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集注》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集注》十一卷、纲领一卷，宋代张洽撰写。张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年考中进士，官至著作佐郎。端平元年，朝廷得知张洽在家著书，下诏命临江军守臣以礼延请探访，携带纸笔誊写进献。书稿呈上后，任命张洽为实章阁知阁。恰逢张洽去世，朝廷赐谥号为文宪，将其书稿交付秘阁收藏。书首有张洽的进书状，自称对于汉唐以来诸儒的议论，无不考证研究，选取那些足以阐明圣人意图的内容，附于每件事的左侧，命名为《春秋集传》。后来又因为这本书大致完备，再次仿效先师朱文公《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的体例，推究其精微意旨，编排整理其学说，写成《集注》等语。考察《朱子语类》，朱熹严厉驳斥胡安国以夏历为岁首、冠以周月名的说法。张洽此书以春季为建子之月，与《左传》中“王周正月”的含义相合，足以破除支离破碎、错综复杂的浅陋见解。车若水在《脚气集》中却极力认为张洽改从周正历法是错误的，这种门户之见，实在不足为据。至于车若水说：“《春秋》一书，如果实质判断不明确，除非让孔子复活来说明当时的事以及褒贬取舍的意图才行。现在作《集注》，就是实质判断，这照搬《论语》、《孟子》的例子是不行的。《论语》、《孟子》是讲道理，《春秋》是记事。况且开篇第一句就难以明白：‘惠公仲子’，不知道是惠公的仲子呢？还是惠公与仲子并列呢？‘尹氏卒’，一边说是妇人，一边说是天子的世卿。诸儒讥讽世卿的说法，自然是明确的训诫，恐怕是‘举烛尚明’那样的误读，道理虽然对但事实却错了。”等语，他的议论也颇为切中张洽的弊病。但其中合理之处不可废弃。明代洪武年间，将此书与胡安国的《春秋传》一同立于学官。到了永乐年间，胡广等人剽窃汪克宽《纂疏》编成《大全》，其学说专主胡安国传，科举考试以此作为程式，张洽的书于是被废弃不再流行。如今此书遗存的本子仅存，而所谓的《集传》则早已失传了。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进呈。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纲领》

宋 张洽 撰

《论语·尧曰》：咨！你舜！上天的历数在你身上，真诚地执守中正之道。四海百姓困穷，天禄永远终结。舜也将此命令传给禹。说【程子说“曰”字上面少了“汤”字】我小子履，敢用纯色牡牛，敢昭告于伟大的后帝：有罪的人我不敢赦免，帝王的臣子我不遮蔽，善恶都在帝心之中。我自身有罪，不要牵连万方；万方有罪，罪责在我一人。周朝有大赏赐，善人因此富足。虽然有周密的亲属，不如仁人。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谨慎权衡度量，审察法度，修治废弛的官职，四方的政令就能施行。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举用隐居的贤人，天下的百姓就归心于他。所看重的：百姓、粮食、丧礼、祭祀。宽厚就能得到民众，诚信就能使民众信任，勤勉就能有功绩，公正就能使人喜悦。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实行夏代的历法【寅月为人正之月，用来做事应当以人为纲纪所以取用】，乘坐殷代的车辆【得到质朴的中道】，穿戴周代的礼帽【得到文饰的中道】，音乐则用韶舞。放逐郑国的淫乐，远离奸佞之人。郑声淫靡，佞人危险。”子张问：“十代以后可以知道吗？”孔子说：“殷代沿袭夏代的礼制，所增减的可以知道；周代沿袭殷代的礼制，所增减的可以知道。如果有继承周代的，即使百代也可以知道【所沿袭的是三纲五常，所增减的是文质三统】。孔子说：“治理千乘之国，要敬事而守信，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诡诈。”孔子说：“齐国一变可以达到鲁国的水平，鲁国一变可以达到道的境界。”孔子说：“天下有道，那么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那么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由诸侯发出，大概十代很少不丧失的；由大夫发出，五代很少不丧失的；陪臣掌握国家命脉，三代很少不丧失的。天下有道，那么政令不在大夫手中；天下有道，那么庶民不议论。”孔子说：“禄位离开公室五代了，政令落到大夫手中四代了，所以那三桓的子孙衰微了。”孔子说：“夷狄有君主，不如诸夏没有君主。”陈成子弑杀简公。孔子沐浴后上朝，告诉哀公说：“陈恒弑杀了他的君主，请讨伐他。”哀公说：“告诉那三位大夫！”孔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君主说‘告诉那三位大夫’！”去告诉三位大夫，他们不同意。孔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

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兴起，臣子弑杀君主的有，儿子弑杀父亲的有。孔子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公羊传》说孔子曰：《春秋》是信史，其事则是齐桓晋文，其义则是主王道者为之，其词则是丘有罪焉尔，也是这个意思】。从前禹抑制洪水而天下太平，周

译周公抵御戎狄、驱赶猛兽，百姓得以安宁；孔子修成《春秋》，乱臣贼子因此畏惧。王者的教化衰微而《诗经》不再产生，《诗经》不再产生之后《春秋》才问世。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性质是一样的。它们记载的事迹是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它们的文字则是史官的记录。孔子说：“其中的大义，是我私下取用的。”《春秋》认为没有合乎道义的战争。只是有的比另一些好一些罢了。征伐，是上级讨伐下级，敌对的国家之间不能互相征伐。

译《史记》记载：鲁哀公十四年春天，鲁哀公在大野狩猎，捕获了一只麒麟。孔子说：“我的主张无法实行了。”于是依据鲁国的史书编写了《春秋》，上起鲁隐公，下至鲁哀公十四年，文字简约而旨意广博。所以吴、楚的君主自称王，而《春秋》贬称他们为子；践土的盟会实际上是晋文公召见周天子，而《春秋》避讳说成天王在河阳狩猎。推究这类事例来衡量当世。孔子在位审理案件，文辞中有可以与人共同商量的，并不独自专有。至于编写《春秋》，该记载的就记载，该删削的就删削，子夏等弟子不能增添一个字。

庄周说：“《春秋》是治理天下、先王意志的体现，圣人议论而不争辩。”又说：“《春秋》用以阐明名分。”

公羊学派说：“《春秋》为什么从隐公开始？因为这是祖先所能听到的。为什么到哀公十四年结束？回答说：因为完备了。君子为什么编写《春秋》？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

汉代董仲舒说：“孔子知道时势不再任用他，大道无法实行，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的准则，贬斥诸侯，声讨大夫，以通达王道。他说：‘我想把它记载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明显。’拥有国家的人不能不知道《春秋》，前面有谗言而看不见，后面有祸害而不知道。做臣子的人不能不知道《春秋》，处理常规事务而不知道适宜，遭遇变故而不知道权变。做君父的人如果不通晓《春秋》的大义，必定蒙受首恶的名声；做臣子的人如果不通晓《春秋》的大义，必定陷入篡位弑君被诛杀的罪责。其实他们都是以善意为出发点，但不知道大义，被空泛的言论所指责也不敢推辞。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

隋代王通说：“《春秋》对于王道，是衡量轻重的权衡，是判断曲直的绳墨。”

濂溪周敦颐说：“《春秋》端正王道，阐明大法。孔子是为后世王者而编纂的。乱臣贼子在前被诛杀，是为了让后人生畏。难怪万世无穷，君王祭祀孔子，报答恩德功绩没有尽头。”

河南邵雍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功过不相掩盖。五霸是功劳之首，也是罪行之魁。先确定五霸的功过，然后学习《春秋》，大体宗旨就确立了。《春秋》之中，功劳没有比齐桓、晋文等四国更大的，过错也没有比四国更大的。不先治理五霸的功过，事情就没有条理，不能领会圣人的心意。”

横渠张载说：“《春秋》这本书，古代没有，是孔子自己创作的，只有孟子能理解它。如果不是道理明白、义理精微，大概不可学习。先儒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就研究它，所以他们的说法多有牵强附会。”

伊川程颐说：“《诗》《书》是记载大道的文字，《春秋》是圣人的运用。《诗》《书》像药方，《春秋》像用药治病。圣人的运用，全在这本书中，所谓不如记载在行事中那样深切明显。”又说：“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律令只说法律条文，到了判例，才看到法律的应用。”又说：“学习《春秋》也很好，一句就是一件事，是非就在这里显现，这是穷究事理的关键。其他经典不是不能穷究事理，只是论述义理罢了。《春秋》因为行事的是非比较明显，所以穷究事理是关键。《春秋》以什么为标准？没有比《中庸》更好的了。想要知道《中庸》，没有比权变更好的了。必须是在适当的时候才为中，中不是手脚磨出老茧、闭门不出之间所能取得的。看那应当的时候，那么闭门、磨茧各自成为其中。权变所说的，就是秤锤的意思。什么东西是权变？义理和时势。也只说到义理以上，更难说，在于人自己看如何。”又说：“《春秋》传是案件，经是判决。”又说：“《春秋》的法度极其严谨，诸侯如果有废礼的行为，就排斥他们。韩愈的话，深得其中的防备。”又作《春秋传序》说：“上天生育百姓，必定有出类拔萃的人才兴起而统领他们，治理他们使争夺平息，引导他们使生养顺利，教育他们使伦理明白，然后人道确立，天道成就，地道平和。二帝以上，圣贤世代出现，随时有所作为，顺应风气的适宜，不先于时势去开导人，各自因时而建立政事。到了三王相继兴起，三重制度已经完备，子、丑、寅的建正，忠、质、文的更替崇尚，人道完备了，天运周流了。圣王既然不再出现，拥有天下的人虽然想模仿古代的踪迹，也只是私意妄为罢了。事情的谬误，秦朝甚至以建亥为正；大道的悖逆，汉朝专门以智力持世，哪里还知道先王的大道呢？孔子处于周朝末年，因为圣人不复出现，顺天应时的治理不复存在，于是作《春秋》，作为百王不变的大法。所谓考察三王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而不悖逆，质问鬼神而没有疑问，百世等待圣人而不迷惑。先儒的传文说：‘子游、子夏不能增添一个字。’字不需要增添，是说不能参与罢了。这个大道，只有颜回曾经听闻过。‘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穿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舞。’这就是标准。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看待，认为只是褒善贬恶罢了，至于经世的大法，却不知道。《春秋》大义数十条，其义虽然大，像日星一样明亮，容易看见。只有那些微言大义，因时制宜的”

译这很难理解。有时压抑有时放纵，有时给予有时剥夺，有时前进有时后退，有时隐微有时显明，却能符合义理的安适，文质相称的中正，宽严适度的适宜，是非评判的公正，这才是处理事务的权衡标准，衡量大道的规范准则。观察万物之后才能认识造化的神奇，聚集众材之后才能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想通过一件事、一个义理来窥探圣人的用心，不是上等智慧的人是不能做到的。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从容沉浸、深入体味，默然心领神会，然后才能探求其精微之处。又说：“《春秋》大体上记载的内容，事情相同则用词相同，后人因此称之为‘例’。然而有事情相同而用词不同的情况，这是因为各有其义理，不能拘泥于成例。”又说：“有重复表述的情况，如征伐、会盟、防务之类，大概是因为要成书必须如此，不能每件事都各自寻求不同的义理。但只要有一个字不同，或者上下文不同，那么义理就应当有别。”又说：“《春秋》的文字，每一处都意在示人，比如土功之事，无论大小都一一记载，其用意只是想让君主慎重使用民力。”胡氏说：“用词相同的，是正例；用词不同则是变例。正例不是圣人不能确立，变例不是圣人不能裁断。只有穷究义理、精通大义，学习《春秋》的人，才能在成例中见到法度，在成例之外通晓类推。”

译武夷胡氏说：“《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孔子在此基础上加以笔削修订，于是成为史官之外传达心法的重要典籍。”孟氏又阐发宗防的宗旨，认为这是天子的职责。因为周朝王道衰微，国家纲纪松弛，乱臣贼子接连出现，人的私欲放纵而天理灭绝。孔子是天理所在之处，不把匡正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那还有谁可以呢？五典不敦厚，是他应当梳理的；五礼不被采用，是他应当整顿的；五服制度不明，是他应当命定的；五刑不被使用，是他应当讨伐的。所以借鲁国史书来寄托王法，拨乱反正。理清先后的伦理，典章从此可以敦厚；确立上下的名分，礼仪从此可以施行；有德行必定褒扬，善行就可以鼓励；有罪过必定贬斥，恶行就可以惩戒。他的志向在于经世济民，他的功绩可与大禹治理洪水、周公驱赶虎豹相媲美，其核心都是天子的职责。所以说：“了解我、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了解孔子的人，认为这本书遏制了泛滥的人欲，保存了即将灭绝的天理，为后世考虑得极为深远；怪罪孔子的人，认为他没有相应的地位却假借二百四十二年间南面称王的权力，使得乱臣贼子抑制私欲而不能放纵，因此感到恐惧。因此《春秋》的写作，公正地表达好恶则发自《诗》的情感，斟酌古今则贯穿《书》的事迹，兴起常典则体现《礼》的规范，以忠恕为本则引导《乐》的和谐，彰显权变则穷尽《易》的变化。历代帝王的法度，万世的准则，都在这本书中。所以君子认为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学习这部经典的人，确实掌握了穷究事理的关键；不学习这部经典，而在处理大事、决断大疑时，能不困惑的人是很少的。距离圣人已经久远，想要凭借遗留的经典窥测圣人的用意，难道容易吗？然而时代虽有先后，人心所共同认可的真理是一致的。如果掌握了这共同认可的真理，即使跨越宇宙，也如同亲眼见到圣人亲自教诲一样，而《春秋》的权衡标准就掌握在我手中了。又说：“传述《春秋》的有三家，左氏叙事能看清本末，公羊、谷梁言辞辩驳而义理精微。学习经文以传注为案例，就应当阅读左氏；玩味言辞以义理为主，就应当学习公羊、谷梁。比如记载惠公原配夫人继室及仲子嫁到鲁国，由此可以查考隐公兄弟嫡庶的辨别、摄政让位的实情，应当阅读左氏，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如果说送葬仲子是为了预谋凶事，那就是诬蔑了。王正月代表大一统，以及我欲之暨不得已，应当学习公羊氏，说的就是这类情况。说母亲因儿子尊贵而尊贵，媵妾允许称为夫人，那就混乱了。段是弟弟，却不称弟弟；是公子，却不称公子，贬低段而严厉指责郑伯的处置。”用心积虑成于杀，应当学习《谷梁氏》，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如果说曲解条例，以大夫日卒为正，那就穿凿了。万物纷杂，悬于天；众言淆乱，折诸圣。关键在于反求于心，以理断之，精择而慎取，那么美玉与武砆，必定有能辨别的人【左氏解释经文虽然〇但博通诸史，叙事尤其详细，能使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其对《春秋》的功劳最多。公羊、谷梁解释经文，其义理都很严密。比如卫州吁以称人为讨贼之词，公薨不地，故也；不书葬，贼不讨，以辠下也。像这类，深得圣人诛乱臣、讨贼子的意思。考察其源流，必有端绪，非曲説所能及。啖、赵认为三传所记本皆不谬，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妄加附益，转相传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诞，理或舛駮，其言信矣。然而学者对于三传，忽焉而不习，则无以知经；习焉而不察，择焉而不精，则《春秋》之〇意大防〇易明白者，汨于僻説，愈晦而不显矣】

春秋集注纲领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一

宋 张洽 撰

【杜氏说：“《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史官所记载的，必定标明年份以统领事件。一年有四季，所以交错列举作为所记载的名称。”】

隐公【名息姑，惠公的儿子，母亲声子。谥法：不居其位曰隐。传：惠公原配夫人孟子，孟子去世，继室以声子，生下隐公。宋武公生下仲子，仲子出生时手上有文字，写着“为鲁夫人”，所以仲子嫁给我，生下桓公而惠公去世，因此隐公即位并奉养他。《公羊传》：桓公年幼，众大夫扳倒隐公而立他。隐公于是推辞即位，是因为不知道桓公将来必定能即位；而且如果桓公即位，恐怕众大夫不能辅佐幼君。所以凡是隐公的即位，都是为了桓公。伊川程子《传》说：孔子的道既不能行于天下，于是凭借鲁《春秋》，确立百王不易的大法。平王东迁，在位五十一年，最终不能复兴先王的事业，王道断绝了。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正当隐公之初，所以始于隐公。又说：“《诗》亡，是指雅亡，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泰山孙氏说：“《春秋》始于隐公，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平王之所终。平王既不三果迁之后，周室微弱，诸侯强大，朝】

【觐不修，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