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觧卷五

译这其中的深意在于：鲁国正面临危难，国人迎接他回国，《春秋》赞许他返回，特意改变笔法记载为：“季子来归。”只称字而不称名，这是《春秋》对他极为赞许的表现。不记载“至”，是因为他未曾被拘捕；不记载他从哪里来，是因为是鲁国人迎接他回去的。陆氏说：“圣人赞许他归来，不讥讽他离去，以此阐明他能够随势变化而合乎中道，进退都不违背正道。”

译冬天，齐国的仲孙来到鲁国。

仲孙，是齐国的大夫。当时鲁国正遭遇危难，齐侯派他来窥探鲁国。经文不写“使”，是因为仲孙掌握了专使的适宜，接受命令而来，鲁国因此得以平定危难，《春秋》嘉奖他，特意书写他的字，说：“齐仲孙来。”齐国怀有窥探鲁国的心思，而仲孙制止了它。不写“使”，是因为他不接受君主的命令。鲁国的危亡迫在眉睫，而仲孙保全了它。不书写他的名，是因为鲁国人感激他的恩德。《春秋》的法度，大夫进行外交活动就书写“来”，隐元年祭伯来就是如此。仲孙接受齐侯的命令，本打算窥探鲁国并夺取它，仲孙不接受君主的命令，反而用言辞保全鲁国，这是人臣的外交行为。《春秋》厌恶他名分不分，特意书写他的字来表彰他。陆氏说：“保全邻国的美德，没有超过仲孙和高子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仲孙，就是公子庆父。把他系于齐国，是把他当作外人看待。”考察《春秋》的创作，是为了惩戒动乱，实际上鲁国的庆父却书写为齐国的仲孙，不仅道义不明，又怎么能制止动乱呢？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二年春天，周历正月，齐国人迁移了阳国。

赵子说：“迁移并使其臣服称为迁。”阳，是一个国家。齐国强大，迁移阳国使其成为自己的附庸国。齐国称“人”，是贬低它。诸侯虽然有国家的大小、爵位的尊卑，但都接受天子分封的土地而成为同列，依仗强大而迁移他国使其成为附庸，这罪过不可胜数。不书写“防”（丧礼），是因为宗庙祭祀得以恢复。

夏天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

关于禘祭的说法见于《诗经》，见于《春秋》，见于《论语》、《中庸》。孔子的意思相同，但传记和诸儒的说法纷纭不一，无法统一，应当以孔子的说法为准。《春秋》中关于禘祭的话说：“吉禘于庄公。”又说：“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庄公去世在前一年的八月，到闵公二年的五月，还没有满三年。书写“吉禘”，不可以说是吉利的禘祭。直言庄公，不在太庙，不配享祖先。哀姜去世在僖公元年，到了八年才禘祭并致送她，因为夫人而禘祭，禘祭又致送夫人。《春秋》书写禘祭的有两处，都是失礼且非常规的，讥讽它就书写它。《春秋》的法度，祭祀失礼的，直言祭名，接着写下事情；只书写“事”，禘、尝、烝、绎失礼就书写它。大事、有事于祭，没有讥讽，只是接着写下事情罢了。“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大事，就是禘祭；“有事于太庙，仲遂卒于垂”，“有事于武宫，叔弓卒”，有事，就是烝、尝。禘大于烝、尝，所以加“大”来区别；烝、尝是常事，所以只说“有”。大事没有讥讽，但跻僖公失礼，不能书写“禘”；有事没有讥讽，但仲遂、叔弓的去世非常规，不能书写“烝”、“尝”。大概禘祭，是天子、诸侯审定昭穆次序的祭名。群公的宫庙，合食于太祖，已经迁祧的祖先，升享于庙。从天子、诸侯三年的丧期结束，宗庙的祭祀都废止不举行，直到丧期结束，就迁移亲尽者的祧庙，致送新死者的神主，审定区别昭穆，在太庙举行大祭，于是举行禘礼。闵公的丧期未除，而庄公的神主进入庙堂，这是急促的。夫人不应当致送，太庙不应当禘祭，用字不应当使用，所以也讥讽它而书写“禘”、书写“致”。《诗经·周颂·雍》的序说：“雍，是禘祭太祖。”《长发》的序说：“长发，是大禘。”《雍》诗说：“宣哲维人，文武维后。”又说：“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那么《雍》诗所涉及的，只限于文武，不是大禘。《论语》说：“三家者以雍彻。”如果《雍》是大禘，不应三家只用于彻祭，而孔子讥讽它，也只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这怎么能用在三家的堂上呢？”大概三家的僭越，只是僭用彻祭的歌，不僭用禘乐。如果确实僭用禘乐，孔子定罪，应当更加明确，不能只以天子、辟公来说明。《长发》诗说：“濬哲维商，长发其祥。”大概商，是契开始受封。又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契的孙子。又说：“帝命不违，至于汤齐。”那么商的禘祭，是从契以下吗？回答说：“相土，是从契以下，贤明的君主，所以特别举出他。”由此看来，商的禘祭，禘祭契以下直到汤，汤以来都应当立庙而迁祧的，所以不排序。《论语》说：“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中庸》说：“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大概孔子谈论鲁国的禘祭，就讥讽既灌以后；他论述治国，就先郊社而后禘尝。那么禘尝之礼通达于诸侯，郊社之礼大于禘尝，也就明白了。现在考察诸经，那么天子的禘祭不及于祖之自出，而诸侯之国大抵都能做到。《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祭法》说：“殷人禘喾而郊冥。”不知道《礼记》各篇从哪里知道不王不禘、禘大于郊呢？《春秋》的法度，祭祀非常、失礼的

译“书”是祭祀的名称，所以郊祭是天子的礼制，鲁国作为诸侯不得举行郊祭，而成王却妄自赏赐，鲁公僭越接受，《春秋》凡是郊祭中失礼的地方都一并记载在“郊”字之下，以此来表明郊祭不合礼制。禘祭和尝祭，失礼的地方不在于祭祀本身，只是说“大事”、“有事”罢了。《春秋》不讥讽禘祭不合礼制，那么“不是天子就不该举行禘祭”的说法就是错误的。《长发》这首诗，是殷商的大禘祭，而诗中涉及的只说是“商”，并没有说是“喾”。众儒生从而扩大解释说：“周朝的禘祭，是禘祭喾；鲁国的禘祭，是禘祭文王。”《閟宫》这首诗，它的序言对鲁国的事记载得很完备，其中的辞句说：“伟大的后帝，伟大的祖先后稷。”又说：“周公是伟大的祖先，也赐福给你。”大概鲁国的郊祭，是郊祭后稷，所以说后稷；鲁国的禘祭，是禘祭周公，所以诗中说周公而不说文王。如果真的是禘祭文王，诗中应当叙述，不应该只列举鲁国起源的次序，而唯独遗漏文王，说鲁国不祭祀他，所以诗中不提。既然如此，那么周朝的禘祭，是禘祭后稷；鲁国的禘祭，是禘祭周公。天子和诸侯都可以通行禘礼，而禘祭比郊祭规格低是毫无疑问的。《礼运》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周公的礼制大概衰微了。”《祭统》说：“成王追念周公，赐给他隆重的祭祀，郊祭、社祭、禘祭、尝祭就是这些。”《礼记》各篇只见到《春秋》所载的郊、社、禘、尝的名称，就认为都是天子的礼制，不知道社、稷、禘、尝都是诸侯可以祭祀的。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大概是成王尊崇宠爱周公，让他郊祭上天，其他典礼自然遵循原本的爵位。众儒生只要见到《春秋》记载了，不再探究实际情况，就为之解说。所以沿袭导致错误，只应当以孔子删定的《春秋》作为准则，众儒生的说法不可凭信。

译秋季八月辛丑日，鲁闵公去世。

闵公去世不记载地点，是因为他被庆父杀害。《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按照臣子的礼义，不能直说君主被弑，所以只说“公薨”。弑君的贼人如果受到讨伐，就记载葬礼。闵公的贼人没有受到讨伐，反而让他出逃，所以《春秋》不记载闵公的葬礼，以此来谴责鲁国的臣子。《谷梁传》说：“因为贼人没有受到讨伐，所以不记载葬礼。”查考杀害闵公的是庆父，《春秋》没有讨伐哀姜，按理应当记载葬礼。贼人没有受到讨伐，不记载葬礼，又怎么能区分呢？《谷梁传》的说法不对。

九月，夫人姜氏逃到邾国。

这是文姜的出逃，不称姜氏，是为了让齐国与她断绝关系。这是哀姜的出逃，称姜氏，是为了表明邾国不是姜氏的母国，她得以与齐国断绝关系是毫无疑问的。邾国收容并接纳了她，是有罪的。《春秋》深深谴责邾国收容他国夫人的行为，特意说“夫人姜氏孙于邾”，以显示她不与之断绝关系的罪过。《谷梁传》说：“这是避讳说奔逃。”查考鲁国内部不说“奔”，这是《春秋》臣子的法则，是为了等待时机成熟而责备周全，怎么能说是避讳呢？

公子庆父出逃到莒国。

庆父接连杀害两位君主，鲁国的臣子不能讨伐并杀死他，以至于让他出逃。《春秋》的法度，弑君的贼人不能在当时受到讨伐，那么《春秋》就不再记载他，这是因为圣人极其痛恨他，希望立即讨伐，不希望看到他再次出现。特意记载庆父的出逃，是深深谴责鲁国的臣子。《谷梁传》说：“说‘出’，是与他断绝关系。”查考鲁国大夫出逃，惯例都记载“出”，为什么唯独庆父特别说是断绝关系呢？不对。

冬天，齐国高子来结盟。

庄公死后，子般、闵公都遭遇贼人杀害，鲁国多年没有君主。齐桓公以霸主的道义，派高子来结盟，平定鲁国的祸乱。《春秋》认为高子贤能，懂得专使的道理，接受命令但不接受辞令，最终拥立了贤明的僖公，鲁国的祸乱于是平息。不说“齐侯派”，是为了显示他能行使权力；不记载他的名字，是为了褒扬他平定祸乱。《公羊传》说：“我国没有君主。”赵子反驳说：“既然与鲁国结盟，就是传达使命，如果不传达使命，怎么结盟呢？”

十二月，狄人进入卫国。

查考《左传》记载狄人攻打卫国的事，认为是卫国防备而迁都。然而《春秋》只记载“入”，是因为狄人虽然逼迫卫国，导致其逃亡，但未曾占据其土地。后来卫国再次出现在经文中，并非狄人防备并夺取了它，所以不说“防”。

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

《诗经·清人》的序言说：“高克贪图利益而不顾念他的君主，文公厌恶他想要疏远他而不能，让高克率领军队在边境抵御敌人，陈列军队在黄河上徘徊，很久不召回，众人散去回归，高克逃往陈国。公子素来厌恶高克，进用他不合礼制，文公罢退他不合道义，这是危亡国家、丧失军队的根本。”大概《清人》这首诗，深深厌恶高克同时也谴责文公。然而《春秋》记载说“郑弃其师”，没有谴责高克，因为高克进用不合礼制，君主厌恶他不能罢免，他也只是个小人罢了，小人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做君主的才有罪。文公厌恶他的臣子，放逐他可以，不放逐他反而给他军队，让他抵御寇贼于边境，高克最终出逃而军队溃散，那就不是高克的罪过，而是派遣他的人有罪。郑国之所以为郑国，是因为它有郑国的军队，现在驱赶他的军队离开，不能归罪于高克。《春秋》的法度，自己招致的灾祸以“自取”来表述，“齐人殱于遂”、“郑弃其师”、“梁亡”之类就是这样。所以不按照常规改变文字来记载，这是圣人深深谴责的缘故。

《春秋经解》卷五

<经部,春秋类,孙氏春秋经解>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卷六

宋 孙觉 撰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僖公继闵公被弑之后，不行即位之礼，《春秋》防范实际上去除它，以显示继弑的法度，《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都对。《左传》说：“这是因为僖公出奔的缘故。”查考《左传》的意思，认为闵公被杀，僖公曾经出奔，因此不说即位，因为僖公出奔，不在正月即位。定公六月即位，《春秋》记载了，僖公即位不在正月记载，又有什么妨害呢？赵子反驳得很完备。

齐国军队、宋国军队、曹国军队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

《春秋》的道义，凡是驻扎都含有讥讽，没有驻扎而说救援的。有能力救援，就救援可以；不能救援，又徒然驻扎，这是谴责。《春秋》说救援说驻扎的有两处：襄公二十三年“叔孙豹率领军队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以及这一年“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聂北的驻扎，先驻扎后救援；雍榆的驻扎，先救援后驻扎，都有罪。在罪责之中，又有轻重之分。齐桓公的霸业已经兴盛，诸侯都已经服从，在这个时候，狄人已经进入邢国并将要灭掉邢国。作为齐桓公，不能抵御夷狄，使他们不进入中原；等到他们进入中原侵凌诸侯，就仗着大义，率领诸侯去救援，于是驻扎在聂北，说“救援邢国”。军队已经驻扎了，还能救援吗？实际上是驻扎而名义上是救援。雍榆的驻扎，是齐国攻打晋国。齐国强大鲁国弱小，势力不能敌对齐国的强大，又畏惧晋国不敢不去，于是率领军队救援，而驻扎在雍榆。聂北的驻扎，先驻扎后救援，谴责他能救援而不救援；雍榆的驻扎，先救援后驻扎，谴责他想救援而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