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解卷七

译君子只说：“天子赐给诸侯命令。”这是《春秋》的笔法。文公即位，到现在还没有满一年，恩德没有施及百姓，功勋劳绩也没有在众人中显扬，作为天子，就匆忙把命令赐给他，这也是不合礼制的。《谷梁传》说：“有接受命令，没有天子前来赐命，这不是正道。”按照礼制，天子亲自去赐命给诸侯并不算不正，只是《春秋》中天子赐命不合礼制，所以记载下来罢了。

译叔孙得臣前往京师。

周天子赐命给鲁公，而鲁公派臣下拜受，这是非常不合礼制的。鲁公即位后，未曾前往周朝，而周朝却赐给他命令，他接受了命令，又不亲自前往，而是派臣下前去，其不臣之心可见一斑。

冬十月丁未，楚国世子商臣杀死了他的国君頵。

商臣身为世子，就杀害父亲；身为臣子，就杀害国君。天下所有的罪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春秋》记载说：“世子杀死了他的国君。”《春秋》的法则是，世子杀害国君，就不等待讨伐贼人而直接记载葬礼，认为其罪恶极大，以至于无可指责。楚子不记载葬礼，是为了避讳僭越名号，并非《春秋》对商臣有偏颇的轻重之分。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晋侯与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殽之战，《春秋》将秦视为狄夷并防备晋国，因为晋文公的丧期未满一年，而秦国趁着丧期越过晋国去讨伐其同姓国家。齐威公、晋文公对衰微的周朝有大功，而《春秋》对于他们丧期内的侵伐，未曾用言辞赞许。等到他们去世时，诸侯讨伐齐国，而狄夷能够救援，就提升狄夷的地位称其为“人”，以加重诸侯的罪恶。秦国趁着晋国的丧期去讨伐同姓，就记载说“晋人打败秦军”，将秦国排除在中原之外，视同夷狄。大概齐威公、晋文公的霸业，内心虽然得罪了《春秋》，但事迹上对当世也有功劳，孔子在他们去世时，大概都通过他们丧期内的意见来体现，也是深深惋惜罢了。殽之战，记载战败而不记载交战，所以将秦国排除在中原之外，视同夷狄。彭衙之战，记载交战并记载战败，所以将秦国提升为中原国家。秦国驱使百姓，连年征战受伤，也足以提升地位吗？而《春秋》提升秦国，并非提升秦国，而是为了归罪于晋国。晋襄公继承先君的余业，不能继承先君的志向以德行安抚诸侯，主持中原盟会，抵御夷狄以尊崇天子，而在两年之间出兵四次：在殽地打败秦国，在箕地打败狄夷，讨伐许国，讨伐卫国，使国家劳苦疲敝以侵扰诸侯。所以秦国趁着晋国的空虚、诸侯的背叛再次来讨伐，虽然晋国能够奋力作战取得胜利，但不能使秦国不来。彭衙之战，记载交战并记载战败，所以将晋国的罪恶与秦国均分。

丁丑，为僖公制作神主。

制作神主的礼仪，虞祭时制作桑木神主，练祭时制作栗木神主。僖公去世，到这时已经过了十个月，是虞祭的神主吗？那么五个月的期限也已经很久了；是练祭的神主吗？那么小祥的期限也已经过了。不合时宜地制作神主，不合礼制是显而易见的。从《公羊传》的角度来说，称之为久丧。久丧虽然不符合礼制，但也是贤人过度哀伤后才做的。文公未除丧就纳币，难道还能做久丧的事吗？从《左传》的角度来说，说是祔祭时制作神主。制作神主不合礼制，文公本来就不肖，父亲去世超过一年才制作神主，也不至于如此严重。只有《谷梁传》讥讽其滞后，大概是说过了练祭才制作吉祭的神主。一年期满进行练祭，练祭后又过了三个月才制作神主，也是不合时宜，不合礼制。三家经义中，《谷梁传》最为恰当。

三月乙巳，与晋国大夫处父结盟。

《春秋》的法则是，鲁公与外国大夫结盟，如果不是外国的罪过，就隐去其名氏而记载为“人”，不因为是我国国君就与大夫结盟；如果是外国大夫的罪过，就记载其名氏而隐去国君不记载，以彰显大夫的罪过，不让大夫与我国国君并列。鲁公前往晋国，晋侯轻视鲁公而派大夫结盟，记载说“与晋国处父结盟”，是为了彰显晋侯的罪过。国君出行不记载其前往，国君返回不记载其到达，是为了隐去鲁公前往晋国的痕迹，使防备者以为是与处父结盟。三传的说法都是正确的。

夏六月，公孙敖与宋公、陈侯、郑伯、晋国大夫士縠在垂陇结盟。垂陇之盟，宋公、陈侯、郑伯都在场，而晋、鲁的大夫与他们结盟，却没有讥讽。大概公孙敖是内臣。《春秋》的法则是：内臣可以与外国诸侯结盟，外国大夫不可以与国君结盟，所以尊重内臣而要求完备，对内要求至极。

从十二月不降雨直到秋七月。

《春秋》的法则是，一个季节不降雨就记载，阴阳异常，天地反常，不可以不记载。超过一年不降雨才开始在经文中记载，以显示当时的国君没有忧民之心，虽然不降雨很久却安然无恙，没有求雨的意愿。《谷梁传》认为：僖公不降雨而担忧，所以超过时节必定记载；文公不降雨而不担忧，所以经历时节而不记载。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八月丁夘，在太庙举行大祭，提升僖公的位次。

《春秋》的法则是，讥讽在祭祀事务上的，直言祭祀名称；讥讽在下位事务上的，只称有事。僖公去世，到这时未满三年，而文公将他的神主放入太庙，举行大禘之礼，与闵公二年吉禘于庄公，月数正好相同，而吉禘不合礼制，又再次相似。在庄公的祭祀，则讥讽禘祭；而在僖公的祭祀，只说大事。大概禘祭是审察昭穆次序的祭祀，在三年丧期结束后举行。文公丧期未满而禘祭提升僖公，提升僖公是逆祀，就不是禘祭了。禘祭用来审别昭穆，而提升僖公违背了它，逆祀不可称为禘，而宗庙的祭祀，只有禘祭最大，圣人因此改变吉禘的文字而说大事。三年丧期未满，则祭祀不可以吉，而太庙不可以禘。闵公吉禘于庄公，失礼于吉而禘祭太早，讥讽吉讥讽禘，那么闵公的罪过就显明了。文公失礼于吉禘而提升僖公，又更严重。提升僖公不可以说禘，而丧制之月未满，不可以吉，而吉的罪过不明，所以特别说大

译这是关于《春秋》记事原则的讨论。定公八年记载“从祀先公”，却不提及“禘”祭，这是因为禘祭若合乎礼制则不记载，而“从祀”属于礼制的变通，所以特别记录下来。《春秋》的笔法，常规之事不记载，记载的都是非常之事。仲遂、叔弓去世时，不记载“有事”，就无法体现变礼的原因；如果“从祀先公”时，禘祭没有讥讽之意，却记载“大事”，则显得繁琐沉重，且这是常规之事本不该记载的。文公的吉禘不合礼制，而逆祀并非禘祭，如果顺从记载为“吉禘于太庙，跻僖公”，那就是说禘礼可以轻慢，逆祀可以通过禘祭来正当化。只有变通记载为“大事”，那么所讥讽的内容都明确了，且作为法则又深远，圣人的防范多么周密啊！《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大事”就是祫祭，但“祫”这个名称从未在经文中出现过，孔子论述宗庙祭祀，只有对禘祭论述得详细，大概禘祭与祫祭是同一祭祀而名称不同，众儒因为它是合群庙之主而祭祀，所以称为祫祭，然而这也不能作为确凿依据。《左传》说郑国以厉王为祖，但诸侯没有以天子为祖的道理，郑国怎么能以厉王为祖呢？这种说法不对。《谷梁传》说：“跻僖公，是先亲而后祖。”但文公只是因为僖公是闵公的兄长，所以提升他的地位罢了，并不是将他排在庄公之上，这种说法也不对。

译公子遂前往齐国纳币。

纳币之礼，是婚礼即将完成时的礼仪。文公纳币的时候，还在为母亲服丧的月份，春秋因为他在守丧期间谋划婚事，所以记载此事来谴责他。左氏的说法，范宁加以驳斥，是正确的。

三年春季，周历正月，叔孙得臣会同晋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攻打沈国。沈国溃败。

沈国，是楚国所分封的国家。中原诸侯不忍心看到楚国残暴，侵吞掠夺中原各国，于是攻打楚国所分封的国家，用来威慑楚国。沈国是小国，抵挡不住而溃败。溃败，是下面的人逃跑流亡的说法。〇中原各国是楚国吗？沈国有什么罪过呢？《春秋》记载此事，是因为诸侯攻打的对象错了。

夏季五月，王子虎去世。

春秋对于周天子的臣子不记载去世，记载去世的，都是谴责他。人臣没有外交的礼仪，周天子臣子的去世却向诸侯报丧，这就是外交。春秋因为他的报丧而记载，以显示他外交的罪过。左氏说：“来报丧，吊唁如同对待同盟，是合乎礼仪的。”考察翟泉之盟，记载的是王人罢了，怎么知道他是王子虎呢？礼仪不认可周天子臣子进行外交，所以记载他罢了，说这是合乎礼仪的，是不对的。公羊说：“是新派来出使我国的。”考察春秋周天子臣子出使鲁国的，难道少吗？为什么唯独王子虎记载去世呢？谷梁说：“因为他请求参加葬礼。”参加葬礼的是叔服。如果叔服名叫虎，为什么在参加葬礼的时候不说王子呢？有人说：“因为他曾经拿着重器守卫。”尹氏、刘卷去世，也是周天子臣子而记载去世，难道也是拿着重器的人吗？三传的说法都不对。

宋国降下螽虫。

雨是从上往下落的，螽虫看不见它从哪里来，从上往下落，数量众多像下雨一样，而且正好落在宋国的四境之内，所以说“宋国降下螽虫”。公羊认为螽虫是死后坠落，左氏认为螽虫是坠落而死。按照经文记载，只是说从上往下落，所以说雨罢了，也不说它死没死。谷梁认为是灾害严重所以记载。按照说降下螽虫，那就是灾害并且是怪异现象，灾害虽然严重，怎么能凭空加上“雨螽”的文字呢？也是不对的。

晋国阳处父率领军队攻打楚国来救援江国。

救援患难的方法，力量能够救援，那么救援是可以的。晋国是天下的强国，而且主持诸侯盟会，楚国〇图谋江国，将要灭掉它了。晋国于是派遣大夫率领军队救援它。第二年，楚国就灭掉了江国，这就是晋国军队只是声援救援，而实际上不能帮助。

四年春季，鲁公从晋国回来。夏季，从齐国迎娶妇姜。

《春秋》记载“迎娶女子”到来的很多了，没有说“妇”的。迎娶而说“妇”，那就是在齐国完成婚礼了。婚礼在齐国完成，那么迎娶的人就是鲁公。为什么不说是鲁公呢？不认可鲁公在齐国完成婚礼。《春秋》夫人到来的，一定记载在经文中。“妇姜”记载迎娶而不记载到来，不认可她先配婚而后祭祖。夫人到来，就祭告宗庙了。《春秋》不认可，所以不记载罢了。左氏认为卿不送亲，是不合乎礼仪的。卿虽然不送亲，妨碍记载“迎娶女子”吗？文公在守丧期间而大夫纳币，不允许迎娶女子而派遣地位低微的人。公羊认为娶的是大夫之女，可以简略。娶大夫之女虽然低贱可以简略，然而称呼为“女”，又有什么妨害呢？三传的说法，谷梁得到了真谛。

五年春季，周历正月，周天子派遣荣叔归含且〇。

成风，是僖公的妾母。妾母称夫人，就是不合乎礼仪了。而周天子含且〇她。〇，是覆盖。周天子加赐死者叫做〇，说像天的覆盖〇。〇人的妾母，已经是失礼了，何况含呢？含，是臣子的职责，卑贱者的事情，先含后〇。荣叔的到来，主要在于含而兼行〇事。《春秋》一并记载，显示他们都失礼了。公羊、谷梁的意思，都认为一个使者而做两件事是失礼，所以记载，不知道含、〇之事都是因为失礼所以记载罢了。

周天子派遣召伯来防〇。

周天子而防诸侯葬礼，春秋仍然谴责他，认为这是君弱臣强，君主〇不防，而臣子却防。成风是妾罢了，周天子派人含且〇她，又防她的〇，其不合乎礼仪可以知道了。左氏认为是合乎礼仪的，〇人妾母僭越夫人，还认为是合乎礼仪，那么哪里有不合乎礼仪的呢？

六年春季，〇许僖公。夏季，季孙行父前往陈国。秋季，季孙行父前往晋国。八月乙亥，晋侯驩去世。冬季十月，公子遂前往晋国，〇晋襄公。春秋的法度，常事不记载，失礼非常则记载。〇诸侯，不说某人前往某国葬某，是合乎礼仪的。公子遂前往晋国，〇晋襄公，是失礼非常。古代大国不超过三个卿，而诸侯的〇辄派遣一个卿前往，那么国家的事情没有缺漏吗？所以春秋的法度，〇诸侯，派遣防者就没有谴责，卿前往就谴责，认为这是强者胁迫弱者，而弱者畏惧强者。

晋国杀其大夫阳处父。

春秋杀大夫的条例，从下面杀他的称人，从君主杀他的称国。襄公已经去世，新君正年幼，杀他的决不是他的君主。然而经文用君主杀他的文字来记载，大概公羊、谷梁的说法认为他的君主泄露言语，而狐射姑杀了他。君主泄露言语而处父被杀，那么杀他的是君主。不是亲自杀他，而是用泄露言语杀他，杀他也一样，又何必论君主在位还是去世呢？两传的说法都是对的。

闰月不告月，仍然在宗庙朝见。

古代天子颁布朔日，诸侯把它藏在祖庙。每月的月初，

译在祖庙接受历法并向全国宣告，于是举行朝见祖庙的礼仪，这是为了尊崇正统历法、重视天时。大概朝见祖庙的礼仪是为了宣告月份而设立的，如果不宣告月份，就不朝见祖庙。鲁文公怠慢政事，把闰月当作一年的多余日子，忽视抛弃而不宣告，又不敢废除朝见祖庙的礼仪，仍然前往朝见。“犹”是表示可以停止的词语。重大的事情都不做，那么细小的事情就可以停止了。闰月不宣告月份，那么朝见祖庙就可以停止了，所以说“仍然朝见祖庙”。宣告月份的礼仪在文公时废弛，于是闰月不宣告月份，直到十六年，不看朔日的情况共有四次。诸侯互相沿袭，宣告朔日的礼仪几乎被废除，而《春秋》中值得讥讽的事不胜枚举，所以孔子只在废除礼仪的开端，纠正一次法度并加以谴责。《论语》说：“子贡想去掉宣告朔日时用的活羊。”孔子说：“你爱惜那只羊，我爱惜那个礼仪。”既然宣告朔日的礼仪很久不施行了，而《春秋》所记载的唯独是文公，又不说“开始”，大概是因为后来有时施行有时废除，无法一一记载，只是通过这一件事来确立《春秋》的法度。《公羊传》说：“天没有这个月。”《谷梁传》说：“天子不宣告闰月的朔日。”这两家的意思，大概都认为闰月不宣告月份是符合礼制的。查考经文记载不宣告月份，仍然朝见祖庙，那么宣告月份比朝见祖庙更重要，而月份没有不宣告的礼仪。如果把闰月当作多余的月份，不应当宣告，那么这一个月的所有事情都应当废除吗？两传的解说，是不对的。

译鲁僖公七年春季，鲁僖公讨伐邾国。三月甲戌日，攻取了须句。

须句，是邾国的城邑。鲁僖公二十二年，鲁国曾经从邾国夺取了须句，中间没有见到邾国人重新夺回须句的记载，这里再次说攻取须句。那么须句曾经重新归属邾国，而《春秋》经文没有记载这件事，是因为圣人的意思是须句本来就是邾国的土地，鲁国凭借强大夺取了它。邾国重新得到它是合乎礼制的，在经文中没有什么可讥讽的，所以没有记载。现在再次记载鲁国夺取须句，那么鲁国的罪过就更加明显了。

于是修筑郚城的城墙。

郚，是鲁国的内邑。趁着攻打须句的军队而修筑郚城，所以说“遂”。攻打别国夺取城邑，百姓已经劳苦了，又驱使他们去修筑郚城，这看待百姓是怎样的呢？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

称“人”来杀大夫，是从下位者杀上位者的说法。大夫不称名字，是史官的失误。《公羊传》说：“宋国三代没有大夫。”这是不对的。《左传》说：“不称名字，是因为人数众多。”查考杀了三位大夫，经文中还称了名字，怎么能说是人数众多就不称名字呢？又说：“不是他们的罪过。”查考《春秋》中记载被杀的人，惯例都是因为他们有罪，怎么能没有罪就不称名字呢？《谷梁传》说：“称‘人’来杀，是诛杀有罪的人。”查考是从下位杀上位，所以称“人”罢了，哪里论及有罪无罪呢？

戊子日，晋国人和秦国人在令狐交战。

秦国和晋国是世代仇敌的国家，自从殽之战失败后，几年之间军队交战了四次，胜负交替，几乎没有空过一年的。秦国军队不断进攻晋国，是因为殽之战的仇恨没有报复。主持殽之战的是晋襄公。晋襄公还活着，那么秦国的报复还有理由。晋襄公死后，主持晋国国事的是继位的国君。晋国的继位国君对秦国有什么亏欠，而秦国趁着晋国守丧，要求与晋国交战呢？秦国的仇敌已经换了世代，晋国的继位国君没有可讨伐的罪过，而秦国趁着晋国守丧与之交战并打败了晋国，像秦国这样的国家，连夷狄都不如。《春秋》因此把它当作夷狄看待。《春秋》的法则，外族打败中国则说“战”。夷狄是外族，中国是内族。秦国行夷狄之事，没有罪过却讨伐守丧的晋国，即使侥幸获胜，《春秋》也不赞同。记载说：“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与“及邾人战于升陉”是一样的体例。秦国是夷狄。秦国能抵挡晋国，那么晋国就失败了。秦国没有战胜晋国的道理，即使侥幸获胜，也不赞同它的胜利，所以说“战”而不说“败”。从此以后，秦国军队进攻晋国，《春秋》就把它当作夷狄看待。鲁僖公十年记载说：“秦伐晋。”鲁僖公十二年记载说：“晋人秦人战于河曲。”不赞同换了世代还互相仇视。《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军队战败？因为势均力敌。”查考《春秋》期间，内族战败而说“战”的情况很多，难道是势均力敌就不记载战败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晋国的先蔑逃奔到秦国。

先蔑率领晋国的军队与秦国交战，战败而逃跑，所以不说“出”。《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都是对的。

秋季八月，鲁僖公会同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

《春秋》记载“与某大夫结盟”的，只有两种情况。鲁庄公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蔇”，以及这里的“晋大夫”。蔇地的结盟，齐襄公被杀而无知被讨伐，小白还在国外没有回国，齐国正没有国君。齐国的大夫如果不求结盟来解除国家的危难，那么安危就不可知，于是权宜之下与鲁僖公结盟。齐国没有国君，大夫与鲁僖公结盟，不是大夫的罪过，所以不称名字而说“齐大夫”。晋襄公已经安葬，晋灵公还在襁褓中，晋国的大夫请求与诸侯结盟以继承先君的基业，而诸侯都来了。晋国的继位国君年幼不能结盟，于是大夫权宜之下与诸侯结盟。以大夫的身份与诸侯抗衡，是有罪的。然而不幸遇到国君年幼，就不能不借用一时的权宜，所以不称名字而说“晋大夫”。《春秋》的法则，外臣与我国国君结盟，都称名字以显示其罪过。不幸其国没有国君，像无知之乱那样，那么齐国的大夫就可以免罪。大夫与诸侯结盟，也记载名字以显示其罪过。不幸其国君去世而继位之子年幼，像灵公在襁褓中那样，那么晋国的大夫就可以免罪。除了这两种情况，没有不受到《春秋》谴责的。《春秋》的法则，先列举具体名称后概括为通例。扈地的结盟没有按顺序排列，而前面没有看到，因为晋国大夫不称名字，不因为诸侯的顺序而敌视一个大夫。《春秋》通融晋国大夫得以与诸侯结盟，所以不排列诸侯的爵位。《左传》说：“后到的不记载其国名，避开不敏捷。”查考鲁僖公实际上没有到，应当说“公不与盟”，怎么与诸侯的顺序不排列有关呢？《公羊传》说：“鲁僖公失去了顺序。”查考鲁僖公失去顺序而没有赶上结盟，应当不出现鲁僖公，也不与诸侯的不排列有关。《谷梁传》说：“省略了。”查考为鲁僖公避讳而省略，应当说“诸侯盟”，不能说“公防”。三传的说法都不对。

鲁僖公八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四月。秋季八月戊申日，周天子去世。冬季十月壬午日，公子遂会同晋国赵盾在衡雍结盟。乙酉日，公子遂会同洛戎在暴地结盟。

在衡雍结盟，在暴地结盟，都是公子遂一个人。壬午、乙酉，相隔四天罢了。公子遂一个人，相隔四天之间做了两件事，在经文中可以说“遂”。然而不说“遂”的是，衡雍的结盟与暴地的结盟，都是接受了国君的命令后才行事，不是紧接着前一件事的意思，所以不说“遂”。《左传》说：“公子遂珍视这件事。”查考公子遂实际上是接着前事，在经文中应当说“遂”。会见洛戎，经文中不说“遂”，怎么看出珍视的意思呢？

公孙敖出使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丙戌日逃奔到莒国。

大夫接受命令而

译出使在外，即使身患疾病，也不再返回，若不幸去世，便以尸体完成使命。《春秋》记载鲁国大夫受命出境，未到达目的地就返回的，有两例。公子遂出使齐国，到达黄地就折返了。辛巳日，仲遂（公子遂）死在垂地。公子遂因生病而返回，《春秋》谴责他接受君命却不在外殉职，所以说“到达黄地就折返”。公孙敖受命吊唁周天子在防地的丧事，未到达就返回，废弃君命，应当被诛杀，但文公未能诛杀他。丙戌日，公孙敖于是逃奔到莒国。出使京师，比出使齐国更重大；吊唁防地，比按时聘问更重大；没有正当理由，比身患疾病更重大。公子遂的罪行较轻，尚处在可诛杀的范围内；公孙敖三项罪行都严重，而文公容忍他，以至于他出逃国外，那么文公也负有罪责。公子遂到达黄地，就记载那个地名；公孙敖未到达京师，就不记载他所到达的地名。出使齐国而到达黄地，可以记载到达地点的远近；出使京师而未到达目的地，且未传达君命，就如同未到达一样。公子遂的罪行重在远近，公子敖的罪行重在京师。重在远近的，可以用地名来说明；重在京师的，断定为未到达。这就是有的记载地名而有的不记载地名的原因。从国内出逃的，惯例都记载“出”。公孙敖的出逃不记载“出”，是因为他不是从鲁国出逃。《公羊传》说：“不可让他前往。”《谷梁传》说：“未曾前往。”两传的意思，大概都说公孙敖实际上未曾出行。查考经文记载“出使京师，未到达就返回”，怎么能说未曾出行呢？两传的说法都不对。

译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的司城来投奔鲁国。

春秋时期，大夫被杀或出奔的情况很多，但没有用官职来记载的，而宋国的这两位大夫却都用官职来记载。身为大夫而被杀，也没什么值得称道的；然而司马死在他的官职上，身为大夫而出奔，也是有罪的。但是司城免于祸患，宋昭公扰乱国家，司马作为他的下属杀了他却不知情，司城辞去官职离去却不醒悟，他们的昏乱到了什么程度呢？所以子哀出奔时称字，华孙结盟时称官职，这几个人，不是圣人推崇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侍奉昏庸的君主，却身处其中而不失其道。所以司马被杀，司城子哀来投奔，而宋国人弑杀了他们的国君。那么死守和离去的人，都做得恰当。《公羊传》说：“宋国没有大夫。”这是不对的。《谷梁传》说：“这是没有君主的说法。”考察起来很接近，但不切中要害。

鲁文公九年春天，毛伯来鲁国求取金器。

《春秋》记载“求”字共三次，都是讥讽的。周天子驾崩，丧事用品不齐全，却向鲁国求取金器。鲁国作为臣子，却让君父向自己有所求取，鲁国的罪过就可以知道了。毛伯前来，不称王使，周天子在防地，没有发出命令，国家大事由冢宰决断。

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春秋》的法则，平常的事不记载，记载的都是不平常的事。妇女的礼节，只有父母在世时才能回娘家省亲，父母去世后，即使是兄弟也不去。夫人姜氏前往齐国，如果说是回娘家省亲，那么按法则不应当记载，记载它，是因为她不该回娘家却回了。三传没有解说，道理太明显了。

二月，叔孙得臣前往京师。辛丑日，安葬襄王。

《春秋》记载周天子安葬共五次，国君亲自去的有三次，派臣子去的有两次。国君亲自去的不记载，国君前往京师，是常事且符合礼节，按法则应当省略。派臣子去的都详细记载人名，作为周天子的防备，国君不亲自去而派臣子去，这就是没有君父之恩，废弃了臣子之礼。公子遂前往晋国安葬襄公，叔孙得臣前往京师安葬襄王，这是周天子的尊贵地位等同于列国，而大夫前往没有区别对待周天子，由此可见周道衰微而鲁国不守臣节。《公羊传》说：“王者不记载安葬。”考察《春秋》记载安葬而不说人名共三次，都是国君亲自去的。国君亲自去安葬就记录，为什么说“不记载安葬”呢？又说：“不及时记载，过时记载。”考察及时与不及时，与鲁国有什么关系呢？只有去与不去，才是鲁国的事。又说：“我有前往的就记载。”《公羊传》的说法只有这一句符合《春秋》的大义。《谷梁传》说：“天子只记载崩逝不记载安葬。”考察周国报告崩逝就记载崩逝，鲁国报告安葬就记载安葬，《谷梁传》的说法都不对。

三月，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夫人从齐国回来，向宗庙报告到达，所以记载“至”。《谷梁传》认为是讥讽文公。考察夫人与国君礼节对等，她被称为小君，是宗庙的主祭者，回来报告到达，本是理所当然，为什么说以卑贱的身份对待尊贵的礼节呢？

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士縠和箕郑父。

《春秋》杀大夫，惯例有杀两位大夫、三位大夫而不说“及”的，大概是因为他们的罪过不相牵连，而被杀的踪迹相同，不能用“及”来说。杀两位大夫而说“及”的，只有三种情况。公子瑕被立是因为元咺，元咺死了公子瑕也就死了，公子瑕被杀是由于元咺，所以说“及公子瑕”。晋国的士縠、箕郑父，陈国的庆虎、庆寅，传文记载得不详细，但考察经文的意思，大概都是牵连而及的。《谷梁传》说：“郑父是牵连的。”考察经文所记载的意思，其实是士縠牵连了郑父，这种说法不对。

楚国人攻打郑国。

楚国自从齐桓公兴起以来，屡次与齐国争雄，并对郑国用兵。葵丘的盟会，郑国开始背叛楚国而依附齐国，楚国也畏惧齐国的强大，不敢对郑国用兵。郑国依靠齐国的援助过了十五年。齐桓公死后，郑国不自安，又离开中原而跟随楚国。晋文公在城濮打败楚国，郑伯又跟随晋文公。践土的盟会，楚国畏惧晋国，又不敢与晋国争夺郑国。郑国依靠晋国安定又过了十五年。到了这时晋文公死了，楚国又攻打郑国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功绩，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然而天下诸侯依靠他们而没有夷狄的恐惧达三十多年。齐桓公、晋文公死后，荆蛮入侵中原，而诸侯骚动没有安宁的年份了。《春秋》把这些都记载下来，用以显示中原的衰微，而荆蛮的兴盛。

九月癸酉日发生地震。

大地是静止不动的，动就是异常了。《春秋》记载说“地震”，不是某处震动而震动。后世写史书的，他们记载地震的异常，一定说“某处地震”，《春秋》说“地震”，不说“在某处”。大概圣人的意思是说：大地应当静止却反而震动，那么天下静止的事物，一定有反常的了。大地一旦震动，那么它的异常应验在天下，不止在一方，怎么能说“在某处”呢？《春秋》记载地震共五次，从未说“在某处”，大概圣人的意思是要把异常扩大于天下，很明显了。

冬天，楚子派椒来鲁国聘问。

庄公二十三年，记载“荆人来聘”，不说国君派遣，也不说臣子的名字。荆国当时还微弱，《春秋》希望中原各国早点防备它，不让它逐渐兴盛而侵扰中原。这时来聘问，国君称爵位，臣子称名字，不是楚国能自己等同于中原，而是用以显示中原的衰微和夷狄的兴盛。聘问往来，华夏和夷狄一样了。椒不称氏，是因为他还没有氏，与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相同。《公羊传》

译回答说：“开始有了大夫。”《谷梁传》说：“因为他来到我国，所以褒奖他。”这些都是不了解孔子哀伤中原国家衰微的用意。

译秦国人来送还僖公妾母成风的送葬财物。

成风是僖公的妾母，僭越被称为夫人，而《春秋》记载她去世，周天子为她口含珠玉，又为她停柩，大概都使用了夫人的礼仪。于是秦国人送还送葬财物，而成风的事情，从此在经文中不再出现了。圣人借此来匡正法度，说：“僖公的成风”，这就好比说成风之所以成为夫人，是因为她的儿子僖公失礼了。仲子依附于惠公，失礼的是惠公；成风依附于僖公，失礼的是僖公。仲子跟随丈夫，成风跟随儿子，都是以失礼的一方作为依附对象。成风去世到这时已经六年了，秦国人这才送还她的送葬财物，大概也来不及用于丧事了。送葬财物是用来送死者的，而成风已经去世，送葬财物还能有什么用呢？秦国人没有称“君使臣”，是因为送葬来不及用于丧事，吊唁生者又不符合礼仪，顺着他们偏僻简陋的习俗，轻视并简略地对待这件事。《左传》说：“虽然不赶上丧事，如果有礼节，就记载，以便不忘旧日的友好。”查考《春秋》一字一句都关乎惩戒与劝勉，难道能因为旧日的友好就记载吗？《公羊传》说：“兼送，不符合礼。”查考送葬财物只是送给成风一个人，哪里谈得上兼送呢？假使兼送，也不应该把儿子排在母亲前面。《谷梁传》说：“既然对外不承认她是夫人，就在此处纠正。”查考秦国人来送还送葬财物，是想要与鲁国通好而行礼，正要结好以交换欢愉，不应该废除夫人的礼仪而以妾母为借口。当时周天子为她口含珠玉、停柩，都具备夫人的礼仪，秦国难道唯独能不承认她是夫人吗？不承认她是夫人是由于天子，而不是由于秦国人。《谷梁传》的说法不对。

十年春天，周王三月辛卯日，臧孙辰去世。夏天，秦国攻打晋国。

秦国自从令狐之战后，《春秋》就把它当作夷狄看待，因为它世代相仇。这时秦国攻打晋国，不称“秦人”，只说“秦”，就是把它当作夷狄看待。

在女栗与苏子结盟。

苏子是周天子的臣子。周天子新即位，寻求与诸侯亲近，而他的臣子在鲁国结盟，不亲自前往，而是派地位卑微的人结盟。记载说：“在女栗与苏子结盟。”鲁国的过错就可以知道了。

楚子、蔡侯驻扎在厥貉。

楚国和蔡国驻扎，准备侵伐诸侯，而侵伐的迹象在经文中没有显现，这就是想要做而不敢做。楚国进入中原地区很久了，防备、结盟、侵伐应当称“楚人”，君臣同辞以贬低他们。厥貉的驻扎，却称“楚子”，而第二年攻打麇国，又按爵位记载，大概从此楚国与中原各国等同了。楚国是南蛮，而中原各国与它等同，那么外族更加强大，而中原更加衰弱，这是明显的。

十一年春天，楚子攻打麇国。夏天，叔彭生在承匡防备晋国的郤缺。秋天，曹伯来朝见。公子遂出使宋国。狄人侵犯齐国。冬天十月甲午日，叔孙得臣在咸地打败狄人。

齐国与鲁国，是相邻的国家。狄人已经侵犯齐国，又对鲁国用兵，叔孙得臣与他们交战并打败了他们。不说“战”，是内部获胜的措辞。叔孙得臣不说“率领军队”，是将领尊贵而军队少。三家传的说法，都认为长狄兄弟三人，而叔孙得臣打败了其中两人，所以用打败大夫的措辞。查考经文所记载的，只说打败狄人，而狄人未被打败时，又曾经侵犯齐国。狄人率领部众侵犯鲁国，鲁国能打败他们，也不因为一个人而说打败。或许长狄是将领，他的身躯有异于常人，所以三家传因此产生这种说法。然而这件事在经文中没有大致显现，难道说怪力乱神，孔子就不再谈论了吗？

十二年春天，周王正月，郕伯来投奔。

《春秋》的法度，诸侯失去土地就称名，没有失去土地而不称名的。郕伯来投奔，唯独不称名。《左传》的说法，认为鲁公以诸侯之礼迎接他，所以不称名。如果郕伯父亲去世不继位，带着土地来投奔，而《春秋》记载为郕伯，那就是宠幸他能叛乱，怎么显示劝戒呢？《公羊传》的说法，认为是兄弟之辞。曹国和卫国的国君都是鲁国的兄弟，而投奔时都称名，为什么说兄弟就不称名呢？这应当采纳孙明复的说法。庄公八年，郕国向齐军投降，那么郕国成为齐国的附庸已经很久了。这时郕国受齐国逼迫，不安于本国而来投奔鲁国。《春秋》想要加重逼迫者的罪责，所以不称郕伯的名。郕伯并非没有罪过，因为逼迫他的人罪责更重，不得不隐去郕伯的名来显示这一点。《左传》和《公羊传》的说法不对。

二月庚子日，子叔姬去世。

子叔姬是我们文公的女儿。许配后去世，所以说“子叔姬去世”。《左传》的经文作“叔姬去世”，认为是曹伯来朝见的原因，于是去世，不说绝嗣。查考赵子说：“《左传》此处应当在成八年叔姬去世，第二年曹伯来迎娶叔姬的防地。经文没有记载在那里，记载在这里，是错误。大概《左传》经文没有‘子’字，所以错误。”赵子的说法是对的。《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她是鲁公的姊妹。查考如果是鲁公的姊妹，就不应当称“子”。经文说“子叔姬”，那么不能说不是鲁公的女儿。

秦伯派术来聘问。

术不称氏，是失氏的人。郑国的宛、楚国的椒都是同一类。《公羊传》认为赞赏他能改变，所以记载大夫。查考秦国本来不是夷狄，《春秋》因为他进入郑国，在殽、令狐、河曲之战中失败，丑化而把他当作夷狄。至于他的本国，自从诸侯例褒贬罢了。赞赏他的改变，《公羊传》大概错了。

冬天十二月戊午日，晋国人、秦人在河曲交战。

秦国、晋国世代相仇，而仍然战伐不止，《春

译《春秋》谴责秦国的罪行。令狐之战、讨伐晋国的战役，都是将秦国排除在夷狄之外，并非《春秋》亲近晋国而疏远秦国，而是因为发动战争的是秦国，遭受讨伐的是晋国，不得不将秦国视为狄人而防备晋国。《春秋》以遭受讨伐的一方为主语，河曲之战将晋国置于主语位置而不说“及”，考察〇，那么只是秦国讨伐晋国罢了。晋国追击秦国并与之交战，秦国和晋国互为战争的主方，不能说“晋及秦”。《春秋》虽然将秦国排除在夷狄之外而不说晋国战败，但也谴责晋国互为战争主方而不说“及秦”，这是为了推究情由、判定罪行而显示轻重。《公羊传》说：“不说军队大败，是因为双方势均力敌。”按《公羊传》不知道《春秋》将秦国视为狄人的含义，所以这样说罢了。《谷梁传》说：“不说‘及秦’，是因为晋国的战事已经频繁，所以简略了。”两国之间的战事虽然频繁，《春秋》难道不辨别谁发动战争吗？战争没有主方，那么轻重如何显示呢？这大概是不了解事情的始末，所以随意这样说罢了。

译鲁僖公十三年春，周历正月。夏五月壬午，陈侯陈朔去世。邾子邾蘧蒢去世。从正月起没有下雨，直到秋七月。太庙的屋顶坍塌。

文公作为宗庙的主祭，主持祖先的祭祀，太庙不修缮以至于坍塌，这实在是不敬到了极点。关于“三〇”的说法，谷梁传的解释更为优长。

冬，鲁公前往晋国，卫侯在沓地拦截鲁公。

在沓地的拦截，是鲁公已经离开鲁国但还未到达晋国时发生的。左氏说“向晋国请求讲和”，大概是鲁公将要去晋国，而卫侯借鲁公之机来结交晋国的友好关系，所以在沓地拦截鲁公。

鲁公从晋国返回，郑伯在棐地拦截鲁公。

在棐地的拦截，是鲁公已经离开晋国但还未到达鲁国时发生的，经文记载“从晋国返回”，是为了表明鲁公在路上拦截郑伯。春秋的体例，事情办完但违背本心而返回的称为“还”，事情没办完就返回的称为“复”。鲁公从晋国返回，将到达鲁国，而郑伯拦截鲁公，去晋国的事已经办完，但拦截郑伯并非鲁公的本意，所以称为“还”。公羊传说：“还，是好的措辞。”按照王法，诸侯没有正当理由出境都有罪，何况奔走于拦截盟会呢？鲁公一次去晋国，却拦截郑、卫两国国君，这都是王法所不容许的，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谷梁传说：“还，是事情没办完，从晋国返回；事情办完了。”谷梁传关于“还”和“复”的体例，正好颠倒了，难怪赵子批评它。

鲁僖公十四年春，周历正月，鲁公从晋国到达。邾国人侵犯我国南部边境，叔彭生率领军队讨伐邾国。夏五月乙亥，齐侯齐潘去世。六月，鲁公与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国的赵盾会盟。癸酉日，在新城结盟。秋七月，有彗星闯入北斗。

彗星出现的异象，经文记载了三次，而且都用了“有”字，这是表示不应该有的语气，而且不知道那彗星是哪颗星，对不知道的地方予以空缺。大辰在东方，不说“入”，而北斗说“入”，是因为彗星没有完全扫过北斗，只是进入了北斗的魁星之中罢了。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都是对的。

晋国人把防菑送到邾国，没能送进去。

孟子说：“诸侯能向天子推荐人，但不能让天子封他为诸侯。大概能让别人成为诸侯的，只有天子罢了。”晋国和邾国，都是诸侯。即使邾国没有国君，也必须推荐给天子，天子册立他，才算册立。晋国把防菑当作自己国家的人，心里想立他为君，于是派他的臣子率领军队把他送到邾国。而邾国已经立了国君，防菑按道义不应当被立，没能送进去就返回了。邾子蘧蒢在去年夏天去世，晋国送防菑在今年秋天，过了一年才去送，那么邾国一定已经立了新君了。防菑按道义不应当被立，而晋国人一定要立他，到了邾国却没能送进去。不说是“讨伐邾国”，是因为未曾讨伐他。未曾讨伐邾国却没能送进去，是说不是因讨伐而没能送进去，而是因道义上不能送进去。道义上不能送进去而知道返回，大概是可以称道的。然而《春秋》记载说“晋人”，这是其中的微言大义。《春秋》的道义，可以责备的就责备，不可以责备的不责备。《春秋》记载纳君的事有五次，大概都记载了国君或臣子率领军队。公子伐齐纳子纠，楚子围陈纳顿子于顿，齐高帅师纳北燕伯于阳，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瞆于戚。不记载国君，就记载臣子，没有贬低称为“人”的。晋人纳防菑于邾，没能送进去，不是国君就是臣子。然而不记载他们的名字而称为“人”，难道是因为晋国人知道防菑不能送进去，畏惧道义而返回，不敢用兵加害邾国，这是可以责备而责备他们吗？用兵的人很多，齐威的军队就被贬低；纳君的人很多，晋国没能送进去就被贬低，可以责备的然后才责备。左氏说是赵盾，公羊传说是郤缺，谷梁传说是郤克。这都是不知道孔子贬低他们的用意，所以胡乱猜测那个人是谁罢了。

九月甲申，公孙敖死在齐国。

《春秋》国内大夫出逃就不记载死亡，大概是因为出逃的人断绝了与本国的关系，然后才去的。公孙敖是出逃到莒国的人，却特别记载了他的死亡，大概是因为第二年齐国归还了他的棺木，所以记录他的死亡，这是为了要有始有终，不得不记录他的始末。《谷梁传》说：“因为接受了棺木，不能不记载死亡。”这是对的。

齐公子商人杀害了他的国君舍。

《春秋》中未过一年的国君称“子”，是因为人子的孝心不忍心在中年时发生变故。齐侯潘在五月去世，而舍在九月被杀，还没过一年。不称“子”而称“君”，是因为商人杀害的是已成年的国君。人子的孝心，则未过一年而称“子”；国人杀害国君，则未过一年而称“君”。这就是《春秋》用来辨别君臣名分，而防止篡弑祸乱的原因。《谷梁传》说：“舍不记载日期，是因为他还没成为国君。”按照《春秋》不以日月为例，而且商人杀害他记载为“弑君”，怎么能说没成为国君呢？

宋子哀来投奔。

《春秋》出逃的大夫，没有用字来记载的，而子哀出逃，特别记载了他的字。考察经文所载，又过了一年，宋国杀害了他们的国君，而左氏记载这件事，认为是不义于宋公而出逃。那么子哀看到国家将要动乱，不忍心吃着俸禄却不拯救祸患，于是违背国君而离开。《春秋》认为他懂得了去留的分寸，所以认为他贤德而用字来称呼他。

冬，单伯前往齐国。齐国人拘捕了单伯。齐国人拘捕了子叔姬。

子叔姬，是齐君舍的母亲。商人杀害了他的国君舍，鲁国于是派单伯前往请求。商人拘捕了单伯，拘捕了子叔姬。不说“及”，是因为不是单伯连累了她，齐国人自己拘捕了子叔姬罢了。那么商人既

译杀害国君，又拘捕鲁国使者，又拘捕国君的母亲，他的罪行多得无法尽数惩处。《左传》认为单伯是周王的卿士，查考第二年记载“单伯从齐国回来”，没有周王臣子而鲁国史书用“至”字的，这大概是不了解单伯是鲁国奉周王命令的大夫，所以称字而不称名罢了。《公羊传》的说法，大概又是极其鄙陋恶劣的。

译鲁僖公十五年春三月，宋国司马华孙前来结盟。

《春秋》记载外国臣子前来结盟而不称其国君派遣，都是表示赞许。楚国屈完前来召陵结盟，于是退却了诸侯的军队；齐国高子前来结盟，于是平定了鲁国的危难。屈完、高子都是接受国君命令而来，《春秋》嘉许他们能够专擅使节之宜，所以不称国君派遣以彰显他们的善行。司马华孙，他的国君昏乱，国家政事废弛，而贤臣流亡国外。华孙害怕邻国诸侯趁此间隙侵伐宋国，于是未经国君命令，权宜前来结盟，以缓解国家的危难。《春秋》认为他实际上没有接受国君命令，不能称国君派遣，又因为他忧国尽职，与高子、屈完不同，特意记载为“宋司马华孙来盟”，表明他忧虑国家危难，是本分职责所当为，不可以矫诏之罪来归咎他。《春秋》中记载的大夫很多，其中只称官职的有三人，而且都在昭公时期。难道不是祸乱之际，节义之士才能在后世显名吗？《左传》说：“他们的官职都跟随记载。”又说：“司马华孙，是尊重他。”在盟防时完备地记载官职，有什么值得赞许的呢？不责备他的善行而只取他威仪的完备，圣人的用意大概不是这样。《谷梁传》说：“这是没有国君的命令的说法。”《谷梁传》的意思接近，但不够精当。

齐国人归还公孙敖的防邑

公孙敖出逃，齐国大夫归还他的防邑，所以记载这件事。作为大夫而出逃，就被本国断绝关系，生前断绝关系，死后归还他的封地，是安葬的义理。让齐国归还，是不合义的。不称“来”，是因为公孙敖是鲁国的臣子，不是从外部到来的。《公羊传》说：“这是鲁国的辞令，是对的。”

单伯从齐国回来

单伯在齐国被拘执，后来被释放回到鲁国。无罪被拘执，释放后向宗庙告祭，所以记载为：“单伯至自齐。”

冬十一月诸侯在扈地结盟

《春秋》的义例，前面列举具体事项，后面总括。扈地的结盟，前面没有具体列举事项而不序列诸侯，是为了归罪文公怠于政事。盟防之事，虽然是王法应当诛讨的，但在《春秋》之时，霸主主持它来号令天下，顺从的就安定，不顺从的就危险。文公怠于国家政事，不致力于安定国家，而诸侯在防地结盟他不能参与。以至于齐国军队再次侵扰他的边境，记载说：“冬十一月，诸侯盟于扈。”这是为了显示诸侯在防地的大举结盟，而文公独自不参与，齐国军队再次侵扰，而外面没有救援。《左传》说：“文公不参与，是避讳国君的恶行。”考察记载诸侯，是为了显示文公意志堕落，什么叫避讳呢？

十二月齐国人来归还子叔姬

《春秋》中鲁国女子被休回娘家的大归，以自归为文辞，说她们妇道不修，自我断绝于丈夫的国家，郯伯姬、〇伯姬就是这样。子叔姬，是齐君舍的母亲。商人杀了舍而自立，不容许子叔姬留在齐国，拘执了单伯，拘执了子叔姬。既杀了她的儿子，又拘执了她的母亲，按义理不忍心杀她，于是让她大归回鲁国。《春秋》推究实情而记载，说：“齐人来归子叔姬。”不是子叔姬自我断绝，而是齐国人断绝她，这与郯伯姬、〇叔姬不同。《左传》认为子叔姬是齐君舍的母亲，这个说法是对的；而认为单伯是周王臣子，在归还子叔姬时，又说：“是周王的缘故。”大概是因为单伯而致误。《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都认为子叔姬有罪，考察经文，应当以《左传》为准。当单伯去齐国时，齐国已有弑君的祸难，齐国正有祸难，单伯送女，将送到哪里去呢？不容许冒着祸难去送女。大概去齐国的行程，是为了请求子叔姬。如果单伯、子叔姬确实有作恶的迹象，那么经文记载他们被拘执，应当以连累为文辞。根据经文两人被拘执，乃是子叔姬因为单伯的请求而被拘执，两传的说法很不近人情。

齐侯侵扰我国西部边境，于是攻打曹国进入其外城

《春秋》中攻打国家的很多，没有说“入其郛”的。郛，就是郭（外城）。攻打已经太过分了，何况进入外城呢？《春秋》认为过分，所以说“入郛”。《公羊传》说：“是动我。”考察齐国只是进入曹国的外城罢了，什么叫动我？

鲁僖公十六年春，季孙行父在阳谷与齐侯相会。齐侯没有与他结盟。齐国，是大国，世代作为盟主，其强盛向来如此。文公不自量力，而派大夫去与齐侯结盟，齐侯轻视他，不结盟。记载说“齐侯弗及盟”，是为了显示鲁国的罪过。郑伯逃避盟主而顺从楚国，《春秋》归罪于他，记载说“郑伯逃归不盟”。鲁国以弱小之国邀盟强齐，而派臣子前往，最终齐侯没有与他结盟，不是不能结盟，而是不愿与我大夫结盟罢了。

夏五月，文公四次不视朔

视朔的礼仪，是用来敬重天时、尊崇君命、命令国人的。一个月废弃它都不可以，何况四次不视朔呢？那么文公怠于政事，由此可知了。孔子在定公、哀公之时，不想去掉告朔的羊，以保存其礼仪。定公、哀公之间，固然曾经有不视朔的，但经文不记载。视朔的礼仪废弃，是从文公开始的。又不说“始不视朔”，也是有时实行有时废弃。《左传》、《公羊传》都认为文公因为有病而废弃。考察孔子的《春秋》，都详尽地表达了人情中难以言说的部分。昭公在干侯时，而告朔朝庙的礼仪在鲁国不行，所以经文在一年之首，必定说“公在干侯”，这是为了显示昭公在外，虽然

译想要实行它，但形势上做不到。如果文公确实生病而不能前往，那么孔子应当像对待昭公干侯那样宽恕他，为什么唯独对他深加谴责呢？大概是因为他能够前往却没有前往，所以详细地谴责他罢了。《谷梁传》的说法，大概是最精辟的吧！

译六月戊辰日，公子遂与齐侯在郪丘结盟。

齐侯在阳谷拒绝接见季孙行父，却在郪丘与公子遂结盟，这难道不是因为礼物厚重而礼节谦卑吗？然而文公在鲁国安然无事，仅仅派遣他的大夫带着厚重的礼物去与齐侯结盟，这也难免有罪过啊。

拆毁泉台

“毁”是指全部拆除，与“堕”（部分拆除或降低高度）不同。泉台的设立，是先公用来防备和观赏的地方，却耗费民力来建造。文公认为这是不对的，所以一定要拆毁它。如果先君建造它是正确的，那么拆毁它，就是毁坏了先君的美德；如果先君建造它是不对的，那么拆毁它，就是揭露先君的恶行。文公拆毁泉台，必定属于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关于“三〇”（此处疑为原文衍文或特定术语，依文意略去或理解为某种说法）的说法，《公羊传》最为恰当。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杵臼

弑杀国君而称“人”，是地位低下的人弑杀国君的措辞。《左传》说：“因为国君无道。”国君虽然无道，臣子也不能不守臣节。国君无道而臣子弑杀他，那就是存在可以被弑杀的国君，从而教唆人们叛逆。《公羊传》说：“地位低下的人穷究于众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鲁文公十七年，诸侯在扈地会盟

文公怠慢国家政务，却派遣他的大夫去与强国结盟。诸侯的盟会，国君不参与，以求安顿自己的国家，却肆意接受诸侯的讨伐，以至于无法救援，导致国土被削减，百姓受伤害。《春秋》记载：“诸侯在扈地会盟”，是谴责国君没有参与。《左传》说：“记载‘诸侯’，是因为没有功劳。”按照《春秋》，鲁国的史书只有鲁国的事记载得详细，诸侯自行结盟而没有功劳，为什么与鲁国的事有关而要记载呢？《春秋》不会如此繁琐。

鲁文公十八年春天，周历二月丁丑日，文公在台下去世。

国君去世，一定是在路寝（正殿），不在路寝，都是不合礼制的。这里说在“台下”，情况更加严重。

夏季五月戊戌日，齐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商人

商人是弑杀国君的贼人，齐国人杀了他，不按照讨伐贼人来记载，是因为杀商人的人也是出于私心，并非为了讨伐贼人。《春秋》的道义，即使是弑君这样的大恶之人，杀他也必须明确他的罪状，然后才允许。不追究他的罪状而又出于私心，那也就只是说杀了国君罢了，这是为了推究情由、判定罪责而大大地加以防范吧？

秋天，公子遂、叔孙得臣出使齐国

鲁国是小国，大夫数量不多，而两位大夫同时出使齐国，国家的事务，恐怕有所缺失吧？《左传》认为是为了惠公即位以及拜谢葬礼，那么就是因两件事而行。因两件事应当两次记载“如齐”，经文只记载了一次，怎么知道是两件事呢？《谷梁传》认为是同辈而互相介绍，所以并列列举。按照礼制，副使和介者不应出现在经文中，即使同辈，所讥讽的也浅显罢了。正因为不合礼制，所以记载下来，何必曲意为之解说呢？

冬季十月，子赤去世

“子卒”，不记载地点，表明是被杀的。不称其名，是因为文公已经下葬，没有地方可以称呼他。《春秋》中未过一年的国君记载“卒”的有三例：二子、野。正常的去世也不记载地点。赵子怀疑经文有缺失，恐怕也是如此。《公羊传》、《谷梁传》都以是否记载日期来判断，圣人的意思难道是这样吗？这也值得怀疑。

夫人姜氏回到齐国

子赤被杀，宣公即位。夫人姜氏在鲁国不安，于是大规模地回到齐国。圣人记载说：“子卒。夫人姜氏归于齐。”那么宣公的弑君行为，不是很明显吗？

《春秋经解》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卷八

宋 孙觉 撰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威公（按：此处“威公”当指鲁宣公之前的某位君主，或为鲁文公之误，依原文直译）弑杀隐公而自立，《春秋》只记月份而不记“王”，以此谴责天王不能诛杀他，却让弑君的大恶之人凌驾于百姓之上长达十八年之久。宣公弑杀子赤而自立，其罪与威公相同。《春秋》记载月份并记载“王”，不谴责天王不讨伐，并不是赦免他。天下没有真正的王，是从平王以后开始的。到了威公时，王道不行不久，如果有王者兴起，赫然施行王道，那么威公就在可诛杀的范围内。不在他在位时，而应当在他将终之时。直到威公死，天王也不能诛杀他。圣人不忍心周道衰微，而弑君者得志。在十八年之间，记载“王”的有四次，始终反复，希望他受到讨伐却最终不能。圣人不忍心，于是只记月份而不记“王”，以此作为万世的法则。到了宣公时，王道不行已经一百多年了。天下的王，不可一日没有，而一百多年间王道不行，乱臣贼子接连而起，而王者未曾诛杀他们，如果不是天下无王，怎么会这样呢？宣公弑杀子赤而自立，王道的施行，首先应当诛杀他，而他即位后安然无事，无所忌惮。《春秋》在他即位的月份记载“王”，以表明王道的施行不容许被掩盖，所以特别郑重地记载“王”。《春秋》对威公、宣公的罪恶，并非偏有轻重，因为威公之时还抱有希望，而宣公之时最终无王。王还抱有希望，就可以等待王的诛杀；后来最终无王，于是记载“王”以进行讨伐。《春秋》的法则，弑君的贼人受到讨伐就记载“葬”。世子弑君，就不等待讨伐贼人而记载“葬”，因为葬礼是臣子的事，世子弑君就没有希望于臣子了。威公不记载“王”，是认为等待天王的讨伐。王道更加衰微，乱臣贼子滋生兴起，宣公弑君而记载“王”，是认为对天王没有希望了。对臣子没有希望，就世子弑君而记载“葬”；对天王没有希望，就宣公弑立而记载“王”。没有希望的，就不再希望，这是《春秋》的法则。赵子等人认为不除去“王”字，是因为宣公本来没有同谋，所以不同于威公。按照经文，继弑之后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