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解卷六

译齐威王出兵，春秋经贬称他为“人”，没有称他为“师”的。在这个时候称他为“师”，是为了表明他挟持强大的军队却不能救援邢国，从而深加罪责。公羊传说：“邢国已经灭亡了。”大概是狄人灭掉了它。考据邢国实际上没有灭亡，不能说它灭亡了。谷梁传说：“因为齐侯不够仁义，所以不称齐侯。”考据不称齐侯，大概是贬低他罢了，怎么能说是因为不够仁义呢？

译夏六月，邢国迁都到夷仪。齐国的军队、宋国的军队、曹国的军队为邢国修筑城墙。

邢国被狄人驱逐，以至于逃亡，迁都到夷仪。《春秋》记载说“邢迁”，是邢国自己迁都。齐桓公怜悯邢国的灭亡，率领诸侯的军队为它修筑城墙，这符合拯救患难、分担灾祸的道义。然而《春秋》不记载齐桓公的爵位，只说“齐师”，这是因为当狄人攻打邢国时，齐桓公早先率领诸侯去救援，那么邢国就不会迁都，也就不必在夷仪修筑城墙了。齐桓公失去了救援邢国的道义，致使邢国迁都后才为它修筑城墙，这与齐襄公灭亡纪国却只迎娶纪伯姬有什么区别呢？《春秋》的笔法，前面列举具体名称，后面用统称，救援邢国、为邢国筑城是一件事，再次叙述诸侯的军队，是为了表明齐桓公率领诸侯的军队不能救援邢国，只是为它筑城罢了。齐襄公灭亡纪国，却只迎娶它的夫人，不足以称为义举，而灭亡纪国的罪恶更加彰显；齐桓公率领诸侯的军队救援邢国，却驻扎在聂北，邢国已经灭亡了，才率领军队为邢国筑城，筑城不足以称为功劳，而不救援的情形更加明显。齐襄公的罪恶不可掩盖，却只迎娶它的夫人；齐桓公挟制诸侯的军队，坐视而不救援，等到邢国灭亡后才为它筑城，是想夸大自己的功劳。《春秋》追究他的意图而谴责他，说“齐师、宋师、曹师城邢”，只是为它筑城罢了，哪里用得着出动军队呢？《左传》说：“诸侯为它筑城，是拯救患难。”《谷梁传》说：“赞美齐桓公的功劳。”按照《春秋》正在以齐桓公失去拯救患难的道义来谴责他，哪里是赞美呢？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死在夷地，齐国人把她的尸体运回鲁国。

《春秋》的道义，弑杀国君的凶手，人人都可以讨伐。即使凶手在国内，即使在国外，诸侯中有能够讨伐弑君凶手的人，就记载为“人”，这是为了拓宽忠孝的道路，而厚待人伦关系。卫国州吁弑杀国君完，曾经自立为君，卫国的臣子讨伐他，就记载为“卫人杀州吁于濮”。陈佗弑杀太子免而自立，蔡国人杀了他，就记载为“蔡人杀陈佗”。弑杀国君的凶手，为人伦所不容，能杀死他的人必定都称“人”，就像杀死异类一样。夫人姜氏帷帐不整，接连弑杀两位国君，不安于自己的位置而出逃到邾国。齐桓公讨伐并在夷地杀了她，把尸体运回。《春秋》赞同齐桓公符合讨伐凶手的道义，不称“齐侯”，而记载为“人”，大概是夫人的行为，人人都可以讨伐。夫人记载为“薨”而不记载为“杀”，是鲁国的内辞。记载“齐人以归”，是为了表明齐国人杀了她。《谷梁传》说：“夫人死通常不记载地点，记载地点，是有原因的。”这种说法是对的。

楚国人攻打郑国。

楚国从此开始改称“楚”，侵伐从此称“人”，这是为了显示中原国家的衰落，而荆蛮的强盛。孟子说：“人必定先自取其辱，然后别人才侮辱他；国家必定先自取讨伐，然后别人才讨伐它。”荆蛮的风俗，极其没有礼义，极其没有知识。中原王道昌明，他们就逃遁远去，不敢向东窥探觊觎；等到中原衰落，而中原没有人才，他们就攻打小国，拘捕诸侯，无所不至。《春秋》深罪中原国家的衰落，而荆蛮的强盛，就逐渐显露出迹象，认为在这个时候，如果有能抵御并击退他们的人，那么荆蛮的强盛或许可以平息。奈何中原最终没有这样的人！所以称“人”称爵位，与中原国家同等，这是深罪中原国家啊。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打败莒国军队，俘获莒国大夫挐。

闵公二年，公子庆父出逃到莒国。庆父是弑杀国君的凶手，莒国收留并接纳他，大概是有罪的。于是又向鲁国索取贿赂，公子友因此率领军队在郦地打败他们，俘获他们的大夫挐。《谷梁传》的说法，江熈反对它，是正确的。

十二月丁巳，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到达防地。

《春秋》的法则，有不等待贬斥断绝而罪恶就显现的，就直接记载这件事罢了。一时不能判断，众人不能辩明的，就改变文辞来彰显它。夫人姜氏的罪恶，大概是不等待贬斥就显现的了。然而经文不记载“姜”，只说“夫人氏”。《公羊传》、《谷梁传》说这是贬斥，杜预说这是缺文，范寗说这是杀子的罪轻。总之都没有得到圣人的本意。如果认为是贬斥，那么姜氏的罪恶哪里等待贬斥呢？如果认为是缺文，那么又是妄说；如果认为杀子的罪轻于杀夫，那么就有可以杀的国君，而弑君之贼还有轻重之分。夫人出逃到齐国，不称姜氏，是为了让齐国与她断绝关系。齐国，是文姜父母之国。父母对于子女，虽然有罪恶，得以包容隐瞒。如果哀姜的罪恶，大概与文姜相等了。作为鲁国夫人，就接连弑杀两位国君；作为齐国姜氏，就在齐国被杀。侯氏，是祖先所从出的地方，用来区别她的出身。像哀姜这样，作为鲁国夫人而弑杀两位国君，作为齐国姜氏则被杀，罪恶贯盈，以至于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没有地方容她一身，大概不是齐国姜氏了，只是夫人氏罢了。在她出逃到邾国，她在齐国被杀，不除去“姜”字，出逃到邾国是为了区别异姓，在齐国被杀，是为了与齐国杀她。只有她的灵柩从齐国到达防地，可以不称姜氏。大概是圣人的轻重与取舍，只在于事情所在。

二年春王正月，修筑楚丘城墙。

三传的说法都认为楚丘是卫国的城邑，齐桓公率领诸侯为它筑城。然而按照《春秋》的体例，诸侯为它筑城的，就记载“诸侯城邢”、“城缘陵”、“城虎牢”、“

译“在成周筑城”就是这样，没有与诸侯同筑一城却不为诸侯排序的。楚丘之地在传注中出现的，都认为是卫国的城邑，《诗经·定之方中》的序言也说“卫楚丘”，但诗中并没有“卫”字，只说“楚宫”、“楚室”罢了。楚丘之名在《春秋》中出现两次：隐公八年说“戎在楚丘攻打凡伯，然后回国”，当凡伯前来聘问时，戎便攻打他然后回国，经文没有提到卫国，那么楚丘怎么知道不是鲁国的地方呢？在这里筑城，又不说诸侯筑楚丘，更加可疑。如今地理上楚邱属于宋国，那么凡伯从周朝聘问鲁国，没有理由再经过宋国。这大概是可疑的事情，暂且存疑不论。

译夏季，虞国军队和晋国军队灭掉了下阳。

下阳，是虢国的城邑。《春秋》对于城邑一般不记载“灭”，特意记载下阳被灭，而虢国不见于经文，大概是因为圣人的意思认为虞公贪图璧玉和骏马的贿赂，为晋国借道去灭掉唇齿相依的国家，下阳被攻占，虢国也就随之灭亡了。《春秋》不记载虢国灭亡，只说灭下阳，大概是因为虢国的灭亡是被它所亲近的国家出卖，圣人对此不忍心，所以只记载灭下阳罢了。虞国军队是首恶，所以排在晋国之前。到了僖公五年，晋国人俘虏了虞公，虞国也就灭亡了，又不记载“灭”，大概是因为虞国的灭亡实际上发生在灭虢的时候，不在五年。经文记载“虞师晋师灭下阳”，那么虞国和虢国的灭亡就在于这次行动。然而圣人对于虢国不忍心其灭亡，对于虞国则预先看到其灭亡，所以虢国的灭亡只记载下阳，而虞国的灭亡记载为俘虏虞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都是对的。

秋季九月，齐侯、宋公、江国人、黄国人在贯地结盟。

贯地的结盟，齐桓公的威德大大彰显，江、黄这两个小国从远方来服从。《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举出江、黄这两个远方国家，那么诸侯都到了。”然而在《春秋》时代，天下的诸侯也非常众多，齐桓公的威德难道能完全使他们服从吗？只是四个国家结盟罢了，怎么知道当时的诸侯都来了呢？《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不对。

冬季十月，没有下雨。

《春秋》的体例，一个季节没有下雨就记载，超过一个季节没有下雨就加上“自”字来区别。僖公三个季节没有下雨，而第一个季节都记载了，《谷梁传》称之为怜悯雨水。僖公有防备灾荒、爱护百姓的心，一个季节没有下雨就担忧灾害波及万物，《春秋》依据旧史记载，以显示他有爱护百姓的志向。

僖公三年春季，周历正月，没有下雨。夏季四月，没有下雨。徐国人攻取了舒国。

舒是一个国家。徐国人攻取它，而不说“灭”，是因为舒国的宗庙祭祀仍然存在，未曾被灭。舒国是楚国的附庸国，服属于楚国。徐国人从楚国手中夺取它，使它归属徐国。赵子说：“凡是得到国家而不记载‘灭’的，是因为没有断绝其宗庙祭祀。”这个说法是对的。

六月，下雨了。

文公二年、十年、十三年超过一个季节没有下雨，都加上“自”字来区别。僖公二年中超过一个季节没有下雨的是九月，在其第一个季节都只说“不雨”，没有“自某至某”的文字。《左传》说：“不说旱灾，是因为没有造成灾害。”这个说法虽然能通解《春秋》的大义，但对于僖公的情况没有说清楚。《公羊传》说：“上面下雨但不猛烈。”那么第一个季节的文字又是什么意思呢？只有《谷梁传》认为是怜悯雨水，《春秋》顺应君主爱护百姓的心意而记载，比起另外两传更接近且可以训诫，应当以《谷梁传》为依据。

秋季，齐侯、宋公、江国人、黄国人在阳谷会盟。

阳谷的会盟，大概是齐桓公的霸业兴盛，想要夸耀以服众诸侯，而《左传》认为是谋划讨伐楚国。考察讨伐楚国的战役，江国、黄国没有参与，而且楚国当时正强盛，齐桓公必定不敢倡导谋划讨伐它，《左传》只是看到第二年讨伐楚国，在这里随意编造说法罢了。

冬季，公子友前往齐国临盟。

“涖”，是临的意思。《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记载鲁国的事有内部的措辞。外国的臣子来，记载为“来盟”，“来”是从外来的措辞。本国臣子前往，记载为“涖盟”，是临视而盟誓的意思。我国君主有道而大夫贤能，所前往的国家没有敌手，只是临视罢了。不记载那个人，不是因为那个国家的君主敌视我国大夫。不记载，是简略的措辞。《公羊传》说：“前往那里盟誓。”《谷梁传》说：“涖是位置。”这都是不知道《春秋》所谓内部措辞的含义，所以各自编造说法。

僖公四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盟，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地。

楚国成为中原各国的祸患，齐桓公想要讨伐它已经很久了。而蔡国是楚国的盟国，处在诸侯的道路上，齐桓公于是率领诸侯的军队侵犯它的盟国，使它奔溃，以震慑楚国人，于是进而声讨楚国的罪过来征伐它。然而又畏惧楚国而不敢前进，于是驻扎在陉地。楚国强大而侵凌中原各国，已经很久了。齐桓公立志要排斥它，而诸侯尚未服从，霸业尚未完成，于是多次会盟诸侯而诸侯信服，北伐山戎而军威已经试验过。齐桓公率领已经试验过的军队，跟随信服的诸侯，南伐强楚，责备包茅不进贡给天王，大概霸主的功绩在这里最为兴盛。《春秋》记载齐桓公用兵二十多年，贬称他为“人”，因为他不致力于德行而致力于武力。在这里开始记载他的爵位，认为他的军队知道讨伐的对象了。在他驻扎在陉地而不前进这件事上，大概是有罪的。《春秋》不深究他的罪责，是为了显示齐桓公强大而不能抵挡楚国，在驻扎之中有值得怜悯的地方。《左传》、史记载侵犯蔡国的事，都认为是因为愤怒蔡姬荡舟。然而《春秋》在齐桓公侵犯蔡国讨伐楚国时，开始记载他的爵位，孔子正在褒扬他，不应该他侵犯蔡国有私心。《公羊传》说：“驻扎在陉地，是等待屈完。”考察经文只是说军队驻扎罢了，怎么知道屈完会来呢？

夏季，许国国君新臣去世。

《春秋》的体例，诸侯死在其国都的，不记载地点；即使不在其国都，也如同在国都一样。大概因为国君尊贵，社稷和人民关系重大，死不在其国的，都记载地点以表示谨慎。许国国君新臣会盟齐桓公而死在军中，《春秋》对于新臣，不记载地点，大概是因为记载地点就是定罪。诸侯不治理自己的国家，而奔走于会盟侵伐，以至于死在不该死的地方

译如果国家社稷因此陷入危险，就记载地名以归罪于他。齐桓公的强盛，以及讨伐楚国的声势浩大，诸侯如果顺从他，国家就安定，自身就荣耀；如果不顺从他，危险、屈辱和灭亡就会到来。新臣虽然在军队中死去，但《春秋》记载他如同死在国内一样，这是为了赞许新臣出师抵御齐桓公，使他不同于其他诸侯的死法。《谷梁传》说：“这是内部的威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赵子说：“新臣回国后，死在国内罢了。”考察经文，在记载陉地之后接着记载新臣的死，下面又有屈完前来结盟的事情，新臣怎么能立即回国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译楚国的屈完来到诸侯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

《春秋》记载大夫前来结盟必定书写，国君派遣屈完前来，不记载使者身份，屈完接受使命但不接受具体言辞，掌握了专使的适宜做法，所以不说“派遣”。这时鲁国国君在军中，因为屈完从外部来到，所以说“来盟”。《春秋》两次提到“盟”，大概是屈完受命来军中结盟，诸侯因为楚国服从，退军到召陵，然后结盟。如果只记载“盟于召陵”，就无法体现诸侯退军的实情，所以先记载“来盟”以显示楚国的服从，又记载“盟于召陵”以显示诸侯的退军。《春秋》的盛况，没有比齐桓公更盛的；齐桓公的功绩，没有比召陵之盟更大的。然而孔子记载它没有不同的言辞，大概是因为王道施行就没有霸主，霸主虽然兴盛都是王道的罪人，所以明白王道然后才知道霸主的渺小，论述圣人然后才知道道德的伟大。扬雄说：“齐桓公的时代混乱而《春秋》赞美召陵，是习惯于动乱。”大概扬雄的意思也是说召陵不值得赞美，而《春秋》因为习惯于动乱而赞美它。《公羊传》说：“高兴楚国服从。”即使是夷狄的兴盛，但王道不因为它的轻重而高兴，哪里需要圣人的狭隘呢！《谷梁传》说：“在内部威慑军队。”赵子反驳说：“鲁侯不在，哪里有说‘来’的道理呢？”这种说法是对的。

齐国人拘捕了陈国的袁涛涂。

拘捕袁涛涂的，大概是齐侯。记载说“齐人”，是贬低他。别国的大夫，即使有罪，也不能擅自拘捕，何况无罪呢？《春秋》的法度，拘捕别人的大夫，不区分有罪无罪，一概贬低称为“人”，谴责他不接受天王的命令而擅自拘捕。袁涛涂的事，见于《左传》、《公羊传》，都认为他误导了齐侯的道路，以至于被拘捕。然而《春秋》记载它，与拘捕大夫的条例相同，大概是因为擅自拘捕的罪过相同。三传的说法，《公羊传》是正确的。

五年春天，晋侯杀死了他的世子申生。

申生的事，在传记中记载得很完备了。晋侯的恶行，不需要贬斥断绝就能显现。然而《春秋》对于申生，没有赞美的言辞。大概是因为人子的道理，到了被杀的地步，就是不孝的大罪了。舜对待瞽瞍，也顺从，而最终免于祸患。申生对待献公，献公听信谗言，而申生因此死去。《春秋》举出重者来说，斥责晋侯，而申生未免也有罪过。

〇伯姬来朝见，带着她的儿子。

妇人出嫁后，不越过国境，只有父母在世才能回娘家省亲，父母去世，即使是兄弟也不去。《春秋》记载本国女子归宁的，未曾有说“子叔姬”的，记载的都是不合礼的。〇伯姬已经不合礼地来到鲁国，又带着她的儿子来行朝见之礼，失礼太严重了。记载说：“〇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那么〇伯姬、鲁侯都有罪了。《谷梁传》说：“参讥之”，是对的。

鲁公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会见周王世子。

齐桓公想要率领诸侯尊崇王室，于是招来周王世子在首止会见。不列叙世子，是《春秋》尊崇他，不认为他招来世子。齐桓公的霸业，开始于会见世子；晋文公的霸业，到了召见周王。齐桓公凭借方伯的兴盛，不能率领诸侯朝见天子，而招来周王世子会见；到了晋文公，竟然召见周王，而臣子的礼节丧失了。孔子谴责制作木偶的人，以至于用人殉葬。大概召见世子而到了召见周王，齐桓公的罪过也不可胜数了。《公羊传》说：“世子尊贵。”《谷梁传》说：“尊崇他。”按照《春秋》的法度，尊崇尊贵者，卑贱卑贱者，不认为他招来世子，特别记载会见以显示其意图，尊贵、尊崇都是不对的。

秋天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郑伯逃归，没有结盟。

《春秋》的法度，中间有异事，就前目后凡。首止的会见，中间没有异事，又叙述诸侯，是不认为他盟见周王世子。世子是天子的儿子，而继承天下的人。诸侯与他结盟，而加给他不信任，是圣人所不赞同的，特别隐去世子，只说诸侯。齐桓公在这里，大会诸侯以尊崇王室，而郑伯逃归。《春秋》厌恶他以国君的尊贵，而行匹夫的行为，道义上应当留下却偷偷离去，特别说“逃归”。

楚国人灭掉了〇国，〇子逃奔到黄国。

《春秋》国家灭亡而其国君死难的，只记载说“灭”；以其国君被俘归去的，记载名字；其国君出奔的，记载“奔”。出奔的人并非无罪，比较被俘归去的人则轻；国家灭亡而自身死亡的，并非可以褒扬，比较不死而出奔的人则善。所以灭人国家，其罪过则一；而被灭的国君，其条例有三种。〇子出奔而不记载名字，罪过轻于被俘归去的人。

冬天，晋国人拘捕了虞公。

虞、虢是互为表里的国家。虞公贪图璧玉马匹的贿赂，借给晋国道路以灭亡虢国，大概虢国灭亡而虞国也就被举灭了。《春秋》在虢国灭亡时，将虞国列在晋国之上，而以下阳当之；在虞国灭亡时，不说其迁徙，不说其灭亡，只说“拘捕虞公”，大概虞所依靠的是虢，贪图贿赂而首恶，虢亡则虞亡。下阳的灭亡，虞已经见灭，而晋已经取虞，虞的灭亡已经四年了，于是只拘捕虞公，不是灭亡虞国。《公羊传》说：“说拘捕他，不认为灭亡。”按照虞的灭亡，大概在下阳灭亡时，所以不再说罢了。又说：“灭亡，是亡国的好言辞。”按照灭人亡国，是大恶，何谓好呢？

六年春天

译春季，周历正月。夏季，鲁公防备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攻打郑国，包围了新城。

译去年，郑伯逃跑了首止的盟会，齐侯于是率领诸侯讨伐他，并包围了他的城邑。郑伯确实有罪，然而作为齐国的霸主，不致力于修养德行来安抚诸侯，却依仗其强大去讨伐并包围小国，他的罪过也很大了。《公羊传》说：“城邑不说‘围’，是因为齐国强大。”查考郑国是小国，面对齐国作为诸侯霸主的军队，又只是一个城邑罢了，怎么能说强大呢？《谷梁传》说：“这是为了彰显郑伯的罪过。”查考郑伯逃跑回国，不需要贬斥断绝关系，齐国作为霸主讨伐别人的国家并包围其城邑，能没有罪过吗？

秋天，楚国人包围了许国，诸侯于是去救援许国。

郑伯逃跑回国并依附楚国，所以齐国作为霸主率领诸侯讨伐他。楚国人去救援郑国，于是包围了齐国所给予郑国的城邑。齐国于是解除了对郑国的包围，率领诸侯去救援许国。大概是因为楚国人救援郑国而包围许国，包围了齐国所给予的城邑，必定要去救援。《春秋》记载这件事，好像在说：“齐国讨伐郑国，不足以算是讨伐罪人；救援许国，不足以算是功劳。不如致力于修养德行来安抚诸侯，那么郑国就不需要讨伐，许国也不需要救援了。”齐国在首止之盟上犯了一次错误，天下的战事于是接连不断。《春秋》全部记载下来，以显示齐桓公的罪过。《谷梁传》说：“这是赞美救援许国。”查考《春秋》正在谴责这件事，怎么能说是赞美呢？

七年春天，齐国人讨伐郑国。

齐国因为郑国依附楚国，于是又派遣将领去讨伐它。齐国不致力于德行而致力于侵略讨伐，《春秋》全部记载下来，大概它的罪过不需要贬斥断绝就自然显现了。

夏天，小邾子来朝见。

郳黎自从鲁庄公五年来朝以后，在经文中不再出现，这时来朝见，称他为小邾子，大概是因为他跟随齐国作为霸主征伐，假借王命封给他爵位，所以记载为“子”。说“小”，是有“大”的对比，用来彰显齐国霸主的兴起，而附庸的小国大多称爵位，《春秋》因而记载下来，更加显示出当时的爵位或降或升，全凭霸主的意愿罢了。他的罪过大概多得无法尽数诛罚了。

郑国杀了它的大夫申侯。

《春秋》的法度：杀大夫而称国名的，是谴责诸侯。不提及大夫的爵位，是不认可他擅自杀人。记载大夫的名字，是为了显示他的罪过，并且用来区分他。那些不记载名字的，都是史官缺漏罢了，并不是赞美他。《谷梁传》说：“称国名杀大夫，是杀无罪的人。”查考：大夫没有擅自杀人的礼制，即使有罪，也不得擅自杀害。《春秋》不认可他擅自杀人，所以剥夺他的爵位来显示这一点。说这是杀无罪的大夫，是不对的。

秋天七月，鲁公在宁母会见齐侯、宋公、陈国世子款、郑国世子华，结盟于宁母。宁母之盟，大概是因为郑国屡次被齐国讨伐，形势不能自安，所以派遣他的世子与齐桓公结盟，以缓解一时的危难。然而郑伯知道依附楚国的罪过，为了求得霸主的庇护，却不能亲自屈尊，而只是派遣他的儿子，最终因为这个缘故，洮之盟郑伯没有参加，以至于乞求结盟。礼制的道理，即使是地位对等的人也不可以失礼，何况是天下的盟主呢！所以陈、郑的世子参与结盟，而《春秋》记载下来，以显示他们的罪过。

八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公在洮会见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国世子款，结盟于洮。

王人，是周王的使者，《春秋》尊重他，所以虽然是使者，传达天子的命令，也排列在诸侯之上。《春秋》时代的霸主多假借王命来号令诸侯，名义上尊崇天子而实际上实行私欲。齐桓公这时传达天王的命令来主持中原的盟会，虽然是他的使者，而《春秋》不认可他与诸侯结盟，所以明确说出“王人”而排列诸侯，以显示他的罪过。王人与诸侯结盟，那么王道就衰落了；诸侯与王人结盟，那么诸侯就傲慢了。结盟，是因为不信任而后才做的。天子和诸侯，还结盟，大概是君臣之间的交往失去了正道，难道还以齐侯为重吗？

郑伯乞求结盟。

《春秋》的法度，有义理相同而用词不同的，都是圣人的新意。天子对下属有所求，就记载为“求”。“求”，是责备的意思。天王，是天下最尊贵的人，万物都是他所有的，对于他没有的东西，就责备下属让他共同提供。所以他取车、取金，记载为“求”，是求取应当进贡的东西。诸侯对于诸侯，土地有固定的疆界，人民有固定的供奉，用自己所没有的去求取别人所有的，都不是正道。所以对于求盟、求师，记载为“乞”，不是自己所有而乞求别人。《春秋》记载“求”的有三处，都用于天王；记载“乞”的有六处，都用于诸侯。郑伯逃避天下的盟主，而依附强大的夷狄，宁母之盟虽然曾经派遣他的世子，又恐惧不安于国家，亲自前来乞求结盟，《春秋》谴责他。首止之盟就彰显他逃跑，洮之盟就记载他乞求，轻视他的意思多么深啊！《公羊传》、《谷梁传》都说：“大概是斟酌后决定的。”经文记载“郑伯乞盟”，那么就是郑伯亲自乞求的事实；如果是斟酌后给予的，就应当记载为“派某人乞求”，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秋天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回夫人。

关于夫人的说法，三传都不相同，《左传》认为是哀姜，《公羊传》认为是声姜，《谷梁传》认为是成风，有的认为是嫡母，有的认为是庶母，有的认为是夫人，考察经文前后都不能作为依据。然而圣人只记载夫人而不说姓氏，那么圣人的意思也不在于姓氏。禘祭是国家的重大事务，而太庙是鲁国始祖的庙宇，不可以失礼是很明显的。现在却为了夫人的缘故而在太庙举行大禘祭，大概禘祭不可以为夫人而设立，太庙不可以为夫人

译如果一个人举行禘祭，他所应当重视的只是在大庙举行禘祭罢了，至于夫人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春秋》的笔法，对于祭祀失礼的人，会记载其祭祀的名称，记载说“禘于太庙”，这就是不应当禘祭却举行了禘祭。所谓“用”，是不应当使用的；所谓“致”，是不应当致送的。圣人把不应当使用、不应当致送的措辞加在夫人身上，那么夫人的姓氏也就不足称道了。国家的大事没有比禘祭更大的，鲁国的尊贵没有比太庙更高的，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失礼，亵渎祭祀周公，那么他所使用并致送的对象，即使是国家的嫡母、德行盛大的夫人也不配担当，何况声姜、哀姜、成风呢？《春秋》隐去了她们的姓氏，只记载为“夫人”，意思是凡是夫人都不可以（参与或受此待遇），《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种解释都不对。

译鲁僖公九年春季，周历三月丁丑日，宋公御说去世。夏季，鲁公在葵丘与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盟。

宰周公，是天子的三公，又担任冢宰一职。宋公称为“子”，是因为御说去世，到此时尚未满一年，处于丧期称为“子”，符合礼制。春秋时期，诸侯处于丧期而参与会盟、会合、侵伐的很多，其中称为“子”的只有四位。孔子因此如实记载，以显示他们处于丧期却参与国家事务的罪过；如果不称“子”而行动的，其罪过更是不可胜数。葵丘的会盟，大概是齐桓公霸业极盛之时，然而《春秋》对此没有褒扬的言辞。凭借齐桓公的强盛，使诸侯服从的日子已经很久了，他率领诸侯朝见天子、奖助王室，如同反掌一样容易，没有什么困难。然而齐桓公倚仗其强盛，招致天子的冢宰来号令诸侯，借天王的名义，实际上是为了自尊自大，《春秋》因此谴责他，所以记载说：“鲁公与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葵丘会盟。”左氏的解释，辩驳质疑这种说法，是恰当的。

秋季七月乙酉日，伯姬去世。

《春秋》中记载本国女子许嫁后去世的，只有两位，即伯姬和子叔姬。没有称其国号，也没有嫁到他国。必定书写其字，是因为她们已经许嫁。许嫁后去世的，《春秋》予以记载，是因为国君为她们服丧，因而记录在案。《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都是正确的。

九月戊辰日，诸侯在葵丘结盟。

葵丘之盟，实际上是会合宰周公，自称诸侯而不叙述宰周公，是因为圣人不赞同齐桓公招致天子的三公并与之结盟。三公的地位接近天子，冢宰的权重于天下。齐桓公不能尊崇侍奉天子，却假借其位号来号令诸侯，又与天子的世子结盟，与三公结盟。圣人不赞同他用不诚信的手段凌驾于天王的近臣之上，所以在葵丘结盟时，只说诸侯。大概《春秋》的法则，接近尊贵者就为其避嫌，远离尊贵者就不避嫌其敌对。天子的大夫可以被侵伐，王臣的会合可以参与结盟。至于三公的尊贵，则接近天王；世子的地位，则贵于天下。所以首止的会合，特别区分世子；葵丘的结盟，不与周公结盟，都是《春秋》的变例，圣人的新意。葵丘之盟，孟子赞美它，认为后来的诸侯都违背了它的五项禁令。大概《春秋》的盛世，没有比齐桓公更盛的；齐桓公的盟会，没有比葵丘之事更显著的。齐桓公最高的功业，《春秋》极盛之际，以孟子时代的诸侯来说，齐桓公在可以褒扬的范围内；但对照三王的盛世，齐桓公又是罪人。这就是《春秋》没有褒扬，而孟子说他有罪的原因。

冬季，晋国里克杀死了国君的儿子奚齐。

《春秋》的法则：未满一年的国君称“子”，被杀死的称“君”。称“子”，是因为臣子之心不忍心在中年改变称呼；称“君”，是因为已经继承君位，国人把他当作国君。齐公子商人弑杀国君舍，舍是未满一年的国君，然而商人的弑杀等同于弑杀成年国君，不能称为“子”。奚齐被杀，与齐舍的情况相同，不称“其君”而称“君之子”，是圣人的用意。献公宠爱卑贱的妾室，以至于听信谗言杀死了世子申生，而立奚齐。奚齐不该被立，而献公因为偏爱而立他，里克趁其不顺而杀了他，记载“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奚齐虽然是庶出，里克也不该杀他，里克有罪。里克虽然不该杀，而奚齐也不该为国君，里克杀其君之子，罪过不亚于杀君。然而奚齐的不正当开始显著，奚齐曾经被立为国君，不幸被里克所杀。圣人厌恶他杀嫡立庶，斥责说“其君之子”，而里克的罪过不减轻，这就是《春秋》用来判断疑似的邪正，而详尽地体现人情之难的原因。《谷梁传》说：“国人不服从。”这是最精辟的评论吧！

鲁僖公十年春季，狄人灭掉温国，温子逃奔到卫国。

温子被狄人灭国，不能死守君位，而出逃，春秋记载“奔”以谴责他，不书写其名，罪过比随军回归的人稍轻。

晋里克弑杀国君卓，以及大夫荀息。

《春秋》中弑君有二十四次，而死难的臣子只有三人而已。荀息的事迹见于传记，都认为他追随昏君，废嫡立庶。然而《春秋》记载他，与孔父、仇牧的情况相同而没有不同的言辞，大概是因为圣人所说的大臣以道事君，行不通就停止。如果事君的日子长久，不能使国君没有过错，以至于被杀，那么他事君的道理一定没有达到，即使死了有什么益处呢？然而在春秋时期，他还有可取之处。孔父死于与夷，仇牧死于防，都是正当国君应当被立的，尚且没有褒扬，何况像荀息这样的人呢！卓的得以被立，是因为献公的私心，荀息的阿意奉承。然而《春秋》对于荀息，没有贬低的言辞，而记载他与仇牧、孔父同类，大概荀息所死的原因是可以知道的。晋献公杀其世子而立奚齐，奚齐被杀，荀息立卓，卓被杀而荀息死去，就是为卓而死。卓怎么能被立，而荀息怎么能致死呢？大概记载荀息死于卓，就知道荀息所立的人不是合适的人。《公羊传》说：“荀息所立的不是他的国君，以死来称许他贤德。”与仇牧、孔父等同，荀息哪里值得称道呢！柳宗元说：“《春秋》进用荀息，不是圣人的本意。进用荀息，已经是苟且免祸的恶行，忍耐罢了。”柳宗元不知道《春秋》记载荀息死于卓

译（这）是用来显示他们的罪过的，孔子怎么能隐忍而不谴责他们呢？

译夏季，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里克。《春秋》中杀大夫而称国名的，是不赞许国君专断地杀害大夫。里克参与弑杀两位国君，是天下的大恶人，在他被杀时，称他为大夫而不赞许专杀，大概《春秋》的法则是，即使是弑君的贼人，如果按照他的罪行去讨伐他，就记载他为“人”；如果不按照他的罪行去讨伐他，就是专杀。里克虽然有弑君的罪行，但夷吾曾经任命他做大夫，又因为自己的私怨杀了他，这只是晋国杀了它的大夫罢了，并不是讨伐弑君的贼人。齐国的公子商人弑杀了国君舍而自立，在他被杀时，记载说：“齐人弑杀了他们的国君商人。”商人虽然有弑君的罪行，但齐国人杀他，是因为自己的怨恨，这只是齐国人弑杀国君罢了，并不是讨伐弑君的贼人。弑君的贼人，固然为《春秋》所不容，但当时讨伐他必须正名其罪，不正名其罪而杀他，就如同不讨伐一样。所以晋国杀里克，犯了杀大夫的罪行；齐人弑杀商人，遭受了弑君的恶名。《春秋》的褒贬轻重，必定都详尽地符合当时的情理，不是随便如此的。《谷梁传》说：“杀他不符合他的罪行。”这个说法是对的。

冬季，下大雨和大雪。《春秋》记载雨雪的有三次，而说“大”的有两次。“大”是非常之事的措辞，雨雪非常而成为灾害，所以记载它。《公羊传》说：“大雨雹，为什么记载？记录异常现象。”查考《左传》、《谷梁传》都写作雪，《公羊传》不可依据。

十一年春季，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阳处父。《左传》记载：阳处父被杀的缘由，认为是谋划让晋君出国。阳处父谋划让他的国君出国，大概是有罪了。然而《春秋》不赞许专杀，是因为既然任命他做大夫，那么他就是贤者了，怎么会有罪人呢？大夫有罪，那么任命他的人就不是合适的人。不得已放逐他可以，怎么至于杀他呢？所以《春秋》的道义，大夫的罪行像阳处父那样尚且不可专杀，何况无罪呢？

夏季，鲁公和夫人姜氏在阳谷会见齐侯。妇人没有事情不越过国境，鲁公却带着他的夫人去会见齐侯，《春秋》认为这不合礼制，特意记载它作为警戒。

秋季八月，举行大雩祭。雩，是求雨的祭祀。干旱而祈求下雨，这种祭祀不寻常，所以叫做大雩。举行雩祭就表明干旱了，不说干旱而说雩祭，只是举行雩祭罢了，干旱没有成为灾害。年成干旱而举行大雩祭，表明有志于百姓，而且这件事不寻常，所以记载它。《谷梁传》的说法，何休批评它，是恰当的。

十二年，春季周历三月庚午日，发生日食。夏季，楚国会见黄国。黄国，是小国而靠近楚国。齐桓公霸业的兴起，黄国开始脱离楚国而跟随齐国，会见结盟侵伐，只听齐桓公的命令。于是楚国会见黄国，而齐国不能救援，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既以显示夷狄的强大，又谴责齐桓公不救援。《谷梁传》说：“君子怜悯它。”大概是《春秋》的意思。

十三年，夏季，鲁公在咸会见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谨按：咸地的会见，两《传》都没有事迹记载，只有《左传》认为是谋划杞国、谋划王室。查考王室的事情不记载在经文中，而明年经文记载城缘陵，前文列举后文总括，那么谋划杞国的说法与经文相合了。

十四年春季，诸侯修筑缘陵城墙。缘陵这个地方，经文不说祭祀，是因为杞国还没有迁徙。不列举诸侯而总括说“诸侯”，是因为咸地会见的诸侯，于是又复合而修筑城墙，前文列举后文总括，是《春秋》的简略措辞。去年冬季，经文记载“公子友如齐”，那么就是公子友接受鲁公的命令而出使齐侯。公子友受命出使，那么齐鲁的国君都曾返回他们的国家了。然而经文不再列举他们，是因为去年确定了谋划，今年完成了工程，事情没有特殊差异，国家没有增减，可以用简略的话来说了。《春秋》修筑杞国、修筑邢国，明确说出国家名称；缘陵、虎牢，只记载地名。大概迁徙国家的记载国家名称，没有迁徙的记载地名，这是《春秋》的法则。会见结盟作战，不记载地名，国家的名称可以推知。《左传》说：“不记载人名，是有缺漏。”查考前文列举后文总括，有什么缺漏呢？《公羊传》说：“徐国、莒国胁迫他们。”查考徐国、莒国也是小国罢了，怎么能胁迫杞国迁徙呢？而且经文没有这件事，不可依据。《谷梁传》说：“诸侯分散的措辞。”查考咸地会见的诸侯，回国后又复合，前文列举后文总括罢了，怎么分散呢？三《传》的说法都不对。

夏季六月，季姬和鄫子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朝见。《春秋》的法则：鲁国女子出嫁到别国的，用国名系属她，表明有所从属，杞伯姬、宋荡伯姬就是这样；没有出嫁的，只记载她的字，没有有所从属，用字来区别她，伯姬、子叔姬就是这样。经文记载“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不合礼制可以知道了。又让他来朝见，谋划让他来拜访自己，厌恶得很厉害。季姬、鄫子的恶行，不需要贬斥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对于僖公来说，罪行不可责备。《左传》认为季姬回娘家省亲而鲁公阻止她，所以在防地相遇而……让他来朝见。查考《春秋》，鲁国女子出嫁到别国的，季姬曾经没有说回到鄫国，而明年才开始记载。又经文不说“鄫季姬”，表明她没有回到鄫国。《左传》只看到丑恶得很厉害，认为必定不会到这种地步，所以曲意解释。文姜、哀姜的行为，有比这更严重的。季姬的事情，经文记载得很明白，没有值得怀疑的。《谷梁传》说：“因为使鄫国困病。”《春秋》三次谴责他，哪里只是鄫子呢！

秋季八月辛

译沙鹿山崩塌。《春秋》记载灾异，必定指明发生灾异的诸侯国。降下蝗虫、发生大水、星辰陨落、水鸟退飞，记载宋国发生火灾，记载齐国发生火灾，记载陈国发生火灾，记载成周发生火灾，沙鹿山崩塌，梁山崩塌，这些都不是鲁国的地域，但《春秋》却加以记载，其中含有针对鲁国的言辞，这是圣人的用意。水火造成的灾害，山石崩塌、水鸟退飞造成的异象，地域不超过百里，时间不超过数日，招致这些灾异的责任仅限于其国国君，应验这些灾异的范围仅限于一国，所以国名不可不标明。至于王道彻底败坏，伦理纲常完全败坏，天下的人都背离了中正之道，那么

译上天显现其变异，就发生日食、星孛；大地显现其妖异，就出现河流枯竭、山岳崩塌。招致这些灾异的原因，在于天下；而应验这些灾异的现象，则遍布四海。因此，虽然灾异发生在某个国家，却不能说它只属于那个国家。日食发生，星孛出现在某处，其变异之大，其应验之广，不能用一个国家来概括。沙鹿山崩塌，梁山崩塌，虽然发生在晋国，但其异象波及天下，不能用晋国来概括。沙，是山名；鹿，是山脚。山崩塌而山脚被举起，这是极其严重的异象。《诗经》说：“百川沸腾，山顶崩塌。”冢，是山顶。山顶崩塌，已被视为大异象，何况山脚也随之崩塌呢？这是极大的异象。《左传》记载卜偃的话说：“防地将会发生大祸，几乎导致亡国。”考察沙鹿山崩塌，其异象关乎天下，为何唯独关乎晋国呢？卜偃的话是荒谬的，《左传》记载它是不对的。《公羊传》说：“为天下记录异象。”这最得其要领。

十五年春天，楚国人攻打徐国。

徐国自从僖公三年记载“徐人攻取舒国”开始，才见于经书。在牡丘的盟会中，齐桓公开始防备诸侯的谋算，并派遣大夫去救援被攻打的国家，所以最终有了娄林之战的失败。那么，徐国依附齐国而疏远楚国，所以当楚国人攻打并击败它时，诸侯的大夫们去救援它。《左传》说：“楚国人攻打徐国，是因为徐国亲近中原各国。”《左传》说得对。

三月，鲁庄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牡丘结盟。随后军队驻扎在匡地。

牡丘的会盟，实际上是齐桓公为了防备诸侯将要救援徐国，但畏惧楚国而不敢前进，所以驻扎在匡地。齐桓公的霸主事业兴盛到这种程度，还能率领天下的诸侯。

他率领诸侯以道义行事，去救援他人的危难，本来是很容易的。然而畏惧楚国而不敢前进，只是驻扎在匡地。《春秋》记载这件事，大概是讥讽他。用兵之道，要衡量自己的力量然后行动，符合节度然后施行。齐桓公的力量足以行动，救援徐国的节度足以施行，反而畏惧楚国而不敢前进，只是驻扎在匡地，而派遣大夫去救援。记载“驻扎”、记载“救援”，是双重谴责他。

公孙敖率领军队会同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

齐桓公率领天下的诸侯却不能亲自救援被攻打徐国，而是派遣大夫去救援，谴责他不亲自前往。面对强大的楚国不知深浅，而徐国弱小，齐桓公不立即救援，却在牡丘结盟，驻扎在匡地，等到徐国将要被围困时，才派遣大夫去救援，这是齐桓公拥兵自重却不敢抵挡楚国，借救援徐国的名义来援助它，但实际上不能救援，所以徐国最终不免于娄林之战的失败。《春秋》的道义：抵御夷狄希望他们不来侵犯，强大中原希望它没有敌人。鲁庄公在济西追击戎人，讥讽他不能使戎人不来侵犯，只是徒然追击他们。于是攻打楚国，驻扎在陉地，讥讽他不能彻底讨伐而只是驻扎。在牡丘结盟，驻扎在匡地，而由大夫救援徐国，《春秋》的用意可以知道了。《春秋》的体例：前面列举具体名称，后面用统称。鲁公再次与诸侯并列，就只说“诸侯”，鲁公只算一个。大夫与大夫并列，必须书写大夫的名字，以便在众多大夫中区分出来。诸侯……

在防地，由大夫行事，鲁国就书写大夫的名字，而诸侯的大夫不并列。《春秋》是鲁国的史书，鲁国的事就详细记载，以区分众多大夫。葵丘的盟会，不说“公及诸侯盟”，是因为鲁公只有一位君主，不嫌他不公正。宋国的盟会，叔孙豹实际参与了，盟会中再次提到豹，是为了区分其他大夫。救援徐国的军队，是牡丘诸侯的大夫，必须说公孙敖，是为了详细记载内部事务并加以区分。《谷梁传》说：“称赞救援徐国。”考察经书记载“在牡丘结盟，驻扎在匡地，而大夫救援徐国”，大概是谴责他，为什么说好呢？

秋天七月，齐国军队和曹国军队攻打厉国。

厉国，是楚国给予它的国家。齐桓公因为楚国强大兴盛，屡次侵扰中原各国，所以率领曹国攻打它。楚国有侵扰中原各国的罪过，齐桓公畏惧其强大不敢攻打楚国，却攻打楚国给予的厉国。厉国有何罪过？愤怒于楚国而攻打厉国，齐桓公打错了对象。

季姬嫁到鄫国。

季姬出嫁，不记载迎亲的人，迎亲的是鄫子。鲁国女子出嫁，不记载送亲的人，都是因为国君亲自前来迎亲，常事不记载罢了。季姬品行恶劣应当断绝关系，而《春秋》记载她，与鲁国其他女子出嫁没有区别，大概是因为季姬的贬斥已经在遇鄫子于防地时体现了，这里只是出于恩义记录她罢了。

己卯日晦日，雷电击中了夷伯的庙。

夷伯，是鲁国的大夫。《春秋》中鲁国大夫去世后，惯例书写他们的字，“公子友前往陈国，安葬原仲”就是例子。震，是雷电击中。《春秋》记录异象，所以记载它。遇到晦日就记载晦日，遇到朔日就记载朔日，“戊申日朔日，五块陨石落在宋国”就是例子。“己卯日晦日，雷电击中夷伯的庙”，《公羊传》、《谷梁传》都说：“晦日发生雷电，不对。”《左传》认为展氏有隐藏之事，雷电击中是惩罚他。天道浩大，怎么会因物受灾而使人得福呢？展氏有隐藏之事，天就雷电击中，奸恶之人得志，天道抛弃他们，为什么呢？不对。《公羊传》说：“称呼夷伯，是天警戒他，所以尊称他。”夷伯地位卑微，因为天罚而尊称他，道理自然不通。

楚人在娄林击败徐国。

《春秋》的体例：内部击败外部军队，不说“战”，不使外部敌人对抗内部；中原击败外部地区，不说“战”，不使外部地区对抗中原；外部地区击败外部地区，不说“战”，他们自相残杀，不分轻重。《春秋》的道义：靠近尊者就为他避嫌，远离尊者不避嫌对抗。内部对于外部，

译中原地区对待外部族群，因为亲近且地位尊贵，所以避讳将其视为敌对，不让他们成为敌人；外部族群对待其他外部族群，因为距离中原内部已经疏远，距离中原地区已经遥远，所以虽然言辞上等同于中原内部、等同于中原地区，也不避讳将其视为敌对。楚国人在娄林击败徐国，这与中原内部击败外部、中原地区击败外部族群的记载没有不同的言辞，这是因为不避讳的缘故。徐国与齐国和睦，却遭到楚国的讨伐。齐桓公在牡丘会盟，驻扎在匡地，派遣大夫去救援徐国，但楚国最终击败了徐国，那么齐桓公的救援就毫无益处了。《春秋》记载：“楚国人在娄林击败徐国”，这是为了讥讽齐桓公。

译十一月壬戌日，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晋侯被俘获。

晋军并未战败，但国君被俘获，所以只记载交战、记载俘获，而不说战败。俘获，就是擒获的意思。晋军与秦军交战，军队没有战败，但国君自身被擒获，不能必然地说军队战败。晋侯对内失去民心，对外与秦国结下深仇，《春秋》记载为“俘获晋侯”，大概是轻视他。《公羊传》说：“国君被俘获，不记载军队战败。”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军队确实没有战败，国君被俘获，该如何记载呢？《左传》和《谷梁传》的说法是正确的。

鲁僖公十六年，春季，周历正月，戊申日初一，有五块陨石落在宋国。同月，六只鹢鸟倒退着飞过宋国都城。

关于陨石和鹢鸟的解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是正确的。然而《公羊传》说：“《春秋》不记载晦日。”这是不对的。《春秋》的法则，只有日食不记载晦日。圣人认为日食必定发生在朔日，如果在晦日发生日食，那是历法失误。《春秋》日食不记载晦日，是为了纠正万世的历法。其他事情遇到晦日或朔日就记载，没有不记载的道理。又说：“外国的灾异不记载。”查考《春秋》，宋、卫、陈、郑没有不记载的，为何唯独宋国是周天子的后裔呢？《谷梁传》说：“‘是月’，是指确定月份而不确定日期。”查考《春秋》不以日月为例，记载“是月”，是为了区别不是戊申日，不记载具体日期，是因为不可知，所以缺略。又说：“石头没有知觉，鹢鸟有知觉。”查考记载石头和鹢鸟的意图，是为了彰显它们是灾异，何必讨论有知觉还是没有知觉呢？又说：“如果不设立五石六鹢的言辞，王道就不会崇高。”查考石头和鹢鸟的言辞，是孔子所说的达到广大而穷尽精微的意思。广大有所达不到，而只穷尽精微，对于王道也是疏漏的。认为石头和鹢鸟的言辞足以使王道崇高，也是《谷梁传》的偏颇之说。

三月壬申日，公子季友去世。

《春秋》中鲁国内臣去世，记载姓氏、记载名字，没有记载字以及称其兄弟的，而公子季友记载字，公弟叔牙称弟，都是认为他们贤德。公子季友在庄公昏庸、闵公弱小、贼臣扰乱的时候，拥立僖公，于是鲁国的祸难才停止，国家安宁，大概他既贤德又有功劳。《春秋》在他回来时，称字而不称名，说：“季子来归。”在他去世时，惋惜而不忍心，说：“公子季友卒。”公子遂杀害子赤而拥立宣公，宣公即位却不讨伐公子遂的罪过，公弟叔牙反对，不食其禄，又不舍弃兄长而离开。《春秋》认为他符合做弟弟的道义，不是大夫却记载去世，称字且称弟，说：“公弟叔牙卒。”《春秋》中鲁国内臣见于经文的有四十七人，记载字的有三十人，其中记载字且记载去世的只有两人，就是季友和叔牙，难道不是贤德吗？

夏季四月丙申日，鄫国季姬去世。

《春秋》中鲁国女子嫁给诸侯的，记载去世，因为鲁公为她服九月之丧，记录恩情，鄫国季姬就是这样。当时的国君不是她的兄弟，没有九月之丧的，不记载她的去世，杞国伯姬就是这样。嫁给诸侯而被休弃回国的，被其他国家抛弃，就不是夫人了。不是夫人，就没有九月之丧，也不记载去世，郯国伯姬就是这样。嫁给诸侯的大夫的，没有丧服。没有丧服的，也不记载去世，莒国庆叔姬就是这样。鄫国季姬有恶行，应当在《春秋》中被断绝关系，然而国君为她服九月之丧，我因此改变，所以记载她的去世。

鲁僖公十七年，春季，齐国人、徐国人攻打英氏。

英氏靠近楚国，而依附于楚国。齐桓公因为楚国强大而侵扰中原国家，于是派防地的人联合徐国人攻打英氏，并且为徐国申张愤恨。《左传》说：“报复娄林之战。”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夏季，鲁国攻打项国。

项，是国名。《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齐桓公攻打项国，而《春秋》为齐桓公讳言。然而《春秋》的写作，不等待解释就明白，实际上是齐桓公攻打项国，而用鲁国内部攻打作为文辞，这样齐桓公的罪过就被原谅，而鲁国无辜被诛杀。大概两传的意思是，攻打别国是大恶，《春秋》为鲁国内部的大恶讳言，必定不记载攻打。攻打别人的国家，确实是大恶，鲁国不幸有这种事，如何为之讳言呢？记载夺取郜国，不攻打鄫国的宗庙祭祀，只是夺取而归属我，鄫国不是被攻打，所以不记载攻打。项国确实被攻打而不保存其宗庙祭祀，如何不记载攻打呢？《春秋》记载鲁国攻打别国的只有一次，大概鲁国自己攻打别国很少罢了，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左传》的说法是正确的。

秋季，夫人姜氏在卞地会见齐侯。

《左传》记载夫人会见齐侯的事情，认为齐桓公扣留鲁侯，所以夫人会见齐侯来解救他。然而考之于经文，没有鲁侯被扣留的痕迹。《春秋》虽然为鲁国讳言，也不完全抹去其事，只是改变文辞罢了。比如国君被杀记载为薨而不写地点，杀大夫记载为刺，出逃变为孙，不完全抹去其事。如果齐侯确实曾经扣留鲁侯，也应当用不同的言辞来表现。经文没有这种言辞，那么《左传》不可依据。如果夫人因为解救鲁侯而会见齐侯，圣人也应当宽恕她，不可直接用非礼的言辞加在她身上。经文说在卞地会见齐侯，那么非礼就可以知道了。《左传》的说法不对。

鲁僖公十八年，春季，周历正月，宋公、曹伯、卫人、邾人攻打齐国【按：宋公下《公羊传》有“防”字】

《左传》记载齐侯去世之后，五位公子争夺君位，所以宋国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齐国，将要拥立孝公。他国动乱而为之拥立国君，大概是合乎道义的行动。然而《春秋》记载此事，有攻打和防地的痕迹。十二月齐侯去世，到这时正月，才两个月罢了，而诸侯攻打齐国。

译齐威公致力于防止盟约被侵犯、讨伐叛乱，以安定中原各国为要务长达四十多年，在他去世不到两个月的时候，诸侯们便相继率领军队攻打齐国。假使齐国的公子们争夺君位，作为诸侯应当只是选择其中可以拥立的人来拥立罢了，却趁着齐国内乱去攻打它，没有出于公心去救助齐国的动乱，而是庆幸齐国有防备不足的情况，乘着他们争立之机攻打它以谋取利益，所以《春秋》推究其本意而记载说“伐齐”。《谷梁传》说：“这不是讨伐齐国的防备。”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译夏，狄人救援齐国。

齐桓公去世后，诸侯趁着齐国防备松懈而讨伐它。狄人于是派遣将领率领军队去救援齐国。那些讨伐齐国的人是有罪的，而救援齐国的人大概是值得称许的。

五月戊寅日，宋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甗地交战，齐国军队大败。

《春秋》的体例，是以被讨伐的一方为主语。宋国在这个时候率领诸侯军队讨伐齐国，既然已经讨伐完毕就撤军了，诸侯的军队都回去了，齐国军队反而去讨伐宋国军队，所以以宋国为主语，说它和齐国军队交战。《公羊传》认为这是偏袒宋国，《谷梁传》认为这是憎恶宋国，大概都是因为不知道齐国反过来讨伐宋国，所以才以宋国为主语罢了。如果在讨伐齐国的时候宋国就直接交战，就不应该曹国、卫国、邾国不参与。这里应当以《左传》的说法为定论。

狄人救援齐国。

中原诸侯互相防备，没有谁能去救援他们，那么《春秋》就会称许这种行为。齐桓公主持的防地盟会，抵御侵伐四十多年，排斥夷狄，尊崇中原，使濒临灭亡的国家得以保存、断绝的宗庙得以延续，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他去世不到一年，诸侯就讨伐他，交战直至齐国战败。狄人于心不忍而救援齐国，《春秋》记载说：“狄人救援齐国。”这大概是哀伤中原诸侯的行为啊。

冬天，邢国人、狄国人讨伐卫国。

《春秋》的法度，对于外族夷狄，如果按照中原诸侯的标准来叙述，从来没有称他们为“人”的。在他们讨伐卫国时，特意称他们为“狄人”，这并不是提升狄人的地位，而是为了哀伤中原诸侯。卫国曾经被狄人侵犯，而齐桓公封立了卫国，《木瓜》这首诗，就是赞美齐桓公而创作的。齐桓公去世，不到一年，卫国人就联合诸侯讨伐他。邢国人之所以能够再次生存下来，依靠的是齐桓公，于是他们不忍心看到齐国被讨伐，也不满卫国的忘恩负义，便与狄人一起讨伐卫国。《春秋》记载说：“邢国人、狄国人讨伐卫国”，这是为了显示中原的衰败。诸侯讨伐齐国，狄人能够救援他们，就提升狄人的地位称他们为“人”。狄人本来是不应该被提升的，这是为了谴责诸侯啊。所以《春秋》的道义，有并非真正值得称许却称许他们的情况，这都是为了表达哀伤。纪侯完全离开他的国家，并不是称许纪侯，而是为了谴责那些杀人以求生存的人。至于大夫孔父，并不是称许孔父，而是为了谴责那些出卖君主以求苟活的人。那么召陵的军队，并不是称许齐桓公，而是因为他承接衰败混乱的局面而排斥僭越作乱的人。讨伐卫国的战役，并不是提升狄人的地位，而是为了哀伤中原而谴责诸侯。《春秋》的道义，在这里最为精微啊！《谷梁传》说：“因为多次称许而后才提升他们的地位”，这也是一种片面的言论。

鲁僖公十九年春天，周历三月，宋国人逮捕了滕国国君婴齐。

诸侯不接受天子的命令而擅自逮捕他国国君，就贬称他们为“人”，谴责他们以诸侯的尊贵身份却做出匹夫般的卑劣行为。诸侯失去土地就会留下恶名，婴齐被逮捕后随即失去了他的土地，所以记载他的名字。

夏天六月，宋国国君、曹国人、邾国人在曹国南部结盟。

曹南的盟会，大概是宋襄公谋求霸业而做的。曹国、邾国都称“人”，大概是宋襄公的威望德行尚未显著，曹国、邾国只派他们的臣子参加，这也就像北杏的盟会，齐桓公称“公”而诸侯称“人”一样。《春秋》不赞成臣子与君主平起平坐，即使是大夫也称“人”。《公羊传》写作“宋人”，是错误的。

鄫国国君在邾国参加盟会，己酉日，邾国人逮捕了鄫国国君，把他当作牺牲使用。

鄫国国君参加曹南的盟会，没赶上，等到邾国国君参加盟会时，便请求结盟。邾国国君趁他来到自己的国家，利用他没有防备，逮捕了他并把他当作牺牲使用。大概邾国与鄫国是世代仇敌的国家，所以宣公十八年又在鄫国国都杀害了鄫国国君。只是鄫国、邾国是小国，他们互相仇杀的踪迹不能全部在经文中显现，只记载那些无道行为特别严重的罢了。关于“用之”的说法，三家《传》都不相同。《左传》认为是在次睢之社使用他，《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是在血社使用他。到了昭公十一年，楚国人逮捕蔡国世子友带回去，把他当作牺牲使用，杜预则认为是在祭山时使用他，《公羊传》则认为是在筑坛时使用他，赵子等人又认为把他当作盟誓的牺牲，说法都不相同。然而考察经文，只说“用之”，没说使用的具体踪迹。按照子路在卫国被杀，说“把他剁成肉酱了”，于是命令倒掉肉酱。大概春秋时期，有用活人作牺牲、用活人作肉酱的情况，这是大乱到了极点，圣人所不忍心明说的，只说“用之”，就知道是把人当作牺牲使用了，不必明确说出使用的具体方式，他所重视的，就是“用之”这件事罢了。《春秋》中弑杀君主的贼人，他们弑杀的方式很多，不一定都用刀，然而孔子记载说“弑”，大概所诛讨的是弑君的罪行，何必讨论弑杀的具体方式呢？《春秋》中杀害他国国君的人很多，然而没有比“用之”更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用之”，何必讨论“用之”的具体方式呢？《左传》的说法，辩难质疑已经详细驳斥过了。

秋天，宋国人包围曹国。

曹南的盟会，盟誓的血迹还没干，宋国人就包围曹国，这显示出宋襄公的霸业没有成功。子鱼的话说得好啊，对后世很有补益。

卫国人讨伐邢国。

去年冬天，邢国讨伐卫国，于是卫国人报复他们罢了。《左传》说：“卫国发生大旱，军队出发后就下雨了。”邢国的罪恶何至于像商纣王，而卫国的有道又怎么能比得上周武王？《左传》的说法是荒谬的。

冬天，在防地结盟。陈国人、蔡国人、楚国人、郑国人在齐国结盟。梁国灭亡。

《左传》认为梁国喜好土木工程，《谷梁传》认为梁国因为淫乱沉溺而灭亡。然而孔子只记载“梁国灭亡”，没说灭亡的原因。大概导致灭亡的道理很多，一种恶行不足以概括全部。作为一国之君却不向往正道，不立志于仁德，危亡的到来，都是自取灭亡，他自取灭亡的具体踪迹不必讨论。《公羊传》说：“像鱼从内部腐烂一样灭亡。”这是最恰当的评价。

鲁僖公二十年春天，新建南门。

《春秋》的法度，说“新”就有旧的，说“作”就有增加，在旧的基础上制度有所增加，这就是所谓的新建。《春秋》对兴建工程都予以记载，不因为合乎时宜就不记载，不合时宜

译以适宜与不适宜作为原则。《左传》说：“记载不合时宜。”大概是讥讽那些浅薄近俗的人罢了。

译五月乙巳日，西宫发生火灾。

西宫，是僖公所居住的西宫，因为它在西边，所以称为西宫。《公羊传》说：“有西宫，那么就有东宫。”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谷梁传》认为西宫是闵公的宫室。按说僖公是继承闵公而即位的，如果真的是闵公的宫室，为什么不说是新宫呢？因为年代久远，为什么不说是闵公的宫室呢？因为靠近，因为防范变故，而在记事的方法上，难道不是很不明智吗？

秋天，齐国人、狄人在邢地结盟。

前年冬天，邢人、狄人攻打卫国以救援齐国。于是三国在邢国的都城结盟，不书写地名，是因为地点在邢国。狄人因为救援的善举，于是又为他们结盟以安定齐国。《春秋》记载为“人”，是为了谴责诸侯并哀伤中原国家。《谷梁传》说：“邢国是救援齐国的主体，实际上在邢国的都城结盟，所以地点写为邢。”说以邢国为主体，是不对的。

二十有一年春天，狄人侵犯卫国。

狄人曾经有救援齐国的善举，《春秋》在攻打卫国、在邢地结盟时，两次称“狄人”，并不是提升他们的地位，而是为了哀伤没有霸主。等到他们侵犯卫国，则是狄人的常行，称国而不称人，按照惯例书写，没有褒贬之意。

宋国人、齐国人、楚国人在鹿上结盟。

鹿上的结盟，三国都是防范者，宋国实际上是主导者，所以排在上面。宋国国力弱小、德行浅薄却去求取诸侯地位，不估量自己的力量而对抗强大的楚国，以至于被拘捕，以至于战败，防备亡国，大概祸患就是从这次结盟开始的。《左传》记载了子鱼的话，大概是善于估量国力的人。

夏天发生大旱。

《春秋》记载灾异，有说“不雨”的，旱情不构成灾害，是阴阳不和的异常；有说“大雩”的，旱情尚未构成灾害，是不合时节的祈雨；有说“大旱”的，旱情构成了灾害，是非常情况。旱情构成灾害，那么就不下雨了，然而不下雨比旱情轻微。旱情就要祈雨了，说祈雨还没看到它构成灾害。《春秋》记载大旱的有两次，是非常情况构成灾害的说法。《谷梁传》说：“旱情符合时节，是正确的。”按说旱情历时久长而构成灾害，自然书写时节，何必讨论正确与不正确呢？

秋天，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会盟。拘捕宋公以攻打宋国。

《春秋》因为会盟而拘捕诸侯，只有两处。盂地的会盟，楚人拘捕宋公而不说楚人；溴梁的会盟，晋侯拘捕莒子、邾子而明确说晋人。两件事大致相同，而书写用词不同，是圣人的用意。《春秋》的道义，责备那些可以责备的，不责备那些不可责备的。盂地的会盟，拘捕宋公的是楚子，而圣人用诸侯共同拘捕来表述。大概楚子是蛮夷的君主，是无知的人。中原的诸侯，跟随盟主与夷狄会盟，夷狄拘捕了他们的盟主，又跟随夷狄攻打他们，夷狄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中原的诸侯有罪罢了。拘捕宋公以攻打宋国，罪责不专在楚子，诸侯实际上共同承担。溴梁的会盟，晋侯以大义率领诸侯会盟，却在会盟时拘捕侮辱诸侯，用诚信招致他们，用欺诈拘捕他们。拘捕莒、邾君主的是晋侯，诸侯有什么关系呢？楚子是夷狄，不值得责备，值得责备的是诸侯。晋侯是中原的君主，礼义的所在，诚信会盟却欺诈拘捕，值得责备的是晋侯。大概《春秋》的轻重取舍，只在于道义所在。《公羊传》说：“不赞同夷狄拘捕中原国家。”楚子是夷狄罢了，圣人虽然不赞同他，夷狄难道知道道义吗？《公羊传》不知道责备夷狄的道义，所以这样说罢了。

楚人派宜申来进献防山戎的甲胄。

《春秋》书写楚国，有逐渐变化的过程，并不是提升它的地位，而是为了显示中原无人而外族强大。在它未兴盛时驱赶排斥它，容易做到；等到它强大而中原不能抵挡时，那么它的君主称爵位，它的臣子称名字，会盟侵伐与中原诸侯没有不同的文辞。不是提升楚国，而是为了谴责中原。楚国进入中原很久了，未曾有书写爵位的，在盂地会盟时，才开始称楚子。楚国书写爵位，不是提升它，而是中原衰微而外族兴盛。其他行事，类似书写楚人，君臣同辞，是《春秋》对待外族的方法。盂地会盟之后二十年，次于厥貉，再次称楚子，从此之后，君臣开始不同辞，这是为了显示中原的衰微更加严重。《春秋》书写进献防山戎甲胄的有两次：齐侯来进献戎防，书写为“齐侯”，谴责他夸耀功劳，明确说出他的爵位；楚人派宜申来进献防，胜了就夸耀，败了就逃跑，是南蛮的常情，《春秋》不苛责。楚子称人，是外族的方法，君臣同辞。齐称戎防，是防山戎，山戎可以防备，而进献有罪，不能隐瞒戎防而不说。宋襄公求取霸业而没有成功，以至于被拘捕而攻打他，宋国是中原国家，而荆蛮防备它，荆蛮怎么能防备我们中原呢？不说是宋防，不以中原而防备于荆蛮。《公羊传》说：“楚子称人，是贬低。”夷狄也值得贬低吗？又说：“为宋襄公避讳。”襄公有什么值得贤明而避讳的呢？《谷梁传》说：“不赞同楚国在宋国防备。”楚国是荆蛮罢了，怎么足以用轻重来比较呢？有赞同与不赞同的，还足以用轻重来说明。

十有二月癸丑日，公与诸侯在薄地会盟，释放宋公。

诸侯在盂地会盟而拘捕宋公，而公与诸侯会盟以释放他。《春秋》的法度，以内部为主，明显地陈述善行，隐晦地陈述恶行。释放宋公，大概是我的善行，明显地陈述它，

译《春秋》的笔法，是臣子用来表述的言辞。《谷梁传》说：“不赞成楚国独自释放（郑伯）。”考察事实，是鲁公会同诸侯一起释放了他，怎么能说不赞成楚国释放他呢？

译二十二年春，鲁公攻打邾国，夺取了须句。

《左传》记载了攻打邾国夺取须句的事，认为须句是一个国家，被邾国所侵逼，其国君逃奔到鲁国。鲁公因此攻打邾国，夺取须句并送还其国君。如果能这样，那么鲁国就得到了征伐的正当性，而且有保存灭亡国家、延续断绝宗祀的功劳。然而《春秋》记载这件事，与代替邾国夺取訾娄、攻打莒国夺取向邑的文字没有区别。考察推寻经文的意旨，只是须句为邾国的城邑，鲁公攻打邾国而夺取它罢了。既然攻打它的国家，又夺取它的城邑，大概罪过很大了。《左传》却认为鲁国合乎礼制，那么孔子谴责它，而《左传》却赞美它。这应当以经文为准，《左传》的话不足为凭。

秋八月丁未，鲁国与邾人在升陉交战。

《春秋》的义理，鲁国国内不记载“战”，记载“战”就意味着战败，战败就不记载具体的人名。这是因为我国的国君和大夫没有战败，所以不记载人名。《谷梁传》说：“不记载人名，是因为我国战败。”这种说法是对的。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与楚人在泓水交战，宋军大败。《春秋》的义理：鲁国国内不记载“战”，记载“战”就意味着战败；中原国家不记载“战”，记载“战”就意味着战败。宋国是中原国家；楚国是夷狄。泓水之战，既记载“战”又记载“败”，是把楚人当作中原国家对待。大概是因为楚人进入中原的日子久了，侵伐盟会于中原国家，而中原国家不能排斥他们，不是楚国能像中原国家那样，而是中原国家都变得像楚国了。《春秋》对楚国逐渐强盛而不将其视为外夷，不是提拔它，而是为了把中原国家混同于夷狄。楚国称“人”，是君臣同辞的法则。《公羊传》说：“即使是周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孔子说：“我打仗就会胜利。”不是说能够打仗而取胜，而是取胜的道理平时就修习好了，在天下无敌。哪里像宋襄公那样，取胜的道理没有修习，却苟且拘泥于小信呢？《公羊传》大概不知道周文王的战争罢了。《谷梁传》责备宋襄公自取其祸，才接近于正道。

二十有三年春，齐侯攻打宋国，包围了缗。

《春秋》的法则，举出重罪来记载。攻打和包围，两者都是重罪，不可偏废遗漏。攻打，是声讨其罪；包围，是用军队环绕它。攻打它的国家了，又包围它的城邑，厌恶这种行为，所以两件事都记载。《公羊传》说：“痛恨罪重。”《谷梁传》说：“以恶报恶。”都不对。

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去世。

《春秋》的法则，接到讣告就记载“卒”，参加葬礼就记载“葬”。宋襄公没有记载葬礼，是因为鲁国没有参加他的葬礼，所以不记载。《公羊传》说：“充满忌讳。”按宋襄公有什么贤德而为他忌讳呢？《春秋》虽然对贤者不忌讳，何况他不是贤者呢？《谷梁传》说：“因为失去了民心。”《春秋》中失去民心却记载葬礼的多了，为什么唯独宋襄公不记载葬礼呢？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冬，周天子出居在郑国。

《春秋》的义理，自从周朝以来，没有天子出居天下的说法，天下只有一个周朝，所以即使是王子出奔，也不记载“出”。既然称“天王”了，难道出居在外面吗？天王出居在外面，那就是天王自己断绝于王位。自己断绝王位，那么天下就不是他所有的，不能拥有天下了。还说“出居在郑国”，天王虽然不拥有天下，但郑国不可没有天王。《春秋》的义理，自己招致的，以“自取”为文辞。

即使不配做君主，臣子不可以不臣服，天王出居在郑国就是这样。天王自己断绝的踪迹不见于经文，而《公羊传》、《左传》有得罪于母亲的说法。然而经文没有说，大概圣人的意思，认为天下很大，百姓众多，而天王一人治理他们，那么他的道德仁义，有足以领先天下而率领百姓的地方。一句话不对，一个举动失误，就不足以做天下的王了。做天王而自绝于天下，那么他近处的过错也不值得说了，何况得罪于母亲，又是极恶的事呢？所以说“天王出居在郑国”罢了，三家传的说法都讲得通。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卫侯燬侵邢。

《春秋》的法则，诸侯不直书其名，失地、侵伐同姓则书其名。作为人的子孙，而失去先君的土地，与已同姓的国家而强行侵伐，都不是人君应有的行为，所以直书其名以贬低他。三家传的说法都讲得通。

宋荡伯姬来迎娶媳妇。

亲迎的礼节，从诸侯到士庶人，没有婆婆亲自迎娶媳妇的。《春秋》记载“宋荡伯姬来迎妇”，不合礼制是显而易见的。

宋国杀其大夫。

《春秋》的义理，杀大夫不记载爵位，不赞同擅自杀大夫。作为大夫，而被杀，那么他的贤与不贤就可以知道了，所以不论他有罪无罪，都不加评论。宋国杀大夫不记载名字，是史官的失误罢了，看不出什么。《公羊传》说：“宋国没有大夫。”按经文记载大夫，怎么能说没有大夫呢？《谷梁传》说：“因为他在祖先的位置上而尊重他。”按孔子作《春秋》以垂范万世，难道可以因为他在自己祖先的位置上尊重他而不记载名字吗？如果这样，那么《春秋》就是孔子的家史，而不是国史了。两家传的说法都不对。

秋，楚人包围陈国，把顿子送入顿国。

《春秋》的法则，连续发生的事记载“遂”。楚人包围陈国，把顿子送入顿国，而不说“遂”的，是因为包围陈国是为了把顿子送入顿国。杜预说：“顿国被陈国逼迫而逃奔楚国，楚国包围陈国接纳他，不说‘遂’，是为了表明这是一件事。”顿子被陈国逼迫逃奔楚国的踪迹，虽然不见于经文，然而以道理来看，杜预的话是对的。《公羊传》说：“两件事。”按经文两件事，应当再提一次楚人，经文不再提，怎么知道是两件事呢？《谷梁传》说：“大概把顿子送入顿国的，是陈国。”按经文说包围

译陈国的人，怎么能接纳顿子呢？

冬季十二月癸亥日，鲁公在洮地护卫卫子，并与莒国的庆结盟。

译《春秋》的大义，不认为我方国君与大夫地位对等。因为国君尊贵而防范外来的大夫，所以都降低称谓，称他们为“人”。称“人防”的，是因为距离尊贵者较远，就不嫌他们与国君对等。在会盟诸侯时大夫也参与，即使是大夫也不嫌与国君对等。因为有诸侯作为对等者，那么大夫虽然跟随，就像会盟一样，不能与国君抗衡。莒庆是小国的大夫，却能参与国君盟会，是因为有卫国大夫在，就不嫌与国君对等。卫国国君称“子”，是因为卫文公去世未满一年。

僖公二十六年春天，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春秋》记载“追”字只有两次，都是表示讥讽。抵御寇贼的方法，应当让他们不来；不能让他们不来，却只是徒然追击，大概是有罪的，何况追到远方还不能追上。

至于《春秋》的法则，作战称“人”，战败称“师”，重视的是用众兵战败。齐国入侵时称“人”，鲁公追击时称“师”。鲁公追击时，齐军侵犯其国，国内没有防备而被侵犯，齐军已经走远却去穷追，进入齐国境内。齐军入侵时称“人”，那是率领偏师罢了；鲁公追击时称“师”，鲁公追击他们，不能不称“师”。不用“师”不足以表达鲁公追击他们。追击没有追上，那么讥讽就已经明显了。将“人”改为“师”，又是为了作为内辞。《谷梁传》说：“因为没追上而夸大其罪。”《公羊传》说：“是奢侈。”这两种说法都不对。

公子遂前往楚国乞求军队。

人道中可贵的是谦让。用自己没有的，去求取别人有的，这就是没有廉耻和谦让，是人道中最卑贱的。《春秋》的大义，周天子则记载为“求”，“求”是责备；诸侯则记载为“乞”，“乞”是卑贱的言辞；对于鲁国则记载为“告”，“告”是内辞，介于“求”和“乞”之间。《春秋》记载“求”有三次，都用于周天子；记载“乞”有六次，都用于诸侯；记载“告”有一次，只用于内部。公子遂是内臣，前往楚国乞求军队，是内部乞求，不称“告”而称“乞”。

这是《春秋》的变例，也是圣人的用意。内部不记载作战，作战不记载战败。作战意味着对等，外部能对抗内部就失败了。《春秋》十二公之间，二百四十二年的长久时间里，内部有击败外部军队的，内部有与外部作战的，从未有过记载内部战败的。不是内部能够不战败，大概即使是战败也不说，作为责备的方法。干时之战，记载作战也记载战败，没有内辞，因为内部有招致战败的道理。齐桓公在齐国被杀，庄公的父亲仇敌尚未报复，却接纳仇敌的儿子，以至于作战，以至于战败，不是外部能击败内部，而是内部有招致战败的道理。楚国是夷狄，齐国是中原国家。中原国家互相侵伐，不过是用礼义互相责备、用廉耻互相约束罢了。鲁国被齐国侵犯，不整治礼义所不及的地方而让他们不来，却派他的臣子向楚国乞求军队。楚国是夷狄，懂什么礼义？懂什么廉耻？是以杀戮侵伐为事的。僖公不反省自己的不足，却向夷狄乞求救援。夷狄是教化之外的人，被人侮辱却向教化之外的人乞求救援，教化之外的人难道有智慧吗？记载说：“前往楚国乞求军队。”

这是轻视他。干时之战，内部有招致轻视的道理，就记载为“败绩”。公子遂的出行，内部有可轻视的理由，就记载为“乞师”，大概《春秋》的

例规是怎样的？《公羊传》说重视军队，《谷梁传》说重视言辞，大概都不知道例规有变化，所以曲解来说明。

秋天，楚国人俘虏防地，带着防地国君归来。

《春秋》记载俘虏国家并带着其国君归来的，其国君书名，罪责在于他被别人灭亡，却忍受耻辱跟随别人归来。带着归来而不书名的，只有防地国君。楚国是夷狄国家，而防地也是他的同类。用夷狄俘虏夷狄，不按例规记载的，是轻视略写。诸侯记载作战、记载战败，说“在某地击败某人”，不称作战。《春秋》对于不按例规记载的，都是轻视略写。《谷梁传》说：“带着归来，还胜过被俘获。”实际上是被俘获而随军归来，怎么能说胜过呢？

冬天，楚国人攻打宋国，包围缗地。

说“伐”又说“围”，是双重强调。《公羊传》、《谷梁传》说：“讥讽滥用军队。”按《孟子》说：“杀害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也不做。”那么至于用军队互相侵伐的，都是孟子的罪人。《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滥用军队是有罪的，那么专用军队难道没有罪吗？楚军、楚人，罪责是相等的，为什么唯独不是滥用军队呢？

鲁公率领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夺取谷邑。

鲁公率领夷狄的军队攻打中原国家，并夺取其城邑，大概其罪恶不需要贬低就显现了。《谷梁传》说：“让百姓为他们而死，不是正道。”别国的军队让他们死尚且不是正道，自己国家的军队能说正道吗？这种说法错了。

僖公二十七年，冬天，楚国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

《春秋》的大义，可以用诸侯会盟。会盟，不认为诸侯与大夫对等。北杏会盟，齐桓公称爵位而诸侯称“人”。齐桓公是霸主，将要会盟诸侯以抵御夷狄而尊崇中原，《春秋》著录桓公的爵位而降低诸侯称“人”，将要授予他方伯的事务，不得不推崇尊崇他而书写他的爵位；诸侯将跟随他以安定天下，不得不降低而称“人”。包围宋国的战役，楚子称“人”而诸侯称爵位。楚子是夷狄，而诸侯跟随他；宋国是中原，而诸侯包围它。中原诸侯跟随夷狄包围同列，贬低诸侯称“人”而书写楚子，就看不出诸侯跟随夷狄的罪责；只有书写

译楚子被称作“人”而列于诸侯之上，那么诸侯的罪过就显明了。这与北杏之防所记载的情况不同，但褒贬的意图却是相似的。《公羊传》说：“因为拘捕宋公的缘故，所以在整篇僖公的记载中都对楚子进行贬斥。”我认为：《春秋》没有贬斥夷狄的原则，楚国虽然拘捕了宋公，但宋公本身有罪，诸侯若能释放他，诸侯自然就是善的，这与贬斥楚国称其为“人”有什么关系呢！《谷梁传》说：“称楚子为‘人’，是为了将诸侯也称作‘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译十二月甲戌日，鲁公防备诸侯，在宋国结盟。

宋国被诸侯围困，而鲁公防备诸侯并在其地结盟，那么宋国的围困解除就可以知道了。地点在宋国，宋国参与结盟是无疑的。

二十八年，春天，晋侯侵犯曹国。晋侯讨伐卫国。

齐桓公兴起四十多年，贬低他动用军队称为“齐人”，因为他不致力于德行而致力于武力。讨伐楚国之后，开始进而称爵位，认为这是霸业显著，抵御夷狄、尊崇中原，就在这次举动了。晋文公的兴起，与齐桓公不同。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威信大大融洽，然后北伐山戎，南伐强大的楚国，以尊崇壮大中原。四十多年主持中原诸侯的盟约，而夷狄不敢侵犯中原。晋文公的兴起，到现在五年，未曾见到他的行事，一旦凭借强大的军队侵犯曹国讨伐卫国，而拘捕卫侯、拘捕曹伯。强大的楚国侵犯欺凌很久了，中原既然没有霸主来主持诸侯的盟约，那么诸侯跟随楚国是应当的了。晋文公有志于中原，应当大大防备诸侯，同心合力，以抵御夷狄、奖助王室为义。诸侯有不顺从的，然后用军队征讨他们，那么谁敢不服？曹卫的君主，依附夷狄的楚国而背离中原，确实有罪了。然而晋文公未曾会合盟约而号令他们，就立刻用军队侵犯讨伐，也与齐桓公不同了。孔子说：“不教导就惩罚，叫做虐。”孟子说：“教导了不改正然后惩罚。”像晋文公侵犯曹国讨伐卫国，大概就是所谓不教导就惩罚的了。春秋动用军队的盛况，没有比齐桓公更盛的，却贬低他称为“人”，因为齐桓公有可责之处。诸侯动用军队，君主出行称爵位，臣子出行称名字，不可责罚的不责罚。晋文公动用军队的开始，就记载他的爵位，大概也是不可责罚的人，与春秋的诸侯同等了。春秋的法度，因事而有后续事件称为“遂”，侵犯曹国讨伐卫国，只是一个晋侯，不说“遂”，大概是为了罪责他。齐桓公侵犯蔡国于是讨伐楚国，不再次说齐侯，是因为侵犯蔡国是为了讨伐楚国。楚国是中原的祸患很久了，蔡国是他的盟国，而在动用军队的道理上，侵犯它溃败，是为了震慑楚国于是讨伐它。春秋不把侵犯蔡国累加在齐侯身上，所以说“遂伐楚”。晋文公不抵御戎狄来安抚诸侯，却侵犯曹国侵犯卫国来欺凌中原，夷狄造成的祸害未能抵御击退，而中原诸侯先已残害，再次说晋侯，是为了显示他严重伤害中原。公羊说：“不说遂，是没有侵犯曹国。”按先侵犯曹国而后讨伐卫国，怎么能说没有侵犯曹国呢？谷梁说：“再次称晋侯，是忌惮。”按再次说晋侯是为了罪责他罢了，晋侯的忌惮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被刺杀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记载鲁国的事有内部的措辞。诸侯杀大夫，记载“杀”，罪责他擅自杀戮。鲁国杀大夫，记载“刺”。周礼断决万民用三刺之法，鲁国杀人的，一定是他的罪在可杀，三刺之后才杀他。不是鲁国能三刺，大夫尊贵，而我公却杀他，他的罪在三刺，就杀他了。杀他虽然不以罪，而《春秋》还说“刺”，好像说：断决庶民不可以不三刺，何况杀大夫呢？我公杀大夫，那就是三刺后杀他。对待他越厚，那么责罚他越周全；记载越顺，那么贬低他越彻底。《春秋》记载“刺”的有两个，公子偃不记载所刺的罪，而公子买记载不完成戍守的痕迹，偃则有应当刺的，而买在可恕的范围内。诸侯接受天子的命令，守卫天子的土地，国家的事不治理，而土地失亡，就有罪了，怎么能治理他国呢？卫国依附于楚国，而被晋国讨伐，卫国就取之，鲁国有什么关系呢？公却派他的臣子戍守它，没有完成戍守，反而杀他。卫国不应当戍守的。卫国被讨伐，因为保全卫国不能支撑晋国，公子买岂能完成戍守呢？不应当戍守而戍守，已经有罪了；不能完成戍守，又杀他。记载说：“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刺杀他。”表明买无罪而被杀。《公羊》说：“说戍守卫国是什么意思？是顺从公的意思。”按实际戍守而没有完成罢了，顺从什么呢？《谷梁》说：“先名后刺，杀有罪的人。”按买无罪，所以记录他的事罢了，《谷梁》的说法不对。

三月丙午日，晋侯进入曹国，拘捕曹伯，交给宋国人。

春秋的法度，拘捕诸侯大夫的称人，罪责他擅自拘捕。拘捕得其罪，又归之于京师的称爵，赞许他得到方伯的讨伐。晋侯拘捕曹伯交给宋国人，曹伯虽然有依附楚国的罪，而晋文公的兴起，未曾会合盟约来号令他，一旦进入他的国家，拘捕他的君主，又交给宋国人，不是方伯的讨伐了。春秋称他的爵位，不是赞许他，是因为进入曹国而显示的。进入曹国的，是晋侯，在他进入曹国称爵位，那么拘捕曹伯不可再次说晋人。诸侯而拘捕诸侯，已经有罪了，又不归之于京师而交给宋国人，宋国不是天王而接受他，也有罪了。晋国拘捕他有罪，应当贬称人，而以进入曹国书爵位；宋国接受他有罪，所以贬低他称为人。宋国接受晋侯的交给还称人，拘捕而交给他的不是方伯的讨伐，又可以知道了。谷梁说：“不因为晋侯交给宋公。”谷梁不知道贬低宋公的意义，所以曲解罢了。

夏四月己巳日，晋侯、齐师、宋师、秦师与楚人在城濮作战，

译楚军大败。

《春秋》的体例，将领地位低而军队众多时称“师”。齐、宋、秦三国跟随晋文公与楚国作战，不可能都只派遣防备的将领而率领全军，然而只有晋国记载爵位，三国都称“师”。大概圣人的用意是，北杏的防务称“人”，称“人”则随从无疑；城濮之战称“师”，则显示强大无敌。北杏的防务，是齐桓公九次会盟诸侯的开始，《春秋》记载其开始，是为了要求其最终结果；城濮之战，是晋文公功业的鼎盛，《春秋》肯定其鼎盛，那么对外就没有可观看的了。称“人”、称“师”，虽然所记载的痕迹稍有差别，但尊贵的用意没有不同。《公羊传》说：“楚国称‘人’是贬低吗？”按楚国臣子不称名的，是君臣同辞的法则罢了，并非贬低其敌国的君主。

译卫侯出逃到楚国。

晋侯攻打卫国，而楚国人救援卫国，卫国依附夷狄而背叛中原，其迹象已经很明显了。于是晋侯打败了楚军，而卫侯在国内不得安宁，以至于出逃。《春秋》的法度，诸侯失去土地就直书其名。卫侯逃往楚国，唯独没有直书其名，并不是赦免他，而是因为晋侯逼迫他出逃，罪责更重的是晋侯。《春秋》的道义，有罪在应当贬斥却没有贬斥的，都是有所寓意的。国家灭亡而出逃的，按法度应当直书其名；跟随军队回去的，罪责又更重，不得不减轻出逃者的罪名，以突出跟随军队回去者的罪责更重。诸侯失去土地就应当直书其名了，卫侯的出逃，是晋人逼迫的，《春秋》想要加重逼迫者的罪责，不得不减轻卫侯的罪名来体现这一点。像卫侯这样的人，圣人并不是不想直书其名，如果直书其名就不能显现晋侯的罪过，圣人因此不直书其名，并不是赦免他。

五月癸丑，在践土会盟，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参加。

践土的会盟，实际上是晋文公召来了周天子，经文没有记载，是不认可他召来周天子的行为。诸侯在践土会盟，而鲁公在周天子所在的地方朝见，如果周天子没有被召来，那么鲁公怎么能朝见周天子呢？齐桓公兴起时，开始召来太子；晋文公兴起时，于是召来了周天子。《春秋》在首止会盟时特别区分对待太子，不认可这次会盟，因为那是周王的太子。践土的会盟，完全隐去周天子，是不认可臣子召见君主的行为。《春秋》的法度，在会盟中称“子”。卫侯出逃，而参加会盟的称“子”，《春秋》不认可晋文公驱逐君主而擅自立公子。子，是在会盟中的称呼。卫国没有会盟而称子，是为了表明这不是卫子的罪过，而是晋侯擅自立君的罪过。卫子以居丧的称呼，不敢当正君。孔子说：“齐桓公正直而不诡诈，晋文公诡诈而不正直。”齐桓公的正直，不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与晋文公相比则是正直的。那么像晋文公这样的人，尚且不能接近齐桓公，何况王道呢？像践土召来周天子，都是所谓诡诈而不正直的行为。

陈侯前往践土。

陈侯本来没有参加践土的会盟，畏惧晋文公的威势而来赴会，所以说“如防”（前往践土）。《公羊传》说：“迟到会盟，应当召他。”陈侯没有被召而到来，所以说“如防”。《公羊传》的说法不对。

鲁公在周天子所在的地方朝见。

践土的会盟，实际上是晋文公召来了周天子。《春秋》不认可他召来周天子的行为，所以没有记载。周天子到了践土，那么诸侯都朝见。《春秋》不认可召来周天子而朝见，只说“公朝于王所”。说鲁公朝见，那么诸侯可知了。周天子所在的地方，不朝见京师而朝见周天子所在的地方，那么鲁公朝见的礼节也有所欠缺了。晋侯不召来周天子，那么鲁公的朝见礼节必定不能施行。记载说“公朝于王所”，那么就是不认可诸侯召来周天子而朝见，鲁公的朝见也不是诚心。记载一件事，那么众恶都显现了。

六月，卫侯郑从楚国回到卫国。

《春秋》的体例，曾经拥有君位而回来的人，说“复归”。卫侯郑被晋国逼迫而逃往楚国，楚国奉送他回来，恢复了他的君位，所以说“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

卫元咺出逃到晋国。

元咺的事情，见于《左传》，认为是奉叔武为君而驱逐卫侯。经文记载元咺出入的情况：卫侯回来，那么元咺出逃；元咺回来，那么卫侯出逃。即使元咺所立的人贤能，但元咺作为臣子驱逐君主，也是不可训导的。所以《春秋》记载元咺的出入最为详细完备。像元咺这样的人，是圣人深深谴责的吗？

周天子在河阳狩猎。

《尚书》记载天子巡狩的事情，到达方岳之下，而诸侯会盟朝见，以考察治乱而实行黜陟的法度。周朝衰微的日子久了，平王以下，更加不振，而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天下。又害怕诸侯不服从而会盟不合作，开始假借周天子的名义来号令中原。齐桓公开始召来太子，召来三公，借尊崇周朝的名义，而实际上自己强大。晋文公兴起，中原更加衰弱，而夷狄强大，诸侯多畏惧而跟随他。晋文公开始在践土召来天子，又在河阳召来天子，挟持天子的名义来号令中原，而中原诸侯开始离开楚国而跟随晋国。当时周室的衰微，大概列国诸侯都不知道有周王了。齐桓公、晋文公兴起，开始尊崇侍奉周王来号令诸夏，而天下诸侯尚且知道有周朝。周朝没有灭亡，是齐桓公、晋文公的力量。但是圣人对齐桓公，不认可他召来太子、三公，而特别为之区分；对晋文公，则不认可他再次召来周天子，而以周天子自行狩猎为文。一时的周朝，没有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那么周朝就要灭亡了；后世的臣子沿袭齐桓公、晋文公的做法，那么就没有君主了。孔子深深嘉奖他们在一时的功绩，而又想要为后世立法。在首止会盟，在葵丘会盟，那么特别区分太子、周公，未曾随便认可，而诸侯自行会盟。践土的会盟，完全隐去其迹；河阳的迹，周天子自行。以《春秋》之时，周天子的弱小，巡狩的礼节，能够举行吗？圣人认为臣子见君主，未曾在外；君主朝见臣子，必在其庙。只有巡狩的礼节施行，而周天子在外，那么诸侯见他，可以在外，而君主接受朝见，不必在庙。记载“天王狩于河阳”，而“公朝于王所”，那么君臣不变的礼节，而万世的通法，岂止是避开晋文公的召见而讳言呢？《左传》

译回答说：“说这话的地方不对，而且是为了彰显德行。”查考晋文公召见周天子，他的罪过已经很大了，哪里还能谈得上德行呢？《谷梁传》说：“温地，就是河阳。”查考温地和河阳，本来就是两个大邑罢了，怎么能把它们合在一起说呢？《谷梁传》想要附和那种尊崇天子、贬抑诸侯的说法，所以才牵强附会地生出这种解释罢了。

译这是天子释放他让他回国。卫侯被俘后回到京师，那么他曾经失去爵位，不再担任卫国国君；天子释放他让他回国，那么他就是受命于周王而在卫国为君，与新受封的人相同。所以卫侯郑虽然曾经拥有国家，但回国时不说“复”，是为了表明他接受天王的命令。《公羊传》说：“这里说‘归’是什么意思？‘归’是厌恶元咺。”按照《春秋》称他为卫侯郑，又哪里厌恶元咺呢？

译冬天，周王派遣宰周公前来聘问。

虽然礼制中有天子聘问诸侯的道理，但按理不应派遣三公。《尚书》说：“宰周公来聘。”这是表明周王室衰微，而诸侯强盛。

公子遂前往京师，又前往晋国。

当时晋文公正强盛，诸侯都畏惧他，实际上是派遣公子遂去晋国聘问，趁着周公前来聘问的机会，于是派他去回报，所以先到了京师。按照《春秋》的大义，不能把晋国排在京师之前，所以用“遂”字。这就像王人虽然地位低于诸侯，但必须排在诸侯之上，这是圣人的法则，不赞同以卑贱者涉及尊贵者，所以先写京师后写晋国。《公羊传》说：“国君不能专断政事。”考察自从圣人确立了上下尊卑的法度，所以用“遂”字，并不是讥讽公子遂专权，而是表示不敢背离京师，这是孔子的用意。

三十有一年春天，夺取济西的田地。

《左传》、《公羊传》都认为晋侯把曹国的土地分给诸侯，而鲁国夺取了济西的田地。然而考察经文记载，这与夺取汶阳田地是一样的，没有不同的文字表述。这大概是晋侯拘禁曹伯而归还诸侯被侵占的土地，鲁国济西的田地曾经被曹国侵占，鲁国于是夺取回来。这是从曹国那里夺回曾经属于自己的田地，并非夺取曹国的田地，所以不连属曹国。陆氏等人虽然知道田地不连属曹国，就不是曹国的田地，但又不明白曹国曾经侵占土地而鲁国又夺回的事实。《左传》、《公羊传》虽然把田地当作曹国的田地，又不明白曹国曾经侵占鲁国的土地，都是胡乱的说法。

公子遂前往晋国。

《左传》虽然说是鲁国接受晋国赐予的田地，而派遣公子遂去拜谢，但也没有说明田地本来就是鲁国的。公子遂前往晋国，乃是拜谢晋国归还曹国侵占的土地，而不是拜谢曹国。

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祀，都不吉利，于是免除牺牲，但还是进行了三望之祭。

《春秋》的法度，祭祀失礼的，直言祭名；主要讥讽下面事情的，只说大事。禘、尝、烝、绎失礼，就书写它们的名称；大事中涉及祭祀，没有讥讽，就主要讥讽下面的事情。雩祭，是求雨的祭祀，龙星出现就举行雩祭，不在龙星出现的月份举行雩祭，都是非礼。所以《春秋》记载雩祭的有二十一次，而没有一次在龙星出现的时候，所记载的用意可以知道了。郊祀、望祭的礼仪，不是鲁国所能实行的，而成王胡乱赏赐，鲁公僭越接受。《春秋》想要记载以讥讽它，又因为由来已久，每年常举行，如果全都记载，就会厌烦于繁重，所以趁着它失礼而有灾祸，就一并书写祭名，以显示所讥讽的用意。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和封地内的山川，而鲁国作为诸侯，兼祀天地，是最大的失礼。《春秋》记载郊祀的有九次，都是占卜不吉、失时、牛灾才记载，但一定都说是郊祀，这是圣人的用意。礼说：“三王的郊祀，都用夏历正月。”又说：“季秋在明堂大飨。”大概是夏历的正月、九月，是天子郊祀的正时。《噫嘻》的郊祀，是向天帝祈求谷物，祈求谷物一定在正月，是农人将要从事农事的时候；《昊天有成命》的诗，是郊祀天地，郊祀一定在九月，是万物大成收获的时候。《周颂》这两首诗，就是所说的祈求谷物。正月用来祈求，九月用来报答，一年两次郊祀。鲁国郊祀就是非礼了，而《春秋》记载它。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十一月饲养牛，三月在涤宫，这是礼制。《春秋》的四月，是夏历的二月，二月占卜郊祀，鲁国的郊祀不敢与天子同时，而降低到二月。《春秋》的九月，是夏历的七月，七月郊祀，不合时宜，使用不应当使用的时节。正月记载牛，可以看见饲养牛的礼制；四月记载占卜，可以看见鲁国郊祀的降低；九月记载使用，可以看见郊祀时节的失误。大概天子的郊祀使用夏历正月，而鲁国的郊祀就降低到二月。天子一年两次郊祀，而鲁国郊祀一年一次，又低于天子。前次郊祀前三个月在涤宫饲养牛，占卜不吉而免除，称为牺牲，曾经安置给天帝；受伤的称为牛，已经受伤的牛，不可以亵渎尊称。诸侯封地内的山川可以祭祀，鲁国的三望，《公羊传》说：“是泰山、黄河、大海。”泰山在鲁国封地内，而黄河、大海还远离鲁国，鲁国望祭它们，也是非礼。三望的礼仪，又因为郊祀而举行，不郊祀了，还举行三望吗？还是说可以停止呢。三传的说法，《公羊传》最得当。

冬天，〇国的伯姬来求媳妇。

婚礼有六项：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这五项都命令使者，而丈夫不亲自前往，只有亲迎的礼仪，丈夫才亲自前往。〇国的伯姬为儿子求媳妇而回到鲁国，非礼是可以知道的。伯姬的求娶，得不得还不可知，却用媳妇来说，她开始来求娶，虽然还没有得到，但姑且道理存在，所以说“妇”。

十二个月，卫国迁到帝丘。

《春秋》的法度，自己迁都的称为“某迁于某”。卫国人被狄人逼迫，居住不安，而迁到帝丘。《春秋》记载它，是罪责他们劳民扰众，离开先君的国土。虽然说避难而行，但不能使灾难不降临到自己身上，又劳举国来躲避，其劳累和骚扰，大概也很严重了。重视所以记载它。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郑伯防去世。卫人侵犯狄人。秋天，卫人与狄人结盟。

去年狄人侵犯卫国，卫国人报复而侵犯狄人。侵犯后狄人服气，于是与他们结盟。但不说卫人、狄人结盟，而

译所谓“卫人与狄人结盟”，这是《春秋》对待外族夷狄的书写法则。《春秋》的法则，如果是鲁国与外国结盟，就记载为“防”或“及”；如果是中原诸侯与夷狄结盟，也使用“及”字。经文记载说“卫人与狄人结盟”，卫国所犯的罪过，无需通过贬斥或断绝关系的方式，就已经显露无遗了。

译鲁僖公三十三年，春季，周历二月，秦国军队侵入滑国。

《春秋》经文记载秦国军队侵入滑国，而晋国击败秦国，这说明是秦国军队侵入滑国之后才被击败的。《左传》记载秦国出兵的经过，认为秦国灭掉滑国后返回，然而经文只记载“入”而没有记载“灭”，大概是因为滑国并没有被灭，所以《左传》的说法是不对的。

夏季，四月辛巳日，晋国人联合姜戎在殽地击败秦国军队。

《春秋》的书写法则：鲁国军队在外作战失败，不写“战”，写了“战”就表示失败；中原国家击败外族，不写“战”，写了“战”就表示失败。殽地之战，晋国击败秦国军队，不写“战”而写“败”，是为了贬低秦国。晋文公兴起，主持中原盟会，用来抵御强大的楚国，几年之间，中原地区重新兴盛，而夷狄屏息不敢作乱。周天子到河阳巡狩，诸侯率领朝见，周朝之所以没有灭亡，是依靠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的力量。重耳去世，不到一年，秦国就从偏僻简陋之地，趁着中原没有霸主，跨越数千里去攻打郑国。郑国是中原的诸侯国，而晋国与郑国是同姓国家，秦国跨越千里去攻打它，这显示出秦国对晋国的轻视到了极点。晋襄公于是穿着黑色丧服出兵，在殽地击败秦国。经文写“败秦师”，是为了极度谴责秦国的罪恶，而肯定晋国的胜利。晋襄公守丧，按礼应当称“子”，不称“子”而称“人”，是因为诸侯守丧，已经称君，未称子，继承父亲的遗志并接续他的位置，不忍心在灵柩前有所变更。晋文公的霸业尚未消亡，而秦国却想毁灭它，出动千里之外的军队，越过晋国去攻打晋国所援助的国家，晋襄公不忍心毁掉他父亲的基业，前往救援并击败了他们。如果经文写“晋子”，那就难免有背着灵柩出兵的罪过；改变惯例而写“人”，这就意味着是全体晋国人击败秦国军队于殽地。《春秋》的惯例，有称“人”作为褒奖，有称“子”作为贬斥。弑君的贼人，即使是国君讨伐他，也写为“人”，大概也是赞同这种讨伐。称“人”与晋国击败秦国军队，其惯例是相同的。《尚书·秦誓》的序言说：“秦穆公攻打郑国，晋襄公率领军队在殽地击败他们。”虽然秦穆公自我告诫的话有可取之处，然而攻打郑国却遭到失败，那么他的过错就无法掩盖。《春秋》记载“晋人败秦师”，就是赞同晋国而贬斥秦国；《尚书》记载他的自我告诫，就是允许他改正过错而重新做人。大概圣人的心意，只在于事情的好坏所在罢了。《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晋襄公称‘人’，是贬斥他违背丧礼。”这都是没有理解孔子赞同他的用意。陆氏说：“允许他权变礼仪，这与普通人的孝道不同。”这种说法是对的。

秋季，公子遂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夏季，鲁公攻打邾国，夺取了它的城邑。秋季，又派他的臣子去攻打它。《春秋》全都记载下来，用来显示天下没有君王，而诸侯肆意侵伐没有止境。

晋国人在箕地击败狄人。

《春秋》中原国家击败夷狄不写“战”。夷狄没有对手。中原国家的道义治理得好，那么夷狄就不会来；如果来了，就击败他们罢了。晋国人在箕地击败狄人，不写“战”，这是《春秋》击败夷狄的书写法则。

降霜却不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果实。

阴阳四时的气息，是天地用来生养和肃杀万物的，雨露生养它们，雪霜肃杀它们，这是天地自然的气息，也是四时的常理。皇极之道施行，和气充满天地之间，那么阴阳之气就有常度，生养和肃杀都符合时节；伦理秩序混乱，而阻碍阴阳之气，那么应当生养的就不生养，应当肃杀的不肃杀。虽然天地广大无穷，而阴阳之气无形，但可以通过小的现象来验证大的道理，通过近处来推知远处。《春秋》的十二月，是夏历的十月。十月降霜而草木不死，李树和梅树结果实，都是很大的反常现象。《春秋》的法则，造成灾害并波及人民和物品的就记载，出现反常的异象就记载。十月的霜，草木应当被冻死却没有被冻死；十月的李树和梅树，不应当结果实却反而结果实，这是天地阴阳之气非常可怪的现象。定公元年十月降霜冻死了豆类，春秋的十月，是夏历的八月，霜不应当降下却降下了，豆类是难以冻死的作物却被冻死了，大概《春秋》的宗旨，是举出要点来说明罢了。草木容易冻死却没有冻死，不冻死的是草木，其要点在于草木；豆类难以冻死却在八月被冻死，被冻死的是豆类，其要点在于豆类。《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都是对的。

《春秋经解》卷六

<经部,春秋类,孙氏春秋经解》>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卷七

宋 孙觉 撰

鲁文公

元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公即位。

《春秋》的书写法则：继承正统即位的，举行即位之礼；继承被弑杀君主的，不举行即位之礼。僖公正常去世，文公隔年举行即位之礼，《春秋》记载这件事，以此作为继承正统、继承被弑杀君主的法则，又用来谨慎对待开端。

周天子派叔服来吊唁葬礼。

诸侯去世，周天子本来应当派人吊唁并参加葬礼。叔服参加僖公的葬礼，确实是符合礼制的。然而《春秋》的法则，平常的事不记载，记载的都是不平常的事。《春秋》十二位鲁公，去世和葬礼记载在经文中的有十一位，周天子派人参加葬礼的只有一位，就是僖公。《春秋》时期的周天子有十二位，鲁公参加葬礼的有三位，而臣子参加葬礼的有两位，不参加葬礼的有九位。《春秋》全都记载下来，用来显示周天子不像君王，而鲁公不像臣子。《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叔服参加葬礼符合礼制，所以记载，不知道《春秋》记载这是为了记录不合礼制的事。

周天子派毛伯来赐给鲁公命令。

周天子对下属有赏赐，经文写：“赐命。”已经去世的国君，则写：“赐某公命。”在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