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宗朱辨义卷四

译落姑盟会宴饮之后，季友归来，然而国家祸难再次发生，这是季友的罪责。不责备季友，反而嘉奖他，却严厉责备仲孙，这是错误的。然而《左传》认为嘉奖仲孙，这也是不对的。《春秋》记载庆父前往齐国，记载在落姑结盟，记载季子归来，记载仲孙到来，是为了彰显鲁国人放纵贼人以及齐桓公不能讨伐贼人的事实。

译鲁闵公二年

春季，周历正月，齐国人迁移了阳国。

【自齐桓公掌权以来，灭掉谭国、遂国，降服鄣国，迁移阳国，没有不详细记载的，以此来彰显桓公吞并小国的行径。那么，他保存邢国、安抚卫国，难道有救助危难、体恤忧患的真心吗？可以夺取的就夺取，以扩张领土；不可夺取的就保存，以显示道义。这固然说明功过不能互相掩盖，同时也表明他的内心与行为不能统一。】

夏季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

【《礼记》说：不是天子就不举行禘祭。天子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始祖，并以自己的祖先配享。看孔子回答别人的提问，并将此理推广到天下。朱熹认为这道理非常宏大深远，那么诸侯不能举行禘祭就可想而知了。孔子对于禘祭，将其道理推广到天下；而对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则将其道理贯彻到治国之中。有天子之国，有诸侯之国，那么天子有郊祭、社祭、禘祭、尝祭，诸侯不举行郊祭而举行社祭，不举行禘祭而举行尝祭，这是显而易见的。汉代学者编纂《礼》时，误信《春秋》两处记载，一处禘祭在夏五月，一处在秋七月，认为禘祭是时祭，又因为五月和七月时间不同，有的认为是春祭，有的认为是夏祭，又知道这种说法行不通，便说时禘是夏、殷两代的礼仪，后来的儒者对此辨析得很详细。鲁国举行禘祭是僭越礼制无疑，但禘祭这种祭祀，有的认为是合祭群庙的神主，有的认为是不合祭群庙的神主，以义理来衡量，应当以朱熹不主张合食的观点为正确。只是对于是否合食的疑惑，是因为追尊文王配享周公在太庙祭祀而言罢了。如僖公迎回夫人而禘祭太庙，追配还是不追配，合食还是不合食，已经无法知晓。至于闵公在庄公庙禘祭，就不能确定是追配，又能确定是合食吗？赵氏伯循说：鲁国使用禘祭，大概是在周公庙而上及文王，闵公僭越在庄公庙举行，因为不追配，所以只说庄公而不说庄宫，表明只是使用禘祭的礼物罢了，并不追尊文王配享周公。赵氏子常则认为鲁国有周庙以追尊文王而配享周公，群主不得参与，太庙和群庙都是合食，用禘祭代替祫祭，所以跟随左氏的说法，大事、有事、从祀都是禘祭。又引用郑康成的说法，天子诸侯丧期结束后，将先君的神主合于祖庙祭祀称为祫，因而说鲁国只用禘祭代替祫祭，所以闵二年吉禘于庄公，文二年大事于太庙，就是丧期结束后的祭祀，此后每三年一次禘祭，所以僖八年的禘太庙，宣八年的有事太庙，定八年的从祀先公，年数都符合。又引用郑国有厉王庙来证明鲁国有周庙，说鲁国追尊文王配享周公一定在周庙，不在太庙，而僖公禘祭太庙，闵公禘祭庄公，都是用来代替祫祭的。朱熹说：古礼完全失传，无法详细考证。子常依据左氏的说法，那么追尊文王、周公在周庙祭祀叫禘，在太庙祭祀也叫禘，在群公庙祭祀也叫禘，这是鲁国既僭越禘祭又错用，既不明白禘祭的意义，又废除了祫祭的名称，而在太庙、群庙的祭祀上，都没有区别，一概用禘祭来冒用，名称相同，意义却无从取法，鲁国对于礼制，竟然如此渎乱无章吗？伯循只采用使用礼物的说法，似乎可以遵从，但又怀疑《閟宫》诗中夸张地谈论郊庙，郊祭词中提及后稷，而庙祭不及文王，那么所说的庙祭就不是禘祭。四时的祭祀，虽然只举出尝祭，但用白牡牛享祭周公，用红牡牛享祭鲁公，器物齐备，乐舞盛大，也已经很奢华了。禘祭的礼物，应当更加丰厚，不追尊文王、周公，那么庄公凭什么承受呢？既然不追尊，那么子常的合食之说不能完全否定，但又怀疑丧期结束的祭祀，应当在太庙合祭群主，不在太庙而在庄公，又能迎接周公、鲁公的神主到庄公处享祭吗？这些说法都难以通达。大概庆父扰乱国人，敢于杀害两位国君，还有什么礼制不扰乱的呢？丧期未到吉祭之时，而吉祭不在宗庙，而在寝宫，因为鲁国得以使用禘祭，就干脆使用禘祭罢了。后儒在追配不追配、合食不合食之间斟酌，怎么能对乱人的礼制有所恰当评判呢？以三家的厅堂而维系诸侯，天子端庄肃穆，歌唱而不怀疑，那么庆父的乱政不公然针对庄公，而追尊文王、周公，就是迎接太庙、世室的神主到庄公处合食了，也许干脆不追配、不合食，而追配、合食的殷代礼制盛乐，由庄公承受了。《春秋》记载此事，不仅是为了讥讽其僭越礼制。吴氏认为这时闵公年幼，事情出于庆父所为，无知无孝，非礼非义，而名不副实，一举而五种罪恶具备，用五个字的书法而各种罪恶全部显现，也颇有道理。大概迎回夫人而禘祭，还在周公庙举行，这是鲁国僭越禘祭的常规，而在庄公庙举行，则是礼制的极端变异，这是圣人在文字上严厉对待的原因。】

秋季八月辛丑日，国君去世。

【《左传》说：共仲派卜齮在武闱杀害国君。文定认为鲁国史官的旧文必定如实记载。陈氏认为《春秋》必定记载公子庆父在武闱弑杀国君。那么对于子般，旧史必定记载公子庆父在党氏弑杀国君了。之前对于隐公，也记载公子翚在蒍氏弑杀国君吗？之后对于子赤，也记载公子遂在某地弑杀子赤吗？如果旧史明确记载弑君的贼人以彰显其罪，孔子为什么要隐讳弑君？记载薨、卒，是为了隐藏贼人的名字吗？如果必定互相包容隐讳，以维系骨肉之恩

译这教导后世做臣子的，在遭遇君父变故时，只应当讨伐贼人，而不必直接书写“弑君”，这是为了保留不忍直言的心意。又曲折地采用不记载地点、不记载安葬的法则，以彰显事实，恐怕在情理和法度上是不应当这样做的。或许是旧史将罪责归咎于他人，孔子厌恶他们未能抓获真凶，但又不能更改以获取真相，以免严重得罪鲁国的君臣，不得已而改变惯例、确立法则，记载为“薨”或“卒”，不写地点、不写安葬，对于是否即位、以及那个人是出逃还是在国中掌权，都明确标示，以凸显其为弑君之人。这就是所谓的“避讳并非到底避讳，而事实依然存在”。又或许有的记载符合事实，有的不符合事实，孔子因为记载不一，担心迷惑后人，所以确立记载为“薨”或“卒”、不写地点、不写安葬的法则，以统一标准。然而旧史无法考证，不必多做解释。只要懂得孔子记载“薨”而不写地点的含义，就可以知道被弑的事实；又记载“奔”或“孙”，那么弑君的贼人就无处逃匿了。这是孔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确立法则，使事情无法隐瞒，而不是故意记载“薨”或“卒”来掩盖事实。文定认为，“弑杀”这样的言辞，不是臣子应当用于君父的，所以记载为“薨”以显示臣子的情义。那么，弑君后讨伐贼人，杀父后报仇，是明确说出君父被弑杀然后讨贼报仇呢？还是隐瞒其被弑杀然后讨贼报仇呢？难道在讨贼报仇之后，登载于史册的不写“弑杀”而写“薨”或“卒”吗？那么董狐直笔就被认为是不近人情，而庄公终身不提父仇，还算是怀有不忍之心吗？况且臣子对于君父，即使没有变故，也不忍心直斥其死，所以有“崩”、“薨”、“终”、“卒”等说法，以及“宴驾”、“捐馆”、“却宾”、“违养”、“无禄”、“即世”等委婉语。如果有变故，“弑杀”二字因愤恨而无法出口，这是自然的道理。在言语文字中，或许称为“遭变”、“遇逆”，但也不改口说“薨”或“卒”来掩盖事实，何况孔子对于他的先世国君，反而有所不忍，而掩盖事实呢？

译九月，夫人姜氏逃到邾国。

【文姜参与了杀害她的丈夫，当时没有讨伐，所以《春秋》去掉“姜氏”来声讨她。哀姜参与了杀害两个儿子，齐桓公讨伐她，已经明确判定了她的罪行了。而《春秋》在哀姜归葬的时候去掉她的姓氏。《公羊传》说：贬斥一定要在最重要的时候，没有比她带着丧礼到来更重要的了。文定认为不去掉姓氏，是降低文姜的规格。范氏说：妇人杀丈夫，母亲杀儿子，罪行有轻重的差别。然而恐怕杀害国君不能用轻重来衡量。看孔子同一本书中，文姜逃亡而哀姜在已经被杀之后还削去姓氏，那么认为杀儿子的罪行比文姜轻的说法是不对的。看孔子一处削去姓氏在逃亡时，一处削去姓氏在归葬时，以显示诛绝的意思，那么认为文姜、哀姜的安葬都没有讥讽的说法也是不对的】

公子庆父出逃到莒国。

【鲁国自孝公之后，都是一继一及的制度，而桓公杀害了国君兄长，又享国十八年，传位给他的儿子。这就是牙和庆父产生邪谋的原因。卫国州吁杀害国君得到国家，尚且经历了三个季节。齐国的无知也勉强支撑了几个月。庆父掌握兵权三十年，哀姜在内部支持他，杀害闵公不到一个月，而夫人逃亡、庆父出奔，为什么败亡得这么快呢。本来就知道鲁国人没有支持他们的。根据《左传》，成季带着僖公出逃，国内没有主君，而逆贼窜入鲁国的人，必定不是空谈义理来逼迫驱逐强暴，必定是有谋划动用武力，致死于凶恶淫乱贼乱的人，然后他们在国内无处容身，于是逃亡的就逃亡，出奔的就出奔。那么鲁人的义勇，本来是可以使用的吗？假如季友在回来之后，在国内与国人谋划，在国外告知方伯，抓住庆父杀了他，或者逼迫他离开国家，鲁国的祸难就平定了。因循敷衍，国君再次被杀，是谁的罪过呢？庆父出奔，文定认为是讥讽失去了贼人。也想想这贼人是谁，就是之前杀害子般的人。养贼在国内，已经两年了，直到今天，才开始讥讽他失去贼人，太晚了。夫失去贼人的讥讽，是讥讽宗臣。宗臣是谁，是季友。现在逃跑到他国，还讥讽之前在国中养贼，为什么唯独没有讥讽？而文定却曲意为季友开脱，大大违背了《春秋》的教化。君子志在讨伐贼人，那么成败利钝，不应当预先计较。即使说权力在庆父手中，夺取它很难。庆父既然出奔，他的权力已经丧失，为什么不迅速将他交给甸人，以明正他杀害国君的罪行呢？况且季友答应他的国君立子般，荀息答应他的国君立奚齐。季友立子般是正当的，荀息立奚齐是不正当的。不正当的立君，《春秋》尚且不抹杀他的死节。立子般没有坚持到底，而说《春秋》不罪责他的出奔吗？本来就知道季友的出奔，不如彭生的死节。又记载夫人逃亡、庆父出奔在国君死之后，那么国君是被遇害，而贼人是夫人和庆父就可以知道了。夫人和庆父杀害国君而不记载“弑”，记载“薨”，那么是有忌讳就可以知道了。虽然忌讳弑君而记载薨，而薨不记载地点，那么用不记载地点来显示被弑的实情，而隐公不记载地点，也是用不记载地点来显示被弑的实情就可以知道了。隐公被弑而贼人没有被讨伐，又没有出奔，那么贼人是桓公就可以知道了。贼人是桓公，而桓公所宠信的是公子翚，那么翚是助逆就可以知道了。闵公薨而夫人的逃亡是贼人，那么桓公薨而夫人的逃亡是贼人就可以知道了。夫人都因为逃亡而被视为参与了吗？所以闵公的薨不记载地点，桓公的薨虽然记载地点，它们都有缘故，就可以知道了。哀姜逃亡而庆父出奔，主持杀害闵公的，必定是庆父。那么文姜逃亡没有出奔的人，而桓公死在齐国，文姜逃到齐国，主持杀害桓公的，必定是齐国，就可以知道了。大概事实义理在闵公被弑时明确，而隐公、桓公被弑也都昭著了。那么子般、子赤的死而不记载地点，也与隐公、闵公的薨而不记载地点相同，以昭示他们被弑的实情吗？而子野的死没有缘故也不记载地点，又怎么区别呢？子般死而庆父到齐国，闵公没有即位，落姑的盟会，季子的归来，仲孙的到来，都用来显示内乱求定的迹象。子赤死而夫人回到齐国，行父到齐国，公子遂迎娶女子，行父又两次到齐国，也都用来显示内乱求定的迹象。所以知道两个儿子都不得好死。子野的死过了一个月才安葬，襄公在滕地参加盟会，过了一年昭公即位，叔孙豹立即出防诸侯的大夫在虢地，国家无事，那么知道他的死与子般、子赤不同了。他的死而不记载地点，是因为没有成为国君而不记载地点，不记载地点与大夫相同，而不是用不记载地点来显示义例】

冬天，齐国高子来结盟。

【闵公已经即位而仲孙来，僖公没有即位而高子来。落姑已经盟会，所以仲孙的到来不结盟。哀姜、庆父刚刚出奔，而鲁国国君没有确定，所以高子来结盟。事情形势不同，所以如此。仲孙来而闵公没有善终，高子来而僖公得以即位，不是两个人所能做到的。桓公不能讨伐庆父，在记载庆父到齐国时，体现在仲孙的到来上，没有关联。桓公能讨伐哀姜，在记载哀姜死在夷地时，体现在高子的到来上，没有关联。仲孙来不说“使”，高子来也不说“使”。如果来是为了责备他们的私心，来那么结盟也应当责备他们专断结盟。然而不是私自来，不是专断结盟，是齐侯派遣的。齐侯派遣而不说“使”，不持国书，不传达君命，所以不说“使”。不说“使”所以不称名，而称仲孙、称高子。《公羊传》说：“鲁人到现在还认为是美谈，说‘还指望高子’，那么认为鲁人喜欢他，而称”

译字、称氏，例如因欢喜公子友归来而称他为季子，就是这种情况。”但是鲁国人欢喜高子前来，比欢喜仲孙更为强烈，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闵公已经即位之后仲孙才来，而僖公尚未安定时高子就来了。这两人的到来既然不是私自前来，那么不称“使”是为了讥讽齐桓公，而对这两人则没有讥讽。如果认为仲孙前来是慰问灾难，高子前来是平定灾难，那么即使不称“使”，对齐桓公也没有讥讽，那就是嘉许齐桓公而不是嘉许这两人。那么《春秋》对这两人究竟褒贬什么呢？左氏对于仲孙认为是嘉许他，公羊、谷梁对于高子认为是欢喜他。文定指责仲孙而认为高子贤能，又认为称“子”比称氏、称字更为优越。他们的意思总归是以不称“使”来责备他们的君主，以称氏、称字、称子来肯定他们的臣子，所以左氏编造了“鲁国可以夺取吗”这样的话。文定采用公羊的说法，说齐桓公派高子率领南阳的军队来图谋鲁国，这都是不对的。齐桓公会合诸侯来谋求霸业，正以大义昭示天下，讨伐山戎以体恤燕国，击退狄人救援邢国，难道会苟且趁乱夺取鲁国吗？从道理来说，周公的祭祀不是齐桓公敢灭绝的；从形势来说，七百里的国家不是一战就能兼并的。不仅贤明的君主不会动夺取鲁国的心思，就是智谋之士也不会提出夺取鲁国的策略。却说齐桓公不估量德行、不衡量力量、不顾及大义、不审时度势，一次说“鲁国可以夺取”，再次说“鲁国可以夺取吗”？左氏夸大其词，本来就不值得相信。文定精于义理，却在此处判断失误，所以不能不辨明。另外，来会盟不称“使”，只有这里和司马华孙是这样。宋国的灾难即将发生，而华孙来到鲁国，考察前后的文意，那么华孙的会盟是私人的。齐桓公之前的会盟，闵公之后杀害哀姜，正有意使鲁国安宁。高子受命而来，虽然会盟不是私人的，但不能一概而论。

译十二月，狄人侵入卫国。

【如果一举攻占其所有城邑，国君或臣服于敌，或死亡，或逃往他国，这就叫做“灭”。卫国是大国，狄人不能据有整个卫国，所以宋桓公拥立戴公在漕地搭建庐帐居住，漕是卫国的城邑。《左传》所说的共、滕的百姓，共、滕也是卫国的城邑。大概狄人只是攻入了卫国的国都而已，按照《春秋》的书法应当记载为“入”，不应当记载为“灭”。就像郑国把许叔安置在许国的东部边地，并没有完全占有许国，所以也记载为“入”而不记载为“灭”。以前的儒者认为不记载“灭”是为了替齐桓公不能救援卫国而避讳，这是不对的。狄人攻打邢国时齐桓公去救援，狄人侵入卫国时齐桓公不去救援，即使不记载“灭”，也无法掩盖他不救援的事实。况且卫国没有参加齐桓公在幽地的盟会，齐桓公生气而攻打卫国，彼此间的仇怨尚未化解。或者狄人来袭时卫国没有向齐国报告危难，而且迅速丧师失国，像这样迅速，不能像邢国那样尽力支撑以等待齐国的援军，即使想要救援也来不及了。何必替齐桓公避讳“灭”字呢？又有人认为不记载“灭”是为了赞美齐桓公能够保存卫国，这也是不对的。灭了之后再保存它，才能显现他的功劳；如果掩盖了被灭的事实，怎么彰显他保存卫国的功劳呢？况且下文记载“城楚丘”而没有记载“齐人”，那么《春秋》也没有赞美他的意思】

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

【如果记载为“郑人抛弃了他的军队”，那就似乎专门归罪于高克；如果记载为“郑伯抛弃了他的军队”，那就似乎郑伯自己抛弃军队，而高克的事情就不显著了。所以用国名称呼，郑伯的罪责就难以推脱。高克的事情，也可以推究求得】

春秋宗朱辨义卷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宗朱辨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宗朱辨义卷五

高淳张自超撰

僖公

元年

春季，周王正月。

【文定认为，向上向天王请命，在国内继承先君的国家，然后才记载“即位”。向上虽然没有向天王请命，在国内仍然继承先君的国家，也记载“即位”。向上既不向天王请命，在国内又不继承先君的国家，就不记载“即位”。像庄公、闵公、僖公就是这样。那么定公为什么记载“即位”呢？如果说定公是被权臣所立，与桓公被立相同。《春秋》记载“如其即位”的意思，是为了谴责他没有隐瞒先君（被弑）的心思？那么闵公是被弑君者所立，即位后又不讨伐贼人，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来与定公相比呢？如果说闵公年幼不能自主，不能与定公同罚。那么他不记载“即位”，是为了谴责他不继承先君的国家呢？还是为了肯定他有隐瞒先君（被弑）的心思呢？如果说谴责他不继承先君的国家，那么桓公、宣公、定公都不继承先君的国家。如果说肯定他有隐瞒先君的心思，那么就不应当把季友拥立僖公与庆父拥立闵公视为同一件事而不区别其意义。因为庆父弑杀子般而拥立闵公，季友诛杀庆父而拥立僖公。闵公是被弑君者所立，僖公是被诛杀弑君贼人者所立。《春秋》同样不记载“即位”，那就似乎在谴责、肯定的意义上完全没有区别了。所以隐公、庄公、闵公、僖公不记载“即位”，应当以不举行即位之礼来断定。隐公是不想举行即位之礼，闵公是不能举行即位之礼。至于庄公和僖公，则是不忍心举行即位之礼。孔子完全沿袭旧史，十二位国君的是非就确定了】

齐国的军队、宋国的军队、曹国的军队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左传》记载为曹伯】

【关于聂北的军队，各位儒者的说法不同。看下文记载，邢国迁往夷仪，那么伊川所说的“责备他们本可以救援，却只是驻扎作为声援，导致邢国不能保全国家”是对的。但是齐桓公用兵，不致力于战胜。前年救援邢国，狄人被军队的声威震慑而离去；驻扎在聂北，又将整肃军队显示武力，不战而屈敌。而狄人自从侵入卫国以后，气势旺盛嚣张，不畏惧霸主军队的威容，所以强兵逼近邢国，邢国军队不能支撑而溃败。然而好战嗜杀，固然不是仁者的军队；而顿兵纵敌，也失去了拯救溺水、扑灭火灾的道义。又前文记载救援邢国是在狄人攻打卫国之后，这里记载救援邢国是在狄人侵入卫国之后，齐桓公急于救援邢国而不急于救援卫国，当时的情势一目了然】

夏季六月，邢国迁往夷仪。【《公羊传》记载为陈仪，后文同】

【在记载救援邢国之后记载邢国迁往夷仪，那么三支军队来不及救援就明白了。《左传》认为邢国投奔军队，军队驱逐狄人，未必是这样。如果军队果然在邢国投奔时立即驱逐狄人，那么狄人离去，为什么还有迁往夷仪的事呢】

齐国的军队、宋国的军队、曹国的军队为邢国筑城。

【邢国的旧都必定被狄人占据。如果因为残破不可居住而迁走，那么遭受狄人焚烧劫掠俘虏的人就很多了。如果只是践踏其乡遂都鄙而离去，祸害没有波及宗庙宫寝，那么还可以不迁走。吴氏认为邢国军队自己溃败而没有让狄人攻入，这是不对的。两次救援邢国都不能整肃军队，击退狄人，导致邢国的社稷改移，人民离散，危险之后才安定，灭亡之后才保存，虽然有安抚保护之恩，但实际上没有抵御救援的功绩。高氏说他们的功过不能互相掩盖，是对的。文定认为再次记载三支军队是为了赞美齐桓公的志义，这是不对的。大概他急于为邢国筑城，就不考虑为邢国恢复旧都，邢国之所以不能在诸侯中重新振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淮水之盟的成效仅仅如此】

秋季七月戊辰日，夫人姜氏在夷地去世，齐国人把她送回国。

【齐桓公杀哀姜，是合乎道义的。假使在弑杀子般的时候，庆父被齐国捉拿并处死，以此宽恕哀姜，那么闵公就不会再次被弑，哀姜也可以不死。以前没有决断，导致鲁国再次发生动乱，到了这里也不得不忍心对待哀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