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汉者，非也。然登高者必自卑，苟躐等为之，不读八家而竟骤希乎周、秦、史、汉，恐不能学其高隽，而且有画虎不成之弊矣。故学古宜以渐入也。
译汉代的文风，并非（学习古文的）终点。然而，登高的人必定从低处起步，如果越级而进，不先研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却突然直接仰慕周代、秦代以及《史记》《汉书》的风格，恐怕不仅无法学到它们的高超俊逸，反而会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弊端。所以，学习古文应当循序渐进。
唐彪曰：朱子尝言：合昌黎、柳州、永叔、南丰、明允、东坡数家之文，精加选择，可读者不及二百篇，此外便不必读，读之能令人手笔低。此不刊之论也。今人于名人之文，概视为锦绣珠玑，谓可不必选择，乃率意诵读，岂知平常之文，读之能令人手笔低乎？
唐彪曰：文章未有无瑕病者，虽以左、史文中之圣，而或详略欠审，或位置失宜，或字句粗率，往往有之，下此者可知矣。学者读其文，先存成见，但求其美，而不辨其瑕，非深造自得者也。惟精加玩索，能辨其美玉微瑕，然后己之所为文，瑕疵亦可免矣。
唐彪曰：或云名文偶有微瑕，不宜轻改；或云名文果有瑕疵，读本之内，不妨改窜，以成全璧：此二者，一存敬慎之心，一慊求全之志，均有所见也。读《史记·虞卿列传》，三引《国策》成文，其中先后倒置，姓氏舛讹，人谓不如《国策》之佳。及得宋景濂先生读本，将前后改移，仍从《国策》次序，结构更有天然之妙。又见《屈原列传》，位置亦有失宜，景濂移其“系心怀王”一段于后，移其“人君无智愚贤不肖”一段于前，又删其“楚人既咎子兰劝王入秦”三句，洁净明爽，诚胜原本。又于《左传·吴子使札来聘》篇“美哉其细已甚”去“美哉”二字，《晋侯秦伯战于韩》篇，删其“乱气狡愤”四句，《晋栾盈出奔楚》篇，删其“以范氏为死吾父而专政，吾父死而益富”二句。其他之改易数句与改易数字者甚多，乃知前贤于古名文，有微瑕者见之亲切，改去其疵，以为读本，信乎有其事，不避嫌也。但有景濂之学识则可，无则安可轻改欤！此系必宜删而后删者，不可以近时选古文轻加删削者目之。
（二）论选古文
唐彪曰：古人之文，必宜删而后可以删之，如或篇幅太长，意旨重叠，字句有疵，稍为之减节，则美者益美矣。但今日之选古文者则不然，不问文之可删不可删，止取词句可通者则存之，稍不可用者，尽删之，或去其头面，或去其筋节，或去其波澜。不知头面去则由来无可考矣，筋节去，则神气不相续矣，波澜去，则情境不生动矣，读之何益乎？其所为可用入时文者，正皆糟粕，而无益于人之学识者也。选古文者亦曾思及此乎？
唐彪曰：大凡一人所著，有最上之文，有其次之文，有又次之文，三者相较，而高下大悬殊矣。故选古文者，须选最上之文，其次与又次者即可已也。（学人之资性工夫俱有限，最上之文，且不及多读，焉有余力及其次焉者？今所选者，皆其次之文，则上焉之文，反使人皆不及读矣，岂不误人之甚乎？）乃世之选古文者有异焉。《史记》一书，鸿裁钜篇不可悉数，虽其极长者难以登载，然不甚长者，盖亦有之，今皆不登，惟登诸史赞与诸叙而已，是何殊欲观山者不求跻高岱，欲观水者不求沂沧溟也！《国策》、昌黎，大文极多，欧、柳、曾、苏，佳篇孔有，乃所选录者，类皆非其至焉者也。至于《左传》，选既不精，又皆截去其首尾，如《晋公子历游列国》篇，七百七十字，止摘中间一百五十字，《栾盈出奔楚》篇，七百四十一字，止摘中间三百十七字，《吴子使札来聘》篇，八百三十七字，止摘中间五百字，世岂有首尾尽去，而犹成文者乎？《季梁劝修改》、《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诸篇，则去其首者也，夫文无首，则由来且无可考，何况其他？《晋侯复假道于虞》、《吕相绝秦》、《晏子和同之对》诸篇，则截去其尾者也，夫文无尾，且无以见其归结，何况波澜余意也？噫！为此者过矣。推其意，盖以世之习举业者，读古文所重不过取移用于时文而已，佳文未必知也。不思天下岂尽庸才，即中人之下，苟见至佳之文，必无不知，必无不读。今也，乃竟以为不能知不能读而置之，祇选其短小之篇，又徒存其浮词，而去其筋节首尾，岂非目天下士尽为不能知文不能作文而仅能抄文也哉！
唐彪曰：孙无已云：师言近时古文诸选所载之多不佳，亦有据乎？余
译唐彪说：朱熹曾经说：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这几家的文章，精心加以选择，值得阅读的不到二百篇，其余的就不必读了，读了反而会使人的文笔低下。这是不可更改的定论。现在的人对于名人的文章，一概看作是锦绣珠玉，认为可以不必选择，于是随意诵读，哪里知道平常的文章，读了反而会使人的文笔低下呢？
唐彪说：文章没有没有瑕疵的，即使是《左传》、《史记》这样文章中的圣作，有时详略不够审慎，有时安排位置不恰当，有时字句粗糙草率，往往都有这种情况，比这差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读书人读这些文章，先存有偏见，只求它的美，而不辨别它的瑕疵，这不是深入探究而有所自得的人。只有精心玩味思考，能够辨别美玉中的微小瑕疵，然后自己所写的文章，瑕疵也可以避免了。
唐彪说：有人说名篇偶尔有微小瑕疵，不应当轻易修改；有人说名篇确实有瑕疵，在读本中不妨修改删改，以成全璧：这两种说法，一种存有敬慎之心，一种满足求全之志，都有一定的道理。读《史记·虞卿列传》，三次引用《战国策》的成文，其中先后顺序颠倒，姓氏错误，人们认为不如《战国策》好。等到得到宋濂先生的读本，将前后改移，仍然依照《战国策》的顺序，结构更有天然之妙。又看到《屈原列传》，位置也有不恰当之处，宋濂将“系心怀王”一段移到后面，将“人君无智愚贤不肖”一段移到前面，又删去“楚人既咎子兰劝王入秦”三句，洁净明爽，确实胜过原本。又在《左传·吴子使札来聘》篇“美哉其细已甚”中删去“美哉”二字，《晋侯秦伯战于韩》篇，删去“乱气狡愤”四句，《晋栾盈出奔楚》篇，删去“以范氏为死吾父而专政，吾父死而益富”二句。其他修改几句或修改几个字的很多，才知道前贤对于古代名篇，有微小瑕疵的看得真切，改去其疵病，作为读本，确实有这种事，不避嫌疑。但是有宋濂那样的学识才可以，没有的话怎么可以轻易修改呢！这是必须删去而后删去的，不可以用近来选古文轻易删削的眼光来看待。
（二）论选古文
唐彪说：古人的文章，必须应当删减而后才可以删减，如果篇幅太长，意旨重叠，字句有瑕疵，稍微加以删减，那么美的地方更加美了。但是今天选古文的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文章是否可以删减，只取词句通顺的就保留，稍微不可用的，全部删去，有的去掉开头，有的去掉筋骨关节，有的去掉波澜起伏。不知道去掉开头，那么由来就无法考证了，去掉筋骨关节，那么神气就不相连续了，去掉波澜，那么情境就不生动了，读了有什么益处呢？那些认为可以写入时文的部分，正是糟粕，对人的学识没有益处。选古文的人也曾经想到这些吗？
唐彪说：大凡一个人所写的文章，有最好的文章，有次一等的文章，有再次一等的文章，三者相比，高下悬殊很大。所以选古文的人，必须选最好的文章，次一等和再次一等的就可以停止了。（学人的资质和功夫都有限，最好的文章，尚且来不及多读，哪里还有余力顾及次一等的呢？现在所选的，都是次一等的文章，那么最好的文章，反而使人来不及读了，岂不是误人太深吗？）然而世间选古文的人却有所不同。《史记》一书，宏大篇幅不可数尽，虽然极长的难以登载，但是不太长的，大概也有，现在都不登载，只登载各篇的史赞和各篇的序言而已，这有什么不同于想看山的人不寻求登上高山，想看水的人不寻求渡过沧海呢！《战国策》、韩愈，大文章极多，欧阳修、柳宗元、曾巩、苏轼，好文章很多，现在所选录的，大都不是他们最好的。至于《左传》，选得不精，又都截去首尾，如《晋公子历游列国》篇，七百七十字，只摘取中间一百五十字，《栾盈出奔楚》篇，七百四十一字，只摘取中间三百十七字，《吴子使札来聘》篇，八百三十七字，只摘取中间五百字，世间哪有首尾都去掉，还能成为文章的？《季梁劝修改》、《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等篇，是去掉开头的，文章没有开头，那么由来就无法考证，何况其他？《晋侯复假道于虞》、《吕相绝秦》、《晏子和同之对》等篇，是截去结尾的，文章没有结尾，尚且无法看到归结，何况波澜余意呢？唉！这样做的人太过分了。推究他们的意思，大概认为世间学习科举的人，读古文所看重的不过取来移用于时文而已，好文章未必知道。不想天下难道都是庸才，即使是中等以下的人，如果看到极好的文章，必定没有不知道的，必定没有不读的。现在，竟然认为他们不能知道不能读而置之不理，只选短小的篇章，又只保留浮词，而去掉筋骨首尾，岂不是目视天下士人都不能知文不能作文而只能抄文吗！
唐彪说：孙无已说：老师说近来古文各选本所载的多不好，也有根据吗？我
曰：有据。如《左传》六大战，文之至精者也（晋侯秦伯战于韩，晋侯侵曹伐卫，晋救郑与楚战于邲，卫齐战于新筑，晋与三国救卫与齐战于鞌，晋侯郑伯楚子战于鄢陵，吴子楚人战于柏举，此为六大战），其不入选犹可解曰：以其过长，虑习举业者不能读故也。然微短而甚佳者，不可悉数，今略举当选者二十余篇，以见其概，如《晋杀其大夫三郤》、《魏绛论和戎》、《已亥同盟于戏》、《夏午月灭偪阳》、《公孙舍之帅师侵宋》、《晏婴使晋》、《诸侯会于申》、《韩宣子如楚》、《魏献子为政》、《公会诸侯于召陵》、《白公胜作乱》，皆尽美之文也，诸选皆不登，偶登一二，如《栾盈出奔楚》、《崔杼作乱于齐》、《吴子使札来聘》，又皆截去首尾，此皆令人不可解者。至于诸选所首列者，《周郑交质》、《石错谏宠周吁》、《公矢鱼于棠》、《介之推不言禄》诸篇，乃《左传》之次者，而诸刻必不遗焉，此又令人不可解也。夫《左传》为文之鼻祖，又皆诸刻所首列，今其所选如此，他文可知矣！余岂敢无据而云然乎？
译我说：是有根据的。比如《左传》中的六大战役，是文章中最精妙的（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晋侯入侵曹国、讨伐卫国，晋国救援郑国与楚国在邲地交战，卫国与齐国在新筑交战，晋国与三国救援卫国与齐国在鞌地交战，晋侯、郑伯与楚子在鄢陵交战，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交战，这就是六大战），它们没有被选入，还可以解释说：因为篇幅过长，担心准备科举考试的人读不完。然而篇幅稍短却非常优秀的篇章，多得无法一一列举，现在大致举出应当入选的二十多篇，以见其大概，如《晋国杀其大夫三郤》、《魏绛论和戎》、《已亥在戏地结盟》、《夏五月灭偪阳》、《公孙舍之率领军队入侵宋国》、《晏婴出使晋国》、《诸侯在申地会盟》、《韩宣子出使楚国》、《魏献子执政》、《鲁公与诸侯在召陵会盟》、《白公胜作乱》，这些都是完美无瑕的文章，各种选本都没有收录，偶尔收录一两句，如《栾盈出逃到楚国》、《崔杼在齐国作乱》、《吴子派延州来聘》，却又都删去了开头和结尾，这些都是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至于各种选本首要列出的，《周郑交质》、《石错谏宠周吁》、《公矢鱼于棠》、《介之推不言禄》等篇，却是《左传》中次一等的文章，而各种刻本必定不遗漏它们，这又令人无法理解。《左传》是文章的鼻祖，又是各种刻本首要列出的，现在它所选录的竟然如此，其他文章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我岂敢没有根据就说这样的话呢？
（三）后场体式
1.策问
唐彪曰：初学未知策问体式，入场见题长千余字，俱是设疑问难，露一隐二，便茫然不知旨归何在，于是略拈影响，勉强成篇，郢书燕说，其能免乎？平日须将旧策题集数十道，汇为一册，详细阅之，知其发问之机窍，后日题到手时，胸有成见，不为题所捆缚，因问条对，自有确实议论出于其间矣。
2.经论体裁
唐彪曰：刘勰云：“论者，纶也。”“弥纶群言，而精研一理者也。”释经宜与注疏合体，辨史宜与评赞一机，诠文当与叙引共轨，陈政应与议说同科，因题立义，而各出体裁者，论之用也。然论史、诠文、陈政之体，见于八家，及明之诸名家者，体裁咸备，不必详言。今惟言其释经之宜如注疏体裁者，论有冒，冒之体，或一段，或两段，长短不拘也。然并无论破、论承，偶有似破者。至于承，则百无一肖。近有著论体者，易去论冒之名，以破、承代之，而论冒之旧名，不能没也。后学无知识者，见其书，对之于破、承而不似，仍谓之论冒而不敢，疑惑满衷，莫知所适，因疑破、承之外，尚有论冒，如制艺之有起讲者。噫！明明是一个论冒，而故设一破、承之名以害人，何为者乎？论冒宜简短稳括，发题之大概而止，纵笔畅言实发，必至与后幅雷同也。论冒之下，即点题。本朝甲辰至丁未书论皆如此，想亦初设典制，士子犹未深造，不敢自异，若行之久，必有变化出焉。何也？制艺尚不点于一处，何况论乎？点题之下，皆有“请申论之”、“请申其旨”句，此套之最陋者，必宜弃去，以他语衬之，可也。若能熔化题面不直述题，则衬贴语竟可以不必矣。点题之下，乃论之前半幅也，以一二句短题言之，体裁半虚半实，不必过于实发，惟推原题之来历，以阐发题前，顺笔出之固佳，反笔振之尤美。若多句长题，或总挚题面，或截发上段，若题中有纲领句，则先击纲领，以控全题之势，大都前半用反笔，则文情多振动也。近有著论体者，点题之下，忽立论项之名，就其比拟之意，宜称论胸、项。何足以名之？且前既无论首、论面，此处特出“项”名，于理终未协也，何若以前半幅称之，或者以次段之名称之，始当矣。论之中幅，无论长短诸题，皆宜实发全意，义一二层者，以一二层还之，义三四层者，以三四层还之，不宜遗漏也。宋儒陈止斋云：论之中幅，如四通八达之衢，无有绳墨，宜反复铺叙，尽情畅发，无容阙略。确哉言也。论之后幅，不贵空言，或援引经书以证，或引史断为凭，或借鉴于古人，或取裁于往事。又宜推广补厥：题言善以为法者，此多补言不善，以垂戒；题言不善以为戒者，此多补言善事，以为法。罕譬不嫌于泛也，曲喻不厌其详也，大都指陈条款，令人实可见之施行耳。近有人以腰名后幅者，此更无稽之谈。盖腰在脐与命门之两旁，脐于命门者，乃一身之中位也，古人谓之“呼根吸蒂”，又谓之“黄庭土府”，无非谓其中也。今腰处地位之中，岂可以拟论之下截乎（据其比拟，宜称论股）？此真拟物不以其伦也。且据其所言，又平庸八股之后股耳！高手且不屑为此，岂可移为论式乎？论之结尾，贵乎健也，欲其如神龙之掉尾；又贵乎有韵也，欲其如琴瑟之余音，铿然于弦指之外。此则论之至佳者矣。或曰：今经书论点题，皆在论冒之下，子独言不必拘于一处，何也？曰：东坡之文，以论为最，人称其为千年绝调，今观东坡之文《礼以养人为本论》，点题在第四段之后，《势论》，点题在篇末之第四句，《物不可以苟合论》，则竟点于篇末，《大臣论》，则点于论冒之第二句，《武王论》，则点于论冒之第一句。观此，则知点题不当坐定于一处也。又，时艺点题，不但不拘于一处，且有顺点、反点、借点、补点、暗点诸法，况于论乎？古人云，论贵圆转变化，忌方板雷同，若篇篇一律，则方板雷同之至矣，圆通变化安在乎？此所以谓不必点于一处也。
3
译（三）后场文体格式
1. 策问
唐彪说：初学者不了解策问的文体格式，进入考场看到题目长达一千多字，全是设问质疑，显露一点隐藏两点，便茫然不知主旨所在，于是稍微抓住一些模糊的影子，勉强写成文章，像郢书燕说那样胡乱附会，难道能避免错误吗？平时应当将过去的策问题目收集几十道，汇成一册，详细阅读，了解出题的关键窍门，以后题目到手时，心中已有成见，不被题目所束缚，根据问题逐条回答，自然会有确切的议论产生在其中。
2. 经论体裁
唐彪说：刘勰说：“论，就是纶。”“是统括群言，而精研一理的文章。”解释经书应当与注疏合体，辨析史事应当与评赞同机，阐释文章应当与叙引共轨，陈述政见应当与议说同科，根据题目确立义理，而各自呈现不同的文体格式，这就是论的作用。然而论史、诠文、陈政的体裁，在唐宋八大家以及明代各位名家那里，体裁都已经完备，不必详细论述。现在只说解释经书应当像注疏体裁的那一种。论有冒，冒的体裁，或一段，或两段，长短不拘。但是并没有论破、论承，偶尔有类似破的。至于承，则百无一肖。近来有写论体的人，去掉论冒的名称，用破、承来代替，而论冒的旧名，不能淹没。后学没有见识的人，看到他们的书，对照破、承而不像，仍然称之为论冒而不敢，疑惑充满心中，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怀疑破、承之外，还有论冒，就像制艺有起讲一样。唉！明明是一个论冒，却故意设立破、承的名称来害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论冒应当简短稳妥概括，发出题目的大概意思就停止，如果纵笔畅言实发，必定会与后幅雷同。论冒之下，就是点题。本朝甲辰至丁未的书论都是这样，想必也是刚设立典制，士子还没有深造，不敢自异，如果实行久了，必定会有变化出现。为什么呢？制艺尚且不点在一处，何况论呢？点题之下，都有“请申论之”、“请申其旨”的句子，这是套语中最粗陋的，必须抛弃，用其他语言衬托，也可以。如果能熔化题面不直述题目，那么衬托语竟然可以不必了。点题之下，就是论的前半幅，以一两句短题来说，体裁半虚半实，不必过于实发，只推原题的来历，以阐发题前，顺笔写出固然好，反笔振起尤其美。如果是多句长题，或总挚题面，或截发上段，如果题中有纲领句，就先击纲领，以控制全题的气势，大抵前半用反笔，那么文情多振动。近来有写论体的人，点题之下，忽然设立论项的名称，根据他们的比拟之意，应当称论胸、项。凭什么命名呢？而且前面既没有论首、论面，这里特出“项”名，于理终究不协调，不如以前半幅称呼，或者以次段的名称称呼，才恰当。论的中幅，无论长短诸题，都应当实发全意，义有一二层的，以一二层还之，义有三四层的，以三四层还之，不宜遗漏。宋儒陈止斋说：论的中幅，如四通八达的街道，没有绳墨，应当反复铺叙，尽情畅发，不容阙略。这话确实啊。论的后幅，不贵空言，或援引经书以证，或引史断为凭，或借鉴于古人，或取裁于往事。又宜推广补厥：题言善以为法者，此多补言不善，以垂戒；题言不善以为戒者，此多补言善事，以为法。罕譬不嫌于泛也，曲喻不厌其详也，大抵指陈条款，令人实可见之施行耳。近来有人以腰名后幅者，此更无稽之谈。盖腰在脐与命门之两旁，脐于命门者，乃一身之中位也，古人谓之“呼根吸蒂”，又谓之“黄庭土府”，无非谓其中也。今腰处地位之中，岂可以拟论之下截乎（据其比拟，宜称论股）？此真拟物不以其伦也。且据其所言，又平庸八股之后股耳！高手且不屑为此，岂可移为论式乎？论之结尾，贵乎健也，欲其如神龙之掉尾；又贵乎有韵也，欲其如琴瑟之余音，铿然于弦指之外。此则论之至佳者矣。或曰：今经书论点题，皆在论冒之下，子独言不必拘于一处，何也？曰：东坡之文，以论为最，人称其为千年绝调，今观东坡之文《礼以养人为本论》，点题在第四段之后，《势论》，点题在篇末之第四句，《物不可以苟合论》，则竟点于篇末，《大臣论》，则点于论冒之第二句，《武王论》，则点于论冒之第一句。观此，则知点题不当坐定于一处也。又，时艺点题，不但不拘于一处，且有顺点、反点、借点、补点、暗点诸法，况于论乎？古人云，论贵圆转变化，忌方板雷同，若篇篇一律，则方板雷同之至矣，圆通变化安在乎？此所以谓不必点于一处也。
.表
唐彪曰：余读永叔、子瞻及明初之表，体裁简径，出入经史，未尝不为之手舞足蹈也。嘉、隆以后，以至于今，拘于俗体，务为冗长，诗、曲、裨史之辞，姿意堆积，芜秽野俗，体裁愈变而文愈下矣。然此体裁，岂功令所颁乎！不过士人自为增饰耳！增饰而适成其陋，何若反其简贵之为善乎？有识之士，取嘉、隆以前之表读之，奉以为式，不特文佳，作之更易，何必临场取至陋之时务而读之哉！
译唐彪说：我阅读欧阳修、苏轼以及明初的表文，其体裁简洁直率，内容源自经史典籍，我不曾不为此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嘉靖、隆庆以后，直到今天，拘泥于世俗的格式，一味追求冗长，诗歌、戏曲、野史中的言辞，随意堆砌，杂乱粗俗，体裁越是变化，文风就越是低下。然而这种体裁，难道是朝廷法令所规定的吗？不过是士人自己加以粉饰罢了！粉饰反而成就了他们的鄙陋，哪里比得上回归简洁高贵更好呢？有见识的士人，选取嘉靖、隆庆以前的表文来阅读，将其奉为范式，不仅文章优美，写起来也更容易，何必在考场临场时去选取那些极其鄙陋的时务文章来阅读呢！
唐彪曰：作表惟句法奇偶长短合宜，始能入妙。其最上一格，大抵偶联、奇联，错综间用，自然变化飞舞，悦人心目。苟或不能，用二偶联以一奇联间之，亦称合法。至于句法之长短，不拘是偶是奇，但见前句长，则后句必宜短，前句短，则后句必宜长，长短相间，句调参差，方得离奇变化。近时之表，多为偶联，而奇联绝少，又句法长短多不合宜，所以堆积滞，不堪入目也。“启”、“笺”之法，亦当视此为准矣。
（四）诸文体式
1.记
唐彪曰：或言作记一着议论，即失体裁，此言非也。凡记名胜山水，点缀景物，便成妙观，可以不着议论；若厅堂亭台之记，不着议论，将以何说撰成文字？岂栋若干、梁柱若干、瓦砖若干便足以成文字乎？噫，不思之甚矣！
2.序、小序
唐彪曰：《尔雅》云：发其事理，次第有叙也。有叙事多者，有议论多者，有末后缀以诗者，三者皆通用也。西山真氏，则分无诗者为正体，也诗者为变体。小序者，序其篇章之所由作，对大叙而名之也。古人著书，每自为之叙，然后已意瞭然，无有差误，此小序之所由作也。
3.碑文
唐彪曰：碑文事实多者，止须叙事，若故意搀入议论，便成赘瘤；事实寡者，不说参之以议论，必寂寞不成文字。此前辈又谓碑文一着议论，便非体裁，此言过矣，今删去之。
4.墓志铭
唐彪曰：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铸器以铭，故于葬时，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言、卒葬日月，与其子孙之大略，勒石加盖，埋于圹前三尺之地，以为异时陵谷变迁之防也。迨为末流，乃有假手文土，以谓可以信今传后，而润饰太过者，亦往往有之。然使正人秉笔，必不肯狥人以情也。其体圆，事实多者，专叙事，事实少者，可参之以议论焉。其题曰墓志铭者，有志有铭者也；并序者，有志有铭而又先有序者也；单曰墓志，则无铭者也；曰墓铭，则无志者也；亦有单云志而却有铭，单云铭而却有志者；有纯用“也”字为节段者，有虚作志文而铭内始序事者，亦变体也。若夫铭之为体，则有三言、四言、七言、杂言散文之异，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有末用“也”字者。其用韵，有一句用韵者；有两句用韵者；有三句用韵者；有前用韵而末无韵者，有前无韵而末用韵者；有篇中既用韵而章内又各自用韵者；有隔句用韵者；有韵在语词上者；有一字隔句重用自为韵者；有全不用韵者。其更韵，有两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数句一更者，有全篇不更者，不一体也。此外，又有末葬而权厝者，曰“权厝志”；既殡之后，葬而再志者，曰“续志”；又曰“后志”（柳河东有《故连州员外司马陵君墓后志》是也）；殁于他所而归葬者，曰“归祔志”（《河东集》有《先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葬于他所而后迁者，曰“迁祔志”，（《河东集》有《叔妣陆夫人迁祔志》）。刻于盖者，曰“盖石文”；刻于砖者，曰“墓砖记”，又曰“墓砖铭”（《河东集》有《下殇女子小侄女墓砖记》，墓砖铭是也）；书于木版者，曰“坟版文”（《唐文粹》也舒元舆撰《陶母坟版文并序》），曰“墓版文”；又有曰“葬志”（《河东集》有《马室女雷五葬志》）；曰“志文”（有志无铭者，则《江文通集》有《宋故尚书左丞孙缅等墓志文》是也，有志有铭者，《河东集》载《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涧刘氏志文》是也）；曰“坟记”（《河东集》有《韦夫人坟记》）；曰“坟志”；曰“圹铭”；曰“椁铭”；曰“埋铭”（《朱文公集》有《女埋铭》是也）。在释氏，则有“塔铭”、“塔记”（《唐文粹》载刘禹锡撰《牛头山第一祖融太师新塔记》）。凡二十题，今备载之。
5.祭文
唐彪曰：祭文之体，有韵语，有俪语，有散文。其用有四：祈祷雨晹，驱逐邪魅，干求福泽，此三者贵乎辞恭
译唐彪说：写表文，只有句式的奇偶、长短搭配得当，才能达到精妙的境界。其中最高一等的，大致是偶句联、奇句联交错使用，自然变化灵动，令人赏心悦目。如果做不到这样，用两个偶句联夹一个奇句联，也算合乎法度。至于句式的长短，不论奇偶，只要前句长，后句就应当短；前句短，后句就应当长。长短相间，句调参差，才能显得奇特多变。近代的表文，大多使用偶句联，而奇句联极少，而且句式长短多不恰当，所以显得堆砌滞涩，不堪入目。“启”、“笺”的写法，也应当以此为准则。
（四）各种文体的格式
1. 记
唐彪说：有人说写记文一旦加入议论，就失去了体裁规范，这话不对。凡是记述名胜山水，点缀景物，便能形成美妙的景观，可以不加入议论；如果是厅堂亭台的记文，不加入议论，将凭借什么来撰写成文呢？难道仅仅罗列栋梁多少、梁柱多少、瓦砖多少，就足以成为文章吗？唉，这是思考得太不周全了！
2. 序、小序
唐彪说：《尔雅》说：阐明事物的道理，有条理地叙述。有的叙事较多，有的议论较多，有的在末尾附上诗歌，这三种情况都通用。西山的真氏，则把没有诗歌的称为正体，有诗歌的称为变体。小序，是叙述篇章创作的缘由，相对于大序而言。古人著书，常常自己为之作序，然后自己的意图就清晰明了，没有差错，这就是小序产生的原因。
3. 碑文
唐彪说：碑文中事实较多的，只需叙述事实，如果故意掺入议论，就会成为赘疣；事实较少的，如果不参以议论，必定枯燥乏味，不成文章。前辈又说碑文一旦加入议论，就不符合体裁，这话太过分了，现在删去这种说法。
4. 墓志铭
唐彪说：志，就是记录；铭，就是称颂。古人有德行、善举、功业值得在世上称颂的，铸造器物来铭刻，所以在安葬时，叙述其人的世系、名字、爵位、籍贯、品行、政绩、享年、去世和安葬的日期，以及子孙的大致情况，刻在石头上加盖，埋在墓穴前三尺的地方，作为防止日后陵谷变迁的凭证。等到流弊产生，于是有人假手文人，认为这样可以取信于今人、流传于后世，而过分润饰的，也常常有之。然而如果正直的人执笔，必定不会顺从人情而歪曲事实。其体裁圆润，事实较多的，专门叙述事实；事实较少的，可以参以议论。题目叫墓志铭的，是有志有铭的；并序的，是有志有铭而又先有序言的；单叫墓志的，是无铭的；叫墓铭的，是无志的；也有单说志却有铭，单说铭却有志的；有全篇用“也”字作为段落标志的，有虚写志文而在铭文中才开始叙述事实的，这也是变体。至于铭的体裁，有三言、四言、七言、杂言散文的区别，有中间用“兮”字的，有末尾用“兮”字的，有末尾用“也”字的。其用韵，有一句用韵的；有两句用韵的；有三句用韵的；有前面用韵而末尾无韵的，有前面无韵而末尾用韵的；有篇中既用韵而章节内又各自用韵的；有隔句用韵的；有韵在语词上的；有一字隔句重复使用自成韵脚的；有全篇不用韵的。其换韵，有两句一换的，有四句一换的，有数句一换的，有全篇不换的，没有统一的体制。此外，又有未安葬而暂时停放的，叫“权厝志”；已殡之后，安葬后再作志的，叫“续志”；又叫“后志”（柳河东有《故连州员外司马陵君墓后志》就是如此）；死在他处而归葬的，叫“归祔志”（《河东集》有《先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葬在他处而后迁移的，叫“迁祔志”（《河东集》有《叔妣陆夫人迁祔志》）。刻在盖石上的，叫“盖石文”；刻在砖上的，叫“墓砖记”，又叫“墓砖铭”（《河东集》有《下殇女子小侄女墓砖记》，墓砖铭就是如此）；写在木板上的，叫“坟版文”（《唐文粹》中舒元舆撰《陶母坟版文并序》），叫“墓版文”；又有叫“葬志”的（《河东集》有《马室女雷五葬志》）；叫“志文”的（有志无铭的，则《江文通集》有《宋故尚书左丞孙缅等墓志文》就是如此，有志有铭的，《河东集》载《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涧刘氏志文》就是如此）；叫“坟记”的（《河东集》有《韦夫人坟记》）；叫“坟志”的；叫“圹铭”的；叫“椁铭”的；叫“埋铭”的（《朱文公集》有《女埋铭》就是如此）。在佛教中，则有“塔铭”、“塔记”（《唐文粹》载刘禹锡撰《牛头山第一祖融太师新塔记》）。总共二十种题目，现在全部记载于此。
5. 祭文
唐彪说：祭文的体裁，有韵语，有骈语，有散文。其用途有四种：祈祷风雨适时，驱逐邪祟，祈求福泽，这三种情况贵在言辞恭敬
而意恳，不亢不浮为得体；若祭奠之辞，贵乎哀切，写其生平之行谊，而哀其死亡之过速，如此而已。
译而情意恳切，不骄矜不轻浮才得体；至于祭奠的辞章，贵在悲哀深切，记述他生平的行为节义，哀悼他死得过于仓促，如此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