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要义卷十二

译三监叛乱后，周王讨伐奄国和淮夷。“民命”指的是国君，“大下汝民命”是说诛杀四国的国君。《正义》解释说：“《金縢》篇讲述周公东征，说周公在东都住了两年，罪人就被抓获，那么‘昔我来从奄者’指的是周公摄政第三年的时候。当时周公没有亲自前往，而周王说‘我来自奄’，是因为周公奉周王之命诛杀四国，周公率军返回，也就是周王返回。一举诛灭四国，却只说‘来自奄’，是因为先诛杀三监，后讨伐奄国与淮夷，奄国被诛杀在后，诛灭奄国后就回来了，所以说‘来自奄’。百姓以国君为性命所系，所以‘民命’指的就是国君。‘大下汝民命’，是说诛杀四国的国君。王肃说：‘国君是百姓的性命所系，身为国君却不能顺应民意，所以诛杀他们。’”

译九州拥有长久之年，在于这洛邑。孔安国与王肃的解释不同。

如今你们应当顺应时势，居住在你们的封邑，继承你们应当居住的地方。这样你们就能在这洛邑拥有安定的事务和丰饶的年成。如今你们只要恭敬顺从地居住在你们的新封邑，继承你们旧日应当从事的事业，那么你们就能拥有安定的事务和丰饶的年成，在这洛邑。意思是说，通过在洛邑修善，得以返回本土，拥有长久之年。你们这些年轻人于是兴起，跟随你们迁徙。你们若能恭敬，那么子孙就会兴起，跟随你们的教化而迁善。正义说：殷商的士人远离故乡，新来到这邑，或许居住不安，因为抛弃了旧业，所以告诫他们。如今你们只要恭敬顺从地居住在你们新受封的邑，继承你们旧日应当从事的事业，即继承本土的事业。只要能做到这样，得以返回本土，就能拥有安定的事务和丰饶的年成。拥有长久之年，是说返回本土后拥有长久之年。在洛邑，是说通过在洛邑修善，得以返回本土，拥有长久之年。王肃说：你们就能拥有安定的事务和长久的年成，在这洛邑。王肃的解释在文意上很通顺，但孔安国上句解释为“你们还能拥有你们的本土”，这是诱导之辞，所以只解释为得以返回本土，拥有长久之年。

第十，以《多士》、《君奭》、《无逸》，作于成王初政。

《无逸》是成王即位之初，担心他安逸享乐，所以用“戒”来命名篇章。正义说：篇章的次序，以先后为序，《多士》《君奭》都是成王即位之初所作。知道这篇是成王刚开始执政时所作。

第十一，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父母。

于是安逸，于是傲慢，已经欺诈，否则轻侮他的父母。从前的人没有听闻知晓，小人的儿子，既然不知道父母的辛劳，于是安逸享乐游戏，于是叛逆傲慢不恭敬，已经欺诈父母而不欺骗，就轻侮他的父母。说古老的人无所听闻知晓，第十二大戊庙号中宗，以不安逸享国七十五年。

正义说：既然说了君子不安逸，小人则相反，再举前代的君王，以夭寿为戒。周公说：“唉！我所听说的是：从前在殷王中宗时，威仪严肃恭敬，容貌恭顺内心敬慎，畏惧天命，用法度治理百姓，敬身畏惧，不敢荒废懈怠，自安。所以中宗享有殷国七十五年。说不安逸的缘故，而得到历年长久。”中宗庙号大戊，王名商。自从成汤以后，政教逐渐衰微，到这位君王而中兴。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世代，尊崇他的德行，他的庙不毁，所以称中宗。

第十三，高宗旧劳于外，在丧不言，言而天下和。

正义说：旧，久也。在，即位之前。说久劳于外，知道是他的父亲小乙使他久居民间，劳是耕种与小人出入同为农役，小人的艰难之事。太子使与小人同劳，这是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于时，大概还未为太子。殷道虽然质朴，不可既然为太子更得与小人杂居。说起他即王位，则小乙取也，亮信也，阴默也，三年不言，以旧无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说。此事者，说他的孝行显著。《礼记·丧服四制》引书说：“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礼，为什么独独赞美他呢？回答说：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的贤王。继世即位而慈良于丧，当此之时，殷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所以记载在书中而尊崇他，所以称高宗。三年之丧，君不言。第十四郑谓言乃雍在丧三年内与孔异。

郑玄说：“他不说话的时候，有时有所言，那么群臣都和谐。”郑玄的意思认为这“言乃雍”是在三年之内，有时有所言。孔安国的意思则认为出言在三年之外，所以说“在丧则其惟不言，丧毕言，则天下大和”。知道者说《说命》云：“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不言。”除丧犹尚不言，在丧必无言矣。

第十五祖甲旧为小人，爰知小人之依。

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汤孙太甲为王，不义久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及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于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顺于众民，不敢侮慢惸独。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九年。此以德优劣立年多少为先后，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称祖。

第十六郑以祖甲为帝甲，因妄言武丁废子事。

王肃也以祖甲为太甲，郑玄说：“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贤，武丁欲废兄立弟，祖甲以此为不义，逃于人间，故云久为小人。”案《殷本纪》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为帝甲，淫乱殷道，复衰。”《国语》说殷事云：“帝甲乱之七代而殒。”则帝甲是淫乱之主，起亡殷之源，宁当与二宗齐名，举之以戒无逸？武丁贤王，祖庚复贤，以武丁之明，无容废长立少；祖庚之贤，谁所说？武丁废子事出何书？妄造此语，是负武丁而诬祖甲。

译也。太甲十七年，因为继承祖先的功业而称祖，然而殷代称祖的人很多。

译各种书籍都称太甲，这里称祖甲，是因为殷人也将他的功绩视为祖业，所以称他为祖甲。这与两位宗庙之主同类，但仅从这一篇来看，必定要说他因功绩而被尊为祖，也还不知是否确实如此。殷的先君中有祖乙、祖辛、祖丁，称祖的很多，或许可以称为祖，未必是因为尊崇其功绩而保留其宗庙。

十八，从此以后，三代君王之后，都因安逸享乐而减损寿命。

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三四年。最长的十年，最短的三年。这是说安逸享乐减损寿命。

十九，文王即位时四十七岁，所以说“中身”。

文王受命，是在他中年，他在位五十年。文王九十七岁去世，中身，指即位时四十七岁。说中身，是举出总数。

二十：文王勤于政事，从早朝到太阳偏西，来不及吃饭。

正义说：昭公五年，《左传》说：“太阳升到中天，吃饭的时间是早晨，太阳偏西是傍晚。”那么人们平常吃饭的时间是在太阳中天之前，即辰时。《易·丰卦》说：“太阳到了中天就会偏西。”意思是过了中天就倾斜偏西。昃也叫昳，说太阳滑落而下，指未时。所以太阳的十个位置，吃饭时是辰时，太阳偏西是未时。说文王勤于政事，从早朝不吃饭，有时直到太阳中天，有时直到太阳偏西，仍然来不及吃饭。所以经文中将“昃”一并提及，《易》举晚时，所以只说“昳”。遑也是暇的意思，重复说，是因为古人自有复语，就像说“艰难”一样。之所以来不及吃饭，是因为思考政事，用来调和万民。

二十一，文王受命。郑玄说：“接受殷王的任命。”

经文中说受命，郑玄说：“接受殷王继位的任命。”然而殷的末世，政教已经衰败，诸侯继位，何必都等待王的任命？接受先君的任命，也可以。王肃说：“文王受命继位为君，不是说接受王的任命。”

二十二说：“如今沉溺享乐，就不是教导百姓，不顺从天意，有过错。”

无皇说：“如今沉溺享乐，就不是百姓所受的教导，不是天意所顺从。这时的人就有大过，不敢自闲。说：如今享乐，以后就停止。沉溺享乐，就不是用来教导百姓，不是用来顺从天意。这样的人就有大过了。”

二十三，不要过度观看，安逸游玩打猎，用万民来端正自身侍奉。

《意训》说：淫为过。郑玄说：淫，放纵恣意。淫者，浸淫不止。话虽不同，都是过的意思。说观看为非，有时行为违背礼制。观看事物如春秋隐公到棠地观看捕鱼，庄公到齐地观看社祭。《谷梁传》说：常事叫视，非常事叫观。这里说不要过度观看，禁止非常之观。逸指安逸，游指游荡，田指打猎。这四者都不同，所以每件事都提及，以此作为训诫。用，万民都听从王命。王者只应端正自身对待他们，所以不能过度观看、安逸、游荡、打猎。

二十四，纣王迷乱，酗酒为德。酗，是凶酒的名字。

正义说：酗，从酉，以凶为声，所以酗是凶酒的名字，所以以酒为凶，称为酗。酗，是饮酒而更加凶恶。说纣王心迷乱，以酗酒为德。

二十五，不听中正，以至于民心违怨，口中诅咒。

这如果不听，人们就教导他，就变乱先王的正刑，至于小大。这如果不听中正之君，人们就用非法教导他，就变乱先王的正法，至于小大，无不变乱。说已有导致百姓的原因，否则其心违怨，否则其口诅咒。因为君主变乱正法，所以百姓否则其心违怨，否则其口诅咒。说都怨恨其上，正义说：上面说善事，这里说恶事。这样不听的人，是不听中正之君。既不听中正，就喜欢听邪佞。知道这教导他的人，是邪佞之人教导他。邪佞之人必定反正道，所以说人们用非法教导他。昏君就接受，变乱先王的正法，至于小大，无不变乱。说都变乱正法尽。昏君所任用的同己，由己之昏导致这些佞人。说这昏君自身有导致这些的原因。违怨指违背其命而怨恨其身，诅祝指告神明令加殃咎。以言告神称为祝，请神加殃称为诅。襄公十七年《左传》说：“宋国区区而有诅有祝。”《诗》说：“侯诅侯祝。”是诅祝意思稍有不同。

二十六，四人引导明智，小人怨恨骂詈，就皇自敬德。

正义说：既说明君、昏君善恶相反，更述二者之行。周公言而叹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临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骂詈汝。’既闻此言，则大自敬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过，则曰：‘是我之过。’民信有如是怨詈，则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从得数闻此言，以自改悔。言宽恕之若是。

二十七，信谗含怒，至于杀无辜以丛怨。”

这如果不听，有人诳惑之言，小人怨恨诅詈汝，则信受之。则若时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

译内心若是如此，听信谗言的人，就不会长远地考虑作为君主的道理，不会使内心宽缓平和，言语中怀着愤怒，胡乱施加刑罚，杀害无罪的人，怨恨就会同样聚集在他身上。听信谗言、怀着愤怒，杀害无罪的人，那么天下人共同的怨恨就会像草丛一样聚集在他身上。正义说：王肃将“辟”读作“辟”（音扶亦反），意思是不会长远地考虑他的刑罚。

译尚书要义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要义卷十六

宋 魏了翁 撰

君奭 蔡仲 多方

一、召公不高兴，无〇疏，说召公不高兴，是因为周朝留守。

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辅佐成王作为左右大臣。召公不高兴，周公作《君奭》，尊称他为“君奭”，因为名字相同且同姓。陈述古事来告知他，所以用名字作为篇名。正义说：成王刚即位时，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辅佐成王作为左右大臣。召公因为周公常常摄行王政，现在又处在臣子的位置，心里不高兴【〇没有这个意思】周公陈述自己的心意来告知召公。

二、太师太保不说，太师也不提及，毕公担任太傅。

这实际上是太师、太保，而不说“太”字，是因为意在师法、保卫王身，说的是他们实际作为左右辅佐，而不是列举他们的官名，所以不说“太”字。经传都说武王时期，太公担任太师，这里说周公担任太师，大概是因为太公去世，任命周公代替他。当时的太傅，大概是毕公担任，这里没有事情不需要提及。三公的次序，先师后保，这篇序言先说保，是因为这篇作品主要是为了召公，他不高兴。

三、郑玄和王肃认为奭开启旦的言论以解除世人的疑惑，《史记》妄自认为奭怀疑。

考察经文周公的言论，都是说明自己留在王朝的意思。那么召公不高兴周朝留守。所以郑玄、王肃都说：周公既然摄行王政，不应该再列于臣职，所以不高兴。然而召公是大贤，难道不知道周公留意而不高兴吗？因为周公留在臣职，当时的人都感到奇怪，所以想要开导周公的言论，以解除世人的疑惑。召公怀疑而作《君奭》，并不是不知道。《史记·燕世家》说：成王即位，周公摄政，应当因为践阼，召公怀疑而作《君奭》。这篇是还政之后，说留辅成王的意思，文意很明白，司马迁妄自解说罢了。

四、郑玄不见《周官》篇，认为师保是大夫的职位。

郑〇不见《周官》篇，说这里的师保是《周礼》中师氏、保氏大夫的职位，说贤圣兼任此官，是错误的。

五、〇以奭为周同姓，经〇无所考。

僖公二十四年，《左传》富辰说：“文王的儿子燕，十六国中没有名叫奭的，那么召公必定不是文王的儿子。”《燕世家》说：“召公奭与周同姓，姬氏。”谯周说：“周的支族。”谯周考校古史，不能知道他的出身。皇甫谧说：“原公名丰，是其中一个。”这是文王的儿子十六国。然而文王的儿子本来没有定数，连同原丰为一个，应当召公在其中作为十六，是错误的。

六、我不敢知，是说我不敢独自知道。孔安国和郑玄意义相同。

孔安国认为召诰中的“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说“我不敢独自知道”，也是周公说“我不敢独自知道”，是君奭所知道的，所以以此及下句为说，殷的兴亡言，与君奭同知，举殷兴亡为戒，郑〇也是如此。

七、格天即格帝变文而言

正义说：说当时有若者，是说当时有这样的人。指谓如此，伊尹、甘盘，不是说别有这样的人。因为汤是殷的始王，所以说“在昔既受命”，见其为天子。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也说其天子之时有如此臣。成汤末为天子，已得伊尹，说“既受命”者，以功□皇天，在受命之后，所以说“既受命”者，皇天与上帝都是天，变其文尔。其功至于天帝，谓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异时而别号。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从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则其时亦致太平，故与伊尹文异而事同。巫咸、巫贤、甘盘，葢功劣于彼三人，故无格天之言。

八、殷纪太戊，太甲孙世表云：“太甲子必有一误。”

《史记·殷本纪》说：“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为太甲之孙，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则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纪、世表俱出马迁，必有一误。孔于咸乂《序》〇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为太甲之孙也。

九、汤有臣扈，太戊亦有此为。二人或一人。

夏社序云：“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则汤初有臣扈，已为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与伊尹之子同时立功。葢二人名同，或两字一误。案《春秋》范武子光辅五君，或臣扈事汤，而又事太戊也。”

十、巫咸不言格天不及二臣

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乂王家。则巫咸亦是贤臣，俱能绍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

译第十一位君主祖乙，是太戊的孙子；巫贤，是咸的儿子。祖乙是太戊的孙子。孔颖达认为他被称为“祖”，所以说是殷商人也尊崇他的功绩。贤是咸的儿子，相说如此。父子都被称为“巫”，可知“巫”是他们的氏。

译十二、六臣之中不计数傅说，周公之意，未知其故。

高宗未即位之前，已有伊尹、仲虺等辅佐，不言及傅说，乃求傅说，表明其即位之初，已有伊尹等人辅佐。伊尹等人去世后，后有傅说，傅说应当有大功，这里只列举六人，不言傅说，是周公之意所不言，未知其缘故。十三、由于这六臣，殷礼得以配享上天，上天保佑商朝，使百姓富足。

遵循这些有陈列之功以安治殷朝的人。所以殷礼能够升配上天，享国长久，历经多年。说伊尹到伊陟这六臣辅佐他们的君主，遵循此道，有陈列之功，以安治殷朝。所以殷礼能升配上天，享国久长，历经多年。上天只纯佑助天命，则商朝百姓丰实，殷礼配享上天。惟上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丰实，皆知礼节。正义说：这伊尹、伊陟等六臣辅佐他们的君主，遵循此为臣之道，有陈列之功，以安治殷朝。所以殷有安上治民之礼，升配上天，享国历经多年。上天惟大佑助其为王之命，则使商家富实，百姓为令，使商之百姓家给人足，皆知礼节也。率，训为循。

十四、明恤小臣，屏护侯甸，恤大臣，思朝廷，可知。

王人无不秉德，此时明恤小臣，屏护侯甸。自汤至武丁，其王人无不持德立业，明忧其小臣，使得其人以为藩屏侯甸之服。小臣且忧得人，则大臣可知。正义说：王肃云：“王人犹君人也，无不持德，明忧小臣之不贤，忧欲使得其人以为藩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忧得人，则大臣忧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肃云：“小臣，臣之微者，举小以明大也。”

十五、王恤小臣，况皆奔走，惟此事举有德。

此章所陈，惟言君忧得人，臣能举贤。以王之尊，犹尚秉德忧臣，况其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贤之事，惟有德者必举之，置于官位，用治其君事也。

十六、君臣相恤，故有事如筮之孚。

正义说：礼，天子自称曰“予一人”，故为天子也。君臣务求有德，众官得其人，从上至下，递相师法，职无大小，无不治理。故天子有事于四方，号令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卜筮，无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验，言如是，则人皆信之。十七、天寿，有平至之德，言有德必寿，如殷三宗。

公曰：“君奭，天寿平格，保乂有殷，嗣天防威。言天寿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纣，不能平至，天防亡加之以威。今汝永念，则有固命；明我新造邦。今汝长念至至，则有坚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国矣。”正义说：周公呼召公曰：“君奭，皇天赋命寿，此有平至之君。言有德者必寿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中宗、高宗之属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国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纣，其德不能平至，国不安，民不治，故天防亡之，而加之以威也。”

十八、此经孔尊言，殷君郑言，臣王言，君臣。

孔安国之意，此经专说君之善恶，其言不及臣也。王肃以为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郑注以为专言臣事，格谓至于天也，与孔不同。

十九、上帝割制其义，申劝文王之德。

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在昔上帝割制其义，重劝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于其身。谓勤德以受命。

二十、举虢、闳、散、泰、南宫五人，不及尚父。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文王庶几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诸夏，亦惟贤臣之助为治。有如此虢闳，闳氏虢国，叔字，文王弟，夭名。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散宜、南宫皆氏，宜生、颠、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为胥附奔走先后御侮之任。僖五年《左传》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为文王之弟也。虢国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闳散、泰、南宫皆氏，夭、宜生、颠、括皆名也。正义说：《诗·绵》之卒章称“文王有疏附、先后、奔奏、御侮之臣”，此四事者，五臣共为此任，非一人当一事也。郑云“不及吕望者”，太师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谦不可以自比。

二十一、文王得五臣。又曰：无能往来。

正义说：“无能往来，一句，周公假为文王之辞。言文王有五贤臣，犹恨其少，又复言曰：‘我臣

译年纪尚轻，在事务上无法周全地往来处理，意思是说去而复返地处理政事，未能周详完备，这是形容他敬爱贤才的程度极深，不知满足。」第二十二，武王只有这四位贤臣。孔安国说：「虢叔已经先去世，郑玄认为这是表示怀疑的措辞。」

译武王只有这四人尚能承继福禄。文王去世后，武王即位，只有这四人或许能够辅佐。武王承受上天赐予的福禄，虢叔先去世，所以说四人。正义说：虢叔先去世，所以说四人。因为他是文王的弟弟，年纪应该较长，所以说先去世。郑玄怀疑不知道谁死了，注释说：到武王时，虢叔等人有死的，剩下四人。

二十三，周公虽然还政，仍然与召公共同承担济渡大川的责任。

正义说：周公既然已经还政，那就是卸下了重任。然而还说“现在重任在我小子旦身上”，周公既然摄行王政，又必须授任得当。如果那人不能负荷，仍然是周公的过失。因为继位的儿子软弱，所以说“现在重任仍然在我小子旦身上”。那四人，能够辅佐开创基业，佐助成就王业，我不能像那四人一样，期望有大功，只求救助溺水者罢了。《诗经》说：“泳之游之。”《左传》称阎敖“游涌而逸”，那么“游”是入水浮渡的名称。譬如成王处于大川之中，我前往与你奭共同渡济成王。如果说从此向川，所以说“徃”也。

二十四、任命蔡叔的后代，而不涉及管叔。罪行有轻重。

蔡叔去世后，因罪被流放而死，成王任命蔡仲继承诸侯之位。成王认为父亲去世，任命儿子，罪行不相及，作《蔡仲之命》。用册书任命他，《蔡仲之命》蔡国名，仲字，因此以此命名篇章。正义说：蔡叔与管叔在国中散布流言，诽谤周公，周公将他们囚禁在郭邻，至死不赦。蔡叔去世后，成王任命蔡叔的儿子蔡仲继承诸侯之位，封为国君，用册书任命他，这是成王任命的。蔡叔去世，不知道哪一年，任命蔡仲未必是刚死就任命，因为继承父亲任命儿子，所以系在蔡叔之后。蔡叔有罪而任命蔡仲，是因为父亲去世任命儿子，罪行不相及。昭公二十年《左传》说：父子兄弟罪行不相及，说罪行不相及，是说蔡仲不连坐父亲罢了。如果父亲有大罪，罪行应当断绝宗祀，正可以另封他国，不能仍然取蔡名，以蔡叔为始祖。蔡叔本人尚不死，明显其罪轻，不立管叔后代的，大概是因为罪重无子，或者有子但不贤的缘故。

二十五，执行刑罚，管叔被囚禁，蔡叔被降职，霍叔三年不被齿录。

只有周公位居冢宰，纠正百官，百官各自总领职责听从。冢宰指武王去世时，众叔散布流言，于是对管叔执行刑罚于商，囚禁蔡叔于郭邻，给予车七乘。执行刑罚，指诛杀；囚禁，指限制其出入。郭邻，中国之外的地名，跟随车七乘，说少。管、蔡，国名。将霍叔降为庶人，三年不被齿录，罪轻所以退为众人。三年之后，才被齿录，封为霍侯，子孙被晋所灭。蔡仲能够恭敬德行，周公让他担任卿士。蔡叔去世，于是任命他在蔡国为诸侯。正义说：诽谤周公，周公于是以王命执行刑罚，在商杀死管叔，在殷都杀他；囚禁蔡叔，迁徙到郭邻之地，只给他跟随车七乘。降黜霍叔为庶人，如同现在除名为民，三年之内不得与兄弟按年龄次序排列。

二十六，周公让蔡仲担任自己的卿士。蔡叔去世，于是封他在蔡国。

蔡叔的儿子蔡仲能够使用恭敬的德行，周公作为畿内诸侯，可以设立两位卿，让蔡仲担任自己的卿士。周公认为他为人好，等到蔡叔去世后，于是将蔡仲任命在王国，在蔡国为诸侯。

二十七，郭邻不知道在何方迁徙，而又囚禁他与流放不同。

郭邻是中国之外的地名，大概是这样，不知道在何方？《舜典》说：“流宥五刑，指流放到远方，任其自生。”这里则是迁徙到郭邻，而又囚禁他。《管蔡世家》说：“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这是管、蔡为国名。杜预说：“管在荥阳京县东北。”

二十八，霍叔不监管殷民，其罪轻，所以暂时降职而后复封。

说众叔散布流言，那么霍叔也散布流言。知道其罪轻，是因为他不死也不迁徙，只是降黜罢了，明显其罪轻。霍叔不监管殷民，周公只讨伐管蔡，不说讨伐霍叔。当时大概在京邑，听到蔡叔的话，流传其言，认为确实如此，不与朝廷同心，所以退他。《世家》说：“武王已经攻克商，平定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处于霍。”那么武王已经封他了。后来被黜为庶人，剥夺其爵禄。三年之后，才重新齿录爵禄，大概恢复其旧封，封为霍侯。《春秋》闵公元年，晋侯灭霍，既然子孙得以为国君，被晋所灭。知道三年之后复得封。《世家》只说“封霍”，不说其爵位。说“霍侯”，或许有所依据而知之。

二十九，蔡仲为周公卿士，在畿内。《史记》妄说他是鲁卿。

《周礼》冢宰以八则治理都鄙。马融说距离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称为都鄙，鄙是边远的意思。”用来封王之子弟在畿内者。《冢宰》又说：“乃施则于都鄙，而建其长，立其两。”马郑都说：“设立两位卿。”这是畿内诸侯设立二卿。定公四年《左传》说此事说：“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这是为周公畿内之卿士也。

译《世家》说：“周公举荐胡担任鲁国的卿士。”鲁国的治理因此得以成就。周公对成王进言，再次将胡封在蔡地。查考《鲁世家》记载：“成王将鲁国封给周公，周公不接受封地，留下来辅佐成王。”既然周公本人都不接受封地，怎么能让胡担任卿士呢？司马迁的说法是错误的。

译三十三、蔡地都隶属于汝南，孔颖达说蔡叔封地在王畿之内，但具体位置不详。

仲所封地在淮河与汝水之间，《左传》中有记载。叔所封地在王畿之内的蔡地，其事迹不知出自何处。《史记·世家》说：“蔡叔居住在上蔡。”宋仲子说：“胡迁徙居住在新蔡。”杜预说：“周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到平侯时迁徙到蔡，昭侯迁徙居住到九江下蔡。”考察这些地点，上蔡、新蔡都隶属于汝南郡，距离京师太远。蔡叔如果封在上蔡，就不可能在王畿之内。孔颖达说蔡叔封在王畿之内，或许有依据知道这一点，只是王畿内的蔡地不知在哪里罢了。

三十一、蔡叔不知是什么爵位？查考《世家》：最初封爵就是侯。

正义说：这里只是让他作为诸侯在东土，不知是什么爵位？《世家》说：“蔡仲去世，儿子蔡伯荒继位；蔡伯荒去世，儿子宫侯继位。”从此以后，都称为侯，那么蔡仲最初封爵就是侯。蔡伯荒，自称他的字“伯”，不是爵位。

三十二、淮夷与奄再次叛乱，成王亲自征讨，迁徙他们。

正义说：周公摄政之初，奄与淮夷跟随管叔、蔡叔作乱，周公征讨平定了他们。成王即位之初，淮夷与奄又叛乱，成王亲自前往征讨。成王东伐淮夷，于是践祚于奄。国家因为多次叛乱，迁徙奄的百姓，作诰命的言辞，讲述平定淮夷、迁徙奄的政令。史官叙述这件事，作《成王政》一篇。成，解释为平定。说平定这些叛逆的百姓，作为王者的政令，所以用《成王政》作为篇名。

三十三、结合《洛诰》《费誓》，知道淮徐叛乱在成王刚即位时。

此篇在成王的书中，知道是成王即位，淮夷、奄国又叛乱，成王亲自征讨。又查考《洛诰》，成王即位，开始封伯禽。伯禽既然成为鲁侯，就居住在曲阜。《费誓》称“鲁侯伯禽居住在曲阜”，淮夷、徐戎一起兴起，鲁侯征讨他们，作《费誓》。那里说淮夷一起兴起，就是这里讨伐淮夷，成王讨伐淮夷，鲁国讨伐徐戎，是同时讨伐，明显是成王即位那年又再次叛乱。

三十四、迁徙奄人到蒲姑，因为靠近中原，如同迁徙殷人到成周。

昭公二十年，《左传》晏子说：“古代居住在这里的，有蒲姑氏。”杜预说：“乐安博昌县北有蒲姑城。”这是蒲姑为齐地。周公迁徙殷顽民到成周，靠近京师教化他们，现在迁徙奄君臣到蒲姑，因为靠近中原教化他们，必定如此说，那么奄距离中原比蒲姑远。杜预说：“奄地空缺不知所在。”郑玄说：“奄大概在淮夷之地。”也不能详细。成王先讨伐淮夷，于是平定奄，奄似乎比淮夷远。

三十五、诸侯多是殷的旧国，所以趁着从奄归来而告诫他们。

武王从奄归来，讨伐奄，回到宗周，告诫众邦，以祸福告诫，作《多方》。《多方》指众方，天下诸侯。只有五月丁亥日，王从奄来，到达宗周。周公归政的次年，淮夷、奄又叛乱，鲁国征讨淮夷，作《费誓》。成王亲自征讨奄，平定国家五月，回到镐京。正义说：自从武王伐纣，到成王即位，新分封的很少，天下诸侯多是殷的旧国，他们的心未服周家。因此奄君再次叛乱，现在趁着平定奄新归，所以告诫天下诸侯以兴亡的警戒，想要让他们没有二心。话语虽然普遍告诫天下，意在殷的旧国。篇末也告诫殷的多士，只说诸侯，是举出尊贵者，因为此篇主要告诫殷的诸侯。

三十六、用诸书证明讨伐淮奄是归政的次年。

用《洛诰》说归政的事，《多士》的篇章接着它。《多士》是归政次年的事，所以知道此篇也是归政次年的事。事情还不明白，所以取《费誓》为证，以成王政的次序。说成王东伐淮夷，《费誓》的篇章说淮夷、徐戎一起兴起，都说淮夷，明显是一件事。所以说鲁国征讨淮夷，作《费誓》。成王亲自征讨奄，平定其国，以说明二者是同时的事。上面序言说成王讨伐淮夷，而这里说鲁国征讨淮夷，当时淮夷、徐戎一起起乱，鲁国与两国相近，意图一起征讨两国，所以以两国誓众。但成王担心鲁国不能独自平定两国，所以又亲自前往征讨。所以成王征讨的次序与《费誓》的经文都说淮夷。

三十七、此宗周指镐京，但丰、洛都得名宗周。

此宗周就是镐京。《礼记·祭统》：“卫孔悝的鼎铭文说：‘在宗周的宫室。’”那里的宗周指洛邑。这是洛邑也叫宗周。知道这里是镐京，成王在周公归政时，暂至洛邑，还归处在西都镐京，是成王常居。知道“至于宗周”到“镐京”。况且这与《周官》同时事。《周官》序说：“还归在丰。”经文说：“归于宗周。”丰镐相近，即此宗周是镐京。

三十八、在“王若曰”之上加“周公曰”，以明成王之意。

成王新始即位，周公留而辅佐他。周公以王命告令诸侯，所告实非王言，所以加“周公曰”于“王若曰”之上，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

译猷，就是道。王肃说：周公摄政时，是假托成王的命令来发布告示；等到还政于成王后，文中称“王曰”，容易让人怀疑这是成王自己的言辞，所以加上“周公”二字来加以明确。然而《多士》这一篇中，“王若曰”上面没有加上“周公曰”，是因为该篇前文已经说了“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表明这是周公所说的话，所以就不必再加“周公曰”了。

译三十九，桀不能善终。他整天沉溺于荒淫昏乱，不能终日保持清醒，却自诩遵循天帝的正道。桀于是大行昏乱之事，不能终日保持清醒，却自诩遵循天之道。

四十，因甲于内乱。〇意谓“甲”与“夹”相通，郑玄、王肃认为“甲”通“狎”。桀既然施行恶政，不知悔改，于是又大大地降下罪罚于百姓，使夏国更加混乱。这是说他残虐程度极大。“夹”的声音接近“甲”，古人“甲”与“夹”通用。夹在一件事之内而作乱，所以〇以两件事充实于外而不扰乱百姓，在内不损害德行。桀自身夹在两重混乱之中，这是说他昏乱到了极点。郑玄、王肃都认为“甲”通“狎”，王肃说“狎”是习以为常，在内外习以为常地招致灾异祸乱。郑玄说“狎”是在内习以为常地做出鸟兽般的淫乱行为，这与孔安国的解释不同。

四十一，因为任用义民而不能长久享有天下，不任用恭顺之人。于是只因为你们各方的义民，不能长久地多享天命，所以不给予桀，因为他只任用你们各方的义民为臣，而不能长久地多享国，所以夏的恭顺之人众多，却不能明显地保全并享有民众。只有桀所谓的恭顺之人众多，却不能明显地安享民众。这是说乱主所任用的，是和自己同类的人，义民实际上是贤人。夏桀不任用他们，只任用桀所谓的恭顺之人众多，实际上并非恭顺之人。乱主所喜欢的，是喜欢任用和自己同类的人，因为和自己同类就称之为恭顺之人，实际上并非善人，所以不能明显地安享民众。杜预解释“享”为“受”，受国者谓受而有之。这里说不能安享民众，谓不能安存并享受民众。

四十二，天五年，须暇。纣无可念，听。天因为成汤的缘故，五年须暇，等待汤的子孙，希望他们改悔，而纣大行民主之事，肆意无道，事无可念，言无可听。武王服丧三年，还师二年，四十三，希望纣改悔，所以说圣狂在于念与不念。

正义曰：圣者，是上智的名称；狂者，是下愚的称呼。孔子说：“只有上智和下愚是不可改变的。”这是说圣人必不可成为狂人，狂人必不能成为圣人，此事是确定的。而这里说“只有圣人无念于善则成为狂人，人能念于善则成为圣人”，只是说天须暇于纣，希望他改悔，说明有此道理罢了。不是说此事是正确的。称之为圣人，难道肯无念于善吗？己名为狂人，难道能念善吗？中人念与不念，其实少有改变。想要显示念善有益，所以举极善极恶者来说明。

四十四，武王未暇行师，而云天以汤故，须暇之。从武王初立之年数至伐纣为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那年武王嗣位，服丧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丧期满，于是观兵于孟津，十三年方才杀纣。从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然而服丧三年，还师二年，乃是事理宜然，却说“以汤故，须暇之”。因为殷纣恶盈已久，合当诛伐，恰逢文王崩，未暇行师，加之示弱，凡经五载。圣人因而言之，以为法教罢了，其实并非天不知纣狂，望其后改悔，也并非曲念汤德，延长这岁年。

四十五，天求多方，罔堪顾之，乃顾我周王。天惟至多方，正义曰：“天惟求你们众方的贤言，想要选拔为天子。”大动纣以威，谓诛杀纣。天意复开其能，顾天可以伐者，欲使伐之。顾谓回视有圣德者，天回视之。《诗经》所谓“乃眷西顾”，此“惟”与“宅”，与彼“顾”同言。天顾文王而与之居，即此意也。但谓天顾此人，人亦顾天。此云“开厥顾”，天谓人顾天也。下云“罔堪顾之”，谓天顾人也。言多方人皆无德，不堪使天顾之。〇以顾事通于彼，故皆以天言之。

四十六，王迁则臣易。今尚宅尔宅，畋尔田。正义曰：君主在上迁移，臣子在下更易。计算你们诸侯之国，应随殷降黜。今你们殷的诸侯，皆尚得居，你们常居臣民畋，你们故田田宅不易，安乐如此，你们何不顺我周王之政，以广上天之命，使天多佑你们？何故畏我周家，自怀疑乎？诸侯有国，故云居你们常居臣重田，故云畋。你们故田，治田谓之畋，犹捕鱼谓之渔。今人以营田求食，谓之畋食，即此畋亦田之义也。

四十七，教告之战，要囚之，乃再三不静。正义曰：教告与战要囚连文，则告以文辞，是将战之时教告，谓伐纣之事。昭十三年说战法云：“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是将战之时于法当有文辞告前敌也。我惟你们如是，不谋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谓讯以文辞，讯告也。告以文辞，数其罪也。其战要囚之谓，战败其师，执取其人，受其要辞而囚之，谓讨其倡乱之人，囚执其朋党也。此虽总言战事，但下有至于再三，明此指伐纣也。以伐纣为一，故再谓摄政之初，三监与淮夷叛时也。三谓成王即政又叛也。言上廸屡

译不安静的事。

四十八位臣子，我监督五年，孔子说以五年为期得以返回。

译王说：“唉！我要以正道告诫你们四方诸侯以及殷商的众士！王叹息着以正道告诫你们，四方诸侯与殷商众士。如今你们奔走来臣服于我，我监管五年。监管，是指成周的监管，这里指的是被迁来的顽民殷商众士。如今你们奔走来迁徙臣服于我，我监管五年如果没有过错就返回本土。还有那些卿伯、大小众多长官，你们无不能够依法办事。至于那些相、长等官职，以及大小众多长官中的人，你们没有不能运用法度的。希望他们都运用法度【殷商众士有才干且年长，〇也有说因为始终修善得以返回本土，这都不一定】

四十九，殷商众士指的是顽民，我监管指的是成周的监管。

正义说：“文中提到四方诸侯与殷商众士，那么这两者不是同一批人。四方诸侯，应当是指当时所有的四方诸侯；与殷商众士，应当是指被迁到成周的顽民中的众士。下文说‘以臣服我并受监管’，指的是成周的监管，明确这是指殷商众士。下文说‘从那时起在洛邑’，这是告诫成周的人，所以知道监管指的是成周的监管，这里指的是被迁来的顽民殷商众士。五年包含两次闰月，天道有成，所以以五年为期，没有过错就可以返回本土。因为百姓本性厌恶迁徙，所以设定期限来诱导他们。”

五十，告诫殷商同时也包括诸侯，《康诰》也是这样。

正义说：成周，只是一个城邑的士人，不能称为多方。这大概意在成周被迁的人，同时告诫四方诸侯，让他们知道也像《康诰》、《王诰》那样，康叔并让诸侯知道。远离你们的土地，更远地迁徙他们。郑玄说：分离剥夺你们的土地，这与孔安国的说法不同。

五十一，王不只是多次告诫，你们只恭敬地听告，你们吉凶的命运。

王说：“我不只是多次告诫，我只恭敬地告诫你们命运。我不只是多次告诫你们而已，我只恭敬地告诫你们吉凶的命运。”又说：“这是因为你们起初，不能恭敬地遵循和顺之道，所以不要怨恨我。”又告诫你们：“这是因为你们起初，不能恭敬地遵循和顺之道，所以诛罚你们，你们不要怨恨我。”解释之所以再三诛罚的原因。正义说：“王说：‘我现在告诫你们，不只是多说话告诫你们而已，只恭敬地告诫你们吉凶的命运。顺从我则吉，违背我则凶，你们的命运吉凶，就在这话里。’王又对你们说：‘之所以再三被诛罚，是因为你们不能恭敬地遵循和顺之道，所以导致这样，这是你们自找的，就不要怨恨我。’”

五十二，王说：“又说”的，是王亲自告诉周公说：“王若曰”的，是周公称引王命。”

再次称王，又复言说：“根据序言说成在丰邑，告诫众邦，那么这篇是王亲自告诫的话，直接称王说的是这样。其中有周公称引王命告诫的，那么上文‘周公说’是这样，又说‘唉，王若曰’也是这样。”顾氏说：“又说”的，是王又复言说。

尚书要义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要义卷十七

宋 魏了翁 撰

立政 周官 君陈

一、周公作《立政》以继承天子王位，近臣应当得到合适的人选。

周公作《立政》。周公既然把政事交给成王，担心他懈怠疏忽，所以以君臣建立政事为警戒。《立政》说任用臣子应当共同建立政事，所以以此命名篇章。周公说：“拜手稽首，告诫继承天子王位的成王。顺从古道，尽礼致敬。告诫成王说：继承天子现在成为王了，不可不慎重。”用咸戒于王说：“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用王所建立政事的事，都告诫王说：“常所长事，常所委任，指三公六卿；准人平法，指士官；缀衣掌管衣服；虎贲以武力侍奉王，都是左右近臣，应当得到合适的人选。”

二、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都靠近王。

王者应当建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重。周公既然说了这些话，就用王所建立政事的事，都告诫王说：“王的亲近左右，常所长事，指三公；常所委任，指六卿；平法的人，指狱官；缀衣的人，指掌管衣服的；虎贲以武力侍奉王的，这些人都靠近王左右，最需要得到合适的人选。”

三〇以有室吁俊为卿大夫之家招贤。

古之人道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古人的道只有夏禹之时才有卿大夫，室家大强，还招呼贤俊共同尊事上天。

四〇以前三宅为内外之官后三宅为罪人三居

廸知忱恂于九徳之行，禹之臣蹈知诚信于九徳之行，谓贤智大臣九徳，臯陶所谋，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凖，兹惟后矣。”知九徳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犹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内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则此惟君矣。谋面用丕训徳，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谋所面见之事无疑，则能用大顺徳，乃能居贤人于众官。若此，则乃能三居无义民【似乎不应当与前三宅不同】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桀徳惟乃弗作徃，任是惟暴徳，罔后。桀

译所谓德行，只因你不遵循先王的法度，以往所委任的都是那些残暴无德之人，所以断绝了世系，没有后代。

译五、九德就是皋陶所谋划的。

经典文献中，并没有“九德”这一说法，只有皋陶谋划九德，所以称九德。皋陶所谋划的，是进言告诫君主，如果不是大贤之人是不敢这样做的，因此知道九德之臣才敢教导君主以建立政事。

六、在上位者，五官中没有州牧，这里只说三官加上州牧。

前一句，周公告诫君王，历数五官，其中没有州牧；这里只说三官，加上州牧，都是根据紧急程度而言，只是详略不同罢了。

七、孔颖达用“伯”来解释“牧”，这与《曲礼》《王制》相同，而与郑玄不同。

《曲礼》说：九州之长称为牧。《王制》说：千里之外设置方伯。八州有八伯，那么牧和伯是一样的。伯，是说一州之长；牧，是说牧养百姓。牧和伯都可以这样说，所以孔颖达用伯来解释牧。郑玄说：殷代的州牧称为伯，虞、夏及周代称为牧，这与孔颖达不同。

八、谋划所面对的事务，运用大顺之德，才能安置那些没有道义的人。

正义说：凡是作为君主，都希望臣下贤能。但大奸似忠，贤与不贤难以辨别。想要了解远方的人，先要考察身边的人。但禹能够谋划所面对的事务，善于任用贤人。既然选定了官员，就能分辨善恶，毫无疑惑。仁德贤能的人必定任用，邪恶奸佞的人必定斥退。然后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这就是能够运用大顺之德。这样就能让贤人担任众官。贤人既然担任官职，就能分辨善恶。没有道义的百姓必定犯下大罪，衡量其轻重，将他们放逐到远方。这样才能让这三类人居住在无罪之人中间。

九、受德，纣的字与暴德相同，邦国逸德共同执政。

唉！那受德（纣）刚愎自用，只知羞辱刑罚，与暴德之人同处一国。受德是纣的字，帝乙喜爱他，为他取这个表示善的字，但他反而大恶，刚愎自用，只知进用刑罚，与暴德之人同处一国，共同施行威虐。又只让那些习惯于逸德的人，参与国政；又只让那些习惯于过失的人，参与国政。说不任用贤人，帝乙因此惩罚他，于是让我周朝拥有夏朝那样的天命，取代商朝接受天命，安抚治理万民。上天因为纣的恶行，所以敬慎地惩罚他，于是让我周家统治华夏，得以使用商朝所受的天命，共同治理万姓。这说明皇天没有私亲，只保佑有德之人。

十、帝乙用“受德”作为纣的字，希望他行善。

《泰誓》三篇，只单独说“受”，而这里说“受德”，那么“德”本来是与“受”相配，共同作为一个人的名字，所以知道“受德”是纣的字。既然“受”与“德”共同作为纣的字，而经文中有时说“受”，有时说“受德”，这只是称呼有单称和复称的区别罢了。这个人实际上是大恶，“德”字本是善名，不是当时的人称呼有德之人就知道是帝乙喜爱他，为他取这个表示善的字，希望他行善，而他反而大恶，因为他的行为与他的字相反，明显不是当时的人称呼他。

十一、“暋”训为强，是说纣刚愎自用，在作恶方面逞强。

《释诂》说：“暋，强也。暋就是昬，所以训为强。”是说纣刚愎自用，在作恶方面逞强。

十二、一并讲述文王、武王举贤的事。帝乙看到他们同道。

桀的昏乱，开启了成汤；纣的不善，开启了文王、武王。他们的事情是相同的。对于成汤，说他能接受上天之命；对于文王、武王，说他们能敬事上帝。前代的圣王和后代的圣王，行为必定相同。交错行文，是为了互相印证。文王受命，武王代纣，两位圣人共同成就王道，所以文王、武王一并提及。就像《诗序》说：“文王、武王用《天保》以上的诗篇治理内政，用《采薇》以下的诗篇治理外务，文王、武王一并提及，与此相同。”文王之时，天下尚未平定，所设立的官职，也不完备。下文所说的“立政”、“任人”以下、“三亳阪尹”以上，所举的官属，多是文王、武王时事，以此来显示两位圣人同道。

十三、解释任人、准夫直到三亳阪尹。

建立政事任用贤人，准夫、牧官担任三事，文王、武王也效法禹、汤来建立政事。常任、准人及牧官治理，作为天地人的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趣马是掌管马匹的官，说这三种虽然是小官，长官也必定慎重选择其人。左右仆、百司庶府，虽然左右是手持器物的仆从，以及百官有司主管契约藏吏，也都选择贤人。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小臣，也都慎重选择其人，何况大都邑的小长官，以道艺为表干的臣子，以及百官有司的职位，可以不由胜任的人担任吗？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太史是下大夫，掌管邦国六典的副本；尹伯是长官大夫，以及众掌管常事的善士，都得到合适的人选。司徒、司马、司空、亚旅，这里有三位卿及次卿众大夫，这是文王、武王未伐纣时，举用文王、武王之初作为法则。夷防、卢烝、三亳、阪尹，蛮夷防卢的众帅，以及归附文王的亳人三处，为他们设立监官及阪地的尹长，都任用贤人。

十四、外举任人，准夫外举牧，都是重要官职。

正义说：“牧，前文说‘宅乃牧’。前文有常伯、缀衣、虎贲，没有说牧；这里不说常伯、缀衣、虎贲，而说牧，是因为前文先举朝臣，所以不说牧；前文已经完备，所以这里不说常伯，其缀衣、虎贲而说牧，是因为下文自会详细，所以这里只举内外重要官职而言。所以内官举任人，准夫外官举牧。所以下文说：‘继自今，我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能够明察他们的顺从，又说：‘自古商人，亦……’”

译超越我们的周文王，设立政事、职官，牧夫和准人，就能安处其位，就能推究其理，这才使得他们能够治理好政事。这都是依据内外重要官职来说的。夫就是人，设立官职是为了侍奉天地、治理人民，只有这三件事而已，所以用“三事”来指代天、地、人。王肃说：“文王设立政事、任用人才，是常任，准夫和准人。”牧，是诸侯之长，这与孔安国的意思相同。

译十五、大都邑中的小长官和艺能之臣，都是选拔出来的。

小臣尚且都要挑选合适的人选，何况是大都邑中的小长官呢？所谓公卿都邑之内的大夫、士以及邑宰之类，凭借自身具备道艺，成为百姓的表率、国家的栋梁之臣。他们在都邑内的属官被称为小长官。《周礼》太宰的职掌中说：“于是将法则施用于都鄙，建立他们的长官，设立他们的两卿，设置他们的伍长，陈列他们的众士。”两指的是两卿，长指的是公卿，伍指的是大夫，殷指的是众士，正是这个意思。

十六、《泰誓》中已经提到六师，这里的三卿大概是在讨伐商纣之前。

周公摄政时期的诗歌，制礼作乐。他作《立政》这一篇，一定是在制礼之后。《周礼》有六卿，而这里有三卿，以及这些卿之下的众大夫，那么这些大夫就是副卿，如同《周礼》中的小宰一样。这是文王、武王尚未讨伐商纣时的情况，远举文王、武王之初，作为法则罢了。《泰誓》下篇说：“王于是大巡六师。”六师就是六军，军将都是命卿。即在讨伐商纣之时，已经设立六卿了。《牧誓》也说：“司徒、司马、司空举荐他们。”这三卿，前文已经解释过，说是针对誓师作战而言的。

十七、三亳和阪地的尹，一定是将亳地百姓分为三部分，各自设立监官。

亳是商汤的旧都，这里说三亳，一定是亳地百姓被分为三处。本篇讲述设立官职的意义，明确是将亳地分为三处，必定是三个地方，各自设立监官。亳地百姓归顺文王，经传中未曾记载此事。文王既然没有讨伐亳地，亳地百姓不应归顺他。郑玄、王肃的说法，都与孔安国相同。说亳地百姓归顺文王的，大概是因为这一章杂陈文王、武王时事，其言论以文王为主，所以先儒因而说亳地百姓归顺文王罢了。即使按照这种意思，三亳归顺周朝，必定是武王时期。至于阪地的尹，前文只说在山阪之地设立长官，不知道具体指斥何处。郑玄认为三亳、阪尹是同一件事，说：商汤旧都的百姓归顺文王，分为三邑，他们的长官居住在险要之地，所以也称阪尹。大概是东有成皋，南有轘辕，西有降谷。皇甫谧认为三亳是三处地方，都名为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古书散佚，既无确凿证据，不知谁说得对。

十八、文王居心行事，只选择有司中的牧夫。

文王只有能够克制自己的居心，才能确立这些常事，管理百姓的人能够任用俊德之人。文王只有能够居心远离恶行，举荐善人，才能确立这些常事，管理百姓的人能够任用俊德之人。文王不兼管庶民，众狱众慎之事，只依靠有司中的牧夫。文王不兼管毁誉，众言及众刑狱，众当谨慎之事，只谨慎选择有司中的牧夫罢了。劳于求财，逸于任贤，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不敢自知于此，是万民顺法用违法，众狱众慎之事，文王一无敢自知于此，委任贤能而已。

十九、“以政事、准人、牧夫四者来总括诸臣”。

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知厥若，丕乃俾乱。自此以下四言，“继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恐王不能终之，戒成王使继续从今已往，常用贤也。自训为从，亦训为用。此言用，今已往下言从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对，则政大事小，故以立政为大臣，立事为小臣。及准人，牧夫，略举四者以总诸臣。戒王任此人事，其能灼然知其能顺于事者，则大乃使治。顾氏云：君能知臣下顺于事，则臣感君恩，大乃治理，言各尽心力也。

二十、奸邪之人，不顺于德，使其君主无显名，在其世。

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商周贤圣之国，则无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人不顺于德，是使其君无显名在其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立政之臣，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国家。

二十一、说：“孺子王矣。”厚戒其重刑，谨牧。

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告文王之子孙：「言稚子以即政为王矣。所以厚戒其勿误于庶狱，惟有司之牧夫独言重狱。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其当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怀并设，以升禹治水之旧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蛮夷戎狄无有不服化者，以觐文王之耿光，以继武王之大烈。能使四夷宾服，所以见祖之光明，继父之大业。」

二十二、上文说：「庶谨政事，准牧。此独言狱牧。」

正义曰：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准人，此独言庶狱与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狱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

二十三、告太史，以苏公敬狱，长国。

周公若曰：「太史顺其事，并告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忿生为武王司寇，封苏国，能用法。敬汝所用

译审理案件，以便长久地在我王国施行教化。说主管司法的人应当寻求像苏公那样的榜样，因此要谨慎，按照等级适用中等的刑罚。这种法律必须谨慎地执行，一定要按照等级适用中等的刑罚，既不过轻也不过重。苏公所施行的，是太史掌管六典，对于有废黜或任命官员的人，制定制度并告诫他们建立政事。

译二十四、黜退殷商的命数，防范淮夷，这两件事发生在不同的年份，但事情是相互关联的。

成王已经黜退了殷商的命数，并防范了淮夷。黜退殷商发生在周公东征的时候，防范淮夷发生在成王亲政之后。因为事情相互关联，所以连在一起说。成王回到丰邑，制定了《周官》。成王虽然营建了洛邑，仍然回到西周。《周官》说的是周朝设立官职、分配职责、任用人才的方法。《正义》说：根据《金縢》的经文和《大诰》的序言，知道黜退殷商命数是在周公摄政三年东征的时候。根据《成王政》的序言和《费誓》的经文，知道防范淮夷是在成王亲政之后。淮夷在摄政时期与武庚一同叛乱，成王既然防范了淮夷，天下才开始安定。淮夷本来是因为武庚而叛乱，黜退殷商命数与防范淮夷，这两件事是相互关联的，所以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年份却连在一起说，以表明天下已经安定才制定《周官》的缘故。

二十五、成王虽然营建了洛邑，仍然回到丰镐。丰邑和镐京相距很近。

《正义》说：因为《洛诰》的文中，说王在新邑，现在又说在丰邑，所以对此进行解释。《史记·周本纪》说：“太史公说：学者都称周朝讨伐纣王后居住在洛邑，综合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武王营建了洛邑，成王派召公占卜居住九鼎的地方，而周朝又都于丰、镐。”这是说成王虽然营建了洛邑，仍然回到西周的事情。《多方》说：“王从奄地回来，到达宗周，也就是镐京。”在那里没有解释，到这里才开始解释。宗周虽然是镐京，但文中没有提到丰、镐的缘故，所以在这里解释。武王既然已经迁都镐京，现在王又在丰邑，是因为丰、镐相距很近，旧都不毁弃丰邑，那里有文王的庙宇，重大事务在丰邑举行，所以这样做的缘故。

二十六、周公因为天下已经平定，将设立官职的方法授予成王。

《周礼》每个官职都说明人员的数额以及职责所掌管的事务，确立了固定的法度，授予成王。成王刚亲政的时候，就有淮夷叛逆，没有空闲来考虑设立官职的事情，向群臣发布号令。现在既然防范了淮夷，天下清平安定，所以将周朝设立官职、分配职责、任用人才的方法，来告诫群臣，让他们知道设立官职的大致原则。

二十七、几个月间没有来得及进行大规模的巡守，只是经过了所经过的诸侯国。

查阅《成王政》的序言和《费誓》的经文，知道成王亲政的那一年，奄国和淮夷又叛乱，叛乱就前往讨伐，现在才回来。《多方》说：“五月丁亥日，王从奄地回来，到达宗周。”这与防范淮夷后回到丰邑，是同一件事。年初刚开始叛乱，五月就回来了，这期间没有来得及巡守四方。而这里说安抚万国，巡行天下，其实只是安抚巡行前往淮夷的道路，所经过的诸侯罢了，并不是在四季仲月进行大规模的巡守。

二十八、九服只列举六宗，周即指丰邑。

《周礼》有九服，这里只说六服，是因为夷、镇、蕃三服在九州之外的夷狄之地，君王对于夷狄，只是笼络而已，不能与华夏相同，所以只列举六服。诸侯奉行周朝的德政，说的是协和服从。序言说“回到丰邑”，知道宗周就是丰邑。周朝被天下所尊崇，王都所在的地方，都可以称为宗周，所以丰、镐与洛邑都名叫宗周。

二十九、这段经文所说的四代官制与《礼记》不同。

《舜典》说：“开始设立十二州”，这里说的是虞朝的事情，知道设置了十二位州牧。侯伯指的是诸侯的长官。《益稷》篇中禹讲述治水时的事，说“直到四海之外，都建立了五位长官”，知道侯伯是五个国家的长官。成王讲述这些事情，是说尧舜所制定的制度，上下相互维系，内外都得到治理，说的是有法度。这里说建立官职只有一百，夏商两代官职加倍，那么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礼记·明堂》说：“有虞氏官职五十，夏后氏官职一百。”这是《礼记》后世的说法，与经典不符。

三十、设立三公，讨论治国大道，三孤辅佐三公，教化百姓。

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讨论治国大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师，是天子所师法的人；傅，是辅佐天子的人；保，是保障天子在道德义理上的人。这是三公的职责，辅佐君王讨论大道，以经纬国家事务，调和治理阴阳。说的是有德行的人才堪任这些官职，不必备齐员额，只看其人。三公的官职，不必备齐员额，只有有德行的人才担任。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这三个官职名叫三孤，孤特之意。说的是地位低于公，高于卿，特意设置这三个官职，辅佐三公教化，敬信天地，辅佐我一人，副贰三公。辅佐大道教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辅佐我一人的治理。《正义》说：《礼记·文王世子》说：“师，是教导事务并晓谕道德的人；保，是谨慎自身以辅佐君王并归于正道的人。”道德分别掌管，内得于心，外行于道，道德相差不远，因为一并选择师保，所以分配给他们。对于公说调和阴阳，对于孤说敬信天地，调和治理敬信的意义也是相同的。因为孤辅佐三公，所以他们所掌管的事务没有不同。

三十一、六卿与《周礼》相同，而六年五服一朝则不同。

六年五服一朝，五服指侯、甸、男、采、卫，六年一朝，会集于京师。又过六年，君王才进行巡守，在四岳考察制度。周朝的制度是十二年一次巡守，春天向东，夏天向南，秋天向西，冬天向北。所以说按时巡守，在四岳之下考察校正制度礼法，如同虞帝巡守一样。诸侯各自朝见方岳，大大明确升降黜陟。觐见四方诸侯，各自在方岳之下朝见。

译《大明》中关于考核政绩、升降官员的制度。《正义》说：这一篇讲述六卿的职责，都与《周礼》相符，那么“六年五服一朝”也应当是《周礼》的制度，但《周礼》中并没有这种规定。《周礼·大行人》记载：侯服每年朝见一次，进献祭祀用品；甸服每两年朝见一次，进献嫔妃用品；男服每三年朝见一次，进献器物；来服每四年朝见一次，进献服饰用品；卫服每五年朝见一次，进献材木用品；要服每六年朝见一次，进献货物。先前注释《周礼》的儒者都说，“见”就是指来朝见。如果真如他们所说，那么周朝的诸侯各自按照服属的等级来朝见，就不存在六年一朝的事情。《左传》昭公十三年中，叔向说：“明王的制度，让诸侯每年聘问以记录功业，每隔几年朝见以讲习礼仪，再次朝见时举行防会以显示威仪，再次防会时结盟以彰显昭明。自古以来，没有违背这一点的。”存亡的道理，常常由此兴起。注释《左传》的人认为这是三年一朝，六年一防，十二年一盟，这与《周礼》不同，称之为前代明王的制度。先儒未曾留意，不知道差异的原因所在。推测那六年一防与此处的六年五服一朝是相当的。再次防会时结盟与此处的十二年天子巡视，诸侯各自在方岳朝见，也是相当的。

译三十二，因为叔向所说的与成王的话相合，所以明白周礼的条文并不完备。

叔向极力陈述这个法度来震慑齐国人，使盟约得以达成。如果周朝没有这个法理，叔向就是胡说，齐国人应当用言辞拒绝他，怎么会感到畏惧而恭敬地服从命令呢？况且说自古以来没有违背过，那么当时还在施行，并不是用前代的法度来胁迫当时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明白周朝有这个法度，只是礼制的条文不齐全罢了。《大行人》中所说的“见”，都是指进贡物品，或许可以借着进贡而朝见，何必“见”的都是国君亲自朝见呢？派遣使者进贡物品，也应该是可以的。《大宗伯》说按时朝见叫“防”，每五年朝见叫“同”，按时朝见和每五年朝见并没有说明年限，按时朝见叫“防”，何必不是两次朝见而叫“防”呢？每五年朝见叫“同”，何必不是两次朝见而叫“同”呢？周公制定礼制，如果没有这个法度，难道是成王说错了，叔向胡说吗？计算六年一次的大集会，应该六服都来，而这篇文章只说五服，孔颖达认为五服是侯、甸、男、采、卫，大概是因为要服路途遥远，外部逼近四夷，不一定常常能按期到达，所以宽泛地说而不计入其中。

三十三，学习古训，议定制度，制定师典，常告诫不要利口。

学习古训，进入官职，议事以制定制度，政事才不迷惑。说应当先学习古训，然后入官治理政事。凡是制定事务，一定要用古义来议度始终，政事才不迷惑。错乱你的典常，作为师法，不要用利口扰乱你的官职。你治理政事，应当以旧典常故事为师法，不要用利口辩佞扰乱你的官职。

三十四，作德逸，休作伪劳拙

正义说：“有德行的人，自得于己，直行正道，心中无所经营，安逸喜悦功业成就，那么声誉显赫而名声更加美好。虚伪的人，行为违背正道，枉道求进，心中思念欺巧，劳苦欺诈穷尽，那么道理屈尽而事情日益拙劣。因此，虚伪不可为。《中说》没有记载，这是你的虚伪。”

三十五，成王即位执政，奄和淮夷叛乱，东夷也叛乱。

成王讨伐东夷后，肃慎来祝贺。海东诸夷，驹丽、扶余、馯貊之类，武王攻克商朝，都开通了道路。成王即位执政而叛乱，王讨伐而使他们服从，所以肃慎氏来祝贺。王命令荣伯作《贿肃慎之命》。荣，国名，同姓诸侯为大夫，王派他写命书，用币贿赐给肃慎的夷长。正义说：成王讨伐淮夷，防御徐奄，指明他们的国名。这里说东夷，不只是淮水之上的夷人，所以认为是海东诸夷，驹丽、扶余、馯貊之类。这些在孔君的时代都有这些名字。《周礼·职方氏》四夷的名字，八蛮九貉。郑玄说：北方叫貉，又说东北夷。《汉书》有高、驹丽、扶余、韩，没有这个馯，馯就是那个韩，音同而字不同罢了。《多方》说：王从奄回来，奄在后防，说防奄即来，一定不是在防奄之后又讨伐东夷。夷在海东，路途遥远，又不可以先讨伐远夷，后来防奄。这里说成王既伐东夷，不知道何时讨伐的。《鲁语》说：武王克商，于是开通了九夷八蛮的道路，这时肃慎氏来祝贺，进贡楛矢。那么武王的时候，东夷服从。成王即位后，奄与淮夷近者尚且叛乱，明知远者也叛乱。大概成王亲自讨伐淮夷而防御他们，又派偏师讨伐东夷而使他们服从。君统臣功，所以说王伐，不是成王亲自讨伐。肃慎对于中国，又比所讨伐的诸夷远，看到诸夷已经服从，所以畏惧而来祝贺。

三十六，周公想要葬在成周，王葬周公于毕。

周公既把政事交给成王，回到丰邑，将要去世，遗言想要葬在成周。因为成周是自己所经营的，表示自己始终思念它，所以想要葬在那里。等到周公去世，成王葬他在毕，因为文武的墓在毕，表示自己不敢把周公当臣下，让他靠近文武的墓。王把葬在毕的意义告诉周公的灵柩。又周公把奄君迁到亳姑，于是说亳姑功成，史官叙述这件事，作《亳姑之篇》。查《帝王世纪》说：“文武葬在毕，毕在杜南。”《晋书·地道记》也说：“毕在杜南”，与毕陌不同，都在长安西北。

三十七，周公告老归丰，就是《公羊传》所说的“不之鲁”。

周公既还政给成王，成王又留他做太师。现在说周公在丰，那就是离开王朝，又辞去太师的政事，告老归丰，像伊尹告归一样。成王封伯禽于鲁，作为周公的后代。周公老不归鲁，而在丰，文十三年《公羊传》说：“周公是圣人，德行最重，功劳最大，东征则西国怨恨，西征则东国怨恨。”担心他回鲁，恐怕天下人心趋向他，所以封伯禽，命令他遥供养，死后奔丧做主，所以统一天下人心于周室。这是说周公不归鲁的意思。归丰，大概是因为先王的都城，想要靠近宗庙的缘故。

三十八，告诉周公葬在毕，安定奄君两件事，作《亳姑》。

上篇将要迁亳姑，序言说成王既践奄，将要迁他的君到亳姑，这是周公的意思。现在告诉周公的灵柩葬在毕的意义，就用亳姑作为篇名。一定是告诉葬的时候，并说到奄君已经安定在亳姑，说周公所迁的功成，所以用这个名字作篇名。

三十九，周公亲自监国。顽民既死，命令君陈。

周公既死，命令君陈分正东

译郊成周。成王看重周公所营建的成周，因此命令君陈分别居住在正东郊成周的邑里。史官作《君陈》篇，作书命令他。周公将殷商的顽民迁徙到成周，顽民迁徙之后，周公亲自监管他们。周公去世后，成王命令他的臣子君陈代替周公监管他们，分别居住在正北东郊成周的邑里，以防备他们，用书信命令他。

译四十 成周是周的东都，特意任命君陈，是因为成王重视周公所营造的成周。

成周，是周的东都。监管成周的，本来只是一个邑宰罢了。而特意任命君陈去处理大事的原因，是成王重视周公所营造的成周，还担心殷商遗民有不服从的，所以任命君陈分居在正东郊。郑玄说：“天子都城五十里为近郊。”现在河南洛阳县的距离正是如此，这是说成周的邑是周的东郊。

四十一 孔安国说：“君陈是臣，名郑。”注解说：“《中庸》说：‘周公子。’”

孔颖达直言：“如果是臣名，那就不是周公子了。”郑玄注《中庸》说：“君陈大概是周公子，因为经文说周公去世后，任命君陈，就像蔡叔去世后，任命蔡仲一样。”孔安国的说法不一定正确。

四十二 至治馨香，乃明德之馨

我听说：“至治馨香，感动神明。黍稷并非馨香，明德才是馨香。”所听说的上古圣贤的话，政治达到极致，芬芳馨香之气感动神明。所谓的芬芳，不是黍稷的气味，而是明德的馨香，用德行来勉励。

四十三 内告外顺，善则称君

你有好的谋略和计划，就进入内廷告诉你的君主，你然后在外面顺从执行。你有善谋善道，就进入内廷告诉你的君主，你然后在外面顺从施行。说：“这谋略这计划，只是我君主的德行。”这善谋这善道，只是我君主的德行。有善行就归功于君主，这是人臣的道义。呜呼！臣子如果都像这样，才是良臣显明啊！感叹并赞美说：“作为臣子，顺从这种道，这才是良臣。那么君主就在世上显明。”

四十四 辟，以止辟，乃辟，是说刑罚可以止息后来的犯罪者。

有不顺从你的政令，不接受你的训导，用刑罚来止息犯罪，于是施以刑罚。有不顺从你的政令，不改变于你的教化，用刑罚来惩戒，止息犯罪者于是施以刑罚。习惯于奸邪盗贼，败坏常道扰乱风俗，三次犯小罪也不宽恕。习惯于奸邪盗贼，凶恶败坏五常之道，扰乱风俗教化，罪行虽然小，三次犯也不赦免，用来断绝恶的根源。正义说：那些不顺从你的政令，不接受你的训导，罪行既大，应当执行刑罚，一人可以止息后来犯罪者，所以说犯罪者于是施以刑罚。如果罪行轻微，处罚不当，即使刑罚也不能止息，所以不可轻易施刑。如果有人习惯于奸邪盗贼，凶恶败坏五常之道，扰乱风俗教化，三次犯这种事，事情虽然细小，不得宽恕，因为他明知故犯。

四十五 君陈的智慧一定不及周公，而让他阐发周公的大训。

王说：“君陈，你应当阐发周公的大训，不要依仗权势作威，不要倚仗法律进行刻削。”注：你执政，应当阐发周公的大训，不要乘势位对人行威，不要倚仗法制实行刻削之政。正义说：君陈的智慧，一定不及周公，而让他阐发周公大训的原因，是遵行其法，使广泛施于民，这就是阐发周公之训而非天意。君陈制定的法，使大于周公的法。凡在人在上位，尊贵于人，足以令人畏惧者多，乘此形势对人作威刑，倚附公法实行刻削之政，所以禁止。

尚书要义卷十七

<经部,书类,尚书要义>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要义卷十八

宋 魏了翁 撰

一 召公、毕公为二伯，率领诸侯辅佐康王

成王将要去世，任命召公、毕公二公为二伯，中分天下治理，率领诸侯辅佐康王。作《顾命》，临终的命令叫“顾命”。

二 起初以周召分陕。周公去世，毕公代替他。

正义说：《礼记·曲礼下》说：“九州之长叫牧，五官之长叫伯。”这是职方。郑玄说：“职，主也。”说是三公，是伯分主东西。《周礼·大宗伯》说：“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郑说：“谓上公有功德者，加命为二伯。”此《礼》文皆伯尊于牧，故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礼》言职方，是各主一方。此二伯即以三公为之。《公羊传》说：“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这是说三公为二伯。

【三】公羊是汉代的书，陕县是汉宏农所治。

《公羊传》是汉代的书，陕县者，汉之宏农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为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当然也。《公羊传》所言周召分主，谓成王即位之初，此时周公已薨，故毕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师、太傅、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为先者，三公命数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贤者，任之重者，则在前耳。

【四】王洗漱洗脸穿戴冕服出来，命令公卿及师氏听命。

甲子日，于是洗漱洗脸，相披冕服，凭玉几。王大命，临群臣，必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洗漱洗脸，扶相者披以冠冕，加朝服，凭玉几以出。命乃同召太保奭、彤伯、毕公、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