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解卷八
宣公弑子赤而立，又在文公之防也，乃遽使大夫逆女于齐。书逆、书至，所以见弑君之人得志而在位，则无所不至也。居防而序大夫逆女，皆非礼之大者，而经无异辞，不待贬絶而罪恶可见矣。公子遂不再言公子者，一事而再见者卒名，公羊之説是也。左氏以为尊君命、尊夫人，葢失之矣。
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卫
放流之也。书曰：「放驩兠于崇山。」是也。大夫者，人君在以治国家者也。古者诸侯、大夫命于天子，大夫有罪，则请于天子，天子命杀之可，放之可。春秋之于诸侯，未甞请于天子，专命之，专杀之，专放之也。君遇臣以礼，臣有罪而去，犹使人道之出疆，三年而后收其田里，况无罪乎？春秋书曰：「放其大夫。」罪其命之专，放之无礼也。论语曰：「君子翔而后集，色斯举矣。」为大夫而见放焉，则亦非贤者矣。公羊曰：「近正也。」案经书国而不书其君，不与其专放大夫也。经不与之，安得曰近正？谷梁曰：「称国以放，放无罪也。」按书放者皆有罪尔，称人自为与其下为别也，安得以称国而见其无罪乎？
六月齐人取济西田
济西之田，齐人取之，盖有罪矣。然三▯皆以为赂齐，而赂齐之恶，经无所见。盖宣公弑君，罪大当诛，而齐为伯主，不能讨，与公婚姻，与公盟会，再受其臣之聘，又取其田，盖皆于数月之间也。齐侯之罪，隠而难见，故明书取田以着其罪。春秋取田邑，皆贬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昭公二十五年齐侯取郓，独书以爵。是时昭公见逐于季孙，而寓于齐，齐侯以义取鲁之郓以居昭公，春秋以其取不为已得，伯主之义，特书曰齐侯。舎是而取田邑者，皆贬曰人，齐人取济西田是也。
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晋赵盾帅师救陈。宋公、陈侯、卫侯、曹伯防晋师于棐林，伐郑。
陈、宋附晋而见侵于楚。赵盾帅师救之，不曰救宋者，侵宋已去，而陈方受侵也。诸侯伐郑，讨陈见侵之后，而防晋师。不言赵盾者，前目后凢也。公羊以为君不防大夫，按《春秋》诸侯防大夫亦多矣，此例不通。谷梁以为大赵盾之事，按经言防晋师，而没去赵盾之名，乃是贱尔，何谓大乎？盖公、谷不知《春秋》省文之义，故妄为之説尔。
冬晋赵穿帅师侵崇
崇之地，未甞见经，于此始书焉。左氏以崇为秦所与之国，侵崇所以求成于秦，事虽不见于经，然以崇为国，则与经相近。公羊以崇为栁，栁为天子之邑，若晋师侵天子之邑，其罪甚重，于经当有异文。左氏、谷梁皆作崇，公羊未可据。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帅师，战于大棘。宋师败绩，获宋华元。
华元师败而身见获，春秋书之，盖罪之也。革元为政于宋，不能使冦雠之不来，而谷梁以谓「以三军敌华元，华元虽获，不病矣」。按春秋师败而至于见获，皆先言败而后言获，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郦，获莒挐，齐师败绩，获齐国夏是也。何独华元则以三军敌之？谷梁之説非也。
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臯。
晋赵盾、许世子止，圣人以弑君书之，而三家之传与后之説者，説皆不同，盖皆不知孔子之意。三传之説以为盾不弑君，弑君者赵穿也，孔子加赵盾以弑君之罪者，盾亡不越境，反不讨贼也；许世子未甞弑君，而止不甞药，父饮止药而死也。后之説者以为学当据经，经书「晋赵盾弑君」，则盾也，非赵穿；书「许世子止弑君」，则止也，非不甞药也。从三传之説，则是二子无心于弑，而孔子妄加之罪也；从后人之説，则二子实亲弑君，而三家妄传也。是皆不见孔子之意。夫赵盾之为大夫于晋，其执政之久且专如此，灵公无道而欲杀盾者数矣，族人弑君而盾反不讨，又与之并立于朝，然则弑君者谁与？盾也。若盾者，盖隂弑其君而阳逃其迹，实行其计而穿受其名者也。盾执政之久，其贤闻于国人，而灵公无道滋欲杀之，盾出奔未逺，而其族人乗国人之不悦而弑之，盾反讨贼犹未免也，况不讨乎？《春秋》弑君者多矣，不必其身
译宣公杀害子赤并自立为君，当时他正住在文公的防邑，于是急忙派遣大夫去齐国迎娶女子。《春秋》记载了“迎娶”和“到达”，这是为了表明：杀害君主的人得志并居于高位，就会无所不为。居住在防邑却按次序记载大夫迎娶女子，都是严重违背礼制的行为，而经文没有使用不同的措辞，不需要贬斥和断绝关系，其罪恶就已经显而易见了。公子遂不再被称为“公子”，是因为同一件事再次出现时最终称名，这是《公羊传》的说法正确。《左传》认为这是尊重君命、尊重夫人，大概是错误的。
晋国将其大夫胥甲父流放到卫国。
这是放逐流亡的意思。《尚书》说：“将欢兜放逐到崇山。”就是这种情况。大夫，是君主用来治理国家的人。古代诸侯和大夫由天子任命，大夫有罪，就向天子请示，天子命令杀他可以，放逐他也可以。《春秋》对于诸侯，从未向天子请示，擅自任命、擅自杀戮、擅自放逐。君主以礼对待臣下，臣下有罪而离去，尚且派人引导他出境，三年后才收回他的田地和房屋，何况无罪呢？《春秋》记载说：“放逐其大夫。”这是谴责其擅自命令、放逐无礼。《论语》说：“君子飞翔然后栖息，脸色不对就飞走了。”身为大夫而被放逐，也就不是贤者了。《公羊传》说：“接近正道。”考察经文记载国家而不记载君主，是不认可其擅自放逐大夫。经文不认可，怎么能说接近正道呢？《谷梁传》说：“称国家来放逐，是放逐无罪的人。”考察记载放逐的人都是有罪的，称“人”是为了与下属区别，怎么能通过称国家而看出无罪呢？
六月，齐国人夺取了济水西岸的田地。
济水西岸的田地，齐国人夺取它，大概是有罪的。然而三家都认为是贿赂齐国，而贿赂齐国的恶行，经文中没有体现。大概宣公杀害君主，罪大当诛，而齐国作为霸主，不能讨伐，反而与宣公通婚，与宣公会盟，再次接受其臣下的聘问，又夺取其田地，这些大概都在几个月之间发生。齐侯的罪行，隐蔽而难以察觉，所以明确记载夺取田地以彰显其罪。《春秋》夺取田邑，都贬称为“人”，谴责其擅自夺取。只有昭公二十五年齐侯夺取郓地，单独记载爵位。当时昭公被季孙驱逐，寄居在齐国，齐侯以道义夺取鲁国的郓地让昭公居住，《春秋》认为其夺取不是为了私利，符合霸主的道义，特意记载为“齐侯”。除此之外夺取田邑的，都贬称为“人”，齐人夺取济西田就是这种情况。
楚子、郑国人侵犯陈国，接着侵犯宋国。晋国赵盾率领军队救援陈国。宋公、陈侯、卫侯、曹伯在棐林抵御晋军，讨伐郑国。
陈国、宋国依附晋国而被楚国侵犯。赵盾率领军队救援他们，不说救援宋国，是因为侵犯宋国已经结束，而陈国正遭受侵犯。诸侯讨伐郑国，是在陈国被侵犯之后，而抵御晋军。不提及赵盾，是因为前文已提及，后文省略。《公羊传》认为君主不抵御大夫，考察《春秋》诸侯抵御大夫的情况也很多，这个例子不通。《谷梁传》认为夸大赵盾的事，考察经文说抵御晋军，而隐去赵盾的名字，这是轻视他，怎么能说是夸大呢？大概《公羊传》、《谷梁传》不知道《春秋》省略文字的含义，所以胡乱解释罢了。
冬天，晋国赵穿率领军队侵犯崇地。
崇地的地方，未曾见于经文，在这里才开始记载。《左传》认为崇是秦国给予的国家，侵犯崇地是为了向秦国求和，事情虽然不见于经文，但把崇当作国家，与经文相近。《公羊传》认为崇是柳，柳是天子的邑，如果晋军侵犯天子的邑，其罪很重，经文应当有不同的文字。《左传》、《谷梁传》都作崇，《公羊传》不可依据。
二年春天，周历二月壬子日，宋国华元率领军队与郑国公子归生率领军队，在大棘交战。宋军大败，俘获了宋国华元。
华元军队战败而自身被俘，《春秋》记载这件事，大概是谴责他。华元在宋国执政，不能使敌寇不来，而《谷梁传》认为“用三军对抗华元，华元虽然被俘，也不值得怜悯”。考察《春秋》军队战败以至于被俘，都是先说战败而后说被俘，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打败莒军，俘获莒挐，齐军大败，俘获齐国夏就是如此。为什么唯独华元是用三军对抗他呢？《谷梁传》的说法不对。
秋天九月乙丑日，晋国赵盾杀害其君主夷皋。
晋国赵盾、许世子止，圣人以弑君记载他们，而三家传文与后来的解说者，说法都不同，大概都是不知道孔子的意图。三传的说法认为赵盾没有弑君，弑君的是赵穿，孔子加给赵盾弑君的罪名，是因为赵盾逃亡没有越过国境，返回后不讨伐贼人；许世子未曾弑君，而许世子没有尝药，父亲喝了许世子的药而死。后来的解说者认为学习应当依据经文，经文记载“晋赵盾弑君”，那就是赵盾，不是赵穿；记载“许世子止弑君”，那就是许世子，不是没有尝药。如果听从三传的说法，那么这两个人没有弑君的心，而孔子妄加罪名；如果听从后人的说法，那么这两个人确实亲自弑君，而三家妄传。这都是没有看到孔子的意图。赵盾作为晋国的大夫，执政时间长久且专权如此，灵公无道而想要杀赵盾多次，族人弑君而赵盾返回不讨伐，又与灵公并立于朝堂，那么弑君的是谁呢？是赵盾。像赵盾这样的人，大概是暗中弑君而表面上逃避踪迹，实际执行计谋而让赵穿承受罪名的人。赵盾执政时间长久，他的贤名闻名于国人，而灵公无道更加想要杀他，赵盾出逃不远，而他的族人趁着国人的不满而弑君，赵盾返回讨伐贼人尚且难免，何况不讨伐呢？《春秋》记载弑君的人很多，不一定亲自
弑之，他人弑之而已受其福者，孔子皆以杀贼诛之，不论其同谋不同谋也。弑隠公者公子翚也，威公被弑君之罪；杀子赤者公子遂也，而宣公受弑君之名。必待亲弑然后罪之，则奸臣贼子得以计免，而庸愚无知者常当其实。许世子止进药于父而不甞也，父饮药以死，药不可以妄进，进不容于误也，而止以药弑其父，安知止心不欲弑也？若止者，盖亦幸而得不甞药之名也。由孔子以观之，则曰止弑其君矣；然而后之説者则曰不讨贼、不甞药，其罪轻于弑君，孔子不应以不讨贼、不甞药之人而加之弑君之罪。不知孔子原情定罪，而罪当其人尔。弑君者赵穿，而欲弑者盾也，盾不欲弑，何为不讨？威公不讨公子翚而隠不书▯，宣公不讨公子遂而继书即位，盾不讨穿而经书弑君，盖一例耳，何独至盾而疑之乎？杀人者或以刃或以挺，或以药，或以饥，四者虽异，而同归于死。春秋弑君二十有四，亦不皆以刃也，何独至止而疑之乎？春秋书盾、止之弑，而三子者论其情，或恕或不恕，此自三子之见尔，安可以三子之异，而废春秋之公法哉？如三子，亦不能造虚于盾、止之事也。然如左氏曰：「惜也，出境乃免。」弑君之恶，天下无所容，而逃出其境辄免之，何其无法之甚也！公羊曰：「亲弑君者赵穿，曷为加之赵盾？不讨贼也。」盾不讨贼，迹其心乃欲弑者也，何谓加之乎？又曰：「贼未讨，何以书葬？不成于弑也。」春秋之法，世子弑君，不待讨贼而书葬，蔡世子般弑其君而葬景公是也，何独至止而曰不成于弑乎？谷梁曰：「于盾也，见忠臣之至；于许世子，见孝子之至。」若盾、止者，君弑不讨贼，进药而父死，盖大恶之人也，何谓忠孝之小不至乎？
译杀害国君，他人行弑而自己坐享其福的人，孔子都将其作为杀害国君的贼子予以诛讨，不论其是否同谋。弑杀隐公的是公子翚，桓公因此背负了国君被弑的罪责；杀害子赤的是公子遂，而宣公承受了弑君的名声。如果一定要等到亲手弑君才定罪，那么奸臣贼子就能凭借计谋逃脱罪责，而平庸愚笨无知的人却常常承担实际的罪名。许国世子止给父亲进药而没有先尝，父亲喝了药而死，药物不可以随意进献，进献时不容许有失误，而止因为进药导致父亲死亡，怎么知道止心里不想弑父呢？像止这样的人，大概也是侥幸才得到了没有尝药的罪名。从孔子的观点来看，就说止弑杀了他的国君；然而后来的解说者却说，不讨伐贼子、没有尝药，其罪行比弑君要轻，孔子不应该把弑君的罪名加在不讨伐贼子、没有尝药的人身上。他们不知道孔子是推究情由来定罪，而罪责应当符合其人。弑君的是赵穿，而想要弑君的是赵盾，赵盾不想弑君，为什么不讨伐贼子呢？桓公不讨伐公子翚而隐公不记载弑君，宣公不讨伐公子遂而史书接着记载即位，赵盾不讨伐赵穿而史书记载弑君，这大概是一个例证，为什么唯独对赵盾产生怀疑呢？杀人者有的用刀，有的用棍棒，有的用药，有的用饥饿，这四种方式虽然不同，但同样归于死亡。《春秋》记载弑君二十四次，也不都是用刀杀的，为什么唯独对止产生怀疑呢？《春秋》记载赵盾、许世子止的弑君行为，而三位学者论断他们的情由，有的宽恕有的不宽恕，这只是三位学者的见解罢了，怎么可以因为三位学者的不同见解，而废弃《春秋》的公法呢？像这三位学者，也不能在赵盾、许世子止的事情上凭空捏造。然而像《左传》说：“可惜啊，出了国境就免罪了。”弑君的恶行，天下无处容身，而逃出国境就免除罪责，这是多么无法无天啊！《公羊传》说：“亲手弑君的是赵穿，为什么加罪于赵盾？是因为不讨伐贼子。”赵盾不讨伐贼子，推究他的内心其实是想要弑君的，为什么说加罪于他呢？又说：“贼子没有讨伐，为什么记载葬礼？是因为弑君之事没有成立。”《春秋》的法度，世子弑君，不等待讨伐贼子就记载葬礼，蔡国世子般弑杀国君而记载景公的葬礼就是例子，为什么唯独对止说弑君之事没有成立呢？《谷梁传》说：“对于赵盾，看到了忠臣的极致；对于许世子止，看到了孝子的极致。”如果赵盾、许世子止，国君被弑不讨伐贼子，进药导致父亲死亡，大概是极大的恶人，为什么说忠孝的小节没有达到呢？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
春秋》之正月，夏时之十一月也。鲁，诸侯，郊不敢并天子之时而杀，从于二月。十一月而飬牛，三月在涤，之礼也。郊牛之口伤，不书所以伤之，牛自伤也。改卜牛，牛死，异也。不郊而望，望所以因郊也。不郊矣，安用望乎？犹者，可以已也。
葬匡王
正王之葬不书，所以徃者，宣公自徃也。古者诸侯即位，必朝天子。宣公之立，未甞如京师，因其葬正王也，一徃防葬，而且朝焉。春秋常事不书，公如京师、葬天王，事之常者，故不书尔。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春秋之义，大和平而恶侵伐。侵伐必正其主兵之名，和平则曰「人」而已，以明举国皆欲之也。公及齐侯平二国之怨，而莒独不从。书曰「莒人不肯」，盖防之也。春秋平者曰「人」，不肯者亦曰「人」，所以书「人」则同，而褒贬则异矣。公以大国之义平小国之怨，耻已大矣，又伐之而取其邑。莒人不肯，则有罪矣，伐之而取其邑，不亦甚平春秋之义，不以有功没其过，不以不正治人之邪。楚人杀陈夏徴舒，则为义；入陈，则无道矣。平莒及郯，则近正；伐莒取向，则有罪矣。所谓牵牛蹊人之田而夺之牛也。《公羊》曰：「其言不肯，辞取向也。」莒虽不肯平郯，而公取向，罪可辞乎？《谷梁》曰：「伐莒，义兵也。」平莒可以为义，伐之安得义乎？
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
按左氏以为归生惧，从而杀君，实弑者公子宋也。春秋三传之法，弑君者以与谋为首。公子宋谋之，归生从之，归生则有罪矣，然公子宋何以免乎？又曰：「弑君称君，君无道也。」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奈何君无道则臣得弑之？伤教害义之甚者也。
五年春，公如齐。夏，公至自齐。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叔姬。人臣无外交，齐高固逾境而婚，《春秋》罪之。不曰「逆女」而曰「逆叔▯」者，所以别大夫之自逆，且礼所当畧谷梁》曰：「不与夫人之称。」大夫外交，诚有罪矣；不与其称，有何义乎？左氏曰：「卿自逆，是也。」
冬齐高固及子叔▯来
子叔▯之归宁，义不当书。春秋以高固外交，故见高固之来与子叔▯偕也。左氏曰：「来反马也。」若反马常事，又何书乎？谷梁曰：「不使得归之意。」若高固受命来聘，当先书来聘，乃曰及子叔▯来，经一书之，足明非聘也。
六年春晋赵盾卫孙免侵陈
春秋》之法，将尊师少称将。赵盾、孙免，晋、卫之大夫，而所将之众少，故不称帅师也。
七年春卫侯使孙良夫来盟
良夫自外而至，故书曰「来」，不书其所与之人，我之敌者也。《谷梁》曰：「来盟，前定也。」按但书其自外尔，安知其前定乎？又曰：「以国与之。」按盟不言我之敌者，以国与之有何义乎？
夏公防齐侯伐莱
春秋》内为志曰「及」，外为志曰「防」。伐莱之役，主于齐侯，而公徃防之。左氏以与谋、不与谋为别，意则近之，而义未精尔。
八年春，公至自防。夏六月，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公子遂至黄乃复，而卒于垂。复，盖有疾而复，亦可矜也，而《春秋》书之，罪其受命而不死于外。复者，不当复也。
辛巳，有事于大庙。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万入，去籥。仲遂，弑君之贼，于经不当书卒，而经书其卒，又责宣公之尽礼者，盖仲遂虽弑君之贼，宣公以弑贼讨之，则罪无所逃矣；既任之为大夫，则当尽遇臣之礼。里克比弑二君，而夷吾杀之，书曰：「晋杀其大夫里克」，不言讨贼也。盖谓夷吾杀之不以义，而以已私。里克虽有罪当讨，而夷吾杀之无道，是以书杀大夫。公子遂之罪当诛，而宣公恃之即位，国内之事皆使専焉。常任之为大夫，则不可不尽大夫之礼。卒而犹绎，万入去籥，盖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犹者，可以已之辞。籥有声者，彻则万无声者，将焉用乎？三▯之説，公羊最得之。
冬十月己丑，
译鲁宣公三年春季，周历正月。用于郊祭的牛口部受伤，改卜另一头牛，那头牛死了，于是没有举行郊祭，但仍然举行了三望之祭。
《春秋》中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鲁国是诸侯，郊祭不敢与天子的时间相同而宰杀牲畜，所以跟随在二月举行。十一月开始饲养祭牛，三月在涤宫进行清洁，这是礼制的规定。郊祭的牛口部受伤，不记载受伤的原因，是因为牛自己受伤的。改卜另一头牛，那头牛死了，这是异常情况。不举行郊祭却举行望祭，望祭是依附于郊祭的。既然不举行郊祭，哪里还用得着望祭呢？“犹”字，表示这件事本可以停止。
埋葬周匡王。
正式天王的葬礼不记载，之所以记载这次，是因为鲁宣公亲自前往。古代诸侯即位，必须朝见天子。宣公即位，未曾前往京师，借着埋葬正式天王的机会，一次前往参加葬礼，并且朝见天子。《春秋》对常事不记载，公前往京师、埋葬天王，是常事，所以不记载罢了。
鲁宣公四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宣公和齐侯平定了莒国和郯国的争端。莒人不同意，鲁宣公攻打莒国，夺取了向地。
《春秋》的道义，崇尚和平而厌恶侵伐。侵伐一定要明确主兵的罪名，和平则只称“人”而已，以表明举国都愿意这样。鲁宣公和齐侯平定两国的怨恨，而莒国独自不服从。史书说“莒人不同意”，大概是防备这种情况。《春秋》中平定争端称“人”，不同意也称“人”，所以记载“人”是相同的，而褒贬则不同。鲁宣公以大国的道义平定小国的怨恨，耻辱已经很大了，又攻打它并夺取它的城邑。莒人不同意，就有罪了，攻打它并夺取它的城邑，不也太过分了吗？《春秋》的道义，不因为有功而掩盖过错，不因为不正当去治理别人的邪恶。楚国人杀了陈国的夏徵舒，是合乎道义的；进入陈国，就是无道了。平定莒国和郯国，接近正道；攻打莒国夺取向地，就有罪了。这就像牵牛践踏别人的田地而夺走牛一样。《公羊传》说：“说‘不同意’，是推辞夺取向地的理由。”莒国虽然不同意平定郯国，而鲁宣公夺取向地，罪过能推辞吗？《谷梁传》说：“攻打莒国，是正义的军队。”平定莒国可以算是正义，攻打它哪里算是正义呢？
夏季六月乙酉日，郑国公子归生杀了他的国君郑灵公夷。
按照《左传》认为归生害怕，跟随杀了国君，实际弑君的是公子宋。《春秋》三传的法度，弑君者以参与谋划为首。公子宋谋划，归生跟随，归生就有罪了，然而公子宋怎么能免除罪责呢？又说：“弑君称国君，是因为国君无道。”国君虽然不像国君，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为什么国君无道臣子就可以杀他呢？这是伤害教化、损害道义最严重的。
鲁宣公五年春季，鲁宣公前往齐国。夏季，鲁宣公从齐国回来。秋季，九月，齐国高固来迎娶叔姬。臣子没有外交，齐国高固越境婚娶，《春秋》谴责他。不说“迎娶女子”而说“迎娶叔姬”，是为了区别大夫自己迎娶，并且礼制上应当简略。《谷梁传》说：“不给予夫人的称呼。”大夫外交，确实有罪；不给予称呼，有什么道义呢？《左传》说：“卿亲自迎娶，是对的。”
冬季，齐国高固和子叔姬来。
子叔姬回娘家省亲，按道义不应当记载。《春秋》因为高固外交，所以记载高固来与子叔姬一起。《左传》说：“来归还马匹。”如果归还马匹是常事，又何必记载呢？《谷梁传》说：“不让她回去的意思。”如果高固受命来聘问，应当先记载来聘问，然后说“和子叔姬来”，经文记载一次，足以说明不是聘问。
鲁宣公六年春季，晋国赵盾、卫国孙免侵犯陈国。
《春秋》的法度，将领尊贵、军队少称将领。赵盾、孙免，是晋国、卫国的大夫，而所率领的军队少，所以不称率领军队。
鲁宣公七年春季，卫国国君派孙良夫来结盟。
孙良夫从外面来到，所以记载说“来”，不记载他所与的人，是我的敌国。《谷梁传》说：“来结盟，是事先约定的。”按只记载他从外面来，怎么知道是事先约定的呢？又说：“把国家给他。”按结盟不说我的敌国，把国家给他有什么道义呢？
夏季，鲁宣公会同齐侯攻打莱国。
《春秋》对内称为“及”，对外称为“会同”。攻打莱国的战役，主事者是齐侯，而鲁宣公前往会同。《左传》以参与谋划、不参与谋划为区别，意思接近，但道义不够精微。
鲁宣公八年春季，鲁宣公从会同回来。夏季六月，公子遂前往齐国，到了黄地才返回。公子遂到了黄地才返回，而死在垂地。返回，大概是有病才返回，也可以怜悯，而《春秋》记载他，是谴责他接受命令而不死在外。返回，是不应当返回的。
辛巳日，在大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去掉籥。仲遂，是弑君的贼人，在经文中不应当记载死，而经文记载他的死，又责备宣公尽礼，大概仲遂虽然是弑君的贼人，宣公以弑贼讨伐他，则罪过无处逃避；既然任命他为大夫，就应当尽待臣子的礼。里克相比弑杀两位国君，而夷吾杀了他，记载说：“晋国杀了他的大夫里克”，不说讨伐贼人。大概认为夷吾杀他不以道义，而以私利。里克虽然有罪应当讨伐，而夷吾杀他无道，所以记载杀大夫。公子遂的罪过应当诛杀，而宣公依靠他即位，国内的事情都让他专断。常任命他为大夫，就不可不尽大夫的礼。死后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去掉籥，大概所谓知道不可而为之。犹，是可以停止的言辞。籥是有声音的，撤去则万舞无声，将有什么用呢？三种说法，公羊最得其意。
冬季十月己丑日，
防事有进而无退，葬必有雨，备尔不为雨止也。雨不克葬，可以克而不克也。孔子葬其母，雨坏其墓，门人脩之，而孔子不乐。老耼助葬，日食而止其柩，既明而后行，曰：「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患。」孔子葬母，则墓不为脩；老耼助葬，柩以日食而止。盖雨则常有，可以前备；而日食非常，不可预知也。然则《春秋》书之，盖讥之也。左氏以为礼，而公羊无讥，皆失之矣。谷梁曰：「防不以意。」盖孔子之意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齐。公至自齐。夏，仲孙蔑如京师。齐侯伐莱。秋，取根牟。
根牟者，邑名也。春秋之法，本鲁田邑而鲁复取之者，不以国系之，明本我田邑也。取济西、取汶阳、取鄟、取郓是也。公羊以根牟为邾邑，春秋不系之邾者，以亟数而讳之也。此盖公羊不知根牟本鲁邑，甞为邾取去而鲁复得之，故不系邾也。谓之讳亟，有何义乎？
辛酉晋侯黒臀卒于扈
春秋》诸侯卒皆不地，外事则畧也。卒于外者八，书地者三：晋侯卒于扈，郑伯卒于鄵，宋公卒于曲棘。不言于师、于防，而以地言者，在其封内也。人君之卒必于正寝，而诸侯非王命奔走于外，以死国事，无所寄托，而宗社危殆者，必谨志之。晋、郑、宋之君皆卒于封内，而《春秋》犹罪之者，罪其不卒于正寝也。卒于封内者书地，卒于防者书防，卒于师者书师。以地为重，则于防、于师又可知也。《公羊》曰：「未出地，故不言防。」此説是也。
陈杀其大夫泄冶
春秋》大夫之见杀者，不以有罪、无罪皆书之，以其事无礼之君，不能去而又死之也。泄冶之事，见于《左氏》、《谷梁》，皆以为谏其君不聴而君杀之也。如陈灵公之恶，盖桀、纣有所不为，而泄冶事之乆不能格其非心，至其恶积而丑秽闻于人也，然后从而谏之，亦已晚矣。泄冶得为臣之道，当使其君不至于恶；君为恶而不从其言，则去之，奚至于杀其身乎？孔子曰：「有杀身以成仁。」然则泄冶见杀，而陈灵不免于弑，冶之杀身何所成哉？此《春秋》书之，所以与诸侯之大夫无异辞也。《左氏》曰：「《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如泄冶之死，盖不善立辟矣。」泄冶而能立辟，则必不终陈灵之仕；惟其不立，是以见杀焉。诗人之言，非泄冶之谓。《谷梁》曰：「使国闻之，则犹可。」如陈灵之恶，当言其决不可，安得曰犹可乎？
十年春，公如齐。公至自齐。齐人归我济西田。
宣公弑立，惧齐见讨，而求婚于齐，又以济西之田赂之。齐人以公服从而受制也，于是复以其田还我。齐取之未久而复归之，可以知我田也，然而必曰我者，济西之田鲁不能皆有之，特言我以别之也。公羊曰：「其实未之齐也。」按元年书齐取之，何得曰未之乎？
齐崔氏出奔卫
春秋书氏者，皆讥世卿也。春秋世卿多矣，而尹氏书卒，崔氏书奔，盖圣人于世卿之中，择其尤彊而为害之深者，以为后世戒也。隠三年书尹氏卒，昭二十三年书尹氏立王子朝，又三年书曰：「尹氏以立子朝奔楚。」自隠至昭二百年矣，而尹氏世执周政，故有子朝之难，而専废立之权也。宣十年书齐崔氏出奔卫，至襄二十五年书齐崔杼弑其君光，自宣至襄五十余年矣，崔氏世齐大夫，故卒有弑君之祸也。春秋之国，莫尊于周，莫彊于齐，而周齐世卿卒造大祸，世卿之为害可知矣。故圣人特书其尤着而易知者，以为之戒也。左氏曰：「书曰崔氏，非其罪矣，告以族不以名。」按书崔氏，讥世卿尔，何言非罪乎？假令以族告鲁，孔子焉得不加考正而遂书之耶？谷梁曰：「举族而出之辞。」何休非之曰：「可以尹氏卒，复以谓举族死乎？」三▯之説，公羊得之。
秋天王使王季子来聘
春秋天王之大夫，则字而不名，所以尊天王之命，而异于诸侯之大夫。王季子者，天王之大夫，字而不名尔。公羊曰：「母弟也。」按《春秋》要辩尊卑之分，何独母弟则贵之乎？
饥
春秋书大水，而冬书饥。大水，灾之，嘉谷不成
译防备之事只有前进而没有后退，下葬必定会有雨，这是为了防止你们因为下雨而停止（下葬）。如果因为下雨而不能下葬，那是能够下葬却未能下葬。孔子安葬他的母亲，雨水冲坏了坟墓，学生去修缮，孔子却不高兴。老聃协助安葬，遇到日食就停止灵柩前行，天亮后才继续行进，说：“君子举行礼仪，不因为别人的亲属遭受祸患而停止。”孔子安葬母亲，坟墓就不去修缮；老聃协助安葬，灵柩因为日食而停止。大概雨水是常有的，可以预先防备；而日食是不寻常的，无法预先知道。那么《春秋》记载这件事，大概是讥讽他们。左氏认为这是合乎礼的，而公羊传没有讥讽，都失之偏颇了。谷梁传说：“防地不凭主观臆断。”这大概是孔子的意思。
鲁宣公九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君前往齐国。鲁君从齐国回来。夏天，仲孙蔑前往京师。齐侯攻打莱国。秋天，夺取根牟。
根牟，是城邑的名称。《春秋》的法则，本来是鲁国的田邑而鲁国又再次夺取的，不把它系于国名之下，以表明它本来就是我鲁国的田邑。夺取济西、夺取汶阳、夺取鄟、夺取郓就是这种情况。公羊传把根牟当作邾国的城邑，《春秋》不把它系于邾国，是因为频繁发生而加以避讳。这大概是公羊传不知道根牟本来是鲁国的城邑，曾经被邾国夺取而鲁国又再次得到它，所以不系于邾国。说这是避讳频繁，有什么意义呢？
辛酉日，晋侯黑臀死在扈地。
《春秋》中诸侯去世都不记载地点，因为外事就简略。死在外地的有八次，记载地点的有三次：晋侯死在扈地，郑伯死在鄵地，宋公死在曲棘。不说死在军队、死在防地，而用具体地名来说的，是因为死在他们的封地之内。国君去世必定在正寝，而诸侯如果不是奉王命奔走于外，为了国家事务而死，无处寄托，而且宗庙社稷危殆的，必定谨慎地记载。晋、郑、宋的国君都死在封地之内，而《春秋》仍然归罪于他们，是归罪于他们没有死在正寝。死在封地之内的记载地名，死在防地的记载防地，死在军队的记载军队。以地名为重，那么死在防地、死在军队也就可知了。《公羊传》说：“没有走出封地，所以不说防地。”这种说法是对的。
陈国杀了他们的大夫泄冶。
《春秋》中大夫被杀的，不论有罪无罪都记载，因为他们侍奉无道的国君，不能离去却又为之而死。泄冶的事情，见于《左氏传》、《谷梁传》，都认为他是劝谏国君不听而国君杀了他。像陈灵公那样的恶行，大概是夏桀、商纣都不做的，而泄冶侍奉他很久不能纠正他的邪念，等到他的恶行积累而丑秽之事被人知晓，然后才去劝谏，也太晚了。泄冶作为臣子之道，应当使他的国君不至于作恶；国君作恶而不听从他的话，就离去，哪里至于杀身呢？孔子说：“有杀身以成就仁德。”那么泄冶被杀，而陈灵公不免于被弑，泄冶杀身成就了什么呢？这是《春秋》记载他，所以与诸侯的大夫没有不同的言辞。《左氏传》说：“《诗经》说：‘百姓多邪僻，不要自立法度。’像泄冶的死，大概是不善于自立法度了。”泄冶如果善于自立法度，就一定不会终老于陈灵公的仕途；正因为他不善于自立法度，所以被杀。诗人的话，不是指泄冶。《谷梁传》说：“让国家知道，那么还可以。”像陈灵公那样的恶行，应当说绝对不可以，怎么能说还可以呢？
鲁宣公十年春天，鲁君前往齐国。鲁君从齐国回来。齐人归还给我们济西的田地。
宣公弑君自立，害怕齐国讨伐，于是向齐国求婚，又把济西的田地贿赂齐国。齐人因为鲁君顺从而受制于己，于是又把那些田地还给我们。齐国夺取不久又归还，可以知道那是我们的田地，然而必定说“我”，是因为济西的田地鲁国不能全部拥有，特意说“我”以区别于其他。公羊传说：“实际上没有给齐国。”查元年记载齐国夺取它，怎么能说没有给呢？
齐国崔氏出逃到卫国。
《春秋》记载氏的，都是讥讽世卿。《春秋》世卿很多，而尹氏记载去世，崔氏记载出逃，大概是圣人在世卿之中，选择那些特别强大而危害深重的，作为后世的警戒。隐公三年记载尹氏去世，昭公二十三年记载尹氏立王子朝，又三年记载：“尹氏带着立子朝的事逃到楚国。”从隐公到昭公两百年了，而尹氏世代执掌周朝政事，所以有子朝的祸难，而专断废立之权。宣公十年记载齐崔氏出逃到卫国，到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崔杼弑杀国君光，从宣公到襄公五十多年了，崔氏世代担任齐国大夫，所以最终有弑君的祸患。《春秋》的国家，没有比周更尊贵的，没有比齐更强大的，而周、齐的世卿最终造成大祸，世卿的危害可知了。所以圣人特意记载那些特别显著而易知的，作为警戒。左氏说：“记载崔氏，不是他的罪过，报告以族名而不以名字。”查记载崔氏，是讥讽世卿罢了，为什么说不是罪过呢？假使以族名报告鲁国，孔子怎么能不加考察校正就记载呢？谷梁传说：“举族出逃的言辞。”何休反驳说：“可以用尹氏去世，又认为举族死吗？”三家的说法，公羊传是对的。
秋天，天王派遣王季子来聘问。
《春秋》中天王的大夫，就称字而不称名，用来尊奉天王的命令，而与诸侯的大夫不同。王季子，是天王的大夫，称字而不称名罢了。公羊传说：“是同母弟。”查《春秋》要辨别尊卑的分别，为什么唯独同母弟就尊贵呢？
饥荒。
《春秋》记载大水，而冬天记载饥荒。大水，是灾害，嘉谷不成熟。
，而嵗凶也。经书「无麦苖」，大无麦禾，而不言饥，它谷或收，不全饥也。言饥，则是五谷无收，而举国饥凶也。公羊曰：「以重书。」是也。
译这是年成荒歉。经书中记载“无麦苗”，是大面积没有麦子和禾稻，但没说“饥”，是因为其他谷物或许还有收成，并非全面饥荒。如果记载“饥”，那就是五谷颗粒无收，全国陷入饥荒灾祸。《公羊传》说：“因为情况严重所以特别记载。”这是正确的。
十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公孙归父防齐人伐莒。秋，晋侯防狄于櫕函。
春秋》内中国，外裔。櫕函之防，殊防狄人者，所以同晋于内，而离狄于外也。谷梁曰：「不言及，外狄也。」按经若不外狄，当书「晋侯、狄人防于櫕函」，亦无言及之理，安得以不言及为外狄？
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徴舒
陈夏徴舒，弑君之贼，春秋许其讨之，故曰「楚人也」。春秋之义，弑君之贼，人人皆得杀之。杀之者，虽诸侯，虽大夫，虽国人，虽夷狄，必皆曰「人」也。陈佗杀太子免而立，蔡杀之，则曰「蔡人杀陈佗」。陈夏徴舒弑其君平国，楚人杀之，则曰「楚人杀陈夏徴舒」。盖圣人欲以杜篡弑之渐，而广忠孝之路也。公羊曰：「称人者，贬其外讨也。」按：称楚人乃是进之，何谓贬乎？
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
楚子，夷狄之君，因陈之乱，讨陈之弑贼。《春秋》以其得中国之义，书曰「楚人」。楚子既讨其贼，则为陈立君而去可也，乃乗其乱以兵入陈，而遂将有之，又纳灵公同恶之人。《春秋》贬之，书曰「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见其为义不终，而济之以乱也。徴舒，弑贼，讨而杀之，则进之；二人，乱臣，入而纳之，则贬之。盖《春秋》之法，不以一善掩其终身之丑，不以有罪废其常行之义，轻重与夺，惟其事之所在尔。左氏曰：「书有礼也。」按经乃是贬纳恶人，何谓有礼乎？
十有二年春葬陈灵公
春秋》之义，弑君贼讨，则书葬，以为为人臣子，而君父见弑，焉则罪已大矣。弑君之贼，能即讨之，则臣子之责亦足少恕，而君父之雠，亦有时而已也。贼不讨，则虽葬而不书，以为臣子之义，君父见弑于人，又纵而不讨，葬虽葬，犹不葬也。陈灵见弑于夏徴舒，陈之臣子不能讨贼，而楚人杀之，至是二十余月而始书其葬。不以罪陈之臣子者，以为臣子之责主于讨贼，贼已讨，则陈之臣子亦已免矣。盖《春秋》之义，有不可责而不责之者。鲁威见弑于齐侯，齐彊国，鲁之臣子力不能讨，则不待讨贼而书葬。陈之臣子虽不讨贼，而楚已讨之，故书葬，所以尽人情之难言，不责其必不能也。《公羊》谓之「君子辞」，盖得之矣。
夏六月乙邜，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春秋之义：内大夫可以及外诸侯，外大夫不可以及我公，所以尊内而杀外也；中国之大夫可以及夷狄之君，夷狄之大夫不可以及中国之诸侯，所以内中国而外夷狄也。外大夫及我公，行事则杀而称人，蜀之盟、伐卫、伐徐之防是也；夷狄之大夫及中国之诸侯，则杀而称人，▯之战、城濮、栢举之败是也。内大夫可以及诸侯，单伯防诸侯于鄄是也；中国之大夫可以及夷狄之君，晋荀林父及楚子战是也。春秋之义，以为不内中国，不足以责治道之详；不外夷狄，不足以杜侵陵之渐也。公羊曰：「称名氏以敌楚子，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按经书林父以敌楚子，则是不与楚子尔，何得曰不与晋乎？
十有五年春，公孙归父防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是时楚子围宋而释之，不与之盟而平。宋必不敢使微者，然经书之，槩皆曰人。春秋之义，和平而不相侵害，则是举国之人皆欲之。虽晋楚之君释憾而平，然二国之人欲之，故不言其君而言人。公羊以为贬之。按春秋罪侵伐而大和平，和平者贬，则侵伐为可善乎？失之矣。谷梁以为上下欲之，是也。
六月癸邜，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
潞氏者，赤狄之别种也。潞氏国灭，而以婴儿归。书灭、书名，盖罪晋也。春秋之义，夷狄无贬，而婴儿贬之名焉，以晋之灭名之也。晋，中国也，而较重轻于潞氏。潞氏，赤狄也，何足校哉！潞氏之罪在可灭，而晋灭之専，犹有罪也。潞氏之罪在不可灭，而晋灭之，则晋亦狄也。以狄灭狄，潞子安得不名乎？楚子灭防，以夔子归，亦不足名也。晋，中国也；潞，夷狄也。晋灭赤狄，而婴儿名焉，同婴儿于中
译鲁宣公十一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楚子、陈侯、郑伯在辰陵结盟。公孙归父防备齐国人攻打莒国。秋季，晋侯在櫕函防备狄人。
《春秋》重视中原华夏，疏远四方蛮夷。櫕函的防备，特别指明是防备狄人，这是为了将晋国归入华夏内部，而将狄人疏远于外部。谷梁传认为：“经文不说‘及’，是为了疏远狄人。”按照经文的体例，如果不疏远狄人，应当记载为“晋侯、狄人防于櫕函”，也没有说“及”的道理，怎么能以不说“及”作为疏远狄人的理由呢？
冬季十月，楚国人杀了陈国的夏徴舒。
陈国的夏徴舒，是杀害国君的贼人，《春秋》允许讨伐他，所以称他为“楚人”。《春秋》的道义在于，杀害国君的贼人，人人都可以杀他。杀他的人，即使是诸侯，即使是大夫，即使是国人，即使是蛮夷，一定都称“人”。陈佗杀了太子免而自立，蔡国杀了他，就记载为“蔡人杀陈佗”。陈国的夏徴舒杀害了国君平国，楚国人杀了他，就记载为“楚人杀陈夏徴舒”。这大概是圣人想要杜绝篡位弑君的开端，而拓宽忠孝的道路。公羊传认为：“称‘人’，是贬低他们对外讨伐。”按照经文，称楚人实际上是褒扬他们，怎么能说是贬低呢？
丁亥日，楚子进入陈国，将公孙宁、仪行父安置在陈国。
楚子，是蛮夷的君主，趁着陈国的动乱，讨伐陈国杀害国君的贼人。《春秋》因为他符合华夏的道义，记载为“楚人”。楚子既然已经讨伐了贼人，那么为陈国确立国君然后离开就可以了，却趁着他的动乱出兵进入陈国，于是打算占有它，又接纳了与灵公同恶的人。《春秋》贬低他，记载为“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显示他道义不能坚持到底，而用动乱来成全自己的欲望。夏徴舒，是杀害国君的贼人，讨伐并杀了他，就褒扬他；这两个人，是乱臣，进入并接纳他们，就贬低他们。大概《春秋》的法度，不因为一件善行掩盖他终身的丑恶，不因为有罪废黜他常行的道义，褒贬取舍，只根据事情本身的情况罢了。左传认为：“记载这是有礼的。”按照经文，这是贬低接纳恶人，怎么能说是有礼呢？
鲁宣公十二年春季，安葬陈灵公。
《春秋》的道义在于，杀害国君的贼人被讨伐，就记载安葬，因为作为臣子，国君父亲被杀害，那么罪过已经很大了。杀害国君的贼人，能够立即讨伐，那么臣子的责任也可以稍微宽恕，而国君父亲的仇怨，也有终结的时候。贼人不被讨伐，那么即使安葬也不记载，因为作为臣子的道义，国君父亲被人杀害，又放纵不讨伐，安葬虽然安葬了，也如同没有安葬一样。陈灵公被夏徴舒杀害，陈国的臣子不能讨伐贼人，而楚国人杀了他，到了这时二十多个月才记载他的安葬。不以此归罪于陈国的臣子，是因为臣子的责任主要在于讨伐贼人，贼人已经被讨伐，那么陈国的臣子也已经免罪了。大概《春秋》的道义，有不可以责备而不责备的情况。鲁宣公被齐侯杀害，齐国是强国，鲁国的臣子力量不能讨伐，那么不等讨伐贼人就记载安葬。陈国的臣子虽然没有讨伐贼人，但楚国人已经讨伐了，所以记载安葬，这是为了尽人情中难以言说的苦衷，不责备他们必定不能做到的事。《公羊传》称之为“君子之辞”，大概是符合道理的。
夏季六月乙邜日，晋国的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子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春秋》的道义：内部的大夫可以与外部的诸侯并列，外部的大夫不可以与我国国君并列，这是为了尊重内部而轻视外部；华夏的大夫可以与蛮夷的君主并列，蛮夷的大夫不可以与华夏的诸侯并列，这是为了重视华夏而疏远蛮夷。外部的大夫与我国国君并列，行事就贬低而称“人”，蜀地的结盟、攻打卫国、防备徐国就是这种情况；蛮夷的大夫与华夏的诸侯并列，就贬低而称“人”，〇地的交战、城濮、栢举的失败就是这种情况。内部的大夫可以与诸侯并列，单伯在鄄地防备诸侯就是这种情况；华夏的大夫可以与蛮夷的君主并列，晋国的荀林父与楚子交战就是这种情况。《春秋》的道义，认为不重视华夏，不足以详细追究治道的细节；不疏远蛮夷，不足以杜绝侵略欺凌的开端。公羊传认为：“称名和氏来对抗楚子，是不赞同晋国而与楚子行礼。”按照经文记载林父来对抗楚子，那么是不赞同楚子罢了，怎么能说不赞同晋国呢？
鲁宣公十五年春季，公孙归父在宋国防备楚子。夏季五月，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
这时楚子包围宋国而解除包围，不与他结盟而讲和。宋国一定不敢派遣地位低微的人，然而经文记载，一概都称“人”。《春秋》的道义，和平而不互相侵害，那么这是举国的人都想要的。即使是晋楚的国君消除怨恨而讲和，但两国的人都想要，所以不说他们的国君而说“人”。公羊传认为这是贬低他们。按照《春秋》归罪于侵略讨伐而推崇和平，和平的人被贬低，那么侵略讨伐就是好的吗？这是错误的。谷梁传认为上下都想要，这是正确的。
六月癸邜日，晋军灭掉了赤狄潞氏，把潞子婴儿带回来。
潞氏，是赤狄的分支。潞氏国家灭亡，而把婴儿带回来。记载“灭”、记载名字，大概是归罪于晋国。《春秋》的道义，蛮夷没有贬低，而婴儿被贬低而称名，是因为晋国灭掉他而称名。晋国，是华夏，却对潞氏轻重不分。潞氏，是赤狄，哪里值得计较呢！潞氏的罪过在于可以被灭，而晋国专断地灭掉他，还有罪过。潞氏的罪过在于不可以被灭，而晋国灭掉他，那么晋国也是狄人了。用狄人灭狄人，潞子怎么能不称名呢？楚子灭掉夔国，把夔子带回来，也不值得称名。晋国，是华夏；潞，是蛮夷。晋国灭掉赤狄，而婴儿称名，是将婴儿等同于中
国，所以一中国于外域也。公羊曰：「潞子之为善。」谷梁曰：「婴儿贤。」皆不见《春秋》之意。
译国家，是用来将中原地区与外部地域统一起来的。《公羊传》说：“潞子行善。”《谷梁传》说：“婴儿贤德。”这些说法都没有体现《春秋》的本意。
王札子杀召伯毛伯
春秋有书王子突、王子虎者矣，未甞曰王某子也，而札子特异焉。公羊以为长庶之号，别长庶者当言伯仲叔季，亦未有曰某子。杜预疑经之倒，盖恐然矣。杀召伯、毛伯，不由王命而王子杀之，天子之政如何也？谷梁以为「君不君，臣不臣」，盖得之矣。
初税▯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税。」此言税则非助出也。至孟子时，天下皆税畆矣，故使之复助也。井田之法，有公田，有私田。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官取其公，民取其私。啇谓之助，而周谓之彻也。故私田虽善，而公田不善，官不以其善而取之，不善而不取也，惟公私为之别焉。至宣公之时，患公田之不善，而丰凶无常也，于是▯▯而税之，定其常入之数，而使供焉，始隳井地之制，而乱公田之法也。春秋罪之，故书曰：「初税▯。」公、谷皆以为税▯者，履▯而税也。履▯者，谓履践其良者而收之。若实若此，鲁国之广，嵗嵗履畆，不亦劳乎？经言初，则是终其国而行之。履▯而税，势亦不能久也。杜预、赵子之徒，又以《论语》哀公曰：「二，吾犹不足。」为据，言此税畆乃什二而税也。按鲁旧行什一之法，一朝而什二焉，不亦甚乎？亦不能暴取于民如此之刻也，必有渐矣。此盖宣公之时，始限畆之所出而税之，废助法而用贡法，至哀公十二年，又以田为赋，其后始行什二之法也。若于宣公之时遂行什二之法，不应于经无讥。孔子弟子有若最少，孔子没，羣弟子甞奉之为师，则是有若后孔子卒亦以明矣。哀公于春秋之后行什二之法，而有若之对皆在春秋之后，故经无讥也。诸家皆非。
冬蝝生
蝝者，螽之子春秋之秋，夏时之夏也；春秋之冬，夏时之秋也。螽为灾于夏，蝝生于秋，一嵗而再为灾，故为谨志之尔。按左氏、公羊皆曰幸之，以蝝生于冬，物皆已收而不为灾也。按秋乃五谷大成之时，安得曰不为灾乎？但生而不为灾，亦何用书之乎？螽盖常有之物耳，况夏时之冬为甚寒，草虫闭蛰之际，蝝安能生乎？谷梁以为税畆之灾，亦牵合之论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
案：甲氏、留吁，皆赤狄之别种，经言及者，所以别其为二族尔。
夏成周宣榭火
楚语》曰：「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察祥氛。」盖榭之实为讲武而设也，故杜预以宣榭为讲武屋，是也。成周之地而有宣榭焉，盖所谓宣王之榭也。宣王绍承幽王之后，夷狄内侮，中国衰弱，于是南征荆舒，北伐玁狁，周室中兴，宣王用武之力也。故《六月》、《采芑》之诗，大其南征北伐而作也。然则宣王用武于四方，固必有讲武之所矣。成周宣榭，盖所谓讲武之榭也。宣王之时，周未东迁，而讲武之榭在于成周者，盖成周之地，自周公、成王卜之，久为别都，宣王甞讲武于此尔。周道衰，征伐一出于下，而宣王讲武之榭又天灾之，圣人伤之，是以谨志之尔。公、谷之説皆以为乐噐之所蔵，乐器则榭，何独名宣乎？左氏以为人火之也，按二▯皆作灾，左氏未可据。
冬大有年
春秋》之法：大者，非常之辞。有者，不宜有也。宣公弑君之贼，王法先诛，而天下无王。即位一十六年之久也，而晏然无讨之者，人理之不可知，必推之天。天又大有年以安之，圣人伤之，特书曰「大有年」者，不宜有也。《春秋》书有年者二，皆在威、宣之时，圣人之意可知矣。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许男▯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许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邜，日有食之。己未，公防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断道。秋，公至自防。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卒。
春秋内臣之卒，未有书字者。季友以立僖公，字；叔▯以不食其兄之禄，又不去之，字。季友之事，春秋载之详，惟曰季焉，则贤可知矣。叔▯之事，不见于经，而经书其卒，虽曰叔焉，未见其贤人也，又特称之曰「公弟」，以明叔▯之贤，得弟道于宣公也。左氏曰：「凢称弟，皆母弟
译王札子杀召伯、毛伯
《春秋》中曾记载过王子突、王子虎，但从未称某王子，而札子却特别不同。《公羊传》认为这是长庶子的称号，区分长庶子应当说伯、仲、叔、季，也没有称某王子的。杜预怀疑经文有误，大概恐怕是这样吧。杀召伯、毛伯，不经过王命而由王子杀害，天子的政令像什么样子呢？《谷梁传》认为这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大概说得对了。
初税亩
孟子说：“耕种的人实行助法而不纳税。”这话是说如果纳税就不是助法了。到了孟子时代，天下都实行按亩纳税了，所以让他恢复助法。井田制度，有公田，有私田。《诗经》说：“雨水滋润我的公田，随即也滋润我的私田。”这是官府取公田的收获，百姓取私田的收获。商朝称之为助法，而周朝称之为彻法。所以私田即使丰收，而公田歉收，官府也不因为私田丰收而多取，不因为公田歉收而少取，只是以公田和私田来区分罢了。到了鲁宣公的时候，担忧公田歉收，而且丰歉没有定数，于是按亩征税，确定固定的收入数额，让百姓供给，开始毁坏井田制度，而扰乱公田的法度。《春秋》谴责这件事，所以记载说：“初税亩。”《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税亩，是实地丈量土地而征税。实地丈量，是说实地丈量那些肥沃的土地而征收。如果确实如此，鲁国地域广阔，年年实地丈量，不也太劳苦了吗？经文说“初”，那就是在全国推行。实地丈量而征税，形势上也不能长久。杜预、赵岐等人，又拿《论语》中哀公说：“十分之二，我还不够用。”作为依据，说这按亩征税是征收十分之二。查考鲁国旧实行十分之一的税法，一朝之间变成十分之二，不也太厉害了吗？也不会对百姓如此苛刻地暴敛，一定有逐渐的过程。这大概是宣公的时候，开始限定每亩的产出而征税，废除助法而采用贡法，到哀公十二年，又按田赋征税，其后才开始实行十分之二的税法。如果在宣公的时候就实行十分之二的税法，不应该在经文中没有讥讽。孔子的弟子中有若最年轻，孔子去世后，众弟子曾经奉他为师，那么有若在孔子之后去世也就明白了。哀公在《春秋》记载之后实行十分之二的税法，而有若的回答都在《春秋》之后，所以经文中没有讥讽。诸家的说法都不对。
冬蝝生
蝝，是螽斯的幼虫。《春秋》的秋天，是夏历的夏天；《春秋》的冬天，是夏历的秋天。螽斯在夏天为灾，蝝在秋天出生，一年两次为灾，所以谨慎地记载它罢了。查考《左传》、《公羊传》都说这是庆幸的事，因为蝝生在冬天，万物都已经收获而不为灾了。查考秋天正是五谷成熟的时候，怎么能说不是灾呢？只是出生而不为灾，又何必记载它呢？螽斯大概是常有的东西罢了，况且夏历的冬天非常寒冷，草虫闭藏蛰伏的时候，蝝怎么能出生呢？《谷梁传》认为是税亩带来的灾祸，也是牵强附会的言论。
十六年春，王正月，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
案：甲氏、留吁，都是赤狄的不同支系，经文说“及”，是用来区分它们是两个族类罢了。
夏成周宣榭火
《楚语》说：“榭不超过讲习军备，台不超过观望观察祥瑞之气。”大概榭的实际用途是为了讲习武事而设立的，所以杜预把宣榭当作讲武的屋子，是对的。成周之地而有宣榭，大概是所谓宣王的榭。宣王继承幽王之后，夷狄内部侵扰，中原衰弱，于是向南征讨荆舒，向北讨伐玁狁，周室中兴，是宣王用武的力量。所以《六月》、《采芑》的诗，是夸大他的南征北伐而作的。那么宣王在四方用武，固然一定有讲习武事的地方。成周宣榭，大概是所谓讲武的榭。宣王的时候，周朝还没有东迁，而讲武的榭在成周，大概成周之地，自从周公、成王占卜之后，长久作为别都，宣王曾经在这里讲习武事。周道衰微，征伐一概出自下面，而宣王讲武的榭又遭天灾，圣人哀伤它，所以谨慎地记载它罢了。《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都认为这是收藏乐器的地方，乐器在榭，为什么独独名叫宣呢？《左传》认为是人为放火，查考《公羊传》、《谷梁传》都说是灾，《左传》不可凭据。
冬大有年
《春秋》的法度：大，是非常之辞。有，是不应该有。宣公是弑君的贼人，王法首先诛杀，而天下没有王。即位十六年之久，而安然没有人讨伐他，人事的道理不可知，必定归之于天。天又大有年成来安定他，圣人哀伤他，特别记载说“大有年”，是不应该有。《春秋》记载有年成两次，都在鲁桓公、鲁宣公的时候，圣人的意思可以知道了。
十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许男弥牟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许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防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断道。秋，公至自防。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春秋》记载国内臣子去世，没有记载表字的。季友因为拥立僖公，记载表字；叔肸因为不享用他哥哥的俸禄，又不离开他，记载表字。季友的事情，《春秋》记载得很详细，只说季，那么贤德可以知道了。叔肸的事情，不见于经文，而经文记载他去世，虽然说叔，没见他贤德，又特别称他为“公弟”，以表明叔肸的贤德，在宣公那里得到了做弟弟的道理。《左传》说：“凡是称弟，都是同母的弟弟
十有八年春，晋侯、卫世子臧伐齐。公伐▯。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春秋》书杀之例，有曰弑者，有曰杀者，有曰用之者，盖皆有别也。其书戕者，惟一焉。左氏以为外曰戕。按楚子诱蔡世子般杀之，亦不曰戕也。盖戕者，贼而杀之，无道之甚，《春秋》甚之，故曰戕之。公、谷之説是也。
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
归父使晋，事毕而还，闻宣公之薨，至笙而遂奔齐也。左氏、公羊以为公薨、家遣、出奔尔，然皆以还为善。按：如晋事毕，故书还，何足善乎？
春秋经解卷八
<经部,春秋类,孙氏春秋经解》>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卷九
宋 孙觉 撰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无冰。三月，作丘甲。
丘甲之説多矣，然皆失之而未得其当也。公谷之意，则以为申非人人所能为，而使丘作之，人人而为甲也。夫甲者，惟工人能为之尔。就令成公暴刻，亦不能使丘人皆为之。丘人皆为之，则是尽鲁之人皆作甲也，何其不近人情之甚乎！如杜预之説，以为甸出甲士三人，而使丘出之。夫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使丘出甸赋，丘岂能供之哉？亦不能顿取于人如此之暴也。葢古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成公始作丘甲，则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増其一，丘出一人焉，故曰作丘甲也。诸家之説皆非。
秋王师败绩于茅戎
天王之尊，天下莫之有敌。王师虽败绩于茅戎，非茅戎能败王师也，王师自败尔。《公》、《谷》之説皆以为晋败王师，不言晋，为天王讳也。晋不臣之甚，至败王师，而经没不书，则是为晋掩恶也。《公》、《谷》之説非。
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卫师败绩。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防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
鞌之战，曹大夫书名者，曹之命大夫也。曹之大夫见于经者二：公子首、公孙防是也。大国之命大夫书字，小国之命大夫书名，理自然尔。公羊以为忧内，谷梁以为我大夫在焉，皆非也。
十有一月，公防楚公子婴齐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春秋之义，公及大夫，则杀大夫而称人，不与大夫而敌公也。公之罪，则书公书大夫之名，言公之为彼敌者，有以取之也。婴齐，夷狄之大夫，而公亲与之防，葢公将去中国而从夷狄也。公将从夷狄而防其大夫，则公之罪也。书曰：「公防楚公子婴齐于蜀」，罪公也。蜀之盟，婴齐在焉，不书之者，葢诸侯之大夫众多，其将去中国而附夷狄者，非独我公也。春秋之义，罪不专于我公而与诸侯共之者，不以我公独当其责也。防则书名，我公独与之防，责无所分也。盟则不名，诸侯皆有罪矣，何独我公哉？公谷之説皆非。
三年春，王正月，公防晋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辛亥，▯卫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郑。甲子，新宫灾，三日哭。乙亥，▯宋文公。
二传新宫之説皆得之，但公羊以为礼，谷梁以为无讥，则其与成公为过矣。春秋之意，葢谓不若无灾而不哭之为愈矣，至于灾而哭之，故未免春秋之讥尔。
冬十有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
晋、卫之大夫皆因聘而盟者，不书所以及之，内之敌者也。
郑伐许
外郑之説，诸儒论之多矣，葢皆以郑附荆蛮而伐中国，叛去年之盟，一歳而再伐，又乘其丧也。董仲舒曰：「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也。」
五年梁山崩
春秋》灾异及于天下者，不以国言，异不主于一国也。梁山虽在于晋，而山崩之异系于天下，故不曰「晋梁山崩」。《公羊》以谓为天下记异，葢得之。
六
译十八年春天，晋侯、卫国世子臧讨伐齐国。鲁公讨伐〇。夏天四月。秋天七月，邾人在鄫地杀害了鄫子。
《春秋》记载杀人的体例，有的称为弑，有的称为杀，有的称为用，大概都有区别。其中记载为戕的，只有一例。左氏认为在国外杀人称为戕。查考楚子诱骗蔡世子般并杀害他，也不称为戕。大概戕是指残害并杀害，是无道到了极点，《春秋》对此深恶痛绝，所以称为戕。公羊、谷梁的说法是正确的。
归父从晋国回来，到了笙地，于是逃奔到齐国。
归父出使晋国，事情办完而返回，听说宣公去世，到了笙地就逃奔到齐国。左氏、公羊认为这是宣公去世、家族被遣散、出奔，但都认为“还”是好的。查考：如果晋国的事办完了，所以记载为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春秋经解卷八
<经部,春秋类,孙氏春秋经解》>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卷九
宋 孙觉 撰
成公
元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公即位。二月辛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宣公。没有冰。三月，制作丘甲。
关于丘甲的说法很多，但都失之偏颇而没有得当之处。公羊、谷梁的意思，认为申甲不是每个人都能制作的，于是让丘来制作，让每个人都制作甲。甲这种东西，只有工匠才能制作。即使成公暴虐苛刻，也不能让丘里的人都去制作甲。丘里的人都去制作甲，那就是鲁国所有人都制作甲了，这多么不合情理啊！像杜预的说法，认为甸出甲士三人，而让丘来出。一甸的土地包含四个丘，却让丘出甸的赋税，丘怎么能供得起呢？也不能对人如此暴虐地索取。大概古时候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一甸的土地包含四个丘，出长毂一辆、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成公开始制作丘甲，那就是丘出一个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以前是三人，现在增加一人，丘出一个人，所以说制作丘甲。各家的说法都不对。
秋天，周王军队在茅戎大败。
天王的尊贵，天下没有能与他匹敌的。王师虽然在茅戎大败，不是茅戎能打败王师，而是王师自己败了。《公羊》、《谷梁》的说法都认为晋国打败了王师，不写晋国，是为了给天王避讳。晋国不臣服到了极点，以至于打败王师，而经文隐而不书，那就是为晋国掩盖恶行了。《公羊》、《谷梁》的说法不对。
二年春天，齐侯讨伐我国北部边境。夏天四月丙戌日，卫国孙良夫率领军队与齐国军队在新筑交战，卫军大败。六月癸酉日，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抵御晋国郤克、卫国孙良夫、曹国公子首以及齐侯在鞌交战。
鞌之战，曹国大夫记载名字，是因为他是曹国任命的大夫。曹国的大夫在经文中出现的有两个：公子首、公孙防就是这样。大国任命的大夫记载字，小国任命的大夫记载名，道理自然如此。公羊认为是忧虑内部，谷梁认为我国大夫在其中，都不对。
十一月，鲁公在蜀地与楚国公子婴齐相会。丙申日，鲁公与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在蜀地结盟。《春秋》的道义，鲁公与大夫相会，就杀死大夫而称人，不承认大夫与公敌对。如果公的罪过，就记载公和大夫的名字，说明公之所以成为对方的敌人，是有原因的。婴齐是夷狄的大夫，而公亲自与他相会，大概公打算离开中原而追随夷狄。公打算追随夷狄而会见其大夫，那就是公的罪过。经文说：“公在蜀地与楚国公子婴齐相会”，是谴责公。蜀地的盟会，婴齐在其中，不记载名字，大概是因为诸侯的大夫众多，那些打算离开中原而依附夷狄的，不只是我国国君。《春秋》的道义，罪责不专归于我国国君而与诸侯共担，不让我国国君独自承担责任。相会就记载名字，我国国君独自与他相会，责任无处分担。结盟就不记载名字，诸侯都有罪过，为什么唯独我国国君呢？公羊、谷梁的说法都不对。
三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公与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讨伐郑国。辛亥日，〇卫穆公。二月，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甲子日，新宫发生火灾，哭了三天。乙亥日，〇宋文公。
两传关于新宫的说法都正确，但公羊认为是合乎礼，谷梁认为无可讥讽，这都对成公过于宽容了。《春秋》的意思，大概认为不如没有灾祸而不哭更好，至于发生灾祸而哭，所以难免受到《春秋》的讥讽。
冬天十一月，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丙午日，与荀庚结盟。丁未日，与孙良夫结盟。
晋国、卫国的大夫都借着聘问而结盟，不记载所以与之结盟的原因，是国内的敌对者。
郑国讨伐许国
排斥郑国的说法，诸儒论述很多，大概都认为郑国依附荆蛮而讨伐中原，背叛去年的盟约，一年两次讨伐，又趁着丧期。董仲舒说：“讨伐丧期无义，背叛盟约无信，无信无义，所以大大厌恶它。”
五年梁山崩塌
《春秋》记载灾异波及天下的，不以国名来说，因为异象不专属于一国。梁山虽然在晋国，但山崩的异象系于天下，所以不说“晋国梁山崩塌”。《公羊》认为这是为天下记录异象，大概是对的。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