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宗朱辨义卷九

译晋侯派荀防前来聘问。

【晋国和卫国聘问鲁国，如同成公四年那样，荀庚、孙良夫以及这一年的公孙剽、荀防，《春秋》都将两件事并列记载，以彰显鲁国的事，晋国和卫国夹在中间，也以此彰显卫国坚定支持晋国霸业的立场】

译鲁襄公二年

春季，周历正月，安葬周简王。

郑国军队攻打宋国。

【郑国帮助荆蛮，接纳叛臣，已经被诸侯讨伐，却又再次集结大军去攻打宋国，这确实是毫无名分、不义的军队了。而《春秋》记载了“师”和“伐”，怎么能说没有贬斥的意思呢？】

夏季，五月庚寅日，夫人姜氏去世。

六月庚辰日，郑伯睔去世。

【郑成公因为楚子为了郑国的缘故，亲自射中眼睛，于是终身不肯辜负楚国，这不能说不是义气。然而因此背弃中原而投靠荆蛮，直到死都是这样，这是最大的不义了。所以君子之间的交往，贵在开始时谨慎，开始时不谨慎，因为依附寄托，不幸而身受其恩惠，等到情势显露，顺从它就损害大义，违背它就忘记私恩，在这两者之间迟疑徘徊，苟且避就，恩义都受到伤害。如果不得已，那么晋文公退避三舍以避开楚军，然后决一死战于城濮，在《春秋》中是没有讥讽的。不记载安葬，是因为晋国正要去郑国问罪，诸侯不防备他的安葬。】

晋国军队、宋国军队、卫国甯殖侵犯郑国。

【卫国国君速在秋季八月去世，到冬季楚国和郑国侵犯卫国。这是已经知道他去世而去侵犯他，是不顾卫国的丧事。郑伯睔在六月去世，就在当月三国侵犯郑国。这是三国出兵之日，还没有郑国的丧事，军队在途中，或者到达郑国听说郑伯去世而不返回。士匄侵犯齐国，听说丧事而返回。《春秋》嘉许士匄的义气，而不责备士匄的专断。现在晋宋的军队没有主将的名字，甯殖奉国君的命令而不能引导国君以义，驻扎在边境上向晋国请示，却公然侵犯郑国，这是甯殖的罪过。然而看过了一个月大夫在戚地会盟，到冬季就修筑虎牢，那么晋国也不顾郑国的丧事，又哪里只是甯殖的罪过呢？郑国本来有罪，而睔已经去世，如果用不攻打丧国的德行来怀柔他，用以往吊唁安葬的礼节来示意他，怎么知道继位的君主不会感动而内心归附？却一味用强兵逼迫他，用险要扼制他，计算这对于霸主来说，假借仁义来服人的道理，也失掉了。晋宋称军队而点名甯殖，是因为卫国衎出逃，驱逐国君的贼人，没有主将的名字，所以在前后因事来彰显甯殖。孙林父让读者知道两人专断军队专断会盟，而卫国衎之所以出逃，罪责有所归属。又因为不点名晋宋的大夫，让读者知道点名甯殖的缘故。】

秋季七月，仲孙蔑在戚地会合晋国荀防、宋国华元、卫国孙林父、曹国人、邾国人。

【在戚地会盟谋划郑国而修筑虎牢，是天下的重大计策。国君不出面而派遣大夫，大夫们相继专断其事。政令在大夫手中，不只是大夫的罪过，也是其国君下移政权的罪过。先儒认为大夫专政，从悼公开始，责备他是正确的。】

己丑日，安葬我国的小君齐姜。

叔孙豹前往宋国。

【襄公即位，没有聘问。晋国、齐国斩断，然而父丧又刚刚安葬，夫人却急于聘问宋国。一定是因为宋国屡次遭受楚国、郑国的军队缘故。然而也不免有忘记丧事而修聘的罪过。豹是侨如的弟弟，叔孙氏再次出现在经文中。庆父之后，敖出逃而蔑以孙子身份继承；牙之后，侨如出逃而豹以弟弟身份继承。都得以世代在鲁国掌权。仲遂之后，归父出逃而婴齐以弟弟身份继承。《春秋》一书，仲婴齐去世，从此子孙没有听说。这是三桓压制他们。】

冬季，仲孙蔑在戚地会合晋国荀防、齐国崔杼、宋国华元、卫国孙林父、曹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小邾国人，于是修筑虎牢。

【修筑虎牢不连属郑国。伊川文定认为责备郑国不能拥有其险要，不对。设置险要守卫国家，是用来安抚人民而防御寇盗。现在郑国依附楚国而敌对中原，这是郑国的险要为荆蛮所守，而抛弃义理以殃及人民。《春秋》难道期望他能守险而要责备他失于中原吗？张氏认为以霸主而讨伐不服从的国家，土地不是郑国可以私有的，不对。讨伐不服从，在于有办法使他服从，不在于有办法制约他。他的负固，本来不是通过扼制其险要，临以重兵，威胁力制，也不是这样。虎牢、虢邑，郑国已经得到而占据，即使不是郑国可以私有的，又哪里是霸主可以强取而比拟天子不朝削地呢？家氏认为虎牢的险要关系到中原，陆氏认为修筑虎牢可以安定中原平息征伐，也不对。中原的守卫，应当在四夷设置险要以限制楚国就可以了。以虎牢为中原的险要，是抛弃郑、许、陈、蔡给楚国了。既不能使楚国不为郑、许、陈、蔡的祸患，又不能庇护郑国使郑国不担忧楚国而投靠中原，只是为扼制郑国的计策，以危害郑国而说圣人允许他建立中外的界限吗？大概修筑虎牢，是《春秋》所讥讽的。虎牢的险要，诸侯守卫它可以向外制约郑、楚，郑、楚守卫它可以向内制约诸侯。诸侯有时而离散，而虎牢在那里，郑国终究能得到它。其后郑人反复在晋、楚之间摇摆，依然故智，在乎虎牢的修筑与否呢？不连属郑国，是因为前面有三国侵犯郑国的记载，后面有同盟鸡泽的记载。如果记载“修筑郑国虎牢”，则怀疑是侵犯郑国，郑国服从这是诸侯为郑国而修筑虎牢，不足以彰显诸侯的扼制郑国。戍守虎牢连属郑国，是明确虎牢是郑国的土地。大概在那之前是诸侯伐郑的记载，之后是楚国救郑的记载，可以无疑于诸侯的戍守】

译不是用来抵御楚国，而是用来保全郑国。

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申。

译楚国在城濮战败后杀了得臣，在鄢陵战败后杀了公子侧，用法的严厉到了这种程度。这是在城虎牢之战后杀了公子申，在陈国内附于晋之后杀了公子壬夫。《左传》认为公子申是因为受贿，公子壬夫是因为贪婪，这未必确实。或许是因为厌恶两位大夫决策失误，导致不能保全郑国而失去了陈国罢了。

鲁襄公三年

春天，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讨伐吴国。

【这是史书记载吴楚两国交战的开始。秦国与楚国联合，中原各国就辛劳；吴国与楚国争斗，中原各国就得以休养生息。那么吴楚相争，确实是中原各国的利益吗？然而既然屡次与吴国设防，又与吴国互通友好，就应当合谋并力来削弱楚国；却又与楚国结交，在盟会上相见，这只是为了苟且偷安一时的计策，而不是使中原强大的长远策略。假如中原诸侯趁着吴楚构兵，以及他们休整的时候，阐明君臣大义来尊崇奖掖王室，侍奉大国、体恤小国来巩固邦交，崇尚礼义而平息战事，中原日益强大，那么吴楚就会疲于战争而求和都来不及了。然而外患没有兴起，内乱却日益增多，强大的家族专权执政。大概诸侯如果不尊奉天子，大夫就不尊奉诸侯，田氏篡夺齐国政权、三家分晋，其端倪已经在春秋末年显现了。难道只有吴楚能成为诸侯的祸患吗？】

鲁襄公前往晋国。

【让一个七岁的童子，以诸侯的身份去朝见晋国，鲁国人谋划国事像这样，是多么荒谬啊！】

夏季四月壬戌日，鲁襄公与晋侯在长樗结盟。

【出国结盟，固然显示出晋悼公的有礼。然而结盟，是唯恐对方不守信，所以用盟誓来取信。难道晋悼公不守信，要七岁的童子来朝见吗？难道七岁的童子不守信，要朝见晋悼公吗？世风变化，人心相互猜疑到这种地步，也可叹啊！】

鲁襄公从晋国回来。

【鲁襄公五次去晋国，幸好没有像宣公、成公那样受辱。现在即位三年，虽然成公的丧期已满，但齐姜的丧服还未除尽。大概接受晋国的聘问，已经超过两年，很久没有回报，得罪了大国。让一个七岁的童子忘记哀痛去朝见，明知这是荒谬的，难道是不得已吗？所以起初记载“至”，而此后四次朝见也都是迫于不得已。】

六月，鲁襄公会见单襄公、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己未日，在鸡泽共同结盟。

【郑国归服而假借王命，联合诸侯来巩固它，所以单襄公也参与了。晋悼公只知道尊重王命的重要性，却忘记了与王的臣子结盟是不对的。既然称为“同盟”，盟书的言辞必定是王臣共同结盟，这又怎么能说是尊重王命呢？以晋悼公的贤能，却沿袭晋厉公在柯陵结盟的谬误，也很可惜啊。汪氏认为这不是继前事而再次记载日期，与新城之盟相同，以显示其扰乱上下名分，不能不记载日期来谨慎对待。鸡泽之盟，单襄公参与；柯陵之盟，单尹参与；平丘之盟，刘子参与，它们都是扰乱上下名分无疑。但如果认为《春秋》因此谨慎而记载日期，那么葵丘之盟没有宰周公，为什么也记载日期？马陵、于戏、亳城北之盟，都没有王臣参与，又谨慎什么而记载日期呢？如果说那些都是间隔其他事件，不能不记载日期，祝柯、皋鼬之盟，也都是间隔其他事件，为什么又不记载日期呢？新城之盟因为赵盾而联合诸侯，其扰乱上下名分也无疑，如果说《春秋》也因此记载日期，那么垂陇之盟因为士縠而联合诸侯，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呢？如果说赵盾是弑君的贼臣，不能不谨慎而记载日期，虚朾有崔杼，也是弑君的贼臣，为什么不谨慎而记载日期呢？《春秋》中诸侯的盟会，文公以前不记载日期的多，记载日期的少；文公以后记载日期的多，不记载日期的少，这是因为时代有远近，史官有详略的缘故。况且像鹿上、鄟陵之盟不记载日期和月份只记载季节，难道圣人另有删削以示大义吗？又李氏认为不再次记载地点，不能与首止、葵丘之盟相同，是因为不足以宣扬。然而像平丘之盟再次记载地点，是足以宣扬吗？《春秋》的大义，本来不取决于这些。】

陈侯派袁侨前来会见。

【晋楚争夺郑国，郑国就时而亲晋时而亲楚。陈国归服楚国将近三十年，而晋国也未曾争夺陈国，陈国也未曾看郑国的脸色来决定自己的向背。在这个时候陈国内附于晋，是因为他们看到楚国被吴国困扰，势力逐渐削弱；晋悼公贤于晋景公、晋厉公，势力逐渐增强，所以如此。《左传》认为楚子辛侵犯小国固然不对，而高氏认为陈国听说郑国受盟因而求和也不完全正确。在此以前，郑国曾在戚地受盟；再以前曾在蒲地受盟；再以前曾在虫牢受盟。为什么都没有看到陈国看郑国的脸色来求和呢？陈、蔡都靠近楚国，蔡国长久断绝与中原各国的关系，而陈国自从齐桓公时代未曾一次屈服于楚国。晋国称霸以来，文公、襄公、灵公、成公的盟会都参与了。自从辰陵之盟而征舒受讨，楚国进入其国都，更换其君臣，而元气丧失了。楚国又在邲地战胜，势力正强，虽然想抵抗楚国而依附中原，但力量有所不能。他们本来未曾一天忘记中原，但势力衰微，最终被楚国所困，以致存亡都系于楚国，这也是陈国的不幸啊！】

戊寅日，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以及陈国的袁侨结盟。

【事情有因得到而失去的，像袁侨的结盟就是这样。晋悼公不想委屈诸侯的尊严，以下位结盟大夫，这是符合尊卑礼体的，却忘记了以大夫身份与大夫结盟，是开启凌替的开端。这本来以不结盟为是，而晋悼公既高兴得到郑国，又高兴得到陈国，急于结盟来取信，使对方不背叛自己，而采取了这种权宜之计。

译这些事务，导致了大夫专权的局面。所以天下的事情，往往在最得意的时候出现违背礼制、伤害道义的过失，不可不谨慎啊。李氏认为《春秋》两次记载陈国是因为高兴得到陈国，这与认为两次记载召陵之盟是因为高兴楚国臣服的意义相同，这是不对的。既然记载了诸侯的大夫，就不能不记载陈国的袁侨。汪氏认为详细记载“及”字是为了彰显诸侯丧失权力的过失，这也是不对的。既然记载了叔孙豹，就必然要记载“及”诸侯的大夫；既然记载了诸侯的大夫，就必然要记载“及”陈国的袁侨。这都是文章笔法的必然要求，与义理无关。】

译秋，鲁公从防地会盟归来。

【鸡泽之盟，防地的杜氏认为超过了时限而返回，所以鲁公去了。然而像戚地、沙随地的会盟，都没有超过时限，为什么鲁公也去了呢？自从桓公、文公以后，凡是防地的会盟鲁公都去了，不必区分有事无事，以及是否超过时限。】

冬，晋国的荀防率领军队讨伐许国。

【既然已经得到了陈国和郑国的归附，就立刻对长久不内附的许国用兵，而许国最终没有臣服。张氏指责晋国规模扩张过于急切，连陈国都不能保全，这是对的。所以《春秋》直呼荀防的名字，一并讥讽他们。】

四年

春，周王三月己酉日，陈侯午去世。

【陈成公以子继父位，实际上是征舒拥立的。自从楚国讨伐征舒之后，三十年没有参与中原各国的会盟。晚年悔过，得以派遣大夫参加鸡泽之盟，随后去世。这也可以说是得以正命而死的人了。不然，他怎么能闭眼呢？】

夏，叔孙豹出使晋国。

【荀防来聘问之后，鲁公亲自前往晋国朝见。叔孙豹出使晋国，不一定是为了报答荀防。应当另有事情，髙氏认为是为了鄫国世子的事，或许是这样。】

秋，七月戊子日，夫人姒氏去世。

【僖公尊妾母哀姜，是因为哀姜被杀的缘故。宣公尊妾母出姜，是因为出姜不再回国的缘故。不知道鲁人在庄公、文公的宗庙墓地是如何配享附葬的？而成风、敬嬴的去世和安葬，已经被《春秋》讥讽了。齐姜没有变故，而定姒也去世了。称她为夫人安葬，称她为小君，沿袭旧例，却违背名分扰乱礼制。襄公年幼，不足以责备；但当政者的罪责，不可推卸。】

安葬陈成公。

【髙氏、汪氏都认为陈国参加了鸡泽之盟，既然已经归附中原，鲁国前往会盟并安葬。然而像蔡国、许国没有参加中原会盟，它们的国君去世也都前往会盟安葬，不一定都是因为同盟的缘故。】

八月辛亥日，安葬我国的小君定姒。

【去世二十四天就迅速安葬，这一定有原因。】

冬，鲁公前往晋国。

【去年去了晋国，今年又去晋国，连年前往朝见，事奉大国的礼节不应该如此频繁。左氏认为鲁公请求将鄫国归属，难道还是为了鄫国的缘故？叔孙豹请求未被允许，而鲁公亲自前往请求吗？然而夫人去世，超过一个月就迅速安葬；安葬后超过一个月，因为鄫国的缘故奔走于大国，忘却亲人而贪图利益，当政者也不应该如此荒唐。难道不是晋国因为有事召见鲁公，而鲁公不敢以妾母的丧事推辞吗？】

陈国人包围顿国。

【陈国对待顿国，就像郑国对待许国一样。顿国如果归附陈国而归属楚国，陈国屈服于楚国就会释放顿国。袁侨刚刚接受鸡泽之盟就立刻包围顿国，是为了显示自己与楚国决裂以取信于晋国，同时也借此发泄对顿国的积怨。襄公三十一年间，诸侯专门对邻国用兵，国君亲自率领军队，除了举爵之外，称大夫率领军队的有十九次，称“人”的只有陈人包围顿国、莒人灭鄫、郑人侵蔡、秦人伐晋、宋人伐陈这五件事。秦国、莒国原本没有大夫见于经书，其余三件则是陈国因内附而包围附楚的顿国，郑国因内附而侵犯附楚的蔡国，宋国因合纵伯主的谋划而讨伐逃避会盟的陈国。顿国、蔡国、陈国有附楚的罪过，而陈国、郑国、宋国也有虐待邻国的罪过。他们的罪过相当，所以平断是非而简略地书写称“人”。如果认为书写“帅师”、书写“人”是褒贬，那么从文公时代开始书写大夫帅师。文公、宣公两公三十六年间，书写“帅师”的有十二次，书写“人”的有十四次，还差不多各占一半。历经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直到《春秋》结束的一百一十年间，书写“帅师”的有六十九次，书写“人”的只有十一次，那数量就相差悬殊了。大概是因为大夫掌权逐渐严重，所以《春秋》也逐渐根据事情来记载。通观《春秋》内大夫会盟、侵伐前后称名的，是详细记载内大夫掌权的始末。外大夫自文公、宣公以后称名的，是详细记载外大夫在各国掌权的始末。那些不称名而称“人”、称“师”的，是因为义理不系于名字，那些人也就没有称名。诸儒拘泥于举爵称名、书写“人”、书写“师”的体例，那么褒贬就会失实，是非就会混乱。所以不可以不辨析。】

五年

春，鲁公从晋国归来。

【以前还终了成公的丧事，安葬齐姜，过了一年才去朝见；这次却迅速安葬定姒就去朝见，他的归来被认为是罪过，这还符合《春秋》的道义吗？髙氏认为这是表示危险，又说襄公外出，二十四次归来中有二十一次都表示危险。那么救陈而会盟于鄬，伐郑而会盟于戏，澶渊会盟，这四个国家的大夫，那些都不归来的，将认为是安全吗？所以诸儒的体例，不能贯通。】

夏，郑伯派公子发来聘问。

【鲁国、郑国是兄弟之国，素来没有仇怨。自从语来会盟之后，一百三十年不通聘问之好，为什么呢？或许偶尔有之，但与国事无关，所以《春秋》不记载？还是因为干戈不靖，无暇与邻国修好，而霸主争夺郑国，鲁国军队多跟随，因此产生嫌隙？至此来聘问，难道是郑国的执政者贤能，将坚决内附，所以接受霸主的会盟，通兄弟之好吗？】

叔孙豹与鄫国世子巫前往晋国。

【鄫国果然苦于莒国而想请求晋国归属鲁国，那是鄫国国君的事。鄫国国君在哪里，却让世子前往晋国？又派大夫吗？或许世子有不安而求寄托于鲁国，这是世子的私事。鲁国接受世子的归属而请求晋国安定世子，这是鲁国的私事。晋国不以大义示于鄫国君臣，又不以大义示于鄫国父子，而

译接受鲁国君臣挟持世子所举行的朝见，这是晋国的私利。仲孙蔑和卫国的孙林父在善道抵御吴国。

译晋国想要与吴国结好，所以命令鲁国和卫国的卿大夫向吴国传达善意。那勾吴，不过是一个荆蛮小国罢了。况且他们都僭越称王，中原各国不能抵御吴国。楚国与吴国讲和，吴国对抗楚国的计谋就成功了。十五年，已经派遣七位大夫前往，在钟离设防。现在又派遣鲁国和卫国的大夫前往，在善道设防。吴国国君始终不肯亲自前来，而是派遣大夫在戚地设防，以对抗诸侯。这难道不是中原各国屈服于勾吴吗？晋国先前失策在于没有与作为内助的秦国结好，后来失策在于与作为外敌的吴国结好。到了黄池争盟，吴国几乎主宰中原了。

秋季举行大雩祭。

楚国杀死了它的大夫公子壬夫。

鲁公在戚地设防，与晋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吴人、鄫人会合。

《左传》认为这是在戚地结盟，陈氏认为不记载“盟”字是为了替晋国避讳。晋国与吴国的盟约，《春秋》始终避讳，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如果认为结盟是好事，就不必避讳；如果认为结盟是坏事，也应当记载以彰显其过失，又何必避讳呢？大概吴国前来，未必肯接受晋国的盟约；晋国也未必强迫它接受盟约。蜀地的盟约、辰陵的盟约，中原诸侯接受楚国的盟约，尚且不避讳，难道要避讳吴国接受晋国的盟约吗？齐国作为霸主之后，听从宋国与楚国在鹿上结盟，尚且不避讳，难道要避讳晋国与吴国结盟吗？黄池的盟约，吴国主持，晋国和鲁国参与，或许晋国和鲁国以此为耻而自行避讳，所以旧史不记载罢了。这里则是晋国主持盟约，吴国前来接受盟约，不当自行避讳，《春秋》凭什么避讳呢？所以我断定是设防而没有结盟。又因为晋国为了鲁国的缘故，将鄫国列入防地，既然称“鄫人”，必定不是鄫子或鄫世子了。《左传》认为是鄫国大夫，将鄫国大夫列入防地的，恐怕是晋国有深意，因为吴国只是大夫身份，所以列出鄫国大夫，以显示诸侯并非专门向吴国的大夫屈服。

鲁公从防地回国。

与吴国结好，设防又没有超过时限，却也记载“至”。那么凡是其他设防结盟因为超过时限而有危险，而记载“至”的，都是不对的。

冬季戍守陈国。

在戚地设防并兼谋戍守陈国，那么这就是诸侯共同戍守陈国了。不记载诸侯戍守陈国，高氏认为诸侯各自回国后派遣戍卒，与记载城楚丘的意义相同，这是对的。

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攻打陈国，鲁公在救陈时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齐世子光会合。（曹伯之下，《公羊传》《谷梁传》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已经戍守陈国而又去救援，这是晋悼公的道义。但也因为陈国接受了鸡泽之盟的缘故。背叛就攻打，依附就救援，晋国和楚国都视为常事。《春秋》只是如实记载事情的本来面目罢了。

十二月，鲁公从救陈回国。

《谷梁传》认为这是赞许救援陈国。范氏认为赞许的缘故，是因为救援陈国而记载“至”。然而成公七年救援郑国，为什么唯独不赞许救援郑国而记载“至防”呢？救援郑国而举行马陵之盟，因为以盟防为重，所以记载“至防”。救援陈国没有结盟，所以记载“至救陈”，并没有别的含义。至于在鄬地设防救援陈国，而陈侯逃跑，救援没有成功，所以不记载“至”。救援了却不可记载“至防”，以免淹没救援陈国的道义，那么干脆就不记载“至”了。

辛未日，季孙行父去世。

季氏专权鲁国，评论者认为到季宿时僭越作乱，到季意如时悖逆，到季斯时公室就彻底灭亡了。却不知道这些都始于季行父辅佐三位国君。季行父作为季友的孙子继承爵位，在文公时代，刚出来掌权，就依附仲遂驱逐长期专权的公孙敖。宣公十八年间，听从东门氏。宣公刚死，棺木未寒，就驱逐季父出国。成公信用侨如，季氏叔伯互相倾轧。凡是侨如谋划陷害季行父的，反而自己陷入困境。那么这三个人，本来都不能逃出季行父的手掌。季行父阴险狠毒的本性，以柔克刚，辅佐三位国君而驱逐三位卿大夫。既倚仗成季的功勋，又依托晋国来巩固自己。虽然驱逐了三位卿大夫，但鲁国人并不忌惮，还称赞他忠于公室。那么他用来修饰自己以博取赞誉的手段，必定有别人无法窥探的地方。

六年

春季，周王三月壬午日，〇伯姑容去世。

〇国在春秋初期，依附于鲁国，鲁国因为弱小而安抚它，所以〇桓公以前去世和安葬不记载，僖公二十三年记载〇子去世，还没有前往吊唁安葬，自从〇桓公归属晋国，晋国将其列为诸侯，又用婚姻来加强关系，所以鲁国对待〇国既因为旧好，又因为晋国的缘故，到〇桓公去世，以列国对待他，不废弃丧礼，〇国来报丧，鲁国前往吊唁了。

夏季，宋国华弱来投奔。

华弱来投奔，是因为鲁国与华氏有交好。

秋季，安葬〇桓公。

滕子来朝见。

莒国人灭掉了鄫国。

《左传》叙述这件事，前后颇为详细，认为莒国确实灭掉了鄫国。《谷梁传》因为后面有夺取鄫国的记载，前面有鲁国将世子巫归属晋国的记载，认为莒国并非灭掉鄫国，而是立异姓来主持祭祀，是有灭亡之道的。文定采纳《谷梁传》的说法，看世子巫的不安而请求归属晋国，那么这件事或许确实存在。然而《春秋》记载这件事与其他灭国相同，而没有不同的文字，似乎也不可信。况且《谷梁传》认为立异姓，也不详述所立的是莒国的什么人。《公羊传》认为莒女有做鄫国夫人的，大概想立她所生的儿子，那么也是立庶废嫡。何氏认为莒女嫁为鄫国后夫人，夫人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嫁给莒国，有外孙鄫子喜爱后夫人而想立她。赵氏认为莒国人用兵攻破鄫国，立她的儿子守卫，她的儿子

译鄫国让外孙令奉来主持鄫国的祭祀，对此说法各不相同，但大体都是主观臆测。家氏认为，如果莒国确实灭亡了鄫国，而晋悼公又是盟主，就不应该对此置之不理。然而，假如鄫国真的想立外孙世子巫为君，必定会将实情告知晋国，晋国既然已经将鄫国列入盟约，又怎么可能听任它另立继承人、断绝祭祀，而置之不理呢？

译冬季，叔孙豹前往邾国。

【据《左传》记载，邾国和莒国攻打鄫国，臧孙纥救援鄫国，入侵邾国却在狐骀战败。如今莒人灭掉了鄫国，叔孙豹必定以“灭掉鄫国对邾国没有益处”为由，向莒国问罪，从而平息邾国的怨恨而仇视莒国。】

季孙宿前往晋国。

【莒国灭掉鄫国，鲁国应当向晋国报告以讨伐莒国，但过了很久季孙宿才前往晋国。这就是《左传》中有“晋国为何不讨伐导致鄫国灭亡的原因”这一说法的缘故。看晋国最终没有讨伐莒国，大概是把鄫国托付给鲁国，并责备鲁国不能保全鄫国，这种情理或许存在。但是鲁国不派遣其他卿大夫，而是让季孙宿在服丧期间出使，这说明季孙宿是接替臧孙纥去与晋国结交外援。】

十二月，齐侯灭掉了莱国。

【王氏认为齐侯灭莱是因为灭掉同姓国家而不称其名，莱国位于东部边陲，事情在所忽略，这是拘泥于卫侯灭邢而称名的义理。卫侯灭邢称名，原本是因为传抄错误。《春秋》中灭掉同姓国家没有称名以示贬低的义理，比如晋国灭掉虞国、虢国就不记载，又何必抹去这件事来减轻它的罪责呢？】

七年

春季，郯子来朝见。

夏季四月，三次占卜郊祀都不吉利，于是免去牺牲。

小邾子来朝见。

修筑费邑城墙。

【费邑是季氏的私邑，修筑费邑城墙是季氏的私役，但《春秋》的书法与记载公邑没有区别。季氏既然以公家的名义修筑城墙，而鲁国也像是为国家卿大夫经营食邑一样。】

秋季，季孙宿前往卫国。

【前往卫国报聘，虽然是邦交的常事，但也必定有事故。看下文记载“孙林父来聘而公及之盟”，这是因为晋国责备鲁国不能保全鄫国而责备季孙宿。季孙宿前往卫国是为了向晋国求解，《左传》的说法应当符合实情。】

八月，发生蝗灾。

冬季十月，卫侯派遣孙林父来聘问。壬戌日，鲁公与孙林父结盟。

【与孙林父结盟，是为了向卫侯表示诚信，以消除晋国的疑虑。晋国受限于莒国跟随自己，又因为莒国是齐国的属国。齐国正与晋国对抗，晋国害怕激怒齐国，所以不讨伐莒国的罪行，反而借口鲁国不能保全鄫国来归罪于鲁国。这是晋悼公不诚恳，而苟且地收合诸侯。导致莒人无所顾忌，对鲁国用兵。齐国军队也因此兴起，而邾国又帮助他们。直到晋悼公去世，都没有判定是非曲直。晋悼公死后，晋平公才在湨梁拘捕两国的国君，但最终没能挽救鄫国的灭亡，岂不可惜！】

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包围陈国。

【之前攻打陈国，陈国不服，至此包围它，是其志在必得陈国。晋悼公的救援，未曾不紧急，而陈侯逃往防地，以下顺从楚国，难道不是力量不足以支撑楚国的强大，而害怕晋悼公最终抛弃陈国吗？当晋国未曾对陈国有事时，陈国曾派遣大夫接受盟约，趁着楚国在吴国构兵。等到楚国锐意争夺陈国，即使晋悼公勤于来救，陈国又改变心意向楚国，被形势所吓而昧于道义，难道不是陈君臣的罪过吗？】

十二月，鲁公在鄬地会见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鄬，公羊、谷梁作防】

【在鄬地会见，本是为了救援陈国。陈侯逃往防地，所以没有完成救援。汪氏认为这是归罪于晋悼公的懈怠，并不完全正确。】

郑伯髠顽前往鄬地，没有见到诸侯。丙戌日，死在鄵地。【髠顽，公羊、谷梁作髠原。鄵，公羊、谷梁作操。据《左传》，郑成公生病，子驷请求向晋国卸去负担，晋国不听从，郑成公就死了，这是郑国背离楚国而依附晋国，是子驷的志向。如今子驷弑杀僖公，公羊、谷梁都认为大夫将要背离晋国而依附楚国，不想让他见到诸侯而加速行弑。文定沿用了这个说法。《左传》又认为是不礼遇诸大夫的缘故，这种说法不合情理，那么他被弑的原因应当也很隐晦了。〇因为经文有差异，就说孔子不记载弑君是为了为中国避讳。如果以避讳为义，就应当像楚麇、齐阳生那样直书“卒”，以深深避讳，就不应当故意使文字不同，使后人怀疑而思考，思考而得知被弑的实情。如果说郑僖公没有不善的积累，因为想要背离荆楚而依附中国而被弑，不同于其他被弑的君主积累不善而殃及自身，为他隐瞒其不幸，使后人知道他被弑而隐瞒的缘故。那么那些弑君的贼人，反而因为弑杀有道之君而不得被天下后世诛讨，而弑杀无道之君的人，不幸而不能逃脱《春秋》的诛讨了。又因为诸侯死在境内不记载地名，郑国土地而说死在鄵地，看见他被弑而隐瞒的人也不对。鲁君死在宫内，尚有路寝、小寝、台下、楚宫、高寝的区别。外诸侯死在军队中、在会见时都记载，如今诸侯在鄬地会见，鄬也是郑国土地。如果郑伯会见诸侯而死，将因为他在内地而不记载死在会见地吗？外诸侯死在境内不记载地名的，是因为没有缘故而省略。郑伯前往鄬地，没有见到诸侯而死，郑国人怎么能不向诸侯报告地名呢？大概髠顽被弑，其说法难以依据，与楚麇、齐阳生相同，《春秋》无从考证其实情，那么不得不遵循旧史记载“卒”的文字有差异之处，也是因为他事情有差异而如实记载。即使以情事推测，郑国忽而依附晋国忽而依附楚国已习以为常，髠顽即使想要依附晋国，诸大夫不妨听他前往鄬地再为他谋划，却在盟主压境之时，急忙弑杀其君，不怕诸侯的讨伐吗？诸大夫既然弑君以谋划依附楚国，就应当坚定侍奉楚国了，又侵犯蔡国而防备邢丘做什么呢？即使说侵犯蔡国招致楚国以依附楚国，那么既然依附楚国而又参与戏之盟做什么呢？所以髠顽被弑终究应当存疑。】

陈侯逃归。

【陈国自从逃往防地之后，晋楚分伯，而开始与

译宋国和虢国的边防。陈国坚定地侍奉楚国，而晋国也不再急于救援陈国了。最终陈国因内部动乱被楚国所灭，直到春秋时代结束，陈国不再列入中原诸侯之列，这也是令人惋惜的。齐桓公在首止设防，而郑伯却受楚国的诱惑而逃往楚国。晋悼公救援陈国，而陈侯却因畏惧楚国而逃往楚国。大概陈国先前对晋国存有戒心，而依附晋国的危险远不如依附楚国的安稳。楚国之所以强大】

译鲁襄公八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襄公前往晋国。

【距离防鄬之会虽然隔了一年，但只过了一个月，所以孙氏认为这是防止诸侯在鄬地不至而朝见晋国。然而《春秋》没有记载“从鄬地前往晋国”，那么既然回国后再出发，计算路程并不遥远，可以无疑地认为期限太急促了】

夏季，安葬郑僖公。

【鲁国对于郑悼公、郑成公的安葬都没有去吊唁，是因为郑国背离中原诸侯，听从晋国而不修礼于郑国。这次因为郑僖公是内属诸侯同盟，所以去吊唁安葬，而《春秋》记载此事。《公羊传》认为郑僖公是被弑杀的，所以因为贼人未讨伐而记载安葬。为中原诸侯讳，然而《春秋》既然没有记载弑君，就不应当责其讨伐贼人，讳言其不讨伐贼人】

郑国人侵犯蔡国，俘虏了蔡国公子燮。【燮，谷梁传作湿，后同】

【郑僖公刚安葬，幼主新立，无故对蔡国用兵。即使有晋国的命令，也是罪过。《春秋》谴责诸侯在丧期征伐，何况有丧事却攻打别国呢？这是当国者的罪过。蔡国坚决侍奉楚国，是楚国所庇护的。郑国既背离楚国，又对蔡国用兵，这是招惹楚国的愤怒而授给楚国前来讨伐的名分。如果说侵犯蔡国是为了取信于晋国，那么就应当知道楚国必定来讨伐，而早早做准备。楚国的计策不当，楚国来了又跟随楚国了。那么郑国想要跟随楚国侵犯蔡国，导致楚国以断绝晋国的说法，或许不是诬蔑吧】

季孙宿在邢丘会同晋侯、郑伯、齐人、宋人、卫国人、邾国人。【国君与大夫会同，不列举众大夫而称人，张氏所说的严明君臣之分，谨慎上下之别，而革除霸主苟且的政治。晋悼公虚朾之盟，仲孙蔑、崔杼参与，为什么不称人？崔杼大概是众诸侯中两大夫参与，还不太过分；以五大夫会同两诸侯，就太过分了。然而澶渊之会以鲁君会同四大夫，其中三个不称名而称良霄，义理系于称良霄。这里义理不系于称名，齐、宋、卫的大夫，所以认为贬低大夫的人错了。晋悼公屡次烦扰诸侯，使大夫听命，而诸侯失政，政令在大夫手中，这应当贬低晋悼公，不应当贬低大夫。又孙氏认为鲁公在晋国，晋侯不与鲁公会同，而与季孙宿会同，襄公微弱，政令在季氏手中，这也是错的。这里不讥讽季孙专权鲁国，讥讽晋悼公以姑息之私，而蔑视尊卑亡等，败坏礼制失政。记载季孙宿，是因为我国大夫不记载，那么或许怀疑于公正在晋国，是公与会同而讳言公以贬低。《春秋》称人，有地位卑微而称人的，有事略而称人的，有小国偏远而称人的，有未受爵命而称人的，有众多而称人的，有散乱而称人的。文公、宣公以前则大夫一律称人，文公、宣公以后则义理不系于称名，其人而称人稍有不同。公在晋国不参与，而郑国唯独不以大夫来，郑伯亲自参与，是因为郑僖公不参与鄬地之会，而其死必有可疑，所以郑简公亲自会同，既以消除晋悼公的疑虑，也借以安定自己的地位。晋悼公列郑简公于会同，既喜欢其侵犯蔡国断绝楚国，也以坚定其志向，使不再二心于楚国】

鲁襄公从晋国回来。

【王氏认为留在晋国半年不参与会同而回来，所以记载至以危之。然而公自从朝见晋国，晋国自征会同，诸侯的大夫各自做事。晋国不因公来朝见，使与大夫会同，而使季孙宿，还算是有礼于公。所以不是卑视公使不参与会同，而实是不想屈尊公使参与会同】

莒国人攻打我国东部边境。

【莒是小国，屡次与鲁国对抗。看其初入春秋，就有入向、取牟娄的事，应当也是小国中最骄悍的。晋文公之时，践土之盟、温地之会，开始列于诸侯。晋厉公以来，与诸侯会同盟誓，以子爵列在薛之上。大概霸主以强弱为先后，那么莒的强盛可知了。宣公之世，借齐国以平定莒郯，而莒不服。现在借晋国以列鄫于会同，而莒灭之，又因此攻打鲁国至四次。莒对抗霸主而削弱鲁国甚矣。大概晋悼公的政治，因循苟且，正有事于秦、楚，既牵于莒的顺从自己，而又恐生衅于齐，所以终身不治灭鄫之罪，而鲁国连年受伐，也置之不问】

秋季，九月，举行大雩祭。

冬季，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郑国与楚国讲和，不记载。以郑国的顺从楚国，那么晋国来讨伐；顺从晋国，那么楚国来讨伐。记载晋、楚的讨伐，那么郑国的反复相从，不待记载而可知了。又郑国对于晋、楚，直行事大之礼，不只是如敌国息争、讲好、请成那样】

晋侯派士匄来聘问。

【左氏认为拜谢公的屈辱，告知将用师于郑。夫用师当有约防。晋悼公自乞师围彭城之外九次用鲁师，不必尽来聘以告也。大概乞师是乞其必出师，凡约防而不乞者，无期必之意。或重烦诸侯之师，既难于乞，又难于征，因聘以告，犹为晋悼之有礼也】

鲁襄公九年

春季，宋国发生火灾。

【凡他国灾异，左氏认为来告，所以记载是已。但《春秋》记载灾异于宋独多，岂他国或有不来告耶？然而灾者，火也。两书宋灾，一书陈灾，当是以火变为重，虽不必如齐之大灾，如四国之同日而灾，而亦必书也。或曰：夫子于宋，】

译他听祖父讲得最为详细，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

夏季，孙宿前往晋国。

译鲁国前往晋国聘问，比晋国来鲁国聘问更为频繁。士匄前来，原本是为了答谢鲁君朝见晋国，即使不派大夫前往，晋国也未必会以此定罪。然而季孙却又前往晋国了，为何如此奔波于道路之上，不怕礼仪烦琐呢？

五月辛酉日，夫人姜氏去世。

秋天八月癸未日，安葬我们的小君穆姜。

齐姜的丧事，下葬迅速，而朝见晋国，那么等到冬天讨伐郑国的军队，应当是不敢以穆姜的丧事为借口推辞了。

冬天，鲁君会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讨伐郑国。十二月己亥日，在戏地共同结盟。

晋悼公曾在鸡泽与郑僖公结盟，尚且历经四五年，直到郑僖公去世都没有改变，只是庆幸楚国军队没有到来罢了。郑僖公去世，楚国军队到来，郑国大夫就跟随楚国了。在戏地的结盟，诸侯军队刚散去，楚国军队就到来，一到来郑国就跟随楚国。那么晋悼公劳师诸侯，一定要与郑国结盟，又有什么益处呢？只是他不与楚国交战，是使楚国屈服的方法，所以最终成就了萧鱼的功绩。

楚子讨伐郑国。

看第二年春天诸侯防备吴国而郑国没有参与，那么郑国跟随楚国就可以知道了。郑国自认为像甘美的诱饵，把它放在地上，用来让两虎相斗。两虎最终没有相斗，而是贪婪地追逐，咆哮而来，践踏而去。树木被摧折，草被压倒，野兽惊散，鸟儿飞散，受害的很多。

十年

春天，鲁君会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在柤地防备吴国。

防备吴人，是指吴国的大夫。防备吴国，是指吴国的国君。大夫来，所以在戚地防备；吴国国君不来，所以前往与他防备于钟离、于柤。吴国国君不来，不仅仅是吴国国君的抗拒，也是对诸侯有所疑虑，不敢深入诸侯的地界。

夏天五月甲午日，于是灭掉了偪阳。

防备吴国而灭掉偪阳，必定不是没有缘故。认为是开通通往吴国的道路，或许确实如此。《左传》认为是封给向戍，向戍推辞，于是给了宋公。这是灭掉偪阳以后的事，也是理所当然的。开辟道路使强大的吴国得利，而灭掉中原的小侯，用来封给宋国的卿，应当是《春秋》记载“遂”字来表示厌恶。晋国虽然世代称霸，霸业不及齐桓公，然而齐桓公有保存邢国、保存卫国的美德，也有灭掉谭国、灭掉遂国、降服鄣国、迁移阳国、灭掉项国的恶行。而晋文公的霸业，晋襄公继承他，见于《春秋》的，从来没有吞并小国的事，这是优于齐桓公的地方。晋悼公继承文公、襄公的功绩，却蹈袭晋景公灭掉潞国、灭掉甲氏的武事，所以萧鱼虽然极盛，却因偪阳而有了瑕疵，这是评论者深深惋惜的。

鲁君从防备吴国回来。

杜预认为不记载到达偪阳是避讳，然而如在牡丘讨伐厉国于淮水，讨伐英氏都记载到达防备之地，虽然灭国的恶行甚于讨伐国家，本来不可以记载“至自灭偪阳”。既然记载了灭掉偪阳，就记载从防备之地回来，而灭掉偪阳的罪过原本不可逃避，哪里是避讳呢？

楚国公子贞、郑国公孙輙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郑国跟随楚国，就接连出兵侵犯宋国四次，都是《春秋》所厌恶的。宣公元年，楚子、郑人；成公十八年，楚子、郑伯；这一年，楚公子贞、郑公孙輙；第二年，楚子、郑伯。国君统帅就举爵位，大夫率领军队就写名字，这是为了确实指明他们的国君和大夫，以贬斥他们。宣公元年记载“郑人”，是因为此时诸侯的大夫，除了晋国的阳处父、郤缺外，没有写名字的，所以如此。诸儒必定认为称“人”是贬斥，这是错误的。

晋国军队讨伐秦国。

晋悼公的时代，秦国的怨恨尚未结下，即使依据《左传》，去年秦国军队的侵犯，对晋国也没有损害。既劳师诸侯防备吴国，又灭掉偪阳，又听任楚国、郑国侵犯宋国而不救援，兴兵挑衅，互相报复，导致起用十三国的军队，而最终没有成功。晋悼公的过失很多。看《春秋》不记载秦国人的侵犯晋国，本来就知道是归罪于晋悼公。

秋天，莒国人讨伐我国东部的边境。

莒国既灭掉了鄫国，又连年讨伐鲁国，不义太甚了。鲁国与莒国虽然向来不和睦，而自从晋悼公会合诸侯，屡次共同结盟防备，晋悼公独独不为他们说话，归于友好的约定吗？而莒国对鲁国如此无礼，长久不讨伐，也不足以使诸侯信服了。

鲁君会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讨伐郑国。

晋悼公争夺郑国，在鸡泽结盟而郑国顺服；在戏地结盟而郑国再次顺服。然而鸡泽的结盟尚且守了六年，戏地的结盟不到一年就背叛了。郑国本来不足信任，但是其背叛晋国就跟随楚国容易，那么其背叛楚国就跟随晋国也容易。所以再次会合诸侯进入郑国境内，而没有料到郑国坚定地依附楚国了。晋悼公于是，一次出兵不停止，而再次出兵不停止，而三次出兵。整顿军队回来，不战而退，历时多年，最终导致萧鱼的结盟。他的方法是用柔，虽然以楚国的强大，也被他所制约了。逐渐把齐世子光排在小侯之上，是因为正在治理楚国，不可失去齐国。不仅不愤恨齐侯没有到来，而且尊重并区别对待愿意前来的世子。大概他是纯粹使用柔道的。

冬天，盗贼杀死了郑国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輙。

既然称“盗”，就不称“杀其大夫”，与“盗杀蔡侯申”的文体相同。李氏认为应当称“盗杀郑大夫某某”，才符合杀蔡侯申的例子，这是不对的。称公子，称侯，不称大夫，不称君，其义理是一样的。《春秋》

译记载为“盗”的有五起，其中杀害大夫的有三起。这是依据《左传》的说法，那么尉止聚集那些不得志的人，借着公子们的党羽来作乱，为什么没有记载为“国人”呢？考察《春秋》中记载为“国人”所杀的，如陈国人杀御寇，其缘故尚不清楚。至于宋国人两次杀害大夫，《左传》认为是宋昭公想要除掉众公子，而公族因此作乱；晋国人杀先都、杀士谷、杀箕郑父，是因为这三人有擅自杀人的罪行；陈国人杀公子过，是因为公子过有杀害世子的罪行。他们所杀的人是否正当，关系到国家大局，所以记载为“国人”。而这次以及卫国的石絷，则是出于尉止、齐豹个人的私怨，所以不能记载为“国人”，而记载为“盗”。

译戍守郑国的虎牢

【在八年之前修筑虎牢城，未见诸侯戍守的记录。鸡泽之盟时，郑僖公在戏之盟中臣服，郑简公再次臣服，所以当时没有戍守。到了这次讨伐郑国而郑国不服，才去戍守。诸侯既然留下戍守，那么楚军前来，其本意原本就不想与之交战。】

楚公子贞率领军队救援郑国

【文定认为，因为救援许国、楚国，所以深深厌恶诸侯不能保全郑国，肆意欺凌逼迫，甚至还不如荆楚吗？不是这样的。《春秋》记载“救郑”，并非称赞楚国救援郑国，而是为了彰显诸侯讨伐郑国而郑国没有臣服。之前记载“戍陈”，是诸侯保全陈国；这里记载“戍郑虎牢”，是诸侯扼制郑国。如果不记载楚国救援郑国，就会让人怀疑是讨伐郑国，郑国臣服后戍守虎牢，这就如同戍守陈国一样了。这与记载“楚人救卫”的意义相同。霸主不能以道义使诸侯臣服，难道只有晋悼公如此吗？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也是如此。萧鱼之盟，评论者将其功绩与召陵之盟、城濮之战相比，而戍守虎牢则是导致萧鱼之盟胜利的关键算计。如果认为戍守虎牢是不义的，那么萧鱼之盟也不能算是美好的；如果认为萧鱼之盟是美好的，那么戍守虎牢就不应被讥讽为不义。文定赞美萧鱼之盟而厌恶戍守虎牢，这也是不善于评论霸主之事了。大概是因为拘泥于凡是记载“救”都是善行的说法吧。】

鲁君从讨伐郑国回来

【这一年，鲁君从讨伐郑国回来；第二年，再次从讨伐郑国回来；然后才到萧鱼之盟，以此彰显晋悼公勤于讨伐郑国，不急于使郑国臣服，而最终使郑国臣服。】

十一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国建立三军

【周朝制度，大国设三军，那么鲁国作为大国，应当有三军了。齐氏认为，鲁国因为霸主命令，军赋沉重，减为二军，现在又增设中军。胡茅堂认为，自文公、宣公以来军政败坏，不弥补缺额，三家各自毁坏私人的车马，以补足三军的数量。只有文定认为，废除了公室的三军，而三家各自拥有一军，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改设三军，《春秋》应当有不同的记载了。如果像齐氏所说，那就是恢复旧制的三军；如果像胡氏所说，那就是补足三军的数量。恢复旧制、补足数量，都不应当用“作”字。观察《春秋》的书法，与记载“作丘甲”相同，又在这里记载“作三军”，后来记载“舍中军”，我推测鲁国旧制只有二军。因为鲁国是侯爵，比公爵低一级，比伯爵高一级。《周礼》规定，公爵的封地纵横五百里，侯爵四百里，伯爵三百里。假如侯爵封地四百里之间，田野开辟，人口众多，那么配备三军是绰绰有余的。如果不是这样，似乎也不能因为军数的完备，就完全役使耕作之民。伯禽在东边开拓疆土之初，或许不足以承担大国的赋税。《閟宫》诗说：“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这必定是鲁国向来没有这么多，到了僖公时才兴盛，所以史克追颂其美德罢了。但其车马兵卒虽然一时兴盛，成就了抵御楚国的功绩，或许未必留下了三军的制度给后人，或者史克夸大其词说三万，是举其整数。朱子说：“三军，车三百七十五乘，三万七千五百人，其中的步兵不过二万七千人，取其中数而以整数言，所以说三万。”然而又怎么知道不是以二军的二万五千人，而以整数夸大说三万多呢？此时鲁国的二军，必定都出自公室，或许季氏想要分割公室权力而没有方便的机会，所以谋划仲叔，设立三军而各自征发一军。大概名义上是毁坏私车以补足公车，出私民以补充公徒，而实际上公车公徒都归三家所有了。但设立三军后，昭公元年叔弓也称“帅师”，或许未必三家各自专有一军。】

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祀都不吉，于是不进行郊祀。

郑国公孙舍之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根据《左传》：子展说：“与宋国结怨”，指的是这条侵犯宋国的军队；“说诸侯必定会来”，指的是十二国讨伐郑国；“说我跟随他们结盟”，指的是亳城北的盟会；“说楚军到来，我又跟随他们”，指的是楚子、郑伯讨伐宋国；“说晋国愤怒极了，晋国能频繁来，楚国将不能，我就坚定与晋国结盟”，指的是十二国讨伐郑国并防备萧鱼。子展又说：“出兵讨伐宋国就可以了，如果我讨伐宋国，诸侯讨伐我必定迅速，我就听从他们的命令，并且告知楚国。楚军到来，我又与他们结盟，而重赂晋侯就可以免祸了。”再梳理前面的说法，然后侵犯宋国以招致诸侯。如果是这样，那么晋、楚都在郑人的算计之中，郑国的谋国虽然不合正道，但也是缓解危难、巩固边防的胜策。然而这些都是《左传》根据经文附会而成的说法。郑国跟随晋国，就讨伐蔡国，或许是晋国命令讨伐蔡国以断绝楚国，或许是郑国自行讨伐蔡国以取信于晋国；郑国跟随楚国，就讨伐宋国，或许是楚国命令讨伐宋国以断绝晋国，或许是郑国自行讨伐宋国以取信于楚国。】

鲁君在萧鱼会见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讨伐郑国。

【在戏地结盟而楚子讨伐郑国，那么郑国参与结盟是可以知道的。在亳城北结盟而楚子、郑伯讨伐宋国，那么郑国未必参与结盟。但之前讨伐郑国，郑国不服而诸侯不结盟；这次讨伐郑国，郑国仍然不服而诸侯何必自己结盟呢？然而看厉公讨伐郑国不服而结盟于柯陵，那么悼公讨伐郑国不服而结盟于亳城北，事情有相同之处。《左传》认为亳北之盟，郑国参与而再次跟随楚国，如同盟戏而随即跟随楚国的缘故，智慧浅薄的郑国轻率……】

译如果鬼神欺骗晋国和楚国，那么可以不相信戏地的盟约，也就同样可以不相信亳北的盟约。然而《春秋》没有记载楚国攻打郑国，却记载楚国和郑国一起攻打宋国，那么郑国未必参与了盟约。遵从《春秋》的记载是可以的。

译秋季七月己未日，在亳城北结盟【亳，公羊传、谷梁传作京】。

【在亳北与诸侯结盟，而在萧鱼没有结盟。郑国难道是对诸侯结盟以取信于他们；对郑国则取信而不结盟吗？还是因为诸侯已取信所以再次与诸侯结盟，郑伯未取信所以不再与郑伯结盟呢？然而萧鱼会盟之后，郑国二十多年没有背叛晋国而依附楚国，那么结盟而不守信，本来就不如不结盟而守信。既然如此，结盟本来就不值得依赖，那一定要结盟是为了什么呢？】

鲁公从讨伐郑国归来。

【这次从讨伐郑国归来，与之前从讨伐郑国归来相同，都是为了表明郑国尚未臣服。但之前讨伐郑国时诸侯没有结盟，这次讨伐郑国时诸侯结盟了，为什么不像柯陵那样记载“至防”呢？柯陵的“至防”，大概是因为柯陵的“至防”是谴责他们共同对待王臣的态度；这次则是诸侯结盟，为什么不像于戏那样不记载“至”呢？大概在于戏，郑国刚臣服就迅速背叛，不可以记载“至”，那么郑国不参与结盟，可以直接记载“至自伐郑”】

楚子、郑伯讨伐宋国。

【楚国知道郑国再次跟随晋国出兵讨伐郑国，郑国违抗楚国并陈述实情，楚子因此与郑国一起讨伐宋国，以表示与晋国断绝关系。左氏传是这样说的。然而如果当时事情果真如此，那么《春秋》应当记载“楚子讨伐郑国，于是与郑伯一起讨伐宋国”，不应当合并记载“楚子、郑伯讨伐宋国”。所以知道亳北之盟，郑国尚未臣服而没有参与。】

鲁公在防地会合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讨伐郑国。在萧鱼设防。

【晋悼公三次讨伐郑国，直到在防地、萧鱼设防，郑国才臣服。楚国不能与之争辩的原因，是因为《春秋》赞美萧鱼之役，将其与召陵之役、城濮之役相提并论。汪氏说齐桓公在召陵使楚国臣服，晋文公在城濮战胜楚国，晋悼公在萧鱼使楚国疲敝。这三者比较，我认为没有比使对方臣服更好的，没有比使对方疲敝更不好的。因为楚国疲敝，诸侯也同样疲敝。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谋划对付楚国，只有召陵之役使用了诸侯的兵力，后来只是救许、救徐两次战役而已。楚国虽然灭掉了〇国、黄国，但东方大国没有一个遭受其屈辱的。晋文公在城濮一战，楚国十年不见于经书，势力稍微衰落。晋襄公继承他，于是世代主持夏盟。晋悼公在国君被弑、国家动乱之后，以亡国公子的身份入继君位，实力确实艰难。然而如果他能增进德政，内部团结诸侯，消除与秦国的仇怨，平息齐国的愤恨，积蓄力量、涵养威势，趁着吴国与楚国构兵疲敝之时，会合诸侯的军队，声讨陈国、郑国的罪过，迫使楚国一战。楚国不战就可以使其臣服，楚国战就可以战胜它。以此与齐桓、晋文的功绩相比，大概可以无愧。然而即位超过一年，就派韩厥讨伐郑国。又过了一年，会合宋国、卫国侵犯郑国。陈国、郑国既已臣服又背叛，亲自率领十二个国家的大众，三年之间，三次到达郑国郊外，是多么急切啊。晋国只是采取不战而使楚国疲敝的策略，而诸侯各国连年出兵，不也是互相疲敝吗？计算悼公在位的十六年，自己用兵的有三次：襄公元年讨伐郑国，三年讨伐许国，十年讨伐秦国。使用诸侯军队的有十二次：襄公元年九国包围彭城，又五国驻扎在鄫地；二年三国侵犯郑国，又十国修筑虎牢；五年七国救援陈国；七年八国救援陈国并在鄬地设防；九年十二国讨伐郑国；十年十二国灭掉偪阳，又讨伐郑国；十一年十二国讨伐郑国，又讨伐郑国；十四年十二国讨伐秦国。又不侵犯讨伐而设防结盟的有九次。大概诸侯大夫没有一年不在路上奔走，士民没有一年不披甲执兵，来听从晋国的命令。萧鱼之役哪里足以与召陵、城濮相提并论呢。虽然如此，晋悼公的时候，不是齐桓、晋文的时候，而事势也稍有变化。齐桓公的时候，楚国危害中原国家还不严重，其想要得到中原国家的志向还不坚定。齐桓公确定了规模，积蓄了谋略，然后用重兵临阵，用大义责备，既展示了必战的态势，又开启了来盟的大门。楚国虽然想不臣服也不能。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招致祸端，在鹿上设防，在盂地盗贼入室，在〇地战败，天下震惊恐惧。鲁国则请求出兵讨伐齐国，陈、蔡、郑、许则跟随军队包围宋国，长久胜利而骄傲，轻敌者失败。晋文公一出，楚国就不能抵挡，城濮之战，楚国本来就有必败的道理，而晋文公也认为不战而胜，不足以遏制其方兴未艾的势力，所以楚国畏惧晋国甚于畏惧齐国。自灵王以来，虽然有商臣的暴虐，而在厥貉驻扎，只能贪婪地虎视眈眈而已。不久，中原国家的礼义日益衰败，而楚国的威力日益强大，既不能使其臣服，又不能战胜它，即使侥幸使其臣服，最终也不足以制服它。至于战胜它而不能制服，那么霸主排斥楚国的方法就穷尽了。晋悼公使楚国疲敝的方法，难道是不得已吗？大概是鉴于鄢陵之战不能收获城濮那样的功绩，而不得不采取这种变通之计。所以虽然诸侯与楚国同样疲敝，而萧鱼之后得以休息，那么说晋悼公的霸业与齐桓、晋文相提并论，不算虚夸赞美了。然而沦落夷狄以至于与宋国结盟，诸侯都朝拜楚国，这也是萧鱼之役留下的祸患】

鲁公从防地归来。

【记载“至”，是因为郑国臣服了，以表明两次“至伐”，郑国尚未臣服。李氏说：厉公三次讨伐，最终以讨伐结束；到悼公三次讨伐，最终以设防结束；“至”，最符合《春秋》记载“至”的意义】

楚国人抓获郑国行人良霄。

【记载楚国抓获郑国行人，而郑国宣告与楚国断绝关系，可见郑国坚定地跟随晋国，可见楚国愤怒郑国，可见楚国愤怒郑国有所屈服而不能争辩，可见】

译冬天，秦国攻打晋国。

晋军大败，史书没有记载秦军将领的姓氏，认为这是因为不承认秦国为楚国攻打郑国而进行救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春秋》在秦晋争端发生之前，详细记载史事，是为了详尽说明双方结好与结怨的原因，以彰显晋国的得失。此后虽然仍有侵伐，但与中国（中原诸侯）的事务无关，所以都简略记载。其中记载“秦人”“秦师”，也不必一定是秦伯或秦大夫，就像中原诸侯国举爵称名、称帅师一样。然而，这也不是《春秋》对秦国简略、对楚国详细，从而含有褒贬进退之意。大概是因为秦国不构成中原的祸患，所以其事迹不必详细记载；楚国构成中原的祸患，所以其事迹不可简略。秦国作为西方大国，地广兵强，偏居西陲，不像楚国那样争夺中原的盟主地位。虽然秦国受制于晋国，但如果它终年整顿军队与晋国不断报复，晋国能有一天的休息吗？晋国又能免除西顾之忧而向南争夺郑国吗？所以《左传》多记载秦人帮助楚国的军队，而《春秋》不记载，是为了宽恕秦国。

译鲁襄公十二年

春季周历三月，莒国人攻打我国东部边境，包围了台邑。

季孙宿率领军队救援台邑，于是攻入了郓邑。

夏季，晋国国君派遣士鲂来鲁国聘问。

秋季九月，吴国国君乘去世。

冬季，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鲁君前往晋国。

鲁襄公十三年

春季，鲁君从晋国回国。

夏季，鲁国攻取了邿国。

秋季九月庚辰日，楚国国君审去世。

冬季，在防邑筑城。

鲁襄公十四年

春季周历正月，季孙宿、叔老会同晋国士匄、齐国人、宋国人、卫国国人、郑国公孙虿、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杞国人、小邾国人，在向地会见吴国。

二月乙未朔日，发生日食。

夏季四月，叔孙豹会同晋国荀偃、齐国人、宋国人、卫国北宫括、郑国公孙虿、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杞国人、小邾国人，攻打秦国。

译向崔杼进言，劝说诸侯的军队渡过泾河。却把崔杼、华阅没有被记载名字视为怠慢，并且认为先前防备秦军时也是如此。如果因为讨伐秦国却拖延迟缓而视为怠慢公事，是可以的。但在防备时表现出怠慢的样子，怠慢的话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假如负责防备的人因为他们的怠慢而删去名字只记官职，那么鲁国的史书就会仍然记载名字，《春秋》也就沿用旧史，而没有褒贬之意了。假如《春秋》因为他们的怠慢而删去名字只记官职，那么孔子并没有亲自参与防备之事，又是从哪里知道的呢？所以这种说法是行不通的。

译己未日，卫侯出逃到齐国。

《春秋》记载国君出逃的有九次：郑突、卫朔、卫郑、郕伯、卫衎、燕款、蔡朱、莒庚舆、邾益，都用“自奔”的笔法；那些大夫出逃的，也用“自奔”的笔法。难道没有有道与无道、有罪与无罪的区别吗？为什么笔法没有不同呢？有弑君、有逐君、有杀大夫、有逐大夫。弑君不论有道无道，都记载“弑其君”；杀大夫不论有罪无罪，都记载“杀其大夫”。那有道无道、有罪无罪，就可以从前后的文字概括考察而得知。那么国君出逃、大夫出逃，他们的有道无道、有罪无罪，也可以从前后的文字考察而得知了。笔法确定在卫衎出逃这件事上，根据《左传》宁殖的话，认为旧史必定记载“孙林父、宁殖驱逐他们的国君”，而《春秋》记载“卫侯出逃”，圣人删改不依据旧史的文字，大概是为了彰显卫衎的无道，所以不记载驱逐他的臣子，以警示君主，作为后世的鉴戒。孟子说：“贵戚之卿，君主有过错就进谏，反复进谏而不听从，就改立君主。”孙林父、宁殖是卫国的世臣，卫衎如果真的无道，驱逐他，立剽，这是实行贵戚安定社稷、镇守国家的常道，却又认为是臣子驱逐君主，他们的罪过已经明显。为诛杀孙林父、宁殖辩护的人，是为什么呢？假如《春秋》有记载“驱逐君主以定罪臣子”的，有记载“出逃以定罪君主”的，那么君臣的罪过确实由圣人执笔而定。然而《春秋》一律用“出逃”记载，那么怎么知道圣人对谁依据旧史，对谁不依据旧史呢？况且卫衎在位十八年，辅佐晋悼公称霸，没有看到虐待邻国、杀害大夫等无道之事，对孙林父、宁殖毫无无礼之处却就被他们驱逐。《春秋》没有这样深重地定罪他。看《春秋》在卫衎出逃之前，记载卫国大夫与诸侯交往政事的，不是孙林父就是宁殖；在卫衎出逃之后，记载卫国大夫与诸侯交往政事的，不是孙林父就是宁殖，那么孙林父、宁殖掌权就可知了。没有缘故而卫衎出逃，不是孙林父、宁殖驱逐他还有谁呢？所以一律记载出逃，而孙林父、宁殖的罪过不可逃脱，本来不是因为不记载孙林父、宁殖“驱逐他们的国君”来定罪卫侯。卫侯出逃，各位儒者不书名的意义可以讲通，而李氏认为不书名是归功于弟弟鱄的，经文也没有这个意义。又晋国是盟主，卫衎辅佐晋国称霸很尽力，卫衎被孙林父、宁殖驱逐，不逃到晋国而逃到晋国所不能轻视的齐国，孙林父被晋国接纳，既依托晋国，又用卫国侍奉晋国，晋国偏袒卫国，不如庇护孙林父。然而晋国是盟主，君臣的大义，他们是知道的。置之不问，而且借此确立剽为国君，那么此后大夫无视君主的祸患，难道不是晋悼公酿成的吗】

莒国人侵犯我国东部边境。

【晋国对于卫国驱逐君主的事，尚且不问，莒国四次侵犯鲁国而无所顾忌，是理所当然的】

秋天，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攻打吴国。

【吴楚互相攻伐，可以不记载。记载攻打吴国，是为了彰显楚国因为担忧吴国的缘故，而不能争夺郑国。记载公子率领军队，是为了彰显楚国在吴国大动干戈，所以不能在晋国争夺郑国。公子贞，一共七次率领军队，也可见他的专擅了】

冬季，孙宿在戚地防堵晋国的士匃、宋国的华阅、卫国的孙林父、郑国的公孙虿、莒国人、邾国人。

【鲁国的季氏，晋国的士氏，宋国的华氏，郑国七穆的公孙，都是专权无君，是孙林父的同党。在孙林父的私邑戚地防堵，来确立立剽，实际上是帮助孙林父、宁殖。鲁、晋、宋、郑的君主，也危险啊！他们的势力本来就不能禁止各位卿大夫党附孙林父。齐国卿大夫不来防堵，是因为卫衎在齐国的缘故，不然，崔杼难道不会成为防堵中的人吗】

十五年

春天，宋公派向戍来聘问。二月，己亥日，在刘地与向戍结盟。

【鲁国在国都与晋、卫的卿大夫结盟，这次，出到国都外结盟。向戍不是轻视晋、卫而看重宋国，正遭受莒人的兵祸，又与齐国不和睦，而晋悼公怠于政事，所以结交宋国作为援助。在向戍来聘问时，既与他结盟，又尊崇他、使他与众不同】

刘夏从齐国迎接王后。

【《左传》说卿不随行以讥讽非礼，这应该是应有的意义。《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经过我国。应当是经过鲁国而鲁国有应当交往的礼节。《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彰显齐女入宫为王后，正经过鲁国而鲁国以礼相待。过了些时候齐侯就亲自率领军队攻打他的国家。礼节不足以平息干戈，就是这样】

夏天，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成地。公救援成地，到达，遭遇。

【齐国与晋国争夺鲁国，自从鞌之战失败后，屈服于晋国而互相遗忘三十年。这期间晋悼公不振作而再起争端，四年间兵祸六次到来。齐侯的无道，虽然用来欺凌鲁国，而实际上是用来对抗晋国。齐侯对抗晋国，凡是防堵、结盟、侵犯、攻伐，都让他的臣子、儿子，列在诸侯之中，而晋悼公以弥缝为忠厚，甚至把他的世子列在小侯之上，这就是齐侯轻视晋国而间或出兵攻打鲁国的原因。髙氏认为卫侯在齐国，季孙宿在戚地防堵以确立卫剽，北部边境的攻打，因为这个缘故，假如齐国真的因为这个缘故，那么确实有名分，而晋、宋、郑、莒、邾都不能解脱帮助臣子驱逐君主的罪过，为什么唯独厌恶鲁国呢？假如齐侯能整顿军队向卫国，讨伐孙林父、宁殖以纳卫侯，晋国必定

译屈从于大义，难以帮助卫国去对抗齐国，其他诸侯也必定不会扶持不正之君去对抗正义之师。于是齐国释放了驱逐国君的孙甯而不加追究，却去追究与孙甯结党的鲁国；不对卫国动一次兵，而对鲁国却在四年间出兵六次，丧失了公正的道义而去争个人的私愤，这就是诸侯们纷纷起兵共同仇视齐国的原因。

译季孙宿、叔孙豹率领军队修筑成邑的外城。

【修筑成邑的外城，是因为成邑被包围而外城毁坏，以此彰显齐国军队的暴虐。】

秋季八月丁巳日，发生日食。

邾国人攻打我国南部边境。

【邾国在成公时期曾两次朝见鲁国，又在襄公即位那年朝见，至今没有怨恨。突然发动对南部边境的进攻，是因为鲁国一向轻视邾国并欺凌它，窥探到齐国、莒国与鲁国交恶，因而借此发泄积怨。】

冬季十一月癸亥日，晋侯姬周去世。

十六年

春季周历正月，安葬晋悼公。

【按照五月安葬的期限，应当在防地、湨梁会盟的那个月，安葬过快且会盟过快，是非常不合礼制的。】

三月，鲁襄公在湨梁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会盟。

【在戚地会盟，孙林父、宁殖的地位得以确定；在湨梁会盟，卫剽的地位得以确定。晋悼公在临终时失策，导致其在位期间的霸业衰落；晋平公在开始时失策，导致晋国的世代霸业更加衰落。治理国家不能被私情牵制，而失去大义。】

戊寅日，大夫们结盟。

【晋文公时期，在翟泉由大夫与王人结盟，而诸侯没有丧失政权，是因为诸侯不在场，而是奉行诸侯的命令去结盟。在向地讨伐秦国，在戚地由大夫会盟，而诸侯不参与，已经太过分了。湨梁的诸侯都在场，却由大夫结盟，这是没有诸侯而有大夫。结盟，是唯恐人们不守信，用盟誓来确立信用。诸侯不守信才开始结盟，诸侯结盟后才守信。诸侯守信，那么大夫就不敢不守信了。至于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那么即使诸侯守信，大夫也可能不守信，不仅大夫之间互不信任，而且不信任诸侯，甚至不信任自己的君主，所以有诸侯结盟而大夫违背的情况，诸侯无法坚守，于是诸侯不必结盟，而让大夫结盟。大夫结盟则大夫守信，大夫守信则大夫坚守，诸侯就不能违背了。所以在此以前，有大夫结盟的，但政权在诸侯手中，都是奉行诸侯的命令结盟，大夫的结盟只是名义上的。在此以后，仍然由诸侯结盟，如果是奉行大夫的命令结盟，那么诸侯的结盟只是名义上的。在湨梁记载“大夫盟”，这是诸侯与大夫之间的一大转折。】

晋国人拘捕莒子、邾子并将他们带回。

【莒国、邾国确实有罪，用严厉的词令责备他们，让他们向鲁国谢罪就可以了，拘捕他们太过分了，何况还把他们带回？即使说莒国四次攻打鲁国，或许曾经责备过他们而不悔改，那么也不应当把只攻打鲁国一次的邾国与莒国同罪。所以惩治两国背弃盟约、抛弃友好关系，虽然可以说是霸主征讨，但行动不合礼制，又释放并确定了驱逐国君、篡夺国家的公孙剽，即使想要惩治莒国、邾国，又怎么能让莒国、邾国心服呢？《春秋》记载拘捕莒子、邾子，以彰显晋国的过失，而对于释放两位国君，可以不记载。然而像邾子已经被拘捕，而继位的国君不悔改，再次遭受拘捕的羞辱，霸主的命令不行，小国如此依仗作恶，也可以用来警示世道的变迁了。】

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湨梁会盟尚未解散，齐侯亲自率军攻打鲁国，这明显是因为晋国拘捕莒子、邾子的缘故，借此对鲁国用兵，以与晋国为难。】

夏季，鲁襄公从会盟之地返回。

【在齐国攻打我国之后才返回，兼以彰显齐灵公的狭隘急躁、暴戾，等不及湨梁诸侯解散。】

五月甲子日，发生地震。

叔老会同郑伯、晋国的荀偃、卫国的宁殖、宋国人讨伐许国。

【许国想要迁都，应当与大夫商议，而请求不当。许男私自请求，而后大夫不同意。左氏认为许国长久依附楚国，晋国已经舍弃陈国，必定不会无故争夺许国，所以这样说。然而鲁国、晋国、卫国都是卿，宋国人不称名，而郑国唯独国君亲自参与，那么仍然是郑国向晋国请求，以求实现其凌辱许国的志向。即使有许男想要迁都的话，也必定是郑国假借许男有此志向，以动员众人而兴师动众。】

秋季，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成邑。

【一年之内两次攻打鲁国。前次记载包围成邑，这次记载包围郕邑。后来连续记载包围桃邑，包围防邑。四次记载齐侯，一次记载高厚，一次记载齐军。如此详细，是为了彰显齐环的罪恶深重。】

举行大雩祭。

冬季，叔孙豹前往晋国。

【齐国三次攻打鲁国了，鲁国向晋国告急。又过了两年攻打鲁国，直到第六次才包围齐国。晋国确实重视攻打齐国。鲁国六次遭受齐国攻打，却仍然仰仗晋国的鼻息。襄公软弱，不足以责备，而当权者没有修明辞令、引经据义、和睦邻邦、平定祸乱的方法，也难以治理国家了。】

十七年

春季周历二月庚午日，邾子牼去世。

宋国人攻打陈国。

【宋国与陈国不和睦很久了。宋国攻打陈国，是自行结怨。如果是奉行晋国的命令，质问陈国逃避盟约的罪责，那么应当一律记载卿率军，记载“侵”了。这件事没有重大关联，所以简略记载“人”。先儒在这些地方，大多不认为称“人”是贬义。他们看到齐侯五次攻打鲁国，列举爵位，所以知道不能通用，而对此没有解释。】

夏季，卫国石买率军攻打曹国。

【曹国与卫国是同盟，没有怨恨。自己驱逐国君而出兵，去攻打别国，有什么理由呢？这一定是孙氏、宁氏在戚地会盟时对大夫蓄积怒气，而曹国没有参与。】

秋季，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桃邑。齐国高厚率军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防邑。【桃，公羊传作洮，高厚之上左传无“齐”字】

【同一时间君臣分兵来攻打，各自包围城邑，这是《春秋》所未有的，详细记载以罪责齐环，并罪责高厚。】

九月

译大雩

宋国的华臣出逃到陈国

【春天，史书只记载了“讨伐陈国”。这里记载“华臣出逃到陈国”，这就是所谓的逃避危难而投奔敌对的国家。所以不必详细探究他出逃的原因，华臣本身也是有罪的】

译冬季，邾国人攻打我国南部边境。

【邾国的罪过，两代相继，却攻打大国，这是一条罪状；盟主治理他们，却不顺从，这是第二条罪状；在丧期却动用军队，这是第三条罪状。难怪他们再次遭受祝柯被俘的惩处吧。】

鲁宣公十八年。

春季，白狄人来朝。

夏季，晋国人拘捕了卫国使者石买。

【攻打曹国的，是石买率领军队，那么拘捕他来处理他的罪责，石买也无法为自己辩解了。而史书称“使者石买”，是为了表明使者是不应该被拘捕的。所以史书的笔法与楚国拘捕郑国使者没有区别，而事情的是非则体现在前后的文句中，各不相同。】

秋季，齐国军队攻打我国北部边境。【《谷梁传》作“齐侯”】

冬季十月，鲁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一起包围齐国。

【齐侯齐环无道，联合十二个国家包围他。国内的诸侯没有不到的，所以史书用“同”字来显示其不当。但是鲁国借助晋国来报复怨恨，也不仅仅是晋国厌恶齐国与自己不同，借虐待鲁国的罪名，挟持诸侯去攻打它。各位儒者认为这是同心协力包围齐国，齐国固然背弃盟约、抛弃友好，欺凌虐待神主，而莒国、邾国也屡次对鲁国用兵，大概与齐国勾结的也在防备和包围的行列中，这是迫于晋国的命令而来，并非真的同心协力。从再次拘捕邾子就可以看出来。】

曹伯负刍死在军中。

楚国公子午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萧鱼之盟以来，到现在已经八年。郑国侍奉晋国，没有不参与的，没有不跟随的。没有微小的缝隙可乘，而楚国想在郑国得逞，必定不能了。子孔一个人的私心，怎么能对抗各位大夫，违背君命而背叛晋国呢？】

鲁宣公十九年。

春季，周历正月，诸侯在祝柯结盟。【柯，公羊传作阿】

【自从新城结盟以来，晋国主持诸侯的盟会，而与诸侯地位相同的，历经五位国君了。平公的霸业不及悼公，悼公的虚名，鸡泽、戏亳、城北都是共同主持，而平公的祝柯、澶渊则不同。平公承袭悼公的余威，拘捕莒子、邾子来讨伐鲁国，拘捕卫国石买来讨伐曹国，真正行使霸主的事务，直到联合诸侯包围齐国，齐国不敢作战，威势加于齐、卫、莒、邾，而恩德在于鲁、曹。祝柯之盟，诸侯怀德畏威，不得不推举晋国为主，而晋平公也俨然以主自居了。澶渊之盟时齐国又来归服，还有什么可谦让的呢？等到后来，商任、沙随之盟失于防备，禁锢栾盈导致齐国背盟而被讨伐，楚国乘隙争夺郑国，一次夷仪之盟威势因畏惧齐国而丧失，再次夷仪之盟恩德因受贿而衰微，平丘之盟，诸侯不再推举他为主，而平公也自愧不足以主持诸侯，又不得不与诸侯地位相同了。】

晋国人拘捕了邾子。

【邾牼已经和莒子一起被晋国讨伐了。莒国人安分而邾国人不安分。说这是为了修好先君的怨恨，那么不是鲁国虐待邾国而是邾国仇视鲁国。晋国人以前拘捕过他们的国君，后来他们不悔改，虽然再次拘捕他们，但最终不肯安分，所以又夺取他们的土地给鲁国，以加重惩罚，而未免失之过当了。不说“带回”，是因为削去他们的土地后释放了他们。】

鲁公从伐齐归来。

【晋文公包围许国而回来，包围许国安定许公；包围成国而回来，包围成国始终如一，包围的意义只有一个。这次包围齐国而回来是伐齐，史书写包围齐国以显示诸侯做得太过分，写归来伐齐以显示齐环确实有取祸之处。又与伐郑围新城归来伐郑不同，伐郑是齐桓公的仗义，所以前后都写伐，而包围城邑的罪过又轻于包围其国都。在祝柯结盟后而不回来参加盟会，固然为了显示齐国尚未归服，也为了显示诸侯以伐齐为本事，而结盟为末事。】

从漷水夺取邾国的田地。

【《左传》认为，划定我国田界，从漷水夺取邾国田地，家氏于是说因为恢复旧疆界，挟持霸主的威势，多夺取邾国的田地。如果是这样，那么晋国没有命令夺取邾国田地，而鲁国强行夺取了，这是不对的。《左传》说：驻扎在泗水边，划定我国田界，从漷水夺取邾国田地，归还给我们。驻扎在泗水边，是晋侯驻扎在泗水边；归还给我们，是晋侯命令归还给我们。然而《春秋》写从漷水夺取邾国田地，只好像鲁国自己夺取的一样，所以归罪于鲁国。对于晋国，则写拘捕邾子，已经归罪于他了。】

季孙宿前往晋国。

安葬曹成公。

夏季，卫国孙林父率领军队攻打齐国。

【卫国攻打齐国，即使有晋国的命令，然而难道不说：“故主在齐国，不是臣子所敢加兵的吗？”晋国不以此体谅卫国，而命令卫国攻打齐国；卫国不以此推辞晋国，而接受晋国命令攻打齐国，双方都有罪了。宋公子冯在郑国，宋国挟持诸侯攻打郑国，《春秋》尚且厌恶他，何况在位十年而遭驱逐的故主呢？齐国与晋国不和睦，原本是因为卫衎的缘故。如果卫剽还有良心，那么包围齐国的战役也应当推辞，反而让孙林父率领军队专门攻打，天理断绝了。〇称栾鲂同役，而《春秋》削去栾鲂，不写他，是专门归罪于孙林父。又《春秋》凡是奉霸主之命，多写侵，而这里独写伐，是专门归罪于卫国。】

秋季，七月辛夘日，齐侯环去世。【环，公羊传作瑗】

晋国士匃率领军队侵犯齐国，到达谷地，听说齐侯去世，就返回了。

【《春秋》讥讽攻打丧事，那么对于听到丧事而返回的，其善行无疑了。孙氏认为《春秋》有贬无褒，朱子取士匃还师之事，说是《春秋》给予肯定。大概《春秋》之时，天子弱而诸侯强，中国衰而荆楚横行。

译周王室的德政衰微，而霸主相继兴起，大国吞并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乱臣贼子接连不断地出现在世间，三纲五常的道理没有留存下来的，从根本源头来看，大体上都是可谴责的，而细微小节中的小善被记载在史册上的，像这类事情也不止一件。虽然这些善行是给予我的，但也是孟子所说的“那比这好一些”。即使从这个角度来论述，十二个国家围攻齐国，齐国不敢迎战，齐国已经屈服了。两国拘捕了莒国和邾国的国君，而齐国不能争夺，鲁国的屈辱已经伸张了。晋国的军队本可以停止进攻却没有停止，一定要使齐国屈服才感到痛快，岂不是太过分了吗？然而士匃懂得道义，这是不可以不记载的。

译八月丙辰，仲孙蔑去世。

齐国杀了它的大夫高厚。

【高厚跟随国君参加婚礼，想要废掉世子而立庶子，确实是有罪的，然而难道没有先君的遗命吗？齐景公既然已经即位，废黜高厚而不任用他是可以的，杀他就太过分了。高氏、国氏是齐国的世袭重臣，史书专门记载杀高厚，是为了彰显崔杼、庆封之所以专权齐国的原因。高氏认为高厚曾经率领军队攻打鲁国，如今晋国刚刚对齐国施行道义，齐侯刚即位就想亲近晋国，所以把罪责归咎于高厚并杀他以取悦晋国，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齐国和晋国势力相当，而鲁国是弱国，齐国如果真想亲近晋国，晋国会高兴得到齐国的归附，不必杀了高厚怨恨才会消除。况且齐国六次攻打鲁国，齐侯亲自率领的有四次，高厚率领军队的只有一次。如果因为攻打鲁国的缘故杀高厚来取悦晋国，那就是憎恨自己的父亲了，这必定不是事实】

郑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嘉【嘉，公羊传作喜】

【楚国公子午攻打郑国，左氏认为这是公子嘉招致的。然而即使依据左氏的说法，嘉告诉公子午而公子午不答应，迫于楚王的命令，才尝试用兵，那么嘉的阴谋并未显露，事情还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子展、子西想要加罪于他，还愁没有借口吗？文定认为子展、子西不能公正地按照王法，在市集或朝廷上公开处决，让大家共同唾弃，而是贪图他的家产并瓜分，这是有私心的。假如嘉的阴谋确实有据可查，子展、子西不难以背叛国君的罪名讨伐他，这也是楚国的罪责；假如嘉的阴谋确实没有依据，而楚国攻打郑国也没有造成危害，那么嘉作为公子的亲属，或许可以稍微宽恕。却一定要杀他以遂行私欲，这固然是子展、子西的罪过，也是郑简公的过失。即使不瓜分他的家产，也是杀他不符合他的罪行了】

冬天，安葬齐灵公。

修筑西郊的外城墙。

【莒国四次攻打鲁国都在东边边境，齐国六次攻打鲁国都在北边边境，邾国两次攻打鲁国都在南边边境，这次修筑西郊的外城墙，知道是国都的西郊外城墙。鲁国的西境，不与这三个敌国相邻，难道不保卫边境而直接担忧强大的齐国来到国都吗？这也太怯懦了】

叔孙豹在柯地拦截晋国的士匄。

【鲁国侍奉晋国，晋国庇护鲁国，都可以说是勤勉了。难道还因为不信任而担心鲁国亲近齐国，从而疏远晋国，以至于烦劳在途中拦截晋国的大夫来防备吗？大概是因为当时权柄在大夫手中，信任晋侯不如信任晋国的大夫，依托晋国的和平，不如依托士匄】

修筑武城的城墙。

【既然修筑了西郊的外城墙，又修筑武城的城墙，都是因为恐惧而防备齐国。这一定是齐国还没有对鲁国释怀，所以把杀高厚作为归罪于高厚攻打鲁国的理由，必定不是事实】

二十年

春季，周历正月，辛亥日，仲孙速拦截莒国人，在向地结盟。

【莒国四次攻打鲁国，晋国虽然在湨梁拘捕了莒君，却没看到莒国人如何屈服，而鲁国也竟然释放了他们而不报复，只是在向地结盟以缔结新的友好关系。大概是因为莒国虽然小但强大，鲁国本来就不能对它怎么样】

夏季，六月庚申日，鲁公拦截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澶渊结盟。

【齐国来接受澶渊之盟，是崔杼趁乱立君，想要结交诸侯的好意。高氏、薛氏认为士匄不攻打齐国的丧事，是能够修养德行来招徕远方，这未必一定如此。不记载“同盟”的原因，是晋侯主持盟会，诸侯接受盟约。孔氏认为服从情况不同，记载也不同。齐国服从却不记载“同”的原因，是齐国和晋国已经在大隧结盟，不是到这时才开始服从。然而大隧之盟，《春秋》没有记载，怎么显示大义而让后人知道其中的缘故呢】

秋季，鲁公从盟会回来。

仲孙速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齐国、莒国、邾国同时攻打鲁国，齐国最厉害，莒国次之，邾国又次之。霸主拘捕了莒国、邾国的国君，联合十二国的军队包围齐国，以此来惩治三国虐待邻国的罪行。而惩治邾国最严厉，既拘捕了它的先君，又拘捕了它的继位者，还割占了它的田地，这也太不公平了。而鲁国对于这三个国家，却与莒国结盟以消除前怨，出使齐国以通好，唯独对邾国不能释怀而攻打它，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齐国是大国，虽然有六次攻打鲁国的怨恨，但不敢报复；莒国小而强，即使有四次攻打鲁国的耻辱，也不再洗刷。只有邾国最弱小，霸主已经重重惩罚了它，而鲁国还不遵守澶渊之盟。这太不公平了】

蔡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燮【燮，公羊传作湿】

【郑国杀公子嘉。左氏认为嘉招引楚国来攻打郑国。蔡国杀公子燮。左氏认为燮想要舍弃楚国而跟随晋国。如果是这样，那么嘉不义而燮义了。《春秋》的书法对嘉的不义、燮的义没有区别，两者有罪无罪都无法得知，那么这两人的有罪无罪无从辨别。由此可以看出，《春秋》记载杀大夫，只是用来彰显专擅杀人的罪过，而不琐碎地追究被杀大夫是否有罪。那么大夫的有罪无罪，《春秋》竟然不置可否吗？大夫在国中执政，因事见于经文的，就可以根据那件事来推测。那些没有事情见于经文的，如嘉招引楚国、燮跟随晋国，都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据此论定】

蔡公子履出逃到楚国。

【依据左氏，燮因为想要舍弃楚国跟随晋国而被杀，履是他的同母弟，为什么反而逃到楚国？难道不担心楚国就以此罪加罪于他吗？左氏大概不可信。或者履打算向楚国申诉，以证明燮没有叛变，却转而被认为是国人的罪过】

陈侯的弟弟黄出逃到楚国【黄，公羊传作光】

【蔡国的履、陈国的黄都逃到楚国，舍弃中原而前往荆蛮之地，这固然是他们的罪过。然而蔡国、陈国举国】

译都归附楚国，又何必苛求于公子履和公子黄呢？大概公子履和公子黄必定要投奔楚国，是认为如果投奔中原各国，仅仅足以保全性命罢了。投奔楚国并向楚国申诉，那么公子燮的冤屈就能伸张，而两位庆氏的专权就能铲除。所以公子黄最终能够杀死两位庆氏而恢复国家。然而他们君臣兄弟之间的是非曲直，全都取决于楚国，生杀荣辱都由楚国控制，这也可令人感慨啊。杜预认为，兄长杀害弟弟的，称弟弟是为了彰显兄长的罪过。但是像陈招称弟弟，难道也是因为兄长杀害弟弟吗？而卫鱄的出逃，也不是卫侯有杀害卫鱄的意思。大抵《春秋》称兄称弟，有原本不称公子而用兄弟称谓的，有原本称公子而记载为弟的，有的用来谴责兄长不能包容弟弟，有的用来谴责弟弟给兄长带来祸患，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论断。

译叔老出使齐国。

【解释怨恨、修复友好关系，因此《春秋》不加讥讽。然而看他对邾国用兵，那么聘问齐国也是畏惧齐国罢了。难道澶渊之盟在邾国那里不足以遵守，而在齐国那里就不能改变吗？】

冬十月丙辰初一，发生日食。

【以前记载日食，有时说初一，有时不说初一。从此直到春秋结束，没有不说初一的。杨氏说：这是史官记载详略不同。然而使用初一的方法不同，明确有日食发生在晦日，日食发生在刚过初一的占验，不能说以前因为遥远而难以详细，后来因为接近而可以考证。又《春秋》连续几年发生日食的有五次，而襄公时期有三次。此前十四年、十五年，以及这一年、明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又有连续几个月发生日食的异常。天道固然渺茫而难以知晓，怎么能最终认为这不是人事所感召的呢？】

季孙宿出使宋国。

【向戍来聘问，以及结盟之后，过了五年没有回报。既然在澶渊结盟，先聘问齐国，然后回报宋国。就像成公时期，在马陵结盟，鲁国对齐国的怨恨已经消除，然后对宋国的婚姻才达成。大概鲁国忌惮齐国就是这样。】

二十一年

春，周历正月，鲁君朝见晋国。

【包围齐国夺取邾国田地已经三年了，到这时才开始前往拜谢，大概鲁国仍然担忧齐国澶渊之盟，而聘问相通，然后才朝见晋国，晋国也不责备鲁君迟缓。】

邾国的庶其带着漆地和闾丘地来投奔鲁国。

【鲁国接纳三个叛臣，恰好君主都不在国内，先儒于是认为《春秋》不记载接纳莒仆的宝玉，而记载三个叛臣带着土地来投奔，不记载是为鲁君避讳，记载是为了罪责季氏。然而圣人未必有这个意思。宝玉不同于盗取城邑，原本不值得记载，而左氏认为行父让司寇将莒仆驱逐出境，那么鲁国未曾接受莒仆的投奔，这件事也不应该记载。三个叛臣的投奔，记载是为了罪责季氏，有什么可疑？如果鲁君在国内，而有带着土地来投奔的人，《春秋》难道就不记载吗？一定不是这样。】

夏，鲁君从晋国回来。

秋，晋国的栾盈出逃到楚国。

【栾盈没有得罪君主和国人，只是被强大的家族所逼迫，他的出逃不算罪过。罪过在于出逃到楚国而想借助楚国以求回国。没有得到楚国的帮助，后来又出逃到齐国。齐国强行接纳他，几乎导致晋国动乱。晋国固然对他断绝关系太过分，而栾盈的志向也很恶劣。】

九月庚戌初一，发生日食。

冬十月庚辰初一，发生日食。

【连续几个月发生日食的灾变，就出现在连续几年之后，日月不按照它们的轨道运行，太严重了。春秋时期，只有襄公这一年和二十四年两次出现，而此后又只有汉初三十年间两次出现。先儒说天度有时而改变它的常规，如果天度果然改变它的常规，那么用常规推算春秋日食的人，应该大多不符合。而凡是历算家推算不在日食范围内，因而怀疑史文有错误的人，就不能有确定的说法了。】

曹伯来朝见。

鲁君在商任会见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商任的会见，左氏认为是为了禁锢栾盈。这时栾盈正在楚国，晋侯会合国内诸侯来禁锢他，想让栾盈最终留在楚国。齐侯与会见，而最终在明年接纳了他的投奔。那么禁锢他有什么好处呢？齐国既然接纳栾盈，而沙随的会见，齐侯又未曾不参与，而最终不听命于晋国。那么即使再次禁锢他，又有什么好处呢？不仁的人，断绝关系太过分，在天地之间无处容身，就一定会作乱。晋国虽然杀了栾盈，因此导致晋齐再次交恶，谋划动武，伤害的人太多了。】

二十二年

春，周历正月，鲁君从会见回来。

【凡是鲁君外出，有时超过一个月，有时超过一个季节，有时超过一年，而记载回来，都是为了记录实际情况。在正月回来，也是为了如实陈述。诸儒认为，这是为了表明没有到宗庙朝见，《春秋》没有这个意思。】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去世。

冬，鲁君在沙随会见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邾子下面，公羊传和谷梁传有滕子】

【商任会见时栾盈还没有到齐国，沙随会见时栾盈已经在齐国了。晋侯禁锢他，齐侯接纳他。两君相见，用什么言辞？诸侯之间不真诚相待，太严重了。】

鲁君从会见回来。

【汪氏认为商任沙随，晋侯会合禁锢栾盈，齐侯强行接纳他，所以两次记载鲁君回来以表示危险。然而晋国断绝关系导致动乱，齐国接纳逃亡者招致祸患，这是晋齐的危险，而鲁君有什么危险呢？】

楚国杀了他的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的党徒很多，马匹众多，楚子怀疑而杀了他，又告诉了他的儿子。如果他的儿子告诉追舒，追舒先发制人而祸乱发生，楚子就危险了。然而根据左氏，楚子哭了三次，弃疾一定对追舒的专权感到不能忍受，不只是怀疑观起马匹众多。】

二十三年

春，周历二月癸酉初一，发生日食。

二月己巳，杞伯匄去世。

夏，邾国的畀我来投奔鲁国。【公羊传作鼻我】

【畀我是邾国叛臣庶其的同党，庶其不可接纳，畀我难道可以接纳吗？庶其带着城邑来投奔，恰好鲁君不在，于是认为不避讳而记载。那么畀我的来投奔，鲁君在，为什么唯独不为鲁君避讳呢？自从南鄙以来，鲁邾互相仇视，时间越久越深，记载不详细，不足以显示他们长期用兵的原因。所以知道庶其带着两个城邑来投奔，即使鲁君在，也一定记载。】

安葬杞孝公。

陈国杀

译陈国的大夫庆虎和庆寅。

【陈国杀掉了庆虎、庆寅二人，公子黄从楚国回到陈国。家氏认为《春秋》的书写法则，只是好像陈国人自己杀掉了他们，自己恢复了秩序，不承认楚国专断中原事务。然而，那么放逐陈招、杀死陈奂，为什么唯独承认楚国专断中原事务呢？大概在没有灭亡陈国之前，杀死公子过还记载为“陈人”；既然已经记载了灭亡陈国，那么放逐陈招、杀死陈奂，楚国得以专断处置，也就不得不根据事实来记载了。如今陈侯身在楚国，楚国挟持他来控制陈国，陈国人杀死庆虎、庆寅以取悦楚国，那么庆虎、庆寅实际上是陈国人杀死的。杀掉了庆虎、庆寅之后，陈侯返回国家，公子黄跟随陈侯一同归来，这就不是陈侯不想让黄回国而楚国强行接纳他。事情的情势如此，所以书写法则如此，哪里有什么承认或不承认的道义呢？只是庆虎、庆寅被陈国人所杀，应当称“陈人”，不称“人”而称“国”的原因，是因为陈侯既不能制止庆虎、庆寅不谗害公子黄，又不能抵抗楚国以庇护庆虎、庆寅，那么庆虎、庆寅的被杀，是国家所杀】

译陈侯的弟弟黄从楚国回到陈国。

【二庆向陈侯诬告黄说：“黄与蔡国的司马共同谋划。”黄确实与蔡国司马共同谋划，不能说不算是为国家谋划的正道。舍弃荆蛮而追随中原国家，黄因此获罪而死，这是为正义而死。《春秋》本来就会赞许他。黄逃往楚国，必定是以自己不敢背叛楚国而投靠晋国为借口，这是自己蒙蔽了行义的初心。从楚国回到陈国，必定是楚国人相信黄不敢背叛楚国而投靠晋国，这是自己陷入了不义的实际行为。假如只是向楚国申诉，楚国释放黄而不加罪，也就罢了，黄对二庆有什么怨恨而一定要杀了他们呢？楚国之所以一定要杀二庆，必定是黄转而以二庆想要清除异己、背叛楚国而投靠晋国为借口，使楚国偏听偏信而杀了他们。然而《左传》不足以作为依据，不能随意为此解说。看《春秋》的书法，明确显示黄有挟持楚国杀害两位大夫而强行归国的罪过，不仅胁迫国人，而且蔑视国君和兄长。如果《春秋》没有谴责黄的义理，那么黄逃往楚国又从楚国归来，也会删削而不记载了】

晋国的栾盈再次进入晋国，进入曲沃。

【逃亡的大臣再次回国，有的进入国都，有的进入城邑，没有像栾盈这样记载详细的，这也是事情形势使然。根据《左传》，栾盈先进入曲沃，从曲沃进入晋国作乱，失败后再次进入曲沃。不先记载进入曲沃，是因为栾盈的志向在于进入晋国，不像其他叛臣只想占据城邑，所以先记载进入曲沃的文字可以省略。再次记载进入曲沃，是因为栾盈占据他的私邑，晋国实在是在曲沃杀死了栾盈，所以再次进入曲沃的文字不可省略】

秋天，齐侯攻打卫国，接着攻打晋国。

【记载栾盈逃往楚国，不记载栾盈从楚国逃往齐国。栾盈进入晋国，不记载从齐国进入晋国。怎么知道齐国偏袒栾盈呢？在栾盈进入晋国、进入曲沃之后，记载齐侯攻打卫国，接着攻打晋国，由此得知。那么《春秋》厌恶齐国偏袒叛臣，为什么不详细记载以谴责他呢？大概齐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栾盈。齐国怨恨鲁国不侍奉齐国而侍奉晋国，因此怨恨晋国庇护鲁国而对晋国用兵，势力相互倾轧，唯独屈从于不得已而勉强与盟防，没有一天不想趁机削弱晋国。栾盈是晋国的大家族，一旦被同僚排挤而逃亡，他的党羽还足以扰乱晋国，所以帮助他进入曲沃，使他在内部作乱，内部混乱则外部以军队压境而可以得逞。于是攻打卫国，而晋国果然不救援；攻打晋国，而晋国果然不出战。第二年晋国在夷仪会盟诸侯，而果然不敢报复。如果齐庄公不被崔杼杀害，晋齐的胜负本来难以预料。那么栾盈虽然被杀，而晋国的势力衰颓，齐国的计谋得逞了。如果《春秋》记载栾盈逃往齐国，记载栾盈从齐国进入晋国，不几乎使后人怀疑齐国确实偏袒栾盈吗？那么不立即攻打晋国而先攻打卫国，为什么呢？鲁国背离齐国而倾向晋国，卫国居于其间，卫国又曾经奉晋国命令攻打齐国，而此时卫衎还在，齐国与戚地的盟会以确定孙甯、湨、梁的盟会，齐国都没有参与攻打卫国，本来有名分，所以先攻打卫国以试探晋国。晋国不救援卫国，而齐国就乘势攻打晋国。《春秋》记载“遂”，是为了彰显齐国的本谋在于晋国】

八月，叔孙豹率领军队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榆，公羊、谷梁作渝】

【从行军的礼仪来说，有时驻扎以等待主军的命令，如《公羊传》先通君命的说法，是对的。从行军的机变来说，有时驻扎以窥探敌人的空隙，如《左传》所说的“与邯郸胜攻击齐国的左翼”，是对的。《春秋》记载“次”，虽然不认为是善举，但也不是用来讥讽的。看八月驻扎在雍榆，到冬天齐侯撤军袭击莒国，那么齐军在晋国境内停留很久，晋国保卫边境而不轻易交战，没有讥讽鲁国驻军而不能救援的道理】

己夘日，仲孙速去世。

【季氏想要废长立幼，而向臧纥咨询，理应事情成功了。大概臧纥本来就是为了废长立幼的人，如果臧纥认为幼子不可立，那就罢了，怎么立呢？孟氏的丰点想要废长立幼，而难于季孙，因此向公鉏谋划。公鉏也理应事情成功了。大概公鉏，是季孙废黜而改立悼子的人，如果公鉏废长，而季孙认为不可废，那就罢了，怎么废呢？《左传》叙事，而当日的情理都得其用意精妙了】

冬十月乙亥日，臧孙纥出逃到邾国。

【武仲逃到邾国之后，再次进入据守防地，请求立后，得到请求，逃到齐国。《春秋》只记载逃到邾国而进入防地，逃到齐国不再记载，是因为情势恶劣而叛乱未成，不能定罪。所以孔子平日的议论，以据守防地请求立后，谴责他胁迫国君，而不写入经书，不是宽恕武仲。可见《春秋》对于逃亡的大夫，必须有叛乱的迹象，然后记载以彰显其恶，其他违背常理千分之一的琐事，就置之不理，况且也写不完】

晋国人杀死了栾盈。

【六卿和睦而诸侯服从，栾范两家倾轧而世伯衰落，栾盈虽然被杀而内部祸害已经很深，所以齐侯在边境，军队老迈而不敢交战，齐军已经离去，在夷仪会盟诸侯而不敢报复，士气低落而意志畏惧，南北分伯也由此产生】

齐侯袭击莒国。

【通观《春秋》加兵于他国只有此处记载“袭”。杜氏说：轻装行进而掩其不备，似乎是对的。潜师以掠境，不是掩其不备吗？为什么记载“侵”？隐十年宋卫进入郑国，僖三十三年秦人进入滑国之类，不都是掩其不备吗？为什么不记载“袭”？大概“侵”者无

译其志向在于深入敌境，所谓“入”，是因为其罪行过于严重而记载其重罪。齐侯有深入莒国的意图，不能仅仅加上“侵莒”的名号。既然不能加上“侵莒”的名号，又没有看到深入莒国的实际行为，他们衔枚静默而来，掩旗息鼓而去。从轻记载为“侵”，不可以；从重记载为“入”，也不可以。于是就用变通的写法记载为“袭”罢了。实际记载齐侯，是为了深切地厌恶他。

译鲁公二十四年

春季，叔孙豹前往晋国。

【穆叔出使晋国，既是为了谢罪于雍榆之役无功，也是为了请求晋国出兵讨伐齐国。大概是因为晋国因鲁国的缘故而遭受齐国的攻击，鲁国在情势上也不得不如此。】

仲孙羯率领军队侵犯齐国。

【齐国六次攻打鲁国，鲁国不敢报复。这次出动军队侵犯齐国，虽然是迫于为晋国效力的压力，也是倚仗晋国的强大。】

夏季，楚子攻打吴国。

【吴国与楚国互相攻伐，本可以不记载。记载楚子攻打吴国，是为了记录吴楚之间的战争，以彰显荆蛮之族之所以能在中国消除祸患的原因。】

秋季七月甲子初一，发生日食，全食。

齐国崔杼率领军队攻打莒国。

【齐国已经偷袭了莒国，又再次攻打它。这是因为恼怒莒国屈服于晋国，并且与鲁国结盟。《左传》说：崔杼率领军队送防启疆，趁机攻打莒国。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趁其不备进行偷袭了。《春秋》必定不会记载为“伐”。《春秋》既然记载为“伐”，那一定是假借讨伐莒国的名义，以发动战争，而不是护送使者的军队。】

发生大水灾。

八月癸巳初一，发生日食。

鲁公在夷仪会见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晋国遭受齐国的攻打，过了一年才在夷仪会见诸侯，谋划攻打齐国。诸侯的军队已经集结，又过了很久而不能攻打，为什么呢？栾盈的祸乱，魏氏还在庇护他，而各位卿大夫中仇视栾盈的，范氏最为严重。韩氏、赵氏、知氏、中行氏的怨恨还不深。栾盈的家族庞大而士人多，铲除大家族而杀戮众多士人，国家动乱已达极点，人心必定动摇，局势不能和谐。各位卿大夫统一意志，以便将大军用于攻打齐国。】

冬季，楚子、蔡侯、陈侯、许男攻打郑国。

【李氏认为萧鱼会盟之后，楚国军队两次到达郑国却没有成功，是悼公的余泽，这是错误的。齐桓公称霸不到五年，楚子就在盂地会见诸侯；晋文公称霸不到十年，楚子就在厥貉驻扎军队，他们的余泽在哪里呢？楚国君臣虎视眈眈地看着中原，与晋国争夺霸权，不曾有一天忘记。现在晋国内乱，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而与晋国结仇，楚国对内结交强大的齐国，对外率领依附自己的诸侯军队，趁着晋国的动乱而对郑国用兵，得到郑国是必然的。而在棘泽驻扎军队没有成功就返回，是因为楚国担忧吴国。所以《春秋》在前面记载楚子攻打吴国，以彰显楚国之所以不能争夺郑国的原因。汪氏认为楚国攻打郑国是为了救援齐国，不记载“救齐”是不认可楚国人救援，这也是错误的。晋国在夷仪会见诸侯，实际上并没有攻打齐国，凭什么记载楚国救援齐国呢？汪氏又认为诸侯离开齐国去救援郑国，救援来不及，所以不记载诸侯的救援，这也是错误的。楚国联合蔡、陈、许的军队攻打郑国，原本就没有必定得到郑国的志向，其侵扰不深，受害不重，即使没有诸侯的军队，也将解除对郑国的包围而离去。诸侯的救援既没有功劳，也没有罪过，功罪皆无，所以不记载，不是因为救援来不及。】

鲁公从夷仪会见诸侯回来。

【《春秋》只记载在夷仪会见，不记载攻打齐国、救援郑国，那么鲁公从会见回来是适宜的。又有什么“不到齐国是因为不能，正是为了纠正齐国的罪过；不到郑国是因为轻视其救援郑国的功劳”这样的意义呢？许氏的说法是错误的。】

陈国大夫鍼宜咎出逃到楚国。

【大夫出逃，必定有内乱，记载此事以彰显郑国军队之所以进入陈国的原因。】

叔孙豹前往京师。

【朝聘天子，是合乎礼制的。然而在此以前五十多年没有朝聘，在此以后直到春秋结束也没有朝聘，这是仅有的一次。虽然记载此事以赞美他，但实际上是表示讥讽。】

发生大饥荒。

鲁公二十五年

春季，齐国崔杼率领军队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齐国向来弱小，鲁国既救援了晋国，又侵犯齐国，齐国没有不报复的道理。鲁国必定明知会有齐国军队，而预先做好准备，所以齐国来攻打，虽然在大饥荒之后，也不成为祸患。】

夏季五月乙亥，齐国崔杼杀害其君齐庄公。

【太史记载崔杼杀害其君，崔杼杀了他，他的弟弟接着记载，又杀了两人，他的弟弟又记载，这才放过他。南史氏听说太史全部被杀，拿着竹简前往，听说已经记载了，才返回。齐庄公在崔杼家中被杀，而崔杼又没有可以推卸罪责的人，案件没有可疑之处，应当记载“崔杼杀害其君”，是必然的。而崔杼还杀了三人，那么凡是杀害君主而有可疑之处的，当权的人必定不允许史官将罪责归于自己。那些列国的史官，难道都像晋国史官记载赵盾那样不畏死，像齐国史官记载崔杼那样杀了三人还不畏死吗？所以《春秋》记载杀害君主，恐怕很多都不符合事实。孔子作《春秋》，审察情势，一律以天理王法的公正来纠正，这就是《春秋》完成而乱臣贼子畏惧的原因。】

鲁公在夷仪会见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晋国再次在夷仪会见诸侯，将要攻打齐国。晋国再次谋划攻打齐国，是因为齐国勾结叛臣，扰乱晋国，并借此攻打晋国，夺取朝歌。想要报复朝歌之仇，再次在夷仪会见诸侯，而不能攻打，是因为齐国以庄公被杀为由，向晋国贿赂求和。唉！是非公私的道义丧失了。向背，是邻国的常情；篡弑，是天下的极大罪恶。朝歌的怨恨，可以不报复；弑君的贼人，不可以不讨伐。却是为了报复怨恨而来，反而见到弑君的贼人而离去。这是十二国的诸侯，为晋国讨伐叛侯，而

译崔杼弑杀国君，也是替晋国诛杀了背叛的诸侯。天理王法，到了这一步难道不是几乎完全灭绝了吗！所以《春秋》在前面记载崔杼弑君，在后面记载重丘会盟，事实无法掩盖，罪责无处逃避，对他的贬斥已经到了极点。

译六月壬子日，郑国的公孙舍之率领军队进入陈国。

【国君在夷仪会盟，大夫擅自率领军队进入他国，这难道不是罪过吗？然而陈国曾经帮助楚国攻打郑国，郑国怨恨并报复它，或许是君臣共同决定的计谋。只是攻打别人却深入到其国都，做得太过分了。《春秋》记载公孙舍之的名字，记载他率领军队，记载“入”，也是为了谴责他。高氏依据《左传》，认为子产、子展有礼节，所以《春秋》没有贬斥他们，这是不对的。李氏又认为子产、子展进入陈国，与子国、子耳侵蔡相同，因为两人的用心不同，所以舍之被称名，而子国被称为“人”，这也是不对的。所谓“侵”，是军队浅入以掠夺其边境；所谓“入”，是驱散其人民，破坏其城墙，而到达其国都。虽然是否应当侵、是否应当入，曲直另有道理。但仅就使用军队而言，侵较轻，入较重，而罪过的轻重，也据此而定。众儒认为称“人”是贬斥，称爵位或称名是没有贬斥，大大违背了《春秋》的大义】

　　秋八月己巳日，诸侯在重丘结盟

【重丘是齐国的土地，在齐地结盟，就明显表明他们赦免了弑君之罪而不追究了。杜氏认为齐国也参与了结盟，这是不对的。齐景公刚被崔杼拥立，必定不敢外出会盟；崔杼也必定害怕讨伐而不敢外出。盟约既然记载为诸侯同盟，必定没有齐国大夫参与。晋国因为攻打齐国的缘故在夷仪会盟，齐国恰好发生弑君之变，晋国如果不能把讨伐叛乱的措辞改为讨伐贼人的措辞，来声讨崔杼的罪过，那么放弃此事离开就可以了。却又与诸侯结盟是为什么呢？他们只是为了实现最初的意图罢了。背叛就攻打，服从就宽恕，我的霸主之事就算完成了。齐国弑杀齐君不值得过问。称“同盟”，是盟书的措辞，意义不取决于书写“同”字。伊川认为这是同情楚国，然而《春秋》不谴责他们促成齐国的动乱，反而赞许他们治理楚国的祸患吗？必定不是这样】

　　鲁公从夷仪会盟回来

【汪氏认为：这是彰显他结党附恶、亲近奸邪的罪过。文定公在《至例》中所说的结党附恶，只有桓公伐郑、庄公伐卫，以及这几处可以讲通。然而政事不必为此拘泥于这种说法】

　　卫侯回到夷仪

【郑突进入栎，称名；卫侯进入夷仪，不称名。文定公关于正与不正的说法，也有道理。然而逃亡的君主复国，如果逃亡时不称名，而复国时也不称名，就不知道是谁了。郑突记载进入栎，不再记载回到郑国，所以进入栎时不可不称名。卫侯进入夷仪，其后记载复归卫国，所以在复归卫国时称名，而进入夷仪时不必称名。文定公认为，有世叔仪守卫，有母弟鱄外出，有的安抚内部，有的经营外部，有回归的途径，在道义上并未断绝，所以称爵而不称名，这是不对的。《春秋》中逃亡的君主称名，只有卫、郑、卫衎称爵的两位君主，在道义上原本未断绝，然而在复归时也称名，所以逃亡可以不记载。燕款被齐国卿大夫接纳，不称名，所以逃亡称名。蔡朱、莒庚舆、邾益没有复归，所以逃亡称名。忽、突、羁、赤有逃亡有进入，如果不称名，就无法区分两人。郑突的一次逃亡、一次复归、一次进入都称名，卫朔的逃亡、进入都称名，也是为了彰显其恶行。郕伯逃亡而不称名，是因为国家微小而史官失载】

　　楚国屈建率领军队灭掉舒鸠

【楚国灭掉舒鸠，称大夫率领军队。自从北方晋国荀吴灭掉陆浑之戎，蔡国公孙姓灭掉沈国，郑国游速灭掉许国，都记载大夫率领军队了。如果认为称“人”是贬斥，称大夫率领军队是赞许？那么《春秋》是赞许大夫灭人国吗】

冬，郑国公孙夏率领军队攻打陈国【夏，公作虿】

【郑国在六月已经进入陈国了，到冬天又率领军队攻打它，一年内两次对陈国用兵，也可以说是不义了。《春秋》接连记载以深恶之。家氏认为《春秋》不称公孙夏为“人”是没有贬斥的言辞，说陈国背叛华夏而依附楚国，郑国服从晋国已久，能一年两次出兵攻打陈国，扰乱楚国，是《春秋》赞许他。那么宣公、成公年间，郑、许都服从楚国，郑国屡次对许国用兵，因为许国的缘故受到楚国责难而归附晋国。成公四年，一年内两次对许国用兵，众儒又认为记载郑伐许是《春秋》斥责郑国，为什么呢？对于再次伐许则加重其罪，对于再次伐陈却又嘉奖其义，是非曲直，不应当如此悬殊。如果因为赞许服从晋国的郑国攻打服从楚国的陈国，那么去年四国伐郑，以蔡、陈、许的君主同楚子称爵，又有什么道理呢】

十二月，吴子遏攻打楚国，在巢国城门下，去世。

【记载“伐楚”以表明不是攻打巢国，记载“门于巢”以表明没有侵掠寇患之事波及巢国，记载“门于巢卒”以表明吴子之死不合正道。吴子因为伐楚而出，祸害不及巢国，而死得不合正道，那么是被巢国人欺诈而杀害，可以知道了。军队没有加害于自己，暗中谋划设伏，以杀害其国君，是巢国的罪过。难怪最终被吴国灭掉】

　　二十六年

春王二月辛夘日，卫国宁喜弑杀其君剽。

【季氏将昭公驱逐到国外，八年之后昭公去世，灵柩归来后才立君，季氏的罪过不可逃避。即使昭公去世，能复国，从季氏手中出去，又从季氏手中回来，专权揽权，威福由己，难道可以借口伊尹、太甲放逐桐宫、回归亳都吗？宁殖帮助林父驱逐君主、拥立君主，剽在位已经十二年。如果宁殖还在，而

译废黜晋灵公而恢复晋成公，尚且不能免除擅自更换国君的罪责，更何况是弑杀晋灵公呢？更何况是栾喜弑杀晋灵公呢？栾喜弑杀晋灵公，是认为遵循了父亲的命令，是认为恢复了原来的国君。父亲的命令确实遵循了，原来的国君确实恢复了，但弑君的恶名由谁来承担呢？假如栾喜亲自犯下弑君的逆罪，却能因此免除栾黡驱逐国君的罪责，那么牺牲自身来宽贷父亲，倒也说得过去。驱逐国君、弑杀国君，父子两代相继作恶，这正是宁氏所说的狠毒而愚蠢的人。弑君的罪名，里克尚且不能推辞，栾喜难道就可以推辞吗？栾喜如果真的是一位孝子，那么在栾黡驱逐国君的时候，就应当劝谏栾黡；在栾黡死之后，就应当离开范氏。如果认为父亲所立的人就是国君，那么儿子就应当尊奉他为君，这也不对。

译卫国孙林父进入戚地发动叛乱。

【文定认为，凭借土地背叛君主，在当时，卫剽已被杀害，卫衎尚未回国，林父的叛乱，究竟背叛的是哪位君主呢？然而林父的叛乱，是背叛卫国。戚是卫国的城邑，从先王那里接受封赐，由先公世代守护，凡是国君在国内失去一座城邑，在国外夺取一座城邑，尚且被视为罪过，难道臣子可以私自占据吗？何况林父带着戚地投靠晋国，倚仗险要的城邑，挟持大国来对抗他的君主呢？林父驱逐君主时，《春秋》记载“卫侯出奔”，而驱逐君主没有指名道姓，这是在宁喜杀害卫剽之后，卫衎复归之前，记载“林父入戚以叛”，而后林父驱逐君主的罪行一并显露了。不然的话，二月辛夘日，卫剽被杀；过了四天甲午日，卫衎回国。林父如果仓促间前往戚地而叛乱的迹象不明显，卫国侵犯戚地，晋国戍守戚地，都在卫衎回国之后，《春秋》为什么在辛夘日、甲午日之间记载“叛”呢？大概是因为如果先记载“卫衎回到卫国”，而后记载“林父凭借戚地叛乱”，那么或许会怀疑林父因为其他原因对卫衎不满，卫衎逼迫他叛乱而看不出驱逐君主的迹象，卫衎就成了林父的君主了。只有在卫剽刚被杀、卫衎未回国之间记载“叛”，而后才能知道卫衎的出逃，是林父驱逐的；卫剽的即位，是林父拥立的；惩治林父背叛卫国的罪行，同时也惩治林父驱逐君主的罪行】

甲午日，卫侯衎复归卫国。

【出逃的君主不称名，就不知道是哪位君主。卫郑、卫衎出逃不称名，是因为通过复归时称名来体现的。卫衎进入夷仪不称名，复归时称名，是因为两次出现最终称名。文定认为他回国后失信无刑，所以称名。然而如果卫衎不杀宁喜，而《春秋》已经记载杀害他的君主卫剽，而卫衎不称名，怎么体现两位君主的名称和实际地位呢？卫衎为了谋求复国，而构陷宁喜杀害卫剽，为了自己的缘故，而教唆臣子杀害君主，这是喜欢他忠于自己，而不喜欢他忠于所侍奉的君主。即使不杀宁喜，也是不义的。《春秋》也不会因为他在道义上尚未断绝，就姑且给予他宽恕。如果《春秋》因为杀宁喜的缘故而称卫衎的名，难道不杀宁喜就应当举爵位来给予他构陷臣子杀害君主以接纳自己，并因此尊崇宠幸他吗？卫剽由孙甯所拥立，虽然也不免于篡位。《春秋》既然以杀害君主的罪行定罪宁喜，那么卫剽就不是宁喜所应当杀害的。既然不是宁喜所应当杀害的，也就不是卫衎所应当构陷他杀害的。所以知道《春秋》称卫衎的名，不是因为杀宁喜来显示道义】

夏天，晋侯派荀吴前来聘问。

【看下文记载澶渊之防，那么荀吴前来是为了约定公室防线，可以知道了。孙甯驱逐君主，霸主放弃而不讨伐，这是晋悼公的过失。晋平公时期，卫剽即位已经十二年，列于诸侯防线的有七次。宁喜一旦杀害他，怎么能没有讨伐呢？宁喜杀害君主的罪行，大于林父占据城邑。晋悼公既然宽恕林父驱逐君主的罪行，那么林父占据城邑，尚且对宁氏作恶，而不忘记所拥立的卫剽，而晋平公帮助林父，是帮助他忠于卫剽。先儒指责晋平公约集诸侯防线，是奖赏叛臣，是率领天下的臣子，使他们全都背叛他们的君主。如果把林父的君主当作卫剽，那么林父占据城邑是因为卫剽被杀的缘故，而不是背叛卫剽；如果把林父的君主当作卫衎，那么林父在十二年前驱逐卫衎，君臣之义已经断绝，而他占据城邑也不是为了背叛卫衎。《春秋》的书法，记载宁喜杀害君主以定罪宁喜，记载林父进入戚地叛乱于卫剽刚被杀之后，卫衎未入之前，以定罪林父，而各自符合两人的罪行。所以林父的叛乱是背叛卫国，而不是背叛卫衎；晋国帮助林父，是帮助背叛卫国的林父，而不是帮助背叛卫衎的林父。如果《春秋》到此才开始定罪林父背叛君主，难道宽恕林父十二年前驱逐君主的罪行吗？晋平公只知道十二年统治卫国的卫剽不可杀害，十二年离开卫国的卫衎不可接纳，而忘记了驱逐君主占据城邑的林父不可帮助，所以约集诸侯在澶渊设防。如果晋平公抓住宁喜杀了他，让林父放弃城邑，来安定卫衎作为君主，那么在道义上就合适了，而晋平公不能做到。然而《春秋》还宽恕他的原因，林父驱逐君主的事在以往，现在占据城邑不是没有罪过，而晋平公帮助林父，尚且比起帮助一般占据城邑背叛君主的人，罪过稍减，所以戍守戚地不记载讨伐，卫国疆界戚地不记载执拿，卫侯不记载】

公与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在澶渊设防。

【根据《左传》，在澶渊设防是为了讨伐卫国侵占戚地，夺取卫国西部边境懿氏六十个邑，给孙氏。卿大夫的食邑，是君主所赐予的，不是君主所赐予的，那么尺寸都不可以私有。卫国的戚地，难道是林父所应当占据的吗？卫国的西部边境，难道是晋国所应当强取给孙氏的吗？所以澶渊之防，《春秋》记载以示讥讽。大概晋平公只知道卫衎已经不是卫国的君主，而忘记了林父原本是卫国的臣子；只知道今天统治卫国的卫剽不可杀害，而忘记了当时统治卫国的卫衎不可驱逐；只知道卫剽已杀而林父不是卫衎的臣子，而忘记了卫衎既复而戚地是卫衎的城邑；只知道帮助不杀害卫剽的林父，而忘记了帮助驱逐卫衎的林父；只知道帮助林父以对抗十二年失去国家的君主，而忘记了违背卫衎以结党十二年专权的臣子，是非公私的界限不明，失去大义而开启逆乱的端绪，这太严重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卫国历代坚定辅助晋国霸主，都是孙氏父子主持他们的君主而为之，晋国感激孙氏而不感激卫国。所以卫国驱逐

译孙林父出奔，就逃往晋国；孙林父驱逐卫衎，卫衎却不逃往晋国而逃往齐国；孙林父逃往晋国，晋国就接纳了他；卫衎逃往齐国，晋国就确立卫剽为国君而断绝与卫衎在卫国（的关系）。观察鲁国听从卫国而顺从晋国的情况，在文公三年孙良夫来聘问并结盟，襄公七年孙林父来聘问并结盟，那么孙氏父子不仅让卫国顺从晋国，而且为晋国招致鲁国（结盟），晋国难道不值得感激吗？所以鲁国与孙氏也世代有盟约友好。澶渊之会，三国都是大夫（出席），唯独襄公亲自前往，因此《春秋》称公以彰显此事。至于晋国、宋国记载人名，郑国记载良霄认为是贬斥，赵武、向戍不被贬斥；良霄是因为子产刚掌权，郑伯为卫侯去晋国，是不帮助孙氏的人，《春秋》也没有这种含义。宋国排在郑国之下，或许不是向戍，晋国是赵武，不是赵武，都不能确定。即使是赵武而不称名的原因，是澶渊的罪过在戚地之会已经消除，不必称名来彰显。否则，澶渊称人以表示贬斥，难道戚地之会称季孙宿、士匄、华阅、公孙虿反而没有贬斥吗？郑国良霄称名，是为后五年杀良霄埋下伏笔。自从记载楚国执行人良霄之后十五年没有事见于经文，所以在这里结盟，宋国称名以彰显良霄在郑国掌权时间之久。如果用称赵武、向戍的人名来表示贬斥，那么也应当隐去公以表示贬斥。现在观察公，那么公称人，就称人的名，就称名，本来不是琐碎地称某人不称某人以表示贬斥，某人被贬某人不被贬。况且假使因为郑伯为卫侯去晋国，而不贬斥良霄，那么晋国拘禁卫侯，《春秋》不记载，未曾彰显晋国拘禁卫侯的罪过，凭什么显示记载良霄是给予郑伯不帮助孙氏的含义呢？

译秋季，宋平公杀死了他的太子痤【痤，在《谷梁传》中写作座】

【晋献公宠幸骊姬，喜爱奚齐而杀害了申生，祸乱是自己造成的。宋平公因为伊戾的谗言而杀死了痤。没有比父子更亲近的关系，没有比世袭嫡子更重要的地位。一个谗言者构陷祸端，就自己残害骨肉，甘愿承受杀子的恶名，那么宋平公比晋献公更愚蠢了。然而谗言之所以能得逞，必定是乘了空隙。宋平公宠信弃，就像晋献公宠信骊姬一样。宋平公喜爱佐，就像晋献公喜爱奚齐一样。所以两位君主起初并没有更换太子的想法，只是担心太子因为自己有私爱而怀疑自己有更换太子的念头。开始是虚心地消除太子的疑虑，接着却真的因为自己而怀疑太子。嫌隙形成且形迹明显，于是谗言离间得以施行，祸乱就发生了。《春秋》直书其事，与记载弑君一样使用严厉的措辞，认为杀太子的，不是别人就是那国君父亲。国君父亲所杀的，不是别人就是那太子。这用来警戒天下后世，深切而明显】

晋国人捉拿了卫国的宁喜

【晋国人捉拿宁喜，《公羊传》认为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捉拿他，不能算是霸主的征讨；刘氏认为是因为他不应该接纳国君而攻打孙氏；高氏认为是征讨他攻打戚地并杀害晋国戍卒；家氏认为是因为林父的控诉而捉拿他，这就违背常理了。这些说法都不对。雍廪因私怨杀害无知，《春秋》尚且给予他讨伐贼人的名义。晋国人捉拿宁喜，虽然有愤怒他攻打孙氏、杀害晋国戍卒的私心，未曾不打着讨伐弑君者的名义。既然打着讨伐弑君者的名义，那么即使接受了林父的控诉，也不算不义，为什么不给与霸主征讨的名义呢？《春秋》之所以不给予晋国霸主征讨的名义，是谴责晋国既然捉拿了宁喜却不杀他，反而释放他让他回国做卿。大概宁喜是弑君的贼人，晋国作为盟主，征讨并杀了他，就合乎道义了。仅仅捉拿他做什么呢？有捉拿就有释放，《春秋》记载“执”就是不杀的意思。讨伐弑君的贼人却只捉拿他，刑罚失误太严重了。所以《春秋》用“执宁喜”来记载，是谴责晋平公不杀他而只捉拿他】

八月壬午日，许男宁死在楚国

【《春秋》依附楚国的国家，许国是值得怜悯的。许国对于郑国，既有祖先灭国断绝祭祀的仇恨。许叔进入许国之后，郑国世代不断加兵侵犯。晋国作为霸主，曾经不能制约郑国，使其不侵犯小国。许国依附楚国，难道是不得已吗？《春秋》记载许宁的死，是厌恶郑国虐待许国太过分，而怜悯许男死得不明不白】

冬季，楚子、蔡侯、陈侯攻打郑国

【楚国联合陈、蔡攻打郑国，诸侯的救援不到，郑国不服从却还没有遭受楚国的祸害，是因为楚国为了回应许男的请求，而志向不在得到郑国，所以如此】

安葬许灵公

二十七年

春季，齐景公派庆封来鲁国聘问

【鲁国在齐、晋之间反复摇摆，齐国在晋国那里争夺鲁国，导致遭受诸侯的讨伐。去年的聘问，鲁国是用来报答鲁国君臣朝聘的勤勉。现在鲁国坚持侍奉晋国，而齐国的聘问忽然到来，这是邦交常理。齐景公即位之初，对鲁国有礼，认为他是贤德的，是可以的】

夏季，叔孙豹在宋国与晋国的赵武、楚国的屈建、蔡国的公孙归生、卫国的石恶、陈国的孔奂、郑国的良霄、许国人、曹国人会见。

【停止战争休养生息，不是坏事。让中原的诸侯屈尊在庭下，朝见楚国，那么礼制颠倒，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就扫地以尽了。根据《左传》，向戍本来是为了谋议弭兵，而晋楚两国互相朝见，是子木请求的，赵孟答应的。评论者不怪罪赵武，却怪罪向戍，为什么呢？宋国在春秋时期，唯独能抵抗楚国，楚国多次攻打它，甚至包围它一年多也不肯屈服。齐桓公称霸，宋国确实辅助了他；晋文公城濮之战，宋国军队参与了。宋襄公鹿上之盟，还有兼领齐、楚之势。被拘禁在盂地，败于泓水，却不悔改。后来晋国主持夏盟，宋国未曾一次背离晋国而倾向楚国。现在向戍只是为了解决晋楚矛盾，以求和睦邻国，而赵武竟然答应诸侯互相朝见。赵武辜负了向戍。盟约既定，第二年朝见楚国，听说楚子去世，宋公到了汉水就返回。向戍说：“暂且回去让百姓休息，等待他们立君后再为之防备。”大概是后悔被赵武误导，而为防备楚国做长远打算，还凛凛乎中原正气，不可被侮辱屈服】

卫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宁喜

【晋国杀里克，卫国杀宁喜，而记载“杀其大夫”，与齐国弑商人而记载“弑其君”，同样是齐人弑君的贼人。齐国人既然尊奉他为君，那么他就是君了，不记载“弑其君”又记载什么呢？里克、宁喜是弑君的贼人。晋惠公、卫献公既然尊奉他们为大夫，那么他们就是大夫了，不记载“杀其大夫”又记载什么呢？而卫献公杀宁喜，又比晋惠公杀里克更严重。大概晋惠公因为里克弑杀两君而得以入立，里克弑杀两君，是里克自己做的。晋惠公的过失，在于不在入国之时，就正了里克弑君的罪，反而感激他迎立自己，形成了君臣关系。等到知道里克原本想谋迎重耳，然后忌恨而杀了他。卫献公与宁喜结盟让他纳自己，教唆他弑杀剽，那么剽弑杀卫献公，宁喜也参与了。欺骗他以弑君，纳自己授给他国政。做他的大夫超过一年，然后厌恶他专权而杀了他，那就是杀大夫而不是讨伐弑君者了。所以晋惠公杀里克，还可以说“你弑杀两君”，而卫献公杀宁喜，不能明正其罪说“你弑杀剽”】

卫侯的弟弟鱄出逃到晋国

【鱄

译背负枷锁、手持刑具跟随国君流亡在外十二年而内心没有二心，不能说不忠于卫侯。接纳国君的策略，向周天子禀告，向方伯请求，讨伐卫剽并诛杀孙甯，名正言顺地恢复君位，这是正当的。即使不能这样，依托大国出兵讨伐卫国，废黜卫剽、驱逐孙甯而迎回国君，也是正当的。再不能这样，向国人宣告自己无罪，国人纷纷起来攻击孙甯以请求迎回国君，从而使国君复位，也是正当的。然而卫献公的复位，是由于宁喜；宁喜的迎君，是由于弑杀卫剽；宁喜的弑杀卫剽，是由于卫鱄的约定。谷梁氏说：“自己虽然处境危急，迎回自己的兄长，却与别人的臣子谋划弑杀其君，这也是弑君的人。”责备他是正确的，但又认为卫鱄的离开符合《春秋》大义，则是不对的。大概卫鱄的离开，是因为杀了宁喜而离去，知道信用不可丧失，却不知道国君不可弑杀；知道迎立自己的人不可杀害，却不知道弑君的人不可任用。假如卫献公不杀宁喜，卫鱄难道可以与弑君的贼人并肩侍奉君主吗？懂得大义的人，如果知道不杀宁喜而与他同朝为官是不义的，也就应该知道在杀了宁喜之后愤然离开国家也是不义的。与别人的臣子谋划弑杀其君，已经在前面失义，虽然厌恶他失信而离去，也无法补救后面的过错。不以道义开始的人，必定不能以道义结束。所以无论宁喜杀不杀，卫鱄去不去，都没有合适的做法。

译秋季七月辛巳日，晋国大夫荀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

【自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中原的诸侯便向北面臣服朝拜楚国。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是晋国的罪过。然而在当时的诸侯看来，他们本来也就相安无事了。因为楚国刚进入春秋时期，就以击败蔡国军队、俘虏蔡国国君载入史册，本来就极其横暴。此后入侵蔡国、攻打郑国，在《春秋》经文中记载的，都不是轻微的侵掠小事。齐桓公创立霸业，以抵御楚国为义举，诸侯借此得以稍得安宁。等到宋襄公挑起争端，在盂地受辱、在泓水战败，诸侯畏惧楚国，于是采取通好请命的策略。如果不是晋文公在城濮一战，诸侯向北面朝拜楚国的局面，还能延续到襄公、昭公的时代吗？厥貉的会盟、辰陵的结盟、蜀地的结盟，几乎就要没有中原国家了。晋国的君臣强行争霸、纵横争胜，为诸侯抵御外侮，竭力支撑中原，将近百年，而内部崩溃的趋势终究无法挽救，不得已才提出弭兵息民的主张。固然不能因为这一天的罪过，就抹杀其百年的功劳。唉！晋国为诸侯抵御楚国，确实是晋国的功劳。晋国即使不为诸侯抵御楚国，何至于就认为这是晋国的罪过呢？大概春秋时期的局势，诸侯不能自强，屡次想要顺从楚国，晋国强制他们不要顺从楚国。并不是诸侯有能力可以不顺从楚国，而是晋国逼迫他们顺从楚国。所以不能因为向北面朝拜楚国而怪罪晋国。虽然如此，晋国不是天下诸侯的罪人，而赵武却是晋国的罪人。晋国世代主持中原的盟会，天下诸侯的安危，都看晋国的脸色。晋国的先代国君在楚国势力昌盛的时候，还能在城濮、鄢陵、萧鱼等地作战，以挫败楚国的锋芒。近年以来，楚国受到吴国的祸患，势力稍微衰落。赵武执掌国政，如果他能辅佐晋平公，增进修明德政，和睦臣民，与诸侯结好，形成必定能战胜楚国的态势。楚国如果不入侵，就作为衣裳之防，以震慑它；楚国如果入侵，就作为兵车之防，以战退它。振兴先代的基业，继承霸主的功业，那么楚国可以削弱而诸侯可以安定，这是几代人的利益。怎么反而失去了可以乘势而上的时机，却致使诸侯向北面朝拜楚国呢？齐桓公、晋文公，是周朝的罪人，但《春秋》还认为他们合乎道义而加以褒取，就是因为他们抵御了楚国。有抵御楚国的功劳，所以天下诸侯不朝拜周天子而朝拜霸主，齐、晋安然接受，功劳和罪过还足以相当。现在把天下诸侯分为跟随晋国和跟随楚国两派，周天子在哪里呢？这是不把诸侯当作周朝的诸侯，而当作晋国、楚国的诸侯了。唉！晋国不让诸侯朝拜周天子而让朝拜自己，到这里又让自己的诸侯朝拜楚国，又用自己的诸侯交换楚国的诸侯，让他们一同朝拜自己，罪过太大了。用这个来怪罪晋国，即使有百年捍卫诸侯的功劳，也不足以赎罪，这都是赵武连累了晋国】

冬季十二月乙亥日初一，发生日食。

【从十四年到这一年，十四年之间，日食发生了九次，又出现了三次，连年出现两次，连月出现变化也很严重了。如果说日月运行有固定的度数，日食有定数，那么连月出现也不算怪异，何况连年出现呢？然而纵观《春秋》，只有这次次数最多，如果不认为这是有所感应而导致的，是不可以的】

二十八年

春季没有结冰。

【记载无冰是记录异常，明确是指子月、丑月，主张夏历的人，说这是前一年没有藏冰，而春季没有冰可供使用，这种说法怎么能采纳呢】

夏季，卫国石恶出逃到晋国。

【卫献公复国一年多，弟弟就出逃，再过一年多，卿大夫就出逃，他在国人中不得人心可以知道了。然而晋国正庇护林父而仇视卫献公，两人都出逃到晋国，也不免有远离祸难、投奔仇敌的罪过】

邾国国君来朝见。

【邾国靠近鲁国，不能完全践行小国侍奉大国的道理，忽然兴起攻打鲁国的念头，导致国君受辱、土地被削，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仍然来鲁国朝见，那么也不能算是善于谋国了】

秋季八月，举行大雩祭。

仲孙羯前往晋国。

【襄公二十一年以前，五次朝见晋国，大夫也五次聘问。到现在八年，终襄公之世，不再朝见晋国，而聘问也疏远了。仲孙羯前往晋国，也是因为国君将要朝拜楚国而告知，是为了宋国结盟的缘故。也可以由此知道晋平公不足以招致诸侯，而鲁国也不勤于侍奉晋国了】

冬季，齐国庆封来投奔。

【庆封来投奔，齐国来责问，然后庆封逃往吴国。那么鲁国已经接受他投奔了。庆封参与杀害他的国君，来投奔而接受鲁国的庇护，恶行不能免于《春秋》的讥讽。许多儒者多认为《春秋》为鲁国讳恶，这不是恶吗？如果道义存在于讳恶之中，那么楚国在伐吴之后杀了庆封，在这里可以不记载，或者记载于是逃往吴国，以显示鲁国没有接受他】

十一月，国君前往楚国。

【国君朝拜楚国与朝拜齐、晋，其不归职贡于周王室而庭见诸侯，受到《春秋》讥讽，是一样的。然而齐、晋假借尊崇周室的名义，而天子授予霸主地位，那么朝拜也是朝拜霸主，不算有罪，而罪过在于不朝拜周天子。至于朝拜楚国，太过分了，而又奉晋国的命令前往，尤其是不义到了极点】

十二月甲寅日，周天子驾崩。

【周朝来通报丧事，国君虽然不在，但根据葬期推算，应当在国君从楚国回来之后，竟然不去参加丧礼，难道不是罪过吗？如果周天子速葬，因为送楚国国君的葬事，所以来不及前往参加丧礼，罪过尤其严重】

乙未日，楚国国君昭卒。

【周天子驾崩，楚国国君去世，接连记载。观察前后的文字，可以看出鲁国勤于侍奉楚国，而不曾对周朝加礼。《春秋》在事件之外寄托贬义，像这类情况不可不察】

译【知】

鲁昭公二十九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昭公身在楚国。

前文记载十一月鲁昭公前往楚国，后文记载五月鲁昭公从楚国返回。即使不记载“鲁昭公身在楚国”，也可以知道鲁昭公当时在楚国。而《春秋》特意记载“鲁昭公身在楚国”，是为了表明鲁昭公不应当在楚国却待在楚国。而且上文还有“周天子驾崩”的记载，又有“楚君去世”的记载。周天子驾崩，就应当急忙奔赴周天子的丧礼，为什么却在楚国？楚君去世，那么朝见楚国的礼仪可以停止，奔丧送葬都不应当进行，为什么却在楚国呢？吕祖谦（文定）同时归罪于季氏夺取卞地，并彰显人臣不敢一日忘记君主，这并非《春秋》经文的真义。

译夏季五月，鲁成公从楚国回国。

【晋景公已经去世，而成公前往晋国，这明确表明他是为了奔丧而去。襄公前往楚国，而楚子去世，这是以朝见楚国的名义前往，恰好遇到楚子去世。至于有送葬的屈辱，则是一样的。君主的行动，不可以轻率从事。如果像宋公那样到达汉水，听说丧事就返回，楚国难道能早晚灭亡我们吗？这就不是赵武的罪过，而是鲁国大夫的罪过了】

庚午日，卫侯衎去世。

守门人弑杀吴子余祭。

【盗贼杀害蔡侯，是没有主谋、没有名分的措辞。守门人弑杀吴子，是有主谋、没有名分的措辞。没有主谋，表示分散；有主谋，表示专一。没有名分，表示地位卑贱。盗贼称为“杀”，是因为盗贼不是臣子。守门人称为“弑”，是因为守门人是臣子。守门人既然是臣子，却不称为“弑其君”，是因为有大臣，有小臣，有贵臣，有贱臣，僮仆隶卒地位卑贱，君主可以一概将他们视为臣子，而他们不敢等同于卿大夫士庶人那样以君主的身份对待他们的君主】

仲孙羯会同晋国的荀盈、齐国的高止、宋国的华元、卫国的世叔仪、郑国的公孙段、曹国人、莒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小邾国人修筑杞国的城墙。【仪公作齐，莒人下公谷有邾人，历叙诸侯的大夫以显示晋国的役使，诸大夫听命于晋专门为了修筑杞国的城墙。杞国不像齐桓公时有淮夷的急患，却会合十一个国家的大夫为他们修筑城墙，而且不在农闲之时，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晋国即使能体恤宗周、亲近姬姓诸侯，这也是行动上的过错了。左氏认为是治理杞国，谷梁认为是杞国危迫不能自守，所以诸侯的大夫相继为他们修筑城墙。汪氏认为是修筑其城郭，然而如果就在杞国的旧都增修，用晋国一国的力量就够了，不必烦劳十一个国家进行这样大的劳役。只有杜氏认为杞国本来建都于陈留雍丘县，桓公六年淳于公亡国，杞国兼并它，迁都到淳于。僖公十四年迁到缘陵，襄公二十九年晋国人修筑淳于，杞国又迁到鄀。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次是修筑淳于，而春秋不写修筑淳于而写修筑杞国，必定是杞国已经迁到淳于，晋国人为它扩大城墙，就像邢国已经迁到夷仪而三国为它修筑城墙，不写修筑夷仪而写修筑邢国一样。所以春秋修筑缘陵与修筑楚丘是同城而后迁，修筑杞国与修筑邢国是迁而后城。然而邢国迁到夷仪有记载，杞国迁到淳于没有记载，是因为邢国被狄人所迫，不写迁到夷仪不足以彰显狄人的暴虐与齐桓公的功劳。现在杞国没有不得已而迁徙的原因，晋国也没有不得已而修筑杞国的原因，所以不写迁徙以彰显晋国对杞国的私心】

晋侯派士鞅来聘问。

【士鞅的到来，必定是告知鲁国，让鲁国归还侵占的杞国田地，而以拜谢修筑杞国城墙为名。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来朝见，而公子遂随即率领军队进入杞国。宣公时期，杞国不来朝见，而十八年，成公亲自讨伐杞国，其侵占削减杞国田地必定很多。杞国起初依托婚姻于鲁国，鲁国不能安抚保存它，反而侵占削减它，杞国的弱小，是鲁国造成的。现在杞国依托婚姻于晋国，晋国让鲁国归还其侵占的田地，谁说不合适呢？当时不能说鲁国合乎道义而晋国不合乎道义。所以韩穿来说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则有记载，是因为鲁国的田地不可以归还给齐国，所以记载以彰显晋国的不合道义。士鞅来说归还杞国田地，没有记载，而记载来聘问，是因为杞国的田地不可以不归还给杞国，所以不记载以隐去鲁国的不合道义】

杞子来结盟。

【庄公二十七年，杞惠公来朝见，称伯。僖公五年，杞伯姬来朝见。其子，那年惠公去世，不写子，成公即位。被淮夷所困扰，齐桓公以诸侯的身份为他们修筑缘陵，而不列入会盟，那么其微弱可知。二十三年，成公去世，称子，必定已经降称为子了。弟弟桓公即位，二十七年来朝见，称子，仍沿用其兄长的旧称。杞桓公要是能自立的人，起初因为伯姬的缘故，依托鲁国保存自己，鲁国不加体恤，又侵占削减他，因此愤恨而远托于晋国。所以文公十二年来朝见称伯，成公四年来朝见称伯，五年来迎娶叔姬的丧礼称伯。那年，晋侯将他列入虫牢之盟，其后马陵、于蒲都以杞伯书写，这是晋国的扶持培植。由此桓公去世称伯，而鲁国开始以邦交的礼仪前往会葬。桓公去世，匄即位。晋悼公以夫人的亲缘于献公、于柤、亳城北、萧鱼，杞伯无不参与。杞国又能参与讨伐郑国的军队，又大夫也能共同讨伐秦国的战役，大概与列侯相等了。晋平公则溴梁、祝柯、澶渊、沙随，直到杞孝公的世代，无不列入诸侯。襄公二十三年，孝公去世，子益姑即位。二十四年，还参与夷仪之会。二十五年，盟于重丘，不参与。过了五年，晋国会合诸侯的大夫修筑杞国，必定是其逐渐微弱，又不能自存，而晋国再次为他扶持培植。百年的旧都，又将迁徙，这必定有原因。晋国役使诸侯的大夫，又强迫鲁国归还其田地，也必定有原因。恐怕其微弱，又有类似被淮夷困扰时的情况了。适宜他来鲁国结盟，再次降低沿用先世称子的礼仪吗？大概是过分谦抑，以求取侵占的田地，使鲁国不怒，以消除日后的争端。其自我降低，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从此杞国终春秋称伯，虽然鲁国愤怒他挟持晋国归还田地，而对于文公、平公、悼公、僖公四位君主，无不尽力】

译那些丧礼的仪节，都是沿用晋国的旧制。

译吴国国君派季札前来鲁国聘问。

《春秋》记载吴国国君派季札来聘问，与记载楚国国君派椒、秦国国君派术来聘问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本来就没有褒奖季札让国的意思，也没有贬低季札辞让国君之位导致动乱的意思。陈氏认为，记载季札如同记载椒、术一样，都不是任命大夫的措辞，这也是对的。大概《春秋》只是用来记载楚国、秦国、吴国与中原大国通好聘问，至于椒、术、季札的贤与不贤是无关的，又怎么会褒贬季札让国呢？对于国内诸侯派来聘问的使者，有名字的就读其名，有氏的就读其氏。即使是公孙剽、孙林父那样篡夺国家、驱逐国君的人，在来聘问时也不削去他们的氏来作为贬斥，那么对于季札来聘问而不削去“公子”以示贬斥，就可以知道了。关于季札对于吴国的事，朱子说：“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接受就像季历一样，可以不接受就像叔齐一样。季历、叔齐都不失为仁德贤能的人，那么接受与不接受各有其道理，不能用叔齐不接受来责备季历接受，也不能用季历接受来责备叔齐不接受。”文定公认为叔齐的德行不超过伯夷，孤竹国舍长立幼是私心，所以叔齐的让位是贤德。然而季历的德行难道又超过泰伯吗？太王舍长立幼难道只是私心吗？那么季历的接受难道也不能算贤德吗？文定公又认为诸樊兄弟父子中没有比得上季札贤能的，他们父兄所眷恋而想立季札为国君是公心，所以季札的辞让导致了动乱。然而孤竹国的中子恐怕也比不上伯夷、叔齐的贤能，叔齐违背父兄的命令离去，起初并不考虑国家的治理，否则季札怎么能够预料国家必然动乱，非自己不能治理而必定不让位接受呢？况且诸樊、余祭、夷昧既然有拥立贤能的季札的公心而坚决让位给季札，那么这三个人也不能说是不贤能的。只是季札的让位，如果拿他与泰伯、仲雍、伯夷、叔齐相比，也是不行的。泰伯、仲雍、伯夷、叔齐都是因为让位而离去，那么国人的期望断绝，而季历、中子接受而安定。季札有让位的名声，有让位的实际，却唯独没有得到让位的正确方法。假如季札在寿梦去世、诸樊刚刚即位的时候，借故离去，游历中原大国，一去不复返，那么兄弟依次做国君传位给季札，季子的谋划就潜伏在诸樊、余祭之间。诸樊或许不传给弟弟，余祭或许不接受哥哥，舍弃弟弟而立儿子，那么吴光得到国家已经很久了，而吴僚就不会死在吴光手上了。季札既然不离去而在国内参与政事，诸樊将要去世而季札在，这就是把国家传给余祭的原因。余祭遭遇被杀，而季札在，这就是把国家传给夷昧的原因。吴光虽然凶恶暴戾，在诸樊到余祭、余祭到夷昧的时候，沉默没有一句话，也是因为他祖父、父亲的命令，想把国家传给季子罢了。夷昧去世，季札接受，那么先前的命令不可以违背。季札既然不接受，那么像吴光、吴僚，应该用道义来防范。如果认为吴光是诸樊的嫡长子、寿梦的嫡长孙，那么正式立吴光为国君，而国家就可以没有事端了。如果说兄终弟及，那么父死应当由儿子继承，引用泰伯、仲雍不在周朝祭祀、季历因此继承文武之位的道理，晓谕吴光不要觊觎大位，也可以。以吴光的凶恶暴戾，季札应该知道，虽然晓谕他也不会听从，唯独怎么不为自己打算呢？即使是当身的变故，以及后世的变故，即使是贤能的人也有所预料不到的，而季札既然贤能而能让位，唯独怎么不斟酌处理让位的方法呢？像季札这样的人，能让位而不能离开国家，不离开国家又不能安定国家，圣人原本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又子西、季札都不能改变吴、楚僭越称王的状况，圣人对子西没有可取之处，对季札有什么可取的呢？只是各位儒者的议论，认为应当接受国家而不应当让位，以致导致动乱，这是父命不可不遵从，有季历就不应当有叔齐了，没有看到他们的说法是恰当的。

秋天九月，安葬卫国献公。

齐国高止出逃到北燕。

高止逃到燕国。与前后事件无关，可以不记载。而《春秋》记载，是为了彰显齐国旧贵族的衰败，以及陈氏弑君夺取国家的原因。

冬天，仲孙羯出使晋国。

晋国胁迫鲁国归还杞国的田地，仍然让仲孙羯前往，以报答士鞅的聘问。鲁国屈服于晋国，就是这样。

三十年

春季周历正月，楚国国君派薳罢来聘问。【罢，公羊传作颇】

来聘问，是为了报答朝见齐、晋霸主的礼仪，也就是天子诸侯相互朝见聘问的礼仪。不在天子那里实行，而霸主实行，那么楚国也实行了。

夏季四月，蔡国世子般弑杀了他的国君蔡固。

蔡般弑君，《左传》叙述这件事，认为是蔡景侯为般在楚国娶妻，而与之私通，般弑杀了他。如果是这样，那么蔡般弑君的踪迹，在于闺门床席之间，事情细微而隐蔽，所以景侯弑杀般而立自己，而国家没有动乱。般必定忌讳他作为国君去世，以礼安葬他，而公然向诸侯鲁国报丧，所以鲁国前往吊唁他的葬礼。记载“般弑君”，一定是史官的直笔。

五月甲午日，宋国发生火灾，宋国伯姬去世。

详细记载月日，彰显伯姬在火灾当天去世。然而假如火灾是火灾，去世是去世，怎么知道伯姬死于火灾呢？看下面记载安葬，记载叔弓前往吊唁，这是鲁国怜悯她守礼而死，所以派卿前往，而《春秋》特别记载，以彰显伯姬死于火灾。

周天王杀死了他的弟弟佞夫。【公羊传作年夫】

根据《左传》，儋括谋划叛逆，而佞夫不知道。然而依据舜封象的道理，佞夫即使知道，也可以不杀。虽然说舜是平民时，象

译怀有杀害舜的念头，等到舜成为天子，象的阴谋便停止了。扰乱平民家庭与扰乱天子家庭是不同的，舜可以不杀象，而周公之所以一定要诛杀管叔，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然而，即便用周公的道义来衡量，三叔一同叛乱，诛杀管叔，流放蔡叔，尚且区分主犯与从犯。儋括发起谋逆，以此定罪惩处他，也就足够了。佞夫难道也不可以免死吗？史书记载“天王杀弟佞夫”，与记载“刺公子偃”一样，都是记载了不该杀却杀了的事情。

译王子瑕逃奔到晋国。

【临川吴氏认为王子瑕是周天王的儿子，参与了儋括的谋逆计划。儋括的事败露后，佞夫被杀，王子瑕害怕祸患牵连到自己而逃奔。佞夫是周景王的弟弟。如果王子瑕是周景王的儿子，那么儋括联合弟弟谋害兄长，难道会不防备兄长的儿子吗？王子瑕会帮助叔父谋篡父亲，以谋取利益吗？左氏认为儋括谋逆时，佞夫不知道，反而王子瑕却参与了谋划吗？这一定不是事实。看王子瑕与儋括一同逃奔到晋国，他一定是周灵王的儿子，是周景王的众多弟弟中帮助儋括作乱的人。】

秋季七月，叔弓前往宋国，参加宋共姬的葬礼。【“共姬”二字，上谷本没有“宋”字】

【杜氏认为卿大夫参与共姬的葬礼，礼仪过于隆重，但《春秋》记载这件事，同时也为了彰显伯姬死于火灾。薛氏认为古代夫人没有谥号，跟随丈夫的谥号，东迁之后，这种制度废弛了。共姬坚守礼制而死，宋国人不敢给她加上不合礼制的谥号。那么其他夫人的谥号，是臣子敢于以不合礼制的方式加上的吗？见于《春秋》的，鲁国夫人不跟随丈夫的谥号，宋国称夫人，或许历来都跟随丈夫的谥号，或许只有伯姬跟随丈夫的谥号，都无法确定。然而又怎么知道《春秋》称共姬不是为了彰显伯姬是共公的夫人，守寡三十四年，年老仍坚守贞节，懂得礼制，即使死了也不混乱呢】

郑国的良霄出逃到许国，又从许国进入郑国，郑国人杀死了良霄。

【子晳不奉君命就攻打良霄，也没有无罪。《春秋》专门用谴责良霄的措辞，是因为良霄已经出逃，却又进入郑国作乱。而且之前记载楚国人拘捕良霄，记载良霄在澶渊会盟，良霄在宋国会盟，这说明他在国内参与国政，在国外结交诸侯。在国内参与国政，在国外结交诸侯的，是卿大夫。良霄奢侈浪费且嗜好饮酒，怎么能担任卿大夫？奢侈浪费必定贪婪，嗜好饮酒必定残暴，贪婪残暴的人，人们必定怨恨他。看《左传》，良霄因为子皮的铠甲不借给自己攻打自己而高兴，那么参与攻打良霄的人一定很多。又良霄进入郑国，攻打旧北门，驷带帮助国人攻打他，这说明国人共同厌恶他。所以子晳攻打良霄，一定是假托顺从众人的意愿。两罪相比取其重者，那么惩治重罪者，轻罪者可以暂且宽贷。】

冬季十月，安葬蔡景公。

【蔡国人没有讨伐蔡般却安葬蔡景公，这是蔡国人的罪过。鲁国对蔡般弑君一事置之不问，却又前往参加蔡景公的葬礼，这是鲁国的罪过。记载鲁国前往参加葬礼，那么诸侯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诸侯都前往参加葬礼，却不把蔡般当作贼人，这是诸侯的罪过。诸儒认为《春秋》的道义，弑君而不讨伐贼人，就削去其葬礼的记载，不写“至”。蔡景公、许悼公的葬礼，不能以此类推，于是又多出一些词说，反而使大义晦暗不明。弑君的贼人，国人不讨伐，那么邻国应当讨伐。其他弑君而不讨伐贼人的，已经有罪了，而且他们的国人还畏惧邻国的讨伐，不敢报告葬礼。邻国还知道贼人应当讨伐，不前往参加葬礼。现在蔡景公的被弑，就在内室；许悼公的被弑，就是用药物。蔡、许两国即使以正常死亡来报告，也应当询问死亡的原因。看《春秋》直接记载弑君，在当时一定有忠愤刚直之士，明确说出弑君的人，而事情正在查究之中，却置之不问，反而以邦交丧纪的常规，前往参加葬礼。蔡国既然像安葬没有变故的君主那样安葬他，鲁国也像参加没有变故的君主的葬礼那样参加，罪过就更严重了。】

晋国人、齐国人、宋国人、卫国的人、郑国人、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杞国人、小邾国人，在澶渊会盟。宋国发生火灾，所以。

【《左传》中有叔孙豹，又叙述叔孙豹回国后见到孟孝伯的话，文定于是认为这是避讳鲁国卿大夫而不记载，陈氏认为讥讽不在鲁国所以不记载，都不对。共姬是鲁国女子，既然派叔弓前往参加她的葬礼，那么赙赠有礼，诸侯的大夫谋划归还宋国的财物，穆叔虽然在场但不参与。又翟泉在蜀地，澶渊诸侯的大夫从略书“人”，诸儒认为翟泉以大夫身份在王城之侧会盟，在蜀地以中外大夫同盟而主事婴齐，澶渊不讨伐蔡般弑君而谋划归还宋国财物，所以都贬称为“人”。三者应当贬称，其义理是对的，但一定要称“人”才是贬称，那么其他举爵称名的将认为没有贬称，不能以此类推。翟泉以大夫身份在王城之侧会盟，践土则以诸侯身份在天子之侧会盟，哪个更近更逼迫？不称“人”于践土而称“人”于翟泉，固然知道《春秋》的道义不系于此。在蜀地的大夫被楚国所迫，尚且是胁迫下的会盟，在宋国的大夫晋楚达成和议，楚国争先歃血，诸侯北面朝拜楚国，不称“人”于宋国而称“人”于蜀地，固然知道《春秋》不以称“人”不称“人”为道义。蔡般弑君，大夫在澶渊会盟以谋划宋国火灾，齐国崔杼弑君，诸侯在夷仪会盟以谋划报复朝歌，既然因为朝歌之战愤怒齐国而来，反而因为弑君的缘故解除对齐国的愤怒而去，不称“人”于夷仪的诸侯而称“人”于澶渊的大夫，固然知道《春秋》不一定称“人”就是贬称，不一定不称“人”就不是贬称。大概《春秋》既然记载宋国火灾的原因，那么其解释蔡般不讨伐而只谋划归还宋国财物，失于本末轻重常变之义，就明白了。虽然历序赵武、公孙虿、向戍、北宫佗、罕虎，但何尝不是贬称呢？《春秋》所以不称大夫之名，是因为罪在诸侯不讨伐弑君；记载宋国火灾的原因，是恐怕后人怀疑在澶渊会盟是为了谋划讨伐弑君。】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译秋天九月癸巳日，子野去世。

子野去世，立公子稠为君，这并非不合正道。穆叔为武子谋划说：“没有度量的人，很少不成为祸患的。如果真立他，必定成为季氏的忧患。”武子不听，最终立了公子稠。立国君本是为了季氏的利益，那么视其为季氏的祸福是可以的。立国君是为了鲁国，穆叔不为国家百姓考虑，却担忧季氏，这是因为当时三家各自为自己谋划，季氏的忧患也就是孟叔的忧患。大概那时昭公在守丧期间，显露聪明，发表意见，被穆叔所忌惮，所以用这些话来惊动武子，让他改立国君。即使不改立，也想着有所防备制约。鲁国的权势在三家手中，公室的积弱已久，昭公能做什么呢？等到后来，只见季氏成为昭公的忧患，不见昭公能成为季氏的忧患。

译己亥年，仲孙羯去世。

冬季十月，滕国国君前来参加葬礼。

【鲁国受到晋国、楚国的阻止，承受了送葬的屈辱，难道不知道这不合礼制吗？滕国国君派使者前来，如果鲁国能以礼制拒绝他，那么鲁国在晋、楚面前所受的屈辱，还可以原谅。现在鲁国安然接受滕国的参与，那么它在晋、楚面前行事时，大概也会安然接受了吧，真是令人悲痛啊！】

癸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襄公。

十一月，莒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密州。

【《春秋》经文中称“国人”，那么杀害密州的必定不是展舆。《左传》在记载莒国杀害庶其时，说莒仆凭借国人之力杀害了纪公；在这里说展舆凭借国人之力攻打莒子并杀害了他，然后自立为君。如果是这样，这两个人，虽然事情起因于借助国人，但主观意图确实是构成了弑君之罪。《春秋》为什么要把罪责分给国人呢？吴氏、赵氏都认为《左传》的文字应当是“凭借国人杀害纪公，凭借国人攻打莒子”，认为“因”字是“〇”字的抄写错误。然而并非抄写有误，而是《左传》认为弑君者是借助国人之力，就符合称国称人的体例，却不知道莒仆、展舆确实参与了弑君。《春秋》必定不会宽恕他们的罪过而称国称人。看后来去疾入主莒国，展舆出逃，说明展舆就是弑君者所拥立的人，而不能讨伐贼人。《春秋》也没有深究他的罪责，不能坐实他弑君的罪名】

《春秋宗朱辨义》卷九

<经部，春秋类，《春秋宗朱辨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宗朱辨义》卷十

髙淳张自超撰

昭公

元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昭公即位。

【昭公在茅堂即位，胡氏认为这是有子野的遗命，这是朱熹所说的“在国内继承先君之位，然后记载即位”的说法。然而昭公的即位，是否有子野的遗命，都无法确知。因为子野是因哀毁过度而死，未必能预料自己必死而指定昭公继位，况且人在病重时多有错乱的遗命。如果审慎考察道义，不可盲从大臣；而心怀国家社稷的人，也不必一定以遵从遗命为是。如果审慎考察道义认为应当即位，即使没有遗命，也可以占卜于守龟，告祭于太庙，然后拥立他。大抵先君去世，如果有世子在，世子就即位，既然已经命为世子，就不必等到先君去世时再等待遗命才即位。如果没有嫡子且世子未预先确立，就遵从先君去世时的遗命拥立庶子。先君去世时没有确定的遗命，就选择年长或贤能者，通过占卜和告庙来拥立。如果先君所立的世子，或所命立的庶长子有变故，如子野因哀毁而死，那么即使不必有子野的遗命，选择适宜拥立的人奉其即位，《春秋》也不认为有罪。至于不向周天子请示，这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都加以讥讽的，不必每次立君都单独讥讽。所以昭公的即位，是当时修习即位之礼，并非一定要有了子野的遗命才记载。大概子野的死没有其他缘故，鲁国的臣子按常规修习即位之礼，以确立昭公，与一般的即位相同，《春秋》沿袭记载，没有特别的含义】

叔孙豹在虢地与晋国的赵武、楚国的公子围、齐国的国弱、宋国的向戍、卫国的齐恶、陈国的公子招、蔡国的公孙归生、郑国的罕虎、许国人、曹国人会盟。【国弱，公本作国酌；齐恶，公本作石恶；罕虎，公本作轩虎；虢，公本作漷，谷本作郭】

【在虢地记载会盟而不记载结盟，必定是当时只集会而没有结盟。楚国的公子围，难道不是倚仗屈建吗？屈建能争得在宋国会盟时排在公子围之前，却不能在虢地会盟时争得排在公子围之前，难道还要烦劳诵读旧书来苟且争得一日之长吗？赵武懦弱，不能与屈建争，难道能与公子围争吗？盟书的辞令，必定列出大夫并排序先后，如在宋国屈建在前，在虢地公子围在前，旧书不可沿袭其一。在宋国没有齐国，在虢地有齐国，旧书不可沿袭其一。在宋国卫国的石恶、陈国的孔奂、郑国的良霄，在虢地卫国的齐恶、陈国的公子招、郑国的罕虎，旧书不可沿袭其一。又在宋国蔡国排在楚国之后，先于卫、陈、郑、许、曹；在虢地蔡国排在卫、陈之后，先于郑、许、曹，其不沿袭旧书可知了。所谓沿袭诵读旧书，是沿袭晋楚随从交替出现的辞令。诸儒认为在宋国、虢地楚国先会盟，而《春秋》先写晋国，是圣人严格区分内外而抑制楚国、伸张晋国。然而如黄池之会，《左传》先写晋侯，《国语》先写吴国，论者认为这是各国史官各为其君，所以记载各异，又认为黄池先写吴国，是晋国人避讳，既然说晋国避讳，那么当时告知诸侯，书写国史，都以晋国为先，鲁史也是如此。在宋国、虢地应当也是这样。孔子作《春秋》，一概沿袭而非旧史先写楚国，删削后先写晋国以抑制楚国、伸张晋国。如果不这样，在宋国、虢地晋楚分伯，诸侯面向北朝见楚国，圣人厌恶晋国及赵武已极，却又更改盟书的辞令，让晋国排在楚国之前，以显示内外不可没有尊卑吗？假使圣人有珍惜中原之义，那么鲁公朝见楚国，应当删削而不记载。不珍惜中原朝见荆蛮，却珍惜中原在会盟中排在荆蛮之后，这也失去了大小轻重的权衡了。又朱熹认为《春秋》不推崇修盟，晋人以信为本，所以记载必先写赵武。以中原侍奉荆蛮，却还姑且给予其不义的信用，岂不是错误吗】

三月，夺取郓地。【郓，公本作运】

【不记载讨伐莒国而记载夺取郓地，是为了明确揭示其趁乱夺取郓地的实情。李氏认为如果记载讨伐莒国，就是给予鲁国讨伐贼人的名义；不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