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御制题孙觉《春秋经解》六韵

注疏《春秋》的书籍堆积如山，高邮人孙觉所作的《春秋经解》值得细细研磨。他师从安定先生胡瑗，在科举中名列前茅，他的书出自临川，导致制科考试被废止【周麟之跋文说：“起初，王安石想要解释《春秋》以推行于天下，而孙莘老的《春秋传》已经刊行，王安石一见便心生嫉妒，自知无法超越他，于是诋毁《春秋》这部经典并废止其科考，说：‘这不过是断烂的朝廷公报罢了。’《春秋》不被列入学宫教材，也不用于贡举考试，已经多年了。这种说法虽然未必完全真实，但由此可见当时人们非常重视这本书”】。那些穿凿附会的传注，如同佩戴宝剑般相互攻击，而这部书辅翼经文，值得嘉许，并非持戈相向。各国诸侯的事迹在书中详尽具备，抑制霸权、尊崇王道的义理没有错误。阐发深奥义理依然准则平正，折中调和终究不偏不倚。邵辑、张颜珍藏此书，如今归于纪昀【此书在宋绍兴年间，阳羡人邵辑任高邮知州时，在郡斋刻版印刷，檇李人张颜又因他移书，将周麟之的跋文附益于卷末，识记并珍藏。现在为翰林纪昀所收藏，仅有抄本而已】。汲古的深心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经解》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经解》十三卷，宋代孙觉撰写。孙觉字莘老，高邮人，考中进士，官至御史中丞，事迹详载于《宋史》本传。此书题署为“龙学孙公”，大概是他退休之时，以龙图阁学士兼侍讲、提举醴泉观的身份所著。孙觉早年跟随胡瑗学习，传承其《春秋》之学，大体以抑制霸权、尊崇王道为主旨。他在自序中说：“《左传》多叙述事迹，《公羊传》保留梗概，现在用三家传注的说法比较其恰当与否，而《谷梁传》最为精深，且以《谷梁传》为本。对于其中的是非褒贬，则杂取三传及历代诸儒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说法，取其长处。那些未曾听闻的，就用安定先生胡瑗的说法来解释。”如今胡瑗的《口义》五卷已经失传，传承其绪论的只有孙觉这本书。周麟之的跋文说：“起初，王安石想要解释《春秋》以推行于天下，而孙莘老的《春秋传》已经刊行，王安石一见便心生嫉妒，自知不能超越他，于是诋毁《春秋》这部经典并废止其科考。”邵辑的序言说这本书作于晚年，说王安石因此废止《春秋》科考，似乎未必完全真实，但也可见当时非常重视这本书，所以有此说法。《宋史·艺文志》记载《春秋经解》十五卷，又有《春秋学纂》十二卷、《春秋经社要义》六卷。朱彝尊《经义考》据此著录，在《经解》下注曰“存”，在《学纂》、《要义》下皆注曰“佚”。然而今本实际是十三卷，从隐公元年到获麟，首尾完整，没有残缺，与《宋志》所载不符。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春秋经解》十五卷、《春秋经社要义》六卷，而没有《春秋学纂》；王应麟《玉海》记载《春秋经社要义》六卷、《春秋学纂》十三卷，而没有《春秋经解》。其《学纂》条下注曰：“其说以《谷梁传》为本，以及采纳《左传》、《公羊传》、历代诸儒的长处，间或以其师胡瑗的说法来决断，将庄公分为上下”云云，与今本一一相合。那么《春秋学纂》就是《春秋经解》的别名，《宋志》既然分为两书，并弄错了卷数，《书录解题》也将十三卷讹传为十五卷，只有《玉海》所记才是真实的。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经解》原序

龙学孙公早年跟随安定胡先生学习，在经学社团中最有声望，而且尤其精通《春秋》。晚年他担忧诸儒穿凿附会，彼此像佩戴宝剑一样相互攻击，蛀蚀我们神圣的经典，于是抒发自己独到的见解，为之作传。凡是先儒正确的就遵从，错误的就折中调和，义例一旦确定，凡例就昭然若揭，确实是后学的指南。但是传抄的人很少。我从前在亲友间得到此书，喜爱其论议的精审，以及文辞的辩丽，常想刊行与学者共享，但力所不能。后来来到秦邮，认为这里是孙公的故乡，近代两淮地区如合肥的《包孝肃集》、山阳的《徐节孝集》，都因为在其故乡而容易传布，我的志向得以实现了。恰逢遭遇大饥荒，早晚焦急地忙于荒政，来不及顾及此事。过了明年，年成丰收，公私大体充裕，于是节省浮费，召集工匠刻版，放置在郡斋，以永远流传。其中没有解释的地方，大多不备录经文，现在谨守旧本，不敢增加。唉！书籍的显达与晦涩，大概也有时运。像孙公的名节在当时显著，记载在可信的史书中，灿烂如日星，固然不依赖此书来衡量轻重；然而孙公平生所留意之事，如今过了一百多年，还没有显行于世，我独自珍藏它，又恰好承乏在孙公的故乡，得以实现平日的志向，那么这本书的流传，似乎有所等待。绍熙四年仲春，阳羡邵辑序。

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之时，《诗》并非完全亡失，《黍离》降格为国风，那么王者的《诗》就亡失了。王者的《诗》亡失，那么雅诗就不作，而天下就没有政教了，《春秋》

译这就是他著书的原因。所以说：“《春秋》是天子所从事的事业。”孔子去世后，又经历秦朝焚书，精微的言论中断。汉朝兴起，各位儒生坚守专门之学，互相指责挑剔，以至于父子之间都有不同的见解，何况其他人呢？然而自古以来的通儒达识，没有不通过《春秋》来学习的。熙宁初年，朝廷崇尚儒学、尊崇经典，教导众多士人，认为《春秋》三传的异同之处，无法考证订正，在六经中尤其难以理解，所以《春秋》没有列入学官教材。这并不是废弃不用，而是士人正急于科举的学习，于是缺失而不讲授，可惜得能尽数说吗！高邮中丞孙公先生，凭借他丰富的学识，完全阐发圣人的深意，著成书籍，以传授后学。其中精微的言辞、美妙的旨意，大多是先前儒生未曾说过的，开启关键，使学者得以考察门径、叩问门户，从而窥见堂奥，这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我得到此书并恭敬地阅读，爱不释手，听到的前所未闻的东西太多了。而他的孙子广伯于是把这本书托付给我作序，以我浅陋的学识，能够名字挂在经书篇首，自我寄托而不朽，难道不是幸运吗！然而接受命令以来，到现在已经多年了，却不敢在其中落笔。私下认为先生作为宗工巨儒，世人所师法仰慕的，即使片言只语，都足以流传后世，何况他的成书呢？后学晚辈，妄用芜杂的文辞去粉饰它，不仅不足以增加分量，反而是韩愈所说的言语反而拖累高明之人。所以断绝念头不敢作序，而广伯的请求更加恳切，于是勉强为他写在这本书的后面，希望像古人依附骥尾一样，后来的读者怜悯我的本意而不讥笑我就好了。〇山杨时序。

译汪纲因为阅读《〇山文编》，看到其中为孙中丞先生所作的《春秋解》后序，私下认为杨公在经学上造诣深厚，如今在这部书中对孙先生尊崇信任并加以推崇，就像弟子对待自己的老师一样。后辈学者看到这一点，应当知道所应归依的对象了。因此恭敬地将其刻版印刷，以弥补先前版本的不足之处。时间是嘉定丙子年仲春月上旬，新安郡守汪纲题写。

《春秋经解》自序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是孔子年老之后才完成的著作。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校正音乐，使《雅》《颂》各归其位。”又说：“如果多给我几年时间，五十岁时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这说明删定《诗》《书》，确立礼乐，是在他返回鲁国的那一年，而阐释《易》则是在五十岁之后。《春秋》记载到获麟为止，而孔子去世是在获麟之后的第二年，这说明孔子在去世之前还在记录《春秋》之事，那么《春秋》在六经中是最晚完成的。孔子在年老之前不写《春秋》，必定是年老之后才写的，大概是因为孔子尚壮年时，还希望当时的君主有人能感悟并任用他。无奈他周游天下，直到穷困衰老，却连一丘之地都得不到，一旅之民都拥有不了。孔子的年纪越来越老，而天下的动乱不止，发展到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而天子不加诛讨，方伯不兴师问罪，三纲五常扫地以尽。孔子于是依据鲁国的史书来记载天子之事，二帝三王的法度就在这里面了。《春秋》所赞许的，是王法所褒扬的；《春秋》所厌恶的，是王法所抛弃的。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法度，没有不极其完备的。所以前代史书说：“做人臣的如果不了解《春秋》，必定蒙受首恶的名声；做人子的如果不了解《春秋》，必定陷入大逆的罪责。”所以求学的人不可以不致力于此。《春秋》的写作，大概是因为天下没有王，而孔子用王法来匡正它，诛罚褒赏，是天子的事情。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撰写传注的人既然不理解孔子写作《春秋》的意图，而杜预、何休之流又胡乱加以解说。比如杜预的解说就说：“周朝德政已经衰微，官员失职，各种记载大多违背旧章。孔子依据鲁国史官的策书成文，考察其真伪并记录其典礼，那些教化所存留、文辞所损害的地方，就删改并纠正它，其余的都直接沿用旧史。”如果按照他的说法，那么孔子只是一个史官罢了。《春秋》既然说是创作的，却又只是依据其记载直接沿用旧史，那么圣人何必苟且作书呢？何休的解说曰：“《春秋》是要贬低周朝而尊崇鲁国。”孔子因为天下无王才作《春秋》，怎么能说是贬低周朝而尊崇鲁国呢？比如经书中写“王正月”，是为了彰显大一统；先写王后写人，是为了贬低诸侯；不写“王战”，是为了显示天下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写“王”而加上“天”，是为了区别吴、楚的僭越伪称。《春秋》尊崇周王如此，怎么能说是贬低周朝呢？撰写传注的人既然不理解孔子写作《春秋》的意图，而注释的人又胡乱加以解说。直到如今喜好怪异的人，更加引用血书端门等各种谶纬之说来解释《春秋》，这就是啖氏所说的“宏大的纲领既已丧失，所有的细节随之大大偏离”了。所以自从孔子去世后，能深知《春秋》之所以作以及《春秋》所蕴含的道理的，只有孟子罢了。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失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的意思，是说王者的号令尚且行于天下，而在号令之中有过失错误，那么诗人就可以规劝讽刺并纠正它；等到天下大乱而王道动荡，号令不行，天子徒有虚名而已，那么孔子就作《春秋》来代替其赏罚。《春秋》完成后，孔子不久就去世了，又因为书中讥刺诛绝多针对当时的人，不可以显扬流传于世，所以门弟子中受业《春秋》的没有听说有谁。其后于是有了《春秋》五传，邹氏、夹氏早已失传，而《左传》、公羊、谷梁在汉代兴起。然而它们祖述传授，传记并不明确。比如学习《左传》的人，就托称为左丘明，说与孔子同好恶，又身为国史，所载皆得其真。然而左氏的书，也有失误谬误，这也是偏袒左氏的话。学习公羊、谷梁的人，又说孔子经成，只传给子夏，公羊高、谷梁赤都是子夏的门人。如果这两人同出子夏之门，不应传述有同有异，这也是偏袒公羊、谷梁的话。三传的出处既然已经讹误，诸儒的解说不可依据，只应当取其是而舍其非罢了。《春秋》的名称，解说的人也很多。比如左氏解说韩宣子到鲁国，看到《易象》与《鲁春秋》。又孟子也说：“晋国称之为《乘》，楚国称之为《梼杌》，鲁国称之为《春秋》，其实是一样的。”这是孔子在未作之前已名为《春秋》，孔子沿袭而不改。杜预说：“史官所记载的，必定标明年份以首事。一年有四季，所以错综交织作为所记载的名称。”《孝经》也说：“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这是说《春秋》可以举四时，杜预的解说是对的。三传的解说既然不可确证，其后

译先前，左氏多记载事迹，而公羊也保留了大概。陆淳认为，在裁断义理方面，都不如谷梁精微。如今用三家的说法来检验其恰当与否，谷梁最为精深。并且以谷梁为根本，其关于是非褒贬的说法，则杂取三传及历代诸儒、唐代啖氏、赵氏、陆氏之说，取其长处而遵从。那些未曾听闻的，就用所听闻的安定先生的说法来解释。说：

译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卷一

宋 孙觉 撰

隐公

元年春王正月

孔子作《春秋》，是因为天下没有真正的王才作的，并不是专门为隐公而作的。那么《春秋》从隐公开始，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平王统治的终结。为什么呢？从前周幽王遭遇祸难，周平王东迁，平王既然不能真正行使王权，周代的王道就断绝了。看那东迁之后，周王室衰微，诸侯强大，朝见天子的礼仪不再修习，缴纳贡赋的职责不再过问，天子的号令无法约束诸侯，赏罚无法施加于人，破坏法制、改变纲纪的有，变更礼制、扰乱音乐的有，杀害君主、残害父亲的有，掠夺国家、窃取名号的有，四处征伐，毫无禁忌，天下的政事、中原的事务，都被诸侯分割把持。平王平庸昏暗，历经孝王、夷王、厉王、宣王、幽王、平王、桓王、庄王、釐王、惠王，没有人能够中兴周室，局势动荡衰败，直到隐公去世。活着的时候或许还有期待，死了还有什么作为呢？所以《诗经》从《黍离》开始衰落，《尚书》从《文侯之命》开始断绝，《春秋》从隐公开始记载。《诗经》从《黍离》开始衰落，是因为天下不再有天子的诰命；《春秋》从隐公开始记载，是因为天下不再有真正的王。想要治理末流，必须先端正根本；想要严肃终结，必须先纠正开始。元年记载“王”，是为了端正根本；记载“正月”，是为了纠正开始。根本已经端正，开始已经纠正，然后用大中至正的法度，随之进行诛罚和奖赏，所以说：“元年春，王正月。”隐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是为了彰显正统。五等爵位的制度，虽然说是世袭继承，但都要向天子请示。隐公继承惠公，是天子的命令，所以不记载即位，以此显示正统。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结盟，是乱世的事情，所以圣王在位时，寂静无声，没有听说过。这大概是周道衰败，人心背离，忠信几乎断绝，诡诈交错兴起，于是各国相互之间，才开始有歃血立誓的事情。凡是记载结盟的，都是厌恶这种行为。邾，是附庸国。仪父，是字。附庸国的君主，未能列入诸侯，所以记载他的字以作区别。僖公十七年“公会邾仪父盟于趡”、庄公二十三年“萧叔朝公”就是这种情况。《春秋》的法度，罪恶严重的记载日期，其次的记载季节，不只是结盟如此，以此类推，二百四十二年间诸侯罪恶轻重的事迹，清晰地可以看见。蔑，是鲁国的地名。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段，是郑伯的弟弟。查考：诸侯杀大夫称为“人”，称国名杀世子、亲弟弟称为“君”，由此可知这是“郑伯的弟弟”。“克”，是力量战胜的言辞。段是郑伯的弟弟，凭借郑伯的力量才战胜他，这说明段骄傲强悍难以制服，国人没有人能抵挡。郑伯纵容段养成恶习，以至于动用军队，这是兄长不像兄长、弟弟不像弟弟。郑伯不像兄长，段不像弟弟，所以说“郑伯克段于鄢”，用来共同讥讽他们。鄢，是郑国的地名。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天王派宰咺来送惠公夫人仲子的助丧财物，是不合礼的。仲子，是孝公的妾，惠公的母亲。惠公既然已经即位为君，仲子不称为夫人，是因为妾母不能称为夫人，所以说惠公仲子。称惠公仲子，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为了区别惠公的母亲罢了。文公九年“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禭”，都是这个意思。仲，是字；子，是宋国的姓。车马称为赗，衣衾称为禭，珠玉称为赙。宰咺，是天子的士。宰，是官职；咺，是名字。天子士的名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与宋人结盟，都是地位卑微的人。外国的卑微者称为“人”，内国的卑微者称为“及”，不能说鲁国（的君主）的缘故。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祭伯，是天子的卿。不称为使者，不是天子的命令。不是天子的命令，那就是出逃。不说出逃，也不是出逃。祭伯私自前来。祭伯私自前来，所以说“祭伯来”，以此厌恶他。祭，是国名；伯，是爵位。

公子益师卒

益师，是孝公的儿子，内大夫。内大夫生死都称为公子、公孙或氏，不称大夫，是因为厌恶世袭俸禄。古代诸侯的大夫都由天子任命，周王室衰微后，这种制度就废除了，所以鲁国的臧氏、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晋国的狐氏、荀氏、赵氏、郤氏、栾氏、范氏，齐国的高氏、国氏、崔氏，卫国的〇氏、孙氏，都世代执掌政权，没有由天子任命的，这些都是所谓的世袭俸禄者。《春秋》对内详细对外简略，所以只记载内大夫的去世以表示痛恨。

二年春公会戎于潜

公与戎人在潜地相会。圣王不兴起，六戎的人进入中原，与诸侯抗衡，所以公与戎人在潜地相会。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事，不得会见诸侯，何况会见戎人呢？凡是记载相会的，都是厌恶这种行为。潜，是鲁国的地名。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是小国。入，是带兵进入。莒是小国，带兵进入向国，是因为隐公、桓公时期，征伐用兵，国家无论大小，都专断行事，所以莒人带兵进入向国。称“人”，是因为《春秋》对小国的卿大夫都简略称为“人”，因为他们的土地微小简陋，礼仪不足。

无骇帅师入极

无骇，是公子展的孙子，不称氏，是因为没有被任命。极，是附庸国。外有莒人入向，内有无骇帅师入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