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解卷四
者，皆为有罪也。执人之君，则系国之存亡；执人之大夫，则系国之治乱。执有罪者犹为不可，况无罪乎？孟子曰：「今有杀人者，或曰：『人可杀与？』曰：『可。』曰：『孰可杀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杀人者固有罪矣，然非士师则杀之不可。他国之君、他国之大夫，虽有罪当执，然不受于天王而执之，则亦犹非士师而杀人也。故《春秋》执人之君、执人之臣者，一皆贬之曰「人」，以其非所执而执之，行如匹夫也。《春秋》书见执者无贬辞焉，葢曰以人君之尊、以大夫之位，而见执于他邦，则不待贬絶而罪恶见矣。执郑詹者，齐侯也，不曰齐侯，贬之也。郑詹，郑之大夫，不书氏族，未命者也。郑詹事迹不见于经传，惟《公》、《谷》以为佞人，不知何据而言之也。左氏曰：「郑不朝也。」若郑不朝齐，而但使詹往，则詹为行人，于经当书「执郑行人詹」，不得但曰「郑詹」也。《谷梁》曰：「不得不録其本。」《谷梁》之意，葢以经为下文逃来张本尔。赵子非之曰：「但书自齐逃来，知见执假先书乎？」
译（被执者）都是有罪的。拘捕别国的国君，关系到该国的存亡；拘捕别国的大夫，关系到该国的治乱。拘捕有罪的人尚且不可以，何况是无罪的人呢？孟子说：“现在有个杀人的人，有人问：‘这个人可以杀吗？’回答说：‘可以。’又问：‘谁可以杀他？’回答说：‘担任士师（司法官）的人才可以杀他。’”杀人的人固然有罪，然而如果不是士师，就不可以杀他。别国的国君、别国的大夫，即使有罪应当拘捕，然而如果没有接受周天子的命令就去拘捕他们，那也就像不是士师却杀人一样。所以《春秋》对于拘捕别国国君、别国臣子的人，一律贬称为“人”，因为他们拘捕了不该由他们拘捕的人，行为如同平民百姓一样。《春秋》记载被拘捕的人没有贬斥的措辞，大概是因为以国君的尊贵、以大夫的地位，却被别国拘捕，那么不需要贬斥断绝，罪恶就已经显现了。拘捕郑詹的是齐侯，不称齐侯，是贬斥他。郑詹是郑国的大夫，不书写他的氏族，是因为他未被正式任命。郑詹的事迹在经传中没有记载，只有《公羊传》、《谷梁传》认为他是谄媚之人，不知道依据什么这样说。《左传》说：“郑国不朝见。”如果郑国不朝见齐国，而只派郑詹前往，那么郑詹就是使者，在经文中应当记载为“拘捕郑国使者詹”，不能只说“郑詹”。《谷梁传》说：“不得不记录他的本来情况。”《谷梁传》的意思，大概是将经文作为下文“逃来”的伏笔。赵子非难说：“只记载从齐国逃来，难道知道被拘捕是预先记载的吗？”
夏齐人殱于遂
春秋》之义，凡自取之者，以自取为文。齐尝防遂，使人戍之，为遂所杀，至于殱尽。齐防人之国以戍守之，而卒至于殱，非遂人之罪，齐人自取之耳。齐不戍遂，遂人安得齐人而杀之乎？故特变例而书之曰：「齐人殱于遂。」梁亡，非人亡之也，梁自亡尔。郑弃其师，非他国败之也，郑自弃尔。齐人殱于遂，罪之深而悯遂之防也。《谷梁》曰：「狎敌也。」按：若齐戍能谨为齐守，则遂终防矣。若果责齐人狎敌，则是教之防人之国而固守之也，何以为训乎？
秋郑詹自齐逃来
春秋之法，义当留而窃去曰逃。郑詹为郑之执政大臣，至于见执，已有罪矣。然齐执詹，必有以怒郑也。为詹者，当伏节死义，以纾一国之难，可也。乃苟免其一身之死，遁逃而去。齐于是之时，威公方伯，而天下诸侯皆已服从。能事之者，身荣而国安；违且叛之，则身危而国削。郑詹既已见执，因服从之，犹及救其难也。乃苟全其身，遁逃去之，詹固有罪矣。然鲁容罪人而纳之，以抗天下之盟主，亦未免乎有罪也。书曰：「郑詹自齐逃来」，所以两罪之也。《公羊》曰：「何以书？甚侫也。」假使詹非侫人，则苟免其身而遁逃，亦不胜其罪矣。
冬多麋
春秋之法，以有为灾，则书有，有蜮是也；以无为异，则书无，无冰是也。至于麋者，常有之物，虽有之，不足以为异，惟其多而害五谷，则书之。公羊曰：「记异也。」按异者，非常可怪也。如麋者，常有之物，虽多不足以为怪，其为灾则书害也。杜预曰：「以灾故书。」此説是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春秋》日食之例，有书日书朔者，有书日而不书朔者，有日与朔皆不书者。书日书朔，日食正朔，旧史之详备，孔子因之以传信也。日而不朔者，食不在朔，或在晦，或二日，孔子以厯者之失，因而畧之，以正后世之厯也。日朔皆不书者，旧史所无，孔子阙之以传疑也。春秋之间，日食不书朔与日者，惟二而已，亦足以知旧史所阙者亦少也。谷梁曰：「夜食也。」何休尝非之，当矣。
夏公追戎于济西
春秋书追者，皆防已去而追之也。齐人侵我西鄙，公追齐师至酅，不及。先言侵而后言追，葢侵事已成，既去而追之。公追戎于济西，不言戎之侵伐，但曰追者，葢戎来为防，以我备之而遁去，兵无所加，但追之而已。春秋书追者二，皆讥之也。御戎之道，来则拒之，去则勿追。御之道素修，则彼必不来。来不为防，去则已，又追之至济西，焉公不能使之不来，而徒追之也。齐人侵我，追之至酅，我御敌之道不修，而至于见侵，于其来也又无其备，至已侵而去，又穷追之，凡追皆罪之也。左氏曰：「不言其来，讳之。」按文七年书狄侵我西鄙，未尝讳也。公羊曰：「大其为中国追也。」按戎之为患乆矣，鲁小国自保不暇，何能为中国追乎？此非也。谷梁曰：「不使戎迩于我也。」按戎实至鲁，兵无所加而去之，故不曰侵我也，安得曰不使之迩我乎？又曰：「为公之追，大之也。」按书追，所以罪公不能使之不来尔，何大乎？
秋有蜮冬十月
蜮》，含沙射人之虫也。有则为灾，故书。有有者，不宜有者也。《谷梁》曰：「一有一亡。」此说是。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
媵者常事，春秋不书。陈人娶姬姓之女，鲁使其臣公子结媵之。结行而成宋盟，遂诈公命以盟齐侯、宋公。于是之时，齐威方伯，而宋又强国。公子结不终媵事，而欲交欢伯主，终之，齐、宋皆怒，陈亦弃好。是年之冬，三国皆来伐我西鄙，由公子结之遂事召之，故先书「媵事于鄄」，以见其夫陈之因；次书「遂盟」，又见其召冦之迹。公子结本以媵往，而媵事不终，及齐、宋盟，而齐、宋皆怒，是公子结一出而召三国之师，为结者不胜其罪矣，所以使之者犹未免乎有罪也。公子结于此书之后，遂不复见。陆淳以谓有遂事之美，故特书之。然公
译夏天，齐国人在遂地被杀尽。《春秋》的道义，凡是自己招致的祸患，就用“自取”来表述。齐国曾经防备遂国，派人去戍守，被遂国人杀死，以至于全军覆没。齐国防备别人的国家并派兵戍守，最终导致全军覆没，这不是遂国人的罪过，而是齐国人自己招致的罢了。齐国不去戍守遂国，遂国人怎么能抓到齐国人并杀死他们呢？所以特别改变体例而记载说：“齐人殱于遂。”梁国灭亡，不是别人灭亡了它，而是梁国自己灭亡罢了。郑国抛弃它的军队，不是其他国家打败了它，而是郑国自己抛弃罢了。齐国人在遂地被杀尽，是因为罪过深重，而怜悯遂国的防备。《谷梁传》说：“这是轻敌。”按：如果齐国的戍守者能谨慎地为齐国守卫，那么遂国终究会被防备住。如果确实要责备齐国人轻敌，那就是教人去防备别人的国家并坚固守卫，这怎么能作为准则呢？
秋天，郑国的詹从齐国逃来。《春秋》的法度，道义上应当留下却偷偷离去叫做“逃”。郑詹是郑国的执政大臣，以至于被拘捕，已经有罪了。然而齐国拘捕詹，一定有激怒郑国的原因。作为詹，应当坚守节操为义而死，以缓解国家的危难，是可以的。他却苟且保全自己一人的性命，逃跑离去。齐国在这个时候，齐桓公正作为霸主，而天下的诸侯都已经服从。能够侍奉他的人，自身荣耀而国家安定；违背并且背叛他，那么自身危险而国家削弱。郑詹既然已经被拘捕，因此服从他，还来得及挽救他的危难。他却苟且保全自身，逃跑离去，詹确实有罪了。然而鲁国收容罪人并接纳他，以此来对抗天下的盟主，也难免有罪。记载说：“郑詹自齐逃来”，这是为了同时谴责他们两人。《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因为非常奸诈。”假使詹不是奸诈之人，那么苟且保全自身而逃跑，也承担不了他的罪过。
冬天，麋鹿很多。《春秋》的法度，因为某种事物成为灾害，就记载“有”，比如“有蜮”就是这样；因为某种事物没有而成为异常，就记载“无”，比如“无冰”就是这样。至于麋鹿，是常有的事物，即使有，不足以成为异常，只有因为它多而危害五谷，才记载它。《公羊传》说：“记载异常。”按：异常，是非常可怪的事情。像麋鹿，是常有的事物，即使多也不足以成为怪异，它成为灾害就记载危害。杜预说：“因为灾害的缘故而记载。”这种说法是对的。
十八年春天，周王的三月，发生日食。《春秋》日食的体例，有记载日期和朔日的，有记载日期而不记载朔日的，有日期和朔日都不记载的。记载日期和朔日，日食发生在正朔，这是旧史书的详细完备，孔子沿用它来传递可信的信息。记载日期而不记载朔日，日食不在朔日，或者在晦日，或者在初二，孔子认为这是历法制定者的失误，因而略去，以纠正后世的历法。日期和朔日都不记载，是旧史书所没有的，孔子存疑以传递疑问。《春秋》期间，日食不记载朔日和日期的，只有两次罢了，这也足以知道旧史书所缺漏的也很少。《谷梁传》说：“是夜间日食。”何休曾经驳斥它，是正确的。
夏天，鲁公在济西追赶戎人。《春秋》记载“追”，都是防备敌人已经离去而追赶他们。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赶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先说侵犯而后说追赶，大概是因为侵犯的事情已经发生，敌人离去后才追赶。鲁公在济西追赶戎人，不说戎人侵犯，只说追赶，大概是因为戎人来侵犯，我国防备他们而逃跑离去，军队没有交战，只是追赶罢了。《春秋》记载“追”有两次，都是讥讽。抵御戎人的道理，来了就拒绝，走了就不追。抵御的道理平时修习，那么他们必定不会来。来了不防备，走了就算了，又追赶他们到济西，鲁公不能使他们不来，却白白追赶他们。齐国人侵犯我国，追赶他们到酅地，我国抵御敌人的道理不修习，以至于被侵犯，在他们来的时候又没有防备，等到已经侵犯并离去，又穷追不舍，凡是追赶都是谴责。《左传》说：“不记载他们来，是避讳。”按：文公七年记载狄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并没有避讳。《公羊传》说：“夸大了为中国追赶。”按：戎人的祸患已经很久了，鲁国是小国，自保都来不及，怎么能为了中国而追赶呢？这不对。《谷梁传》说：“不让戎人靠近我。”按：戎人确实到了鲁国，军队没有交战而离去，所以不说侵犯我，怎么能说不让他们靠近我呢？又说：“为了鲁公的追赶，夸大了它。”按：记载追赶，是为了谴责鲁公不能使他们不来，哪里是夸大了呢？
秋天有蜮，冬天十月。蜮，是含沙射人的虫子。有就成为灾害，所以记载。“有有”，是不应该有却有的。《谷梁传》说：“一有一无。”这种说法是对的。
十九年春天，周王的正月，夏天四月，秋天，公子结送陈国人的媳妇到鄄地，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送嫁是常事，《春秋》不记载。陈国人娶姬姓的女子，鲁国派他的臣子公子结去送嫁。公子结执行任务却成就了宋国的盟约，于是假借鲁公的命令与齐侯、宋公结盟。在这个时候，齐桓公正作为霸主，而宋国又是强国。公子结不完成送嫁的事，而想与霸主交好，最终，齐、宋都愤怒，陈国也抛弃友好。这一年的冬天，三国都来侵犯我国西部边境，是由公子结的擅自行动招致的，所以先记载“送嫁于鄄”，以显示他违背陈国原因；其次记载“于是结盟”，又显示他招致寇患的痕迹。公子结本来是为了送嫁而去，而送嫁的事没有完成，与齐、宋结盟，而齐、宋都愤怒，这是公子结一出就招致三国的军队，作为公子结承担不了他的罪过，所以派遣他的人也难免有罪。公子结在记载之后，就不再出现。陆淳认为有擅自行动的美德，所以特别记载。然而鲁公
子结遂盟而召防，不可谓贤也。或以为贬之，故不书卒。然春秋之间，恶有甚于公子结遂事而书卒者矣，皆不通。此葢以其遂盟召防，特书之尔，若于其卒，则其不为大夫，自不当书矣。盟不言地，盟于鄄也。书「及公子结」，为志也。公羊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则专之可也。」按结之遂事而致三国之师，岂得谓安国家、利社稷乎？谷梁曰：「辟要盟也。」按春秋记事，安得虚加其文乎？若鲁自辟要盟，孔子亦当攷实而书之也。杜预曰：「结去其本职，与二国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陈之好，故冬来伐。」此説是也。
译子结擅自结盟并召来防地，不能说是贤德。有人认为是贬斥他，所以不记载他的死。然而在《春秋》期间，有比公子结擅自行事更恶劣却记载了死亡的情况，这些说法都不通。这大概是因为他擅自结盟召来防地，特意记载罢了，至于他的死，既然他不是大夫，自然不应当记载。结盟没有说地点，是在鄄地结盟。记载“及公子结”，是为了表明志向。《公羊传》说：“大夫出使境外，如果有可以安定国家、有利于社稷的事，就可以专断。”考察公子结擅自行事并招致三国军队，怎么能说是安定国家、有利于社稷呢？《谷梁传》说：“避开胁迫的盟约。”考察《春秋》记事，怎么能凭空添加文字呢？如果鲁国自己避开胁迫的盟约，孔子也应当核实事实并记载。杜预说：“公子结离开他的本职，与两国结盟，本来不符合公室的意愿，又失去了送陈国女子为媵的好意，所以冬天来讨伐。”这个说法是对的。
夫人姜氏如莒
妇人无专行之礼，故虽父母之国，惟父母在得归宁；父母殁，虽兄弟不徃此许穆夫人所以赋《载驰》之诗也。卫文公露处于曺，夫人欲徃唁之，而义不可，赋《载驰》以写其忧。孔子删诗三百余篇，得其可训者三百有五，而《载驰》妇人之诗，孔子取之，取其父母没虽兄弟不往也。故父母之国有时而不往，况他国乎？然则夫人姜氏如莒，不待贬絶而罪恶见也。
冬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
公子结以遂事而召防，故齐、宋、陈皆来伐我。三国有辞，故曰伐也。西鄙，鲁之西境也。春秋外师之至鲁，虽入其郛，亦皆曰鄙，葢鄙者言其邉逺也。侵伐他国，但曰某而已，不曰某鄙也。鲁必曰鄙者，葢我国之君防之来者，不过至于邉鄙而已，不能至于国都也。我之治国之道素修，御敌之道素备，彼之来防者，乃适吾之间隙，犯吾之邉鄙尔。故春秋之法，于内言战而不言败，言围而不言入，言侵言伐而不言其至于国都，所以亲之、尊之而备责之也。不然，安得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外师之侵伐我者，皆莫能深入乎？此葢圣人之意也。哀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而不言其鄙者，春秋之终而圣人之微防也。《谷梁》曰：「其言逺之何也？不使难迩我国也。」此深于春秋者之説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齐大灾。
大者，非常之辞；灾者，莫知其所从来也。齐大灾者，记其非常，且火之发不知所从来也。春秋详内而畧外，内之灾异皆书，我史故也。外灾之书，惟周、齐、陈、宋三数大国便近者而已，葢举近可以明逺，记大可以知小也。春秋之时，皇极之道汨没不叙，而天下灾异不可胜记，故春秋但取其著者书之尔。公羊曰：「大灾者何？大瘠也。」按经书宋灾，记甲午之日；宋、卫、陈、郑灾，记壬午之日，岂是大瘠止于一日之间乎？非也。谷梁曰：「其志已甚也。」按宋灾不书大，岂亦甚而后志乎？亦非也。
秋七月冬齐人伐戎
春秋之时，诸夏衰，戎狄入居中国。齐威行伯，始兴师伐之，葢齐威有意于中国也。然其用师亦止书人者，以其徳义未着，而专事兵革，春秋不遽褒，将有待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郑伯突卒。
郑伯突自威十五年入栎之后，遂不见入郑之迹。至庄四年遇于垂，始称伯；十四年防于鄄，亦书爵。而左氏于十四年▯载厉公自栎侵郑之事，言「郑伯于是始入于郑」，而四年称伯者，自是祭仲所立郑子尔。然则郑伯突之出入及篡忽而立者，《春秋》皆不书也。而《史记》世家及《左传》皆有其事，不知何从知之，但当据经为定尔。四年遇于垂，十四年会于鄄，所书之郑伯，前后皆无异辞，而于此始记突之卒，则是突自入栎之后，其后遂入郑而有其国，于是始卒尔。遇垂之郑伯，安知其为郑子乎？左氏采诸国史之文共成其书，《史记》又因左氏，皆未可据。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夫人姜氏之恶，《春秋》载之备矣，而薨塟皆详书之，无贬辞焉。《春秋》，鲁史，其载鲁事，有臣子之法。盖《春秋》之义，所以训为臣者之忠、为子者之孝，故于臣子之法最为详备，所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也。姜氏虽大恶者，然鲁之臣子不可不以母礼待之。故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为君父者，不以臣子之故而得没其罪；为人臣子者，不以君父之恶而无礼焉。此《春秋》所以责臣子之备，而笃忠考之深也。鲁君之卒书薨，夫人者君之敌，故亦书薨。君薨书地，所以定其常处而防祸乱之萌也。夫人无外事，薨有常处，不书其地，明其薨不可以他处也，所以深责之而谨其处尔。《谷梁》曰：「妇人不目。」此说是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放也；眚，过也。书曰：「眚灾肆赦。」易曰：「有灾眚。」葢灾者自外而至，眚者由已所为。无妄亦曰：「其匪正有眚。」言其不正而后有之，则眚者本以过失而有之也。经曰：「肆大眚。」犹有大过者皆含之也
译夫人姜氏前往莒国。
妇人没有独自出行的礼制，因此即使是回父母之国，也只有在父母在世时才能归宁；父母去世后，即使是兄弟也不应前往，这就是许穆夫人作《载驰》这首诗的原因。卫文公在曹地露宿，夫人想去慰问他，但道义上不允许，于是作《载驰》来抒发她的忧虑。孔子删减《诗经》三百余篇，选取其中可以教化人的三百零五篇，而《载驰》是妇人所作的诗，孔子选取它，是因为它体现了父母去世后即使兄弟也不前往的原则。所以，对于父母之国有时都不前往，何况其他国家呢？那么，夫人姜氏前往莒国，不需要贬斥断绝，其罪恶就显而易见了。
冬天，齐国人、宋国人、陈国人攻打我国的西部边境。
公子结因为随从国君出使的事而召见防地的人，所以齐、宋、陈都来攻打我国。三国师出有名，所以说“伐”。西鄙，是鲁国的西部边境。春秋时期，外国的军队到达鲁国，即使进入外城，也都称为“鄙”，大概“鄙”是指边远之地。侵犯攻打其他国家，只说某地，不说某地的边境。鲁国必定说“鄙”，大概是因为我国国君防备他们到来，他们不过到达边鄙而已，不能到达国都。我国治理国家的方法向来修明，抵御敌人的方法向来完备，他们来侵犯，只是趁我们的空隙，侵犯我们的边鄙罢了。所以春秋的法则，对内说战而不说败，说围而不说入，说侵说伐而不说他们到达国都，这是为了亲近、尊重并严格责备他们。不然，怎么能在二百四十二年间，外国军队侵犯攻打我国的，都没有能深入的呢？这大概是圣人的用意。哀公八年、十一年再次说“伐我”而不说“鄙”，是春秋终结时圣人的微妙警示。《谷梁传》说：“说‘远’是什么意思？不让灾难靠近我国。”这是深谙春秋大义的说法。
二十年春天，周历二月，夫人姜氏前往莒国。夏天，齐国发生大灾。
“大”，是非常之辞；“灾”，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齐国大灾，是记录其非常之事，而且火灾发生不知道从哪里来。春秋对内详细对外简略，内部的灾异都记载，这是我国史官的缘故。对外国灾异的记载，只有周、齐、陈、宋这几个大国且邻近的而已，大概举近可以明远，记大可以知小。春秋时期，皇极之道混乱无序，天下灾异不可胜记，所以春秋只选取显著的记载。《公羊传》说：“大灾是什么？是大饥荒。”查考经文记载宋国灾，记了甲午日；宋、卫、陈、郑灾，记了壬午日，难道大饥荒只在一日之间吗？不是的。《谷梁传》说：“这是志在过分。”查考宋国灾不记“大”，难道也是过分才志吗？也不是的。
秋天七月，冬天，齐国人攻打戎。
春秋时期，诸夏衰落，戎狄进入中国居住。齐国威行霸业，开始兴师攻打他们，大概齐国威有意于中国。然而他用兵也只记载“人”，因为他的德义未显，而专事兵革，春秋不立即褒奖，是有所期待。
二十一年春天，周历正月。夏天五月辛酉日，郑伯突去世。
郑伯突自从威公十五年进入栎地之后，就没有再进入郑国的迹象。到庄公四年在垂地相遇，才开始称伯；十四年在鄄地会盟，也书爵位。而《左传》在十四年记载厉公从栎地侵犯郑国的事，说“郑伯于是开始进入郑国”，而四年称伯的，是祭仲所立的郑子。那么郑伯突的出入以及篡夺忽而自立的事，《春秋》都没有记载。而《史记》世家及《左传》都有这些事，不知道从哪里知道的，但应当以经文为准。四年在垂地相遇，十四年在鄄地会盟，所记载的郑伯，前后都没有不同的说法，而在这里才开始记载突的去世，那么是突自从进入栎地之后，后来进入郑国而有其国，于是才去世。在垂地相遇的郑伯，怎么知道他是郑子呢？《左传》采集各国史书的文字共同成书，《史记》又依据《左传》，都不可信据。
秋天七月戊戌日，夫人姜氏去世。
夫人姜氏的恶行，《春秋》记载得很完备，而她的去世和安葬都详细记载，没有贬斥的言辞。《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记载鲁国的事，有臣子的法则。大概《春秋》的意义，用来训导做臣子的忠、做儿子的孝，所以在臣子的法则上最为详备，这是为了严于律己而宽以待人。姜氏虽然是大恶之人，但鲁国的臣子不能不以母亲的礼节对待她。所以国君虽然不像国君，臣子不能不以臣子自居；父亲虽然不像父亲，儿子不能不以儿子自居。做君父的，不能因为臣子的缘故而掩盖其罪；做人臣子的，不能因为君父的恶而无礼。这是《春秋》所以严格责备臣子，而深厚忠孝之道的缘故。鲁国国君去世记载“薨”，夫人是国君的对等者，所以也记载“薨”。国君去世记载地点，是为了确定其常处而防止祸乱的萌芽。夫人没有外事，去世有常处，不记载地点，明确她去世不可能在其他地方，这是为了严格责备她并谨慎其处所。《谷梁传》说：“妇人不用目字。”这个说法是对的。
二十二年春天，周历正月，大肆赦免罪过。
肆，是放；眚，是过。《尚书》说：“眚灾肆赦。”《易经》说：“有灾眚。”大概灾是从外面来的，眚是自己所为。《无妄》也说：“其匪正有眚。”说不正而后有之，那么眚本来是因为过失而有的。经文说：“肆大眚。”意思是即使有大过的人也都包含在内。
。夫赦宥之事，古先圣王日月之所行也。易解之象曰：「赦过宥罪。」葢解之时取其一新，君子法其象，则过误者赦之，罪恶者寛宥之，使之迁善而改过也。民之愚冥无知而犯于罪，则君之教不至，礼义之治不先尔。又深治之以刑，则是驱之至于为恶，而又从而杀之。故圣人于解之象，欲君子法之，使得自新焉，亦非谓一时肆眚，而大恶无道之人一切释去也。周礼三赦三宥之法，亦以其老弱无知者尔，皆为治狱之常，而不施于一切也。至书之言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已讥后世之赦，但纵失有罪之人，而恵奸长恶尔。春秋书肆大眚者一，亦讥庄公一切放纵奸恶，而有意于文姜之葬也。而庄公又以其母文姜当得罪于鲁，而播恶于齐，至杀其夫而奔亡不已，大恶无道，一国之所贼恶，而鲁人切齿之深者。于其死也，庄公欲备礼葬之，恐为国人所讥，乃先大赦国中，以悦国人之心，然后举其葬焉。故正月肆大眚，而癸五葬文姜。圣人罪庄公不能防制其初，而又纵其奸恶，故书肆大眚以见其失焉。公羊曰：「始忌眚也。」按公羊不以肆眚为赦，故生此说尔，非也。谷梁曰：「为嫌天子之塟也。」按当是时天五衰弱，何畏而不敢葬其母乎？此亦非也。
译赦免宽恕这件事，是古代圣明君王日常推行的政令。《易经》“解”卦的象辞说：“赦免过失，宽恕罪行。”大概是因为“解”卦的时义在于万物更新，君子效法这一卦象，就会赦免有过失错误的人，宽恕有罪恶的人，使他们能够向善并改正过错。百姓愚昧无知而触犯刑律，这是因为君主的教化没有到位，礼义治理没有先行罢了。如果再用严酷的刑罚去惩治他们，这就等于驱使他们走向作恶，然后再将他们处死。所以圣人在“解”卦的象辞中，希望君子效法它，让犯人得以自新，这并不是说可以一时之间随意赦免，把那些大恶不道之人都全部释放。《周礼》中关于“三赦”“三宥”的规定，也是针对老弱无知之人，这些都是审理案件的常规做法，并不适用于所有人。至于《尚书》中记载文王制定刑罚，说“对于犯罪者绝不赦免”，这已经是在讥讽后世随意赦免，只是放纵了有罪之人，从而助长奸恶罢了。《春秋》记载“大赦”只有一次，也是讥讽鲁庄公一味放纵奸恶，是为了给母亲文姜办葬礼。而鲁庄公又因为他的母亲文姜得罪了鲁国，并在齐国散布恶名，甚至杀死她的丈夫后逃亡不止，是大恶不道之人，被全国人所憎恨，鲁国人对此咬牙切齿。在她去世时，庄公想按礼制安葬她，担心被国人讥讽，于是先在全国大赦，以取悦国人之心，然后才举行葬礼。所以正月大赦，而在癸巳日安葬文姜。圣人指责庄公不能预先防范制止她的恶行，反而放纵她的奸恶，所以记载“大赦”以显示他的过失。《公羊传》说：“开始忌讳赦免。”按《公羊传》不认为“肆眚”就是赦免，所以产生了这种说法，这是不对的。《谷梁传》说：“是因为忌讳天子安葬的嫌疑。”按当时周王室衰弱，有什么可畏惧而不敢安葬他的母亲呢？这也是不对的。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之恶，不待贬絶而见矣，而《春秋》书卒、葬，与他夫人无异辞焉，所以笃臣子恩义之深，而预为后世法也。陆淳曰：「葬，生者之事也，臣子之礼，其可亏乎？」此説是也。
陈人杀其公子御防
春秋》之法：诸侯之国杀大夫，其君杀之，则称国；其国人杀之，则称人。葢古者诸侯贡士于天子，天子以为贤，则命之，归国为大夫。故其为诸侯之大夫，则一国之贤也；为天子之大夫，则天下之贤也。故为贤者，则不苟进其身矣。天子命之，则无不肖也。故王道之行，则列国之大夫莫不皆贤，而诸侯遇之莫不有礼。故其为臣之道，谏行言聴，则膏泽其民；谏不行，言不聴，则违而去之，以自免于祸。其为大夫者不苟于其君，君无礼则去，为诸侯不敢不尽礼于其臣，一朝无礼则贤者去，贤者去则谁与治其国家？故君臣相湏，而天下常治也。至周之哀诸侯之臣或不命于天子，而当时之大夫或苟禄以活其身。不命于天子，则未必皆贤；苟禄以全其身，则不能使其君遇之以礼。以不贤之大夫，事无礼之诸侯，而君臣失道，而至于君杀臣、臣弑君也。《春秋》书弑君三十六，以见为君者不近贤臣而自取于祸；杀大夫者三十八，以见为臣者不自重其身，苟禄于无礼之诸侯而终见杀也。又不可不较其轻重大小也，故有书国、书人之例，称名、不称名之别，然其大槩皆贬之也。御防，陈之公子，不为大夫，以其国君之嗣。公子之贵，同之大夫，特书之也。书「陈人杀之」者，非陈君杀之，陈国之人杀之尔，不目其人，贱畧之也。御防以公子之贵，而见杀于国人，御防有罪矣；陈之君使公子者，而见杀焉，亦未免乎有罪也。左氏曰：「杀其太子御防。」按御防实陈太子，经当书之。《春秋》举重，不当畧去世子而但书公子也，此説非也。
夏五月
春秋》一时无事，必书首月，以具四时而成编年之书也。其书首月者五十有九，未有非首而书者。于此书「夏五月」，葢此圣人因旧史所载，不妄改易，以传信于后世。书首月者五十九，首月之下皆当记事，孔子以其事无可训，删而去之，但存首月而已。至于首月之下旧史无事而不书之者，则孔子不更书首月，而但存五月也。《春秋》书五月者惟此尔，亦可知旧史所载者繁多，而首月无事者一处而已。
秋七月丙申及齐高傒盟于防
春秋之法，大夫不得防诸侯。诸侯者，一国之长，而南面之尊也；大夫者，诸侯之臣，在彼犹在此也。虽于外诸侯之国，不得抗之而防盟，所以伸诸侯之尊，防僣乱之萌也。故鲁公而防诸侯之臣者，公自屈尊而与之盟，则明书公以见其罪；没外大夫而称之曰「人」，不与大夫之得僣，且明鲁公求与之盟也。隠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来」，所以见公屈尊之罪，而非大夫之过也。高傒，齐大夫，于是时齐威方伯而其国彊大，以臣敌君，则髙傒罪也。公虽有屈尊之罪，然见逼于彊大，比之求盟小国之臣，罪差杀尔。故没公不书，以明国君之尊，大夫不得抗也；明书髙傒，以着盟公之罪焉。公羊曰：「讳与大夫盟。」按不书公，所以深罪高傒，谓之讳，非也。谷梁之説是也。
冬公如齐纳币
婚礼有六：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惟亲迎则诸侯自行，合二姓之好，继先君之后，不可以不重也。其他五礼皆使大夫，所以养亷、逺耻而预为之嫌也。春秋六礼，其书者二：纳币、亲迎。其他四礼无失礼者，故不书尔。庄公之父威公见弑于齐，齐之于鲁，有不同天之讐也。文姜之薨在去年七月，至是年之冬，庄公犹在三年之防也。婚礼惟亲迎自行，纳币之礼，大夫之事也，而公又亲焉。庄公忘君父之仇而娶讐人之子，又在母三年防内而行大夫之职。书曰：「公如齐纳币」，所以见公无恩于母而不孝于父，无亷耻而亲纳币焉，一举事而大恶者三也。《公》、《谷》讥纳币之非礼，不罪其娶讐而丧婚，以其罪恶显著，不待贬絶而可见故也。
二十有三
译癸丑日，安葬我们的小君文姜。
文姜的罪恶，不必等到贬斥绝笔就显而易见了，而《春秋》记载她的卒、葬，与其他夫人没有不同的措辞，这是为了厚待臣子恩义的深厚，并预先为后世树立法则。陆淳说：“安葬，是生者的事情，臣子的礼节，怎么可以亏缺呢？”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防。
《春秋》的法则：诸侯国杀大夫，如果是国君杀的，就称国；如果是国人杀的，就称人。大概古代诸侯向天子进献士人，天子认为他们贤能，就任命他们，回国后成为大夫。所以他们作为诸侯的大夫，就是一国的贤人；作为天子的大夫，就是天下的贤人。所以贤能的人，就不会苟且地进身。天子任命他们，就没有不贤能的了。所以王道施行，列国的大夫没有不贤能的，而诸侯对待他们没有不有礼节的。所以他们作为臣子的道理，劝谏被采纳，言论被听从，就施恩泽于百姓；劝谏不被采纳，言论不被听从，就违命离开，以使自己免于灾祸。作为大夫的人不苟且侍奉他们的国君，国君无礼就离开，作为诸侯不敢不尽礼节于他们的臣子，一旦无礼贤能的人就离开，贤能的人离开那么谁和国君一起治理国家呢？所以君臣相互需要，而天下常常安定。到了周朝衰微，诸侯的臣子有的不被天子任命，而当时的大夫有的苟且求禄以保全自身。不被天子任命，就不一定都贤能；苟且求禄以保全自身，就不能使国君以礼节对待他们。用不贤能的大夫，侍奉无礼的诸侯，于是君臣失道，以至于国君杀臣子、臣子弑杀国君。《春秋》记载弑君三十六次，以显示做国君的不亲近贤臣而自取灾祸；杀大夫三十八次，以显示做臣子的不自重其身，在无礼的诸侯那里苟且求禄而最终被杀。又不可不比较其轻重大小，所以有书国、书人的条例，称名、不称名的区别，然而其大略都是贬斥他们。御防，是陈国的公子，不是大夫，因为他是国君的继承人。公子的尊贵，等同于大夫，特意记载他。记载“陈人杀他”，不是陈君杀他，是陈国的人杀他罢了，不指明那个人，是轻视忽略他。御防以公子的尊贵，而被国人所杀，御防有罪了；陈国的国君使公子，而被杀，也难免有罪。左氏说：“杀了他们的太子御防。”按御防实际上是陈太子，经文应当记载他。《春秋》举重，不应当省略去世子而只记载公子，这个说法不对。
夏五月
《春秋》一季没有事情，一定记载首月，以具备四时而成编年之书。记载首月的有五十九次，没有不是首月而记载的。在这里记载“夏五月”，大概圣人因旧史所载，不妄自改易，以传信于后世。记载首月的五十九次，首月之下都应当记事，孔子因为那些事没有可训诫的，删去它们，只保留首月罢了。至于首月之下旧史没有事情而不记载的，那么孔子不再记载首月，而只保留五月。《春秋》记载五月的只有这一处，也可以知道旧史所载的繁多，而首月没有事情的只有一处。
秋七月丙申，与齐高傒在防地结盟
《春秋》的法则，大夫不得与诸侯结盟。诸侯，是一国的长官，而南面称尊；大夫，是诸侯的臣子，在那里如同在这里一样。即使在外的诸侯国，不得对抗而结盟，所以伸张诸侯的尊贵，防止僭越混乱的萌芽。所以鲁公而与诸侯的臣子结盟，公自屈尊而与他结盟，就明确记载公以显示他的罪；隐去外大夫而称他为“人”，不给予大夫得以僭越，且明确鲁公求与他结盟。隐公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来”，所以显示公屈尊的罪，而不是大夫的过错。高傒，齐国大夫，这时齐威方伯而国家强大，以臣敌君，那么高傒有罪。公虽然有屈尊的罪，然而被强大所逼迫，比起求与小国之臣结盟，罪过稍轻罢了。所以隐去公不记载，以明确国君的尊贵，大夫不得对抗；明确记载高傒，以彰显与公结盟的罪。公羊说：“讳与大夫盟。”按不记载公，所以深罪高傒，称之为讳，不对。谷梁的说法是正确的。
冬公到齐国纳币
婚礼有六项：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只有亲迎由诸侯亲自进行，合二姓之好，继承先君之后，不可以不重视。其他五项礼节都派大夫，所以培养廉洁、远离耻辱而预先避免嫌疑。《春秋》六礼，记载的有两项：纳币、亲迎。其他四项礼节没有失礼的，所以不记载罢了。庄公的父亲桓公被齐国所弑，齐国对于鲁国，有不共戴天的仇敌。文姜的去世在去年七月，到这一年的冬天，庄公还在三年的丧期之内。婚礼只有亲迎亲自进行，纳币的礼节，是大夫的事情，而公又亲自去了。庄公忘记君父的仇而娶仇人之子，又在母亲三年丧期之内而行大夫的职责。记载说：“公如齐纳币”，所以显示公对母亲无恩而不孝于父亲，无廉耻而亲自纳币，一举事而三大恶。《公羊》、《谷梁》讥讽纳币的非礼，不罪其娶仇而丧婚，因为他们的罪恶显著，不必等到贬斥绝笔就可见所以。
二十有三
年春公至自齐
春秋凡书至者，皆告庙也。庄公如齐纳币，于是始还而告庙，故书尔。公羊曰：「威防不至，公一陈佗也。」按庄公有恶，则经当见之，不可于至始见其意也。经但言「公至自齐」，安知其为陈佗乎？非也。
译那年春天，鲁庄公从齐国回来。《春秋》凡是记载“至”字的，都是指回国后祭告宗庙。庄公前往齐国纳币，这时才回来祭告宗庙，所以这样记载。《公羊传》说：“威防不到，庄公是为了陈佗的缘故。”我认为，如果庄公有过错，那么经文就应当直接体现出来，不能等到记载“至”时才显露他的用意。经文只说“公至自齐”，怎么知道是为了陈佗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祭叔来聘
祭叔者，天子之大夫也。书来书字，以别诸侯之臣，且尊王命也。祭叔之聘，自周而来，则是天王使之。于经不言使者，葢以祭叔自以私事来鲁，故假王命以来聘。聘事虽命于天王，而祭叔之私不专为聘。春秋原情定罪，若书天王使之，则不见其私也；若书祭叔来，又不见其来行聘事，非如祭伯之自来也。以为专聘乎？则实为已私，非如凡伯之受命也。圣人罪其挟公以行私，故特没去天王之使，以着其罪。祭叔有罪，而春秋书之与王臣者等，无贬辞焉。葢春秋之法，一事无再贬之道。宰渠伯紏下聘威公弑君之人，不书其名，则无以见奨恶之罪；祭叔聘鲁行已私，不书天王使之，其罪已着。又书其名，则若王臣微者，如宰咺之徒焉，春秋避其不明，故但没天王以见罪也。谷梁曰：「不正其外交，故不与使。」按：若但来交鲁，不得书聘。书聘，则是挟天子之命而来，不独外交也。不书使，所以见其行私。讥外交，当去聘，不当去使，此亦非也。
夏公如齐观社
春秋》之法，非宜观而观之者，书之曰「观」。隠公观鱼于棠，鱼，卑者之事，君不当观也。庄公如齐观社，国自有社而不观，乃观社于齐，社不当观也。《中庸》曰：「明乎郊社之义、禘尝之礼，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故虽天子之尊，必有郊；诸侯之贵，必有社也。郊社之礼，所以教民报本而知严上之道焉。为诸侯者曰：「天子之尊而犹郊事天地，则吾属不可以不尊天子也。」为臣民者曰：「诸侯之贵而犹报本于社稷，则吾属不可以不事诸侯也。」《易》曰：「大观在上」，此之谓也。古者社礼必行于春、秋之上戊，土日也，报土之神，不可以不求其故，上自天子，下至于闾里之间，社必以戊也。春秋之夏，夏时之二月，二月之上戊，社祭之日也。庄公不修已国之社，而观齐社焉，书「公如齐观社」，则鲁社废。以国君之尊而有社稷，社稷之祭不修，而观社于他邦，用见鲁公之不有其社稷也。《谷梁》曰：「以是为尸女也。」按书「观社」，则是非所观而观之，且见鲁社之废，尸女之説不与经合。
公至自齐
观社于齐，反而告庙，故书至也。《谷梁》曰：「公如往时，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惧焉尔。」按《春秋》不以日月为例，且如庄公观社于齐而不书月，得曰正乎？致不书月，得曰无故乎？不通也。
荆人来聘
荆者，楚未改号之称也。曰「人」，其臣也，不言其名，防之也。南蛮之国，至于彊盛而来聘诸侯，中国不早备之，将乗中国之衰而侵陵无忌矣。畧之曰「荆人」，犹言其微，尚可御也。至文九年，使椒来聘，其国已盛，而交通诸夏，诸夏与之等矣。春秋不复外之，用见夷狄之盛，中国不能外之也。公羊曰：「何以称人？始能聘也。」啖子非之曰：「若言荆来聘，则似举州皆来。」此説是也。谷梁曰：「善累而后进之。」按春秋大法，尊君卑臣，内中国外夷狄，安得进夷狄之事乎？圣人方深责中国，不得不渐见夷狄之彊，谓之进，非也。
公及齐侯遇于谷
简礼而会曰「遇」。庄公方纳币于齐，而遇齐侯于谷，用见公不恤国事，而惟婚姻之务也。
萧叔朝公
公及齐侯遇于谷。萧叔朝公于谷。不书来朝，不至于鲁也。萧叔者，附庸之君，未命者也。朝者，以臣事君之礼。春秋之时，以大欺小，以强陵弱，而小国之君朝事大国，类书为朝，以见强者不当受诸侯之朝，而小弱者不当朝于同列也。至于大夫，则不言来朝。大夫无私出境之道，出境则受君命矣。故大夫之来，皆书其所以来之事，而不言朝也。至诸侯，则一国之尊，而号令自出，系社稷人民之重，无出境见诸侯之礼。故诸侯之如诸侯，则是以小事大，以弱畏强，而行朝事之礼也。春秋之法，凡朝皆有罪。至于附庸之君，虽其小弱，然亦南面而为君者，故其如诸侯也，亦书曰朝，比之一时诸侯焉。萧者，宋附庸之国。于是公遇齐侯于谷，而萧叔朝焉。附庸之君，春秋
译祭叔前来聘问。
祭叔是天子的臣子。经文记载“来”字和“聘”字，是为了区别于诸侯的臣子，并且尊崇天子的命令。祭叔的聘问，是从周王室而来，那么就是天王派遣他。经文不记载是使者，大概是因为祭叔是借着私事来到鲁国，所以假借天王的命令来进行聘问。聘问的事虽然由天王命令，但祭叔的私心并不专门为了聘问。《春秋》推究实情来定罪，如果记载天王派遣他，就看不出他的私心了；如果只记载祭叔来，又看不出他是来执行聘问之事，不像祭伯那样自来。如果认为是专门聘问呢？那么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私事，不像凡伯那样接受命令。圣人谴责他挟持公事来行私利，所以特意隐去天王派遣他的记载，以彰显他的罪过。祭叔有罪，而《春秋》记载他与王臣同等，没有贬低的言辞。大概《春秋》的法度，一件事没有再次贬低的道理。宰渠伯纠下聘威公弑君之人，不记载他的名字，就无法显示奖善惩恶的罪过；祭叔聘问鲁国却行私利，不记载天王派遣他，他的罪过已经彰显。如果再记载他的名字，就好像是王臣中的微贱者，如宰咺之类的人，《春秋》为了避免不明晰，所以只隐去天王以显示罪过。《谷梁传》说：“不认为他外交正当，所以不承认他是使者。”按：如果只是来与鲁国交往，就不该记载“聘”。记载“聘”，就是挟持天子的命令而来，不仅仅是外交。不记载“使”，是为了显示他行私利。讥讽外交，应当去掉“聘”，不应当去掉“使”，这也是不对的。
夏天，庄公到齐国观看社祭。
《春秋》的法度，不该观看却观看的，记载为“观”。隐公在棠地观看捕鱼，捕鱼是卑贱者的事，国君不应当观看。庄公到齐国观看社祭，鲁国自有社祭却不观看，反而去齐国观看社祭，社祭是不应当观看的。《中庸》说：“明白郊社的意义、禘尝的礼仪，治理国家就像展示在手掌上一样容易！”所以即使是天子尊贵，也必须有郊祭；诸侯尊贵，也必须有社祭。郊社的礼仪，是用来教导百姓报答本源并知道尊敬上级的道理。作为诸侯的人说：“天子尊贵却还要郊祭天地，那么我们不可以不尊敬天子。”作为臣民的人说：“诸侯尊贵却还要在社稷报答本源，那么我们不可以不侍奉诸侯。”《易经》说：“大观在上”，说的就是这个。古代的社祭一定在春秋的上戊日举行，戊日是土日，报答土地之神，不可以不寻求其缘故，上自天子，下至乡里之间，社祭一定在戊日举行。春秋的夏季，是夏历的二月，二月的上戊日，是社祭的日子。庄公不修缮自己国家的社祭，却去观看齐国的社祭，记载“公如齐观社”，就说明鲁国的社祭废弛了。以国君的尊贵而有社稷，社稷的祭祀不修缮，却去他国观看社祭，由此可以看出鲁公不拥有自己的社稷。《谷梁传》说：“认为这是尸女。”按：记载“观社”，就是不该观看却观看，并且显示鲁国社祭废弛，尸女的说法与经文不合。
庄公从齐国回来。
在齐国观看社祭，回来向宗庙报告，所以记载“至”。《谷梁传》说：“庄公像往常那样前往，是正当的。记载月份，是有原因的。像往常那样前往，记载月份，是有恐惧的。”按：《春秋》不以日月为例，况且庄公到齐国观看社祭却不记载月份，能说正当吗？回来不记载月份，能说没有原因吗？这是不通的。
荆人来聘问。
荆，是楚国还没有改称时的称呼。称“人”，是他的臣子，不记载他的名字，是防备他。南方的蛮夷国家，到了强盛而来聘问诸侯，中原国家如果不早做准备，他们将乘着中原国家的衰弱而侵略欺凌毫无顾忌。简略地称为“荆人”，是说他还微弱，还可以抵御。到了文公九年，派遣椒来聘问，他的国家已经强盛，并且与中原各国交往，中原各国与他同等了。《春秋》不再把他当作外夷，由此显示夷狄的强盛，中原国家不能把他当作外夷。《公羊传》说：“为什么称人？开始能够聘问。”啖子批评他说：“如果说荆来聘问，就好像是整个州都来了。”这个说法是对的。《谷梁传》说：“善于积累然后进步。”按：《春秋》的大法，尊崇君主贬低臣子，重视中原排斥夷狄，怎么能进步夷狄的事呢？圣人正在深深责备中原国家，不得不逐渐显示夷狄的强盛，称之为进步，是不对的。
庄公与齐侯在谷地相遇。
简化礼仪而会见称为“遇”。庄公正在向齐国纳币，却在谷地与齐侯相遇，由此显示庄公不关心国家大事，只致力于婚姻之事。
萧叔朝见庄公。
庄公与齐侯在谷地相遇。萧叔在谷地朝见庄公。不记载来朝见，是因为没有到鲁国。萧叔是附庸国的君主，没有被正式册封的人。朝见，是以臣子侍奉君主的礼仪。春秋时期，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凌弱国，而小国的君主朝见大国，大多记载为朝见，以显示强者不应当接受诸侯的朝见，而小弱者不应当朝见同列。至于大夫，就不说来朝见。大夫没有私自出境的道理，出境就是接受君主的命令了。所以大夫的到来，都记载他们来的事由，而不说朝见。至于诸侯，是一国的尊贵，号令自己发出，系着社稷人民的重大责任，没有出境会见诸侯的礼仪。所以诸侯去诸侯那里，就是以小事大，以弱畏强，而行朝见的礼仪。《春秋》的法度，凡是朝见都有罪。至于附庸国的君主，虽然弱小，但也是南面称君的人，所以他去诸侯那里，也记载为朝见，把他比作当时的诸侯。萧，是宋国的附庸国。这时庄公在谷地与齐侯相遇，而萧叔来朝见。附庸国的君主，在春秋
之法书名。説《春秋》者，或以萧叔为字，或以为名。杜预谓之名，葢谓郳黎来来朝书名，而萧叔附庸之君，不得独书字也。啖子以为字，葢谓言叔则非名也。又推而书之曰：「始封附庸之君书字。」若从杜预以为名乎？则叔者，字也，不可以为名。若从啖子以为字乎？则附庸之君例书名，郳黎来不得曰字也。谓之始封，则旧封者何以见贱，而始封何贵而书字？子皆不通也。按左氏有萧叔大心，公、谷有萧同叔，言萧者必以叔配之，不知何故也。此可疑之事，且当阙之。
译这是关于《春秋》书法中名与字的讨论。解释《春秋》的人，有的认为“萧叔”是字，有的认为是名。杜预认为是名，大概是说郳黎来朝见时书写其名，而萧叔作为附庸国的君主，不能单独书写其字。啖子认为是字，大概是说既然称“叔”，那就不是名了。他又进一步推论说：“开始受封的附庸国君主书写其字。”如果跟随杜预认为是名呢？那么“叔”是字，不可以作为名。如果跟随啖子认为是字呢？那么附庸国君主惯例是书写其名，郳黎来就不能说是字了。如果说这是开始受封，那么旧时受封的君主为何显得卑贱，而开始受封的为何尊贵而书写其字？这两种说法都不通。查考《左传》中有萧叔大心，《公羊传》《谷梁传》中有萧同叔，提到萧国的人必定用“叔”来搭配，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是可疑的事情，暂且存疑不论。
秋丹桓宫楹
春秋》之法：祖庙曰太室，太室屋壊，大事于太庙是也；羣公曰宫，威宫、新宫之类是也。荘公娶仇人之女以承事先君，又丹其楹以夸侈之，不待贬絶而罪恶见矣。谷梁讥丹楹之非礼，不知丹楹之得礼犹有罪。夫娶仇人女以事先君，又盛饰先君之宫以夸侈之，丹之得礼，得无罪乎？威之于荘父也，不曰新宫而谓之威宫。公薨至是二十余年，亦已久矣。成公、哀公皆三年之丧新毕，而其宫见灾，伤痛之深，特曰新宫也。威宫之成已久，但记其丹之失礼，足见其罪，不得更曰新也。
冬十有二月甲寅，公防齐侯盟于扈。
与齐盟者，葢庄公娶于齐，齐遂欲率鲁以从已，故防公而盟于扈。《公羊》曰：「此日者，危之，我贰也。」按《春秋》不以日月为例，我贰之説有何义乎？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去年之秋，既丹其楹，于此又刻其桷，不待贬絶而罪恶见矣。谷梁曰：「斥言威宫，以恶庄也。」按《春秋》但以其宫成之久，而不谓之新宫尔。若丹楹刻桷在三年、四年之间，亦不得曰威宫也。如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宫，岂可斥言武宫而罪昭公乎？非也。
夏公如齐逆女
春秋》不书常事，非常则书之。亲迎乃常事，然庄公亲迎而《春秋》书之者，以其父见弑于齐，而子婚仇女，是无恩于父，而尽礼于仇讐，特书之以见其罪也。公羊曰：「亲迎，礼也。」按亲迎合礼，则《春秋》何用书之？此非也。
秋公至自齐
庄公亲迎于齐，当与夫人偕至。夫人未至，而庄公先还，告至于庙。《春秋》志其告庙之实，且罪其先夫人而至也。《谷梁》曰：「先至，非正。」此説是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春秋之法，君夫人至而告庙，则书「至」。人子之礼，出告反面，故人君之出而反也，告庙则书之曰「至」。夫人之来鲁，必见于宗庙，然后敢入居于公之宫，亦告庙焉，则书也。庄公父见杀于齐，而娶仇人之女，以事其父之庙，义不可致，礼不可合也。夫人之至，尝告庙矣，然圣人不与庄公以仇人之女而见其父也，特变文而书之曰「夫人姜氏入」，以明仇讐之国无时而可与通，况娶其女以事先君之庙乎？故虽备礼而入，见于庙，先君必不享，宗庙必不容也。义不可以至于先君之庙，故特没「至」不书，而变文曰「入」也。《公羊》曰：「与公有所约，然后入。」按经不书「至」，但谓其不可至于庙尔。《公羊》之説不近人情。《谷梁》曰：「义不可受。」是也。
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
春秋之法，不与妇人而専行，夫人之至，必书其以，侨如、公子遂是也。归▯、归襚，必着其夫与其子之号，惠公仲子、僖公成风是也。事系二人者，必为辞以别之，齐人执郑詹、齐人执子叔姬是也。葢妇人无専行之道，必有所系而后行，所以深防祸乱而逺为之嫌也。大夫宗妇，则大夫之家是宗妇尔，葢以宗妇系之大夫，不与之専行也。大夫之宗妇众多非一，不得书大夫之名曰「某宗妇」也，故左氏但曰「宗妇觌用币」，而不言大夫是也。于是之时，庄公娶仇人之女，而姜氏已入其国，庄公欲侈大之，故令大夫之宗妇觌夫人者用币为贽。币者，子男之贽，非妇人之事，妇人之执榛、栗、枣、脩而已。圣人罪庄公娶仇人女而又侈之，至于失礼也，故特书曰「大夫宗妇觌用币」，所以见币非妇之贽，用者不宜用也。宗妇之义，杜预以为同姓大夫之妇。按若同姓大夫之妇，则其妇非同姓也，安得曰宗妇乎？何休曰：「大夫为宗子者之妻也。」安得一时之大夫皆为宗子？此非也。此葢大夫之家宗妇尔，为大夫者或非宗子，而觌夫人者必皆宗妇也。公羊曰：「宗妇者，大夫之妻。」按一时之大夫必不皆其宗子，而其妻不得皆为宗妇。公羊不达古者重宗之义，但见书「大夫宗妇」，便以为大夫之妻。若实大夫之妻，当书曰「大夫之妇」，不得曰「宗妇」也。谷梁曰：「不正其行妇道，故列数之也。」经不书「及」者，以大夫之宗妇尔，安得
译秋天，把桓公庙的柱子漆成红色。
《春秋》的法则：祖庙称为太室，太室的房屋损坏，在太庙举行大事就是如此；群公的庙宇称为宫，威宫、新宫之类就是如此。庄公娶仇人的女儿来侍奉先君，又漆红柱子来夸耀奢侈，不需要贬斥断绝，罪恶就显现了。《谷梁传》讥讽漆红柱子不合礼制，不知道漆红柱子即使合乎礼制也有罪。娶仇人的女儿来侍奉先君，又盛装修饰先君的宫室来夸耀奢侈，漆红柱子即使合乎礼制，难道没有罪吗？威对于庄公的父亲来说，不称为新宫而称为威宫。庄公去世到现在二十多年了，也已经很久了。成公、哀公都是三年丧期刚刚结束，他们的宫室遭遇火灾，伤痛之深，特意称为新宫。威宫建成已经很久，只记录它漆红柱子的失礼，足以显示它的罪过，不能再称为新宫了。
冬天十二月甲寅日，庄公与齐侯在扈地结盟。
与齐国结盟，大概是因为庄公娶了齐国女子，齐国于是想率领鲁国跟随自己，所以与庄公在扈地结盟。《公羊传》说：“这里记载日期，是表示危险，我国有二心。”按照《春秋》不以日月为例，我国有二心的说法有什么意义呢？
二十四年，春天，周王三月，雕刻桓公庙的椽子。
去年秋天，已经漆红了柱子，在这里又雕刻了椽子，不需要贬斥断绝，罪恶就显现了。《谷梁传》说：“直言威宫，是为了厌恶庄公。”按照《春秋》只是因为这个宫室建成已久，而不称为新宫罢了。如果漆红柱子雕刻椽子在三年、四年之间，也不能称为威宫。比如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宫，难道可以直言武宫而怪罪昭公吗？不是这样。
夏天，庄公到齐国迎娶女子。
《春秋》不记载常事，非常之事才记载。亲迎是常事，然而庄公亲迎而《春秋》记载，是因为他的父亲被齐国杀害，而儿子娶仇人的女儿，这是对父亲没有恩情，而对仇人尽礼，特意记载以显示他的罪过。《公羊传》说：“亲迎，是礼制。”按照亲迎合乎礼制，那么《春秋》为什么要记载呢？这不是正确的。
秋天，庄公从齐国回来。
庄公在齐国亲迎，应当与夫人一起回来。夫人没有到，而庄公先回来，在宗庙报告到达。《春秋》记录他报告宗庙的事实，并且怪罪他比夫人先回来。《谷梁传》说：“先回来，不合正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八月丁丑日，夫人姜氏进入鲁国。
《春秋》的法则，君主夫人到达而报告宗庙，就记载“至”。人子的礼节，出门告知，回来见面，所以君主出门而回来，报告宗庙就记载为“至”。夫人来到鲁国，一定要在宗庙见面，然后才敢进入居住在公的宫室，也报告宗庙，就记载。庄公的父亲被齐国杀害，而娶仇人的女儿，来侍奉他父亲的宗庙，道义上不可达到，礼节上不可相合。夫人到达，曾经报告宗庙了，然而圣人不允许庄公以仇人的女儿来见他的父亲，特意改变文字而记载为“夫人姜氏入”，以表明仇敌的国家无时可以与它交往，何况娶它的女儿来侍奉先君的宗庙呢？所以即使备礼而入，在宗庙见面，先君必定不享用，宗庙必定不容纳。道义上不可以到达先君的宗庙，所以特意不记载“至”，而改变文字说“入”。《公羊传》说：“与庄公有约定，然后进入。”按照经文不记载“至”，只是说它不可以到达宗庙罢了。《公羊传》的说法不合人情。《谷梁传》说：“道义上不可接受。”这是正确的。
戊寅日，大夫和宗妇觐见夫人，使用玉帛。
《春秋》的法则，不允许妇人单独行动，夫人到达，一定记载她的原因，侨如、公子遂就是如此。归〇、归襚，一定写明她的丈夫和儿子的称号，惠公仲子、僖公成风就是如此。事情涉及两个人的，一定用言辞来区别，齐人抓住郑詹、齐人抓住子叔姬就是如此。大概妇人没有单独行动的道理，一定要有所依附然后行动，所以深深防止祸乱而远离嫌疑。大夫宗妇，就是大夫家中的宗妇罢了，大概用宗妇依附于大夫，不让她单独行动。大夫的宗妇众多不止一个，不能记载大夫的名字说“某宗妇”，所以《左传》只说“宗妇觌用币”，而不说大夫是正确的。在这个时候，庄公娶仇人的女儿，而姜氏已经进入他的国家，庄公想要夸耀盛大，所以命令大夫的宗妇觐见夫人时使用玉帛作为见面礼。玉帛，是子男的见面礼，不是妇人的事情，妇人拿着榛、栗、枣、脩罢了。圣人怪罪庄公娶仇人的女儿而又夸耀盛大，以至于失礼，所以特意记载说“大夫宗妇觌用币”，以显示玉帛不是妇人的见面礼，使用是不应该使用的。宗妇的意义，杜预认为是同姓大夫的妻子。按照如果是同姓大夫的妻子，那么她的妻子不是同姓，怎么能称为宗妇呢？何休说：“大夫是宗子者的妻子。”怎么能一时的大夫都是宗子？这不是正确的。这大概是大夫家中的宗妇罢了，作为大夫的可能不是宗子，而觐见夫人的必定都是宗妇。《公羊传》说：“宗妇，是大夫的妻子。”按照一时的大夫必定不都是宗子，而他们的妻子不能都是宗妇。《公羊传》不明白古人重视宗法的意思，只看到记载“大夫宗妇”，就认为是大夫的妻子。如果确实是大夫的妻子，应当记载为“大夫之妇”，不能称为“宗妇”。《谷梁传》说：“不正其行妇道，所以列举数量。”经文不记载“及”，是因为大夫的宗妇罢了，怎么能
冬戎侵曺
春秋之时，戎狄入居中国，无名而侵曹，《经》书之，所以见夷狄之横，而中国之衰也。
曹羁出奔陈
曹伯射姑卒于去年之冬至，是戎来侵曹，曹之嗣君羁不安其国而出奔于陈也。羁为曹之嗣君，不书伯爵。射姑之丧至是未朞，不可称爵。春秋之法，居丧称子。羁居父丧未逾年，法当称子。不曰「曹子羁出奔陈」者，《春秋》深罪之也。羁为曹之嗣君，已尝在位也，不能承先君之托，以嗣先君之位，而奔之于陈，盖不子也。《春秋》之法，为太子而不能尽为子之道者，不书子以贬之。郑忽见逐于彊臣，见篡于孽弟，于其出也，但书「郑忽奔卫」。曹羁见逐于戎，而见恶于赤，于其出，书曰「曹羁出奔陈」。曹羁、郑忽，皆嗣位未久而出奔者，《春秋》贬之，意同而文亦相类也。公羊曰：「曹大夫也。」又曰：「三諌不从而去之，得君臣之义。」按经书羁之出奔，而赤之归曹，其事甚着。又杜预推寻左氏，而为诸国作谱，亦以为曹之世子也。此葢公羊因晋重耳过曹，曹无礼，曹之大夫僖负羁諌之不聼，而文公其后执曹伯囚之，而令其众无入僖负羁之家，遂以羁为曹大夫，不知僖负羁之事去此仅四十余年，决非一人也。公羊之説误矣。
赤归于曹
赤者，曹僖公也。戎既侵曹，逐羁出奔，迎赤归而立之也。不曰曹赤者，承上文羁之出奔，而赤归，则其为曹赤明矣。赤外有戎人之助，内无曹羁之难，曹方无君，赤安而归也，故书曰：「赤归于曹。」公、谷皆曰：「赤，郭公也。」按郭公自是下文，非关赤也。若赤实郭公，经当曰「郭公赤归于曹」，不得书「郭公」于下也。公、谷之説皆非。
郭公
郭公之文，三传皆无义説。公、谷为曹赤，理又不通。按《管子》载郭亡之事，以谓齐威过郭，问郭父老：「郭何以亡？」父老曰：「善善而恶恶也。」威公又曰：「善善而恶恶，何至于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郭之所以亡也。」由此观之，则《春秋》庄二十四年，齐威已伯，而管夷吾用事，但见过郭父老而问之，不知在何时尔。然则郭之事迹，亦尝见于传记也。《春秋》书「梁亡」，言梁之自亡也；《管子》载郭亡之迹，葢亦曰郭自亡尔。公与亡字相近，疑经书郭公为郭亡也。然疑误之事，圣人阙之。善善恶恶之説，足以训后世，且当存之，亦未可决言经误也。
二十有五年春，陈侯使女叔来聘。
诸侯大夫，天子赐之邑，使之归国，则书氏书字。郑祭仲、鲁单伯、陈女叔是也，所以别诸侯之臣，尊天子之命也。左氏曰：「嘉之，故不名。」按春秋之时，诸侯大夫来聘者众，何独嘉女叔乎？谷梁曰：「天子之命大夫。」此説是也。
夏五月癸丑卫侯朔卒
按书卒义同，曹伯射姑、卫侯朔不书葬者，鲁不往防尔。范寗推寻《谷梁传》例，以为失徳不葬，非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书》日书朔者，日食正朔也。」《春秋》书日食三十六，其书鼓用牲于社惟三而已，葢皆失礼也。案古者日食则鼓。《尚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周官·鼓人》曰：「救日月，则诏王鼓。」日食必鼓者，以为日者阳之精，日食则是隂盛而胜阳，社土神，隂之主也，伐鼓于社，所以助阳而攻隂也。《夏书》、《周礼》皆无用牲之礼。葢伐鼓者，求以胜隂；用牲则是祈请之也。将胜之而又祈之，非礼也。左氏曰：「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如左氏之説，则是正阳之月始忌之也。凡日食之灾，皆为隂盛而胜阳，人君当警戒恐惧以消复之，何独正阳之月乎？公羊曰：「以朱丝营社。」经▯皆无此礼，非也。谷梁曰：「鼓，礼也；用牲，非礼也。」此説是。
伯姬归于▯
伯姬之归，不书逆者，▯子自来逆之，得礼不书也。春秋之法，内女归为诸侯夫人者则书，伯姬归于▯，义同隠二年「伯姬归于纪」。谷梁曰：「逆之
译冬天，戎人侵犯曹国。
春秋时期，戎狄进入中原地区居住，没有正当理由就侵犯曹国，《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显示夷狄的横行霸道，以及中原各国的衰微。
曹羁出逃到陈国。
曹伯射姑在去年冬至去世，这时戎人来侵犯曹国，曹国的嗣君曹羁因在国内感到不安，便出逃到陈国。曹羁作为曹国的嗣君，史书不称他为伯爵。因为射姑的丧事到现在还没满一年，不能称爵位。按照《春秋》的体例，居丧期间称“子”。曹羁为父亲守丧未满一年，按法应当称“子”。不写“曹子羁出逃到陈国”，是因为《春秋》对他深加谴责。曹羁作为曹国的嗣君，已经曾经即位，却不能继承先君的托付，以继承先君的君位，反而逃到陈国，这大概是不尽为子之道。《春秋》的体例，身为太子却不能尽为子之道的，不称“子”以贬低他。郑忽被权臣驱逐，被庶出的弟弟篡位，在他出逃时，只记载“郑忽逃到卫国”。曹羁被戎人驱逐，又遭到曹赤的厌恶，在他出逃时，记载为“曹羁出逃到陈国”。曹羁、郑忽，都是即位不久就出逃的人，《春秋》贬低他们，用意相同，文字也相似。《公羊传》说：“曹羁是曹国的大夫。”又说：“他三次劝谏不被采纳而离开，符合君臣的道义。”考察《春秋》记载曹羁出逃，而曹赤回到曹国，这件事非常明显。又杜预推究《左传》，为各国制作谱系，也认为曹羁是曹国的世子。这大概是《公羊传》因为晋国重耳路过曹国，曹国无礼，曹国大夫僖负羁劝谏不被听从，后来晋文公拘捕曹伯囚禁他，并命令众人不要进入僖负羁的家，于是就把曹羁当作曹国大夫，不知道僖负羁的事情距离这里仅仅四十多年，决不是同一个人。《公羊传》的说法是错误的。
曹赤回到曹国。
曹赤，就是曹僖公。戎人已经侵犯曹国，驱逐曹羁出逃，迎接曹赤回来并拥立他。不称“曹赤”，是承接上文曹羁出逃，而曹赤归来，那么他是曹赤就明白了。曹赤外部有戎人的帮助，内部没有曹羁的阻碍，曹国正没有君主，曹赤怎能安然归来呢，所以记载为：“曹赤回到曹国。”《公羊传》、《谷梁传》都说：“曹赤，就是郭公。”考察郭公自是下文的内容，与曹赤无关。如果曹赤确实是郭公，经文应当说“郭公曹赤回到曹国”，不能在下文写“郭公”。《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都不对。
郭公。
关于“郭公”的文字，三传都没有解释。《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曹赤，道理又不通。考察《管子》记载郭国灭亡的事情，说齐桓公路过郭国，问郭国的父老：“郭国为什么灭亡？”父老说：“因为喜欢好人而厌恶坏人。”桓公又说：“喜欢好人而厌恶坏人，怎么至于灭亡？”父老说：“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厌恶坏人却不能除去，这就是郭国灭亡的原因。”由此看来，那么《春秋》庄公二十四年，齐桓公已经称霸，管夷吾执政，只是路过郭国父老而询问他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然而郭国的事迹，也曾见于传记。《春秋》记载“梁亡”，是说梁国自己灭亡；《管子》记载郭国灭亡的事迹，大概也是说郭国自己灭亡。公与亡字相近，怀疑经文写“郭公”是“郭亡”的意思。然而对于可疑的错误，圣人存疑。喜欢好人厌恶坏人的说法，足以训诫后世，而且应当保留，也不能断定经文有误。
二十五年春天，陈侯派女叔来聘问。
诸侯的大夫，天子赐给他封邑，让他回国，就记载氏和字。郑国的祭仲、鲁国的单伯、陈国的女叔就是这样，用来区别诸侯的臣子，尊重天子的命令。《左传》说：“嘉奖他，所以不称名。”考察春秋时期，诸侯大夫来聘问的很多，为什么唯独嘉奖女叔呢？《谷梁传》说：“是天子的命大夫。”这个说法是对的。
夏天五月癸丑日，卫侯朔去世。
考察记载“卒”的意义相同，曹伯射姑、卫侯朔不记载葬礼，是因为鲁国没有前往吊唁。范寗推究《谷梁传》的体例，认为失德的人不举行葬礼，这是不对的。
六月辛未日初一，发生日食，击鼓、在社庙用牲祭祀。
《尚书》说“日食正朔”。《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其中记载击鼓、在社庙用牲祭祀的只有三次，大概都是失礼。考察古时发生日食就击鼓。《尚书》说：“在季秋月的初一，日月不在房宿会合，乐师击鼓，啬夫奔跑，庶人奔走。”《周官·鼓人》说：“救日月，就告诉王击鼓。”日食必定击鼓，是因为太阳是阳的精气，日食就是阴盛而战胜阳，社是土神，是阴的主宰，在社庙击鼓，是为了助阳而攻阴。《夏书》、《周礼》都没有用牲的礼仪。大概击鼓，是祈求战胜阴；用牲则是祈求请愿。将要战胜它却又祈求它，是不合礼的。《左传》说：“只有正月初一，邪气未作，发生日食，这时在社庙用币，在朝廷击鼓。”按照《左传》的说法，那么是正阳之月才开始忌讳。凡是日食的灾祸，都是因为阴盛而战胜阳，人君应当警戒恐惧以消除恢复，为什么唯独正阳之月呢？《公羊传》说：“用红丝线环绕社庙。”经文都没有这种礼仪，这是不对的。《谷梁传》说：“击鼓，是合礼的；用牲，是不合礼的。”这个说法是对的。
伯姬嫁到纪国。
伯姬出嫁，不记载迎亲，是因为纪国国君亲自前来迎亲，符合礼仪所以不记载。《春秋》的体例，本国女子出嫁成为诸侯夫人的就记载，伯姬嫁到纪国，意义同隐公二年“伯姬嫁到纪国”。《谷梁传》说：“迎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
日食必鼓者，为隂侵阳，其为验甚逺，而为灾未见。大水则灾及于物，其验已明，其灾已着。其灾未见，则圣人为伐鼓之法以救阳，且以警于人君也。验已著者，则无或于鼓也。故左氏曰：「非日月之眚，不鼓。」大水而鼓，用牲于社、于门，皆非礼也。公羊曰：「于社，礼也。」谷梁曰：「救水以鼓众。」皆非也。
冬公子友如陈
春秋》内臣适外诸侯，行聘事者但书「如」，以其聘问之礼，诸侯常事，畧而不书也。记其所往之事者，皆非常也。大夫之聘必书之于《春秋》者，所以见其往来之国，皆于其党，而其行多非礼也。有以私事行者，有以彊大行者，皆非周制聘问之常，故谨而録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戎狄，至无知而好争战者也。庄公不内修其国家，而声戎之罪，举师伐之，是较轻重于无知也。于其还也，告至于庙，《春秋》一书之，以见其罪焉。三传无解，以其事至着也。
曺杀其大夫
礼曰：「刑不上大夫。」葢大夫者，一国之选，而人君之所尊任者也。选之得人，而任之当其才，故君臣相与，而国家以治。不幸其选之非人，而任之不见其功，则放之而已。葢大夫有罪而放之，为之君者已有罪矣，况刑之乎？故曰：「刑不上大夫也。」春秋之盛，莫如齐威；齐威之盟，莫如葵丘之盟。葵丘之盟曰：「无专杀大夫。」葢春秋之时，诸侯之大夫多不命于天子，至其有罪，又専杀之，故齐威盟以五事，而专杀其一也。夫以齐威伯者，犹以专杀大夫为非，则王道之行而天下治也，固无杀大夫之礼焉。春秋杀大夫三十有八，有书国杀之者，有书人杀之者，未尝有书爵者也。葢圣人之意，犹曰大夫者，人君之所尊任，而与之治国家之人也。同体之相须，同业以相济，求取之不精，任用之不当，则已有罪矣，何至于杀之乎？古之大夫，或命于天子，命于天子，则不可専放；春秋之大夫，或命于其君，命于其君，则不可専杀。故春秋可书国人杀之，不可以君杀之也。虽其君杀之者而不言，葢有之，不许之也。曺杀其大夫，则是曺君杀之，不言其爵，不许其専杀大夫也。春秋杀大夫三十有八而不名者三，非贤之，史失之也。旧史失其名，孔子安得而妄加之也？为人臣而见杀焉，则所以事之之道未备。事之之道未备，而君无礼焉，则去之可也，何至于见杀乎？春秋死难之臣，如仇牧、苟息者，孔子未尝褒之也，况无事而见杀者哉？公羊曰：「不名，众也。」按春秋杀三大夫者，犹悉名之，安得众而不名乎？又曰：「为曺羁讳也。」按公羊以曺羁为大夫，故生此义，非也。谷梁曰：「无命大夫也。」案宋杀大夫，亦有不名者，岂宋大国亦无大夫乎？又曰：「大夫贤也。」按无事君之道而见杀矣，安得贤乎？皆不通也。
秋公防宋人齐人伐徐
防者，外为志也。宋人、齐人者，宋公、齐侯也。不曰宋公、齐侯，葢齐威行伯，不务徳以绥天下，而専欲力胜诸侯，《春秋》择其用兵之盛者贬之也，故曰齐人也。宋人亦称人而序齐上者，以其主兵，方贬齐侯为人，不可不人宋公也。三传无解，着明故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防▯伯姬于洮。
伯姬前年归▯，于会公于洮，三传皆无滛恶之迹，而春秋书之，与「夫人姜氏防齐侯于禚」文同而无异者，葢妇人无専行之道，傅母不至，不下堂，而伯姬无事而防公于洮，安知其不为恶也？传无其事而经书之，文同者，犯礼之迹无异也。左氏罪公行之非事而不讥伯姬，亦但其一偏尔。陆氏曰：「公及▯侯、伯姫俱失正矣。」其説是也。
夏六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
是时齐威已伯，诸侯已从，同盟于幽。盟书之辞同也。谷梁曰：「衣裳之防十有一，兵车之防四。」赵子曰：「征伐则兵革，修好则衣裳，大例皆然，何独威公？」此説是也。
秋公子友如陈葬原仲
大夫无私出境之礼，公子友与陈之大夫原仲有旧，如陈而
译秋天发生大水，在社庙和城门击鼓并使用牺牲祭祀。
日食时必定击鼓，是因为阴气侵凌阳气，其应验的迹象还很遥远，灾害尚未显现。大水则是灾害已经波及万物，其应验已经明显，灾害已经显著。灾害尚未显现时，圣人制定击鼓的法则来拯救阳气，并且以此警示君主。应验已经显著的，就不必再击鼓了。所以《左传》说：“不是日食月食的灾异，就不击鼓。”大水时击鼓，在社庙和城门使用牺牲，都是不符合礼制的。《公羊传》说：“在社庙祭祀，是符合礼制的。”《谷梁传》说：“击鼓是为了召集众人来救水。”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冬天，公子友前往陈国。
《春秋》记载本国臣子出访外诸侯，执行聘问事务的，只写“如”，因为聘问之礼是诸侯间的常事，所以简略而不详细记载。记载其所往之事，都是因为事情不寻常。大夫的聘问必定被记载在《春秋》中，是为了表明他们往来的国家，都与自己同属一类，而且他们的行为多有不合礼之处。有的因私事出行，有的因恃强出行，都不符合周制聘问的常规，所以谨慎地记录下来。
二十六年，春天，鲁庄公讨伐戎人。夏天，鲁庄公从讨伐戎人处返回。
戎狄，是极其无知且喜好争战的人。庄公不在内部修治国家，却宣扬戎人的罪过，发兵讨伐他们，这是与无知之人较量轻重。在他返回时，向宗庙报告到达，《春秋》记载此事，是为了显示他的罪过。三传没有解释，因为这件事非常明显。
曹国杀了它的大夫。
礼制说：“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大概大夫是一国选拔的人才，是君主所尊重信任的人。选拔得当，任用符合其才能，所以君臣相互合作，国家得以治理。不幸选拔的人不当，任用后看不到功效，那么放逐他就罢了。大概大夫有罪而被放逐，作为君主已经是有罪的了，何况是施加刑罚呢？所以说：“刑罚不施加于大夫。”《春秋》时期的霸主，没有比齐桓公更强大的；齐桓公的盟会，没有比葵丘之盟更盛大的。葵丘之盟说：“不要擅自杀害大夫。”大概《春秋》时期，诸侯的大夫大多不由天子任命，等到他们有罪，又擅自杀害他们，所以齐桓公以五件事订立盟约，其中就包括禁止擅自杀害大夫这一条。凭借齐桓公的霸权，尚且认为擅自杀害大夫是不对的，那么王道施行而天下大治的时候，本来就没有杀害大夫的礼制。《春秋》记载杀害大夫共三十八次，有记载国家杀害的，有记载人杀害的，从未记载爵位的。大概圣人的意思，是说大夫是君主所尊重信任、与之共同治理国家的人。如同身体各部分相互依存，同僚之间相互补救，如果求取不精，任用不当，那么君主已经是有罪的了，何至于要杀害他们呢？古代的大夫，有的由天子任命，由天子任命，就不能擅自放逐；《春秋》时期的大夫，有的由其君主任命，由其君主任命，就不能擅自杀害。所以《春秋》可以记载国人杀害大夫，不可以记载君主杀害大夫。即使是君主杀害的也不写明，大概是有这种情况，但不允许这样做。曹国杀了它的大夫，这就是曹君杀的，不写明爵位，是不允许他擅自杀害大夫。《春秋》杀害大夫三十八次而不写明名字的有三次，不是认为他们贤德，而是史官遗漏了。旧史遗漏了他们的名字，孔子怎么能随意添加呢？作为臣子而被杀，那么他侍奉君主的方法就不完备。侍奉的方法不完备，而君主无礼，那么离开君主是可以的，何至于被杀呢？《春秋》中为君主死难的臣子，如仇牧、荀息等人，孔子未曾褒奖他们，何况是无事而被杀的呢？《公羊传》说：“不写名字，是因为人多。”查考《春秋》中杀害三位大夫的，尚且都写明了名字，怎么能因为人多就不写名字呢？又说：“是为曹羁避讳。”查考《公羊传》把曹羁当作大夫，所以产生这种说法，这是错误的。《谷梁传》说：“没有受命的大夫。”查考宋国杀大夫，也有不写名字的，难道宋国作为大国也没有大夫吗？又说：“大夫贤德。”查考没有侍奉君主的方法而被杀，怎么能说是贤德呢？这些说法都不通。
秋天，鲁庄公与宋人、齐人联合讨伐徐国。
“防”字，表示在外地会合的意图。宋人、齐人，指的是宋公、齐侯。不称宋公、齐侯，大概是因为齐桓公行使霸权，不致力于用德行来安抚天下，而专想用武力战胜诸侯，《春秋》选择他用兵最盛的时候贬低他，所以称他为齐人。宋人也称人而排在齐人之上，是因为他主持军事，既然贬低齐侯为人，就不能不贬低宋公为人。三传没有解释，因为原因非常明显。
二十七年，春天，鲁庄公在洮地会见莒伯姬。
伯姬前年嫁给莒国，在洮地会见鲁庄公，三传都没有淫乱的迹象，而《春秋》记载此事，与“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的文体相同而没有区别，大概是因为妇人没有独自出行的道理，傅母不到，不下堂，而伯姬无事却在洮地会见鲁庄公，怎么知道她没有做坏事呢？传文没有记载此事而经文记载，文体相同的，是因为犯礼的迹象没有区别。《左传》指责鲁庄公行为不合事理而不讥讽伯姬，也只是片面之词罢了。陆氏说：“鲁庄公和莒侯、伯姬都失去了正道。”这种说法是对的。
夏六月，鲁庄公与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在幽地共同结盟。
这时齐桓公已经称霸，诸侯已经服从，在幽地共同结盟。盟书的言辞相同。《谷梁传》说：“穿礼服的会合有十一次，带兵车的会合有四次。”赵子说：“征伐就用兵革，修好就用礼服，大体上都是这样，为什么唯独齐桓公不同？”这种说法是对的。
秋天，公子友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
大夫没有因私事出境的礼制，公子友与陈国的大夫原仲有旧交，前往陈国
葬之。春秋罪其私行，故书曰：「如陈葬原仲」也。原，谥也；仲，字也。以字称之者，春秋之例，内外大夫既没之后，不称其名，但书谥、书字而已。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庙，亦是也。公羊曰：「季子避内难，春秋通其私行也。」谷梁曰：「讳出奔也。」按春秋未有无事而虚加其文者，若公子友出奔，经当据实而书之，何为讳乎？公子友为大夫，不能止难而去，已有罪矣，春秋何得为之讳乎？居其位，食其禄，不能使之无难，至有而又去之，春秋乃变文以讳其奔，则何以劝人死难乎？公、谷之说皆非也。左氏曰：「非礼也，原仲季友之旧。」此説是。
译安葬了他。《春秋》认为他私自行动有罪，所以记载说：“前往陈国安葬原仲”。原，是谥号；仲，是表字。用表字来称呼他，是因为《春秋》的体例规定，鲁国和外国的卿大夫去世后，不称其名，只记载谥号或表字罢了。僖公十五年地震震坏了夷伯的庙，情况也是这样。《公羊传》说：“季子为了躲避国内的祸难，《春秋》通融了他的私自行动。”《谷梁传》说：“这是为出奔避讳。”我认为《春秋》没有无缘无故而虚加文字的情况，如果公子友出奔，经文应当据实记载，为什么要避讳呢？公子友身为大夫，不能制止祸难却选择离开，这已经有罪了，《春秋》怎么能替他避讳呢？身居其位，享受其俸禄，却不能使国家免于祸难，等到祸难发生又离开，如果《春秋》改变文辞来为他出奔避讳，那怎么来劝勉人们为君难而死呢？《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都不对。《左传》说：“这是不合礼的，原仲是季友的旧交。”这个说法才是正确的。
冬▯伯姬来
春秋之例，归宁曰来，大归曰来归。惟父母在得归宁，父母没虽兄弟不往也。春秋内女适诸侯者多矣，于其归宁未尝曰「子某姬来」。归宁，常事无书也。伯姬非庄公子，义不当归。春秋以其归之非礼，故书曰「▯伯姬来」也。左氏曰：「归宁曰来。」按春秋内女之来惟二尔，是年伯姬及僖二十八年复来尔。赵子曰：「岂有二百四十二年内女惟両度归宁乎？」公羊曰：「直来。」此皆不知常事不书之义，故为此説。
莒庆来逆叔姬
礼大夫不得越境逆女，所以絶外交而使一心于其国也。莒庆来逆叔姬，则是外交矣。庄公以诸侯之尊而屈礼主大夫婚，则是失礼也。莒子为君不能制其臣而使之外交诸侯，则是不君矣。葢莒庆、庄公、莒子皆有罪也。春秋之法，亲迎者但曰逆女，而此曰叔姬者，葢不与莒庆之得逆女于我也。不书叔姬之归，叔姬为大夫妻，贱畧之也。公羊曰：「大夫越境逆女，非。」此説是也。
杞伯来朝
▯自入春秋，常称侯，至是降而称伯。僖二十三年书「▯子卒」，左氏曰：「▯夷也。」二十七年书「杞子来朝」，又曰：「用夷礼也。」文十二年书「▯伯来朝」，又曰：「舍夷礼也。」杜预、范寗于是见▯称伯，即云为时王所黜。按杞二王之后，其爵最尊，又在中国，不邻于夷狄，安得如左氏之説用夷礼，复舍之乎？又春秋时王室衰弱，安能号令诸侯，升降其爵秩乎？左氏、范、杜之説皆不通。陆淳之徒以为当世主盟列国，防诸侯以国大小为次，故国小而爵尊者降爵，爵卑而国大者进之，或升或降，从一时之便，故▯之爵或侯或伯或子也。于是来朝称伯者，葢齐威兴伯，降爵从伯，此説是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
齐人者，齐侯也，以其方伯于天下而専恃兵胜，故贬之曰人。卫小于齐，而齐方强盛，齐伐之不服而求与之战，卫人实欲与战，故曰「卫人及齐人战也」。不书所战之地，战于卫之国都也。春秋之义，师败称师，卫败不言师，贬衞也。齐威方兴伯业，以信懐诸侯，以兵胜天下，卫之弱小而不服，至于见伐，已有罪矣。徳政不修，而倔强不从于伯主，为之侵伐则已，又驱其人而求与之战，以至弱之衞当甚强之齐，必不可胜矣；以不教之卒当屡试之师，必不可胜矣；以衞之无道当齐威之方强，又必不可胜矣。衞不量其国之至弱、师之不教、已之无道，以与齐威战焉。春秋之义，败称师，所以深痛吾民。衞侯安忍其民，驱而与齐战，不以其民为民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争事多矣，未有败而不言师者。不量其力之如何，不度其徳之优劣，战而至于败，未有甚于衞者也。圣人本其无爱民之心而贬之，曰「卫人败绩」。左氏曰：「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按左氏终始载衞立子頽及衞人伐周之事，考于经无有也。于是又曰「数之以王命」，经无其事者，皆未可据也。公羊曰：「衞不称师，未得乎师也。」按春秋惟此一处败绩称人，未得乎师者，何其少也！谷梁曰：「微之，不以师败于人也。」谷梁之意葢贬威公尔，若春秋实贬威公，衞何称人乎？皆不通也。
秋荆伐郑
荆者，楚未改号之称也。春秋外之，故但曰荆，而不曰荆人、荆师也。谷梁曰：「州举之也。」谷梁不知楚未改号，故妄生此説也。
公会齐人宋人救郑
是时荆为夷狄之强，逺至中国而伐诸侯，齐侯以伯者之义，率诸侯而救郑焉。齐威攘夷狄，尊中国，可谓义矣。然《春秋》犹书曰「人」，未有以爵许之也。《春秋》之义，责贤者备。齐威在可责之域，故《春秋》责之备也。
冬筑郿
春秋》书筑者七，其六皆防囿也，邑者惟一处尔。不谓之城而谓之筑，左氏例曰：「邑曰筑，都曰城。」《春秋》内城邑者二十有四，岂皆有先君之庙乎？此非也。谷梁曰：「虞之，非正也。」按虞之当曰囿，经不曰安知其虞乎？惟公羊谓之造邑，陆氏从而广之曰：「言城者，城旧邑
译冬季，〇伯姬来到鲁国。
《春秋》的体例，女子回娘家省亲称为“来”，被休弃回娘家称为“来归”。只有父母在世才能回娘家省亲，父母去世即使兄弟也不去。《春秋》记载鲁国女子嫁往诸侯国的很多，对于她们回娘家省亲，从未记载为“子某姬来”。回娘家省亲是常事，不加以记载。伯姬不是庄公的女儿，按礼义不应当回娘家。《春秋》因为她回娘家不合礼制，所以记载为“〇伯姬来”。《左传》说：“回娘家省亲称为‘来’。”查考《春秋》记载鲁国女子来的只有两次，就是这一年伯姬以及僖公二十八年再次来。赵子说：“难道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女子只有两次回娘家省亲吗？”《公羊传》说：“直接来。”这都是不明白常事不记载的道理，所以做出这种解说。
莒国的庆来迎娶叔姬。
礼制规定大夫不得越过国境迎娶女子，这是为了断绝外交关系而让大夫一心效忠其国家。莒庆来迎娶叔姬，这就是外交行为了。庄公身为诸侯尊贵之人，却屈尊主持大夫的婚事，这是失礼。莒君作为国君不能制约其臣子，让他与诸侯进行外交，这是不像国君。大概莒庆、庄公、莒君都有罪过。《春秋》的法度，亲自迎娶的只称“逆女”，而这里称“叔姬”，大概是不认可莒庆有权来我国迎娶女子。不记载叔姬出嫁，因为叔姬是大夫妻，地位低微而略去记载。《公羊传》说：“大夫越过国境迎娶女子，是不对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杞伯来朝见。
〇自从进入《春秋》记载以来，常称侯，到这里降称为伯。僖公二十三年记载“〇子卒”，《左传》说：“是〇夷。”二十七年记载“杞子来朝”，又说：“是因为使用夷狄的礼制。”文公十二年记载“〇伯来朝”，又说：“是舍弃夷狄的礼制。”杜预、范寗看到〇称伯，就说这是因为被当时的周王废黜。查考杞国是二王之后，爵位最尊贵，又在中国境内，不邻近夷狄，怎么能像《左传》所说使用夷狄礼制，后来又舍弃呢？况且《春秋》时期王室衰弱，怎么能号令诸侯，升降他们的爵位呢？《左传》、范寗、杜预的说法都不通。陆淳等人认为当时主盟的列国，按照国家大小来排列诸侯，所以国家小而爵位尊贵的降低爵位，爵位卑贱而国家大的提升爵位，或升或降，根据一时的便利，所以〇的爵位有时是侯，有时是伯，有时是子。于是来朝见称伯，大概是因为齐威公兴起霸业，降低爵位顺从伯的身份，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二十八年，春季，周王三月甲寅日，齐国人攻打卫国。卫国人跟齐国人交战，卫国人溃败。
齐国人，就是齐侯，因为他作为天下的方伯而专恃武力取胜，所以贬称他为“人”。卫国比齐国小，而齐国正强盛，齐国攻打它，它不服从而请求与齐国交战，卫国人实际上想交战，所以说“卫国人跟齐国人交战”。不记载交战的地方，是因为在卫国的国都交战。《春秋》的道义，军队战败称“师”，卫国战败不称“师”，是贬低卫国。齐威公正兴起霸业，用信义安抚诸侯，用武力征服天下，卫国弱小而不顺从，以至于被攻打，已经有罪了。不修德行，却倔强不服从霸主，被侵伐就算了，又驱赶人民请求与齐国交战，以至弱小的卫国抵挡强盛的齐国，必定不能取胜；用没有训练的士兵抵挡屡经战阵的军队，必定不能取胜；用无道的卫国抵挡正强盛的齐威公，又必定不能取胜。卫国不估量自己国家极其弱小、军队没有训练、自己无道，却与齐威公交战。《春秋》的道义，战败称“师”，是为了深切痛惜本国百姓。卫侯忍心对待百姓，驱赶他们与齐国交战，不把百姓当作百姓看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长久时间里，争战的事很多，没有战败而不称“师”的。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如何，不衡量自己德行的优劣，交战以至于战败，没有比卫国更严重的了。圣人推究其没有爱护百姓的心而贬低它，说“卫国人溃败”。《左传》说：“列举周王的命令，索取贿赂而返回。”查考《左传》从头到尾记载卫国立子頽以及卫国人攻打周王室的事，查考经文没有这些记载。于是又说“列举周王的命令”，经文中没有的事，都不可依据。《公羊传》说：“卫国不称‘师’，是因为没有得到军队的认可。”查考《春秋》只有这一处战败称“人”，没有得到军队认可的，怎么会这么少呢！《谷梁传》说：“隐晦它，不认为军队败于人之手。”《谷梁传》的意思大概是贬低齐威公，如果《春秋》真的贬低齐威公，卫国为什么称“人”呢？都不通。
秋季，荆国攻打郑国。
荆，是楚国尚未改称时的称呼。《春秋》将其视为外邦，所以只称“荆”，而不称“荆人”、“荆师”。《谷梁传》说：“举州名而言。”《谷梁传》不知道楚国尚未改称，所以妄生这种说法。
鲁公会同齐国人、宋国人救援郑国。
这时荆国是夷狄中的强国，远至中原攻打诸侯，齐侯以霸主的道义，率领诸侯救援郑国。齐威公抵御夷狄，尊崇中原，可以说是义举了。然而《春秋》仍然记载为“人”，没有用爵位来肯定他。《春秋》的道义，对贤者要求完备。齐威公在可以责备的范围内，所以《春秋》对他要求完备。
冬季，修筑郿。
《春秋》记载修筑的有七次，其中六次都是修筑苑囿，只有修筑城邑的一处。不称为“城”而称为“筑”，《左传》的体例说：“修筑城邑称‘筑’，修筑都城称‘城’。”《春秋》记载鲁国修筑城邑的有二十四处，难道都有先君的宗庙吗？这不是正确的。《谷梁传》说：“是苑囿，不合正礼。”查考苑囿应当称“囿”，经文不说怎么知道是苑囿呢？只有《公羊传》称为建造城邑，陆氏从而扩展说：“称‘城’的，是修筑旧城邑
也；言筑者，筑新邑也。」盖台囿无旧新，为之者必皆曰筑。然则筑郿者，新城郿而为邑也。不曰新，无旧也；不曰城，无所因也。《春秋》之法，兴作皆书，所以重民力、谨天时也。先书筑郿，而下书大无麦禾，则公之兴作不量力可知矣。
译“也；说‘筑’，是修筑新的城邑。”大概台观园囿没有旧新之分，建造它们的人必定都称为“筑”。那么修筑郿邑，就是新建郿邑作为城邑。不说“新”，是因为没有旧邑；不说“城”，是因为没有依托旧基。《春秋》的法则，凡是兴修工程都要记载，这是为了重视民力、谨慎顺应天时。先记载修筑郿邑，随后记载大旱导致麦禾歉收，那么鲁公兴修工程不量力而行就显而易见了。
大无麦禾
庄七年书秋大水，无麦苖。麦苖之无，大水灾之也。不曰大者，水所不伤，或有之也。此书大无麦禾，非常无之也。无水旱灾之，虫螟伤之，而大无者，嵗凶不收也。举鲁之国无收者也，故曰大无也。谷梁曰：「大者，有顾之辞。」按七年书无麦苖，亦二灾也，何为不言大乎？此説非也。
臧孙辰告籴于齐
古之为国，必有数嵗之备。虽甚丰年，民食之者不过四鬴也，君取之者不过什一也。民之食有节，君之取有度，则为国三年而余一年之蓄，为国九年余三年之蓄也，为国二十七年而余九年之蓄也。汤之旱至于七年，尧之水至于九年，而天下无饥者，九年之蓄素具也。天时之不可期，而水早之无常，又无蓄以备之，则是使民恃天而生也，安得为民父母哉！庄公在位二十八年，虽九年之蓄可具也，而庄公于其无事夺民之力，使不得尽力于耕耨，以其余蓄藏以待有事，又驱之战鬬而杀伤之。一年不登，告籴于外。眷秋罪庄公在位之久，蓄积无素也。书曰：「臧孙辰告籴于齐」，以着其困穷而告乞于外，耻之也。公羊之説是，谷梁最深切者欤？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春秋凡兴作皆书，不以其时之得失、功之当否也。劳民之力，费民之财，皆圣人所重故也。有国家者不可忘战焉，战之具，故国必养马焉。左氏曰：「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马出入之时也。廐者，马之所在，不可以不修。然庄公不务治其国家，一无麦禾，告籴他国，于甚歉之嵗，又兴作以劳民。葢庄公之新延廐，于春秋兴作之罪，又甚焉。不曰新作，而但谓之新者，制度防模无所増益，但因其旧而新之尔。左氏曰：「不时也。」按去年之歉如此，今年新廐虽时，得无罪乎？公羊曰：「凶年不修。」谷梁以其用民力为已悉矣。此二説皆是。
夏郑人侵许
按郑称人者，将卑师少也；言侵者，不声其罪而行也。左氏于此发例曰：「有钟鼓曰伐，无曰侵。」按侵伐之例，但言罪与不言罪尔，不系于钟鼓之有无也。陆淳非之，当矣。
秋有蜚
蜚者，恶臭之虫，南方所生，鲁不当有者也。经曰：「有蜚，非所宜有而有之，为异，故书也。」公羊曰：「记异。」是也。左氏曰：「为灾也。」按蜚岂为灾之物？乂曰：「凡物不为灾不书。」按《春秋》灾异悉书，不必皆为灾也。鸜鹆岂能为灾乎？《春秋》何以记其来巢也？皆不通也。
冬十有二月纪叔姬卒
内女归为诸侯夫人，无他恶行，即书卒，犹不书葬。其贤行之著者，则书卒、书葬以旌之，异于他女也。纪叔姬为纪侯之媵，法不当书，而《春秋》书「归于纪」、「归于酅」，而卒、葬皆详书之者，特贤之也。纪其灭于齐，而纪侯去国，叔姬不以纪之存亡、大小易其心也，惟宗庙之是依。纪季以酅入齐，而纪之宗祀不絶，则叔姬又归于酅，以供承祀事焉。夫以春秋之时，天下无道，而妇徳狼藉也，而叔姬之行如此，圣人安得不进之乎？葢进一叔姬，而当时之滛乱无徳者皆诛焉，此《春秋》所以志纪姬之详也。《谷梁》曰：「不曰卒而曰葬，悯纪之亡也。」按若叔姬无贤行可纪，则《春秋》何用纪其卒乎？闵纪之亡，非孔子作《春秋》维万世之意也。
城诸及防
诸防皆我邑也，城者，因旧邑城之也。春秋之义，凡城皆讥。为人父母，不务以徳教治民，而徒驱民城邑，以固其城池。城池，治世不能去，然其在春秋时，则有罪矣。城诸及防，所以别二邑也。若曰「城诸防」，则恐其为一邑尔。亦有施功之先后，先诸而后防，不得曰「城防及诸」也。《谷梁》曰：「以大及小非也。《左氏》曰：「书时也。」按：春秋兴作，不以时，不时，皆书之，所以重民力而爱民财。若但以时为义，则得时者何用书乎？如庄之三十一年，一嵗而筑防者三，使皆得时，而春秋书之，可无罪乎？此非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师次于成
春秋》之义，凡次皆讥。兵者，量力而动，动而必中者也。荘公之于纪，世为婚姻
译大无麦禾
庄公七年记载秋季发生大水，麦苗绝收。麦苗绝收，是大水灾害造成的。不称“大”，是因为水灾未波及之处，或许还有麦苗。这里记载“大无麦禾”，是非常严重的绝收。没有水旱灾害，而是虫螟侵害，导致大面积绝收的，是年成凶恶、颗粒无收。这是指鲁国全国没有收成，所以称“大无”。《谷梁传》说：“‘大’，是含有顾惜之意的措辞。”查考庄公七年记载无麦苗，也是两种灾害，为什么不说“大”呢？这种说法不对。
臧孙辰告籴于齐
古代治理国家，必须有数年的储备。即使是丰收之年，百姓食用的粮食不超过四鬴，国君征收的赋税不超过十分之一。百姓的饮食有节制，国君的征收有法度，那么治理国家三年就能剩余一年的积蓄，治理九年就能剩余三年的积蓄，治理二十七年就能剩余九年的积蓄。商汤时的旱灾长达七年，尧时的水灾长达九年，而天下没有饥荒，是因为九年的积蓄早已具备。天时不可预测，水旱无常，如果没有积蓄来防备，那就是让百姓依赖天意生存，怎么能成为百姓的父母呢！庄公在位二十八年，虽然九年的积蓄本可以具备，但庄公在太平无事时剥夺百姓的劳力，使他们不能尽力于耕种，无法用剩余的积蓄储备来应对有事之时，又驱使他们作战而杀伤他们。一年收成不好，就要向外国买粮。眷秋指责庄公在位时间长久，积蓄没有平时准备。《春秋》记载：“臧孙辰向齐国请求买粮”，以彰显其困穷而向外国乞求，是感到耻辱。《公羊传》的说法是对的，《谷梁传》的说法最为深切吗？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春秋》凡是兴建工程都记载，不因为时机的得失、工程是否应当。因为耗费民力、浪费民财，都是圣人重视的缘故。拥有国家的人不可忘记战争，战争的工具，所以国家必须养马。《左传》说：“凡是马匹，中午出来，中午回去。”这是马匹出入的时间。马厩，是马匹所在的地方，不可以不修缮。然而庄公不致力于治理国家，一年没有麦禾，向外国买粮，在非常歉收的年份，又兴建工程来劳役百姓。大概庄公修缮延厩，在《春秋》记载的兴建工程罪责中，又更加严重。不称“新作”，只称“新”，是因为制度规模没有增加，只是沿袭旧的而加以修缮罢了。《左传》说：“不合时宜。”查考去年歉收如此，今年修缮马厩即使合时宜，难道没有罪过吗？《公羊传》说：“凶年不修缮。”《谷梁传》认为使用民力已经竭尽了。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
夏郑人侵许
查考郑国称“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说“侵”，是因为不声张罪行而行动。《左传》在这里提出条例说：“有钟鼓声叫‘伐’，没有叫‘侵’。”查考侵伐的条例，只是说是否声张罪行罢了，不取决于钟鼓的有无。陆淳反驳他，是正确的。
秋有蜚
蜚，是恶臭的虫子，南方所生，鲁国不应该有的。经文说：“有蜚，不是应该有的却有了，作为异象，所以记载。”《公羊传》说：“记录异象。”是对的。《左传》说：“作为灾害。”查考蜚难道是造成灾害的东西吗？又说：“凡是事物不造成灾害不记载。”查考《春秋》灾害异象都记载，不一定都是灾害。鸜鹆难道能造成灾害吗？《春秋》为什么记载它来筑巢呢？都不通。
冬十有二月纪叔姬卒
内女嫁出去成为诸侯夫人，没有其他恶行，就记载“卒”，尚且不记载“葬”。那些贤德行为显著的，就记载“卒”、记载“葬”来表彰她，不同于其他女子。纪叔姬是纪侯的陪嫁女子，按法度不应当记载，而《春秋》记载“归于纪”、“归于酅”，而且卒、葬都详细记载，是特别认为她贤德。纪国被齐国灭掉，而纪侯离开国家，叔姬不因为纪国的存亡、大小改变她的心，只依靠宗庙。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而纪国的宗祀没有断绝，那么叔姬又回到酅地，来供奉承继祭祀事务。在春秋之时，天下无道，而妇德败坏，而叔姬的行为如此，圣人怎能不推崇她呢？大概推崇一个叔姬，而当时淫乱无德的人都被谴责了，这就是《春秋》详细记载纪姬的原因。《谷梁传》说：“不说‘卒’而说‘葬’，是怜悯纪国的灭亡。”查考如果叔姬没有贤德行为可记，那么《春秋》何必记载她的卒呢？怜悯纪国的灭亡，不是孔子作《春秋》维系万世的意思。
城诸及防
诸、防都是我国的城邑，城，是沿袭旧城邑而修筑城墙。《春秋》的道义，凡是筑城都讥讽。作为百姓的父母，不致力于用道德教化治理百姓，而只是驱赶百姓修筑城邑，来加固他们的城池。城池，太平盛世也不能去除，然而在春秋时，就有罪过了。筑诸及防的城墙，是为了区别两个城邑。如果说“筑诸防”，恐怕会认为是一个城邑。也有施工先后的区别，先筑诸而后筑防，不能说“筑防及诸”。《谷梁传》说：“以大及小不对。”《左传》说：“记载时机。”查考：《春秋》兴建工程，不合时宜，都记载，是为了重视民力而爱惜民财。如果只以时机为道义，那么合时宜的为什么还要记载呢？比如庄公三十一年，一年筑防三次，如果都合时宜，而《春秋》记载，能没有罪过吗？这不对。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师次于成
《春秋》的道义，凡是驻扎都讥讽。用兵，要量力而行，行动必定命中。庄公对于纪国，世代通婚
之国。纪亡而附庸于齐，鄣，纪之附庸，未能下齐而自处于僻陋。齐威志欲防之，庄公以纪之故，将往救鄣，又畏齐而不敢也。书曰：「师次于成」，所以见荘公不量其力，妄动而劳民。师已成矣，又畏惧而不进，徒次于成焉，罪之也。谷梁曰：「不言公，耻不能救鄣也。」按实将卑师众，故称师尔。谓之耻而不言，则庄四年「公次于郎」，何以不耻也？谷梁之説非。
译（鲁军）到达成地。纪国灭亡后成为齐国的附庸，鄣是纪国的附庸，未能臣服于齐国，而自处于偏僻简陋之地。齐威公立志要防备它，鲁庄公因为纪国的缘故，打算去救援鄣，但又畏惧齐国而不敢前往。《春秋》记载说：“军队驻扎在成地”，这是为了显示庄公不估量自己的力量，轻举妄动而劳苦百姓。军队已经集结完毕，却又因畏惧而不敢前进，白白地驻扎在成地，这是谴责他。《谷梁传》说：“不称‘公’，是因为以不能救援鄣为耻。”按实际情况，是将领地位低而军队众多，所以只称“师”罢了。如果说这是以不能救鄣为耻而不称“公”，那么庄公四年“公次于郎”，为什么不以之为耻呢？《谷梁传》的说法是错误的。
秋七月齐人降鄣
春秋》书降者二，降者，降服之名也。八年「郕降于齐师」，不曰「齐师降郕」而曰「郕降者是时齐鲁之师相防围郕，郕不降鲁而自降齐尔。今言「齐人降鄣」，非鄣欲降也，齐强降之尔。鄣入于齐，不曰防鄣者，鄣附庸之国，降齐而为附庸，国无所防也。不曰取鄣者，齐之师无所加，胁之以声威而鄣已降矣。不曰迁鄣者，鄣不去其土地，就其国服为附庸，齐无所迁也。不曰齐侯而曰齐人者，圣人疾齐威将伯天下，不务徳教而専师兵革，贬之曰人也。《春秋》书降者二，郕以自降为文，而鄣言强降者，非郕鄣之降有宜有不宜，非齐之于郕鄣有轻有重也。郕之降不入鲁，不得不曰郕降也。《春秋》之轻重与夺，惟其事之所在。公羊曰：「不言取之为威公讳也。」按齐实不取鄣，而鄣犹如故也，安得曰取乎？《春秋》方书齐侯为人以罪威公，安得为之讳乎？
八月癸亥葬纪叔姬
内女之葬，法不当书，而叔姬得书葬于《春秋》者，圣人贤之也。妇人不与外事，虽其贤无事可褒，独于终始之详以一见焉。纪伯姬之葬，无他贤行可书，以齐侯葬之有罪，故特书之以见齐侯之恶。其他内女无事着其卒葬者，惟纪叔姬、宋共姬尔。纪叔姬之归于酅，不忘纪先君之祭祀；宋共姬之傅母不至，卒死于火。圣人特贤二夫人之行，故终始书之无遗焉。公羊曰：「隠之。」谷梁曰：「闵纪之亡也。」是皆不知孔子贤二夫人之事故，妄为之▯尔。鲁自隠，闵之，何与于孔子修《春秋》之意乎？皆非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书》日书月食，正朔也。日食而鼓，礼也；用牲，非礼也。春秋书「鼓用牲于社」，所以讥用牲之非礼尔。然而鼓用牲者，不言鼓，无以见用牲之非；但曰用牲，则若当时未尝鼓也。所以至于用牲者，由古有日食鼓社之礼，相縁而误至于用牲也。必言鼓者，以见失礼之因尔。春秋书日食三十六，而鼓用牲于社者三，不用牲而鼓于社者，葢常事无所书尔。惟其用牲非常，是以记之。
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
简礼而防曰遇。是时齐方盛强，而伯业已着。齐将有事，而遇公于济也。曰鲁济者，杜预曰：「济在齐者曰齐济，在鲁曰鲁济。若但曰济，则无以分齐鲁之界也。」
齐人伐山戎
王道衰，伯者竞起，一正天下，以扶持王室，葢五伯之道劣于三王，而有功于一时也。五伯之盛，莫过于齐威，而齐威之功，莫过于北伐山戎、南伐强楚，而左氏记载孔子之言曰：「齐侯不务徳而勤逺畧，故北伐山戎，南伐强楚。」而《史记世家》亦曰：「北伐山戎，为燕开路。」又有齐侯割地之説，公谷亦曰：「齐人者，齐侯也。」然则伐山戎者，齐侯无疑也。孔子论管仲之功，而知免于左袵，葢齐威五伯之盛，而北伐山戎，又其功之著者。然而《春秋》曰「齐人伐山戎」，不曰齐侯也。齐威用师，在《春秋》贬之，亦已至矣。于其伐山戎，可以少进之矣，而孔子未也。齐威之仁义，非有之者，假之者也。假仁义者，久而不变，然后如其有之也。未久则变，未可知也。于其未可知之际，遂以真有之辞许之，然则仁义之道，可一日而成也？孟子曰：「亦在夫熟之而已矣。」葢《春秋》之意也。齐侯之伐山戎，孔子若将许之，然而未许之者，齐威之功未大，而荆楚方强也。《书》曰「齐人伐山戎」，所以深贬齐侯用兵之盛，而勉之以伐楚也。公羊曰：「操之为已蹙矣。」按《春秋》甚外夷狄，恐其不踈；甚内中国，恐其不亲。操之已蹙，非《春秋》绌夷狄之意也。谷梁曰：「爱齐侯乎山戎？」齐威之功，孔子之门人薄之，何爱之也？又爱者私情，非《春秋》公法，公谷之説皆非。
三十有一年春筑防于郎
易》《需》之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随》之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葢君子之道，有所屈则有所伸，有所张则有所弛。需之时，君臣相须而天下治也，则饮食宴乐以尽
译秋天七月，齐国人使鄣投降。《春秋》记载“降”字的情况有两处，“降”是归顺臣服的意思。鲁庄公八年记载“郕国向齐军投降”，不说“齐军使郕国投降”而说“郕国投降”，是因为当时齐国和鲁国的军队互相防备并包围了郕国，郕国不向鲁国投降而自行向齐国投降罢了。现在说“齐国人使鄣投降”，并不是鄣想要投降，而是齐国强迫它投降罢了。鄣并入齐国，不说是“防备鄣”，是因为鄣是附庸国，投降齐国后成为附庸，齐国对它无需防备。不说是“夺取鄣”，是因为齐国的军队没有施加武力，只是用声威胁迫，鄣就已经投降了。不说是“迁移鄣”，是因为鄣没有离开它的土地，就在原地服从齐国成为附庸，齐国没有迁移它。不说“齐侯”而说“齐人”，是因为圣人厌恶齐桓公以霸主自居，不致力于道德教化而专恃武力，所以贬称他为“人”。《春秋》记载“降”字的情况有两处，郕国是以自行投降来表述，而鄣是言明被强迫投降，这并不是说郕国和鄣国的投降有适宜与不适宜之分，也不是说齐国对郕国和鄣国有轻重之别。郕国投降不进入鲁国，不得不说是“郕国投降”。《春秋》的轻重褒贬，只依据事情本身的实际情况。《公羊传》说：“不说是‘取’，是为了替齐桓公避讳。”按实际情况齐国并没有夺取鄣，而鄣国依然如故，怎么能说是“取”呢？《春秋》正在记载齐侯被称为“人”来谴责齐桓公，怎么能替他避讳呢？
八月癸亥日，安葬纪叔姬。本国女子的葬礼，按礼法不应当记载，而叔姬得以在《春秋》中记载葬礼，是因为圣人认为她贤德。妇人不过问外事，即使她贤德也没有事迹可以褒扬，只能在始末细节上稍作体现。纪伯姬的葬礼，没有其他贤德行为可记，因为齐侯为她办丧事有罪，所以特别记载以显示齐侯的恶行。其他本国女子没有记载其去世和葬礼的，只有纪叔姬和宋共姬。纪叔姬回到酅地，不忘祭祀纪国先君；宋共姬因为傅母没有赶到，最终死于火灾。圣人特别推崇这两位夫人的品行，所以从头到尾记载没有遗漏。《公羊传》说：“这是为了避讳。”《谷梁传》说：“这是哀怜纪国灭亡。”这都是不知道孔子推崇这两位夫人的缘故，胡乱做出的解释罢了。鲁国自己避讳、哀怜，这与孔子修撰《春秋》的本意有什么关系呢？都是不对的。
九月庚午日初一，发生日食，击鼓、在社庙使用牺牲。《尚书》记载日食和月食，是为了正朔。日食时击鼓，是合乎礼的；使用牺牲，是不合礼的。《春秋》记载“击鼓、在社庙使用牺牲”，是为了讥讽使用牺牲不合礼。然而击鼓和使用牺牲，如果不说击鼓，就无法看出使用牺牲的不合礼；只说使用牺牲，就好像当时并没有击鼓一样。之所以到了使用牺牲的地步，是由于古代有日食时在社庙击鼓的礼制，沿袭错误而到了使用牺牲的地步。一定要说击鼓，是为了显示失礼的原因。《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其中击鼓并在社庙使用牺牲的有三次，不使用牺牲而在社庙击鼓的，大概是常事所以没有记载。只有使用牺牲是不寻常的，所以记录下来。
冬天，鲁公与齐侯在鲁济相遇。简化礼仪而戒备地说“遇”。这时齐国正强盛，而霸业已经显著。齐国将有行动，所以在济水与鲁公相遇。说“鲁济”，杜预说：“济水在齐国境内的叫齐济，在鲁国境内的叫鲁济。如果只说济，就无法区分齐鲁的边界了。”
齐国人讨伐山戎。王道衰微，霸主竞相兴起，统一天下，以扶持王室，大概五霸之道不如三王，但在当时是有功的。五霸之中，没有比齐桓公更盛的，而齐桓公的功劳，没有比北伐山戎、南伐强楚更大的，而《左传》记载孔子的话说：“齐侯不致力于道德而勤于远略，所以北伐山戎，南伐强楚。”而《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北伐山戎，为燕国开辟道路。”又有齐侯割地的说法，《公羊传》《谷梁传》也说：“齐人，就是齐侯。”那么讨伐山戎的，无疑是齐侯了。孔子评论管仲的功劳，知道免于左衽（指不被夷狄同化），大概齐桓公是五霸中最盛的，而北伐山戎，又是他显著的功劳。然而《春秋》说“齐人讨伐山戎”，不说“齐侯”。齐桓公用兵，在《春秋》中被贬斥，也已经到了极点。在他讨伐山戎这件事上，可以稍微肯定他了，但孔子也没有这样做。齐桓公的仁义，不是他真正拥有的，是借来的。借来的仁义，长久不变，然后才像真正拥有的一样。不久就变了，还不可知。在他不可知的时候，就用真正拥有的言辞来肯定他，那么仁义之道，可以一天就成就吗？孟子说：“也只是在于熟习罢了。”大概这就是《春秋》的意思。齐侯讨伐山戎，孔子似乎将要肯定他，然而没有肯定他，是因为齐桓公的功劳还不够大，而荆楚正强盛。《春秋》说“齐人讨伐山戎”，是为了深深贬斥齐侯用兵的强盛，而勉励他去讨伐楚国。《公羊传》说：“操之过急了。”按《春秋》非常疏远夷狄，恐怕他们不疏远；非常亲近中国，恐怕他们不亲近。操之过急，不是《春秋》贬斥夷狄的意思。《谷梁传》说：“是爱惜齐侯在山戎那里吗？”齐桓公的功劳，孔子的门人都轻视他，有什么好爱惜的？而且爱惜是私情，不是《春秋》的公法，《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都不对。
三十有一年春天，在郎地修筑防地。《易经》《需》卦的象辞说：“云上升到天上，需；君子因此饮食宴乐。”《随》卦的象辞说：“沼泽中有雷，随；君子因此天黑回家休息。”大概君子的道理，有所屈就有伸，有所张就有弛。需的时候，君臣相互需要而天下治理，就饮食宴乐以尽
圣人之欢心；随之时，威徳已着而天下随也，则优游宴息以乐乎无事。圣贤所以养其神，防池苑囿、宫室服御，圣贤所以养其身。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而灵防、灵沼、麋鹿、鱼鼈，其养身之道虽文王不废也。然庸君暗主，知养其身而不养其民，此《春秋》所以深罪之也。《春秋》之义，兴作皆书，虽城池之固、门廐之急，无遗焉。竭民有限之力，以养无道之君，圣人不与也。况非民人之所急、国家之所务，筑防筑囿，以为耳目之娯哉？此其罪不待贬絶而自见。《公羊》曰：「临民之所潄浣也。」如庄公之治鲁，筑防不临于民，得为无罪乎？此特讥其浅近尔。
译圣人之所以欢心，是因为顺应时势，威德已经彰显，天下随之归附，于是悠闲安逸地享乐，以无事为乐。圣贤用来养护精神的方式，是修建池塘、园林、宫室和服饰车驾，这些是圣贤用来养护身体的手段。周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其中的灵囿、灵沼以及麋鹿、鱼鳖，这种养护身体的方法，即使是文王也没有废弃。然而平庸的君主和昏庸的统治者，只知道养护自己而不养护百姓，这就是《春秋》深深谴责他们的原因。《春秋》的原则是，凡是兴修工程都要记载，即使是城池的坚固、门库的急迫，也没有遗漏。耗尽百姓有限的力量，来供养无道的君主，圣人是不同意的。更何况那些不是百姓所急需、国家所致力之事，却修建池塘和园林，作为满足耳目享乐的玩物呢？这样的罪过，不需要贬斥断绝就自然显现了。《公羊传》说：“这是临近百姓洗涤衣物的地方。”像鲁庄公治理鲁国那样，修建池塘却不临近百姓，难道能算无罪吗？这只是讥讽他见识浅近罢了。
夏四月薛伯卒筑防于薛
春筑防于郎，夏筑于薛，民不胜其劳也。庄公务一身之娱，而劳民如此，不待贬絶，而罪恶见矣。薛伯之卒，经无其名，旧史夫之，孔子不妄加也。
六月齐侯来献戎防
去年齐侯北伐山戎，于是还而过鲁，遂以所防献焉。春秋齐侯用兵皆贬称人，于此献防，顕言齐侯者，葢齐大鲁小，齐于鲁无所畏惮，若言齐人，则是防者无疑也。特书其爵，以见齐威之罪。齐威伯者，不务徳以绥诸侯，而専恃兵革，逺以伐戎，已有过矣；又因过鲁，以其伐戎之所得，夸示诸侯以自矜大，因使之威服焉。春秋诛齐威矜功威鲁之罪，故特书之曰：「齐侯来献戎捷也。」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防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孟之反全军而归，鲁頼以免败绩之辱，于其还而至鲁之门也，辞以马不进焉。孔子取之，取其不伐尔。顔子之行事不见于传记，而孔子称其庶几，葢其言曰：「愿无伐善，无施劳。」然则孟之反辞马不进，得圣人之一偏；顔子愿无伐善，得圣人之具体；齐威矜功，则亦去圣人逺矣。故孟之反、顔子见称于圣人，而齐威得罪于春秋也。然则矜能而伐善者，皆孔子之罪人欤？左氏曰：「非礼。」公羊曰：「威我。」二説皆是。谷梁曰：「内诸侯也。」按齐侯矜功而自伐，春秋方深罪之，安得内而进之哉？又曰：「内与同，不言使也。」按实齐侯自来，不得曰使也，安得曰内与同哉？
秋筑防于秦
庄公一嵗之内，筑防者三，其视民如何也？乘君上之势，轧疲羸之民，筑防者三，以为耳目之观、一身之娯。春秋书之，不特见庄公之罪，深有意于后世也。谷梁曰：「虞山林川泽之利。」筑防非以虞利，此▯误矣。
冬不雨
春秋之法，尽无之者曰无，无氷是也；有之而不为益者书不，不雨是也。易之象，隂阳和者曰雨，暌之上九曰：「往遇雨，则吉。」孔子觧之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其不和者则曰不雨，小过之六五曰：「宻云不雨。」孔子觧之曰：「宻云不雨，已上也。」然则凡雨者，皆隂阳和也；不雨者，皆隂阳不和也。春秋不雨者七，记隂阳不和之异也。人与物之在天地间者，皆仰隂阳以生也。隂阳不和，则所以仰之者无乃不遂欤？故春秋之法，一时不雨则书不，以其为灾也，异之大者不可不记故也。然而不曰无雨而曰不雨者，虽有之不足以为雨，犹不雨尔，不得曰无雨也。公羊曰：「记异。」此説是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谷
小谷之地，公、谷皆无觧。惟左氏曰：「为管仲也。」杜预推寻其地，以为济北谷城县城中有管仲井，附防左氏鲁为管仲私邑之説。陆淳之徒又从而广之，曰：「管仲徳及诸侯，鲁为之城私邑，虽非常礼，亦变之正也。」然春秋之作，所以传后世。若鲁为齐城，当曰「城齐小谷」。经不言齐，安知小谷之为齐乎？春秋书内城者，但曰「城某」而已。其书外城，又不书国，何以分别乎？三▯称外城者，惟小谷、楚丘尔。楚丘之地，虽复不明，而杂见于书。若小谷者，惟左氏谓之管仲邑，而二▯又无其事。范寗注谷梁亦曰：「鲁邑也。」杜预虽以管仲井为据，然其地自是谷城，非小谷也。圣人之经，不待▯而后见，不应不明如此。但地名疑误，亦未可决为鲁邑，且当存之。
夏宋公齐侯遇于梁丘
宋公序齐侯上者，宋为之志也。谷梁曰：「大齐威也。」按《春秋》书之无异文焉，何以知其大乎？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氏、公羊载公子牙事，皆以为见杀于季反，然春秋书其卒，无异辞也。季友遏恶于未萌，乃春秋之所重，春秋不以骨肉相残责之，当变文以见异，不得但书卒也。春秋但记其卒，安知其杀之乎？若曰鸩而杀之与刃而杀之者异，则许世子之不尝药，遂得弑君之罪。季友鸩公子牙而杀之，与刃杀之无异也。春秋之法，所不可言则没而不言，君弑不地，君夫人奔变为孙，皆是也。若春秋贤季友之杀公子牙，则亦当为辞以异之，不▯与正卒
译夏天四月，薛伯去世，在薛地修筑城墙。
春天在郎地修筑城墙，夏天在薛地修筑城墙，百姓承受不了这种劳役。庄公为了个人的享乐，却让百姓如此辛劳，不必等到贬斥断绝，他的罪恶就已经显现了。薛伯去世，经文中没有记载他的名字，旧史称他为夫，孔子没有随意添加。
六月，齐侯来献戎捷。
去年齐侯向北讨伐山戎，于是回国时经过鲁国，就把所获得的战利品献给了鲁国。《春秋》中齐侯用兵都贬称为“人”，在这里献戎捷，却明确称“齐侯”，大概是因为齐国强大鲁国弱小，齐国对鲁国无所畏惧，如果称“齐人”，那么献戎捷之事就无可置疑了。特意书写他的爵位，以显示齐威伯的罪过。齐威伯不致力于德行来安抚诸侯，却专门依赖武力，远道去讨伐戎人，这已经有过错；又借经过鲁国之机，用讨伐戎人的所得，向诸侯夸耀以自矜自大，借此使诸侯威服。《春秋》谴责齐威伯夸耀武功、威逼鲁国的罪过，所以特意记载说：“齐侯来献戎捷。”孟之反不夸耀自己的功劳，撤退时断后，将要进入城门时，鞭打他的马说：“不是我敢落后，是马不肯前进。”孟之反保全军队归来，鲁国依靠他避免了战败的耻辱，在他返回到达鲁国城门时，用马不肯前进来推辞功劳。孔子赞赏他，是赞赏他不夸耀功劳。颜回的行事不见于传记，但孔子称赞他差不多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大概是因为他说：“希望不夸耀自己的善行，不宣扬自己的功劳。”那么孟之反推辞马不肯前进，得到了圣人的一部分德行；颜回希望不夸耀善行，得到了圣人的全部德行；齐威伯夸耀武功，就离圣人远矣。所以孟之反、颜回被圣人称赞，而齐威伯在《春秋》中获罪。那么夸耀才能、夸耀善行的人，都是孔子的罪人吗？《左传》说：“不合礼制。”《公羊传》说：“威逼我们。”两种说法都对。《谷梁传》说：“是内诸侯。”考察齐侯夸耀武功而自我夸耀，《春秋》正深深地谴责他，怎么能把他当作内诸侯而进用他呢？又说：“内诸侯与鲁国相同，不说‘使’。”考察实际上齐侯亲自前来，不能说“使”，怎么能说内诸侯与鲁国相同呢？
秋天在秦地修筑城墙。
庄公一年之内，修筑城墙三次，他把百姓看作什么了？凭借君上的权势，压榨疲惫瘦弱的百姓，修筑城墙三次，作为耳目之观、个人之娱。《春秋》记载此事，不仅显示庄公的罪过，更对后世有深意。《谷梁传》说：“担忧山林川泽的利益。”修筑城墙不是为了担忧利益，这是错误的。
冬天没有下雨。
《春秋》的法则，完全没有的就叫“无”，没有冰就是如此；有但不足以成为益处的就写“不”，不雨就是如此。《易经》的卦象，阴阳调和的就叫“雨”，睽卦上九说：“前往遇到雨，就吉利。”孔子解释说：“遇到雨的吉利，是因为群疑消散了。”那些不调和的就叫“不雨”，小过卦六五说：“密云不雨。”孔子解释说：“密云不雨，是因为阳气已上升。”那么凡是下雨的，都是阴阳调和；不下雨的，都是阴阳不调和。《春秋》记载不雨有七次，是记录阴阳不调和的异象。人和万物在天地间，都仰赖阴阳而生。阴阳不调和，那么所仰赖的恐怕就不能顺利了吧？所以《春秋》的法则，一个季节不下雨就写“不”，因为这是灾害，重大的异象不可不记录。然而不写“无雨”而写“不雨”，是因为虽然有雨但不足以成为真正的雨，还是算作不雨，不能说无雨。《公羊传》说：“记录异象。”这种说法是对的。
三十有二年春天，在小谷修筑城墙。
小谷这个地方，公羊、谷梁都没有解释。只有《左传》说：“是为了管仲。”杜预推寻这个地方，认为济北谷城县城中有管仲井，附会《左传》鲁国为管仲修筑私邑的说法。陆淳等人又从而扩大说：“管仲的德行惠及诸侯，鲁国为他修筑私邑，虽然是非常礼，也是变通的正道。”然而《春秋》的创作，是为了传之后世。如果鲁国为齐国修筑城墙，应当说“城齐小谷”。经文不说齐，怎么知道小谷是齐国的呢？《春秋》记载内城，只说“城某”而已。记载外城，又不写国名，怎么区分呢？三十有二年称外城的，只有小谷、楚丘。楚丘这个地方，虽然也不明确，但在书中杂见。至于小谷，只有《左传》说是管仲的邑，而公羊、谷梁又没有此事。范宁注《谷梁传》也说：“是鲁国的邑。”杜预虽然以管仲井为据，但那个地方本来是谷城，不是小谷。圣人的经文，不需要附会就能明白，不应该如此不明。只是地名可疑有误，也不能断定是鲁邑，暂且存疑。
夏天，宋公、齐侯在梁丘相遇。
宋公排在齐侯上面，是宋国为之作志。《谷梁传》说：“夸大齐威。”考察《春秋》记载没有不同的文字，怎么知道是夸大呢？
秋天七月癸巳日，公子牙去世。
《左传》、《公羊传》记载公子牙的事，都认为他是被季友所杀，但《春秋》记载他去世，没有不同的措辞。季友在恶念未萌时遏制它，这是《春秋》所看重的，《春秋》不以骨肉相残责备他，应当改变文字以示不同，不能只写“卒”。《春秋》只记载他去世，怎么知道是杀了他呢？如果说毒杀和刀杀不同，那么许世子不尝药，就得了弑君的罪名。季友毒杀公子牙，与刀杀没有不同。《春秋》的法则，不可言说的就隐去不说，君被弑不写地点，君夫人奔逃变为孙，都是如此。如果《春秋》认为季友杀公子牙是贤明的，也应当用不同的措辞以示区别，不会与正常的去世相同。
者同例也。二▯但见公子牙鲁之大恶者，而卒于庄公之前，又季友方用事于鲁，疑其为季友杀之尔。且当据经为正，二▯説未足凭。
译这是同样的例子。只是人们看到公子牙是鲁国的大恶人，而且死在庄公之前，当时季友又在鲁国掌权，所以怀疑是季友杀了他。况且应当依据经文作为准则，这种说法不足以凭信。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
曽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氷。』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三月犹有忧色，葢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夫以曽子之贤，戒惧乎终身，死而后知其免；乐正子春一伤其足而忧者三月。然则二子之所重，其七尺躯尔，犹且恐惧如此，况国君之尊，有宗社之重、人民之托哉！名位之尊，则窃伺之者众；危病之际，则觊觎之者众。故人君之薨必于路寝。路寝者，聴政之居，而大臣之所在。一朝而薨，则国家之事、社稷之守，不至为奸人女子之侥幸也。春秋之法，薨必书地，所以谨之也。《谷梁》：「寝疾居正寝，正也。」此説是。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春秋之法，君薨未逾年，君称子，承祖之泽，继父之业，不忍有变也。自称曰子，人子之心，不忍其父之亡，于未逾年犹曰父在云尔。称名，君之殡犹在，尸柩之前则君父之前也，臣子不可不名。此春秋之法，忠孝之道也。子般继庄公而立者，立未逾年而未葬也，乃遽见杀于公子庆父，故称子，称名而不地。春秋未逾年之君书卒者三，子般亦以弑不地，而子野正卒亦不地，赵子疑经阙之恐尔也。谷梁曰：「子卒，日，正也；不日，不正也。有所见则日。」案春秋日月例不通，谷梁以卒日为正，有所见则日，自相反也。
公子庆父如齐
庆父弑子般者，弑君之罪不见于经，圣人非不欲诛之也。我君之弑，所不可言，若着庆父之罪，则我君之恶▯矣。若庆父者，孔子深欲诛之，为君父之丑，隠忍焉尔。已弑其君矣，国内无讨之者，又安然如齐焉，不曰出奔，内无所逐，晏然而如齐也。齐为伯主，当讨除弑逆以明天下之义，齐容而纳之，齐有罪矣。庆父不待诛絶，而鲁之臣子、齐之威公皆未免有罪也。谷梁曰：「讳莫如深，深则隠。」按庆父如齐，非鲁人逐之，故不言奔尔。若《春秋》为之讳奔，则闵二年出奔莒何以不讳乎？此非也。
狄伐邢
春秋之时，周室既衰，狄人始荐居而侵伐诸侯，书之所以见中国之无人，而外裔之盛强也。为中国者有罪尔，狄人又何责之哉？
春秋经解巻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觧卷五
宋 孙觉 撰
闵公
元年春王正月
闵公继子般之弑而立，不行即位之礼，《春秋》因不书之以见继弑之法也。左氏曰：「不书即位，乱故也。」按人君即位，国家之大事也，虽在危乱，不过礼有不具尔，不应因乱遂废其礼也。公、谷之説皆是。
齐人救邢
去年之冬，狄伐邢，于是威公救之。夫以中国诸侯见伐于夷狄，威公仗大义救之，得伯者之正，此宜在可褒之域矣。然而《春秋》未始许之，犹贬之曰「齐人」，盖齐威未至于道，而救邢未足以为功也。齐威不能明王道以兼夷狄，使之不来，而区区救其侵伐，则干戈之后，奔命不暇，未及救其乱也。盖齐威为《春秋》之极盛，救邢又齐威之大功，圣人必于其盛者贬之，为其可责而责之也。《谷梁》曰：「善救邢也。」按救邢虽善，而威公称人，盖其甚微之尔。
夏六月辛酉，▯我君庄公。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闵公是时年始八嵗，又值大乱之后，可谓君少而国家多难矣。落姑之盟，齐侯屈伯主之尊而盟危国之防主，盖于鲁有存亡继絶之功矣。
季子来归
左氏记季友之事，以为庄公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季友鸩之也，于此来归。又曰：「齐侯使召诸陈。」然则季子自二十七年如陈▯原仲，其后遂不反鲁，于此始召之矣。以为于此召之，则杀公子牙者谁乎？自相乖戾也。盖公子友葬原仲后尝还鲁，春秋常事无所书，故不记尔。庆父之乱尝出奔，然春秋不书，此圣人之意也。季友贤者，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之道，而庄公不亲信之，使庆父之徒用事于内，且为乱矣。季友欲治之，则不与于政；坐视之，不免于死。于是违难而去也。然春秋不书其出奔之迹，以见
译八月癸亥，鲁庄公在路寝去世。
曾子病重，召来门下的弟子说：“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诗经》说：‘小心谨慎，如同站在深渊边缘，如同踩在薄冰之上。’从今以后，我知道可以免于祸难了！弟子们！”乐正子春下堂时伤了脚，三个月都还有忧惧的神色，大概他说：“父母完整地生下了我们，子女也要完整地归还身体。”像曾子这样贤德的人，终身保持戒惧，死后才知道自己免于祸难；乐正子春仅仅伤了脚，却忧惧了三个月。那么这两位所看重的，不过是这七尺之躯罢了，尚且恐惧到如此地步，何况国君尊贵，肩负着宗庙社稷的重任、百姓的托付呢！名位尊贵，暗中窥伺的人就多；危重病困之际，觊觎权力的人就多。所以国君去世必须在路寝。路寝是听政居住的地方，也是大臣所在之处。一旦去世，国家大事、社稷守卫，就不会让奸人和后宫女子有机可乘。《春秋》的法则，国君去世必定记载地点，这就是为了谨慎。《谷梁传》说：“卧病在正寝，这是合乎正道的。”这个说法是对的。
冬十月己未，子般去世。
《春秋》的法则，国君去世未满一年，称“子”，是承受祖先的恩泽，继承父亲的基业，不忍心有所变更。自称“子”，是人子的孝心，不忍心父亲去世，在未满一年时还说是父亲在世。称名，是因为国君的灵柩还在，在尸柩面前就是在君父面前，臣子不可以不称名。这是《春秋》的法则，忠孝的大道。子般继承庄公即位，即位未满一年且未下葬，就被公子庆父杀害，所以称“子”，称名而不记载地点。《春秋》中未满一年的国君记载“卒”的有三位，子般因为被弑而不记载地点，而子野正常去世也不记载地点，赵子怀疑经文可能有缺漏。《谷梁传》说：“子去世，记载日期，是合乎正道的；不记载日期，是不合乎正道的。有所表示才记载日期。”考察《春秋》日月记载的体例并不相通，《谷梁传》认为记载卒日是合乎正道，有所表示才记载日期，这自相矛盾。
公子庆父前往齐国。
庆父杀害子般，弑君的罪行没有显现在经文中，圣人不是不想诛杀他。我国国君被弑，这是不可直言的，如果写明庆父的罪行，那么我国国君的恶名就昭著了。像庆父这样的人，孔子深深想要诛杀他，但为了掩盖君父的丑事，只能隐忍罢了。他已经弑杀了国君，国内没有讨伐他的人，又安然前往齐国，不说是出奔，是因为国内没有驱逐他，安然地前往齐国。齐国是霸主，应当讨伐清除弑逆之徒以昭示天下的道义，齐国容纳并接纳了他，齐国有罪了。庆父不等待诛杀断绝，而鲁国的臣子、齐国的威公都难免有罪。《谷梁传》说：“隐瞒没有比这更深的，深了就隐藏。”考察庆父前往齐国，不是鲁国人驱逐他，所以不说“奔”。如果《春秋》为他隐瞒出奔，那么闵公二年出奔莒国为什么不隐瞒呢？这个说法不对。
狄人攻打邢国。
《春秋》时期，周王室已经衰微，狄人开始接连居住并侵伐诸侯，记载这些是为了显示中原无人，而外族强盛。中原的人有过错罢了，狄人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
《春秋经解》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卷五
宋 孙觉 撰
闵公
元年春王正月
闵公在子般被弑后即位，没有举行即位之礼，《春秋》因此不记载，以显示继承弑君者的法则。《左传》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动乱的原因。”考察国君即位，是国家的大事，即使在危乱之中，不过是礼仪不完备罢了，不应该因为动乱就废除礼仪。《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都是对的。
齐国人救援邢国。
去年冬天，狄人攻打邢国，于是齐威公救援他。中原诸侯被夷狄攻打，齐威公仗着大义救援，符合霸主的正道，这应该属于可以褒扬的范畴了。然而《春秋》从未赞许他，仍然贬称他为“齐人”，大概是因为齐威公未达到王道，而救援邢国不足以成为功劳。齐威公不能阐明王道以兼并夷狄，使他们不来侵犯，而是仅仅救援他们的侵伐，那么在干戈之后，奔走救急都来不及，未能挽救其动乱。齐威公是《春秋》中极盛的人，救援邢国又是齐威公的大功，圣人必定在他极盛时贬低他，因为他有可责备之处而责备他。《谷梁传》说：“赞许救援邢国。”考察救援邢国虽然好，但威公被称为“人”，大概是极其轻微地贬低他。
夏六月辛酉，杀害我国国君庄公。秋八月，闵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闵公当时年仅八岁，又正值大乱之后，可以说是君主年幼而国家多难。落姑之盟，齐侯屈尊霸主之尊，与危弱国家的君主结盟，大概对鲁国有存亡继绝的功劳了。
季子回来。
《左传》记载季友的事情，认为庄公三十二年公子牙去世，是季友用毒酒害死的，在这里回来。又说：“齐侯派人从陈国召他。”那么季子自二十七年前往陈国安葬原仲后，此后就不再返回鲁国，在这里才召他回来。如果在这里召他回来，那么杀害公子牙的是谁呢？自相矛盾。大概公子友安葬原仲后曾经返回鲁国，《春秋》常事不记载，所以没有记录罢了。庆父作乱时曾经出奔，但《春秋》不记载，这是圣人的用意。季友是贤人，有可以安定社稷、利于国家的办法，但庄公不亲近信任他，让庆父之徒在宫内掌权，并且作乱了。季友想要治理，却不参与政事；坐视不管，不免于死。于是避开危难而离开。但《春秋》不记载他出奔的踪迹，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