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解卷十三
家之説皆未得其意也。葢冉有问子贡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问伯夷、叔齐于孔子，而孔子盛称其仁；子路问卫君待子为政，而孔子欲先正名。由此推之，孔子之意可知矣。夷、齐兄弟逊国，至于饿死，而孔子屡道其仁；瞆、輙争立，父子仇敌，而孔子请先正名，孔子之意可知矣。蒯聩事其亲孝，必不至于见逐；灵公教其子以道，亦不至于逐之。《书》曰：「卫世子蒯聩出奔宋。」见蒯聩得罪于父，见逐出奔，被天下不孝之名，其恶莫加焉。不能饬躬改行以求容于父，又不能逃于山林待罪以死，而父没不丧，求反其国以与子争位，则蒯聩之罪也。辄为人子，而父逐于外，不能号慕毁瘠以感动灵公而复之位；灵公死，夫人立之，不辞以父亡未复而即位为君；蒯聩在外且入，不能迎之，居位而以兵拒之，又围之焉，则輙之罪也。使灵公得为父之道，则聩不至于逐；使聩得事父之礼，则逐而必反其位；使辄得子孙之义，则能感动王父以复聩之位，屏位权立以须聩之入。葢灵公、蒯聩不父，而卫輙不子，是以至于蒯瞆出奔，赵鞅纳聩，而石防姑围戚。孔子曰：「必也正名。」父父子子之名也。聩之奔也，《书》曰：「世子出奔。」所以见灵公、蒯聩父子之道缺也。聩之入，《书》曰：「纳卫世子。」所以见蒯聩、防輙争国之罪也。书曰世子者，非与蒯聩也，葢称之以有见也。出奔而不名世子，何以见父子之乖离乎？见纳而不曰世子，何以见蒯瞆之必争，而輙拒之之罪乎？郑忽之奔，不称世子，忽非见逐于父也，罪其有世子之位不能居而至于出奔，是以夺之也。忽久于外，得国而后归，称曰世子者，以明突之不正，而正忽之归也。蒯聩称世子，则反是矣。其奔也，则见逐于父；其入也，则见拒于子。于其纳也，夺其世子之称，则若聩无得立之理，而辄之拒之为得其正。然书之曰「纳卫世子」，则辄之拒之为不得其正，显矣。郑忽之归，非与之也，所以正突之不正；蒯聩之纳，非正之也，所以罪辄之拒之也。三传诸儒皆未得其义。
译各家关于此事的解说都没有领会其中的深意。大概冉有问子贡说：“夫子支持卫君吗？”子贡向孔子询问伯夷、叔齐的事迹，孔子极力称赞他们的仁德；子路问孔子如果由他治理卫国该怎么办，孔子主张首先要端正名分。由此推论，孔子的意图就可以知道了。伯夷、叔齐兄弟互相谦让君位，以至于饿死，而孔子屡次称道他们的仁德；蒯聩、辄争夺君位，父子像仇敌一样，而孔子主张首先要端正名分，孔子的意图就可以知道了。蒯聩侍奉父亲如果孝顺，必定不至于被驱逐；灵公教导儿子如果合乎正道，也不至于驱逐他。《春秋》记载：“卫世子蒯聩出奔宋。”这表明蒯聩得罪了父亲，被驱逐出逃，背负天下不孝的恶名，他的罪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他不能修身改过以求得父亲的谅解，又不能逃入山林等待罪责而死，却在父亲死后不守丧，谋求返回卫国与儿子争夺君位，这就是蒯聩的罪过。辄作为人子，父亲被驱逐在外，不能哀号思慕、消瘦毁伤以感动灵公恢复父亲的地位；灵公死后，夫人立他为君，他不以父亲去世未恢复地位为由辞让君位；蒯聩在外且要回国，他不迎接父亲，反而占据君位用军队抵抗，又包围他，这就是辄的罪过。假如灵公能尽到为父之道，那么蒯聩不至于被驱逐；假如蒯聩能尽到事父之礼，那么即使被驱逐也必定会恢复他的地位；假如辄能尽到子孙之义，那么就能感动祖父恢复蒯聩的地位，屏退君位暂立以等待蒯聩回国。大概灵公、蒯聩没有尽到为父之道，而卫辄没有尽到为子之义，所以导致蒯聩出奔，赵鞅接纳蒯聩，而石防姑包围戚邑。孔子说：“一定要端正名分。”这就是父子各安其位的名分。蒯聩出奔时，《春秋》记载为“世子出奔”，这是为了表明灵公、蒯聩父子之道的缺失。蒯聩回国时，《春秋》记载为“纳卫世子”，这是为了表明蒯聩、防辄争夺国家的罪过。记载为世子，并不是赞同蒯聩，而是借此有所表明。出奔时不称世子，怎么能表明父子关系的乖离呢？被接纳时不称世子，怎么能表明蒯聩必定要争夺，而辄拒绝他的罪过呢？郑忽出奔，不称世子，因为忽不是被父亲驱逐，而是谴责他有世子的地位却不能安守以至于出奔，所以剥夺他的称谓。忽长期在外，得到国家后才回来，称他为世子，是为了表明突的不正当，而肯定忽归国的正当性。蒯聩称世子，情况则相反了。他出奔时，是被父亲驱逐；他回国时，是被儿子拒绝。在他被接纳时，剥夺他世子的称谓，就好像蒯聩没有可以继位的道理，而辄的拒绝是合乎正道的。然而记载为“纳卫世子”，那么辄的拒绝不合正道，就显而易见了。郑忽的归国，并不是赞同他，而是为了纠正突的不正当；蒯聩的被接纳，并不是肯定他，而是为了谴责辄的拒绝。《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及诸儒都没有领会其中的义理。
三年春，齐国夏、卫石防姑帅师围戚。
欲围戚者，卫也，而主兵以齐。葢圣人之意，以蒯聩为世子，而辄拒之，以子拒父而又围之，罪不待诛絶而可见也。齐，大国，又世为盟主，诸侯不道父子争国，明大义以正之可也，乃助其子以围其父，推之主兵，则以深罪之也。公羊曰：「伯讨也。」以子围父为伯讨，天下复有不义之兵乎？谷梁曰：「子不围父。」亦不得其义也。
五月辛夘桓宫僖宫灾
威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诸侯五庙，而十世、七世存焉，葢非礼矣。葢威公之存者，三威擅政而祖庙不毁也；僖宫之存者，以威庙之存而僖为盛徳，借威不毁以兼存僖宫也。葢皆三威之罪，于是因灾而书之，所以记异，且见不毁之非礼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盗杀蔡侯申。
春秋弑君，有称国者，称人者，称名者。国则众，人则贱，名则大夫也。未有书曰「盗」者，不知其来且何国人也。其君见弑，而不知弑者之名，是以曰「盗」尔。不曰蔡「盗」，而但曰「盗」焉，是明不知其弑者之名也。为人君而见弑于「盗」，则其所以为君者可知也。左氏以为公孙翩实弑之，经何为不书翩乎？公羊曰：「罪人也。蔡侯申近罪人而见弑，当如阍弑呉子余祭书之。」谷梁谓「盗」有三名，有袭利者近之尔。
晋人执戎蛮子赤归于楚
戎蛮子，赤夷狄也，而晋执之；楚非京师，而晋归之。执之有罪，归之有罪，故防之曰「晋人也」。
六月辛丑亳社灾
诸侯建国皆立两社，其一国社，其一亡国之社。故《左氏》曰：「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公室，诸侯国，诸侯国有两社焉，则所谓国社、亡国之社也。公羊以亳为蒲，遂致误也。谷梁之说是也。
五年春，城毗。夏，齐侯伐宋。秋九月癸酉，齐侯杵臼卒。冬，叔还如齐。闰月，▯齐景公。
闰者，嵗之余日。丧事不以备数，为其杀恩而短丧也。诸侯五月而▯而齐景公以閠月焉，春秋非之，故特书曰：「闰月▯齐景公也。」谷梁之説是。
六年春，城邾瑕。晋赵鞅帅师伐鲜虞。呉伐陈。夏，齐国夏及髙张来奔。叔还防呉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轸卒。齐阳生入于齐。齐陈乞弑其君荼。
阳生入齐，而陈乞弑君，则是阳生与闻乎弑也。不以阳生首恶者，阳生之入，陈乞召之；荼之弑，陈乞为之。加阳生以弑君之罪，则陈乞废立之迹不明；书阳生之入，而陈乞弑君，则陈乞之恶着，而阳生与有罪也。谷梁曰：「阳生正，荼不正。」按经书阳生之入，而荼见弑焉，则阳生篡荼也，何得曰阳生正、荼不正乎？
七年春，宋皇瑗帅师侵郑。晋魏防多帅师侵卫。夏，公防呉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来。
春秋》灭国而以其君归者，书归。内以君归，有书来。来者，自外之辞，别异于外诸候之国也。《谷梁》以为外鲁之辞，恐不然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呉伐我。
春秋于外诸侯加兵于鲁者，必曰某鄙，未有曰伐我者。于是呉伐之，十一年齐伐之，不曰某，而皆曰伐我，此春秋之终而圣人之意也。夫鄙者，边逺之地也。我之治道素行而御敌之具素修，则敌不来，来斯败之，而彼虽加兵焉，不能加于我都也，加于我鄙而已。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虽大国之侵伐，未尝曰侵我伐我者。哀之八年呉伐我，十一年齐伐我，自是春秋且终，而侵伐之事不复见于经矣。春秋内鲁之法，非私之也，欲其修所以为治者称之尔。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不为不久；一十二公，不为无人。而因循苟简，讫于春秋之终，国日以蹙，敌日以多。孔子老矣，又不见其成功，于其书法之终，而敌人之来不絶，之所以同之诸侯而为戒于后也。春秋之法尊周，凡其行事皆曰京师，所以望周之有为于天下。至其大坏而无法，甚衰而不支，则一书之曰成周，言周道之不复而列国无异也。春秋之法内鲁，凡其见伐必曰某鄙，所以望鲁之兴而有为于其国也。至于二百年之久，终十数世而不复
译鲁哀公三年春季，齐国的国夏、卫国的石防姑率领军队包围了戚地。
想要包围戚地的是卫国，但主持军事行动的是齐国。大概圣人的用意在于，认为蒯聩是世子，而卫辄拒绝接纳他，儿子抗拒父亲却又包围他，这种罪行不需要诛杀绝嗣就显而易见了。齐国是大国，又世代担任盟主，对于诸侯父子争国的不道行为，本应阐明大义来纠正他们，却反而帮助儿子包围父亲，推举齐国主持军事，这是为了深责齐国的罪过。《公羊传》说：“这是伯主的讨伐。”把儿子包围父亲称为伯主的讨伐，天下还有不义的军队吗？《谷梁传》说：“儿子不包围父亲。”这也未能得其义理。
五月辛夘日，桓公庙和僖公庙发生火灾。
威公是哀公的十世祖；僖公是哀公的七世祖。诸侯只有五座宗庙，却保留了十世祖和七世祖的庙，大概是不合礼制的。大概威公庙得以保留，是因为三桓专权而祖庙未被毁弃；僖公庙得以保留，是因为威公庙得以保留，且僖公德行盛大，借威公庙不毁而连带保留了僖公庙。大概这都是三桓的罪过，于是趁着火灾记载下来，用来记录异常现象，并且表明不毁弃这些庙是不合礼制的。
鲁哀公四年春季，周历二月庚戌日，强盗杀死了蔡侯申。
《春秋》记载弑杀国君，有称国家的，有称人的，有称名字的。称国家表示人多，称人表示地位低贱，称名字表示是大夫。没有记载为“盗”的，是因为不知道凶手来自哪里以及是哪国人。国君被弑杀，却不知道弑杀者的名字，所以称为“盗”。不说蔡国的“盗”，而只说“盗”，这是明确不知道弑杀者的名字。作为国君却被“盗”所弑杀，那么他之所以成为国君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左传》认为是公孙翩实际弑杀了他，经文为什么不记载公孙翩呢？《公羊传》说：“这是罪人。蔡侯申亲近罪人而被弑杀，应当像阍人弑杀吴子余祭那样记载。”《谷梁传》认为“盗”有三种含义，有偷袭获利者，接近这个意思。
晋国人抓获戎蛮子赤，把他交给楚国。
戎蛮子赤是夷狄，晋国却抓获了他；楚国不是周王室所在地，晋国却把他交给楚国。抓获他有罪，交给他也有罪，所以用“晋人”来防范这种说法。
六月辛丑日，亳社发生火灾。
诸侯建立国家都设立两座社坛，一座是国社，一座是亡国之社。所以《左传》说：“在两社之间，作为公室的辅佐。”公室指诸侯国，诸侯国有两座社坛，就是所谓的国社和亡国之社。《公羊传》把亳当作蒲，于是导致错误。《谷梁传》的说法是正确的。
鲁哀公五年春季，修筑毗地城墙。夏季，齐侯攻打宋国。秋季九月癸酉日，齐侯杵臼去世。冬季，叔还前往齐国。闰月，〇齐景公。
闰月，是年份的多余日子。丧事不凑足天数，是为了防止削弱哀思而缩短丧期。诸侯五月下葬，而齐景公在闰月下葬，《春秋》非议他，所以特别记载说：“闰月〇齐景公。”《谷梁传》的说法是正确的。
鲁哀公六年春季，修筑邾瑕城墙。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攻打鲜虞。吴国攻打陈国。夏季，齐国的国夏和高张来投奔鲁国。叔还抵御吴军于柤地。秋季七月庚寅日，楚子轸去世。齐阳生进入齐国。齐国陈乞弑杀了他的国君荼。
阳生进入齐国，而陈乞弑杀国君，那么阳生就参与了弑君之事。不把阳生作为首恶，是因为阳生的进入，是陈乞召他来的；荼的被弑杀，是陈乞做的。如果给阳生加上弑君的罪名，那么陈乞废立国君的踪迹就不明确了；记载阳生的进入，而陈乞弑杀国君，那么陈乞的罪恶就显著了，而阳生也有罪。《谷梁传》说：“阳生正统，荼不正统。”按照经文记载阳生的进入，而荼被弑杀，那么阳生就是篡夺了荼的位置，怎么能说阳生正统、荼不正统呢？
鲁哀公七年春季，宋国皇瑗率领军队侵犯郑国。晋国魏防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夏季，鲁君在鄫地抵御吴军。秋季，鲁君攻打邾国。八月己酉日，攻入邾国，带着邾子益来到鲁国。
《春秋》记载灭国并带着国君归来，记载为“归”。国内带着国君归来，有记载为“来”的。“来”是出自外部的用语，区别于外部的诸侯国家。《谷梁传》认为是区别于鲁国的用语，恐怕不对。
鲁哀公八年春季，周历正月，宋公攻入曹国，带着曹伯阳归来。吴国攻打我国。
《春秋》对于外部诸侯对鲁国用兵，一定说某地边境，没有说“伐我”的。于是吴国攻打我国，十一年齐国攻打我国，不说某地，而都说“伐我”，这是《春秋》终结时圣人的用意。边境，是边远之地。如果我们的治国之道一向施行，抵御敌人的器具一向修治，那么敌人就不会来，来了就打败他们，他们虽然用兵，也不能加害于我国都，只能加害于我国边境而已。二百四十二年的长久时间，虽然大国的侵犯，未曾说过“侵我伐我”的。哀公八年吴国伐我，十一年齐国伐我，从此《春秋》将要终结，而侵犯之事不再见于经文了。《春秋》内重鲁国的法则，不是偏私，是希望它修治治国的方法而称颂它。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时间不算短；十二位国君，不算没有人。但是因循苟且简略，直到《春秋》终结，国家日益缩小，敌人日益增多。孔子老了，又没有看到成功，在书法的终结，而敌人的到来不绝，所以与诸侯同等对待而警戒后人。《春秋》的法则尊崇周王室，凡是行事都称为京师，是希望周王室在天下有所作为。直到大坏而无法度，非常衰弱而不能支撑，就记载为成周，表示周道不再恢复而列国没有区别。《春秋》的法则内重鲁国，凡是见被攻打一定说某地边境，是希望鲁国兴起而在其国内有所作为。直到二百年的长久，终了十数代而不再
，则一书之曰伐我，言鲁竟衰而外诸侯之无异也。何休曰：「不言鄙者，讳围也。」何其谬哉！
译那么史书就记载说“攻打我们”，意思是说鲁国究竟已经衰败，而外诸侯对待它并没有不同。何休说：“不称‘鄙’，是避讳围城。”这多么荒谬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来奔。公防吴伐齐。三月戊戍，齐侯阳生卒。
左氏于此记阳生之卒，以为齐人弑之。然经所书，乃正卒尔，不知左氏何从知之？此当据经为定。
十有一年春，齐国书帅师伐我。夏，陈辕颇出奔郑。五月，公防呉伐齐。甲戌，齐国书帅师及呉战于艾陵，齐师败绩，获齐国书。
伐齐之役，书公而战不言我者，我防伐而不防战也。国书战败而至于获，与宋华元之获等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赋
古者什一而税，赋有常法，有余不过取之，不足不取赢。马哀公之时，国家多事，而军用不给，于是用田之多少以赋敛之，葢常赋之外，其常赋民使供于上，但一旦行之，其后不以为常，故曰「用田赋」。若始行之，其后因之不改，则经何以不言始乎？公羊之説非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论语》曰：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娶于呉，为同姓，谓之呉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然则孟子者，呉女而昭公夫人也。孔子以昭公娶同姓非礼，不敢斥君之恶，故对司败以知礼。其于《春秋》也，可以正言其恶矣，然而书之亦曰孟子，葢圣人之于《春秋》有内辞焉，所以尊之而责之备也。若孟子者，夫子不忍一言于陈司败，况忍着其恶以▯示后世乎？三传之説皆通。
十有三年春，郑罕达帅师取宋师于嵒。夏，许男成卒。公防晋侯及呉子于黄池。
呉入春秋，未常称子，惟使札来聘一称之，其他防盟侵伐皆曰呉也。黄池之防称子，又曰「晋侯及焉」。葢晋侯者，中国之盟主，而诸侯之方伯也。于是呉为蛮荒之彊，以侵渔中国，晋侯不能以中国之诸侯攘而却之，反与之会于黄池。葢及者，内为志也。晋侯盟主而为志于防蛮荒之君，则是不能伯天下之诸侯，而为呉之强暴诎也。书曰「公防晋侯及呉子于黄池」，进呉称子，所以外晋侯也；称及，所以见方伯求与之会，则诸侯皆为之诎，而将南折于呉。春秋之辞数万，其尊异而为法者三：天王也，鲁也，中国也。故内京师而外诸侯，尊天王也；内诸夏外四裔，尊中国也；内鲁外诸侯，尊鲁也。尊之所以望之，备内之所以责之周也。及其既久，而天王益衰，诸夏益弱，鲁益无道，则圣人一反之，以托于春秋之终，而为天下后世之戒也。春秋天子之事，见于经者必曰京师，而昭三十二年书曰「城成周」，天王竟衰而同之列国也。鲁为他国侵伐者必曰某鄙，而哀八年再言伐我，鲁竟无道而同之诸侯也。蛮荒之会称国而离之，此春秋常法也。而公防晋侯及呉子于黄池，进呉称子，又言晋侯及之，诸夏竟衰而同之夷狄也。春秋之防微矣，公谷皆不得其义。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
孔子曰：「鳯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子何取于河图、鳯鸟哉？取其天下有道，则鳯鸟来仪、河出图也。孔子自伤不得见昔者有道之世，而终没于离乱扰攘之邦，故叹曰：「吾已矣夫！」言其终不及见。若鳯鸟者，又何羡之乎？葢昔者舜道之成，而韶乐之和充塞于天地之间，则鳯鸟来而为仪。鳯者，有知之禽，网罟有时，而覆巢毁卵之患息，则乘和气而来仪，非以应人道之治而君徳之修也。世无我害，则来仪矣。麟者，葢鳯之类，而兽之有知者也。搜田以时，而麑卵之害息，则亦乘和气而来游，非应于时君而主于一人也。世无我害，则来防矣。《麟趾》之诗是也。故麟、鳯之为物，非以瑞于人君。人道修而物理得，则或巢于林，或游于郊，人之见之，有以知人道之至而和气之交也；人道乖而物理失，则或求之而不来，或致之而不至，人之见之，有以知治道之谬而戾气之积也。春秋之时，可谓大乱矣！父子之恩缺，而子弑父，父杀世子；君臣之义消，而臣弑君，君杀大夫；兄弟之道失，而弟篡兄，兄克弟；夫妇之道亡，而妇弑夫，夫絶妇。人道如此，则天地之气戾，而日食星陨，地震山崩，水旱不时，霜雹为害；物理反常，而
译鲁哀公十年春天，周历二月，邾国国君益来投奔鲁国。鲁哀公防备吴国进攻齐国。三月戊戌日，齐侯阳生去世。
《左传》在这里记载阳生的去世，认为是齐国人弑杀了他。然而《春秋》经文所记载的，只是正常的去世罢了，不知道《左传》是从哪里得知这一情况的？这应当以《春秋》经文的记载为准。
鲁哀公十一年春天，齐国国书率领军队攻打我国。夏天，陈国大夫辕颇出逃到郑国。五月，鲁哀公防备吴国进攻齐国。甲戌日，齐国国书率领军队与吴军在艾陵交战，齐军大败，俘获了齐国国书。
这次攻打齐国的战役，记载鲁公而战争不称“我”，是因为我国只防备进攻而不防备交战。国书战败以至于被俘，与宋国华元被俘的情况相同。
鲁哀公十二年春天，实行按田亩征收赋税的制度。
古代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赋税有固定的法则，有余不额外征收，不足不强行凑数。到了鲁哀公时期，国家多事，军费不足，于是根据田亩的多少来征收赋税，大概是在常规赋税之外，让百姓向朝廷缴纳常规赋税，但一旦实行，后来并不把它作为常制，所以称为“用田赋”。如果开始实行，后来沿袭不改，那么经文为什么不写“始”呢？《公羊传》的说法是不对的。
夏天五月甲辰日，孟子去世。
《论语》说：陈司败问鲁昭公懂礼吗？孔子说：“懂礼。”孔子退下后，陈司败向巫马期作揖并上前说：“我听说君子不偏袒，君子也偏袒吗？国君娶了吴国的女子，因为是同姓，所以称她为吴孟子。国君如果懂礼，谁不懂礼呢？”那么孟子，就是吴国女子，也是鲁昭公的夫人。孔子认为昭公娶同姓女子不合礼制，但不敢指责国君的过错，所以对陈司败说昭公懂礼。而在《春秋》中，可以直言其恶，然而记载时也称她为孟子，大概是因为圣人在《春秋》中有内部的措辞，用来尊崇她而责备她周全。像孟子这样的人，孔子不忍心对陈司败说一句重话，何况忍心揭露她的过错来昭示后世呢？《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都讲得通。
鲁哀公十三年春天，郑国罕达率领军队在嵒地俘获了宋国军队。夏天，许国国君成去世。鲁哀公在黄池会见晋侯和吴子。
吴国进入《春秋》记载，不曾称“子”，只有派札来聘问时称了一次，其他会见、结盟、侵犯、征伐都只称“吴”。黄池的会见称“子”，又说“晋侯及之”。大概晋侯是中原的盟主，也是诸侯的方伯。当时吴国是蛮荒地区的强国，侵犯掠夺中原，晋侯不能率领中原诸侯击退它，反而与它在黄池相会。大概“及”字，表示内心有志向。晋侯作为盟主却有志向去会见蛮荒的君主，这就是不能统领天下诸侯，而被吴国的强暴所屈服。经文记载“公防晋侯及吴子于黄池”，提升吴国称“子”，是为了疏远晋侯；称“及”，是为了显示方伯请求与它相会，那么诸侯都为之屈服，将要向南折服于吴国。《春秋》的辞例有数万种，其中尊崇异类而树立法度的有三种：天王、鲁国、中国。所以内重京师而外轻诸侯，是尊崇天王；内重诸夏而外轻四裔，是尊崇中国；内重鲁国而外轻诸侯，是尊崇鲁国。尊崇是为了期望他们，内重是为了责备他们周全。等到时间久了，天王更加衰微，诸夏更加衰弱，鲁国更加无道，那么圣人就反过来，寄托于《春秋》的终结，作为天下后世的警戒。《春秋》中天子的事，在经文中必定称“京师”，而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城成周”，天王竟然衰微到与列国同等。鲁国被他国侵犯必定称“某鄙”，而哀公八年再次说“伐我”，鲁国竟然无道到与诸侯同等。蛮荒地区的会见称国名而疏远它，这是《春秋》的常法。而鲁哀公在黄池会见晋侯及吴子，提升吴国称“子”，又说晋侯及之，诸夏竟然衰微到与夷狄同等。《春秋》的细微之处，公羊、谷梁都没有得到其义理。
鲁哀公十四年春天，在西郊狩猎时捕获了麒麟。
孔子说：“凤凰不飞来，黄河不出现河图，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孔子为什么看重河图、凤凰呢？看重的是天下有道，那么凤凰就会来舞，黄河就会出图。孔子自伤不能见到过去有道的世道，而最终死在离乱扰攘的国家，所以感叹说：“我这一生也就完了！”意思是终究来不及见到。至于凤凰，又有什么可羡慕的呢？大概过去舜的道成就，韶乐的和声充塞于天地之间，那么凤凰就会来舞。凤凰，是有灵知的禽鸟，网罟有时限，而覆巢毁卵的祸患平息，那么乘着和气而来舞，不是为了应和人的治道和君王的德行。世间没有伤害它，它就来了。麒麟，大概是凤凰一类，而有灵知的兽类。狩猎按时令，而麑卵的祸害平息，那么也乘着和气而来游，不是为了应和当时的君王而专属于一个人。世间没有伤害它，它就来了。《麟趾》这首诗就是证明。所以麒麟、凤凰作为动物，不是为了祥瑞于君王。人道修明而物理得当，那么它们或栖息于林，或游于郊野，人们见到它们，由此知道人道达到极致而和气交融；人道违背而物理失当，那么或寻求它而不来，或招致它而不至，人们见到它们，由此知道治道的谬误而戾气积聚。《春秋》之时，可以说是大乱了！父子之恩缺失，而子弑父，父杀世子；君臣之义消亡，而臣弑君，君杀大夫；兄弟之道丧失，而弟篡兄，兄克弟；夫妇之道灭亡，而妇弑夫，夫绝妇。人道如此，那么天地之气戾，而日食星陨，地震山崩，水旱不时，霜雹为害；物理反常，而
变异荐至，螽螟害稼，麋多伤物，含沙之蜮当无而有，爰居之鸟异土来巢。于斯时也，非鳯鸟来仪之世，《麟趾》信厚之时也。然而西狩获麟焉。麟者，有知之兽，而出于有道之世者也。奈何哀公之十四年而获焉？为麟，则不当出于哀公之时；有灵，则不当见获。为麟有灵而不免于获，此孔子所以为异而絶笔于《春秋》也。人道之乱如彼，而物理反常如此，孔子区区《春秋》又何为哉？于是而止尔。盖《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王道备，人事浃，世益久而乱不止。孔子老矣，书之无穷，昭、定之间，孔子之意亦以已矣，而未有可絶之事。于是西狩获麟，物理之异而人事有所不可知者，孔子书之，絶笔焉。盖慨叹当世，至于无言，而深有意于后世也。先儒説获麟者多矣。杜预以为感麟而作，故止获麟。就令当时无获麟之事，孔子《春秋》将不作耶？公羊曰：「西狩获麟，孔子反▯拭面，而涕沾▯麟而见获，诚大异矣。孔子性命之际，同于天道，何至于涕沾▯乎？其曰「记异」，最为得之。谷梁之説踈矣。
译灾异接连发生，蝗虫和螟虫危害庄稼，麋鹿众多伤害物品，含沙射影的蜮本不存在却出现了，爰居这种异地的鸟飞来筑巢。在这个时候，并不是凤凰来仪的时代，也不是《麟趾》所象征的诚信厚道的时期。然而在西郊狩猎时却捕获了麒麟。麒麟是有灵性的野兽，应当在有道的时代出现。为什么在鲁哀公十四年却被捕获了呢？如果是麒麟，就不应当在哀公时代出现；如果有灵性，就不应当被捕获。作为有灵性的麒麟却未能避免被捕获，这就是孔子认为这是怪异之事而在《春秋》中绝笔的原因。人道的混乱像那样，而自然规律反常如此，孔子仅仅依靠《春秋》又能做什么呢？于是就此停止。大概《春秋》记载十二位国君，历时二百四十二年，王道完备，人事周详，时代越久乱局不止。孔子老了，书写没有穷尽，在昭公、定公之间，孔子的意图也已经结束了，但还没有可以绝笔的事件。于是西郊狩猎捕获麒麟，这是自然规律的怪异，而人事中有不可预知的情况，孔子记载下来，便绝笔了。大概是对当世感慨叹息，以至于无言，而对后世深怀用意。前代儒者关于获麟的说法很多。杜预认为孔子因感麒麟而作《春秋》，所以在获麟处停止。即使当时没有获麟这件事，孔子难道就不作《春秋》了吗？《公羊传》说：“西郊狩猎捕获麒麟，孔子回来擦拭脸面，泪水沾湿了衣襟。麒麟被捕获，确实是极大的怪异。孔子在性命关头，与天道相同，怎么会至于流泪沾湿衣襟呢？它说‘记载怪异’，最为恰当。《谷梁传》的说法太疏漏了。”
春秋经解巻十三
春秋经解后防
先君潜心《春秋》二十年，得成説于邮上孙先生莘老。其书家▯三世矣，兵火焚荡，遂为煨烬。及寓居江浙，甞诵其説以授学者，予每得而听之。一日，先君为余言：「初，王荆公欲释《春秋》以行于天下，而莘老之传已出，一见而有碁心，自知不复能出其右，遂诋圣经而废之，曰：『此断烂朝报也。』不列于学官，不用于贡举者，积有年矣。爰自近世，是经复行，而学士大失，亦罕知有莘老説也。」已而叹曰：「吁！孙先生之书，其遂湮没已乎？何其久而未显也？」麟之应之曰：「此书丰城宝也，隐显亦各有时。不幸而埋光铲采于今之世，然而龙泉太阿之气，自当夜动牛斗。复有逹识之士如张荗先辈，表而出之，以为天下后世刔蒙之器，亦必有日矣。」后数年，有文定胡公着《春秋传》以进于上，学者皆传之，而先君不及见也。予近得之，甞反复其义，盖与莘老之説合者十常六七。然莘老发明圣人之奥，举三传以断得失，反复折中，着为通论，其防详而明，深而当，异説不得而破，此其邃处，文定似不及也。因暇阅説序，并述于后。海陵周麟之谨识。
右髙沙乡先生龙学孙公《春秋解》，发明圣经之隐奥，折衷诸儒之是否，学者愿见而不可得。前政邵君出家藏本刻版郡斋，其惠后进也愽矣。兹复移书，以枢宻周公跋语防附益卷末，又且见景仰不忘之意。余敢不助成美事？庆元改号朔旦，檇李张顔书。
译《春秋经解》卷十三
《春秋经解》后序
先父潜心研究《春秋》二十年，在邮上从孙莘老先生那里得到了精当的解说。那部书传了三代，因战乱火灾焚毁，最终化为灰烬。等到先父寄居江浙时，曾诵读孙先生的解说来传授给求学的人，我每每得以聆听。有一天，先父对我说：“起初，王荆公想要注解《春秋》并在天下推行，而孙莘老的传注已经问世，他一见便心生忌惮，自知再也无法超越孙先生，于是诋毁这部经典并废弃它，说：‘这不过是残缺破旧的朝廷公报罢了。’《春秋》不被列入学官教材，不被用于科举考试，已经多年了。自从近世以来，这部经典重新流行，但学士们大多迷失了方向，也很少知道有孙莘老的解说。”随后他感叹道：“唉！孙先生的著作，难道就要被埋没了吗？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显扬呢？”我回答说：“这部书如同丰城的宝剑，它的隐藏与显现各自有时。不幸在当今时代光芒被遮蔽、色彩被掩盖，然而龙泉、太阿宝剑的剑气，自然会在夜间震动牛宿和斗宿。再有像张茂先辈那样见识通达的人，表彰并推广它，使之成为天下后世破除蒙昧的工具，也一定会有那一天的。”几年后，文定胡公撰写《春秋传》进献给皇上，学者们都传习它，但先父没能看到。我最近得到了胡公的书，曾反复推敲其中的义理，发现与孙莘老解说相合的有十分之六七。然而孙先生阐发圣人的深奥义理，列举《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来判断得失，反复斟酌以求适中，著成通论，其纲要详尽而明晰，深刻而恰当，异说无法驳倒，这是孙先生高深之处，文定胡公似乎不及。因此我在闲暇时阅读解说序言，一并记述在后面。海陵周麟之恭敬地记录。
右边是高沙乡先生、龙学孙公的《春秋解》，阐发圣经的隐微深奥，折中裁定诸儒的是非对错，学者们渴望见到却不可得。前任政事官邵君拿出家中收藏的版本在郡斋刻版印刷，他对后进学子的恩惠真是广博啊。现在又移书，将枢密使周公的跋语附益在卷末，并且表现出景仰不忘的情意。我怎敢不协助完成这件美事？庆元改元后的正月初一，檇李张颜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