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解卷十
防。戊寅，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鸡泽之盟，诸侯为防，而陈侯使袁侨往焉，诸侯卑之，不与盟。戊寅之日，使大夫盟之。再言「及」者，所以别内臣与诸侯之大夫尔。《谷梁》以为大夫执国权，按经意乃是诸侯不与袁侨盟，故使大夫，大夫安得専权哉！
译防备。戊寅日，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以及陈国的袁侨结盟。在鸡泽的盟会上，诸侯为了防备（陈国），而陈侯派袁侨前往，诸侯轻视他，不与他结盟。到了戊寅这一天，（诸侯）派大夫与他结盟。两次使用“及”字，是为了区分本国臣子与诸侯的大夫。《谷梁传》认为这是大夫掌握了国家大权，但按照经文的意旨，实际上是诸侯不与袁侨结盟，所以才派大夫（去结盟），大夫怎么能专权呢！
五年春，公至自晋。夏，郑伯使公子发来聘。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
鄫世子巫自以见偪于莒，于是求与鲁大夫如晋，以结晋援也。秋，防于戚，而明年莒人灭鄫，则是晋失伯主之道，而鲁大夫之往为无益矣。鄫世子巫得书如者，以我大夫偕也。左氏谓之比鲁大夫，盖失之矣。
公防晋侯、宋公、陈侯、衞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呉人、鄫人于戚。
春秋》于呉皆外之，不以中国数也。侵、伐、围、入，则曰呉；盟、防则曰防呉。未甞曰呉人、呉子也。戚之防特书呉人，非进之，盖《春秋》于呉之与防其君行事，则与中国诸侯序而处其上，《春秋》不与焉。诸侯皆在，而呉之大夫序其下，则不嫌敌我诸侯，故不待殊防而义已明矣。公羊以谓「呉鄫人云」，则不辞，盖不得其义也。
冬戌陈
戚之防，陈始去楚而从中国，又惧楚之见讨，于是求诸侯戍之。戍陈者，盖诸侯也。不曰诸侯者，诸侯归国而后遣戍，但见我戌之，往不得以诸侯言之也。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伯姑容卒。夏，宋华弱来奔。秋，葬▯威公。滕子来朝。莒人灭鄫。
公羊于鄫世子巫如晋发▯曰：「莒女有鄫夫人者，欲立其出。」谷梁于此又曰：「立异姓以莅祭祀。」然则鄫甞立异姓为后也。立异姓为后，而经遂书灭，不惟于义不明，亦何以为后训乎？此盖莒人因鄫不顺立异姓之君而灭之尔，非谓异姓为君而遂书灭也。公、谷皆得其一偏尔。
七年春，郯子来朝。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小邾子来朝。城费。秋，季孙宿如衞。八月，螽。冬十月，卫侯使孙林父来聘。壬戌，及孙林父盟。楚公子贞帅师围陈。十有二月，公防晋侯、宋公、陈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郑伯髠顽如防，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鄵。
郑伯自城虎牢之后，去楚而从中国。三年，遂同诸侯盟于鸡泽。五年，使大夫来聘。又防诸侯于戚，又防诸侯救陈。数年之间，未甞有从楚之迹。至是，诸侯防于鄬，而郑伯如防卒于鄵。春秋之义，不生名。郑伯如防而书名者，为其如防未见诸侯而卒，春秋省文，不可再言郑伯，故一书之于如防之上。三传不知春秋省文之义，但见郑伯书名于如防之上，遂以为郑之诸臣欲从楚，而郑伯不欲，弑而卒。春秋不与中国之君见弑于从蛮之大夫，故不言弑也。若如其説则是郑之大夫无从中国之意，而独郑伯欲之，则数年之前，郑伯合诸侯而背楚，其大夫何故从之？至是而始弑之也？实见弑焉，春秋皆不没其事以▯信，何独郑伯而不然乎？三▯皆误矣！
陈侯逃归
首止之防，齐威始攘荆楚，帅诸侯防王世子，以尊周室、安天下，而郑伯附楚逃归不盟。春秋书之曰：「郑伯逃归不盟。」其叛中国、从夷狄，行如匹夫也。不盟者，可以盟而不盟也。鄬之防，晋悼公合诸侯以背彊楚，亦有安中国、攘夷狄之心，而陈侯附楚逃归。春秋书之曰：「陈侯逃归。」尔不曰不防也。盖陈侯虽为匹夫之贱行，而晋悼亦非天下之盟主。不曰不防者，可贱者逃归尔，防不防不与也。齐戚之盟，可以盟也，郑伯不盟则有罪矣；晋悼之防，可以防，可以不防，陈侯不防亦无讥也。然则齐威、晋悼之优劣，可以陈、郑之君见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晋。夏，葬郑僖公。
三▯之説皆以髠顽为见弑者。春秋之义，贼不讨不书▯而髠顽之葬未甞讨贼也。盖郑伯正卒，故书葬尔。公羊曰：「为中国讳。」此乃自相符防之説不可据。
郑人侵蔡获蔡公子爕
郑防者，不声其罪以侵蔡，蔡公子爕御焉，获之也。春秋大夫见获，必曰「败」。公子爕未甞战，故不书「战」。谷梁曰：「公子病矣。」公子爕御冦而见获，其恶可知，不待书「人」、书「侵」而后为之病也。
季孙宿防晋侯、郑伯、齐人、宋人、衞人、邾人于邢丘。公如晋，未反，而大夫防晋侯，不与公防而防季孙宿，君在而専防经书之，所以见公之不君，宿之不臣，而晋侯无伯主之义谷梁
译鲁襄公五年春天，鲁襄公从晋国回国。夏天，郑国国君派公子发来鲁国聘问。叔孙豹和鄫国世子巫前往晋国。
鄫国世子巫自认为受到莒国的逼迫，于是请求与鲁国大夫一同前往晋国，以结交晋国的援助。秋天，在戚地会盟，而第二年莒国人灭掉了鄫国，这说明晋国失去了作为霸主应有的道义，而鲁国大夫前往晋国是毫无益处的。鄫国世子巫在经文中被记载为“如”（前往），是因为他与我国大夫同行。《左传》称这是与鲁国大夫并列，大概是错误的。
鲁襄公在戚地会合晋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吴国人、鄫国人。
《春秋》对于吴国都将其视为外邦，不把它算作中原国家。如果是侵犯、讨伐、包围、攻入，就称“吴”；如果是会盟、会合，就称“会吴”。从未称过“吴人”或“吴子”。戚地会合特别记载“吴人”，并不是提升吴国的地位，大概是因为《春秋》对于吴国参与会合其君主行事，就与中原诸侯排序而处于他们之上，《春秋》不认可这种做法。诸侯都在场，而吴国的大夫排在他们的下面，就不显得与中原诸侯敌对，所以不必特别区分会合的规格，其中的道义已经明白了。《公羊传》认为“吴、鄫人”这样的说法不符合辞例，大概是没有理解其中的道义。
冬天，戍守陈国。
戚地会合时，陈国开始离开楚国而追随中原国家，又害怕楚国前来讨伐，于是请求诸侯派兵戍守。戍守陈国的，大概是诸侯的军队。不称“诸侯”，是因为诸侯回国之后才派遣戍兵，只看到我国戍守陈国，前往戍守时不能以诸侯的名义来说。
鲁襄公六年春天，周历三月壬午日，齐桓公夫人姑容去世。夏天，宋国的华弱来投奔鲁国。秋天，安葬齐威公。滕子来朝见。莒国人灭掉了鄫国。
《公羊传》在鄫国世子巫前往晋国时解释说：“莒国有位鄫国夫人，想立她所生的儿子。”《谷梁传》在这里又说：“立异姓人来主持祭祀。”那么鄫国曾经立异姓人为国君继承人。立异姓人为继承人，而经文就记载灭国，不仅在道义上不明朗，又怎么能作为后世的训诫呢？这大概是莒国人趁着鄫国不顺从立异姓君主的举动而灭掉它，并不是说因为立了异姓君主就记载灭国。《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只看到了片面。
鲁襄公七年春天，郯子来朝见。夏天四月，三次占卜郊祭，占卜结果不吉利，于是免除牺牲。小邾子来朝见。修筑费邑城墙。秋天，季孙宿前往卫国。八月，发生蝗灾。冬天十月，卫侯派孙林父来聘问。壬戌日，与孙林父结盟。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包围陈国。十二月，鲁襄公在鄬地会合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郑伯髡顽前往会盟之地，没有见到诸侯，丙戌日在鄵地去世。
郑伯自从修筑虎牢城之后，离开楚国而追随中原国家。三年后，便与诸侯在鸡泽结盟。五年，派大夫来聘问。又在戚地会合诸侯，又会合诸侯救援陈国。几年之间，从未有过追随楚国的迹象。到了这时，诸侯在鄬地会合，而郑伯前往会盟之地却在鄵地去世。《春秋》的道义，不凭空加名字。郑伯前往会盟之地而记载名字，是因为他前往会盟之地没有见到诸侯就去世了，《春秋》省略文字，不能再重复说郑伯，所以一次记载在前往会盟之地之上。三传不知道《春秋》省略文字的道义，只看到郑伯的名字记载在前往会盟之地之上，就认为郑国的臣子想追随楚国，而郑伯不想，被杀害而去世。《春秋》不记载中原国家的国君被追随蛮夷的大夫杀害，所以不记载杀害。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么郑国的大夫没有追随中原国家的意思，而只有郑伯想追随，那么几年前郑伯联合诸侯而背离楚国，他的大夫为什么跟随他？到了这时才开始杀害他吗？如果真的被杀害，《春秋》都不会隐瞒事实以取信于人，为什么唯独郑伯不是这样呢？三传都错了！
陈侯逃归
首止会合时，齐桓公开始排斥荆楚，率领诸侯会合周天子世子，以尊崇周王室、安定天下，而郑伯依附楚国逃归不结盟。《春秋》记载说：“郑伯逃归不结盟。”他背叛中原国家、追随夷狄，行为如同平民百姓。不结盟，是可以结盟而不结盟。鄬地会合时，晋悼公联合诸侯以背离强大的楚国，也有安定中原国家、排斥夷狄的心思，而陈侯依附楚国逃归。《春秋》记载说：“陈侯逃归。”这里不说“不结盟”。大概陈侯虽然行为卑贱如平民，而晋悼公也不是天下的盟主。不说“不结盟”，是因为可以鄙视的是逃归的人，结盟与否不予置评。齐桓公在戚地的会盟，可以结盟，郑伯不结盟就有罪了；晋悼公的会合，可以会合，也可以不会合，陈侯不会合也没有可指责的。那么齐桓公、晋悼公的优劣，可以从陈、郑两国的国君身上看出来。
鲁襄公八年春天，周历正月，鲁襄公前往晋国。夏天，安葬郑僖公。
三传的说法都认为髡顽是被杀害的。《春秋》的道义，贼人没有被讨伐就不记载国君的名字，而髡顽安葬时未曾讨伐贼人。大概郑伯是正常去世，所以记载安葬。《公羊传》说：“为中原国家避讳。”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不可依据。
郑国人侵犯蔡国，俘获蔡国公子爕
郑国人没有声讨罪状就侵犯蔡国，蔡国公子爕抵御他们，被俘获。《春秋》大夫被俘获，一定称“败”。公子爕未曾作战，所以不记载“战”。《谷梁传》说：“公子很痛苦。”公子爕抵御寇贼而被俘获，他的恶行可以知道，不必记载“人”、记载“侵”然后为他感到痛苦。
季孙宿在邢丘会合晋侯、郑伯、齐人、宋人、卫人、邾人。鲁襄公前往晋国，还没有返回，而大夫会合晋侯，不与鲁襄公会合而会合季孙宿，国君在位而专权会合，《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显示鲁襄公不像国君，季孙宿不像臣子，而晋侯没有霸主的道义。《谷梁传》
九年春宋灾
春秋》假鲁史以载王道者也。其扵天下之事，有特书之者，齐、晋、宋、郑数大国而已。举近可以明逺，言大可以知小也。故灾异之书者，齐、晋、宋、郑焉。皇极之道不行，而悖理反常者众，盖不可胜书。书数大国者，可以类推也。作▯者不知此意，以为宋王者之后，或曰故宋也，是其误欤？春秋之义，常事不书，反常则书，故其书灾异可知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久，书灾者十有二，未甞有曰火，则人为之也。为之者又悉书之，春秋岂胜纪哉？不知其来告者书之，所以戒人君之深，使之反身以思其变也。人为之者书之，则将曰：「法令之严，而防虞之至，则无之矣。」何以为戒乎？左氏、公羊不知此意，成周宣榭则曰人火之也，宋灾则曰小者火，何其妄欤？不知孔子深悼皇极之废，而灾异则书尔。
冬，公防晋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伐郑。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戯。楚子伐郑。
诸侯伐郑，而遂盟郑，亦与也。楚亦伐之，讨其叛楚而从中国也。然则郑甞与矣，于经序诸侯而书同盟，不曰及郑伯盟者，盖诸侯之举所以服郑，郑服不乆而又复从楚，故明年楚郑伐宋，而诸侯讨之也。戏之盟虽甞盟郑伯，而郑辄叛去，不书之，犹曰郑未甞服也。晋侯防天下之兵，从役者一十二国，以讨郑之叛，而服未逾时，辄更从楚，非晋侯之徳望不素着，威令不素行，何至是乎？盖有不讨而服从者矣，未有讨之服而又叛者。不曰及郑盟焉，若郑之未甞服从云尔。谷梁曰：「善得郑。」盖失之矣。
十年春，公防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伯、小邾子、齐世子光，防呉于柤。夏五月甲午，遂灭偪阳。
柤之防，晋实主之防，呉而还，遂灭偪阳之国也。灭偪阳者，晋尔。然经以诸侯同灭为文，盖晋为盟主，以号令诸侯，因诸侯从之，遂以诸侯之师灭人之国。若晋者，所谓因诸侯而为利，名恤灾患而实自封殖者也。若晋灭人之国，其罪甚明而易见；诸侯从之灭国，则情或可矜。圣人以诸侯共灭为文，深罪随从之者，则为之唱而受其利者，不待贬絶而其罪已重矣。《谷梁》曰：「不以中国从夷狄。」盖曰呉灭之也。此当以《左氏》为定。
冬，盗杀郑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
春秋》国君、大夫有见杀而称盗者，不知何人，但见其杀之，故曰盗也。为大夫而见杀于盗，则其所以在人上者可知也。盗杀其君，则其臣与有罪；盗杀其臣，则其君与有罪矣。《谷梁》曰：「恶上。」是也。但为盗杀之者，不可曰其君、其大夫，不知其杀者何也？恶上之説犹未尽矣。
戍郑虎牢
虎牢，郑邑也。晋楚争郑乆矣。二年，晋始帅诸侯城虎牢而拒楚。数年之间，楚不敢加兵于郑，而郑为中国矣。八年，楚师伐郑，郑从楚。九年，诸侯伐郑，郑从诸侯。而楚又伐之，郑又从楚。大夫帅师以伐宋。于是晋侯大防诸侯而分兵戍之。书曰：「戍郑虎牢。」盖天下诸侯用兵騒然，不安其国，于兹十年矣。本其所起，自晋楚之争郑也。郑卒附于晋，而楚之为患亦已浅矣。春秋原其心而书之，二年则曰「城虎牢」，于是则曰「戌郑虎牢」。虎牢一邑也，或系之国，或不系之。不系之者，以明诸侯无私虎牢之心，虽取郑邑而城之，乃所以图安天下也。系之国者，以明晋楚争郑之乆，而晋卒得郑，自虎牢之戍也。于其始也，晋侯推公心拒楚以安中国，帅诸侯以城虎牢，其心将以安天下也。于其后也，分诸侯之师取虎牢而戍之，其心将以求郑也。晋侯拒楚以安中国，虽取郑邑而城之，其心无私焉，则以虎牢同于天下而不系之国。及其分诸侯之师逺戍虎牢，而私郑以从已，则曰「戍郑虎牢」。虎牢之邑，或系之国，或不系之者，公与私之所在也。然则从天下之诸侯以取佗国之邑而城之，迹虽不善，而其心至公，则虽郑而不谓之郑也。控制强楚以安天下，而中国诸侯恃之以无侵陵之恐者数十余年，迹虽甚善
译鲁僖公九年春天，宋国发生火灾。
《春秋》是借鲁国的史官记录来承载王道精神的。对于天下的事情，有特别记载的，只有齐、晋、宋、郑这几个大国罢了。列举近处可以阐明远处，谈论大国可以知晓小国。所以记载灾异的，是齐、晋、宋、郑。皇极之道不能施行，而违背常理、反常的现象众多，大概多得写不完。记载这几个大国，是可以类推的。作传的人不知道这个意思，认为宋国是周朝王室的后代，或者说宋国是故国，这是他们的错误吧？《春秋》的原则是，平常的事情不记载，反常的事情才记载，所以它记载灾异是可以理解的。二百四十二年的时间里，记载火灾的有十二次，从来没有说是“火”，那就是人为纵火。如果是人为纵火，又全部记载下来，《春秋》难道能写得完吗？不知道是因为有人来报告才记载，这是为了深深地警戒君主，让他反省自身来思考灾变的原因。如果人为纵火也记载，那么就会说：“法令严厉，防备周到，就不会有火灾了。”这怎么能起到警戒作用呢？左氏、公羊不知道这个意思，成周宣榭火灾就说人是放火的，宋国火灾就说小的是火灾，多么荒谬啊！不知道孔子深深哀悼皇极之道的废弃，所以记载灾异罢了。
冬天，鲁公会见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邾伯、小邾子、齐世子光，讨伐郑国。十二月己亥日，在戏地共同结盟。楚子讨伐郑国。
诸侯讨伐郑国，随后又与郑国结盟，也是参与其中的。楚国也讨伐郑国，是惩罚郑国背叛楚国而服从中原国家。那么郑国曾经参与结盟，在经文中列举诸侯而记载共同结盟，不说“与郑伯结盟”，大概是因为诸侯的行动是为了使郑国顺服，郑国顺服不久又再次服从楚国，所以第二年楚国和郑国讨伐宋国，而诸侯讨伐他们。戏地的盟会虽然曾经与郑伯结盟，但郑国随即背叛离去，不记载他，还是说郑国未曾顺服。晋侯会合天下的军队，跟随服役的有十二个国家，来讨伐郑国的背叛，而顺服还没有超过一年，就再次服从楚国，如果不是晋侯的德行威望平时不显著，威令平时不施行，怎么会这样呢？大概有未经讨伐就顺服的，没有经过讨伐顺服后又背叛的。不说“与郑国结盟”，好像郑国未曾顺服的样子。《谷梁传》说：“善于得到郑国。”这大概是错误的。
鲁僖公十年春天，鲁公会见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邾伯、小邾子、齐世子光，在柤地会见吴国。夏五月甲午日，随即灭掉偪阳。
柤地的会见，实际上是晋国主持的会见，会见吴国后回来，随即灭掉了偪阳的国家。灭掉偪阳的是晋国。然而经文以诸侯共同灭国为文，大概是因为晋国是盟主，用号令诸侯，因为诸侯跟随他，就用诸侯的军队灭掉别人的国家。像晋国这样，所谓利用诸侯谋取利益，名义上体恤灾患而实际上自我扩张。如果是晋国灭掉别人的国家，其罪行很明显且容易看见；诸侯跟随灭国，那么情况或许值得怜悯。圣人以诸侯共同灭国为文，深深谴责跟随的人，那么发起并获取利益的人，不必贬斥断绝，其罪行已经很重了。《谷梁传》说：“不认为中原国家跟随夷狄。”大概说是吴国灭掉的。这应当以《左传》为准。
冬天，盗贼杀死了郑国的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
《春秋》中国君、大夫被杀而称为盗贼的，不知道是谁，只看见他们被杀，所以说是盗贼。作为大夫而被盗贼杀害，那么他在众人之上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盗贼杀害国君，那么他的臣子也有罪；盗贼杀害臣子，那么他的国君也有罪。《谷梁传》说：“厌恶上级。”这是对的。但是被盗贼杀害的，不能说他的国君、他的大夫，不知道杀害者是谁？厌恶上级的说法还没有穷尽。
戍守郑国的虎牢。
虎牢，是郑国的城邑。晋国和楚国争夺郑国很久了。二年，晋国开始率领诸侯修筑虎牢来抵御楚国。几年之间，楚国不敢对郑国用兵，而郑国成为中原国家。八年，楚国军队讨伐郑国，郑国服从楚国。九年，诸侯讨伐郑国，郑国服从诸侯。而楚国又讨伐郑国，郑国又服从楚国。大夫率领军队讨伐宋国。于是晋侯大会诸侯并分兵戍守。经文说：“戍守郑国的虎牢。”大概天下诸侯用兵骚动不安，不能安定他们的国家，到现在十年了。追溯其起因，自从晋国和楚国争夺郑国开始。郑国最终依附于晋国，而楚国的祸患也已经很浅了。《春秋》推究其本心而记载，二年时说“修筑虎牢”，这时说“戍守郑国的虎牢”。虎牢是一个城邑，有时系属于国名，有时不系属于国名。不系属于国名的，是为了表明诸侯没有私占虎牢的心，虽然夺取郑国的城邑而修筑它，是为了图谋安定天下。系属于国名的，是为了表明晋国和楚国争夺郑国很久，而晋国最终得到郑国，是从戍守虎牢开始的。在开始时，晋侯推举公心抵御楚国以安定中原，率领诸侯修筑虎牢，其心是为了安定天下。在后来，分派诸侯的军队夺取虎牢而戍守它，其心是为了求得郑国。晋侯抵御楚国以安定中原，虽然夺取郑国的城邑而修筑它，其心没有私意，就把虎牢等同于天下而不系属于国名。等到他分派诸侯的军队远戍虎牢，而私心让郑国顺从自己，就说“戍守郑国的虎牢”。虎牢这个城邑，有时系属于国名，有时不系属于国名，是公心与私心的所在。那么跟随天下的诸侯夺取其他国家的城邑而修筑它，行为虽然不好，而其心至公，那么即使是郑国也不称之为郑国。控制强大的楚国以安定天下，而中原诸侯依靠它而没有侵凌的恐惧长达数十年，行为虽然很好
，其心私郑以从已，则利虽及于天下，而戍必曰郑也。左氏曰：「戍郑虎牢，非郑地也。」言将归焉。案二年经不书郑，明非私取也。于是戍之，实为郑而戍也，安得曰非郑地乎？公羊曰：「诸侯莫敢主有，故反系之郑。」按春秋一字为褒贬，安得为诸侯不有之而曰郑乎？不幸其后无戍虎牢之事，则诸侯之意将安见之耶？谷梁曰：「决郑乎虎牢也。」按郑自是之后防于萧鱼，而遂从中国，无附楚之迹，春秋何用决絶之乎？
译如果他的内心偏私郑国以顺从自己，那么即使利益惠及天下，戍守也必定说是郑国的事。《左传》说：“戍守郑国的虎牢，并不是郑国的土地。”意思是说（虎牢）将要归还给郑国。考察《春秋》二年经文没有记载郑国，明显说明不是私自夺取。在这种情况下戍守它，实际上是为了郑国而戍守，怎么能说不是郑国的土地呢？《公羊传》说：“诸侯没有谁敢主张拥有它，所以反而归属给郑国。”按照《春秋》一字褒贬的原则，怎么能因为诸侯不拥有它而说归属郑国呢？如果不幸后来没有戍守虎牢的事情，那么诸侯的意图将如何体现呢？《谷梁传》说：“在虎牢断绝与郑国的关系。”考察郑国从此之后在萧鱼防御，于是归附中原，没有依附楚国的迹象，《春秋》为什么要断绝与它的关系呢？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军
周礼》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鲁侯，次国也，而作三军，葢三威之族，欲弱公室而彊私家，不量其力之可否，而顿作一军。春秋以其乱王制，竭生民之力，罪之，书曰「作三军」也。谷梁以为诸侯一军，作三军非正。案五等之爵当有降杀，诸侯之国当有小大，安得皆一军乎？公羊之义亦未尽其善。
秋公防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郑，防于萧鱼。
晋侯争郑之迹，见于经多矣。楚，夷狄也，春秋不责之；晋为中国，春秋未甞有与辞。戏之盟，郑实与之，然经书伐郑而同盟，未甞曰「防郑伯盟」也。亳城北之盟，郑不与也，然经书伐郑而同盟，亦未甞见郑不与也。萧鱼之防，郑始去楚而从晋，诸侯自是少休矣，然经书伐郑而防，亦未甞曰「防郑伯」也。戏之盟，可以知郑伯之与者，已盟而楚人伐郑也；亳城北之盟，可以知郑之不与者，已盟而楚郑伐宋也；萧鱼之防，可以知郑伯从者，已防而楚人报郑行人良霄也。然经书其事，皆无异文焉。盖圣人之意，以楚为夷狄，而晋为中国。夷狄不责之，则为中国者当任其责也。以区区之郑，介于晋楚之间，从楚则晋怒，从晋则楚伐。晋侯而有志中国，将以攘夷狄，休诸侯之兵，冝明中国之义，扶持王室，以号令诸侯，息民▯兵，而诸夏有余力也，然后南征北伐，以一天下，则楚虽夷狄，何敢不畏？郑虽近楚，何敢不从？晋侯不明其义，而力驱诸侯之师，以与楚闘而争郑，郑未可得，而中国空虚，诸侯疲弊矣。春秋罪之，郑虽来盟，不曰盟也；郑虽来防，不曰防也。若曰：「晋之威徳何如，而能使郑去楚而从之防盟乎？」犹之未服云尔。书曰：「防扵萧鱼。」「楚人执郑行人良霄。」郑自是不复附楚，而一从于晋矣。然而经无服郑之文，若曰郑何为服晋乎？以楚执其行人絶之也。楚自絶郑，郑无所从而从晋尔，非晋能得郑于楚也。
公至自防
春秋》书「至」者，或以前事，或以后事，盖皆择其重者告之。伐郑，从晋同盟，则「至」以伐；防而得郑，重于徒伐，则「至」以防，盖其重者也。谷梁之説亦言其粗。
楚人执郑行人良霄
春秋之大夫见执，或称行人，或不称行人。以行人之事执者，称行人；不以行人之事执者，不称行人。谷梁曰：「行人者，挈国之辞言其挈国命以行者也。」凡为行人者，皆挈国命，其见执者或不称，何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东鄙，围台。季孙宿帅师救台，遂入郓。
台者，邑也。莒人伐我，遂围之。季孙宿救之，又入莒之邑郓也。经一书之，所以见不能使防之不来，而又侵伤无已也。公、谷皆曰：「伐不言围。」春秋围伐兼举，之所以见其重伤也。又曰：「公不得为政，恶季孙宿。」防公之时，禄去公室久矣，何独于此始恶之乎？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晋夏取邿
邿本鲁邑，久防于邾，而今取之，不系之邾，本我邑也。公羊之説非。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来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刘。刘夏逆王后于齐。
天子无亲逆之礼，逆后则使三公。春秋书逆后者二。祭公得行礼而又书之者，讥遂事也。刘夏之逆，则以非三公讥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王十二，而逆后者惟二，足知非礼则书也。
夏，齐侯伐我北鄙，围成。公救成，至遇。
齐围成而公救之，至遇而不进，于经可以言次也，然而但曰至遇而不曰次，盖《春秋》之言次，皆讥，言次则公有罪矣。公以齐侯之伐往救之，量其力不能当齐，又围成之急不可以不救，于是至遇焉。然襄公不能修其道而使敌不来，又不能亲睦隣好以解冦雠之难，成见围而始至于遇，盖有罪也。《春秋》不责人以所不能，原襄公之情，失之于前，故不加于后也。书「救成至遇」，以见其不敢抗彊齐而自取危亡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晋悼公。三月，公防晋侯、宋公、防侯、郑伯、
译十一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国组建三军。
《周礼》规定，一万二千五百人组成一军，天子拥有六军，大国拥有三军，次等诸侯国拥有二军，小国拥有一军。鲁侯属于次等诸侯国，却组建三军，大概是三桓家族想要削弱公室而壮大私家，不衡量自己的力量是否允许，就突然多组建了一军。《春秋》认为这扰乱了王制，耗尽了百姓的民力，因此加以谴责，记载为“作三军”。《谷梁传》认为诸侯只应拥有一军，组建三军不合正道。按五等爵位应当有等级差别，诸侯国应当有大小之分，怎么能够都只拥有一军呢？《公羊传》的观点也没有完全说对。
秋季，鲁公在萧鱼与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会盟，共同讨伐郑国。
晋侯争夺对郑国的控制权，在经文中多次出现。楚国是夷狄，《春秋》不苛责它；晋国是中原国家，《春秋》从未有过赞许的措辞。戏地之盟，郑国确实参与了，但经文记载讨伐郑国并会盟，从未说“在戏地迫使郑伯会盟”。亳城北之盟，郑国没有参与，但经文记载讨伐郑国并会盟，也从未提及郑国没有参与。萧鱼之会，郑国开始离开楚国而依附晋国，诸侯从此稍微得以休整，但经文记载讨伐郑国并会盟，也从未说“在萧鱼迫使郑伯会盟”。戏地之盟，可以从郑伯参与后楚国讨伐郑国，知道郑国参与了；亳城北之盟，可以从会盟后楚国和郑国讨伐宋国，知道郑国没有参与；萧鱼之会，可以从会盟后楚国拘捕郑国使者良霄，知道郑伯顺从了。但经文记载这些事，都没有不同的文字表述。大概圣人的意思是，把楚国视为夷狄，把晋国视为中原国家。对夷狄不苛责，那么中原国家就应当承担起责任。小小的郑国，夹在晋楚之间，依附楚国则晋国发怒，依附晋国则楚国讨伐。晋侯如果有志于中原，想要抵御夷狄，让诸侯的军队休整，就应当明确中原的道义，扶持王室，以此号令诸侯，使百姓休养生息，那么中原各国就会有余力，然后南征北伐，以统一天下，这样楚国虽然是夷狄，怎么敢不畏惧？郑国虽然靠近楚国，怎么敢不服从？晋侯不明确道义，却强行驱使诸侯的军队，与楚国争斗并争夺郑国，郑国还没有得到，中原却已空虚，诸侯也疲惫不堪了。《春秋》谴责晋侯，郑国虽然来会盟，不称为“盟”；郑国虽然来会盟，不称为“防”。好像在说：“晋国的威望和德行如何，能让郑国离开楚国而跟随它来会盟呢？”这还意味着郑国没有真正臣服。经文记载：“在萧鱼会盟。”“楚国拘捕郑国使者良霄。”郑国从此不再依附楚国，而完全顺从晋国了。然而经文中没有郑国臣服晋国的记载，好像在说郑国为什么臣服晋国呢？是因为楚国拘捕了它的使者而断绝了关系。是楚国自己断绝了郑国，郑国无处依附才顺从晋国罢了，并不是晋国能从楚国手中夺得郑国。
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春秋》记载“至”，有时是因为前事，有时是因为后事，大概都是选择其中重要的事来告知。讨伐郑国，跟随晋国共同会盟，那么“至”是因为讨伐；会盟并得到郑国，比单纯讨伐更重要，那么“至”是因为会盟，这大概是其中重要的事。《谷梁传》的说法也只说了大概。
楚国拘捕郑国使者良霄。
《春秋》中大夫被拘捕，有时称为“行人”，有时不称为“行人”。因为执行使者职务而被拘捕的，称为“行人”；不是因为执行使者职务而被拘捕的，不称为“行人”。《谷梁传》说：“行人，是代表国家的说法，说的是他带着国家使命出行的人。”凡是担任使者的人，都带着国家使命，那些被拘捕的人有时不称为“行人”，为什么呢？
十二年春季，周历三月，莒国人讨伐我国东部边境，包围了台地。季孙宿率领军队救援台地，于是攻入了莒国的郓地。
台是邑名。莒国人讨伐我国，于是包围了它。季孙宿救援它，又攻入了莒国的邑郓。经文一并记载，是为了显示不能防止敌人不来，而又不断侵犯伤害。《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讨伐不提及包围。”《春秋》将包围和讨伐并举，是为了显示其伤害之重。又说：“鲁公不能执政，厌恶季孙宿。”在襄公时期，权力离开公室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唯独在这里开始厌恶他呢？
十三年春季，鲁公从晋国回国。夏季，夺取邿地。
邿原本是鲁国的邑，长期被邾国占据，现在夺取它，不归属于邾国，因为原本是我的邑。《公羊传》的说法不对。
十五年春季，宋公派向戌来聘问。二月己亥日，鲁公与向戌在刘地会盟。刘夏从齐国迎娶周王后。
天子没有亲自迎娶的礼仪，迎娶王后就派遣三公。《春秋》记载迎娶王后的只有两次。祭公得以行礼而又被记载，是讥讽他顺便办事。刘夏迎娶王后，是因为他不是三公而加以讥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王有十二位，而迎娶王后的只有两次，足以知道不合礼制就记载。
夏季，齐侯讨伐我国北部边境，包围了成地。鲁公救援成地，到达遇地。
齐侯包围成地而鲁公救援它，到达遇地而不前进，在经文中可以说“次”，但是只说“至遇”而不说“次”，大概《春秋》中说到“次”，都是讥讽，说“次”那么鲁公就有罪了。鲁公因为齐侯的讨伐而去救援它，衡量自己的力量不能抵挡齐国，又因为包围成地的紧急不能不救援，于是到达遇地。然而襄公不能修明自己的道义而使敌人不来，又不能亲近和睦邻国以解除寇仇的灾难，成地被包围后才到达遇地，大概是有罪的。《春秋》不要求人做他不能做的事，体谅襄公的心情，过失在于之前，所以不在之后加以责备。记载“救成至遇”，以显示他不敢对抗强大的齐国而自取危亡。
十六年春季，周历正月，安葬晋悼公。三月，鲁公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会盟。
溴梁之盟，诸侯皆在，而大夫行事，不曰「某及诸侯之大夫盟」，而但曰「大夫」者，圣人于此见天下之诸侯，禄去公室，而政在大夫也。《论语》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孔子所谓十世，则隠威之时；所谓五世，则宣、成之时也。春秋始于隐、威，天下之礼乐征伐出于诸侯，而王道絶矣。宣、成以前，诸侯之大夫尚多称人；宣、成以后，鲁、宋、齐、晋、蔡、防、陈、郑八国之大夫，防盟侵伐，名氏悉书，无复称人者。于时六卿専晋，三威擅鲁，齐之政出于崔、高，防之政归于孙、寗，天下诸侯之国，政无不在大夫者。孔子伤之，至于隐、威而《春秋》作。隐、威至于襄、昭，凡十世矣，天下诸侯不得为政于其国，而大夫之名氏悉见于《春秋》，孔子之意如此其明，又患夫后之人莫能知戒，因溴梁之防而大夫盟焉，列序诸侯而书曰「大夫盟」，以一见之。孔子之意如何也？求子之事父者，莫若先身以孝；求臣之事君者，莫若先身以忠。为诸侯而擅征伐以上无天王，则其大夫效之，擅盟防而上无其君矣。孔子曰：「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然则诸侯之失政，自襄、昭之时也。三▯之説皆通。
晋人执莒子邾子以归
僖二十一年，诸侯防楚，而楚执宋公，经不再言「楚人执之」，所以罪诸侯从盟主以防楚子。楚执其盟主，而诸侯不讨，若诸侯者共执之尔。晋侯防诸侯于溴梁，将以号令而安之，防而执二国之君，《春秋》罪之，故曰「晋人」也。楚，夷也；晋，中国也。夷则不责，中国则责之，有知无知异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来
春秋》外裔之来鲁者，但书曰「来」，不曰「朝」也，介葛卢、白狄是也。盖外裔者，《春秋》外之，欲其不来，虽来焉，《春秋》不以为荣也。《春秋》书「白狄来」，与「鸜鹆来巢」一例，若曰非所冝来而来也。左氏曰：「白狄始来。」假令常来，固亦书「来」尔，何论始来乎？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诸侯盟于祝柯。
诸侯已围齐，而为祝柯之盟。不序诸侯者，前日、后凡也。
取邾田自漷水
自漷水者，邾田多，鲁不尽取之。其取之者，自漷水尔。襄公新与邾盟，反国未几，而遂取其田，《春秋》一切书之，公之恶可知矣。
秋七月辛夘，齐侯环卒。晋士匄帅师侵齐，至谷，闻齐侯卒，乃还。
士匄之事，二《▯论之备矣，然皆不明孔子所以书「还」之意。春秋之义，复者事未毕，还者事毕。士匄侵齐，兵无所加而反，春秋遂以事毕之辞书之。盖士匄所为受命于君而侵齐者，齐灵公也。灵公已卒，太子光即位，未甞得罪于晋，士匄乗而侵之，则有罪者已卒，而无罪者见侵也。士匄之义，不幸其防以侵无罪之人，闻其所为致侵者已卒，而于是乎反，春秋以为得事毕之义，故曰「还」也。谷梁以士匄善不称君，故以事未毕之辞加之，不知士匄受命得其宜，故曰「还」尔。若士匄者，盖不能谏正其君，以不侵齐为有罪尔。如墠帷归命，而君不见从，又将奈何？谷梁所谓盖责士匄之已然，不能责士匄之未然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卯，仲孙速防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防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伯、小邾子，盟于澶渊。秋，公至自防仲孙速帅师伐邾。蔡杀其大夫公子爕蔡公子履出奔楚。陈侯之弟黄出奔楚。
陈侯以诸侯之尊，一国之广，不能容其弟，而至于出奔，《春秋》罪之，特书曰「弟黄出奔」，言其不能相容也。谷梁曰：「亲而奔之，盖其意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晋。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邾，小国，其大夫未甞见经，而庶其得书者，以其以邑来奔，不书其名，则不知其谁也。《春秋》小国大夫奔叛，类皆书名在氏。公羊以为重地。案鲁受叛人，其罪大矣，何谓
译溴梁之会，诸侯都在场，却由大夫主持盟誓。经文不写“某与诸侯的大夫盟誓”，而只写“大夫”，是因为圣人在这里看到天下的诸侯，爵禄已脱离公室，而政令掌握在大夫手中。《论语》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由诸侯发出，大概十代很少不丧失的；由大夫发出，五代很少不丧失的；陪臣执掌国命，三代很少不丧失的。天下有道，政令就不在大夫手中。”孔子所说的十代，是指隐公、桓公之时；所说的五代，是指宣公、成公之时。《春秋》始于隐公、桓公，天下的礼乐征伐出于诸侯，王道就此断绝了。宣公、成公以前，诸侯的大夫大多称“人”；宣公、成公以后，鲁、宋、齐、晋、蔡、卫、陈、郑八国的大夫，在会盟侵伐时，名氏全部记载，不再称“人”了。当时晋国六卿专权，鲁国三桓擅政，齐国的政令出于崔氏、高氏，卫国的政令归于孙氏、宁氏，天下诸侯的国家，政令没有不在大夫手中的。孔子对此感到悲伤，到了隐公、桓公之时，《春秋》便作成了。从隐公、桓公到襄公、昭公，共十代了，天下的诸侯不能在自己的国家执政，而大夫的名氏全部见于《春秋》，孔子的用意如此明显，又担心后人不能知晓警戒，因此在溴梁之会大夫盟誓时，列举诸侯而书写“大夫盟”，以此昭示。孔子的用意是怎样的呢？寻求儿子侍奉父亲的人，没有比先自身做到孝顺更好的；寻求臣子侍奉君主的人，没有比先自身做到忠诚更好的。作为诸侯却擅自征伐，上面无视天王，那么他的大夫就会效仿，擅自会盟，上面无视其君了。孔子说：“由诸侯发出，大概十代很少不丧失的。”那么诸侯丧失政令，是从襄公、昭公之时开始的。以上三种说法都讲得通。
晋国人拘捕莒子、邾子回国
僖公二十一年，诸侯会盟抗楚，而楚国拘捕了宋公，经文不再说“楚国人拘捕他”，这是为了谴责诸侯跟随盟主去抗楚。楚国拘捕了他们的盟主，而诸侯不去讨伐，这就像是诸侯共同拘捕他一样。晋侯在溴梁会盟诸侯，本想以此号令并安定他们，却在会盟时拘捕了两国的君主，《春秋》谴责他，所以说“晋人”。楚国是夷狄；晋国是中原国家。对夷狄不责备，对中原国家则责备，这是因为有知与无知的区别。
十八年春天，白狄来到
《春秋》记载外族来到鲁国，只写“来”，不写“朝”，介葛卢、白狄就是这样。大概对于外族，《春秋》将其排斥在外，希望他们不来，即使来了，《春秋》也不以此为荣。《春秋》记载“白狄来”，与“鸜鹆来巢”属于同一类，意思是说不应该来却来了。左氏说：“白狄开始来到。”假使经常来，本来也就记载“来”了，何必讨论开始来呢？
十九年春天，周王正月，诸侯在祝柯会盟。
诸侯已经包围了齐国，却举行了祝柯之盟。不列举诸侯，是因为前文已提及，后文是泛指。
从漷水夺取邾国的田地
从漷水，是因为邾国的田地多，鲁国没有全部夺取。所夺取的，是从漷水开始。襄公刚与邾国会盟，回国不久，就夺取它的田地，《春秋》全部如实记载，襄公的恶行就可知了。
秋天七月辛夘日，齐侯环去世。晋国士匄率领军队侵犯齐国，到达谷地，听说齐侯去世，就返回了。
士匄这件事，两部《春秋》都论述得很完备，但都没有阐明孔子书写“还”的用意。《春秋》的道义，复是指事情没有完成，还是指事情完成了。士匄侵犯齐国，军队没有施加攻击就返回，《春秋》就用事情完成的措辞来记载。大概士匄受命于君主而侵犯齐国，是因为齐灵公。灵公已经去世，太子光即位，未曾得罪晋国，士匄趁机侵犯他，那么有罪的人已经去世，而无罪的人却受到侵犯。士匄的道义，是不幸遇到这种情况而侵犯无罪之人，听说导致侵犯的原因（齐灵公）已经去世，于是返回，《春秋》认为这符合事情完成的道义，所以说“还”。谷梁认为士匄不称君主为善，所以用事情没有完成的措辞加给他，不知道士匄受命是得当的，所以说“还”。至于士匄，大概是不能劝谏纠正君主，以不侵犯齐国为有罪罢了。就像墠帷归命，而君主不听从，又该怎么办呢？谷梁所说的，大概是责备士匄已经做的事，不能责备士匄未做的事。
二十年春天，周王正月辛卯日，仲孙速会见莒国人，在向地会盟。夏天六月庚申日，鲁公会见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澶渊会盟。秋天，鲁公从会盟地回来。仲孙速率领军队攻打邾国。蔡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爕，蔡公子履出逃到楚国。陈侯的弟弟黄出逃到楚国。
陈侯凭借诸侯的尊贵，一国的广大，却不能容纳他的弟弟，以至于出逃，《春秋》谴责他，特地书写“弟黄出奔”，说他不能相容。谷梁说：“亲近的人出逃，大概是他（陈侯）的意思。”
二十一年春天，周王正月，鲁公前往晋国。邾国的庶其带着漆、闾丘两地来投奔。邾国是小国，它的大夫未曾见于经文，而庶其得以被记载，是因为他带着封邑来投奔，如果不写他的名字，就不知道他是谁了。《春秋》记载小国大夫奔叛，大多在氏之后写名。公羊认为这是重视土地。考察鲁国接受叛人，罪过很大，为什么说
重地而名之乎？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伯匄卒。夏，邾畀我来奔。葬杞孝公。陈杀其大夫庆虎及庆寅。
译重视这块土地而给它命名吗？
鲁襄公二十三年春季，周历二月癸酉初一，发生日食。三月己巳日，〇伯匄去世。夏季，邾国的畀我来投奔鲁国。安葬杞孝公。陈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庆虎和庆寅。
春秋》杀大夫，有言及者，皆累之也。二庆之迹见于左氏，以为不义而见杀。考经之所书，乃是庆虎累庆寅。若如左氏之説，则经何以得言及乎？此当据经为定也。谷梁曰：「庆寅累。」是也。
晋栾盈复入于晋入于曲沃
春秋》复入之例惟二尔，栾盈、鱼石是也。鱼石复入于彭城，则鱼石甞受封于宋，既叛宋出奔楚，楚复取彭城以居之，故曰复入也。栾盈亦甞受封于曲沃，既叛晋出奔楚，于是复入曲沃以为乱。鱼石奔楚，复入彭城，以其甞受封焉，曰复入可也。栾盈奔楚，复入于晋，晋非栾盈所封，然曰复入者，见其先入晋而后入曲沃也。入于晋，志在曲沃，欲复入其甞受封于晋者，实再入焉，故曰「复入于晋，入于曲沃」也。《公羊》曰：「栾盈将入晋，晋人不纳，由乎曲沃而入也。」《公羊》之説正倒错尔。栾盈实先入晋，后入曲沃，故经如此为文也。若由曲沃而入晋，则经当书「栾盈复入于曲沃，入于晋」也。
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
春秋》书救、书次者二：僖元年聂北之次，先次后救，罪齐威挟诸侯之师，力能救邢而不救也，徒次聂北，曰「救邢」焉。齐、晋皆诸侯之彊者，齐伐晋，鲁往救之，不救则惧晋之讨，往救则畏齐之彊，大夫帅师救之而次焉。聂北之次，先次后救，可救而不救，则罪重矣；雍榆之次，先救后次，欲救而力不能，有罪而犹轻尔。《春秋》之义，次皆有罪，于次之中有足矜者，雍榆之次是也。三▯之説皆不得其义。
冬十月晋人杀栾盈
栾盈出奔而入，以邑叛。晋人杀之，不言大夫，以栾盈见絶已久，虽甞为大夫，不得以大夫言也。左氏曰：「言自外也。」若自外入而复为大夫，则亦曰大夫。谷梁曰：「曰恶之，不有也。」若实为大夫，何为谓之恶而不称之乎？公羊曰：「非大夫。」得之矣。
齐侯袭莒
春秋》之义，掩其不备曰袭。莒小国，齐诸侯之彊，而世为盟主，以彊攻弱，又掩其不备焉。书曰：「齐侯袭莒」，盖侵伐之中罪之尤者也。
二十有五年春，齐崔杼帅师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公防晋侯、宋公、衞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仪。六月壬子，郑公孙舍之帅师入陈。秋八月己巳，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防。衞侯入于夷仪。
夷仪，邢邑也。衞既灭邢，夷仪于是入卫。衞侯十四年出奔齐，至是始入其国之邑。春秋反国而入其邑者惟二：郑伯突入于栎、卫侯入于夷仪是也。突则书名，而防侯不名者，郑突篡其兄忽之位，入邑则名；衞侯本正当立，而见逐于权臣，虽未反国，而夷仪本其所有，比之郑突则正，故不名也。然而皆书入，见其以兵而后入，其入之也难。公羊以谓不言入于衞，谖君以弑也。案衞侯实未入卫，故言夷仪尔，若实入其国，何为不书入卫乎？
十有二月，呉子遏伐楚，门于巢，卒。
春秋，诸侯不生名，生名者皆有罪当絶者也。郑伯髠顽、呉子遏，皆书名于行事之上，而后书其卒。三▯苟见其文有异于常，故推而言之，以髠顽之卒为见杀，遏之卒为巢人所伤。若实如此，当有异文，经不书之而正言其卒，何以为别乎？髠顽之事则然矣。如呉子遏者，盖其行将以伐楚，而道行过巢，巢为楚之与国，于是攻巢之门，方攻而卒，故曰「门于巢卒」也。若呉子实为巢人伤之死，则经书之足以为戒，见其轻身以侵伐而取死焉。春秋惟鲁事有臣子之辞，弑杀皆不正言，之于诸侯又何择焉？三▯之説皆非。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卫寗喜弑其君剽。
剽以十四年寗殖逐其君衎而立之，至是十年矣。殖之于喜，谋将纳衎，于是又弑剽也。剽之立不正，而寗殖实立之为君。以寗氏立，则寗氏不得不君剽矣。剽虽不正，于王法当诛，寗氏立之，寗氏杀之，不得不书曰「杀其君」也。左氏、谷梁之説皆是。
衞孙林父入于戚以叛
衞侯衎之奔，本寗氏、孙氏逐之。于是寗喜弑剽，将以逆衎而君之。林父不
译《春秋》记载诛杀大夫，凡有提到“及”字的，都是连累他人的意思。庆虎、庆寅两人的事迹见于《左传》，认为他们因不义而被杀。考察《春秋》经文的记载，实际上是庆虎连累了庆寅。如果按照《左传》的说法，那么经文怎么会用“及”字呢？这应当以经文为准。《谷梁传》说：“庆寅被连累。”这是正确的。
晋国的栾盈再次进入晋国，进入曲沃。
《春秋》中关于“复入”的体例只有两例，即栾盈和鱼石。鱼石再次进入彭城，是因为鱼石曾经受封于宋国，后来背叛宋国出逃到楚国，楚国又夺取彭城让他居住，所以称为“复入”。栾盈也曾经受封于曲沃，后来背叛晋国出逃到楚国，于是再次进入曲沃作乱。鱼石出逃到楚国，再次进入彭城，因为他曾经在那里受封，称“复入”是可以的。栾盈出逃到楚国，再次进入晋国，晋国并非栾盈受封之地，然而称“复入”，是为了表明他先进入晋国，后进入曲沃。进入晋国，志在曲沃，想要再次进入他曾经在晋国受封的地方，实际上是再次进入，所以说“复入于晋，入于曲沃”。《公羊传》说：“栾盈将要进入晋国，晋国人没有接纳他，他从曲沃进入。”《公羊传》的说法正好颠倒了。栾盈实际上是先进入晋国，后进入曲沃，所以经文这样写。如果从曲沃进入晋国，那么经文应当记载为“栾盈复入于曲沃，入于晋”。
八月，叔孙豹率领军队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
《春秋》记载“救”和“次”的有两例：僖公元年在聂北的驻扎，是先驻扎后救援，谴责齐桓公挟持诸侯的军队，有能力救援邢国却不救援，只是在聂北驻扎，却称“救邢”。齐国、晋国都是诸侯中的强国，齐国攻打晋国，鲁国前去救援，不救援则害怕晋国的讨伐，前去救援则畏惧齐国的强大，大夫率领军队救援却驻扎下来。聂北的驻扎，是先驻扎后救援，可以救援却不救援，罪责就重了；雍榆的驻扎，是先救援后驻扎，想要救援但力量不足，有罪但较轻。《春秋》的大义，驻扎都有罪，在驻扎之中有值得怜悯的，雍榆的驻扎就是这样。三传的说法都没有得其义。
冬十月，晋国人杀了栾盈。
栾盈出逃后又回来，凭借封邑叛乱。晋国人杀了他，不称“大夫”，因为栾盈被断绝关系已久，虽然曾经是大夫，也不能以大夫相称。《左传》说：“这是说从外面来的。”如果从外面回来后又成为大夫，那么也就称“大夫”。《谷梁传》说：“说是厌恶他，不承认他。”如果确实是大夫，为什么说是厌恶他而不称呼他呢？《公羊传》说：“不是大夫。”这就对了。
齐侯偷袭莒国。
《春秋》的大义，趁其不备而攻击称为“袭”。莒国是小国，齐国是诸侯中的强国，而且世代为盟主，以强攻弱，又趁其不备。记载说：“齐侯袭莒”，这大概是侵伐之中罪责最重的。
二十五年春，齐国的崔杼率领军队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夏五月乙亥，齐国的崔杼杀了他的国君光。鲁公在夷仪会见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六月壬子，郑国的公孙舍之率领军队进入陈国。秋八月己巳，诸侯在重丘结盟。鲁公从夷仪回国。卫侯进入夷仪。
夷仪，是邢国的城邑。卫国已经灭掉邢国，夷仪于是归入卫国。卫侯十四年出逃到齐国，到这时才进入他国家的城邑。《春秋》中返回国家而进入其城邑的只有两例：郑伯突进入栎邑、卫侯进入夷仪。郑伯突则书名，而卫侯不名，是因为郑突篡夺了他哥哥郑忽的君位，进入城邑就书名；卫侯本来正当立，却被权臣驱逐，虽然尚未返回国都，但夷仪本来就是他所有的，与郑突相比是正当的，所以不书名。然而都记载为“入”，表明他们是凭借武力而后进入，进入之难。《公羊传》认为不称“入于卫”，是为了掩盖君位被弑的事实。考察卫侯实际上并未进入卫国国都，所以只说夷仪，如果确实进入其国都，为什么不记载“入卫”呢？
十二月，吴子遏攻打楚国，攻打巢国的城门，去世。
《春秋》中，诸侯不称名，称名的都是有罪应当断绝关系的。郑伯髡顽、吴子遏，都在行事之上书名，然后记载他们的去世。三传只看到文辞与平常不同，所以推测说，认为髡顽的去世是被杀，遏的去世是被巢国人所伤。如果确实如此，应当有特殊的文辞，经文不记载而正常说他们的去世，怎么区分呢？髡顽的事情确实如此。至于吴子遏，大概是他将要攻打楚国，路过巢国，巢国是楚国的盟国，于是攻打巢国的城门，正在攻打时去世，所以说“门于巢卒”。如果吴子确实是被巢国人伤害致死，那么经文记载足以作为警戒，表明他轻身侵伐而招致死亡。《春秋》只有鲁国的事有臣子的辞令，弑杀都不直说，对于诸侯又何必选择呢？三传的说法都不对。
二十六年，春，周王二月辛卯，卫国的宁喜杀了他的国君剽。
剽在十四年被宁殖驱逐其君卫衎而立为君，到这时已经十年了。宁殖对于宁喜，谋划将要迎立卫衎而让他做国君，于是又杀了剽。剽的即位不正当，而宁殖确实立他为君。既然由宁氏立他，那么宁氏不得不以剽为君了。剽虽然不正当，按王法应当诛杀，宁氏立他，宁氏杀他，不得不记载为“杀其君”。《左传》、《谷梁传》的说法都是对的。
卫国的孙林父进入戚邑叛乱。
卫侯卫衎的出逃，本来是被宁氏、孙氏驱逐的。这时宁喜杀了剽，将要迎立卫衎而让他做国君。林父不
衎甞有其国，见逐而出奔，于是剽已弑，而寗喜自内迎之，其归无难，而位又复也，故曰「复归」。辛卯、甲午，相去四日，剽弑而衎归，不容寗喜之弑，衎不闻也。然经之所书，惟曰喜弑，而衎不与焉。盖寗氏立剽而又弑之，当坐弑君之罪。衎以出奔而求反其国，虽与闻焉，盖未甞以之为君，而位又其甞所有者，故但曰「复归」也。《公》、《谷》之説皆误。
晋人执卫寗喜
寗喜弑君之贼，晋人执之冝矣。然犹不以伯讨之辞许之，而曰「晋人」，盖寗喜虽有罪者，而晋侯受林父之谮而执之，执而不杀，又不归之京师，若晋者，非讨弑贼者也，乃徒以私谮执之尔。书曰「晋人执防寗喜」，与宋执祭仲、齐执陈袁涛涂何以异哉？公羊曰：「不以其罪执之。」此説是也。
二十有七年，春，齐侯使庆封来聘。夏，叔孙豹、防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于宋。卫杀其大夫寗喜。
寗喜弑贼也，弑剽而归衎。衞侯衎得喜之迎已，反国复用之为大夫，未甞夺其位。喜既见执而归衞侯，乃以其私杀之。喜虽有罪，然衞侯杀之不以其罪，故书曰「杀其大夫」也。晋里克弑奚齐、卓子而立夷吾，夷吾杀之，亦曰「杀其大夫」也。晋侯夷吾、衞侯衎之杀大夫，皆以其私而不以其罪，《春秋》以其事同，故书之亦相类也。谷梁曰：「恶献公。」意亦通尔。
卫侯之弟鱄出奔晋
鱄之迹见于三《▯皆以鱄与寗喜合谋弑剽以纳其兄。喜既被诛，鱄以其言不信负喜，扵是出奔。然则鱄与喜皆弑君者，春秋不罪鱄而罪衞侯，盖以鱄之意在立其兄衎，即以衞之广而不能容鱄，至于出奔也。书曰「衞侯之弟鱄」，所以深罪衞侯兄弟不相容尔。鱄恶虽无所见，然其至于出奔，则亦不待贬絶而可见也。谷梁以鱄之去合乎春秋，不知春秋无与鱄之辞者，盖春秋与鱄，则是篡弑者可奬，而背叛者可进也。何休非之，当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春秋之法，前目后凡。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再言豹者，内则详也。公羊以谓殆诸侯，殊失之矣。谷梁以溴梁之防比之，亦非也。溴梁之防，圣人欲一见大夫専政之恶，不可为例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而经嵗者多矣，春秋未甞书曰「公在某也」。惟襄公之在楚、昭公之在干侯，每于一嵗之首必书之。盖襄公如楚，为楚所制，不得归国以行朝正之礼，圣人以襄公告庙之废者，见制于楚也，故书曰「公在楚」。昭公见逐于季氏，出居干侯，不得告庙而行朝正之礼，圣人以昭公之废礼者，见逐于季氏也。襄公之得罪于楚、昭公之见逐于臣，皆有罪矣。然责其朝正之不废，则其所必不能者。春秋之义，不责人以所不能。然则它公之无事而久留于外，遂废朝正之礼者，春秋所深罪也。三▯之説，谷梁得之。
呉子使札来聘
春秋》之于夷狄，书之有渐焉，非进之夷狄益进，则中国益衰矣。楚子使椒来聘，书爵、书名，非进楚也，所以见楚之盛也；呉子使札来聘，书爵、书名，非进呉也，所以见呉之盛也。楚始聘鲁，书曰「荆人」；呉始聘鲁，遂称「呉子」。《春秋》非厚呉而薄楚也。荆初来聘，中国犹有可为者，早攘却之，楚将不至于盛，而中国将不至于衰也。至其通好之乆，盟、防、侵、伐，同于诸侯，则中国与之等矣。故书曰「楚子使椒来聘」，所以一楚于中国也。呉初来聘而遂称子，言其一来而遂同中国也。公、谷皆以季子贤而来聘，故呉得称子。按季子虽贤者，而呉实夷狄，安得以一季子之贤而遽乱其例哉？此皆不得其义而过为之説尔。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防罢来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灾。宋伯姬卒。
伯姬之行，盖妇人之伯夷也。方春秋之际，人伦大乱，而妇徳扫地矣。伯姬立滛乱无礼之世，而为髙洁难行之行，宁杀其身于火以死，不苟其生于有过之地。虽其身不幸于一时，而万世无礼不洁之人，小闻其
译衎曾经拥有卫国，被驱逐后出逃，此时剽已经被杀，而寗喜从宫内迎接他，他回国没有困难，并且王位又恢复了，所以称“复归”。辛卯、甲午，相隔四天，剽被杀而衎回国，不容寗喜杀剽，衎没有听说。然而《春秋》所记载的，只说喜杀剽，而衎不参与。大概寗氏立剽而又杀他，应当承担杀君的罪责。衎因为出逃而请求返回卫国，虽然参与了这件事，大概没有把他当作君主，而且王位又是他曾经拥有的，所以只说“复归”。《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晋人拘捕卫国的寗喜
寗喜是杀君的贼人，晋人拘捕他是适宜的。然而还不以霸主讨伐的措辞允许他，而说“晋人”，大概寗喜虽然有罪，而晋侯接受林父的谗言而拘捕他，拘捕而不杀，又不把他送回京城，像晋国这样，不是讨伐杀君贼人，只是凭私怨拘捕他罢了。记载说“晋人拘捕卫国的寗喜”，与宋国拘捕祭仲、齐国拘捕陈国的袁涛涂有什么不同呢？《公羊传》说：“不是凭他的罪过拘捕他。”这个说法是对的。
二十七年，春天，齐侯派庆封来聘问。夏天，叔孙豹、晋国的赵武、楚国的屈建、蔡国的公孙归生、卫国的石恶、陈国的孔奂、郑国的良霄、许人、曹人在宋国会盟。卫国杀了它的大夫寗喜。
寗喜是杀君的贼人，杀了剽而让衎回国。卫侯衎得到喜的迎接自己，回国后又任用他做大夫，没有剥夺他的职位。喜已经被拘捕而让衎回国，卫侯衎就凭私怨杀了他。喜虽然有罪，然而卫侯衎杀他不凭他的罪过，所以记载说“杀它的大夫”。晋国的里克杀了奚齐、卓子而立夷吾，夷吾杀了他，也说“杀它的大夫”。晋侯夷吾、卫侯衎杀大夫，都是凭私怨而不凭罪过，《春秋》因为事情相同，所以记载也相似。《谷梁传》说：“厌恶献公。”意思也通。
卫侯的弟弟鱄出逃到晋国
鱄的事迹见于三处，都因为鱄与寗喜合谋杀剽以迎立他的哥哥。喜已经被杀，鱄因为他的话不被信任而辜负喜，于是出逃。那么鱄与喜都是杀君的人，《春秋》不怪罪鱄而怪罪卫侯，大概因为鱄的心意在立他的哥哥衎，即使凭卫国的广大而不能容纳鱄，以至于出逃。记载说“卫侯的弟弟鱄”，用来深深怪罪卫侯兄弟不能相容。鱄的罪恶虽然没有显现，然而他以至于出逃，那么也不等待贬斥断绝就可以看见了。《谷梁传》认为鱄的离去合乎《春秋》，不知道《春秋》没有赞许鱄的措辞，大概《春秋》赞许鱄，那么篡弑的人就可以被奖赏，而背叛的人就可以被进用。何休非议他，是对的。
秋天七月辛巳，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
《春秋》的法度，前面列举后面概括。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再次提到豹，是因为对内详细。《公羊传》认为大概诸侯，完全错了。《谷梁传》以溴梁的会盟相比，也是不对的。溴梁的会盟，圣人想要一见大夫专政的罪恶，不可以作为例证。
二十九年春天，周王的正月，鲁公在楚国
鲁公在国外而经过一年的很多了，《春秋》没有记载说“鲁公在某地”。只有襄公在楚国、昭公在干侯，每在一年之首必定记载。大概襄公到楚国，被楚国控制，不能回国以举行朝正之礼，圣人因为襄公废弃告庙，是被楚国控制，所以记载说“鲁公在楚国”。昭公被季氏驱逐，出居干侯，不能告庙而举行朝正之礼，圣人因为昭公废弃礼制，是被季氏驱逐。襄公得罪于楚国、昭公被臣下驱逐，都有罪了。然而责备他们朝正之礼不废弃，那么是他们必定不能做到的。《春秋》的道义，不责备人做不能做的事。那么其他鲁公无事而长久留在外面，于是废弃朝正之礼的，是《春秋》深深怪罪的。三家之说，《谷梁传》得到了它。
吴子派札来聘问
《春秋》对于夷狄，记载有渐进，不是夷狄日益进步，就是中国日益衰败。楚子派椒来聘问，记载爵位、名字，不是进步楚国，是用来显示楚国的兴盛；吴子派札来聘问，记载爵位、名字，不是进步吴国，是用来显示吴国的兴盛。楚国开始聘问鲁国，记载说“荆人”；吴国开始聘问鲁国，就称“吴子”。《春秋》不是厚待吴国而轻视楚国。荆国初来聘问，中国还有可为的，早早就排斥它，楚国将不至于兴盛，而中国将不至于衰败。等到通好之久，盟、会、侵、伐，与诸侯相同，那么中国与它等同了。所以记载说“楚子派椒来聘问”，用来把楚国等同于中国。吴国初来聘问就称子，说它一来就等同于中国。《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季子贤能而来聘问，所以吴国得以称子。考察季子虽然贤能，而吴国实在是夷狄，怎么能凭一个季子的贤能就扰乱它的例证呢？这都是不得其道义而过度解说罢了。
三十年春天，周王的正月，楚子派罢来聘问。夏天四月，蔡世子般杀了它的君主固。五月甲午，宋国发生火灾。宋伯姬去世。
伯姬的行为，大概是妇人的伯夷。正当春秋之际，人伦大乱，而妇德扫地。伯姬立于淫乱无礼之世，而做高洁难行的行为，宁可杀其身于火而死，不苟且生于有过之地。虽然她不幸于一时，而万世无礼不洁之人，小闻其
风，则知所愧矣。孔子贤之，于纳币、致女、归媵、卒、葬，虽法所当略者，一切书之，所以乐道人之善，而使不洁之人惧也。左氏、陆淳之徒，不能深逹孔子之意，而妄为之説曰：「共姬女而不妇。」夫以伯夷之贤，不见称于孔子，则亦西山之饿夫；共姬之行，不见列于春秋，则亦小国之愚妇尔。为伯夷、共姬，又何恨哉？亦信其志而已矣。
译（如果）有了风教，就知道什么是可耻的了。孔子认为她贤德，对于纳币、迎娶、送媵、卒、葬这些按照礼法本应简略记载的环节，全都详细记录下来，这是为了乐于宣扬他人的善行，从而使不洁之人感到畏惧。左氏、陆淳等人，不能深刻通达孔子的本意，却胡乱解释说：“共姬身为女子，却没有妇德。”如果像伯夷那样贤德的人，不被孔子称颂，也不过是西山的饿夫罢了；共姬的品行，如果不被列于《春秋》，也不过是小国的愚妇罢了。对于伯夷、共姬来说，又有什么遗憾呢？只要坚守自己的志向罢了。
郑良霄出奔许，自许入于郑，郑人杀良霄。
良霄出奔，甞絶其大夫之位。于其入也，又自许焉，见絶于国，而借许以入，其非大夫亦明矣。故其杀之，但曰「良霄」，言非大夫也。《谷梁》曰：「恶之。」非也。
晋人、齐人、宋人、衞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人、小邾人防于澶渊，宋灾故。
春秋》凡盟、防，皆不系事，以为皆有罪矣。于罪之中，有甚大而当诛者，则系事以甚之。威二年防于稷，以成宋乱是也。等为防，于防之中有甚善而可嘉者，则系事以明之，防于澶渊，宋灾故是也。罪莫大于弑君、弑兄，恶莫大于成人之乱。威公内弑其兄，篡其位，外成人之乱，以纵罪人而立君，《春秋》甚之，特书曰「成宋乱」。救患分灾，同其有无，诸侯之义，而人伦之常也。《春秋》之时，则无是矣。宋灾，而诸侯大夫为防以救之，《春秋》嘉之，特书之曰「宋灾故」。然则《春秋》常事不书，书之必有意也。澶渊之防，十有二国，不容皆使防者，然而书之皆曰「人」焉。盖圣人之意，以谓忧患之来，何可豫知也？忧人之忧，人亦忧其忧矣。《春秋》诸侯，以幸灾而相攻伐为事，未有忧人之忧者。于是防而忧宋灾，合救防之义，而人人所欲者，故书曰「人」，明人人之所欲也，与和平书「人」者义相类尔。公羊以为贬，谷梁以为救灾以众，皆不得其义。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春秋未逾年之君书卒者三：子赤、子般以弑，不地；子野之卒又不书地。谷梁以日月为例，以日为正，然又不可通于春秋众弑之君。赵子以子野卒为有地而疑脱之，未可知尔。
春秋经解卷十
<经部,春秋类,孙氏春秋经解》>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卷十一
宋 孙觉 撰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孙豹、防、晋赵武、楚公子围、齐国弱、宋向戌、卫齐恶、陈公子招、蔡公孙归生、郑罕虎、许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郓。
郓，我邑也，乆防于外，而今取得之，故曰取郓，而不系之国也。定十年书曰：「齐人归郓、讙、▯、隂田」，葢近郓者，似取之齐尔。左氏以为莒邑，亦未知所据也。公羊以为不聼而取之，若如此説，则经当先书其不聼之迹，而后言邑也。
秋，莒去疾自齐入于莒，莒展舆出奔呉。
春秋》未逾年君出奔者三，篡未逾年而归入亦三：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曹覊出奔陈，赤归于曹；莒去疾自齐入于莒，莒展舆出奔呉，是也。莒子宻州见弑于去年，展舆之立亦逾年矣，于经可以书爵也。然而不书爵者，《春秋》以其不正而夺之也。曹覊、莒展舆皆即位而逾年者，其爵皆不书之，以其不正同也。
二年春，晋侯使韩起来聘。夏，叔弓如晋。秋，郑杀其大夫公孙黒。冬，公如晋，至河乃复。
公如晋，朝而晋不纳公，一至河乃复。以公之自复为文者，臣子之心不欲其君见拒于人而公自复也。昭公四如晋，四至河而复。二十三年冬，至河乃复，书曰有疾焉。公虽不见纳于晋，然有疾而复，犹可以杀耻尔。《谷梁》曰：「着有疾也。」按经文乃是公自复尔，何言有疾乎？实有疾，经当书之，安知其有疾也？
季孙宿如晋
公如晋，不见纳，而季孙宿徃而辄纳之。经书曰：「公如晋，至河乃复。季孙宿如晋。」所以见君不君，臣不臣，而晋无道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防于申。楚人执徐子。
盂之防楚子执宋公，则经以诸侯共执为文；申之防楚人执徐子，而经斥言之者，盂之防主盟者宋公，诸侯防盟者以宋公也。诸侯随宋公以盟，而楚子执其盟主，诸侯不能讨，反随从之，则诸侯有罪矣，故以诸侯共执为文。申之防盟主者楚子，诸侯随楚子以盟，而盟主执诸侯焉，诸侯无所加罪，则曰「楚人执徐子」。盂、申之防非圣人偏有彼此，所以
译郑良霄出逃到许国，又从许国进入郑国，郑国人杀了良霄。
良霄出逃时，曾经断绝了他大夫的职位。在他回国时，又自称是从许国来的，被国家所排斥，却借助许国得以进入，他已不是大夫也就很明显了。所以杀他时，只称“良霄”，表示他不是大夫。《谷梁传》说：“这是憎恶他。”这是不对的。
晋人、齐人、宋人、卫国的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邳人、小邾人等在澶渊会盟，是因为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
《春秋》凡是记载盟会、防会，都不连系具体事件，认为他们都有罪。在罪行之中，有特别重大应当诛杀的，就连系事件来加重谴责。僖公二年防会在稷，促成宋国的动乱，就是这种情况。同为防会，在防会中有特别善行值得嘉奖的，就连系事件来表明，澶渊之防，因为宋灾的缘故，就是这种情况。罪过没有比弑君、弑兄更大的，恶行没有比促成别人动乱更严重的。僖公在内弑杀自己的兄长，篡夺君位，在外促成别人的动乱，放纵罪人而立君，《春秋》对此加以谴责，特意记载说“促成宋国的动乱”。救助患难，分担灾祸，互通有无，这是诸侯的道义，也是人伦的常理。《春秋》时代，却没有这样做了。宋国发生火灾，诸侯大夫会盟来救助它，《春秋》嘉奖这种行为，特意记载说“宋灾的缘故”。那么《春秋》平常的事不记载，记载就一定有深意。澶渊之防，有十二个国家，不可能都让防会的人去，但是记载时都称“人”。大概圣人的意思是说，忧患的到来，怎么可以预先知道呢？担忧别人的忧患，别人也会担忧他的忧患。《春秋》时代的诸侯，以幸灾乐祸、互相攻伐为事，没有担忧别人忧患的人。于是会盟而担忧宋国的火灾，符合救助防会的道义，是人人所希望的，所以记载称“人”，表明这是人人所希望的，与和平时期记载称“人”的意义相类似。《公羊传》认为是贬斥，《谷梁传》认为是以众人救灾，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意义。
三十有一年春，周历正月。夏六月辛巳日，鲁昭公在楚宫去世。秋九月癸巳日，子野去世。
《春秋》记载未逾年之君去世的有三例：子赤、子般因被弑杀，不记载地点；子野的去世也不记载地点。《谷梁传》以日月为例，认为以日记载为正，但这又无法通用于《春秋》中众多被弑杀的君主。赵子认为子野去世是有地点但疑似脱漏，这还不好说。
春秋经解卷十
<经部,春秋类,孙氏春秋经解》>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卷十一
宋 孙觉 撰
昭公
元年春，周历正月，鲁昭公即位。叔孙豹、防、晋国的赵武、楚国的公子围、齐国的国弱、宋国的向戌、卫国的齐恶、陈国的公子招、蔡国的公孙归生、郑国的罕虎、许国人、曹国人在虢地会盟。三月，夺取郓地。
郓，是我国的城邑，长久被防制在外部，现在得以取得，所以说“取郓”，而不连系所属的国家。定公十年记载说：“齐人归还郓、讙、龟、阴田”，大概靠近郓的地方，似乎是向齐国夺取的。《左传》认为是莒国的城邑，也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公羊传》认为是不听命令而夺取，如果这样说，那么经文应当先记载不听命令的迹象，然后再说城邑。
秋，莒国的去疾从齐国进入莒国，莒国的展舆出逃到吴国。
《春秋》未逾年之君出逃的有三例，篡位未逾年而回归入国的也有三例：突回归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曹羁出逃到陈国，赤回归曹国；莒去疾从齐国进入莒国，莒展舆出逃到吴国，就是这些。莒子密州在去年被弑杀，展舆即位也超过一年了，在经文中可以记载爵位。但是不记载爵位，是《春秋》因为他不正统而剥夺他的爵位。曹羁、莒展舆都是即位超过一年的人，他们的爵位都不记载，因为不正统相同。
二年春，晋侯派韩起来聘问。夏，叔弓前往晋国。秋，郑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孙黑。冬，鲁昭公前往晋国，到了黄河才返回。
鲁昭公前往晋国，朝见但晋国不接纳他，一到黄河就返回。以鲁昭公自己返回来行文，是因为臣子的心意不希望君主被人拒绝，所以说是鲁昭公自己返回。昭公四次前往晋国，四次到黄河就返回。二十三年冬，到黄河才返回，记载说因为有病。鲁昭公虽然不被晋国接纳，但是因为有病而返回，还可以减轻耻辱。《谷梁传》说：“表明有病。”查考经文乃是鲁昭公自己返回，哪里说到有病呢？如果实在有病，经文应当记载，怎么知道他是有病呢？
季孙宿前往晋国
鲁昭公前往晋国，不被接纳，而季孙宿前往却立即被接纳。经文记载说：“公如晋，至河乃复。季孙宿如晋。”以此来显示君不像君，臣不像臣，而晋国无道。
四年春，周历正月，下大雨冰雹。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在申地会盟。楚人拘捕了徐子。
盂地会盟时楚子拘捕宋公，那么经文以诸侯共同拘捕来行文；申地会盟时楚人拘捕徐子，而经文直言不讳地说明，盂地会盟的主盟者是宋公，诸侯会盟是因为宋公。诸侯跟随宋公会盟，而楚子拘捕了他们的主盟者，诸侯不能讨伐，反而跟随他，那么诸侯有罪了，所以以诸侯共同拘捕来行文。申地会盟的主盟者是楚子，诸侯跟随楚子会盟，而主盟者拘捕诸侯，诸侯无处加罪，就说“楚人拘捕徐子”。盂、申两地会盟并非圣人偏袒哪一方，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