味探究会有滋味，自然不肯舍弃放置，又怎么会孜孜不倦地追求未读的内容，反而忽略当前应当致力做的功夫呢！
唐彪说：考察程子的话，科举之学兴起，士人致力学习，应该取两个月读经、史，一个月读文章。这是说经、史、文章应该分月致力学习。朱子又将经、史分开致力，说读经难，读史易，应该四十天读经，二十天读史。详细观察他们的方法，都是取分日致力学习，难道不是因为精专就容易用力吗！近来读书的人，都用午后及夜间阅读《资治通鉴》，当作兼修的课程，这难以要求资质低下的人做到。每天有余力兼修固然好，如果没有余力兼修，就应当像程、朱两位先生的方法，分日阅读为好。唐彪又说，读古文、时文，也应该分先后多少，比如童子年幼时，急需在于时文，所以应当先读时文。等到时文读了二百篇后，就应当半个月读古文，半个月读时文，这日期的多少又不可不区分了。
唐彪说：十三经，除去《仪礼》、《公羊》、《谷梁》、《尔雅》外，其余九经，共四十七万八千九百九十五字。欧阳修说，以中等资质计算，每天读三百字，那么四年半可以读完，即使是下等资质，增加一半的功夫，也九年可以读完。这话确实是对的。我把他的话详细记载在《善诱法》中，然而终究难以普遍期望于人。所以我又在后面设立删减阅读诸经的方法。
唐彪说：士人在本经之外，其余的经书都畏惧繁杂困难而竟然搁置，这是不对的。选择大纲和适用的部分，就简略的去读，纲领既熟练，其余自然容易阅读，不是功夫节省而获益多吗？近来看到五经的删本，大概五六种，有已经刻印的，有未刻印的，然而也都是各自出于自己的裁断，不能统一。唐彪对此也有浅陋的看法，与各种删本不同，想要分应当读、应当阅为两项，为科举士子筹划，为下等资质的人设法。《礼记》选取《内则》《曲礼》、《曾子问》，祭法、祭义、祭统（三篇）来读，其余的就浏览。《易经》则选取乾坤两卦，并《系辞传》、《说卦传》来读，而大纲已经举出，其余浏览自然容易了。《春秋》的精义、条例都见于杜预《春秋左传序》中，熟读其序，再选取《左传》的好文章多读一些，再浏览《春秋》本文，用《左传》来印证，那么经与传都明晰了。至于《尚书》应当读的，是二典二谟与稷益，禹贡与《大诰》，伊训说命与洪范周官，其余浏览就可以了。《诗经》应当全读的，是二南，十五国风与二雅，则选择紧要的来读，《方中》、《淇奥》、《鸡鸣》、《昧且》、《驷驖》、《小戎》、《鸤鸠》、《七月》，应当读；《棠棣》、《伐木》、《小弁》、《蓼莪》、《北山》、《楚茨》、《莆田》、《大田》、《宾筵》，应当读；《文王在上》、《大明》、《瓜瓞》、《思齐》、《皇矣》、《有声》、《生民》、《公刘》、《抑抑》、《奕奕》、《江汉》，应当读；三颂可以全读，或者删去三分之一。大概不读那些紧要的，那么我与书毫不相熟，突然浏览，恐怕抵触不能相入；读了而后浏览，有针以引线，必定容易理解、容易记忆。以上诸经，除去四书已读，《左传》繁多不论外，其余《易》、《书》、《诗》、《礼》四经，总计所读的字，不过一万五千多字。以下等资质计算，每天读一百五十字，那么三百天可以读完；中等资质每天读二百字，那么不必三百天了。如此简易，人为什么不奋勉实行呢！应当将经书画七八百字，分作五天读，每天读四十遍，五天之后，必定能熟背。这是妙法，现在指出与人共享。
唐彪说：《孝经》是依托圣人的书，不但列在十三经之内，而且列在九经之中，读了它就可以当作一经的数目，应当读，这是第一；它言辞整齐而有条理，从天子以至于庶人，以包括行孝的人，它的义理由近而远，由小而大，而且推至于精微详悉，以包括行孝
之事，后世言孝之书虽多，总不能出其范围，当读二也；孝为百行之原，为生人之首务，不读其书，不知何以为孝，何以为非孝，虽欲尽孝不可得矣，当读三也；文辞至简，字止千有八百，不必周旬满月，可以读毕，当读四也。乃竟不得并于四书以取士，而人亦多不读也，谓之何哉！
译关于孝道这件事，后世谈论孝道的书籍虽然很多，但都不能超出它的范围，这是应当阅读的第二个原因；孝道是各种善行的本源，是立身处世的首要任务，不读这本书，就不知道什么才是孝，什么不是孝，即使想要尽孝也无法做到，这是应当阅读的第三个原因；文章辞藻极其简练，字数只有一千八百个，不必花费十天半月，就可以读完，这是应当阅读的第四个原因。竟然不能将它与四书并列用来选拔人才，而且人们大多也不阅读它，这该怎么说呢！
唐彪曰：先儒有言，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人不知礼，与禽兽奚异！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甚言礼之不可须叟离，则《礼记》比诸经尤当急读也。朱子云：须将《礼记》选也其切于日用者，与人读之。毛稚黄曰：《礼记》“曲礼”、“内则”二篇宜另简出，并于《四书》命题考试苤必属之学礼专家也。至哉言乎。
唐彪曰：《周礼》一书，相传制自周公，有五人信之，即有十人疑之，余亦疑非周公所作也。但其书传世既久，纵非周公所作，亦必是七国与秦时贤十之所为耳，其去古未远，故言有根据，有合于古先圣王之精意，美善之书也。善读书者，于其言之合于四书五经才从之，其不合者，则从四书五经，而不必从其说。若经书所不言，而彼言及者，苟可行之今日，即非周公之书，亦宜遵也；苟不可施之今日，即真周公之书，亦当置也。凡读书者，一当论世，次当论地。世之纯浇不同，地之风俗各异，古圣人良法美意，不能行于后世，不可行于殊方远域者甚多，后之人何能拂乎时势风俗以求合古也。得此意以读书，则无书不获益矣！
唐彪曰：凡书之托名者甚多，苟其书真美善，不必问是其人所著否也。人之有大学识者，其淑世之心，每不能自已，笔之于书，又恐不行于世。故托前世圣贤以名之，无害其善也。后之人，辨而赞美之可也，专指其伪，不言其美，令无知者信吾言而鄙弃其书，则辨之者之过矣。惟真庸陋之书，则辟之自不容已也。
唐彪曰：钱懋修问：“学者看史鉴当在何时？”余曰：“此当因人资力。资胜力优者，年十三四时便可致功；其次则十四五；又其次，或十五六必当披阅。但其初必父师讲解一周，然后令彼自阅，始能因文解义，识其成败是非。或父师不能多解，得解一二百张，略知大意，亦庶几焉。不然，史鉴文义高，叙事古，初学何能自阅也。
唐彪曰：《资治通鉴》固非下资所能阅，然不可不备之以资考核，顾瑞屏《正史约》虽止二十余本，似乎太简，然条例颇整齐，似胜于诸刻，亦中下资之稻梁也。类书极多，不下万本，非中资之家所能尽备，惟《文献通考》、《唐类函》、《正字通》、《五车韵瑞》尤系适用之书。稍有馀之家，必当置之以备考核也。
唐彪曰：诸经既读，必期于能解，苟不解其义，读无益也。然贫者欲延师而授，恐力有不能，余再四思维，设为三法：其一，随地就师而听讲，先求得其纲领，如《易》之乾、坤，《诗》之二南，《记》之曲礼，皆纲领也。纲领既明明，则研求之方，已得其半，其未聆解之书，可以推类自考索矣。其一，宜娴古经之句调，盖典、谟、盘诰，语皆古隽，次则《左传》之辞，峭健而华，熟习二书之句调，则他经之文从字顺者，皆大欢喜可思索而得其解矣。其一，宜联络邻里之士，或姻族之士，资胜兼好学者，或十人，或八人，为讲经会，每人本经之外，各再究一经，彼此互为讲解，以己之长，易人之胜，人亲地迩，谅无难于行者。是三法也，能行一二，自足明经。子弟患无志实学耳，苟真有志求益，何患乎有不及解之经书乎！
唐彪曰：《先天图》者，伏羲之所作，久秘于世之方士，康节邵子，得于李挺之者也。其图圆之则如圈，长之则如画，方之又如棋盘，纵横反复，左旋右转，无非宇宙至精至妙之理，无毫厘之勉强者也，包罗天地，囊括万有。邵子作《皇极经世》，发明其所以然者，广博而详尽也；朱子又体邵子之意，作《易学启蒙》，取皇极之理，而简要显明言之，诚晚年学识已定之书也。吾于此图，而知天地之所以为始终，为动静，为升降，为进退，为消长也；知日月星辰之所以为阴阳太少，水土金火之所以刚柔太少也；知四时之所以推迁，识万物之所以伪生长、为化、为收藏也。万事之有生、有克，有制化也；更于图见天地之心即我之心，天地之性即我之性，物物具有一太极也；
译唐彪说：以前的儒者曾说，礼是天理的节度文饰，是人事的仪法准则。人如果不明白礼，与禽兽有什么不同！《诗经》说：“看那老鼠还有形体，人却没有礼，人如果没有礼，为什么不赶快死去！”极力说明礼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那么《礼记》比其他的经典更应当急切地阅读。朱熹说：必须将《礼记》中切合日常使用的部分挑选出来，教人阅读。毛稚黄说：《礼记》中的“曲礼”、“内则”两篇应当单独摘录出来，并在《四书》命题考试时，务必让精通礼学的专家来参与。这话真是高明啊。
唐彪说：《周礼》这本书，相传是周公制定的，有五个人相信，就有十个人怀疑，我也怀疑不是周公所作。但这本书传世已久，纵然不是周公所作，也一定是战国七雄与秦朝时贤人的作品，它距离古代不远，所以言论有根据，符合古代圣王的精微意旨，是一部美好的善书。善于读书的人，对于其中符合四书五经的说法就采纳，不符合的就遵从四书五经，而不必采纳它的说法。如果经书中没有提到，而它提到了，如果可以在今天施行，即使不是周公的书，也应当遵行；如果不能在今天施行，即使是真正的周公之书，也应当搁置。凡是读书的人，第一要考察时代，第二要考察地域。时代的淳朴与浇薄不同，地域的风俗各异，古代圣人的良法美意，不能在后世施行，不能在偏远异域施行的很多，后人怎么能违背时势风俗去追求符合古代呢。懂得这个道理去读书，就没有书不能获益了！
唐彪说：凡是假托名人的书很多，如果那本书真正美好善良，不必追问是不是那个人写的。有大学识的人，他造福世人的心，常常不能自止，把它写进书里，又担心不能在世间流传。所以假托前世圣贤的名义，这并不损害它的善。后来的人，辨别并赞美它是可以的，专门指责它是假的，不说它的美，让无知的人相信我的话而鄙弃那本书，那就是辨别者的过错了。只有真正平庸浅陋的书，才不得不加以驳斥。
唐彪说：钱懋修问：“学者看史鉴应当在什么时候？”我说：“这要根据人的资质和精力。资质好精力充沛的，十三四岁就可以下功夫；次一点的，十四五岁；再差一点的，十五六岁必须翻阅。但刚开始必须由父亲或老师讲解一遍，然后让他自己阅读，才能根据文字理解意义，识别成败是非。如果父亲或老师不能多讲解，能讲解一二百页，略知大意，也差不多可以了。不然，史鉴的文义高深，叙事古奥，初学者怎么能自己阅读呢。
唐彪说：《资治通鉴》固然不是资质低下的人所能阅读的，但不能不备着它来供考核参考。顾瑞屏的《正史约》虽然只有二十多本，似乎太简略，但条例很整齐，似乎胜过其他刻本，也是中等和中等以下资质的人的主食。类书非常多，不下万本，不是中等家庭所能全部备齐的，只有《文献通考》、《唐类函》、《正字通》、《五车韵瑞》尤其属于适用的书。稍微富裕一点的家庭，必须购置它们来供考核参考。
唐彪说：各种经典既然读了，一定要期望能理解，如果不理解它的意义，读了也没有益处。但贫穷的人想聘请老师传授，恐怕力量不够，我反复思考，设定了三种方法：第一种，随地找老师听讲，先求得纲领，如《易经》的乾、坤，《诗经》的二南，《礼记》的曲礼，都是纲领。纲领既然明确了，那么研究的方法，已经得到一半，那些没有听讲解的书，可以类推自己考索了。第二种，应当熟悉古代经典的句调，因为《尚书》的典、谟、盘、诰，语言都古雅隽永，其次是《左传》的文辞，峭拔健劲而华丽，熟习这两本书的句调，那么其他经典中文字通顺的，都能欣然思索而得到理解了。第三种，应当联络邻里或姻族中的士人，资质好且好学的，或十人，或八人，组成讲经会，每人除了自己的本经之外，各再研究一部经，彼此互相讲解，用自己的长处，交换别人的长处，人亲近地域近，想必没有难以实行的。这三种方法，能实行其中一两种，自然足以通晓经典。子弟担心的是没有志向追求实学罢了，如果真的有志向追求益处，何必担心有不能理解的经书呢！
唐彪说：《先天图》是伏羲所作，长期秘密保存在世间的方士手中，康节邵雍是从李挺之那里得到的。这个图圆起来像圆圈，长起来像画卷，方起来又像棋盘，纵横反复，左旋右转，无非是宇宙最精微最奇妙的道理，没有毫厘勉强之处，包罗天地，囊括万物。邵雍作《皇极经世》，阐发它之所以这样的原因，广博而详尽；朱熹又体会邵雍的意思，作《易学启蒙》，选取皇极的道理，简要显明地讲述，确实是晚年学识已经确定的著作。我通过这个图，知道天地之所以有始终、有动静、有升降、有进退、有消长；知道日月星辰之所以有阴阳太少，水土金火之所以有刚柔太少；知道四时之所以推移变迁，认识万物之所以有生长、有变化、有收藏；万事之所以有生、有克、有制化；更从图中看到天地的心就是我的心，天地的性就是我的性，万物都具有一太极；
知人之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也；知人之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也。能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通人事，洞悉物情，故能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今古，表里人物也，而皆可于其图悟之也，是以不可不学《易》也。执中、一贯、中和、位育之理，不读二书，乌知其理之所以然哉！
译人的眼睛能接收万物的色彩，耳朵能接收万物的声音，鼻子能接收万物的气息，嘴巴能接收万物的味道；人的心智能代替上天的意志，口舌能代替上天的言语，双手能代替上天的造化，身体能代替上天的行事。能够向上通晓天时，向下穷尽地理，中间通达人事，透彻了解万物的情理，所以能够包容天地，出入于造化之间，贯通古今，洞察人物的内外，而这些道理都可以从《易》的图式中领悟，因此不能不学习《易》。关于执守中道、贯通一致、中庸和谐、安顿万物使其各得其所的道理，如果不研读这两部书，怎么知道这些道理之所以如此的缘由呢！
唐彪曰：人有言，读古文则文章必过高，知者稀少，反不利于功名。此非当论也。夫士之读古文者，十人之中，偶有一人如其所言；此一人者，功名之不成，是古文害之也；其九人者，不读古文，亦不获科第者，岂亦古文之害之乎！夫功名之得失，命实主之，不系文章也。且吾未见有不读古文而制艺佳者，亦未见制艺佳而反不获第者，则古文不当任过也。若人之需千古文者非一事也，古文气骨高，笔力健，与经典词句相类，读之则阅经史必能解，不然，不能解也。况欲立言垂后，欲著解前人之书，非读古文不能也。居官者，有启奏、有文移、有告谕，不读古文，不能作也；居家者，有往来简牍、有记事文辞、有寿章祭语，不习古文，不能为也。是人之需乎古文者甚多也，可不读也乎哉！
唐彪曰：三代、秦、汉之书，全在注解。无注解及注解不确切者，阅读无益也。集成书者，贵乎分类得宜，若不分类及分类不精详者，阅读无益也。今人所著之书，以材不博，谈理不精，文笔不佳者，阅读无益也。校刻虽不必求精，然讹字落句多者，实能令庸人浅学强解错解，为害滋多，乌可阅读！凡书文之陋劣省，能蒙闭我之聪明，卑隘我之学问，吾愿世之购书读者，必请教于高明而后觅也。
唐彪曰：从古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识古今之典故，欲作经世名文，欲为国家建大功业，则诸子中有不可不阅之书，诸语录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典制、志记中，有不可不阅之书，九流杂技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即如制艺，小技耳，唐荆川、归震川、金正希辈，皆读许多书，而后能作此可传之制艺也。虽然，此数项中，书甚繁多，其当阅者，岂浅学所自知哉，非请教于高明不能辨也。
卷二
（一）看书总论
唐彪曰：人之看书，先当分可已不可已。其可已之书，虽易解，不必披阅；其不可已之书，虽极难，必宜反复求通。如初看时，竟茫然一无所知，不可生畏难心也；逾时再看，或十中晓其一二，不可生怠倦心也；逾时再看，或十中解其五六，更不可萌可已之心也；逾时复看，工夫既到，不期解而自明矣。《大学》所谓用力久而一旦豁然贯通者，岂虚语欤！人安可一阅未能领会，即置之也。
（唐彪把看书的毅力作为“看书总论，强调心理素质的重要，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动力系统对智能系统的推动作用。）
（二）能记由于能解
唐彪曰：读书能记，不尽在记性，在乎能解。何以见之？少时记性胜于壮年，不必言矣。然尽有少年读书不过十余行，而壮年反能读三四行；或少时读书一二张，犹昏然不记，壮年阅书数十张，竟能记其大略者，无他，少时不能解，故不能记，壮年能解，所以能记也。凡人能透彻大原之后，书即易记。此言先得我心也，惟经历者始知之。
（三）讲书、看书当求实际，不可徒藉讲章
唐彪曰：古人传、注、疏、解，竭力发挥经书实义，实义尚有未明彻者。不意今人讲章，将前贤发挥实理处，尽皆删削，仅将作文留虚步，及摹拟闲字、虚字，与联络、衬贴，多方蔓衍。闲说既多，实义安得不略？初学之人，见讲章解说如此，竟以为书之实理已止是也，而书之实理，何尝止是？临文举笔时，但识摹拟虚字、闲字，与夫书之联络、衬贴而已，欲正发书中实义，则胸中全无主宰，于是满纸虚衍，以应故事，而文章肤庸极矣！故近日不说实理之讲章，害最深也。
唐彪曰：解书看书者，当细推书之实理，则顺文衬贴，亦自在其中。能明乎此，自可减省葛藤工夫，而临作文时，联络、衬贴，未尝不到笔下也。
（其实质是要求看书以明道悟文为旨要，不要拘守于别人的讲章，亦要防止滞泥于文章的形式。）
（四）看史实际并要决
唐彪曰：凡观书史，须虚心体认。譬如国家之事，单就此一件看，于理亦是，合前后利弊看，内中却有
译唐彪说：有人讲，读古文，文章必定写得过高深，懂得的人稀少，反而不利于考取功名。这不是恰当的看法。读书人读古文的，十个人当中，偶尔有一人如他所说；这一人功名不成，是古文害了他；那九个人不读古文，也没有考取功名，难道也是古文害了他们吗！功名的得失，命运实际主宰着，不取决于文章。况且我没见过不读古文而八股文写得好的，也没见过八股文写得好反而考不上的，那么古文不该承担过错。人们需要古文的原因不止一件事，古文气骨高，笔力健，与经典词句相类似，读它就能理解经史，不然，就不能理解。况且想要立言流传后世，想要著书解说前人的著作，不读古文是做不到的。做官的人，有启奏、有公文往来、有告示，不读古文，写不出来；居家的人，有往来书信、有记事文章、有寿文祭文，不练习古文，写不出来。这样人们需要古文的地方很多，可以不读吗！
唐彪说：夏商周三代、秦、汉的书籍，全在于注解。没有注解以及注解不准确的，阅读没有益处。编纂成书的人，贵在分类得当，如果不分类以及分类不精细详尽的，阅读没有益处。现在人所写的书，因为材料不广博，谈论道理不精辟，文笔不好的，阅读没有益处。校勘刻印虽然不必追求完美，但是错字漏句多的，确实能让平庸浅薄的人强行解释错误解释，危害很多，怎么可以阅读！凡是书籍文章粗陋低劣的，能够蒙蔽我的聪明，使我的学问变得卑劣狭隘，我希望世上购买书籍阅读的人，一定要向高明的人请教然后寻找。
唐彪说：自古以来没有只读四书一部经书的贤士，也没有只读四书一部经书的名臣，所以想要知道天下的事理，识别古今的典故，想要写作经世致用的名篇，想要为国家建立大的功业，那么诸子中有不可不读的书，诸语录中，有不可不读的书，典章制度、志书记载中，有不可不读的书，九流杂技中，有不可不读的书。就像八股文，是小技艺罢了，唐荆川、归震川、金正希等人，都读了很多书，然后才能写出这种可以流传的八股文。虽然如此，这几类中，书非常多，那些应当阅读的，哪里是浅薄之学所能自己知道的呢，不向高明的人请教不能辨别。
卷二
（一）看书总论
唐彪说：人们看书，首先应当区分可以停止和不可以停止的。那些可以停止的书，虽然容易理解，不必翻阅；那些不可以停止的书，虽然极其困难，必须反复寻求通晓。如果刚开始看时，竟然茫然一无所知，不可产生畏难心理；过些时候再看，或许十句中懂得一两句，不可产生懈怠疲倦心理；过些时候再看，或许十句中理解五六句，更不可萌生可以停止的心理；过些时候再看，功夫既已达到，不期望理解自然明白了。《大学》所说的用力久了忽然豁然贯通的，难道是虚话吗！人们怎么可以一看没有领会，就把它搁置一边呢。
（二）能记由于能解
唐彪说：读书能记住，不完全在于记忆力，在于能理解。怎么看出来的？少年时记忆力胜过壮年，不必说了。然而尽有少年读书不过十几行，而壮年反而能读三四行；或者少年时读书一两张，还昏然记不住，壮年读书数十张，竟然能记住大概的，没有别的，少年时不能理解，所以不能记住，壮年能理解，所以能记住。大凡人在透彻根本原理之后，书就容易记住。这话先得我心，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三）讲书、看书当求实际，不可徒藉讲章
唐彪说：古人的传、注、疏、解，竭力发挥经书的实际意义，实际意义还有没有明白透彻的地方。没想到现在人的讲章，将前贤发挥实际道理的地方，全都删削，只保留作文留下的虚步，以及摹拟闲字、虚字，与联络、衬贴，多方面蔓延。闲话既多，实际意义怎能不省略？初学者，看到讲章解说这样，竟然以为书的实际道理就只是这些，而书的实际道理，何曾只是这些？临文提笔时，只认识摹拟虚字、闲字，以及书的联络、衬贴而已，想要正确发挥书中实际意义，则胸中全无主宰，于是满纸虚浮衍文，以应付差事，而文章肤浅庸俗极了！所以近日不讲实际道理的讲章，危害最深。
唐彪说：解说书籍阅读书籍的人，应当仔细推究书的实际道理，那么顺文衬贴，也自然在其中。能明白这个，自然可以减省繁琐工夫，而临作文时，联络、衬贴，未尝不到笔下。
（四）看史实际并要决
唐彪说：凡是观看书籍史书，必须虚心体认。譬如国家的事，单就这一件看，在道理上也是对的，结合前后利弊看，内中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