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解卷十一
归罪者异也。春秋之法，殊防外裔，防于柤、防于向是也。淮夷防申而不殊防之者，葢殊防之法施于中国防外裔也。晋，中国呉南蛮也。于柤、于向，是以殊之。楚，南蛮淮夷，亦南蛮也。以南蛮防南蛮，又何殊乎？然则中国诸侯皆在行，楚子主防以防其类，则中国之衰如何也！
译归罪的对象是不同的。《春秋》的法则，是特别防备外族，在柤地设防、在向地设防就是如此。淮夷防备申国却没有特别防备的原因，大概是因为特别防备的法则是施用于中原诸侯去防备外族的。晋国是中原诸侯，吴国是南蛮。在柤地、向地设防，所以特别对待。楚国是南蛮，淮夷也是南蛮。用南蛮去防备南蛮，又有什么特别的呢？那么中原诸侯都参与行动，楚君主持设防来防备同族，可见中原的衰微到了什么地步啊！
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呉执齐庆封，杀之。
春秋》之法，弑君之贼，人人皆得讨之。庆封，崔杼之党，已弑其君而奔呉。诸侯伐呉，执庆封杀之，得讨贼之义，可以言人也。然而叙诸侯而不书所以杀之者，明诸侯共杀之也。弑君之贼，一人杀之，则曰某人，若齐人杀无知、蔡人杀陈佗也。诸侯之共杀者八国，不嫌杀者众也，故不曰某人，而以共杀为文也。申之防，执徐子，则斥言楚人，以其主防而执诸侯，贱之也。杀齐庆封，则若诸侯然，弑君之贼，众杀之也。谷梁曰：「庆封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按经以诸侯共杀为文，何谓不以弑君之罪罪之乎？
九月取鄫
孔子曰：「兴灭国，继絶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鄫为莒人灭之乆矣，鲁以为非义而取之，则求鄫后而立之可也，乃取鄫以自私焉。书曰「取鄫」，以为鄫之灭，见取于鲁也。不系之莒者，本非莒地也；不书灭者，莒先灭之也。左氏曰：「不用师徒曰取。」鲁不加兵于莒，何以能得鄫乎？公羊曰：「内大恶讳也。」项亦书灭，何以不讳乎？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
鲁，次国，制军二军，而防十一年顿作一军，至是二十余年，民不胜其▯，于是舍其中军，作三军，非礼，当书舍中军，又书之，葢其罪擅兴作劳民，民不胜其劳，则又舍之，始谋之不详，则终处之无法，作三军非礼，虽舍之，未得为正也。公谷曰复正复古，葢不若勿作而勿舍之为善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齐平
是时晋楚彊大，侵伐诸侯以求服从者，无虚嵗焉。鲁畏晋楚之彊而交驩二国，故事齐之迹罕见于经。于是齐求鲁平，鲁不得已从之平焉。书曰「暨」者，言鲁方畏晋楚之彊而事之不暇，其与齐平者，葢暨暨然不得已尔。不书其暨之与齐之主名者，和平之事，上下皆欲之，不主于一人也。左氏以为暨齐平者燕一也，按去年齐侯伐燕，左氏见其间无异事故云尔，不知外国平书宋人及楚人平是也。又防二十四年我侵齐，二十五年齐侯伐我北鄙，齐鲁之好遂絶，至是平之。
后，叔孙婼如齐莅盟，足知齐鲁为此平也。
八年春，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
招之见于经者，皆曰公子，未尝曰陈侯之弟也。于是杀陈世子，称曰弟者，所以亲之而见其恶也。《谷梁》之説得之。
楚人执陈行人于徴师杀之
是时陈有公子招之乱，于徴师如楚告之。楚不能讨公子招，而杀其行人。是冬，楚师灭陈，而放公子招于越，足明楚子之失刑也。经书「执陈行人于徴师杀之」，则以其杀行人之罪也。于徴师以楚为其与国而告之以乱，反执而杀之，楚子之无道如何也！
秋搜于红
春秋书搜者五，皆曰大搜，未当有曰搜者。于是搜于红，独不言大，葢搜田之礼止于春秋，而搜不时也。春秋以其搜田之不时，故书以讥之也。公羊曰「罕」，谷梁曰「正」，皆非也。
冬十月壬午，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招，放之于越，杀陈孔奂，▯陈哀公。
公子招弑君之贼，楚子放之。孔奂无罪，楚子杀之。灭其国，▯其君，皆楚子之大恶也。春秋次序而书之，所谓不待贬絶而罪恶见者也。谷梁曰：「▯哀公，闵之也。」夫陈哀公之书▯，与齐侯▯纪伯姬一例尔，何所闵哉？
九年春，叔弓防楚子于陈。许迁于夷。夏四月，陈灾。楚已灭陈，而经复言陈灾者，葢陈灭不乆而国复兴，同之不亡也。公、谷皆以灾为火。春秋火不书，灾则书尔。又曰：「存陈，幸而陈有灾，故可复见；不幸无事，则虽欲存之，不可得也。」
十有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防诱蔡侯般，杀之于申。蔡侯般弑父之贼，楚子以义讨之，则无不可，乃诈诱而杀之，又灭其国而有之。《春秋》以楚子之志不在于讨贼，徒杀人之君而利人之国，故书「楚子防诱蔡侯般杀之」。《公羊》得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师灭蔡，执蔡世子有以归，用之。蔡世子有即位未逾一年，法当称子。楚子用之，特称世子者，葢楚子之心务在
译秋季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以及淮夷攻打吴国，抓获了齐国的庆封，并将其处死。
《春秋》的法度规定，弑杀国君的贼人，任何人都可以讨伐他。庆封是崔杼的同党，已经弑杀了自己的国君后逃奔到吴国。诸侯攻打吴国，抓获庆封并杀了他，符合讨伐贼人的道义，可以说这是合乎人道的行为。然而经文列举诸侯却不记载杀他的原因，是为了表明这是诸侯共同杀他的。弑君之贼，如果是单人杀他，就会说某人，就像齐人杀无知、蔡人杀陈佗那样。诸侯共同杀他的有八个国家，不嫌杀他的人多，所以不说某人，而以共同杀他为文辞。在防地抓获徐子，就斥责说是楚人，因为楚人主导防地而抓获诸侯，是轻视他。杀齐国的庆封，则像诸侯一样，弑君之贼，是大家共同杀他的。《谷梁传》说：“庆封弑君，却不以弑君的罪名来治他的罪。”按照经文以诸侯共同杀他为文辞，怎么能说是不以弑君的罪名治他的罪呢？
九月，鲁国夺取鄫国。
孔子说：“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举用隐居的贤人，天下的百姓就会归心。”鄫国被莒国人灭亡已经很久了，鲁国认为莒国这样做不合道义而夺取它，那么寻求鄫国的后代并立他为君是可以的，却夺取鄫国来谋取私利。经书记载“取鄫”，是因为鄫国的灭亡，是被鲁国夺取了。不系属于莒国，是因为鄫国本来就不是莒国的土地；不记载“灭”，是因为莒国先前已经灭了它。《左传》说：“不使用军队叫做取。”鲁国没有对莒国用兵，怎么能得到鄫国呢？《公羊传》说：“这是为了避讳内部的重大罪恶。”项国也记载了“灭”，为什么这里不避讳呢？
五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国废除中军。
鲁国是次等诸侯国，制度上设两军，而在僖公十一年突然增设一军，到现在二十多年，百姓受不了这种劳役，于是废除中军，设立三军，这是不合礼制的，应当记载“舍中军”，又再次记载，大概是因为其罪在于擅自兴作劳役百姓，百姓受不了劳役，就又废除了它，开始谋划不周详，最终处理就没有法度，设立三军不合礼制，虽然废除了它，也不能算是正当的。《公羊传》和《谷梁传》说恢复正道、恢复旧制，大概不如不设立也不废除为好。
七年春季，周历正月，与齐国讲和。
当时晋国和楚国强大，侵伐诸侯以求服从，没有一年不发生的。鲁国畏惧晋楚的强大而与两国交好，所以侍奉齐国的记载在经文中很少见。这时齐国请求与鲁国讲和，鲁国不得已才与它讲和。经书记载“暨”，是说鲁国正畏惧晋楚的强大而侍奉它们都来不及，它与齐国讲和，大概是迫不得已的样子。不记载与齐国讲和的主事者名字，是因为和平之事，上下都想要，不取决于一个人。《左传》认为与齐国讲和的是燕一，按照去年齐侯攻打燕国，《左传》看到其间没有异事所以这样说，不知道外国讲和应当记载宋人与楚人讲和那样。又在僖公二十四年我国侵伐齐国，二十五年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齐鲁的友好关系于是断绝，到现在才讲和。
后来，叔孙婼到齐国参加盟会，足以知道齐鲁为此讲和。
八年春季，陈侯的弟弟招杀死了陈国的世子偃师。
招在经文中出现时，都称他为公子，不曾称他为陈侯的弟弟。这时他杀死了陈国世子，称他为弟弟，是为了亲近他而显示他的罪恶。《谷梁传》的说法是正确的。
楚国人抓获陈国的使者于徵师并杀了他。
这时陈国有公子招的叛乱，于徵师到楚国去报告这件事。楚国不能讨伐公子招，却杀死了他们的使者。这年冬天，楚国军队灭亡了陈国，而把公子招流放到越国，足以说明楚子用刑失当。经书记载“抓获陈国使者于徵师杀了他”，是因为他杀使者的罪行。于徵师因为楚国是他的盟国而向楚国报告叛乱，反而被抓获并杀死，楚子的无道到了什么地步啊！
秋季，在红地狩猎。
《春秋》记载狩猎有五次，都说是大狩猎，不应该有只说狩猎的。这时在红地狩猎，唯独不说大，大概是因为狩猎的礼仪只限于春秋两季，而这次狩猎不合时宜。《春秋》因为这次狩猎不合时宜，所以记载下来以讥讽它。《公羊传》说是“罕”，《谷梁传》说是“正”，都是不对的。
冬季十月壬午日，楚国军队灭亡陈国，抓获陈国公子招，把他流放到越国，杀死陈国孔奂，陈哀公自杀。
公子招是弑君的贼人，楚子流放了他们。孔奂没有罪，楚子杀了他。灭亡他的国家，逼迫他的国君自杀，都是楚子的大恶行。《春秋》按次序记载这些，所谓不需要贬斥断绝而罪恶就显现出来了。《谷梁传》说：“陈哀公自杀，是怜悯他。”陈哀公记载自杀，与齐侯逼迫纪伯姬自杀是一类的，有什么可怜悯的呢？
九年春季，叔弓在陈地会见楚子。许国迁都到夷地。夏季四月，陈国发生火灾。楚国已经灭亡了陈国，而经文又说陈国发生火灾，大概是因为陈国灭亡不久而国家又复兴，等同于没有灭亡。《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灾是火灾。《春秋》火灾不记载，灾才记载。又说：“保存陈国，幸好陈国有灾，所以可以复国；如果不幸没有事，那么即使想保存它，也做不到。”
十一年，夏季四月丁巳日，楚子在防地诱骗蔡侯般，在申地杀了他。蔡侯般是弑父的贼人，楚子以正义讨伐他，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却用欺诈诱骗而杀他，又灭亡他的国家而占有它。《春秋》认为楚子的意图不在于讨伐贼人，只是杀别人的国君而贪图别人的国家，所以记载“楚子在防地诱骗蔡侯般杀了他”。《公羊传》的说法是正确的。
冬季十一月丁酉日，楚国军队灭亡蔡国，抓获蔡国世子有带回去，把他当作牺牲祭品。蔡国世子有即位不到一年，按法度应当称子。楚子把他当作牺牲，特别称他为世子，大概是因为楚子的心意在于
絶蔡之宗祀，杀戮蔡之子孙。已杀其君，又杀其世子。世子者，世世有国者也。执其世子而杀之，则是欲絶蔡之世子也。《公羊》曰：「不成其子也。」按《春秋》不与楚为讨贼，何得罪蔡乎？《谷梁》曰：「不与楚杀。」义亦通。
译断绝蔡国的宗庙祭祀，杀戮蔡国的子孙。已经杀了蔡国的国君，又杀了蔡国的世子。世子，是世代继承国家的人。抓住世子并杀了他，这就是想要断绝蔡国的世子传承。《公羊传》说：“不承认他是国君之子。”按照《春秋》不认可楚国讨伐贼人的立场，楚国有什么理由得罪蔡国呢？《谷梁传》说：“不认可楚国杀人。”其义理也是通顺的。
十有二年春，齐髙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
春秋》书纳者六，其四或纳大夫，或纳公子。其纳失地之君，惟二：顿子、北燕伯是也。春秋诸侯失地则生名，顿子、北燕伯失地不名者，葢孔子之意也。夫立诸侯者，惟天子尔，诸侯不得立诸侯也。诸侯失地则名，顿子、北燕伯为齐、楚纳之，而又名焉，则是诸侯得立诸侯也。特变例而不书其名，所以不与齐、楚之专立也。谷梁曰：「不以髙偃絜燕伯。」葢一偏之説，公羊又非也。
冬十月晋伐鲜虞
按先儒论《春秋秋》晋之事，以为假道鲜虞，还而伐之，《春秋》恶其夷狄之行，故狄之。然考之于经，皆不见其迹。以鲜虞为同姓，则《春秋》伐同姓多矣；以晋不能行伯，以与楚争诸侯，则《春秋》可责之诸侯葢多矣。夫何独晋哉？此可疑之事也，姑阙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帅师围费。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防于干谿。
归，易辞也。公子比晋奉之以归，因国人之不悦其君，弑而篡之也。左氏、公羊皆以为公子比自晋国归，胁楚子而死，故书曰弑也。公子比诚不亲刃，但胁之使缢，则亦公子比弑之尔。谷梁以为不弑君，若实不弑，则经何以得言弑乎？但不亲刃尔，安得不弑哉！谷梁失之。
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
公子比，弑君之贼。春秋讨贼则称人，弃疾讨贼而不称人者，葢弃疾杀公子比而代之为君也。弃疾有利楚之心，而借讨贼之名。公子比虽有罪当讨，而弃疾不为义讨矣。春秋书曰：「公子弃疾杀公子比。」若曰二人皆有罪者，惟其相杀，是以志之，不以弃疾与比较轻重也。公谷之説皆非。
秋，公防刘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曺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与盟。
沙随之防，不见者，可以见而不见。平丘之盟，不与者，可以与而不与者也。是时楚方有篡弑之祸，诸侯因是盟于平丘，将以乘楚之间，而反陈、蔡之君，得外夷狄、继絶世之义，此中国诸侯之义举也。公可以与矣，而畏楚之彊，逃归不与。逃归者，贱辞。春秋于鲁有内辞焉，但曰不与，而不曰逃归也。谷梁曰：「讥在公也。」此説是也。
蔡侯庐归于蔡陈侯呉归于陈
春秋之义，复其位曰「复归」。陈、蔡之国尝见灭于楚，于是诸侯归之，不曰「复归」者，国灭无所复也。陈、蔡之君为诸侯所归，当书「纳」，不曰「纳」而以自归为文，葢「纳」者不宜纳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凡纳诸侯皆有罪也。春秋以平丘之诸侯反陈、蔡之君，得存亡继絶之义，不以专封罪之，但曰「归」尔。蔡侯庐、陈侯呉未尝有国，于其归也，遂书以爵，葢《春秋》不与楚夷狄灭之，而与诸侯归之，虽未尝有国，而加之爵，使之归也。《公》、《谷》皆得其一偏。
冬十月塟蔡灵公
蔡侯般见杀于十一年之夏，至是始书其▯者，葢蔡侯庐归国，然后举其▯也。《谷梁》以般之失徳而书▯，为不与楚灭而成诸侯之事，则失之矣。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晋。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塟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杀其公子意恢。
公》《谷》之説以为曹、莒无大夫，葢曹、莒小国，其君之爵才当大国之大夫，其大夫之位才当大国之士。春秋诸侯之士皆不书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得见于经也。其有事系惩劝之法当书者，则虽贱必名之，邾庶其、黒肱、莒牟夷、意恢是也。《谷梁》不知此义，见经特书意恢之名，则曰：「意恢贤。」意恢贤者，不能久事无道之君，而至其见杀也。葢春秋欲见君臣之交失道，故特着其名尔，何谓贤乎？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呉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乐卒事。
武宫者，废庙也。成六年立之，于是有事焉，而大夫卒，去乐卒事，则合礼矣。然武宫之事，则不当有者。《春秋》因变礼而推言之，武宫在所当废，则叔弓之卒，将不至于去乐卒事也。三传皆以去乐卒事为得礼，葢未明武
译鲁昭公十二年春天，齐国的高偃率领军队，在北燕伯失地后，将他送回阳地。
《春秋》记载“纳”字的情况有六次，其中四次或是接纳大夫，或是接纳公子。接纳失去国土的国君，只有两次：顿子和北燕伯。《春秋》中诸侯失去国土就直书其名，顿子、北燕伯失去国土却不直书其名，这大概是孔子的用意。确立诸侯的，只有天子，诸侯没有权力确立诸侯。诸侯失去国土就直书其名，顿子、北燕伯由齐国、楚国接纳，如果再直书其名，那就意味着诸侯有权确立诸侯了。特意改变体例而不直书其名，是为了不认可齐国、楚国专擅确立诸侯的行为。《谷梁传》说：“不用高偃来衡量北燕伯。”这大概是一面之词，《公羊传》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冬天十月，晋国讨伐鲜虞。
按照前代儒者对《春秋》中晋国这件事的论述，认为晋国向鲜虞借道，回国后却讨伐鲜虞，《春秋》厌恶这种像夷狄一样的行为，所以称晋国为狄。然而考察经文，都看不到这种迹象。如果因为鲜虞是同姓国家，那么《春秋》中讨伐同姓国家的情况很多；如果因为晋国不能履行霸主职责，与楚国争夺诸侯，那么《春秋》中可以指责的诸侯也很多。为什么唯独指责晋国呢？这是可疑的事情，暂且存疑。
鲁昭公十三年春天，叔弓率领军队包围费地。夏天四月，楚国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在干谿杀害了国君楚灵王。
“归”是委婉的措辞。公子比由晋国护送回国，趁着国民对国君不满，杀害并篡夺了君位。《左传》、《公羊传》都认为公子比从晋国回来，胁迫楚灵王而死，所以记载为“弑”。公子比确实没有亲手动刀，但胁迫他自缢，这也是公子比弑君。《谷梁传》认为这不是弑君，如果确实没有弑君，那么经文怎么能说“弑”呢？只是没有亲手动刀罢了，怎么能说不弑君呢？《谷梁传》错了。
楚国公子弃疾杀死了公子比。
公子比是弑君的贼人。《春秋》讨伐贼人时称“人”，弃疾讨伐贼人却不称“人”，大概是因为弃疾杀死了公子比并取而代之成为国君。弃疾有谋取楚国利益的心，却借讨伐贼人的名义。公子比虽然有罪应当讨伐，但弃疾并非出于正义去讨伐。《春秋》记载：“公子弃疾杀公子比。”这好像是说两人都犯罪，只是因为他们互相残杀，所以记录下来，并不比较弃疾和公子比的罪行轻重。《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秋天，鲁昭公在平丘会见刘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八月甲戌日，在平丘结盟，鲁昭公没有参加盟誓。
沙随之会，没有参加的人，是可以参加而没有参加。平丘之盟，没有参加的人，是可以参加而没有参加。当时楚国正发生篡位弑君的祸乱，诸侯因此结盟于平丘，打算趁楚国空虚，恢复陈、蔡两国的国君，符合排斥夷狄、延续断绝世系的大义，这是中原诸侯的正义之举。鲁昭公可以参加，却畏惧楚国的强大，逃归而没有参加。逃归是轻贱的措辞。《春秋》对于鲁国有内部的委婉说法，只说没有参加，而不说逃归。《谷梁传》说：“这是讥讽鲁昭公。”这个说法是对的。
蔡侯庐回到蔡国，陈侯吴回到陈国。
《春秋》的大义，恢复君位称为“复归”。陈、蔡两国曾经被楚国灭亡，这时诸侯让他们回国，不称为“复归”，是因为国家灭亡后没有什么可恢复的。陈、蔡的国君由诸侯送回，应当记载为“纳”，不称为“纳”而用“自归”的文字，大概是因为“纳”意味着不应当接纳。诸侯的大义不得专擅分封，凡是接纳诸侯都有罪过。《春秋》认为平丘的诸侯恢复陈、蔡的国君，符合保存灭亡国家、延续断绝世系的大义，不因为专擅分封而指责他们，只说“归”罢了。蔡侯庐、陈侯吴曾经没有国家，在他们回国时，就记载他们的爵位，大概《春秋》不认可楚国像夷狄一样灭亡他们，而认可诸侯让他们回国，虽然曾经没有国家，但加上爵位，让他们回国。《公羊传》、《谷梁传》都只得到了一面之词。
冬天十月，安葬蔡灵公。
蔡侯般在十一年夏天被杀，到这时才记载他的谥号，大概是因为蔡侯庐回国后，才举用他的谥号。《谷梁传》认为因为般失德而记载谥号，是不认可楚国灭亡并成就诸侯的事情，这就错了。
鲁昭公十四年春天，意如从晋国回来。三月，曹伯滕去世。夏天四月。秋天，安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去世。冬天，莒国杀死了他们的公子意恢。
《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认为曹、莒没有大夫，大概曹、莒是小国，他们的国君爵位才相当于大国的卿大夫，他们的大夫职位才相当于大国的士。《春秋》中诸侯的士都不直书其名，所以曹、莒大夫的名字不能出现在经文中。如果有事情关系到惩恶劝善的法度应当记载的，那么即使地位低下也必须直书其名，邾国的庶其、黑肱、莒国的牟夷、意恢就是这样。《谷梁传》不明白这个道理，看到经文中特别记载了意恢的名字，就说：“意恢贤德。”意恢贤德，是因为不能长久侍奉无道的国君，以至于被杀。大概《春秋》想要显示君臣之间失去了正道，所以特别记载他的名字，哪里是说贤德呢？
鲁昭公十五年春天，周历正月，吴子夷末去世。二月癸酉日，在武宫举行祭祀。乐工入场，叔弓去世，撤去音乐完成祭祀。
武宫是废弃的宗庙。成公六年建立它，这时举行祭祀，而大夫去世，撤去音乐完成祭祀，这符合礼制。然而武宫的祭祀，是不应当有的。《春秋》因为改变礼制而推论，武宫应当废弃，那么叔弓的去世，将不至于撤去音乐完成祭祀。三传都认为撤去音乐完成祭祀符合礼制，大概没有明白武
春秋之法，内事则详，外事则畧；中国则详，外国则畧。重内而轻外，内中国而外外域也。楚子诱杀蔡侯般，则书楚子之名；诱杀戎蛮子，则不名。蔡，中国也，而楚子从而杀之，名楚子，所以深责中国也。戎蛮子，则与楚人同类者也，以楚人杀戎蛮，不名，不责备也。《公羊》曰：「其类相诱，君子不疾也。」此説是。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来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来朝。八月，晋荀呉帅师灭陆浑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呉战于长岸。
春秋》之法，逺内不嫌敌内内不言战，言战则败也；中国不言战，言战则败也。公败邾师于偃，与之战而邾败也，不曰战焉，不以外敌内也。及邾人战于升陉，言战则内败也，不曰败焉，不以外败内也。晋荀呉败狄于大卤，与之战而狄败也，不曰战焉，不以夷狄敌中国也。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言战则晋败，不曰败焉，不以夷狄之秦而败中国之晋也。《春秋》战败之法，于内、于中国则贵之，于夷狄则贱之。于越败呉于檇李，有内败外之辞焉，有中国败夷狄之辞焉，然而越也、呉也，皆夷狄尔，是以不嫌也。楚人及呉战于长岸，有外败内之辞焉，有夷狄败中国之辞焉，然而楚也、呉也，皆夷狄尔，是以不嫌也。然则内之于外，中国之于夷狄，有间矣；中国之于中国，夷狄之于夷狄，又何间哉？楚人及呉战于长岸，言战而不言败，两夷狄之战，故无间焉。公羊、谷梁皆不得其义。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须卒。夏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
四国同日而灾，春秋以为异，故记之。谷梁以谓「是人也，同日而为四国灾」，失之矣。公羊之説是。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
许世子之事，宣二年论之详矣。然左氏之説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许世子自以不尝药，被弑君之罪。以人子之事亲，安得以许止进药而父死，恐蹈其迹，遂废事亲之礼？但尝药而进之，亦何害于人子之义？是欲因咽而废食，其可乎？谷梁曰：「因其自责而责之。」夫圣人原止之情以加之罪，即其言误而责之尔，何谓因其自责而责之乎？
冬▯许悼公
春秋之义，世子弑君，则不待讨贼而书葬。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葬蔡景公；许止弑其君买，▯许悼公，是也。而公羊以为赦止之罪。夫春秋之法，一定而不可易也，尝加之弑君，而又赦其罪，何其二三欤？公羊不知世子弑君不待讨贼而书葬，故妄为之説尔。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孙防自鄸出奔宋。
春秋》书「自某出奔」者，皆叛邑也。宋华亥之南里、宋公之弟辰之萧是也。曺公孙自鄸出奔宋，鄸亦其尝据之以叛之邑，但曹小国，其行事见于经者畧故公孙防以鄸叛之迹不先见经也。于是出奔自其叛邑，故曰「自鄸」尔。谷梁曰：「自鄸者，专乎鄸也。」言其专取之而不以叛。按：若公孙防不以鄸叛，则经何为书「自鄸」乎？公羊以为贤者之后讳叛，此説尤不足取。
秋盗杀卫侯之兄絷
卫侯以一国之广、人君之尊，不能卫其兄，而为盗杀之。书曰：「盗杀卫侯之兄絷」，所以深恶卫侯也。公、谷因经书兄而推言之，以有疾不得立。按经书兄，乃是极卫侯之亲，以见其罪尔，不言立与不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晋侯使士鞅来聘。宋华亥、向宁、华定自陈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辄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左氏、公羊皆作「蔡侯朱」，惟谷梁作「东」，葢谷梁见二十三年经书曰「蔡侯东国卒于楚」，故以为出奔而竟死于楚也。不知朱，东国所逐尔，此当从左氏、公羊为定。
二十有二年春，齐侯伐莒。宋华亥、向宁、华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搜于昌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师葬景王。王室乱。
是时刘子、单子立王子猛，而尹氏欲出子朝，邾、孽并争，王室无主。天下诸侯视之，恬然无一人往救之者。圣人疾之，书曰：「王室乱
译《春秋》的笔法，对于内部事务记载详细，对于外部事务记载简略；对于中原诸国记载详细，对于外国记载简略。这是重视内部而轻视外部，尊崇中原而疏远外域的表现。楚子诱骗并杀害蔡侯般，《春秋》就记载了楚子的名字；诱骗并杀害戎蛮子，就不记载名字。蔡国是中原国家，楚子跟随并杀害蔡侯，记载楚子的名字，是为了深切责备中原国家。戎蛮子，是与楚人同类的人，用楚人杀害戎蛮，不记载名字，是不加以责备。《公羊传》说：“同类相互诱骗，君子不憎恶。”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鲁宣公十七年春天，小邾子来朝见。夏天六月甲戌初一，发生日食。秋天，郯子来朝见。八月，晋国荀吴率领军队灭掉了陆浑之戎。冬天，有大星出现在大辰星宿。楚国人同吴国人在长岸交战。
《春秋》的笔法，对于外部不忌讳与内部敌对，内部不称“战”，称“战”就意味着战败；中原国家不称“战”，称“战”就意味着战败。鲁公在偃地击败邾国军队，是与邾国交战而邾国战败，不说“战”，是不把外部当作内部的敌人。在升陉与邾国人交战，称“战”就意味着内部战败，不说“败”，是不把外部当作击败内部的力量。晋国荀吴在大卤击败狄人，是与狄人交战而狄人战败，不说“战”，是不把夷狄当作中原国家的敌人。晋国人同秦人在令狐交战，称“战”就意味着晋国战败，不说“败”，是不把夷狄的秦国当作击败中原国家晋国的力量。《春秋》关于战败的笔法，对于内部、对于中原国家就尊重它，对于夷狄就轻视它。越国在檇李击败吴国，有内部击败外部的言辞，有中原国家击败夷狄的言辞，然而越国、吴国，都是夷狄，所以不忌讳。楚国人同吴国人在长岸交战，有外部击败内部的言辞，有夷狄击败中原国家的言辞，然而楚国、吴国，都是夷狄，所以不忌讳。那么内部对于外部，中原国家对于夷狄，是有区别的；中原国家对于中原国家，夷狄对于夷狄，又有什么区别呢？楚国人同吴国人在长岸交战，称“战”而不称“败”，是两个夷狄之间的战争，所以没有区别。《公羊传》、《谷梁传》都没有得到其中的义理。
鲁宣公十八年春天，周王三月，曹伯须去世。夏天五月壬午，宋、卫、陈、郑四国发生火灾。
四国在同一天发生火灾，《春秋》认为这是异常现象，所以记载下来。《谷梁传》认为“这是人为的，同一天造成四国火灾”，这就错了。《公羊传》的说法是正确的。
鲁宣公十九年春天，宋公攻打邾国。夏天五月戊辰，许国世子止杀害了他的国君买。
许世子止的事情，在鲁宣公二年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然而《左传》的说法是：“尽心竭力来侍奉国君，不尝药是可以的。”许世子自己因为不尝药，被加上杀害国君的罪名。以人子侍奉双亲的道理，难道因为许止进药而父亲去世，就害怕蹈袭他的覆辙，于是废弃侍奉双亲的礼节吗？只是尝药然后进献，对于人子的道义又有什么妨害呢？这是想要因为噎住而废弃进食，难道可以吗？《谷梁传》说：“因为他自责而责备他。”圣人推究许止的情状而给他定罪，就是因为他言语失误而责备他罢了，什么叫因为他自责而责备他呢？
冬天，许悼公下葬。
《春秋》的道义，世子杀害国君，就不等待讨伐贼人而记载下葬。蔡世子般杀害他的国君固，记载蔡景公下葬；许止杀害他的国君买，记载许悼公下葬，这是正确的。而《公羊传》认为是赦免许止的罪。《春秋》的法度，一旦确定就不可更改，曾经加上杀害国君的罪名，却又赦免他的罪，怎么如此反复无常呢？《公羊传》不知道世子杀害国君不等待讨伐贼人而记载下葬，所以胡乱编造这种说法罢了。
鲁宣公二十年春天，周王正月。夏天，曹国公孙防从鄸地出逃到宋国。
《春秋》记载“从某地出逃”的，都是叛乱的城邑。宋国华亥的南里、宋公弟弟辰的萧地就是这样。曹国公孙防从鄸地出逃到宋国，鄸也是他曾经占据并叛乱的城邑，只是曹国是小国，他的事迹在经文中记载简略，所以公孙防凭借鄸地叛乱的痕迹没有先在经文中出现。于是出逃是从他的叛乱城邑出发，所以说“从鄸”。《谷梁传》说：“从鄸，是专断鄸地。”意思是说他专断夺取鄸地而不算叛乱。按：如果公孙防不凭借鄸地叛乱，那么经文为什么记载“从鄸”呢？《公羊传》认为是贤者的后代忌讳叛乱，这种说法尤其不值得采纳。
秋天，强盗杀害了卫侯的哥哥絷。
卫侯凭借一国的广阔、国君的尊贵，不能保护他的哥哥，反而让哥哥被强盗杀害。经文记载：“强盗杀害了卫侯的哥哥絷”，是为了深切憎恶卫侯。《公羊传》、《谷梁传》因为经文记载“兄”而推论说，因为有疾病不能即位。按：经文记载“兄”，是为了极言卫侯与他的亲近，以显示他的罪过罢了，并没有说即位与不即位的意思。
鲁宣公二十一年春天，周王三月，安葬蔡平公。夏天，晋侯派遣士鞅来聘问。宋国华亥、向宁、华定从陈国进入宋国南里发动叛乱。秋天七月壬午初一，发生日食。八月乙亥，叔辄去世。冬天，蔡侯朱出逃到楚国。《左传》、《公羊传》都写作“蔡侯朱”，只有《谷梁传》写作“东”，大概是《谷梁传》看到鲁宣公二十三年经文记载“蔡侯东国死在楚国”，所以认为出逃后最终死在楚国。不知道朱是被东国驱逐的，这里应当以《左传》、《公羊传》为准。
鲁宣公二十二年春天，齐侯攻打莒国。宋国华亥、向宁、华定从宋国南里出逃到楚国。在昌间举行大阅兵。夏天四月乙丑，周天子去世。六月，叔鞅前往京师安葬景王。王室发生动乱。
这时刘子、单子拥立王子猛，而尹氏想要拥立子朝，邾、孽并争，王室没有君主。天下诸侯看着这种情况，安然无事，没有一个人前往救援。圣人憎恶这种情况，记载说：“王室发生动乱。”
。」以见周室之衰，而天下诸侯无人焉。左氏曰：「叔鞅言之。」若无当时叔鞅如周之事，则经将不书「王室乱」乎？公羊曰：「言不及外也。」按：王室者，天下之根本。王室乱，则天下可知也，何谓不及外乎？谷梁之説近之。
译以显示周王室的衰微，以及天下诸侯中没有贤人。《左传》说：“这是叔鞅所说的。”如果没有当时叔鞅出使周朝这件事，那么《春秋》难道就不会记载“王室发生动乱”吗？《公羊传》说：“这是说动乱没有波及到外部。”我认为：王室是天下的根本。王室发生动乱，那么天下的局势就可以推知了，为什么说没有波及外部呢？《谷梁传》的说法比较接近正确。
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
春秋未逾年，诸侯未尝书名。鲁未逾年之君三，其卒书名者二，其一则已葬，但曰「子卒」焉。由此推之，则已葬者虽春秋诸侯不名，况天王哉！景王崩，已葬矣，而王猛居皇，犹书名者，此圣人之意也。葢王猛不正，不当立，刘、单二子彊欲立之，既不安其国，又出奔焉。书曰「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者，君曰猛者何？所取王哉？刘子、单子王之尔。不书为王，则无以见刘子、单子专王之罪；不书猛，则无以见猛不当立而二子王之也。不曰出奔而曰居者，二子虽无道专王，猛虽不正不当立，然而《春秋》之法尊王，言之为王，则天下皆其所有，无徃而不为君也。公、谷以为王猛有当国之嫌，故曰王尔，不知猛之得立不正，而二子王之，故曰王猛也。
秋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葢京师也。二子以王猛实入京师，而曰王城，不与王猛不正之人为二子所负而入京师也。居于皇，则书曰皇；入于王城，则不曰京师。葢皇之地逺于京师，王猛居之不足为嫌。京师一尔，王猛得入，则是与之为王也。春秋之法，自周无出。王子瑕奔晋，不言出，王子则无出也。周公之出奔晋，则言出，去三公之位而自絶于王，则出之也。皇逺而京师近，则皇可以言居，而京师不可以言入也。王子瑕亲而周公自絶，可以言出，而子瑕以戚书奔也。春秋之轻重，唯其事之所在尔。公羊曰：「王城，西周也。」是时王猛方与子朝争立，而西入于岐周，将何为乎？又曰：「入，篡辞。」谷梁曰：「入，内弗受。」二▯不知王猛入有尹氏之难，故书入尔。
冬十月王子猛卒
春秋》书卒而不名者，惟天王及鲁公尔。天子书崩，鲁公书薨。鲁公之未逾年而死者，书卒。已▯者亦不名焉，以为君父已葬，则尊无所诎，故不名也。天王未逾年而卒者，惟王猛尔。是时景王已葬，而王猛之卒书名，又曰王子，葢圣人之意也。天王之位，而竟不克以卒，于其再见于经，皆曰王猛，言猛之王以二子尔。于其卒也，书曰「王子猛卒」，所以正猛之不正，而夺其王称也。与文三年书「王子虎卒」何以异尔？左氏以为不成防，《春秋》何得以猛之丧礼不具，遂夺其尊称乎？公羊曰：「未逾年之君也。」未逾年君已葬，当不书名，此何得便称猛乎？皆非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孙婼如晋。癸丑，叔鞅卒。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婼。晋人围郊。夏六月，蔡侯东国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舆来奔。戊辰，呉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髠、沈子逞灭，获陈夏齧。
于时王室有子朝之乱，中国诸侯安然不救，而连六国之师以与呉战。不言战而言败，又不叙诸侯之师，以中国皆有罪而贱畧之也。胡沈之君死事，而经书灭，以其自取灭亡，非呉灭之，故以自灭为文，若梁亡尔。陈夏齧之见获，生得之也。左氏、公羊以灭获别君臣，非也。谷梁以言败释其灭，葢不知《春秋》于此狄中国诸侯，故言败尔，何以为释灭乎？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者，敬王也。尹氏欲立子朝，天王不安其位，于是出奔狄泉也。狄泉言居者，以天王之尊，天下皆其所有，往则居之尔。尹子世卿而专废立，立王子朝者，非周人之意，惟尹氏立之，故曰「尹氏立王子朝」。春秋之义，立者不宜立也。卫晋得国人之心，国人立之，犹以为不宜立也。书曰「卫人立晋」，况尹氏立子朝乎？
二十有五年春，叔孙婼如宋。夏，叔诣、防晋赵鞅、宋乐大心、卫北宫喜、郑防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有鸜鹆来巢。
有者不宜有也，来者不宜来也。鸜鹆非鲁所有，自逺而来巢，《春秋》以为异，故记之尔。
九月已亥，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唁公于野井。
昭公为季氏所逐，遂出奔齐。春秋内不言奔，奔变为孙，言吾君之去国，非奔也，孙其位而去尔。齐侯以公失国而来，故唁之也。春秋一切书之，用见昭公之不君，季氏之不臣，齐为伯主，
译刘子、单子让王猛居住在皇地。
按照《春秋》的体例，新君即位未满一年，诸侯不称其名。鲁国即位未满一年的国君有三位，其中去世时称名的有两位，另一位是因为已经下葬，所以只说“子卒”。由此推论，即使是已经下葬的诸侯，《春秋》尚且不称其名，何况是周天子呢！周景王去世并已下葬，而王猛居住在皇地，仍然称其名，这是圣人的用意。大概因为王猛名不正，不应当被立为君，刘子、单子强行要立他，既使国家不安定，又使他出逃。《春秋》记载“刘子、单子让王猛居住在皇地”，称他为“王猛”是什么意思呢？是把他当作王吗？这是刘子、单子把他当作王。如果不称他为王，就无法显示刘子、单子专擅立王的罪过；如果不称他的名“猛”，就无法显示王猛不应当被立而刘子、单子却把他当作王的事实。不说“出奔”而说“居”，是因为刘子、单子虽然无道专擅立王，王猛虽然名不正不应当被立，然而《春秋》的法度尊崇王权，既然称他为王，那么天下都是他的所有，无论到哪里都是君。公羊传、谷梁传认为王猛有篡夺君位的嫌疑，所以称他为王，却不知道王猛得以被立是不正的，而刘子、单子把他当作王，所以才称王猛。
秋天，刘子、单子让王猛进入王城。
王城，大概是京师。刘子、单子让王猛实际进入了京师，而称王城，是不认可王猛这个不正之人被刘子、单子背负着进入京师。居住在皇地，就称皇；进入王城，就不称京师。大概因为皇地远离京师，王猛居住在那里不足以构成嫌疑。京师只有一个，王猛得以进入，那就是承认他为王了。《春秋》的法度，对于周王室没有“出”的说法。王子瑕逃往晋国，不说“出”，因为王子没有“出”的说法。周公逃往晋国，就说“出”，因为他离开了三公之位而自我断绝与王的关系，所以称“出”。皇地远离而京师靠近，所以皇地可以说“居”，而京师不可以说“入”。王子瑕亲近而周公自我断绝，可以说“出”，而王子瑕因为亲属关系记载为“奔”。《春秋》的轻重褒贬，只根据事情的具体情况而定。公羊传说：“王城，是西周。”当时王猛正与王子朝争夺君位，而向西进入岐周，将要做什么呢？又说：“入，是篡夺的措辞。”谷梁传说：“入，是内部不接受。”他们不知道王猛进入王城有尹氏的祸难，所以记载为“入”。
冬天十月，王子猛去世。
《春秋》记载去世而不称名的，只有周天子及鲁国国君。天子去世称“崩”，鲁国国君去世称“薨”。鲁国国君即位未满一年而去世的，称“卒”。已经下葬的也不称名，认为君父已经下葬，那么尊贵就没有屈辱，所以不称名。周天子即位未满一年而去世的，只有王猛。当时周景王已经下葬，而王猛去世称名，又称“王子”，这是圣人的用意。王猛处于天子的位置，却最终没能善终，在他再次出现在经文中时，都称王猛，说明王猛的王位是刘子、单子给的。在他去世时，记载为“王子猛卒”，以此来纠正王猛的不正，并剥夺他的王称。这与文公三年记载“王子虎卒”有什么不同呢？左氏认为是不成礼，《春秋》怎么能因为王猛的丧礼不齐全，就剥夺他的尊称呢？公羊传说：“是即位未满一年的国君。”即位未满一年的国君已经下葬，应当不称名，这怎么能称王猛呢？这些都是错误的。
二十三年春，周历正月，叔孙婼出使晋国。癸丑日，叔鞅去世。晋国人拘捕了我国出使的人叔孙婼。晋国人包围了郊邑。夏六月，蔡侯东国在楚国去世。秋七月，莒子庚舆来投奔。戊辰日，吴国在鸡父打败了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胡子髠、沈子逞灭亡，俘获了陈国的夏齧。
当时王室有王子朝的动乱，中原诸侯安然不救援，却联合六国的军队与吴国作战。不说“战”而说“败”，又不列举诸侯的军队，是因为中原诸侯都有罪而轻视略写他们。胡、沈的国君死于战事，而经文记载为“灭”，是因为他们自取灭亡，不是吴国灭的，所以用自灭的文辞，就像梁国灭亡一样。陈国夏齧被俘获，是活捉了他。左氏、公羊传用“灭”和“获”来区别君臣，是错误的。谷梁传用“败”来解释“灭”，大概不知道《春秋》在这里贬低中原诸侯，所以用“败”字，怎么能说是解释“灭”呢？
周天子居住在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周天子，是周敬王。尹氏想要立王子朝，周天子不安于自己的位置，于是出逃到狄泉。狄泉称“居”，是因为周天子尊贵，天下都是他的所有，到哪里就居住在那里。尹氏是世袭卿大夫而专擅废立，立王子朝的，不是周人的意愿，只有尹氏立他，所以说“尹氏立王子朝”。《春秋》的道义，被立的人是不应当被立的。卫国、晋国得到国人的心，国人立他们，尚且认为不应当立。记载为“卫人立晋”，何况尹氏立王子朝呢？
二十五年春，叔孙婼出使宋国。夏，叔诣、晋国的赵鞅、宋国的乐大心、卫国的北宫喜、郑国的罕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在黄父会盟。有鸜鹆来筑巢。
“有”是不应当有的意思，“来”是不应当来的意思。鸜鹆不是鲁国所有的，从远方来筑巢，《春秋》认为这是怪异，所以记载它。
九月己亥日，昭公在齐国，驻扎在阳州。齐侯在野井慰问昭公。
昭公被季氏驱逐，于是出逃到齐国。《春秋》对内不称“奔”，“奔”改为“孙”，说我们的国君离开国家，不是出逃，而是暂避君位离开罢了。齐侯因为昭公失去国家而来，所以慰问他。《春秋》全部如实记载，用来显示昭公不像国君，季氏不像臣子，齐国作为霸主，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宋地。宋公之卒，不于其都，而《春秋》书其地者，以为一国之重系之，不卒于国都，皆有危也。公羊以为忧内，谷梁以为访公，葢皆因卒其国而地，故求为説尔。
十有二月齐侯取郓
春秋》为外加兵于内者，皆言某鄙，言鄙，所以逺之也。外围邑者，亦必言伐而后言围。取田、取邑，皆书曰「人」，未有不伐而围、书爵而取者。于是齐侯取郓，无所加兵，而齐侯书爵，葢以齐侯为无罪矣。昭公见逐于季氏，而寓于齐。齐侯不义季氏之彊，而昭公之覊寓，取郓以居昭公，齐无私者，《春秋》与之，故曰「齐侯取郓」也。公、谷之説皆非。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齐，居于郓。
昭公在齐之日乆齐取郓以居之，于是始自齐反，居于郓。郓本鲁邑，昭公居之，与在其国中等尔，故曰「居于郓」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盖京师也。不曰京师而曰成周者，京，大也；师，众也。惟众惟大，故天子居之则称之。是时周已衰微，而敬王孱弱，不能髙居京师以临制天下，至于出奔而复入也。圣人以周之衰，防同于列国；敬王失地，同于诸侯，故曰「天王入于成周」，而不曰京师也。公羊以入为不嫌，不知是时内有子朝之难，而敬王入之难，故曰入尔。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尹氏之徒以天王入成周，迫之不自安，复以子朝出奔也。子朝之恶，经当诛絶，然犹不曰出者，周无出，不以子朝之恶而乱《春秋》之大义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齐。公至自齐，居于郓。夏，四月，呉弑其君僚。楚杀其大夫郤宛。秋，晋士鞅、宋乐祁犂、卫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防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来奔。大夫来奔，以叛不以小国例，皆书名，疾其为恶，特书之也。公羊以为以近书，若邾与近，其事多详，则侵伐防盟大夫不名，何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曺悼公。公如晋，次于干侯。公乆于郓，以事齐，求齐之纳已，而齐竟不能，于是又如晋，将以求助焉。至于干侯，而晋辞公，不见纳，徒次于干侯焉。不曰「复」者，公乆于干侯，以须晋命也。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干侯，居于郓。齐侯使髙张来唁公。
齐，大国，世为盟主，又与鲁相婚姻。昭公有难，乆留于外，齐侯不能纳之，乃徒使人唁之，以虚辞相恤，而无实利救公。经再书「齐侯之唁」者，葢深恶其无益之空言也。
冬十年郓溃
公乆于郓，郓小邑，不胜供给之▯。因公如晋，次于干侯，其民相与叛去，故曰「郓溃」也。然则昭公以一国之广，不能居而见逐于其臣；一邑之小，不能乆而见恶于民。书曰：「公孙于齐」，又曰：「郓溃」，公之徳如何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干侯
昭公之孙于齐，居于郓，次于干侯，七年于兹矣。朝庙之礼废亦乆矣。于嵗之首，未尝有曰「公在某」者，于是始书「公在干侯」。葢昭公七年于外，有齐、晋为之援，有郓为之居，虽失其国，而犹有其国之地，不全为旅人也。幸而伯主纳之，其反国易尔。至是去齐而如晋，郓溃而在干侯，非其国之土，晋侯无反公之志，季氏又通于晋，昭公自是与鲁絶而不得还矣。故于一嵗之首，必曰「公在干侯」，以见公之竟不还也。二十五年，公孙于齐，孔子知其必不还矣，于每嵗之首不书公之所在焉。孔子不遽絶之，所以有待也。至于郓溃而在干侯也，则孔子絶之，以其居非鲁地，而国已全失，又竟不还矣。左氏以为惩过，若昭公之过，尚足惩耶？谷梁曰：「中国存公。」近之矣。
冬十有二月，呉灭徐。徐子章羽奔楚。
春秋》之法国灭而其君出奔者不名，以为灭者之罪重，则奔者之责轻也。国灭而其君随之以归者书名，以为庙社见灭不能死，又苟其生随之以归，耻辱之甚，名以贱之也。楚人灭夔，以防子归，而防不名；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而徐子书名者，二例不同，非佗也。呉楚蛮荒也，防徐亦其类也
译十一年己亥日，宋公佐在曲棘去世。
曲棘，是宋国的地方。宋公去世，不在他的都城，而《春秋》记载了地点，是因为一国的重大事件与之相关，不卒于国都，都意味着有危险。《公羊传》认为是担忧内部，《谷梁传》认为是访问国君，大概都是因为国君死在国都却记载了地点，所以寻求解释罢了。
十二月，齐侯夺取了郓。
《春秋》对于外部对内部用兵的情况，都说是某地边境，说边境，是为了疏远它。包围外邑的，也必定先说讨伐而后说包围。夺取田地、夺取城邑，都记载为“人”，没有不讨伐就包围、记载爵位而夺取的。这时齐侯夺取郓，没有施加兵力，而齐侯记载了爵位，大概认为齐侯没有罪过。昭公被季氏驱逐，寄居在齐国。齐侯认为季氏强大是不义的，而昭公寄居在外，夺取郓来让昭公居住，齐国没有私心，《春秋》赞同他，所以说“齐侯取郓”。《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都不对。
二十六年，春季周王正月，安葬宋元公。三月，鲁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
昭公在齐国的日子很久，齐国夺取郓来让他居住，这时他才从齐国返回，居住在郓。郓本来是鲁国的城邑，昭公居住在那里，与在他国内中等地位一样，所以说“居住在郓”。
冬季十月，周天王进入成周。
成周，大概是京师。不说京师而说成周，是因为京，是大；师，是众。只有众多且宏大，所以天子居住在那里就称它为京师。这时周朝已经衰微，而周敬王孱弱，不能高高居住在京师以统制天下，以至于出奔后又返回。圣人认为周朝的衰微，等同于列国；敬王失去土地，等同于诸侯，所以说“天王进入成周”，而不说京师。《公羊传》认为进入不嫌恶，不知道这时内部有子朝的祸难，而敬王进入很艰难，所以说进入罢了。
尹氏、召伯、毛伯带着王子朝逃奔楚国。
尹氏等人因为天王进入成周，逼迫他不能自安，又带着子朝出奔。子朝的罪恶，经文应当诛绝，然而还是不说是出奔，因为周朝没有出奔，不因为子朝的罪恶而扰乱《春秋》的大义。
二十七年，春季，鲁公前往齐国。鲁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夏季，四月，吴国弑杀其君僚。楚国杀其大夫郤宛。秋季，晋国士鞅、宋国乐祁犂、卫国北宫喜、曹国人、邾国人、滕国人会盟于扈。冬季，十月，曹伯午去世。邾快前来投奔。大夫前来投奔，因为叛变而不按小国惯例，都记载名字，痛恨他们作恶，特意记载他们。《公羊传》认为是因为亲近而记载，如果邾国与鲁国亲近，其事多详细，那么侵伐会盟大夫不记载名字，为什么呢？
二十八年，春季周王三月，安葬曹悼公。鲁公前往晋国，驻扎在干侯。鲁公长久居住在郓，侍奉齐国，请求齐国接纳自己，而齐国最终不能，这时又前往晋国，将要寻求援助。到达干侯，而晋国推辞鲁公，不接纳，只是驻扎在干侯罢了。不说是“返回”，是因为鲁公长久在干侯，以等待晋国的命令。
二十九年春季，鲁公从干侯回来，居住在郓。齐侯派高张来慰问鲁公。
齐国，是大国，世代为盟主，又与鲁国通婚。昭公有祸难，长久流落在外，齐侯不能接纳他，只是派人慰问他，用虚辞相恤，而没有实际利益救助鲁公。经文再次记载“齐侯的慰问”，大概是深深厌恶其无益的空话。
冬季十年，郓溃败。
鲁公长久居住在郓，郓是小邑，承受不了供给的压力。因为鲁公前往晋国，驻扎在干侯，其民互相叛离而去，所以说“郓溃”。那么昭公以一国的广大，不能居住而被其臣驱逐；以一邑的狭小，不能长久而被民厌恶。经书记载：“公孙于齐”，又说：“郓溃”，鲁公的德行如何呢？
三十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公在干侯。
昭公流亡到齐国，居住在郓，驻扎在干侯，到现在七年了。朝拜宗庙的礼仪废弃也很久了。在每年的开头，不曾有说“公在某”的，这时才记载“公在干侯”。大概昭公七年在外，有齐国、晋国作为援助，有郓作为居所，虽然失去其国，但还有其国的土地，不完全成为旅人。幸好霸主接纳他，他返回国家很容易。到这时离开齐国而前往晋国，郓溃败而在干侯，不是其国的土地，晋侯没有恢复鲁公地位的志向，季氏又与晋国勾结，昭公从此与鲁国断绝而不能返回了。所以在每年的开头，必定说“公在干侯”，以显示鲁公最终不能返回。二十五年，公孙于齐，孔子知道他必定不能返回了，在每年的开头不记载鲁公的所在。孔子不立刻断绝他，是因为有所期待。到郓溃败而在干侯时，则孔子断绝他，因为他居住的不是鲁地，而国家已完全失去，又最终不能返回了。《左传》认为是惩罚过错，如果昭公的过错，还值得惩罚吗？《谷梁传》说：“中原保存鲁公。”接近正确了。
冬季十二月，吴国灭掉徐国。徐子章羽逃奔楚国。
《春秋》的法则是国家灭亡而其君出奔的不记载名字，认为灭亡者的罪责重，那么出奔者的责任轻。国家灭亡而其君随之而归的记载名字，认为宗庙社稷被灭不能死，又苟且偷生随之而归，耻辱之甚，记载名字以贬低他。楚人灭掉夔国，以防子归，而防不记载名字；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而徐子记载名字，两个例子不同，没有其他原因。吴楚是蛮荒之地，防徐也是其同类。
，其同类自相灭，何足责哉？防子当名而不名，徐子不名而名之，所以别异于中国，而变法于蛮荒也。
译那些同类互相残杀，哪里值得责备呢？防子应当有名却没有名，徐子没有名却有了名，这是为了区别于中原地区，而在蛮荒之地改变法度。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干侯。季孙意如防晋荀跞于适厯。夏四月丁巳，薛伯毅卒。晋侯使荀跞唁公于干侯。
晋为大国，又世为盟主，昭公久留于外，寓于其国，不得入，而晋侯恬然无纳公之意，乃使其大夫防其叛臣意如，而空言唁公。书曰：「晋侯使荀跞来唁公。」所以见晋侯空言无实，隂交其臣，而阳唁其君也。
冬黒肱以滥来奔
黒肱，邾大夫也，以地来奔，而经不名者，旧史阙之，孔子因之，不加尔。公羊以为叔术之后，春秋贤叔术，故不言邾。若是，则祖父贤者，其子孙得肆为恶乎？谷梁以为别乎邾。若黒肱实受封于邾，则亦犹邾臣尔，安得不系邾乎？此当从杜预阙文为定。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干侯。取阚。
阚本鲁邑，乆没于外。公在干侯，复取得之，故曰取尔。公羊以为邾邑，经何不言邾乎？
冬，仲孙何忌、防。晋韩不信、齐髙张、宋仲几、卫世叔申、郑国参、曹人、莒人、薛人、▯人、小邾人城成周。
成周，葢京师也。不曰京师者，所以见周室之衰，同列国也。春秋有书城邢、城▯者矣，今曰城成周，何以异也？春秋之作，以天下无王而王政不行也，故天下无王，则春秋书王以正之；王政不行，则春秋防周以见其意。自文公而下，天下无王百余年矣。孔子于周之行事，而诸侯之事周，未尝不曰京师也。纪季姜归于京师，不曰归于成周也。自宣公而下，王政竟不能行，而王室益衰。孔子于周之行事，与周事之见于经者，皆不曰京师焉。成周宣榭火，实京师也，而曰成周；王室乱，实京师也，而曰王室；王猛入于王城，亦京师也，而曰王城。推而言之，自宣公之下，周事之见于经者，未尝曰京师焉，所以见王室之竟衰，周道之不复，而与列国诸侯无间矣。虽然，于诸侯之事周也，犹曰京师。成十三年公如京师，昭二十年叔鞅如京师葬景王，葢圣人之意，以为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也。周道虽衰，下同于列国，而天下诸侯不可以不事京师也。定元年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者，为其执人于天子之侧，重其罪而诛之，故曰京师也。于是诸侯之大夫共城京师，而经曰城成周，与城邢、城▯一例而书之者，所以益甚周道之衰，而一见诸侯之罪也。仲孙何忌，鲁大夫也。昭公见逐，出居干侯，而其大夫防诸侯之臣以城成周。城成周则近义矣，然则国君之不能事于王室也，何有？书曰「仲孙何忌防焉」，所谓不待贬絶而罪恶见者矣。
春秋经解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巻十二
宋 孙觉 撰
定公
元年春王
春秋》鲁公即位之始，虽无事，必书正月，所以端本而正始也。人君即位，必于柩前，以明继体于先君，而君位有所授也。昭公见逐于季氏，竟死于干侯，逾年六月而丧始还。定公逾年即位，不得于正月朔日，而六月即位焉。元年不书正月，所以见即位之后而不能正始也。
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
京师，天王之所在，而晋人执宋大夫于其所，其无王也甚矣。书曰：「执宋仲几于京师」，所以深罪晋人之无道也。《公羊》曰：「于京师，伯讨也。」《春秋》伯讨者称爵，称归于京师。于京师执其大夫，又不称爵，何谓伯讨乎？《谷梁》曰：「不正其执人于尊者」，是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干侯。戊辰，公即位。
春秋》八公即位，七皆不日，而定独书曰者，人君即位必于正月朔日，不日者，朔日可知也。定公即位不于正月之朔，丧至后行即位之礼，必特书曰「戊辰」以别之也。《谷梁》説是。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
雉门、两观，皆天子之礼。自成王以天子礼乐赐周公，而鲁之羣公相承僣之，国内制度一同于天子。孔子非之，而欲着其僣于《春秋》乆矣。于是雉门、两观灾，故孔子因其灾以着其僣也。曰「及」者，灾雉门而及于两观，先后之次尔。《公羊》以为不以微及大，《谷梁》以为尊之，皆非也。
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
译鲁昭公三十一年春天，周历正月，鲁昭公在干侯。季孙意如防备晋国的荀跞，荀跞前往历地。夏天四月丁巳日，薛伯毅去世。晋侯派荀跞到干侯慰问鲁昭公。
晋国是大国，又世代担任盟主，鲁昭公长期流亡在外，寄居在晋国，不能回国，而晋侯安然没有接纳鲁昭公的意思，却派他的大夫去防备叛臣季孙意如，只用空话慰问鲁昭公。《春秋》记载：“晋侯派荀跞来慰问鲁昭公。”这是为了表明晋侯空有言辞而无实际行动，暗中与鲁国臣子勾结，表面上却慰问鲁国国君。
冬天，黒肱带着滥地来投奔鲁国。
黒肱是邾国的大夫，带着封地来投奔，而《春秋》经文不称其名，是因为旧史官遗漏了，孔子沿用了旧史，没有加以更改。《公羊传》认为黒肱是叔术的后代，《春秋》推崇叔术，所以不称邾国。如果这样，那么祖父贤德，他的子孙就可以肆意作恶吗？《谷梁传》认为这是为了区别于邾国。如果黒肱确实受封于邾国，那他也如同邾国的臣子，怎么能不系属邾国呢？这应当以杜预所说的史文缺失为定论。
鲁昭公三十二年，春天，周历正月，鲁昭公在干侯。夺取阚地。
阚地本来是鲁国的城邑，长久沦丧在外。鲁昭公在干侯时，重新夺回了它，所以说“取”。《公羊传》认为阚是邾国的城邑，经文为什么不称邾国呢？
冬天，仲孙何忌、防。晋国的韩不信、齐国的高张、宋国的仲几、卫国的世叔申、郑国的国参、曹国人、莒国人、薛国人、〇国人、小邾国人修筑成周的城墙。
成周，大概是周朝的京师。不称京师，是为了表明周王室的衰微，与诸侯国同等。《春秋》中有记载修筑邢地、〇地的城墙，现在说修筑成周的城墙，有什么不同呢？《春秋》的编纂，是因为天下没有真正的王，王政不能推行，所以天下无王，就记载王以匡正它；王政不能推行，就记载周室以表明其意。自从鲁文公以来，天下无王已有一百多年了。孔子对于周朝的事务，以及诸侯侍奉周朝的事，未曾不称京师。纪季姜归于京师，不称归于成周。自从鲁宣公以来，王政终究不能推行，而王室更加衰微。孔子对于周朝的事务，以及周朝事务在经文中出现的，都不称京师。成周宣榭火灾，实际上是京师，却称成周；王室发生动乱，实际上是京师，却称王室；王猛进入王城，也是京师，却称王城。由此推论，自从宣公以后，周朝事务在经文中出现的，未曾称京师，这是为了表明王室的彻底衰微，周道不能恢复，而与诸侯国没有区别了。虽然如此，对于诸侯侍奉周朝的事，仍然称京师。成公十三年鲁公前往京师，昭公二十年叔鞅前往京师安葬景王，大概是圣人的意思，认为君主虽然不像君主，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周道虽然衰微，下等同诸侯国，而天下诸侯不可以不侍奉京师。定公元年晋人在京师逮捕宋国的仲几，是因为他在天子身边逮捕人，加重他的罪过而惩罚他，所以称京师。于是诸侯的大夫共同修筑京师的城墙，而经文说修筑成周的城墙，与修筑邢地、〇地一样记载，这是为了更加显示周道的衰微，而一并显示诸侯的罪过。仲孙何忌，是鲁国的大夫。昭公被驱逐，出居干侯，而他的大夫却防备诸侯的臣子去修筑成周的城墙。修筑成周城墙本是近义之举，然而国君不能侍奉王室，还有什么可言呢？记载说“仲孙何忌防焉”，这就是所谓不需要贬斥断绝而罪恶自现的情况。
《春秋经解》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卷十二
宋 孙觉 撰
鲁定公
元年春天，周历正月
《春秋》鲁国国君即位之初，即使没有大事，也必须记载正月，这是为了端正根本而确立开端。国君即位，必须在灵柩前，以表明继承先君的身体，而君位有所授予。昭公被季氏驱逐，最终死在干侯，过了年六月丧礼才开始返回。定公过了年才即位，不能在正月朔日，而在六月即位。元年不记载正月，这是为了表明即位之后而不能端正开端。
三月，晋人在京师逮捕宋国的仲几
京师，是天王所在的地方，而晋人在那里逮捕宋国的大夫，其无视王权严重了。记载说：“逮捕宋国的仲几于京师”，这是为了深罪晋人的无道。《公羊传》说：“在京师，是霸主的讨伐。”《春秋》中霸主的讨伐称爵位，称归于京师。在京师逮捕他的大夫，又不称爵位，什么叫霸主的讨伐呢？《谷梁传》说：“不认为他在尊者那里逮捕人是正确的”，这是对的。
夏天六月癸亥日，鲁昭公的灵柩从干侯回到鲁国。戊辰日，定公即位。
《春秋》八位国君即位，七位都不记载日期，而唯独定公记载日期，这是因为国君即位必须在正月朔日，不记载日期，是因为朔日可知。定公即位不在正月朔日，丧礼到达后才举行即位之礼，必须特别记载日期“戊辰”以区别它。《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
二年春天，周历正月。夏天五月壬辰日，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
雉门、两观，都是天子的礼制。自从成王用天子礼乐赐给周公，而鲁国的群公相继僭越，国内制度完全同于天子。孔子反对它，而想要通过《春秋》彰显其僭越已很久了。于是雉门、两观发生火灾，所以孔子借其火灾来彰显其僭越。说“及”，是火灾烧到雉门而波及两观，是先后次序罢了。《公羊传》认为不是以小及大，《谷梁传》认为是尊崇，都不对。
冬天十月，新修筑雉门和两
观
雉门两观，鲁不得有，而因其灾也，又侈大焉，书曰「新作」，以兼讥之也。
译雉门两侧的楼观，按照礼制鲁国本不该拥有，却借着火灾重建的机会，又将其扩建得更为奢华宏大，因此《春秋》记载为“新作”，以此来同时讥讽这两项僭越行为。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陈侯呉卒。三月，公防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曺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孙姓帅师灭沈，以沈子嘉归，杀之。五月，公及诸侯盟于臯鼬。杞伯成卒于防。六月，葬陈惠公。许迁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防。刘卷卒。
刘卷者，刘子也。刘子，王臣而下交诸侯，于其卒也来赴鲁。《春秋》欲正其外交之罪，故特书其卒。此与尹氏、王子虎卒例正同也。谷梁之説非。
葬刘文公
刘巻王臣，而外交于鲁，经因其告卒也，书以讥之。于是鲁又往葬焉，书曰「葬刘文公」，所以讥卷之外交，而鲁交王臣也。公羊之説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呉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谨按：呉入春秋，侵伐防盟，未尝称子。于是蔡侯以之及楚战，而称子者，非进呉也，所以狄蔡也。春秋之义，有褒其使而善其君者，有贬其敌而罪其人者。楚屈完来盟于师，不曰「楚子使之」，善屈完，所以善楚子也。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不称楚子而称楚人，人楚子，所以人诸侯也。然则呉为夷狄，而蔡侯以之战，进呉称爵，所以狄蔡侯也。为中国不能明中国之义，而附夷狄之楚，至于诱杀其君，用其世子，蔡侯朱奔焉，东国卒焉，而与楚益厚，此四年又与诸侯侵之，而灭其与国之沈。夫以楚之彊，夷狄无道，而蔡必亲之。亲之乆，又遽絶之，而侵犯焉以自取祸，故有今年之围。围斯已矣，又连夷狄之呉以与楚战。战虽幸胜，然圣人以蔡近于楚，屡与楚亲而屡絶之，复舍楚而从呉，反覆无信，轻用干戈，盖夷狄之不若。于是进呉称子，以为蔡之所为，殆与呉夷狄等尔。蔡得称侯，则呉何以不得称子？进呉称子，所以外蔡于狄也。春秋诸侯连诸侯之师，不言「以」。其言「以」者三焉，不宜以而以也，言彼无意于战，而我以之战者也。呉子无意于楚，而蔡侯以之战焉，故曰「以呉子」也。公谷之説皆非。
庚辰呉入楚
二▯皆作「入楚」，而左氏作「入郢」，此当从二传为定。公、谷以为呉不称子，复狄之也。按柏举之战称呉子，以狄蔡，非进呉也。于是称呉自其本号尔，何谓复狄之乎？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归粟于蔡。
仁义之道，先自近始，故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盖亲有所未亲，则民虽仁焉，不得谓之仁也；民有所未仁，则物虽爱焉，不得谓之爱也。夫以定公之时，三威彊而公室弱，家臣擅命而私室又衰，连兵而侵伐者无虚嵗。上之则政令出于私门，下之则国人罢于奔命。为定公之民者，少有受其冻馁者矣；为定公之士者，必有穷而不给者矣。以定公莫之恤而哀也，乃归粟于蔡。夫蔡者何足恤哉？絶楚以自取其祸，连呉而战以求胜，不量其国小力弱以鬬楚，不度其财窘粮乏以连呉，至于大困且饥而无告也，始求救于诸侯。鲁又不虞其国民之乏絶，而蔡无足与也，归之粟焉。书曰「归粟于蔡」，非所宜归而归也。春秋之义，有文可尚而实则贬之，事无足善而轻褒之者。以弟叛兄，不义之大者，而蔡季书字；弑父之贼，讨而杀之，而楚子书名。公如京师，行朝觐之礼，而成公则讥；归粟于蔡，得分灾之义，而定公有罪。此《春秋》所以为难也。三▯之説皆非。
于越入呉
春秋诸国，惟越最为晚见。其见于经凡六：其三称越，皆在于昭公之时。五年，称越人与楚子伐呉；八年，楚放公子昭于越；三十二年，呉伐越；皆曰越也。其三称于越，二在定公之时。五年，于越入呉；十四年，于越败呉于檇李；一在哀公之时。十三年，于越入呉；皆曰于越也。然则越之见于昭公之时者曰越，见于定、哀之时者曰于越也。盖当是时，越有数种，有东越、南越、闽越、瓯越。于定公之前，国名为越，故经据其号，皆书曰越也；于定公之后，欲自别于羣越，始改号为于越，经据其已改之号，
译鲁定公四年春季，周历二月癸巳日，陈侯吴去世。三月，鲁定公在召陵与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会合，侵犯楚国。夏季四月庚辰日，蔡国公孙姓率领军队灭掉沈国，俘虏沈子嘉回国，并杀了他。五月，鲁定公与诸侯在臯鼬结盟。杞伯成在防地去世。六月，安葬陈惠公。许国迁都到容城。秋季七月，鲁定公从防地回国。刘卷去世。
刘卷就是刘子。刘子作为周王的臣子却私下与诸侯交往，在他去世时前来向鲁国报丧。《春秋》想要纠正他私下外交的罪过，所以特意记载他的去世。这与尹氏、王子虎去世的体例完全相同。《谷梁传》的说法是错误的。
安葬刘文公
刘卷是周王的臣子，却私下与鲁国交往，经文因为鲁国接受了他的死讯报告，所以记载此事以讥讽他。当时鲁国又前往参加安葬，经文记载说“安葬刘文公”，这是为了讥讽刘卷私下外交，以及鲁国与周王臣子交往。《公羊传》的说法是错误的。
冬季十一月庚午日，蔡侯率领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交战，楚军大败。谨按：吴国进入《春秋》记载，在侵伐、会盟时，从未称“子”。这时蔡侯率领他与楚国作战，却称“子”，这不是为了提升吴国的地位，而是为了贬低蔡侯，视其为夷狄。《春秋》的道义，有褒奖使者从而称赞其君主的，也有贬低敌人从而归罪于当事人的。楚国屈完来军中结盟，不说是“楚子派他来的”，这是称赞屈完，从而称赞楚子。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攻宋国，不称楚子而称楚人，这是将楚子视为普通人，从而将诸侯也视为普通人。那么吴国本是夷狄，蔡侯却率领他与楚国作战，提升吴国称爵位，这是为了将蔡侯视为夷狄。因为蔡侯不能阐明中原的道义，反而依附夷狄般的楚国，以至于诱杀其君主，利用其世子，蔡侯朱逃奔那里，东国最终灭亡，而与楚国的关系更加深厚，这年又与诸侯一起侵犯楚国，并灭掉了楚国的盟国沈国。凭借楚国的强大，以及夷狄的无道，蔡国却一定要亲近它。亲近久了，又突然断绝关系，反而侵犯它以自取祸患，所以有今年的围攻。围攻也就罢了，又联合夷狄吴国与楚国作战。作战虽然侥幸获胜，但圣人认为蔡国靠近楚国，屡次与楚国亲近又屡次断绝关系，又舍弃楚国而跟随吴国，反复无常没有信用，轻易使用武力，还不如夷狄。于是提升吴国称“子”，认为蔡国的所作所为，几乎与吴国这样的夷狄等同。蔡国能称侯，那么吴国为什么不能称子？提升吴国称“子”，是为了将蔡国排除在中原之外，视同夷狄。《春秋》记载诸侯联合诸侯的军队，不说“以”。说“以”的只有三次，是不应该用“以”却用了“以”，表示对方无意于作战，而我方却拉着对方作战。吴子无意于楚国，而蔡侯却拉着他作战，所以说“以吴子”。《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庚辰日吴国进入楚国
《左传》和《公羊传》都写作“入楚”，而《左传》作“入郢”，这里应当以两传为准。《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吴国不称“子”，是再次将吴国视为夷狄。按柏举之战称吴子，是为了贬低蔡侯，并非提升吴国。这时称吴国是用其本来的称号，为什么说再次将吴国视为夷狄呢？
鲁定公五年春季，周历三月辛亥初一，发生日食。夏季，鲁国把粮食送给蔡国。
仁义之道，先从亲近的人开始，所以孟子说：“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大概亲人没有亲爱，那么百姓即使仁爱，也不能称为仁爱；百姓没有仁爱，那么万物即使爱惜，也不能称为爱惜。在定公时期，三家权臣强大而公室衰弱，家臣专权而私室又衰微，连年征战侵伐没有虚度的一年。上面政令出自私门，下面国人疲于奔命。作为定公的百姓，很少有不遭受冻饿的；作为定公的士人，必定有穷困而不给养的。定公不体恤而哀怜他们，却把粮食送给蔡国。蔡国有什么值得体恤的呢？断绝与楚国的关系自取祸患，联合吴国作战以求胜利，不衡量自己国家弱小力量薄弱去与楚国争斗，不估计自己财力窘迫粮食缺乏去联合吴国，以至于大大困顿且饥饿而无告，才开始向诸侯求救。鲁国又不考虑自己国民的匮乏断绝，而蔡国不值得给予，却把粮食送给他。经文记载说“归粟于蔡”，是不应该送却送了。《春秋》的道义，有文辞可崇尚而实质却贬低的，有事无足善而轻易褒奖的。以弟弟背叛哥哥，是不义的大罪，而蔡季却记载字；弑父的贼人，讨伐并杀死他，而楚子却记载名。公前往京师，行朝觐之礼，而成公却被讥讽；归粟于蔡，符合分担灾难的道义，而定公却有罪。这就是《春秋》之所以难解的原因。三家传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于越进入吴国
《春秋》各国中，只有越国最晚出现。它在经文中出现共六次：其中三次称越，都在昭公时期。五年，称越人与楚子伐吴；八年，楚国放逐公子昭到越；三十二年，吴国伐越；都叫越。其中三次称于越，两次在定公时期。五年，于越入吴；十四年，于越败吴于檇李；一次在哀公时期。十三年，于越入吴；都叫于越。那么越国在昭公时期出现的叫越，在定公、哀公时期出现的叫于越。大概当时，越国有几种，有东越、南越、闽越、瓯越。在定公之前，国名为越，所以经文依据其称号，都记载为越；在定公之后，想要区别于群越，开始改号为于越，经文依据其已改的称号，
故书曰于越也。此犹楚初见经称荆，其后称楚，始改号也。不然，何以见经者六，而定公之前三皆称越，定公之后三称于越乎？公羊及诸説皆非。
译所以《尚书》说“于越”。这就像楚国刚出现时，经文中称为“荆”，后来称为“楚”，是开始改变称号的缘故。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在经文中出现六次，而定公之前的三次都称“越”，定公之后的三次称“于越”呢？《公羊传》以及其他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郑防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二月，公侵郑。公至自侵郑。夏，季孙斯、仲孙何忌如晋。秋，晋人执宋行人乐祁犂。冬，城中城。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郓。
仲孙何忌，经不言何者，旧史阙之，孔子不妄加之，以传信也。公羊以为讥二名，《春秋》二名者多矣，何独何忌乎？《春秋》大法所系，二名细碎者亦足讥耶？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齐侯、郑伯盟于咸。齐人执卫行人北宫结以侵卫。
以者，不宜以也。齐人将讨卫，则声其可伐之罪以伐之尔，何乃执其行人而侵人之国乎？经书之，与楚执宋公以伐宋等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齐。公至自侵齐。二月，公侵齐。三月，公至自侵齐。曺伯露卒。夏，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公防晋师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陈侵栁卒。晋士鞅帅师侵郑，遂侵卫。葬曺靖公。九月，葬陈懐公。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侵卫。冬，防侯、郑伯盟于曲濮。从祀先公。鲁自文公二年跻僖，逆祀，而昭穆遂乱，讫于今不正。于是禘于太庙而正昭穆，序闵、僖。《春秋》以其变礼，故特书之曰「従祀先公」，言自是而昭穆有别也。夫审别昭穆而序次先公，禘于太庙之礼也。盖《春秋》书禘、书大事者，而従祀先公不书禘，祭得礼，常事不书也。惟従祀为礼之变，故记之尔。左氏以为「禘于僖公」，若禘礼独行于僖公，则何由得闵在僖上而云従祀乎？盖合食而行大禘之礼，故言従祀尔。在氏之説非。
盗窃寳玉大弓
寳玉大弓，鲁之分器，而世寳之者，于是为盗窃之，则是鲁公不钦，而执政非人也。三▯皆言阳虎窃之，而经不书者，盖阳虎家臣微贱，法不当书。又寳玉大弓，国之重器，至为盗所窃，则罪重。《春秋》书曰「盗窃」，盖深罪鲁公及执政者尔。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郑伯虿卒。得寳玉、天弓。得者，对失之辞也。寳玉、大弓，去年为盗窃去，则是鲁失之也，于是复得之，故曰得尔。不书所以得之，以得为重也。左氏曰：「凡获噐用曰得。」郜之大鼎亦器也，何以不言得？谷梁曰：「不目，羞也。」寳玉、大弓，本我分器，尝失之而复得之，何用目之哉？谓之羞，非也。
十年春王三月及齐平
鲁自八年西鄙之役不与齐平，至是齐鲁始平。不书所以平之者，二国皆欲之也。
夏公防齐侯于夹谷
夹谷之防孔子相之，齐侯诎而归归鲁郓、讙、龟隂之田，盖鲁公之防能使大国为之诎，畏义而反其侵地，未有盛于夹谷之防者。然孔子书之，与异时防盟等尔，无异文焉。盖孔子之意，以为治国有道，而交邻有义，苟治道之不至，而奔走盟防以徼幸于言语之间，亦不足尚也。故夹谷之防为鲁至荣之举，而《春秋》以例书之，犹有讥焉。孔子之道如何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陈。
春秋》防者，外为志；及者，内为志。防及之外，又有书暨，暨不得已也。暨齐平，不得已而暨之平也。宋公之弟辰，亦不得已而暨佗彄奔也。《春秋》诸侯之兄弟不书，言兄则罪其弟，言弟则罪其兄。盗杀卫侯之兄絷，罪卫侯为人君而兄见杀也。陈侯之弟出奔楚，罪陈侯为人兄而奔其弟也。叚不弟，则不书弟。凡言兄弟，皆有意也。宋为人君，有一国之广，不能悌其弟，使之従二叛臣以奔于外，辰固有不得已者，然宋公之兄道如何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孙州仇帅师堕郈。
堕毁也。是时三威之邑皆为城以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十三年，叔弓围费。去夏，郈凡再围。于是一堕毁之，而经书之者，所以见三威之盛，至于城私邑以自封植。堕郈、堕费、围成，而三威之彊亦少杀也。《谷梁》以堕为取，殊不合经意。
十有二月公围成公至自围成
天子有天下，诸侯有一国。天下有逆命不服者，则天子命诸侯伐之；一国之邑有背叛不从，则诸侯命其臣伐之。故天子无伐其诸侯，诸侯无讨于其邑。春秋之时，天下无王，而诸侯逆命者众，故有王而伐
译鲁昭公六年春季，周历正月癸亥日，郑国的防速率领军队灭亡了许国，将许国国君许男斯俘虏带回。二月，鲁昭公入侵郑国。鲁昭公从入侵郑国的军事行动中回国。夏季，季孙斯、仲孙何忌前往晋国。秋季，晋国人拘捕了宋国的使者乐祁犂。冬季，修筑中城的城墙。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郓地。
关于仲孙何忌，《春秋》经文中不记载“何”字，是因为旧史官遗漏了，孔子没有随意添加，以传承信史。《公羊传》认为这是讥讽双名，但《春秋》中双名的人很多，为何唯独讥讽何忌呢？《春秋》的大法所关联的，难道双名这种细碎的小事也值得讥讽吗？
鲁昭公七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四月。秋季，齐侯、郑伯在咸地结盟。齐国人拘捕了卫国的使者北宫结，借此入侵卫国。
“以”字，表示不应当这样做。齐国人如果要讨伐卫国，就应当声讨卫国可伐的罪行再去讨伐，为何要拘捕他们的使者然后入侵别人的国家呢？《春秋》记载此事，与楚国拘捕宋公以讨伐宋国是一样的性质。
鲁昭公八年春季，周历正月，鲁昭公入侵齐国。鲁昭公从入侵齐国的军事行动中回国。二月，鲁昭公再次入侵齐国。三月，鲁昭公从入侵齐国的军事行动中回国。曹伯露去世。夏季，齐国的国夏率领军队攻打鲁国的西部边境。鲁昭公在瓦地防备晋国的军队。鲁昭公从瓦地回国。秋季七月戊辰日，陈国的侵栁去世。晋国的士鞅率领军队入侵郑国，随即入侵卫国。安葬曹靖公。九月，安葬陈怀公。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入侵卫国。冬季，防侯、郑伯在曲濮结盟。从祀先公。鲁国自从文公二年将僖公的牌位升在闵公之上，违背了祭祀次序，从此昭穆次序混乱，直到今天都没有纠正。于是这次在太庙举行禘祭并纠正了昭穆次序，排定了闵公、僖公的顺序。《春秋》因为这是改变了礼制，所以特别记载为“从祀先公”，意思是从此昭穆次序有了区别。仔细辨别昭穆次序并排列先公的顺序，是在太庙举行禘祭的礼仪。大概《春秋》记载禘祭、记载大事，而“从祀先公”不记载“禘”字，是因为祭祀符合礼制，常规事情不记载。只有“从祀”是礼制的变通，所以记载它罢了。左氏认为这是“在僖公庙举行禘祭”，如果禘礼只单独在僖公庙举行，那么凭什么说闵公在僖公之上而称为“从祀”呢？大概是因为合祭先公而举行大禘之礼，所以称为“从祀”。左氏的说法不对。
盗窃宝玉大弓
宝玉和大弓，是鲁国的分封器物，世代珍视，这时被盗贼偷走了，这说明鲁公不敬重，执政者也不是合适的人选。三家都说是阳虎偷走的，但经文不记载，大概是因为阳虎是家臣，地位低微，按法度不应当记载。又因为宝玉和大弓是国家的重器，竟然被盗贼偷走，罪责重大。《春秋》记载为“盗窃”，大概是深深谴责鲁公及执政者。
鲁昭公九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四月戊申日，郑伯虿去世。获得宝玉、大弓。“得”字，是相对于“失”而言的。宝玉、大弓，去年被盗贼偷走，那就是鲁国失去了它们，这时又找回来了，所以称为“得”。不记载找回的原因，是因为“得”这件事本身重要。左氏说：“凡是获得器物称为‘得’。”郜国的大鼎也是器物，为何不说“得”？谷梁说：“不直接点名，是因为羞耻。”宝玉、大弓，本来是我鲁国的分封器物，曾经失去又找回，何必要点名呢？说这是羞耻，是不对的。
鲁昭公十年春季，周历三月，与齐国讲和
鲁国自从八年西部边境的战事以来，没有与齐国讲和，到这时齐鲁两国才开始讲和。不记载讲和的原因，是因为两国都想要讲和。
夏季，鲁昭公在夹谷与齐侯会盟
夹谷的会盟，孔子作为相礼，齐侯理屈而归还了鲁国的郓、讙、龟隂三地，大概鲁公的这次会盟能让大国理屈，畏惧道义而归还侵占的土地，没有比夹谷会盟更盛大的了。然而孔子记载此事，与其他的会盟一样，没有特别的文字。大概孔子的意思是，治国有道，交往邻国有义，如果治道没有达到，而奔走于盟会之间，在言语之间侥幸求取利益，也是不值得推崇的。所以夹谷会盟虽然是鲁国最荣耀的举动，但《春秋》按照惯例记载，仍然含有讥讽之意。孔子的道义是怎样的呢？
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
《春秋》中“防”字，是对外国人的记载；“及”字，是对国内人的记载。除了“防”和“及”，还有记载“暨”的，“暨”表示不得已。与齐国讲和，是不得已而与之讲和。宋公的弟弟辰，也是不得已而跟随佗、彄出逃。《春秋》中诸侯的兄弟不记载，说“兄”就谴责弟弟，说“弟”就谴责哥哥。盗贼杀死了卫侯的哥哥絷，是谴责卫侯作为国君却让哥哥被杀。陈侯的弟弟出逃到楚国，是谴责陈侯作为哥哥却让弟弟出逃。如果不讲悌道，就不称“弟”。凡是提到兄弟，都有深意。宋公作为国君，拥有一国之广，不能友爱他的弟弟，致使弟弟跟随两个叛臣出逃到国外，辰固然有不得已之处，但宋公作为哥哥的道义如何呢？
鲁昭公十二年春季，薛伯定去世。夏季，安葬薛襄公。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毁坏郈邑。
“堕”是毁坏的意思。这时三桓的城邑都筑城以自固，所以他们的家臣借此叛乱。十三年，叔弓包围费邑。去年，郈邑被包围了两次。于是毁坏郈邑，而经文记载此事，是为了显示三桓势力强盛，以至于筑私邑以自保。毁坏郈邑、毁坏费邑、包围成邑，三桓的强盛势力也稍微削弱了一些。《谷梁传》认为“堕”是夺取，完全不符合经文的本意。
十二月，鲁昭公包围成邑，鲁昭公从包围成邑的军事行动中回国
天子拥有天下，诸侯拥有一国。天下有违抗命令不服从的，天子就命令诸侯讨伐他们；一国的城邑有背叛不服从的，诸侯就命令他的臣下讨伐他们。所以天子不讨伐他的诸侯，诸侯不讨伐他的城邑。春秋时期，天下无王，而诸侯违抗命令的很多，所以有天子讨伐
郑者；陪臣擅命，而权在私家，诸侯不得为政，故有公而围成者。成，鲁邑，而鲁围之。《书》曰：「公围成」，以见诸侯之失道也。
译郑国是陪臣专断命令，而权力掌握在私门手中，诸侯无法行使政令，所以出现了国君围攻城邑的情况。成，是鲁国的城邑，而鲁国却包围了它。《春秋》记载说：“公围成”，以此来显示诸侯背离了正道。
十有三年春，齐侯、防侯次于垂葭。夏，筑蛇渊囿。大搜于比蒲。卫公孟彄帅师伐曺。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晋赵鞅归于晋。
赵鞅尝以晋阳为叛，而三▯推其事，以为逐君侧之恶人，虽书其叛，而又书归以善之也。赵鞅为人臣，不知进退之义，君侧有恶人，而已志不申，则去之可也。既入其邑，以其兵逐君侧之人，则叛尔。人君之侧，岂人臣用兵之所哉！心虽不叛，而其迹也甚恶，将焉自明乎？故经据其迹而书之曰叛也。赵鞅虽已叛者，然其君明其心，复其位，而使之归。春秋以其人主信之，其归无难，故曰归也，非原其已叛之恶也。赵鞅据邑以叛，虽其心在于安社稷、善人主，而其事不可以训，故孔子不原其心而书之曰叛，所以絶万世奸臣假借之祸也。然而伯夷无救于纣，而孔子称之，以劝事君之义；赵鞅有功于晋，而春秋罪之，以明进退之节。三▯皆失其义。
十有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定公之妾，哀公之母。礼，妾母不称夫人，不书卒、▯而春秋之时，稍稍僣之，故妾母称夫人，书卒、▯同于小君。孔子皆书之，以惩其僣是时哀公即位未逾年，而其母未敢称夫人之号，故卒不称夫人而书氏，▯不称▯也。左氏之説非。
冬城漆
漆非鲁邑，邾庶其以之来奔者，鲁受之于叛人，而又劳民以城之，所谓不待贬絶而罪恶见者也。
春秋经解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卷十三
宋 孙觉 撰
哀公
元年春，鼷防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鲁郊，非礼也。非礼之中，有可见之者，不可不着矣。春秋书郊牛伤者四，皆正月。春秋之正月，夏时之十一月也。牛在涤三月，然后郊。鲁郊，夏之二月。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而鲁郊夏之二月，鲁诸侯不敢并天子之郊时而郊，二月也。卜郊者四，皆四月。春秋之四月，夏时二月也。夏之二月，鲁之郊时也。及郊之月而复卜焉。月三旬，旬一辛，日三旬之辛，卜皆不▯则不郊，且不复卜也。用郊者一，九月也。用者，不宜用也。求▯之道，不过于三，三旬之辛也。过于三，则不卜矣。而僖之卜至于四，成之卜至于五，渎也。郊有常月矣，必先卜而后行事者，以人事天，人道之修而钦诚之至，则卜而吉；人道不修，钦诚不至，则卜不吉。故卜至于三而不吉，则不郊，所以钦天变、饬人事，况牛伤其口而防食其角哉！春秋常事不书，四月之郊，得时合礼，而又书之，尝以灾变而改卜之矣。不书辛巳之郊，则若因灾而不郊也。鲁之郊则非礼，而春秋着之，葢王者之郊可以类举，而后世得以观郊于春秋也。谷梁之説曰：「鲁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时也。」谷梁见春秋牛伤者必于正月，而卜郊者必于四月，故曰郊有三月之时，不知自正月养牛，而四月卜郊尔。又曰：「卜免牲，三卜郊而不従，则已矣。郊大事不举，则牲细事，何足卜哉？」郊卜不从矣，又卜免牲，无乃渎乎？又曰：「自十二月卜以至于正月。」不知卜一月三旬之辛而已矣。十二月、正月、二月皆可卜焉，则是郊无定月，而王者之郊不止于夏正，而鲁郊不止于二月。谷梁之説失之。
二年春，王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取漷东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绎。夏四月丙子，卫侯元卒。滕子来朝。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瞆于戚。
蒯瞆之事，三▯及诸儒论之多矣。左氏之意，则以聩之入复称世子，葢灵公未尝有命废之，事迹可考也。公羊▯则曰：「不以家事辞王事。」以为輙受灵公之命，是王事；輙纳其父，是家事也。王事重，家事轻，故可以不辞也。谷梁则曰：「其弗受，以遵王父也。」是犹子可拒父尔。江熈则曰：「其称世子，明正也。明正则拒之者非也。」葢曰輙不可以拒蒯聩也。孙先生曰：「蒯聩有罪，灵公逐而废之可也；逐蒯聩而立輙，则不可。」葢亦曰罪在灵公不废蒯聩而立輙也。考之圣人，诸
译鲁昭公十三年春天，齐侯、防侯驻扎在垂葭。夏天，修筑蛇渊囿。在比蒲举行大规模狩猎。卫国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秋天，晋国赵鞅进入晋阳据守以叛乱。冬天，晋国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据守以叛乱。晋国赵鞅回到晋国。
赵鞅曾经凭借晋阳发动叛乱，而三传推究这件事，认为是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虽然史书记载他叛乱，却又记载他回归以褒奖他。赵鞅作为臣子，不懂进退的大义，君主身边有恶人，而自己的志向不能伸张，那么离开君主是可以的。既然已经进入自己的封邑，凭借兵力驱逐君主身边的人，那就是叛乱。君主的近侧，难道是臣子动用兵力的地方吗！内心虽然没有叛意，但行为迹象非常恶劣，将怎样自我辩白呢？所以《春秋》依据其行为迹象记载为叛乱。赵鞅虽然已经叛乱，但他的君主明白他的本心，恢复他的职位，让他回归。《春秋》因为君主信任他，他的回归没有困难，所以记载为“归”，并不是宽恕他已叛乱的罪恶。赵鞅占据封邑叛乱，虽然他的本心在于安定国家、善待君主，但他的行为不足以作为典范，所以孔子不宽恕他的本心而记载为叛乱，用来杜绝万世奸臣借口的祸患。然而伯夷不能挽救商纣王，而孔子称赞他，用来劝勉侍奉君主的大义；赵鞅对晋国有功劳，而《春秋》谴责他，用来阐明进退的节操。三传都失去了大义。
鲁哀公十五年秋天七月壬申日，姒氏去世。
姒氏，是鲁定公的妾室，鲁哀公的母亲。按照礼制，妾母不称为夫人，不记载“卒”，而《春秋》时代，渐渐僭越礼制，所以妾母称为夫人，记载“卒”，等同于小君。孔子都如实记载，用来惩戒这种僭越。这时哀公即位未满一年，而他的母亲不敢称夫人的称号，所以去世不称夫人而称氏，不称“夫人”也不称“卒”。《左传》的说法不对。
冬天，修筑漆邑城墙。
漆邑不是鲁国的城邑，是邾国的庶其带着它来投奔鲁国的，鲁国从叛人那里接受它，又劳民伤财修筑城墙，这就是所谓不需要贬斥断绝，罪恶就显而易见了。
《春秋经解》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卷十三
宋 孙觉 撰
哀公
元年春天，老鼠咬食了郊祭用的牛，改卜另一头牛。夏天四月辛巳日，举行郊祭。
鲁国举行郊祭，不符合礼制。不符合礼制之中，有可以看见的，不能不彰显出来。《春秋》记载郊祭用牛受伤的有四次，都在正月。《春秋》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牛在涤宫饲养三个月，然后才举行郊祭。鲁国的郊祭，在夏历二月。三代天子的郊祭，都使用夏历正月，而鲁国在夏历二月郊祭，是因为鲁国作为诸侯不敢与天子郊祭的时间相同，所以在二月。卜问郊祭的有四次，都在四月。《春秋》的四月，是夏历二月。夏历二月，是鲁国郊祭的时候。到了郊祭的月份又再次卜问。一个月有三十天，每旬有一个辛日，三十天的辛日，卜问都不吉就不郊祭，而且不再卜问。使用郊祭用牛的有一次，在九月。使用，是不应该使用。求吉利的道理，不超过三次，即三十天的辛日。超过三次，就不卜问了。而僖公时卜问达到四次，成公时卜问达到五次，这是亵渎。郊祭有固定的月份，必须先卜问然后行事，是因为以人事奉上天，人道修养完善而恭敬诚意达到极致，那么卜问就吉利；人道不修养，恭敬诚意不到家，那么卜问就不吉利。所以卜问达到三次而不吉利，就不郊祭，以此来敬畏天象变化、整顿人事，何况牛受伤在口而老鼠咬食其角呢！《春秋》平常的事不记载，四月的郊祭，符合时节和礼制，而又记载它，是因为曾经因为灾变而改卜了。不记载辛巳日的郊祭，就好像因为灾变而不郊祭了。鲁国的郊祭不符合礼制，而《春秋》彰显它，大概是因为天子的郊祭可以类推，而后世得以通过《春秋》观察郊祭。《谷梁传》的说法说：“鲁国从正月到三月，是郊祭的时候。”《谷梁传》看见《春秋》记载牛受伤的一定在正月，而卜问郊祭的一定在四月，所以说郊祭有三个月的时候，不知道是从正月养牛，而四月卜问郊祭罢了。又说：“卜问免除牺牲，三次卜问郊祭而不顺从，就罢了。郊祭是大事不举行，那么牺牲是小事，哪里值得卜问呢？”郊祭卜问不顺从了，又卜问免除牺牲，岂不是亵渎吗？又说：“从十二月卜问以至于正月。”不知道卜问一个月三十天的辛日罢了。十二月、正月、二月都可以卜问，那么就是郊祭没有固定的月份，而天子的郊祭不止于夏历正月，而鲁国的郊祭不止于二月。《谷梁传》的说法错了。
二年春天，周历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讨伐邾国，夺取漷东田和沂西田。癸巳日，叔孙州仇、仲孙何忌与邾子在句绎结盟。夏天四月丙子日，卫侯元去世。滕子来朝见。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护送卫世子蒯瞆进入戚地。
蒯瞆的事情，三传以及各位儒者论述很多了。《左传》的意思，认为蒯瞆进入卫国后仍称世子，大概是因为卫灵公没有命令废黜他，事迹可以考证。《公羊传》则说：“不以家事推辞王事。”认为辄接受灵公的命令，是王事；辄接纳他的父亲，是家事。王事重，家事轻，所以可以不推辞。《谷梁传》则说：“他不接受，是为了遵从祖父。”这就像是儿子可以拒绝父亲一样。江熙则说：“他称世子，表明正统。表明正统，那么拒绝他的人就是错的。”大概说辄不可以拒绝蒯瞆。孙先生说：“蒯瞆有罪，灵公驱逐并废黜他可以；驱逐蒯瞆而立辄，就不可以。”大概也是说罪在灵公不废黜蒯瞆而立辄。考察圣人的意思，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