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宗朱辨义卷十一

译这一年

春季，周王

【根据《左传》，昭公的灵柩到达壤隤，公子宋先进入都城；六月癸亥日，昭公的灵柩从干侯到达；戊辰日，定公即位。那么这一年空了六个月没有国君，为什么还要纪元年呢？各位儒者认为是追记的，这是对的。应当是旧史先有缺漏而后追记，并非孔子作《春秋》时追记。季孙意如擅自废立国君，其罪与公子翚、公子遂相同；定公接受权臣的推戴，其罪与桓公、宣公相同。桓公、宣公的元年书写“正月”，是因为他们在正月即位；隐公、庄公、闵公、僖公的元年都书写“正月”，是因为他们都没有举行正式的即位礼仪，所以特别记载他们即位的月份。定公在六月即位，那么就不必书写“正月”；而三月有大事，那么也不必书写该时期的首月。这里书写“春王三月”，与其他正月、二月无事而书写“春王三月”的情况，难道有文字上的差异吗？各位儒者将“春王”二字单独列为一条，认为孔子删削定公的“正月”以表明定公不能端正其开端。然而定公不能端正其开端，在书写六月即位时已经彰显其义，并不系于不书写“正月”。各位儒者又认为不书写“正月”是不承认季氏承接周朝正朔，这也是不对的。纪年而书写“元”，纪时而书写“春”，都可以先有缺漏而后追记，为何唯独追记“正月”就怀疑是承认季氏承接周朝正朔呢？各位儒者解说《春秋》多衍生义理，往往如此。因此这一年的“春王”二字应当直接贯通“三月”，与“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连成一条，而不书写“正月”的含义自然蕴含其中了】

译三月，晋国人将宋国的仲几在周天子所在的京师逮捕。

【因为晋国大夫在周天子身边逮捕宋国大夫，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谴责晋国。至于说“以归”和“归于京师”，就不值得讨论了。不记载晋国大夫的名字，是因为不把罪责归于某一个人，而是记载“晋人”以谴责晋国的君臣。汪氏认为不写“执于成周”而写“京师”，是为了尊崇王室并纠正晋国大夫没有主君授权的罪过。他认为记载“城成周”不称“京师”，是为了表明周王室地位等同于诸侯国，没有自尊的实质，这是不对的。如果记载“城京师”，那就好像是在王城基础上增修，看不出周王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的实际情况了。如果记载“执仲几于成周”，那就不足以纠正晋国大夫在周天子身边逮捕人的罪过了】

夏季六月癸亥日，鲁昭公的灵柩从干侯运回。戊辰日，鲁定公即位。

【灵柩过了六个月才运回，这是季孙意如故意拖延。废黜公子衍和公子为，而立定公，这是季孙意如专行废立。定公不谦让，公然先入宫接受即位，这是听从季孙意如的命令。定公对先君残忍，夺取嫡长子的继承权。所有这些，都是据事直书，其罪恶无法掩盖】

秋季七月癸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昭公。

【从昭公去世那天算起，安葬太迟；从灵柩运回防地那天算起，安葬又太快。因为拖延而不能及时安葬，这是季孙意如的罪过；灵柩运回后不加礼遇，这是定公的罪过】

九月举行大雩祭。

【定公正在丧期，不应该外出举行雩祭。这一定是季孙意如做的。大雩祭的礼仪，诸侯已经僭越，到了大夫更是严重】

建立炀宫。

【定公刚刚即位，昭公刚刚安葬，就立即建立炀宫。炀公是伯禽的庶子，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哥哥考公。鲁国以前兄弟相继为君的共有七次，始于炀公。大概是因为季孙意如废黜公子衍和公子为，而立定公，唯恐不免于鲁国人的议论，所以建立炀宫，以昭示鲁国人的耳目，让他们知道以弟继兄是鲁国的旧例，大概是有始源的。鲁阳万氏的说法不可改变。根据《左传》，昭公出逃时，季孙意如在炀宫祈祷。这说明季孙意如最初的意图，就有公子宋在他心中，哪里还肯容许昭公复国呢】

冬季十月降霜冻死豆类。

【这是夏历的八月，所以把冻死豆类视为异常。主张夏历的人，引用《诗经·豳风·七月》中“暮采萧，获菽”的诗句，说中原的豆类有晚收获的，所以夏历十月冻死豆类是异常。然而豆类即使晚收获，到了夏历十月的时候，也已经成熟饱满，叶子将落而豆茎将枯了，冻死它哪里值得视为异常呢】

二年

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五月壬辰日，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

秋季楚国人攻打吴国。

【楚国攻打吴国，共有七次，而《春秋》只记载到这一次。大概是因为楚国势力衰退，其事不值得详述，所以从略。记载“人”，陈氏认为是贬斥囊瓦，但经文没有显示这层意思】

冬季十月新建雉门和两观。

【原来没有而建造，就不叫“新”；在旧的基础上翻新，就不叫“作”。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却说“新作”。说“新”，是因为旧有；说“新作”，是因为旧有而今无】

三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定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就返回。

【晋国在干侯拒绝昭公，当时的人讥讽他，后世的人谴责他，而季孙意如却感激他。季孙意如感激他，那么定公就不敢不感激他。难道是因为丧期未满就急忙去朝见吗？晋国既然拒绝昭公，就不会厌恶季孙意如。不厌恶季孙意如，那么季孙意如废黜嫡子而立弟弟，晋国也不能以此为借口讨伐。又怎么会恼怒定公而不接受他的朝见呢？大概是因为晋国对先君无礼，也难以接受嗣君的礼节。所以召陵的侵伐，既然已经出兵，那么革鼬的盟会，不得不与他们一同参加了。背叛国君的人，没有不徇私情的】

二月辛卯日，邾子穿去世【二月，《公羊传》《谷梁传》作三月】

夏季四月

秋季安葬邾庄公

冬季，仲孙何忌与邾子在防地结盟【防，《公羊传》作枚】

【鲁国接纳邾国的叛臣和叛邑，而邾国不以为怨。现在两国的国君都新立，邾子刚办完丧事，请求结盟，而鲁国派大夫与他结盟。这说明当时晋国的霸主命令不行于诸侯，邾国既无可申诉，又担心季氏不归还鄟陵】

四年

春季周历二月癸巳日，陈侯吴去世。

三月，鲁定公在召陵会见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共同侵犯楚国。

【召集周王臣和十八个国家的诸侯，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也没有这样的威势。然而齐桓公、晋文公对小国诸侯不列入会盟，这里列出小国，并没有超过齐桓公、晋文公。但像久服于楚国的蔡、许，时而服晋时而服楚的陈、郑，从未内属的顿、胡，都同心而来，这次会盟也不能不说是威势了。大概是因为楚国暴虐且最近被吴国削弱，以前依附楚国的国家厌恶其暴虐，趁其哀弱，请求归属晋国，向上请示周王臣，这正是中原整顿的时候，而晋定公不能有所作为，令人惋惜。诸儒认为《春秋》不记载“伐楚”而记载“侵楚”，是鄙视晋定公苟且无能，这正是不对的。晋楚自从宋国弭兵以来，多次背盟，第一次失误在于楚国篡位而不讨伐，第二次失误在于灭陈、蔡而不救援，第三次失误在于楚国比弑防、弃疾杀比而不问罪，至此楚国还没有欺凌中原的事，即使想仗义执言也没有

译关于这件事的命名。陈氏认为楚国接纳了子朝，所以刘文公会合诸侯去质问他的罪过，这种看法颇为有见识。但是楚国虽然接纳了子朝，却未曾帮助子朝从内部逼迫周天子，那么楚国接纳王子，也不过是《春秋》中诸侯接纳逃亡公子的常例，不必深究其罪过。那么召陵之战，既然不是声讨罪过去征伐，而且只是浅浅地掠取边境，构不成“伐”的规格，所以用“侵”作为用兵的名称，而不是《春秋》不写“伐”、写“侵”来鄙视晋定公。大概召陵的这次入侵，功劳虽然不大，但也并没有值得贬斥的意义。

译夏四月庚辰，蔡国的公孙姓率领军队灭亡了沈国，把沈国国君沈嘉俘虏回国，并杀了他。

左氏认为，沈国没有防备召陵，晋国就派蔡国去讨伐它。齐桓公讨伐楚国时，没有役使江国和黄国，是因为江、黄弱小且靠近楚国，齐桓公唯恐楚国发怒而加罪于它们，这是齐桓公以宽恕之心对待别人。沈国靠近楚国，畏惧楚国而不防备召陵，晋定公也应当体谅情由而宽恕它。一定要让蔡国灭亡沈国并杀死其国君，晋国固然无道，蔡国听从命令也不义。然而，刚刚在召陵设防，臯鼬之盟尚未举行，晋国就恼怒沈国，命令蔡国用兵为何如此急促呢？又凡是接受霸主命令而对别国用兵，都记载为“侵”，如果蔡国对沈国没有怨恨，为何灭亡其国家并杀死其国君如此狠毒呢？这一定是蔡国依附楚国的时候，沈国曾经倚仗楚国在蔡国肆虐，蔡国既然回归晋国，就借此发泄积怨。从文公三年，晋国率领六国军队讨伐沈国来看，沈国必定倚仗楚国而强大，为晋国所不悦，所以蔡国人不在意国君在防地，而对沈国发起进攻，灭亡其国家，杀死其国君，以断绝与楚国的关系而取悦晋国。《春秋》这样记载，是为了谴责蔡国并一并憎恶公孙姓。

五月，鲁定公与诸侯在臯鼬结盟。

靠近楚国的国家都背离楚国而倾向晋国，他们心中必定畏惧楚国，而想要坚决依托晋国，那么就必须推举晋国主持盟约，作为始终援救的计策。所以晋定公也俨然主持盟约，不再与诸侯平起平坐了。只有晋国主持盟约，那么诸侯就是接受盟约，而不能以周王室臣属的身份接受晋侯的盟约，所以说“诸侯在臯鼬结盟”，以表明刘子没有参与。鲁定公前往晋国而不能进入，如果不记载“公及”，就会让人怀疑是晋国恼怒鲁公而不让鲁公参与，所以说“公及诸侯在臯鼬结盟”，以表明鲁定公得以参与。文定认为鲁定公从季孙意如那里接受国政，请求举行这次盟约，记载“公及”是为了表明内志。然而十八国的诸侯，面临周王室臣属的威压而侵犯楚国，陈、蔡、郑、许、胡、顿，怎能不请求结盟以依托晋国？晋国既然侵犯楚国挑起事端，又怎能不结盟诸侯以坚定他们内附的志向？难道还要麻烦鲁定公请求结盟才举行吗？必定不是这样。

杞伯成在防地去世。

六月，安葬陈惠公。

许国迁都到容城。

王氏认为许国的四次迁徙都是接受楚国的命令，避害就利，所以用“自迁”的表述，并不完全正确。以前的许国依附楚国，可以说是楚国迁徙它。在召陵设防时，许国背离楚国倾向晋国，楚国未必为了许国的利害而迁徙它。怀疑迁往容城，是因为许国既已背离楚国，畏惧楚国讨伐而迁徙，以防备楚国。

秋七月，鲁定公从防地回国。

不到侵楚之地而到防地，是因为季氏认为侵楚是浅近的小事，所以以臯鼬为重而到那里，这种说法是对的。

刘卷去世。

刘卷记载去世，陈氏认为刘单对王室有功，而刘卷又临召陵之盟，以抵御楚国，所以记载其去世，这是《春秋》给予肯定而记载其去世。不对，刘卷与诸侯交往，因为丧事来报丧罢了。不记载安葬王子虎，而记载安葬刘卷，是因为昭公以后丧礼有加，所以也按内防刘文公的规格安葬他。

安葬杞悼公。

楚国人包围蔡国。

囊瓦记载为“人”，诸儒都认为是贬义。然而楚国讨伐蔡国，还不至于非常不义。蔡国作为中原诸侯，一旦离开楚国归附晋国，楚国讨伐并包围它，确实是不义。沈国是楚国的属国，蔡国既灭亡其国家，又杀死其国君，难道说楚国不应过问蔡国的罪责吗？江、黄依附齐国，晋、楚灭亡江、黄，齐、晋不救，尚且认为齐、晋有罪。沈国依附楚国，被蔡国灭亡，而楚国兴师包围蔡国，反而认为楚国有罪，这难道合乎道义吗？《春秋》记载“楚人”，是因为楚国的事到此已经不值得详述，也不谴责囊瓦。

晋国士鞅、卫国孔圉率领军队讨伐鲜虞。

楚国因为沈国的缘故而包围蔡国，晋国不能因为蔡国的缘故而对楚国用兵，反而勾结卫国去对付鲜虞，晋国是不义的。《春秋》将此事记载在“楚人围蔡”之下，“蔡侯以吴子战柏举”之上，以表明蔡国隶属楚国多代。一旦离开不正派的一方而追随正派的一方，参与臯鼬之盟，又讨伐沈国，断绝与楚国的关系而被楚军包围，晋国不能救援，以致不得已而转托于吴国，那么这不是蔡国的罪过，而是晋国的罪过。

安葬刘文公。

冬，十一月，庚午，蔡侯率领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交战，楚军大败。

书法如此，是蔡国因为楚国而向吴国请求援助，吴军出动而楚军撤退，蔡国率领吴军追击到柏举而战败楚军。不记载“伐”，是因为不是再次举兵；不记载“救”，是因为吴国本来就想对楚国用兵，并非专门为救援蔡国而出兵。吴子举爵，详述柏举之战，肯定吴子帮助蔡国而打败强大的楚国。蔡侯率领吴子，是因为蔡国既已内附于晋，晋国不来救援，势将再次归入楚国，不得不向吴国请求救援，不谴责其转附勾吴以攻击荆蛮。诸儒常认为敌人来讨伐，受讨伐的国家不修饰言辞以退敌，而愤怒一战是不义的，然而柏举之战，为何肯定蔡侯率领吴子，肯定吴子为蔡侯所用呢？楚国称为“人”，文定认为是贬斥囊瓦，与城濮之战贬斥得臣同义，不对。记载宋公城濮之战，记载晋侯，这里记载蔡侯，楚国都称为“人”，不把楚国大夫与中原诸侯对等。所以鄢陵之战，以君

译如果敌对的是国君，那么史书就会记载为“晋侯及楚子”；在邲之战中，因为是中原的大夫与外邦的国君相对抗，所以史书记载为“荀林父及楚子”。这是内外尊卑的区分，并非褒贬之意所能左右的。

译楚国的囊瓦出逃到郑国。

【楚国在城濮战败，杀了得臣；在鄢陵战败，杀了公子侧。这是因为他们执法严厉。如今在柏举战败，却不对囊瓦执行法度。由此可知楚国的衰败了。】

庚辰日，吴军攻入郢都。【《公羊传》《谷梁传》作“入楚”。】

【《公羊传》《谷梁传》作“入楚”，胡安国依据《左传》作“入郢”，也没有阐明“为什么记载‘入郢’，而不记载‘入楚’”的含义。薛氏认为这是为了显示楚国虽然强大，连都城都守不住；陈氏认为这不是获得国家的措辞，两者在大的义理上都没有缺失，不值得深入辨析。不记载“吴子”的原因，是因为柏举之战是为了救援蔡国，所以称爵位；“入郢”则是吴国自己想要得到楚国，所以恢复其本来的称呼。如果说因为吴国攻入他国而将其视为外邦，那么灭国时不视为外邦，攻入他国时却视为外邦吗？中原诸侯攻入他国不视为外邦，吴国攻入楚国却视为外邦吗？胡安国依据《左传》中“国君住国君的房屋，大夫住大夫的房屋”，认为这是不合道义的，所以将其视为外邦。然而《春秋》恢复吴国的本来称呼而记载“吴入郢”，怎么能让后人知道吴军占据国君和大夫房屋、从而加以贬斥断绝的义理呢？大概是因为吴军攻入郢都，吴楚之间的胜负不足以详细记载，所以“楚子逃到随国”不记载，“秦国救援楚国”不记载，“打败吴国”不记载，“楚子复国”也不记载。】

五年

春季，周王三月辛亥日初一，发生日食。【《公羊传》作正月。】

夏季，向蔡国归还粮食。

【蔡国被围困时不救援，蔡国围困解除后才归还粮食，丧失了大义而施以小恩惠，《春秋》记载以示讥讽。这与记载城楚丘相同，诸侯各自归还粮食，不像归还宋国财物那样在澶渊谋划，所以用鲁国自己归还粮食来行文，诸侯各自归还蔡国粮食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

于越攻入吴国。

【记载于越攻入吴国，是为了彰显吴国最终不得志的原因，在于楚国。越国常常被称为“人”，这里恢复其本来的称呼吗？攻入郢都时恢复吴国的本来称呼，两者相同，并非褒贬所寄托之处。大概是因为不足以详细记载。】

六月丙申日，季孙意如去世。

【季孙意如记载去世，胡安国认为这是显示定公不讨伐驱逐国君的贼人，而给予大夫始终完整的礼仪。那么公子翚不记载去世，是因为桓公厌恶公子翚弑君，而不给予大夫始终完整的礼仪吗？如果说桓公没有不给予公子翚礼仪，《春秋》削去不记载，那么定公虽然给予季孙意如礼仪，《春秋》也应当削去以显示义理。为什么会有不同呢？大概是因为公子翚不记载去世，是桓公时期不记载大夫去世，而从僖公以后没有不给予礼仪的大夫，所以没有大夫去世而不记载的。《春秋》原本不以记载去世、不记载去世来显示义理。如诸儒关于去世安葬的条例，《春秋》的义理错乱的很多，不可遵从。】

秋季，七月壬子日，叔孙不敢去世。

冬季，晋国士鞅率领军队包围鲜虞。

六年

春季，周王正月癸亥日，郑国游速率领军队灭掉许国，把许国国君许男斯带回去。【《公羊传》中“速”作“遫”，许国事奉楚国而楚国保全它；许国归附晋国而郑国灭掉它。晋国不追究郑国的罪责，以恢复许国而楚国于是封立许国，使许国得以再次出现在《春秋》中。谁说中原合乎义理而楚国不合乎义理呢？晋国不足以安抚诸侯，诸侯离散是必然的。】

二月，鲁侯侵犯郑国。

【晋国不讨伐郑国灭许的罪责，却让鲁国侵犯郑国。鲁国白白与郑国结怨，最终不能保全许国，又有什么益处呢。】

鲁侯从侵犯郑国回来。

【此前奉霸主之命去问罪邻国，还使用大夫率领军队；到这里则国君亲自行动了，所以记载“至”以彰显其过失。】

夏季，季孙斯、仲孙何忌前往晋国。

【既是为了报告侵犯郑国的命令，也是为了向晋国请求夺取郓地。两位卿同时记载，如同文公十八年同时记载公子遂、叔孙得臣前往齐国，以彰显得臣的党羽，遂弑君。这里是为了彰显夺取郓地的志向。孟氏与季氏同党，而驱逐昭公的，孟氏也有罪，所以包围郓地也是两位卿同时记载。诸儒依据《左传》，认为阳虎强势，仲孙是执行者，经文没有依据来显示这层意思。】

秋季，晋国人抓获宋国使者乐祁犂。

【楚国遭受吴国战败，残破其国都，虽然借秦国军队复国，但祸乱已极。如果晋国能治理郑国灭许的罪责，而会合诸侯，那么中原可以重新振兴。既然不能保全许国，又因为许国的缘故疏远郑国，现在又抓获宋国使者以疏远宋国。宋国虽然不像郑国、卫国那样急切地合于齐国，但赵氏、范氏谋国也失其道了。其执行逮捕的人当必有缘故，而经文前后无可详细考证。《左传》认为乐祁犂主持赵氏饮酒，私下进献赵氏、范氏互相倾轧导致如此。胡安国依据此来归罪赵氏、范氏，完全不符合经文义理。】

冬季，修筑城中城。

季孙斯、仲孙忌率领军队包围郓地。

【齐国为昭公夺取郓地，既不能迎立昭公，又收取郓地以自利。理亏确实在齐国，但齐国不能迎立昭公，对季氏有益，而定公也因此得以得国。虽然想用善辞告诉齐国以夺取，也难以找到借口，所以依托晋国而谋划率领军队包围郓地。何忌不称字？何杜氏认为是阙文是对的。】

七年

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四月

秋季，齐侯、郑伯在咸地结盟。

【郑国因为晋国责备灭许的缘故而与齐国结盟，陈氏说：在石门结盟，显示诸侯的聚合；在咸地结盟，显示诸侯的离散。也显示了事情的始末。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是因为楚国势力已经衰弱，不畏惧楚国；晋国霸权已经衰落，不服从晋国。所以又互相结党，共同讨伐异己。如果因为晋楚不争而和睦邻国修好，保卫边境休养生息，作为自

译这是强者的计谋。中原地区本可以得以休养生息，为何外患不除，内乱又起，以致共同陷入混乱的境地呢？

译齐国人俘虏了卫国使者北宫结，以此侵犯卫国。

【晋国俘虏宋国使者，齐国俘虏卫国使者，其不义是一样的。左氏认为卫国想要背叛晋国，众大夫不同意，于是派北宫结私下与齐国交好。齐侯说：“抓住北宫结来侵犯我国”，于是举行了沙地之盟。这是因为齐国、卫国之间没有怨恨，却忽然抓住卫国的使者，又侵犯卫国，而卫国迅速出盟，所以这是想当然的说法，恐怕未必如此。应当是齐景公图谋称霸，已经得到了郑国，又想得到卫国，趁着北宫结前来，借故加罪于他，抓住北宫结来侵犯卫国的边境。卫国看到晋国已经不在诸侯之中，而有利于联合齐国，所以也趁着齐国来侵犯而与之结盟，以此背叛晋国。】

齐侯、卫侯在沙地结盟【《公羊传》写作沙泽】

【在咸地结盟时郑国背叛了晋国，在沙地结盟时卫国背叛了晋国。《春秋》都详细记载了这些，从此中原地区再也没有霸主了。】

举行大雩祭。

齐国国夏率领军队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对西部边境的侵犯，是为了报复两位卿大夫围攻郓地的事。齐国不出兵讨伐季意如，也不接纳昭公，却发动大军侵犯西部边境，争夺郓地。齐景公舍弃道义而追求利益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他死的时候，百姓没有值得称赞他的原因。】

九月举行大雩祭。

冬十月。

八年。

春，周历正月，鲁君侵犯齐国。

【昭公的孙子公孙国，齐景公虽然不能接纳鲁君，但仍然有夺取郓地、围攻成地、防备鄟地、陵地等急切处理鲁君事务的行为。晋顷公、晋定公则相继在干侯拒绝鲁君。这是定公流亡八年亲眼所见的。既然接受了季意如的拥戴，而篡夺嫡位拥有国家。如果有良心，也应当感激齐国而怨恨晋国。即使不怨恨晋国，对晋国有什么恩德？即使不感激齐国，对齐国有什么怨恨？对西部边境的侵犯，也是季氏围攻郓地所招致的。却急切地奉行晋国的命令，一再侵犯，以致与齐国结仇吗？大概是因为季氏感激晋国拒绝昭公，而对齐国夺取郓地、围攻成地、防备鄟地、陵地不能忘却怨恨。季氏所感激的，定公不敢不感激；季氏所怨恨的，定公不敢不怨恨。两次侵犯齐国边境，难道是不得已的吗？】

鲁君从侵犯齐国回来。

二月，鲁君侵犯齐国。

三月，鲁君从侵犯齐国回来。

【众儒认为季氏围攻郓地，招致了对西部边境的侵犯，于是逼迫鲁君侵犯齐国来报复。然而看晋国派军队来救援，也是奉行晋国的命令而用兵，所以《春秋》两次都记载“侵”，两次都记载“至”。这与侵犯郑国、从侵犯郑国回来的记载相同。】

曹伯露去世。

夏，齐国国夏率领军队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之前对西部边境的侵犯，确实是围攻郓地所招致的。这次对西部边境的侵犯，又是两次侵犯所招致的。然而齐国收回郓地，原本就是不义的，所以《春秋》两次都记载国夏率领军队来谴责他。】

鲁君在瓦地抵御晋国军队。

【奉行命令侵犯齐国，再次招致对西部边境的侵犯，感激晋国军队来救援，亲自出城抵御，晋国大夫虽然《春秋》不称其名，但记载“师”，其为大夫无疑，能不感到耻辱吗？不记载“救”，是因为齐国军队已经离去，算不上救援。不记载晋国士鞅而说晋国军队，众儒认为以军队为重，不对。如果记载晋国士鞅，就会让人怀疑是鲁君与士鞅相会，而晋国派军队来救援，这样鲁君奉行晋国命令侵犯齐国的原因，也就不能显明了。唉！昭公在干侯停留三年，晋国不礼遇他；定公为晋国对抗齐国而遭受侵犯，晋国随即派军队来救援，怀有利而不怀仁义，晋国的霸业所以在后来断绝了。】

鲁君从瓦地回来。

【私下抵御不记载“至”，而这里记载“至”，是因为所抵御的不是诸侯而是晋国军队，所以记载“至”来彰显其过失，又不可以记载“至防”，所以以地名记载而说从瓦地回来。】

秋七月戊辰日，陈侯柳去世。

晋国士鞅率领军队侵犯郑国，接着侵犯卫国。

【在咸地、沙地结盟时，郑国、卫国都联合了齐国，于是晋国军队就到达了郑国、卫国。晋国自从失去诸侯，不修习礼仪和辞令以达成衣裳之会，却想用强兵胁迫他们，又仅仅进行无名的侵犯，适宜吗？诸侯既不感怀恩德，又不畏惧威严，而鲁国、宋国都离开了。】

安葬曹靖公。

九月安葬陈怀公。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鲁国既为晋国侵犯郑国，又为晋国侵犯卫国。因为晋国的缘故，而两次失去兄弟国家的情谊。这样怎么治理国家呢？】

卫侯、郑伯在曲濮结盟。

【卫国、郑国互相结盟，不仅约定共同对抗晋国，也厌恶鲁国的无礼。】

从祀先公。

【三〇认为这是顺次祭祀闵公、僖公。文定采纳冯氏的说法，认为是开始在宗庙祭祀昭公。高氏认为是纠正群公的祭祀。这三种说法，文定的说法最好，但也与“从”字不合。应当是鲁国因为定公是昭公的弟弟，不把昭公当作祢庙，而是附祭于成公的宗庙以从祀，所以《春秋》记载此事来讥讽他。这一定是文公不迁出，成公不迁移，而定公所祭祀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仍然是文公、宣公、成公、襄公。而又拖延到八年才开始附祭，如果是死后才这样做，那么都是季氏的罪过。杜氏因为左氏说顺次祭祀先公而祈祷。句谓阳虎将要做大事，想要以顺从的事取媚，于是后儒认为从祀是阳虎做的。看《春秋》的书法，祭祀先公是一件事，盗窃宝玉大弓是一件事。左氏“辛卯日禘祭，壬辰日享祭”，是叙述阳虎趁着祭祀而作乱。后儒于是认为阳虎想要作乱而祭祀，把祭祀先公，盗窃宝玉大弓当作一件事来论述，实在难以通晓。】

盗窃宝玉大弓。

【阳虎凭借封邑叛乱，不记载，而记载盗窃宝玉大弓。苏氏认为分器重于土地，然而先王赐

译《履》卦，先公将其传承给后世，子孙后代丝毫不可不遵守。划分土地和器物，难道有轻重之分吗？有人说阳虎凭借郓、讙、龟、阴四邑叛乱，投奔齐国；侯犯凭借郈邑叛乱，南蒯凭借费邑叛乱，都因为身份低贱而没有记载。这大概算是说对了。然而，《春秋》记载了盗窃宝玉和大弓，却认为盗窃城邑而投奔他国可以不记载，这就好比记载了公子憗投奔齐国，而南蒯凭借费邑叛乱可以不记载一样。两次记载了围攻郕国，而俟犯凭借郕邑叛乱可以不记载。读者推究其中的原因，并详细考察事件的始末，那么即使没有记载也能明白了。况且当时他们占据的都是三家大夫的私邑，却以强化公室的名义行事，如果记载为“叛”，就分不清他们是背叛公室还是背叛三家了。所以即使身份不低贱，也让人怀疑为何不记载。许多儒者认为曹、郲没有大夫，如果《春秋》的笔法是为了劝善惩恶，那么即使莒国的牟夷、邾国的快因为身份低贱而在鲁国的叛臣中被记载，又怎么能说因为身份低贱就不记载呢？为什么莒、邾的叛乱有惩恶的意义，而鲁国的叛乱却没有惩恶的意义呢？这样的议论无法贯通。阳虎不是卿大夫，但他强行从私隐之地夺取宝物，这也是盗窃的行为，不称之为盗又是什么呢？所以《春秋》五次记载“盗”，并不全是因为他们身份低贱而不称其名。

译九年

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四月戊申日，郑国国君虿去世。

（鲁国）获得了宝玉和大弓。

【前文记载了盗窃之事，这里记载“得”，说明是从盗贼那里得到的，这已经很清楚了。从盗贼那里得到宝物却不能追查盗贼，这也是《春秋》所讥讽的。】

六月，安葬郑献公。

秋季，齐侯、卫侯驻扎在五氏。

【齐侯、卫侯驻扎在五氏，后来又驻扎在垂葭，再后来驻扎在集蒢。直到哀公元年，才记载“齐侯、卫侯攻打晋国”。这是齐、卫两国畏惧攻打晋国，而采取虚张声势的做法，来观察晋国的变化。杜氏认为这是为了避讳攻打盟主，所以不记载“伐”，这固然不是陈氏所说的“有盟主不是美事，没有盟主也不是小事，所以《春秋》重视断绝与晋国的关系”那样完全正确。看鲁国与齐国讲和，孔子辅佐定公在夹谷会见齐侯，就知道孔子也不认为坚决侍奉晋国就是对的。大概孔子认为和睦邻国、平息战争才是义，不认为晋国是盟主，鲁国就应当坚决侍奉盟主而与齐国为敌是义。那么《春秋》为什么重视攻打盟主，而把不记载“伐”、记载“次”看作另有深意呢？况且《春秋》凡是记载“次”，都没有实际侵犯征伐的迹象。】

秦伯去世。

冬季，安葬秦哀公。

十年

春季，周历三月，鲁国与齐国讲和。

【关于“暨平”和“及平”，文定说：“暨”，是齐国向鲁国求和；“及”，是鲁国向齐国求和。黄氏引用《尚书》中“羲暨和”、“及祖甲”、“及我周文王”的说法，辨析说“暨”就是“及”的意思。然而看记载“辰暨佗彄奔”，“辰及佗彄地叛”，对于同一个人却有不同用词。只是谷梁认为“暨”表示不得已，文定认为“我及齐平”不是不得已，这又都拘泥于文字了。齐国向昭公请求讲和，有什么不得已的呢？而定公既然因为侵犯齐国招致怨恨，又将背叛晋国，难道可以说他是不得已吗？】

夏季，鲁定公在夹谷会见齐侯。

【看前文记载与齐国讲和，这里记载夹谷的会见，那么齐鲁的讲和，大概是双方都希望的。《左传》说莱人用武力胁迫鲁侯；《谷梁传》说齐人鼓噪而起，想要拘捕鲁君，这些说法都不足为据。大概都是想把功德归于孔子辅佐，所以才这样说。】

鲁定公从夹谷回国。

【夹谷的会见，也记载“至”，是因为起初与齐国讲和，两国国君相见，不是无事而好的常规会见。大概这时诸侯都对鲁国有事，都委屈自己来会见，所以此后盟、黄、牵的会见都记载“至”。】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包围卫国。

【晋国主持夏季盟会，攻打不服从的卫国，以至于包围它。晋国的霸业衰落了。】

齐国人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

【鲁国侍奉晋国，仇视齐国，所以齐国不归还田地。既然与齐国讲和，并在夹谷会见，齐国归还田地是理所当然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以及诸儒都想把功德归于孔子，所以认为是齐国佩服孔子的礼制而归还田地。文定认为孔子不自我夸耀功绩，又认为他安分而不回避，真诚而不妄为，这也不完全正确。看《春秋》先记载“平”、记载“防”，然后记载“归田”，他不自我夸耀功绩，是很明显的。】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

秋季，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郈，公作费】

【用两位卿大夫包围叛乱的城邑，两次才攻克。侯犯的强悍，以及郈城的坚固，可以想见了。这是日后堕毁三都的开端，孔子之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就是因此。】

宋国乐大心出逃到曹国。

【乐大心出逃，公子地出逃到辰，以及佗彄出逃。一年之内，两位弟弟、三位大臣出逃，宋国政治混乱可知了。至于这些人的罪过，则在他们进入叛乱之地时诛杀。】

宋国公子地出逃到陈国。

【公子地分家，因为宠爱打猎，而恼怒宋公把马送给向魋，于是鞭打向魋夺取马匹，以此抗拒宋公，难道没有罪过吗？】

冬季，齐侯、卫侯、郑国的游速在安甫会见。

【齐国已经在咸与郑国结盟，在沙与卫国结盟，现在又联合举行安甫的会见，齐国几乎又有恢复霸权的势头了。】

叔孙州仇前往齐国。

【夹谷会见之后，又前往聘问，以拜谢归还田地，离开晋国联合齐国，其迹象很明显。】

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

【把地马送给向魋，固然是宋公的过错。公子地鞭打向魋并夺取马匹，不是太过分了吗？公子地出逃而宋公不制止，或许还可以周旋，希望他日后回来。而辰却傲慢地带着佗、彄一起离开，不是更加过分吗？推究他们出逃的原因，这几个人自己不能没有罪过，何况又进入萧地叛乱呢？文定认为记载“弟”是定罪，宋公宠幸向魋而失去两个弟弟，没有亲近亲人的恩情，这也不完全正确。】

十一年

春季，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地叛乱。【“奔”字用“暨”，说明佗、彄也愿意出逃，而辰带领他们出逃；“叛”字用“及”，说明辰主导叛乱，而仲佗、石彄、公子地跟随叛乱。何氏认为“及”是急切的意思？“及平”、“及战”，说是急切于讲和、急切于战争还可以，说是急切于叛乱可以吗？叛乱即使不急切，难道就可以宽恕他们的罪过吗？李氏认为上面的“暨”字属于佗、彄，下面的“及”字属于辰，在义理上更妥当。】

夏季，四月。

秋季，宋国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地。

【乐大心托病推辞出使，遭受谗言被驱逐。他出逃并非不得已。也加入辰的党羽叛乱，为什么呢？那么乐大心也不是坚守节义的人。子明的谗言，宋公的驱逐，不能说不合乎道义。】

冬季，鲁国与郑国讲和。

【之前侵犯郑国，是接受晋国的命令。既然

译背叛晋国而不事奉，就不得不平定郑国以消除怨恨，重修友好关系了。史书用“及”字，是鲁国的记载。】

叔还到郑国主持盟会

鲁僖公十二年

译春天，薛伯定去世。

夏天，安葬薛襄公。

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攻毁郈邑。

【侯犯占据郈邑，两位卿大夫亲自率领军队都不能攻克，而侯犯因此逃奔齐国，所以攻毁三都从郈邑开始。而侯犯已经逃奔，叔孙氏正从齐国接受他，郈邑没有强臣，所以攻毁三都中只有郈邑最容易。】

卫国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楚国的祸患已经平息，晋国的霸业也衰落了，而互相侵伐，则是诸侯自己造成的混乱。】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攻毁费邑。

【攻毁三都这件事，不可看得太稀奇。如果说这是孔夫子礼教德化的结果，为什么不能教化成人，感化孟孙呢？至于说三家自己攻毁，也不对。叔孙攻毁郈邑，季孙攻毁费邑，如果说他们自己攻毁自己的城邑，想行动就行动，那么孟孙为什么不攻毁；想停止就停止，是谁呢？又何必烦劳定公亲自率领军队去攻毁呢？大概是因为当时家臣相继占据城邑叛乱，而每次都打着强化公室的旗号，这三家的城邑，恰好成为叛臣图谋自己的资本，正难以计议。而孔夫子趁机提出攻毁城邑的建议，所以三家听从了，却又受到家臣众议的阻碍，所以反而假借公室的命令，作为攻毁城邑的名义。】

秋天举行大雩祭。

冬天十月癸亥日，鲁定公与齐侯在黄地结盟。【齐公当作晋】

【夹谷、防地结盟之后，又在黄地结盟，固然有鲁国的德行，齐国归还田地也是齐国的愿望，是为了巩固与鲁国的友好关系。】

十一月丙寅初一，发生日食。

鲁定公从黄地回国。

十二月，鲁定公围攻成邑。

鲁定公从围攻成邑回来。

【孔夫子不能攻毁成邑，论者对此深感惋惜。文定于是说围攻成邑时孔子尚未独掌鲁国政权，必定要辩解说像少正卯这样的人，怀疑阻挠其间。到第二年，由大司寇代理相事，诛杀少正卯，参与国政，而女乐的馈赠，孔子于是离去，因此成邑最终没能攻毁。这种说法太迂曲了。三家苦于叛臣占据城邑，孔夫子似乎为三家出忠谋，而实际上可以逐渐削弱三家的势力，这也是在鲁国推行道义的一个方面。季孙、叔孙没有察觉，所以郈、费被攻毁；孟氏察觉了，所以成邑没能攻毁。孔夫子本来也无能为力。成邑没能攻毁，何足以损害孔夫子的道义呢？假如孔夫子长久在鲁国推行其道，用礼教教导，用德化感化，那么天下归心，何愁三家不能感化？即使郈、费都不攻毁，也不足以成为祸患。不然，圣人的治理，难道与秦始皇、李斯销毁兵器、毁坏名城的手段相同吗？至于围攻成邑，是为了表明围攻而成邑最终没能攻毁。又为了表明叔孙攻毁郈邑，郈邑就毁了；季孙、仲孙攻毁费邑，费邑就毁了。定公亲自用兵却不能攻毁成邑。】

十三年。

春天，齐侯、卫侯驻扎在垂葭。

夏天，修筑蛇渊苑囿。

【剥夺农时兴修苑囿，定公的志向荒废了。李氏认为这决不是孔夫子为相的时候。然而假如孔夫子为相而能制止他不修筑苑囿，那么也能制止他不接受女乐了。这一年孔夫子虽然尚未代理相事，但已从中都宰升任司空、司寇在朝中任职。像这样的事，势可以制止就制止，势不可以制止就暂且听任，逐渐矫正君心的错误，改变强家的习气，这也不足以成为推行道义的阻碍。等到女乐的馈赠，君臣宴乐三天不上朝，而后才知道定公的心最终不能矫正，三家的习气最终不能改变，于是离去。志向才决断。】

在比蒲举行大搜。

【《春秋》三次记载，昭公修筑鹿囿，昭公修筑郎囿，定公还觉得不够，又修筑蛇渊囿。晋楚之争已经平息，齐郑之盟已经巩固，君臣之间乐其所乐。《春秋》五次记载搜，昭公一次在红地，两次在比蒲，三次在昌间。定公更甚，连年两次在比蒲举行搜。公室外有强敌，晋国加兵，三家内有祸患，叛臣图谋自己，君臣之间忧其所忧。内政不修，而荒废于观游，志意轻慢于师武。大概没有不爱惜民力而还吝惜民命的。难怪孔夫子的道，最终不能推行啊。】

卫国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卫国两次讨伐曹国，都师出无名。如果因为曹国没有背叛晋国而讨伐它，尤其是不义。】

秋天，晋国赵鞅进入晋阳以叛乱。

【赵鞅杀害邯郸午，实在是祸乱的开端。范氏、中行氏虽然出于私怨讨伐赵鞅，但赵鞅倚仗有强邑，既不忌惮君主而杀害邯郸午，又专据私邑以抗拒范氏、中行氏，不得不称之为叛乱。】

冬天，晋国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以叛乱。【荀寅下公有及字】

【荀寅、士吉射敢于讨伐君主，罪过超过赵鞅了。《春秋》没有减轻赵鞅的罪责，而加重荀寅、士吉射的罪责，是因为他们对君主都肆无忌惮。这时诸侯在外叛乱，而晋国不能再与齐国争雄，是因为三卿内乱。晋国霸业的衰落，始于栾盈的叛乱；晋国霸业的断绝，始于赵鞅、荀寅、士吉射的叛乱。而齐国都借此削弱晋国。内部不能与大臣协调，所以外部被邻国侮辱。】

晋国赵鞅回到晋国。

【前文记载赵鞅叛罪的，是赵鞅；本文记载赵鞅归罪的，是晋定公。通观《春秋》，弑君的，除了卫州吁、齐无知之外，没有得讨的，但也没有再见复用于国的。复用于国而见于经的，只有赵盾。通观《春秋》，叛君的，除了晋栾盈、郑良霄之外，没有得讨的，但也没有再见复用于国的。复用于国而见于经的，只有赵鞅。然而赵盾用事，晋国还强；赵鞅用事，

译然而晋国逐渐衰弱。那么时势不同，赵定被强国胁迫，未能保全自身。而争夺齐国霸主地位，在黄池会盟，难道还能在几代之后保全公室吗？各位儒生常常因为赵盾再次出现在经文中，而《春秋》记载弑君，原本是为了确立法度而承受恶名。那么赵鞅再次出现在经文中，而《春秋》记载叛乱，又有其中的义理吗？

译薛国的人弑杀了他们的国君比。

【史书中称国名来记载弑君事件的有四次：薛国弑杀比，莒国弑杀庶。这两件事在《左传》中没有具体的史实可供考证，正因为无法考证，所以不能得知他们弑杀国君的真实情况。既然不能得知真实情况，那么既不能专门归罪于某一个人，也不能将罪责分散给众人。从薛、莒两国的情况来看，晋国弑杀州蒲，吴国弑杀僚，也都是因为无法得知真实情况的原因。】

鲁哀公十四年。

春季，卫国公叔戍来投奔鲁国。

卫国赵阳出逃到宋国。【《公羊传》中“卫”字作“晋”字。】

【卫灵公听信南子的谗言，驱逐了宗室重臣，连同两位大夫一起被逐。这就是为什么卫国长期不能保有世子，从而导致国家动乱的原因。】

二月辛巳日，楚国公子结、陈国公孙佗人率领军队灭掉了顿国，把顿国国君牂带回楚国。【孙氏认为“子牂”作“子抢”，《公羊传》作“抢”。】

【召陵之盟后，晋国不能再控制诸侯。诸侯国内部发生动乱，陈国又背离晋国而依附楚国，以此来帮助楚国灭掉顿国。楚国本来就恼怒顿国依附晋国，而陈国于是就不顾召陵之盟的约定，他们的罪责是相等的。】

夏季，卫国北宫结来投奔鲁国。

五月，越国在檇李打败吴国。吴国国君光去世。【《公羊传》中“檇”字作“醉”字。】

【鲁哀公五年，越国攻入吴国，到这次打败吴国并伤害吴国国君，在黄池会盟的那一年，越国又攻入吴国。《春秋》全都记载了这些事。鲁哀公元年，吴国国君在防稽打败越国，勾践战败，没有记载。文定认为防稽之战，夫差是为父亲报仇而不是报怨，所以《春秋》认为这是常事，不予记载，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吴国能够削弱楚国，又在黄池争夺霸主地位。能够削弱楚国，那么中原各国得以休养生息；在黄池争夺霸主地位，那么中原各国在消除楚国祸患后，又将有吴国的祸患。而最终导致吴国败亡的原因，是越人在其后发难。如果不记载越国攻入吴国、打败吴国，那么吴国之所以不能抵抗楚国、不能实现志向，中原各国的实际情况就不显著了。而吴国打败越国，则吴越之间的胜负与中原各国无关，不足以记载。】

鲁哀公与齐侯、卫侯在牵地会盟。【“牵”字，《公羊传》作“坚”，又作“〇”。】

【牵地的会盟，左氏认为是谋划救援范氏。卫国出逃了三位大臣，而两位大臣在鲁国，不应当同心协力去帮助范氏。宋国有五次叛乱，在萧地的内乱尚未平定，尤其不应当跟随齐国去帮助范氏。或许是齐国想趁着范氏的动乱去讨伐晋国，强迫三国来会盟，而三国不听从，所以没有看到讨伐晋国的军队。直到过了两年才跟随齐国讨伐晋国的，只有卫国。】

鲁哀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秋季，齐侯与宋公在洮地会盟。

【洮地的会盟，宋国应当与咸地的会盟救郑、沙地的会盟救卫、夹谷的会盟救鲁相同，大概到这时宋国也背离晋国而依附齐国了，李氏的说法是正确的。】

周天子派遣石尚来鲁国归还祭肉。

【记载归还祭肉，是表示讥讽。各位儒者的说法，都是正确的。】

卫国世子蒯聩出逃到宋国。

【张氏跟随二刘的说法，不相信《左传》中杀母的事情，认为是南子的谗言，而不是当时的真实记录。汪氏认为楚国商臣、蔡国般称世子弑君，不应当拘泥于蒯聩称世子而完全废弃《左传》中杀母的事情。文定认为特别记载“世子”，是为了同时彰显两人的罪责，然而同时彰显罪责也不在于特别记载“世子”。如果《春秋》想要专门归罪于蒯聩，难道有不记载“世子”的吗？不记载“世子”，就不知道蒯聩是卫国的什么人，又不像突、忽、羁、赤那样有两人牵连而记载，使得可以推求其名实。大概是根据实际情况记载“世子”，那么世子不安于国内以及导致世子不安于国内的是非之义，就可以考证而知晓了。】

卫国公孟彄出逃到郑国。

【宋国出逃了一位母弟、一位公子、三位大臣，卫国出逃了一位世叔、一位世子、三位大臣，全都记载在史册上。即使不必考证事情的真相，也可以凭空议论其中的义理。如果出逃的人都有罪而放纵他们出逃，那么两国就没有政令。如果出逃的人都没有罪而被迫出逃，那么两位国君就没有道义。如果有有罪的人，有无罪的人，那么国家没有政令而国君没有道义。国家没有政令，国君没有道义，都是动乱。】

宋公的弟弟辰从萧地来投奔鲁国。

【鲁国接纳了卫国的公叔戍，北宫结还接纳逃亡之人，这是常理。辰占据萧地叛乱，四年间两次出逃，而鲁国接纳他，就不能免于接纳叛臣的罪责了。《春秋》不曾避讳，而不加记载。】

在比蒲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邾国国君来会见鲁哀公。

【鲁哀公举行军事演习而邾国国君来会盟，这必定有向鲁哀公谋划的事情。难道邾国也知道三家贪图他们的田地，有强行夺取的意思，而来会盟以求庇护吗？看明年邾国来朝见，又来奔丧，都以勤谨的态度侍奉鲁国。等到鲁哀公去世，过了一年就攻打夺取他们的田地，那么这一年还是定公所庇护，而三家暂时顺从。】

修筑莒父和霄的城墙。

鲁哀公十五年。

春季，周历正月，邾国国君来朝见。

小老鼠吃郊祭用的牛，牛死了，改卜另一头牛。

二月辛丑日，楚灵王灭掉胡国，把胡国国君豹带回楚国。

【江国、黄国跟随齐国而楚国灭掉了它们，齐国不能救援；顿国、胡国跟随晋国而楚国灭掉了它们，晋国不能救援。小国依附中原大国有什么好处呢？然而看沈国不参加召陵之盟而晋国灭掉了它，那么顿国、胡国参加召陵之盟而楚国灭掉了它们，是应该的。晋国尚且不义，有什么罪呢？楚国所以记载“楚子灭顿”“楚子灭胡”，都是为了归罪于中原大国。】

夏季，五月辛亥日，举行郊祭。

壬申日，鲁哀公在高寝去世。

郑国罕达率领军队讨伐宋国。【《公羊传》中“罕”字作“轩”字。】

【各位儒者认为郑国讨伐宋国是因为公子地的缘故，然而《春秋》没有记载公子地出逃到郑国，那么讨伐宋国未见得是为了公子地。】

齐侯、卫侯驻扎在渠蒢。【《公羊传》中“渠蒢”作“蘧蒢”。】

【渠蒢的驻扎，左氏认为是救援宋国，李氏认为是……】

译与五氏、垂葭一同谋划进攻晋国，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如果真的是去救援宋国，那么史书就应当记载为“救”，记载“次”是为了表示讥讽，不应当仅仅记载“次”。如果是谋划救援宋国，就不应该在郑国军队已经在宋国的情况下，还拖延着去谋划。看第二年齐国、卫国攻打晋国，那么（此前）谋划攻打晋国是毫无疑问的。大概齐国、卫国畏惧攻打晋国，所以三次会师来谋划，然后趁着晋国动乱才去攻打它。

译邾国国君前来奔丧。

秋季七月壬申日，姒氏去世。

【妾的去世和安葬通常不记载，记载姒氏的去世和安葬，是因为鲁国按照礼节为她办理丧事和安葬，所以记载下来以示讥讽。按照礼节办理丧事和安葬却不称她为夫人或小君，是因为哀公是未满一年的新君，还没来得及尊奉母亲为夫人，所以不能像其他妾母那样被称为夫人或小君。这并不是说不称夫人或小君就符合礼节。啖氏认为不称夫人是正名，这是不对的。刘氏认为哀公尚未正式即位，所以不称夫人，这也是不对的。陈氏、汪氏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八月庚辰日初一，发生日食。

九月，滕国国君前来参加安葬。

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定公，因下雨未能安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得以安葬。【昃，公羊传作稷，认为没有错误说法是正确的。既然已选定丁巳日安葬，未能安葬，直到次日戊午日才安葬，不能不详细记载日期。详细记载日期并写下来，不备礼的实情就显现了。】

辛巳日安葬定姒。

【安葬应先轻后重，定姒的安葬在定公之后，这是用成礼来安葬妾母，是不合礼的。定姒的称号与襄公母亲的谥号定姒相同，先儒怀疑有一处错误，可能是生前没来得及尊为夫人，死后不应有谥号，但又不能没有称呼，所以用定公的谥号作为她的谥号，就像宋共公夫人的谥号共姬一样，然而她不是嫡夫人而谥号配享先公，又与祖姑没有区别，也不能说符合礼节。日期记载为辛巳，从八月庚辰日初一推算，九月的丁巳日，距离庚辰日三十八天，辛巳日则距离庚辰日六十二天，九月不应该有这个日期。有人拿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壬申日公朝见王所，上面不系月，认为这是十月的辛巳日，上面也不系月，然而下面明确有冬月筑漆邑的记载，不应该把冬十月的日期移到九月之后。成公十七年日食，十二月丁巳日初一，十一月不应该有壬申日，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壬申日是十月，婴齐等待君命而死，所以记载在十一月，而这里不说明原因，那么前面的说法也不可取。刘氏、陆氏认为壬申日是史文的错误，而这里也没有说法，然而不符合两个都有初一可记载的日期却都是文误的情况，所以怀疑十七年是闰十一月，这一年是闰九月，辛巳日应该在闰月，那么春秋岁终置闰就不能作为定论了。大衍历记载十七年闰六月，这一年闰三月，大衍历记载日食与春秋都相差，那么闰月的不合宜也就知道了，而也可以知道两年都有闰月。长历在十七年闰十二月，这一年不置闰，恐怕是疏忽了九月不应该有辛巳日。】

冬月，在漆邑筑城。

春秋宗朱辨义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宗朱辨义卷十二

高淳张自超撰

哀公

元年

春季周历正月，公即位。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攻蔡国。

【柏举之战，到这时过了十三年才开始报复。蔡国也看到楚国积弱难以振兴了。虽然迟至十三年最终报复，蔡国也看到楚国蓄积的愤恨没有消除。楚国灭了顿国、灭了胡国，然后才轮到蔡国，是看大小强弱的形势。蔡国既然仇视楚国，看到楚国灭了顿国、胡国，形势将依次波及自己，这一定有防备楚国的先谋，所以虽然围攻它却不能攻入。陈国在召陵防守随即依附楚国，随国接纳楚子的出奔，许国被郑国所灭而被楚国所存。依附楚国的三国，既看到楚国重新得到诸侯而势力逐渐强大，蔡国能定谋以抗拒楚国，也看到蔡国不再屈服于楚国。文定认为称爵是赞许楚国能复仇。楚国灭了蔡国而断绝其祭祀，说柏举之战是赞许蔡国能复仇则可以，却反而赞许楚国能复仇吗？如果以称爵为赞许，那么陈国灭国断祀的仇敌，反而帮助楚国围攻蔡国，为什么也称爵呢？】

鼷鼠吃了郊祭的牛，改卜牛。【郊牛下谷梁传有角字】

夏季四月辛巳日，举行郊祭。

【四月，是周历的孟夏，夏历的仲春。鲁国郊祭以祈求谷物，正是农事方兴之时。先儒认为记载四月、五月是过时，而讥讽其怠慢，未必如此。看四次记载卜郊，都在四月，那么鲁国实际上以四月郊卜，如果从则于四月，不从则卜五月，所以有四卜、五卜的不同。四卜、五卜不从则不郊，从则五月郊定。十五年记载五月郊，这一年记载四月郊，应当是因为鼷鼠吃牛的变故而记载，不是讥讽过时。】

秋季，齐侯、卫侯讨伐晋国。

【左传认为讨伐晋国是救范氏，而诸儒因袭之。然而齐、卫驻扎五氏，驻扎垂葭，以谋划讨伐晋国，都在范氏未叛之前。去年驻扎渠蒢，而后讨伐晋国的谋划决定，那么齐、卫的讨伐晋国，或是构陷范氏为内助，而不是为救范氏兴师。陈氏据左传，以驻扎五氏为讨伐夷仪，驻扎垂葭为讨伐河内，都不记载讨伐，是不忍心记载，必至于是而后记载。如果真的成师以讨伐夷仪、讨伐河内，《春秋》有什么不忍心而不记载呢？如果认为怜悯诸夏无霸主，所以不忍心记载，然而如戎讨伐凡伯，王师败绩于茅，戎、戎狄无王，都忽视记载而不忍心于诸侯无霸主吗？又如文元年卫侯讨伐晋国，襄二十三年齐侯讨伐卫国，遂讨伐晋国，都对晋国的霸权无损，晋国如果能称霸，何患于齐、卫的讨伐，而《春秋》有所不忍心呢？】