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宗朱辨义卷八

译齐国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从大义的公论来看，齐惠公帮助齐宣公，最终弑君夺取了国家，安然接受鲁国防邑的事务，从惠公到顷公，将近二十年，国君朝见、臣子聘问，几乎没有哪一年空过。一旦前往防邑朝见晋国，齐国就以此作为嫌隙，问罪的军队隔代而至。惠公、顷公的罪过，本应相继加以惩治。从人情的私利来看，鲁君是齐国所拥立的，夫人是齐国的女子。在平州防守，诚信而不结盟；济西的田地，接受后又立即归还。对鲁国有什么亏欠，却舍弃鲁国而依附晋国呢？况且齐国与晋国互不相让，齐国既怨恨鲁国背离自己，又恼怒鲁国倚仗晋国，沉默而不讨伐，会被诸侯所嘲笑。北部边境的军队，齐国也是有所不得已的。《春秋》治理的是公义，不治理私情。齐国的罪过，固然不可以曲意宽恕。

但在文公的时代，齐国的商人弑杀国君，拘捕叔姬，拘捕单伯，没有名义的军队三次到达西部边境，向晋国告急而晋国不救援，进献贿赂请求结盟，耻辱也到了极点。那时当权执政的人，不就是行父吗？君主有忧患臣子就受辱，君主受辱臣子就应死节，而行父还在齐国和晋国之间往来，做苟且求存的打算，是多么懦弱啊！现在因为厌恶归父的缘故，激怒齐国结下怨恨，齐国的军队前来，难道不可以修饰言辞谢罪来平息吗？过了些时候四位卿大夫一起出兵，请求晋国的军队联合卫国、曹国来迅速报复齐国却战败了，又是多么勇敢呢？这是因为归父还在齐国。唉！商人虐待我国的耻辱，却不考虑洗雪；归父专权的怨恨，却不能忘记。动用公家的军队来发泄私愤，胁迫新君而仇视先君，大概从此鲁国就成了季氏的鲁国了。

译夏季四月丙戌日，卫国孙良夫率领军队与齐国军队在新筑交战，卫国军队大败。

【新筑是卫国的地方，这一定是齐国出兵侵犯卫国，而卫国出兵在新筑迎战罢了。《左传》所说卫国将要侵犯齐国，与齐国军队相遇，恐怕是因为《春秋》没有记载齐国军队侵犯、讨伐卫国，而附会出来的说法。卫国对于齐国，自从帮助宋国讨伐丧礼以来，没有发生过战争，现在被晋国胁迫，而世子臧跟随晋国讨伐齐国，理亏在卫国。齐国即使来报复，为什么不可以修饰言辞来谢罪，却急于交战呢？《春秋》记载孙良夫率领军队，而没有指明齐国军队的主将，就知道是专门归罪于孙良夫了】

六月癸酉日，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会同晋国郤克、卫国孙良夫、曹国公子首，与齐侯在鞌交战。齐国军队大败【“首”字，《公羊传》《谷梁传》作“手”】

【将领称元帅是属辞的体例，这次战役。根据《左传》，晋国也有四位卿：郤克、士燮、栾书、韩厥。《春秋》只记载郤克，而对于鲁国四位卿都记载，就知道是归罪于四位卿了。《谷梁传》认为行父、郤克、孙良夫、公子首同时出使齐国，受到一笑的侮辱。《左传》也大致相同，这件事或许确实存在，但其本意本来不是专门为此。晋国想要世代主持夏盟，而齐国独以霸主之后的身份抗拒不参加盟会。防备晋景公将要会合诸侯，所以假借齐楚结好的名义，趁机联合兵力讨伐齐国和卫国。在新筑战败之后，又不得不借助诸侯的军队来报复。曹国也是被晋国役使罢了。至于行父的私仇，齐国完全不是因为一笑的缘故。宣公十八年间，仲遂、归父父子相继专权用事，将要没有季氏了。季氏的隐忍，没有人敢怎样，是因为宣公在位。宣公死后，归父虽然被驱逐但还在齐国。如果稍微等待时机而苟且怠慢事情，齐国听从归父的话，发动南阳的军队，接纳归父并结盟，成公和三桓就危险了。于是急忙依托晋国，作为先发制人的计策，使齐国自救尚且来不及，无暇为归父谋划。大概晋国有晋国的私心，而巧妙借助必定要尽力讨伐齐国的行父。行父有行父的私心，而巧妙借助必定要在齐国得志的晋国。文定指责他因为一笑的缘故，残害百姓毒害民众，几乎俘获国君，而怒气还未平息，作为愤兵之戒，还没有得到《春秋》的大义。如果《春秋》的大义在此，那么记载季孙行父及郤克、孙良夫、公子首就可以了，为什么对于鲁国却要四位卿都记载呢？又认为成公刚即位，君主年幼国家危险，因为季孙一怒，扫荡边境兴师动众，虽然成公身边没有人，也不顾惜，也不是这样。行父明知欺骗年幼的君主，起初不顾国家的危险，一定要一战战胜齐国，然后齐国才不会产生接纳归父的念头。晋国感激我们辅助霸主的功劳，三桓安定而幼主在他们掌握之中。茅堂胡氏认为公室卑弱，四位卿专断命令，各自得到鲁国的兵权。那臧孙许和公孙婴齐，他们能得到鲁国的兵权吗？《春秋》一并记载，以显示臧孙许听从行父而不听从君主，公孙婴齐因为是宣公、成公的近亲，也不敢不唯行父是从。这是内大夫和外大夫联合出兵讨伐国家而并列书名的开始，没有像这样详细的了】

秋季七月，齐侯派国佐到军中。己酉日，与国佐在袁娄结盟【《谷梁传》作爰娄，召陵记载屈完来军中结盟。“来”字，是从外面而来。来盟，彰显其来的意图。本来是为了结盟。国佐到军中，是齐侯派他，以请求各位大夫的愿望。两方言辞既成，然后才有袁娄的结盟。所以召陵的盟约，是楚国接受诸侯的盟约；袁娄的盟约，是晋国与齐国结盟】

八月壬午日，宋公鲍去世

庚寅日，卫侯速去世【“速”字，《公羊传》作“遫”】

夺取汶阳田地

【内邑被外邦夺取，则史官讳言。前面既讳言夺取，那么后面不得不讳言归还。夺取汶阳田地与夺取济西田地，书法没有不同。那讳言因晋国而夺取曹国田地，说好像是我从曹国夺取的一样；此讳言因晋国而归还齐国侵占的土地，说好像是我新从齐国夺取的一样】

冬季，楚国军队、郑国军队侵犯卫国

【根据《左传》，则蔡国、许国都跟随了。根据经文，则十一月，公在蜀地会合，即在月的丙申日，十二国在蜀地结盟，而秦国大夫也参与了。秦国距离鲁国远，如果约定会合，而秦国才到，不应该如此迅速，这一定是秦国大夫也跟随楚国军队了。而《春秋》都不记载，只记载郑国军队，是专门归罪于郑国跟随楚国，如同厥貉之次，专门归罪于蔡国】

十一年，公在蜀地与楚国公子婴齐会合。

【楚国军队压境，指责我们跟随晋国讨伐齐国。应当环城固守，等待晋国救援。即使不得已而请求和解，那么四位卿在哪里？而烦劳幼主亲自出城呢？行父因私心而背离齐国趋向晋国，四位卿都出动，不是公的本意。行父自危而不敢出城，所以暗中与仲叔谋划而迫使公亲自前往。其请求和解的言辞，必定说：“先公联合齐国，以通好于楚国宋国的会合，未曾敢忘记。幼主新立，被晋国的强大胁迫，不得不派遣大夫跟随。”用这样的言辞，可以消除楚国的怒气。然而齐国的怨恨已深，楚国狡猾不可测，公的前往难道不危险吗？而行父不顾。《春秋》对于公会、公盟两书不讳。论者只在其背离华夏依附楚国，以望国之君而下比于荆蛮的大夫，为成

译这是公罪，却不知圣人因罪行而责罚父亲。讨伐齐国时四位卿大夫一同出征，防御楚国大夫时年幼的君主亲自前往，将这些事记载于史册，难道不是深刻而明显吗？

译丙申日，鲁君与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国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在蜀地结盟。

【主持这次盟会的人，一定是婴齐。婴齐主持盟会，各国大夫听从他，鲁君也听从他。这被《春秋》所厌恶，还有什么可疑的呢？伊川指责他不能巩固边疆，结交邻国友好，以谋求自我保全，这是对的。文定认为他应当专一侍奉晋国，则是不对的。《春秋》难道会因为舍弃周天子而侍奉霸主就认为合乎道义吗？又有儒生认为大夫不称名是贬斥，这也是不对的。凡是称大夫的名字，是用来贬斥大夫的罪过，即大夫专权。大夫不称名，则是用来归罪于他们的国君。对于这十一个国家，也各自有其罪过。归罪秦国与楚国结盟，归罪齐国感激楚国军队前来救援，归罪陈、郑长期臣服于荆蛮，而郑国又出兵跟随，归罪宋国被围困超过一年，有能力抵抗，之前与楚国讲和是不得已，而现在接受盟约本可以停止却不停止。其他小国不值得责备，而曹、卫跟随晋国，仇视齐、楚的军队一到，为什么背叛得这么快，罪过尤其严重。以中原国家接受楚国大夫的盟约，即使称名，何尝不是贬斥？而接受楚国盟约的罪过，又哪里需要等到贬斥称名才显现呢？如果在宋国是诸侯互相见面的盟会，那么称诸侯大夫的名字，《春秋》归罪尤其深重。正因为不称诸侯大夫的名字，所以也不称婴齐的名字。又《左传》认为蔡、许乘坐楚国的车，不能列于诸侯，这也是不对的。蔡、许臣服于楚国，楚国役使他们已久，无需盟约，所以不让他们参与盟会，并非《春秋》厌恶他们乘坐楚国车而削去他们的爵位】

三年

春季，周王正月，鲁君会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讨伐郑国。

【婴齐到达蜀地，鲁君亲自前往会合。宋、卫、曹都约定而至，大概是因为已经接受了楚国的盟约。才过了一个季度就背叛盟约，跟随晋国讨伐郑国。如果说道义上应当跟随晋国，为什么起初不跟随楚国？如果说背叛楚国盟约不算不义，为什么不与楚国结盟更合乎道义？家氏认为离开强盛的楚国，跟随衰弱的晋国，去讨伐有罪的国家，是《春秋》所嘉许的，这是不对的。郑国作为楚国的向导，其罪过固然很大。鲁、宋、卫、曹接受楚国盟约，罪过很轻罢了。盟主本来就有理由讨伐郑国，鲁、宋、卫、曹有什么理由跟随晋国讨伐郑国呢？家氏认为郑国罪当讨伐，纠正诸侯的爵位以显示道义，这也是不对的。这应当揣度圣人的心意，公正地宽恕这四个国家的悔过，而归罪郑伯的坚持作恶，这样说就没有缺憾了】

辛亥日，安葬卫穆公【穆公即缪公】

【继位的国君立即用兵，匆忙回国，急忙安葬先君，这是迫于晋国的命令，不得已而为之，也是《春秋》所厌恶的】

二月，鲁君从讨伐郑国回来

【会合讨伐没有不记载“至”的，吴氏认为虽然没过多久，但讨伐郑国无功且危险，所以记载“至”。然而像僖公讨伐楚国有功而记载“至”，难道不是因为危险而记载“至”，是因为过了很久吗】

甲子日，新宫发生火灾，哭了三天

【《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哭是合乎礼的，文定采用刘质夫的说法，认为不合礼。如果合乎礼，那么常事就不记载了。《公羊传》又认为是记载灾祸，所以记载。如果是为了灾祸，那么记载灾祸不记载哭就行了。怀疑应当从文定的说法。但是鲁国从周公到文公，父子兄弟相继相及，共十九世。而考察炀公、幽公在魏地，厉公在献地，真公在武地，懿公在孝地，隐公在桓地，闵公在僖地，兄弟相继的共有七次。宣公的时候，如果兄弟不区分昭穆，那么庄公是高庙，闵公是曾庙，僖公是祖庙，文公是祢庙，应当祧迁庄公、僖公，而让宣公进入僖公的庙。如果兄弟不区分昭穆，那么隐公、桓公是高庙，庄公是曾庙，闵公、僖公是祖庙，文公是祢庙，又应当祧迁隐公、桓公、闵公、僖公，而让宣公进入闵公、僖公的庙。考察《春秋》不称庙而称宫，又直到哀公时代桓公、僖公的宫室发生火灾，所以怀疑不以兄弟区分庙数，而是同庙异宫。当宣公入庙时，必定祧迁隐公而不祧迁桓公，而将闵公的神主迁到隐公的宫室，祧迁闵公而不祧迁僖公，而将宣公的神主迁入闵公的宫室。所谓新宫，应当是在闵公的宫室进行修葺粉刷。所谓新宫发生火灾，应当是在修葺粉刷的时候发生火灾。这必定是旧神主已经迁出，新神主尚未进入。但是难以确定既已迁出又未进入，宫室尚无神主，而在五庙之中烧毁一宫，难道不会惊动并损害在庙中祖考的精神吗？如果有哭三天的礼仪，实行它不算过分，而《春秋》记载以讥讽它，难道是因为旧神主既已迁出，旧神主的精神已经离去吗？这新神主尚未进入，新神主的精神尚未归属于此，而对于其他庙宇神主的精神虽然惊动却没有损害，不需要哭三天吗？古制已经淹没，鲁礼也有变化。或者宣公另建新宫，或者古代没有哭三天的礼仪，难以考证，不能定为定论】

乙亥日，安葬宋文公

【卫穆公、宋文公都死于去年八月，都迫于晋国的命令，出兵讨伐郑国，因此超过了五个月的期限。看《春秋》在讨伐郑国时，记载“宋公、卫侯”，是明确显示宋、卫不以丧事推辞晋国，晋国役使宋、卫，背弃刚去世的国君，都有罪而举其爵位，以归罪他们不行如期安葬亲人的礼仪，而行逾年称君的礼仪。宋文公的厚葬，《左传》也这样说，文定独自为后世示警，《春秋》没有这个意思】

夏季，鲁君前往晋国

【去年八月，夺取汶阳田地，不迅速前往拜谢的原因，是因为有楚国的军队】

译到了冬天，没有去朝拜，是害怕晋国因自己与楚国结盟而发怒。于是派防帅的军队去攻打郑国，以此向晋国解释，然后才去朝拜。借朝拜田地的名义去朝见晋国，而让成公以侍奉齐国的礼仪来侍奉晋国。

译郑国公子去疾率领军队讨伐许国。

【郑国和许国自桓公以来长久地停息了战事。文公九年，许昭跟随晋国来救援郑国。新城的盟会，郑国和许国都一同参与。到这里忽然兴起讨伐许国的军队，以后不断加兵，必定要灭掉许国才甘心。郑国在晋国、楚国面前受屈，却想在许国身上伸展威风，已经不顾念小国，又何必推辞晋国、楚国不顾念自己呢？《春秋》在去疾身上称“公子”，称“帅师”，是憎恶去疾】

鲁成公从晋国回来。

【宣公终身朝见齐国，成公终身朝见晋国。至于宣公奔往齐国参加元公的丧礼，成公奔往晋国参加獳公的丧礼，则是先后遵循同样的路径。受辱也太过分了】

秋天，叔孙侨如率领军队包围棘地。

【去年秋天，记载夺取汶阳田地，过了一年棘地不服从。应当是棘地的大夫是齐国人，不听从田地归还鲁国，所以叔孙侨如率领军队去讨伐。并不是棘地的百姓不愿意回归故国。看后来韩穿来说，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想那时齐国虽然答应归还侵占的土地，而邑中的大夫是齐国所任命的，占据邑地没有离开，相持不决。记载叔孙侨如率领军队，是彰显成公任用叔孙侨如的专断，这是鲁国的军队】

举行大雩祭。

晋国的郤克、卫国的孙良夫讨伐廧咎如。【廧，公羊传作将；谷梁传作墙】

【晋国联合卫国讨伐廧咎如，那么廧咎如仍然强大，不仅仅是赤狄的残余党羽散入廧咎如】

冬季十一个月，晋侯派荀庚来聘问。

【鲁君亲自朝见，而大夫回报聘问，齐国、晋国都是这样，不只是晋国作为盟主的礼仪如此。当时大小强弱的气势，就是这样】

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

【宣公七年，孙良夫来，是为了晋国来使鲁国结盟，所以记载“来盟”。这是卫国想要结盟来取信于鲁国。今年则是孙良夫以聘问而来，不是以结盟而来，而和孙良夫结盟，是鲁国想要结盟来取信于卫国。取信于卫国的结盟，是为了表明因为卫国跟随晋国的志向】

丙午日，和荀庚结盟；丁未日，和孙良夫结盟。

【记载来聘问，是彰显晋国、卫国的国君是以聘问使节，不是以结盟使节。记载和谁结盟，是彰显结盟出于国君的意愿。而荀庚、孙良夫不推辞，那么当时因聘问而结盟，习以为常，不只是两位大臣的专断而且抗命】

郑国讨伐许国。

【伊川认为郑国依附于楚国，一年之内两次讨伐许国，所以称“郑”而不称爵位。然而襄公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齐人连年加兵于鲁国，十六年、十七年则都是一年两次讨伐，包围成地，包围桃地，包围防地。襄公二十五年，郑国一年两次加兵于陈国，春秋为什么不对它们称“郑”而不称爵位呢？何氏认为憎恶他们与楚国同心结党，所以称“郑”而不称爵位。范氏认为讨伐卫国的丧期，又背叛诸侯的盟约，所以称“郑”而不称爵位。文定则说：晋国楚国争夺郑国，郑国两事晋楚。等到邲之战失败，开始专心侍奉楚国，不通中华，它之所以不同于称“郑”而不称爵位的理由很少。如果是这样，那么应当在侍奉楚国时称“郑”而不称爵位，在背叛晋国时称“郑”而不称爵位，在讨伐卫国时称“郑”而不称爵位，在背叛诸侯盟约时称“郑”而不称爵位，为什么唯独在讨伐许国时称“郑”而不称爵位呢？文定又认为欺凌弱小侵犯寡少，一年之中两次对邻国动武。春秋诸侯大国欺凌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众国暴虐寡国，都认为是常事。如果想要称“郑”而不称爵位，应当把二百四十二年的诸侯都称“郑”而不称爵位，为什么唯独在郑国讨伐许国时称“郑”而不称爵位呢？以前讨伐许国不称“郑”而不称爵位，认为罪恶还不严重。现在则罪恶成熟而称“郑”而不称爵位了。明年讨伐称郑伯，就是讥讽他忘记亲善而从事战争。而此后记载包围、记载讨伐，又称人、称公子，为什么呢？郑国作为中原诸侯而坚决依附楚国，这是罪过一。牺牲玉帛，陈列在边境以等待强者，这是罪过二。郑国不以道义自强，依附楚国也应当称“郑”而不称爵位，朝晋暮楚也是罪过。罪行比郑君臣终春秋之世都称“郑”而不称爵位，为什么唯独在这年讨伐许国时称“郑”而不称爵位呢？于是陈氏则认为诸夏变化于楚国，郑国是祸乱的阶梯。到了辰陵，郑国率领诸夏侍奉楚国，在邲地打败晋国，在蜀地盟会十四个国家的君大夫，都是郑国做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应当在盟会辰陵时称“郑”而不称爵位，在盟会蜀地时称“郑”而不称爵位，不应当在讨伐许国时称“郑”而不称爵位。况且像蔡、许那样的世代，属于楚国，像鲁国不接受楚国军队而朝见其朝廷，或者进献贿赂以取悦，或者乞求军队以内伐，那么郑国的罪过还可以原谅。诸儒的说法，实在难以贯通】

四年

春天，宋公派华元来聘问。

【鲁国和宋国的友好，自从华孙来结盟，恢复交通。宋鲍在位二十二年，既没有相恶的事情，而又前往参加他的葬礼。所以嗣君新立，来修聘礼，并且用来通婚姻】

三月壬申日，郑伯坚去世。

杞伯来朝见。

【杜氏认为将要休弃叔姬，先修朝礼以说明缘故，恐怕不一定如此。或者是将要休弃叔姬，害怕鲁国发怒而被讨伐，先修朝礼以弥补过失】

夏天四月甲寅日，臧孙许去世。

鲁成公前往晋国。

【成公去年前往晋国，是为了拜谢汶阳的田地。今年前往晋国，或许是因为夺取汶阳田地，而棘地的人不服从，所以如此。髙氏认为，曾经依附楚国的缘故，然而自从防地讨伐郑国后，晋国已经释然了。而且晋国不以盟楚来讨伐的原因，东方的诸侯都接受楚国的盟约，不可胜讨，不得不暂且隐忍】

安葬郑襄公。

秋天，鲁成公从晋国回来。

【根据左传，这一年朝见晋国而受到不敬的侮辱，然而晋国即使加礼，又怎么能算是荣耀呢？知道这一点，就可以懂得《春秋》在僖公两次前往齐国不记载“至”，而在其他国君无不记载“至”的意义了】

译冬天，在郓地筑城。

郑伯攻打许国。

【连年攻打许国和郑国，罪过太大了。又匆忙安葬亲人，却用吉礼的规格随军出征，他不能长久保有君位，是理所当然的吧】

译鲁文公五年

春季，周历正月，杞国的叔姬回国。

【吴氏认为叔姬是鲁僖公的女儿，说鲁文公三十一年杞国的伯姬来鲁国求娶媳妇，而鲁国把叔姬嫁给了杞桓公。然而其他儒者在解释鲁文公十年记载“子叔姬去世”时，认为就是之前许诺给杞桓公的那个女儿，既然去世了，鲁国又用另一个名叫叔姬的女儿嫁给他，而吴氏在那处没有阐明，实在难以让人信服。根据这里记载“来归”，家氏认为可能是叔姬因病回国；吴氏认为可能是原来的夫人没有儿子，其他妾室有儿子，她心中不安而回国，所以记载“杞伯迎丧回国”，而没有贬斥的言辞，未必是这样。即使有病，即使无子，即使心中不安，按礼义也不应当回国。叔姬回国，史官记载是为了表示讥讽。鲁国对待杞国，就像齐国对待鲁国一样，大小强弱形成对比，杞伯迎丧回国，未必不是屈服于鲁国的缘故，就像鲁国请求迎回哀姜的丧事是屈服于齐国一样。又记载回国、去世、安葬，详细记载是为了彰显鲁杞两国关系离合的始末。杞国作为夏禹神明的后裔，自从进入春秋时代到现在一百三十多年，未曾一次与诸侯结盟防备，弱小难以独自生存，于是依托婚姻来亲近鲁国。自从鲁庄公二十五年伯姬嫁到杞国之后，再次订立姻盟，友好往来八十多年，而叔姬忽然心中不安而回国，这必定有缘故。叔姬回国后，杞伯就在这一年与诸侯在虫牢结盟，从此诸侯的防备结盟中开始有杞伯，大概是杞伯害怕因为叔姬的缘故得罪鲁国，鲁国以此为由讨伐他并依托晋国。由此看来，那么叔姬的回国算不上善意的回国，而杞伯迎丧必定有所屈服，不能说《春秋》没有讥讽了】

仲孙蔑出使宋国。

【报答宋国的聘问，如此迅速，可见鲁国急切想要巩固与宋国的交好。鲁国与宋国互相聘问，而齐国因此忌恨他们】

夏季，叔孙侨如在谷地防备晋国的荀首。

【之前记载叔孙侨如率领军队包围棘地，与记载公孙敖率领军队以及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公孙归父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夺取绎地，同样彰显三位大臣专权用兵。这里记载叔孙侨如在谷地防备晋国的荀首，与记载公孙敖在戚地防备晋侯，公孙归父在谷地防备齐侯，在宋国防备楚子，同样彰显三位大臣专权防备。彰显三位大臣专权用兵、专权防备，是为了彰显三位大臣被季孙行父忌恨而逃亡的原因。至于荀首出使齐国，不过经过鲁国边境，必定没有前往馈赠的事情。高氏指责他行非礼之礼，是不对的。即使前往馈赠也是小事，旧史可以不记载。前往馈赠的非礼，也是小过失，旧史记载《春秋》可以不记载。况且记载了“防”，又怎么向后世显示失礼的讥讽呢？应当仍然是为了汶阳的田地】

梁山崩塌。

秋季，发生大水灾。

冬季十一个月己酉日，周天子去世。

十二月己丑日，鲁成公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在虫牢结为同盟。

【郑国因为许国的缘故，所以在楚国不得志，于是向晋国请求和好。晋国急切联合诸侯，在郑国的土地上与他们结盟。这是晋国高兴得到郑国的表现。这是郑国在晋楚之间凭借去向来权衡自己的做法吗？郑国谋求生存靠的是这个，郑国失去正道也靠的是这个。文定认为周天子去世，报丧的信使已经到达，鲁成公不去奔丧，却与九国结盟，所以记载“同盟”，以彰显他不臣服。然而上面记载“周天子去世”，下面记载“九国结盟”，不去奔丧的罪过已经彰明了。义理上不需要再记载“同”来显示它。记载“同”，是因为齐侯参与结盟，晋国谦让不独自做主，推举与诸侯共同结盟】

鲁文公六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成公从结盟之地回国。

【在记载虫牢结盟之前，记载了周天子去世，汪氏认为鲁成公应当从结盟之地前往京师，去奔周天子的丧，然而在结盟之后，突然回国，所以记载“公至自防”，以彰显他无视王权、不臣服。然而齐桓公在葵丘结盟是在周天子去世之后，而在鲁僖公时没有记载“至自防”，就知道《春秋》没有这种义例了。况且周天子去世的日子，与在虫牢结盟的日子，相隔四十天，说明报丧的信使已经在诸侯中不停奔走，而鲁成公还安然结盟，他的罪过已经彰明。政令不等待记载，至于结盟之后才开始治他无视王权、不臣服的罪过。大概有贯通《春秋》大义的地方，有针对具体人具体事的地方，比如周天子去世而不奔丧这类，就贯通《春秋》大义来显示讥讽，不必随着具体事情来讥讽】

二月辛巳日，建立武公的宗庙。

【武公，从昭穆辈分来说，是周公的六世孙，鲁成公的九世祖；从继承来说，是始封之后的第十代诸侯，新君之前的第十二代先公。祖孙辈分，都遥远了。武公以弟弟继承哥哥，舍弃嫡子立庶子，在位九年去世，给后世留下篡位弑杀攻伐的祸患，不是鲁国的好君主。鲁国追念远祖而建立他的宗庙，是为什么呢？左氏认为季文子因为鞌之战而建立武公宗庙，他的意思把武宫当作武库之类。然而看后来建立炀宫，书法相同，以及鲁昭公十五年记载“在武宫举行祭祀”，那么这里应当是武公的宗庙。建立武公宗庙，或许仍然是因为鞌之战的缘故。大概武公谥号为武，在周宣王时，必定有战胜攻取的事情。季孙行父既然把鞌之战当作自己的功劳，而又愤恨鲁国积弱不振，想要凭借武力与诸侯争衡，所以又重建已经毁坏的武公宗庙，向臣民示意。鲁国作为秉持礼义的国家，被列国所重视，只是不修文德，自毁防线，所以往往被强邻诬陷，不思恢复周公之道，却夸耀武力，这能跟齐、晋、秦、楚争胜吗？错了】

译那宫庙如果距离遥远，有毁坏而无重建的道理，文定对此已有详尽的论述。至于将武宫称为武世室，与鲁公之庙称为文世室相提并论，见于《明堂位》的说法，则是汉代儒生依附《春秋》所作的解说，汪氏对此也有详尽的辨析。

译取鄟

【才建立武宫就灭掉了附庸的小国，武力的祸害多么猛烈啊！大国吞并小弱国家像这样，又何必奇怪楚国蚕食姬姓诸侯呢？鲁国制作丘甲从而战胜，建立武宫从而夺取国家，公孙行父用这种计谋治理国家，而国家的衰弱却更加严重。这都是自己掌握兵权、独揽国权的计策啊】

衞孙良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宋国、卫国并没有看到有仇怨，却突然用军队侵犯鲁国。宋国正与鲁国往来通聘，也用军队侵犯，那么两国对于宋国，都是奉行晋国的命令无疑。宋国既然接受了晋国的盟约，鲁国、卫国又与晋国同盟。虫牢之盟刚散，侵犯的军队就到了。左氏认为宋国推辞防地，所以推辞防地不是罪过，而强行命令盟国一再侵犯，晋景公的不义，就是这样啊。齐桓公在召陵会盟之后，两次对陈国用兵，陈国有辕涛涂欺骗军队的罪过，讨伐江、黄，七国侵犯，齐国人亲自统领军队，《春秋》尚且讥讽他们。何况宋国没有罪过而晋国不出兵，专役使鲁国、卫国，俨然有天子命令讨伐的意思，可以吗？然而《春秋》记载孙良夫率领军队，记载仲孙蔑、叔孙侨如率领军队，听命于人而攻打所喜爱的国家，又不是有罪而不能推辞，像接受天子命令去讨伐有罪的人，所以归罪于良夫以及蔑、侨如。左氏认为这次战役是晋国的伯宗、夏阳说服卫国、孙良夫、甯相、郑人、伊雒之戎、陆浑蛮氏。然而《春秋》只记载良夫，必定没有其他军队。看鲁国侵犯宋国没有其他军队，那么卫国侵犯宋国没有其他军队就可以知道了。那些卫人无备、卫人登城防守的事情，以及夏阳说服想要袭击卫国、伯宗认为不可的说法，或者是盟于虫牢之后，晋国军队归途经过卫国时的事情，左氏误以为是侵犯宋国时的事情了。故家氏认为不赞成晋国率领戎蛮攻打中国，是不对的。晋国如果率领戎蛮攻打中国，《春秋》应当记载以归罪他，难道反而不记载以隐藏他的恶行吗？我怀疑宋国因为子灵的灾难推辞防地，不能算作罪过。虫牢之盟之后，又没有看见诸侯再次防地，而宋国不参与，文公凭什么对宋国一再侵犯呢？当时齐国、晋国正联合，齐国既然仇视鲁国，又忌惮鲁国、宋国的新交好，害怕他们因为婚姻而将在改朝换代时与齐国为敌，所以在晋国离间鲁国、宋国。晋国想要拒绝齐国，就害怕失去齐国；想要归罪鲁国，但鲁国正勤于侍奉晋国，所以借宋国推辞防地，假造罪名，让卫国侵犯宋国，以显示他的意图。此后公孙婴齐出使晋国，必定以此作为解释，而晋国就命令鲁国侵犯宋国，以离间他们的交好。到了第二年，鲁国、卫国、齐国、宋国在马陵会盟；又过了一年，把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然后齐国的怨恨才消除。齐国的怨恨消除，然后晋国的意图才解除；齐国、晋国不忌惮，然后华元再次聘问，鲁国、宋国的婚姻才完成】

夏六月邾子来朝见

公孙婴齐出使晋国

【卫国侵犯宋国之后，公孙婴齐出使晋国，这必定是向晋国解释亲近宋国的缘故。晋国命令侵犯宋国以断绝关系，而鲁国不敢推辞。所以亲近宋国之后，公孙行父再次出使晋国，这必定是向晋国报告断绝宋国关系的命令】

壬申日郑伯费去世

秋仲孙蔑、叔孙侨如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两位卿大夫率领大众同时行动，以显示自己用武力对付宋国，以解除齐国、晋国的疑虑。然而自从四位卿大夫在鞌之战后，直到春秋末年，凡是动用军队，有时是两位卿大夫，有时是三位卿大夫，大夫专权，一同出师，而公室更加微弱。所以吕氏说他们侵犯宋国的事小，而专权的祸患大，是对的。李氏认为《春秋》凡是奉行霸主命令，或者为霸主而兴师，都记载“侵”，本来不是有怨恨，只是屈于不得已，所以也没有志于深入而成“侵”，他的说法也是对的。但是奉行霸主命令而苟且声罪致讨，就怀疑是奉行王命了。不仅《春秋》不记载“伐”，想当日诸侯也不肯以奉命伐国，尊事霸主】

楚公子婴齐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争夺郑国而讨伐丧事，《春秋》深恶楚国了。这是记载楚国大夫率领军队的开始，也是用来归罪婴齐的。文定因为他的书法，与中国记载卿大夫率领军队相同，说没有贬辞，是不对的。中国记载卿大夫率领军队，未尝不是贬义，何况楚国争夺郑国而讨伐其丧事呢？必定要等到记载晋国救援才看见《春秋》厌恶楚国，这又是拘泥于凡是记载救援都是善事的义理了】

冬季孙行父出使晋国

【一年而两次聘问，晋国必定不是无事而只是修聘礼。左氏认为是祝贺迁都。即使依据左氏，晋国在四月丁丑日迁到新田，那么六月公孙婴齐出使晋国，应当致贺了。鲁国敢推迟祝贺而等到冬天吗？所以知道这是向晋国报告侵犯宋国的命令。又国内聘问他国，如果是常事，那么《春秋》不记载。记载的，必定有关前后之事及往聘之人。如果是贺迁，也是常事，不记载了】

晋栾书率领军队救援郑国【救公作侵】

【楚国讨伐郑国，丧师，晋国救援，确实是善举。但不是因为他的善举而记载“卿”“书帅”“师”。这及后来侵犯蔡国、讨伐郑国三次记载“乐”，记载“帅师”，以彰显栾书长久专掌晋国帅权。彰显栾书长久专掌晋国帅权，是归罪栾书不能以仁义辅佐晋厉公，以及晋厉公被杀而又不能讨贼。也用来彰显晋厉公被杀没有主名，而不是栾书一人的罪过。大概栾书长久专掌晋国帅权，有力弑君，有力讨贼。如果晋厉公果真是栾书所杀，《春

译《春秋》不应当放纵他。如果史书已经记载了讨伐贼人，《春秋》就不应当隐没不记。弑君者称国，由此可知《春秋》并不因弑君而责备栾书。国君被弑而贼人未被讨伐，由此可知《春秋》是因未讨伐贼人而责备栾书。大概从三次记载“栾书率师”中，可以明白这一点。

译鲁宣公七年

春季，周历正月，小老鼠啃食了用于郊祭的牛的角，于是重新占卜选牛，小老鼠又啃食了新选牛的角，于是便免去了郊祭。

【用于郊祭的牺牲，却被阴险卑贱残害的小虫所伤，这似乎也有某种天意使之如此，不必等到再次被啃食才认为不是主管官员的过错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牛角被啃食后改卜，没有再次被啃食，难道就要归咎于主管官员吗？】

吴国攻打郯国。

【吴国初次在《春秋》中被记载，吴国就像楚国初次被记载时被称为“荆”一样。后来吴国逐渐与中原各国交往，于是称其为“人”，称其为“子”，就像楚国逐渐与中原各国交往，于是称其为“人”，称其为“子”一样。假如《春秋》记载到吴国灭亡为止，吴国的防盟侵伐等与中原各国的交往逐渐与楚国相同，那么记载吴国的大夫、率领军队，也会与楚国相同了。既然如此，那么后来详细记载楚国，简略记载吴国，难道是《春秋》推崇楚国而贬抑吴国吗？攻打郯国而战火牵连到中原大国，初次记载吴国，是为了显示吴国将成为中原各国的祸患。】

夏季，五月，曹伯来朝见。

没有举行郊祭，但仍然举行了三望之祭。

【免去郊祭的牛在正月，三望之祭在五月。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中间又有其他事故，所以记载“不郊”，但仍举行三望之祭。大概三望之祭也不合礼制，记载“犹三望”，就必须记载“不郊”来引出它。这与僖公三十一年、宣公三年略有不同，是事理和文势使然。】

秋季，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楚国连年对郑国用兵，按照诸儒的说法，即使不称其为“狄”，也应当称其为“人”了。而《春秋》记载“公子”，记载其名，记载“帅师”，没有不同的措辞，那么称“人”是贬低，举爵位称卿不是贬低的说法，就无法讲通了。所以知道《春秋》着重厌恶婴齐专断楚国的军队，而连年攻打郑国。】

鲁公会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援郑国。【晋国率领八国诸侯救援郑国，是合乎道义的。《春秋》赞许它，是适宜的。然而对于郑国来说，救援它是合乎道义的，而对于宋国来说，命令鲁国、卫国去侵犯它是不合乎道义的。联合参与侵犯宋国的诸侯，去救援被楚国军队攻击的郑国。《春秋》难道没有在其中进行讽刺吗？也是据实直书，以显示晋国内部则强制诸侯，外部则与楚国争夺郑国，以此图谋霸业。】

八月，戊辰日，在马陵结盟。

【虫牢之盟之后，已经两次侵犯宋国，已经知道诸侯不再信任了。救援郑国征调军队，而宋国最后到达，晋国确实不得不举行马陵之盟，以再次笼络他们。自从在马陵结盟之后，鲁国和宋国的交好达成，晋国、卫国、齐国而且有送嫁女的礼仪了。《左传》认为莒国臣服，所以莒国在《春秋》中是小国，自晋文公之后不参与诸侯的盟会。莒国凭借什么敢与诸侯对抗呢？莒国一向臣服属于齐国，齐国不参与盟会，所以莒国也不到。自从齐国为了鲁国两次对莒国用兵，莒国因此舍弃齐国而侍奉晋国，然而还没有公然列入盟会。现在齐国已经与晋国联合，晋国又命令鲁国、卫国侵犯宋国，以离间鲁国和宋国的交好，于是救援郑国征调军队，齐国到了，莒国也到了，于是让莒国与诸侯一同结盟。不然，晋国难道为了狭小的莒国而烦劳诸侯去结盟吗？凡是《春秋》中小国多不列入盟会的，各自有所归属臣服。其中偶尔参与的，或者是霸主将其列入，或者是所侍奉的国家将其列入。又关于同盟的意义，诸儒不主张载书，称“同”立说，而是随事索义，所见参差。比如自从虫牢之盟以后，齐国来参与结盟，从晋文公以来，历经襄公、灵公、成公几代国君都不能招致，而至此联合。既将齐国列在宋公之上以尊崇区别它，又割让鲁国的田地以满足它，难道敢主持盟会而让齐国受盟吗？必然不是这样。所以应当以不主持诸侯的盟会，而推举与诸侯一同结盟的说法来解释。】

鲁公从盟会回来。

【从温地盟会回来，从围许救郑回来。救援郑国，难道不比围许好吗？按照诸儒到达伐楚、到达伐郑，以大大伐楚、伐郑的功劳为例，那么这里应当赞许其救援郑国而到达救援郑国。不记载到达救援郑国而记载到达盟会，是因为楚军已经撤退，而盟会更为重大。比较观察这里，就可以知道到达围许之盟怀疑是朝见周王，而不记载到达盟会的意义了。】

吴国进入州来。

【这是为了记录吴国与楚国对抗的开始。以楚国的强大，而吴国进入其盟国，必定是中原诸侯所高兴的。然而吴国与楚国争斗，吴国胜利则吴国兴盛，楚国胜利则楚国更加强大，都足以成为中原各国的祸患。】

冬季，举行大雩祭。

卫国孙林父出逃到晋国。

【大夫离开国家，有有罪的，有无罪的。林父是良夫的儿子，必定是良夫死后，卫侯厌恶林父，林父不安而逃跑。他的父亲刚死，就使他的儿子在国家不安，也似乎失去了恩礼臣子的道理。然而比较观察经文，良夫掌权，盟会侵伐，自专其后，林父回国而驱逐他的国君，那么他们父子之间，不是守法奉公的臣子可知。而《春秋》记载“出奔”，也是根据前后事情来定罪。根据《左传》，林父逃到晋国，卫侯到晋国，晋国把戚地归还给林父，这是林父带着戚地逃跑。林父实际上不是叛乱，所以不记载戚地。晋国接纳林父，是感激他父亲的坚定，以使卫国顺从自己。】

鲁宣公八年

春季，晋侯派韩穿来说：“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

【鲁国的田地被齐国侵犯，借晋国的力量收复。这就是为什么晋国来说归还齐国，而不敢推辞的原因。可见鲁国不自强，依赖晋国没有好处。晋国以得到齐国为重，而轻视鲁国，难道不是鲁国的耻辱吗？至于晋国以非道强行鲁国，而以不义示于诸侯，则直书而可见了。】

译晋国的栾书率领军队侵犯蔡国。

【蔡国与楚国邻近，不得已而服从并归属楚国。像晋文公在位的时候，蔡国何尝不抛弃楚国而亲附晋国呢？蔡国甘心侍奉楚国，固然有罪。晋国不能制约它，却因楚国招引蔡国而兴师动众，用残酷的手段毒害蔡国的臣民，最终也不能强迫蔡国依附自己，这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是《春秋》所厌恶的】

译公孙婴齐出使莒国。

【鲁国与莒国向来关系不好，虽然共同参加了马陵之盟，但莒国人没有来，鲁国未必会派使者去聘问。这与行父出使陈国、公孙兹出使牟国一样，都是私自出使无疑。】

宋国国君派华元来聘问。

【鲁国侵犯宋国而宋国没有报复，所以知道鲁国屈服于晋国的命令。再次在马陵结盟，已经归还了齐国的田地，而华元又来聘问，于是通好联姻。所以知道鲁国、卫国侵犯宋国，都是晋国听从齐国，以解除鲁国、宋国之间的交恶。鲁国、宋国请求和好、通好联姻，都是受制于齐国。齐顷公本来就不义，而晋景公又怎么足以号令诸侯呢！鲁国的屈服真是严重啊。】

夏季，宋国国君派公孙寿来送纳征的聘礼。

【华元来聘问之后，记载仲孙蔑出使宋国聘问。出使宋国之后，记载侵犯宋国。侵犯宋国之后，记载在马陵结盟。马陵结盟之后，记载归还齐国田地。归还田地之后，再次记载华元来聘问。来聘问之后，立即记载公孙寿纳币。如果《春秋》不再记载来聘问，就不会立即记载纳币。到了第二年二月，才开始记载伯姬嫁到宋国。这样也就看不出齐国忌惮鲁宋两国而在晋国中间挑拨离间。等到归还田地互相和解，鲁宋两国的婚姻才最终达成。《公羊传》认为这是为了记录伯姬，何休认为伯姬贤德，所以区别于众女子。那么鲁国的众女子，难道都不贤德而《春秋》不记录她们吗？文定认为这是讥讽卿大夫纳币，这是就事论事，并非没有道理。然而《春秋》记载婚姻，是为了彰显邦交。先王分封土地建立国家，交错分布天下，通过朝见、防务、聘问，而有玉帛的好意，宴享的快乐，不称兄弟就称舅甥。礼让可以用来治国，确实系于此。所以《春秋》既记载娶妇，又详细记录鲁国女子的出嫁。鲁国对于纪国，纪国被齐鲁逼迫，鲁国为它在齐国求盟，为它与王室通婚，为它纠集邻国与齐国为敌，这都是因为伯姬、叔姬的缘故。记载伯姬、叔姬的始卒，是详细记录鲁国对纪国关系的始末。鲁国对于杞国，杞国是先代王者的后裔，微弱不能自存，依托婚姻于鲁国，从而得以免除霸主诛求。历经庄、闵、僖、文、宣、成六公七八十年之间，没有怨恨厌恶，这都是因为伯姬、叔姬的缘故。记载伯姬、叔姬的始卒，是详细记录鲁国对杞国关系的始末。季姬嫁到鄫国，虽然过了一年就去世，其后鲁僖公仍然愤怒邾国人利用鄫子，而再次攻打邾国以报复。伯姬嫁到郯国，虽然后来回来，起初鲁宣公则联合齐国平定莒、郯，而又攻打莒国以偏袒郯国。对于宋国，惠公、隐公世代联姻，自从娶了齐女而宋国的好意丧失。历经庄、僖、文、宣至成公，伯姬嫁到宋国而恢复通好。鲁宋是大国，嫁女娶妇，三国来陪嫁，诸侯所不能忌惮。而鲁宋之交，固然是因为详细记录伯姬而事情凡八次见于经书。纵观《春秋》，鲁国六公都娶齐女，一个儿子叔姬嫁到齐国而被拘禁。那些纪、杞、鄫、郯都是小国，而鲁国把女子嫁给他们。莒庆、宋荡氏、齐高固则又以鲁女而下嫁于大夫。国势相当而为鲁国甥家的，唯独一个宋国罢了。难道乐于小国依附自己而把女子嫁给他们，希望大国援助自己而把自己的女子作为夫人吗？如果是这样，婚姻不以义而以利，适宜于早晨联姻而晚上仇敌，以此而结合，即以此而分离；既以此而分离，又以此而结合。所谓邦交的大借，以成就礼让的天下者，逐渐变成戎狄，逐渐变成禽兽了。唉！《春秋》诸侯私心其婚姻，则大义不顾；贪图其土地，则婚姻不顾。又其甚者，胁迫于强大，则嫁义不当嫁的女子；依托其助己，则娶义不当娶的妇女。人伦之道丧失，而礼义衰微，可胜叹哉！所以《春秋》于宣公、成公之后，终襄公、昭公、定公、哀公之世，娶夫人不书，而内女之嫁者，亦不复见于经也。】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赵同、赵括。

【赵同、赵括有原屏而强，所以庄姬的话得以进入，而晋景公也追念赵盾专权，无主弑君，立君对赵同、赵括有戒心而杀了他们。然而赵同、赵括的罪不明，则是杀之不以其罪了。《史记》说并杀赵朔、赵婴，都灭其族。汪氏怀疑经文，只书赵同、赵括。然而看《左传》称赵武从姬氏育于公宫，则灭族之说宜可信，而赵朔或许前死也。】

秋季七月，天子派召伯来，赐给鲁公命令。【赐，公羊、谷梁作锡】

【书天子，当以陆氏，或依防命之文，或为传写之误，为妥。如谓《春秋》以天子书，则又当有别义矣。其实撰不出别义也。其「锡」与「赐」，亦只字义相通，为是。】

冬季十月癸夘，杞国的叔姬去世。

【孙氏、陆氏都以为是为明年归丧起，固是然。使鲁不以礼卒叔姬，则旧史不书。夫子虽欲为归丧起，亦无由得其时月日而详书之也。旧史所以书其卒者，鲁以杞伯夫人之礼卒之，故杞伯不敢不以夫人之礼丧之而逆之归葬也。】

晋侯派士燮来聘问，叔孙侨如会同晋国的士燮，齐人、邾人攻打郯国。【晋侯攻打郯国而聘问鲁国，知道郯国是鲁国的姻亲。伯姬虽已回来，必定鲁国与郯国的好意未绝。然而晋国聘问于鲁国而攻打鲁国所与之国，鲁国屈服于晋国而从晋国以攻打自己所与之国，晋国之强，鲁国之懦，皆见而道义不足以维国。】

译原本，昏姻不足以巩固邦交。假如史官不先记载士燮前来聘问，那么就会像是鲁国因为伯姬出嫁的缘故，对郯国怀有怒气而讨伐郯国，这似乎是出于鲁国的意愿了。

译卫国派人来送陪嫁。

【卫国、晋国、齐国派人来送陪嫁，史书都记载了。《公羊传》说：这是为了记录伯姬。《谷梁传》说：因为伯姬没有得到应有的归宿。伯姬坚守礼制而死于火灾，使《春秋》怜悯伯姬不得其所而记载送陪嫁，以记录伯姬，那么其他女子不记载纳币，而伯姬记载纳币；其他女子不记载送女，而伯姬记载送女，这都是为了记录伯姬，所以《公羊传》的说法是对的。然而《公羊传》又认为齐国送陪嫁人数过多是不合礼的，文定又认为纳币派遣卿、送女派遣卿都是不合礼的，为什么呢？想要彰显伯姬的贤德，给后世以训诫，却反而三次记载不合礼的事情，从而加重贤女的累赘，《春秋》的大义，实在难以理解。孔子在《春秋》中记载娶妻嫁女，本来是为了显示夫妇的大伦常，也是为了彰显国家间相亲相恶的原因，并不是为了女子的贤与不贤而确立义例。鲁君六次娶齐国女子，没有比声姜更贤德的，但迎娶到达都不记载，阳谷在卞地设防，还记载以示讥讽，为什么唯独对共姬的贤德详细记录呢？大概鲁国嫁女给纪、杞、鄫、郯这些小国，纳币没有卿来，所以不记载；送女不派遣卿去，所以不记载。像卫国、像晋国、像齐国这些大国，未必会送陪嫁小国的夫人，即使有，也不关乎国家大事，所以也不记载。由此可知，《春秋》并非删削其他女子的事迹，而是单独详细记载伯姬以彰显她的贤德。然而对伯姬单独详细记载而《春秋》没有删削的原因是什么呢？记载纳币，是为了彰显宋国娶鲁国女子，尊重鲁国而重视这件事，因此派遣卿来；记载送女，是为了彰显鲁国女子嫁给宋国，尊重宋国而重视这件事，因此派遣卿去；记载卫国送陪嫁、晋国送陪嫁、齐国送陪嫁，是为了彰显卫国、晋国、齐国与鲁国、宋国结好，各自送女子来陪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鲁国、宋国自从进入《春秋》时期以来不通婚，到这时才开始通婚，华元谋划婚事，公孙纳币，以宠幸和优待鲁国女子，鲁国嫁女给宋国比嫁女给纪、杞、鄫、郯更为隆重，而宗卿独自前往以行礼。卫国接受晋国命令侵犯宋国，晋国听从齐国离间，使鲁国、卫国侵犯宋国，齐国厌恶鲁国而忌惮其婚姻，到这时都消除怨恨以相亲好，所以记载以志记五国的联合。至于纳币、送女不应当派遣卿，送陪嫁女子不应当超过数量，只是通过事情来体现罢了。至于伯姬守礼而死，则在记载宋国火灾之下，记载伯姬去世，记载叔弓前往宋国送葬宋共姬中体现。国内女子下葬而举出谥号，防止国内女子下葬而派遣卿去通报，在《春秋》中仅此一见。而之前详细记载纳币、送女、来送陪嫁，并不是为了记录伯姬的缘故。又伊川认为送陪嫁是小事不记载，伯姬出嫁，诸侯来送陪嫁，记载它，以显示伯姬的贤德，闻名于诸侯。家氏认为《春秋》国内女子，各国来送陪嫁，都不记载，伯姬有贤德，即使是齐、晋大国，也忘记其权势，而乐于送女子来陪嫁，这都是因为伯姬守礼而死，而做出的想当然的说法。如果说送陪嫁是小事不记载，其他女子来送陪嫁不记载，是其他女子虽然不贤，都有来送陪嫁的，而送陪嫁伯姬并非因为她的贤德。如果说大国羡慕她的贤德，忘记权势而来送陪嫁，是其他女子不贤的，各国不来送陪嫁，《春秋》本来无可记载，而不是因为送陪嫁是小事不记载，其义理难以贯通】

九年

春季周历正月，杞伯来迎取叔姬的灵柩，带回本国。

【文定认为杞伯来朝见，然后才休弃叔姬；叔姬去世，然后迎取她的灵柩带回。一定是叔姬不应被休弃，所以鲁国人得以用道义责备他，让他归还灵柩，未必是这样。鲁国大杞国小，杞国长期依附鲁国，如果叔姬不应被休弃，杞国一定不敢休弃。即使杞伯想要强行休弃，鲁国在来朝见时，应当用道义责备他，让他不要真的休弃，不应当等到去世后才开始用道义责备他，让他归葬。《公羊传》说胁迫而归，是因为这个原因，或者杞国畏惧鲁国，来请求她的灵柩。先儒认为没有贬斥的言辞，认为应当像哀姜那样削去姓氏，然后才显示她有罪。然而哀姜内淫与弑君，罪行重大，所以削去姓氏来惩治她。叔姬没有大恶，不应当与哀姜罪行相同，那么比照郯伯姬的归来，不记载伯姬去世而记载叔姬去世，鲁国不以礼制记载伯姬去世就不记载，鲁国以礼制记载叔姬去世就记载。孔子依据旧史，以显示既被休弃又加以礼遇，又归还她的灵柩，这件事是可以讥讽的】

鲁公在蒲地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杞伯结盟。

【《左传》认为归还汶阳的田地，诸侯对晋国产生二心，晋国害怕而在蒲地会盟以重申马陵之盟，这是不对的。晋国想要得到的是鲁国、卫国、宋国、齐国这些大国，汶阳归还齐国，齐国没有二心了。卫国且奉命侵犯宋国，必定不会因为归还齐国田地而产生二心。鲁国、宋国畏惧晋国，也不敢有二心。曹国、莒国、邾国、杞国是小国，又敢有二心吗？又《左传》认为开始将要会盟吴国，吴国人没有到，这也是不对的。晋国正对郯国之事愤怒，吴国如果讨伐它，越国，这七年，晋厉公才开始派遣诸侯的大夫会盟吴国。又七年，晋襄公才开始联合诸侯会盟吴国。这时吴国虽然讨伐郯国、进入州来，诸侯还没有被它震慑。大概晋国刚得到郑国的虫牢，就在郑地盟誓马陵，是因为救郑而盟誓。到这时必定是晋国怀疑郑国对楚国产生二心，所以再次为郑国重申马陵之盟。看下面拘捕郑伯就可以明白】

鲁公从蒲地会盟回来。

【从虫牢到蒲地，从马陵到蒲地，那么从蒲地到蒲地是合适的。三次到达蒲地，是为了彰显晋景公的终结】

译（这是）失去郑国的原因。第二年讨伐郑国，（经文）不记载“至”，是因为讨伐郑国是为了迎立郑伯，如果像“至自伐郑”那样记载“至”，就会让人疑惑前后两次“至”于伐郑，都是因为郑国不服从的缘故了。

译二月，伯姬嫁到宋国。

【宋国迎娶伯姬没有记载。刘氏认为国君亲自迎娶是常事，所以不记载。那么纳币、致女就是非常之事，《春秋》记载它们是为了表示讥讽。假如《春秋》认为伯姬贤德而详细记载她的事，难道反而不记载她合乎礼的地方来表彰她，却记载她不合礼的地方来连累她吗？】

夏季，孙行父到宋国致送女子。

【伊川认为伯姬贤德，鲁国看重她，所以派卿去致送。那么齐僖公亲自送文姜，又怎么说呢？伊川看到文姜淫乱并参与弑君，就认为齐僖公亲自送她是不义；看到伯姬守礼而死，就认为鲁国人认为伯姬贤德而派卿去送。这都是事后的议论。只有文定指责他们溺爱越礼，记载下来以示警戒，才妥当。黄氏不相信《左传》中伯姬死于火灾的说法，但即使是事实，那么死灾就是死灾。记载纳币、致女、来媵，何必一定认为是为了死灾而发义呢？】

晋国人来送陪嫁女子。

【文定认为诸侯嫁嫡夫人，侄娣跟随；两国来送陪嫁女子，也是侄娣跟随。凡是娶妻九个女子，多了就会因欲望败坏礼制。那么礼制以九个女子为定数，多了就超过，少了就不完备，超过和不完备都是不合礼的。这时伯姬已经嫁到宋国，晋国的陪嫁女子又来了，九个女子的数目已经完备，后来齐国的陪嫁女子来，是齐国超过礼制嫁到宋国呢，还是宋国超过礼制向齐国求娶呢？叶氏说宋国是二王之后，娶妻应当得到十二个女子，这种说法没有引证，可疑不可从。况且又怎么知道鲁国的女子、卫国和晋国的陪嫁女子，果然各有侄娣，九个女子的数目完备不完备，齐国陪嫁女子的到来超过不超过呢？大概古礼已经不可考证，而《春秋》时诸侯又变乱旧制，总之难以凭空推测。但《春秋》记载卫国、晋国、齐国来送陪嫁女子，这是因事记录五国通婚结好的情况，显示他们分歧后又相同，并不是因为陪嫁女子超过数目而发义，也不是因为伯姬贤德而记录她。】

秋季七月丙子日，齐侯无野去世。

晋国人拘捕郑伯。

【郑伯在邓地防备楚国公子，没有记载，那么就不显示郑国背叛楚国的罪过。假如郑国果然防备楚国公子，《春秋》为什么不记载来归罪郑国呢？大概是因为想要加重晋国的罪过，所以不记载防备邓地来宽贷郑国。在蒲地的盟会，不久郑国又朝见晋国，那么即使一次防备楚国公子，有什么妨害于服从中原、侍奉霸主的大义呢？十二国在蜀地结盟，晋国不追究郑国；一次防备邓地，就拘捕他们的国君，杀死他们的使者，攻打他们的国家。晋国还足以使诸侯信服吗？】

晋国栾书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记载栾书率领军队，那么栾书就是执政。拘捕郑伯，杀死使者，又率领军队攻打他。《春秋》因此一并归罪于栾书。文定拘泥于记载“卿率领军队”是没有贬义，而专门归罪于郑国接受贿赂。防备楚国只听从利益，而不以道义约束，这是不对的。假如《春秋》归罪郑国，那么前面应当记载防备邓地，以显示晋国拘捕郑伯的缘由；后面应当记载楚国侵犯陈国救援郑国，以显示郑伯导致被拘捕被攻打的事实。现在《春秋》都不记载，好像郑国没有罪过一样，所以知道是归罪晋国。文定又拘泥于“凡是救援都是善行”，认为《春秋》不记载救援郑国，郑国没有值得救援的善行，楚国不得有能救援的名声，这也是不对的。晋文公攻打卫国，记载楚国救援它，明确卫国依附楚国而晋国攻打它，是攻打有罪的人。这次攻打郑国不记载楚国救援，是抹去郑国依附楚国而晋国攻打它，是攻打无罪的人。其实《左传》“侵犯陈国救援郑国”的说法不足以依据。不相信经文而相信传文，错了。】

冬季十一月，安葬齐顷公。

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莒国，庚申日，莒国溃败。楚国人进入郓地。

【《左传》认为：楚子重侵犯陈国来救援郑国，从陈国攻打莒国。然而陈国自从在辰陵结盟，楚子进入陈国之后，到这时十七年没有参与中原的盟会，不侍奉晋国很久了。楚国想要救援郑国，何必侵犯陈国呢？只有莒国在马陵、于蒲的盟会都参与了，所以楚国攻打它。莒国已经溃败，楚国已经进入郓地，晋国没有救援，莒国、郑国也没有立即背叛依附楚国。而楚军退兵，一定是楚国在吴国有事而没有闲暇争夺郑国。】

秦国人联合白狄攻打晋国。

【宣公八年，晋国联合白狄攻打秦国，秦国很久没有报复。君子未尝不稍微称赞晋成公，而多称赞秦桓公。过了二十年就联合白狄来攻打晋国，秦桓公的德行不能终了。这就是导致十三年间九国攻打他的原因吧。】

郑国人包围许国。

【国君被拘捕而用兵，包围许国，张氏认为是大臣的罪过，这是对的。虽然采用公孙申的计谋，向晋国显示不急于救国君，但假如答应晋人的请求，在秦穆公那里结盟以迎回晋惠公，未尝不可以得到国君。但郑国人忌惮使者被杀，铤而走险，立公子繻为国君，后来又杀了他，导致国内混乱，这也是错误的计策。】

修筑内城的城墙。

【《谷梁传》归罪于役使外民的道义，虽然不一定符合圣人的心意，但确实比《左传》记载时间要好一些。】

十年

春季，卫国国君弟弟黑背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卫国专门侍奉晋国，未尝不是服从中原的大道。然而像侵犯宋国、侵犯郑国，都是不义的。侵犯宋国没有名目，至于郑国，那么晋国因为无道拘捕他们的国君，卫国应当陈述大义来匡正晋国，释放郑伯，既然不能这样，反而助纣为虐，尤其是不义到极点。称黑背率领军队，是显示黑背专权，卫国军队被公孙剽驱逐国君篡夺国家的缘由，而不是因为称弟不称公子来显示道义。即使称公子，何尝不足以显示世卿专权的罪过呢？大概与记载齐侯弟弟年、郑伯弟弟语相同，原本就不称公子。文定说《春秋》称弟以示】

译过分宠爱，导致了无知弑君、剽篡夺国家的事情发生。然而，史书称郑伯之弟为“语”，又有什么含义呢？无知不称公孙，而剽称公孙，又有什么含义呢？《春秋》中只有卫国多称兄、称弟、称叔，这是因为卫国本来就以叔伯兄弟来称呼，并非如此。《春秋》为何唯独对卫国的兄弟多所关注呢？

译夏季四月，占卜郊祀之事不吉，于是就不举行郊祀。

五月，鲁成公会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攻打郑国。

齐国人来送陪嫁女子。

丙午日，晋侯姬獳去世。

秋季七月，鲁成公前往晋国。

冬季十月。

十一年。

春季，周历三月，鲁成公从晋国回来。

晋侯派郤犨来聘问。己丑日，鲁成公与郤犨结盟。

夏季，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秋季，叔孙侨如前往齐国。

冬季十月。

十二年。

春季，周公出逃到晋国。

夏季，鲁成公在琐泽会同晋侯、卫侯。

秋季，晋国人在交刚打败狄人。

译从而击败他们，以此作为第二年讨伐秦国的先声】

冬季十月

十三年

译春天，晋侯派遣郤锜来请求出兵。

【伊川程颐说：晋国不凭借周天子的命令来征调诸侯的军队，所以史书用“乞”字。然而两次讨伐郑国都有周天子的臣子在，这是假借周天子的命令来讨伐郑国，为什么也写“乞”呢？自齐桓公以来，霸主使用诸侯的军队很多了，不一定都奉周天子的命令，为什么不写“乞”呢？张氏认为：自齐桓公以来，召集军队侵伐虽然不出自周天子的命令，但抵御楚国、讨伐罪人，是为中原诸侯国行事，还足以号令诸侯。晋国因为私怨报复秦国，道义不足以号令诸侯，所以用谦卑的言辞来请求出兵。然而像鄢陵之战，也是为了中原诸侯国抵御楚国，为什么也请求出兵呢？应当是晋厉公急于报复秦国，攻打楚国、讨伐郑国，而霸业已经衰微，不足以招致诸侯，加上诸侯畏惧讨伐秦国、楚国这样的大国，恐怕他们不听从，所以派遣使者请求出兵，用厚重的礼节来加重分量，使诸侯无法推辞。悼公刚即位，救援宋国是正义之举，因为有先代的故事，不能立刻改变而失去诸侯，所以也沿袭了一次这种做法。又张氏所说的“用谦卑的言辞来请求”，也不对。晋国强盛鲁国弱小，晋国向鲁国请求出兵，一定不像鲁国向大国请求出兵那样谦卑。大概“乞”字相同，但用来请求的言辞谦卑或强硬不同。众儒生拘泥于“乞”字当作“乞丐”的“乞”，认为凡是请求都是谦卑的言辞。如果一定要用谦卑的言辞请求才写“乞”，那么鲁国向诸侯请求出兵而写“乞”，难道史官自己记载鲁国用谦卑言辞请求的丑事吗？】

三月，鲁公前往京师。

【因为防备讨伐秦国而行动，所以不能算是朝见，因此《春秋》对此加以讥讽。众儒生的说法都对，但说《春秋》把讨伐秦国当作顺带的事，把朝见周天子看得更重，以保存人臣的礼节，这也不对。《春秋》正是把防备讨伐秦国当作主要的事，来表明前往京师不是本意。大概三月前往京师，五月防备讨伐秦国，中间两个月，如果把前往京师当作一件事，防备讨伐当作一件事，这就好像把朝见周天子当作正事一样，所以圣人只写“公自京师”四个字，来表明鲁公前往京师是为了防备讨伐秦国而去，那前往京师的事，就是防备讨伐秦国的事。如果不写“公自京师”四个字，后人读起来，会怀疑中间两个月，或者鲁公从京师回来，又去防备讨伐秦国，那么鲁公就有朝见周天子的事了。然而当时的形势确实如此，所以圣人不得不这样写，并用“公自京师”来示人。鲁公前往京师，也是因为讨伐秦国必定经过京师，经过京师不能不朝见周天子，所以不先召集诸侯而去。诸侯也必定心意相同，所以鲁公和诸侯先后到达京师，在京师等待。诸侯陆续都到了，就集结起来讨伐秦国。《左传》却说“鲁公和诸侯朝见周天子”，如果诸侯集体朝见，那么应当先集结后朝见，现在先写朝见后写集结，显然不是诸侯集体朝见。】

夏五月，鲁公从京师出发，于是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集结军队讨伐秦国。

【秦国在西边边境，虽然与楚国联合，但不像楚国那样有内部祸患。诸侯国晋国因为自己的私怨，联合诸侯去讨伐它。诸侯对秦国没有怨恨，却听从晋国集结军队讨伐它，都有罪过。】

曹伯庐死在军中。

【讨伐秦国是为了报复私愤，就调动诸侯的军队，不顾他们的辛劳；讨伐曹国是为了扶持公义，就拒绝诸侯的请求，而自己畏惧辛劳，两方面都失去了正道。】

秋七月，鲁公从讨伐秦国回来。

【前往京师而回来，讨伐秦国与围困许国，在温地集结之后而回来围困许国，义理各不相同。大概温地集结朝见周天子，那是正事；不写回到正事，写回到围困许国，来表明假借狩猎而朝见，是不合礼的。这里讨伐秦国，是正事；写回到正事，不写回到京师，来表明途中经过京师而朝见周天子是不合礼的。】

冬，安葬曹宣公。

【曹宣公安葬，负刍做曹国国君就确定了。鲁国前往参加葬礼，也有罪过。程氏认为曹伯写“卒”、写“葬”没有不同的文字，怀疑负刍没有杀太子的事，而把后来的曹伯被俘，比作晋文公俘虏卫侯。然而看被俘后送回京师，那么不是晋国对曹国有私怨。《左传》的说法，应当是有依据的。】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去世。

夏，卫国的孙林父从晋国回到卫国。

【大夫逃亡后回国的事是有的。《春秋》大多不记载，记载的一定是对国家造成祸患的人。林父因为良夫的儿子，良夫死后，林父刚继承他的位置，没见到有大恶。被定公愤怒而逃亡到晋国，晋侯让他回去，也没料到最终祸害卫国。所以责备晋国，应当责备它驱逐国君、拥立国君而不讨伐，又为林父讨伐卫国而划定田地。它接纳林父的时候还可以原谅。】

秋，叔孙侨如到齐国迎接新娘。

【聘问齐国而消除旧怨，讲和新好，是侨如。所以迎接新娘派他去，从此钟离的集结，侨如专权。而季孙、叔孙互相倾轧的形势，又形成了。】

郑公子喜率领军队讨伐许国。

【许国依附楚国，郑国依附楚国时，不忌惮楚国而讨伐它；郑国不依附楚国时，也不忌惮楚国而讨伐它。郑国的志向在于灭亡许国。髙氏认为应当责备晋厉公不能做霸主，而导致郑国愤怒邻国、兼并弱小。许国不内属，晋厉公如果在陈、郑得志，那么又将依次对蔡、许用兵，又能禁止郑国不愤怒邻国、兼并弱小吗？】

九月，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

【记载侨如带着夫人回来，与记载遂带着夫人回来罪过相同。大夫带着夫人，穆姜不称氏，而齐姜称氏。伊川认为穆姜

译姜是脱去氏字的写法，赵氏认为齐姜是误加了氏字，认为穆姜是脱去了氏字，因此得出出姜不称氏是有罪的结论，而穆姜则没有讥讽。认为齐姜是误加了氏字，因此有姑母适宜称妇姜而不称氏，而出姜、穆姜都没有讥讽。这种说法不能确定。陈氏有成风，那么出姜就不称氏；有敬嬴，那么穆姜就不称氏，这种说法却很好。又《春秋》十二位国君，桓公、庄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都娶了齐国女子；襄公、昭公、定公、哀公，都不娶齐国女子。娶齐国女子就记载迎娶、记载到达，特别详细；不娶齐国女子则迎娶和到达都不记载，从而简略。详细记载齐国女子，是因为圣人厌恶鲁国娶齐国女子。文姜与齐侯淫乱，并参与在文姜处弑杀桓公，那么应当与齐侯断绝关系，就应当成为仇敌；即使被情感牵制，不能断绝；被形势所屈，不敢结仇。而桓公的后人，宋、陈、许、杞这些异姓国家，都可以请求婚配，何必娶妻一定要齐国的姜氏呢？然而庄公却又娶了齐女。十位国君不亲自纳币，而庄公亲自纳币了；十位国君不亲自迎亲，而庄公亲自迎亲了。亲自迎亲是礼制，但对仇敌的女儿行礼，这难道是先王制定礼制的本意吗？唉！醴泉没有源头，而淫风却有来源。齐国女子本来善于淫乱，而又喜好杀戮。与齐侯私通的，是齐国女子；与庆父私通的，又是齐国女子；参与杀害自己丈夫的，是齐国女子；参与杀害自己儿子的，又是齐国女子。齐国女子世代继承其恶行，以此扰乱鲁国。鲁人应当一次警戒，再次警戒了。幸运的是齐桓公创立霸业，执行法度不宽恕他所生的女儿，那么齐国女子还不可完全抛弃。声姜的迎娶和到达不记载，是因为不使内政连累僖公，外交连累桓公。《诗经》说：“令妻乃谓声姜”，而阳谷在卞的边防，还只是一次过失，圣人不能为她始终隐瞒。然而齐国女子也从此稍微知道节制了。出姜没有失德，却杀了她的两个儿子，使他们不能终老于鲁国，这又不知道鲁人是何居心？是厌恶齐国女子还是喜好齐国女子？如果惩诫文姜、哀姜能够扰乱他国，那么声姜、出姜不应相继到来；如果轻视出姜而驱逐她，以此侮辱齐人，那么穆姜、齐姜不应相继再次到来。圣人之所以特别厌恶鲁人，所以详细记载以讥讽他们。根据《左传》，齐归是敬归的妹妹，那么襄公的夫人是敬归。敬归的去世和安葬不见于经文。昭公娶吴国女子，即使有所忌讳也不记载。定公或许在即位之前娶妻而不记载，哀公四岁即位，到十四年《春秋》结束。或许在《春秋》之后娶妻而不记载，敬归的迎娶和到达不记载，实在有什么说法呢？看敬归的不记载，那么昭公未必因为娶吴国女子的缘故，定公未必在即位之前娶妻，哀公未必在《春秋》之后娶妻而不记载。解说《春秋》的人认为婚姻是常事不记载，为什么唯独桓公、庄公、文公、宣公、成公的婚姻是非常事呢？又认为婚姻合礼则不记载，为什么唯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的婚姻合礼呢？大概是因为襄公、昭公、定公、哀公的夫人不是齐国女子，不是齐国女子所以简略。对后来简略，以显示先前详细记载迎娶、记载到达，是详细记载齐国女子。详细记载齐国女子，是厌恶鲁人娶齐国女子。在厌恶之中又有更厌恶的：厌恶迎娶女子使得逆臣、宗臣参与；厌恶不亲自迎亲；厌恶庄公亲自迎亲；厌恶齐侯送亲；厌恶桓公前往防地；厌恶在丧期中娶妻；厌恶迟缓娶妻而一定要齐国女子；厌恶急于娶妻而一定要齐国女子。唉，何必娶妻一定要齐国的姜氏呢？

译冬十月庚寅，卫侯臧去世。

秦伯去世。

【鲁国曾帮助晋国讨伐秦国，秦国因此怀恨，所以从此以后秦伯去世都不来通报。因为不来通报，所以不称其名。既然不来通报，却仍记载在史册上，是因为鲁国原本对秦国没有怨恨，虽然秦国不来通报，鲁国也应当表达吊唁慰问的礼节。这里不记载葬礼，是因为只表达吊唁慰问的礼节，并没有派人前往参加葬礼。昭公以后记载的秦景公、秦哀公、秦惠公，都记载了葬礼，是因为虽然秦国不来通报，但鲁国派人前往参加了葬礼。各位儒者对于记载葬礼与不记载葬礼，常常强行解释。至于像秦国记载去世，有时称名有时不称名，称名却不记载葬礼，不称名却记载葬礼，如果不懂其中的含义，就都不予讨论。如果通晓称名与不称名是因为对方是否来通报，记载葬礼与不记载葬礼是因为我方是否前往参加，哪里至于让解释陷入困境呢】

十五年。

春季，周王二月，安葬卫定公。

三月乙巳，仲婴齐去世。

【称氏为仲，是因为他是归父的后代。不称仲孙，是为了区别于仲孙氏。公子遂是杀害国君的贼人，不应当有后代。归父已经出逃，又让他的弟弟婴齐继承他。而说仲氏不可以没有后代，这难道是合乎道义的吗？当时牙和庆父在鲁国都有后代，就不能名正言顺地断绝公子遂的后代了。婴齐既然继承了归父，也是鲁国的大夫，但在防盟、侵伐等事务中，没有一件事出现在经文中，这是因为行父压制他，使他不能在国中掌权】

癸丑，鲁公与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国世子成、齐国大夫国佐、邾国人在戚地结盟【宋公没有参加，而是派世子前来，是因为宋公有病。君父有病而世子外出，从天然伦理来说，是不孝；从国家事务来说，也应当担忧发生变乱。宋国的君臣难道没有考虑到这些吗？是被晋国逼迫，不得已罢了。至于齐国大夫国佐前来，则是齐国对抗晋国。晋国不责备宋国世子，却责备齐国大夫国佐，对宋国不仁，却甘愿接受齐国的无礼，侮辱弱国而畏惧强国，晋国还足以称霸吗？后来齐侯屡次拒绝参加防盟，而派世子光前来，实际上就发端于此】

晋侯抓获曹伯，押解到京师。

【经书记载晋侯抓获曹伯押解到京师，那么曹伯有罪就可知了。《左传》认为曹伯对百姓没有不道的行为，所以不称“人”来记载抓获。杀害世子而自立，是篡夺国家的贼人，还能因为祸患没有波及百姓而减轻他的罪责吗？《春秋》在负刍篡位之初就厌恶晋侯，诸侯请求讨伐，晋侯却以讨伐秦国劳苦为借口，拖延三年，让负刍拥有国家和百姓，俨然以曹伯自居，然后在戚地结盟后才抓获他。负刍得以称爵，《春秋》认为这是责任不可推卸的。到了第二年，又俨然以曹伯的身份被押解回京师，从京师可以看出王法不行，晋国不足以主持中原盟会。各位儒者只责备晋国在结盟之后才抓获他是不尽善，然而当时晋国必定不与他结盟，经文书写曹伯在防盟之中，就像记载鲁公与某某在沙随防盟，不见鲁公；鲁公与某某在平丘防盟，甲戌日在平丘结盟，鲁公不参加结盟之类。虽然记载鲁公防盟，实际上不见鲁公；虽然记载鲁公防盟结盟，实际上不参加结盟，那么虽然记载曹伯结盟，实际上是抓获曹伯，为什么唯独看出是结盟之后才抓获呢？大概是为了表明晋国以结盟召来曹伯，曹伯是因为结盟而来的】

鲁公从防盟之地回国。

【晋厉公在戚地的防盟与晋景公在虫牢、马陵的防盟相同，没有特别的含义】

夏季，六月，宋公固去世。

楚子讨伐郑国。

【观察钟离的防盟，郑国公子参预，那么这次楚子虽然讨伐郑国，但郑国尚未立即归附楚国。根据《左传》，郑国不仅没有归附楚国，而且侵犯楚国，夺取了新石。如果晋国愿意勤于安抚郑国，那么郑国或许也不会最终归附楚国。然而郑国的力量足以抵抗楚国，却贪图汝阴的田地而背叛晋国，这难道不是郑国的罪过吗】

秋季，八月庚辰，安葬宋共公。

宋国大夫华元出逃到晋国。宋国大夫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宋国杀死了大夫荡山。宋国大夫鱼石出逃到楚国。

【根据《左传》，华元到黄河边就返回了，但经文明确记载出逃到晋国，又记载从晋国回到宋国，必定不是到黄河边就返回。《春秋》的书法与记载有罪出逃、挟持大国而归的人没有区别，固然知道这是在责备华元。当时新君刚即位，荡山敢于专杀公子，其用心不可测度，华元必定认为我在晋国，荡山应当有所顾忌，而不敢对新君无礼。然而如果桓族合谋，急迫之下不择手段，铤而走险，最终对新主不利。华元即使能借晋国讨伐贼人，但国君被杀、国家混乱，伤害就大了。况且晋国自主持中原盟会以来，曾讨伐过几个弑君者呢？所以各位儒者认为荡山不称氏，是罪责荡山；但不去官职而称国名来杀，也是罪责华元。至于鱼石出逃而前往荆蛮，后来又挟持楚国、郑国进入彭城，罪责无可逃避。但华元既然杀了荡山，也应当有办法安抚桓族，何况鱼石实际上是恢复华元地位并请求依法处置的人呢？各位儒者认为记载词语重复，必定有大的善恶存在，说华元能去除削弱公室的荡山，《春秋》肯定华元并彰显其正道，这未必正确。这一年秋八月记载安葬共公，其下紧接着记载宋国四件事，到十一月记载钟离防盟四件事，大约在两个月间，有的是得到通报，有的是听说，随时得到就随时记载，记事的原则本来就应该这样重复。如果孔子删去第二条“宋华元”三个字，词语虽然节省了，但如何显示含义呢？那么保留重复的“宋华元”三个字，】

译这也不一定是借此来显示褒贬之义。怎么知道在记载华元出奔晋国之后、从晋国返回宋国之前、返回宋国之后、以及杀山之前，旧史中没有夹杂其他事件，而孔子将其删削了呢？假如中间夹杂了特殊的事件，不可以删削，孔子又怎么能通过记载词句重复来显示褒贬之义呢？就像后来记载冬十月“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出奔陈国”，第二年夏天记载“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从陈国进入宋国南里发动叛乱”，又第二年春天记载“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从宋国南里出奔楚国”，假如中间不隔开年月，不夹杂蔡侯去世、安葬士鞅、来聘问、日食、辄去世、蔡侯出奔、鲁君前往晋国、齐国攻打莒国等事件，那么其记载词句重复的情况也与这里相同。褒贬之义难道取决于这一点吗？子皮阻止子产而驱逐丰卷的事情与此类似，然而子产因为丰卷危害政事而被罢免，祸患没有波及国家；华元身为右师，是新君所倚仗以维持安危的人，不可以罢免。《春秋》对于子产的事情不予记载，是不归罪于子产。假如《春秋》没有不归罪于华元的含义，那么华元出奔晋国、从晋国返回，也会被删削而不记载了。又有人说不记载山的氏，伊川认为山是去除了氏，这是危害公族。文定也这样说。根据《左传》记载：荡泽削弱公室，杀了公子肥。又说：攻打荡氏，杀了子山。称为泽，称为子山，似乎泽是名而子山是字，《春秋》为什么不记载其名而记载其字呢？如果泽与山是两个人，那么宋国不惩罚杀害公子的泽，却杀害了荡氏的山，就是刑罚失当。如果以经文为依据，而不必相信《左传》，那么山杀石奔的事实就没有考证。如果根据《左传》来考证事实，那么《左传》所说的荡泽、子山，必定不是凭空捏造来与经文纠缠。大概旧史根据传闻，记载荡子山，就像记载宋子哀来奔那样，举其字的一类。孔子担心后人疑惑记载字别有含义，而又难以改书荡泽与旧史互相矛盾，所以删削其氏，只用“山”一个字来记载呢？或者山是荡氏的族人，而不是世袭的正宗，本来就不称氏，就像鲁国的彭生是叔孙得臣的弟弟，有时称叔仲彭生，有时称叔彭生，以区别于叔孙氏的世袭正宗，而山也本来不称氏，以区别于荡氏的世袭正宗。《左传》中“荡泽子山”的说法，不值得相信吗？

译冬天，十一月，叔孙侨如在钟离与晋国的士燮、齐国的高无咎、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郑国的公子虿、邾国人共同会见吴国。

【《公羊传》认为单独记载“防吴”是将吴国视为外邦，这是不对的。钟离、柤、向，都单独记载“防”而将吴国视为外邦，为什么唯独在戚不单独记载“防”而将吴国视为外邦呢？这样解释是行不通的。大概是因为在戚，是吴国来会见；而在钟离、在柤、在向，是前往会见吴国。吴国来会见，就像一个人邀请众多客人，来者同列于众客之中，所以与众客排序相同，这是常理。前往会见吴国，就像众人前往会见一位客人，众人先互相会见，然后一起去会见客人，这也是常理。史笔应当如此。《春秋》将吴、楚视为外邦，不必通过单独记载“防”来显示意义。比如楚国入主中原的盟会，又何曾改变史笔以示外邦之义呢？各位儒者在首止之盟，认为单独记载“防”是尊崇王世子，这里认为单独记载“防”是将吴国视为外邦，这些意义都是《春秋》所没有的。又如吴国僭越称王，中原大夫前往与之会见，这非常不合礼制。如果按照各位儒者的褒贬体例，那么派遣六国的大夫以示贬斥才符合义理，而都记载姓名的人，难道是《春秋》赞同与吴国交往以抗拒楚国吗？一定不是这样。胡安国在这里没有解说，知道这样解释行不通】

许国迁都到叶。

【记载许国迁都，一是为了归罪于许国，因为它依附于楚国；二是为了归罪于郑国逼迫许国迁都】

十六年

春天，周王正月，下雨结冰。

夏天，四月辛未日，滕子去世。

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郑国既然背离中原，投靠楚国，又奉楚国之命侵犯中原，无道到了极点。本来就知道不是它力量不足以抵抗楚国，而是故意挟持自己作为晋楚两国的筹码。鄢陵战败而不畏惧，是因为轻视晋厉公不足以有所作为。喜称公子，称率领军队，是为了归罪于喜身为公子之亲却担任国君的大夫，得以专断郑国军队却不能以正道持守国家。凡是做事不善而记载姓名、记载率领军队的，大多有这层含义。各位儒者认为这不是贬斥，是错误的】

六月丙寅日初一，发生日食。

晋侯派栾黡来请求出兵。

【晋国来请求出兵，必定同时向各国请求。而作战时没有各国的军队，是因为作战日期紧迫，各国的军队来不及会合】

甲午日晦，晋侯与楚子、郑伯在鄢陵作战，楚子、郑国军队大败。【箭射中楚子的眼睛，全军连夜逃跑。战胜的规模超过城濮之战，而楚国不畏惧；郑国不服从，为什么呢？桓公、文公之时，楚国虽然强横，但与诸侯交往不深，所以虚张声势可以震慑他们，强大兵力可以挫败他们。自从晋、楚势力互为盛衰，郑国的叛服习以为常，楚国的进退也习以为常。一次战役的胜负，不足以成为利害。而这次战役，郑国公然帮助楚国对抗晋国，所以虽然战败，但更难使其服从】

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侧。

【城濮之战，楚成王想要退兵，而得臣违背他，所以战败后杀得臣，是适宜的。这次楚共王亲自率领众人与晋国作战，却也将罪责归咎于主将并杀了他，公子侧是不当担此罪的。大概楚国的军法严厉就是这样】

秋天，鲁公在沙随会见晋侯、齐侯、卫侯、宋国的华元、邾国人，晋侯不见鲁公。【鄢陵之战鲁、卫、齐、宋的军队都没有参加，为什么唯独对鲁国发怒而不见鲁公呢？《左传》认为是因为叔孙侨如进谗言，应该是这样的。又在黑壤之盟没有参加，不记载；沙随之会见不见，记载；平丘之盟没有参加，记载。这不是有忌讳就不记载，没有忌讳就记载。黑壤之盟是否参加原本不可考证，即使有而没记载，也不是《春秋》忌讳，而在沙随不忌讳是因为自我反省觉得理直气壮，不足为耻。沙随之后有拘捕季孙行父的记载，有叔孙侨如出奔的记载，有刺杀公子偃的记载，如果不记载不见鲁公，那么事迹就不显著了。平丘之前有到晋国至黄河才返回的记载，之后有拘捕季孙意如的记载，有到晋国至黄河才返回的记载，有在晋国扣留鲁公的记载，如果不记载没有参加盟会，那么事迹也不显著了。黑壤之后没有事故，所以即使没有参加盟会也可以不记载】

鲁公从会见之地返回。

【沙随之会见，如果因为不见鲁公而不记载，那么返回就让人怀疑是晋厉公扣留鲁公了。而晋国实际上没有扣留鲁公，所以即使没有参加会见，也不得不虚托从会见之地返回，以彰显事情的真相】

鲁公会见尹子、晋侯、齐国的国佐、邾国人讨伐郑国。

【晋国假借王命讨伐郑国。尹子在军中，必定认为是执行王命。然而诸侯有罪，则天子命令方伯去讨伐。现在晋国主军，而王臣参与，这是名义上奉王命，而实际上是役使王臣了。所以《春秋》根据事实，直接记载尹子、晋侯、齐国佐、邾国人，以显示王臣、诸侯、大夫地位平等】

曹伯从京师返回。

【回到京师，是晋国拘捕了他；从京师返回，是晋国释放了他。周王能专断吗？然而假如晋侯拘捕他回京师的时候，周王迅速发出讨贼的言辞，以正负刍的罪，晋国也不敢阻止王命。拖延了一年多，为什么呢？所以认为周王释放有罪之人，责备他是正确的】

九月，晋国人拘捕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丘。【苕公作招】

【不见鲁君而又拘捕鲁臣，晋国的说辞必定是：“军队出征迟到。”因为军队迟到的缘故，而拘捕其臣，以侮辱其君，难道不是鲁国的耻辱吗？同时也彰显了晋厉公的不道】

冬天，十月乙亥日，叔孙侨如出奔到齐国。

【季孙行父掌权，鲁国三卿出奔：文公时的叔孙敖，宣公时的公孙归父，成

译这是公时叔孙侨如的事。观察《春秋》的书法，那么三位大臣之中，侨如是有罪的。然而文公任用臧敖，而臧敖出逃；宣公任用归父，而归父出逃；成公任用侨如，而侨如出逃。那么季行父忌惮他们掌权，而形势不能两立，逼迫他们离开国家，难道只是倾轧三位大臣，并且削弱公室了吗？三位大臣都出逃到齐国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三位大臣依托齐国，而季行父依托晋国。文公初期，还在齐、晋两国之间两属。六年，季行父一次前往晋国，而臧敖出逃。此后一心倾向晋国。等到宣公感激齐桓公的帮助，已经君臣之间倾心侍奉齐国。仲遂去世，归父继任，几乎就没有季氏了。季行父于是让成公在防道筑防邑，而后归父出逃。所以成公至今未曾舍弃晋国去侍奉齐国。于是侨如替他向齐国请求婚事，又将改变侍奉齐国以排挤季行父。而齐国正与晋国联合，不可以怀有二心，所以就在晋国唆使季行父，作为除掉季行父的计策，却不知道力量不足以战胜他。季行父虽然专权鲁国，人们怀念成季（季友）的功劳。三位大臣，臧敖是庆父的儿子，归父是仲遂的儿子，侨如是牙的孙子，都是逆臣的后代，所以都因为憎恨季行父，而以至于自取败亡。从此以后，仲孙、叔孙两家都听命于季氏了。然而侨如勾结国母来胁迫国君，谗毁宗臣来激怒大国，招致危辱，几乎酿成祸乱，罪恶比臧敖更甚，而罪责比归父更大。

译十二月乙丑日，季孙行父与晋国的郤犨在扈地结盟。

【因侨如的谗言而拘捕季孙行父的是郤犨；听从声伯的请求而释放季孙行父的，也是郤犨。郤犨专断晋国政事到了这种地步，难怪他最终不能免于祸患。】

鲁成公从防地回国。

【沙随之会，史书没有记载鲁成公前往，只说到了防地，这是虚托之辞。这次并非虚托，是因为讨伐郑国而到达防地，旨在表明讨伐郑国时没有动用军队，而拘捕侨如、侨如出逃，以及在扈地结盟，都是为了讨伐郑国，并非为了起兵。这与柯陵之会到达防地不同，柯陵之会是在讨伐郑国之后结盟，所以情况不同。】

乙酉日，刺杀公子偃。

【穆姜假托胁迫鲁成公的话，并非公子偃真有叛乱的谋略。鲁成公不顾伤害母亲的心意，这是不孝；季孙行父不顾杀害国君的亲兄弟，这是不忠。实际上这是季孙行父所为，鲁成公无可奈何罢了。因此公室的衰弱从此开始了。况且忍心杀害国君母亲的弟弟，却不忍心断绝叔孙氏的后代，从齐国召回叔孙豹并立他为宗子，这是为什么呢？高氏认为刺杀是罪有应得，刘氏认为先刺杀后定罪，是罪有应得，这都是不对的。如果刺杀确实罪有应得，那么《春秋》就不会记载了。】

鲁成公十七年。

春天，卫国北宫括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郑国背叛中原各国，卫国凭借晋国的势力而施加兵力，不能说不合乎道义，但史书特意记载“北宫括率领军队”，是为了谴责他秉承晋国的命令而为其服役。然而秉承晋国的命令而国君不出征，派大夫担任主将，这仍然有不以诸侯之命号令诸侯的含义。所以凡是接受晋国命令的，都记载“大夫”，都记载“侵”，以此来彰显这一点。】

夏天，鲁成公会同单尹、子单、子晋、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讨伐郑国。【再次假借周天子的命令来讨伐郑国，而两位周天子的臣子一同出兵，那么晋国役使天子臣子的罪过就严重了。高氏认为晋厉公虽然失道，但能多次会合诸侯，有力抵御强大的楚国，是因为假借天子的威灵，扶持道义来会合天下，却不知道名义上假借天子命令，实际上是役使天子臣子，这正是晋厉公失道的表现。】

六月乙酉日，在柯陵举行同盟之会。

【结盟而称为同盟，是盟书的措辞，公然让天子的臣子与诸侯同列结盟了。柯陵、鸡泽、平丘，情况是一样的。大概是不自主结盟而称为同盟，这是为了表示与诸侯同列的谦辞，却忘记了与天子臣子同列的傲慢了。】

秋天，鲁成公从防地回国。

【晋厉公讨伐郑国，郑国不服从盟约，于是到达防地。晋悼公讨伐郑国，郑国不服从盟约，于是到达亳城北。有什么不同呢？晋厉公与天子臣子一同结盟，所以到达防地与柯陵、鸡泽、平丘相同，以此来彰显他的过失。不像晋悼公在亳城北与诸侯结盟，一心致力于使郑国服从。】

齐国高无咎出逃到莒国。

【高无咎出逃，史书记载杀国佐，是为了彰显高氏、国氏衰落的原因，崔氏、庆氏得以掌权的原因，以及齐光被弑的原因。】

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祀。

【郊祀不合时宜，所以用“用”字来讥讽。赵氏认为是有所祈求而举行郊祀，应当是对的。吴氏认为不占卜日期、不占卜牺牲而强行举行礼仪，所以叫“用”，这不一定正确。占卜日期到了四五天，所以记载“牛受伤”，改期占卜，所以记载这次而“用”郊祀，怎么知道它不是占卜日期吉利、占卜牺牲吉利呢？】

晋侯派荀防来请求出兵。

【晋厉公三次向诸侯请求出兵讨伐秦国，这是远征。与楚国作战，这是强敌。这次是因为连年讨伐郑国，又一年中再次讨伐郑国。大概知道诸侯难以出兵，所以增加礼节来请求。又唯恐诸侯不出兵，所以增加礼节来胁迫他们不得不听从。】

冬天，鲁成公会合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讨伐郑国。【晋国侥幸在鄢陵获胜，想要得到郑国，但郑国不服从，连年兴起讨伐郑国的军队，亵渎天子臣子，使诸侯劳苦，这是极不道义的行为。这固然是晋厉公的骄奢，也是郤氏好大喜功的缘故。齐人不按道义行事，不依附于名义，这是齐人的做法。看前年讨伐郑国，记载了国佐的名字，就知道这次是不取名义，不然，为什么贬低齐大夫而称“人”呢？此后凡是征役，大夫参与而有记载名字和不记载名字的，众儒认为不记载名字是贬低，这是不对的。】

十一月，鲁成公从讨伐郑国回国。

【三次假借天子命令，会合天子臣子，召集诸侯讨伐郑国，但最终没有得到郑国，所以最终记载“从讨伐郑国回国”，以此来彰显郑国尚未服从。】

壬申日，公孙婴齐死在貍脤。【胀，公羊传作轸；谷梁传作蜃。】

【大夫死在国外，则记载地点。公羊传认为婴齐逃往晋国，这种说法难以依据。左传认为从郑国回来，可能是跟随鲁成公会合讨伐郑国后返回。以十二月朔日丁巳逆推，十一月不应该有壬申日。这不是壬字是丙或戊的误写，就是申字是辰、寅或子的误写。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更没有道理，刘氏辩驳得非常正确。或者是十一月有闰月。】

十二月丁巳日初一，发生日食。

邾子貜且去世。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郤锜、郤犨、郤至。

【郤氏家族势力庞大，鄢陵之战功劳高震动了君主，又连年动用军队讨伐郑国，是臣民所忌惮怨恨的。而晋厉公杀了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罪。根据左传，栾书也参与了杀害。然而国君是发布命令的人，听信胥童的谗言，与听信栾书的毁谤，是一样的。】

楚国人灭掉了舒庸。

【庸虽然是舒的别种，但荆、舒原本相邻，楚国自残同类，向中原各国显示强大，却不能再次出兵救援郑国，这也无能为力了。】

鲁成公十八年。

译春季，鲁襄公正月，晋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胥童。

【晋厉公诛杀三郤，书偃诛杀胥童，史书都用“国杀”的笔法来记载，这都是为了归咎于晋厉公。诛杀三郤没有正当理由，归咎于晋厉公是理所当然的。而三郤之所以被杀，是因为胥童进谗言陷害。胥童进谗言足以扰乱国家，这说明胥童有该死的罪过，但晋厉公宠信他，如果不借此归咎于晋厉公，可以吗？书偃诛杀有罪的胥童，既不能等同于众人擅自杀人，而胥童的罪过又不是弑君叛逆，也不能用讨伐贼臣的措辞，所以用“国杀”的笔法，并且不除去胥童的官职称号。】

译庚申，晋国弑杀其君州蒲。

【州蒲被弑，左氏认为是栾书、中行偃指使程滑弑杀的，并将其葬在翼城东门之外。假如当日的事情确实考证得真实无误，《春秋》为何宽恕中行偃而不加给他弑君的罪名呢？左氏认为称“国人弑君”的，是因为其君无道，但对于称“国以弑”却没有解释。文定认为圣人无私，与天合一，就是无道自取的说法。然而，君主即使不像君主，臣子也不能不像臣子；父亲即使不像父亲，儿子也不能不像儿子。君臣父子之间，难道可以用有道无道来论断吗？《周礼》司马九伐的法令，贼害贤良、残害百姓的就讨伐他，内外混乱、行为如鸟兽的就灭掉他。讨伐与灭掉，用法的轻重相差甚远。晋厉公就是所谓贼害贤良、残害百姓的人。至于像齐襄公那样行为如鸟兽，难道不是无道的极致，而被弑杀时还不宽恕无知，那么其他被弑杀而称国称人来宽恕元凶的，就不能算是圣人的用法了。晋厉公喜好功业、滥用武力，在位八年，六次动用大军，驱使国人四处作战，强迫诸侯用兵，拘捕鲁国臣子役使周王官员，这固然都是无道的行为。对于在内地肆意侵犯的狄人则击败他们，对于联合楚国向东窥伺的秦国则讨伐他们，对于扰乱华夏争夺郑国的楚国则一战取胜，他的功劳固然不可埋没。考察厉公的所作所为，他的无道还没有达到亡国的程度，即使杀了三郤而没有杀栾书、中行偃，也不是专门任用胥童、鱼矫的人。于是中行偃担心他不悔改，日后的祸患且不可预测，急忙起来弑杀他，这与赵盾有何不同，却反而用曲解来宽恕他呢？先儒说《春秋》在晋厉公八年期间，败狄伐秦，败楚伐郑，盟蒲盟柯陵，防钟离防沙随，没有安宁的岁月，接连记载在册，以彰显他残害百姓、逞强意志，应当招致被弑。然而《春秋》在齐襄公十二年期间，迁纪入酅，伐卫降郕，享齐侯，防齐侯，记载在册的，也是用来彰显他应当招致被弑。那为什么不因弑杀而宽恕无知，却因弑杀而宽恕中行偃呢？薛比、莒庶其，也没有见《春秋》记载何事来定罪他们，却也称国以弑，与州蒲相同，为什么呢？左氏将称“国以弑”与称“国人以弑”作为一类来防备，然而各有其义。大抵被弑杀的君主，不论有道无道，其被弑杀实在出于一人，而罪责有所归属，就书写名字、国人与弑杀者众多，而罪责无所归属，就书写“国人”。如果事情可疑，文史没有证据，传闻失实，其本国既没有董狐那样的直笔，又没有引义抗贼、忠节之士攻发其私，既然不能坐实一人，又不可将罪责分散给众人，就称国以不掩盖其弑君的事实，而对其弑君之人存疑。大概当日晋厉公有战胜的雄才，必定自认为文公、襄公以后积衰可以振兴，而巨室违抗命令，用防备来施行。一时晋国的宗室，人人自危，于是有暗中发动而加刃的人。认为是中行偃，则实在不是中行偃所为；认为是众人，则参与弑杀的人还不多。不可以书写名字，不可以书写国人，就不得不对其弑君之人存疑了。临川吴氏认为左氏关于中行偃指使程滑的话不是经意，这是对的】

齐国杀其大夫国佐

【国佐杀庆克，不记载，是因为庆克有罪。以邑叛逃，不记载，是推原国佐的情由而宽恕他。所以书写“杀其大夫”，以责备齐灵公】

公如晋

夏，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

【文定认为诸侯失国，诸侯接纳他，是正当的。诸侯是世袭的。大夫失位，诸侯接纳他，是不正当的。大夫不是世袭的。义理也没有尽善。诸侯被强邻所逼迫，被巨族所压迫，接纳他，是正当的。如果得罪于宗庙社稷，而被天王所惩罚，接纳他，是不正当的。大夫得罪失位，接纳他，是不正当的。如果被同列所驱逐，或有故不得已而离开，其对故君还有未断绝的义理，就向他的国家请求而接纳他，未曾不是正当的。何必以世袭不世袭来论断呢？鱼石奔逃到原，没有罪。罪在奔逃到楚国。鱼石奔逃到楚国，罪还可以宽恕，而罪之大在于挟持楚国以复入。挟持楚国复入，罪已经很大了。何况引导楚国讨伐故国，占据彭城，逼迫宋国，将给宋国带来无穷的祸患呢？《春秋》不记载楚郑取彭城，孙氏认为是不赞同楚郑伐宋取邑以给宋叛臣。然而假如《春秋》记载楚郑伐宋取彭城，这就好像楚郑取宋邑以安置鱼石，而鱼石扰乱宋国的志向就不显著了。《春秋》记载楚子郑伯伐宋，记载鱼石复入彭城，既厌恶其事，又诛责其意。所以相比良霄，则良霄没有占据城邑的罪；相比栾盈，则栾盈没有引导敌国讨伐故国的罪；而鱼石的罪所以不胜诛责。《春秋》对于大夫入而据邑的，书写叛；对于奔逃大夫入而据邑的，书写叛，就不书写复。大概既然明确书写叛了，复入的逆理就不值得说了。鱼石占据彭城，难道不是叛宋吗？不书写叛，为什么呢？叛是自己叛其君。鱼石引导楚郑以讨伐故国，占据险要城邑以逼迫旧君，以楚为主而敌视宋，不只是像其他大夫那样自己叛其君而已。所以书写入不书写叛，以区别于其他大夫。又刘氏以不书写纳为不赞同其纳，也不是。实在取彭城安置鱼石，以为祸于宋，

译不像接纳公孙宁、仪行父到陈国那样，只是让他们继续担任该国的卿大夫罢了。

译鲁成公从晋国回来。

【鲁成公去晋国朝见新君，而晋国实际上是弑君之后的国家，鲁成公还委屈自己以谦卑的态度对待晋国，这种耻辱更加严重了。】

晋侯派士匄来鲁国聘问。

【急于报答：鲁成公去朝见，本来就是晋悼公对诸侯有礼的表现。然而，去朝见和来聘问，实行的是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礼仪，这可以说是非礼之礼。】

秋季，杞伯来朝见。

八月，邾子来朝见。

【《左传》认为杞伯来朝见，是为了询问晋国的情况，鲁成公把晋国国君的情况告诉了他。杞伯去晋国朝见，请求联姻。汪氏认为杞国和邾国相继来朝见，都是谋划依附晋国，这都是不对的。杞国和邾国自从在虫牢结盟以来，依附晋国已经很久了。晋厉公被弑，国内动乱，恐怕不可托付，所以来朝见鲁国。等到晋悼公能够召集诸侯，他们才又相继依附晋国。】

修筑鹿囿。

己丑日，鲁成公在路寝去世。

冬季，楚国人、郑国人侵犯宋国。

【汪氏认为不说是救援彭城，是因为彭城不可救，这是不对的。楚国可以夺取彭城，安置鱼石来逼迫宋国，为什么说不可救呢？那么晋侯在台谷驻扎军队来救援宋国，不记载，难道也是因为宋国不可救吗？《春秋》不记载老佐、华喜包围彭城，那么楚国、郑国不记载救援，楚国、郑国的军队记载为侵犯，那么晋侯的救援也可以不记载。大概是因为事情繁杂可以省略，就省略了文字，并没有别的含义。之前不记载夺取彭城，是为了专门归罪于鱼石亲近敌人胁迫国君；这里记载侵犯宋国，是为了同时归罪于楚国、郑国助长恶行危害宋国。汪氏认为记载“人”是贬义，然而不在之前的伐宋、进入鱼石时贬斥，却在之后的侵宋、救援鱼石时贬斥吗？李氏认为之前列举爵位而现在称“人”，是因为晋国的势力逐渐强盛而楚国的势力逐渐衰落，然而第二年侵犯宋国，又记载公子壬夫率领军队了，怎么能说盛衰呢？大概是因为之前已经列举爵位以明确两位国君的罪责，在这里不必再指名以归罪于率领军队的大夫。】

晋侯派士鲂来请求出兵。

【晋悼公刚刚召集诸侯，沿用晋厉公的旧例，以请求出兵的方式，固然是晋悼公的谦卑，也是因为害怕失去诸侯的支持。】

十二月，仲孙蔑会同晋侯、宋公、卫侯、邾子、齐国的崔杼在虚朾结盟。

【晋悼公刚刚得到国家，就在虚朾结盟，以讨伐宋国的叛臣，这就是诸侯之所以信服，而晋国的霸业之所以复兴的原因。虽然有智慧，不如顺应时势。固然恰好有这件事，来资助悼公的霸业，也是悼公的志向足以有所作为。这次行动，齐灵公没有参加，而是派崔杼到来，包围彭城时，崔杼并没有参加。此后凡是会盟都是世子光参加，而齐灵公一次也没有参加。齐国实际上抗拒晋国，而悼公也故意容忍世子光的听命，这也足以看出悼公的宽厚柔和。】

丁未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成公。

春秋宗朱辨义卷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宗朱辨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宗朱辨义卷九

高淳张自超撰

襄公

元年

春季，周王正月，鲁襄公即位。

仲孙蔑会同晋国的栾黡、宋国的华元、卫国的甯殖、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包围宋国的彭城。

【彭城属于宋国，《左传》认为不归属叛人，《公羊传》认为不赞成楚国专断封地，《谷梁传》认为不赞成鱼石。那么即使不归属宋国，又怎么能看出是归属叛人、赞成楚国专断封地以及赞成鱼石呢？《左传》又认为齐国、卫国包围戚，不归属卫国，是因为不赞成齐国、卫国的大夫帮助儿子包围父亲。彭城归属宋国，是因为不赞成荆蛮夺取中原的土地给叛臣，其义理很正确，然而不对。包围彭城的是诸侯的大夫和宋国的大夫，归属宋国，是归美于诸侯的说法。如果记载包围彭城，那么似乎只是宋国的事而不是诸侯的事，不足以彰显晋悼公讨伐叛臣的道义了。包围戚的是齐国大夫和卫国大夫，不归属卫国，是归罪于卫国的说法。如果记载包围卫国戚，那么似乎只是齐国的事而不是卫国的事，不足以彰显卫国驱逐拒绝父亲的罪责了。但是鱼石亲近荆蛮胁迫旧君，占据彭城成为宋国的祸患，而且成为中原的祸患，晋悼公抓住他并归还给宋国人，让宋国人杀了他，那么法度严明而道义正确了。于是把五位大夫归还并安置在瓠丘，所以《春秋》只记载包围宋国彭城，而为晋悼公感到惋惜。又晋悼公初政讨伐叛臣的义举，不亲自出兵而派大夫，此后会戚、筑虎牢城都是大夫做的，所以《春秋》都历数诸侯的大夫以彰显晋悼公的过失。】

夏季，晋国的韩厥率领军队讨伐郑国。仲孙蔑会同齐国的崔杼、曹国人、邾国人、杞国人，驻扎在鄫。【厥公作屈，鄫公作合】

【晋国已经讨伐鱼石，就兴起讨伐郑国的军队，意思是不想再烦劳诸侯；而五国大夫则出兵驻扎在鄫，以等待命令。所以认为有待命，以显示再次称霸的艰难，固然不是认为与齐桓公讨伐楚国驻扎在陉相同，也是不对的。】

秋季，楚国的公子壬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晋国已经降服彭城，擒获五位大夫，又问罪郑国跟随楚国的罪行，而楚国不敢出兵与晋国对抗，只是采取侵犯宋国、解救郑国的常规策略，固然是知道他们无能为力了。】

九月辛酉日，周天子去世。

邾子来朝见。

【邾子修习礼仪来朝见新君而记载在周天子去世之后，邾子不奔丧周天子，而朝见鲁国，鲁国不奔丧周天子，而接受邾子的朝见。文定在这些地方阐发义理最好，虽然是通晓《春秋》寓含贬斥的大义，不关紧要，但也未可忽视，不着意。】

冬季，卫侯派公孙剽来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