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解卷三

译这并非因为名号不美好，也不是因为地位权势不崇高，而是因为担任这些职位的人不合适。我并不会因为现在担任职位的人不合适，就轻视他们的地位权势，厌恶他们的名号，我对待他们的方式依然如故。国君和夫人，是至尊至贵的地位，享有有道有德的称誉，我对待他们不能不遵循这样的礼制。担任职位的人不合适，我不参与其中。《春秋》的法则，诸侯丧失自己国家的称为“出奔”，这是为了谴责他们不能守护天子分封的土地，不能奉祀祖先。鲁国的国君和夫人离开自己的位置、丧失自己国家的称为“孙”。“孙”的意思是谦退，谦退地离开自己的位置。所以《尧典》说“将逊于位”，就是这个意思。《春秋》对于鲁国国君和夫人的出奔称为“孙”，就好像是说我们的国君夫人离开国家，不过是谦退让位罢了，并不是出奔。鲁国国君被杀死的称为“薨”，就好像是说我们的国君未曾不正当地结束生命，怎么会被别人杀死呢？凡是我制定这些法则的原因，是为了对待国君和夫人，而不是为了对待被杀和出奔的人。所以《春秋》记载“孙”的有三处，夫人“孙”的有两处。文姜“孙”就去掉她的姓氏，哀姜“孙”就不去掉她的姓氏。文姜杀死她的丈夫齐桓公，哀姜杀死她的儿子鲁闵公，奸邪恶行的踪迹相同，弑君的罪行相等，然而她们的姓氏有的去掉有的不去掉，这是圣人的用意。文姜的恶行显而易见，她“孙”到齐国，这应当被齐国断绝关系。不称“姜氏”，是为了允许齐国断绝与她的关系。齐侯就是与夫人作恶的人，然而允许齐国断绝与她的关系，并不是为齐襄公设立的，而是为了表明骨肉亲情，如果恶行大到极点，危害道义，那么即使是亲人也可以断绝关系。哀姜的恶行也可以知道，她“孙”到邾国，邾国不是哀姜的母国，不是她应当去的地方。特意称“姜氏”，是为了表明邾国可以断绝与她的关系。文姜是齐国的女子，齐国断绝与她的关系就有疏远骨肉之亲的嫌疑，圣人辨析这种嫌疑，使她得以被断绝关系，所以不称“姜氏”，只记载说“夫人孙于齐”。哀姜“孙”到邾国，邾国不是她的同族，为了表明邾国不应当接纳异姓的女子、他国的夫人，来了就断绝关系，所以记载说“夫人姜氏孙于邾”。《公羊传》说：“国内讳言出奔，称为孙。”按照说奔称为孙，是为了厚待他们而深责他们，称为讳，是不对的。《公羊传》说：“夫人本来就在齐国，说孙于齐，是思念母亲。”《谷梁传》说：“在接练时记录母亲的变故，开始以人的身份对待她。”啖助说：“哪有先在齐国而现在记载孙的呢？大概是因为没有记载夫人到达，不知道姜氏跟随丧事回来，不告庙就不记载。”又说：“不称姜氏，是贬斥。”按照夫人不称姜氏，是为了表明齐国可以断绝与她的关系。《左传》说：“不称姜氏，断绝关系不视为亲人。”这种说法接近正确。而说这是礼，又是不对的。

译夏季，单伯迎接王姬。

《左传》记载为“单伯送王姬”，杜预认为单伯是周天子的臣子，周天子将要嫁女给齐国，派鲁国主持婚礼，所以单伯来送亲。《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单伯是鲁国受天子任命的大夫。考察杜预之所以推断单伯是周天子臣子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左传》记载为“送王姬”，当时王姬还未到达鲁国，既然说是送亲，那就决不是鲁国的臣子。另外，鲁国大夫去世都记载为“卒”，那些不记载的，必有其缘由，而单伯的去世不见于经文，又没有不应记载为“卒”的迹象；国内臣子从不记载字，而单伯记载了字，就像蔡伯、毛伯之类一样，所以杜预根据这几件事推断他是周天子的臣子。然而单伯在此处出现之后，庄公十四年记载“齐人、陈人、曹人伐宋，单伯防止伐宋”，冬天又防止诸侯在鄄地会盟。春秋时期周天子的臣子防止诸侯，只列在诸侯之上，不像国内臣子那样记载其防止之事。只有国内臣子防止诸侯，才说“防止某”，由此看来，单伯是国内臣子，不是周天子的臣子。王姬还未到达鲁国，不应当称为“送”，这里应当从《公羊传》、《谷梁传》记载为“迎接王姬”才是正确的。然而国内臣子却称单伯，这就是《公羊传》、《谷梁传》所说的“我们受天子任命的大夫”。天子任命他管理畿内的封邑，让他回国担任大夫，所以记载氏和字，等同于天子的大夫，郑国的祭仲、陈国的女叔之类就是如此。去世不见于经文，或许是因为有大恶，或许是旧史没有记载，不得而知。记载说“迎接王姬”，是因为天子的女儿下嫁诸侯国家，尊卑不相当，必定让同姓国家主持婚礼。鲁国主持王姬的婚礼，因为是同姓，也是常事。天子的女儿将要到来，派大夫去迎接并主持婚礼，也是常事。都不应当记载却记载了，大概是因为桓公在齐国被杀，仇敌未报，而庄公又处在丧服之中，天子却在这个时候让他主持王姬的婚礼，下嫁给齐国，居丧主持婚礼，不合礼制；又与仇敌国家交往行礼，是极大的失礼。记载说“单伯迎接王姬”，是为了表明天子不应当让居丧者主持婚礼，鲁国不应当与仇敌交往，而单伯不应当去迎接。《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派遣’？”考察国内臣子外出，从未有过称“派遣”的，这是春秋省略文辞罢了，为什么唯独在这里开始确立体例呢？《谷梁传》说：“其义理不可从京师接受。”考察迎接王姬，那么前往京师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要说前往京师，只说“君主在齐国被杀，其义理不可接受”，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秋季，在城外修筑王姬的馆舍。

《荀子》说：“遵从道义而不遵从君主，遵从正义而不遵从父亲，这是人的大节。在家孝顺，出门敬爱兄长，这是人的小节。”大概事情有不符合道义的，情理有不符合正义的，那么即使君主父亲有命令，也有不必遵从的，只以道义所在为准。桓公在齐国被杀，仇敌未报，庄公的丧服还未除去，而周天子就急忙让鲁国主持齐国王姬的婚礼，周天子就失礼了。作为庄公，应当以丧服未除、仇敌未报为由，向周天子辞谢，直到请求被批准才停止。在这个时候，不是没有同姓的诸侯，不是没有没有丧事的邻国，大概是庄公没有去辞谢罢了。辞谢不坚决，与不辞谢是一样的。诚心到了极点，能通达鬼神；悲哀到了深切，能感动异类。君主父亲的仇敌未报，明明穿着丧服，却放下怨恨化解仇敌，与他们主持婚姻，虽然能改变礼仪而在城外修筑馆舍，但还是免不了与仇敌通婚。圣人认为庄公侍奉君主不尽其诚，居丧不致其哀，忘记君主父亲而结交仇敌，舍弃丧服而亲近礼服，虽然修筑馆舍以示变通，但还是不能挽救他的罪过。春秋的法度，对贤者要求完备。不知道而做的，还可以宽恕；知道是非还去做，这是圣人所深深谴责的。庄公知道主持婚礼不对，却改建王姬的馆舍，哪里比得上辞谢而不修筑馆舍呢？大概偷鸡的人等到明年才停止，孟子批评他；不应当主持婚礼却在城外修筑馆舍，春秋谴责他。《左传》说：“在城外，是合乎礼的。”《谷梁传》说：“这是变通的正道。”不能辞谢而只是在城外修筑馆舍，就认为是正礼，正道只是这样吗？不是的。赵岐说：“修筑馆舍适宜，不如辞谢正道。”这是正确的。

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命服。

春秋记载赐命有三处，桓公的命服，赐给他是在他去世之后；文公的命服，赐给他是在即位之初；成公的命服，赐给他是在在位八年。这三位诸侯，诸儒讨论其礼仪都不同。杜预推究《左传》的说法，认为桓公的命服，就像现在的哀策文，成公则赐给命圭，合瑞作为凭证。如果按照他的说法，那么赐命的礼仪就不一样了，然而经文记载都说是“命”，没有不同的文字。《公羊传》认为命，是加给我服饰。何休解释说：“是九锡。”考察九锡大概是诸侯极盛的礼仪，没有大功大德不轻易加赐的。以周王室衰微而鲁侯弱小，不应该在十二公之间赐给九锡三次。《谷梁传》说：“有接受命令，没有来赐命。”范宁也说：“是九锡。”至于像陆淳、赵岐等人，认为像汉朝以来就地加封爵位。现在用经文考察，那么桓公已经去世，文公成公当时在位，说是追赐死者，那么在位者就不通了；说是加赐服饰圭璧，那么已去世者就没有用处了。《尚书·文侯之命》有秬鬯、弓矢，也不具备

译九锡。《周礼·大宗伯》中，以九种仪礼的命令来端正邦国的爵位，其中有受职、受服、受位、受器、赐则、赐官、赐国、作牧、作伯的区别。那么，上级赐予下级，尊贵者赐予卑贱者，都称为“命”。所以经书中，提到天子就说天命，提到臣下就说君命，提到儿子就说父命。大概“命”本身并没有固定的实物，上级所施加的，君主所赐予的，就称为命。春秋时期，周天子对鲁国有赐予，经书都记载为“锡命”；对于鲁国前来索取的，则指明具体的物品，说求车、求金。这是圣人的微妙用意，也是君臣之间的大法。君主对臣下有赐予，父亲对儿子有赐予，不因为多，不因为少，不因为贵重，不因为低贱，都称为命。物品的多少贵贱是不可以计较的，所看重的是尊贵者的命令。君主对臣下有索取，父亲对儿子有索取，多的就说多，少的就说少，贵的就说贵，贱的就说贱。作为臣子，如果君父向我索取，那么侍奉他们的方式如果不周全就有罪了，一定要说出物品的贵贱多少来作为轻重的依据。春秋记载“锡”的有三处，都称为命；记载“求”的有三处，都指明了具体的物品。这是圣人的微妙用意，也是君臣之间的大法。春秋记载周王必定称“天”，用来区别吴楚的僭越称号，表明天下没有第二个天子，并且推崇尊崇他，明确没有人能与之并列。其中不记载“王”字的有三处，范寗所说的旧史有详略之分，孔子沿袭而没有改变。赵岐说：“杀害弟弟并让他出居，通过文字可以看出大义。至于赐予齐桓公命，由于年代久远，如果不改变其文辞，就无法体现厌恶之情。查考经书记载‘锡桓公命’，那么弑君的大恶之人，却加上了天子的命令，讥讽贬斥的意思已经显现，何必去掉‘天’字呢？应当采纳范寗的说法，‘锡桓公命’，表明他活着时不能诛杀，死后却赐予他命，这显示周天子已经非常衰微了。”

译王姬嫁给齐侯。

不记载齐侯亲自前来迎娶，大概是因为齐侯自来就是合乎礼制的。亲自迎娶是常事，所以不记载。齐国与鲁国世代为仇，而鲁国却主持这场婚礼，况且还在丧期之中。如果不记载王姬的出嫁，就无法看出鲁国的失礼，以及周天子政令的失效。赵子曰：“本国女子出嫁，只有非常规情况才记载，这个说法是对的。”《公羊传》说：“我国主持这场婚姻。”《谷梁传》说：“作为中间人促成婚姻，就是主持出嫁。”在十二位鲁公的记载中，记载王姬出嫁的只有两处，足以知道凡是记载的都是非常规情况。

齐国的军队迁移了纪国的郱、鄑、郚三邑。

《春秋》记载“迁”有两个体例：宋人迁移宿国，迁移不是宿国的本意，是被宋国强迫；迁移邢国到夷仪，是邢国自己迁移国家，不是别人强迫的。至于郱、鄑、郚三邑，是被齐国军队迁移，与上述体例不同，而且记载的方式也有差异，这是圣人的用意。纪国没有可被灭亡的罪过，齐侯立志要灭亡它，纪国在当时，其行为又是贤良的。圣人对于齐国灭亡纪国，特意改变文字以示大义，不赞同无道的齐国，去灭亡有道的纪国。凡是“迁”的体例，都记载为“人”，以显示被迁移的国家已成为附庸，贪利忘义，行为如同匹夫。纪国三邑被迁移，则记载为“齐师”，以显示三邑的百姓没有离开纪国的意愿，而齐国凭借强大的军队强行迁移他们。郱、鄑、郚被迁移到齐国，那么三邑就归齐国所有了。《春秋》的体例，夺取他国的城邑称为“取”。齐国实际上夺取了纪国的三邑据为己有，然而不叫“取”而叫“迁”，是因为夺取他国的城邑，或许对方有可被夺取的罪过，而纪国确实无罪，齐国却强行夺取。不赞同无道者夺取有道的城邑，改变文字，记载为“迁”。《春秋》在纪国灭亡这件事上，体现了孔子的用意，眷恋不舍，不忍心。从迁移城邑到最终离开国家，孔子记载这些事并表达心意共三次：齐国实际上夺取了纪国三邑，却记载为“迁”，大概是不赞同三邑并入齐国，导致纪国衰弱；纪季带着酅地叛逃到齐国，不叫“以叛”而叫“入”，大概是说齐国无道，怎么会有城邑跟随它呢？齐国实际上灭亡了纪国，纪侯出逃，不叫“出奔”而叫“大去”，大概是说齐国怎么能驱逐有道的君主，使他出逃呢？纪侯只是离开了他的国家，孔子对于纪国的灭亡，三次表达心意，所以极其痛恨无道的齐国，而深切维护有道的纪国。齐国灭亡他国以增强自己，虽然一时得志，但孔子谴责它，那么它的恶名将流传不灭；纪国被强大的齐国断绝关系，在天下无处申诉，然而《春秋》褒扬它，那么它的志向将伸张于无穷。《公羊传》说：“不说是‘取’，是为齐襄公避讳。”考察将“取”改为“迁”，是深恶痛绝，怎么能是避讳呢？如果说为贤者避讳，那么襄公是大恶之人，《春秋》怎么能为他避讳呢？《谷梁传》说：“纪，是国家；郱、鄑、郚，也是国家。”有人说：“把纪国迁移到郱、鄑、郚。”郱、鄑、郚只是纪国的三个城邑，称它们为国家，是不对的。如果迁移纪国到别处，应当加上相应的文字，范寗反对这种说法，是对的。

鲁庄公二年春天，周历二月，安葬陈庄公。夏天，鲁庄公让庆父率领军队攻打于余丘。于余丘这个地方，《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它是邾国的城邑，而杜预对此空缺未作解释。这应当以《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为定论。《春秋》的体例，攻打国家才叫“伐”，攻打城邑没有记载为“伐”的。于余丘特别记载为“伐”，这是孔子的用意。邾国，是鲁国的附庸国；于余丘，是鲁国附庸国的城邑。说：“亲近的没有超过附庸的。附庸国的城邑叛变，以至于要任命将领率领军队去攻打，这是为了显示国内德行有所不修，国内政治有所不明。”附庸国是我国的附属，于余丘是我国的城邑，我国的城邑叛变以至于要攻打它，这与邾国有什么关系呢？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毁坏郈邑，郈是我国的城邑，不能说“毁坏鲁国的郈邑”。焚烧咸丘，咸丘是我国附庸邾国的城邑，不能说“焚烧邾国的咸丘”。包围宋国的彭城，不记载宋国，就无法看出彭城属于宋国。咸丘、于余丘记载为邾国，就无法看出邾国是我国的附庸，而这两个城邑是我国的城邑。我国附庸国的城邑叛变，以至于动用大夫的尊贵身份、举国的民众，声讨其罪过并攻打它，那么我国治理国家的方法，难道不是有所不到位才导致这样吗？于余丘不隶属于邾国，所以对内部的责备更加深刻。《公羊传》说：“国家的君主还在那里。”如果邾国君主确实还在那里，应当说“攻打邾国”，因为邾国君主更重要。《春秋》的法度，举出重要的事物来记载。邾国君主确实还在，却说于余丘，这是举出次要的事物来说，从而减轻其罪过，这是不对的。《谷梁传》说：“公子身份尊贵，说‘师’表示军队重大，却去攻打敌国的城邑，这是为了讥讽鲁公。”如果讥讽鲁公不凭借将领尊贵、军队众多去对抗强大的敌人，那就是教人作战了。《春秋》是教人作战的吗？这是不对的。

秋天七月，齐国的王姬去世。

外国女子而成为外国夫人的，《春秋》都不记载其去世，因为与鲁国事务无关，且不是惩戒劝勉所关联的，即使来报告也不记载。王姬而由鲁国主持其婚姻的，则为之服丧，也不记载，因为这是常事没有特别记载的必要。《春秋》记载王姬出嫁的，都在庄公时期，而且她出嫁后成为齐国夫人，这是为了罪责庄公忘记君父的大仇，顺从婚姻的常礼。王姬出嫁的有两次，而记载去世的只有一次，大概是因为她的去世恰好发生在庄公时期。庄公十一年出嫁到齐国的王姬，她的去世不在庄公时期，所以不记载。庄公的父亲被齐国杀害，而国家弱小力量薄弱，仇敌未能报复

译虽然一时由天子任命，但庄公不能以大义推辞，却为主持其婚礼，最终完成了礼仪。等到齐国来报告王姬去世时，庄公又为她穿夫人等级的丧服，对君父的仇恨如同对待草木一样不予报复，却为仇敌的夫人主持丧事并为之服丧，这显示出庄公起初一次失误，后来便彻底丧失原则。鲁国与周天王同姓，是圣人的后裔，也是讲究礼义的邦国。周天王的女儿下嫁诸侯，以及周天王的后妃归葬京师的，大多由鲁国主持。然而在十二位鲁公之间，长达二百四十二年的时间里，记载王姬归鲁最完备的，只有齐王姬这一例。单伯迎接王姬，在城外修筑馆舍，王姬归鲁，王姬去世，这二百四十二年间在《春秋》中记载的共四次。《春秋》对于常事不予记载，而齐王姬之事记载得如此完备，是为了显示庄公对仇敌极尽礼数，而对先君毫无恩情。罪行重大则记载完备，其罪恶积累无法掩盖。十一年时的王姬只记载归鲁便结束了，只是为了显示庄公主持婚礼的罪过。至于王姬去世，如果发生在其他鲁公时期，即使齐国来报告，鲁国为之穿较轻的丧服，也不予记载。仇敌已经换了一代，主持婚礼的人也已经死了，罪责无处施加，所以不记载。《公羊传》说：“是我们主持的。”《谷梁传》说：“为她主持丧事，所以记载她去世。”鲁国主持王姬婚礼不止一次，为什么唯独记载王姬去世呢？如果是元年时记载她去世，那么十一年时为什么不记载她去世呢？啖助说：“因为庄公为她服丧。”十一年时的王姬为什么不为她服丧？赵岐说：“记载这是为了彰显错误，为仇敌的夫人服丧尚且认为是正确的，与仇敌交往也符合礼节。”啖助、赵岐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译冬季十二月，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

孔子说：“那些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概孔子的意思是认为，天下万事，如果处理得其道且能在初始阶段加以控制，就不会落到无可奈何的地步。等到真正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那是天下最大的恶、万事的极端，是不可劝谏阻止、无法挽救的，圣人也就只能说无可奈何罢了。瞽瞍，是什么样的父亲啊！商纣王，是什么样的君主啊！舜侍奉父亲，可以说是孝了，但瞽瞍不爱护他，甚至想杀他。舜想到父母不爱护我，为什么呢？大概是我侍奉他们，未必做到极致吧。于是每天向苍天、向父母号哭。恭敬地拜见瞽瞍，瞽瞍也终于顺从。瞽瞍如此顽固，而舜最终感化了他。作为舜那样的人，只是说侍奉父亲的道，而不说“怎么办”。文王侍奉纣王，可以说是忠了，但纣王不爱护他，甚至想杀他。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疆土，但侍奉商朝的心志毫不懈怠。庇护百姓的德行日益盛大，而侍奉君主的心意日益谦卑，最终使自己免于祸患。后世做儿子的，如果父亲的顽固不像瞽瞍那样严重，都可以做到孝；做臣子的，如果君主的恶不像商纣那样严重，都可以成为忠臣。孔子认为天下的恶，没有不可制止的；万事的弊端，没有不可挽救的，这是从舜和文王的事情中知道的。夫人姜氏的恶行，被《春秋》贬斥，被《诗经》讽刺，并且出自传文，可以说是大恶无法掩盖，极其显著而不可挽救了。然而孔子记载说：“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鲁国，是庄公的国家；夫人姜氏，是庄公的母亲。孔子在庄公在位的年份记载姜氏的恶行，说明庄公有罪。庄公的父亲被齐侯杀害，而母亲逃奔到齐国。作为庄公，应当哀痛父亲死得不合情理，哀毁骨立，哭泣思念，把仇敌未报视为刺骨的仇恨，把父亲被弑视为穷尽天地的耻辱，忧愁痛苦悲伤，好像一天都无法容忍自己活着。那么他的母亲姜氏，即使顽固如瞽瞍，即使恶毒如夏桀商纣，也将会感动他的心，而逃奔之事有所不忍。所以姜氏会见齐侯，大概是庄公的哀痛不够深切，而诚心不笃厚罢了。论述这个义理的人很多，只有赵子得到了它，说：“姜氏、齐侯的恶行显著，这也是用来责备庄公的。”这是深通《春秋》的人说的话。所以柳子厚曾经称赞他的书，说：“读‘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可以看到圣人确立《孝经》的大端。”谷梁传说：“说‘防’是不正当的。姜氏的恶行如此，却只责备说‘不正当’，那么它所谓的正当，就忘记了大的方面了。”

三年春王正月，溺在防地抵御齐军攻打卫国。

溺是没有被任命的大夫，无骇、翚、挟之类的人就是如此。不说“率领军队”，是因为军队少。“防”，是对外表示志向。“伐”，是声讨其罪而行事。左氏说：“这是憎恶他。”按：不称氏，是因为没有赐族罢了，说因为憎恶而离开他，是不对的。谷梁传说：“不称公子，是憎恶他抵御仇敌而攻打同姓，所以贬斥而直呼其名。”公羊传认为：“是我国未被任命的大夫。”这个说法是对的，左氏、谷梁传都是穿凿附会。

五月，鲁僖公去世。

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父亲的丧事，儿子不去，就是不孝；君主的丧事，臣子安然不去奔赴，在道义上合适吗？天王去世，《春秋》记载得很详细。周天子告知去世就记载“崩”，鲁国去吊唁就记载“赴”，义理上没有可疑的。然而啖助、赵匡之流都认为万国的数量极多，封疆的守卫极重，所以天子的丧事，诸侯不能越境去奔丧，在国内修习丧服，派卿去吊唁送葬，等到哭丧完毕就除去丧服。如果这样，那么文公九年叔孙得臣去京师安葬襄王就是符合礼制的。《春秋》常事不记载，符合礼制的又记载，那么失礼的如何显现呢？按天王去世，应当遵循孙复的说法。古时候天子去世，诸侯近的奔丧，远的吊唁，所以《周礼·大行人》说“如果有大丧，就诏告辅助诸侯的礼仪”，这个说法是对的。解说《春秋》的人大多议论春秋时期记载鲁国去京师的只有一次，如果鲁公确实有吊唁天王的事情，那么在经文中应当记载，经文不记载这件事，怎么知道鲁公亲自去了呢？大概《春秋》常事不记载，非常之事才记载。叔孙得臣、叔鞅去京师，是因为他们的君主没有亲自去，所以明确记载使臣的罪过。如果鲁公亲自去，那是礼制应当如此的，符合礼制就不记载。《春秋》记载诸侯的吊唁，不曾说所派的臣子。那些记载如“公子遂去晋国吊唁晋襄公”的，大概是因为派卿去吊唁，礼制太重，显示其失礼，所以记载。吊唁天王而派臣子的，是罪责公没有亲自去；吊唁诸侯而派卿的，是讥讽卿去失礼。所以吊唁天王而符合礼制的，只说吊唁某王；吊唁诸侯而符合礼制的，只说吊唁某公。记载臣子去的，都有罪过。鲁公去京师吊唁天王，符合礼制不记载。记载“公去京师”的只有一次，是罪责成公借吊唁之机攻打秦国而顺便行事。古时候诸侯即位，必须朝见天子。春秋时期，这种礼制大多废弛。庄公三年吊唁僖王，借吊唁僖王，于是去周朝；宣公三年吊唁匡王，襄公二年吊唁简王，都是借吊唁而去。

译由此看来，就知道诸侯即位之后应当举行朝见周王的礼仪。三公即位之初，未曾像周代那样，又因为防止周天子亲自前往以执行两种礼仪，并且亲近周室。襄王的去世在文公九年，所以文公没有前往而得臣前往；景王的去世在昭公二十二年，所以昭公没有前往而叔鞅前往。更加知道即位时间长久，那么侍奉周室的心意就越发松懈，不亲自前往而派遣臣子。然而威王的去世也是庄公亲自前往吊唁的，没有记载在经文中，因为常事不记载。威王的去世，在威公十五年，于是开始改期吊唁的，谷梁传称之为改期，这是对的。因为这不是常事，是庄公亲自前往，所以记载它。左传说：“迟缓。”按实际情况是改期，并非迟缓而才去吊唁。谷梁传有人说：“陈列尸体以招求诸侯。”范宁驳斥这种说法。

译秋季，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

按照《春秋》的体例，把自己国家的城邑献给别国的，记载为“叛”。酅是纪国的城邑，纪季把它献给齐国，但经文没有记载为“叛”，而称之为“入”，这是《春秋》变通的体例，体现了圣人的用意。那极其弱小的纪国，去对抗如虎狼般的齐国，必定会导致百姓遭受残害，宗庙社稷覆灭，直到彻底溃败才停止。纪侯怜悯百姓无辜受害，又担忧宗庙社稷无人祭祀，于是派他的弟弟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请求以此保全百姓性命，延续宗庙祭祀。像纪侯这样的人，本来就是王道所推崇的贤人，也是圣人所赞许的。况且在《春秋》时代，争夺侵伐没有止息，杀伤败亡无法挽救，贪图利益而不爱护百姓，逞强好胜最终导致宗庙覆灭的人，数不胜数。而在这个时候，纪侯的行为却能如此，孔子怎么能不稍加褒奖呢？所以对于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这件事，不按照惯例记载为“叛”，而是变通文字记载为“入”，以表明纪季是接受兄长的命令，从而能够保全宗庙祭祀。《公羊传》说：“认为纪季贤德，是因为他服罪。”按纪季并没有罪，齐国凭借强权要灭掉纪国，而纪侯不忍心让百姓遭受战祸，派纪季保全宗庙祭祀，有什么罪需要服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冬季，鲁庄公驻扎在滑地。

《春秋》记载“次”（驻扎）都是含有讥讽意味的。凡是出兵，合乎道义然后行动，是可以的；不合道义而行动，行动时心存畏惧，畏惧之后才驻扎下来；或者虽然合乎道义而行动，行动时却增加畏惧，也是因畏惧而驻扎。所以“次”有两种情况，但都含有讥讽。纪国和鲁国世代通婚，世代结盟，世代往来。纪侯被齐国逼迫，齐国已经迁走了纪国的三个城邑，纪季又把酅地献给齐国，纪国的灭亡就在旦夕之间。鲁庄公不忍心而前往救援，但又畏惧齐国而不敢直接出兵，所以只是在郎地驻扎。凡是出兵，要衡量力量然后行动，合乎节度然后举事。不衡量力量，即使合乎节度也不可举事；不合乎节度，即使衡量力量也不可行动。所以出兵，衡量力量是首要的，合乎节度是次要的。大概有不衡量力量而亡国的，宋襄公在泓水之战的失败就是这样。力量虽然强大但不合乎节度的，罪过又不可胜数。在这个时候，纪国虽然危在旦夕，但作为鲁庄公，应该衡量自己的力量，如果可以去救援就前往救援，如果力量不足以救援，就不如不去罢了。对内使国家空虚，对外对危亡的纪国没有救援，只是到郎地驻扎而已。圣人谴责他劳师动众却没有功效。经文记载“公次子郎”，《左传》中“郎”写作“滑”，《公羊传》《谷梁传》写作“郎”，应当以《公羊传》《谷梁传》为定。《左传》的体例说：“军队住一宿叫‘舍’，住两宿叫‘信’，超过两宿叫‘次’。”《春秋》记载“次”有十六处，没有记载“舍”“信”的文字，记载“次”只是讥讽其驻扎，不论时间长短。《左传》的体例是不通的，《公羊传》《谷梁传》都是正确的。

鲁庄公四年春季，周历二月，夫人姜氏在祝丘设宴招待齐侯。

《春秋》中诸侯相见，都称为“防”。“防”，大概是《春秋》时代诸侯以礼节相见的名称。简化礼节而相见的称为“遇”，“遇”的罪过比“防”更重。在二百四十二年间，没有提到“享”的，那些因为“防”而互相宴请的也不记载，因为“防”更重要，那么“享”就不值得计较了。夫人没有正当理由而宴请齐侯，也是因为“防”而随后宴请。但经文不记载“防”而记载“享”，是因为姜氏会见齐侯，又宴请他，在两国之间传播恶名，相会已经不可取，何况宴请呢？因为“享”更严重，所以记载“享”。姜氏和齐侯的罪恶，不需要贬斥断绝就能显现，作为鲁庄公，也难免有罪。《谷梁传》说：“宴请齐侯，是为了使齐侯受病。”按姜氏罪恶极大，而鲁庄公也有罪，为什么唯独使齐侯受病呢？陆淳说：“这是讥讽。”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三月，纪伯姬去世。

《春秋》中鲁国女子出嫁成为诸侯夫人，就记载“卒”，大概是因为她们地位尊贵相当，鲁公为她们服九个月的丧服。《中庸》说：“为期一年的丧服，大夫也实行；为期三年的丧服，天子也实行。”大概因为诸侯有国君的尊贵，所以对于旁系为期一年的丧服都降为大功。鲁国女子出嫁诸侯成为夫人，对于鲁公有姑姐之亲，鲁公为她们服九个月的丧服，《春秋》以恩情记录，所以记载“卒”。如果有恶行，就去掉“卒”以示贬斥，表明不足以用恩情来记录，郯伯姬就是这样。如果贤德行为显著，像纪伯姬、宋共姬那样，就详细记载她们始终的事迹，详细记载“卒”，以显示她们的贤德。纪伯姬在鲁隐公二年嫁给纪国，至此才去世，记载她，是因为鲁公为她服丧，以恩情记录，并且表明她没有恶行。《谷梁传》说：“我国女子出嫁诸侯，地位相同就为她改变丧服。”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夏季，齐侯、陈侯、郑伯在垂地相遇。

“遇”，是简化礼节而符合相见的意义。同鲁隐公八年“遇于垂”。按齐、陈、郑三国相遇，三次都没有事迹。现在根据经文前后对照，当时齐国将要灭掉纪国，而畏惧陈、郑两国救援，所以齐侯作为主人，请求陈、郑两国相遇，以安抚这两国。之所以知道必然如此，大概郑国在鲁僖公十二年曾经与鲁国帮助纪国，以及齐、宋、燕在纪国国都作战，宋、齐大败，陈国又是郑国友好的国家，所以同时与两国相遇，结好他们的心，所以下面接着记载“纪侯大去其国”。那么齐侯将要侵犯别人的国家，而畏惧诸侯的军队，以至于求和而相遇，其罪过也是不可胜数的。

纪侯完全离开了他的国家。

孟子说：“从前太王居住在邠地，狄人侵犯他，用皮革、货币、犬马、珠玉事奉他们，还是不能避免。于是告诉他的长老说：‘狄人想要的，是我的土地。我听说，君子不拿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去害人。你们几位何必担心没有君主？我将离开这里。’离开邠地，越过梁山，在岐山脚下建城邑。”

译太王迁居到岐山之下。邠地的人说：“太王是仁德之人，不能失去他。”跟随他的人就像赶集一样踊跃。太王所离开的，只是邠地的土地罢了，邠地的百姓并没有离开太王。所以古代离开自己的国家而能不失去百姓的，只有太王罢了。后世也有离开国家的人，但没有听说他们的百姓像太王离开邠地时那样跟随他的。《春秋》记载“纪侯大去其国”，解释者褒奖他，或许符合事实；贬低他，或许失去了真相，这两种看法都没有完全得当。《公羊传》的说法最为荒诞虚妄，齐襄公为九世前的仇敌报仇，而纪侯应当被灭绝，这等于说《春秋》认为灭亡别人的国家也是贤德的行为，这不符合人情。《谷梁传》说：“‘大去’这个词，意味着不遗漏一个人的说法，意思是百姓跟随他，过了四年才全部离开。如果纪侯率领全国百姓离开，就不能称为‘大去’；如果百姓都跟随他，就应当重新建立国家，就像太王在岐山那样。然而《春秋》在此之后，纪国就不再出现，大概纪国已经灭亡了，这种说法不通。”陆氏一派人说：“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如果不是贤德之人，不敢居此位。”如果为了保住君位而牺牲生命，为了保住国家而残害百姓，这都是夏商周三代以后“家天下”的观念。如果陆氏一派人认为纪侯离开国家是出于尧舜那样的心意，那么连三代圣王都比不上他。《谷梁传》和陆氏一派人褒奖他则超过了实际，而《公羊传》贬低他又失去了真相，都不得当。孟子说：“《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这一方比那一方稍微好一些罢了。”用这句话来评价《春秋》，不仅仅适用于战争这一件事，大概《春秋》的深意，孟子用这一句话就概括尽了。“这一方比那一方稍微好一些”，这是极其精到的论断。春秋时期，没有德行却固守君位，没有道义却固持国家的人，天下到处都是。最终连自身都保不住，以至于逃亡流亡；无辜的百姓，以至于死伤遍地。纪侯在这个时候，不忍心让百姓遭受战祸伤亡，而苟且保全自己的爵位。他让弟弟带着酅地投奔齐国，以保存宗庙祭祀，而自己脱身离开。宗庙祭祀得以保存，不能说国家灭亡；他的臣民并没有抛弃他，不能说他是逃亡。圣人赞美他轻视个人的君位，而重视保全一国的百姓，特意改变文字而说“大去”。纪侯所谓的贤德，大概是春秋时期所谓的贤德，并非孔子所谓的贤德。“大去”所谓的褒奖，大概是春秋时期的褒奖，并非孔子所谓的褒奖。太王离开邠地，国人跟随他，邠地的土地虽然丧失了，但百姓并没有丧失。纪侯离开国家，国家将要灭亡，百姓也随之灭亡。邠地的百姓深受太王的恩德，如同父母一样，父母去了，子女就跟随，所以太王虽然失去了邠地，却没有失去百姓。纪地的百姓受纪侯的恩德浅薄，他们做纪国的百姓和做齐国的百姓没什么两样，纪国有一位君主，齐国也有一位君主，离开纪国而归顺齐国，不过是失去一位君主而得到一位君主，所以纪侯离开国家，百姓不跟随他，纪侯灭亡，纪国也就失去了它的百姓。《春秋》认为纪侯贤德，是为当时那些忍心让百姓遭受战祸的人树立榜样。纪侯的贤德，只是春秋时期的贤德，并非孔子所谓的贤德。大概离开国家却不如太王的人，都是孔子所不认可的。孔子评论众弟子的品行，不曾称许他们为仁，但对于管仲，孔子说他有仁德。大概管仲的仁德，是齐小白（齐桓公）时代的仁德。那么纪侯的贤德，也只是春秋时期的贤德罢了，这是不可不辨明的。

译六月乙丑，齐侯为纪伯姬举行葬礼。

秉持大义却行小恶的人，是《春秋》所谴责的。齐侯的罪恶极大，想用行小善来掩盖，这又是《春秋》所深切谴责的。齐侯灭人国家，驱逐人君主，进入其地使其成为附庸，这种《春秋》中的大恶罪不可赦。竟然在伯姬去世时给予恩惠为她办丧事，想以此掩盖罪恶而求得善名，然而终究逃不过孔子的谴责。所以《春秋》的写作，是为了公正地评判万世的褒贬，纠正一时的对错。齐侯对待伯姬，众人认为是善，一时认为是仁，然而孔子却定罪；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众人认为是恶，一时认为是非，然而孔子却赞许。所以内心不纯正于道，那么即使为亡国夫人办丧事也不能称为仁；志向在于行善，那么即使背叛兄长而出奔，这也算是义。赵盾返回却不讨伐弑君贼人，怎么知道他没有参与谋弑？所以记载说：“赵盾弑杀了他的君主。”楚国曾经讨伐过罪人，然而随即想灭掉陈国，所以记载说：“楚子进入陈国。”内心正确而行为错误，行为虽善而居心恶劣，一时不能分辨，众人不能知晓的，《春秋》予以纠正。齐侯有虎狼般的暴行，却表现出妇人的仁慈，上百个夫人的恩惠也不能抵偿灭国的罪过，难道想靠为一个伯姬办丧事来掩盖罪恶吗？《公羊传》说：“即使遇到纪侯的灵柩，也将为他办丧事。”大概是《公羊传》认为齐襄公的行为贤明，最终想附会成全自己的学说。假使能为纪侯办丧事，就足以赎清灭国的罪过吗？《谷梁传》说：“因为失国所以隐晦地为他办丧事。”查考经文记载齐侯为他办丧事，是为了谴责齐侯，为什么说隐晦呢？

冬天，鲁庄公和齐人在禚地打猎。

鲁庄公的父亲被齐国杀害，鲁庄公对齐国，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然而庄公忘却杀父之仇而贪图齐国的利益，畏惧齐国的强大，元年主持齐国的婚事，三年臣服于齐国的讨伐，《春秋》一一记载以显示他的罪过。然而元年的婚事，是受命于周天子，虽然有结交仇敌的罪过，责任相对较轻。三年臣服于齐国的讨伐，罪过已经重了，然而庄公还没有亲自参与。于是又亲自和他的臣子在齐国的土地上打猎，大概庄公不孝而释怀仇恨，在这里表现得最为严重。圣人深切痛恨，记载说：“公及齐人狩于禚。”庄公释怀仇敌的罪过，只有这一条最重。不称齐侯而称人，又是为了加重谴责。他的父亲被杀在那个国家，作为儿子却和他的臣子在那片土地打猎，不共戴天的仇恨转眼就忘了，游猎的乐趣却安然去做，即使非常不孝、非常不成器的人也有所不为，而庄公却安然为之。圣人正要说：“我的君主一定没有这种行为，一定没有这种恶行，哪有父亲被杀而儿子跟随臣子游玩的道理？我的君主不会做这种事。我的君主失礼到极点，不过是和那些臣服的人打猎罢了。那些地位低微的人心里不敢对抗我而打猎，我要求和他们打猎然后才‘及’他们。”所以记载说：“公及齐人狩于禚。”对待他看似宽厚，责备他极其详细，那么谴责他的罪过也就更深了。《公羊传》说：“重视与仇敌打猎。”《谷梁传》说：“降低庄公的地位，是为了贬低庄公。”查考不记载齐侯，实际上不是齐侯；不记载他的名字，是嫌以臣子的身份与我敌对。《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都不对。

五年春天，周历正月。夏天，夫人姜氏前往齐国的军队。

夫人姜氏迎合齐侯的恶行，《春秋》都据实记载，因为她们作恶的迹象相同，而罪过没有轻重之分。有的迎合，有的宴享，有的前往其军队，一时的迹象不同，但行为的恶则是一样的。《春秋》必定区别事情而记载，彰显其恶以昭示后世。在这个时候，齐侯在外领兵，而夫人奔赴他，不称迎合，因为没有预先约定的日期；不称宴享，因为没有互相宴享的事实；不称其地，因为军队驻扎没有固定地点。经文没有讥刺的文字，不需要贬斥断绝就可以知道其恶了。

秋天，郳犁来来朝见。

郳犁来，是僖公七年时的小邾子。在这个时候，霸主尚未兴起，只是作为附庸居住在郳地。附庸的君主，《春秋》惯例以名字记载，因为他们的国家附庸于大国，而爵位的高低，只能相当于大国的大夫。《春秋》诸侯大夫惯例记载名字，所以附庸的君主没有爵位命定的也记载名字。僖公十七年，公与邾仪父在趡地结盟就是如此。犁来自此之后，多次跟随霸主征伐，齐桓公开始请求周王命令，加封郳以子爵，开始自称为小邾，所以僖公七年来的朝见，记载为小邾子。自称子之后，就不再称郳，《春秋》也不再见他的名字了。朝见，是朝见天子的礼仪，附庸虽然卑微，然而也没有朝见诸侯的道理。《春秋》之时，朝礼全都废弛，而弱小者奔走于大国，暴强的人接受别人的朝见，所以凡是记载朝见的，都是双方都有罪。

冬天，鲁庄公会合齐人、宋人、陈人、蔡人讨伐卫国。

用一个字普遍施用于《春秋》而不可推定为常例的，只有“人”字。有的记载作为贬斥，有的记载作为褒扬，然而都随着事情可以看出其含义。拘捕诸侯、拘捕大夫，记载“人”，贬斥其擅自拘捕无罪之人，行为如同匹夫。杀死弑君的人，以及两国不结盟而讲和，赞许其得到众人之心，好像举国都想要这样。至于庄公的会盟、侵、伐，历数诸侯的国家而称为“人”的，又是圣人的微言大义，而《春秋》的深意所在。圣人设立礼制，接近尊贵者不得敌对尊贵，敌对尊贵就是僭越，所以制定礼制来疏远他们；远离尊贵者不嫌其

译僭越行为越是疏远，就越不能亲近，所以制定礼仪来使之亲近。礼仪规定：国君用粱米洗头，大夫用稷米洗头，士用粱米洗头。国君用粱米，是因为粱米珍贵；大夫用稷米，是因为稷米比粱米低贱；士用粱米，是因为士远离国君，不嫌其僭越。士所用粱米虽与国君相同，但礼仪的等级却更加降低了。国君与同族宴饮，则让异姓担任宾客，膳宰担任主人。主人，是代替国君的人。不派大夫而派膳宰，是因为大夫地位尊贵，代替国君做主人，有逼迫国君的嫌疑。膳宰只是士罢了。士地位卑微，即使担任主人，也不会有逼迫国君的嫌疑。设立礼仪的用意像这样的很多，《春秋》也是采用这种原则的。鲁公与其他国家会盟、征伐，其他国家有时派遣臣子与鲁公对等，其臣子虽然是大夫，却不记载名字，只书为“人”。鲁公以一诸侯的尊贵身份，却屈尊与其他国家的大夫会盟、征伐，那是极大的耻辱，不可言说。大夫的地位逼迫国君，却得以与我国国公会盟、征伐，那就是我国国君被他们僭越了。他们既然僭越，那就意味着鲁公的地位与大夫相等。所以鲁公与其他国家的大夫会盟、征伐，大多书为“人”。如果像防地那样跟随国君，就不嫌与国君对抗了。孔子制定这种体例，大概是为了对待有道的君主。君主有道，那么政教一定修明，声望一定显著，其他国家的君主将会顺从我，我前往顺从他们，他们一定会奔走侍奉我。如果像防地那样，顺从没有疑问，一定不敢对抗而来与我敌对。所以《春秋》中，鲁公与外国臣子会盟的，从未记载他们的名字，一定都书为“人”。那些有区别的，都是变例。在这个时候，鲁公在防地会合诸侯的军队去讨伐卫国，大概是因为卫侯朔被公子黔牟驱逐，请求恢复他的国家，诸侯讨伐卫国以接纳他。讨伐卫国的战事，实际上是接纳卫侯朔回国，但只说讨伐而不说接纳，大概是因为卫侯朔得罪了他的国家，国人驱逐他，于是周天子且派子突拒绝卫侯朔以救援卫国，那么诸侯的军队就是抗拒天子的命令而接纳恶人，抗拒王命是不忠，接纳恶人是不义。不忠不义，是无名的军队，圣人不赞同。所以隐去接纳卫侯朔的事实，不赞同他们抗拒王命而接纳恶人。《春秋》中实际接纳君主的记载为“纳”，如接纳子纠、接纳齐桓公是也。那些记载的，虽然有不该接纳的罪过，但还没有抗拒天子的恶行，仍然记载“纳”以显示事实。至于那些大恶而不可掩盖的，圣人反而隐去，这是为了责备他们更深而谴责他们更切。鲁公被杀记载为“薨”，夫人出逃记载为“孙”，用意越微妙而恶行越显著，文字越深刻而罪过越昭彰，这就是《春秋》之所以难懂的原因。《谷梁传》说：“称诸侯为‘人’，是为了贬低国君。”按诸侯称“人”，实际上是派遣使者罢了，并非诸侯亲自前往。如果亲自前往，就记载诸侯的爵位，那谴责他们的意思不是更明显吗？

译鲁僖公六年春季，周历正月，周天子的大夫子突出兵救援卫国。

《春秋》对于侵略和讨伐的行为，都加以谴责。如果有能够进行救援的人，那么《春秋》就称赞他，因为他的志向没有恶意。然而，救援这件事的道理，应当衡量自己的力量如何，以及责任的轻重。如果处于方伯（诸侯领袖）的地位，而诸侯的军队无故兴起，责任应当去救援，而且力量也足够，起身去救援，那自然是好的。如果是弱小的国家，又不处于方伯的地位，仅仅因为与我关系友好、往来密切的国家，就这样去救援，那么这是《春秋》所不赞同的，也是圣人所不认可的。大概就像同室之人争斗，披头散发、系着帽带去救援，是可以的；如果是乡邻之间的争斗，也系着帽带去救援，那就是非常糊涂的人了。《春秋》记载“救”字共有二十三次，救援本来是圣人所称赞的，但是如果没有责任却去救援，又不衡量自己的力量，虽然都出于救援的目的，但救援的理由却不同。然而“救”也是一个名称，至于其轻重，都随着具体事情而显现。卫侯朔在卫国进谗言杀害了两位公子，即位几年后被黔牟驱逐，黔牟在位已经八年了。去年冬天，齐侯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卫国并迎回卫侯朔，周天子于是派他的儿子子突去救援卫国。《春秋》的体例，天子的臣子如果是士，就记载名字，大概因为《周礼》说天子的元士地位相当于附庸国，附庸国的君主在《春秋》中记载名字，所以天子的臣子如果是士也记载名字，以表明爵位等级相同而轻重相当。记载为“王人”，是因为他是天子派出的使者；又记载为“子突”，是表示尊重他。在这个时候，周王室衰微到这种地步，而周天子能够征讨卫侯朔的不义，并援助正当执政的黔牟，派子突率领军队去救援，更是好事了。然而经文没有褒扬他，大概是因为《春秋》的体例，有褒扬就有贬斥，有善就有恶。褒扬一件善事，是为了让行善的人受到鼓励；贬斥一件恶事，是为了让作恶的人感到畏惧，没有空洞的言辞。周天子是天下最尊贵的人，是道德的源头，他的善行很多，不能用一件善行来褒扬。大概因为褒扬，就意味着有贬斥的言辞。如果周天子可以褒扬，那么也可以贬斥了。所以《春秋》的原则，周天子没有褒扬，并不是没有善行，而是他的善行太多，一次褒扬不足以概括；周天子没有贬斥，并不是没有恶行，而是周天子的地位不是作恶的人所能居的，即使有恶行也不加贬斥，这是为了对周天子要求完备而预先避免嫌疑。王人子突救援卫国，子突的善行，并不是周天子的善行。子突行善，那么周天子也就行善了。然而救援卫国这件事，只是王人的一件善行，不足以用来褒扬我们的周天子。周天子的军队在茅戎战败，是周天子的军队自己战败，并不是茅戎能够打败周天子的军队。所以作为周天子的军队就没有战败，战败的是自己战败。《春秋》称赞周天子救援卫国而记载“子突”的“子”字，贬斥周天子军队的战败，而用“自败”的文辞，大概意思是说：周天子没有褒扬，但他的善行不可掩盖，就褒扬他的臣子；周天子没有战败，但他的恶行不可隐瞒，就记载周天子军队的自败，以此来推崇尊贵而要求完备。《谷梁传》说：“救援是善行，那么讨伐者就不正当了。”赵子说：“假如周天子不正当，诸侯难道能与他争辩吗？”这个说法是对的。

鲁僖公六年夏季六月，卫侯朔回到卫国。

《春秋》的原则，难以理解的地方说：“卫侯朔进入卫国，内部有公子黔牟的困难，外部有子突的军队，即使诸侯帮助他，也不能安稳地回归，所以记载为‘入’。”《春秋》中诸侯失去国土就记载名字。卫侯在鲁僖公十六年出逃，这时才恢复他的国家，出逃和回归都记载名字，是罪责他以国君的尊贵不能守住位置而被别人驱逐，以平民的身份对待他，所以记载名字。《公羊传》说：“违抗命令。”《谷梁传》说：“厌恶他。”按：失去国土的君主按例应当记载名字，不能再另外解释义理。

鲁僖公六年秋季，鲁公从讨伐卫国回来。

《春秋》记载“至”，都是鲁公返回后向宗庙报告。他的“至”有时是因为前事，有时是因为后事，都没有固定的法则。大概君主的一次出行，或者做几件事，在他返回时，不可以一并报告，只选择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报告，《春秋》就依据旧史记载下来。《公羊传》说：“得意就报告防，不得意就报告伐。”按：鲁公去年讨伐卫国迎回卫侯朔，诸侯的讨伐最终成功，而卫侯最终进入卫国，并不是不得意。《公羊传》的体例不通了。

鲁僖公六年冬季，齐人来归还卫国的俘虏。

卫侯朔出逃在外八年，黔牟已经立为国君了，而诸侯率领军队迎回卫侯朔到卫国，天子救援他，没有成功，卫侯朔最终得以进入卫国成为国君。卫侯朔凭借诸侯的军队迎回自己而又得以即位，齐国主持这次军事行动，于是用宝物贿赂齐国，让齐国分赠给诸侯。于是齐国派使者分赠贿赂给鲁国。大概卫侯朔曾经得罪了他的国家，被卫国的人驱逐，卫国已经有国君了，又有天子作为援助，作为诸侯的也可以停止了，却相率讨伐卫国并驱逐迎回他，又夺取他的宝物。齐国主持军事行动，又代为分赠贿赂。如果不记载齐人的归还，就无法看出齐国主持这次贿赂。大概郜国的大鼎，鲁公自己夺取的，不可以分给别人。卫国的贿赂宝物，齐国实际上夺取了而分给我，所以以齐国为主语来说，以加重他们的罪责。《公羊传》说：“齐国谦让给我。”按：迎回国君接受贿赂，没有可以接受的道理，齐人归还，是分赠给我，没有相互谦让的事情。《左传》说：“文姜请求的。”按：经文的上下文，没有文姜请求宝物的事情，如果有，应当记载其实情，不应当抹去姜氏。《谷梁传》说：“把罪恶分给齐国。”按：齐国实际上来归还，并不是分罪恶。

鲁僖公七年春季，夫人姜氏在防地会见齐侯。

按：姜氏、齐侯罪行相同，恶行相等，大概没有轻重之分

译这是很严重的。《左传》说：“这是齐国的意愿。”大概还是通过记载地名来辨别敌我双方的意图，却不知道圣人通过这一记载来显示他们的罪过罢了。

译夏四月辛夘日，夜里，恒星看不见了。半夜，星星坠落像雨一样。

恒星，就是经星。经星在天上，没有什么时候看不见的，除非有云遮蔽才看不见，这是非常反常的现象。到了半夜星星坠落像雨一样，也是非常反常的现象。所以说恒星看不见，那么其他星星看不见也就知道了。星星坠落像雨一样，坠落的是星星，不知道它们是恒星。所以看不见的，知道是恒星；坠落的，不知道它们的名称。像雨一样，是说数量多，从上往下落像雨一样。夜里已经看不见，等到半夜又坠落，都是反常应当记载的事情。恒星应当看见却看不见，星星不应当坠落却坠落了，所以恒星因为看不见而视为反常，星星因为坠落而记载。左氏说：“和雨一起落下。”按：记载“星陨如雨”，只是用来表示数量多，就像《诗经》说“祁祁如云”，也是表示多的说法，不能说和雨一起落下。公羊说：“离地一尺又返回。”按：经文记载它们坠落，也没有看见离地一尺又返回的意思。谷梁说：“附着在上面，在下面看见，叫做雨。”赵子说：“如果数量不多，怎么能称为雨？”这种说法是对的。

秋大水

大，是非常之辞，非常而成为灾害，所以记载。谷梁说：“高低都有水灾叫做大水。”按：如果灾害没有波及高处，也应当记载，不以高低作为区别。

无麦苖

春秋的秋，是夏时的夏。夏的时候，麦子已经成熟，而禾苗正茂盛。大水的灾害，麦子和禾苗都没有了，灾害非常严重，所以记载。二十八年麦子和禾苗都没有，经文记载说大。大，是非常之辞。麦子和禾苗都没有，是因为水灾而没有。灾害没有波及的地方，还有存留的，不能说大无。麦子和禾苗都没有，记载在一年的末尾。年成不好到了冬天，全国之内，完全没有收成，大概是大无，不能只说无。所以无麦苖，记载在秋天，看见水灾；大无麦禾，记载在冬天，看见年成不好。春秋一字，圣人必定尽心，没有苟且的。左氏说：“不伤害嘉谷。”按：经文先记载大水，然后说无麦苖，大概已经伤害了。一种谷物不丰收，百姓有受饥荒的，说不伤害嘉谷，不对。公羊说：“一种灾害不记载，等到无麦子然后记载无禾苗。”按：圣人重视谷物爱护百姓，因为灾害而波及百姓和物品的，春秋没有遗漏的。一种灾害不记载，那么陨霜杀菽也是一种灾害，为什么记载呢？这不对。

八年春，王正月，军队驻扎在郎，以等待陈人、蔡人。

《春秋》记载驻扎，都是讥讽。庄公在这里将有围郕的事情，曾经想和陈、蔡一起行动，而陈、蔡没有到，所以驻扎在郎以等待他们。凡是驻扎都有等待的意思。《春秋》记载驻扎十六次，没有说过等待的，在这里记载，大概圣人深深厌恶。郕对鲁是同姓的国家，庄公没有亲亲之恩，率领诸侯去讨伐它。春天驻扎在郎以等待陈人、蔡人，是我等待他们；和齐师一起围困它，是我和他们一起。郕是同姓而率领诸侯讨伐它，其志向都是我，所以加重内部的罪责而深深厌恶。公羊说：“驻扎不说等待，记载不得已。”按：《春秋》事情都依据事实，没有没有事情而添加的，说记载不得已，不对。谷梁、赵子都说陈、蔡将要来讨伐，所以驻扎在郎以等待他们。现在按经文前后没有和陈、蔡相违背的痕迹，怎么能来讨伐的事情呢？大概都不明白将要邀请陈、蔡去讨伐郕，而陈、蔡没有到，所以驻扎在郎以等待他们罢了。

甲午治兵

治兵，是习战。出叫治兵，入叫振旅。治兵的方法，壮士在前，老人在后，先武勇；振旅的方法，老人在前，壮士在后，明少长。《周礼》治兵的方法，行于中秋，于是狝田；振旅的方法，行于中春，于是搜田。没有不做事的，百姓勤于四时，而没有一朝的休息。又兵不能施于无事，而田不能废于四时，所以猎且习兵，示战事不可忘，而祭祀不可失。春秋的法，常事不记载，失礼非常则记载。庄公的志向在伐郕，以灭同姓之国，非时而治兵于外，劳苦其民，而有意于侵伐，失礼且非常。所以记载说“甲午治兵”，志不时，且明其不当治。左氏说：“治兵于外，礼也。”赵子说：“兵车之众，非庙中所容。”按：公非时治兵，志灭同姓，春秋书以罪之尔，左氏谓之礼，不亦妄乎？公羊说：“祠兵为乆也。”按：经〇治兵之义，其礼甚明，不得曰祠兵也。又说：“吾将以甲午之日然后祠兵于是。”按：实以甲午治兵，故书之尔，安得为乆之事乎？谷梁说：“治兵而陈蔡不至矣，兵事以严终。”按：治兵本为围郕，非为御陈蔡也。若以御防而严终，乃是得礼，春秋何用书之乎？谷梁葢以俟陈蔡为预防之，故迷误耳。

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

二国将卑师众，故皆称师。及者，内为志围者，以兵环之也。郕者

译郕国，是鲁国的同姓诸侯国。鲁庄公立志要灭亡同姓国家，请求与齐国的军队一同前往围困郕国。然而郕国唯独畏惧齐国的强大，向齐国投降了。鲁庄公连年整顿军队，谋求讨伐同姓国家，德行不足以安抚招徕，威势不足以使人畏惧臣服。郕国又因为畏惧齐国而单独向齐国投降，鲁庄公的恶行由此可知了。《春秋》记载“降”字有两个体例：齐国人使鄣国投降，是因为鄣国力量不敌齐国，被齐国强行征服；郕国向齐国军队投降，是因为两国势力相当，但郕国不向鲁国投降却向齐国投降，并非齐国能迫使它投降，而是郕国自己投降罢了。鄣国被强大的齐国逼迫，没有其他国家帮助齐国讨伐鄣国，所以记载“降鄣”，是为了专门归罪于齐国。郕国被鲁国和齐国围困，齐国强而鲁国弱，归附鲁国则齐国会怨恨，归附齐国则鲁国无法争夺，郕国决意向齐国投降，所以《春秋》既谴责齐国也谴责鲁国。鲁国国力弱小，又没有正当的理由去讨伐同姓国家，等到郕国投降时，却又归向了齐国。齐国并非没有罪过，但《春秋》更着重谴责鲁国，是因为郕国不向鲁国投降却顺从地降于齐国。《左传》说：“君子因此称赞鲁庄公。”大概是认为鲁庄公没有听从庆父的建议，没有去讨伐齐国以迎回鲁桓公的灵柩。齐国强而鲁国弱，与齐国一同围困郕国，而郕国却单独向齐国投降。即使去讨伐郕国，势必也敌不过，量力而行而停止，又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率领诸侯去讨伐同姓国家，罪过难道还小吗？如果鲁庄公能知道自己的德行不足，那才是贤明的君主，怎会有防备仇敌却去讨伐同姓国家的事情呢？《左传》的说法是错误的。《公羊传》将郕国写成成国，说：“这是为了避讳灭亡同姓国家。”查考“成”字应当从邑旁，是《公羊传》经文写错了，所以产生了这种说法。如果真的为了避讳，应当隐去这件事，而不能更改国名。如果更改了国名，后世的人从哪里知道真相呢？又说：“不说是向齐国军队投降，是为了避讳。”查考郕国实际上是向齐国投降，不向鲁国投降，为了鲁国避讳什么呢？对于内部的恶行，《春秋》如实记载，有比灭亡同姓国家更严重的。《谷梁传》说：“为什么说‘降于齐师’呢？是不让齐国军队对郕国施加威势。”查考围困郕国的实际上有两个国家，如果不说是向齐国投降，那就好像同时向鲁国和齐国投降了。说是不让齐国施加威势，也是不对的。

译秋天，鲁国军队回国。

《春秋》的体例是：事情办完了但未能实现初衷的，记载为“还”；事情没办完就返回的，记载为“复”；事情办成并到宗庙报告的，记载为“至”。记载为“还”的有四次：文公十三年，鲁公前往晋国，鲁公从晋国回来，郑伯在棐地拦截鲁公。文公这次回来，是因为在棐地被郑国拦截，来不及到宗庙报告，所以不能记载为“至”；已经和晋侯结盟，所以不能记载为“复”。宣公十八年，公孙归父出使晋国。冬天，归父从晋国回来，到了笙地，就逃奔到齐国。出使的事情已经办完，不能记载为“复”；回来没有到宗庙报告，不能记载为“至”。襄公十九年，晋国士匄率领军队侵犯齐国，到达谷地，听说齐侯去世，就回来了。这也是侵犯的事情没有完成就返回。《春秋》记载为“还”的四次，都是事情办完但未能实现初衷。庄公从今年的春天驻扎在〇地等待陈、蔡两国，甲午日整治军队。夏天，和齐国军队一起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国军队投降。郕国是鲁国的同姓国家，庄公的志向是想灭掉它。陈、蔡两国没有到来，又整治军队，和齐侯一起包围它，他的志向在于夺取郕国。然而郕国畏惧齐国的强大，轻视鲁国的弱小，最终自己向齐国投降。庄公的军队，从正月出兵在外，到秋天才返回，志向在于夺取郕国，但郕国不向我们投降。包围的事情虽然办完，但所追求的志向没有实现，所以特别说“师还”。《公羊传》说：“这是美辞。”我认为只有士匄的回来得到了不攻打防地的善名，如果是军队回来，那是鲁国的大恶，怎么能说是美辞呢？《谷梁传》说：“还，是事情没办完；复，是事情办完。”我认为记载为“还”的四次，都是已经办完的事情，没有没办完的，赵子怀疑体例或许弄反了。赵子说：“凡是军队回来向宗庙报告的就记载，这是重视它。”记录以此来表明是非。又二百四十二年中，只有一处记载军队回来向宗庙报告，值得怀疑。我认为向宗庙报告的应当记载为“至”，不应当记载为“还”。赵子自己说值得怀疑，又提出向宗庙报告的说法，不符合孔子存疑的态度。

冬天十一个月癸未日，齐国无知杀了他的国君诸儿。

我认为无知的杀君，道义相同。隐公四年卫国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完，没有受命，所以不记载姓氏。《谷梁传》说：“用国名加姓氏，是因为有嫌疑，杀了国君并取代他。”我认为没有受命的大夫按体例不记载姓氏，如果宋督杀了他的国君，不曾取代他，但也用国名加姓氏，说是有嫌疑，是不对的。

九年春天，齐国人杀了无知。

无知是杀君的贼人，称“人”杀了他，这是讨伐贼人的措辞。无知曾经杀了襄公并自立，过了年，但齐国的臣子把他作为贼人讨伐，即使是国君，也不能以国君称呼。《谷梁传》说：“无知的挈，失去了嫌疑。”我认为没有受命的大夫按体例不记载姓氏，怎么能说失去了嫌疑呢？

鲁公和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

《春秋》的道义，鲁公和外邦大夫结盟，如果不是外邦大夫的罪过，就记载为“人”，不写他的名字，成二年“盟于蜀”就是这样。外邦大夫和鲁公结盟而傲慢对待鲁公的，就隐去鲁公而写大夫的名字，如果只是参与，就像防地一样。庄公二十二年“及齐高傒盟于防”就是这样。大概意思是：诸侯，是君主；外邦大夫，是臣子。诸侯作为君主，只要在天子的天下，都可以称为君主；大夫作为臣子，虽然在外国诸侯的国家，也是臣子。所以君主有固定的尊贵，臣子有固定的卑贱，用来端正君臣的名分，防止僭越混乱的萌芽。以大夫的卑贱而对抗诸侯的尊贵，是大夫的罪过，明确写大夫的名字来彰显他的罪过，隐去我鲁公的称号，表示不认可大夫的僭越；以诸侯的尊贵而求与大夫结盟的，是鲁公的罪过，明确写鲁公的“及”来彰显他的罪过，隐去大夫的名字用“人”来记载，不认可大夫对抗诸侯。如果是防地，就没有嫌疑。“公及齐大夫盟于蔇”，既然写了公，又写大夫而不写名字，公就有罪而大夫没有嫌疑。在这个时候，齐襄公被杀，无知被讨伐，小白在外而没有回国，大夫专政而没有国君，鲁公求与他们结盟。齐国没有国君，不能等待国君而结盟，所以公和大夫结盟。庄公的父亲被齐国杀害，不把报仇放在心上，反而为齐国立君，又屈尊诸侯的尊贵而和大夫结盟，公就有罪了。齐国的大夫上面没有国君，而公子在外，拒绝结盟，公害怕被讨伐，所以以一时的权宜傲慢对待公而在蔇地结盟。圣人深刻洞察人情的困难，而穷尽一时的变化。公就有罪而大夫没有嫌疑，所以改变体例而记载为：“公及齐大夫盟于蔇。”《公羊传》说：“为什么不写名字？是为了替鲁公讳与大夫结盟，如果让众人这样认为。”我认为：大夫不得与公结盟，如果保留这个道义，应当说“齐人”，不能说“大夫”。既然写了“大夫”，就不是讳了。如果让众人这样认为，又有什么道义呢？《谷梁传》说：“可以接纳而不接纳，厌恶内部。”范寗反对说：“不接纳子纠是内部恶行，这是仇敌可以容纳。”这个说法恰当。

夏天，鲁公攻打齐国，接纳子纠。

《公羊传》和《谷梁传》都作“纳纠”，只有《左传》作“纳子纠”。根据下文有“齐人取子纠杀之”，这里应当以《左传》为准。《左传》记载无知作乱之后，两位公子都出逃，纠逃到鲁国，小白逃到莒国。纠和小白都是襄公的儿子，而纠是小白的庶兄。无知的动乱，两位公子都出逃，齐国人杀了无知，那么齐国应当立的人，是公子纠。庄公于是和齐国的大夫结盟，将要接纳纠。然而外面有小白的困难，内部的大臣有的不同意

译鲁庄公立公子纠为君，鲁庄公又出兵攻打齐国，护送公子纠回国即位。按照《春秋》的大义，所谓“纳”，是指不应该接纳的人却被接纳了。齐桓公在齐国被杀，齐国对于鲁国来说，有着如同天敌般的深仇大恨，与有仇敌的国家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往来。鲁庄公忘记了君父的大仇，攻打齐国并接纳仇人之子，《春秋》记载为“纳”，意思是不应该接纳。公子纠虽然不是嫡长子，但却是齐桓公的庶兄，齐襄公被杀而无知被讨伐，在这个时候，适宜立为国君的没有谁比得上公子纠。鲁庄公接纳他，虽然在道义上有所欠缺，但适宜继承齐襄公君位的只有公子纠，所以称他为“子纠”。记载“纳”，是为了显示鲁庄公接纳他的罪过；记载“子纠”，是说明他适宜做齐国的国君。郑国的世子忽、卫国的世子蒯聩，他们被接纳回国时都称为“世子”，因为他们一直拥有世子的地位，他们被接纳回国是适宜的，所以称为“世子”。公子纠被接纳到齐国，也适宜做齐国的国君，却不称“世子”，因为他不是世子；也不称“公子”，是嫌他好像其他公子一样没有得以继位的道理。特意记载为“子纠”，是为了显示他适宜继位。《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公子？因为君前臣名。”按照《公羊传》的意思，大概是说公子纠不称公子，是因为他在鲁公之前。公子纠并不是鲁国的臣子，怎么能说是君前臣名呢？只是称齐公子又有什么妨害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谷梁传》认为这是厌恶接纳内人的说法，范宁对此加以驳斥，这是正确的。

译齐小白进入齐国。

孔子说：“齐桓公多次会盟诸侯，匡正了天下。”又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就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了。”大概齐桓公对天下有大功劳，即使是孔子这样的圣人，也认为当时如果没有他，天下将不免沦为夷狄。像齐桓公的功业，应当有值得从孔子那里取法的地方。然而孔子在《春秋》中，对齐桓公的恶行，从未用一个字去宽假他。在这个时候，齐桓公刚进入齐国，而《春秋》经文记载为“入”，大概是因为小白外面有子纠的祸难，里面没有齐国人的帮助，他进入齐国不能算是安定地进入。记载为“入”，与卫侯朔进入卫国是一样的。齐桓公小白在当时有大功，天下受他恩赐的长达数百年，然而在他进入齐国时，与兄长争夺国家并最终杀死了兄长，圣人正在谴责他杀兄争国的罪恶，所以不肯定他的功劳；等到论述他抵御夷狄、尊崇中原的成效，又极力称赞他的美德。大概圣人认为，功劳可以取法，但行为仍然要谴责，否则就等同于大恶了。《谷梁传》说：“因为恶行而记载为‘入’。”考察许叔进入许国，《春秋》用恢复国家的字义来称呼，不能说因为恶行。小白的恶行，体现在杀子纠上，而不在于“入”。“入”只是记载他的艰难处境罢了。《谷梁传》的说法是不对的。

秋天七月丁酉日，齐襄公被杀。

《春秋》的道义，弑君贼被讨伐就记载“杀”。襄公被无知弑杀，齐国人已经讨伐了无知，杀了他。不在无知已经被杀时记载“杀”，大概是因为齐国动乱，公子们争夺君位，没有及时记载“杀”。等到小白进入齐国，才开始记载“杀”，所以这样记载。

八月庚申日，与齐国军队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

与齐国军队交战，是鲁公去交战，不说“公”，是承接上文“公伐齐”。先说讨伐而后说交战，那么交战的就是鲁公，《春秋》省略文字，所以不说“公及齐师”。《春秋》的道义，国内不记载交战，记载交战就是失败。在二百四十二年间，没有国内记载大败的。干时之战，既记载交战又记载大败，这是《春秋》的变例，也是圣人的新意。庄公的父亲被齐国杀害，齐国是仇敌，仇敌的国家，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交往。庄公接纳公子纠来投奔，立志要拥立他，已经与他的大夫结盟，讨伐齐国而拥立纠，但公子小白抢先一步。既忘记了仇敌，又不衡量自己的力量，而与齐国交战，交战不胜以至于大败，军队溃散死亡，而子纠不免于死，作为庄公，他的罪过如何呢？庄公有诸侯的地位，国君的尊贵，是百姓瞻仰的对象，是一国所敬重效法的榜样。父亲的仇敌，却忽视而忘记；仇敌的儿子，却决意接纳。既然没有成功拥立，又交战而打败了自己的军队。不共戴天的仇敌，已经不报复反而与他交往；无辜的百姓，又驱使他们去交战以至于大败。在十二位鲁公之间，二百四十二年的长久时间里，兴兵作恶，没有比庄公更严重的了。国内不记载交战，交战不记载大败，这是鲁国史官对待鲁公的法则。像庄公的行为，大概不是鲁公所应该做的。记载交战和大败，是说我们的国君之所以到了这个地步，是因为他不配做国君。《春秋》的法则，自从周朝以来，没有超出天下范围的，天王拥有天下。天王在天下，那么所在之处都是他的。即使离开而在天下，不在四夷之中，都不可以记载“出”。只有他自我断绝于天王的地位，才记载“出”。僖公二十四年，记载说：“天王出居在郑。”即使是王臣对于他的奔逃，尚且不说“出”，天王居住在郑，就说“出”，大概是因为天王得罪了母亲，为了躲避子带的祸难而出居在郑。天王是教化的根本，是孝悌的来源。天王得罪了母亲，就是不孝。不孝的人，怎么能做天王呢？记载说：“天王出居在郑。”因为他得罪了母亲，而自我断绝于天王的地位。庄公忘记了君父的仇敌，接纳仇敌的儿子，是对父亲不孝。对父亲不孝的人，自我断绝于诸侯的地位。记载交战和大败，显示国君的不配做国君。对母亲不孝的人，自我断绝于天王的地位。变例而记载“出”，显示天王的不配做天王。一国的尊贵者，是国君；天下的伟大者，是天王。称国君称天王，就是最尊贵最贵重的名号，是最顺从、最孝顺的称呼。襄王得罪了母亲，就记载“出”；庄公接纳仇敌的儿子，就记载“败”。大概说：不孝的人，大的不可以做天王，小的不可以做国君。在这里可以看到圣人对孝道的重视非常深厚。《公羊传》说：“为什么讨伐？失败是因为复仇。”庄公实际上是接纳仇敌的儿子而失败，所以记载来谴责他，没有复仇的意思，怎么能推说复仇呢？

九月，齐国人捉拿子纠并杀死了他。

杀子纠的是齐侯，而经文说“齐人”。《春秋》的道义，杀兄长的称兄长，杀弟弟的称弟弟，杀世子的称世子，以表明骨肉相残。子纠是齐侯的兄长，又不记载兄长而记载子纠，都是《春秋》的变例。襄公被弑后，无知被讨伐后，应该立为齐君的人，没有比子纠更合适的。没有进入齐国而小白抢先一步，庄公接纳纠，以至于交战，以至于大败，子纠最终没有成功拥立，而小白最终做了国君。小白篡夺兄长的位置而立，交战而打败了他，也可以停止了。小白又乘胜势胁迫鲁国，一定要捉拿子纠并杀死他。圣人深深厌恶小白的篡位，而谴责他杀兄长的罪恶；深深怜悯子纠应当

译不可，这又是最终杀害弟弟的情况。特意改变常例而记载说“齐国人捉拿子纠并杀了他”。小白进入齐国，已经做了国君，杀害子纠的人，就是小白。不称“齐侯”而称“齐人”，好像是说：应当立为齐国国君的是子纠。子纠不幸被弟弟篡夺君位而不能即位，篡夺子纠君位的人不能称为“齐侯”，虽然他的职位是齐侯，但从道义上讲他只是齐国的普通人罢了。子纠有应当即位的道义，只有小白篡夺了他，虽然一时未能成功，也不损害他应当即位的道义。称“子纠”，好像是说：这是真正的齐侯之子，应当立为齐国国君。不称“捉拿他的哥哥纠并杀了他”，是因为重视的是“子”的身份。说“子”就有应当即位的道义，篡夺他也就是篡夺国君。如果只说“哥哥”，那么应当即位的人就不明确了。举出重要的方面来说，所以称“子纠”。不称“杀子纠”，而称“捉拿子纠杀了他”，又是为了加重对他的重视。子纠不能在齐国即位而寄居在鲁国，大概只是一个普通百姓罢了。小白是弟弟，既篡夺了他的君位，又在战争中打败了他。作为年长的哥哥，应当即位的国君，让他成为一个普通百姓寄居在鲁国，罪过已经多得不可诛杀了，又忍心捉拿并杀害他吗？“齐国人捉拿子纠杀了他”，孔子记载这件事，三次表达深意，以此来深切痛恨小白而非常怜悯子纠。小白虽然做了国君，不记载为“齐侯”而称“人”，是不承认他作为国君的身份。子纠是哥哥，不称“他的哥哥”而称“子纠”，是特意明确他应当即位。齐国杀了他，不称“齐国人杀子纠”，而称“捉拿子纠杀了他”，是为了谴责小白本可以停止却不停止，残忍地一定要杀他。《左传》说：“子纠是亲人，各国国君讨伐他。”《公羊传》说：“胁迫我让我杀了他。”《谷梁传》说：“好像是说捉拿他的子纠杀了他。”推究这三家的意思，大概都说鲁国杀了他，他们所说的“取”，是为了彰显齐国的意图。查考《论语》，子路、子贡都说：“齐桓公杀公子纠”，那么杀他的人，是齐桓公，不是鲁国。《春秋》记事都根据事实记载，没有没有那件事却虚构文字的情况。如果确实是鲁国杀了他，在经文中应当有不同的措辞，不能只说“齐国人”。这三家的说法都不对。

译冬天，疏浚洙水。

洙水，是鲁国都城北部的一条河流。鲁庄公攻打齐国以接纳公子纠，未能成功，于是畏惧齐国报复，开始疏浚洙水作为防备。浚，就是加深的意思。《春秋》的义理，凡是记载兴修工程的，都是因为有罪。庄公忘却仇敌而接纳仇敌的儿子，作战以至于失败，又畏惧齐国人报复，役使百姓疏浚洙水作为防备。对于父亲的仇敌却不报复，国内的人被驱赶去作战而失败，又在他们创伤残破尚未恢复的时候役使他们，在严寒的冬天疏浚洙水。庄公做一件事，所犯的罪过不可胜数，《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让后世看到他的恶行。

鲁庄公十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庄公在长勺打败了齐国的军队。

《春秋》的义理，对鲁国自身不称“战”，称“战”就意味着失败。鲁国与外敌作战而打败外敌军队，直接记载为“败”，以表明鲁国没有可以匹敌的道理，敌人来犯就将其打败。记载“败”必定要称“师”，这是重视其君主，因为是无辜的民众被驱赶去作战，却又让他们失败。庄公去年接纳公子纠攻打齐国，齐桓公小白已经回国，便报复被攻打的事情，来长勺作战，庄公率领军队打败了他们，所以记载为“在长勺打败齐师”。《谷梁传》说：“不记载日期，是因为对是否作战有疑问。”按《春秋》不以日月作为例证，详略是依据旧史罢了，所谓“疑战”的例证是不通的。

二月，鲁庄公侵犯宋国。

《春秋》的体例，不声讨其罪过称为“侵”，声讨其罪过称为“伐”。《公羊传》说：“粗略地称为侵，精细地称为伐。”大概认为凡是记载伐、侵的，都是辨别其意图的精细与粗略。精细与粗略的意图如何体现呢？《春秋》是依据事实来确定名称的。《谷梁传》说：“厌恶它，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月份。”按日月的详略，自然不是义理体例所存在的，都是不通的。

三月，宋国人迁移宿国。

《春秋》中“迁”有两个含义：某国迁往某地，是该国自行迁移，或者被强国逼迫，迁移以躲避，卫国迁往帝丘就是这种情况；某人迁移某国，是将该国迁移作为自己的附庸，宋人迁移宿国就是这种情况。宿国靠近宋国，宋国大而宿国弱，迁移宿国使其成为附庸，所以称为“迁”。宗庙祭祀没有忘记，不能称为“灭”；国家不再出现，不能称为“取”。凡是迁移他国的，都是双方都有罪。诸侯从周天子那里受封土地，从先君那里继承国家，不能用正道守住地位，用德行安抚百姓，而被强国逼迫，受制于同等级别的诸侯，放弃君主的地位而成为臣子，屈尊诸侯的尊严而成为附庸国家，实施迁移的人未免有罪，迁移他国的人更是罪不可赦。不记载爵位、记载军队而称为“人”，是贬低他们。诸侯却行匹夫之事，不以诸侯对待他们，称为“人”，是贬低他们。齐国迁移阳国也是同样的例证。《公羊传》说：“把土地归还给他们。”按迁移只是使其成为附庸罢了，何谈归还与不归还呢？《谷梁传》说：“迁，是灭亡的言辞。”按迁移，是迁徙的名称，称之为灭亡也是不对的。赵子说：“迁徙并使其臣服称为‘迁某’。”这个说法是对的。

夏天六月，齐国军队、宋国军队驻扎在郎地。鲁庄公在乘丘打败了宋国军队。

庄公正月在长勺打败齐师，二月侵犯宋国。齐国接纳公子纠的仇恨未消，宋国被侵犯的怨恨正起，所以齐宋两国军队防备，驻扎在郎地，将要攻打鲁国。庄公趁着两国军队尚未到达，先打败宋师，而齐师也撤回了。不记载侵伐，是因为正在驻扎而侵伐尚未形成；不记载打败齐师，只记载打败宋师，而齐师没有被打败。《谷梁传》说：“畏惧鲁国。”按齐宋都是大国，两大国联合攻打鲁国，也没有可畏惧的，只是他们的侵伐之事未成，所以防备确实而记载驻扎，称之为畏惧鲁国，是不对的。

秋天九月，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国军队，把蔡侯献舞带回去。

《禹贡》九州说：“荆州和衡山以南是荆州。”宣王《采芑》诗说：“愚蠢的蛮荆，与大邦为仇。”大概荆州在尧舜之时，常是中国九州之地；到宣王之时，称为蛮荆而与之结仇，那么荆州不为中国之地，也已经很久了。《春秋》自庄公十年开始见于经书，十四年楚国进入蔡国，十六年楚国攻打郑国，二十三年楚国人来聘问，仍然称为荆。到僖公元年，楚国人攻打郑国，自攻打郑国之后，便称为楚，不再称荆了。杜预说：“荆，是楚的本号，后来改为楚。”这个说法是对的。然而《春秋》在其打败蔡师、进入蔡国、攻打郑国时，不称“人”而以国名称呼，是为了将其视为夷狄，如同狄人攻打邢国、狄人进入卫国之类。荆，是夷狄的国家。

宾客在南，服从于周朝兴盛之时，尚且是中国的祸患。等到它衰弱，便趁着中国无人，侵凌中国，以至于拘捕诸侯而使用他们，拦截并劫持中国的盟主，侵伐围灭，无所不至。所以《春秋》在其开始时，轻视并排斥它，不列入华夏诸侯；等到它逐渐强盛，就称人称爵，与中国同等看待。大概圣人之所以深深谴责中国，并不是为了推崇楚国。

冬天十月，齐国军队灭掉谭国，谭子逃奔莒国。

《春秋》的法度，灭亡有三种例证：国家灭亡而其君主死节的，记载“灭”，庄公十三年“齐人灭遂”就是这种情况；国家灭亡而其君主出奔的，记载“奔”，“齐师灭谭，谭子奔莒”就是这种情况；灭掉其国并将其君主带回去的，记载“归”，僖公二十六年“楚人灭夔，以夔子归”就是这种情况。《春秋》的义理，就其可责备的地方责备，不责备其不能做到的。强国，以兵力加于弱小的诸侯，而夺取其土地，占有其人民，断绝其宗庙祭祀，其国君主不能坚守，以死继之，那么灭人

译攻打别国并杀害其国君，这种罪行连死刑都不足以抵偿。国家因此灭亡而国君因此殉难的，并非没有罪责，但圣人正是要严惩灭人国家、杀其国君的罪行，不能稍微宽缓对殉难者的责备，所以对于国家灭亡而其国君殉难的情况，史书只记载为“灭”，不再单独列出“死”的名目，以此来加重对灭人国家并杀害其国君的罪责。天子连自己的土地都无法守护，先君的宗庙社稷也不能保全，却吝惜自己一死，蒙受耻辱、忍受屈辱而逃亡在外，那么史书就记载“灭”和“奔”，谴责他不为社稷殉难。国家因此灭亡，而人民被他人占有，宗庙社稷也不能保全，这就如同有杀父之仇却不知羞耻，竟然苟且保全自己一身，跟随敌军回去并做他们的臣子，这种罪行简直不可胜数，所以史书记载“灭”和“归”，并且写出他的名字。国家灭亡并非他的罪过，因为他的国君已经殉难，那么灭人国家的罪行重而殉难者的责任轻，不能再写出灭人国家者的名字。国家灭亡而不能殉难，本来就有罪了，但他奋然出奔，不屈服于仇敌，那么与跟随敌军回去的人相比，罪行稍轻一些。又想要深刻阐明灭人国家的罪行，所以也稍微宽缓出奔者的责任，只记载“奔”而不写出他的名字。国家灭亡而跟随敌军回去的人，已经是极大的恶行了，然而灭人国家的人也不是没有罪过的。所以灭人国家的人，其史书体例有三种情况，但其罪行性质是一致的；被灭国的人，其罪行性质是一致的，但其去留选择的轻重分为三类。这就是《春秋》用来辨别罪恶深浅，并显示诛责轻重的原因。齐国的军队灭亡了谭国，称“师”，是因为将领地位低而军队众多。谭子出奔不记载“出”，是因为都是出于自愿。所以出于自愿才说“出”，谭子的国家已经灭亡了，寸土都不再属于他，哪里还有国家可以“出”呢？《春秋》的体例是，国家灭亡就没有“出”的说法，因为没有国家可以“出”。《左传》的体例说：“动用大军叫做灭。”查考《春秋》，断绝祭祀的记载为“灭”，前后动用大军的很多，难道都记载为“灭”吗？《公羊传》的体例说：“灭，是上下同心协力的结果。”查考侵伐中同心协力的也很多，把灭国以同心协力作为体例，也是不对的。查考：凡是灭国的情况，应当遵循赵子的体例，颠覆国家、断绝祭祀叫做灭，这是正确的。

译鲁僖公十一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五月戊寅日，鲁军在鄑地击败宋军。去年冬天，宋军曾在乘丘战败，今年夏天，宋军前来报复之前的战役，鲁君又在鄑地击败了他们。《左传》在这里提出条例说：“凡是军队，敌人尚未列阵而击败的，称为‘败某师’。”按照这个条例，只适用于鲁国，不能推广到国外。《春秋》中鲁国共有八次击败外国军队，难道都能专门在敌人未列阵时击败他们吗？又说：“双方都列阵的称为‘战’。”《春秋》对于外国诸侯，有的记载为“战”，有的记载为“败绩”，只有国内战败则隐去不写，只称“战”而已，双方列阵的条例也不通。又说：“俘获敌将称为‘克’。”考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只有郑伯克段一事而已。大概孔子认为郑伯不教导他的弟弟，等到他叛乱时，又仅仅战胜他，“克”是能够战胜的意思罢了。《春秋》中俘获敌将的难道少吗？为什么唯独郑伯对段呢？又圣人的用意，对于侵略讨伐之事，常常想要断绝其根源，使之不至于发展到这一步。如果以俘获敌将作为区别，则似乎教人作战，这个条例也不通。又说：“包围并击败称为‘取某师’。”考察《春秋》中取师的条例，也只有隐公十年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一条而已。二百四十二年间，包围并击败敌人的应该不少，然而只记载这一条，这个条例不通。《左传》的条例，只有“大崩溃称为‘败绩’”，“京师战败称为‘王师败绩于某’”，似乎与经文相符，然而也没有完全阐明其义。《谷梁传》说：“记载日期，是判定成败。”考察《谷梁传》以日月为条例，以不记日期者为疑战，记日期者为成败，日月之例既然不通，又经文说“败”的，只是鲁国的内辞罢了，不能说成与不成。又说：“宋万被俘获。”考察僖公元年公子友击败莒军俘获莒挐，经文记载了“获”。如果在这里确实俘获了宋万，应当记载，不能隐去其事。经文不记载，怎么知道俘获了呢？《谷梁传》的说法是荒谬的。

秋季，宋国发生大水灾。

“大”是非常的言辞，水灾非常严重，所以称为大水。《春秋》记载大水灾的有八次，国外大水灾只有这一次。考察《左传》的意思，认为是鲁君派遣使者吊唁，所以记载。《谷梁传》说：“是商朝王者的后裔。”意思是国外灾祸不应当记载，宋国是商朝后裔，所以特别记载。《公羊传》说：“波及我国。”意思也是国外灾祸不应当记载在鲁国史书中，这次记载是因为灾祸波及我国。三家的意思，大抵是推寻孔子未修《春秋》之前，国外事件得以记载的痕迹。《春秋》是孔子已经完成的著作，其详略，只应当根据所记载的内容来解释。如果再去推寻未修之前的事，则也有所不知，即使解释得通，也已不是孔子省略不写的本意，况且称引得也不完全通顺。如《左传》的说法，则是国外诸侯的灾患都应当吊唁，吊唁了就记载，《春秋》怎么能全部记载呢？如《谷梁传》的说法，则是国外灾祸只有王者后裔才记载。如庄公二十年记载齐国大灾，难道齐国也是王者后裔吗？如《公羊传》的说法，则是国外灾祸波及我国就记载。如僖公十六年记载陨石落在宋国五块、六只鹢鸟退飞过宋都，难道石头和鹢鸟的异象也能灾祸我国吗？都不通。考察《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国史书编成的，其详略都与旧史相同。大概孔子也说：“我还能见到史官缺漏的文字。”那么《春秋》的文字没有随意添加的。旧史所载，孔子依据它作为惩戒劝勉。那些未修之前不可再添加的，所以强行知晓，也或许疑惑而不通。大概不知道那些不可知的，孔子称之为知，如果三家或许不知道呢？

冬季，周天子的女儿嫁给齐国。

《春秋》十二公之间，二百四十二年的长久，记载王姬出嫁的只有两次，又在庄公之时，而嫁给齐国。大概庄公是威公的儿子。威公被齐国杀害，庄公亲自为他服丧而不为他报仇，又为他主持婚礼。仇敌，道义上不与他们同处天下。不在那个人身上报仇，就当在那个国家报仇；不在开始时报仇，就当在后代报仇。庄公父亲被齐国弑杀，却为齐国主持婚礼。父亲的仇不报，而对仇敌之人只怕他们的祭祀断绝。圣人深深谴责庄公对仇敌尽礼而对父亲无恩，所以记载一次以显示其恶。元年王姬出嫁，记载单伯迎亲，在城外筑馆，而这次唯独没有记载，大概元年之时，庄公父亲刚被齐国杀害，创伤巨大痛苦深重之际，对于仇敌的婚礼，派人迎亲，筑馆等待，失礼之甚者，所以详细记载以加重其罪。这次王姬出嫁，并非没有迎亲的人，然而不记载在经文中，是因为仇敌之人已换朝代，对于其子孙的婚礼，只选择重要的记载罢了。《左传》说：“齐侯来迎共姬。”考察经文不记载迎亲，是常事合乎礼节不记载罢了，称为因迎亲而记载，又不对。《公羊传》《谷梁传》都说：“经过我国。”考察鲁国确实主持其婚礼，不只是经过我国。记载的原因是为了深深谴责庄公世代交往仇敌，完全不念及其父。三家都不对。

鲁僖公十二年春季，纪叔姬嫁给酅。

《春秋》中鲁国女子的贤者，只有纪叔姬、宋共姬而已。叔姬是伯姬的陪嫁，按法不应当记载，《春秋》认为她贤德，所以详细记载。隐公七年，叔姬开始嫁给纪国。到庄公三年，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四年，纪侯完全离开他的国家，纪

译纪国已经灭亡，但宗庙祭祀仅保存在酅地。叔姬考虑到纪国的宗祀侥幸留存，于是从鲁国返回酅地。纪侯已经远走，那么叔姬就没有丈夫；土地已经丧失而国家沦为附庸，那么叔姬的供养便无法维持。作为叔姬，只能依靠宗庙社稷，圣人认为她贤德，所以在《春秋》中记载说“纪叔姬归于酅”。如果认为是为了奉养呢？那么鲁国大而酅国小。如果认为是为了归附纪侯呢？那么国家已亡而丈夫已去。那么叔姬的回归，只是为了回归她的宗祀而已。叔姬曾经从纪国回到鲁国，但《春秋》没有记载，因为国家灭亡，那么我国的女子理应回归，这是常事无需记载。而这次回归，她的贤德行为就显著地体现在这里了。不称“叔姬”而称“纪叔姬”，是为了表明过去归附纪国的叔姬，如今回归酅地，如果不加上“纪”字，就会让人误以为是其他的叔姬。《公羊传》说这是为了“隐讳”，《谷梁传》说这是“欢喜她得到了合适的归宿”。按照《春秋》的大法，所记载的内容不能因为鲁侯的忧喜而特意添加这样的文字，所以《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都不对。

译夏季四月，秋季八月甲午日，宋国的万弑杀了他的国君捷以及大夫仇牧。春秋时期为君难而死的臣子只有三人，孔子记载他们没有使用不同的文字。在春秋那个时代，臣子侍奉君主不依正道的人很多，甚至驱逐君主以谋取私利、出卖君主以保全自身。这三人立于朝廷，享用君主的俸禄，君主存在他们就存在，君主死亡他们就随之赴死。春秋时期弑君事件有二十四起，而为君难而死的臣子只有三人罢了。像这三人，冒着万死以赴君难，虽然没能成功救下君主，却以死殉君，况且又处在春秋那个乱世，大概贤者也不便非议他们了。然而孔子记载他们没有使用不同的文字，大概是因为孔子说：“以正道侍奉君主，行不通就停止。”又说：“既明智又通达，以保全自身。”侍奉君主以至于杀身成仁，孔子是不做的。侍奉君主的日子久了，君主必定信任我，我的言论必定被采纳，然而小人还在朝廷，君主仍然任用小人，那么正道必定行不通，我的言论必定不被信任了。正道行不通，言论不被信任，还占据那个职位，这是苟且贪图俸禄的人，不是以正道侍奉君主的人。苟且贪禄而侍奉君主，固守职位而被杀，孔子又怎么会褒奖呢？称这三人为善，乃是孔子为那些不能死节的人设立的榜样，并非孔子所谓的善。孔子所谓的善，是以正道侍奉君主、行不通就停止的人，既明智又通达、以保全自身的人。孔子奔波于七十多个国家，孟子奔走于齐梁郊野，既不曾遇到明君，也不曾死去。然而孔子也不贬低这三人，认为应当稍微肯定这三人，以激励当时那些不为君难而死的人；但也不完全褒奖他们，因为这并非圣人之道的极致，如果完全褒奖，那么圣人的道义就到此为止了。在《易经》中，咸卦意为感应。感应万物必须用心，不用心的，万物必定不会感应，因为那是外在的感应。初爻感应脚趾，二爻感应小腿，三爻感应大腿，都不符合感应的正道，因为感应在下，尚未达到心。到了四爻则是心了，然而又说：“心意往来不定，朋友顺从你的思虑。”孔子解释说：“没有光大。”大概还认为感应不够充分。到了心也就罢了，然而还说没有光大，那么感应不能仅凭心，无心于感应，反而是感应的盛大。所以未达到感应的人，责备他不用心；已达到感应的人，责备他不够盛大。脚趾、小腿、大腿不如心，心意往来的心又不如无心之盛。驱逐君主以谋取私利、出卖君主以保全自身，这三人必定不会做，这是春秋所赞许的；以正道侍奉君主、行不通就停止，这三人做不到；既明智又通达、以保全自身，这三人也达不到，所以拿春秋时的标准来看，三人在可褒奖的范围内；用圣人之道的标准来衡量，三人还不够完备。这就是《春秋》肯定他们却不褒奖，记载他们却不称善的原因。《公羊传》说：“贤。”《谷梁传》说：“闲也。”这些说法都是对的，然而也没有说尽。

冬季十月，宋国的万出逃到陈国。

春秋的法则，弑君之贼，如果有能讨伐的，就书写“人”，以表明弑君的罪行无处可逃，违背人伦，非人类，凡是人都可以诛杀他。当时的臣子不能讨伐贼人，那么君主不书写“〇”，以表明臣子的责任未尽，那么即使〇也不〇。弑君的大恶之人，如果当时没有被诛杀，那么孔子在《春秋》中就不再重复记载。他的意思是认为君亲不可有逆心，有逆心必定被诛杀。君主已经被弑杀了，当时的臣子又不讨伐贼人，那么悖乱的大恶之人得以实现其志向，而人伦将走向灭亡。所以因为弑君之贼当时未能被讨伐，那么孔子就不再记载他，希望他立即在当时被诛杀。宋万已经弑杀了国君，杀害了大夫，该国的臣子不立即讨伐贼人，让他出逃，那么这就是臣子和儿子对君父没有恩义，而放纵他让他逃跑。宋万的罪行不容诛杀，记载他出逃，是为了深深谴责宋国的臣子。《左传》说：“宋国人把他剁成肉酱。”如果是这样，那么宋国曾经讨伐过贼人。如果宋国确实能讨伐贼人，在经文中应当书写“宋人杀万”，不能再次书写出逃。查考经文只说“出奔”，《左传》从哪里知道他们讨伐了贼人呢？这是妄说。

鲁僖公十三年春季，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会盟。齐桓公自从九年进入齐国，于是开始在北杏会盟。齐侯称爵位，而诸侯都称“人”，大概是因为齐桓公将要兴起霸业，诸侯尚未非常信任归向，齐桓公想要过分谦逊以求取诸侯，所以亲自降低自己的尊贵，以会盟诸侯的臣子。诸侯的臣子，大概都是大夫了。然而不书写他们大夫的名字，也是因为大夫的职位离君主近，嫌其与君主对等，所以不写出他们的名字。诸侯的尊贵，虽然在天下，都可以用尊称；大夫的卑贱，虽然在诸侯国，也不能与君主对等而会盟。所以凡是诸侯会盟大夫的，都降低大夫的称号而称“人”，以表明大夫不能与君主对等。如果是会盟，那么顺从无疑。在这个时候，齐桓公将要称霸，诸侯尚未非常尊崇他，只是派遣他们的臣子前往罢了，齐国正寻求诸侯，也不轻视他们而与他们会盟。圣人想要端正君臣的名分，辨别上下的常理，因为大夫不能与君主对等，特意降低他们称为“人”。《谷梁传》说：“齐侯，是宋公。”查考《谷梁传》经文也作齐人，《左传》、《公羊传》都作齐侯，这应当依据多数者而定。然而《谷梁传》称之为宋公，经文应当书写，不能抹去他的称呼。

夏季六月

译齐国人灭掉了遂国

译齐国在灭掉遂国之后，历经庄公、闵公共二十年，讨伐宋国、讨伐郳国、讨伐郑国、讨伐我国西部边境、讨伐徐国、讨伐卫国、救援郑国、降服障邑、讨伐山戎、救援邢国、迁移阳国，史书都只称“人”。救援邢国、在邢国筑城，只称“师”。到了僖公四年侵犯蔡国，进而讨伐楚国，才开始记载为“齐侯”，这大概是孔子的深意吧！春秋时期，王室衰微，中原国家弱小，诸侯无道，夷狄侵扰欺凌。在这个时候，能够率领诸侯尊崇王室，抵御夷狄以壮大中原国家的，只有齐桓公。而齐桓公又出于私心报平生之仇，夺取诸侯的土地，用兵二十多年，直到讨伐楚国以责备包茅不进贡，才彰显中原国家的威严。所以讨伐楚国之前，全都贬称他为“人”或“师”；讨伐楚国之后，才以爵位称呼他，认为他匡正了天下。春秋时期，无道而用兵的诸侯很多，但《春秋》不曾去掉爵位来贬斥他们。到了齐桓公权势最盛时，圣人对他罪责尤深，责备他应当被责备的地方。《春秋》的道义，对可责备的人就责备他。其余称“人”的，是轻微地贬斥。直到侵犯蔡国，进而讨伐楚国，才完全以霸主的道义认可他。齐国人灭掉遂国，不提及遂国国君，是因为该国被灭，其国君殉难，不写出死者的名字，是为了深刻显示灭国者的罪过。《谷梁传》说：“不记载日期，是因为遂国是小国。”考察《春秋》的褒贬不以国家大小作为轻重标准，小国不记载日期，那么《春秋》的轻重就取决于国家大小了。这大概是推演日月的体例有所不通，所以胡乱说了这种话。

秋季七月，冬季，鲁公在柯地与齐侯结盟。

鲁国与齐国是世仇，加上小白入主齐国时，鲁国接纳了公子纠，齐国讨伐鲁国以至于多次交战，那么齐鲁不和已经很久了。这时齐桓公谋求霸业，想要与鲁国讲和，所以在柯地结盟。《左传》说：“开始与齐国讲和”，这是对的。《公羊传》记载曹刿劫持盟约的事，说齐国多次侵占土地，于是齐国归还了汶阳的田地。按实际情况，如果侵占了土地，经文应当记载所侵占的地方；如果齐国确实归还了田地，经文应当记载所归还的地方。现在经文没有记载这些事，不能轻易相信。赵岐说：“那些事迹既然荒谬，不能用来作为训诫。”这种说法是对的。

十四年春天，齐人、陈人、曹人讨伐宋国。夏天，单伯会合诸侯讨伐宋国。宋国违背了北杏的盟约，齐桓公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它。经文记载“齐人”，大概是因为齐桓公刚开始兴起霸业，不修德政，而专门依靠武力征服天下，《春秋》贬斥他，凡是动用军队都记载为“齐人”。陈、曹是小国，其势不敢让卑微的人跟随齐桓公，但也称“人”，大概是因为齐桓公霸业鼎盛，他动用军队尚且被贬称“人”，那么跟随他侵伐的人也就不能称爵位了。《春秋》中动用军队声势盛大的，没有比齐桓公更盛的，但《春秋》贬斥他，那么那些不及他的人可以类推而知。圣人不全部贬斥他们，而是选择其中最盛者加以贬斥，又可见圣人深恶用兵。单伯，是鲁国的内臣。内臣受命于天子，在王畿内受封土地，所以记载地名和字，尊崇天子的命令，比照王臣，又以此区别于诸侯的大夫。记载“会合讨伐”，大概是因为诸侯讨伐宋国的事已经成功，而单伯后来才到。《左传》说：“诸侯讨伐宋国，齐国向周天子请求出兵。夏天，单伯会合诸侯在宋国取得和解后返回。”按《左传》在单伯迎接王姬一事上，经文误作“送”，因而把单伯当作王臣，到这里看到经文会合讨伐的事，想要附会成自己的说法，所以认为是齐国向周天子请求出兵，而单伯作为王臣会合诸侯。元年的迎接王姬，也是鲁臣去迎接的，在这里会合讨伐宋国，也是鲁臣去会合的无疑。去年冬天，才开始与齐国讲和并在柯地结盟，于是讨伐宋国，内臣去会合是无疑的。如果是王臣，那么鄄地的会合就不能再记载单伯会合诸侯了。推究前后，《左传》的说法不通，大概是因为《左传》不知道诸侯的臣子在王畿内受封土地就记载字，所以胡乱说了这种话。

秋季七月，荆人进入蔡国。

荆，是楚国尚未改号时的称呼。不称“人”，不称爵位，而称“荆”，是因为它是夷狄。就像狄人讨伐邢国之类一样。荆从这时开始与中原国家交往，打败蔡国军队，现在又进入蔡国，其势头将兴盛。想让中原国家在它刚开始兴盛时就防备它，制服它还容易，等到它逐渐兴盛，就将不可制服了。圣人在这件事上看到了抵御戎狄的道理。

冬天，单伯在鄄地会合齐侯、宋公、卫侯、郑伯。

诸侯讨伐宋国，宋国已经服罪，所以齐侯在鄄地会合诸侯，以与宋国讲和。而鲁国的单伯曾经前往会合，所以一同参与了鄄地的会合。《左传》说：“在鄄地会合，是因为宋国服罪了。”这种说法是对的。

十五年，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在鄄地会合。

齐桓公想要成就霸业，所以在鄄地会合以率领诸侯。但《春秋》记载这件事，与无事而会合结盟的同等看待。大概《春秋》的意思是认为：行道而达不到三王境界的，都是苟且之道；为学而达不到圣人境界的，都是苟且之学。齐桓公虽然有一时抵御夷狄、尊崇中原的功劳，但最终达不到王道，大概功劳可以取法，但道义还不够。《春秋》是王道的极致，圣人的成学，所以即使是齐桓公、周文王的功劳，其言辞也没有褒奖；孔父、仇牧的事迹，其事也没有称善。所以使求道者追求到无穷，实行者感到不足。范宁说：“君子到了《春秋》，终身而已。”这是深懂《春秋》的话。

夏天，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齐桓公即位，直到七年，夫人姜氏不曾前往齐国。这时前往，只是回娘家省亲罢了。但经文记载这件事，与齐

译襄公这类行为，大概是妇人的事理，女子以夫家为归宿，一旦嫁与丈夫，便终身不再返回娘家。圣人制定礼法，只有父母健在时，女子才能回娘家省亲；父母去世后，即使是兄弟也不应前往。这是为了预先杜绝嫌疑，防止逆乱之事萌芽。齐桓公虽然没有齐襄公那样的恶行，但《春秋》记载此事，将其与齐襄公相提并论，大概是因为他们违礼的迹象相同。所以父母去世后，即使是兄弟也不应前往，前往都是违犯礼制的。经文说：“夫人姜氏前往齐国。”姜氏的罪恶，多得无法尽数惩处，然而身为齐桓公，也不能没有罪责。

译秋天，宋国人、齐国人、邾国人攻打郳国。

宋国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主帅，所以经文中把齐国排在宋国之前，左氏说：“这是为了宋国而攻打郳国。”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齐桓公正在兴起霸业，屡次攻打诸侯，《春秋》贬斥他，称他为“人”。然而宋国作为主帅，那么齐桓公的罪责就稍轻一些，经文也称他为“人”，大概是因为桓公作为霸主，霸主的道义，应当以德行来使诸侯信服，尊崇奖助王室，却只是为诸侯兴师动众，来报复他们的怨恨。宋国虽然是主帅，但齐桓公承担着霸主的职责，所以经文也书“人”来归罪于他。

郑国人侵犯宋国，冬天十月。

郑国作为小国却担任主帅，所以书“郑人”。不称宋国有罪而兴师，所以只书“侵”。《三传》不解释这件事，体例非常明白。

《春秋经解》卷三

<经部,春秋类,孙氏春秋经解》>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卷四

宋 孙觉 撰

庄公下

十六年春，周历正月。夏，宋国人、齐国人、卫国人攻打郑国。

去年冬天，郑国曾经侵犯宋国，宋国于是报复被侵犯的战役，所以率领卫国去攻打郑国。齐桓公正图谋霸业，寻求联合诸侯，所以跟随宋国人去攻打郑国。宋国统领三国的军队，声讨罪状而攻打别人的国家，势必不会让防备者做主。然而经文都书“人”，大概是因为齐桓公实行霸业，不致力于德政，认为可以怀柔天下，却专门倚仗威武，贬斥齐国称“人”，那么宋国和卫国也就不能书爵位了。宋国虽然是主帅，但齐桓公以霸主的身份随从，国家强大兵力雄厚，不可逃避兴师的罪责。左氏说：“诸侯攻打郑国，是因为宋国的缘故。”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秋天，荆国攻打郑国。

前年荆国曾经进入蔡国，于是又攻打郑国，这显示出荆蛮的强大，而中原各国的衰微。如果不早做准备，它将横行天下。所以二十三年来的聘问，于是称“荆人”；僖公元年攻打郑国，于是称“楚人”。在这里书“荆”，是说它还可以抵御。

冬天十二月，在防地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在幽地结盟。

齐国与鲁国是世仇，《春秋》对于庄公与齐国交往，都以释怨归罪于他，不曾有一次赞许他。大概圣人的意思，认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与之交往，所以虽然齐襄公已经去世，小白改朝换代，但《春秋》归罪于他就像新近被杀一样。柯地的盟会，开始与齐国和解，而经文记载这件事，明确说“公会”，大概也是释怨而与齐国交往。到了幽地的盟会，齐桓公已经称霸，诸侯已经臣服。鲁国在这个时候最为弱小，如果庄公反悔仇敌的怨恨，抛弃盟主而倔强不从，那么齐桓公必定率领诸侯来攻打我国，而且会导致危亡而社稷不保。《春秋》通权达变于一时，所以在幽地的盟会上隐去鲁公而排列诸侯，认为庄公参与这个盟会，不是为了释怨而与齐国交往，而是为了共同尊崇王室而求得天下的安定。父亲的仇敌，就不能与他同处一天下了；然而天子的土地，先君的祭祀，又不能因一时的愤怒而自取危亡。这就是《春秋》之所以曲尽人情之难，而深明轻重之权的原因。陈国进入《春秋》，防地盟会都在卫国之下。于是齐桓公主持盟会，因为它是三恪之国，进而在卫国之上；又因为它是靠近楚国的国家，恐怕它叛离，也稍微怀柔它。《春秋》记载盟会的很多，没有说“同盟”的。二百四十二年间，记载“同盟”的有十八次。大概盟约文书中，有“共同奖助王室，共同防灾患”的话，不同于以强凌弱、以大胁小的盟会，所以特别书“同盟”。《谷梁传》说：“不称公，内外寮一疑之也。”查考庄公与仇敌交往，大概不是一天的事了。但《春秋》想要彰显其法度，所以特别隐去公来表明，即使是仇敌的国家，如果到了尊崇王室、强盛中原的地步，那么即使与之结盟，也不算过错。内外寮一疑之，有什么意义呢？《左传》说：“郑国和解了。”查考经文书“同盟”，所以区别盟会的不同，如果因为郑国和解而称之为同，又不符合义理。《公羊传》说：“同欲也。”查考欲望有善恶，如果同心作恶，《春秋》也书之为同，怎么区别为善呢？啖子曰：“同盟者，谓其盟词同。”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邾子克去世。

邾国是鲁国的附庸国。隐公元年、桓公十七年与鲁国结盟，都称仪父，而没有爵位任命。到这里才开始称子，大概自从齐桓公称霸之后，曾经跟随他结盟侵伐，所以进封为子爵。克是仪父的继任君主。仪父的去世不见于经文，附庸的君主没有爵位任命，略而不书。左氏隐元年〇说：“邾子克，未受王命，所以不书爵位，称仪父，是尊重他。”查考：如果仪父确实是字，那么《春秋》在元年称字以尊重他，那么隐公元年能与鲁国结盟，而仪父在位已经很久了。到这里书卒，又过了四十五年。据此决非一人。左氏只看到仪父《春秋》不书其卒，所以认为克就是仪父，这种说法不对。

十七年春，齐国人抓获郑詹。

《春秋》的法度，抓获诸侯、抓获大夫，不以其有罪、无罪，都书曰“人”，以表明抓获别人的君臣不可以专断。必须受命于天王，天王命令抓获，就抓获了；不命于天王而专断抓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