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宗朱辨义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宗朱辨义》十二卷，本朝张自超撰。张自超字彝叹，高淳人，康熙癸未科进士。此书大意本于朱熹“据事直书”的主张，不采纳深奥晦涩的解说，只是就经文前后贯通以求其义，不可知的则阙而不议。篇首总论二十条，颇为得“比事属辞”的要旨。其中如“单伯逆王姬”一条，采纳王氏之说，认为是鲁国的大夫；“于秦获晋侯”一条，辨析不书名的原因；“宋师败绩”一条，辨析不书“公”的原因；“宋司马华孙来盟”一条，辨析胡氏“义不系乎名”的说法；“盟宋”一条，指出赵武导致宋国衰弱之罪；“楚公子比、公子弃疾弑立”一条，指出《春秋》书法中微言大义的含义；“齐杀高厚”一条，认为并非取悦晋国；“定公八年从祀先公”一条，认为昭公祔祭于成公庙，定公所祭祀的高祖、曾祖、祖、父，仍是文公、宣公、成公、襄公。这些见解都确有根据，而在“卫人立晋”这一条上，尤其深得《春秋》深意。虽然以“宗朱”为名，但参求经义，务必扫除宋代以来穿凿附会的说法，实际出自作者心得的居多。后来方苞作《春秋经解》，多取材于此书。近代解说《春秋》的著作，除焦袁熹的《春秋阙如编》外，这也是善本了。乾隆四十四年正月，恭校上进。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宗朱辨义总论

经义中先儒讲解切当不可更改的，不再阐明；前人说法不合之处，后人已有辨正的，不再辨正；或者虽不合但于大义无关的，也不加议论。凡所辨论，必定反复考察前后所记载的内容，通过比较同类事件以求其通达，又综合诸儒之说，互相斟酌，去除错误的，保留正确的，不敢凭主观臆断。对于朱熹，已说过的，引用其言；未说过的，推求其意。偶尔有不符合朱熹之意，或朱熹曾言过而鄙见认为不妥的，也不敢阿私曲从。总括大义，列于卷首。

孙明复认为《春秋》有贬无褒。朱熹说：“如晋国士匄伐齐，听到丧事而退兵，分明是褒扬。既然王政不行，而诸侯放纵专横，擅自结盟侵伐，这些事原本无可褒扬。至于如葵丘之会、召陵之师、践土之盟，尊周攘楚，圣人采纳这些，则是固以寓褒于贬。而其他彼善于此之事，其文辞似乎赞许，而其意似乎有遗憾，则是又以寓贬于褒。”朱熹说：“《春秋》贵仁义而贱功利，贵王道而贱霸功。又说：《春秋》明王法，而亦不废五霸之功。通晓这一点，则褒贬可知了。那寓褒于贬、寓贬于褒的含义，也就可知了。大概圣人并非有意进行褒贬，而是根据事实直书。事实是，则其文辞似褒；事实非，则其文辞似贬。事实是之中有非，非之中有是，则其文辞似以褒为贬，似以贬为褒。”

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之作，并非为了保存王迹，而是为了彰显王迹之所以熄灭、诗之所以灭亡的原因。会盟侵伐，诸侯自专，而王不能禁止；弑君篡国，而王不能讨伐；继世而上位，不禀受王命，又擅自废立的大夫世家，而国中没有受命之卿，又擅自杀戮。王世子出访，天王下劳，而不知其非；朝见霸主，不朝见天王，而相沿以为惯例。名为攘除楚国，而实则是争夺霸权；名为请王命，而实则是役使王臣。不仅戎狄四侵，吴楚强横，以为是大乱之世。而且内诸侯之无王，霸主之无王，也已太过分了。夫子笔削鲁史，直书于册，而罪之大小俱著。所以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

《春秋》有记载此事而示义在彼的；有记载此事在前而示义在后的；记载此事在后而示义在前的；有以不书示义的；有以叠书示义的；有以烦文示义的；有以省文示义的；有以闲文示义的；有以隐文示义的；有义系乎人而其事不必详的；有义系乎事而其人不必详的；有记载其事同文而义在各著其是非的；有记载其人同事而义在分别其善恶的；有记载一事而具数义的；有记载数事而明一义的。大概是非以笔削而见，褒贬以是非而见，比事属辞，《春秋》之教，固无待于钩深而索隐也。

诸侯侵伐鲁君大夫不与者，文公以前，侵则僖二十八年，晋侯侵曹，一举爵；伐则僖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僖十年，齐侯、许男伐北戎，十八年，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二十二年，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二十三年，齐侯伐宋，二十八年，晋侯伐卫，六举爵而已。其他称人而诸侯大夫不详者

译大概因为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即使是大夫统帅军队，也都是诸侯的事务，不必特意写出大夫的名字，也不必列举诸侯的爵位，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文公以后，礼乐征伐出自大夫，所以详细写出大夫的名字以彰显义理，如果不是大夫统帅军队，就列举诸侯的爵位来加以区别。其中有些不必详细记载的，也遵循简略的体例只写人名。所以前期只写人名的占十分之七八，后期只写人名的占十分之二三，这是《春秋》的大义所在。各位儒者对于前期只写人名的情况，一概认为是贬斥；至于事情有相对较好而无法贯通解释的，又认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人数少。对于后期称名、称帅师的情况，一概认为没有贬斥；至于事情极其恶劣而无法贯通解释的，又认为是不用贬斥断绝而恶行自然显现，于是是非予夺就导致背离事实。朱子说：孔子作《春秋》，当时的事实就记载在这里，人们看到自然有所畏惧，如果说去掉爵位、授予爵位、奖赏功劳、惩罚罪过，那就是错误的【详见各条下】

译《春秋》是记载史实的书，而其中的义理就蕴含在史实之中。如果考察史实，不能得到真实情况，那么探求其中的义理，就有无法强行贯通的地方了。众儒对于史实完全相信《左传》，对于史实中合乎礼或不合乎礼的地方，则依据“三礼”来裁断。周代礼制的旧貌，在孟子时代，诸侯因为厌恶它损害自己而抛弃了它，其详细情况已经无法得知，更何况是汉代儒生杂糅汇集的书籍，怎么可以完全依据它们来议论《春秋》呢？《左传》的浮夸不实，不能完全相信，这又是很明显的。所以《春秋》中有不能立刻解释的地方，不应当因为三传文字相同，或者古代礼制可以征引却最终不一致，就应当存疑。众儒只是坐在那里不肯存疑，所以相信《左传》的就取用《左传》的说法，不相信《左传》的又随意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考证“三礼”的就用“三礼”中现成的言论来裁断《春秋》中已经发生的事，却不知道汉代儒生附会《春秋》及三传的说法来作为礼制的，正很多呢。朱熹解释经典，对于文字难以贯通的地方就说“疑似错误，疑似衍文，疑似有缺文”；对于义理不能立刻契合的地方就说“未详”；对于两种说法都能讲通的地方就说“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对于礼制没有可以征信的地方就说“不可考”。凭借朱熹学问广博且精于义理，他解释经典的虚心公正、严谨细致尚且如此，为什么解说《春秋》的人却随意自以为能观察其大体而防止其贯通，认为一句一字都没有遗漏义理呢？我恐怕错误的文字不仅仅有“郭公”，缺少的文字不仅仅有“夏五”，可疑的义理不仅仅有桓公十三年不书王以及两处缺记秋冬而已【详见各条下】。

众儒认为《春秋》称字是褒扬本国，比如季子来归，对外国如宋子、哀来奔，称字的体例，都认为是褒扬他们的贤德。然而对于析邑归仇的纪季，就认为他贤德；而对于因乱复国的许叔，却又认为他有罪。对于蔡季归国，就认为他贤德；而对于萧叔朝公，却又认为他有罪。对于高子来盟，就认为他贤德；而对于仲孙省难，却又认为他有罪。至于华孙来盟，义理无法贯通，就又认为义理不取决于名称。说法最终不能确定。朱熹说：“比如王人子突救卫，自然是卫国应当救援，当时有个子突，孔子因此保留他的名字，怎么却说王人本来不书字？因为救援卫国所以书字。由此推知，爵位、氏、名、字是依据旧史，并不是用来寄托褒贬的【详见各条下】。”

十二公即位与不即位，文定认为，对上既没有禀命于天王，对内又没有承继先君的国家，就不书即位。这就是庄公、闵公、僖公的情况。而对于桓公、宣公无法贯通，就认为是“如其即位”的意思，以彰显他们没有继承先君的心。又对于定公无法贯通，就没有说法，这是不对的。朱熹说：“书即位的，是举行了即位之礼；继承故君而不书即位的，是没有举行即位之礼。至于桓公书即位，是桓公自己正名即位之礼。这样，十二公书即位与不书即位就可以贯通了【详见各公元年条下】。”

三传中关于“侵”和“伐”的说法各不相同，李氏驳斥它们非常正确。文定认为，声张罪过去征讨叫“伐”，秘密出兵掠夺边境叫“侵”，这也并不完全恰当。天子讨伐而不称伐，诸侯征伐而不称讨，把“讨”当作“伐”，固然不可以。而所说的声张其罪，也不是被征伐的国家真的有可伐之罪，而是征伐别国的人想要加罪于人，不愁没有借口罢了。大概所谓“伐”，是持着理由而来，陈兵于边境，一定要对方服从才离开，不服从就交战，不交战就防守，防守坚固就包围，防守不坚固就攻入。所以《春秋》书“伐”之后，就有或战或围或入的事情，而书“侵”则没有。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持着来说，进入其边境就离开，志向不在于使其服从，不及交战，何用防守？不暇包围，怎么会攻入呢？于是文定认为秘密出兵，这又不对。晋定公防备王臣，联合十八国对楚国有事，而召陵书“侵”，可见并非秘密出兵。文定对于《左传》说“伐”而经文说“侵”，《左传》说“侵”而经文说“伐”的情况，认为是圣人笔削褒贬所系，这是认为书“侵”是不认可其征伐，而“侵”是贬辞。然而《易经》称“利用侵伐”，那么“侵”与“伐”都是用兵的名称。而《皇矣》中称文王说“侵阮徂共”，武王誓师也说“侵于之疆”。司马九伐之法，有负固不服就“侵”之，那么“侵”并非不善的辞令。又如鲁国被征伐就书“伐”，被侵就书“侵”；鲁国征伐别人就书“伐”，侵别人就书“侵”。鲁国史官依据事实，孔子沿用史官的文字，起初哪里关乎褒贬呢？

《春秋》中的会盟，在隐公、桓公之时，散乱没有归属。齐桓公兴起，才开始听命于霸主。桓公死后，又将散乱，而受制于晋文公。到了晋国世代主持夏盟，诸侯私自会盟、私自结盟而不行的，将近百年。晋国霸业逐渐衰落，而《春秋》终结时，其散乱与《春秋》开始时没有不同。从名称来说，分离与参差为私，共同为公。从事物来说，公事为公，私事为私。从义理来说，合乎义理为公，不合乎义理为私。那些有见于会盟而经文不书的，或者与大故无关，或者又繁琐可以省略。众儒认为是厌恶而删削，避讳而删削，都不对。

众儒认为《春秋》对于国内的大恶就避讳，国内的大恶避讳弑君，书“薨”，这是圣人不得已的做法。而且用不书地点来彰显，桓公、宣公、翚、遂、庆父作为贼臣，文姜、哀姜

译至于弑君之事，终究无法加以隐讳。其他还有什么比国母宣淫的丑行更严重的呢？还有什么比朝见齐国、晋国、楚国的屈辱更严重的呢？还有什么比在郊外举行禘祭、搜阅军队等僭越礼制，交换许田、不视朔日等变更制度，违背祭祀次序而提升僖公，败坏伦理而娶同姓女子更严重的呢？还有什么比刺杀无辜的公子买、公子偃更严重的呢？还有什么比征收丘甲这种虐用民力，征收田赋这种厚敛民财更严重的呢？这些都已经详尽地记录在史册中了，又何必隐讳呢？大概圣人依据鲁国史书来撰写《春秋》，对于防盟、侵伐、弑君、杀大夫这类事件，是统括天下诸侯的事例来阐明大义；至于朝聘、卒葬、祭祀、婚姻、建立宫室、修筑城邑等一切兴作之类，则都是借鲁国的事例来阐明大义。事情虽然只涉及一个国家，但大义却关系到天下，圣人原本对鲁国没有什么顾忌。众儒生只认为灭国不书、取朝聘不书、如出奔不书、逊位不书，都认为是隐讳，却不知道《春秋》只是委婉其文辞而不淹没事实，实际上不能称之为隐讳。众儒生又认为防盟、侵伐不直书公及大夫的名字是隐讳，然而即使不直书公及大夫，但其措辞说“及”、说“防”，就明知那是公或大夫了，这怎么能算是隐讳呢？众儒生又根据《左传》事实的详尽，认为经文中不记载的就是隐讳，即使那件事确实存在，但对大义没有妨害，又与国家、天下的变故无关，或者是旧史没有记载，或者是孔子删削了，可以不记载而不记载，并非以隐讳为义。至于《左传》中所谓隐讳尊长、隐讳亲属、隐讳贤者的说法，更是不对。大概当《春秋》衰微、僭越混乱的时代，圣人的道理、先王的法则，没有留存下来的，圣人正是厌恶礼乐变为干戈，仁义湮没于功利，诸侯强大而荆蛮横行，小国被灭而大族兴起，篡弑叛乱接连不断地出现在世上，才作《春秋》来彰显其变乱的实情，如果大义要求隐讳，那么《春秋》也就没有必要作了。朱子说：“《春秋》直接记载当时的事”，又说：“依据鲁国史书来记载其事”，既然如此，又有什么隐讳呢？

译各位儒者认为，《春秋》中不称“公子”、不称“氏”是表示褒贬。然而考察《春秋》经文，国内只有公子翚起初不称“公子”，后来称“公子”；国外只有阳处父起初不称“氏”，后来称“氏”。其他身为公子的始终称“公子”，有氏的始终称“氏”，未曾因为事情的好坏而忽然省略或书写以示褒贬。大概是因为身为公子而在国内有后代，世代担任卿大夫以专掌国政，这是逐渐形成大夫执政天下的局面，圣人根据实际状况加以记载，哪里是用书写或不书写来表示褒贬呢？所以《春秋》初期，国内有不称“公子”、不称“氏”的大夫，并非因为剥夺他们的地位而贬低他们；《春秋》后期，国外没有不称“公子”、不称“氏”的大夫，也并非因为给予他们地位而褒扬他们。褒贬在于事情本身，不在于氏族名字。如果按照各位儒者的说法，那么是非颠倒、混淆罪责的情况就太多了【详见各条下】。

文定公论述天王去世和安葬，认为记载去世和安葬，是因为奔丧和参加葬礼到了鲁国；记载去世而不记载安葬，是因为奔丧虽到了鲁国，但没有参加葬礼；去世和安葬都不记载，是因为王室没有告知鲁国，鲁国也没有前往。这种说法最为合理，如果以此标准来论述诸侯的去世和安葬，就没有不能贯通的了。但在论述诸侯安葬的体例时，他认为有因怠慢礼仪而不记载安葬的，有因削弱君权而不记载安葬的，没有事实就省略文字，鲁国史官的旧例仍然符合这个义理。至于他所说的因讨伐贼人而不记载安葬，因忌讳耻辱而不记载安葬，因惩治罪过而不记载安葬，因避讳称号而不记载安葬，并认为这是圣人删削《春秋》的法度，则不完全正确。朱子说：“《春秋》记载去世和安葬，原本没有特别的含义，大概是因为记载安葬或不记载安葬，上至天王，大至齐宋亲近，小至晋卫疏远，以及〇薛邾杞等外邦，秦楚等变例，弑君者前往参加葬礼就记载，不前往就不记载。那些应当前往而不前往，不应当前往而前往的，就根据实际状况加以记载，并没有其他的含义【详见各条下】。”

《公羊传》《谷梁传》认为，弑君后讨伐贼人就记载安葬，不讨伐贼人就不记载安葬。而在国内，桓公的仇敌未报复就记载安葬，无法贯通，于是解释说是不责备他跨越国境去讨伐。闵公的贼人既已讨伐却不记载安葬，无法贯通，于是解释说是不以讨伐母亲来安葬儿子。在国外，宋捷、齐光、齐卓、卫剽的贼人既已讨伐却不记载安葬，蔡景、许悼的贼人未讨伐却记载安葬，无法贯通，于是多编造各种借口，这是错误的。在国内，按照礼仪告知诸侯并安葬就记载，不告知诸侯不按礼仪安葬就不记载。在国外，鲁国前往参加葬礼就记载，鲁国不前往就不记载。这是依据旧史，并没有特别的笔削正误。正如朱子所说，去世和安葬没有太多含义【详见壬戌公薨条下】。

解说《春秋》的人认为，弑君的贼人未被讨伐，就不再出现在经文中，是圣人删去此人以诛杀他。而在赵盾出现在经文中时，无法贯通，于是解释说赵盾并非亲手弑君，是替法受过，所以圣人宽恕他。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也没有考察齐商人、楚商臣都是弑君的贼人，而《春秋》所记载的齐侯、楚子就是他们本人【详见赵盾孙免侵陈条下】。

杀大夫称国，称国人，文定公的说法很得其义。弑君称名，称国，称国人。《左传》认为称国、称国人，是责备君主无道自取灭亡，而文定公所说的圣人无私，与天合一，就是《左传》无道自取的含义。而在经文中记载“卒”，《左传》认为是弑君，于是又编造圣人忍心不直书的说法。《春秋》记载弑君是为了诛杀乱臣贼子，必定不会因为君主无道而放纵乱贼，也没有所谓不忍心直书的情况，因为遭遇变故是正常现象，如果直书反而会使后人对其原因产生怀疑【详见各弑君条下】。

《春秋》记载归女、逆妇，各位儒者都从合礼、不合礼立论。礼的合与不合，义理上固然存在，但《春秋》实际上是为了彰显婚姻是邦交的大事。然而归女，是在纪、杞、鄫、郯等小国；莒、庆、齐、高固则是以下嫁于大夫。而子叔姬归齐不记载，却详细记载伯姬归宋。逆妇方面，桓、庄、僖、文、宣、成都娶齐女，而声姜的迎娶却不记载。襄、昭、定、哀的夫人，不详细记载她们娶自哪一家。圣人大概有意寓含其中，而礼的合与不合，则是因事而一并记载的【详见各逆妇、归女条下】。

楚国起初称荆，逐渐称人。既建立楚号，而君主逐渐举爵，大夫逐渐称名。各位儒者对于他们来聘问，说是仰慕义理而来进献；对于他们称人、举爵，说是渐进之义。《春秋》的写作，原本是为了彰显二伯的功绩。二伯的功绩，在于抵御楚国；难道反而进用楚君臣，与国内诸侯大夫同等看待吗？大概楚国不同于戎狄，戎狄虽在内地，但为患较小，所以其君主不必详述。楚国也不同于秦国，秦国虽周爵称伯，但不为中国患，所以其大夫不必详述。楚国也不同于吴国，吴国虽骤然强盛，但兴起于春秋将终之时，所以其君大夫皆不必详述。只有楚国与中国始终为敌，如果不爵其君、不名其大夫，那么楚国为中国患的事实就不显著。楚国的事实不显著，那么二伯相继抵御楚国的功绩就不显著；楚国时强时弱，也不显著；而晋国世代称霸的盛衰，也不显著了。朱子说：“齐桓、晋文之所以有功王室，是因为当时楚国最强大，时常对郑国用兵。郑

译在王畿之内，如果不是齐桓公、晋文公有所遏制，那么周王室就会被他们吞并了。」然而，《春秋》难道是推崇楚国吗？

译五霸是谁，赵氏说：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丁氏说：是夏朝的昆吾、商朝的大彭、豕韦、周朝的齐桓公、晋文公。朱子注释《孟子》时，将两种说法都保留了下来。至于他解说《春秋》时，如说：“春秋初期，周天子的政令不能推行，五霸扶持王室，才有所统属。”又说：“春秋时期，五霸相继兴起，齐桓公、晋文公最为兴盛。”这似乎专门主张赵氏的说法。他的意思可能是根据皇帝、王、伯的序列，来观察世道的升降。不应该在商汤之前就有昆吾为伯，在周文王、武王之前就有大彭、豕韦为伯，而是王与伯相间兴起罢了。然而秦穆公没有会合诸侯的事迹，宋襄公争夺霸权却军队战败、自身死亡，楚庄王僭越称王，圣人正是为了排斥楚国，赞许齐桓公、晋文公，必定不会把楚庄王列为霸主。恐怕应当以丁氏所列的名单为正确。

研读《春秋》不得不依据《左传》考证史事。朱子说：“《左传》解说《春秋》的史事有七八分可信，固然应当相信其中可信的部分。但是有与经文相抵触的地方，如经文列举诸侯的爵位，而《左传》认为是大夫；如经文称‘人’，而《左传》认为是诸侯。又如侵伐、围困、攻入、夺取、灭亡之类，间或有不吻合之处。诸儒往往据此认为这是圣人笔削褒贬、予夺的意义所在，这实在错了。”伊川先生说：“用《左传》考证经文的事迹，用经文辨别《左传》的真伪，这个意思最好。大概经文与《左传》不妨有异同，经文既然记载得明白，就不能被《左传》所疑惑误导。”《春秋》整部经书合起来看，却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天王是题旨，齐桓公、晋文公是主旨，楚国是客意，鲁国是线索，郑国是波澜，宋、卫、陈、蔡、曹、许、滕、邾是铺陈衬托，秦国是篇首的陪客，吴国是结尾的陪客，会盟、侵伐是关节，弑君、杀大夫是议论，朝聘、嫁娶是联络，郊祀、禘祭、搜阅、日食、星变、山崩、地震、水旱、螟螽、麋鹢之类是点缀。其间有起有伏，有转有接，有穿插有照应，有虚有实，有景有情，有排奡处，有细密处，有惊策处，有闲散处，有言外之言，有意中之意，往复无穷，整齐不漏，义理充实，血脉流通，直是千古第一篇奇文。逐字拆开看，则事事有起结有开合；逐字句细看，则一句一字探究不能极其精微，推演不能尽其广大。但须得其大义所在，不可穿凿附会。所以朱子说：“夹杂自己的私意就会出差错。”

《春秋宗朱辨义》总论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宗朱辨义》卷一

高淳张自超撰

隐公

元年

【有天子的元年，有诸侯的元年。《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所以先书写年，而将天时、王月系于其下】

春王正月

【文定认为鲁国史书原本书写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月，这是拘泥于商朝变革夏朝天命，以丑月为岁首，仍称之为十二月，而没有改月；周朝变革殷商天命，以子月为岁首，仍称之为十一月，而没有改月。以岁首而书写十二月、十一月，固然不顺。周历既然以十一月为岁首，孔子擅自改变当时天子的法度，大不符合为下不倍上的道义，尤其不可信。适宜朱子不赞同他的说法。朱子认为在建子之月加上‘春’字，则行夏时的意义，也就包含在其中了。又辩驳刘质夫认为鲁国史书原本就称为春秋，似乎原本就有这个字。然而无论这是孔子所加，还是原本就有这个字，周朝以子、丑、寅为春，是无疑的。大概既然以子月为正月，自然不应该以子月为冬。如果认为是冬，那么周朝一年之间，周以两个冬月开始，以一个冬月结束；商以一个冬月开始，以两个冬月结束，其颠倒四时的顺序，也太严重了。既然以子月为岁首，自然不应该仍称之为十一月。如果仍称之为十一月，那么周朝一年之间，周以十一月开始，以十月结束；商以十二月开始，以十一月结束，其错乱生成的数目，也太严重了。后儒依据《诗经》《尚书》所称，而怀疑《春秋》，不也是错误吗？《春秋》是编年记月的书。现在讨论年月，不取信于编年记月的《春秋》，反而迷惑于《诗经》《尚书》，难道足以确定先王革命改正之义吗？与迷惑于《尚书》的人一样，以《伊训》‘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三祀十有二月’，认为商朝以十二月为岁首，周朝必定以十一月为岁首，鲁国史书必定书写元年十一月，而孔子改为春正月，这就是所谓三代正朔不同，都以寅月起数，朝觐会同，领历授时，则以正朔行事之说。然而即使以《尚书》来证明，虞书‘正月上日受终文祖’‘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正月朔旦受命神宗’‘月必曰正，日必曰元，曰上旦必曰朔’，无不取义于正始，难道以十一月、十二月为岁首，来举行即位、告庙、朝觐、会同等大事吗？《伊训》《太甲》都是古文《尚书》，出自孔安国之手，原本不足信。即使以古文的《泰誓》《武成》来证明，《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会孟津’，《武成》‘惟一月壬辰，死魄，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