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注卷一

译赋税不缴纳，号令无法约束，赏罚无法施行，破坏法制、更改纲纪，变革礼仪、扰乱音乐，弑杀君主、残害父亲，篡夺国家、窃取名号，到处都有。征伐四处发动，毫无顾忌。天下的正道，中原的事务，都被诸侯瓜分。周平王平庸昏暗，历经周孝王、周惠王，没有人能中兴周室。王朝动荡衰微，直到周隐王去世。《雅》《颂》不再创作，天下再也没有真正的王了。所以《诗经》到《黍离》就开始衰落，《尚书》到《文侯之命》就断绝了，《春秋》于是开始编撰，从周隐公开始。

译隐公元年春天，周王正月。元年，是隐公即位的第一年。古代诸侯国，各自跟随其国君的年份来记载史事，所以不记载这一年是周平王的四十九年。至于正朔，则是周王所确立的。这里所说的春，是建子之月冬至，阳气开始萌生，在三统中属于天统。大概天统以气运为主，所以建子之月就作为春，而丑、寅二月的阳气都是天所化生的。刘歆说：“三统，是天施、地化、人事的纲纪。天施，是周历建子；地化，是商历建丑；人事的纲纪，是夏历建寅。”周历建子，在夏历中就是十一月。圣人虽然想推行夏历，但《春秋》是依据史书来确立经典，当时正尊崇周朝以统一天下，怎么能立刻改变它的正朔呢！然而古代记载史事简略，大多把事件系于日，把日系于月，把月系于年。至于那些大致可见的事件，就把事件系于季节。考察《尚书》，如“春天在孟津大会”，“秋天庄稼大熟尚未收割”，这就是事件大致可见而系于季节的例子。其余记载了具体日月的，就不必再系于季节。如《伊训》说“元年十二月”，《毕命》说“十二年六月庚午朏”，其他如《武成》、《康诰》、《顾命》等篇，都是月份不系于季节。大概只是想要记载岁月，所以举出月份就知道季节了。《春秋》删改史书以确立大法，在元年之下、王正月之上，每年四季必定谨慎地加上春、夏、秋、冬的文字，正如程氏所说“春，是天时；正月，是王正”，书写“春王正月”，表明人君应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王与天同样伟大，而人道得以确立了。在正月前加上“王”字，表明正月必定出自周王。正朔，是天子用来顺从天道，并恭敬地授予百姓时令的。尧的观测天象，舜的璇玑玉衡，都是帝王的首要政务，是天下应当奉承的。当时周王政令不行，诸侯放纵，不仅礼乐征伐不听从周王室，而且正朔这样的大事，也是各国各自制定历法。所以考察《唐志》，周、鲁、宋各有历法，晋国在献公、惠公时期，大体都使用夏历。孔子展示拨乱反正的方法，特意书写“王正月”，这就好比《公羊传》所说的“大一统”。在这里展示大一统，那么专断礼乐征伐的人，就会依次得到纠正。这就是“元年春王正月”之所以成为谨慎开端记载的原因。不记载隐公即位，大概是因为《春秋》借鲁国史书来确立法度，而当时国君的罪过难以直言，所以在删改之际，用严谨的态度来显示褒贬。隐公自立，没有经过周王的命令和先君的遗命，所以贬斥他即位，恐怕人们不清楚，所以特意书写正月来起始记载。大概诸侯拥有国家，必须接受天子和先君的命令，那么他拥有这个国家并治理百姓，自身端正就可以端正国人了。如果不这样，守着天子的土地却没有天子的命令，守着宗庙的典籍却不是出自先君的传付，这两者缺一，君子就不应居于此位。现在隐公两者都没有，大概他的父亲惠公本想立桓公，但惠公去世时，桓公还年幼，众大夫拥立隐公并授予他君位。隐公想成全他父亲的愿望，又担心桓公最终不能即位，于是站在君位上等待桓公长大后再传位给他。然而隐公的志向虽然如此，但上不向天子请示，下不告知方伯，谁能知道他确实有传位给桓公的诚意呢？又因他居位十多年而大命不发，谗言得以施行，所以胡氏认为众大夫拥立他而他就位，这是争乱的开端，也是篡弑的起源。《春秋》贬斥隐公即位，是为了彰显父子君臣的伦理，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不明察开端。

三月，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邾，《公羊传》都写作“邾娄”，与《礼记·檀弓》相同，大概是齐地的方言。蔑，《公羊传》、《谷梁传》写作“眛”。三月，是建寅之月。公，指隐公。鲁侯爵位却称公，是臣子的称呼。孔子是鲁国人，记载他国诸侯的侵伐盟会，就按照他们的本来爵位，唯独鲁国书写公，大概是父母之邦，先祖所侍奉的地方，按照臣子所称呼的爵位，是为了表示崇敬。及，是“与”的意思。凡是盟会侵伐，以鲁国为主就书写“及”，以外国为主就书写“会”，用来区别首从并谨慎地标明善恶的开端。邾，在今袭庆府邹县。仪父，是邾君的字，左氏说：“邾子克。”邾，是鲁国的附庸。附庸之君，惯例称字。盟约是向神明发誓守信的事，其礼仪大概是杀牲并共同歃血，向神明告誓，如果有违背，希望神明降下灾祸，就像这牺牲一样。蔑，即姑蔑，是鲁地。郑樵说：“今兖州瑕丘县有姑蔑城。”盟会不记载日期，是因为时间久远而失传了。隐公摄政而想与邾国交好，所以在蔑地结盟。维持友好、休养生息，固然有国家的常理，但杀牲向神明发誓，却不是在上位者相互讲求诚信、修睦的方法。所以记载隐公与邾仪父结盟，是为了讥讽他未免顺从习俗的私心，而不出于内心的诚信，于是鲁邾的友好最终不能长久维持。

夏天五月，郑伯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郑，在今郑州新郑县。鄢，在今开封府鄢陵县。郑伯，名寤生；段，是郑伯的弟弟共叔段。克，是战胜的意思。郑庄公的父亲武公娶申国女子，叫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武姜偏爱段，想立他为太子，武公

译郑武公不答应。等到郑庄公即位，（共叔段）为庄公请求把京邑作为封地，庄公让他住在那里，人们称他为“京城大叔”。祭仲劝谏说：“都城的城墙超过三百丈。”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哪里能避免祸害呢？”祭仲回答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点为他安排个去处，不要让他势力滋长蔓延，蔓延开来就难以对付了。”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必定会自己垮台，你姑且等着看吧。”不久，大叔命令西部和北部的边邑同时臣属于自己，又把这些地方收归为自己的城邑，一直扩展到廪延。子封说：“可以动手了，土地太广大就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庄公说：“不义就会得不到亲近，土地太广大就会崩溃。”大叔修筑城墙，聚集百姓，修整铠甲兵器，准备好步兵和战车，准备偷袭郑国都城，夫人（姜氏）准备为他做内应。庄公得知了他们的日期，说：“可以动手了。”命令子封率领两百辆战车去攻打京邑。京邑的人背叛了大叔段，段逃入鄢地，庄公在鄢地攻打他。五月，大叔出逃到共国。《春秋》在记载诸侯国的事务时，就称国名，表示国君与大臣共同谋划；在记载国君父子兄弟之间的出入诛杀之事时，就称国君，以彰显国君的……

译这是庄公的志向。仁爱的人对待弟弟，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只是亲近爱护他罢了。如果他行为不当、没有才能，也一定用道义来匡正他，使他不至于走上邪路；用恩惠来厚待他，使他不至于远离富贵。如今庄公对待叔段，没有思念幼子哀苦的心情，却怀着母亲偏爱叔段、想夺取自己君位的怨恨，把大邑封给他却不为他安排妥当，放纵他违背正道以至于作乱。当叔段占据京邑、收取城邑的时候，可以制止却不制止，就像猛禽将要捕杀猎物而在发动前先隐藏身形，助长他的恶行以等待其罪行成熟。等到他的叛逆节操已经显露，然后才用讨伐仇敌的方法去征讨他，以武力取胜为目的，以必定诛杀为期限。到了攻打京邑、攻打鄢陵的时候，虽然叔段死于兵乱，但庄公对此并不顾惜。《春秋》不记载“他的弟弟段”，固然是在谴责他不守为弟之道。然而庄公不仅仅是因为段没有才能而抛弃他，而是他内心实在想要养成段的恶行，把他当作寇贼来对待，再也没有天伦亲情之念。所以《春秋》记载“在鄢陵战胜段”，这样庄公忌恨残忍的心意施加于同胞兄弟身上，就全部显露在笔削之间了。谷梁氏说：“段失去了子弟应有的道义，《春秋》轻视段而更加谴责郑伯。为什么更加谴责郑伯？是因为郑伯处心积虑，最终导致杀弟的结果。”程子说：“说‘战胜’他，显示出段的强大。使他强大，正是导致他作恶的原因。不记载他逃跑，是因为道义上不把他看作逃跑的人。”

秋天七月，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和仲子的助葬财物【天王，即周平王。宰，是太宰。咺，是他的名字。来，来到鲁国。惠公，是隐公的父亲。仲子，是惠公的妾。惠公在去年去世，仲子去世的年月不可考，或许也是去年。说惠公仲子，《公羊传》说“兼指两人”是对的。赗，是用来帮助主人办理丧事的。车马叫赗。《士丧礼》说：“公赐赗用赍束马两。”天子赗诸侯的制度未曾听闻。查考惠公、仲子都已安葬，那么这是来不及赶上丧事而补行礼节。周王称王罢了，《春秋》在“王”字上加“天”字，表明天子应当遵循天道而执行天命，就像皋陶所说的“命、讨、典、礼都出自上天，王者奉行并执行”，这就是《春秋》称天王的意思。天子对诸侯有赗礼，用来褒奖有功德的人并厚待他们的终事。诸侯没有再娶正妻的礼节，惠公受私爱牵制，宠爱庶妾仲子并立为夫人，正犯了以妾为妻的戒律，亵渎扰乱了夫妇纲常，这是天讨应当施加的，九伐之法所说的“犯令陵政”，大概就是这类情况。平王不能纠正惠公的罪过，反而厚待他的送终礼节，连同宠妾的丧事，派遣冢宰来送赗。冢宰不能以法纪约束。诏令大王于是奉命去赗助违背伦常的诸侯、僭越身份的妾。孔子在《春秋》开端，刚记载天王以确立法度，于是将冢宰贬低到上士、中士的行列，深深谴责他以百官之首的尊贵，荒废职守，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贬低他的臣子，那么君主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凡是《春秋》的记载，对于尊贵者而贬低到卑贱者的行列，必定是有极大的罪恶而加以惩处，不能用平常事情来看待】

九月，鲁国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宋，即现在的应天府宋城县。凡是盟约以国地命名的，国君也参与。及，指鲁国地位低微的人；宋人，指宋国地位低微的人。惠公晚年，在黄地打败宋军。隐公即位后寻求和解，所以在宿地结盟。记载此事与蔑地之盟用意相同。盟约用来结信，终身不变是可以的。七年攻打邾国，十年攻打宋国，打败军队夺取城邑，盟约不足以依赖，这是可以断定的】

冬天十二月，祭伯来到鲁国【祭，是周王畿内的采邑，伯爵。祭伯，是王畿内的诸侯，担任王的卿士。来，来到鲁国。《谷梁传》说：“来，是来朝见。为什么不说是朝见呢？王畿内的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不得出访诸侯。不认为他外交正当，所以不承认他是朝见。礼节上，聘问用的弓矢不出边境，束脩之肉不进入边境。有至尊者在，不使其有二心。”谨按：内外之辨，是为了区别尊卑。朝见必定有玉帛，聘问必定有币篚。诸侯可以相互交往，但王臣与侯甸不可以相互授受。这是为了断绝人欲往来的私情，而严明尊君事上的礼节。成周盛世，防微杜渐的意思，大概必定像谷梁氏的说法那样。经文书写“祭伯来”，是为了显示周室法度至此荡然无存，所以特意去掉“朝”字，以确立内外的界限】

公子益师去世【传文说：“众父去世。”海陵胡氏说：“益师字众父，众仲是他的后代，道理上或许如此。”《春秋》对于诸侯记载卒、记载葬，与鲁君及夫人相同；对于大夫记载其卒而不记载葬，这是恩纪详略的差别。君主的卿佐，叫做股肱。股肱有所亏损，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的呢？所以询问他的疾病，吊唁他的丧事，资助他的葬礼。臣子邻里的道义，必定厚待其送终之恩。这就是《春秋》大夫去世必定记载的道理。不记载官职。程子说：“诸侯的卿，必定受命于天子。当时不再请求任命，所以诸侯的卿都不记载官职，不承认他们是卿。”我查考：东迁以来，王命不行，诸侯不把天子的命令看重，所以三命、再命的制度不再向王请求，而强大的诸侯也不遵守列国三卿的制度。】至于晋国任命六卿，鲁国到鞌之战也有四卿，中间虽然有向王请求的，如士会因黻冕被任命为中军将，也不再是先王的制度了。这就是《春秋》对于列国大夫，

译自从宋国继承先王的传统，修定其礼仪制度，那些能够自行任命官员的人，或许还有司马、司城这类官职的记录，而除此之外，其他诸侯国则全部废除了这些官职。大夫去世必定记载日期，如果不记载日期，那是史官的失误。

译鲁隐公二年春季，鲁隐公在潜地防备戎人。戎人胡氏说：“《费誓》中提到淮夷、徐戎，这大概是徐州的戎人，长期居住在中国，在鲁国的东郊。后来记载鲁国与戎人结盟、防备、侵犯、讨伐都相同。”赵氏说：“凡是戎狄不记载爵位称号，而君臣用同样的词语。”临江刘氏说：“与防备的，是戎人的君主。不与君主并称，是将其视为外族。王者以内京师为内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裔。正朔不加，礼乐不及，朝聘不与。东方叫夷，南方叫蛮，西方叫戎，北方叫狄，即使强大也都称为子。有缘故时，然后记载其名爵，是将其视为外族。”杜氏注：“戎人而记载防备，是顺应其习俗作为礼仪。潜，是鲁国的地方。”传文说：“在潜地防备，是重修惠公的友好关系。戎人请求结盟，鲁隐公推辞。”现在考察对待戎人的方法，驱逐他们而已，这就是《费誓》被收录于《尚书》的原因。惠公与他们有友好关系，已经失当了。隐公明辨内外之别，修明戎政而断绝友好关系，防备是可以的。不能断绝，因而与他们行礼，将戎人等同于堂陛之臣，于是招致他们结盟发誓的请求。虽然现在推辞，最终不能拒绝，而在后来与戎人结盟。所以在这里记载为防备戎人，用来讥讽隐公降低国君的尊严，失去中国的庄重，不修明政事，结交四裔，不习武备，白白地做容易安定的举动。观察夹谷的防备，孔子之所以击退莱兵、对齐侯，就知道记载防备戎人的防备了。防备狄人、会见吴国，以此类推。

夏季五月，莒国人侵入向国。莒国，已姓，今密州莒县。向国，小国，姜姓，炎帝之后。《汉书·地理志》向国属沛郡。杜氏注：“龙亢县东南有向城。”《寰宇记》属应天府谷熟县。记载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入，是说攻破其都城，践踏朝市。莒子娶向国女子，向国姜氏不安于莒国而返回。莒国人侵入向国，接回姜氏。当时征伐不从天子发出，欺凌弱小、暴虐寡弱，纷乱没有制度。莒国因为一个妇人的缘故，擅自兴兵侵入别人的国都，是王法所应当诛杀的。

无骇率领军队侵入极国。骇，《谷梁传》作侅。无骇不称氏，是未赐族。左氏认为他是司空，不记载官职，是孔子删削的。有人说：“无骇不记载官职和氏，是未受王命。”极国，据孔氏《正义》，贾逵认为是戎邑。记载率领军队，是使用大量军队。擅自兴用大量军队，欺凌暴虐小国，义理与侵入向国相同。

秋季八月庚辰日，鲁隐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杜氏注：“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是现在的单州鱼台县。传文说：“戎人请求结盟，秋季在唐地结盟，是重修戎人的友好关系。”诸侯防备结盟都有相期约定行礼的日子，然而防备没有记载其日期的。至于盟誓，必定详细记载其月与日，因为他们相与约定信用，或寻或寒，都考察于此，固然是国家所尤其谨慎的。此前蔑、宿两次结盟都不记载日期，是久远失传了。至于中国诸侯与戎人相诅，是尤其不可的。大概盟誓，是杀牲以相示，说神明惩罚违背约定的人应当如此牲。列国屡鉴尚以长乱，何况轻信戎人而与他们相诅？一旦有间隙，只看利益，则求小疵而责大信，必定肆行豺狼之暴，成为宗社的大祸。所以《春秋》对于唐地的盟誓，不仅谨慎其日，又特别记载与戎人结盟，深罪隐公失道而暗于谋国。胡氏说：“后世乃有结和亲以许婚，而骨肉弃于远，如西汉之于匈奴；约外兵以求援，而人民为其掠，如肃宗之于回纥；信甘言以与盟，而臣主蒙其耻，如德宗之于尚结赞。虽然最终后悔，也将何及？《春秋》谨慎唐地的盟誓，其垂戒可谓深远了。”

九月，纪国的履緰来迎娶女子。纪国，杜氏注：在东莞剧县，汉属北海郡，今属青州寿光县。履緰，《左氏》作裂繻，陆氏说是误，现在从《公羊》《谷梁》。履緰，是纪国未赐族的大夫。不称使，公羊说：“防备礼仪不称主人。”现在考察刘夏、祭公及凡诸迎娶女子的都不记载使，大概即使是天子诸侯也不自主防备，所以养廉远耻，故不称使。女子在国，所以称女。称大夫来迎娶女子，是卿为君迎娶夫人。现在考察《春秋》对于婚姻事与卒葬相同，都详细记载于策，大概送终与谨始是一样的。男女之配，万事之先，天子诸侯无出疆亲迎之礼，必使上卿前往迎于其国，至于所馆，然后亲迎以入，这是哀公问所谓“大昏既至，冕而亲迎”。纪国以卿迎，还可以说；其或迎者微，则轻配偶而无以正一国之夫妇，所以其书以见得失。

冬季十月，伯姬嫁到纪国。伯姬，鲁女，即履緰所迎娶者。妇人谓嫁曰归。临江刘氏说：“归于诸侯，则尊同，尊同则志。”程氏说：“内女嫁为诸侯夫人，则书逆书归，明重事也。”

纪国的子伯与莒子在密地结盟。《左氏》作纪子帛。程子从《公羊》《谷梁》说：“阙文也，当云纪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防备作帛，杜预认为是裂繻之字。春秋无大夫在诸侯之上者。胡氏说：“凡阙文有本，据旧史因之不”

译能够有所增益；也有先前儒者传授，沿袭错误而不敢增改，必定曲折地为之解说，这就穿凿附会了。】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去世【这是隐公的夫人。薨，是上坠的声音。记载本国君夫人的卒葬，与外国不同，这是尊重尊者的表现。不记载地点，因为夫人去世有固定的场所。子氏不记载葬礼，是因为妇人跟随君主，所以君主在世时葬礼尚未完备，要等到君主去世后才合葬。本朝皇后虽然先于皇帝去世，也必定等待合葬于山林，这大概是古代遗留的制度吧】郑国人攻打卫国【卫国都城在朝歌，即现在的濬州黎阳县。称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人数少。陆氏说：‘成公以前侵伐记载为人的，是因为年代久远难以详查，不一定都是微小的事件。’凡是军队，声讨罪过进行征讨称为伐，没有名义出兵称为侵。郑国共叔发生动乱，段氏的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卫国人替公孙滑攻打郑国，夺取了廪延。郑国人攻打卫国，是讨伐公孙滑的动乱。诸侯擅自兴兵入侵讨伐，自己就应当引咎自责，或者用礼义自我辩解说明，如果无法免除罪责，就应当巩固自己的边境，向天子方伯报告。现在郑国声讨卫国的罪过而不交战，是因为卫国屈服了。卫国屈服就可以免罪了，但郑国人擅自兴兵，是王法所不容许的】

译鲁隐公三年春季，周历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三月庚戌日，周平王去世。夏季四月辛卯日，尹氏去世。秋季，武氏之子前来请求助丧财物。八月庚辰日，宋穆公和去世。冬季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癸未日，安葬宋穆公。

译自从蔡桓侯之后，都是没有向周天子请求而私自定谥号的。《左传》说：“天子七月下葬，同姓诸侯全部到来；诸侯五月下葬，同盟的诸侯到来；大夫三月下葬，同等级的大夫到来；士过了一个月下葬，外亲到来。”这是葬礼时间长短以及应当前来吊唁者的等级规定。胡氏说：“对于其他诸侯的葬礼，其记事依据鲁国的史书，其义理则有的保留有的删削。为什么有的保留有的删削？《春秋》记载的是天子之事。诸侯在四方岳山结成的同盟，活着时讲求会盟交好的情谊，死后有送葬的礼仪，这是诸侯用来和睦邻国的做法。死后有的记载下葬有的不记载下葬，是什么原因呢？有因怠慢礼仪而不记载下葬的，有因削弱其君主而不记载下葬的，有因讨伐其弑君贼人而不记载下葬的，有因避讳其耻辱而不记载下葬的，有因避讳其称号而不记载下葬的。宋殇公、齐昭公发生动乱，史书已记载了弑君之事，但《春秋》经文不记载下葬，这是为了讨伐其弑君贼人；晋国主持夏季盟会，在晋景公报丧时已记载了日期，但经文不记载下葬，这是为了避讳其耻辱；吴、楚两国君主记载死亡的有十次，也有亲自送到西门之外的，但经文不记载下葬，这是为了避讳其称号。因怠慢礼仪、削弱君主而不记载下葬，是因为没有这件事，所以省略文字，这是鲁国史书的旧例；因讨伐其贼、避讳其辱、避讳其号而不记载下葬，是圣人删削的，这是《春秋》的笔法。”

译鲁隐公四年春季，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戊申日，卫国州吁杀死了他的国君完。夏季，鲁隐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秋季，公子翚率领军队，会同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译做事的人，却认为可以亲近。鲁隐公又从而辅佐他，于是使得中原各国的人视此为常事，宋、鲁、陈、卫相继陷入混乱。学者在此，应当知道圣人哀伤世道变迁、扶持天理的深意，不可顺从传注者的浅陋见解，而不明白圣人的正意。】九月，卫国人在濮地杀死了州吁【濮，水名，在曹、卫之间，接纳黄河、汴水两条河流，向东北流至漓派，分为两支，都向东北流至钜野注入济水。《左传》说：州吁未能安抚他的百姓，石厚跟随州吁前往陈国。石碏向陈国请求，请趁机谋划除掉他们。陈国人拘捕了他们。卫国人派人在濮地杀死了州吁，石碏也派他的家臣在陈国杀死了石厚。称“人”，是讨伐贼寇的措辞，表明国内人人都可以讨伐他。所以凡是作乱自立为君的人，被国人所杀，都称“人”，说众人共同抛弃他，不把他当作国君，也是人人都有权讨伐的。胡氏说：“‘于濮’这一说法，不仅仅是记载地点而已，也是哀怜卫国的人，彰显诸侯的罪责。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立即讨伐，是因为四个国家联合出兵想要安定他的君位，所以很久之后才在濮地杀了他。既然允许众人讨伐贼寇，却以丢失贼寇来责备邻国，那么与贼寇同流合污的人就少了。所以说：《春秋》写成之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冬季十二月，卫国国人拥立晋【晋，是卫国的公子。《左传》说：卫国人在邢国迎接公子晋。冬季十二月，宣公即位。现在考察：只称其名而不书“公子”，是谴责他没有先君的遗命，又没有天子的任命。程子说：“卫国国人因为晋是公子，可以拥立，所以拥立他。《春秋》不赞同这种做法。即使是先君的子孙，不由天子、先君的任命，也不可拥立。所以去掉‘公子’之称。】

译隐公五年春季，隐公在棠地观看捕鱼。【“观”，《左传》作“矢”，这是错误的。棠是济水上的城邑，现在的单州鱼台县有鲁侯观鱼台。隐公将要到棠地观看捕鱼，臧僖伯劝谏说：“凡是物品不足以用来演习重大典礼，其材料不足以用来备办器物，那么君主就不应去从事。”隐公不听。从前益告诫舜说：“警惕戒备没有忧患，不要失去法度，不要游荡放逸，不要沉溺于享乐。”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沉溺于观看、安逸、游荡、打猎。”又说：“不要说今天沉迷享乐，这不是对百姓的训导，也不是上天所顺应的。”大概只有兢兢业业，不合礼制的事不做，然后才足以端正国政而治理百姓。一旦只追随享乐，就会因为安逸享乐而毁灭自己的德行。隐公忽视臧僖伯的正直劝谏，而远行从事游观之事，这不是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养育百姓的道理。《春秋》特意记载，是为了向人君展示应当遵循礼制、遵守法度，以隐公为警戒。】夏季四月，安葬卫桓公。【桓公名完，谥号为桓，大概古代不避讳嫌名。被杀后十四个月，诛讨了弑君者后才安葬，所以迟缓。谥法说：“开拓土地、使远方臣服称为桓。”谥号是行为的痕迹，桓公被杀却加上这个谥号，又卫国国君爵位是侯却称公，可见是国人私自加的谥号。程颐说：“送终是大事，不向周王请示而私自加上不正的谥号，知道忠孝的人不忍心这样做。”谨按程颐的话，深刻地阐明了《春秋》记载“葬”字的深意，学者由此推知，《春秋》时代，作为臣子的人都无法为君父的终事做到名正言顺。】秋季，卫国军队进入郕国。【郕，《公羊传》作“盛”。凡是称“师”，是将领地位低而军队众多。郕，杜预注说：“东平亢父县有郕乡。”就是现在的单州任城县。卫国发生动乱时，郕国人侵犯卫国，所以卫国军队进入郕国。凡是继动乱之后即位的人，必须有惩戒弊政、改革弊端的政治，愤慨图治的心思，然后才能保全国家而善终。宣公遭遇大乱而获得君位，安葬桓公已经过了很长时间，首先擅自兴兵以报复怨恨为事，就知道他没有尊奉周王的心、安定国家巩固根本的志向，失去了为君之道。】九月，落成仲子的宫室，初次进献六羽之舞。【“考”，如同“考室”的“考”，是完成的意思。仲子，解释见隐公元年。仲子不是正式的夫人，不能附祭在惠公的庙里，隐公为桓公建立宗庙，所以为他的母亲修建别宫，宫室落成而祭祀她。胡安国说：“在世时用氏连接姓，用姓连接号；去世后用谥号连接号，用姓连接谥号的，是夫人。在世不称号，去世不称谥，单独举出姓名的，是妾。”这就是《春秋》用来正名分、确定夫人与众妾区别的方法。羽，是翟鸟的羽毛，舞者所持，每人持一羽。凡是舞蹈，有干舞，有……】羽舞不称六佾而称六羽，羽用来象征文德，干用来象征武功，妇人没有武事，所以只演奏文乐。《公羊传》说：“六羽，是僭越诸公的礼制。天子用八佾，诸公用六佾，诸侯用四佾。”《左传》说：“落成仲子的宫室，将要举行万舞。隐公向众仲询问羽的数目，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舞蹈是用来节制八音而施行八风的，所以从八以下递减。’隐公听从了他，于是初次进献六羽之舞。”程颐说：“成王赐给鲁国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周公，后世群庙于是僭越使用。仲子的别宫，根据众仲的话，不敢同群庙一样而使用六羽，所以记载‘初献’。孔子认为鲁国郊祀和禘祭是周公之道衰微，使用天子礼乐祭祀周公，是成王的过错。”谨按《周礼》，凡是天子、诸公、诸侯的礼节度数各有等级，舞蹈必定有规定。论述周室的正礼，应当遵从《公羊传》的说法。众仲只是想要制止使用八佾的僭越，所以略去诸公而言，不是周礼。说“献”，是不应该献的意思。《春秋》在这里记载“献”，是为了表明六羽不应当用于仲子的庙；记载“初”，是为了表明八佾用于群公的宗庙。一句话就穷尽了鲁国僭越礼制的本末，不是圣人不能修撰，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常山刘敞说：“鲁国僭越天子礼乐，《春秋》每件事都记载，以纠正天下的典制。”邾国人、郑国人攻打宋国。【宋国人夺取了邾国的田地，邾国人向郑国请求说：“请您在宋国发泄怨恨，我国作为向导。”郑国人率领周王室的军队防备，攻打宋国，进入其外城。邾国人作为向导，主持军事。】发生螟灾。【虫子吃庄稼的芯叫螟。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螟灾是国家的重大事件，所以记载它。】冬季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彄就是臧僖伯劝谏观鱼的人。隐公说：“叔父对我有怨恨，我不敢忘记。”〇加一等。杜预说：“〇是臣子的事，不是公家所及，所以大夫不记载葬礼。”】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长葛，郑国的城邑，现在的颖昌府长葛县是。宋殇公因为邾国、郑国攻打自己的缘故，向郑国报复怨恨。说“伐”说“围”，声讨其罪而包围其城邑，经过一年才攻取，彰显其暴虐、倚仗兵力的严重。】

隐公六年春季，郑国人来求和。【“输”，《左传》作“渝”。临江刘氏说：“是字的错误，现在从‘输’。”输，是纳的意思。和解而不结盟叫平。胡安国说：“平，是成的意思。郑国人向鲁国纳成，以利相结，消除仇怨，离间宋国、鲁国的党羽。隐公未即位时，与郑人在狐壤交战，停止。元年与宋国在宿地结盟，四年在清地相遇，那年秋天会合军队攻打郑国，即宋国、鲁国结为党羽，与郑国有旧怨是明显的。五年，郑国人攻打宋国，进入其外城，宋国来告命，鲁国想要……】

译去救他，使者说不出话来，鲁公发怒而停止了行动。那年冬天，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了长葛。郑伯知道他们正好有可以利用的间隙，所以才来请求讲和罢了。」谨按：郑庄公接纳祊地，并非有讲求信义、修好和睦的心意，而是深深为了联合党羽、对抗宋国的计谋，因此他不惧怕委屈自己向鲁国求和，接着又献出祊地，而没有立刻要求许国，这正是后来打败宋国、攻入许国的开端。鲁隐公也落入他的圈套中而没有醒悟。所以只有胡氏的说法才符合《春秋》的大义，学者不能不深入考究。】夏季五月辛酉日，鲁公与齐侯在艾地结盟【艾，杜预注泰山牟县有艾山，即现在的袭庆府奉符县。《左传》说：“这是开始与齐国讲和。”】秋季七月【《公羊传》说：“这里没有大事为什么要记载？《春秋》即使没有大事，季节更替也要记载。四季都具备，才构成一年。”何休说：“经历一个季节没有大事，就记载其首月，表明王者应当奉行顺应四季的正道。有事而不记月的，是因为人道端正则天道就安定了。”】冬季，宋国人夺取了长葛【宋国自从去年冬天包围长葛，历时一年没有解围，决心一定要夺取。郑庄公不向天子、方伯、同列诸侯申诉，以求保全他的土地和人民，反而与鲁国结交，作为日后报复的计谋，而将长葛委弃给宋国，助长祸患、滋长恶行。宋殇公虽然似乎得逞，但后来终究遭受郑庄公的报复，国土缩小、军队丧败，甚至危及自身，这是《春秋》所深深谴责的】

译鲁隐公七年春季，周历三月，叔姬嫁往纪国。叔姬是伯姬的妹妹。伯姬作为纪国的夫人，叔姬则在父母之国等待出嫁的年龄。陪嫁的媵妾通常不记载，这里特别记载，是因为她始终没有忘记纪国的五座宗庙，即使纪侯去世，她也回到酅地，以奉养宗庙祭祀，直到终身才停止。圣人认为她的贤德可以激励妇女的品行，要考察其末节，必须记录其根本，因此改变常例而特别记载，正如苏氏所说，是因为贤德而得以被记载。

滕侯去世。滕国，即现在的徐州滕县。不记载滕侯的名字，是因为史官缺漏了文字。不记载葬礼，是因为鲁国没有参加。鲁国大概是滕国的宗国，隐公怠慢礼仪，削弱了滕侯的地位，即使是同宗的亲属、同盟的国家，也不参加其葬礼，《春秋》深刻地记载了他的罪过，胡氏对此论述得很详细。

夏季，修筑中丘的城墙。中丘，杜氏注解在琅邪临沂县东北，即现在的沂州临沂县。鲁国没有外敌入侵的警报，却在盛夏兴办劳役，无故进行工程建筑，妨害农事，危害百姓，这不是人君应有的心思。《春秋》重视民力的意思，程子及泰山孙氏论述得很详细。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鲁国聘问。聘问，是诸侯派遣大夫与友好国家通好，在《仪礼》中记载得很详细。然而古代诸侯之间，除了天子的事务外，还有邦交殷聘的礼仪。自从隐公即位以来，从未朝聘天子，以鲁国推断，那么诸侯大概可以知道了。而齐僖公因为艾地的盟会，就急忙派使者到鲁国结好，忘记了君臣的大义，培植同列的私党。所以观察年的聘问，那么《春秋》记载聘问的体例就可以推知了。记载他是弟弟，又显示了齐侯宠爱的私情。亲爱亲属的道理，尊重其地位，加重其俸禄，如果不是贤能，就不让他参与政事。齐僖公宠爱他的弟弟，聘问鲁国，送女子，与邻国交往政事，一一都让他去做，宠爱过度，于是导致了嫡庶之辨的混乱，开启了年之子无知篡位弑君的祸患。圣人认为他因为溺爱的私情而失去了亲爱亲属的道义，所以不记载为公子而特别记载为弟弟，以贬低年，并显示日后的祸患始于僖公没有及早辨明。《公羊传》认为母亲的弟弟称弟，程子极力辩驳，学者不可不深入考证。

秋季，隐公讨伐邾国。《左传》说宋国和郑国讲和，在宿地结盟。隐公讨伐邾国，是为了替宋国讨伐。调和大的国家，是为了体恤小的国家。既然宋郑讲和，那么邾宋之间的微小怨恨也可以调和了。亲近这个而虐待那个，如果只想取悦宋国而忘记了蔑地的盟约。孔子说：“小人结党而不周全。”这足以显示《春秋》记载为宋国讨伐邾国的警戒意义。

冬季，周天子派凡伯来鲁国聘问。凡伯，是周朝的卿士。凡国是伯爵。杜氏注解汲郡共县有凡城，现在在濬州黎阳县境内，鲁隐公即位，从未朝聘天子，却派遣使者聘问，失去了天子的体统。

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并带他回去。戎人见隐公二年。有人说：这是戎州已氏的戎人，本是昆吾氏的一族，周朝衰微时进入中原居住。楚丘，即现在的拱州楚丘县，汉代为梁国已氏县，这不是卫国的楚丘，杜氏注解为卫地是错误的。天子的使者入境而不保卫，地主的罪过太大了。程子说：“‘以归’说明不是拘捕凡伯，有失节的罪过。大概‘以’字，是说能左右他而为他做事；‘以’字，也是听任其左右。所以凡说‘以归’的，多指责其降服而侍奉仇敌。”

鲁隐公八年春季，宋公、卫侯在垂地相遇。宋殇公、卫宣公。垂，靠近鲁国的地方。没有约定而相遇叫遇，这里是按照礼仪相见，以谋划事情。《左氏传》认为齐人想要调和宋、卫与郑国的关系，宋公用礼物请求卫公，请求先相见。现在以事理观察，宋、卫本来没有嫌隙，而与郑国是深仇大敌，现在想要向齐国求和，所以相见以谋划，必定没有齐想要调和宋、卫与郑国关系的事情。观察这次相遇只有两位君主，平时相互友好，而瓦屋的盟会，齐国也参与了，那么调和齐国就可以知道了。私下交往以培植党羽，没有诸侯相见的礼仪，是《春秋》所厌恶的。

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祊，《公羊传》、《谷梁传》作邴。宛，郑国大夫，未被赐族。祊，是郑国朝见天子时在东方祭祀泰山的邑地，杜氏注解在费县东南，现在是沂州的属县。郑伯请求废除泰山的祭祀而祭祀周公，用泰山的祊地交换许田，所以派宛来归还祊地。凡是诸侯对王室有大功盛德的，京师有朝宿之邑以等待朝觐，泰山有汤沐之邑以供朝方岳的祭祀。鲁国是周公的后代，所以成王赐给许田在王畿之内作为朝宿邑；郑桓公是宣王的母弟，所以赐给祊地在方岳旁边。东迁以来，诸侯不朝见天子，天子不再巡狩，于是各自用所靠近的邑地相互交换。这个计谋始于郑伯输平的时候，先以祊地归还鲁国，大概是郑国用来巩固与鲁国的友好，而不敢涉及许田。他的言辞说是废除泰山的祭祀而祭祀周公，以免除鲁人不供奉先祖的罪过，而隐公仍然没有答应交换许田。观察这个，那么郑庄公不害怕将先祖所受的王邑委让人以结党缔交，所谓想要夺取，必先给予，而后日的防地之战，最终使鲁隐公向宋国询问齐国以成败宋国。进入许国的计策，又终于从鲁国得到了许田，《春秋》特别记载这个，以显示世道混乱，奸谋得逞，视君父的尊严，真如帽带，而因此败坏它，以成就其互相征伐求利的计策，所以显示郑庄公是小人中的豪杰，罪过不可胜诛。

庚寅日，我国进入祊地。这是因为郑国归还给我们，派官吏治理其地政，而拥有主权。既然不是以武力得到，那么就应当像齐人归还我们济西田一样，

译不必记载“入”，记载“祊”就可以了。记载“入”是难听的话，又可以看出义理上不该接受却据为己有，贪图利益而忘记君主，这种恶行太大了。】夏六月己亥日，蔡侯考父去世。辛亥日，宿男去世【宿是微小的国家，不记载葬礼，是因为鲁国没有防备，不称其名，是史官遗漏了】。秋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瓦屋，是周朝的土地。这是宋国和卫国想要与齐国和好，而齐侯听从他们的请求并与他们结盟。春秋初期，都是背离防备的盟约，到这里则是三位君主共同向神明发誓，以显示诚信。然而宋殇公，是周天子的后裔；齐僖公，是东方大国；卫国，也是北方大国。百姓没有信用就无法立足，而三位君主合在一起发誓，理应借此来率领诸侯，从事讲求信用、修好和睦的事情，成就安抚百姓、减轻负担的计划。而第二年齐鲁防地之战后，齐侯便跟随鲁国偏袒郑国，又第二年与两国攻打宋国夺取城邑，看待今日盟誓的话语，不再顾忌，这就像小人平时指着天日发誓，而日后面临小利害，不仅不伸手救助，反而推他一把再往下扔石头，正相似啊。唉！《春秋》在瓦屋之盟中，列举三位君主，而又记载日期以示慎重，所以哀伤世道变化之严重，痛悼人伦道理之丧失，哪里说得尽呢！由此观察参盟的记载，大概可以看见当时的事实，而推究圣经的防微杜渐之意了】。八月，安葬蔡宣公【蔡国从共侯到桓侯，记载在史书中的，他们的君主都称侯。现在考父，《史记》也记载为宣侯，而《春秋》以“公”记载，是为了彰显臣子私谥，其尊崇等同于诸侯】。九月辛卯日，鲁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公羊传》、《谷梁传》作包来。查考浮来，是莒国的土地，现在沂州沂水县有浮来山。《左传》说是为了成全纪国的友好。隐公对于小国，不害怕委屈自己，却不明白大义，所以仍然急切于盟誓，以国君的尊贵，向下比附小国的大夫，降低身份失去位次而不自知。特意记载“公及”，是为了彰显不是莒人敢与诸侯对抗，而是鲁公自己失去了国君的体统】。发生螟灾【虫灾损害庄稼，关系到百姓的粮食，所以特意记载】。冬十二月，无骇去世【《左传》】无骇去世，羽父请求赐予谥号和族氏。鲁公向众仲询问族氏的事。众仲回答说：“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来赐予姓氏，分赐土地而命名氏。诸侯以字作为谥号，并以此作为族氏。官职有世代功劳，就有官族，封邑也是如此。”鲁公命令以字作为展氏。胡氏说：“诸侯的儿子做大夫，就称公子；他的孙子做大夫，就称公孙；公孙的儿子与异姓的臣子，没有赐予族氏而身为大夫，就称名，无骇、挟之类就是这样。古代设置卿大夫必定寻求贤德之人，不以世袭为官。春秋初期，还接近古制，这两位卿所以称名。后来用人以世袭，而季友、仲遂甚至以公子的身份被赐予族氏，让他们世代做大夫，所以《春秋》在他们去世时记载公子季友、仲遂，而先王的礼制就灭亡了。其后到了三家专权鲁国，六卿瓜分晋国，诸侯失国出奔的相继发生，职责由此而来。观察《春秋》所记载的，是非的痕迹就显著，治乱的效果就明确了。”查考：《春秋》无骇的去世，与季友、仲遂的去世，实在是因为卿大夫的终结来慎重世道的变化，所以彰显无骇、挟没有赐予族氏不算薄待，而季友、仲遂的恩赐实在过于优厚。过于优厚如果隆于恩德，而先王的礼制毫厘之差，就会产生动乱开启祸端，常常必定由此而来，学者不可以不考察啊】

译鲁隐公九年春季，周天子派遣南季前来鲁国聘问。南氏，字季。天子的大夫，按例称字。程子说：“王法的施行，时常通过聘问来安抚诸侯，这是常礼。春秋时期诸侯不修臣子职分，朝觐之礼废绝，这是王法应当治理的。不能正典刑反而去聘问，又不见答复，失道太严重了。”现在考察：隐公十年之间，宰咺、凡伯、南季三次来到鲁国朝廷，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代而想要亲近它。隐公不明尊王的义理来端正他的国家，而朝聘之礼不再施行于王室，于是诸侯效仿而王室的威灵竭尽，臣子效仿而篡弑的祸端萌生，这都是隐公恶行积累而不可掩盖所导致的。《春秋》详细记载王使来到鲁国，以待读者自我考察，就知道隐公的罪过大了。三月癸酉日，大雨伴有雷电。庚辰日，下大雪。三月，是建寅之月。刘向说：“这时雷不该出，电不该见。雷电已经出现，雪就不该再降，都是失节。雷电，属阳；雨雪，属阴。雷出非其时，是阳不能闭阴，气放纵逸出而将为害。”程子说：“阴阳运动，有常理而无差错。凡是失其度，都是人为感应的。”胡氏说：“考察阳失节而阴气放纵，公子翚弑逆之难，其征兆已见。《春秋》凡是记载灾异，不言事应，而其应验具存，明白天人之际的，就可以考察而见了。”挟去世。挟，《公羊传》、《谷梁传》作侠。不书姓，未赐族。有人说：隐公不爵大夫。夏季，修筑郎城。郎，是鲁国近邑。记载不合时宜。襄陵许氏说：“七年城中丘而伐邾，现在城郎而后伐宋。隐公不务崇德修政以戒萧墙之祸，而念外人之有，非干时动众，恃城保国，也太末节了。”秋季七月。冬季，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防，是鲁地。现在密州诸城县有防城。《左传》：宋公不尊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伐他，伐宋。宋国因为入郛之役怨恨隐公不告命，隐公怒绝宋使。秋季，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冬季，在防地会见，谋划伐宋。现在考察：鲁隐公志在联郑仇宋，自伐郑之役已见之矣。况且六年受输平，八年归祊入祊，其亲郑之心已深。所以外为平宋之形，郑复以不王之罪加于宋，则兴兵有名，而其义亦可以招齐。于是隐公遂以不王之罪加于宋，而为防之会，假名义以动齐心。使齐僖公背弃瓦屋之盟，伐宋而不疑，此防地之谋，所以为明年伐宋之地也。《左传》见其名而不察其实，故书之如此。殊不知郑庄公特假此以诳齐鲁耳。观桓五年繻葛之役，则宋殇不王，岂至如郑庄之甚乎？故不辩左氏之诬，不足以知郑庄、鲁隐之心，而明圣人书防地之会也。

鲁隐公十年春季，周历二月，隐公在中丘会见齐侯、郑伯。在中丘会见，是为师期。夏季，公子翚率领军队，会同齐人、郑人伐宋。程子说：三国先遣将致伐，齐、郑称人，非卿也。翚不称公子，与四年同。六月壬戌日，隐公在菅地击败宋师。菅，是宋地。凡师皆陈曰战，诈战曰败。隐公盖不待齐、郑二国，谲以败宋也。辛未日，取郜。辛巳日，取防。郜、防，是宋二邑。《左传》：庚午日，郑师入郜；辛未日，归于我。庚辰日，郑师入防；辛巳日，归于我。现在考察：郑庄公以齐之背宋从己鲁之力也，故得二邑而不取，俾鲁取之。《春秋》以二邑非鲁之版图，而遂有之，故书“取”以着其无名而擅据之。孟子曰：“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此胡氏所谓内小恶直书而不隐者。秋季，宋人、卫人入郑。《左传》：秋七月，郑师入郊，犹在郊。宋人、卫人入郑。现在考察：宋、卫乘虚以入郑，郑庄劳民以务外而不知守，其国之故也。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戴，《公羊传》、《谷梁传》并作载。戴国旧城在今开封考城县。《左传》：宋人、卫人入郑，蔡人从之伐戴。八月壬戌日，郑伯围戴，克之，取三师焉。宋、卫既入郑，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败。程子说：戴，郑与也，故三国伐之。郑、戴合攻，尽取三国之众，其残民甚矣。冬季，十月壬午日，齐人、郑人入郕。《左传》：讨违王命也。程子说：讨不伐宋也。宋以公子冯在郑之故，二国交恶。王臣不行，王师不出，矫假以逞其私忿耳。

鲁隐公十一年春季，滕侯、薛侯来朝。薛，是夏奚仲之后，国都在今徐州滕县。来朝，谓朝鲁也。《周礼》：凡诸侯之邦交，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乃间于天子之事而讲之。《谷梁传》谓考礼修德，所以尊天子也。

凡是诸侯朝见，各书之，若谷伯、邓侯者，偕至而朝，礼不同日也。累数之，若邾、牟、葛及今滕、薛者，同日行礼

译只有天子可以接受诸侯的朝见，诸侯本不应当如此。如今隐公未曾去朝见天子，而滕国、薛国却相继来朝见他，不仅如此，还让他们在同一天集体朝见，所以临江刘氏说：“隐公的志向已经骄横，一旦朝见两国的国君，不能识别这是不合礼制的行为而接受了，这不仅是骄横，而且心志荒乱了，他死掉不也是应当的吗？”

夏季五月，隐公与时来地的郑伯会盟。（《左传》没有记载五月。时来，《公羊传》写作祁黎。杜预注：荥阳县东有厘城，现在属于郑州。这次会盟是谋划讨伐许国。）

秋季七月壬午日，隐公与齐侯、郑伯攻入许国。（许国，即现在的颍昌府长社县。经文用“及”字，表示鲁国是主方。《左传》记载：七月，隐公会合齐侯、郑伯讨伐许国。庚辰日，在许国边境驻扎。瑕叔盈夺取郑伯的旗帜蝥弧作为登城的信号，壬午日，于是攻入许国。许庄公逃奔卫国。齐侯把许国让给隐公。隐公说：“您说许国不恭敬，所以跟随您讨伐它。既然已经伏罪，即使您有命令，我也不敢参与分配。”于是把许国给了郑国。郑伯让许国的大夫奉许叔居住在许国的东边，让公孙获居住在许国的西边。胡安国说：“隐公即位十一年，未曾朝聘，却接受天子的使者；王室报告丧事，却会盟而不奔赴，以致请求赙赠；擅自掌握征伐的大权，替别人讨伐别人；忽视天子先祖赐予的田地，拿它与人交换；又攻入别人的国家而驱逐其国君，这些都是人臣的大恶。然而，不善的灾祸，难道只是始于惠公、成于桓公吗？隐公的罪过积累也不可掩盖！所以《春秋》所记载的善恶是非的踪迹，施设于前，而成功失败、吉祥灾祸的效验，显现于后，不可不仔细考察。临江刘氏说：“隐公不得善终，是因为德行浅薄而功劳多，思虑浅近而屡次得逞。防备好四境，祸患反而在内部，怎能不令人悲哀！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必定有眼前的忧患。’祸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冬季十有一月壬辰日，隐公去世。（记载国君去世必定详细写明地点，以显示其终老的正统性。不写明地点的，是因为来不及辨别其是否正统，而有不忍心明说的情况，大概是被弑杀。不记载安葬的，是因为国君被弑，臣子应当尽力讨伐贼人，以报君父之仇，所以贼人未讨伐，就不敢安葬。那些不知道讨伐贼人而随即安葬的，《春秋》贬斥其安葬，以显示其臣子不忠不孝，而忘记了君父之仇。《左传》记载：公子翚请求杀死桓公，打算以此求得大宰的职位。隐公说：“因为他年轻，我将把国君之位传给他。”让他经营菟裘，我将在那里养老。羽父害怕，反过来在桓公面前进谗言诬陷隐公，并请求弑杀隐公。十一月，隐公在钟巫祭祀，在社圃斋戒，住在寪氏家中。壬辰日，羽父派刺客在寪氏家中弑杀了隐公，立桓公为君，并讨伐寪氏，有人被杀。胡安国说：“导致隐公让位而立国，不合正道，这是惠公的罪过；导致桓公弑君，几乎不能早点辨明，这是隐公的过失。既然已经有谗人在中间交相作乱，忧患的迹象已经明显，却说‘让他经营菟裘，我将在那里养老’，这是犹豫不决，没有早点辨明，其招致灾祸是应当的。隐公被弑，鲁国史官的旧文必定如实记载，而说‘公薨’的，是孔子亲笔修改的。古代史官以直书为职责而不避讳国家的丑恶，孔子删削旧史，断自圣心，对于鲁君被弑，删去而不记载，大概是因为国史是一个官职的职守，《春秋》是万世的法则，它们的用法本来不同。不记载弑杀，显示臣子对君父有隐避其恶的礼节；不记载地点，显示臣子对君父有不掩盖其事实的忠诚；不记载安葬，显示臣子对君父有讨伐贼人、报仇雪恨的道义。不是圣人不能修撰，说的就是这类情况。）

译《春秋集注》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二

宋代 张洽 撰

桓公【名轨，是惠公的儿子，隐公的弟弟，母亲是仲子。《史记》中记载他的名字为允。谥法规定：开拓疆土、使远方臣服称为“桓”】

元年春季，周王正月【《春秋》记载“王”，是为了统率诸侯，匡正天下。桓公杀害国君自立，所以从第三年开始不再记载“王”。元年记载“王”，是用天道和王法来匡正桓公的罪行，大概桓公虽然无视王权，但天理并未消亡，这就是元年之所以记载“王正月”的原因】桓公即位【桓公杀害国君而自立，按照《周礼》九伐之法，应当伏法，承担杀害亲人的罪责。现在记载“公”，显示出周天子没有政令刑罚；记载“即位”，显示出鲁国的臣子忘记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反而拥戴杀害国君的贼人，戴上礼帽，面向南方，站在君位上。所以桓公这一篇的书法，大体上与各位国君不同，这是圣人整顿三纲、端正民俗的大旨】三月，桓公在垂地会见郑伯【桓公篡位自立，害怕诸侯讨伐自己，想要对外结交友好以巩固自己。因为郑伯曾经归还祊地来交换许田而没有成功，于是桓公向郑国求好。郑国也想借此机会实现获取许田的愿望，所以与桓公在垂地会见。篡位弑君的人，百姓没有不憎恨的，而郑庄公首先与他会见，所以记载“公防郑伯”，表示这是出于郑国的意愿，以此来深重地谴责郑伯】郑伯用玉璧来借取许田【许，是鲁国朝见天子时住宿的邑地，在周王畿内而靠近郑国。田，指靠近邑地的田地。自从隐公八年郑庄公派宛来归还祊地，意图交换许田，隐公虽然进入了祊地却没有给许田，庄公因此加上玉璧来请求田地，其实质是交换。记载说“借”，是避讳。先王将许地赐给周公的后代，作为朝见住宿的邑地，而桓公接受玉璧却丧失了田地，所以视为国家的丑恶之事，避讳说“交换”而说“借”，以此来深重地谴责。对内避讳即是贬斥，大概是大恶才避讳】夏季四月丁未，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越，是靠近垂地的地名。结盟是为了完成祊地的交易并世代友好。郑国人想要得到许田以扩大自己的土地，这是垂地会见的原因；桓公想要与郑国结交以安定自己，这是越地结盟的原因。所以记载“及”，表示这是鲁国的意愿。双方都予以贬斥，以显示他们的罪恶】秋季，发生大水灾【大，指非同寻常。水灾非同寻常，那么灾害就广泛，大概是阴气盛极、恶逆之气所感召的】冬季十月。

二年春季，周王【桓公无视王权，而二年记载“王”，是用天道和王法来匡正宋国华督的罪行。元年的意思相同。有人说：“弑君的罪行，在当时未能立即惩治，如今诛杀他，还足以奉行天意讨伐、匡正王法，所以桓公二年记载‘王正月’，还是希望王室在这个时候举起九伐的典章】正月戊申，宋国的华督杀害了他的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起初，宋穆公舍弃冯而立与夷，让冯出居郑国。与夷即位后，郑庄公想要把冯送入宋国，于是从隐公四年以后，郑国和宋国屡次互相侵伐。华督大概是冯的党羽，将要杀害与夷但忌惮孔父，所以先攻杀孔父。殇公发怒，于是华督杀害了殇公，接着召来冯并立他为君。《公羊传》说：“孔父神色庄重地站在朝堂上，那么人们不敢经过而对他的国君造成危难，孔父可以说是义气表现在脸色上了。”记载与夷被杀，然后连带记载孔父，表明孔父的死是为了国君，以此来彰显他的节操】滕子来朝见【滕国在隐公十一年称侯，现在才过了两年，就降低爵位称子。《春秋》因为他开始朝见弑逆之人，特意贬斥他。《春秋》对于诸侯的爵位不轻易贬斥断绝，只有那些抛弃礼义、推崇奖赏逆贼、扰乱三纲的罪行，才予以黜退。所以吴、楚僭越称王，杞、莒扰乱制度，就黜退称号降低爵位，而对于乱臣贼子则严厉执行惩治党恶的法律。这就是滕国开始朝见桓公，所以特意黜退，而从后来称子的原因。胡氏论述得很详细】三月，桓公在稷地会见齐侯、陈侯、郑伯，以促成宋国的动乱【凡是会见没有说明其目的的，这里唯独说明了目的，大概是因为事关世道变迁，特意记载以彰显它。宋国，是先代后裔，继承先王，修明其礼仪。现在有华督弑君的动乱，如果四国国君有奉行天意讨伐、诛杀贼臣的举动，像隐公四年诛杀州吁那样，那么动乱就不能成功了。鲁桓公杀害隐公，正与同类相合，三国结党作恶，谋划用贿赂行事，共同在宋国安定公子冯，立华督并辅佐他，然后动乱才开始成功。无道之人得以确立，违背天常的人，得以在天下肆行其志，而文、武、成、康的恩泽几乎灭绝。这是圣人深深恐惧的，也是《春秋》所作的原因，所以直接记载“成乱”，以深重地彰显四国的罪责】夏季四月，从宋国夺取郜国的大鼎。戊申，把它放入太庙【郜，国名。杜预说：“济阴成武县东南有北郜城。”郜大鼎，是郜国所造的器物。太庙，是周公的庙。纳，是不接受而强行送进。传文说：“在稷地会见，是因为贿赂的缘故，立华氏。”】用郜大鼎贿赂桓公，齐、陈、郑都有贿赂。《谷梁传》：桓公在内杀害国君，在外促成别人的动乱，接受贿赂而退兵，用这些来侍奉祖先，不合礼制。周公之道是不会接受的】秋季七月，纪侯来朝见【《左氏传》作杞。纪国，是鲁国的亲族而弱小，被齐、郑所图谋，所以来朝见鲁国。《谷梁传》：桓公在内杀害国君，在外促成别人的动乱，已经做了这些事而朝见他，是厌恶他。不称名，不贬斥，与滕子相同，相同就不必再次贬斥。《左氏传》说：“杞侯来朝见，不恭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