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解卷九
年春，王正月，公至自防。二月辛巳，立武宫。
天子七庙，诸侯五庙，亲尽则毁，百王不易之礼也。武宫者，鲁十一世祖，其庙毁已久矣，而成公立之。春秋以其非礼，特书之曰：「立武宫」也。三传之説皆是。
译那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公从防地归来。二月辛巳日，重建武公庙。天子设立七座宗庙，诸侯设立五座宗庙，亲属关系疏远后便拆除旧庙，这是历代君王都不改变的礼制。武公是鲁国的第十一代祖先，他的宗庙早已拆除，但鲁成公却将其重建。《春秋》因为此举不合礼制，特意记载为“立武宫”。《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解释都是正确的。
取鄟
鄟本鲁邑，而久陷于邾，今复取之。不言邾者，明我邑也。公羊谓之亟而讳之，殊失其义也。
八年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
汶阳本鲁地，而齐久侵之。鞌之战，败而齐以其地复反于鲁。至是齐、晋通好，齐人以我受制于晋而求地焉，故晋侯使韩穿来言之也。诸侯受地于天子，不得擅以与人，而晋恃其彊，使鲁以其邑与齐。《春秋》书之，所以深诛之也。
宋公使公孙夀来纳币
纳币，礼之小者，无事则不书。宋公纳币，特书之，所以起伯姬之贤也。妇人不与外事，其行事不闻见于人，惟备书之，可以见其贤尔。伯姬傅母不至，不下堂，卒以火死。当春秋淫奔之世，而伯姬火死，春秋贤之，故着其始终以见意焉。纳币、致女、二国来媵、卒葬，无遗焉。圣人乐人之善，如何也！诸家之説，公羊最为得之。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
天王有赐于下，经皆书之曰「锡」，不以生死为之异，所尊者天王之命成公即位八年之久，未有善政及民，而元年作丘甲，侵伐之事无虚歳焉，天王何善而锡之命乎？《春秋》书之，葢罪天王之失赏也。《春秋》有书天王、天子，及止曰王者，先儒多以为褒贬所系。▯含成风则云天王锡命，成公则称天子。▯含锡命虽非礼也，孰与求车、出居于郑之甚乎？《公羊》曰：「其余皆通。」《谷梁》曰：「见一称也。」二传皆是。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春秋》内女之大归者，卒葬不书，以其见絶于夫，贬之，郯伯姬是也。叔姬五年来归而卒，特书者，葢明年▯伯来逆其丧，将有其末者，先録其本也。左氏以为来归故书，殊失之矣。
卫人来媵
媵女，浅事，春秋皆不书之。惟共姬之归三媵皆志，不以其得礼失礼皆书之。三传，《公羊》得之。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来逆叔姬之丧以归。
叔姬者，杞伯之出妻也。杞伯生絶其妻，死归其丧。春秋以其非礼书之，见杞不当逆，鲁不当归。
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常事，法不当书，书之所以起共姬之贤也。谷梁以为以我尽之。诸侯之国，礼文亦已备矣。外诸侯来逆女，遂不使人致之，于义安乎？又曰：「不与内称。」《春秋》内大夫行事皆不书使，何独行父致女，独不与内称乎？
晋人执郑伯晋栾书帅师伐郑
晋执人之君以伐其国，罪不容诛矣。不曰「战」焉？晋、郑之师未尝战也，《春秋》安得为郑讳乎？谷梁之説非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晋
春秋之义，自周无出，葢曰：天下一周也，何往而非周乎？王子瑕、王子朝之奔不言出，是也。天王居郑、周公奔晋，特异之者，孔子之意也。王之所以为王，以有其位，而天下皆其有也。王得言出，则是自絶其位，而不能有天下也。天下非其所有，则虽居郑，不可不言出也，故曰：「天王出居于郑。」周公之所以为公，以其左右天王，而与王共治也。为三公而得罪天王，至于奔晋，则是自絶于王，而不能有三公之位也。三公之位非其所有，则虽止奔于晋，犹若出于四海之外也，故曰：「周公出奔晋。」天下一王，而王有三公。天子不能有天下而出居矣，周公不能有其位而出奔矣，天下其如何哉！春秋书之，用见天下无王，而王无三公也。谷梁曰：「以为上下一见之。」春秋适有此二事，故可言尔。不幸其一无焉，上下将焉见乎？公羊以谓：「自私土而出。」按其官三公，是以贬之，言出自其私，有何训乎？
十有三年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
以其所无，乞其所有，《春秋》贱之。乞师、乞盟是也。《谷梁》以为重师而言乞，师固可重矣，盟亦可重乎？
三月，公如京师。夏五月，公自京师，遂防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春秋常事不书。公如京师朝天王，常事当略，而经书之者，葢以其如京师，主于伐秦，因过京师，遂行朝礼尔。然经不言「遂如京师」，而言「遂防诸侯」者，葢圣人之意以谓成公之如京师，非其诚心，法
译夺取鄟地。
鄟地原本是鲁国的城邑，但长久陷落在邾国手中，如今重新夺取回来。不提及邾国，是为了表明这是我国的城邑。《公羊传》认为这是屡次发生而加以隐讳，完全失去了其中的义理。
鲁成公八年春季，晋侯派韩穿来谈论汶阳的田地，将其归还给齐国。
汶阳原本是鲁国的土地，但齐国长久侵占它。鞌之战中，齐国战败，将这块土地归还给鲁国。到了这时，齐国和晋国互通友好，齐国人因为我国受制于晋国而索取土地，所以晋侯派韩穿来谈论这件事。诸侯的土地受封于天子，不能擅自送给别人，而晋国倚仗其强大，迫使鲁国将城邑送给齐国。《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深刻谴责晋国的罪过。
宋公派公孙夀来送纳聘礼。
送纳聘礼，是礼仪中较小的环节，没有特殊事情就不记载。宋公送纳聘礼，特别加以记载，是为了引出伯姬的贤德。妇女不参与外事，她们的行为不为人所知，只有详细记载，才能显现出她的贤德。伯姬因为傅母没有到，不肯走下厅堂，最终死于火灾。在春秋时期淫乱奔逃的风气中，伯姬却因火灾而死，《春秋》认为她贤德，所以记载事情的始末以表达心意。送纳聘礼、送嫁女子、两国送陪嫁、卒葬，没有遗漏。圣人乐于称赞他人的善行，是多么深切啊！各家学说中，《公羊传》最为得其要领。
秋季七月，天子派召伯来赐给成公命令。
天子对下属有赏赐，经文都记载为“锡”，不因生死而有所区别，所尊重的是天子的命令。成公即位八年之久，没有善政惠及百姓，而且元年制作丘甲，侵伐之事没有一年停止过，天子有什么善行而赐给他命令呢？《春秋》记载这件事，大概是为了谴责天子赏赐不当。《春秋》中有记载“天王”、“天子”，以及只称“王”的情况，前代儒者多认为这与褒贬有关。〇《含文嘉》说：天王赐命，成公则称天子。〇赐命虽然不合礼制，与求车、出居郑国相比，哪个更严重呢？《公羊传》说：“其余都通例处理。”《谷梁传》说：“体现称呼的一致性。”两传的说法都是正确的。
冬季十月癸卯日，杞国的叔姬去世。
《春秋》对于鲁国女子被休弃回娘家的，不记载卒葬，因为她们被丈夫断绝关系，予以贬低，郯国的伯姬就是这样。叔姬五年后回来去世，特别加以记载，大概是因为明年〇杞伯来迎接她的灵柩，将有后续的事情，先记录根本的原因。《左传》认为是因为回来所以记载，完全失去了其中的义理。
卫国人来送陪嫁女子。
送陪嫁女子，是浅近的事情，《春秋》都不记载。只有共姬出嫁时，三个陪嫁女子都记载了，不是因为合乎礼或不合乎礼都记载。三传中，《公羊传》得其要领。
鲁成公九年春季，周历正月，杞伯来迎接叔姬的灵柩回去。
叔姬是杞伯休弃的妻子。杞伯生前断绝与妻子的关系，死后又迎接她的灵柩。《春秋》因为这不合礼制而记载，表明杞国不应当迎接，鲁国不应当送回。
夏季，孙行父前往宋国送嫁女子。
送嫁女子是常事，按法则不应当记载，记载是为了引出共姬的贤德。《谷梁传》认为是因为我国尽到了礼数。诸侯的国家，礼仪文饰已经很完备了。外国的诸侯来迎娶女子，竟然不派人去送嫁，在道义上怎么可以呢？又说：“不承认内大夫的称呼。”《春秋》中内大夫的行为都不记载“使”，为什么只有孙行父送嫁女子，偏偏不承认内大夫的称呼呢？
晋国人拘捕郑伯，晋国栾书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晋国拘捕别人的国君来讨伐他的国家，罪不容诛。为什么不说是“战”呢？晋国和郑国的军队并没有交战，《春秋》怎么能替郑国隐讳呢？《谷梁传》的说法是错误的。
鲁成公十二年春季，周公出逃到晋国。
《春秋》的义理，认为周王室没有“出逃”一说，大概是说：天下一统于周，去哪里不是周呢？王子瑕、王子朝出逃不称“出”，这是正确的。天王居住在郑国、周公出逃到晋国，特别加以区别，是孔子的用意。王之所以为王，是因为拥有王位，而天下都是他的。王可以说“出”，那就是自己断绝了王位，而不能拥有天下了。天下不是他的所有，那么即使居住在郑国，也不能不说“出”，所以说：“天王出居郑国。”周公之所以为公，是因为他辅佐天王，与王共同治理天下。身为三公而得罪天王，以至于出逃到晋国，那就是自己断绝了与王的关系，而不能拥有三公的职位了。三公的职位不是他的所有，那么即使只是出逃到晋国，也如同出逃到四海之外一样，所以说：“周公出奔晋。”天下一王，而王有三公。天子不能拥有天下而出居了，周公不能拥有职位而出奔了，天下将会怎样呢！《春秋》记载这件事，用以表明天下没有王，而王没有三公。《谷梁传》说：“认为上下各出现一次。”《春秋》恰好有这两件事，所以可以说。不幸如果其中一件没有，上下将怎么体现呢？《公羊传》认为：“因为私心土地而出逃。”按照他的官职是三公，因此贬低他，说出自私心，有什么训诫意义呢？
鲁成公十三年春季，晋侯派郤锜来请求出兵。
用自己所没有的，请求别人所拥有的，《春秋》轻视这种行为。请求出兵、请求结盟就是这样。《谷梁传》认为是因为重视军队而说“乞”，军队固然可以重视，盟约也可以重视吗？
三月，成公前往京师。夏季五月，成公从京师出发，于是会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讨伐秦国。
《春秋》常事不记载。成公前往京师朝见天王，是常事应当省略，而经文记载了，大概是因为他前往京师，主要目的是讨伐秦国，顺便经过京师，于是举行朝见礼仪罢了。然而经文不说“于是前往京师”，而说“于是会同诸侯”，大概圣人的意思是认为成公前往京师，并非诚心，按法则
当罪之。春秋万世君臣之法，不以成公非礼而遂乱之也。必曰「如京师然后防诸侯」，则成公之罪无所可逃，而君臣之法愈久愈正也。晋文公实召天王，而经书「狩于河阳」；成公实防诸侯，而经书「公如京师」。惟其无礼，是故以礼正之，圣人之意逺矣！谷梁曰：「非如而曰如。」按实尝如之，安得曰非如乎？又曰：「言受命不敢叛周。」按书「公自京师」，所以见如周之偶，非曰受命也。传皆失之。
译应当治他的罪。《春秋》是万世君臣的法则，不会因为成公违背礼制就因此扰乱它。如果一定要说“只有到了京师才能防备诸侯”，那么成公的罪过就无处可逃，而君臣的法则也就越久越端正了。晋文公实际上是召见周天子，但《春秋》记载为“在河阳狩猎”；成公实际上是防备诸侯，但《春秋》记载为“成公前往京师”。正因为成公无礼，所以用礼来匡正他，圣人的用意深远啊！《谷梁传》说：“不是前往却记载为前往。”按照事实，成公确实曾前往，怎么能说不是前往呢？又说：“意思是说接受命令不敢背叛周王室。”按照《春秋》记载“成公从京师回来”，这是为了表明前往周王室是偶然的，并不是说接受命令。《谷梁传》的解说都错了。
曹伯庐卒于师
诸侯之卒不地，葢有常地也。其有防盟、侵伐而卒者，必谨志之，所以见卒非其所，而国家危殆尔。谷梁谓之闵之，殊失之也。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卫定公。三月乙巳，仲婴齐卒。婴齐，公子遂之子，而归父之弟也。归父出奔，而鲁命婴齐为仲遂之后，故曰仲婴齐也。《公羊》以谓为兄后，按公孙归父奔齐，而仲遂之后遂絶，鲁不欲絶仲遂之后，故使婴齐后之也。《谷梁》以为子由父疏之，父自有罪，何与子哉？公、谷之説皆非。
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
春秋执诸侯者多矣，未尝有书爵者。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特书以爵。《公羊》僖四年传曰：「称侯而执者，伯讨也。」葢以谓执得其罪，又归于京师，则以伯讨书之。曹伯之罪不见于经，惟左氏于葬曹宣公发传，以为曹伯庐卒于师，而公子负刍杀太子而自立也。然则晋侯执之为得其罪，而又归于京师，春秋与之，故特书曰：「晋侯执曹伯也。」谷梁以谓恶晋侯，左氏以谓恶不及民，皆失之矣。
宋杀其大夫山
左氏以谓背其族而见杀，故不言氏。杀大夫则有罪矣，而山为公族，反害公室。书曰「宋杀其大夫山」，则是宋公族明矣。不言其族，所以见背族之罪。此与段不弟，故不言弟，义例相类也。
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防晋士爕、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防、邾人，防吴于钟离。
钟离之防，再言防，以殊吴者，《春秋》外吴于夷狄也。《春秋》之于吴越，书之有渐焉，非进之也。夷狄益彊，则中国益衰，《春秋》书之，所以伤中国之衰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郑公子喜帅师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晋侯使栾黡来乞师。甲午晦，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楚子、郑师败绩。
春秋》之法，举重言之。韩之战，实获晋侯，不言晋师之败，君获则师败矣。鄢陵之战，楚师败绩，而楚子伤焉，不曰楚师，君伤则师败也。
秋，公防晋侯、齐侯、卫侯、宋华元、邾人于沙随，不见公。沙随之防，公往就之，而诸侯不之见焉。公以诸侯之尊，防诸侯与诸侯之大夫，而不见，辱莫大焉。然经不异其文，而书曰「不见公」，葢曰可以见而不见也。《谷梁》以为讥在诸侯，是也。
曹伯归自京师
曹伯有杀太子自立之罪，晋侯执之归于京师。《春秋》与晋侯得伯讨之义，而书曰「晋侯」。晋侯称爵，则曹伯有罪矣。曹伯之归，经不书名，以为曹伯虽有罪，然天子以为无罪释之，使归而复为曹伯。书曰「曹伯归自京师」，所以见天王纵罪人而失刑赏也。公羊以为甚易，谷梁以为归之善，皆失之也。
九月，晋人执季孙行父，舎之于苕丘。
晋称人者，不与晋执也。苕丘，晋地。晋人既执行父，于是流之于苕丘。春秋虽流他国之大夫，皆书曰放。楚师入陈，执公子招，放之于越，是也。春秋，鲁史，具记鲁事，有内辞焉。行父，我大夫也，虽为晋人执而放之，不可曰放也，故变文而书之曰舎也。若曰执而舎之，释其罪也，实则流放之尔。公羊曰：「仁之。」非也。谷梁以谓公亦见执，若实执公，经当有异文，不应都没其事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孙行父及晋郤犨盟于扈。
行父见执于苕丘，于是始盟而释之。不书释而书「晋大夫与之盟」，则释之可知矣。单伯见执，反而言至；行父之至不书，以从公归，可以知其至也。
乙酉刺公子偃
春秋书刺大夫二，皆内大夫也。公子买记其事，而公子偃但曰刺焉，明不卒戍之罪在可恕，僖公刺之，杀无罪也；公子偃不书其罪，罪当刺者也。诸侯不得专杀大夫，而春秋之于鲁也，又辩其有罪无罪，葢春秋鲁史，鲁事则详也。谷梁以谓先刺后名，杀无罪也。按经书公子买详其事者，以明无罪尔；公子偃直书曰刺，安得无罪乎？
十有七年，春，卫北宫括帅师侵郑。夏，公防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防齐
译曹伯庐死在军中。
诸侯去世不记载地点，大概是因为有固定的地方。如果有在会盟、侵伐时去世的，必定详细记载，这是为了表明去世的地方不当，国家处于危险境地。《谷梁传》认为这是表示哀怜，完全错了。
十五年春二月，安葬卫定公。三月乙巳日，仲婴齐去世。婴齐是公子遂的儿子，也是归父的弟弟。归父出逃，鲁国任命婴齐作为仲遂的后嗣，所以称他为仲婴齐。《公羊传》认为这是为兄长做后嗣，查考公孙归父逃往齐国，而仲遂的后嗣于是断绝，鲁国不想让仲遂的后嗣断绝，所以让婴齐做他的后嗣。《谷梁传》认为儿子因为父亲而疏远，父亲自有罪过，与儿子有什么关系呢？《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都不对。
晋侯抓获曹伯，押回京师。
《春秋》记载抓获诸侯的事很多，不曾有记载爵位的。晋侯抓获曹伯押回京师，特别记载了爵位。《公羊传》僖公四年的传文说：“称侯而抓获，是霸主征讨。”大概认为抓获得其所罪，又押回京师，就按照霸主征讨来记载。曹伯的罪过在经文中没有显现，只有《左传》在记载安葬曹宣公时发传，认为曹伯庐死在军中，而公子负刍杀死太子自立。那么晋侯抓获他是得其所罪，又押回京师，《春秋》赞同他，所以特别记载说：“晋侯抓获曹伯。”《谷梁传》认为这是憎恶晋侯，《左传》认为这是憎恶祸患不及百姓，都错了。
宋国杀了大夫山。
《左传》认为他背叛宗族而被杀，所以不称氏。杀大夫是有罪的，而山是公族，反而危害公室。经文说“宋杀其大夫山”，这就表明是宋国的公族了。不称其族，是为了显示背叛宗族的罪过。这与段不称弟，所以不称弟，义例相似。
冬十一月，叔孙侨如、晋国的士爕、齐国的高无咎、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郑国的公子防、邾国人，在钟离防备吴国。
钟离的防备，两次提到防备，以区别吴国，是《春秋》将吴国排除在夷狄之外。《春秋》对于吴越，记载是逐渐进行的，不是提升他们。夷狄越强盛，中原各国就越衰微，《春秋》记载这些，是为了哀伤中原各国的衰微。
十六年春，正月，下雨结冰。夏四月辛未日，滕子去世。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侵犯宋国。六月丙寅初一，发生日食。晋侯派栾黡来请求出兵。甲午晦日，晋侯与楚子、郑伯在鄢陵作战，楚子、郑国军队大败。
《春秋》的法则，列举重要的来说。韩之战，实际上抓获了晋侯，不记载晋国军队失败，君主被抓获那么军队就失败了。鄢陵之战，楚国军队大败，而楚子受伤，不说是楚国军队，君主受伤那么军队就失败了。
秋，鲁公在沙随与晋侯、齐侯、卫侯、宋国华元、邾国人会盟，没有见到鲁公。沙随的会盟，鲁公前往参加，而诸侯没有去见他。鲁公以诸侯的尊贵，与诸侯和诸侯的大夫会盟，却没有被接见，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然而经文不改变文字，而记载说“不见公”，大概说是可以接见却没有接见。《谷梁传》认为讥讽在诸侯，是对的。
曹伯从京师回来。
曹伯有杀死太子自立的罪过，晋侯抓获他押回京师。《春秋》赞同晋侯符合霸主征讨的道义，而记载说“晋侯”。晋侯称爵位，那么曹伯就有罪了。曹伯的归来，经文不称名字，认为曹伯虽然有罪，但天子认为无罪释放他，让他回去重新做曹伯。记载说“曹伯归自京师”，是为了显示天王放纵罪人而失去刑罚赏赐。《公羊传》认为很容易，《谷梁传》认为归来是善事，都错了。
九月，晋国人抓获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丘。
晋称人，是不赞同晋国抓获。苕丘，是晋国的地方。晋国人既已抓获行父，于是把他流放到苕丘。《春秋》虽然流放他国的大夫，都记载说放逐。楚国军队进入陈国，抓获公子招，把他流放到越国，就是这样。《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详细记载鲁国的事，有内部的措辞。行父，是我们的大夫，虽然被晋国人抓获并流放，不能说放逐，所以改变文字记载说安置。好像说抓获并安置他，释放他的罪过，实际上是流放他罢了。《公羊传》说：“仁爱。”不对。《谷梁传》认为鲁公也被抓获，如果确实抓获鲁公，经文应当有特殊的文字，不应该完全隐瞒这件事。
十二月乙丑日，季孙行父与晋国郤犨在扈地结盟。
行父在苕丘被抓获，于是开始结盟并释放他。不记载释放而记载“晋国大夫与他结盟”，那么释放他就知道了。单伯被抓获，回来而记载到达；行父的到达不记载，因为跟随鲁公回来，可以知道他的到达。
乙酉日刺杀公子偃。
《春秋》记载刺杀大夫两次，都是内部大夫。公子买记载其事，而公子偃只说刺杀，表明不完成戍守的罪过在可以宽恕，僖公刺杀他，是杀死无罪的人；公子偃不记载其罪过，罪当刺杀。诸侯不得专杀大夫，而《春秋》对于鲁国，又辨别其有罪无罪，大概《春秋》是鲁国的史书，鲁国的事就详细。《谷梁传》认为先刺杀后称名，是杀死无罪的人。查考经文记载公子买详细其事，是为了表明无罪；公子偃直接记载说刺杀，怎么能无罪呢？
十七年，春，卫国北宫括率领军队侵犯郑国。夏，鲁公与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国人讨伐郑国。六月乙酉日，在柯陵共同结盟。秋，鲁公从会盟回来，到齐国。
高无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王者一歳而再郊，故春郊正月以祈谷，秋郊九月以报功。春曰员丘，秋曰明堂，后稷员丘之配，文王明堂之配也。《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后稷、文王不可一时而同配也，故曰郊、曰明堂焉。豫之《象》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亦曰祖考异时而各配也。王者之郊，歳再行焉，故有正月、九月之二时，郊祀、明堂之异处。鲁郊非礼也，而成王赐之，鲁公受之。《诗》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鲁之郊配后稷，而不曰文王焉，葢其郊止于祈谷，而报功之郊不行也。春秋卜牛必于正月，三月在涤，则春秋之正月，夏时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而养牛，则二月可以郊矣。然则鲁之郊用夏时之二月，不敢并天子之时，又杀之也。春秋之九月，夏时之七月，以为祈谷则已晚，以为报功则太早，又鲁礼不当行。书曰「用郊」，用者不宜用公》、《谷》之説皆得其粗。
译高无咎出逃到莒国。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祀。天子一年举行两次郊祀，所以春季的郊祀在正月，用来祈求谷物丰收；秋季的郊祀在九月，用来报答神明的功德。春季的郊祀在圜丘举行，秋季的郊祀在明堂举行，后稷是圜丘祭祀的配享者，文王是明堂祭祀的配享者。《孝经》说：“在郊祀中以后稷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中以文王配享上帝。”后稷和文王不能在同一时间共同配享，所以分别称为郊祀和明堂。《豫卦》的象传说：“先王以此制作音乐来推崇德行，隆重地献给上帝，以配享祖先。”这也是说祖先在不同时间分别配享。天子的郊祀，一年举行两次，所以有正月和九月这两个时节，以及郊祀和明堂这两个不同的场所。鲁国举行郊祀是不合礼制的，但成王赐予了鲁国这项特权，鲁公也就接受了。《诗经》说：“伟大的皇天后帝，伟大的祖先后稷。”鲁国郊祀配享后稷，而不配享文王，大概是因为鲁国的郊祀仅限于祈求谷物丰收，而没有举行报答功德的郊祀。春秋时期占卜祭祀用的牛必须在正月进行，三月在涤宫饲养，那么春秋的正月，就是夏历的十一月。十一月开始饲养牛，那么二月就可以举行郊祀了。由此可见，鲁国的郊祀使用夏历的二月，不敢与天子的时节相同，又有所减省。春秋的九月，是夏历的七月，用来祈求谷物丰收已经太晚，用来报答功德又太早，而且鲁国的礼制本就不应当举行。经文说“用郊”，“用”字意味着不应当使用。《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都只得到了大致的轮廓。
壬申公孙婴齐卒于貍脤
经书「九月辛丑」，「十二月丁巳朔」，则十一月无壬申矣。公羊以为「公许，然后卒之」，则是于十一月然后録十月壬申之日也。谷梁以谓《春秋》先君后臣，故先书「公至自伐郑」，后书「婴齐之卒」也。二传之意，葢皆以孔子大圣人，不应不辩壬申之日当在十月，其书之必有义，故从而为之説也。殊不知孔子不苟知所不知以为智，其于《春秋》也，疑则阙之尔。壬申当在十月，而孔子録之于十一月，为公、谷者犹知之，孰谓孔子而不知乎？二传不知阙疑之意，故妄为之説尔。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庚申，晋弑其君州蒲。齐杀其大夫国佐。公如晋。夏，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
春秋》之义，易者曰归，难者曰入，复其位曰复归，入其地而为恶者曰复入。鱼石奔楚，为楚乡道，诱楚、郑以伐宋，楚于是取宋彭城之邑，复鱼石于彭城。明年，华元与诸侯之大夫围宋彭城，以鱼石复入而叛也。然则鱼石之仕宋，尝食邑于彭城，十五年出奔楚，遂舎彭城以去，于是籍楚取之而复入焉。书曰「复入」，明鱼石之尝有彭城也。鱼石入彭城而宋围之，则是入以叛也，不曰叛焉。经书楚、郑伐宋而鱼石入，鱼石入而宋围彭城，不待书而义可见也。左氏之例，惟复其位曰复归，以恶曰复入，二説近之。
筑鹿囿
春秋》兴作皆书，虽城池之固、门廏之急，无遗焉，重其德不及民，而徒劳民力也。况耳目之玩、一身之娱哉！左氏曰：「书不时。」葢得时犹书也。公羊曰：「讥有囿矣，又为之。」虽无囿而为之，亦有罪也。谷梁曰：「虞之非正。」苑囿所以娱一身，又非虞衡之事也。
春秋经解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卷十
宋 孙觉 撰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孙蔑防晋栾黡、宋华元、卫寗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
彭城，宋邑，鱼石始封之地也。成十八年，楚子伐宋，始取彭城以居鱼石。于是诸侯之大夫讨鱼石之叛而围彭城，为楚取之，则非宋有也。然经书之，犹曰「宋彭城」焉。盖《春秋》之义，治不正者必以正也。蒯瞆出奔，七年于外矣，卫侯元卒，而辄已立为君。于蒯瞆之纳也，必曰「世子蒯瞆」，若曰「是乃世子也，辄安得立而为君乎？」彭城已入于楚，而以之居鱼石也，于其围之，必曰「宋彭城」，若曰「彭城乃宋邑，鱼石安得受之于楚乎？」惟其取之不正，是以正之曰「宋彭城」也。三▯之説虽小有异同，然大抵皆同尔。
二月春王正月葬简王
襄公即位，未甞朝周，于是因天王之崩，往防葬，而且朝之也。不曰「公如京师」，常事不书。
晋师宋师衞寗殖侵郑
晋、宋称师，将卑师众也。寗殖称名，将尊师少也。谷梁曰：「称于前事也。」盖以谓郑甞乗丧以侵衞，卫又乗防以报之也。若是，则《春秋》乃教人以怨报怨也，失之矣。
冬，仲孙蔑、防、晋荀防、齐崔杼、宋华元、衞孙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郑拒楚之邑，而僻险之地也。诸侯患楚之侵陵中国，于是使其大夫防而城之。虎牢，郑地，经不系之郑者，盖诸侯将以安中国，推公心与天下共之，非一已之私，但曰「城虎牢」，明非私取而有之也。梁山崩，不系之晋，其异系之天下也；虎牢之城，不系之郑，其义系于中国也。左氏以为城虎牢，郑人乃行成，盖曰晋将服郑，故城虎牢以偪之尔。若然，则是晋一国之私也。晋私取虎牢而城之，《春秋》何善而不言郑乎？此非也。公羊曰：「为中国讳伐防也。」诸侯伐防取邑，盖大恶也。《春秋》何为讳之乎？谷梁曰：「内郑也。」按诸侯城虎牢以拒楚尔，何内郑乎？
三年春，楚公子婴齐帅师伐呉。公如晋。夏四月壬戌，公及晋侯盟于长樗。公至自晋。六月，公防单子、晋侯、宋公、衞侯、郑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鸡泽。陈侯使袁侨如
译壬申日，公孙婴齐在貍脤去世。
经文记载“九月辛丑”，“十二月丁巳朔”，那么十一月就没有壬申日了。《公羊传》认为“国君允许，然后才记载他去世”，这意思是在十一月才补录十月壬申日的日期。《谷梁传》认为《春秋》先记国君后记臣子，所以先记载“国君从伐郑回来”，后记载“婴齐去世”。两传的意思，大概都认为孔子是大圣人，不应该不分辨壬申日应当属于十月，他记载必有深意，所以顺从而为之解说。却不知道孔子不随意把不知道的说成知道以显示智慧，他在《春秋》中，有疑问就空缺不记。壬申日应当属于十月，而孔子把它记在十一月，作《公羊》《谷梁》的人尚且知道，谁说孔子不知道呢？两传不懂得阙疑的意思，所以妄加解说罢了。
鲁襄公十八年春天，周历正月，晋国杀了它的大夫胥童。庚申日，晋国弑杀了它的国君州蒲。齐国杀了它的大夫国佐。鲁君前往晋国。夏天，楚子、郑伯攻打宋国。宋国的鱼石重新进入彭城。
《春秋》的义理，容易的称为“归”，困难的称为“入”，恢复其职位称为“复归”，进入其地而作恶的称为“复入”。鱼石逃奔楚国，为楚国引导道路，引诱楚国、郑国攻打宋国，楚国于是夺取宋国的彭城邑，让鱼石重新回到彭城。第二年，华元与诸侯的大夫包围宋国的彭城，因为鱼石重新进入而叛乱。那么鱼石在宋国做官，曾经在彭城享有封邑，十五年出逃到楚国，于是舍弃彭城离开，于是凭借楚国夺取它而重新进入。经文说“复入”，表明鱼石曾经拥有彭城。鱼石进入彭城而宋国包围他，这就是进入而叛乱，不直接说叛乱。经文记载楚国、郑国攻打宋国而鱼石进入，鱼石进入而宋国包围彭城，不必记载而义理可见。《左传》的体例，只有恢复其职位称为“复归”，因作恶称为“复入”，两种说法接近正确。
修筑鹿囿。
《春秋》凡是兴作都记载，即使是城池的坚固、门廏的紧急，没有遗漏的，重视其德行不及于民，而白白耗费民力。何况是耳目玩赏、一人娱乐的东西呢！《左传》说：“记载不合时宜。”大概即使合乎时宜也记载。《公羊传》说：“讥讽已有苑囿，又再修筑。”即使没有苑囿而修筑，也有罪过。《谷梁传》说：“虞衡之事不合正理。”苑囿是用来娱乐一人的，又不是虞衡官职的事务。
《春秋经解》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卷十
宋 孙觉 撰
襄公
元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君即位。仲孙蔑会同晋国的栾黡、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寗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包围宋国的彭城。
彭城，是宋国的邑，鱼石开始受封的地方。成公十八年，楚子攻打宋国，开始夺取彭城让鱼石居住。于是诸侯的大夫讨伐鱼石的叛乱而包围彭城，因为被楚国夺取，就不再属于宋国。然而经文记载它，仍然说“宋彭城”。大概《春秋》的义理，治理不正的一定要以正理纠正。蒯瞆出逃，在外面七年了，卫侯元去世，而辄已经立为国君。在蒯瞆被接纳时，一定说“世子蒯瞆”，好像在说“这才是世子，辄怎么能立为国君呢？”彭城已经归属楚国，而用它让鱼石居住，在包围它时，一定说“宋彭城”，好像在说“彭城是宋国的邑，鱼石怎么能从楚国接受它呢？”因为夺取它不合正理，所以以正理纠正说“宋彭城”。三家之说虽然小有异同，但大体都相同。
二月，周历正月，安葬简王。
襄公即位，未曾朝见周天子，于是趁着天王去世，前往参加葬礼，并且朝见周天子。不说“鲁君前往京师”，因为常事不记载。
晋军、宋军、卫国的寗殖侵犯郑国。
晋国、宋国称师，是将领地位低而军队众多。寗殖称名，是将领地位高而军队少。《谷梁传》说：“称呼与前事相关。”大概认为郑国曾经趁着丧事侵犯卫国，卫国又趁着会盟报复它。如果是这样，那么《春秋》就是教人以怨报怨，错了。
冬天，仲孙蔑、防、晋国的荀防、齐国的崔杼、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在戚地会盟。于是修筑虎牢城。
虎牢，是郑国抵御楚国的邑，也是偏僻险要的地方。诸侯忧患楚国侵犯中原各国，于是派遣他们的大夫会盟并修筑城墙。虎牢，是郑国的土地，经文不归属郑国，大概诸侯将以此安定中原，推举公心与天下共有，不是一己之私，只说“城虎牢”，表明不是私自夺取而占有。梁山崩塌，不归属晋国，其特殊之处在于归属天下；虎牢的修筑，不归属郑国，其义理在于归属中原。《左传》认为修筑虎牢城，郑人才讲和，大概说晋国将迫使郑国屈服，所以修筑虎牢以逼迫它。如果这样，那就是晋国一国的私利。晋国私自夺取虎牢而修筑它，《春秋》为什么称赞而不说郑国呢？这不是正确的。《公羊传》说：“为中原各国讳言伐防。”诸侯攻打防地夺取邑，大概是大恶。《春秋》为什么要讳言呢？《谷梁传》说：“亲近郑国。”按诸侯修筑虎牢以抵御楚国罢了，为什么亲近郑国呢？
三年春天，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吴国。鲁君前往晋国。夏天四月壬戌日，鲁君与晋侯在长樗结盟。鲁君从晋国回来。六月，鲁君会同单子、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己未日，在鸡泽共同结盟。陈侯派遣袁侨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